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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Ashish Vaswani & .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本篇论文为GPT运行原理的基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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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5-7

    第五章　资本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分别研究促使经济增长需要多少资本、储蓄的主要来源和投资过程。

    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经济的增长与人均资本的增加是有联系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与其它许多问题，如与激发人们努力的制度、重视经济效率的态度和日益增加的技术知识等也是有联系的。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条件，只有资本而不同时为资本的使用提供富有成效的基础，那么资本就会被浪费。在本章的以下各节中，我们认为已经谈过的关于这些其它事情的所有情况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能够集中研究在使用资本的条件适当的时候资本的成效问题。
    资本的成效有多大？由于缺乏有记载的证据，这个问题极难回答。对于过去几十年资本和收入的增加情况，我们只有一些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推测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仅仅是关于几个先进工业国的。实际上，我们关于收入和资本的数量关系的全部知识，都是从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和科林·克拉克博士的开拓性工作中获得的，本节中的以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写成的。

    对资本和收入增长的价值的估计数字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在工业国家里，当把资本密集工业和资本稀疏工业计算在一起时，资本价值和产值的比率在边际上看来是相当稳定的；第二，如果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里，国外资产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和收入里，那么这种边际比率达到3比1到4比1。这种结果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示，例如可以说，投资100英镑，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25英镑到33英镑；或者说国民收入累积每年提高3％，年度净投资额就占国民收入的9—12％。工业国确实往往将它们10—15％扣除折旧以后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它们的收入也确实往往每年增加3—4％。

    从数学上说，现有股本与收入的比率（即不同于边际比率的平均比率）仅仅是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平均投资期限和收入增长率的函数。因此，如果总收入是常数，每年将12％的总收入用于对结构的投资，投资期限为50年，将8％的总收入用于对设备的投资，投资期限为10年，这样50年以后，平均资本一收入比率为3：4。（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结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6倍，设备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8倍；假设资本平均消耗一半，那么它的平均值为国民收入的3．4倍）。如果所持股票比如说增加0．5，那么这个比率就达到3．9。改变收入增长率并不会产生如人们可能期望的那么大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并且其它假设不变，那么包括股票在内的资本—收入比率就会下降到只有3．0（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早先的资本到现在己消耗一半以上，比后来的资本少得多，由于累积的增长，后来的资本消耗不到一半。）鉴于资本的平均期限，资本—收入比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年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所以，一些国家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差不多一样多的钱进行投资，它们的资本—收入比率差不多也是一样的，这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发达国家现有资本与年收入的比率

    要低得多（接近于1比1），因为它们的积累率低得多。然而

    我们不知道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在工业国和欠发达国家的比

    较结果（此处以人均资本作为发展指数）。人们有许多理由不

    指望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相同的。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

    民收入即使是相同的，也不可能使国民收入达到同样的增长

    率，资本的平均期限可能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深信，在欠发

    达国家，边际资本—收入比率较高，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

    是由于他们认为，产生资本的工业的效率较低，资本浪费较

    大，技术知识增长较慢，这些都是使资本的产值不是那么高

    的因素。其他人则预料这些国家的比率较低，他们的依据是

    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人口增长较快，农业、工业和公用事业

    等经济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比较鼓励采用资本主义

    特征比较少的生产方法。对以上各点中的每一点都可以发表

    一点意见。

    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生产消费品的效率比生产生产资料的效率高。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与收入相比，这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资本的形成分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建筑及建设工作和设备制造。至于造价，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与消费品的成本相比是否比较高。下面这种证据肯定是有的，那就是如果建

    筑业任务过重，那么造价就会急剧上升，因为在建筑业里，如

    果对工业不进行适当的计划或监督，那么工作是很容易发生

    混乱的，但是欠发达国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发达国家也同

    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关于机械，证据就比较多；例如有相

    当明确的证据表明，在30年代，与美国相比，苏联在机械生

    产方面无论如何处于相对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建设

    必须在国内进行，但是机械是可以进口的，这样就可以避免

    国内生产比较不利的地位。总之，似乎有理由预料，在欠发

    达国家里，与收入相比，资本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也许高

    得不多。

    第二，由于资本浪费较大，预料资本—收入比率较高。对

    于这一点，不可能有很多的怀疑。欠发达国家搬运生产资料

    不像比较发达的国家那样谨慎，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现象

    是存在的。工人不那么熟练，使用工具不那么小心；汽车司

    机和火车司机开车时损坏车辆；公路、建筑物和其它设备不

    是维护得那么仔细。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折旧率要高得多。据

    认为，还存在这样一种浪费现象，那就是由于不大了解可能

    性，投资不适当的情况比较多。欠发达国家对土壤、雨量和

    矿物等资源的规划工作做得不那么好，对国内外的潜在市场

    不那么了解。因此它们犯了大错误，取得经验是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的（企图在坦噶尼喀种植可食块茎这个典型例子，仅

    仅是数以千计类似情况中宣传得最多的一个例子，它涉及私

    人企业家的程度甚至超过涉及政府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往往因循守旧，结果对有些活动投资过多，对其它活动投资不足，这也造成了浪费。这些浪费确实是相对的，因为浪费资本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例如，如果说它们的物质损耗率较低的话，那么它们的报废率往往是比较高的。即使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经验最少的国家浪费比较大，看来有这种看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可以说，在欠发达国家，资本产生的利润较少，因为资本使用得有成效，取决于技术的不断提高，而在欠发达国家，知识是提高得比较慢的。这个论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的一种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往往是由于知识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的，即使不再增加资本，收入也会增加。而在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较慢，对收入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较小。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说，资本往往用于引进新技术，所以凡是技术发展缓慢的地方，资本产生的利润是比

    较少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技术落后，才有

    可能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因此如果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

    并且同时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作一些必要的开支，那么它们取

    得的增长率可能会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快得多。许多思想家认

    为，由于这个原因，提高起点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提

    高水平已经很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容易得多，他们引用

    苏联和日本比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来证明他们的说法。

    同样，关于资源的论点也没有使人得出可以论证的结论。

    正如当资本用于引进比现有技术优越得多的新技术时产生的

    利润特别多一样，资本用于开发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产生的

    利润也比仅仅用于改善对已有自然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利润要多。因此，人们有时争辩说，欠发达国家能够比比较发达的国家更有成效地使用资本。然而情况未必是这样。首先，欠

    发达国家的资源未必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亚

    洲和非洲尚未表明它们的土壤、燃料或其它矿藏特别丰富，人

    们并不清楚的是，在亚洲或非洲的投资是否会比增加对北美

    洲已经探明的资源的投资使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因此，我

    们决不能使用像洲这样的大类别，相反，必须谈有限地区的

    具体项目。在不发达世界的某些地区，丰富的资源仍然有待

    开发，而在其它地区，资本的作用将主要限于使得有可能使

    用较好的技术。其次，资本甚至可能与已经投了资的企业有

    密切的关系。任何新企业的生产率，都必须依靠利用许多其

    它企业的服务（公用事业、工程服务、原料供应商等）。所以

    在许多情况下，在已经投了许多资的地方进行新的投资，比

    在尚未开发的地方投资来得经济。因此，发达国家比欠发达

    国家有利，欠发达国家资本效益较高的自然倾向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如果差别主要是已经投了多少资的问题，那么欠

    发达国家的不利地位就会随着它们自己的投资的加速而减

    少。遗憾的是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知道得太少了，或者

    对增加或减少资本收益的重要性知道得太少了，无法信心十

    足地对这些题目作概括性的论述。

    第四，我们应当按照“报酬递减律”预料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的资本—收入比率，比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的资本—收入率来得高。“报酬递减律”就是，使用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减少，资本产生的效益可能提高。在这里，人们同样决不能设想，所有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增长得很快；例如，现在北美洲的人口比亚洲的人口增长得快得多。另一方面，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例如在法国，那么修建住房就不需要那么多资金，因而资本—收入比率高，这也许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在讨论以不同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为依据的论点时可以稍微增加一点信心。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本—收入比率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公用事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大得多；即使在先进的工业国，公用事业的比率也比制造业高四五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个比率似乎还要高，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部门具有的很大的规模经济使得这个比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在公用事业部门投资不仅可以使那个部门提高生产率，而且还可以使其余经济

    部门也提高生产率；所以对整个经济的实际结果可能是资本

    一收入比率低。农业和制造业对资本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在

    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农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高，但是在欠

    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农业的这个比率

    看来比制造业低，不过手工业不算在内。现在，当我们考虑

    到不同部门的不同比率，以及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比较不发

    达国家里各部门以非常不同的比率结合在一起这个事实时，

    我们应当预料到整个经济会有非常不同的比率。在欠发达国

    家，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的地位重要得

    多。在生产率水平低的国家，需要有60—70％工作有报酬的

    人口从事农业才能养活人民，而在发达国家，为了同样目的

    只需12—15％的人就够了。（但是所有这些比较都要遇到人

    口分类工作中固有的困难，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三）中已

    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低水平上，农业也不是一个资本密集的部门（不考虑土地）。在水利方面可能需要大量开支来进行排水、土地开垦、灌溉或防洪。那些人口稀少的欠发达国家使

    用机械来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也可能得到好处，但是对于人口

    稠密的国家来说，进行机械化耕作好处不大，因为普遍使用

    机械会增加失业人数，这种害处比提高产量的好处要大得多

    （见第三章第三节（四））。除了在保持水的方面投资以外，欠

    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更多地依靠新技术（肥料、种籽、农

    药、轮作等），而不是依靠资本。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密

    集的程度要高得多，在适合发展家庭手工业的地方发展家庭

    手工业并不需要巨额资本，这是事实，但是发展工厂也是不

    能避免的，而且同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农业比较起来，资本

    是非常密集的。由于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规模是如此之大

    （从就业人数来说为6：1到10：1），又由于农业的发展依赖

    于每年用于农业推广和农业研究的开支的程度大大超过依靠

    资本的程度，得出以下结论似乎是合理的，那就是虽然资本

    比工业国增加得少，也能使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另一方

    面，欠发达国家在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港口、铁路、公路、

    电力、学校等）方面必须支出数额很大的开支，如果按这一

    数额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说，也许比工业国还要高。所以

    总起来说，资本—收入比率由于受不同部门的相对重要性的

    影响也许没有多大差别。

    最后，我们谈谈由于资本相对短缺所造成的差别。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节约地使用资本是经济的。因此，如果有可能使用一个投资大而日常费用低的方法，或者选择最初投资额较低而年度费用较高的方法，那么后一种方法往往是比较合适的。建造20年比建造50年好：采取使用手工劳动而不是使用机械的方法比较好：一般说，节省资本比节省劳动力好。自然必须把所有这些看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提出的论点并不是主张根本不应当使用资本，而是由于资本

    比较为发达的国家少，所以应当更加节约资本。这个论点适

    用于所有欠发达国家，但是尤其适用于那些剩余劳动力比物

    质资源多的国家，因为目前的产量用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达

    到，而不必增加资本或改进技术。中东和南亚的某些国家就

    是这种情况，例如印度，据认为，在印度可耕地上从事农业

    生产的人口，在目前设备和技术条件下，比耕作这些土地所

    需的人数大约多四分之一。在这种国家，用资本代替劳动力

    是一种浪费，在农业、制造活动、建筑或其它活动中，机械

    的使用应当限于这样一些情况，即在仅仅使用更多的劳动力

    增加不了产量的地方使用机器。这种论点的必然结论是，我

    们可以预料，欠发达国家增加收入所需的资本数额比比较发

    达的国家少。

    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说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边际

    资本—收入比率应当有所不同的五六条理由。这种分析的结

    果是，我们不知道任何不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

    多少，而只能随便猜测它是否可能比美利坚合众国高或低。尽

    管如此，如果我们由于缺乏任何更好的比率而使用以往为工

    业国找到的比率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欠发达国家收入增

    长得如此缓慢的原因。据估计，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年

    将大约4％或5％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将这种数字与工业国

    的投资数字作比较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估计数字不是那么有把握。例如，我们不知道自给农民在他们的田地上开垦新土地、排水或土壤保持、改善房舍等方面为他们自己积累了多少资本。所以，可以想象，对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估计得低了。可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数字，那么每年4％或5％的净投资额可能使国民收入仅仅提高大约1.25％，这是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或者甚至不到1.25％，如果对建房的投资在不大的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生产投资所占的比重比较小的话，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所以目前的投资至多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再腾不出任何资金来提高生活水平了。如果印度要将它的生活水平每年提高1％，那么它就必须将它的投资率提高将近1倍。印度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扩大。要使这个差距不再扩大，印度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与美国的生活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提高，比如说每年大约提高1.5-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印度的净投资额必须从目前占国民收入4％或5％的水平，提高到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12％。

    这反过来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降低资本效益的情况下，可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加速资本形成。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迅速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意思。遗憾的是，使我们能够说明在任何具体情况下过渡时期要持续多久，或者说在过渡时期资本的生产率受到多大影响的数字并不存在。我们已在日本、德国、北罗得西亚和苏联等国看到了一些非常迅速的过渡（例如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但是我们不能说变化的速度是否降低了这种努力的生产率。尽管如此，人们预先还是可以说，一个国家能够富有成效地加速它的资本形成的速度是有限制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限制（假使财政状况好，有适当的自然资源和合适的制度）是缺乏技术和公用事业不足。

    缺乏技术不仅妨碍人们富有成效地使用资本，而且可能

    使他们根本无法使用资本。正如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的，资

    本形成有一半以上是由建筑工程构成的。因此，资本的扩大

    取决于建筑业扩大的速度。如果没有木工、石工、电工和工

    程师来从事必要的建筑工作，不论工程是公路、桥梁、水坝、

    工厂、电站、房屋还是其他的建筑物，那么计划就无法执行。

    所以加速资本形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速度这个问题首先取决

    于扩大建筑业可以达到什么速度的问题。另一个限制是公用

    事业不足，因为新企业需要通讯、码头设施、供水、电力和

    其它这样的服务。可是要扩大公用事业（假如财政状况良

    好）又涉及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问题，这与扩大建筑业的速

    度是同一个问题。所以限制吸收资本速度的最重要障碍是缺

    乏技术。

    现在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或者可以进行培训。在北罗

    得西亚，技术是按需要引进的，所以资本形成迅速扩大，没

    有具体限制。在别的地方，提高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

    培训，虽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仅仅为了做培训工作而聘请

    外国技术熟练人员也会使资本形成容易得多。训练建筑工人

    和监工的工作在任何训练计划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当然许多

    其它技能也是需要的，其中包括那些要在投资以后使用资本的人的技能。发展计划造成的许多挫折是由于在这种计划中未把训练放在主要地位。虽然与国民收入相比，发展计划几

    乎都是不大的，但是执行起来几乎总是落后的，因为执行过

    程中存在着实际困难。如果与此相反执行庞大的训练计划，比

    如像苏联那样，或者像爆发战争时军队迅速扩大那样，那么

    缺乏技能看来没有理由成为10年内资本形成速度提高1倍

    的障碍。如果提供训练设施，如果还谨慎地从外国聘请有经

    验的监工，那么建筑业在10年内就可以翻一番。一开始生产

    率自然是低的；但在另一方面，新就业的工人的生产率也总

    是低的，无论发展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下面我们研究资本构成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资本形成净值与总值的比率，使用资本的工业部门和资本的组成。

    关于投资总额与投资净额的比率，我们知之甚少。即使在工业国家的经济中，这种分法在理论上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实际上使用的数字仅仅是一些根据情况进行的推测，和资本一收入比率一样，这些推测是以对过去的投资和资本的平均使用期限的估计数字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通常的估计是，在工业国，更换过时的或者耗损的资本大约需要5-10％的国民生产总值。例如在美国，在直到发生大衰退的漫长的几十年中，投资净额平均约为13％，更新资本约为7％，

    使投资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就美国的情况来说，

    据认为，有证据证明，与投资净额相比，更新开支有增长的

    趋势。这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公

    用事业需要许多新的资本，而在以后各个阶段，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它们所需的资本用于维修开支部分增加，用于新建项目的部分减少。我们对此不能太自信，因为技术在不断

    发展，使得一些公用事业过时了，并且要求在其它公用事业

    上增加巨额开支，此外，我们期望的服务标准也在不断提高。

    不能把现有的数字看成是最后的，因为这些概念不够确切，或

    者说这些数字不够精确。目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很大一部

    分经济活动仅仅是为了使股本保持完整才进行的。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更新资本所需的那一部分国民

    收入少得多，因为与收入相比，它们的资本的股本少得多。在

    工业国，可以用于再生产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多两倍以上，

    而在最贫穷的国家，不包括土地的资本的股本比国民收入少，

    或者不比国民收入多多少。因此，折旧费只占国民收入的2％

    或3％，而在最富裕的国家，则占7—10％。随着投资净额的

    增加，资本的股本和折旧费比率都迅速提高。

    下面我们谈谈经济各部门投资的分配。我们只有先进工业国的数据，在这些国家里，投资总额约占国民总产值的20％左右。这些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考虑一下“典型的”方案，那么固定投资总额（即不包括股本）可以作如下分配：
    住房约25％
    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约35％
    制造业和农业约30％
    其它商业　　约10％　　
    100％
    这些数字是长期的平均数，逐年有明显的波动，目前我们无需去研究它。

    关于这些数字，要说的话是很多的。先说住房。人们发

    现下面这种情况通常是感到很吃惊的，那就是仅仅为了向全

    体居民提供住房，就需要从投资总额中拨出很大一部分钱，但

    是实际上，这无论如何是工业国的特点。这个比例是随着人

    口增长率的不同而不同的。在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过程

    仍在进行的国家里，这个比例大概也是特别高的，因为这需

    要城市迅速扩大。这些大概就是英国的这个比例接近20％，

    美国接近30％的原因。在住房方面需要支出巨额款项的事实

    很容易被忽视。苏联在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似乎忽视了这

    一点。如果随着发展工作的进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将要迁入

    的城市想不重复大多数工业革命最严重的弱点之一的话，那

    么这些国家（在住房方面所需的投资大概要超过投资总额的

    25％。

    这些数字也说明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公路、码头、运

    输、水、电力、学校、医院、政府建筑物）是十分重要的。即

    使在工业国家里，这一项所消耗的资金始终比用于制造活动

    的资金还要多。我们很想知道关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个比

    例如何变化的更多的情况，但是现有的数字不允许我们满怀

    信心地作出判断。有理由认为，在发展的头几十年中，这个

    比例是特别高的，以后逐渐下降。这是因为在发展的最初阶

    段，需要建立公用事业的基础，虽然也有必要花一些钱来维

    持、改善和扩大基础设施，但是以后这些开支比较起来可能

    不会像最初阶段那样多。这一看法与我们前面用以说明据认

    为同投资总额相比投资净额下降的趋势的看法是一样的。我们一会儿在说明与设备开支相比投资总额内建筑开支下降的

    趋势时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再往后，作为某些经济学家提出

    的理由之一，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这些经济学家预料，很

    发达的国家在它们积蓄的资金“成熟”时，要为这些资金寻

    找足够的出路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的重要性的另一个有趣的必然结果

    是与私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的重要性。在那些政府将公用

    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经营的国家里，政府的投资只占投资总额

    的一小部分——10％以下。然而，当公用事业收归国有时，这

    个比例就急剧上升，如果政府负责住房开支的话，它还会上

    升得更猛，更不要说对采矿业和制造业的投资了。许多欠发

    达国家决心将这些投资的责任接过来，结果发现所涉及的款

    项意味着政府开支大增，超过了它们的财力。

    制造业和农业之间投资如何分配，这取决于这两项活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在英国，农业在投资总额中只占5％，但是它只雇佣5％的人。在美国，投资的比例看来接近于8—10％。在每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制造业比农业发展得快，因为人们富裕了，他们购买制成品的数量比他们的食品消耗量增加得快。因此，必定会出现一种对制造业投资比例上升，对农业投资比例下降的趋势。此外，相对

    比例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其人口的比例，因为这反

    过来决定它是否人口过剩，是否必须出口制成品以换取粮食，

    或者靠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制成品能否繁荣。在日本或印度

    等人口过剩的国家，人们期望发展计划包括对制造业的比较

    大的投资，因为没有其它办法能使所有的人都就业，或者为进口粮食付款。而在缅甸或泰国等拥有充裕肥沃土地的国家，

    人们则期望那种提高人均农业产量的投资占优势。

    最后，我们谈谈建筑、设备和增加股本之间资本形成的

    分配问题。我们先谈谈股本，因为这一项常常受到忽视。在

    任何时候，现有股本都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因此，

    如果国民收入一年增加3％，那么股本需要增加的数额约为

    国民收入的1—1．5％，这可能相当于投资净额的12％。在

    制订发展计划时，这个大项的必要性常常遭到忽视，结果是

    原料和消费品的短缺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因而妨碍了产出的

    增加。

    建筑和设备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大

    小，取决于国家在公路、铁路、房屋和公用事业等方面已经

    具备的条件如何。在1951年，建筑所占的份额英国为48％，

    美国为56％，黄金海岸为59％，尼日利亚为61％。我们掌握

    的关于美国的数字可以追溯到1870年，它们已显示出同样的

    趋势：建筑业已从最初的大约三分之二的水平不断下降。英

    国的这个比例之所以异常低，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故意

    限制对公用事业的投资作为反通货膨胀的一种措施。在公路

    方面开支非常少，这就非常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1952年，英

    国的政府投资（不包括公营公司和公用事业）只占固定投资

    总额的9％，而美国为16％。

    建筑业的极大重要性并不是得到人们普遍理解的；许多

    人主要是从安装机器的角度来考虑资本形成的，而实际上它

    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这种或那种建筑结构组成的。在资本形

    成中，土木工程是主要行业，机械工程则比它落后一段距离。

    这种情况会产生一些必然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已经提

    出的论点，即阻碍迅速加快投资的真正的障碍是建筑业自我

    扩充的能力。另一个必然结果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最

    需要资本的是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眼下它们是不直接对外

    国私人投资者开放的；所以外国私人投资对欠发达国家的资

    本需求关系不大。但是我们将在第二节（三）中再回过来谈

    这一点。

    为了表明下面这一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够多的了，那就是本节中出现的任何数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推测性的，不存在应当期望某个国家遵循的典型的投资模式。尽管如此，即使考虑到各国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的重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是可以解释的，这些数字也清楚地显示了某些典型的误解，仅仅由于这一点，它们也是有价值的。例如，它们表明了建筑业在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股本的重要性，以及住房的重要性，由于忽视了这一点，许多发展计划失败了。在每一个国家，如果人们想制订投资计划，那就必须详细调查资源和潜力，这项工作是代替不了的；但是考察一下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也是有益的，即使只是弄清楚某个重要项目没有遭到忽视也是好的。

    第二节　储蓄

    （一）储蓄的必要性

    我们在前一节中确立的看法是，投资对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由此，我们在被动的意义上可以说。储蓄是经济增长

    所必须的，因为要投资就必须进行储蓄。尽管如此，人们仍

    然要问，投资过程是否会自动创造所需的一切储蓄。因此我

    们不必为储蓄的数额担心，而集中力量进行投资。我们还可

    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储蓄是否可能因破坏商品需求而

    抑制投资，所以鼓励人们花钱比鼓励人们储蓄要好。这些问

    题已经提出很久了，我们在详细分析储蓄的来源之前必须先

    谈谈这些问题。

    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人们只能消费现有的那么多消费品。

    由于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生产的消费品和投资货物，又由于他

    们只能购买消费品，所以他们必须把自己的收入中相当于已

    经生产的投资货物的价值的那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的储蓄额始终与投资额一样多。然而，他们这

    样储蓄的数额，可能并不等于他们在那个收入水平上愿意储

    蓄的数额。如果他们希望多储蓄一些，他们就要减少消费品

    的开支；如果他们希望少储蓄一些，他们就将增加消费品的

    开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开支不会与消费品所产生

    的价值完全一致。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

    数额，那么生产消费品的厂商就要亏本，因为他们作为成本

    付出的那部分收入就不会作为销售额回到他们那儿来了；如

    果人们希望自己的储蓄数额少于投资的数额，那么这些厂商

    就会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无论哪一种不平衡现象都会引起

    进行调整的运动。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储蓄的数额超过投资的

    数额，那么亏本的厂商就会减少支出，收入和就业人数就会

    减少。如果反过来投资超过储蓄，厂商就会增加支出，因而收入增加。如果存在着可以吸收的闲散劳动力、土地和资本

    等资源，那么收入的这种增加也将反映在实际产出和就业人

    数的增加上。但是如果扩大产出所需的某些资源或所有资源

    都短缺，那么收入的增加将仅仅表现为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

    涨。

    因此，这就是对储蓄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它确有关系。鉴于投资水平，如果人们的储蓄愿望过于强烈，物价就会下跌，如果他们的储蓄愿望不够强烈，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产出增加，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要么价格上涨。鉴于投资水平，人们同样有可能希望储蓄过多或过少。

    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思想中，没有产生这些问题，因

    为人们不习惯于将投资水平看作是一种可以独立于储蓄水平

    的东西。按照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企业家将他们自己的

    或借来的储蓄进行投资。他们不能将并不存在的储蓄用于投

    资，一切储蓄金都自动地用于投资。因此，储蓄永远等于投

    资，投资的水平决定于储蓄的水平。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希望增加投资，他们就能集中心思改进刺激储蓄的办法。然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既认识到储蓄金不一定总是用于投

    资的（有些储蓄可能贮藏起来了），也认识到某些投资可能超

    过当前的储蓄额（人们可能将贮藏的钱拿出来或筹集额外资

    金用于投资）。因此，我们对决定储蓄的力量和决定投资的力

    量单独进行分析，并认识到任何时候都十分可能存在对当时

    的投资水平来说储蓄过多或过少的现象。

    此外，当我们研究决定投资的力量时，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而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即储蓄额的增加可能抑制投资，而

    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自动导致投资的增加。这种理论是

    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资本与其消耗量之间的比率是固

    定的，因为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比消耗

    增长的速度快，资本消耗的增长率的下降不一定会制止资本

    的增长率。资本与消耗的比率是固定的吗？不一定是固定的。

    首先，生产消费品的工序的资本密集度可能比较高也可能比

    较低，作何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比其它资源便宜多

    少——也就是说取决于利率的水平。现在，进一步履行节约

    似乎会使利率下降，如果利率已经是很低了，那么下降的幅

    度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利率很高，那么下降幅度就会很大。因

    此，进一步履行节约可能会鼓励生产者使用资本密集度比较

    高的工序，所以可能为生产消费品而刺激资本的生产，哪怕

    消费品的需求量增长的比较慢也罢。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

    性；限制消费量的增长朝一个方向拉，利率下降则朝另一个

    方向拉，所以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净效果，我们没有把握。也

    许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问及消耗是什么意思时会出现什么

    样的情况。正如我们在前一节中所看到的，即使在富裕的工

    业社会中，固定投资总额中也只有大约30％的资金用于制造

    业和农业，因此与商店中的这些东西的消耗直接有关。大约

    60％被房屋、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吸收了，这些东西的需求

    量——或者无论如何是这些东西的投资需求量——与消费者

    目前在商店里的花钱水平并不是非常密切地相适应的，因为

    这些是期限很长的投资，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同所预期的需求量也是同样适应的。这些投资的资本密集度也是非常高的，资本—收入比率比制造业和农业的资本—收入比率高四五倍；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对利率的变动特别敏感。因此，进一步履行节约会减少对制造业的投资，同时对住房、公用事业和公共工程超比例增加投资，这看来是十分可能的。从理论上说，增加储蓄有可能抑制投资，但是增加储蓄同样有可能促进投资。

    那些资本已经非常充裕因而投资动力微弱的国家，必须

    考虑储蓄水平过高的可能性，否则可能遇到长期缺乏投资机

    会的危险。是否存在任何这样的国家，这是可以争论的，因

    为甚至连最富裕的国家也在不断提高它们所期望的住房、通

    信、医院等的标准，并在发明新的消费品和新的生产方法，这

    些都需要新的资本。我们将在下面（本章第三节（四））讨论

    这些国家的问题。在欠发达的国家里，不存在这种危险。这

    些国家的情况正好相反，私人如能筹到资金，他们很愿意投

    资，此外，政府需要对公路、供水、抗洪、灌溉、电力、工

    厂、学校、房屋、医院等许多工程进行投资。对这种投资起

    限制作用的并不是没有需求，而仅仅是缺少储蓄来为这种投

    资提供资金。在这些国家中，将比如说占国民净收入12％的

    富有成果的政府投资计划保持几十年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只

    愿意储蓄4％或5％。因此，如果筹措资金来弥补储蓄和投资

    之间的差额，那么得到资金的人就会在消费者市场花钱过多，

    因而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比较自愿

    地进行储蓄，那就可能增加投资而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不管

    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情况如何，妨碍到欠发达国家进行数额比较大的投资的因素是，目前人们太不愿意储蓄了。

    现在，有些人认为，在这些国家，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进行投资是极其必要的，即使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也要投资。因此，必须继续进行分析，看一看如果在超过自愿储蓄的水平的情况下进行投资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般说来，答案是货币收入将不断增加，直到它达到储蓄与投资相等的水平时为止。进行分析的目的是要发现这种平衡是如何达到的，需要多长时间，其间价格和产出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谈谈产出。我们必须将产出立即发生的情况同在适

    当的时候这个过程创造的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产生效果时产出

    发生的情况区别开来。新的资本货物创造的产出是一样的，不

    论它们的资金来源于储蓄还是来源于新筹集的资金。它对价

    格的影响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它使价格下降。在这方面，对

    于目的在于创造有用的资本货物的通货膨胀与其它通货膨胀

    要作重要的区别。当通货膨胀的目的是为了把货物腾出来用

    于毁灭目的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把通货膨胀与战争联

    系起来。这种通货膨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不断增加的

    货币供应量可能会面临不断减少的货物供应量。与此相反，创

    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它们迟早会造成市

    场货物供应量增加。产出有多快和多大，这取决于以这种方

    式集资的企业的性质。如果一项建校计划用这种方式筹资，那

    么价格将长期上涨，当表现在离校学生人数增加的效果开始

    显示出来时，价格可能不会下跌很多。但是如果新的资金在

    乡村用于保护水源，实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成、花钱很少而水浇地的产量可以翻一番的计划，那么价格将上涨

    很少，并将很快下降，下降的幅度会比上涨大得多。

    记住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创造有用资本的通货膨胀

    最后会自行消失。尽管如此，分析一下在新资本产生效果之

    前的过渡时期所发生的情况也是重要的。在过渡时期产出发

    生什么情况，因此也就是价格发生什么情况取决于经济是否

    有闲散资金，这种资金很容易地被吸收来用于增加产出。在

    工业国，在发生衰退期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投资增

    加时，因此有了工作做的人们用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购买消费

    品，这就鼓励生产消费品的厂商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从而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这种螺旋形上升继续下去。可是

    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它们没有那种许多有用的设

    备闲着无用的工厂——或者就是有，为数也不多，甚至连最

    小的需求压力也会很快使产出达到极限。在其中有些国家

    ——尤其是在非洲——失业的人也很少，这种失业者是指如

    果以目前的工资向其提供就业机会马上就能工作的人。其它

    一些国家——尤其在亚洲——则人口过剩，特别是在农村，但

    是没有与人口相应的设备。如果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那

    就会使农业和手工业的产量略有提高，但是很快这些行业的

    生产能力就会达到极限，进一步增加货币收入只会起到使物

    价上涨而不是使消费品产量增加的作用。

    尽管如此，即使在由于缺乏生产粮食的土地或者生产制成品的机器而使消费品的产量无法提高的经济中，仍然有可能利用剩余劳动力来生产某些形式的资本，而不需将土地或设备从其它用途中抽回来。我们已经看到，大约50—60％的固定资本形成出现在建筑业中。现在有许多种建筑可以用手工进行，实际上不使用稀有的设备——从建造金字塔到19世纪中叶修建铁路大隧道的人类各项成就就是见证。剩余劳动

    力可以用来修筑道路，修建灌溉沟渠、蓄水池、房屋和其它

    许多种类的工程，无需减少任何其它东西的产量。其中有些

    工程，尤其是那些与农田用水或开垦土地有关的工程很快就

    能产生丰硕的成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剩余劳动力

    的国家比没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优越，因为后一类国家不从

    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抽回劳动力就不能增加它们的资本形成，

    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则可以增加资本形成而不必在其它货

    物方面付出代价。

    妨碍使用这种剩余劳动力的一个因素并不是缺乏固定资

    本，而是缺乏流动资本。如果向雇来挖灌溉渠道的工人支付

    工资，工人们将把他们的工资拿到市场上去花掉。货币需求

    量将源源不断地增加，而消费品的产量不会相应地增加。因

    此，价格往往会上涨。这种情况，加上需求量的增加，也会

    刺激消费品的进口，这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用

    严格控制进出口的办法来防止这些影响，其结果只会使国内

    流通的货币数量增加，从而增加对国内价格的压力。

    这种价格上涨的前因后果是消费品从经济的其余部分转向新就业工人的再分配。这些新就业的工人原先以某种方式勉强餬口，也许是靠亲戚的接济过日子。现在他们境况好转了（否则他们大概不愿就业了），因此，别人的境况必定更差了，因为消费品的产量没有增加。所以价格的上涨仅仅代替了纳税，因为如果政府向整个社会征税，并用这些收入来支付开挖灌溉渠道的工人的工资，那么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虽然价格没有上涨。是让通货膨胀还是征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抉择。如果政府认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集资造成的政治困难少于征收同样数额的税所造成的政治困难，它们就用通货膨胀的办法。

    在通货不膨胀或者不征税的情况下完成基建工程的另一种办法是，说服人们为这些工程工作而不取报酬。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章第1节（一）），如果上述工程完全是对当地有利的，如果它们可能对村子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好处，那么这种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对这种活动，政府也是要花钱的。首先，它必须设立一个行政机构，以便在村子里为这种活动作宣传，组织村民们讨论和规划他们要做的事情，对活动的实施进行监督，一般说还要同受这些活动影响的所有其它政

    府部门进行联络（企图组织“社区发展”而没有专人来做这

    项工作是决不会有多大作为的）。其次，政府一般必须提供在

    当地不易得到的原料，还要支付帮助工作的熟练工人或其它

    技术人员的工资。人们已经发现，政府必须为以这种方法完

    成的工程提供30—50％的费用，其余50—70％无偿劳动的价

    值。这种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不但是因为这种投资将提高产

    量，或者采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征税。它们之所

    以有价值还因为它们在乡村培养集体精神，因为它们使得村

    民们感到他们可以自助——这种感情一经唤起，可能在其它

    许多方向开花结果。这也是最好的计划工作，因为村民们不

    是被迫进行集体劳动，他们只为他们需要的项目工作；而在

    行政管理中心规划和支付报酬的工程，往往不能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即使它们确实没有完全忘却遥远的农村地区的话。

    完全有理由将“社区发展”工作能够得到的一切资金全部用

    于这种发展工作。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这对资本形成可

    能做出的贡献，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那就是人们将只

    为严格符合当地利益的项目工作。因此，决不能将它看成是

    可以代替大规模资本形成的其它方法的东西。在实行强制劳

    动的国家里，无偿劳动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其它国家，它

    的规模是受限制的。

    让我们继续设想资本形成是靠创造货币来集资的，并且

    继续讨论通货膨胀，看一看发生什么情况。首先，我们必须

    消除国际收支方面的危险。如果让通货膨胀而不控制进口，那

    么外汇储备很快就会枯竭。还可能有必要控制出口，否则国

    内需求量的增加将促使公众消费本来可以出口的国内商品。

    如果出口商品由那些并不在国内消费的商品（橡胶、可可）组

    成，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但是如果出口商品也是国内

    可以消费的（大米、棉花、油菜籽），它可能是很重要的。控

    制出口并不容易，因为这涉及发放某种许可证或征购问题，对

    大工厂或种植园实行这些措施容易，对手工业工人或农民实

    行这些措施比较困难。然后还有由于国内提价而在出口市场

    上造成的困难。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是为了竞争，这是从该

    国的产出仅仅占世界产出的一小部分这个意义上来说的，那

    么世界价格不会受其通货膨胀的影响，当与世界价格相比国

    内成本上升时，它的出口额可能减少。可采取给予出口补贴

    等各种办法，但是任何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必然是

    货币贬值。这对小国来说并没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的贸易条件并没有受到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又因为它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通常是根据外汇来确定的；但是这对大国可能具有比

    较重大的意义。除了出口方面的这些困难以外，还必须再次

    强调控制资本外逃的必要性。通货膨胀促使人们保存外汇而

    不是本国货币，尤其是如果他们预料本国货币会贬值的话。如

    果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那么要全面控制外汇情况，使通

    货膨胀对国际收支不产生某种不利影响，这显然是极其困难

    的，但是有些国家发现这些事情比其它事情容易处理。

    我们假定不许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并继续进行分析。我

    们接着注意到，即使产出不变，某些欠发达国家在价格不受

    压力的情况下创造一些资本也是可能的。凡是经济越来越货

    币化的地方，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说的，

    即与为了维持生计或物物交换而进行的生产相比，使用货币

    的数额越来越大了。由于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进行交易，就

    可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价格不会受到压力。同样，在

    产出日益增加的任何经济中，可以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而

    不会使物价上涨，不管这种增加是因为人口不断增加，还是

    因为有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或者因为生产率提高了。在任

    何日益增长的经济中，人们需要持有更多的货币，所以政府

    可以发行更多的货币而不会使价格上涨。令人遗憾的是，这

    种财源实际上并不很大。流通货币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大

    大低于1。因此，即使换算成货币的产出每年增加2％，筹措

    用于投资的资金很难超过国民收入的大约1％，否则就会造

    成压力。

    超过这个水平，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用于投资，那么投资就会越过储蓄。于是货币收入就会不断增加，直到储蓄赶

    上投资时为止。达到这种新的平衡需要多长时间，这取决于

    储蓄水平是与货币收入密切相关，还是仅仅与实际收入密切

    相关。如果储蓄仅仅是与实际收入密切相关，那么储蓄不能

    靠增加货币收入来增加。因此，直到新的资本货物开始使消

    费品的产量增加之后，是无法达到这种平衡的。如果通货膨

    胀将收入从非储蓄阶级转向储蓄阶级，那么是可以在不增加

    实际收入和新的消费品到达市场之前达到平衡的。

    让我们比较充分地探讨一下通货膨胀逐步消失的可能性

    如何，即使不考虑它最后会给市场带来的消费品产量的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可以设想如下最有利的情况。假设政府

    雇用失业工人筑一条拦河大坝，并修建灌溉沟渠。这些失业

    工人将工资在市场上花掉，结果是价格上涨。如果我们假设

    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利润增加，并把这些利润全部储存起来，

    或者用于购买公债，那么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价格上涨的

    数额相当于投资的数额，但是储蓄额也增加那么多，所以，虽

    然投资过程继续下去，价格也不会再涨了。这是一个极端的

    情况。如果我们假设，价格一上涨，全体社会成员为了使他

    们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保持不变，要求并得到较高的工资、

    薪金和支付的利息，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

    根据这一假设，在可以得到消费品新产量之前，是无法达到

    均衡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的过程不会使收入转

    入可能储藏钱财的阶级。

    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通货膨胀限制在狭窄范围内的可能性取决于（1）通货膨胀是否会使收入转入储蓄阶级；（2）他们将储蓄金派什么用场；（3）多快能得到新生产的消费品。

    关于（1），一般说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的阶级是

    企业家、农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政府，企业家能得到好处

    是因为他们出售的商品价格的上涨速度往往比工资、薪金、房

    租、债券利息、养老金和他们其它一些开支增加的速度来得

    快。农民能得到好处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粮食上涨的幅度比

    其它价格的上涨幅度大，这是由于粮食的需求量是无弹性的。

    现在农民和企业家都比社会上其它阶级节约，所以几乎可以

    肯定，通货膨胀会使储蓄额增加。相反的意见是一种局部的

    意见。通货膨胀使拿薪金的中产阶级的储蓄额减少，因为它

    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减少了；由于这个原因，又因为中产阶级

    比其它阶级说得多和写得多，于是往往有人断言，通货膨胀

    使储蓄额减少了。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

    减少了，而企业家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这些阶级都比

    中产阶级更愿意储蓄。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对政府储蓄额的影

    响也是重要的。通货膨胀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是根据收入中边

    际纳税额是比平均纳税额多还是少而各不相同的。如果边际

    纳税额超过平均纳税额，那么货币收入的增加就会使国民收

    入中纳税的份额提高。这样，到最后，开始靠发行货币来为

    其开支集资的政府，就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即它的收入已经

    增加了如此之多，以至于现在能保持新的开支水平而无需进

    一步发行任何货币。许多现代国家的政府都处于这种地位（例如英国、美国和苏联）；而相反，在许多其它国家，政府收入在通货膨胀中落后于货币收入，其结果是通货膨胀使政府的赤字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至于（2），即使通货膨胀使储蓄额增加，这也不会使通货膨胀停止，除非储蓄金被储藏起来，或者用以代替更多的新货币来作为一直在造成通货膨胀的投资资金。因此，如果企业家像他们乐于做的那样将其新获得的利润用作更多的新

    投资的资金，这对资本形成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它也可以使

    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如果在另一方面他们用自己的利润去购

    买公债，政府就能停止发行新的货币来为它的计划提供资金。

    （或者，如果从银行借钱的企业家制造了通货膨胀，那么如果

    现在获得利润的企业家用它们支付银行垫款，或者将它们储

    藏起来，或者购买正在进行新的投资的企业家的证券，通货

    膨胀将得到制止。）农民用他们的利润偿还债务，购买更多的

    土地，其效果如何取决于放债人和出卖土地的人将这些钱派

    什么用场。放债人也许把它储藏起来，等待“更好的”日子

    （即农民再次缺钱的日子），出卖土地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

    作出反应。如果政府希望通货膨胀尽快停止，同时又保持其

    较高的（实际）开支新水平，如果它不能依赖将自己的储蓄

    金贮藏起来的储蓄者，那么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这些储蓄

    金，不是以征税的方式把它们拿走，就是通过出售公债的优

    惠条件把它们拿走。

    储蓄金是贮藏起来还是投资于公债的可能性取决于通货

    膨胀率有多高，通货膨胀的时间持续多长。如果价格迅速上

    涨，或者持续时间相当长，那么人们就会对货币丧失信心，既

    不会保存货币，也不会保存公债。他们宁愿保存不动产，因

    为不动产的价格是随着通货膨胀而上涨的，人们普遍抛出货

    币而购买货物，这会加剧通货膨胀。人们是否抛出货币而贮存商品或固定资产，这部分是一个调节问题；总是有人抛出

    货币而购买商品或固定资产的。做股票投机对经济是有害的，

    因为它使原料更加短缺，甚至可能使生产缓慢下来，从而使

    价格上涨得甚至更快。购买固定资产的结果会使一些新的资

    产建立起来——建造房屋，改善农场，还可能出现许多新工

    厂。通货膨胀使固定资本形成增加；即使是恶性通货膨胀，例

    如1919—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也会产生这种结果。从长

    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结果，因为它使实际产量

    增加，使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在这种创造资本的方式发生的

    时候，它会使通货跟着膨胀，甚至可能像购买股票那样，由

    于从消费品工业抽走资金，使消费品的产量暂时下降，因此

    使价格更加急剧地上涨。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有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它就

    可以用规定最高价格、配给基本消费品和发放新投资许可证

    的办法来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如果这些政策获得成功，它们

    也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因为人们往往把他们不能用于

    购买配给商品的钱储蓄起来，所以储蓄将同投资保持均衡。这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战时财政获得成功的秘

    密之一。在此期间，尽管做出巨大的战争努力，物价只上涨

    了50％左右。（另一件重要武器是很高的边际税率，它吸收

    50％或更多的支出，其速度和它产生收入一样快。）目前，管

    理通货膨胀使其不至于失控的方法，比20年前得到人们更深

    切的理解。然而这些方法只有拥有有效行政机构的政府才能

    使用，这些政府主要是先进工业国的政府。欠发达国家的行

    政机构的效率相当低，它们控制通货膨胀的尝试所造成的害处往往和它们带来的好处一样多，尤其是如果这些尝试的主要效果是使得毫无控制地生产非基本必需品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或者建立黑市网和鼓励贪污腐化的话。

    通货膨胀的最严重后果是物价大幅度上涨或者持续时间很长，以致使人们对货币丧失信心。短时间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在二三年内物价每年上涨5％，人们是不会感到恐慌的，因为他们相信，物价不久会再次下降。管理得比较好的国家的货币当局维持了这种信心，它们的习惯并不是逐年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而是使短期货币膨胀阶段与严格限制阶段交替出现。银行信贷上升三步，下降一步，而不是连续上升。这样，创造新货币有助于资本形成，

    而不会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也不会严重影响人们对货币和公

    债的信心。原则是，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那么

    最好是一次用一点，而不要连续使用。

    至于（3）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情况下，用于创造有用

    资本的通货膨胀会自行消失，因为到适当时候，新资本源源

    不断地生产出消费品，这些消费品不但会制止物价上涨，甚

    至还会使物价下跌。此外，实际产量的这种增加也可能使储

    蓄增加，因而提供了使投资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储蓄金。储蓄

    增加不一定意味着实际产量也增加，因为储蓄水平是与收入

    分配密切相关而不是与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可是我

    们无需马上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一会儿就要讨论决定储蓄

    的各种因素了。

    如果要将通货膨胀用于资本形成，它只应间歇地和少量地使用；除了这条原则，我们不妨再加上这样一条原则，即它只应当用于很快就能完成的，此后利润率很高的投资。要说明用新资金资助一项农业推广业务，传播高产新技术知识的例子，或者那些向农民提供更多的水而又不涉及在河流上修建工期长、造价高的工程的措施，或者使新的肥沃地区迅速可以耕种的清理土地、排水和开垦土地的计划的理由，是

    比较容易的。而需要大量外汇的计划（例如为工厂购买机

    器），或者实施起来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计划（例如多用途河流

    流域工程），或者资本和产量的比率很高的计划（例如建造幼

    儿园），用创造新货币的办法来筹资是不适当的。人们可能认

    为，这条“原则”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所有投资来源

    于全部储蓄，所以从一个规划中挑选出几项计划是没有用处

    的，这些计划被说成是通过自愿储蓄来集资的，而其它计划

    则被说成是靠创造新货币来集资的。因此，也可以认为，比

    较好的“原则”将是避免所有这样的计划，它们与产出相比

    费用很高，或者实施时间很长，或者需要大量外汇，在这种

    情况下，边际计划将是那些从这些观点来看最不可取的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新货币来提供资金的永远是这些边际计

    划。可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许多计划不顾这些标准都

    在一项投资规划中找到了一个位置（例如公共卫生计划或工

    业化计划），实际情况并不是不包括在内的计划引起通货膨胀

    的可能性永远比包括在内的计划大。因此，考虑这样一项投

    资规划是有意义的，即在制订这项投资计划时首先假定不创

    造货币，然后再加上这样一点，即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

    膨胀，那么现在加到规划中去的计划在要不然不包括在内的

    计划中是最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除了通货膨胀，如果最后的收获是丰硕的，那么就不应当排除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产生效果的投资；这些投资和其它投资之间的抉择，仅仅取决于利率的高低。）

    （二）　国内来源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看到，人均国民收入不增加的

    社会，每年的投资占它们国民收入的4％或5％或更少，而进

    步的经济每年将12％或更多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经济增长

    理论中的主要问题是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5％变为储蓄12％

    的过程——以及伴随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方法的变

    化。

    人们习惯于从进一步履行节约和更有效地使用储蓄金的

    角度来说明这种转变。进一步履行节约是事实，但是如果因

    此认为主要的变化是社会上所有阶级都变得更加节约或者减

    少了浪费，那也会使人产生很大误解。因为主要变化是社会

    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营利企业家——它比所有其它阶

    级（地主、雇佣劳动者、农民、领薪金的中产阶级）都更节

    约，与所有其它阶级相比，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

    了。在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企业家赚取私利并为了自己

    的利益将它们用于再投资；而在苏联，大幅度增加的利润作

    为“营业税”被掩盖起来了，为了公众的利益，计划人员将

    这些利润用于再投资。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从储蓄5％转变

    为储蓄12％的主要特点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

    幅度增长。

    利润的相对增加不一定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的增加是一样的，因为这种增加同租金收入相对重要性的相应下降是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收入分配得极其不公平的社会，并

    不是那些具有巨额利润的富裕社会的经济，而是那些交纳巨

    额租金的贫穷、人口过剩的国家的经济。在斯里兰卡或波多

    黎各，10％收入最多的人，他们的收入大约占个人收入总额

    的40％，而在英国或美国，这部分人的收入在纳税之前接近

    30％。这些数字是有点令人误解的，因为公司未分配利润不

    包括在个人收入的估计数字里；如果将未分配利润考虑进去，

    那么两者不可能有多大差别。无论如何，就不平等现象而言，

    不可能对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的经济进行一般性比较。

    欠发达的经济之间是有差别的，这要看土地是多还是少，所

    有权是很分散还是很集中，还要看在它们内部，矿山或种植

    园等资本主义企业是否很发达。比较发达的经济也是有差别

    的，它们的个人收入的分配今天也比20年前公平（在纳税之

    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与分配的利润相比，未分配利润增加

    了）。然而，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欠发达经济之间在这方面没有

    特别的差别这个事实，只对我们的结论有利。储蓄金和国民

    收入的比率不仅是与不平等现象密切相关，而且更确切地说

    是与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密切相关。

    巨额租金收入不会被储蓄起来，因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并

    不考虑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产性投资——无论如何，在有一

    个资本主义的例子可以仿效之前，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考虑的。

    租金收入历来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雇佣大批侍从（如果中

    央政府很弱，则包括一支私人军队），建造教堂、庙宇、陵墓

    和纪念碑，创办慈善事业，寻欢作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这些习惯改变了。租金要征税，再加上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投资的例子，往往使得地主变得更加节

    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成为用于生产性

    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的来源）。可是这是在事件以后发生的；

    所以不能以地主变得更加节约来解释社会从储蓄5％转变为

    储蓄12％这种变化。

    农民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是一个阶级，他们既有

    节俭的美德，又动辄就要借债，这是自相矛盾的。农民之所

    以学习节约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离灾难的边缘是多么近。在

    某些社会里，差不多年年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牛疫或某

    种其它天灾，除了那些有点积蓄可以垫补的农民以外，使得

    全体农民变得一贫如洗。这些经常发生的灾害是农民动辄就

    要借债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那些有积蓄的农民，往往不

    是将钱借给遭到不幸的农民，就是用来购买土地，无论哪种

    情况，结果都不是使资本形成增加。购买土地使价格上涨，并

    使土地的分布情况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使土地出产更多的

    东西。如果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可能投资改善土地，但是大

    部分改善土地的方法都会使土地的产量暂时下降（休耕、轮

    作、造林、种草、控制侵蚀），在土地遭受压力大的地区是不

    受欢迎的。农民还喜欢对牲畜进行投资，但是亚洲和非洲的

    许多农民对牲畜的态度不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所以在许多情

    况下，这种投资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润的来源。考虑到农

    民的生活很不稳定，他们对土地和牲口采取不为营利的态度，

    所以农民的资本形成净额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就不

    足为奇了。

    拿工资和薪金的阶级比农民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在一般

    情况下，甚至连城市非熟练工人的收入也比普通农民多。然

    而这些阶级储蓄很少，因为他们想的是花钱而不是储蓄。工

    人的储蓄金很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不多，但是在几乎

    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用他们的薪金存的钱对生产性投资没

    有什么意义。这在统治阶级在种族上不同于中产阶级和下层

    阶级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似乎

    要以摆阔气的挥霍浪费以及表明他们同外国统治者一样优越

    的热情来显示自己（第二章第一节（二））。在任何情况下，用

    薪金进行储蓄的数额是不多的，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中产阶

    级的大多数成员永远在为赶上同伴而斗争；如果他们设法存

    了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所住的房子，那他们的日子就算过得

    不错了。他们可能存一点钱做子女的教育费或者在年纪老了

    的时候补贴生活，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为了同样目的而用

    掉的储蓄金抵销了。如果收入或人口在增加，那么这种抵销

    是不完全的，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额都比前一代人储蓄的、

    现在正在使用的数额大。这些储蓄金对于进行储蓄的个人来

    说自然是很重要的，存一点钱以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使用，这

    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是如此，社会改革家历来敦

    促人们储蓄，他们是正确的。可是，这些储蓄金仅仅是推迟

    未来的消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它推迟的消费抵销了，这

    个事实意味着，它们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额少这个事实也证明，储蓄和收

    入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直接有联系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平

    均收入或者小农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多，两者之间的差距，欠发达国家比工业国大得多。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欠发达国家更缺乏中产阶级的技能。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比

    较富裕的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这就

    使得他们能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要求过他们在比较富裕的国家

    所过的同样高的生活水平；事实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

    吸引中产阶级的技能，中产阶级在穷国的生活水平往往比他

    们在富国的生活水平高。因此，收入的更加不平等与被中产

    阶级消耗掉的国民收入部分增加有关。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储蓄来源于工资、薪金和农民的

    收入。有证据证明，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很少超

    过国民收入的4％。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据说日本的

    这些数字高达8％或10％。根据迄今所作的最好的计算，欠

    发达国家小额储蓄似乎接近于国民收入的1％。无需说，即使

    占国民收入的1％、2％或3％，也不应小看：采取措施使小

    额储蓄从1％上升到2％或3％是很值的。这些措施在于确定

    机构、宣传和财政刺激的方向。可以设立一系列储蓄机构——

    邮局储蓄、友好协会、信用合作社、零售合作社、保险单、建

    筑协会等，经验表明，储蓄额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这些机

    构的分布有多广；如果它们就设在人们的眼前，达到街道有

    储蓄所，工厂有储蓄所，或者甚至发工资时扣除储蓄金的程

    度，那么人们会比最近的储蓄机构也在一段距离以外的情况

    下存更多的钱。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

    过宣传来养成。如果向人们说明进行储蓄的某种可以接受的

    理由，他们会存更多的钱。他们在战时储蓄较多的钱，其部

    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们也可能在实行发展计划的国家储蓄较多的钱，如果这些计划引起他们的兴趣，

    如果他们相信这是作贡献的一种方式的话。此外，还可以说

    服人们相信储蓄是符合他们个人或家庭利益的，说服他们为

    接受教育，安度晚年，购置房屋，举行婚丧仪式，或者作为

    预防疾病或灾害的一种保障措施而储蓄。即使这些储蓄在很

    大程度上被消费抵销了，但是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和避免受

    穷这两条理由迫使我们尽自己所能来促使人们储蓄。保险的

    原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实行便宜的、广为宣传的个人人

    身保险制度对储蓄会起刺激作用。此外，对储蓄实行财政刺

    激应当适当，就是说利率应当有吸引力。小额储蓄的利率一

    般只有2—3％，其部分原因是收集和使用小额储蓄的费用往

    往很高；但是很可能有理由对小额储蓄的利率实行补贴，这

    样就能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也在利用通货膨

    胀来促进资本形成，结果使币值下降，那么对小额储蓄的实

    际价值应予保证。否则小储蓄户会受到歧视（因为其它资产

    的价值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小额储蓄受到抑制。

    由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鼓励农民储蓄是特

    别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结果是，与农业相比，所有其它活动

    都扩大了——因为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1。因此，相对

    地说，其它职业时刻在增长，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必须靠仍然

    从事农业的农民所生产的东西来养活。因此，经济的增长要

    求每个农民生产的东西必须增加，每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

    农产品来养活不是农民的人口。在农业生产率最低的时候，每

    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半个非农户家庭；

    而在当代生产率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其它7个家庭。

    储蓄从两个方面进入这个过程。首先，所需农业生产率

    的提高，一般意味着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可

    以拨出款项通过农村银行或信用社借给农民。可是这涉及到

    将其它经济部门的资本吸收到农业中去（除非这些钱来自地

    主所缴的税款）的问题，由于所有其它部门同时也在要求得

    到资本，所以农民自筹的资金越多越好。这就使得在农村地

    区开展储蓄运动和设立储蓄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储蓄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

    率提高，并提供更多的剩余农产品供应城市，那么政府往往

    会情不自禁地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剩余农产品从农民手中拿

    走，用作其它部门扩充的资金，包括公用事业或制造业的资

    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的诱惑，因为向农民征税为寻找急需

    的资金提供了一个机会，还因为如果不向农民征税，那么他

    们实际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有必要在城市和其它职业中增

    加实际工资和薪金，以便继续从农业方面吸引劳动力。实际

    工资和薪金的这种增加，减少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

    而也就是减少了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此在许多情况

    下，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对农民征收重税，用以为其

    它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人们说远

    不是农业从其它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不得不为工业革命

    提供资金，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日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那个国家，从1885年至1915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人

    均生产率提高了1倍，但是正如Ｂ．Ｆ．约翰斯顿先生令人钦

    佩地描述的那样（见本章的书目注释），增加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以提高租金或税收的形式从农民手里拿走去资助其余的

    经济部门了。苏联是另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

    管实行农业机械化并向城市输送了许多劳动力，苏联的人均

    农业收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这样做采取两种办法，

    即提高制成品对农产品的比价和对集体农庄征收重税。如今，

    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也提供了例子，从1945年起，这三

    个国家政府将农产品价格上涨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扣住不给农

    民，而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其它经济部门的经济发展。

    如果某个其它集团提供必要的储蓄，那么即使不对农民

    征税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经济也能发展。实际上，储蓄

    的唯一其它主要来源过去一直是商业企业的利润，正如我们

    一会儿将要看到的，如果情况有利，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欠

    发达国家商业企业的利润往往是增长的。如果想在利润仍占

    国民收入一小部分的时候加速资本形成，那么实际上除了向

    农业多征税以外，用其它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因为

    农业在国民收入中占50—60％，还因为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

    一部分，扩充其它部门是可取的，由于这个事实，向其它部

    门征税有困难。正如苏联所发现的，向农业征税在政治上也

    是非常难以做到的，除非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征税不会降

    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样板不是苏联提

    供的，而是日本提供的。原则是，工业化和巨额资本形成的

    任何计划，都应当同时采取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

    主要不是使用拖拉机或实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使用新种籽、

    肥料、农药和水，在这种做法的后面，又存在一个政治问题，

    即农民拥有政权的国家是否能实行这种计划。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里再讨论。

    除了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对农民进行榨取的情况之外，任

    何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利润。如果有

    人要问为什么营利阶级比所有其它阶级都更倾向于履行节约

    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也许可以从它在社会等级制度里所

    占的地位中找到。与拿薪金的中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不必

    为了使其他人对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有深刻印象而大肆挥

    霍，因为他们作为营利者和其他人的雇佣者的独立地位，以

    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财富，保证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中

    下层阶级决无可能存很多的钱，不论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提

    得多么高，因为他们始终模仿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富裕的人的

    消费标准，而富人能够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他们

    公认的消费标准外还有富余。营利者的社会地位比拥有土地

    的贵族低，但是他们知道，仅仅靠大肆挥霍，他们是无法获

    得贵族的威望的，所以只有少数营利者试图这样做。和贵族

    一样，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但是他们通往权力的道路的方向

    不同。贵族是靠增加地产来获得权力的，（在封建和早期资本

    主义阶段）是靠垄断最高政治、军事和宗教职务来获得权力

    的。另一方面，营利者知道，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将

    钱储蓄起来，并将钱用于投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和农

    民投资一样，营利者也将其一部分钱仅仅借给其他人用于消

    费，或者仅仅用来购买土地，这两种“投资”形式都不会增

    加资本形成。但是营利者知道，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利用新

    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的投资，这些也迎合他渴望获得权力的心

    理，因为他的生产性投资越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只有资本家的抱负是朝着用自己的收入来建立一个砖块

    和钢铁的帝国的方向发展的；所有其它阶级都以其它方式实

    现其抱负——拿薪金的中产阶级摆阔气，农民阶级购买土地

    或担任职务。在资本主义后期各阶段，这些界线混淆了；资

    本家通过金钱或婚姻进入有土地的贵族的圈子，并且企图担

    任政治职务；地主们进了城，并用他们的租金进行生产性投

    资；甚至连农民也想到，花钱改良已有的土地与花钱买更多

    的土地一样有利。在后期各阶段，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

    资扩大到社会上的所有阶级，但是最初进行生产性投资却是

    资产阶级的特点。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断言，节约主要是资本家的美

    德，有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义的加速扩大同宗教改革运动联

    系起来，想用卡尔文学说来解释越来越爱好储蓄的倾向。这

    种联系过于简单了。资本主义哲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抑制

    消费，愿意尽量多生产，喜欢进行生产性投资。第一点即抑

    制消费，在所有时代已被几乎所有宗教公认为一种美德。然

    而许多鼓吹抑制消费的哲学也将这一点同劝说人们不要重视

    生产和生活中物质性的东西这种理论联系起来。相反，这些

    哲学鼓励人们得过且过，把时间花在精神修养上，或者花在

    军事、恋爱、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交际等这些艺术上。

    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得它不同于这批人，它把

    工作和效率视为美德，并认为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最大限度

    地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和智慧。如果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

    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再加上有道义上的义务抑制消费，那

    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剩余产品。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为这种剩余产品规定了特定用

    途，即生产性投资。其它哲学规定了其它用途——剩余产品

    应用于慈善事业，或者雇用一批侍从，或者用于进行战争，或

    者建造金字塔、陵墓、乡间宅第、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开

    办大学。鼓吹抑制消费或努力劳动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哲

    学。但是只有它将这些主张同认为进行生产性投资是正确利

    用剩余产品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些主张最后披上了宗教外

    衣，在这种外衣下，节约成了美德，慈善事业是破坏别人性

    格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分析资本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

    和抱负来寻找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即进行生产性投资的

    主张的真正解释，也许比从对宗教经文的解释中来寻找更为

    有用。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那就必须用利润在国民收

    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这个理由来解释经济从储蓄5％到储蓄

    12％的转变。何以如此？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于资本家连续将利润用于再

    投资，所以与其它部门相比，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增长了。在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资本极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机会也

    极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它从许多来源吸取力量。经

    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家

    庭成员都忙于耕种土地，人们慢慢地到城里资本主义企业中

    干活。手工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

    术破坏手工业生产的话。资本家还从家庭服务业中吸引工人，

    他们还提供就业机会来吸引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从而使“从事有收益的工作的”成人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如果社会上人口过剩，那么大概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当临时工

    和做小买卖，这些人很愿意有固定工作做，哪怕工资只够餬

    口。此外，如果人口不断增长，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从

    其它部门招工，也可以从新增加的人口中吸收一部分工人。从

    亚当·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常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工人

    从非资本主义雇佣转为资本主义雇佣——他们称之为从“非

    生产性”雇佣变为“生产性雇佣”，这种转移率的高低取决于

    储蓄的程度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要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话，必

    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因此，与整个经济相比，它是否

    发展取决于其余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

    率，尤其是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提高。资本主义

    部门比其余经济部门发展得快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许多事情取决于资本投资的政治安全性。在资本

    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明社会中，资本家是任凭政治贵族摆布

    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财富借给挥霍无度的贵族消费，借给进

    行冒险的王子们用于军事方面；如果他们的投资取得了突出

    的成绩，他们就很容易突然面临任意的征收。在这种情况下，

    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爷们的保护，

    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

    易隐藏和容易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

    本那样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变得相当安全，

    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迅速扩

    大的。

    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限

    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

    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

    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高所带

    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

    有关，或者可能由于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

    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增长得也越

    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

    发现的社会，利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

    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现富有成果的投

    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

    因此，国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资

    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突然增加，不

    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还是制度改革，使得有可能利用现

    有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每一种情况下，直接结果是，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并不是

    为那些将会增加消费的阶级——农民和靠工资为生的人——

    所得，而是变成了私人的利润或政府的税收，在那里，收入

    用于进一步的资本形成。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拿工资的工

    人行列，但是实际工资不得增加得像生产率那样快。

    通货膨胀也使资本家的利润增长速度加快了，在所有资

    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通货膨胀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以与经

    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有关的温和形式出现，有时则以与战争和政府铺张浪费有关的剧烈形式出现。与其它收入相比，通货

    膨胀使利润增加，还促使人们抛出货币购买砖块和钢材。每

    次通货膨胀后必定出现通货紧缩，那时利润少，投资受抑制。

    但是通货紧缩阶段很少像通货膨胀阶段那么长。长远的趋势

    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物价上涨，或者至少下跌得不像日益提

    高的生产率所要求的那么快。大多数产量迅速增加，与国民

    收入相比投资迅速增大的历史时期，物价也是上涨的，利润

    也是增加的——例如1780年以后的英国工业革命，或者英国

    1890年至1913年的投资率（国内加国外）比1870年至1890

    年高，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国和德国通货膨胀期

    间比较高的投资水平，或者从1870年至1913年日本经济迅

    速增长，或者俄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就

    此而言，经济周期与其稳定或下降时期相比的高涨时期。通

    货膨胀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使不发生通货膨胀，利

    润也可能增加，投资也将进行。另一方面，不时发生一点通

    货膨胀会使利润增加，加速资本形成。

    如果经济由储蓄5％转变为储蓄12％的过程主要取决于

    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那么，因此可以说，穷国为什么

    储蓄得如此之少的正确解释并不是因为它们穷，而是因为它

    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小了。如果自己愿意，没有一个国家穷

    得不能将12％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贫穷从来没有妨碍过国

    家发动战争或以其它方式浪费钱财。这些国家根本不能以贫

    穷作为不储蓄的借口，在这些国家里，40％左右的国民收入

    被10％收入最多的人浪费掉了，他们靠租金过着奢侈的生

    活。在这种国家里，生产性投资少并不是因为没有盈余，而是因为盈余被用来维持大批不生产的侍从，修建金字塔、庙

    宇和其它耐用消费品，而不创造用于生产的资本。要是这些

    盈余作为利润归资本家所有，或者作为税收归注重生产率的

    政府所有，那么在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投资水平将会高

    得多。还应当指出，当我们说，由于资本主义部门小，所以

    储蓄额少时，我们并不仅仅是指私人资本家，而是用这个词

    也指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任何其它经济组织形式，在这些组

    织形式中，资本用于雇佣人员，在支付工资和薪金以后，仍

    然有数额可观的盈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实

    际上，根据苏联的情况来判断，国家资本家积累资本的速度

    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快，因为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可以利

    用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伪装成税收），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从

    农民那里强征来的东西或征来的税收，或者通过通货膨胀从

    整个国民经济中榨取的东西。

    在对资本家利润增加的情况所作的这种经济分析后面，

    也存在着出现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出现一批考虑将收入用

    于生产性再投资的人的社会学问题。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

    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地主、商人、放债人、教士、士

    兵、王子——一般是不作这种考虑的。是什么因素使一个社

    会产生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大概没有

    答案。大多数国家似乎是从国外引进资本家开始的。外国商

    人或外国投资者开辟了新机会，获得利润，并将其中一部分

    利润在该国进行再投资；于是他们的榜样受到人们的仿效。本

    地资本家的出现是与新机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不论这些

    机会是从国外学来的，还是在国内独立发现的。这些机会可能是新技术，也可能仅仅是市场扩大的结果，由于外贸有了

    新机会，或者国内通讯条件改善，或者国内平静，市场扩大

    了。如果机会仅仅是贸易方面的，那么新阶级的观点主要是

    商业观点，但是如果也出现了新技术，或者有了资本可使其

    产生效果的新资源，那么也将有一批资本家，他们主要考虑

    固定资本形成的问题。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了政治、宗

    教和种性制度在帮助还是扼杀企业家阶级的出现方面的重要

    性；机会和制度互相起作用，共同决定这个阶级的成长速度

    以及允许它活动的范围。

    日本的例子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正如Ｉ．Ｉ克雷默先生

    最近所指出的，它使地主和贵族很快就变成了资本家。这种

    情况是在国家出钱使贵族放弃封建权利并剥夺他们的行政职

    务之后出现的；与此同时，它还接管了封建贵族的债务。有

    些贵族发现自己有很多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公债），又不承

    担义务，于是首先转向银行业，1880年当政府决定它准备出

    售一些它为了开拓目的而开设的工厂时，它发现了一个现成

    的市场。从老式贵族到新式资产阶级的这种迅速转变在19世

    纪极其重要的最后25年对日本企业精神的增加是极其重要

    的。与此同时，虽然以前封建贵族靠商业阶级来养肥自己，并

    将商业资本变为消费贷款，但是商业阶级现在找到了进行生

    产性投资的新自由，并且由于日本一些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

    家族参加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实力是大大加强了。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新的国家资本家阶级在现代世界上成

    长起来了（例如俄国和印度），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决心迅速

    为政府创造资本。这些国家资本家和私人资本家一样重要，因为他们对储蓄和生产投资的重要性持有类似的观点。民族主义、加强军事力量的愿望以及向老百姓的贫穷全面开战的迫

    切要求的发展，大大加强了这种趋势。

    迄今，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从5％的储蓄水

    平提高的过程。现在还应当指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本主

    义部门不能继续迅速扩大了，因为如果它迅速扩大的话，它

    迟早必须逐渐将整个经济包括进去。在有足够的资本为每一

    个人提供资本主义就业机会的时候，这种相对的扩大就停止

    了。此外，由于资本主义部门雇佣更多的人，与其它部门相

    比不再是小规模的了，所以它仅仅靠支付相当于维持最低生

    活水平的固定实际工资来进行扩充已经不再可能了。如果农

    业仍然按农民的方式组织，如果不采取特殊措施来提高农业

    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像在法国那样发生得比较早。因

    此就出现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使实际工资增加的时期。技术进

    步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也不再全部变成利润，因为投资利润率

    的提高使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了，因而使实际工资增加。所

    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资本的进一步

    积累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使工资增加还是使利润增加，或

    者如果两者都增加的话，哪一个增加得快。过去大多数经济

    学家预料，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后期阶段，利润率将会下降；也

    就是说，他们预料在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中，工资将占

    最大的份额。但是实际上，过去80年里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发

    生的情况似乎是，利润率未变，工资和利润的增加比例是相

    同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利润增加

    得快；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稳定的（但受周期性的和长期波动的影响）。因此，在初期各阶段与国民收入相比，储蓄率高得多；但是在后期各阶段，净

    储蓄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变得固定了——这个比例有

    多大，取决于资本主义部门在缺乏劳动力或者农业生产效率

    不高的情况下能扩大到什么地步。这样，以前一个自相矛盾

    的现象得到了解释。由于富人比穷人存钱多，人们就常常预

    料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储蓄更多的钱。可

    是人们发现，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在50年到70年的时间里，

    在储蓄率没有任何提高的情况下，人均实际收入翻了一番。对

    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储蓄率不是由国家穷富决定的，而是由

    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决定的，一旦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这

    两个比率就停止提高了。自然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

    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

    会，利润和国民收入的比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因此，我

    们自然无法预言这个比率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使对储蓄的分析成为一个完整的分析，我们现在还

    必须把政府的储蓄考虑进去。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看到，在

    先进的工业经济里，固定投资总额的35％左右用于公共工程

    和公用事业——比如说占国民收入总额的大约7％。其中大

    约2—3％的国民收入用于规定得很严格的公共工程（公路、

    港口、学校、医院、公共建筑等），其余4—5％用于公用事业，

    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政府管理的（铁路、公路运输、电

    话、电力、煤气等）。因此，政府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部

    分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把公用事业交给私人企业管理。

    在许多国家，这个份额高达国民收入的7％（例如在新西兰），只有极少数国家在2％以下。

    即使仅仅由于公共工程的需要，所有国家的政府也必须

    储蓄。它们可以先花钱后储蓄，也可以只花储蓄的钱，但是

    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有些国家的政府起初宁愿用贷款

    而不是用本期税收支付资本形成，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因为

    国库必须设立一笔偿债基金来偿还贷款，钱还是从本期税收

    中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以不变的年率将借来的钱花在

    资本形成上，那么它的偿债基金还债的数额很快就将与它的

    年借债额相等。

    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变的特点似乎是政府开支在国民收入

    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人均国民收入最低的国家，政府开支

    的份额可能只有5％；而现代工业国政府的经常开支占实际

    资金的10％左右，用于军事目的的钱不算在内（目前军费比

    这个比例更高），除此之外，将2—7％的实际资金用于资本形

    成，再加上10％左右用于转账（年金、支付保险费，付息

    等）。因此，边际税率必须超过平均税率，这样税款收入才能

    比国民收入增加得快。如果政府把通货膨胀作为迅速增大它

    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的一种手段，特别需要边际税率超过平

    均税率，因为边际税率高是在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时防止

    价格迅速上涨的一个办法。

    随着政府的需要的增加，它对较高的收入征税越来越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落后的经济中，对租金收入所征的

    税，对储蓄也许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种收入不是储蓄的来

    源。这种税迫使地主减少侍从人数，生活在比较小的房子里，

    减少他们对慈善事业、教堂等的捐款，但是它们对储蓄大概没有什么影响。对利润征税时，情况就十分不同了，这些税

    几乎全部落在储蓄上而不是落在消费上。因此对利润征税妨

    碍了经济的增长，除非将收入用于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办事不浪费，那

    么它的支出是全部用在生产上了。它的教育经费和公共卫生

    经费——现代政府最大开支中的两项——在不同程度上促进

    了生产，甚至连防御性军事开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是保护

    国民收入不遭掠夺的费用。不言而喻，政府只应当花钱做有

    益的事情。政府所用的一切资金，都是从那些归它的公民私

    人所有的资金中扣下来的，如果政府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不

    如公民们使用的方式那么有价值，那就是浪费。征收来的税

    款不管是牺牲了消费还是牺牲了投资，情况都一样；但是，如

    果人们认为减少投资比减少消费危险（这种观点并不是所有

    人都接受的），那么政府在估计它的边际支出时应当格外小

    心，如果这些支出用的是减少储蓄的钱的话。

    最近几年里，先进工业国的利润税很重，所以税后红利

    大大减少了，私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税

    后红利的下降并不完全是由于纳税的缘故；这也是由于宣布

    的红利额并没有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缘故。利润多多

    少少是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但是各公司留下的未分

    配部分的利润增加了，而作为红利分配掉的部分大大减少了。

    因此股票价格没有随着它们所代表的资产价值的增加而上

    涨。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由于通过发行股票

    为工业筹集资金是为了创造新的实物资产，股票的价值和资

    产的价值必须再次保持一致——目前的偏离是由战争以及使红利率保持低水平的战后政策造成的。为了使红利保持低水

    平而征税的作用可能是比较长期的，因为所有现代国家的政

    府都已实行对利润征收重税的做法，也许这只是因为它们认

    为这是符合平均原则的。

    个人储蓄的下降并没有产生使制造业投资减少的影响，

    因为投资与不分配给股东的利润的比例增大有关，这些利润

    足以维持和扩大目前制造业的资本了。个人储蓄下降的主要

    作用是不受公司控制的可支配储蓄金数额减少了，而这对各

    类借主的前景有很大的影响。制造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几乎所

    有新投资历来都是来自它们自己的利润，此外，这些部门还

    有盈余可以作为红利进行分配，一部分红利用作新企业、外

    国借款人、农业、公用事业和政府借款的资金。但是，根据

    Ｃ．Ｔ．桑德斯先生最近的计算，扣除对非公司工商业组织、农

    场和住房的投资额以后剩下的个人储蓄额，1952年在英国只

    占个人收入的1．8％，在美国只占个人收入的2％。即使这

    种纳税后的红利枯竭现象完全被其它形式的储蓄的增长抵消了。它对某几种投资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对新企业的打击有多么沉重，这还不十分清楚。老牌制造企业的资金历来

    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的未分配利润，但是新企业一开始

    则必须从某个外部来源筹集资金，由于不受其它企业控制的

    资金减少，新企业要找私人借钱就更困难了。很难说其重要

    性如何。有钱人还是很多的，如果他们想支持某个新企业，他

    们可以把自己的资产卖掉（例如公债）。有些人担心影响太大，

    担心这会使新企业向老企业挑战并取而代之的机会减少，从

    而加强经济中的垄断倾向以及技术停滞的倾向。这些人建议政府将部分税收交给一个或几个专门为新企业集资的机构处理。然而，由于缺乏资料，所以情况不明。

    农业、对外投资、公用事业以及政府本身遇到的问题大

    致相似。如果政府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借款者以前依赖的储

    蓄金拿走，那就要由政府用部分税收来资助这些部门的资本

    形成。农业在集资方面一向是有困难的。在英国，地主和佃

    户之间在资金的提供方面历来是有分工的，地主用租金改善

    土地和建房，农民用利润购买机器和用作其他流动资本。实

    际上，双方往往都不储蓄足够的钱来作为他们全部投资净额

    的资金，农业一向是其他经济部门的纯借户。在最近几年里，

    由于税重，租金固定，地主的经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虽

    然农民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可以用高额利润进行再投资。由

    于可支配储蓄的减少，为对外投资提供资金也变得更困难了。

    公司完全能够为其海外资产的扩大提供资金，但是对矿山或

    种植园或工厂的直接投资在对外投资额中所占的分额永远是

    最小的。不时还有某些资本向外英镑区外流的现象，各中央

    银行将其用作支付进口货物的费用。但是大部分对外投资是

    借钱给政府或公用事业（如今大部分公用事业属于政府所

    有），由于缺乏可支配的储蓄，这种借款受到不利影响。正如

    我们在后面有一节中将要看到的，这就是对外投资现在依赖

    政府间转拨的程度要大得多，依赖私人贷款的程度小得多的

    一个原因。至于国内的公用事业，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将其价

    格和利润控制在低水平，因此它们一直无法储备很多资金，不

    得不用新贷款来为它们的发展提供资金。在这种新情况下，它

    们要末像制造业所做的那样提高价格，获得大笔未分配利润，要末更多地依靠政府拨款。对于这两种办法中的第一种办法，政治气氛似乎是不利的。

    由于政府征收的利润税日益加重，因而使私人储蓄额减

    少，所以如果要使储蓄总额不下降，政府本身不可避免地必

    须储蓄更多的钱，并设立机构，向迄今一直依靠可支配的私

    人储蓄的某些借款人阶级提供储蓄金。因此，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年里，英国中央政府与战前的做法完全相

    反，不仅用税收来为自己的整个资本形成提供资金，而且用

    税收支付地方当局的全部借款。后来它停止了这种做法；如

    果它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利润税来刺激私人储蓄，这样做是正

    确的，但是如果它的目的或效果是为了刺激消费，那么它这

    样做是不对的，除非现在为了提高个人消费率而降低资本形

    成速度是适宜的。如果利润税仍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就很

    难看出英国政府如何能逃避它不仅用税收为中央和地方一切

    资本支出提供资金，而且成为新企业、农业、对外投资和公

    用事业的储蓄金来源的义务。

    对利润收入征收重税使私人储蓄额下降，这个事实使有

    些人感到高兴，这些人反对通过私人投资使经济增长，反对

    私人财富增加。他们希望国家成为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唯一的

    大的财富拥有者。如果国家将更多的利润征收来装入自己的

    国库，并用这些钱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可

    以做到的，但是它在不削弱对投资的刺激的情况下朝这个方

    向能走得多远，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英国，许多人

    深信，已经达到并超过了限度；其他人则指出，事实上，尽

    管征税水平很高，目前英国的投资总额仍比过去几十年高。即使政府几乎将全部利润都征收去了，投资大概也仍能保持在

    高水平，要是国家对管理阶级进行足够的刺激，使他们愿意

    继续为国家投资者效劳的话。如果国家将税收用于经常开支，

    而不是储蓄起来进行生产投资；如果管理阶级在经济上和社

    会上得不到报偿，那么对利润征收重税会使发展工作遭到破

    坏。但是如果其它机构发挥私人投资者的作用，那么私人投

    资者的消失不一定会使发展工作停顿下来。

    除了征收利润税的问题以外，许多人认为，在欠发达国

    家，政府有特殊的责任将征税作为储蓄的来源，以便将投资

    率提高到本来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由于在那些社会中，利

    润仅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

    工资、薪金、农民的收入和租金征税的问题。在那些社会中，

    大地主的租金收入多半用于雇用仆役，支持地方慈善事业，而

    不是将它们储蓄起来；对这些收入征税会迫使地主不得不减

    少依靠他们供养的人数以减少“消费”。当前，向大地主征税

    在政治上比向工人或农民征税容易，但是一般说来，要征得

    数目可观的税收，就必须在收入表上把征税范围扩大一些。获

    得所需数目的最省事的办法也许是对收入的增加部分征税，

    但是这种办法只有在人均收入实际上在增加的社会里才是可

    行的。缅甸和加纳等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已将很大一部分贸易盈余储存

    起来。日本在1914年以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旨在提高

    农田单位面积产量的有力措施，是与同样严格的征税联系在

    一起的，通过征税，增加的产量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国库了。

    任何国家如果想把12％的国民收入储蓄起来，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这也许是对的。只有在利润已成为国

    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国家才能自愿地将12％的国

    民收入储蓄起来，这似乎也是对的。如果它不希望它的发展

    依赖于私人的利润，或者如果它不希望等待私人利润缓慢地

    增加到那个水平，那么它可以迫使自己通过通货膨胀或者通

    过征税进行储蓄。只是近来，我们才逐渐把政府视为一个潜

    在的巨大的储蓄来源。在20世纪，它看来很可能逐渐变得比

    任何其它来源都更重要，即使在经济多半由私人企业掌握的

    国家也是如此。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

    （一）和第七章第二节（二）中再讨论。

    （三）　外来资金

    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各初期阶段，都有外国

    资金的援助来补充自己数量有限的储蓄金。在17和18世纪，

    英国从荷兰借款，到19和20世纪，又把钱借给世界上几乎

    每一个其它国家。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19世

    纪，它大量借外债，到20世纪，又应请求成为主要债权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自己愿意，也会发现难以完全用国

    内储蓄来支持它的资本计划，因为发展计划通常涉及从国外

    进口一些资本货物。例如，假设一个国家的政府计划花ｘ镑

    进口资本货物，ｙ镑支付工资和薪金，为此，它征税ｘ十ｙ镑。

    在表面上，这个行动似乎既不会引起通货紧缩，也不会引起

    通货膨胀，因为支出与税收正好相抵，但是实际上，它会引

    起通货紧缩，使国际收支吃紧。就其对当地的购买力和国际

    收支的影响来说，当地支出的ｙ镑多多少少被征收的ｙ镑税收抵消了。但是在国外花去的ｘ镑不能靠从当地的购买力中征税ｘ镑来筹措，当地的购买力动用的外汇只有ｍｘ镑，其中

    ｍ是边际进口倾向。此外，在国外花去的ｘ镑，也从国内流

    通中吸收了一些购买力，而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代替它，这样

    通货就紧缩了。这些令人不愉快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如果

    出口和国内消费互相代替的话，这样，当国内消费量下降时，

    就自动出口较多的货物，因为这既提供外汇，又维持国内收

    入。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而不完全是这样。

    在适当的时候，国际收支达到平衡，国内通货紧缩使得进口

    萎缩，价格下跌使得出口扩大。一旦作了必要的调整，一个

    国家就能在无外援的情况下维持一定水平的资本形成。但是

    加快资本形成速度的影响几乎肯定会造成外汇短缺，外汇短

    缺的情况必须用三种办法来弥补，那就是，如果有国外资产，

    就动用国外资产；控制外汇；或者利用外国援助。

    如果一项靠征税或国内储蓄提供资金的计划对国际收支

    造成压力，那么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一项使失业者创造资本，

    并将新的货币用于这一目的的计划，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压力。

    如果要使这样一项计划不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那么几乎整

    个计划的费用必须用外汇来支付，一部分支付为此项计划进

    口资本货物的费用，一部分用于支付进口消费品的费用，以

    抵销当地支付的货币。如果进口货与本地商品不能完全互相

    代替的话，那么当地仍然会发生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这将

    有利于吸收进口货。实际上，并不是当地的全部费用必须用

    外汇来支付。因为在当地花掉的一部分钱将贮存起来，不必

    投入相应的消费品。另一方面，一个投资行动通常会引起别的投资行动，因此，几乎可以肯定，以这种方式储蓄的任何

    外汇都将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用光。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未来的借

    款国之间争论的核心，因为该银行在成立时把它的权限解释

    为它应当只出借为发展项目从国外进口资本货物所需的外

    汇，而不应当出借供当地支付工资或薪金的钱。根据这种解

    释，如果当地的工资和薪金用税收支付，或者用一种相应地

    减少其它国内支出的借款支付，那么该银行将提供所需的一

    切外汇；但是如果目标是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创造资本货物而

    又不减少其它国内开支，那么这是不够的。鉴于欠发达国家

    的储蓄水平，如果它们要在不征税或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

    下加快国内资本形成的速度，那么它们就需要几乎相当于新

    增计划的全部费用的追加外汇。

    鉴于国内储蓄的水平，可通过动用现有的贮藏或以贷款、赠款的形式获得外援来筹措追加的外汇。

    私人拥有黄金、珠宝和外汇的数量，各国有很大的差别。

    在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各国，人们习惯于贮藏黄金和珠宝；在

    其它国家，现有的贮藏则比较少。现在究竟贮藏着多少黄金

    和珠宝，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最接近实际的猜测数是不超

    过国民收入的20％，虽然所涉及的数额的绝对值看来可能是

    很大的。获得这些贮藏的任何简单办法也是不存在的。有几

    个国家（例如英国）规定，拥有黄金或外汇而不向财政部申

    报是违法行为，但是这种法律的效力有一部分取决于人民守

    法的程度，一部分取决于这些法律实施的严厉程度如何。通

    货膨胀促使人们去贮藏黄金，所以使人们自愿把贮藏的黄金拿出来的一个条件也许就是建立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也可以暂时实行有吸引力的价格政策使人们把一部分贮藏的黄金拿

    出来。冷酷无情的政府几乎一执政就能使私人将他们所贮藏

    的黄金拿出来，但是在不是那么冷酷无情的国家里，把贮藏

    拿出来的速度是缓慢的，对提供发展所需的外汇的贡献是很

    小的。

    有些国家的政府本身就大量贮藏，因为它们仍然完全用

    外汇来支持本国货币。例如英国殖民地的所有政府都是这种

    情况，因为殖民地的货币制度要求一切殖民地的货币都百分

    之百地用英镑作为支柱。用外汇支持一种货币达到这种程度

    显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能想象会出现全部本国货币从国

    内流通中消失的情况。人们有时会说，就英国殖民地而言，采

    取这种做法关系不大。支援剩余货币用于购买金边证券，这

    种证券产生长期的利率，如果这些殖民地需要钱，它们能毫

    无困难地以类似的利率在伦敦借款。只要情况确实如此，那

    么百分之百的支援不会妨碍发展。只有在一块殖民地借款的

    利率难以与它放款的利率相一致的情况下，这一点才是重要

    的。

    还必须提一提一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积累的英镑结余。现在，这些国家中

    的大多数国家已将它们的结余减少到为货币储备所需的数额

    多不了多少的水平，但是有一两个国家的结余仍在增加，因

    为它们的外汇收入比它们的进口额增加得快。由于有这些结

    余，印度或埃及等国才有可能实行发展计划而没有出现外汇

    紧缺的情况，这些结余的存在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管国际投资恢复缓慢，世界生产还是全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援外计划）。

    人们可能认为，在从动用贮藏讲到获得外援的可能性之

    前，我们也应当考虑通过降低供国内消费的进口货与出口商

    品的比率来为发展提供更多外汇的可能性问题。但是不增加

    储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它属于我们在前面讨论的国内

    储蓄问题，而不属于这一节关于外来资金的问题。生产进口

    货代用品，扩大出口或者对外汇实行配给就可以提供更多的

    外汇。如果进行相当有效的管理，那么为发展获得外汇并不

    是很难的；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后果。因为如果不允许民众花

    费他们希望花掉的那么多的钱来买进口货，他们就将花更多

    的钱购买本国货。要是出口商品就是国内消费的商品，那么

    这可能使出口商品减少，因而可能使进口控制措施的目的无

    法达到。如果这个问题不发生，或者解决了，那么额外的国

    内开支将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这是一种储蓄形式。或者，

    如果要避免通货膨胀，那就要在减少进口的同时，必须通过

    征税或者增加自愿储蓄来减少购买本国商品的支出。因此，必

    须把控制外汇收入看作增加国内储蓄政策的一部分，而不是

    把它看作额外的投资来源。

    下面我们谈谈作为投资来源的外援，无论它是以赠款的形式还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外援几乎完全取决于私人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又主要取决于国内投资机会与国外投资机会的比较结果。一般说来，放款国是发达国家，借款国是欠发达国家，以雇佣人数的人均资本作为衡量发展的尺度；但是不存在这样简单的规律，即在欠发达国家投资比在比较发达的国家投资更为有利可图，或者说随着国家的发展，它自动从债务国地位转变为债权国地位。

    期望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相信，随着资本的积累，发达国家的利润率否则必然下降。利润率下降的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并且已被几乎每一个学派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尽管他们用以支持这种理论的论据并不总是相同的。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不同意这种一致看法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官方文件》（第49页）里表示了通常的看法。但是他在《原理》（第681页）里却说，虽然人均资本的增加往往使资本的利润减少，但是在另一方面，

    技术的进步却为资本的使用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往往使利润

    率提高。因此，他说，英国的资本收益从中世纪的10％下降

    到18世纪中叶的3％——长期内技术进步缓慢——此后，由

    于利用资本的机会大大增加，这种下降被制止了。如果这就

    是观察事物的正确方法——看来这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

    在资本收益在发达的经济中必定下降的规律；它可能下降，也

    可能不下降。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般资本利润率转到特殊投资领域的

    利润率，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在任何特殊领域，进

    一步扩大的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或者无论如何是大大减少

    了。一切行业都是按照一种合乎逻辑的格局发展的，一开始

    增长得相当缓慢，接着迅速增长，后来又增长得很缓慢。因

    此，任何特殊领域的投资者迟早都会达到在国内的那个领域

    没有更多投资余地的地步。他们可以将越积越多的利润用于对十分不同的行业的投资。但是他们也会情不自禁地坚持他

    们具有专业知识的领域，并用他们的利润将工厂搬到新的国

    家去办。因此，英国的铁路公司在国内修建了铁路以后，到

    外国创办和修建铁路。英国各锡公司将资本转移到马来亚和

    尼日利亚办锡矿；就像美国的石油公司和铜公司在海外同样

    的行业中投资一样。海外限制从发达国家进口商品的规定往

    往有助于资本的这种转移，这些限制促使美国的制造公司到

    拉丁美洲投资开设分公司。来自低工资国家新兴工业的竞争

    往往也促使资本的这种转移，例如英国到印度投资开办黄麻

    厂和棉纺厂。

    可是资本的这种转移不仅受到发达国家始终存在着新的

    投资机会这个事实的限制，而且受到欠发达国家投资条件不

    利的限制。因为决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投资

    有利可图就是因为它们是欠发达国家。事实是，这些国家在

    投资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例如，社会结构并不总

    是合适的。就潜在的生产率而言，即使各国人民的发展素质

    可能是十分相同的，他们的文化天赋也是很不相同的。文盲、

    缺乏现代技能和不适应工资关系使生产率很低：而治理形式

    和社会态度的不同使投资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因此，在发

    达国家可能产生丰厚利润的新技术，在欠发达国家不一定就

    是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资本短缺也会出现恶性循环。如果

    要着手办一个新企业，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它

    本身，而且也取决于为这个新企业服务的所有其它行业的效

    率——尤其是一般性的工程服务、部件供应、运输和其它公

    用事业。这反过来又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其它服务业的利用程度有多高。所以一项投资的生产率取决于在此之前已在许多方面进行的其它投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资本投资的利

    润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花那些已有许多资本的国家投资

    很可能比在一个新的国家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如果情况永远

    如此，那么资本就不会输出了；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和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我们甚至

    可以冒昧地设想这样一条规律，即自然的趋势是资本从欠发

    达国家向比较发达的国家转移。实际上，资本的国际流动量

    很少，各种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确实在扩大，因此，这至少

    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不要接受那种仅仅基于发展水平的判

    断。

    如果要使判断正确，那么比较可靠的办法可能是根据现有自然资源而不是根据人均资本水平来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开发容易开发的丰富自然资源的投资，例如肥沃的土地、

    石油、煤或矿砂。即使在没有新资源的情况下，投资开发新

    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但是这不像用资本既提供新技术又提

    供新资源那样有利可图。这就是在过去100年里大部分输出

    的资本输往美洲和澳大利西亚而不是输往印度或中国的主要

    原因，因为美洲和澳大利西亚新的资源丰富，而印度或中国

    所提供的机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于更好地利用已知的资源。

    这也是英国和西欧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国（它们很快就达到了

    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极限），而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虽然与

    世界上其余国家相比人均财富很多，但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

    达到资本输出阶段的原因。

    因此，我们能够作的最近似的判断是，资本往往流向那些新的丰富自然资源可以相当容易地开发的地方，而且总是从那些资源已经高度利用，新资源远不是那么丰富的地方流

    出来的。这并不等于说，当一个国家需要进口原料或粮食的

    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在19世纪，凡是英国认为

    可以赚钱的地方，它都投资，无论它的进口情况如何。在19

    世纪初期，它到拉丁美洲投资，到那个世纪中叶在欧洲修建

    铁路，后来它又借钱给埃及为各种活动提供资金。同样，美

    国到国外投资主要并不是因为美国缺乏供应品。美国在成为

    铜和石油进口国之前，早就源源不断地在铜和石油业投资了。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制造业投资也并不是因为美国把它作为潜

    在的供应品来源。

    有人往往还断言，如果英国不必购买数量越来越多的初

    级产品，它本来是不可能适应债权国的地位的，但是事实并

    不支持这种说法。首先，英国并不将它在国外投资的收入和

    偿还的本金用于进口商品，而是用于增加它在海外的资本；它

    仅仅将它得到的钱用于在海外进行再投资。1913年英国保留

    进口额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28％）与1873年相同，尽

    管在这40年里，英国的无形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作为这

    一计算的依据的Ａ．Ｒ．普雷斯特先生对1873年国民收入的

    估计数可能是相当低的，但是即使将估计数提高相当大的数

    量，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外贷款的利息主要不是用来提高

    进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率，而是用于提高国外投资的比率。）

    然而这种论述形势的方法涉及国外投资率的迅速增长，而这

    种增长也许会以牺牲国内投资为代价，除非与国民收入相比，

    国内储蓄增长得更快。如果要使利润、储蓄、国内投资和国

    外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那么长期进行国

    外投资到适当时必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与国民收入相比，

    有形进口额上升，或者有形出口额下降。

    这些尴尬的局面是由于利息和分期偿还款项的流入赶上

    资本外流的速度造成的。例如，如果国民收入不变，对外贷

    款不变，20年以后偿还，那么20年以后，偿还的数额将与支

    出的数额相等，此外，还会有过去20年的投资的利息收入，

    只有进口的倾向加强，或者有形出口额下降，这些收入才能

    被吸收。如果相反，我们假设国民收入增加，外国借款所占

    的比例不变，那么正如多马教授最近所表明的，20年以后，如

    果贷款利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一致，那么外流和流入正好相

    等；但是如果利率超过收入增长率，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出现，

    那么流入的比例将稳定在高于外流的水平上。如果像英国的

    情况那样，有形进口额和出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不变，

    流入的利息和偿还款项全部用于再投资，那么结果甚至会更

    加令人难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率和收入增长率相

    同，国外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始终以等差级数增长，如果

    利率超过收入增长率，那么国外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甚至

    会增长得更快。例如，假设一个国家每年将2％的国民收入用

    于国外投资，它获得的5％的利息也用于再投资，国民收入每

    年增长3％。那么即使贷款是不偿还的，年度投资额也将从第

    一年的国民收入的2％提高到第20年的6％，并将以越来越

    快的速度继续提高。从1870年至1913年，英国国外投资的

    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并使进口倾

    向也保持不变，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有形出口额必定下降。

    英国发生的情况是，除周期性和长期性的波动以外，有形出口额在它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保持不变，但是它在世界制成品出口额中的份额在此期间却迅速下降，如果它不愿将

    它在国外的无形收入用于再投资，这个份额本来还可能下降

    得更快。

    由于对英国所发生的情况持有错误的认识，有些观察家

    担心，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是不行的，但是这

    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首先，如果把收入用于再投资，那就

    不必发展入超；其次，没有理由认为美国的食品和原料进口

    额不如美国的收入增长得快（许多人预料进口额增长得较

    快）；第三，现在，与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相比，美国的制成

    品出口额很大，所以通过制止美国制成品出口额的增长率来

    保持世界平衡的余地很大。只要全世界的初级产品的需求量

    继续增长，投资者开发新的自然资源将是有利可图的。投资

    国没有理由也必须是进口这些产品的国家。

    如果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那些开发新自然资源的投资，

    那么要说现在国际投资的范围比19世纪少似乎是有理的，因

    为像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西亚那样富饶的未开垦土地已经

    没有了。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么国际投资必须在更大的

    程度上依靠转让新技术谋利，以便在欠发达国里兴办那些在

    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已经证明是有利可图的，以及现在正显示

    出在国内增长速度下降的行业和工程。（这种投资不一定与粮

    食和原料有关，因此不一定产生那些被错误地说成初级产品

    会产生的问题。）确实可以说，随着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欠发达

    国家之间差距的扩大，引进新技术的好处也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到现在为止，资本从比较发达的部门（这是从技术上说的）大量转移到比较落后的部门——例如农业——的余地是

    存在的。可是转让技术并不仅仅是一个投资问题，一般说它

    取决于制度的改革，尤其取决于教育和推广设施的强化，而

    这需要在许多不同的级别上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有很大一部

    分必须由各国政府采取；例如在农业方面，建立推广服务机

    构，扩大灌溉设施，建立农村信用社网等。如果私人国外直

    接投资是一个转让新技术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开发新的自然

    资源的问题，那么这种投资的范围所受的限制也许会大得多。

    对外资的需要量可能一样大，对产量的影响也可能一样大，但

    是老的渠道不再是那么重要了。这一点我们过一会儿再谈。

    国际投资额当前的下降，至少首先并不是我们迄今所讨

    论的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直接造成的。相反，它是由30年

    代的大萧条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造成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投资完全恢复了。战

    前不久，国际投资额约为16亿美元，到20年代末，增加到

    大约20亿美元，如果将价格变动的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两

    个数额的实际价值大体上是相等的。来源和流动方向发生了

    引人注目的变化。美国已不再是纯借款国了，现在它提供的

    贷款额占借款额的一半，英国的贡献已经大大减少了。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量借钱给其它国家的德国，现在它所借

    的钱将近占贷款额的一半。因此，初级产品生产国海外的情

    况已经恶化；实际上，它们在20年代得到的钱大约只相当于

    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所借的数额的一半。有些人

    很重视流动方向的这种变化，他们说，对德国重建工作的投资，必然不如在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投资来得保险，因为海外初级产品生产国家可以用初级产品偿还，这是可以接受的，而德国只能用制成品偿还，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已对这种推理方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事实上，在30年代发生大萧条时，初级产品生产国遭到的打击与德国遭到的打击一样严重，

    在履行它们的义务时遇到了同样多的困难。

    美国成为主要贷款国，在发生萧条的时期似乎具有特别

    的意义，因为哪个国家没有外国借款的传统和机构。人们认

    为，缺乏信用机构增加了贷款的费用，并且造成了贷款时差

    别对待不够，因此在美国贷款中能够经受风险的部分比英国

    贷款中小。缺乏向外国放款的传统也使贷方更加紧张。有经

    验的贷方知道，衰退时期过去以后会出现繁荣时期，所以他

    在出现衰退时不会感到紧张，美国有许多放款人在20年代受

    过分乐观的宣传的欺骗，到了30年代则变得过分悲观。不管

    传统和机构方面的弱点是否是真正的原因，事实是，在发生

    大萧条，许多借主无法履行他们的承诺时，美国的放款人对

    向外国放款的整个概念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不遵守战争债务

    的行为尤其令人气愤。1934年一项联邦法案规定，在美国出

    售任何不履行对美国政府的义务的政府债券是违法行为，除

    了芬兰政府，这项法案适用于世界上几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

    政府。与此同时，好几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法案，禁止借款

    机构持有外国公债。由于政府是最大的借主，这对国际投资

    是一个重大打击。甚至到1954年，要在美国成功地发行外国

    公债仍然是不可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立联合国国

    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时候，该行行长不得不用将近两年时间到各州立法机构去劝说它们通过法案，允许投资机构持有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

    不偿还战争贷款是一项政治决定，这项决定是按照债务国于1932年在洛桑达成的协议作出的，即如果美国放弃欠它的债务，那么其他国家也愿意放弃欠它们的债务。美国拒绝放弃它的债权，但是其它每一个国家（芬兰除外）决定把战争债务看作已经销帐了。可是不偿还其它贷款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债务国无法控制的环境造成的。大萧条格外严重。世界贸易中的美元价值三年中下跌了60％。世界制成品产量下降了30％，虽然初级产品的产量保持得比较好，但是初级产

    品生产国的收入因贸易条件变得对它们极为不利而受到了严

    重影响。结果，除了美国以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国际收

    支方面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外汇必须严格实行配给，在

    某些情况下，如果要保持必不可少的粮食和原料进口额，那

    确实就不能动用外汇来偿债。同样确实的是，陷入这种漩涡

    的国家无法为私人或政府借款。在30年代，国际投资减少到

    零。在这10年里，债务偿还额平均超过了新的借款额。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生产和贸易已经恢

    复到超过两次战争期间的水平，但是国际投资额平均每年只

    有大约2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美国政府的赠款，也不包括从

    一个共产党国家向另一个共产党国家转移的款项。如果与20

    年代相比，或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的年头相比，

    这个数字自然是非常小的。如果扣除价格上涨的因素，那么

    20年代的投资额到现在应为大约30亿美元。如果假定投资

    额随着世界产量的提高而增加，那么正确的数字差不多将近45亿美元。如果我们要问目前的水平为什么如此之低，答案可以从供求两方面的不足中去找。

    在供给方面，我们可以列出的不足如下：（1）西欧相对

    衰落，（2）可支配的储蓄额减少，（3）要求担保。在需求方

    面，我们可以指出私人投资领域减少。

    而欧的衰落并不是生产的下降，而是可以用于国外投资

    的国际收支顺差额的下降。用贸易条件不利这个原因是无法

    解释这种下降的，因为现在欧洲的贸易条件与1913年的贸易

    条件并无很大的不同。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现在西欧比1913

    年储蓄得少了，相反倒是有证据可以证明，西欧正将比过去

    大得多的一部分储蓄额用于国内投资。德国正在实行大规模

    建设计划。法国经过25年工业近于停滞的阶段以后正在振

    兴，并已开始进行国内投资，其水平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后的重建初期以来所没有达到过的。英国现在的国内投

    资率，与它的国民收入相比，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所没有

    达到过的。这些国家无法腾出货物来用于国外投资，因为它

    们在国内把这些货物用光了。即使在联合王国允许外国政府

    借款，或者用掉英镑结余的时候，国际收支方面并不总是能

    实现所需的变动，因为不出口所需的资本货物。因此，不论

    在纸面上可能作了什么许诺，在资金的国内使用额减少之前，

    期望西欧再次成为大的资本输出者是没有用处的。究竟什么

    时候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无法预测的。目前投资活动方兴未

    艾——在住房建筑、电力、农业机械、采煤和其它各方面。在

    这些方面的某一方面，例如在住房建筑或农业方面达到希望

    达到的水平的时候可能会到来。如果国内投资额下降，而国内其它需求量没有增加，那就有可能到国外投资。政府使用

    资金的数额也可能减少，因为这个数额已大大增加了，尤其

    是在重整军备方面。英国现在（1953年）将大约13％的国民

    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目的，而1938年为6％。在政府使用资金

    的数额的下降部分中，有一部分钱用在直接消费上，但是几

    乎可以肯定，同时税款也会实行一些减免，这种减免使储蓄

    额增加，而不是使消费额增加。

    假设西欧将它自己的储蓄用光了，那么可支配的私人储

    蓄额相对下降这种情况在其中起多大作用很难确定。如果外

    国公债在欧洲市场上出售，谁能购买这些公债呢？例如，在

    战前的英国，扣除所得税以后的股利占公司净收入（未纳

    税）的55％，政府拿32％，各公司保留13％作为未分配利润。

    而在1952年，股利已下降到18％（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

    其中还要缴附加税。在这些情况下，只有各公司或政府愿意

    提供资金，那么到国外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是可行的。各公司

    能够而且确实在为对设在外国的子公司或联合公司进行直接

    投资提供资金。但是最大的国外投资项目往往是购买外国公

    债，而这不大可能吸引公司的资金。因此，现在向外国政府

    提供资金差不多完全得依靠政府间转账。美国的情况表明，那

    里的趋势与西欧是相同的——与公司和政府的储蓄增加有联

    系的个人可支配储蓄减少了。这种改变不如欧洲明显，但是

    无论如何，由于已经作了说明的原因，美国私人投资者要么

    不愿意，要么不能够购买外国公债。因此，未来的国外投资

    主要应是一个公司直接投资和政府间转账的问题。

    由于担心外国政府任意采取行动，尤其是害怕拒绝用外汇调拨利润或抽回资本，害怕实行国有化，直接投资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拒绝使用外汇这种事情在30年代是经常发生

    的，其理由往往是没有外汇。输入资本的国家的政府现在被

    要求宣布它们不会限制转移利润或资本，有好几个国家已经

    这样做了。宣布这种决定是商誉的重要证据，但是在发生严

    重外汇危机时，即使最好的商誉也可能不得不向外汇短缺的

    情况让步。因此，有人已向资本输入国政府建议，在出现严

    重衰退时，它们在为此目的发放临时外汇贷款方面是有作用

    可以发挥的。例如，假设Ａ国的一家外国公司在没有外汇的

    时候申请允许它将利润或资本转移到Ｂ国，这时Ｂ国可以将

    为此目的所需的款项借给Ａ国中央银行，借期为三年（到那

    时，危机被认为已经过去）。这样一项计划在华盛顿已经得到

    赞同，现在正在某几类投资中实行。

    国有化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外国公司希望保证它们

    不会被收归国有，有些国家的政府正在作出这样的保证，即

    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公司成立以后的头25年里，不会实行

    国有化。这种保证有多大用处，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没有

    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约束它的继承者。一个比较好的保证是，

    如果公司被收归国有，它们的所有人将得到由独立的仲裁者

    确定的公平的赔偿，这种保证可以写入一个国家的宪法，这

    样就不是那么依赖于不断变更的政府的一时的兴致了。人们

    经常说，现在应该制订某种国际法典或公约，宣布对外国投

    资者采取差别待遇征税、无偿收归国有、限制转移利润等任

    意行动为非法。制订这样一项公约将有助于改善国际投资气

    氛，从而有助于促进它的流动，但是由于规则只有在它们能够实行时才是最有效的，所以资本输入国制订能在它们自己的法庭上对它们的政府实施的国内法律，甚至比通过只能进

    行道义制裁的国际宣言更为有用。

    除了对已经进行的直接投资提供保护以外，还存在着允

    许什么样的直接投资这个范围更加广泛的问题。如果外国资

    本的供给量由于我们刚才指出的原因已经减少，那么需求量

    也减少了，因为在好几个极其重要的领域不再允许进行直接

    投资了。1913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分配如下：铁路和其它公

    用事业为46％，政府股份为30％，采矿9％，其它各种投资

    15％。如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已将铁路和其它公用事业收

    归国有，或者打算收归国有，其它许多国家政府反对矿山和

    种植园由外国经营。结果是外国私人能够进行直接投资的余

    地就所剩无几了。外国资本是允许进入商业系统的，但是一

    般说来，商业系统中国内资本是充足的，而为销售农产品设

    立法定代理机构的趋势进一步限制了外国私人在商业系统进

    行投资的范围。在制造业，外国资本通常是很受欢迎的，可

    是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制成品的需求量很小，所以拉丁美

    洲是世界上将许多外国资本吸引到制造业的唯一地区。鉴于

    现在私人直接投资的余地有限，最近几年里美国将70％的国

    外投资用于石油工业就不足为奇了。

    外国直接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常被不喜欢这种

    投资的人和支持这种投资的人误解了。支持外国投资的理由

    是它提供外汇，提高国内收入，并提高国内技能。国内收入

    增加是因为企业付给当地人民工资和薪金，购买当地供应品，

    并在当地纳税；所付的这些钱不仅增加了消费量，从而促进当地的生产，而且使得有可能增加当地的储蓄额，还使改善学校、医疗设施和其它固定机构的工作有了资金。如果要在

    当地资本和外国资本之间作出选择的话，选择前者可能比较

    有利，但是如果要在外国资本和让资源得不到开发这两者之

    间作出选择——这种情况比较多——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外

    国投资在提供收入来支付提高消费、教育和国内投资水平方

    面会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外国人提供技术可能比他提供资

    金更为重要。在大多数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里，带来新技术的

    是外国人，这些新技术在人民中间的推广使得国家发展起来。

    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国家在过去千方百计地邀请外国人来开

    办新工业。如果外国人对他们的技术保密，那么这个国家就

    得不到最大的好处，因此，接纳外国人可能附有一个条件，那

    就是新来的外国人必须对当地人进行培训。现在，外国人掌

    握的最重要的技术是管理大企业的技术。大多数其它技术可

    以在高等技术院校学到，而企业管理只能在管理企业的实践

    中学到。所以，如果外国人拒绝雇佣当地人担任管理职务使

    他们取得经验，那么外国人可能获得并保持控制经济的手段。

    这就是如今有那么多的国家通过法律，要求外国企业至少雇

    佣一定比例的当地人担任管理职务的原因。人们可以想一想，

    有哪一个国家，包括英国、俄国和日本在内，在它们最初的

    发展阶段不是由外国企业通过提供额外的收入和传授新技术

    来发挥重大作用的。

    欠发达国家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害怕外国投资。在政治

    方面，它们非常害怕接受外国投资可能会导致丧失独立。如

    果债务国的制度和习惯不同于债权国的制度和习惯，债权国确实可能情不自禁地采取帝国主义行径。如果借钱给加拿大，债权人知道，他们在加拿大的法庭上将会得到与在本国法庭

    上一样好的保护。但是许多其它国家不提供这种保证。债权

    国可能害怕在法庭上受到歧视，或者在行政上受到歧视，因

    而情不自禁地仅仅作为保护自己的投资的一种方式而采取帝

    国主义的办法。除了这种要求得到保护的愿望，还有一种要

    求得到特别优惠的强烈欲望——得到强迫劳动力，或者免税，

    或者获得条件有利的合同，或者将运输设施建立在适当的地

    方——这种欲望也可能促使一个力量强大的国家使它的比较

    弱的邻国丧失独立地位。丧失独立地位可能是部分丧失，也

    可能是完全丧失。如果资本家仅限于贿赂政客或者支持一个

    政治集团反对另一个政治集团，那是部分丧失独立地位；如

    果债务国沦为殖民地地位，那就是完全丧失独立性。这种担

    心是很普遍的，但是它们的实际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显然取决

    于债务国本身——它的制度是否对外国提供适当保护，它的

    政治生活是否健全得足以抵制外国的贿赂。在19世纪，这些

    担心的实质内容也比在20世纪多得多，因为公开的帝国主义

    行径现在已变得不是那么时髦了。但是恐惧心理仍然存在，并

    且是欠发达的国家急于要求联合国建立转让资本的适当机

    构，以免它们变得依赖于接受任何一个大国的资本的最有力

    的原因之一。

    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有些人不喜欢外国投资还因为他们

    害怕外国投资会产生过多的利润。现在有一种夸大外国投资

    的利润的强烈倾向。有证据证明，外国投资的利润并不比国

    内投资的利润大多少，如果扣除被没收的投资，那就尤其如此了。例如，英国1913年的投资大约有40％投在铁路上，事实已经证明，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公路运输迅速发展，或者因为实行物

    价控制，或者因为按战前的价格收归国有。同样，在战争期

    间，对初级产品（橡胶、锡、茶叶、糖等）的直接投资遭受

    严重损失，明显获利的投资只有以下几种情况，那就是利用

    无知或者通过政治欺骗租借到矿产丰富的土地，而租借费又

    极低。将那些涉及垄断地位的外国投资与没有涉及这种地位

    的外国投资区别开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让外国人垄断蕴

    藏着矿产的土地或者最好的土地，那么当地人民就无法取代

    他们，无论他们有多大的能力。但是经营商业或制造业的外

    国人的危险要小得多，因为不存在自然垄断妨碍当地人民在

    财务上和技术上能够胜任时取而代之的因素。

    如果一个国家自己能够筹集资本和获得技术知识，那么

    它就能在没有外国进一步援助的情况下进行发展。有时候它

    能够筹集资本，但是无法获得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

    办法可能是进行合作。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在同外国私

    人公司建立合伙关系来创建新工业，由外国公司提供管理知

    识，并多多少少提供一部分资本（从零到90％）。这种合伙关

    系受到双方的欢迎。它受到政府的欢迎，因为政府可以对方

    针行使某种控制权，或者能将大部分利润保留在国内，如果

    它提供大部分资本的话；它受到外国公司的欢迎，因为同政

    府建立合伙关系能为它赢得友谊，并得到某种保护，使自己

    不受歧视或压力。政府也赞成外国资本家和本国资本家建立

    合伙关系，其原因又是一部分为了将利润保留在国内，一部分是为了使本国资本家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外国直接

    投资很可能主要按这些合伙方式发展，当一个项目涉及数十万英镑的时候尤其是如此。

    另一方面，不论主张外国直接投资的人提出的理由多么

    有力，从适当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形式显然必定是微不足

    道的。认为直接投资一直是或者可能是外国投资的最重要形

    式，是完全错误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913年外国投资的全盛时期，

    英国在国外的投资有四分之三是购买公债或公用事业股票。

    如果我们也考虑到通过政府机构提供资本来发展小规模农业

    的必要性，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今天所需的外国资本，有

    80％是政府需要的。直接投资在外国投资问题中仅占极次要

    的地位，差不多只与矿业和制造业有关。如果要恢复外国投

    资，那么主要问题并不是与恢复直接投资有关的问题，无论

    这种投资多么有吸引力，而是向外国政府提供资本的问题。

    外国直接投资为什么总是小规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

    为放款的私人难以摸清数千英里以外的借款的私人经济底

    牌，难以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监督。设在霹雳或者库马西或

    者斐济的小种植园或者工厂或者贸易公司或者采矿公司，几

    乎不能希望发行股票到伦敦证券交易所去买卖。投资者不可

    能知道这种企业有什么价值，也不可能对它们的管理抱有信

    心。所以许多外国投资必须通过中间人来进行。设在英国在

    非洲的殖民地的金矿开采公司已在数目较少的信贷公司的主

    持下组成集团。这些信贷公司为在它们庇护下的公司行使某

    些秘书和销售等职能，这样做通常是要收费的。它们也可能投一点资。然而，从私人投资者的观点来看，它们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保证在它们庇护下的公司是真诚的。当这些公司中

    的一家公司发行股票时，它们在伦敦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因

    为人们知道这家公司有很好的保证人。东方的茶园和胶园也

    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其中许多种植园是由几家著名的信贷公

    司管理和做保证人的，这些公司的名字同样起着保证具有诚

    意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保证人；中小公司就无法直接进入

    外资市场。这产生了进一步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在外

    国经营的公司中出现了大规模走向合并，组成控股公司和实

    行垄断的趋向，例如在锡矿或铜矿业中就是这样。如果中小

    公司无法直接进入市场，那么唯一的出路是由许多中小公司

    组成大公司。这种成立垄断企业的趋势，在出现这种趋势的

    国家是不受欢迎的，但是它是以下事实不可避免产物，即外

    资市场无法应付独立的小公司。另一个后果是外资通过已经

    在先进国家建立的公司进行流动，在欠发达国家设有分公司

    或子公司。这种情况一直是锡、铜或石油开采业的一个特点。

    这实际上也是外国资本流入制造业的唯一渠道；实际上，欠

    发达国家里一切由外国出资开办的工厂，都是在先进工业国

    经营的公司或海外大贸易公司的分公司或子公司。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为什么外国私人资本多半购买公债和

    公用事业股票，只有很小一部分直接投资到工业、农业或贸

    易的主要原因。不通过中间人，这件事情是无法做得有成效

    的。在过去，这些中间人一直是信贷公司、秘书服务公司或

    者设立在工业国的公司；否则就必须走向垄断，将所有权集

    中起来，以便在资本市场获得立足点。最近，一个新的中间机构以政府开办的金融机构的形式出现了，如农业银行、开发银行或工业金融公司，它们由政府担保，从外资市场借款，

    并且将这些资金重新投资到国内的小公司。但是这种做法只

    是着重说明了从国际投资的角度来看政府借款的重要性，以

    及私人股东的直接投资所发挥的必然是微小作用。在恢复外

    国投资方面，主要问题是如何向外国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本。

    在1929年之前，外国政府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向私人放款

    人借钱。而现在不再有可能大规模借钱了，这或者是因为美

    国通过了法律，或者是因为欧洲对外汇实行管制，可支配的

    私人储蓄减少，或者仅仅因为公众对这种贷款作出不利反应。

    因此，如果政府要借钱，它们不得不主要向其它政府借钱。国

    际私人贷款的伟大时期已在1929年结束；如果国际投资得到

    恢复，那将是政府间提供资金的时期。

    为政府间贷款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在1933年成

    立了美国进出口银行，这家银行主要是向各国政府放款，但

    是并不完全如此。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联合国用

    大多数会员国交纳的会费开设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种银

    行也有借款权，它在美国和欧洲行使了这种权利。这两家银

    行发放低息（3—5％）贷款，偿还期比较长。此外，宗主国

    在它们的殖民地设立了投资机构。英国成立了由政府提供资

    金的殖民地开发公司，成立这家公司主要是为了进行直接投

    资，但是它也向私人企业、公用事业和公营公司放款。其它

    欧洲宗主国政府也有类似的机构。

    虽然政府间贷款的这些机会是存在的，但是贷款总额很

    小，现有的机构根本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主要原因是这些贷款实际上只限于“自我清偿”项目，也就是说，只限于那些本身直接产生收入的项目——例如电力或钢铁公司——

    这样可以用这些收入还本付息。现在，这些国家需要的许多

    发展项目是用于教育、公路、公共卫生、研究、农业推广或

    社会开发等非自我清偿开支。许多其它项目只有一部分是自

    我清偿的，如农村供水、水土保持或开垦土地。而在大多数

    欠发达国家，这些计划正好是最紧急的优先项目。在1929年

    以前，一个有偿债力的政府可以为实现它喜欢的任何目标，或

    者甚至没有规定任何目标而在资本市场借款。这些新机构并

    不能代为提供这种已经消失的方便条件。它们能代为提供公

    用事业借款，而不提供政府的杂项借款，前项借款往往占外

    国贷款的三分之一。

    此外，政府无法仅仅为了扩大公共事业的规模而借款，这

    本身就限制了它们为公用事业及其它自我清偿项目借款的能

    力，一般说来，一切投资都取决于是否具有足够的公共基础。

    说得比较具体一点，如果投资的速度加快，那么一切教育和

    培训机构马上就会受到压力。必须有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

    人员来制订计划，并加以实施，还要有其它各种水平的熟练

    人员，如石工、木工、焊工和电工等。由于联合国、美国和

    参加科伦坡计划的英联邦国家提供援助，以及宗主国向它们

    的殖民地提供技术援助，这种缺乏专门人才的情况有所缓和；

    但是除了缺乏大批专家这个事实以外，这些国家的基本需要

    是培训它们自己的人民。它们必须花费许多钱来办各种形式

    的教育，在它们能够找到用于这一目的的资金之前，它们使

    用自我清偿贷款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

    因此，对于建立负责政府间转拨为非自我清偿开支提供

    资金的机构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从理论上说，这些机构也

    完全可以成为贷款机构，因为提高国民生产率的任何开支，都

    能还本付息。但是由于所提高的生产率并不直接进入国库，所

    以用贷款为非自我清偿开支提供资金的政府，到还本付息的

    时候，在财政上就会遇到困难，除非它有第一流的财政制度。

    因此，这个问题一直是从政府间援助赠款的角度来讨论的，而

    不是从贷款的角度来讨论的。

    在这方面宗主国带了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

    宗主国设立了殖民地开发基金，用以补贴它们的殖民地的公

    共开支。英国有殖民地开发法，其它宗主国也有这种法律，英

    国殖民地开发法规定，每年开支为1500万到2000万英镑。采

    取的另一个步骤是美国在1948年制订了经济援助计划。这种

    援助的最大部分是给欧洲的，但是在最近几年里，欠发达国

    家也一直在得到援助（不包括军事援助），数额为每年3—4亿

    美元。联合国还决心支持成立一个联合国机构，为发展经济

    提供补助金或低息贷款，但是它仍然还得决定这个机构应当

    在什么时候开始活动。

    如果人们考察一下外来资金的情况，那就很难不得出这

    样的结论，那就是国际转拨款项能否恢复到战前的（实际）水

    平首先取决于建立一个适当的补助金制度。外国直接投资只

    与不发达国家所需的一小部分资金有关系。外国投资在它的

    盛行时期多半是借款给政府或者在公用事业投资，现在和那

    个时候一样，问题主要是为现在的国营经济部门寻找资金。现

    有的政府借款机构是与自我清偿项目有关的，在这方面看来是足够了。所缺的是政府扩大生产性的但是非自我清偿的开支的资金。在1929年以前，政府可以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借款，

    所借的款额几乎和公用事业的直接投资相等。在消除这个差

    距之前，无论是通过取消对目前的贷款机构的限制来消除，还

    是通过设立补助金来消除，所有其它外国投资大概都会遇到

    障碍，因为一切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公用事业是否有

    足够的基础。

    第三节　投资

    （一）　制度基础

    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泛泛地讨论了鼓励采取主动行动和

    冒风险所需的制度基础。下面我们只谈谈与储蓄和投资之间

    的联系有关的若干特点。

    应当指出的第一个特点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产生的，即

    许多投资必须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作者

    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资本形成的图景，其中“普通人”为

    了适应环境，储蓄了或者借了一小笔钱，并逐渐改善了他的

    处境。有些投资是属于这一类的。普通人可以改善他自己的

    房屋或他的小农场，或对一家商店或一辆卡车投资，但是这

    在发展经济所需的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一半。最大的一

    部分投资必须是在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方面。虽然普通人可

    以通过社会发展计划对公共工程作出有益的贡献，但是公共

    机构和公用事业机构必须对公路、铁路、港口、电力和其它大项目进行大量投资，而这是远非适应环境的普通人力所能及的。持悲观态度的人说，有许多例子说明，这些巨额开支

    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因为使用不当，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

    认为不花这些钱经济也有可能发展，那是荒谬的武断的推理，

    因为他的观察结果不会使他看到有任何不支出这类巨额开支

    经济也会发展的社会。其它大规模投资项目是采矿、制造、进

    出口批发、银行和保险、灌溉工程、某些农产品加工，以及

    某几种农业生产；甚至连随着经济增长而迅速扩大的城市住

    房建筑业也吸收大笔资本，因为城镇工人阶级拥有他们所住

    的房子是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的特点并不是普通人进行储

    蓄并提高他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必要的和可取的特点；但

    是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少数人、私人、法人或政府机构在昂贵

    的项目上进行巨额投资。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增长的特点是企业家

    精神，也就是说，一小批人、私人投资者或政府官员出现了，

    他们支配大笔资本，雇佣大量的其他人。我们已在各种地方

    考虑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我们已对这个集团的起源、它的动

    力以及它所需的训练作了猜测。我们也已指出，后果是社会

    上很大一部分人无产阶级化，他们必须在这些大单位中为工

    资或薪金而工作，没有所有权或控制权。这种情况所产生的

    进一步的问题即纪律、合作和工厂安定方面的问题，是属于

    本世纪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列，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谈到了

    这些问题，可惜没有找到任何容易的解决办法。

    如果投资者不使用他们自己的储蓄，就有必要建立一些

    机构，对储蓄者提供保护，足以鼓励他们把钱借给投资者。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动用由他们直接控制的储蓄。例如，制造业的扩大主要靠未分配利润，而在更

    早的阶段，它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外部筹资。同样，各国政府

    现在通过税收筹集自己投资所需资金的程度高于30年以前

    的水平，而通过借款来筹集这种资金的程度低于30年以前的

    水平。从理论上说，未分配利润属于股东，税金属于纳税人，

    要保持股东对董事的适当控制，或者公众对政府的适当控制

    自然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但是从狭义来说，未分配利润和

    政府储蓄是投资者的储蓄，因为这些储蓄的数额和用途首先

    既不是股东确定的，也不是一般公众确定的。这比较像资本

    主义发展初期的情况，而不像50年以前的情况。在资本主义

    发展初期，自由储蓄用于投资的情况是很少的，没有经过适

    当组织的资本市场，只有为生产目的借贷资金的初步机构

    （放债人和典当商自然始终是存在的）。在这个阶段，生产投

    资大部分来源于未分配利润。只有在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时

    候，储蓄功能和投资功能才在很大程度上分开了。

    要使储蓄从放款人顺利流向借款人，在制度上必须具备

    的主要条件是有限责任和很容易销售的资产。

    有限责任的原则产生于债权人和合伙人的区别。按照这

    些概念的原义，债权人是以固定条件出借资本的人：他按规

    定获得利息，有权到某个日期收回本金，他对企业没有控制

    权。而合伙人为了获得一份利润进行无限期的投资，他有管

    理权；法律也规定，他个人的整个财产要对他所参加的任何

    企业的债务负责，而不仅仅是他投资到企业的那一部分财产。

    有限责任使这两个概念形成交叉：投资者为了获得一份利润而进行无限期的投资，并在投资伙伴的同意下可以行使管理

    权（通常是授权给在他控制下的董事们），但是他只是在投资

    上对企业的债权人负责。之所以有必要规定有限责任是因为

    出现了这样一些事业，这些事业所需的资本超过两三个合伙

    经营的伙伴所能筹集到的——尤其是运河、铁路等大规模的

    投资。有限责任使数以千计的人有可能参加承担风险的事业，

    他们有管理权，但同时又不必将他们全部私人财产都牵涉进

    去。

    18世纪的经济学家并不很重视这个原则。他们认为，对

    于像公用事业那样非常大的事业来说，这个原则是必要的，但

    是他们又认为，将管理与资本的所有权联系起来是十分重要

    的，所以在所涉及的资本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事实将会证

    明合伙经营比成立联合股份公司有效得多，并能站住脚根。他

    们没有预见到，到19世纪，在那些希望将他们的投资分得很

    散的许多人中间，购买有限责任股票的习惯将变得十分普遍，

    最终将使得有限责任投资成为典型的形式。实际上，也许正

    是由于这种资金容易筹集，才使资本家对储蓄的态度扩大到

    社会的其余部分。我们在讨论储蓄时说过，在资本主义以前

    的社会里，农民、地主、贵族、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等，不

    是没有盈余，就是用他们的盈余办慈善事业，豢养随从，修

    建庙宇和纪念碑，或者用于其它非生产性用途；但是在资本

    主义发展的后期各阶段，所有这些阶级接受了资本家的思想，

    认为盈余应当用于生产投资。在后期各阶段，地主购买有限

    责任股票，甚至连教士也购买这种股票，这种资金的存在也

    许对储蓄和生产投资思想的普及起了最大的作用。

    刺激放款的第二个条件是，放款人应当能够很容易地收

    回他的资金，办法是或者出卖他的清偿权，或者如果借款人

    丧失清偿能力，则出售借款人的资产。前者主要是一个是否

    有适当的方便条件来销售债券、股票、抵押品和汇票的问题。

    这样一种市场的存在自然需要有人或机构愿意经营信贷业

    务，这样，希望收回资金的放款人就可以收回，不会因要求

    立即偿还而使借款人难堪。这些金融经纪人往往遭到他们的

    同胞的敌视，但是他们行使的职能显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如

    果他们不存在，那么储蓄者就不大愿意放款了，因为放款以

    后他们就没有流动资金了，因此生产投资将减少。如果人们

    研究一下任何迅速发展的社会的经济史，金融市场的扩大始

    终是初期各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且几乎是进一步发展的

    一个先决条件，这决非偶然。在一切土地都属公有，一切活

    动都由政府提供资金的社会里，这种市场是不需要的，但是

    凡是有私人投资的地方，这种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出

    现一批普通的银行家、商人、证券经纪人和金融家来行使这

    个职能，那就有必要设立履行这种职能的政府机构。设立一

    个随时可以购买抵押品、股票、商业票据，或放款人希望脱

    手的其它金融证券的政府机构在技术上自然是没有困难的，

    但是由一个政府垄断机构进行这些担风险的活动，能否比在

    存在着竞争的市场上进行这种活动更有成效或更加便宜，这

    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

    在可销售的金融证券的后面是为这种证券作担保的可销

    售的物质资产——土地、房屋、珠宝、库存商品、机器、工

    厂等。这一部分是市场问题，一部分是法律问题。在交易额大得需要有一个市场的地方，市场很快就形成了。那些专门创造这种方便条件的人——经营不动产的商人、律师、珠宝

    商和商品批发商——在我们的同胞中间又是并不总是最受人

    爱戴的，因为他们这一行业的资本价值是难以预测的并且有

    时波动很大，这种风险迫使他们在做生意时表现得精明、无

    情和狠心，如果他们的生意要获得成功的话。但是他们所行

    使的扩大资产市场的职能，增加了获得流动资金的机会，因

    此使储蓄者将钱借给生产投资者的风险减少。

    除了市场问题以外，与土地所有权和出售土地有关的法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处于发展初期的社会里，土地是借款人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可以把土地用作贷款的抵押品。有些国家已采取步骤来限制抵押，以防止小农过分落入放债人的手中。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如果想鼓励借贷，那么土地应当是可以抵押和出售的，而在法定权利上不会引起许多混乱，这是非常必要的。实行土地登记制度，如有可能，以土地丈量结果为基础，可以减少因界限不明而引起的法律纠纷。有些社会在确定所有权方面也有困难，在那些社会里，继承法复杂，家族庞大，或者所有者、占用者和社会当局之间权利分配情况复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拥有有效所有权的权利受到怀疑。各类抵押品的权利在出售时可能也是一个麻烦，除非法律规定购买者可以获得没有任何负担的所有权。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土地法不但是不明确和不确定的，而且通常是极其复杂的，所以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立法机构始终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们要设法使买卖土地的法律制度即使不井井有条，也至少要很明确。

    为了补充私人贷款，欠发达国家的立法机构也参与建立贷款机构的工作；这是因为国家拥有自己可以支配的额外储蓄，或者因为它特别希望鼓励某几类投资。

    我们已经讨论了将来政府可能控制许多储蓄的原因。这

    可能仅仅是它们用征税的方式将本来由私人控制的储蓄拿

    走：这是高税率对利润的影响。或者可能是政府迫使社会储

    蓄比它本来愿意储蓄的数额更多的钱，办法是对农民或地主

    或为了纳税而减少消费量的其它阶级征收高税，或者借助于

    建立信用或通货膨胀。或者可能是除了向私人借款者开放的

    资金以外，还有外部资金来源，在当今实行政府间转账的日

    子里尤其如此，这些外部资金来源或者采取贷款形式或者采

    取补助金形式。如今，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承担了保证与国

    民收入相比使资本形成达到高水平的责任，这是它们以前的

    各届政府所不接受的。它的必然结果是，必须建立机构来处

    理因此由它们控制的储蓄。

    迫切要求建立政府金融机构的另一个原因是想为那些向

    私人放款者筹集资金有特别困难的集团提供资金。有五个阶

    级一直受到特别照顾，它们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小消费者、

    房产主和实业家。

    小农无法以低利向私人放款者借钱，因为这类放款要冒

    风险，因为管理这种借款要支付费用。如果通过乡村信用合

    作社来放款，那么风险和费用就会大大减少，这种合作社很

    小，成员们对彼此的事务和信誉一清二楚。这些合作社有时

    能向商业银行等普通私人放款者借款，或者甚至接受一般公

    众的存款。然而，通常需要由政府来监督它们的事务，并保证进行有效的管理。一般说，除了信用社从它们自己的社员

    的储蓄或向私人放款者筹集资金以外，政府还有必要向它们

    提供更多的资金。政府需要多少钱，作为农贷，一部分取决

    于它们对其它放款者的态度，一部分取决于它们执行农业发

    展计划的劲头如何。如果它们不想使农民落入私人放债者之

    手，尤其是如果它们为了这个目的不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抵

    押出去，或者不在法庭上承认农作物置留权，那么它们更有

    必要拿出钱来资助农民。同样，在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地

    主提供资金的那些国家里，如果政府向地主课以重税，或者

    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农民，那么它必须取代地主提供资金。如

    果同时它有有力的农业推广服务，成功地说服农民使用肥料，

    改良牲畜，或者拥有更好的设备、谷仓、建筑物或蓄水设施，

    那么它必须满足农民对资金的大笔需求，虽然这可能仅仅是

    一只手从农民那里拿钱（通过土地税或出口税），用另一只手

    将钱借给他们。对农业所需资金的数额往往估计得过低。在

    欠发达的经济中，农业产出占国民收入的一半左右。所需流

    动资本很多，因为农作物是季节性的，目前，借来的资本大

    部分用在这一方面。如果除此之外将10％的产出用于再投资

    （比较发达的国家把将近20％的农业产出用于再投资），那么

    仅此一项就将用去5％的国民总收入。

    在亚洲，手工业是一个重要经济部门，虽然在非洲或拉

    丁美洲，手工业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

    （五））中已经讨论了手工业工人生存的条件，并且已经看到

    他们在人口过剩亦缺乏资本的国家里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

    用。我们也已经看到，如果对这些工人进行培训使他掌握新技术，如果改善销售组织，提供更好的原料和更好的设备，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设立

    政府机构，用由它们支配的相当多的资金来资助研究工作、购

    买新设备，贮存原料、在制品和制成品。由于贮藏设备不足

    目前是这些行业的大弱点之一，预计光是这一点就可能消耗

    许多资金。

    事实证明，在印度尼西亚，就像在荷兰一样，国营典当

    业是受欢迎的、有用的，取价低廉的和非常有利可图的。当

    铺在城乡到处都有。它是一种“社会服务”，旨在使人民不受

    放债人的剥削，而不是生产投资设施，但是它在某些国家设

    立的金融机构的名单中是不能省掉的。

    有些国家的政府还在建立为新建房屋提供资金的机构，

    不仅比较发达的国家设立这种机构，而且欠发达国家也设立

    这种机构，不仅为城市建房提供资金，而且也为农村建房提

    供资金。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本身正在建造房屋，例如在新

    开垦的土地上或者在贫民窟拆除后的地方建造房屋。在有些

    情况下，企业为其雇员提供住房，例如种植园，或矿山，或

    铁路部门就是这样，政府借钱给雇主修建房屋。在其它情况

    下，得到资金的是房主，他们用这些资金自己建造房子，比

    如在农场上建造房子，或者从投机营造商那里购买房子。政

    府提供建房资金或者是由于它们想控制房租，或者还由于它

    们想通过提供一些房贴来提高住房标准。（美国政府和英国政

    府现在也提供建房资金以鼓励人们购买房屋。）如果既不控制

    房租，也不提供房贴，那么通常有许多私人提供建房资金，因

    为这种投资很保险。但是在有些国家里，建房标准也是相当低的，因为人们宁愿将额外的收入花在寻欢作乐上，而不愿建造较好的房子。

    然后是发展工业的资金供应问题。在筹集资金方面，小

    厂主遇到了与小农所遇到的同类的困难。此外，政府特别急

    于鼓励地方小企业，这种企业不同于否则可能垄断制造业的

    外国大公司，因此，它们常常为此目的而设立特别的金融机

    构。我们在第四章（第三节（四））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

    看到，小企业的困难不仅是由于缺乏资金造成的，而且往往

    也是由于缺乏管理技术造成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致认

    为，设立一个既进行监督和提供管理方面的意见，又向小工

    业家提供资金的机构是适宜的。可是设法从政府得到资本的

    不仅仅是小实业家或地方实业家。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大

    资本家要为制造业筹集资本也有困难。国内大资本家有困难

    是因为在欠发达国家，地方资本不敢从事制造等新式活动。地

    方资本很容易流入大规模的农业、贸易或抵押业，在制造成

    为一种人们熟悉的活动之前，不会提供给制造业。外国资本

    市场也不向任何大规模的制造活动开放。它们成立了特殊机

    构向海外采矿业或种植园或公用事业公司提供资金，但是不

    向制造业提供资金。因此，供制造业使用的外国资本要么是

    通过设在工业国的决定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分厂的工业公司渗

    透进来的，要么是通过偶尔也办工厂的海外大贸易公司渗透

    进来的。所以一个愿意在欠发达国家办厂的外国人往往无法

    在他自己的国家里筹集他所需的全部资本。除了那些无法筹

    集的人以外，还有一些人不希望筹集，因为他们宁愿与当地

    人所拥有的资本合伙经营，即使只是以此作为取得政治保护的一种形式。有些国家的政府喜欢合资经营；它们希望参加工业企业，尤其希望参加那些由外国人管理的工业企业，因

    为这样一来，它们为发展工业而必须寻找的资本就增加了。

    向工业企业提供资本的方法各有不同。有些企业是全部

    由政府提供资金，并由政府机构管理，或者由收费的私人公

    司管理。此外还有工业发展公司或银行，它们也许全部为政

    府所有，或者它们也有一些私人股份，反过来不是借钱给私

    人资本家就是购买股票，以此向他们提供资金。有些国家的

    政府则出钱建造工业区或孤立的工厂，然后租给实业家，租

    金往往是有补助的。除了补助金，有些实业家喜欢这种合作

    形式，因为这比他们自己建造也许可以少筹5万镑或更多的

    资本。政府也喜欢这种合作形式，因为它风险小，如果公司

    失败，工厂可以租借给其他人。

    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所有方面——农业、手工业、典当业、

    住房建筑和制造业——政府放款的作用通常是补充而不是代

    替私人放款，试图填平私人资本市场留下的空白。市场本身

    也建立特殊机构来满足这些需要中的某些需要，例如成立建

    筑信用社为建造住房提供资金，成立“动产银行”式的银行

    来为制造业提供资金。只要思想上没有歧见，政府资金就能

    与私人资金一起发挥作用。例如在某些地方，商业银行和政

    府分工为农业信用合作社提供资金。在工业金融中，有些新

    的金融公司也既有政府资金又有私人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支

    持这些公司的并且愿意贷款给它们的联合国国际银行喜欢提

    出这样的建议，那就是大部分国内资金应当由银行或私人金

    融家来提供，管理工作应当由私人来担任，或者至少应当尽可能摆脱政治控制。

    人们对于这些机够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在资金方面帮助

    他们这个问题往往存在错误看法，在小借款人中间尤其如此。

    有些人指望从这些来源得到他们所需的全部资本，或者接近

    于他们所需的全部资本。没有一个放款人，无论是私人还是

    政府，能够提供超过担保物价值的贷款。这些借款人以为，他

    们使用所借款项的货物应当成为担保物，但是作为担保物，任

    何货物的价值都是低于它的价格的。如果一台机器是花了

    1000英镑买来的，那么这台机器一安装好，它的市场价值就

    开始下降了。所以，如以一台机器作担保物，放款人出借的

    钱很少是超过这台机器的价格的一半左右的。因此可以说，除

    了使用所借款项的东西以外，未来的借款人永远必须有一部

    分他们自己的私人资本，或者有一些可销售的资产作为附属

    担保品。在欠发达国家，这个作用往往是由土地和珠宝来发

    挥的，因为它们是人们普遍拥有的仅有的两项可销售资产

    （在大城镇以外的地方，房屋往往很破烂，市场价值很低）。要

    借钱给没有土地的人特别困难，所以在那些农民多半不拥有

    土地，而作为佃农或分成佃农而劳动的国家里，信用社给每

    一个人的贷款数额，与农民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作担保时可能

    得到的贷款数额相比，是很少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

    是成立有无限责任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它的发源地（德

    国）似乎经营得很顺利，但是企图把它移植到欠发达国家的

    一些尝试却失败了，因为农民们不愿为彼此的债务承担无限

    的责任。从长远看，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提倡耕者有其地。

    政府资金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局限性是，它通常只提供信贷而不提供资本，因为资金不足迫使政府用它的资金进行

    周转，除非它有机构可以为它在私人资本市场放款再提供资

    金。我们对信贷和资本所作的区别取决于偿还。如果一家企

    业靠发行股票来筹集资金，这些股票是不必偿还的；因此除

    了个人消费所需的费用以外的利润，可以用于扩充企业。如

    果企业靠以信用债券或抵押借款来筹集资金，那么剩余利润

    首先必须用于偿还贷款。政府金融机构通常是指望偿还的，这

    样在第一家企业能够独立以后它们就能用收回来的钱为第二

    家公司提供资金，但是就在一家公司将要在市场上站牢脚跟的时候，偿还贷款的必要性很可能妨碍这家公司的发展。自然并非所有私人企业都希望有一个政府机构作为永久性的伙

    伴，尤其是因为这样一个机构必将相当严格地监视该企业的

    所作所为。但是有些人希望在偿还贷款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他人实际上可能喜欢与这个机构发生关系，以便得到保护

    或者建立威信。如果将来很大一部分公众储蓄（和外来资

    金）流入政府的国库，它的金融机构可以动用的资金就能逐

    年增加，这些机构就能够比较多地提供资本，少发放信贷。

    与政府金融机构相比，私人金融机构的相对重要性一直

    在发生变化。一个世纪之前，人们认为金融当然是私人的事

    情，政府在市场上仅仅以借款者出现。后来政府开始向在国

    内市场上似乎得不到适当照顾的阶级提供资金，如今，甚至

    连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也有一个照顾国内外特殊的借款

    人阶级的庞大的政府金融机构网。除此之外，还有税收对储

    蓄的影响——将储蓄由私人控制转为由政府控制，或者迫使

    社会储蓄比它本来会储蓄的更多的钱。因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各个发展水平上，政府现在是为投资提供资金的重要渠道。如果我们除此之外再考虑到以下这一事实，即来源

    于可支配的收入的私人储蓄额在任何地方都是少的，大部分

    私人储蓄都是通过保险公司、房屋建筑会和其它机构投资者

    流动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现在投资远比一个世纪

    以前制度化了，在那时，个人储蓄者更多地与个人放款者见

    面，并直接同他谈判。与过去同样重要的是，储蓄者应当储

    蓄，投资者应当投资，但是在两者属于不同的人的地方，现

    在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越来越可能是某种公私金融机构了。

    （二）　起点

    一旦一个国家变得习惯于将12％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

    及由此带来的态度和制度，那就很容易明白它为什么继续这

    样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令人迷惑的问题是开始和末尾；

    一个国家如何脱离5％或更少的那一类，或者说在发展的后

    期为什么投资表现出缓慢下降。在这一章里，必须对这两个

    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作一些说明。下面我们先从加速阶段说

    起。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在这个转折点所涉及的态度

    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在最后一章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

    更多的话要说。在本节中，我们只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比较

    有限的方面，即一个经济部门在开始时所遇到的困难。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困难是由于以下事实产生

    的，那就是资金的流动并不是循环的，除非得到资金的人全

    部把它花光。请考虑一下一位新出现的企业家雇佣人员从而使这个国家的就业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的情况。雇佣人员和从其他厂商购买货物和劳务的行动使资金进入流通渠道，当

    我们的企业家这样做时，他指望将他的资金赚回来。但是他

    会赚回来吗？你付给人家钱，人家马上转过身来用这些钱购

    买你的货物，这是极不可能的。他们用其中一部分钱购买其

    他人的货物，而这些人则可能用一部分钱购买原来的雇主的

    货物。如果收入全部花光，他得等到这个增值过程结束以后

    才能将他的资金收回来。但是并不是所有收入都重新进入流

    通过程；其中一部分被获得收入的人用来购买进口商品了，一

    部分向政府缴税了，一部分存起来了。因此一位新雇主不能

    只依靠他雇佣的人直接产生的需求；他还必须指望能把别人

    占有的一部分需求夺过来。如果这种需求是国内需求，那么

    他一定要相信，他只要出售新商品，或者提供更方便或更有

    吸引力的服务，或者采用某种新的生产技术而降低价格，他

    是能够将其他人的顾客抢走的，他必须是一位革新者。要不

    然，他一定要能够出口，把外国需求夺过来。

    所以，在经济活动处于低潮时，为外国市场进行生产通

    常是使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增长道路的转折点。靠为国内市场

    进行生产求发展在这个阶段是极其困难的。除非进行某种革

    新，否则仅仅为国内市场生产更多的产品是无利可图的，因

    为额外的收入抵不过额外的支出，除非将一部分需求从其它

    某个厂商那里夺过来，而这需要进行革新。在经济活动处于

    低潮时，为国内市场进行革新是异乎寻常的。这不仅是因为

    进行革新需要有新技术，而处于低潮的时候，新技术通常是

    从国外引进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低潮时，社会气氛对于那些想从其他生产者那里“窃取”一部分市场而使自己富

    起来的人通常是非常不利的。因此，革新通常是在对外贸易

    方面首先进行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带来新思想的是外国人，

    另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对争夺国内市场的斗争并不是很赞成

    的。

    边际收入用得不够——这是这个论点的一部分依据——是经济停滞的表现，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表现。因为可以设想，用于储蓄、缴税和购买进口商品的那一部分边际收入，不会得到额外投资、政府开支，或者出口的同样程度的补偿，或者至少是不经过很长的时间间隔不会得到这样的补偿。经济一旦走上增长的道路，那么投资、政府开支和出口额本身就会有一种增加的势头，落在后面的是储蓄、税收和进口额。增长的经济具有通货膨胀的明显趋向，即使这仅仅是幅度不大

    的通货膨胀，或者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有规则地出现通货

    紧缩的危机。由于通货膨胀使资本家获得进行再投资的利润，

    并在资本家面前展现了获得巨额利润的前景，从而对投资产

    生促进作用，所以已经走上增长道路的经济往往就停留在那

    里了。同样，停滞的经济往往会停滞下去。根据定义，投资、

    出口额和政府开支并不靠它们自己的势头增加。因此，如果

    部分新开支用于储蓄，进口商品或者变为政府的收入，那么

    即使在以后某个阶段其影响可能是促使投资、出口额和政府

    开支增加，眼前的需求不旺也会抑制经济活动。在储蓄试图

    跟上投资，或者进口要跟上出口，或者收入要跟上政府支出

    的气氛中，生意比在投资落后于储蓄，出口落后于进口，或

    支出落后于收入的经济中兴隆。

    但是即使是不存在边际需求量长期不足的趋势，并且非常倾向于进行革新和在国内市场进行竞争的经济，也还有一个障碍要克服，即各个经济部门要在彼此保持正确关系的情况下增长，否则它们根本就不可能增长。例如，假设为国内市场生产粮食的农业部门进行许多革新，其结果不是有剩余粮食可以销往城镇，就是农业部门有剩余劳动力要到非农业部门寻找职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制造业同时以合适

    的速度增长，那么它既能吸收剩余粮食，也能吸收剩余劳动

    力。如果制造业没有发展，那么贸易条件将对农业不利，由

    于农业劳动力和农产品过剩，农业收入将受到抑制，这个部

    门的进一步投资和革新活动可能受到影响。如果这个过程仍

    然使农民比较富了，而不是比较穷了，他们将购买更多的进

    口商品，这个因素将引起通货紧缩，除非现在代替进口货的

    国产商品的产量有了适当的增长，或者出口额有了适当的增

    长。一个经济部门的革新活动将受到抑制，除非其它部门也

    适当地扩大。

    如果经济的发展集中在工业化方面而忽视农业，就像苏联所发生的情况那样，那就会产生完全一样的困难。于是农产品严重短缺，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使所有其它物品的价格螺旋形上涨。要在营利的情况下卖掉工业品也是有困难的。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必须相应增加，同时工业产品的价格要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如果农民的实际收入保持在低水平，他们就买不起工业品，这样就无法推销工业品赚钱了，除非开发国外市场，或者除非像苏联政府所做的那样，政府将剩余工业品接收过来用于资本形成和国防——但是在一个农民的收入并不在提高的经济中，这样做就会产生购买这些工业制品的资金问题。这种情况与我们在第二节（二）中对储蓄所作的分析也是有联系的。如果农业停滞不前；资本主义部门就不能增长；资本家的利润仍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储蓄额和投资额也是少的。经济的顺利发展要求工业和农业一起增长。

    如果我们将经济分成三个部门来考虑，那就可以比较正式地表示这种关系了。Ａ代表供应国内市场的农产品，Ｍ表示供应国内市场的工业品，Ｘ代表供出口的产品。如果Ｍ扩大，Ａ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增加。如果增加的Ｍ产量替代进口商品，那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外汇支付进口更多的Ａ的费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Ａ停滞不前而Ｍ不断扩大，那么不

    是Ａ的价格上涨，就是进口额增大，从而造成国际收支逆差，

    这些情况都会限制Ｍ的扩大。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需求量

    可以通过扩大Ｘ来满足，扩大Ｘ可以提供外汇来支付进口商品的费用。所以在扩大Ｍ的同时必须扩大Ａ或Ｘ，或者采取进口替代措施，如果要使Ｍ的扩大继续下去的话。同样，在

    扩大Ａ的同时，必须扩大Ｍ或Ｘ，或者采取进口替代措施。

    只有Ｘ能单独不断扩大，不会因Ａ或Ｍ不扩大而受到限制：

    出口额扩大以后所产生的需求量，可以用进口商品来满足，因

    为出口为进口提供外汇。正如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的，这

    是扩大通常从出口开始，而不是从供应国内市场的生产开始

    的一个原因，无论生产工业品还是生产粮食，情况都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国家的出口工业能够欣欣向荣而国内消费品的生

    产仍然比较落后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暂时只谈封闭的经济，虽然必须使工业和农业一起得到发展，但是它们不必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对工业品需求量的收入弹性大于1，而对粮食需求量的收入弹性小于1。对劳务需求量的收入弹性甚至大于工业品。因此，经济的增长与增长得极其迅速的劳务有关，也与工业总产量比农业总产量增长得快有关。当我们谈论在封闭的经济中制造业和农业“一起”增长，或者“以适当的速度”或“平衡地”增长时，我们是指社会消费农产品多于工业品的边际倾向性所

    决定的速度。开放的经济比较复杂，因为供国内消费的工业

    品的增长，可以用供出口的工业品的增长而不是用农产品的

    增长来平衡（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用“农产品”替代“工

    业品”），所以在现实世界上，我们必须使进口、出口、工业

    和农业保持平衡，而不仅仅使其中任何两项保持平衡。

    工业生产的扩大并不要求农业生产也扩大，如果它得到

    工业品不断增加的出口额支持的话，这个事实对于有些人口

    过剩的国家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那些国家不能希望它们的粮

    食产量与粮食的需求量增加得一样快，无论它们作出多大的

    努力。在这种国家里，工业化绝不取决于农业的扩大，虽然

    事实仍然是，它们应当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因此，这种国家

    必须立即十分注意扩大它们的工业品的出口市场，因为归根

    到底，是它们的出口额增长速度决定它们国内扩大的限度。很

    明显，英国的经济就是这种情况。工业革命伴随着农业革命，

    但是国内需求量不久就超过了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从拿破仑

    战争结束到美国内战爆发，决定英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是，

    累积起来，英国工业品的出口额每年将近增长6％。同样，英国经济在过去80年里的增长速度慢得多这一点用以下事实或许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释，那就是英国在面临外国新的竞争

    的情况下，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未能使出口额的增长率每年超

    过2％。在英国、日本或印度等人口过剩的国家，工业品出口

    额的增长率也许是限制国内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在下一

    章里再回过来谈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这些国家必须同时努

    力提高农业产量，因为它们的农业产量提高得越多，它们依

    靠在国际市场上推销它们的工业品的必要性就越小。

    实际上，在非常落后的经济中，通常最不能响应其它部

    门的增长的，因此对一切经济增长都起阻碍作用的部门，是

    生产供国内消费的粮食的农业部门。这是因为当农业掌握在

    小农的手里时，革新成果的推广取决于政府的主动性而不是

    取决于私人企业家的主动性。如果在制造业等其它部门，需

    求量的增加会把一些私人企业家吸引到这个行业中来。然而

    要提高农业产量需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基本上是政府

    范围内的行动，首先是在农业研究和农业推广方面，以及在

    公路、农村供水、农业信用机构等方面花费大量资金。日本

    的经验表明，政府在这些方面的适当开支对农业产量可能产

    生惊人的效果（就他们的情况而言，人均生产率在30年内翻

    了一番），农业远不是落在其它部门的后面，也没有对其余经

    济部门起阻碍作用，而是能够变成一个带动因素，为其它部

    门产生需求，还为它们提供资金。但是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大

    多数其它国家的政府都忽视农业，其结果是农业得不到发展，

    其它部门的增长率也提不高。与英国相比，法国相对来说是

    停滞的，或者与日本相比，中国相对来说是停滞的，在对这种现象作出的种种解释中，在本作者看来，农业生产率提高得比较慢是最根本的原因。法国仍然需要四分之一的人口从

    事农业才能使粮食够吃，而最先进国家只需12—15％的人口

    从事农业就够了。

    国内市场的这些不足之处，无论是在总需求量方面，还

    是在重要部门的响应方面，或者是在对因进行革新而造成争

    夺市场的竞争的态度方面，都说明了为什么通常由对外贸易

    带动经济走上发展道路的原因。为出口进行生产不存在像为

    国内市场进行生产那样的不利条件。它不依赖其它部门的需

    求量的适当增长；它在国内不引起竞争，因为在初期各阶段，

    与一个国家的个人生产者的产量相比，世界需求量是很大的；

    而且它不依赖于国内的有效需求。此外，出口为其它商品创

    造新的实际需求，所以对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一切行业都

    是一种刺激。出口还以其它方式刺激国内工业。为出口工业

    建造的一些设施，例如通信和培训设施或者工程服务机构，对

    国内工业也是有用的。出口工业在为国内工业部门创造更多

    的需求量的同时，也悄悄从国内工业部门拉走劳动力，这促

    使国内工业部门进行旨在提高生产率的革新。当马尔萨斯和

    利斯特等19世纪的经济学家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初期

    各阶段的重要作用时，他们不仅常常想到出口的作用，也常

    常想到进口的作用。进口引起新的爱好，所以他们认为能激

    发新的工作干劲，以及最好地利用现有资金的新的愿望，以

    便有额外的收入来购买新的商品。几乎可以肯定，进口商品

    在那些已知的消费品缺乏花色品种的国家里也会产生这种影

    响，因为进口会使人们追求享受的愿望比较高。但是即使在这种影响不大的地方，对外贸易也会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生产的影响改变整个经济的气氛。

    在发展初期的各个阶段，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也是在这个

    阶段领导权通常掌握在外国企业家手里的原因之一。本国企

    业家发展出口工业并到国外去寻找市场显然是可能的。但是

    消费量不断增加的发达国家派人去寻找新的供应来源这种情

    况比较普遍。此外，比较发达的国家的企业家不论对生产技

    术还是销售或运输技术都略知一二，这使他们处于比欠发达

    国家企业家有利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本国企业家学到了

    技术，人数增加，并且具有在本国经营成本较低的有利条件，

    他们就能把外国企业家赶走。不论你读从14世纪到16世纪

    英国的经济史，它同低地国家的关系的经济史，也不论你研

    究19世纪最后25年的日本历史，还是研究斯里兰卡最近的

    发展，情况大体上都差不多。

    虽然扩大出口是开始发展经济的最容易的手段，因此它

    是一种有利条件，但是过分集中于出口业就像过分集中于任

    何其它部门那样是不利的。这种不利条件表现在不利的贸易

    条件上。如果不采取措施来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生产率，它

    们就会变成矿山、种植园或其它出口企业获得廉价劳动力的

    后备军。热带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这

    也是工业国能够以如此有利的条件买到热带经济产品——如

    茶叶、棉花、油籽和各种矿产品的原因。生产这些商品所需

    的劳动力可以以便宜的价格获得，因为这些劳动力否则就要

    留在农场里生产粮食，每人的生产率是很低的。只要农场的

    生产率低，温带地区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得到热带劳动力的服务。此外，当为出口而生产的农作物的生产率提高时，不必同劳工分享增加部分，实际上，降低价格的好处全部被工业

    消费者享受了。蔗糖是一个说明问题的极好例子。按任何生

    物学标准来衡量，蔗糖生产是一个生产率极高的部门。它也

    是一个在过去70年里每英亩产量大约翻了两番的部门，这个

    增长率是世界上任何其它主要农业行业所无法比拟的——肯

    定是小麦行业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如此，蔗糖业的工人仍然

    赤脚走路，住在棚户里，而生产小麦的工人的生活水平则是

    世界上最高的。无论制糖业的生产率可能达到多么高的水平，

    好处主要是属于消费者的，热带国家的一个不利条件（对工

    业国有利）是，它们的经济的发展集中在经济的出口部门，外

    国企业家和外国资本首先主要致力于扩大出口，其结果是，它

    们的出口对工业国有利。

    教训并不在于扩大出口不对，而在于完全集中在这个经济部门是不对的。采取措施提高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部门首先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同样是重要的。而如果这样做了，出口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将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忽视出口与过分集中于出口一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出口业很可能成为一个拖经济发展后腿的因素。例如，人们可能很愿意为国内消费投资，仅仅由于缺乏外汇，国内消费得不到满足。私人企业家可能有许多计划，打算在供国内消费的制造业或农业投资，政府可能也有一个在教育、公用事业和类似项目投资的庞大计划。然而，所有这些开支都会对国内投资所需的进口机械或材料，或者进口消费品产生额外的需求。所有发展计划需要有更多的外汇，所以如果不提高赚取外汇的能力，所有发展工作可能就要停止。不少国家目前就是处于这种状况。

    因此，任何全国发展计划都必须适当规定扩大出口，或者生产进口商品的代用品。但是这仅仅是以另一种方式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初期各阶段所起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以后各阶段，能动作用不再由对外贸易垄断了，甚至可能从对外贸易完全转移到国内市场。在美国，这种过渡大约是在19世纪末某个时候实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受到出口刺激的国内需求量的增大，对国内企业家是一个鼓舞，过不多久，对国内消费的投资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如果农业部门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改革，这种过渡可能长期推迟，法国就是那样，因此继续成为需求和劳动力供应方面的阻力。或者如果像英国那样，与自然资源相比，人口规模迫使国家严重依赖于进口，因此将全面增长率降低到外汇收入增长率或生产进口商品代用品的生产率，那就根本不可能完全过渡。

    这种分析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它说明了在外汇不受压力的情况下使经济得到发展的条件。如果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出口商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大，那么经济将处于消费品的进口往往落后于出口的有利状态之中。与此成对照的是，如果经济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而得到发展，那么进口额往往会增长（除非它正在发展进口货的代用品）而出口额不会得到相应的增长。除非得到巨额外国援助（贷款或赠款），否则发展计划可能不得不在外汇受到管制的情况下实行。出口商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永远是一件好事。

    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非常惊人的；那就是在发展计划中，一切经济部门都应当同时增长，以便使工业和农业之间，为国内消费进行的生产和为出口进行的生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结论，但是它既不符合目前的做法也不符合目前的建议。例如，工业国有整整一个学派的“开明”经济学家，他们通常以高傲的教训人的口吻告诫农业国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不应做任何事情来促进工业。这一派经济学家还宣扬出口的好处，并对那些可能具有减少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的作用的计划表示惊恐。这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条一样愚蠢，根据这些教条，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于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在由这些争论引起的热潮中，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似乎差不多等于是胆怯，那就是，事实是，一切部门都应当同时发展，但是这种论点的逻辑性与它的简单化一样是攻不破的。

    （三）　稳定性

    私人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没有规律，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收入和就业机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在过去150年里，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很多。在本书中详细论述这个问题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另一方面，一本论述经济发展的书不谈投资的波动看来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在这里必须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主要特点。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国内不稳定的根源，除此之外，每一个国家都要受通过对外贸易从外界传入的波动的影响。国内不稳定的根源与新发现的矿藏、某些资源的枯竭、新土地的开垦、新发明的应用、政府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政策，与迁移、内乱、流行病、地震、火灾、旱灾和其它许多因素是有联系的。即使世界贸易额稳定增长，不出现波动，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它自己的波动。然而事实上，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国内的这些波动被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波动所造成的外贸额的波动掩盖了。世界贸易额的这些波动，与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有关，而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是由先进国家需求量的交替增减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一切私人企业经济如今与美利坚合众国相比都是“欠发达的”，全世界约五分之二的收入是在美国产生的。在19世纪，英国和德国也是独立的波动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现在仍然是波动的根源，但是与美国相比，现在它们造成世界收入波动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它们本身受美国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大大超过受本国独立波动的影响（战时和通货膨胀时期除外）。所以，如今在美利坚合众国，或者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在高度发达的在业国，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根源是经济周期问题。

    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某

    一个原因在这个周期中可能起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周期中

    也许是次要的。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困难也在于当几个可能

    的原因一起发生作用，而且可能彼此影响的时候，了解每一

    个可能的原因有多大的重要性。经济周期理论集中在创造简

    化的模型，以检验好几个可能的孤立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但

    是，迄今所采取的从这一点到详细解释任何特定波动，并且

    恰当地估计它的每一个原因的重要性的步骤，并非人人都满

    意。即使是可能的原因也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就是在抽象模型这一级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各节中，我们不想提出一个经济周期模型，或者说不打算通过对上下转折点和介于

    两者之间的自我加强过程进行通常的分析，将这个体系讨论

    下去。如要进行适当的讨论，那就要扩大本书的篇幅，就这

    个题目而言，这是不值得的，因为本书的重点是讨论在长期

    而不是短期的变化中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因此，我们下

    面只向那些对这个题目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简单地说明一

    下人们已经提出的投资额为何不能稳步增长的一些主要原

    因。挑选出来在这里进行讨论的原因有：创新的不规则性、银

    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以及

    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的不规则性很容易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创新有一个

    显示逻辑增长模式的趋势。汽车发明以后，它需要经过很长

    的时间使自己站住脚，然后才能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汽

    车迅速发展，取代其它交通工具，尤其是取代马匹的阶段。在

    这个阶段需要进行巨额投资，不仅要对生产汽车的工厂进行

    投资，而且还要对公路以及一批供应橡胶、锡、钢材、玻璃

    等原料和部件的辅助行业进行投资。最后，如在美国那样，达

    到再也无马可取代，几乎家家有汽车的阶段。此后，汽车工

    业不可能以与中间阶段相同的速度发展，投资率相应下降。实

    际上，用“逻辑的”这个词来描写每一项创新所发生的情况

    太顺利了，因为投资是间歇性的。当事实证明汽车很受欢迎

    时，就会有许多公司满怀热情地转入汽车制造业，并将生产

    能力扩大到超过当前需求量的程度。有些公司破产了，汽车

    工业变得不景气。然而需求量继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赶上了生产能力。接着又爆发出另一阵热情，并且再次竞相扩大生产能力，随后又出现暂时的停滞状态。正是由于经济

    增长的性质，人们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就要

    犯错误，不能希望永远能精确地避免这些错误，使得投资额

    平稳增长。即使在并不涉及多少创新的公认的投资领域，我

    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人口增长率或多或少是平稳的，但

    是房屋数量的增长就不平稳了。相反，在每一个工业社会，建

    房是阵发性的。在一个时期内，到处建房，这种情况大约持

    续10年，其间建造了许多房屋，到处都有空闲的房子，大概占1C10。接着是十来年停建时间。其间人口赶上了住房。于

    是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由于各行各业投资行为的这种不规律性，因此如果不同

    的投资方式彼此协调配合，使投资总额不断增长，那是纯属

    偶然。这要求每一项新的创新都要恰好在其他创新即将失去

    作用时出现，从而使某一行业投资的波动恰好为其他行业中

    与其相反的波动所抵消。诚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有待利用，

    但并无理由说明事情一定会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恰恰相反，

    由于投资的另一种倾向，即一起升降的倾向，这些波动往往

    互相加强，而不是互相抵消。当对一个重要行业，比如对汽

    车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增加时，所有其他行业也都因由此产生

    的收入和需求而繁荣起来；此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对投资充

    满信心，并且也加快了其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当对某一重

    要行业的投资减少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转入萧条，投资者失

    去信心，投资普遍减少。

    就所涉及的投资数量，以及达到投资高峰所需时间而言，投资的行业不同，其重要性亦不同。因此，投资活动的水平主要是由重要行业而不是由次要行业决定的；例如，假若建

    筑业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5％，那么它的繁荣（比如增至7％

    左右）或萧条（比如降至3％左右）对于整个投资活动的水平

    是大不一样的，而新开奶品店的开业比率的波动则远没有那

    么重要。同样，如果某一社会着手修建铁路，那么这一活动

    不仅会吸收大量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高水平，比如说持续

    二、三十年。在此期间，其他领域的投资会有一些波动，但

    只要对铁路的投资保持不变，就不会出现大萧条，这就是为

    什么衰退的程度并不都一样的原因所在。当建筑业或某一项

    重大革新方兴未艾时发生的衰退不会变得严重，也不会持久；

    但当建筑业处于发展周期的淡季，或某项重大革新刚过一个

    顶峰（例如1929年美国的汽车）以后发生的衰退可能既严重

    又持久。由于建筑业平均占投资总额的25％，其周期为18—

    20年，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往往会出现几十

    年增长较慢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往往是一起行动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但如果

    不是由于银行信贷的灵活性，那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程度。这

    是造成波动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19世纪银行合并运动深入

    开展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千家银行，每一家银行在信贷发

    放上又都各行其事。正像投资往往一起行动一样，银行也往

    往深受经济活动大气候的影响，经济繁荣，则易于扩大信贷

    （因而进一步促进繁荣）；经济萧条，则信贷紧缩（因而加剧

    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的50年中所形成的主要职能之一就

    是对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加以控制。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也没有防止银行信贷的弹性对繁荣的保持和严重的衰退起促进作用，但中央银行的工作毕竟十分有效地

    防止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如果我们把有关19世纪任何一次危

    机的记载与20世纪的英国和自实行“新政”以来的美国任何

    一次危机加以对比，这一点就看得再清楚不过了。19世纪发

    生每一次危机，都有一些银行因在繁荣时期贸然过分发放贷

    款而遭破产，都有储户害怕银行会被迫关闭而去挤兑。而到

    了20世纪中期，这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

    当努力使货币“中立化”，也就是说防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

    量出现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是

    繁荣还是衰退，在程度上都会比较轻，但是这一点是否可行

    很值得怀疑。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发

    放信贷会使投资水平超过不发放信贷时的水平。他们将这种

    呈周期性出现的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

    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与收入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资本、收入与消费三者之间有着固定比率，那么只要这三者均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平衡就能保持。例如，如果投资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即便消费仍在增长，只要消费增长率受到抑制，投资就会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使收入减少，进而使就业机会和消费量减少。迄今，经济周期理论仍未超出对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加以阐述的阶段，这些关系说明了如果增长率偏离了平衡率会如何发生灾难。至于确定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实际关系，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如何，增长率平衡状态的偏离具有什么定量意义，我们尚未达到这一阶段。但是，“加速原理”（人们这样称收入增长率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显然已有了某些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于研究库存商品的动态。假定一般要求商品的库存量保持在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0％的水平上。现在再假定一开始时失业人数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国民收入在两年内增加了

    10％，达到了充分就业，然后每年仅增长2％。在头两年里，

    要求库存量增加10％，表明每年的投资率相当于国民收入的

    2％（实际增长可能多于或少于这个数字）。第三年要求增加

    的库存量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0．8％；因此库存所需要的投

    资额减少了1．2％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投资总额减少了比如

    6％，而这本身可能导致螺旋形下降。实际上，波动会由于失

    误而进一步加剧。许多商人由于头两年的销售额增加了

    10％，于是就希望第三年还会以同样的比率增加。由于达到

    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仅增加了2％，这时他们才发现自

    己的订货过多，库存超过了预期的数量。此时，为了减少绝

    对库存量，商界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少订货，而不是使积压的

    库存量从占国民收入的2％下降到占0．8％，这样做当然会

    引起失业。库存积压量的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几

    乎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存货，特别是与不顾一切地进行原料

    的投机买卖有关，原料价格先是狂涨，随后又暴跌。实际上，

    根本不能指望投资，不论是对建筑业，机械业还是对库存的

    投资，会以某种平稳持续的比率进行，恰好与收入或消费的

    平稳增长相对应。正相反，投资是以一种碰运气的方式进行

    的，在正好适合稳定增长的比率上下波动。

    产生波动的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不时对这个原因进行辩论。比如，卡尔·马克思

    所描述的经济周期大致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时，资本积累起

    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最终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工资的

    增长快于物价的上涨，因此使利润减少。随着利润的下降，投

    资受到抑制，于是就开始衰退。这时工资减少的速度比物价

    上涨的速度快，直到新投资又有利可图时为止。根据这种理

    论，工资与物价的关系会保持“适当”的水平，正好能维持

    稳定，但由于工资总是偏离适当水平，或过多或过少，所以

    无法保持稳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类似

    的但截然相反的模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误认为这是马克思

    本人的教导）。在这个模型中，经济繁荣时期工资并不比利润

    增加得快，而是恰恰相反，物价的上涨快于工资的增加，这

    有利于获取利润，但利润大都被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

    因此消费不如收入增长得快，也不如资本积累得快。这些人

    认为这是一种不稳定状态，经过一段时间，资本和生产能力

    这种不成比例的增长会由于消费未同步增长而变得更难办。

    利润率下降了，投资减少了，收入和就业人数下降了。由于

    这种模型同样以维持各种规模之间界限十分接近的比率为基

    础，它与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讨论的内容有关。由于与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冲突提出了一个事实问题，情况自然是，与工资

    相比，经济繁荣时利润增加，衰退时利润减少，然而投资对

    消费的依赖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这一点则颇有争议，这是因为

    考虑到在工业国对农业和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约仅占投资总

    额的约30％，即便在制造业中，许多投资也不是针对当前的

    需求的，而是通过革新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商品或可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同时考虑到在比较资本主义化和不那么资本主义化的方法之间做出某种选择是可能的。（其余70％的投资总额也间接地取决于消费，但是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消费水平的程底，比取决于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消费情况的程度要大得多。）

    鉴于这里提到的波动的所有主要原因皆源于经济增长本

    身，因此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专论都不可不论述波动，这一

    点现在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陈旧的商品或过时的工艺被新商

    品和新工艺所取代，这种替代形成了创新的逻辑模式。于是，

    正如在经济活动突然大量增加时所表现的那样，出现了这样

    一种倾向，先是超越目标，然后暂时停滞。一旦静止状态被

    打破，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提高需求水平，否

    则难以在资本与消费，库存与需求，工资与利润之间保持适

    当比例。这并不是说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在

    黑暗中摸索（这是增长的必经之路）使投资更没有把握，更

    有可能出现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动是

    经济增长的代价，没有衰退也就没有繁荣，而假如没有繁荣，

    资本形成一般说来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快。

    本书没有必要对已经提出的关于稳定美国经济的各种建

    议加以论述。关于这个题目已有相当多的文献作了论述。我

    们只需提及关于不论美国和其他大国的经济如何波动也要保

    持世界贸易额稳定的建议就足够了，联合国组织经常就这些

    建议进行辩论。我们仅就欠发达国家面对世界贸易的波动采

    取什么行动才能自救发表一点意见，然后就不再涉及这个题

    目了。

    经济周期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通常大于对工业国的影

    响，这是因为前者对粮食和原料价格的依赖程度更大，而在

    经济周期中粮食与原料的价格比制成品的价格波动得更厉

    害。经济繁荣时物价暴涨，使欠发达国家的工资也随之猛增

    （如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更是如此）。这种增长并不仅限于

    出口业工人。由于国内支出增加，包括食品，房租，服务等

    在内的国内物价统统上涨，由此造成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使工

    资薪水和利润螺旋上升。政府岁入增加，但用于支付公务人

    员的薪水以及用于提供额外服务的开支也随之增加，随后出

    现暴跌，出口商品的价格可能因此在一年之内下跌30—

    50％，然后出现竞相降低国内物价，工资，房租和薪水等的

    局面。这种局面很困难，往往引起严重分歧和内乱。如果农

    业部门是以种植国雇佣劳动，而不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那

    么这种分歧的内乱就尤其严重；如果雇主与雇工的种族和宗

    教信仰不同，则分歧和内乱更加尖锐。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

    某种程度上使自己与国际上的价格狂涨暴跌相脱钩，那将大

    大增加实现国内和睦的希望。此外由于利润的波动不那么剧

    烈，这些国家的产出也许不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波动（在衰退

    时期因为难以降低工资产出急剧减少）。如果这些国家省下部

    分外汇收入以便在萧条时期价格低廉时使用，而不是在经济

    繁荣时大肆挥霍，它们的外汇收入将获得较高的价值。

    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免受世界贸易波动的影响。如果出现世界范围的衰退，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值必然下跌。此时该国所能期望的至多是不要让这种下跌影响到国内经济。假如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显然必须在国内生产者的收入与出口所得收入之间建立某种壁垒。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政府的一家代理机构出口商品，正像英属西非，乌干达，缅甸或泰国在主要出口产品上的作法那样。这个代理机构确定一个价格，按照这一价格付

    钱给国内生产者，这种价格不随出口产品的价格波动。如果

    波动的话，波动的幅度小得多。如果目的仅在于稳定国内物

    价，一般多选择未来预期价格的平均值来定价。那么，如果

    价格定的适当，该代理机构在经济繁荣时会赚很多钱，这些

    利润作为储备金保存起来；在衰退时期会有很大亏空。实际

    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因此，如果为使利润和

    亏空相抵而确定的价格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那将是最不可

    能发生的巧合竟然发生了。在所有成功的例子中，稳定物价

    是与税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失误的主要后果只是政府的

    税收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代理机构将资金耗尽。还应指出，在

    经济繁荣时抑制国内购买力的同时必须储备相应数量的外

    汇。因为在衰退时期维持国内收入水平就得在出口减少时保

    持进口，除非代理机构保持的储备得到外汇的支持，否则，要

    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这种通过政府的代理机构出口产品的做法，会使政府承担风险和责任，而这种风险和责任是许多人都希望避免的。政府只需与出口产品价格成反比改变征税，就可收到差不多同样起稳定作用的效果，而不会使销售渠道受到影响。这样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对出口征税，但也可通过调节进口税，或调节其他任何税收来实现，尽管这种方法不那么有效。直接的方法只是当价格上涨时，征收的出口税也急剧增加。比如说每吨价格100镑时出口税为0，当价格为每吨100一150镑时，价格每增加1镑，每吨的出口税就增加10先令，价格超过每吨150镑，则价格每增加1镑，出口税就增加15先令。如果还想获得更加精确的稳定效果，价格超过每吨100镑时所征收的出口税可参照价格跌至低于每吨100镑时的相应补贴定出。

    实际上，绝对的稳定既达不到，也不可取。要想准确地

    预测出未来价格的发展趋势是不可能的，而且应当允许世界

    价格的变化对那些在国际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商品的产量产

    生某种影响，这是可取的。此外，还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使

    那些组织欠佳的政府难以实行这类稳定计划而又不遇到麻

    烦。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范围的波动脱钩却是大多数国家

    所能够做到的，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试图减少国内的波动，阻

    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现有手段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不如说这些国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愿在经济繁荣时对本

    国的发展加以抑制。只有当经济繁荣时消费受到相应节制，衰

    退时才能维持不下跌，因为只有在经济繁荣时储备了外汇才

    能在经济衰退时用来维持进口。而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

    国家在经济繁荣时开销无度。有关在此时应征重税的建议遭

    到强烈抵制。即使真能征以重税，各国政府也很可能将其用

    于扩大自身开支，而不会将其留作储备金，并用外汇来支持

    这些储备。而这样做是很合算的，因为任何一笔外汇在经济

    衰退时所能购买的进口商品都要比在上一次经济繁荣时所能

    买的要多（这是因为价格下跌）。认为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

    话，能够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有决心的话，在避免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时期最极端情况的发生方面，它们是大有可为的，这一点却无疑是对的。

    以上这些意见只适用于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受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而不适用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一些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不减少其出口额，而是能卖到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剩余存货都集聚到那些消费国家去了。在另一些国家，产量的下降仅仅是因为价格下跌，因此如果国内物价稳定，出口额在经济衰退时也可保持不下降，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些其他国家，只有政府保证买下可出口的商品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出口市场复苏时为止，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维持住这些出口货物的产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量将减少；如果这种商品是通过雇佣劳动生产的，失业人数就会增加。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确实很大胆，在出口需求降低时储存这些商品。如果市场很快复苏，存货可在经济繁荣时销售一空，这样做则可望获得大笔利润，但如果市场迟迟不复苏，政府被迫在价格依然很低时处理掉存货，这样做同样则有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在价格长期趋于下降的几十年间，事实证明奉行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而在价格趋于上升的几十年间，奉行这种政策则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当经济衰退开始时，有谁能说得清这到底是暂时现象，还是价格长期下跌的开始？

    欠发达国家使本国经济获得相对稳定的最大希望在于比较先进的国家正试图控制本国经济的波动，和使国际贸易更为稳定。在这些领域，政策仍然未定，带有试验性质，但是当前似乎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增长将不会像在刚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那样无规律可循。

    （四）　长期性停滞

    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有过先是数十年或数百年蓬勃

    发展，继之以数十或数百年相对停滞的情况。实际上，在有

    些情况下，这种衰落竟是如此彻底，致使整个国家从此人迹

    皆无。富饶的平原与城市变为沙漠与一片废墟。有时，人们

    可以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些变迁，如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或

    发生洪水；有时是由于政治原因，发生革命，爆发战争或仅

    仅是由于治理不善。这类原因我们将在下两章里谈到。另一

    些原因是基于以下这种主张的，即在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

    了一个或几个世纪的飞速增长之后，投资必然要下降、对此

    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几段里加以简要的阐述。

    除了自然现象和政治外，支持长期停滞不可避免性的论点是以下列因素为基础的：技术，心理、垄断、收入的分配、人口和国际竞争。

    从技术出发的论点假定技术知识的增长率下降。在过去

    的几个世纪中技术改进的速度变化很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尽

    管人们承认要确切衡量这一概念是不可能的。用每年登记的

    专利作为对近几十年的衡量标准已受到怀疑。一些工业国每

    年人均专利登记数确有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但并不能由此

    就推断技术知识的增长也更加缓慢。这也许是因为办理专利

    诉讼所需费用不断增加，从而减少了专利制度的利用，或者

    是由于发明者的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那种有个不值一提的小玩意也去办理专利的情况，或者是由于规格的进一步标准化以及由于成批生产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什么必要

    再去搞一些仅仅是变变花样的发明，或者是由于在技术上物

    理、化学比奇巧的机械装置更加重要，研究小组比单个的发

    明家更加重要，因此尽管发明仍以和从前一样的规模继续进

    行，但专利的数量却减少了。除了专利的数量之外，认为今

    天技术知识增长的速度低于70年前无疑是没有根据的。即便

    在知识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的那些历史时期，由于这种现象

    不能只从科学技术本身去寻求解释，因此也不能被看作是造

    成长期停滞的一个单独原因。科学发明的用武之地并没有缩

    小，有待于发现的领域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同样，没有理

    由认为人类头脑的学习能力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一代不如一代

    （但见第六章第1节（一））。因此，如果知识增长的速度不如

    过去快，我们必须找出人类不那样重视增长知识的原因。答

    案也许在于政局不安定，因此减少了资本家对生产性投资的

    兴趣；或者在于阶级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在于自然灾害；或

    者在于因政治因素和垄断而使相互之间更加保守秘密，或者

    由于前一自然段中所列举的诸因素中这个或那个因素。因此，

    我们必须把技术的停滞主要视为更普遍的社会弊病的一种症

    状，而不是其原因。

    从心理学出发的论点认为人们态度发生变化是对增长过

    程本身的一种自然反应。有一个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重

    视物质的时期与重视精神的时期交替存在，周而复始。因此

    当人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狂热地致力于物质条件的改善

    之后，他们会对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感到厌烦，会重新采取较为冷静的思考态度。这一学派的一些成员认为，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小群体在一个时期是这种生物类型，在另一时期则

    被另一个不同的生物类型所取代。如果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实

    际上会发生生物变化。但是人们也可以设想，从事发明创造

    的动力消失，使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最杰出的人才不致力于

    科学或发明，或者从另一方面说，其努力一无所获的时期还

    有其它原因。但由于我们不具备对这些心理现象加以评价的

    手段，所有这些都纯属推测。这些我们已在第三章第5节

    （二）中讨论过了，在此不再就此多说什么了。

    从垄断出发的论点是以下列两种说法为基础的，即垄断

    使投资减少，和垄断的程度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我们已

    经在第三章里讨论过第一种说法，并看到了认为它正确的理

    由。第二种说法则较有争议，用来支持这一说法的论点有两

    个：首先，有人说技术进步使一般公司的规模长期扩大。一

    般公司在相继的每个世纪内不断扩大是有其技术上的原因

    的，就这个意义来说，这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够充分。

    为了证明垄断不断扩大，人们必须说公司规模比市场规模扩

    大得快，而这一点并不明确。由于运输的实际成本长期趋于

    下降，而人口趋于增加，所以长期来潜在市场的规模趋于扩

    大。市场的规模从乡村扩大到世界。这种趋势虽受到关税和

    货币方面的限制的影响，但我们在这里不能说存在着什么长

    期的趋势，这些限制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如果我们回顾过

    去若干世纪的经济史，我们所能说的差不多只有这些了。

    其次是有人认为，金融资本家势必占主导地位。根据这

    一论点，“在开始阶段”，典型的资本家是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工厂，致力于生产和销售自己工厂产品的实业家，而在“最后”，在资本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家，这些人也许从未进

    过工厂，但他们致力于创立控股公司，企业兼并、联合公司，

    子公司和其他金融帝国。因此，即使在技术发展不足以实行

    垄断的地方，金融家们略施计谋照样会产生垄断。可以认为

    这些金融资本家的崛起是必然的，因为是他们，也只有他们，

    爱钱如命，唯利是图。农民爱土地，因此也就容易在自己的

    土地上过多地投资而使自己破产。同样，实业家也非常爱听

    自己机器的轰鸣；喜欢自己的雇员，产品，或者一砖一石，并

    在某种程度上让情感影响自己在金融方面的聪明才智。只有

    那些经营货币的职业金融家才爱钱如命，并且因此才免于落

    入其他人难以逃避的陷阱。因此，这种论点认为，对工业的

    控制权将不可避免地转到金融家手中，此外，随着市场扩大

    到全球，金融家之间的垄断安排也将成为世界范围的。实际

    上，这种论点是一些人在专门研究了德国工厂工业的兴起之

    后提出的，在德国，银行在实行工业主义方面所起的作用比

    其他国家大得多。这种论点是自相矛盾的。人们可以说，“开

    始时”工业筹措资金依赖于资本市场。实业家很容易落入金

    融家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阶段”工业以未分配利

    润的形式产生大量储蓄，资本市场比较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了，

    实业家也不那么依赖外界的支持了。随着工业的发展，情况

    非但不是工业落入金融投机家之手，相反，情况似乎是工业

    企业的管理者变得越来越不受外部金融家的控制了。

    撇开这些推测不谈，我们无法回避一部分工业企业多年来确实被垄断这一事实。这对于所有工业企业来说也许确实是一种自然趋势，只不过有的工业企业比其它工业企业受这种趋势的影响更大。一个明显的因素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逻辑增长原则；每一种新兴的工业都要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取代其前身之后，又会进入增长缓慢的时期。当它进入增长缓慢阶段时，与市场相比，大公司要扩大比较容易；如果大公司不把小公司完全排挤出市场，他们至少得奉行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因为他们明白市场增长较为缓慢时，任何争夺市场的斗争都必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这是工业可能从发明家手中转到官僚手中的阶段，是管理人员接管的阶段，是重要的技术革新结束的阶段。但是，符合每一个工业部门实际的情况不一定符合整个经济的实际。因为新兴工业不断地相互提出挑战。如果一个工业部门多年后被垄断，失去了对革新的兴趣，这也许正是它会被某个生产出竞争产品的新兴工业取而代之的原因所在。只要新产品不断涌现，那么即使各个工业部门变得更加垄断化，在新人的管理下的整个经济也不会那样。

    但是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变得更加垄断化首先并

    不是由于企业家的行为所致，而是由于社会对这种行为所作

    出的反应所致。竞争制造出了自己的敌人，因此辩证地看也

    可能将自己扼杀。竞争使弱者、效率低下者、因循守旧者和

    倒霉者受到损害，由于这些人的人数远比与他们命运相反的

    人多，因此要组织许多人对竞争观念抱敌对态度是比较容易

    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心怀不满的首推农民、小商贩、手工

    业工人和小实业家。熟练工人也因其技术不断受到技术革新

    的威胁而充满敌意。因此，经济增长刺激了各类同业公会和工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用施加垄断压力的方法来抵制各种变革。它们还得到了政治家的帮助，这些政治家毫不犹豫地

    通过立法，保护在他们看来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免受被他们视

    为仅是富于进取精神的少数人的利益的侵害。当今的哲学家

    们也使他们的哲学适应似乎是时代的需要；牧师们呼吁回到

    中世纪的“平衡的”社会；经济学家发现并抨击竞争论点的

    缺陷；律师们则寻找法律上的漏洞，使垄断协议得以通过。在

    这场论争中，竞争的观点并非注定要失败，因为人们已经尝

    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的滋味，这个事实本身就使人们意识到：

    普遍利益与局部利益并非一回事。尽管如此，增长给自身带

    来了如此巨大的阻力，以致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同样有可能产

    生放慢革新和重新投资速度的作用。下面让我们再来研究一

    下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为基础的那些论

    点。我们先研究一下理论，然后再研究一下事实。如果在充

    分就业时，分配的变化使得消费欲望与国民收入相比有所增

    长，那么我们可预料结果将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相对下

    降，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相对停滞。但是，认为消费倾向的加

    强会刺激投资，储蓄的不足可通过发放信贷加以弥补的观点

    是可以争论的。因此，面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其间无疑有时

    会发生衰退，这种衰退有助于维持人们对于货币价值的信

    心），必须维持投资的水平。相反，人们也一直在争论说，如

    果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相对于消费的储蓄额增加，那么，随

    着收入的增加，一个国家将会发现越来越难以处理其储蓄，并

    且极易受到长期萧条的影响。在本章前面几节（第二节（一）和第三节（三））中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些论点，并且看到由于这些论点是以假定消费与投资之间有较为固定的关系为基础的，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接受。但是，指出下面这一点是合适的，那就是正像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储蓄不足视为对他们那个时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一样，也许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也认为储蓄过剩更有可能阻碍美国经济的增长。

    如果再让我们看看事实，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有关问题

    是：既然高额利润与高额储蓄是互相联系的，那么随着国民

    收入的增长，利润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本章的前面一节中，我

    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当劳动力可从其他经

    济部门以不变的实际工资吸收到经济的资本主义部门来时，

    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利润就增长。一旦资本积累赶上以前从农

    业、家庭服务业、小商小贩，由女性组成小家庭、临时性行

    业或增长的人口中获得“剩余”劳力时，工资就随资本积累

    的增长而增长，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不

    可避免地会发生长期变化。在早期阶段，利润的增长并不抑

    制投资，而是恰恰相反鼓励投资。既然可得到劳动力，资本

    积累也并不改变资本与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因此利润率

    也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在随后的阶段，当劳动力紧缺时，如

    果革新没有不断提供投资的新机会，利润率将下降。更多的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等）曾预

    料在这一阶段，利润率将下降而不是上升。与当今流行的观

    点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认为这将抑制而不是刺

    激投资。在经济发展史的早期阶段，利润也许会因此而下降，

    但在过去的100年间似乎并没有出现利润率长期下降的情况。这里同样要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考虑，如果政府有什么长期趋势的话，那就是对利润征税，并刺激消费，但是在“成

    熟”的经济里这会抑制投资还是刺激投资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事态的发展也未能实现卡尔·马克思的另一预见，即无

    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尽管知识的增

    长和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但实际工资仍然保

    持在仅能餬口的水平上，（周期性的波动除外）。技术进步的

    所有好处都为资本家所享有。资本家的利润与工资相比相应

    增长。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析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

    但并不适用于资本积累赶上了劳动力供应的资本主义后期阶

    段。马克思同时还预料工业日益垄断化将通过使小资本家破

    产并取而代之而使资本家的队伍缩小，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大。

    这将增加失业后备军，使工资水平受到威胁并扩大各阶级之

    间的差别。就阶级差别而言，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经济

    的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

    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社会差别，以至在先进的工业社会

    几乎人人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此

    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机械的扩大应用将代替劳动力，并

    造成不断增加的技术失业。所有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加剧了

    工人阶级的苦难，工人阶级不断受到只能餬口的工资和失业

    人数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的刺激，而且由于阶级差别的意识

    日益强烈而团结一致，总有一天他们会揭竿而起进行成功的

    革命。由一场革命结束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

    而不论这种革命究竟原因何在。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期阶段

    工人的生活更舒适了，而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更加悲惨；然而马克思认为这种苦难是革命的原因也同样可能是错误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与100年前相比，工

    人阶级现在都享有更大的经济与政治权力。谁也不知道他们

    会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他们也许会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仅对

    其加以改良（如实现更大程度的社会稳定，或向弱者与不幸

    者提供社会保险）；他们也可能由于限制主义，过度征税或有

    损信心的敌对言行而摧毁这一制度。谁也无法预见，有哪种

    经济制度不会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发生停滞，导致这种结果

    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并且是经常产生的。另一方面，收入分

    配与内乱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因此，即便我们能够预见与

    工资相比利润将发生什么情况（而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到），我

    们还是不能就此推断这将使社会更加协调或更加意见不一。

    我们现在来看看另一些论点，这些论点是以对人口随着

    经济的发展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一点所做的预见为其基础的，

    在这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学派。根据一派的观点，经

    济增长必然引起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又反过来使自然资源

    枯竭，森林被砍伐，土壤遭侵蚀，矿物被采挖一空，实际上

    产出可能减少，人们可能死于饥荒，否则就必须以不利的贸

    易条件增加食品的进口来应付人口的压力。那时人口与资本

    流向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国家陷入停滞状态。历史上有过许

    多这样的例子，例如19世纪后半叶人口与资本从英伦三岛的

    外流。但是，并不能认为人口必定增长到自然资源的极限，正

    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死亡率的长期下降不久

    就使导致出生率下降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因此，在国家出

    现任何意义上的人口过剩之前，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之间实现平衡并非不可能。

    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与之对立的学派感到不安。根据这一

    派的论点，经济的增长必然随即引起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甚

    至出现绝对下降，从而引起难以应付的后果。不论是由于经

    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还是由于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勇于承担

    风险，经济变得不那么富于竞争性，还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

    他们担心这些后果将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

    经济变得更加缺乏弹性是由于每年新进入劳动市场的劳

    动力减少。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中，供求关系总在不断变化，

    因此行业和职业之间必须进行劳动力的再分配。如果这种再

    分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改变他们已经从事的工作，而不仅仅

    是把新就业的人吸收到那些最需要他们的职业中去，那么进

    行这种再分配就较为困难，因此，预计每年都吸收大批新劳

    动力的行业比每年吸收劳动力比较少的行业的经济更富有弹

    性。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在

    任何一个提供相当充分的就业机会的经济中，都有大批的劳

    动力流动。那些据说缺乏劳动力的行业之所以缺人，往往是

    由于留不住雇来的劳力，而不是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新工人。

    当然，任何经济都会发现，不同职业之间突然进行大规模的

    劳动力转移都是困难的，例如由战争，或战后余殃所致的那

    种转移，但是仅就平时所要的一般边际转移而言，每年招收

    或不招收大量的劳动力是否会对局势产生很大差别，这一点

    颇值得怀疑。

    还需要再加以说明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里，投资风

    险增大的问题。在一个人口年增长率为2％，实际收入增长率亦为2％或更高的国家里，是不会在投资上犯大错误的。如果

    企业家对任何一种行业的投资多投了10％，这种行业会暂时

    陷入萧条，但是在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需求就会赶上供给，

    并有某些缺货利润可赚。资本的自然贬值使供应减少，收入

    与人口的增加则使需求增加，这两者使投资方面的失误得以

    纠正。如果人口不增长，失误只能靠资本的贬值和人均收入

    的增加来纠正，那么这将是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因此，一

    切投资的风险也就更大。这把我们直接引到了第三个论点。如

    果不鼓励承担风险，那么经济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具有竞争性。

    企业家们会比在需求一直在迅速增加的经济中更急于就分享

    市场作出安排。承担风险的减少与垄断的扩大这两种因素都

    阻碍了投资，因此也促成了长期的停滞。然而人们也可轻而

    易举地反过来论证说，当市场不再扩大时，争夺市场的斗争

    将激化。依靠演绎出来的论点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也

    没有适当的论据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减少了投资机会，因此预计投资

    也会下降。为了安置增加的人口需要部分投资：新的住房，新

    的农业区，新的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等。因

    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但是，关

    于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否下降的问题切不可与保持充分就业的

    问题混为一谈。如果困难仅仅在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使人均

    资本保持不断增长所需要的水平，那么这个困难可通过增加

    消费，不鼓励储蓄等措施加以克服。政府可增加影响储蓄的

    税收种类，减少影响消费的税收种类，或者用剩余的储蓄扩

    大它自己在住房，道路，医疗设施等等方面的开支。只要措施得当，人们可以预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因为一些资本不再需要用来安置增加的人口，这些

    钱现在可用来增加人均资本。在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

    加，资本的利润率将下降，除非有大量的革新涌现，而这可

    能影响人们投资的意愿（如果人们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

    不是取决于高额利润，如果利润率的下降提高了与利润有关

    的其他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的倾向，他们就会更愿意投

    资）。关于长期增长的大多数论点最终回到革新的源源涌现上

    来，回到是否有理由认为源源涌现的革新会枯竭。

    因此，有关人口的论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无法满

    怀信心地说，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人口的增长将超过资源的增

    长。恰恰相反，危险也许在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将导致人口数

    量稳定或下降。对于这种威胁一旦成为现实将会有多大的危

    险，我们同样不得而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希望人口增长

    率的不断下降可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不能全然

    无视使经济变得日益缺乏灵活性和垄断更加扩大的可能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国际竞争。根据这种论点，“老牌”国家

    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因此，

    或者由于利润下降，或者由于向新崛起的国家投资更有利可

    图，对老牌国家的投资率下降。“老牌”国家由于国际贸易格

    局的改变可能会丧失其地位。正像发现美洲那样，新的贸易

    路线会使这些国家丧失其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技术进步可

    能破坏对其矿物或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例如对

    智利硝酸盐的需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除了世界贸易格局发

    生的这些变化之外，“老牌”国家在公认的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可能输给新崛起的对手，如果这种领导地位仅仅是建立在把革新置于优先地位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因为其他国家迟早会

    掌握这些新技术，而当它们一旦这样做了，“老牌”国家就会

    丧失其垄断地位、较高的生产率和超额盈余能力。因此，只

    有当一个国家在引进新思想方面仍然站在前列才能保住其以

    革新为基础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位难以保持。考虑到

    与自然资源有关的需求的变化，以及几十年保持技术上的优

    势如何之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领导地位

    的时间超过几十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投资与国民收

    入的比例下降这个意义上说，失去领导地位不一定导致经济

    停滞，但是如果伴之以不利的贸易条件，或者导致投资被吸

    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那么将完全可能产生这种结果。英国

    的人均产量增长率自1870年以来似乎一直低于19世纪前

    75年的水平，一些人用上述原因解释这一现象。在第六章中

    我们将就国际竞争做进一步的论述。

    因此，由于长期增长，一个国家可能会落入许多陷阱；它可能对物质的东西感到厌倦，它的企业家可能会表现得缺乏竞争性，它的公众可能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变革，收入的分配可能变得不利，它可能耗尽其自然资源，可能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它或者会智穷才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革新成果来。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可能遭受自然灾害，或毁于战争，内乱或治理不当，而所有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有可能落入这样多的陷阱时，一些国家过去曾落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陷阱也就毫不奇怪了。谁也无法预见某一国的投资率何时开始下降，不论是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之后。但是我们对过去4000年经济史的知之不多的一点知识似乎完全证实了这样的预测，即长时期的增长到适当时候将被增长缓慢、停滞、甚至下降所取代。

    第六章　人口和资源

    在这一章中，我们首先探讨资源、人口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第二步探讨资源、人口和人与商品进出国际边界的流动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人口和产出

    （一）　人口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对人口的增长有什么影响？马尔萨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他在世的时候到现在一直使人们争论不休。他说，第一，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将引起人口增长。第二，人口的增长将超过粮食产量增长的速率。所以，第三，人口的增长总是为生活资料的限度所制约。第四，因此他的主张概括起来就是，粮食增产能力的增长，必将使人口增长到这种能力的极限。不管怎样，这些都曾是马尔萨斯原来对这个问题作出的答案。在后来的说法中，他比较强调，只要人类有意节制生育，就有可能打破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联系。更确切地说，这种退步有损于他的理论的光辉，从那以后，追随他的一些人已不大愿意接受他的理论了。另一方面，原来的说法也从来没有为人们完全接受，因为始终有人怀疑这种论点所依据的每一个论据。

    让我们首先探讨一下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对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分别探讨对出生率的影响和对死亡率的影响。

    在世界史的大部分进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两

    者几乎相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时间上距今不很远。在当代

    最原始的国家中，死亡率高达4％，在这些国家里，无论是经

    济方面还是医疗方面的进步都尚未发生重大作用。这一数字

    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儿童大量死亡造成的；在原始的条件下，

    近半数的儿童活不到十岁就死了，这几乎占死亡率的一半。我

    们从这一数字推算不出历史上死亡率有多高。有些国家比其

    他国家体质强一些（如不大容易患疟疾），而且饥荒、战争和

    传染病的发生也一定使每年的死亡率很不一样。尽管如此，在

    漫长的历史上，死亡率必定平均在3—4％左右。因为人口增

    长得非常之慢，出生率也必定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水平上。据

    认为，公元1年到1500年，世界人口递增率每年不超过1％，

    所以出生率只比死亡率高一点点，因为要考虑到突发性灾害

    会造成死亡率大起大落。

    国与国之间的出生率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从有记载

    的时候起，出生率很少超过35D的，而在亚洲或拉丁美洲，出

    生率超过40D则十分普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结婚比较早。

    在以只有两三个孩子为时尚的社会里，晚婚对出生率可能没

    有多大影响，但是在不实行节育的社会里，晚婚必定有重要

    意义，因为生育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的。另一种解

    释是单身妇女的百分比各有不同，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成年人口的两性比率各有不同，另一部分原因是婚姻风俗不同。印度和爱尔兰是当前的两个极端；在印度，年到45岁

    尚未结婚的妇女只占1％，而爱尔兰的相应数字是26％。在

    西欧大部分国家，15—20岁的妇女从来没有结过婚，其部分

    原因是因为成年妇女的人数超过成年男人的人数；虽然这个

    数字并非总是这样高，但是看来总比亚洲和非洲的相应数字

    高出许多。如两国已婚妇女的生育率相同，要是一国的所有

    妇女都结了婚，出生率是40D，而另一国有20％的妇女没有

    结婚，后者的出生率将比较接近32D。人们必须考虑到单身

    妇女非法生孩子，还要考虑到未婚妇女如果结婚的话，其生

    育率比那些实际上结了婚的妇女的生育率低这种可能性；尽

    管如此，单身妇女多，再加上晚婚，就足以说明欧洲的出生

    率为什么不超过35D的原因。

    没有表明出生率随着经济增长而日益提高的证据；倒是

    有表明出生率下降的证据。在马尔萨斯的时代，有些作者倾

    向于认为出生率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的看法，没有实行节育

    的社会的情况大概是结婚年龄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下降。

    结婚率确实随着经济周期而有起有伏的，但是在比较长的时

    期内，没有表明结婚年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下降的证据。

    这种论点对18世纪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情况是适用的，但是拿

    不出证据来支持这种论点，而且正像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

    样，爱尔兰人口的变动情况很容易解释，无需援用出生率的

    变化。按目前我们的认识，最合理的结论看来是，在发展的

    最初阶段，一切影响都集中在死亡率方面。

    死亡率看来在三个阶段有所下降，或者换句话说由于三组因素而有所下降。第一，死亡率下降是因为粮食供应得到改善，这或者是由于产量增加了，要不就是由于分配改善了。

    以爱尔兰为例，那里的人口从1700年到1840年增加了三倍，

    主要因素是由于种植马铃薯而使粮食产量增加，每英亩马铃

    薯提供的粮食要比以往从谷物中获取的粮食多得多。在另一

    些国家，主要因素则是分配得到改善，这是由于战争停止了，

    粮食贸易开展起来了，建设了比较好的交通网。如果不进行

    贸易，交通不便，每个地区所需要的粮食要靠本地区自己供

    应，如果当地作物歉收，那就可能意味着饥荒和死亡，哪怕

    本国其他地区的粮食充足也无济于事。所以，在那些全国每

    个地区的雨量年年变化很大的国家，要是交通不发达，就可

    能发生严重饥荒，单是建设了交通网，即使这些国家的粮食

    产量没有什么变化，也可能使死亡率大大下降。

    经过了这一阶段的国家可能使它的死亡率降低10点多。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的出生率不变，它的人口将开始每年上升1％，70年内将增加一倍，140年内将增加三倍。爱尔兰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爱尔兰的情况是由于结婚年龄非常之低还是由于生育率非常之高，就没有必要去说明了。那里的情况完全符合35D左右的出生率，同由于普遍食用马铃薯而使死亡率下降到25D有关。同样，印度和非洲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由于贸易、交通和消除当地的饥荒所致。印度和非洲某些国家的人口在过去50年里以1％的年率增长，这同40D的出生率和30D的死亡率是一致的。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因为它们进入医疗改善的阶段还不久。

    医疗阶段有两个，这两个阶段在欧洲是相继出现的，但是这两个阶段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其中一个阶段是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消除传染病。另一个阶段是把医疗方便广泛普及到家家户户。推广有疗效的药品所需的时间比普及公共卫生工作所花的时间要长，因为它所需的资源要多得多；要建设医院，要训练和向全国派出开业医生。欠发达国家进入这一使它们的死亡率下降的最后阶段的还很少很少。但是很多国家已进入第二或者说公共卫生阶段，在这阶段中，严重的传染病——瘟疫、天花、斑疹伤寒、霍乱、伤寒、疟疾、黄热病（以及最后还有结核病）——已被消灭。在这第二阶段中，死亡率再下降10点。如果出生率还是40D，人口每年将增加2％，每35年增加一倍。斯里兰卡、埃及、毛里求斯、西印度群岛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经经过了这个阶段。印度才刚刚进入这一阶段，这就是它的人口为什么现在每年仅增加大约1．25％的原因；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由于公共卫生设施的扩大，预料印度将消灭霍乱和疟疾以及现在那里流行的其它传染病，如果印度的出生率不下降，那么它的人口每年将增加2％左右。

    到第三个阶段，死亡率将下降到10D左右，是多还是少，取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这是由于人人都能得到医疗照顾的结果。如果出生率还是40D，人口每年将增加3％，在25年中将增加一倍。有些社会已达到这一阶段，如波多黎各，另一些社会已接近于这阶段，如斯里兰卡。

    我们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首先把人口增长直接同粮食供应联系起来未免太武断。粮食供应对人口增长可能起制约作用，但是粮食供应的改善不是死亡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粮食供应的改善仅仅在最低生活水平时起作用，而且在这种水平上，粮食供应的改善不过使人口每年增加1％。如果这就是要解决的全部问题，那么粮食供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赶上人口的增长。然而事实是，死亡率由于医疗改善而下降的那一部分甚至比由于粮食供应改善而下降的那一部分还要大。

    但是，不管人口是因为粮食供应还是因为医疗改善而增

    长，马尔萨斯断言，这种增加到时候必定由于粮食供应不能

    增长得那样快而告结束。19世纪发生的事件已经证明他的这

    一部分分析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估计数字说

    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

    世界粮食供应量的增长率每年略低于2％，而世界人口每年

    仅增长0．7％左右。据我们所知，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

    工人阶级的饮食有了很大的改善，畜产品的消耗量相应地大

    大增加了。马尔萨斯过高估计了粮食供应的改善会引起人口

    增长的速率（他说是3％，但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接近过这样

    的速率）。他曾考虑到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只有用开垦新土地的

    办法才能养活自己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没有预见到这在19世

    纪将以多快的速度办到；而且他还低估了每英亩土地产量可

    能的年度增长率。然而，这样说决不是贬低他提请人们注意

    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说在19世纪没有哪个国家达到了

    3％的人口增长率，那么在20世纪有好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样

    的增长率，而且新土地并不是开垦不尽的。

    有人认为，如果死亡率从40D下降到10D，世界将很快陷入一片混乱，除非出生率也下降到同样的程度。对于这种论点，没有必要详加论证。这种论点并不完全取决于关于粮食供应的种种论据。关于粮食供应的论据现在具有重要意义，可是在往后的世纪里可能不成其为问题。世界目前的承担能力有多大，无人知晓。按照对饮食和生育力的不同假设，所做的估算也不同。目前人口大约有25亿，最低的估计是，在使用目前农业技术的条件下，这是能够为之提供一份适当饮食的最大人口数目了；这就是说，如果把现在尚未开垦的一切可耕地都耕种起来，结果是仅仅够把各地的饮食标准提高到欧洲的水平。另外的估计是，假设按目前饮食的平均水平，则有供应多达100亿人的能力。作这种估计的困难有一部分在于对比如说位于北纬30度和南纬30度之间的世界热带地区灌溉不是那么充足的土地的最后承担能力有多大不能肯定。这一地区有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可耕地，年降雨量为25到

    40英寸，大部分集中在一年的几个月里，旱季很长，在这期

    间，植物枯死，土地龟裂。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农业技术革

    命，适用于终年有雨、从来没有受过酷热烘烤的土地。在欧

    洲和北美富有成果的技术，在热带地区并不全能直接应用，而

    且照样搬用反而会造成损害，譬如机械化会使水土流失。由

    于人口增加，人类可能不得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怎样最有

    效地利用现在人烟非常稀少的这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现

    在我们没有把握，这些土地是否很快就会证明是产量很高的

    呢，还是继续长期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作用甚微。

    哪怕对当前世界的能力作最充足的估计，余地也不大，因为按目前的增长率，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将达到100亿。不过，世界的承担能力也时时在增长。在最先进的农业国家，每英亩的产量长期来一直在增加，每年增长的幅度从0．7％到1．5％不等（最落后的国家具有最大的技术可能性）。对今后30年世界供养自己的能力感到担忧是理

    所当然的，在这30年中，人口和粮食可能是你追我赶地竞赛，

    看来这是十分可能的。但是，人人都在猜测，我们生产粮食

    的技术在30年以后将发生怎样的情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

    不仅懂得利用植物的果实而且懂得利用植物的叶子，世界提

    供食物的能力将不知增加多少倍。又如，1954年曾报道过光

    合作用已在实验室完成，如果这在经济上是大规模可行的，粮

    食将足以养活任何可以想象的人口。

    因此，关于粮食的论据同对空间的探讨是相辅相成的。我

    们可以学会用氢原子制造食物，生产出几乎是无限量的食物，

    但是我们对空间准备怎么办呢？地球陆地总面积，包括沙漠、

    冰层和山脉，只有5600万平方英里。假设我们分配给每个人

    仅仅一平方码作为容身之地。那么，如果世界人口每年增加

    的幅度小到1％，从现在起也只有在1120年内还有容身之

    地。也许1120年以后，人类将再一次寄生海洋，或者用摩天

    大楼把地面覆盖起来，或者从氢原子中合成更多的土地，或

    者把别的星球变成殖民地。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是可以的，其

    理由或者是将来会发生某种新情况，或者是我们无需为后代

    烦恼。但是如果对这两种遁词一个都不接受，甚至连我们当

    中那些最喜欢由我们的同胞作伴的人都会认为，世界人口在

    今后1000年每年以1％的速率增长是不可取的。一旦死亡率

    降下来，那么如果人类要在由我们目前的星球的陆地面积所

    限定的范围内舒舒服服地生活下去，出生率必须下降到同样的程度，这一点是必然的。

    除了这些全球性的考虑之外，那些正经历高出生率和低

    死亡率的个别国家，必须为此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首先要

    负担抚养儿童的费用。15岁以下的儿童仅占英国人口的20％

    左右，而15岁以下的儿童却占波多黎各人口的40％左右。英

    国的比例确实太小了一点，以致难于保持人口的稳定。另一

    方面，波多黎各的比例却是加在成年人口身上的相当大的负

    担，它因此不得不把本来可以用来提高成人的生活水准的时

    间和资源投到抚养孩子身上。我们将会看到，把这种情况看

    作是一种负担大概是说明为什么在死亡率下降之后出生率往

    往早晚也会跟着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出生率和死亡率

    不平衡的另一个代价是人口不断增长对人均产出的影响。有

    少数几个国家仍处在利润不断增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

    口越多，对制造业来说就意味着公用事业的设备和设施利用

    得越好。这些国家主要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见本章第一节

    （二））。不过，这些国家为数很少。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

    人口增加必然使人均产出减少，除非为新手从事劳动提供额

    外的资源而把资金花光。这种资本本来可以用于筹集资金和

    提高现有人口人均产出的。我们没有把握，到底需要多大的

    资本才能防止生活水平下降而不管人口增加多少。如果我们

    按4∶1的资本—产出比率，那么，一国的人口如果增长1％，这个国家为此需要的纯投资占国民收入的4％，人口如果增长2％，纯投资占8％，人口如果增长3％，纯投资占12％。如果我们记住最不发达国家每年只能安排5％的国民收入作为投资，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出，要是这些国家放手让它们的人口每年以2％或3％的速度增加，它们的生活水准必定下降。

    幸运的是，现有的证据说明，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的时候

    将使出生率也下降。我们对这一点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因为

    我们确实不像我们了解死亡率下降的原因那样了解出生率下

    降的原因。在过去的100年中，有些欧洲国家的出生率已从

    35D左右下降到15D。这种下降有些是由于未婚妇女数量增

    加，有些甚至可能是由于晚婚，但是最大部分是由于不愿意

    生孩子。我们不知道造成这种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是什么。我

    们推想并且认为，这是在出现经济增长过程以后不可避免地

    随之而来的现象，因此在一切国家经历同样的过程时都会出

    现这种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肯定事情一定会以这样的方式发

    生。

    设想出生率下降是由于对生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

    仅仅是由于有了节育新方法，这种看法还是相当有把握的。这

    种看法之所以有把握有两个原因。第一，出生率下降在使用

    新方法之前就开始了。法国的出生率在19世纪一开始就已开

    始下降，其他欧洲国家的出生率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下降，而

    新的节育用品到那个世纪末才有。第二，甚至到今天，很大

    一部分成功地实施节育的人并没有使用现代用品。他们使用

    的方法是圣经上记载的方法，是经过久远的年代为人类所熟

    知的方法。如果说节制生育在两个世纪之前没有实施，其原

    因并不是人们不知道怎样去做，而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当

    然，一旦改变了态度，有这种经过改良而且比较方便的新方

    法可供使用就能使更多的人们愿意实施节育，但是如果不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态度，这些方法肯定不会推广得这么迅速。

    是什么原因使得态度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最重要的原因

    大概就是因为死亡率下降了。在一个出生的孩子有60％活不

    到成人的社会里，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

    人，它必须生八个小孩，其中平均有五个要在孩提时代死去。

    现在，当生孩子没有限制的时候，每个母亲平均生八个孩子

    差不多就达到了人类生育力的极限，所以照这样的死亡率水

    平，不加限制的生育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有两三个孩子长大

    成人就足够了。不加限制的生育不会使出生率大大超出

    40D。所以，如果死亡率在40D左右，即使让妇女能生多少

    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人口亦只能勉强保持。这样，生孩子就

    成为了传宗接代的一种宗教义务，生育力最强的妇女享有崇

    高的荣誉，受到高度的尊重，而不生育却为人所不齿。到死

    亡率下降的时候，这种态度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因为儿童成

    活的多了，生这样多的孩子就没有必要了。就人口的稳定性

    来说，如果一生能活到68岁，出生率和死亡率只要保持在

    15D左右，人口就能保持稳定，这相当于平均每个家庭只有

    两个多一点的孩子。人口迅速增长的坏处迟早会使国家的领

    导人看清楚，主张生孩子越多越好的宗教戒条被抛弃了。许

    多原始的社会非常之幸运，它们的死亡率在40D以下，它们

    采用种种措施控制人口，包括生孩子之后两年内禁止性交、打

    胎，甚至溺婴。（爱尔兰采用很晚结婚的办法，全国有四分之

    一的妇女根本不婚嫁。）父母也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如果有人

    希望有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再也不需要生八个孩子了。早先，

    能把这么多的儿女抚养好似乎是了不起的，但是由于能够生养10个孩子的人数迅速增加，对这种成绩的新奇感和荣誉感消失了，如果粮食供应不上、工作难找或没给他们留下什么

    土地的话，就尤其如此。人们开始感到，养这么多孩子很不

    利，对节育方法逐渐关心起来。如果这样分析不错的话，那

    么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率下降以后，出生率会

    自然而然下降。人口每年增长3％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

    暂时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大家庭的坏处明显到使社会改

    变态度也许要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

    还有别的因素在起类似的作用。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善，这

    是由于妇女受教育和妇女在家庭以外就业机会扩大的结果；

    这使得一些妇女把生孩子看成是她们一生中的一个临时阶

    段，她们很快就能自由地把时间用于做别的事情。然后其他

    事情增加，要人们有时间去做。经济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收

    入用在享受方面，这样的享受要花时间。特别是家庭以外的

    娱乐活动增多了，如看电影和到海滨旅游。19世纪有些属于

    低收入集团的妇女，要是没有佣工帮助料理家务，除了上教

    堂以外很难离开家门一步；而现在，她们要求有多得多的行

    动自由。有时有人说，节育的秘诀是给家家户户装上电灯，以

    便让一家子人在晚上有许多事情可干，而不是天一黑就上床

    睡觉，但是不要把这种说法当真了。人们利用时间的方式增

    加，其意义并不是使生孩子的机会减少，而在于使抚育孩子

    更加成为一种负担。另一个变化是，养育孩子的花费更多了；

    再不能在七、八岁时就把他们送出去劳动了，而必须让他们

    上学读书，读到十五岁或更晚些时候。在西方世界，对孩子

    的态度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也起了变化，对儿童时代的关怀备至盛行起来。在17世纪或17世纪以前，对孩子并不那么高度重视，他们能长多大就算多大，不多加照顾。然而，在

    现在，在儿童时代培养个性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父母们感到

    为每个孩子尽心尽力是一种本分，照应不过来就不要有那么

    多的孩子则是一种相应的义务。经济增长也促进社会流动。随

    着社会流动，有些父母渴望让他们的孩子受到他们负担得了

    的最良好的教育，使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尽可能好的开端，以

    便孩子们将来能够爬到社会的上层；这也使抚养孩子的费用

    增加并使生育孩子的数目减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地

    位不断上升的人比那些社会地位没有上升的人养育的孩子要

    少；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那些希望自己的地位上升的人发现

    “轻装快步”容易呢，还是因为那些孩子比较少的人上升更容

    易呢？这一切的原因是人类的行为更有理智了；人们不再把

    孩子们看成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他们有权为他们自身

    的享受来计划自己的生活，不要超过计划的孩子。曾是宗教

    和道德的一个课题的问题，变成为寻求方便和要深谋远虑的

    问题。这些因素中的许多因素都同城市化——妇女受教育的

    人多了，在家庭之外就业的人多了，利用闲暇的机会多了，儿

    童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社会流动性增大了，生活方式更加

    理智——有关，所以农村的出生率往往高于城镇是不足为奇

    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所以说得出经济增长使出生率下降并使原来为经济增长所破坏的平衡得以恢复，这样的结论看来是合乎道理的。这一分析同使人口政策制订者发生分歧的一个争议有关。一派的意见认为，如果你希望使出生率下降，就要集中宣传新的节育方法。另一派意见则认为，除非首先改变对生孩子的态度，否则这些方法不会得到采用。态度的这种改变是由经济增长引起的。因此，降

    低出生率的办法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显然是一场虚

    伪的争论。人们需要把所有佐料都放入这个馅饼：要使社会

    领袖们转而相信高出生率的种种危险，这样各种清规戒律和

    宗教法令就会反对高出生率，而不是赞成高出生率；要迅速

    提高生活和教育水准，这样妇女们就会发现孩子少一些就是

    方便；要对节育方法作广泛的宣传。需要在各条战线上同时

    采取行动。

    这当中哪一件事要办都不容易。劝说社会领袖们给予正

    确指导也许是最容易的任务了。如果人口每年只以1％的速

    度增长，一千年后将仅有立足之地。这一事实是容易理解的，

    特别会为近一二十年在欠发达国家掌权的人们所理解，他们

    多半具有西方唯理主义的观点。神职人员比政界人士要更困

    难一些，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唯一教会是罗马天主

    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也赞同对家庭有所限制，条件是不得使

    用现代的节育用品。东正教各大教派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明确

    的教义，在每一个教派中，都有一些宗教领袖表示赞成节制

    生育。任何出生率最高的国家都还没有节育的紧迫感，但是

    这种紧迫感可能到来。不管怎样，节育运动风行全欧洲，宗

    教界和官方都未提供赞助。

    在不开化的社会开展宣传就不像在西欧那样容易了，有

    些社会的妇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此外，西欧使用的用

    品，与较为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收入相比是昂贵的，从居住条件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说也不方便。因此最好发明一些价钱比较便宜或使用比较方便的节育形式。这就是从事节育工作

    的人士目前非常关心能不能制造一种没有副作用的避孕丸的

    原因。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在积极进行中。

    提高生活水平是一切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如果人口每

    年增长1．5％，我们能够确定的最低目标就得是使总产量每

    年提高2％。这样只有在140年以后才能使生活水平提高一

    倍，而西欧和美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仅用了40年到80年

    的时间。但是总产量每年提高2％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

    要求把大量资金用在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上，目前的资本形

    成增加一倍，并在信仰和制度方面要有许多变化。人口如果增加2-2.5％，产量就得增加3％，这甚至更难于达到。产量每年增加4％是美国从1870年到1930年达到的极限，这是由于它有唯物主义的眼光和制度，把巨额经费用在了资本和教育方面。没有迹象表明铁幕这一边的欠发达国家开始采取量每年提高2—3％所要求的那种果敢措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比较发达的国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愿意为解决这问题作出适当的贡献。如果提高生活水平是使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必要条件，看来人口问题还要存在一段漫长的时间。

    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比欧洲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更加尖锐，因为欧洲每年的人口增长率从未接近过3％。（在马尔萨斯的时代，美国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可能如他所说为3％，相当于约50D的出生率，20D的死亡率；但是50D的出生率要求每个母亲平均生8个以上的孩子，而这是人类生育能力的极限。）欧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其部分原因是变化开始时这些国家的出生率是35D左右，而不是40D到45D左

    右。另一部分原因是欧洲国家的死亡率下降得非常缓慢，以

    致在死亡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之前，出生率已开始下降了。欧

    洲把死亡率降低20点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近来有些其它

    国家在40年或不到40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这一目标。因为

    在出生率对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作出反应之前需要经过一些时

    间——在欧洲，死亡率下降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之后，出

    生率才开始下降——死亡率迅速下降可能使它下降到10D，

    而出生率仍为40D，因而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增加。增加越

    多，要抑制这种增加就越费力，因为为提高生活水平所需的

    总产量的增长率也越大。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开

    始下降时，将像死亡率那样比西欧的出生率下降得快，这不

    是不可能的。出生率下降10D在法国用了70年时间才完成，

    瑞典和瑞士用了40年，英国和丹麦用了30年，而在从1924

    年到1936年的12年间，保加利亚的出生率从40D下降到

    26D，波兰从35D下降到26D，捷克斯洛伐克从26D下降到

    17D，日本从35D下降到27D。在这些年代里，什么事情都

    比19世纪发生得快。

    虽然鉴于上述原因，有些比较贫困的国家的人口问题确

    实非常严重，但是认为人口的增长，无论是实际的增长还是

    潜在的增长，是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提不高的主要原因则是

    不确实的。譬如，印度的人口目前每年增长1．25％。这一增

    长率比美国目前的人口增长率还要低，而美国的人均产量却

    每40年增长一倍；而且这一增长率并不比19世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高，当时欧洲的生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如果说日本从1880年起，能使人均产量每25年增加一倍，那么尽管人口增长，亚洲或非洲的其他国家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日

    本的自然资源并不特别丰富；正相反，它的煤炭和矿砂比印

    度要少。今后二三十年内的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的增长可能

    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人口每年增长2％的情况下，

    要提高人均增量，比之人口每年增长1％时更为困难，但是这

    些国家提高人均产量的主要障碍不是人口的增长率，而是这

    些国家的资本形成率低得太多，仅为5％左右。如果这些国家

    每年投资10—12％，它们的人均产量就会提高，这种情况本

    身就会使出生率下降，从而使人口增长率降低。

    限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一旦流行，它就会像其他的时尚一

    样不胫而走；这就是说，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最先采取这种

    做法，然后下层也跟着采取这种做法。所以，处于过渡时期

    的社会始终表现出生育力回收入和文化程度成反比。从论证

    “随着人们收入（或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力下降”

    这个意义来说，上述说法有时候被解释为对马尔萨斯的某种

    回答，这是不正确的。除了过渡期间之外，这种相互关系是

    否存在是令人怀疑的。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在稳定的

    社会中，富人的孩子比穷人的孩子要少，无论是在出生率很

    高的时候——如在18世纪的欧洲和当代的印度——还是在

    出生率很低的时候——如在当代的法国。虽然必须承认，有

    某些证据证明，升入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的人往往是生育较

    少的社会成员。

    属于过渡时期的和由生育的阶层差异造成的另一个现象是害怕智力下降。如果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有最高的智力，而且生育的孩子比较低的阶级要少，那么就可以说社会的平均

    智力必定下降。那些否认较高的社会阶级有较高的智力的人

    对这种论点提出非议，他们比较多的财富为他们受比较好的

    教育提供了保证，但是他们的天赋并不一定优异。这一争议

    由于缺乏可以接受的证据而一直没有深入下去。除了阶级差

    异之外，有证据证明，在每个社会阶级里，大家庭的孩子的

    智力测验成绩不如小家庭的孩子好。有人解释说，这种情况

    意味着，智力比较发达的社会成员最可能限制他们家庭的人

    口，这种解释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平均智力必定下降的

    担心。然而，也许同样说得通的是，家庭人口少的孩子比较

    聪明，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能给予他们每一个人以更多

    的个别照料，并且因为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他们的双亲

    和同他们的双亲斗智。而大家庭的孩子们却多是同其它孩子

    玩耍。

    不管人口是继续增加还是下降，使得一些优生学家同样

    感到不安的是他们预料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出现的问题。这些

    优生学家争辩说，死亡率高的时候，那些没能活到生儿育女

    年龄的人或没有来得及有个大家庭就死去的人，从生物学上

    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比在死亡率低的时候死去的人要低劣；所

    以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死亡率低，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

    物学素质就不如死亡率高时连续几代人的平均生物学素质

    高。有人认为死亡率高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从生物学上来讲一

    般比死亡率低时活下来的青年人优秀。这种论点并非人人都

    同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死亡率高同近半数的孩子出生后活不到10岁就死去有关，这些死去的孩子占了死亡率大约

    一半。有没有理由认为，死去的一半在体质上一般不如活着

    的一半健康，在智力上不如活着的一半机敏，或者说他们的

    死亡是由于生活条件恶劣、照顾不周或偶然发生流行病等有

    关因素造成的呢？现代的社会千方百计地使许多成年人活下

    来，否则他们会在竞争性的斗争中死去，因为他们临时生病

    或身体不适、因为他们患精神病或神经错乱，或者因为他们

    懒惰、没有责任心或愚笨使得他们没有谋生的能力，这肯定

    是事实。这些特点有些是生物学上遗传的，有些则不是。关

    于这些问题的可靠结论有待于对素质的优劣下更明确的定

    义，以及更明确地了解每一种素质对生物学遗传所依靠的程

    度。

    死亡率的下降还引起其他更富有过渡性的问题。死亡率

    下降的一方面影响是活到60岁以上的人的比例提高很多。如

    果60岁是正常的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分享年轻人产出的老

    年人人数增加。提高退休年龄只能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因

    为哪怕把退休年龄提高到70岁，70岁和70岁以上的人数在

    平均估计寿命为68岁的稳定人口中也是非常多的。另一方

    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通常被夸大了。因为虽然老年人人数

    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增加，但是我们必须估计到由于出生率下

    降，儿童人数下降得更多。譬如，英国15岁到64岁的人口

    所占的比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已从60％左右上升到70％左

    右；这是由于儿童人数下降了，但是比之过去出生率高的年

    代，所占比例仍将高出许多。这些变化仅仅是过渡性的，因

    为如果人口和死亡率稳定下来，所占的比例也将稳定下来。如果人口稳定，人人都活到75岁，那么15岁到64岁的年龄组将占总人口的67％。只有出生率急剧上升，年龄为15岁到64岁的人口才可能再度降到占60％的水平以下。

    除了同增长率暂时有关的困难以外，也还存在着同人口

    数字的稳定有关的担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预言长期停

    滞的人们担心，在人口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可能变得不那么

    灵活了，投资机会可能出现不足（第五章第三节（四））。除

    了经济上的这些担心，还必须加上有些人在政治上的担心，这

    些人渴望他们的国家，无论是为了防御还是为了侵略的目的，

    拥有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口。

    出生率一旦开始下降，就会正好下降到使人口保持稳定

    的水平，这不是不可避免的。西欧有几个国家，出生率在20

    世纪30年代曾下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虽然此后在其中大部分

    国家已上升到稳定率并超过稳定率。同样，我们不能肯定，出

    生率在欠发达国家是否会下降到在欧洲已经达到的那样的低

    水平。如果要在死亡率低的情况下稳定人口，那么孩子不少

    于两个不多于三个必须成为风尚。在20年代的欧洲，只要一

    个孩子曾经成为风尚（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必定下降），但是

    现在这不再流行了。亚洲、非洲或欧洲的风尚可能已变为有

    三个或四个孩子亦未可知（按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在大约一

    个世纪内翻一番）。目前，这些风尚看来主要是由关于个人方

    便的想法决定的，其特点一方面是爱孩子和家庭生活，另一

    方面是养育孩子花钱多，很麻烦。当前讨论人口问题的一大

    好处是，这种讨论可能使得父母们把社会问题考虑进去，因

    为如果养育少于两个或者多于三个的孩子成为流行的风尚，就会引起社会问题。我们或许应在教育妇女和未婚少女方面做多得多的工作，让她们意识到存在这个社会问题。

    总之，我们能够看到马尔萨斯修正他原来的理论是多么

    正确。认为生活如何决定人口增长率是不符合实情的。在处

    于人类历史上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的阶段的社会中，这种认

    识是完全符合实情的，但是一旦人类懂得要控制出生率和死

    亡率，这种认识就不符合实际情况了。人类的历史随之进入

    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命运已掌握在我们自己

    的手里。人类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孩子而绝种，要不人

    类也可能由于生存条件容许而使自己繁衍到这样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要是我们还是局限于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话，我

    们将仅仅有立锥之地。我们将朝着这种方向中的哪个方向走，

    谁也不知道。

    （二）　规模和产出
    我们讨论经济增长对人口多寡的影响，将直接导致人们有时提出的下一个问题，即按国家的资源有多少人口才算合适？

    这基本上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譬如，也许有人会问，要

    使人均产出提高到最大限度人口有多少才算合适。对这个问

    题，没有多大希望找出确切的答案，因为产出取决于许多其

    他因素，但是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有意义的。然而，不能

    设想，适度的人口是使人均产出达到最大限度的人口。一个

    国家也许宁可要比这更少的人口；其原因据说是作为一个小

    国有种种好处，人民精悍，全国较容易团结，没有对外的政治责任；要不就是因为不喜欢人口赖以增长的过程——移民或者要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国家也许希

    望有超过达到最大人均产出所需的人口，因为人口多对防御

    或侵略都有价值；或因为想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或

    因为愿意收容移民，特别是逃避宗教或政治迫害的难民；或

    因为喜欢同其他民族一起相处，特别喜欢同大量的孩子相处。

    因此，人口多少才算适度的问题所引起的问题，远远超出经

    济分析的范围。

    我们只限于从经济方面来考察有时候使用“人口过剩”这

    个词的四种不同的意义。第一，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较少而人

    均产出较高，这个国家可说人口过剩。第二，有时候这个词

    只不过意味着，要是没有进口的粮食，就养活不了那么多的

    人口。第三，这个词在某种极端意义上是用来表示，国家的

    人口同国家拥有的资源相比，国家人口太多，以致人口的变

    化不会对总产出产生任何影响。最后，这个词还有某种含混

    的意义用来表示，一个国家正以超速度消耗无法补偿的资源。

    让我们先来解释这最后一个意义，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它不会使人们得出积极的结论。

    其他情况如果都一样，人口的多少将决定矿物资源消耗的速度。我们消费的石油、煤炭、铁、锡或其他矿产品越多，地球表面留下来供将来使用的东西越少。我们能不能定出这些资源消耗的“适当”的速度呢？

    保护资源引起三个不同的问题。第一，在耗尽一种资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创造另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资源？第二，为了慢一些耗尽这种资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第三，同我们自己的消费要求相比，我们对后代的消费要求要重视到什么程度？此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分清任何一个国家的情况和整个世界的情况，因为一方面随随便便耗尽自己的矿产资源，同时又希望将来能从别处进口，这样做对一个国家行得通，但是目前对整个世界行不通。

    我们先以耗尽一种资源以便创造另一种资源这种情况为

    例，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就能十分清楚地看

    到这一点。一个生活水平低的国家，如北罗得西亚或马来亚

    或特立尼达，可能发现自己拥有在世界其他地方极为珍贵的

    某种矿产资源。如果它不肯耗尽这一资源，它的生活水平就

    仍要保持很低。另一方面，如果它开发这一资源，它就有可

    动用的资金来改善它在其它方面的资本设备。有更多的钱可

    以花在教育、改良农田、灌溉设施、公用事业，研究以及勘

    探新资源或为其他资源找新用途等方面。因此，一个国家的

    矿产资源用光以后，这个国家将来在求生存方面反而可能处

    于有利得多的地位：一种资源已被转换成另一种资源。当然，

    情况并非永远是这样。收益往往被浪费掉，或主要用在经常

    性的消费上，所以一旦资源枯竭，一无成绩可言，而且经济

    陷入停滞；这是以前的矿业城镇和本来矿产丰富的某些国家

    的一种通病。收益也常常归某个其它国家所有；外国股东们

    可能在采矿收益中占最大份额，并利用这些资金来改善他们

    本国的资本设备，而不去改善矿产品产国的资本设备；开采

    工作也许由移民来做，他们一涌而进，开采他们能够开采的

    一切，到矿产枯竭的时候，他们就移居国外，留下一堆烂摊

    子。有些资源正在枯竭，开矿可创造与这些资源具有同样价值的资源，但是除非国家坚持把很大一部分收益用于投资新资源（包括教育），否则上述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同样，新资

    源并不总是代替得了老资源。拿一个发现自己拥有煤炭或铁

    矿砂的原始国家作例子。这些资源都是建立大工业的基础。这

    个原始国家也许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工业，因为它的人民缺

    乏必要的教育与资本。所以它可能暂时决定出口它的矿石或

    煤炭，作为赚取用来增强它的生产能力的资金的手段。但是，

    如果它出口矿石和煤炭，那么到它能够在这些基础上建立工

    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矿石和煤炭了。特别是有了这两种矿

    产品，要作出以下决定并不总是容易的，是应当把它们作为

    资金的来源现在就出口呢，还是把它们作为本地工业的基础

    保存到将来不知什么时候。

    当我们从个别国家的水平谈到全世界的水平时，也出现

    了非常相似的困难。在耗尽一种资源之后，人们可以创造具

    有同等价值的另一种资源，这种情况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意义

    上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虽然矿产资

    源迅速消耗，但是我们的知识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产能力

    大大提高了；如果我们把地下的矿藏留给后代而没有留给他

    们如何利用这些矿藏的知识或他们将要继承的一切其他科学

    知识的话，他们是不会受益的，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他们

    没有同时得到可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源，大量的知识对他们

    有什么用呢？这种知识也可能使他们能发现新资源或者为以

    前被认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找到新用途（直到不久前铝

    矾土和铀还只不过是两种“石头”而已）。知识甚至可能使得

    他们能用空气合成他们所需的一切，用氢原子来制造。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耗尽资源如果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做了什么坏事的话，那么很难估计这种坏事有多么严重。他们可能情况较好，因为作为交换我们能把知识和其他资本留给他们；要不他们可能咒骂我们没没有远见，就像有些中东和北非国家的人民现在可能想咒骂他们的祖先那样，因为他们的祖先毁掉了那里曾经存在过的森林，由于没有森林，沙漠的面积扩大了。

    我们消耗资源的速率也是由比较审慎地使用资源的代价

    所决定的。譬如，在采矿时，有各种纯度的矿石。用同时开

    采低品位矿石的办法，从某一片土地中获得更多矿石始终是

    可能的。同样，采伐森林时可以破坏得多些，也可以破坏得

    少些，复种时可以细心一些，也可以不那么细心。确切地说，

    对农业也是一样。在大部分国家，一定必须保持土壤的肥力

    已成为一条道德法律（有时候甚至使用法律制裁）。这决不是

    普遍的态度。恰恰相反，在许多国家，轮作仍然过于普遍，那

    就是说如果我们耗尽这块土地的肥力，没有什么关系，因为

    明年我们可以转到另一块土地上去种；如果土地在休耕时能

    够复壮，那么情况同矿产是稍有不同的，但是事实上，用这

    种办法使用的许多土地已失去它们所含的矿物质，甚至失去

    了它再造腐殖质的能力。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付出一些代价，

    是能够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的，无论是绝对的还是仅仅在比

    较大的程度上加以保护。商业用户用收益来衡量这种代价；用

    低品位矿石的价格来衡量开采这些矿石的成本；衡量复种森

    林，或较为有选择地砍伐木材的成本；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

    成本。如果社会不接受这种判断，它要有诱导或实行比较谨慎地利用资源的办法。诱导主要是采取补贴方法的形式，促使比较完全地使用资源；现在南非政府使用的对金矿征收矿区使用费的办法；或对植树给予补贴；对耕种低产土地给予补贴：对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给予补贴等措施就起这种作用。另外的办法就是制订法律规定比较仔细地使用资源，规定复植或水土保持标准，对破坏这些标准的行为予以惩罚。

    所有这一切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为未来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应当利用我们所想要的一切，让子孙后代自己去谋生呢？为什么认为他们未来的幸福比我们现在的幸福更为重要呢？譬如，就说人口问题吧。假设一个国家有足够供100亿人口一年消耗的煤，为什么让2000万人消耗500年倒比让5000万人消费200年要好呢？或拿水土保持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现在为此目的投入足够的劳动力，那么我们留给后代的土地的条件不仅像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好，而且还要好得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他们付出这些代价呢？或者说，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对我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充分享受其成果的项目投资——例如为了获得水电对拦河筑坝进行投资呢？这些问题是无从回答的，除非从我们尊重人类传宗接代的延续性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大部分人都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固有的本能，还是我们学到的某种东西，这不好说——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未来是重要的，具体说我们每个人，笼统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应当为了子孙后代牺牲一些眼前的舒适。这种牺牲应当多大并没有衡量的尺度，因此对“什么是消耗资源的适度速度？”这个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每个社会都必须由自己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在我们对当前的产量和当前的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

    以后，我们所处的地位就更加安全了。人口和人均产量之间

    的关系，是一个一方面有专业化优势和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另

    一方面比较集中和大量使用自然资源的不经济问题。人口越

    多，实行专业化的机会也越多，不仅对人员，而且对厂家和

    工业部门都是这样。“劳动分工受市场大小的限制。”诚然，不

    论国家大小，国际贸易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使专业化成为可

    能——实际上，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国家越小，专业化的程

    度通常越高。但是由于有许多活动是对外贸易无法提供的

    ——住房、个人服务、国内运输等等——所以将来国内专业

    化越扩大，国内市场也越大，这仍然是符合实际的。此外，对

    外贸易有它自身的不利条件和不稳定性，使它同国内贸易相

    比较时削弱了吸引力。所有这一系列论证同样地适用于大规

    模生产的经济。这种经济有时候可以通过生产出口产品而得

    到保证，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有些公用事业），产品是不能出

    口的；而且无论如何，因为对外贸易的风险比较大，对国内

    市场实行规模经济的可能性比在投资者不得不依靠国外市场

    来销售其大部分产品的条件下更大。

    从一个大市场得益最多的工业部门是公用事业和一些用金属进行生产的工厂，在金属生产的初期阶段尤其如此。公用事业——运输、电力、煤气、自来水——在人口变得稠密起来时，其经济性显示得非常明显，因为公路、管道和传输线，比过去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总起来说，除了装配厂之外，制造消费品和机器的工厂企业很快就达到最佳的规模。享有最大的规模经济的工厂主要是从事金属矿石加工的工厂和那些制造基本化学品的工厂。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大得足以支

    持一系列的其他工业部门，哪怕一般的工厂规模不大，大部

    分工业部门也能从在这个国家的经营中获利，因为各企业无

    论是作为原材料、部件和劳务的来源，还是作为中间产品或

    副产品的买主，都是互相依赖的。另一方面，在农业和采矿

    业中最快出现规模不经济。随着人口的增加，有必要耕种不

    那么肥沃的土地，或对肥沃的土地更加进行精耕细作，无论

    是哪一种情况，结果都是收益减少。

    因此，一个国家在不减少收益的情况下所能负担的人口，

    要看它的自然资源是否适合它成为一个金属制品和重化学产

    品的制造国，或者取决于它们是否基本上适合于它从事农业

    生产。如果属于前者，这个国家可能继续得到越来越多的收

    益，不怕人口大量增加，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出现收益越

    来越少的日子就会早得多。我们也看到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

    一个国家的人口与它的农业资源相比，可能是人口过剩，但

    是与它发展工业的能力相比，人口又不足。有些很小的国家，

    像牙买加和毛里求斯，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与农业相比，它

    们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而同时要支持范围广泛的工业发展

    又太少。

    因此，也不能单单因为一个国家靠它自己的土地养活不了它的全部人口，就说它人口过剩。这是有时使用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如果国际粮食贸易不可能进行或非常费钱，或者如果人们主要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这的确是一种有益的意义。在西欧，如果我们把每个儿童作为一个单位包括在内，如果我们把三英亩草地大致折算成一英亩可耕地，那么养活一口人大概要一英亩土地。在美利坚合众国，饮食标准大致相同，但土地的生产力低得多，因此养活一口人要两英亩多土地。其他国家的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它们的饮食标准，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力。所消费的畜产品（肉类、奶、黄油等等）数量的多少起很大作用，因为从土地来说，这些产品的成本是很高的。譬如，印度消耗的热量不到欧洲人均消耗热量的三分之二，摄取的蛋白质只有一点点，但是这被土地的生产力比较低抵销了；因此印度大约用五分之四英亩土地就能养活一个人。

    如果有进口粮食的可能性，那么农地的负担能力在确定

    人口的最大限度应是多少时将不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也

    许能够用集中力量发展其他更有价值的技术和资源的办法来

    增加它的收入，并且可能有意撂荒土地和进口粮食，虽然它

    如果必须养活自己的话也能养活自己。一个没有足够的土地

    养活自己的人口的国家，如果它有其他的资源和技术，也可

    能人口不足，因为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会使人均产出增加。这

    并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能够从事制造业或一些别的活动，人

    口就不会过剩，因为如果比较少的人口显示人均产出比较大，

    在制造业和农业或别的活动中人口过剩是非常有可能的。这

    一段要说明的问题仅仅是，在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人口过剩

    的时候，人们必须把一切活动考虑进去，而不只是考虑农业

    资源。

    然而，个别国家仅仅因为它不能养活自己，确实不一定就是人口过剩，而同样的论点并不适用于整个世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世界当前的承担能力的估计在25亿人到100亿人之间，按目前的增长率（每年1．25％），世界人口在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将达到100亿人的最高数字。另一方面，我们生产粮食的技术时时在改进。农业先进的国家每英亩土地的产出过去已经证明大大增加了，而要预见未来

    技术进步的速度是极不可能的。世界人口比全世界每英亩土

    地的产出增长得快，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更加重视这样一个

    论点，即对任何国家来说，依靠进口粮食都是危险的。譬如，

    他们认为，如果英国的人口不超过2500万，英国的前途会稳

    固得多，理由是，以这样的水平，人口将多得足以实际上耗

    尽公用事业和制造业的所有大规模经济，同时又少得足以将

    对外部粮食供应的依赖减少到很小的比例。不过，所有这些

    论点必定是以对极其捉摸不定的未来所作的推测为依据的。

    还有必要说明，即便我们能够确定，如果人口减少譬如

    说20％，人均产出会增加，也不能因此认为，如果20％的人

    口移居国外或出生率下降，人均产出将会提高。对人口所作

    的这些比较是以假设人口的结构不变为基础的，就是说老人

    和青年的比例、男女比例、熟练和非熟练人口的比例都保持

    原样。但是，由于人口发生变化，人口的结构也将改变，而

    且并不是总是往好里变。我们已在本章第一节（一）中讨论

    过过渡问题。

    人口过剩这个词的其余意义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如果再增多，产出也不会增大了。这个词的第一个意义的极端形式就是这样。按第一个意义来讲，人均产出因人口增加而下降，但总产出增加；这样说来，总产出也并没有增加。天啊，人口过剩的这种极端状况，人们并不是不知道。这从依附于某些经济部门的人数过多，特别是当佣人、小商贩、打短工和从事农业的人数过多这种情况是能够认识到的。佣人的人数膨胀是因为这种经济随每个人的需要而调整，使他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社会风气要求每个人如有可能就雇仆人，比较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家庭必须雇用大批侍从，这些侍从的地位同一条看门狗差不多。这种情况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巴巴多斯岛，据人口普查记录，那里16％的人是当佣人的。经营小商贩的人数也很多；市场上摆满货摊，每个商贩做不了几件生意，在闲聊中几乎不知不觉就把时间消磨掉了。此外，还有成批的看门人、临时园艺工人和其他只要可能就打零工的人，一般也许一星期干一天，或者干不到一天。在农业方面，种种现象表明农场的规模都不大；一般家庭耕种的地块很小，家庭成员用不着把全部时间花在土地上。人口过多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呢，还是主要表现在当佣工、做买卖和打短工方面呢，这要看农业是由雇工经营还是由农民经营。如果是用雇工经营（如在巴巴多斯），受雇人数不会多于耕种所需的人数，多余下来的人必须要在农业以外的行业谋生。但是如果由农民经营，多余的人就要靠家庭农场生活，从事其他职业的多余人员可能为数很少。人口过剩国家的一般趋势是大地主把他们的土地租给农民收地租，而不是雇用农业工人耕种。他们这样做收入多，因为他们付给工人的工钱，比农民交租之后留下来的还要多。已做过各种尝试来衡量这种绝对意义的人口过剩。衡量农村的多余人口，要看在作物、技术和所使用的设备一定的情况下，耕种一英亩土地估计需要多少从事农业有利可图的人员。有些作物比另一些作物费力得多；种植稻谷比种植小

    麦费力得多，种植甘蔗或茶叶比种植玉蜀黍、可可或橡胶费

    劳力。设备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因为一个家庭使用锄头种

    地至多种三、四英亩地，如果使用耕畜和犁，可耕种10到15

    英亩地，使用拖拉机能种30英亩土地或者还要多。还要记住，

    对劳动力的需要因活路不同而不一样；有些作物犁地时需要

    劳力最多，而另一些作物收获时需要劳力最多。因此，人口

    过剩的程度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来估算，而必须按地区分别

    计算。在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作这种计算时，用犁和耕畜种

    植100英亩谷物（不包括稻谷）所需要的劳力大约为14到20

    人。印度目前每耕种100英亩土地，有偿从事农业的人约为

    27人，经过这样详细的计算，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印度

    的农业人口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力超过需要。这等于约有

    2000万人长期失业；所以这种现象时常被称作“隐蔽的失

    业”。这种现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少见，而在中国、印度尼

    西亚、埃及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却屡见不鲜。

    这种人口过剩，除经常浪费劳动力以外，还会使土地的肥力下降。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牲畜吃得太多，人们养活不起牲畜，所以土地得不到厩肥。（印度农民养活不起他们现在所养的那么多的牲畜，但是因为宗教原因还是要饲养，不过土地并没有因此而受益，因为牲口粪有一半当作燃料烧掉了。）另一个原因是要使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利用的压力；本应留在森林中或应留下来用于水土保持的土地，现在都开垦了。

    还有情不自禁地要过量种植使土地贫瘠；一年当中收成太多，要不就缩短土地的休耕期。收益递减律说明，如果太多的人耕种太少的土地，劳动的边际产品将是负数，人们对人口过剩国家的这一特点太熟悉了。

    既然有这样多的人口，明摆着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多地开

    辟土地以外的就业门路。这不仅是增加非农业产出的明显手

    段，而且也可能是设法增加土地肥力的必要步骤。如果能让

    一些人离开土地，使一些土地重新成为森林，再用一些土地

    来控制侵蚀和延长休耕期，农业产量肯定会增加，虽然不一

    定会马上增加。扩大一般的农场主的土地面积也是可能的，但

    是这并不一定会使农业产量增加，因为亩产最高的多在最小

    的农场；不过，如果现在情况较好的农场能够多储蓄一些钱

    来投资改良他们的土地，农业产出可能增加。但是，要迅速

    扩大非农业就业机会来解决人口增加的问题，甚至使农业多

    余人口有所减少，也绝非易事。假设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70％，人口每年以1．5％的速率增加。那么，如果要减少农

    村的多余人口，非农业就业机会每年必须扩大5％以上。经济

    欠发达国家能以迅速工业化来使它们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

    的，为数并不多。日本和苏联已设法这样做了，但是它们的

    工业发展速度同比如美国或德国比较，已经是了不起的了。

    让更多的人离开土地去就业提供不了粮食；正相反，与

    供应相比，这将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因此，任何这种政策都

    必须伴之以实施增加亩产的有力方案，办法是建立广泛的农

    业教学网，增加肥料的使用量，繁殖和分配良种，加强保持

    和分配用水以及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能够迅速增加农业产量

    的一切其它办法。但是这种政策还牵涉比这多得多的问题。在生活水平低的时候，家庭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不大——按制造业产生的收入（即不包括所使用的原材料的价值）来计算，不

    到国民收入的15％，按雇佣人数来说，甚至比这个百分比还

    要低。因此如果雇佣人员生产制成品，很快就会达到许多制

    成品在国内市场出售无利可图的地步，所以如果要达到充分

    就业，多余的制成品必须出口。这是一切按其农业资源来说

    人口过剩的国家——英国、日本、埃及、德国、印度或其他

    国家——的共同命运，它们只有出口制成品换回粮食和原料，

    它们的全体人民才能谋生。所有这类国家的发展计划都必须

    规定努力占领制成品的国外市场（如德国、日本），要不（像

    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们就不得不放慢工业化的速

    度，让农村的多余人口照样留在那里。

    要在世界制成品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并非易事。金属

    商品和工程产品的市场一般说稳步扩大，但是其他商品的市

    场扩大得很缓慢，或在某些情况下（如纺织品），市场绝对缩

    小了。因此，煤炭和矿砂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如想增加它们在

    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比较易于办到的。另一方

    面，那些煤炭或金属矿砂很少而人口过多的国家，只能在销

    售越来越困难的商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制成小商品）方

    面进行有效的竞争。不过，这样说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个国

    家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如果让它的人口过分增长，这个国

    家要为它的人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保证他们有过得去的

    生活水平，就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如此说来，能不能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家当前人口不足或过多的程度得出结论呢？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课题，因为各个国家的资源不清楚，因为所知道的东西的潜在可能性随着新技术和新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对于各洲的情况，我们妄作如下猜测也许是值得的。从非洲大陆还有渺无人烟的可耕地来说，从它由于当前人口稀少使得提供公用事业非常费钱来说，非洲是人口不足的；如果非洲有较多的人口，那么公路、电力、供水、铁路、医院和其他服务设施的人均费

    用将会下降，同时质量也能得以改善。非洲也有一些人口稠

    密的地区，如尼日利亚东部、肯尼亚的部分地区和在南非联

    邦的部分地区，但是从整体来讲，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不足。

    拉丁美洲和澳洲在同样的意义上说或许都是人口不足的，虽

    然对它们的渺无人烟可耕地的范围有多大更加没有把握。另

    一极端是亚洲人口严重过剩，虽然东南亚的有些地区并不是

    这样。时间也许会改变亚洲的天然资源的价值，新技术也许

    会使亚洲的土地生产出比我们目前能够想象的要多得多的东

    西，或者还有现在不为人们所知的新的大矿藏可供开发。然

    而，就当前所知，张着口要吃饭的人数使亚洲的生活水平很

    低，这是无可怀疑的。欧洲和北美的经济状况则处在这两者

    之间。这些地区的情况是能互为补充的，应当一起加以探讨。

    如果欧洲能像1939年以前的情况那样从北美得到廉价的粮

    食和原料，那么欧洲的人口并不过剩。考虑到加拿大新发现

    的资源，该国的人口可能是不足的。人们对美国的情况非常

    没有把握，大概它的人口既非过剩亦非不足。对欧洲和北美

    的判断颇费踌躇，这着重说明，要在一边是人口众多，从粮

    食和原料方面来说是不经济的，而另一边从制造业、公用事

    业和其他服务业来说又是经济的来进行衡量是多么困难。

    （三）　职业
    人口的职业结构是随着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力资源的性质、人口多少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变化的。

    从人口普查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事有报酬的职业”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年龄结构，一部分取决于妇女就业的范围。要在国际上可比较的基础上计算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是困难的，因为要弄明白把农妇划在那一类不太容易。因此，对人口普查的结果始终要有所保留。不过，这些数字只要经过调整，接近于可比的程度，看来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比例约在33％到45％之间，较贫穷的国家处在这个比例的下限，较富裕的国家处于上限。

    年龄结构很重要。15岁以下的儿童占人口的20％、还是

    占40％，65岁以上的成人是占人口的5％、还是占15％关系

    甚大。所以青年人和老年人有工作还是没有工作关系也很大。

    随着经济的增长，在校儿童的比例和上学受教育的年数也增

    加了。退休年龄也趋于下降，因为保险和养老金计划扩大了。

    不过，尽管有这些因素，儿童的比例不断下降产生了这样的

    影响，如果我们只考虑男性，那么富国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

    人口所占的比例差不多全都比穷国要高出许多。

    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部分取决于成年人口中男女的比例，部分取决于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程度。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造成巨大的差别。在联合王国，从事有报酬职业的妇女人数相当于男人的47％，而在成年男女人数几乎相等的美国，类似的数字仅为33％，在妇女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的埃及，这一数字仅仅为17％。

    人口中男女人数的差异是由战争、移民、出生的男孩比

    女孩多和妇女的寿命比男人长等因素造成的。在联合王国，

    20—64岁的年龄组中男人比妇女多11％，这就是从事有报酬

    职业的妇女对男人的比例为什么比美国要高得多的主要原

    因。（儿童死亡率下降对男孩的影响大于对女孩的影响，正使

    得妇女的多余人数降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拿发达国家

    同不发达国家比较，妇女就业比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妇女从事

    家务以外的劳动的机会多。

    妇女离开家庭去就业达到什么程度，主要要看经济发展

    已经到了什么阶段。经济增长使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她

    们一直在家里做的许多工作效率不高而且单调乏味，现已转

    到外单位去了，那里专业分工细，资本多，这些工作是向家

    庭运水、碾谷物、做午饭、纺纱、织布和做衣服、教育儿童、

    照顾病人，等等。因而妇女从家务劳动中摆脱出来，转到这

    些外面的企业去工作，她们在那里干同样的工作，要不就是

    到办公室、商店、工厂去工作，到以前不向她们开放的各单

    位去做专业工作。所以，在类似的基础上所作的大部分普查

    表明，由于经济的增长，在家庭以外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如果人口迅速增加而经济得不到发展，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在争夺就业机会的斗争中，男人取代妇女，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下降。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人口普查中有一些这样的证据，但是由于定义发生变化，难于信心十足地对这些统计数字做出解释。）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妇女所占比例的增大，并不都能使产量增加，因为在家里干的工作相应地减少了。但是没有理由怀疑，这代表一个净增数，因为在外面的企业里，由于更加专业化、资本多和机械动力大，所做的工作具有优越的生产率。在提高妇女地位和增加对妇女开放的机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了不起的。

    妇女就业的程度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譬如在1939年，兰开夏郡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男人和妇女的比例为100∶52，而在南威尔士只有100∶15。这种差别首先是由于每个社会的基本工业不同造成的，妇女在轻工业集中地区的就业机会比在重工业、采矿业、农业或其他历来不雇佣妇女的职业集中的地区要多。这就是说，在后一类的各个地区，有一大批可以雇佣的妇女劳动力后备军，如果某个有事业心的雇主要在那里兴办新的轻工业，她们将

    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自1939年以来，英国就业机会的

    扩大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在这种地区建立了新工厂，为

    妇女劳动力创造了新的机会。这是欠发达国家增加国民收入

    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在许多这类国家中，特别是在非洲和拉

    丁美洲，男劳动力短缺，只要更好地使用妇女劳动力，就可

    弥补男劳动力的不足。在那些男劳动力无论如何有剩余的亚

    洲国家，问题没有这么重要，但是即使在那些亚洲国家，扶

    持一些特别适合于妇女干活的工厂，收入就能增加。像英国

    那样的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存在着一种私营企

    业向没有充分利用妇女劳动力的地区转移的自然趋势，但是

    私人采取主动步骤起作用是缓慢的——否则兰开夏和南威尔

    士的数字之间就不会有那样悬殊的差别了。这是各个劳动部和其他关心劳动力市场供求调节的人极须牢记的问题之一。

    决定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人口中占多大比例的因素

    就讲那么多。下面我们研究一下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在不

    同的活动之间的分布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资

    源，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发展

    阶段。经济调查这一分科要归功于科林·克拉克博士，他的

    名著《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曾是近代研究这一课题的起点。

    人口普查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原料，但是在作进一步论述之前，

    要对这些我们一定会提到的普查结果进行解释是有困难的。

    第一个困难是由随着经济的增长分工越来越专业化造成

    的。例如，在发展的低水平上，一个人可盖他自己的住房，生

    产粮食，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销售，买回纺织品，给自己做

    衣服。在人口普查中他是作为一个农民出现的。到了一个晚

    得多的发展阶段，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由专业人员来

    做——由建筑工人、农民、运输工人、代理商和制造商来做

    ——所以普查结果显示这些行业大大发展了，农民所占的比

    例下降了。普查结果显示的是专业化程度，而不是所做工作

    的工种。要说明家务活动转化为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存在

    着同样的困难，因为家庭主妇不再自己提水了，不自己碾谷

    了，不自己照护病人了，等等，普查结果表明专门从事这些

    行业的人数急剧增加，大大超出社会实际上消费的这类服务

    量的净增数。还有一个困难是，在人口普查数字中缩小的某

    些行业，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业所做的工作量下降而缩小，而

    仅仅是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工作更忙了。在人口过剩的国家中，农民、小商贩、佣人和各种临时工并不是整天都有工作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型的就业门路，而且“隐蔽的失业”的减少在原来一直承担多余人口的行业的相对收缩中显现出来。这其中的教训是，人口普查数字只是间接地反映了对种种服务的需求，所以在我们对连续的普查结果加以比较时，我们应当严格地只谈记录在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数中的变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变化看作反应需求的变化。

    在把富国的人口普查结果同穷国的人口普查结果作比较

    时，我们观察到，不管是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还是不同时

    期的同一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我们由穷变富时，经营

    农业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最穷的国家经营农业的人口占

    70％或70％以上，而最富的国家只用12—15％的人口经营农

    业就能养活两倍于他们自己的人口。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

    70％或70％以上的比例把所做的农活工作量估计过高——

    这样多的农民除干农活外要做多得多的事情，可能存在着某

    些“隐蔽的”失业，而且很难把农民的妻子们划到哪一类。同

    样，需求和供应方面的实际力量也使所做的实际农活减少了。

    在需求方面，事实是对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少于统一性；那

    就是说，在人均实际收入增加的时候，对粮食的需求量并不

    增加得那样快。在供应方面，由于用在农业上的资本增加，使

    得每个农业工人有可能耕种的土地亩数越来越多；由于技术

    知识多了，使得每亩土地提高了生产力。从事农业的人口比

    例的升降，完全要看对粮食的人均需求量是比农业的人均生

    产率增加得快还是慢。如果这两个速度是一样的，那么农业

    所需的人口比例是不变的，举例来说，如果人均需求量每年增加0．8％，而人均生产率每年提高1．3％，那么50年后，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将下降22％（比如说从60％下降到47％）。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均农业生产率比人均消费量提高得快。

    实际上，人们可能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并且可以说，在

    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农业生产率应迅

    速提高。因为如果生产率不如需求量提高得快，农业就不会

    腾出为发展其他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些工业的发展也会

    被逐渐对它们不利的贸易条件拖后腿（即粮食价格与一切其

    他商品价格相比不断上涨）。甚至在一个开放的经济里，要不

    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没有农业生产率的不

    断提高，经济增长将使粮食进口额增加，由于这会打乱贸易

    平衡，除非其他商品的进口额能够削减或者除非出口额能同

    步增长，否则经济的增长到那时就会变得取决于出口额增长

    的快慢了。此外，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非常快，农民被迫

    的或者自愿的积蓄就可用作在其他经济部门投资的资金。经

    营农业的人口比例和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之所以是经济增长

    的程度和速度的两个最说明问题的指数，原因就在于此。

    几乎与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同样可观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人

    口比例上升。在这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数字打点折扣，要

    知道上升的比例有一部分不过是从无记录的家务劳动转到有

    记录的工厂劳动。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制造活动的比例大大

    提高是因人均收入增加了。普查数字显示，在最贫穷的国家

    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只占5—10％，这要看家庭手工业是多多

    少少保留下来了（如在印度），还是在早期被廉价的工厂进口品破坏了（如在斯里兰卡）。在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相对来说它们不进行什么制成品贸易，这个比例上升到25％左右（如美国），如这些国家靠在对外贸易中出口比如说三分之一制成品来赚钱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就提高到35％或更多（如英国、比利时）。制成品所占比例提高是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得多，在人口过剩的国家还因为出口制成品是提供充分就业和粮食的唯一出路。因此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像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一样，是表明经济增长程度的最明确的指数之一。

    在制造业领域内，正如霍夫曼博士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制造业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日子里，人均资本不大，对机器的投资和机器的更换的需求都不大。所以，消费品生产在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特别是服装生产。然而，在发展的以后各个阶段，总投资增大了——可能从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6％提高到占20％，而且生产钢、机器、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工业部门，

    比之消费品工业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这种变化的速度是可以

    加快的。从理论上说，在积累大笔资本之前推迟扩大消费的

    同时经过巨额投资的阶段，使经济得到增长，这是可能的，这

    是30年代苏联制订计划的基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资

    料工业部门首先会大发展，然后才是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这

    种进程的主要障碍当然是在实际收入仍然很低的时候，要为

    庞大的资本投资计划筹措资金。生产资料工业方面的开支将

    引起消费者的需求，其结果是，如果生产资料工业比消费品

    生产发展得快，国家除非有日益浓厚的储蓄风气，否则必定会遇到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的种种结果。大部分国家发现用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办法来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较为容易一些，因为它们完全靠储蓄或提高税收来为高水平的投资筹措资金有困难。

    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相对重要性还取决于自然

    资源以及对外贸易的可能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工业是以廉

    价燃料和金属矿石为基础的，那些没有这种燃料和矿石的国

    家无法建立很多这样的工业。我们能用多种多样的指数来检

    验金属的重要性。譬如，加纳需要的制成品大部分是进口的，

    它进口的制成品（不包括矿物油）中，大约有40％是金属制

    品。或者以联合王国为例，从事制造业的人中有47％的人是

    从事冶金或使用金属的工业。再以世界制成品贸易为例，其

    中56％是金属制成品。因为燃料和金属矿石的分布并不很

    广，有些国家必须比另外一些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专事金属工

    业。有些国家进口金属商品，另一些国家则出口金属商品。所

    以，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

    过剩的国家，如果燃料和矿产也贫乏，就会处在十分不利的

    境地，因为它们不得不为了出口专事生产那种每个国家都可

    为本国制造的制成品；譬如日本，1936年只有28％的工业人

    口从事金属工业，出口的制成品中只有20％是金属产品。

    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能被制造业人口所占比例的提高所完全抵销。如果我们举最富有的国家为例，虽然农业可能已下降比如说55点（如从67％下降到12％），制造业可能只增加25点（如从5％增加到30％），其余的30点则为其他各类就业机会的扩大。政府活动、教学、医疗服务、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及商务和金融发展通常很迅速。这种活动有多少算是国民收入的净增部分（如用于旅游的那部分交通运输），有多少作为使国民产出可资利用的成本（如载运货物或者载运职工去上班的那部分交通运输），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试图计算国民产出实际增加部分的人会把这些服务性行业的大部分排除在外。他们计算农场、矿山和工厂的产出指数，为住宅建筑、教育、卫生和娱乐只留出有限

    的余地，从而把公共行政、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的增加部分

    大部分排除在外。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因

    为讨论国民收入应如何计算不属本书的目的（见第一章）。随

    着经济的增长，人口普查记录表明，既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

    制造的人口比例，在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中从占25％左

    右或不到25％上升到50％或多于50％，对于我们当前的目

    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有些最近的人口分布情况列表

    如下。

    埃及 日本 意大利 英国
    1937 1947 1936 1931
    农业、采矿业71 56 49 12
    制造业8 17 22 35
    商业8 7 9 16
    通讯2 5 4 7
    建筑2 4 5 5
    政府3 4 5 8
    其他服务业6 7 6 17
    总计100 100 100 100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性职业扩大的一个后果是，为挣工资而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了——无论如何在城市地区是如此，独立经营者和业主的比例增大了。这是因为在服务业中挣工资的人所占的比例比较低。这一结果同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好相反。

    因为经济增长使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经济增长就必然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居住在人口不到2000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80％或80％以上下降到30％或不到30％。这是因为在做那种在城镇做的事情——制造、批发、公用事业、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戏剧娱乐等——时实行规模经济。Ｈ．Ｗ．辛格博士已经表明，在任何国家，大小城镇的数目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帕累托定律），就是说城镇的大小和数目之间有一种简单的倒对数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已城市化到同样程度，或者需要城市化到同样程度。

    不把农村人口降到80％以下的水平，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是没有用的，道理很简单，只有2000或者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不允许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如果农业需要的人口比例下降到12％，即便大力奉行把那种不要求非常集中的制造业保持在农村地区的政策，也阻止不了2000或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人口下降到30％以下的水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市化就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极为珍视的一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来自城镇。在产量或文化价值不受重大损失，而且在其他方面或许还有相当大的益处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压缩人口超过100000人的城镇数目。建立一些“鲁尔”区将永远有其必要，那里出产的燃料和矿石，供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工业地区使用。危险在于这种地区往往会把那些在别的地方发展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其他工业吸引过来。所以，如果人们希望防止过于城市化的话，就有必要对工业的布局有所控制，就是对在那些被认为规模已达到适量水平的地区进行建设要严加控制。

    在经济刚刚开始增长的所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就

    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里，人口通常增长得十分迅速。农

    村地区也许还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现象，人们的倾向是逐渐

    涌入城市去当临时工。大城镇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城

    镇首先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有电影院、电灯、自来水、

    运输系统，等等；而且大城镇的社会服务应有尽有，有保健

    服务、学校、住房补贴、穷人救济之类。因此，即便经济没

    有什么大发展，城市人口在20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奉行工业化政策的政府必须决定，它

    们是鼓励在几个大城镇建立工厂呢，还是把新工厂尽可能广

    泛地分散，甚至就建立在农村。这个问题引起非常广泛的问

    题。有政治性问题；在有些地区，为了平息失业者的愤怒，工

    业必须放在大城市，而在另一些国家，边远省份可能的不满

    使人们更有理由感到关切。还有喜欢大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和

    另外一些认为大城市是地球表面污秽之地的人之间的争论。

    所有那种经济分析能对这种争论做出的贡献是，把工厂集中起来——布在一个点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的。由此可得出结论，从经济观点来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最好是集中力量建设少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工业中心。在这些工业中心牢牢确立和工业化已经度过早期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之后，其他的中心可用差不多同样的办法开始兴建。

    我们已经指出的职业结构的变化——从农业到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受报酬的差别的影响。因为农业正在衰落和城市的职业正在增加，在农业的人均收入和工业的人均收入之间通常有很大的差别。货币收入的某些差别是人们的错觉；农村工人的有些收入是以实物形式，他们购买的许多东西花钱较少（特别是食品和住房），有些生活和享受的其他费用（如交通）不必像城市人花得那样多。尽管如此，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农业与其他职业相比正在衰落的国家，农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还是低于制造业的人均实际收入，这仍然是实情。条件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出现经济增长而农业生产率不提高，那么与工业收入相比，农业收入将会提高；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一般只不过意味着对粮食的需求并不像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那样快。

    人们如果把除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一切服务行业归在

    一起，就会发现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超过制造业的人均

    收入，正如后者超过农业的人均收入一样。然而，人均收入

    是一个使人误解的整体概念。实际情况并不是赚工资的人在

    这些其他服务行业所得比他们在制造业所得的要多。看来认

    为这些服务行业的独立工人、拿工资的工人和熟练工人合在

    一起所占的比例比在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为高倒是真实情况。

    这个集团包括店主、理发师、卡车车主、专业人员阶层和其

    他靠自己本事谋生的人。这个集团的所得比较高，这也许主

    要是由于它的阶层结构所致。

    因为农业、制造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均收入各不相同，所以这些部门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多少同有职业的人口的分布不完全成比例。农业的人均收入为平均人均收入的50％到75％，其结果是，即使农业人口占80％，农业收入超过国民收入60％的情况也非常罕见。（据统计学家们计算，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有很大的差别，要看他们计算农场消费的粮食是按批发价格计算还是按零售价格计算。）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从大致的平均人均收入，到或许超过平均数50％不等，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可高到平均数的两倍。

    从这些平均人均收入的差别中偶尔会得出非常令人误解的结论。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低于“其他活动”的人均收入，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增加实际国民收入的办法就是迅速从制造业转到零售业、政府部门或其他人均收入比较高的服务行业。仅仅把人员从农业转到制造业，实际收入也是不会提高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从农业转到其他职业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增长的原因。要使这种转移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率必须不断提高，要不非农业商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如果不首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就实现这种转移，结果将是农产品短缺，这会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要不就造成生活费用增加，由于工资不断提高，使得经营制造业的新企业难于维持。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而生产率不提高，他们必定转到那些不是用减少进口就是用增加出口的办法赚取购买粮食的外汇的工业部门，而这样做是否有利可图则完全取决于国内和国外的比较成本。（见本章第二节（一））。

    第二节　国际关系

    （一）　国际贸易
    一个国家参加国际贸易到什么程度，部分取决于它拥有的资源，部分取决于它在贸易上设置的障碍，部分取决于它发展的阶段。

    一个拥有各种自然资源——土地肥沃、气候相宜、矿产

    丰富——的国家实际上能自给自足。最佳的例子就是美利坚

    合众国，它的进口额只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4％，而联合王国

    的进口额占其国民收入的大约25％，在严格控制进口之前要

    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因此可以说，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在

    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幅员的问题，或换句话说，在某种程

    度上是政治疆界划在哪里的问题。

    其次，对外贸易额的大小取决于政策，任何国家都能按

    它们的愿望做到相对来说比较自给自足或不是那么自给自

    足。自从400年前政治经济成为一个公认的课题以来，人们

    对赞成或反对政府控制对外贸易的理由一直争论不休，我们

    在这里无需对这个课题说得太多。赞成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是国际专业化具有种种优越性，这对大家是不言自明的。反

    对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是自由企业制度有种种缺点，这使得

    价格不能成为反映社会成本的真实指数。这些缺点在某些领

    域特别明显。存在着过分专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无视整个

    经济可能承担的风险：战时供应品短缺，贸易条件大幅度波动，或者由于单一栽培造成流行病蔓延。制造业存在着规模经济，这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结果，因此在工业化初

    期，要采取特殊措施来保护制造业。还有失业问题，这对与

    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因而有理由设置壁垒来保护新工业

    发展的国家特别困难。除了这些经济理由之外，进行保护还

    要加上政治上和感情上的理由，这些理由直接涉及整个民族

    的经济利益。在贸易壁垒的范围内没有看到长期趋势。如果

    只有经济问题才起作用，那么各国就会在它们工业化的初期

    阶段设置相当高的关税，在它们的工业牢牢确立之后实行非

    常低的关税。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遵循这个模式，美国

    在20世纪似乎在遵循这个模式；苏联是否也照着做还要看一

    看。但是要作出把关税行为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判断是轻

    率的，因为关税行为同样是由政治利益和政治潮流决定的。

    因为得不到外汇来支付公众喜欢购买的进口货，进口额也可能受到限制。这通常是国内消费品生产和出口商品生产之间比例失调的一个迹象。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二））已经看到的，如果欠发达国家发展国内生产而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平衡，它们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困境。由于通货膨胀（第五章第三节（一）），或由于投资速率加快而使进口的倾向发生变化，也可能发生货币困难。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又必须克服比工业国面临的广泛得多的外汇收入周期性波动（第五章第三节（三））。因此，如果它们要应付自如而不限制外汇，它们需要有比较富裕的外汇储备。

    在原始经济中，对外贸易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在经济开始发展之前通常是很低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急速上升。我们已看到对外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五章第三节（二））。一个后果是，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对外资易比收入增长得快。无论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国家还是全世界的贸易，情况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初期阶段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它的一大部分产品是由自给自足的农民生产的，他们手中没有什么钱，只出售很小一部分产品。为什么进口额

    只占尼日利亚国民收入的10％，只占印度国民收入的7％，这

    就是主要原因；我们十分肯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只要

    把与世隔绝的地区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国内交通有所发

    展，这些百分比就会提高。整个世界贸易大体上也是同样情

    况。从1870年到1913年，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不到一

    点，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4％不到一点。全世界的实际收

    入大概年增长2．5％到3％。在这个阶段，世界贸易额大概

    每年增长3．25％。经济增长初期阶段的特点显然是同交通发

    展相联系的国际专业分工的加强，结果是贸易比国民收入增

    长得快。

    晚期阶段就不那么清楚了。英国的进口额同英国的国民

    收入的比率在19世纪头75年急剧提高，但是如果我们把再

    出口除外并考虑到贸易条件的变化，在以后的60年中似乎变

    化不很大。美国则显示那种拥有大量未利用资源的经济。美

    国的进口额不如其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为它开发了这些资

    源，现在，它的进口额与国民收入的比率仅为80年前的一半。

    现在美国的某些矿产资源即将达到极限，它正在变成比过去

    任何时候更大的原料进口国。有人预计，美国的进口额今后至少与其收入增长得一样快；但是我们必须等着瞧。两次世界大战给国际贸易造成那样大的混乱，使得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来谈论在今后几十年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不论是否可靠，下面是最近的数字。从1948年到1952年，世界制成品产量增加27％，世界农业产量增加9％，世界贸易额增加34％（所有的数字都不包括苏联）。这些数字说明，世界贸易额继续比世界产量提高得快一些——虽然这个高增长率有一部分仅仅是由于从战时的低水平恢复过来。

    经济的增长还影响世界贸易的构成，不论是商品的相当重要性还是不同国家的相当重要性都是如此。

    有时人们预料，同原料和粮食相比，经济的发展会降低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因为据认为，随着每个国家的发展，它进口制成品的数量会相对减少，进口原料的数量会增加。不过，情况并非如此。按价值计算，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80年来始终未变（占35％到40％），我们有这方面的数字。原料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连续增大，但是粮食下降了，对粮食的需求比收入增长得慢。世界贸易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某些国家主要进口粮食和原

    料，并主要用出口制成品和无形劳务（海运、股息、佣金，等

    等）来支付进口货款。这并不能说明世界贸易的全貌。生产

    制成品的国家有专业分工并相互大量购买，农业国家也有专

    业分工并相互购买产品。比较成本定律像它适用于工业与农

    业之间一样，也适用于这个制造业和那个制造业之间。同样，

    工业国购买投入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初级产品和仅仅四分之

    一制成品，所以交易主要是在工业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进行。如果工业国多买初级商品，这些商品的生产国会相应地多进口制成品。所以初级产品贸易和制成品的贸易相继增长。这种关系发生变化总是有可能的，也许会有较多的制成品交换制成品，或者较多的初级商品交换初级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制成品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将改变。目前我们只能说，在过去的80年中一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假设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例值不变，制成品贸易额

    同初级产品贸易额的比例则由这两者的比价来决定。如果制

    成品的相对价格上涨，它的相对数量将下降，反之亦然。因

    此，30年代曾是制成品贸易额非常低的一个时期，自50年代

    迄今一直是贸易额非常大的时期，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相

    对数额可以用比价来说明。所以比价的变化对决定世界制成

    品贸易是不景气还是兴旺起着巨大的作用。

    虽然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一直是相当稳定

    的，但是这种贸易的构成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纺织品的重要

    性已经下降，金属和机械产品稳步增大。1899年，纺织品和

    服装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占40％；1950年，它们仅占20％，

    所占比例逐步下降。金属产品从31％上升到56％；所有其他

    制成品则从29％下降到24％，下降幅度不大。这些变化是容

    易理解的。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各国首先缝制自己的衣服。这

    种制成品差不多到处都能生产，因为原料轻便，运输容易，所

    要求的技术容易学会。金属却是另外一回事了。金属的生产

    同那些拥有廉价燃料和矿石的国家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工程

    方面的技术也不断进步，所以老牌国家总有一些技术使得它

    们比新来者占有优势。因而有各种理由预期这些趋势将继续下去。金属制成品与其他一切产品的比例将继续提高，燃料和矿石蕴藏量丰富的国家在国际贸易方面将有最为美好的前景。

    世界制成品贸易在各国间的分布情况，在过去的50年里

    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拿1899年同1937年相比，美国、加

    拿大和日本所占的份额大大提高了，挤了法国和英国所占的

    份额。加拿大的份额的提高几乎全部在有色金属、纸浆和纸

    的方面。日本主要在纺织品方面，但是也到处进行有效的竞

    争。美国主要是由于进行战争，也是到处得益。譬如，美国

    所占的份额从1899年到1913年只从11％上升到12.5％；由

    于爆发战争一下子跳到20.5％，但是在1937年仅仅是19.5％；又是由于战争，1950年跳到29％。美国是否能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保持这样大的份额，这有一部分必须取决于它通过进口和对外投资把多少美元投入流通，有一部分取决于世界其余地区是否不得不在更大的程度上靠它提供粮食。除对外投资，美国不可能是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纯出口国，这两种出口商品中哪一种将减少，这还要看一看。

    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下降，这本身并不是引起

    不安的原因。一个国家所占份额的变化不过是意味着这个国

    家的出口额和世界出口额以不同的速率增加罢了，没有理由

    要求所有国家以相同的速率提高它们的出口额。如果比较老

    的工业国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份额的百分比下降，只要

    它们的绝对份额仍然足以使它们有能力达到国内充分就业和

    支付它们需要的一切进口商品，这些国家就不必感到忧虑。就

    英国而言，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它的相对份额下降（从1899年的32％下降到1933年的22％），而是在1920年以后它所占的份额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就业，从1930年以来一直不足以支付所需要的一切进口商品。

    这些情况使人想起18世纪有些经济学家持有的经济发

    展理论。这是一种长期停滞论。他们争辩说，一个在国际贸

    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会自然而然地按照使它在一定时

    候丧失其领导地位的方式行事。由于其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很

    大，所以价格相对地高于其他国家的价格，这就刺激别的地

    方竞相生产。资本流入别的国家，其部分原因是要在那里开

    办工厂，开创国已经表明这些工厂有成功的潜力，另一部分

    原因是要利用比较低的工资和其他价格，再一部分原因是由

    于如下的逻辑原则：在老国家集团中，每个国家的工业已增

    长到它在那里的市场的极限，所以其资本家必然着眼于其他

    地方以便把他们的利润在那里投资（关于这一点见第五章第二节（三））。然后还有所谓早开始不利：老的国家墨守（比如说）1850年的技术和固定设备，并发现很难同用（比如说）1880年的最新技术和固定设备装备起来的新国家竞争。

    这种所谓的不利条件看来是极为可疑的：如果两个国家在

    1880年用于投资的资本数额相同，那么自1850年以来也一

    直在投资的那个国家在同1880年才开始投资的国家竞争时，

    很难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新国家花钱购买的任何新设备，老

    国家也能买得起。老国家可能发现保持它的旧设备比较合算，

    但是这样它就有了能够利用它的节蓄来发展新的作业线这种

    有利条件，而新国家却要在旧的作业线上追赶。下面这种说

    法似乎更有道理，就是比较老的国家由于专业分工而受损失；从1850年起，比较老的国家发展了它的设施（银行、销售、培训、运输、工程，等等）来供应1850年所缺少的东西；然后它开始墨守成规，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它被自己在19世纪

    50年代所作的努力形成的势头推着走，而未能适应19世纪

    80年代不断变化的需求。所以新工业一旦发展起来，这些新

    工业就向尚未受到那么严重束缚的比较新的国家发展。这种

    墨守成规可能还表现为技术领导地位的丧失；优秀的人才致

    力于解决老工业的问题。同时，新兴国家的人才在旧工业中

    不单单是追赶或抄袭老国家，而且还在新工业中突飞猛进，在

    当前正在发展的行业中夺取老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导地位。

    英国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亚洲纺织工业的兴起和世界纺

    织品市场的丧失，低工资起了很大作用。关于投资的论点也

    很说明问题；从1870年起，英国把它越来越多的积蓄投资海

    外，就在1913年以前的那几年多达其积蓄的一半，这当然有

    助于加强其他地方具有竞争性的工业，特别是在北美、印度

    和日本，而技术进步在英国却落后了。此外，英国未在化学、

    机床、电气设备等迅速发展的工业中占据适当的份额，或者

    在这些领域中未取得技术领先地位，这是引人注目的。产生

    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全神贯注于公认的纺织业，由于轻视它

    古老的大学和这些大学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有

    两个因素使人怀疑这种程式是否适用于英国。第一，到1913

    年为止，虽然商品出口额增长缓慢，英国的收支顺差却不断

    增长，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口额增长缓慢抑制了生产并

    从而抑制了进口额的增长。但是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英国发现

    发展航运、保险和其他“无形”收入比推动商品出口更为有利可图。第二，这种程式意味着，如果英国设法这样做，它也可能做不好。在组织出口贸易运动方面，没有什么事情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能做而英国人想做却不能做得一样好的。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做只是因为贸易对英国来得容易，但是这些事情在最近的将来也许不得不做了，而如果不得不做，那么是否会允许英国人个性中“翩翩绅士风度”起阻碍作用是非

    常令人怀疑的。此外，由于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上夺得世界贸

    易最大份额的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所以可能比

    过去出于良心认为对待比较穷的对手，不应太严厉的时候更

    加肆无忌惮地摆好架式来对待比较富有的国家。

    要在世界贸易中居领先地位，除了仅仅占有适当的份额

    之外，那就要靠创新了。英国曾在创新方面居领先地位达一

    个多世纪，但是创新（这同科学或者发明不是一回事）方面

    的领先地位现在转到了别的地方，领先地位的这些变化是不

    可避免的，因为谁也不能长期垄断智力，也不能长期垄断活

    力。在英国、德国和美国，由于在生产和使用金属与化学品

    方面的创新成为竞争对手之前，法国和荷兰曾在发展贸易方

    面成为竞争对手。在这之前，领先地位曾一时为西班牙所占

    有，所以我们还能继续往前追溯，追溯到罗马和迦太基之间

    处于敌对状态的时代之前。大国为什么把他们的地位让给别

    人，这不是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式就能解释清楚的。还有心

    态、内部紧张关系、政治发展、制度的变化、战争和许多其

    他因素。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大概仅仅反映出国内深刻得多的

    变化。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领先地位连续变动一样有趣的是，

    欠发达国家没有打入这个小圈子，只有日本一个例外。这有时也可以从一国对另一国的影响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国际贸易机制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势必扩大。

    当一个国家经历技术革新从而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它的出口

    货价格就下降。这些出口货打入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它们在

    那里的作用就是破坏与之竞争的工业。到目前为止，一切顺

    利，譬如我们知道，这就是19世纪印度所发生的事情。印度

    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受到来自兰开夏和伯明翰的廉价进口货的

    不利影响。这种理论还争辩说，这种作用是日积月累的。制

    造业中有大规模经济，所以，当（比如说）英国的工业发展，

    （比如说）印度的工业萎缩时，这两国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就

    会扩大。印度被迫越来越专门经营没有规模经济可言的农业，

    而英国部分地以牺牲印度为代价越来越富。

    这种理论同我们刚刚探讨过的理论完全是对立的，根据

    我们探讨过的理论，累积力量的作用是缩小而不是扩大这个

    差距。简单地把一国生产力日益提高的效果扩大到一切其他

    国家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效果为数很多。如果一个国家的

    生产力提高了，它不一定以比较便宜的价钱出售它的商品；它

    的货币收入可能增加，它的贸易条件仍然不变。如果它确实

    以比较便宜的价钱把商品出售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由于自

    己的专长在其他方面也不一定受损失，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

    的影响可能证明恰恰是使它们摆脱停滞状态所需要的。我们

    在前面常常见到，对外贸易的发展常常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

    家走上经济发展道路的起点。同样，欠发达国家因为先进工

    业国的竞争在开始工业化进程时有巨大的困难，这肯定是符

    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必须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从经济观点来看，凡是能以更便宜的价钱从国外购买制

    成品的国家，自己生产这类制成品是不可取的。然而，这不

    仅仅是一个将国内货币成本同国外货币成本相比的问题，因

    为货币成本同实际成本往往是没有关系的。它也不是一个只

    比较时价的问题，因为发展的全部意义就是它使成本降低。所

    以当决定什么是要遵循的正确的政策时，人们必须考虑到工

    业化对成本的影响。如果把工业化的速度完全留待私人企业

    去做决定，工业化的速度会差不多永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先说起步的困难。创始成本总是要解决的，这就是一旦

    开始就要坚持某一行的原因之一。专业化的经济是规模经济。

    这些经济将在大多数生产部门显示出来，这种经济总是不让

    人们从这一行转到那一行。因此专门经营农业的国家用适当

    的运输设施、训练设施和类似的其它设施装备自己，而不用

    由专门经营制造业的国家发展的各种服务业来装备自己。于

    是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临界资源的转移会无利可图，但

    是一次要用巨额资金去发展新行业的大转移，到时候会证明

    比继续从事原来的专业要节约得多。实际上，这些大转移不

    能很快实现。如果要进行大转移，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行为，

    让国家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期间，在这个期间内新行业的生

    产力比较低。有些私营企业主愿意采取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老老实实的行为必须由政府来采取，而

    且要用保护或者补贴新行业的办法来支持。这种论点用于工

    业化特别有力量：在工业部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的生

    产力是低的；它的劳动大军从农村生活转过来以后，要用一

    两代人的时间来取得工业才能；公用事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收取的服务费很高；许多相互支持的公司的网络还没发展起来。如果有理由认为现在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过是“初期

    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困难”，支持制造业渡过这个阶段是值得

    的。这仅仅是对“新建工业”论的一种发挥而已，这一论点

    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为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并且为所有

    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国家所采纳。譬如，直到1700年左右，

    英国的工业技术落后于欧洲。在那时之前，英国工业增长最

    快的时期有三个，当时它鼓励手工业工人移居国外，从欧洲

    大陆引进技术——爱德华三世、伊丽莎白和后来的斯图亚特

    统治时期尤其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精心的保护下进行的，

    直到英国大大超过其他工业国家，它才采用自由贸易。德国、

    法国、美国和一切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也都

    跟着采取了同样的保护模式。不过，必须记住这种论点仅适

    用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一个国家一旦到达了已经具有规模

    经济的阶段，这种主张进行保护的论点就不适用了。

    除了创始成本之外，还有初创时期的无知要加以克服，因为即使在新工业没有保护也会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无知也会使这些工业无法起步。在先进的工业国，有许多富有经验的企业家探索新的努力领域，但在欠发达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在增长的初期阶段，企业家们专事经营农业和贸易；他们不熟习新的制造业，因为他们既不懂得制造业的技术，也不知道从事新行业要担多大的风险。如果政府认为，事实将证明有利可图的新工业由于无知而遭到忽视，那么它就要行使创业的职责。政府可以着手研究需求，研究生产问题并把研究结果公布出来，启发潜在的企业家们。如果这样做还不够，政府可以邀请国外有经验的企业家来国内建立工业，作示范。如果障碍是怕担风险，政府自己可以承担创业的风险，办法无非是出资本或出一部分资本，保证私人资本的利益，签订购买这些工业的产品的合同（供自己的医院、办公室、监狱等使用，或者转卖），要不就用其他办法补贴或保护这些工业。

    日本已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明显地表明这种领导作用是多么见效：从1870年到1900年日本新建的行业差不多全部是政府倡议建立的，大部分工厂是由政府创办和经营的，当事业开始时的暂时困难过去之后，就将这些工厂出售给私营企业。创业职能特别重要，因为哪怕是在最后证明非常有利可图的行业，倒闭率也是很高的。当推广一项革新的时候，无论是

    一台新机器、一项新产品、一条铁路还是一个新的国外市场，

    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创业的公司破产，经过两三个他人之

    手之后才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这种创业的高昂代价吓跑了企

    业家们，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那里的企业家数量既不多，经

    验也不丰富。因此政府作为创办者在欠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

    要比在较发达国家所起的作用大得多。

    在一些小国，工业化不仅需要暂时保护国内市场，而且

    如果要建立关税同盟的话还要暂时保护关税同盟。以两个小

    国Ａ和Ｂ为例，其中哪一国也没有大到足以享有规模经济的

    市场。如果Ａ国专门经营某些行业，Ｂ国经营另一些行业，而

    且它们分享市场，那么这两国到时候将成为卓有成效和有利

    可图，用不着继续保护，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如果没有

    关税同盟，Ａ国可能无法使它的工业起步，因为Ａ国可能从

    一开始就无力在Ｂ国的市场进行竞争。所以无论Ａ国或Ｂ国可能都办不成自己的工业。要不Ａ国和Ｂ国都办起了工业，各自保护它自己的市场，而两国的工业哪个都是不经济的。如

    果两国都要工业化，各自专门经营不同的行业，那么关税同

    盟对两方都有利。如果只有Ａ国实现工业化，Ｂ国得不到好

    处，除非允许Ｂ国居民移居Ａ国，以便分享新的就业机会。当

    然，如果这些工业本来就不应该办，即便有关税同盟也不应

    该办，因为这些工业是不经济的，那么双方都要受损失。所

    以，关税同盟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它的长处和短

    处必须按照每一情况非常仔细地予以考虑。不过，毫无疑问

    也有这样一些情况：现在为关税壁垒相互分开的国家，如果

    不是用对全世界完全降低它们的关税壁垒的办法（这样做，它

    们的新建工业就不能诞生），而是用同其他邻国做出有限的安

    排，按这些安排各自在有限的范围内经营专业的办法，就会

    得到好处。

    推销问题，新行业的创始成本和无知在今天对欠发达国

    家实现工业化的抑制作用比在19世纪时大得多，因为最先进

    的工业国现在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比在它们开始自己

    的工业历程的时候更大。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别的保护

    措施，那么仅仅因为专业化的势头，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差

    距就将继续扩大。为经典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主张对工业进行

    暂时的保护的理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足。

    这种理由同样适用于人口过剩和人口不足的国家。除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谈到的情况之外，那些与农业资源相比人口

    过剩的欠发达国家，更有理由保护它们的制造业，那就是说，

    在这些国家里，价格关系不幸未能反映实际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它们过剩的劳动力所得的报酬比其边际生产率要多，

    而剩余劳动力的农业边际生产率按定义为零或者是负数。从

    实际的社会意义来说，利用这种劳动力从事制造业是有利可

    图的，只要它生产净产出；而从财政意义上说，利用这种劳

    动力并非有利可图，除非他们的净产出超过他们得到的工资。

    许多这种国家，如印度，已经因允许（或被迫允许）在制造

    业中进行自由贸易而受到损失，其结果就是破坏了它们本地

    的生产，加重了它们的失业问题，而无任何所得来弥补这一

    损失。在这种国家，正确的政策倒是在制造业尽量提供就业

    机会，只要制造业劳动力的净产出是正数，就不要介意竞争

    进口货的价格。这一论点决不能应用于一切欠发达国家；它

    适用于那些人口过剩的国家，如印度、埃及或牙买加，而不

    适用于那些人口不足的国家，如加纳或巴西。

    虽然这些人口过剩的国家比任何其他国家需要更快地实

    现工业化，但是它们的困难也比其他国家大，因为它们面临

    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们的产品。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低，这

    使得它们对粮食的需求量比较大，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较小。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工业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出口

    制成品换回它们需要的粮食；这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在世

    界制成品贸易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这是能够做到的；英

    国、德国和日本已先后做到了这一点，到一定时候印度和其

    他国家也将做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做起来比英国做到这一点

    的时候困难多了，因为这样做会遇到激烈的竞争。日本和德

    国都是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出口运动的帮助下打入世界市场

    的，它们推行种种富于进取性的政策：把大量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地市场，提供大量信贷，降低价格，对消费者的愿望

    予以极大尊重。另一个办法是，一个国家占领世界市场可以

    不靠在销售中进行竞争，而是邀请其他国家已经有了销路的

    商人来建工厂，从这些来源来供应它们现有的市场。英国大

    约在六个世纪以前就是用这个办法开始打入世界市场的。许

    多国家已仿效英国的榜样，波多黎各邀请美国制造商取得成

    功也许是近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了。进入一处市场是那么困

    难，如果一个国家开始与已经开辟了销路的企业家合作，它

    就赢得这场战斗的一半胜利了。此外，如果工业国由于它们

    自己的商人及其资本流向国外而失去市场，它们不会像以其

    他方式失去市场时那样小题大做。往往抵制用这种方式使自

    己强大起来的是欠发达国家（见第五章第二节（三））。

    这些欠发达国家的一个困难是把它们的工资保持在使它

    们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仅仅为国

    内市场生产，那么即使它的价格超过其他国家的价格，靠保

    护也能使这些工业维持下去，但是一个谋求在世界市场上占

    有份额的人口过剩的国家，国内的保护对它帮助不大，因为

    如果它不能以维护其国内市场的价格进行生产，它占领其他

    市场的机会就少了。这一困难是由我们已经谈到过的货币成

    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假设有剩余劳动力，制造

    业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货币成本却很

    高。制造业的工资必须保持高过农民收入的一般水平，以便

    吸引和保持住城镇的劳动力，而城镇的生活费用也较高。除

    此之外，还有工会，工会往往是专门组织工业劳动力的，不

    断提高货币工资的水平。若保持这样高的货币工资水平，一个应当实现工北化的国家就不能这样做，因为它的生产的货币成本太高了，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牙买加当前的情况

    就是这样）。补救办法是对生产进行补贴，要不就使货币贬值。

    公开补贴会引起工业竞争者的不满；所以大部分工业国采取

    那种不那么明显的援助办法，如以低于商业租金的租金出租

    工厂，免税，低价供电、供水或运输，等等。往往这还不够，

    开展出口运动时可能还要像在日本那样使货币贬值。欠发达

    国家进行货币贬值的地位比发达国家优越，因为这对它们的

    贸易条件只产生微小的影响（因为用外币计算它们进口的货

    物和它们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并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因

    为它们的对外债务和资产不管怎样通常是以外币计算的。使

    得货币贬值的效用比较令人怀疑的是，它对生活费用的影响

    以及从而对货币工资可能发生的影响。如果货币工资也提高

    到同样的幅度，贬值货币就没有用了。但是谈到这一点不过

    是说，除非人民愿意合作，否则一个国家解决不了它的经济

    问题。

    要打入世界市场存在着那么多的障碍，所以只有有勇气

    和决心的国家才能打入世界市场。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打入

    了世界市场，办法是把它的推销人员派到世界各个角落。那

    时候比现在要容易，因为英国当时没遇到比它强大得多的对

    手。跟着打入世界市场的是德国，它作了更坚决的努力，得

    到政府更加深思熟虑的帮助；这对德国更困难一些，但是它

    得到了它需要份额。日本运气不佳，在大萧条时期进入世界

    市场，当时整个世界贸易在萎缩，但是这并未妨碍它从1929

    年到1937年使它的出口额增加一倍。有些所需份额和德国一样大的国家，譬如印度和意大利，由于缺乏这种意愿，它们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分别从1899年的2．3％和3．7％下降到1937年2．1％和3．6％。这两个国家不能为

    它们的全体人民提供就业和充足的食品，除非它们把从事制

    造业的人口比例提高到35％左右，这一点它们又做不到，除

    非它们把制成品出口贸易运动摆在经济政策的首位。地位最

    优越的是那些拥有进行金属贸易所需的燃料和矿砂的国家，

    像印度。其它国家则处境困难，像埃及，因为它们能进行竞

    争的部门不大可能满足迅速扩大的需求。如果要让它们人口

    有工作做有饭吃，这些国家需要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毫无

    疑问，一个结果是把工业国分成两类，一类是出口金属和化

    学品的国家，另一类由于矿藏贫乏，专门出口纺织品和其他

    非金属商品或所用金属的成本与出售价格相比占很小一部分

    的商品。

    不用说，老牌工业国对这种贸易运动是愤懑的。它们攻

    击这种作法——派推销员、发放信贷、给予补贴、对进来的

    制造商采取种种有吸引力的做法，贬值货币、低工资、免税

    ——而且工业国严正指出，这种贸易运动必得有政府在后面

    支持。但是新兴的工业国有一个无可回答的辩解，因为它们

    卖多少买多少，它们用不着挤任何其他国家的市场。如果比

    较老的工业国对初级产品的额外需求要求额外供应，它们用

    其制成品交换初级产品的能力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如果世界

    初级产品的产量不能以同等的速度提高，新国家的工业化将

    给老国家带来困难。这是一个世界经济整体平衡的问题。很明显，扩大初级产品供应量的责任主要落在那些拥有资源的国家——首先在人口稀少的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的肩上。如果这些国家既排斥移民又不开发它们的主要资源，以致不能用世界其他地方所需的剩余资源供应它们，责任（如果有什么责任的话）将主要归咎于这些国家。

    因此，我们又回到我们前面提出过的问题——保持世界贸易的平衡取决于全世界制成品、原料和粮食的均衡增长。在1929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当世界制成品产量每年增长4％左右时，如果世界的原料产量每年大约增长3.5％，世界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贸易条件仍将保持不变。我们不知道这种关系是否还是这样，但是没有理由说明这种关系为什么应当发生急剧的变化。增长率也许有较大的变化。实际上，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对增长率的影响比通常所担心的要小得

    多。因此，亚洲国家工业增长率任何可以想见的变化都不能

    像美国工业增长率比较微小的变化那样对世界制成品产量的

    增长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学会控制它的

    经济萧条，它的平均增长率随之提高对世界初级产品供应量

    造成的压力比之如果印度现在每年增长10％所造成的压力

    要大得多。同样，由于亚洲和非洲加在一起消费的粮食远远

    不到世界粮食产量的一半，这两个洲的发展要过一段很长的

    时间后才能对世界需求量产生欧洲和美洲的增长率发生比较

    小的变化时所产生的影响。除非从世界的整个供需情况来看，

    否则我们不能正确看待这些洲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今后二

    三十年内出现初级产品短缺，那主要将是因为欧洲和美洲已

    经很大的需求量迅速扩大，而不是因为非洲或者亚洲相当小

    的需求量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无论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还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

    当前令人非常担心的是，1929年以前达到的均衡增长现在无法恢复。有人认为，世界工业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现在可能超过4％，因为工业国控制它们的衰退，也还因为其他国

    家推进工业化。这取决于原料产量的增长，没有原料产量的

    增长，工业产量就不能增长得那样快。不过，原料生产大部

    分是在商业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除了某些矿产品短缺之外，没

    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原料生产不能适应需求的增长。

    粮食生产的前景是很难预料的。到1929年为止，每年平

    均增加2％，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在美洲和澳大利西亚开垦新

    土地。由于开垦新土地的速度减慢，要保持产量的这种增长

    率，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提高每亩地的产量。没有理由

    怀疑亚洲和非洲的亩产在二三十年内可以以适当的速率提

    高，这完全是因为当前的产量太低了，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多

    数国家要达到日本曾经达到过的那种结果，在政治上和教育

    上有重大障碍，所以我们不能相信，世界粮食产量在今后二

    三十年内将以适当的速率提高。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担心。相

    反，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处在新的农业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

    可能使世界的粮食多得无法处理。如果他们估计错了，那就

    只能依靠世界的一个地区来弥补别处的不足，那就是北美。那

    些担心世界粮食短缺的人能够举出过去20年里已经发生的

    变化。同1934—1938年相比，拉丁美洲的农产品净出口量在

    1952年下降了37％，近东和远东的农产品净出口量分别下降

    了22％和60％。其他地区的提高并没有完全弥补这些地区的

    下降。非洲的净出口量上升了19％，大洋洲上升了21％。不过，提高得最多的是美国。美国的农产品（总）出口量增加了一倍。不平衡的危险并不在于世界粮食总产量不会有适当

    增长这种可能性，而在于世界其他地方可能越来越依赖美国

    来弥补它们的不足这种可能性。如果美国的人口继续按它目

    前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它不可能永远出口粮食；但是就短时

    期来说——即今后2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美国能够填补

    世界的不足，如果它这样做有利可图的话。

    依靠美国提供粮食为什么会令人为难有两点理由：第一

    是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第二是对美元的需求和供应的影响。这

    种依赖会使贸易条件对其他工业国十分不利。美国的巨大优

    势在于它的制造业的生产力，而不在于农业。所以，如果美

    国出口粮食，他要求买主支付的价格按制成品计算是非常高

    的。于是其他工业国发现，它们为了支付它们所需的粮食而

    不得不出口大量制成品。同时，美国也不大愿意进口制成品。

    如果美国要出口更多的粮食，它不会进口更多的制成品，相

    反必定用少出口制成品的办法来结算它的帐目。所以制成品

    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将减少。因为美国的制成品在世界

    贸易中很有竞争力，要减少其份额是要经过斗争的，这场斗

    争将以美元短缺的形式出现。因此美元短缺就是一种迹象，表

    明其他国家在本应少买美国制成品，多买其他国家制成品的

    时候，试图继续购买美国的粮食和美国的制成品。

    战后的美元短缺完全是这种性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影响使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产量和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下

    降，世界依靠美国同时提供粮食、原料和制成品的程度提高

    得多得多了。只有这种依赖减弱了，美元短缺的现象才会消失。在1939年以前，世界其他地区曾变得不依靠美国提供粮食，美国曾是一个纯粹的粮食进口国。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

    粮食产量提高得非常之快，这种情况将再度发生。但是如果

    粮食产量提高得不够快，那么与制成品相比，粮食价格将很

    高，工业国将面临一场为减少美国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所占

    的份额而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这主要取

    决于物价适应形势的速度。美元“短缺”的存在不过是表明，

    美国出口制成品索价太低，或者说它进口初级产品支付得太

    少。只要调整价格，这种短缺现象将自然而然地消失，但是

    调整价格需要时间。

    总之，要预言世界贸易将发生什么情况是不可能的。因

    为世界上有些国家粮食短缺，世界分成纯初级产品进口国和

    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种状况必将继续下去，当有些人口过剩

    的国家（印度、意大利、中国、爪哇，也许还有苏联）发展

    起来并大规模打入市场的时候，这种状况必将加剧。当这些

    国家的工业增长时，可以预料它们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量会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决定哪些其它国家是初级产品的纯进

    口国还是纯出口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价格和供应

    的问题。美国已反复两次（从纯出口国成为纯入口国，又翻

    回来），它倒底会停在哪一边无法肯定。我们认为世界贸易额

    当然会继续增长，至于哪些国家将在供应初级产品方面占重

    要地位，或者为了得到适当的供应必须付给什么样的价钱，这

    还是不知道。

    （二）　移居国外

    国际上移居国外的原因很多，并不全同经济增长有关。有

    些人移居是出于宗教、政治或种族原因，不是逃避在国内的

    迫害，就是本着传教热情到其他地方去传道。历史上有许多

    例子：犹太人迁离埃及、清教徒移居美洲、胡格诺派教徒迁

    离法国，等等。由于自由和宽容没有随着科学的发展或财富

    的增加而扩大，在20世纪，前半叶，由于这些原因而移居的

    人数比任何其他有记载的时间都多。在这50年间，由于共产

    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巴勒斯坦、印度和朝鲜的分裂，

    发生了大逃亡和大屠杀。人类在它的5000年文明史上并没有

    去掉他们的任何邪恶。

    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经济上的原因，那么历史上几次

    规模最大的迁移仅仅是为了避免饥荒和饥饿。亚洲中部平原

    的大爆发——譬如匈奴人和蒙古人的迁移——通常归因于气

    候变化的影响，虽然实际上我们对这种事情知道得不够多，没

    有把握。除了饥饿之外，人们迁移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他们要

    去的国家能够更为安全或找到更好的机会。大迁移运动始于

    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到高潮，当时每年有

    100多万欧洲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离开他们的国家永不再回

    来。这种运动主要基于这样的希望：大洋彼岸情况会好一些。

    不可避免的人口过剩学说把移居国外同经济增长的理论

    联系起来。根据这种学说，任何有幸找到某种提高生活水平

    的办法——如开展对外贸易的机会，某种新的农业技术如灌

    溉、良种或新的轮作——或找到降低死亡率的办法——如改善供水或公共卫生——的国家必定不可免地由于它的人口增长而使生活水平再度低下来。所以任何经历经济增长的国家

    终会“开绽”而不得不为它的人民寻觅新的土地。这种情况

    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老一点的例子是从公元前750年到

    550年希腊建立殖民地；而在近代从迁离爱尔兰、英国、印度、

    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人中可以看到差不多同样的情况。自

    相矛盾的是，同样的推论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移居国外并

    不能真正减轻人口过剩的问题。因为如果人口多到生存的极

    限，由于移居国外暂时造成的缺口很快就会再被填补起来。有

    的事例可能说明情况确实是这样。同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爆炸性的人口增长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如果过去

    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再不是这样了。人类已学会像有效地控

    制死亡那样实行节制生育了，而且未来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此外，正如我们也已经看到的，从负担比本国的土地能

    够养活的更多的人口这一意义来说，移居国外并不是解决人

    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办法。另一个办法是参加对外贸易，发展

    制造业或航运业、保险业、旅游业、电影业或能用以购买粮

    食的其他外汇来源。从一国的公民在别的地方能赚较多的钱

    ——对英国的产业工人来说，移居新西兰干农活有利可图

    ——这一意义来说，这种办法也许防止不了这个国家人口过

    剩，但是从人民吃不饱（如印度和中国的当前情况）的意义

    来说，这种办法能防止人口过剩。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们

    也说服不了那些长期停滞论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

    争辩说，制成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只能暂时减轻人口过剩问题，

    因为必要的贸易份额保持不了；由于某些力量发挥作用，一

    个国家丧失它在市场的地位（见上面第二节（一））。所以他们认为，经济成就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人口过剩和移居国外。无可否认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人们只是不同意“不可

    避免”这个词。

    有时候，人口过剩的国家急于为移居国外提供方便，但

    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有些部族把它们一些成员当作奴隶出

    卖。在其他地方如中国和印度，政府为从其他国家招募代理

    人提供方便，这些代理人按契约把劳工带走，他们差不多等

    于暂时沦为奴隶。英国鼓励本国人民移居国外，它的做法从

    17、18和19世纪流放罪犯和叛乱分子到20世纪资助移居各

    自治领。

    移居国外给人民流失的国家带来种种问题。不仅有保护

    移民不受招募代理人的欺骗、免遭乘船过于拥挤或不适于航

    运的危险、不受移居国雇主们的虐待的问题，而且还有保护

    他们不受种族和宗教迫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够大的，不满

    情绪几度使印度政府禁止进一步移居它认为它的人民在那里

    受不公平待遇的国家。效忠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有些

    接受移民的国家急于同化这些移民，以便尽可能少发生少数

    民族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在它们的学校和法庭不承认移民的

    语言，使移民的孩子尽可能像当地的其他孩子一样。这就是

    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英国在16和17世纪对它的大陆移民

    采取同样的政策，法律规定他们收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为徒，另

    方面从行政处置上不让他们抱成团或以其它方式抗拒同化。

    这些政策遭到那些喜欢在新国家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的移民的反对，譬如中国移民就不愿意放弃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如果移民拒绝同化，或者如果他们迁出的国家谋求干涉它们的人民移居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那么因移居引起的

    政治困难的确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如果不让移民受同化或

    他们遭到歧视，他们的祖国肯定要提出抗议，就像19世纪英

    国向中国提出抗议，20世纪印度向南非联邦提出抗议一样。

    除了这些政治困难之外，移居国外还会造成经济困难。二

    三十岁的移民所占比例最大。国家不得不负担抚养和教育他

    们的费用，待他们到了工作年龄，又失去了他们。由于青年

    人离去了，老人和受赡养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上升，

    到了工作年龄的人的负担相应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如果移

    民汇款回来赡养他们留在国内的人，那就不存在负担的问题，

    这种汇款在人员流失的国家的国际收支中有时是一个受欢迎

    的大项目。因为男性移民多于妇女，也造成性别的不平衡。在

    20世纪20年代，由于人们大量移居国外，巴巴多斯人口中成

    年妇女几乎两倍于男人。失掉熟练人员往往也是很不情愿的，

    特别是如果担心这些人在新国家开办竞争性工业不利于母国

    的时候，许多国家，如18世纪的英国，曾为此设法阻止熟练

    的手艺工人移居国外。

    让我们转过来看看接受移民的国家的态度。它们的态度

    和人员流失的国家的态度一样是多种多样的，由经济、政治、

    种族和宗教动机的支配。

    在经济方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迎熟练移民，尤其是

    如果他们有能力开办新工业的话。新的移民如希望完全同化，

    就更受欢迎，因为大部分国家对它们自己国内的外国人集团

    有疑虑。如果移民愿把他们的技艺教给当地的学徒，也会更受欢迎。实际上，1484年制订并在1523年重申的英国立法曾禁止移民招收外籍学徒，他们自己的子女除外。如果技艺不新，特别是如果移民全都是同一行业的专门人才，困难就比

    较大。大批医生或矿工移居国外比之一群各种各样熟练工人

    移居国外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外国企业人员移居国外会

    引起同样的种种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认为它们必须雇用本国

    人。有些国家希望把他们限于开办新工业，并制订条例不让

    他们同国内的小商人竞争。带来新工厂等新工业的企业家几

    乎肯定会受到某种有条件的欢迎，而仅仅同当地商人进行竞

    争的商人，如在西非的叙利亚人或在西印度群岛的中国杂货

    商，比较容易遇到敌意。

    不过，具有专门资格的人移居国外同大批非熟练人员移

    居国外相比是个比较小的政治问题。大批移居国外只在十分

    有限的情况下才是受欢迎的。如果一个国家空地很多，如果

    人们认为人口多一些能享受规模经济，那么大批外来移民可

    能受到欢迎；所以只要国境开放，进入美国的大门一直是开

    着的，一旦空地没有了，反对外来移民的事情就多了，直到

    阻挡不住时为止。外来移民也许由于政治原因受到欢迎，澳

    大利亚接受外来移民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主要是作为对付

    亚洲的防范措施。以色列不顾经济考虑而继续接受外来移民，

    因为它认为接受所有在受迫害的气氛中生活的犹太人是它的

    义务。为逃避迫害的人提供家园的愿望在好几个国家的移民

    政策中起非常大的作用，诸如英国和美国。

    就经济考虑来说，赚工资的职工与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很

    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有规模经济，各个阶级的居民一定会得益于外来移民，但是即便如此，好处可能主要为资本家和地主所得。大批外来移民可能使工资被压低，接近于人们出来

    的国家的工资水平，使房租和利润提高。地主和资本家也许

    愿意把他们的利益提高到进口奴隶（见第三章第四节（二）），

    或者从印度或中国引进契约劳工的程度。这到一定时候就会

    产生混合社会的社会问题，但是资本家和地主很少顾及这些。

    只要有大量的土地，或者只要新工业像移民到来一样快地创

    建起来，当地的农民或拿工资的职工对新来的人可能采取容

    忍态度。但是他们早晚会对大批外来移民组织抵抗，要是付

    诸表决，他们早晚会制止住外来移民。

    有时候还有一个十分容易引起争议的关于移民汇款的问

    题，如果出口赶不上国内的增长，移民汇款可能确是一个棘

    手的问题。不过，外来移民汇款在国际收支中通常是个小项

    目，只有作为反对进一步移民的大运动的一部分时，才会成

    为一个政治问题。

    一个国家多快会变得外来移民充斥，除别的因素外，这

    取决于外来移民的性别分布。如果只有男性移民，就不会有

    第二代，形不成一批当地居民。从这一意义来说，只是男性

    移居是一种浪费。譬如，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曾被当作奴隶

    运到西印度群岛，但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没有运去足够的妇

    女，外来移民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逐年所需的大宗奴隶买卖

    纯粹是为了保持奴隶人口的稳定。所有的外来移民社区都是

    男性过多，一代接一代地大量浪费，除非设法使性别保持平

    衡。这就是现在有些帮助移民的国家通常都很周到地像帮助

    男人一样帮助妇女移居国外的原因。无论如何，在妇女的职业范围比过去要广泛得多的今天，妇女凭本身的能力作为有报酬的职业工人以及作为妻子和母亲而提供的服务是受到欢

    迎的。

    即便对大批外来移民采取欢迎的态度，外来移民能够被

    同化的速度也取决于许多因素。种族、宗教和文化决定他们

    被同化的速度，有些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决定接纳

    什么人和接纳多少人的时候很重视这些因素。在经济方面，外

    来移民需要住房、土地或工作，对他们同化的速度不能快过

    向他们提供这些条件的速度。提供这些条件需要资本。有些

    移民自带资本，或者也许可能由国家从国外借贷。如果国外

    没有资本可以利用，外来移民率则为国内储蓄率和为国际收

    支的巨额逆差所限，如果国内投资额超过国内储蓄额，这种

    逆差便会出现。即便有资金可用，物质因素也可能限制资本

    形成的速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见第五章第一节），资本

    投资的50—60％为建筑业，因此投资受建筑业的能力的限

    制。当然如果对扩大建筑业多给予照顾和考虑，那么这件事

    情始终是可能的，但是仅仅由于未保证建筑业能应付要求它

    做的工作，投资计划遭受挫折的现象出现得多么频繁，这是

    令人惊讶的。只要记住这些财力和物力方面的限制，那么哪

    怕是过去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移民，也很少一年超过接受人

    口的1—2％，就不足为奇了。

    外来移民在他们初来的时候通常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总

    有一部分人回国去。外来移民定居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要看

    为接待他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怎样。他们看到等待他们的是住

    房呢，还是被安置在营房或帐篷里，还是让他们自谋生路？他们一到来就为他们找好了职业呢，还是不得不在大街上闲逛，把他们一点可怜的积蓄花光？要是期望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土地是准备好了呢，还是他们不得不自己去披荆斩棘？能不能

    进得去，附近有没有水源，还是他们必须自己修路和自己打

    井？在第一次作物收获之前，他们怎么生活，怎么弄钱去买

    肥料、买牲口，是否有别的资金？事实证明，要人们在土地

    上定居的人显得特别困难。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答应花大笔的

    钱整理好土地，并且借给定居的人很大数目的款项作建房之

    用和作劳动的资本。另一种办法是，譬如在苏门答腊，外来

    定居的移民头一季度是同别的农民一起住，干活挣工资，以

    便对这个国家有些了解，积攒些钱，还可交些朋友。这样做

    已证明很方便。因为移民中仅有一小部人是熟练农民，正如

    吉本·韦克菲尔德所说的，在他们担起经营他们自己的农场

    的责任之前，他们首先要觅得职业，别管是在城镇还是在农

    场，这也许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办法。

    当国际移居把具有不同种族、宗教或文化的两个民族集

    聚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问题最大。在过去，移居国外的作

    用常常是把本国的土著居民全部或部分地消灭掉。单是这些

    新来的人带来的奇怪的病症就时常使土著居民大量死亡，他

    们的体内对这些疾病没有产生抵抗力——虽然也有截然相反

    的情况，就像西非沿海各国人民因为有采采蝇而免遭来自北

    方的入侵一样，采采蝇曾使穆斯林的马匹死掉，因为有蚊虫

    而免除来自海上的移民，蚊虫曾使欧洲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

    除了疾病以外，土著居民可能由于遭受奴役、被赶出他们的

    土地或他们遭到的其他待遇而被消灭——就像凯尔特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前衰落，霍屯督人在祖卢人之前衰落，红种印地安人在美国人之前衰落，毛利人在新西兰人之前衰落

    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入侵者的文化同入侵者的文化

    相比多么强大。有时候是被征服者同化他们的征服者，如伊

    斯兰教徒同化了土耳其人，中国人同化了蒙古人。

    如果同一个国家有两种文化，两种文化具有平等的竞争

    力是很少见的。犹太人和阿拉怕人、马来人和华人、印度人

    和非洲人、希尔人和英格兰人、印度人和缅甸人、英裔加拿

    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伊博人和穆斯林——这种格局反复出

    现。这些差别有时候被归因于种族，如果是从生物学意义上

    谈种族，这似乎没有多大道理，因为我们对种族生物学知道

    得多么少啊。这些差别还常常被归因于宗教，但是我们已经

    看到这同样是难以置信的（第三章第四节（一））。（毕竟布尔

    人是加尔文派教徒，过去常有一种理论，认为加尔文主义是

    最可能鼓动生气勃勃的生意经的宗教。）从外来移民的心理状

    态中找到主要原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首先外来移民是一个

    有选择性的集团：他们是为了改善自身的处境而移居国外的，

    他们就是这么一类人。移居国外本身会磨炼他们的智慧，使

    他们接触新的环境，提高他们进行批判的才能（批评一切看

    不惯的东西几乎是每个外来移民的第一个反应）。他们自然瞧

    不起当地人，希望表现他们会一样能干或干得更好。在某些

    情况下，外来移民社会的成员还特意互相帮助、互相找职业

    或互相借钱；结果是这种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比当地的社区繁

    荣，它并不那么特别为自己保留机会。在移居国外从记忆中

    消失以后，这些态度就发生变化，到第三代或第四代，可能很难区分移民和早先的血统了（如在斯里兰卡的印度人），如果另一个种族的成员开始到来，可能轮到他们把他们的前辈

    当作一伙游手好闲的人而瞧不起。

    如果两个种族的成员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而没有磨擦，

    种族必定不是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因素。这就是说，在一切

    社会阶级、在一切收入水平、在一切职业中都必须有这两个

    种族的成员，他们的竞争力必须是平等的。这首先是个教育

    问题，在教育他们的孩子方面必须对每个人花同样多的钱，如

    有可能上同样的学校。其次，还有土地所有权，有些移民社

    区有专门经营并“垄断”零售业的趋势；相对的城市化程度

    等问题。如果这些种族在这些事情上一开始就不平等——譬

    如外来移民的文化程度比本地人高，或者他们做生意的经验

    多得多——那么只有对外来移民课以重税以支付教育经费和

    采取其他使两个种族平等的政策的费用，才能达到平等。事

    实上，在平等条件下共同生活要求某种程度的容忍，而这是

    罕见的，除非硬要他们这样做。最有成就的帝国政权——罗

    马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的伟大德政

    就是它们有能力让不同种族的成员在最少磨擦的情况下一起

    生活。它们的秘诀往往是态度公正，要让每个人都忙他自己

    的事情，使他们和睦相处这种开明愿望来冲淡帝国种族对少

    数民族的蔑视。

    另一方面，只要政府掌握在帝国种族的少数几个成员手

    中，而这些成员自己又设法在同人数多得多的本地人的竞争

    中谋生，这种帝国政权就会被认为是最恶劣的政权。于是就

    会情不自禁地要把本地人赶出他们的土地，以便为帝国定居者让路；强迫他们不是以奴隶的身份就是在重税或其他经济力量的逼迫下到矿山、种植园或主人家中干活；建立就业的

    种族壁垒，以便保证把最有利可图的工作和行业保留给帝国

    种族的成员。哪一个种族要统治另一个种族都是不合适的，因

    为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它不可能公正无私。

    19世纪欧洲各国人民向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大迁移并

    没有尖锐地引起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大陆上的土著种族对空

    空荡荡的空间来说人数不多，而且太弱，难于发动有力的抵

    抗。欧洲人移居亚洲和非洲，或者日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

    移居其他亚洲国家，或者移居非洲、澳洲或美洲则是另外一

    种情况。如果今天用世界观点来看问题，那么印度人、爪哇

    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移居印度尼西亚群岛、非洲、澳洲和美

    洲显然是最有必要的。不过，世界观点之类的事情是不存在

    的。这些接受移民的国家哪一个也不欢迎这样的移民，因为

    它会引起种族问题。此外，在美洲和澳洲，如果真的大规模

    地接受移民，那会使已经在那里的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欧

    洲人有时候提出的一种口实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没有权利繁

    殖得那样快，没有权利指望别的国家承担他们没有远见的生

    儿育女的后果。但是，事实上，美洲和澳洲的人口自然增长

    率要高过印度或中国，即便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出生率为

    10D，还是同样会以种族的和经济的理由不允许他们大规模

    移居。

    这个问题将来会怎样发展，现在还很难说。感到自己生

    活空间狭窄的各国人民一直在采取行动，力图征服那些拥有

    他们垂涎的土地的人。日本为此目的已经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印度和中国有朝一日不会做同样的事情。要是能够认为经济的增长必定是一个和谐的进程，使

    人类比较容易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共同生活，这样当然让人

    高兴，但是情况绝不是这样。恰恰相反，许多不同的学派一

    直在争辩说，经济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帝国主义和爆发

    战争，现在我们来论述这个问题。

    （三）　帝国主义

    产生帝国主义并非完全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即便

    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同经济增长的阶段也不是完全无关。我们

    首先考察一下所谓的经济原因，然后看一看政治原因，随后

    转到帝国主义对臣民和帝国的影响方面来。这是一个庞大的

    问题，仅在边沿上涉及经济分析，我们只能很简要地谈一谈

    这个问题。

    首先，有些国家被推向帝国主义和战争，因为它们想要

    更多的或更好的土地，好在这些土地上安置它们的人民。我

    们已经看到，这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后果之一。经济增长的第

    一个后果是人口开始增长，人口的增长十分可能超过国家养

    活他们的能力。所以，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移民，或者发

    展制成品出口贸易或向某些其他国家征收贡税，这三种办法

    中无论哪一种都可能导致战争。

    移民可能导致战争，因为其他国家拒绝接纳外来移民，或

    者因为别的国家虐待移民，或者因为移民想夺取当地人的财

    产，把他们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或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

    或者甚至把他们统统消灭。夺取弱小民族的土地是经济上比较强大的民族用以解决它们人口问题的最喜欢用的办法。纳贡是一种与此有关的办法，这种办法也有多种形式。消灭被

    征服的人民并不总是有利的。可以让他们当奴隶，可以把他

    们当作农奴或奴隶在矿山或种植园里为他们的征服者干活。

    可以使他们变成他们自己的土地的佃农，要他们交纳相当于

    其产品的50％或者还要多的地租和赋税。人类剥削同胞的欲

    望实际上是没有限度的。

    既有这种剥削的欲望，帝国主义显然不一定是经济需要

    产生的。驱使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的

    增长和对饥荒的恐惧，但是也可能不是。进攻者同样很可能

    是人口并不怎么多的民族，期望人们像奶牛产奶那样为他们

    劳动。同样，进攻欠发达国家的也并不总是较为发达的国家。

    妒忌心驱使不开化的人去掠夺一个富裕而和平的文明国家同

    样是很可能的。公元前约4000年，当时伟大的城市文明已经

    开创，欧亚大陆从那时以来的历史表明，骑马的游牧民族时

    常从草原大举出动掠夺较为富庶的农业居民。游牧民这种定

    期的进攻直到近代才结束，当时由于技术的发展，城市文明

    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类似的紧张局面在非洲、在苏丹西

    部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如果经济增长诱使一个民族以牺牲

    别的民族的利益来施展它的实力，那么它往往也同样使爱好

    和平的民族面临其他情不自禁地要掠夺他人财富的民族的威

    胁。

    除了移民和纳贡之外，解决人口过剩的第三个办法是发

    展制成品对外贸易，专门从事运输业，或以其他形式出口劳

    务。在一个开明的世界里，这样做不会发生战争，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开明的世界。其他国家也许不想购买制成品，也许执意保护它们自己的海运业，所以可能发动战争

    来迫使不开明的国家开放贸易。这在16和17世纪曾是欧洲

    国家在拉丁美洲同西班牙打仗的一个借口。这种借口在19世

    纪曾支配欧洲、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欧洲国家要在

    非洲占一席之地的理由。发动一场“开明的”战争可能是为

    了开辟贸易，而发动一场“不开明的”战争则是为了确保贸

    易的某些特殊优惠。帝国的作用之一就是迫使臣属的民族用

    高价购买帝国的产品，以低于他们在别的地方可能得到的价

    格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宗主国。大英帝国从1846年到1919

    年放弃了这种做法，但是它这样做是非常特别的。不得不靠

    海运业或靠出口制成品为生的国家，几乎无一不是推向战争，

    不论是“开明”战争还是“不开明”战争。最近的例子就是

    德国和日本；毫无疑问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例子，除非世

    界能够创建消除战争的新的政治制度。

    开拓市场、追逐外国货币和寻觅粮食与原料来源是同一

    现象的各个方面。切不可将这一点与下面这种论点混淆起来，

    那就是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因为它消费不掉它自己的产

    品，必须到国外找出路。我们必须把下面两种出口区别开来，

    一种出口是为了带动进口，另一种出口是为了维持消费和生

    产之间的差距。一个从事制造业的国家为了能进口粮食，可

    能为制成品找出路。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其国土能够养活

    的人口还要多，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难于避免的。或者说它可

    能谋求出口，因为它是个小国，无法享有大规模生产的经济，

    除非它专门从事几个行业，每个行业生产的产品都多于它国内的需要量，把多余的产品出口。这些出口商品还要以进口品多少为度，因为进口品可能同样是制成品或初级产品。一

    切经营制造业的小国（如荷兰和瑞典）都是因为这个道理才

    出口的。这也是从事制造业的国家本身又是制成品大进口国

    的原因；譬如荷兰和瑞典，粮食能自给自足，出口制成品是

    为了交换其他制成品和原料。所有这一切同因为国内市场存

    在着消费需求量的净亏现象而出口制成品完全是两码事。如

    果存在着这种净亏现象，就无法承受同出口商品等值的进口

    商品。

    认为先进的工业国因为国内需求量的净亏而不得不输出

    资本的论点，又使我们回到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四）探讨

    过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命题。如果储蓄额比消费增长得快，如

    果投资主要受消费的制约，国内可利用的投资机会可能不足

    以吸收一切可利用的储蓄，或者至少吸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

    的资本回收率的储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部分经济学

    家期望到经济发展的“较后期”阶段，由于资本的积累资本

    的利润率会下降。我们还看到，如果新的发明以适当的速度

    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

    这将保持对资本的需求量。在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时候，投

    资率并非不可避免地要下降。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有许多

    理由说明有些外国投资可能证明是有利可图的（第五章第二

    节（三）），也有许多理由说明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为什

    么从一国转到另一国（本章第二节（一））。因此，虽然比较

    发达的经济允现在欠发达国家进行一些投资并非一定有利可

    图，但是它们进行投资是并不奇怪的。

    不能由此认为，因为一个国家想进行对外投资，它就必

    须实行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事实上，大部分对外投资并不

    是投在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是最大

    的借款国——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政府都是独立自主的。外

    国投资不一定挑起战争，但是如果外国人希望在那里投资的

    国家不肯为此给予特许权，或在放款国之间有所歧视，或者

    试图拒绝履行义务，就可能挑起战争。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可

    能导致一场“开明”战争，目的是维护门户开放、待遇均等

    和履行契约。欠发达国家十分容易发现自己卷入了这种战争，

    因为它们对外国人常有怀疑，或者不肯给予特许权，或者不

    严格履行它们的义务；埃及或许是个典型的例子。观点、文

    化和法律制度相类似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放款不一定导致战

    争，而先进工业国的资本家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欠发达国

    家的关税和制度失去耐心，从而不在这种国家投资，要不就

    是想使它们受帝国的统治。同样可能发生“不开明”战争，在

    这种战争中，一国试图为本国的投资者取得特殊的有利条件，

    不是把其他外国人排除在外，就是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帝

    国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能采取措施保证为矿山和种植园提供

    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在外国资本最需要公路和港口的地方修

    建公路和海港，等等。许多强国总是情不自禁地利用弱小国

    家的人民。

    因此，出现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理

    由，从“需要”——饥荒，需要土地、市场和初级产品——

    到“贪婪”——妒忌，渴望剥削或寻求更加有利可图的出路。

    那些认为经济原因是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的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同这些原因是一致的。因此，“开明的”看法认为，如果一切国家都采取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当

    然，这样一来，保持帝国也就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因为这

    样一来，人们用不给其它外国人移民、进行贸易或投资机会

    的办法就不能得到好处，并且没有必要为了防止自己被别人

    排除在外，而去获得殖民地了；但是谁能肯定其他人都坚持

    门户开放呢？于是就有了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只要形形色色的剥削是可能的，有些国家就想要统治别的国

    家。所以有一派意见希望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办法是让一

    切帝国都受国际监督，甚至把一切殖民地都转为国际托管。又

    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求一切帝国花很多钱来开发它们的

    殖民地而无利可得，帝国主义就不会那么盛行了。所以有一

    派意见认为，消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欠发达国家迅速发展

    起来，这样它们就不再软弱可欺，不再受剥削。还有一点也

    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如果弱国成了强国，强国就不会那么

    情不自禁地去进攻弱国了。于是就有了现在为列宁主义者所

    采纳的霍布森观点，认为战争起因于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起

    因于国内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又起因于消费不

    足。如果在资本主义范畴内，这可以用通过税收结构提高消

    费的办法，或者用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是在社

    会主义范畴内，既可以用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用使投资率同

    消费水平脱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对于防止战争既不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是一个充足的条件。如果战争是

    由于人口过剩，由于需要粮食和原料，或者由于渴望剥削其

    他种族而爆发的，所有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地起作用；斯巴达就原来斯巴达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曾是一个近似共产主义的社会。

    毫无疑问，发生战争的有些原因是经济原因，针对这些

    原因而采取的行动会消弭战争。但是单用经济政策并不能消

    除战争，因为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经

    济方面的。亚历山大并没有征服东方，凯撒也没有征服西方，

    因为这些先生们主要是从贸易、投资或土地方面来思考问题

    的。经济因素在发动战争方面起了什么作用是很难估计的。如

    果我们把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列出单子，就会看到其中大多数

    战争同市场或者同人口的压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战争就其

    根源来说主要是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要不

    就是由军事冒险或纯粹为了建立帝国的愿望而鼓动起来的。

    即使这些战争也有经济因素，但是经济因素很少是占支配地

    位的因素。如果取得经济成就以后产生了建立伟大帝国的愿

    望，经济增长可能就起作用了。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所

    成就，比其他国家富有，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使它产生成

    为政治大国的念头，这种念头会使它走上军事道路。但是这

    种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在历史上富国往往是和平的贸易国，比

    较贫穷但军国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忌妒它们过奢侈生

    活，于是就向它们发动进攻。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以崇尚武力为荣，这是全人类没

    有解开的谜之一。阶级的结构稍稍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因

    为这种国家通常是受一个贵族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这个阶

    级使一切其他阶级——包括各商人阶级，这些阶级从整体来

    说惧怕战争并反对军国主义分子——处于相对的被统治地位。总有一些企业家赞成战争——军火或军队其他供应品的制造商以及其他希望在征服之后取得特许权或在战争中发财

    的人——但是这些人同其他企业家相比通常是少数，其他企

    业家懂得战争会增加税收，打断他们同国外商界朋友的关系，

    而且会给军事贵族以凌驾一切的权力，企业界整个来说并不

    信任军事贵族。由企业家统治的社会发动战争的愿望比由军

    事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低得多。不过，驱使一个国家发动战

    争的并不总是军事特权阶级。偶尔也有对权力和荣誉以及帝

    国梦寐以求的大军事冒险家——诸如亚历山大王朝和苏莱曼

    王朝的王子们，或者墨索里尼和拿破仑等新贵。但是如果我

    们要深究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沉迷于军事，而另一些国家却在

    军事特权阶级的统治下进行军事冒险，我们不得不承认，对

    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在荣誉梦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人

    们发现那是在经济增长的“中期”阶段。最富的国家往往是

    爱好和平的，享受它们已有的一切，不妒忌任何国家；最穷

    的国家太死气沉沉，一盘散沙无法发动战争。正是那种胜于

    其邻国一筹的富于进取性的国家，才时常产生进行侵略性的

    愿望，希望为自己争得显要的地位。同比较老的和比较富有

    的国家进行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日益剧烈的竞争，可能把它们

    引向同一个方向。对世界和平具有危险性的国家经常是那些

    认为自己前途似锦的国家，而不是那些能以光辉历史为荣的

    国家。因此，世界上的军事领先地位也像国际贸易方面的领

    先地位一样，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

    国家（见本章第二节（一））。

    分析所有的战争起因不属本书论述的范围。我们的目的

    是很有限的，只想说明经济增长和战争的联系。因为战争的

    根源不完全是，或者甚至主要不是经济的，从经济方面分析

    弄不大清楚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对战争的解释是心理学、外

    交、法学、宗教和人类学学者们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

    问题。

    我们从帝国主义的起因经过谈谈它对经济的影响。帝国

    主义对于被统治人民的影响，按他们所受的待遇来说，从一

    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各有不同。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统统被

    消灭。另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取得比他们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的进步。甚至同一个帝国可

    能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民；英国人在中部非洲在就业

    方面实行严格的肤色障碍，而他们在西部非洲则奉行同非洲

    人几乎完全社会平等的政策。最好的帝国大大增进了人们的

    幸福；它们在广大地区建立了和平、修建了公路、改善了公

    共卫生、鼓励了发展贸易、带来了完善的法制、推广了新的

    技术知识，等等。而最坏的帝国却带来掠夺、屠杀和奴役。

    对帝国的影响还取决于它如何作为。一切帝国都必须承

    担帝国的代价。有些帝国得大于失，但另一些帝国到一定时

    候被它们本身的帝国主义所毁掉。

    帝国要付出许多代价。有它应付的发动战争的直接代价。

    必须征召和供应军队，即使有大量征召的殖民地部队，战争

    对宗主国的资源仍是沉重的负担。和平时期也必需维持大量

    军队，守卫帝国，帝国越大，消耗于这方面的宗主国人力越

    多。帝国还必须得到治理，这可能要占用它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总是不由自主地派出第二等人才去统治帝国，但是如果这样办了，这个帝国就可能垮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派出最

    优秀的人才，宗主帝国的事务就可能因此遭受损失。一方面

    宗主国的第二等人才在帝国称王称霸，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头

    等人才在宗主国得以发迹，这种情况在一些帝国中并非不常

    见。帝国还有助于维护特权制度；士兵在一个帝国里十分重

    要，军事特权阶级享有一种威望，这种威望是为了履行其职

    责才保持的。那样多的最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

    国）都是在它们的士兵的摆布下灭亡的，这并非出于偶然。

    经济的增长使得有可能进行比过去任何时候规模更大，

    代价更高的战争。在原始社会，单是为了提供粮食就需要

    70％或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能够参加军队的人数很少。打

    仗局限于从收获到播种的时期。要不就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

    要靠它在战役中能够掠夺的粮食。要是用20％的人口就能提

    供足够的粮食，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军队就能大量增加，能

    从国内的基地得到粮食供应。同时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制造武

    器，科学的发展使得这些武器越发令人恐惧。因此战争对原

    始国家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大，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战

    争可能消耗掉50％或更多的资源。

    有时有人认为，战争刺激经济增长。在有限的限度上情

    况可能如此。战争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发明，但是根据内夫

    教授的研究，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有益的发明的数量是非常非

    常少的。战争可能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在任何情况

    下都是可取的——如举英国为例，在对拿破仑作战期间，促

    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促进了电子技术和喷气推进的发展；但是战争往往也同样造成专门供应战争的

    工业部门的过度发展和持续几年的失业。战争还使企业家能

    因通货膨胀而获得利润，其中有些用于固定资本形成，但是

    战争对资本形成的净影响通常是使资本形成在战争期间减

    少。还有对外投资和黄金的损失，不得不用它们从中立国购

    买供应品。财产遭到破坏并不总像可能预计的损失那样大；因

    为财产不管怎样总是要折旧的，或早或晚总得更新，所以主

    要的代价是那种加速折旧的财产。如果在战争期间能够利用

    闲散资源或在战后补偿折旧，战争的代价也不像想象的那样

    大。美国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了历时10年的停滞局面，产出增加得那样快，以致能打

    这场战争而不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即便不爆

    发战争，美国的经济大概迟早也会复苏，因为美国住房和其

    他资本的折旧或早或晚会引起新的投资景气。打一场战争可

    能是为了得到市场，但是，同样可能导致失去市场。从两次

    世界大战中，得到市场的主要是美国，它在第一次大战期间

    额外得到了世界制成品贸易额的8％，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额

    外得到了9％，持久地保持了它的收益。最后，由于在战场上

    损失了年轻一代中的一些最优秀的人才，经济也可能受到损

    失。法国人就是这样解释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政治和

    经济上缺乏活力的，这可能有些道理。

    战争的经济代价无疑是很高的。为补偿这些代价，可能

    要用从征服当中获得的任何好处。当代的反战宣传认为这些

    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并非总是这样。征服者可以得到富饶的土地，或者奴隶，或者受益匪浅的通商特权。即使他们不过在先前一片混乱的地方恢复秩序，他们和任何其他人也能从

    随之而来的贸易发展中得到利益，他们所得利益要比战争的

    代价多得多。近乎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在集权主义基础上所

    打的现代战争，其代价肯定比每一方所得的利益都大，但是

    并非打所有的战争都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或者都是这样一

    无所获。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打一场短促的速决战（1870年

    的德国，1898年的美国，1894年的日本），可能干出看来是

    用相当少的代价取得重大收获的事情。

    最后，那些挥舞战刀的人终将死在战刀之下。实行帝国

    主义可能在两三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内使你在奴隶、贡赋或

    贸易方面得到很大的利益，但是它将为自己带来复仇者。在

    帝国内部，被统治的各国人民迟早要起来反抗——如果他们

    受到的待遇好一点，起来反抗就更早，因为那时他们在经济

    和文化方面会大大受益，并且会更快地对他们所处劣等地位

    感到不满。在最开明的帝国内，劣等地位多少消失一些，人

    们会看到来自远方属国的人在宗主国一些最高的职位上任

    职，但是即使这样也从来不足以把一个帝国的各族人民团结

    在一起；地方民族主义的离心力总是要把帝国弄得四分五裂。

    然后长期来习惯于以行政管理、商业、旅游业和宗主国生活

    中其他职业谋生的宗主国各族人民，发现很难使自己适应一

    个工农业的新世界。或者，甚至在附属国人民脱离之前，帝

    国可能已被外部敌人毁灭了。帝国愈大、愈富裕，一无所有

    的国家对它愈妒忌。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它，从各个方面把它

    围困起来。帝国的防务费用越来越增加。帝国的战争次数越来越多，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战争纯粹是防御性战争，即便取得胜利，也得不到新的土地或特权来抵销战争的代价。帝

    国的人民会失去信心，甚至会对他们自己有没有权利统治这

    么辽阔的一片地区提出疑问。这时帝国由于屈服于内外压力

    而解体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有些人怀疑一个帝国在经济上是纯受益者，他们有时也

    认为最幸福和最繁荣的国家是那些背后有帝国作后盾的国

    家。它们是幸福的，因为它们有过去的荣誉可以回忆，知道

    这比在展望光荣的未来时感到心恢意冷要好一些。但是它们

    不一定更加繁荣。瑞典是繁荣的，西班牙则不是。土耳其在

    失去它的帝国并开始照顾它自己的事务的时候，它得到了新

    的生机。荷兰是加入前帝国行列最晚的一个国家，谁能够说

    它将枯萎下去呢，还是将在经验中找到新的活力呢？

    第七章　政府

    政府的行为同企业家、父母、科学家或牧师的行为一样，

    在促进或阻碍经济活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政

    治偏见，要对此得出一个正确的看法则比较困难。一方面，有

    人不相信个人的主动性，一味夸大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有

    人不相信政府，一味夸大个人主动性的作用。双方都可以引

    经据典。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尤其是英国，它成为一个伟大工

    业国的基础是由自爱德华三世起的一批高瞻远瞩的统治者奠

    定的；美国也是一样，它的政府，不管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

    府，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始终起着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说

    明政府干预经济生活造成不良后果的例子很多，因此很容易

    提出种种警告要人们提防政府参与经济生活。聪明人不会去

    争辩取得经济进展是由于政府进行活动的缘故还是个人发挥

    主动性的缘故；他们知道，这是由于两个方面的缘故，他们

    只想提出这样的问题：两者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才是适当的贡

    献。

    政府可能会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而遭到失败。本章

    的前两节考虑的是政府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来促进经济发

    展。最后一节谈的是政府行为不当如何妨碍增长或者带来停

    滞和衰退。

    第一节　企业的体制

    在本节中，我们谈的是政府和整个经济之间的关系。下

    节具体谈到公共经济部门；因此，本节比较侧重谈与私营部

    门的关系。

    （一）　政府的职能

    政府在许多方面的活动是同经济增长有关的。我们认为，

    政府的九种职能如下：维持公共事业、影响态度、确定经济

    制度、影响资源使用、影响收入分配、控制货币数量、控制

    波动、保证充分就业和影响投资水平。在前面几章中，当我

    们在比政府活动广泛得多的范围内谈及这些问题时，我们已

    经谈到过这些问题了。因此，在下面几段中，我们只需对有

    关问题作一总结。

    第一，公共事业。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除

    此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增加了其他公用事业——公路、

    学校、公共卫生、调查、研究等等，项目还在不断增多。与

    这些对内职能并列的是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关系中的对外职

    能——保护公民、缔结条约、宣布战争等等。关于公共事业，

    无需说得很多，因为在本章的下一节中将谈及这些问题，在

    本节中，我们只谈政府和私营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第二，态度——对工作、节约、家庭规模、外国商人、收

    入差别、等级制度、社会流动、赚钱、视牛为神物的现象和

    新技术的态度。我们已多次看到，经济增长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采取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而不是采取一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政府在决定这种态度方面起着

    重大的作用。诚然，政府受到舆论的限制；它们不能远远走

    在舆论之前。也不能远远落在舆论之后。但是，同样正确的

    是，它们对舆论有导向作用。著名官场人物的言论和文章，加

    上立法机构采取某种行动或拒绝采取某种行动的决定，是造

    舆论过程的一部分。某些国家的政府与别的国家政府相比在

    制造舆论或违背舆论方面的活动余地大一些，其原因是它们

    的人民或者对它们更为信任，或是对它们更为害怕。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行使领导职能。它们与社会上的其

    他许多人——牧师、报纸主编、工会领袖、教师及其他讲话

    有份量的所有人——共同行使这种职能。在稳定的社会中，政

    府干预的事情极少：它愿意让牧师去对出生率发表意见，或

    者让科学家去对人造肥料发表意见，但是在迅速转变的社会

    中，政府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由停滞走向经济增长

    的社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阶级关系、伦理、家庭

    生活等等——都会出现紧张，因此政府领导人对各种问题，即

    使不去规定法规，也得经常发表看法，而在比较稳定的社会

    中，政治家们愿意把这类问题交给其他机构去处理。也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在一次革命（不管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革

    命）以后，新政府通常随即在生活的大多数方面——教会、报

    纸、法律、专业、军队、银行、大学、工业等等——将旧领

    导人撤换，而代之以政见相同的新人，因为只有这样，政治

    家们才能放心地去再次只管理他们“正常的”事务，因为他

    们知道，在其他方面，会朝着他们所赞成的方向引导舆论。革命者如果不把革命扩展到每一个主要的社会机构，就休想达到他们的目标或者保住政权。

    下面谈谈经济制度。每一个政府都必须表明对这样一些

    问题的态度，即它赞成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企业、竞争还是垄

    断、私人企业、合作社还是公营企业，以及它的态度靠法律

    还是靠行政行动来支持。它还必须使法律条文既公平，又富

    有鼓励性。因此，法令全书载有有关合同、土地所有权、公

    司、合伙、合作社、工会、垄断及家庭财产的详细法律。还

    有一套行政机构来管理或帮助（以资金或咨询来帮胁）私人

    机构：反托拉斯机构、合作部门、农业推广机构、政府信贷

    机构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尚未出现经济增长的国家的

    法律和惯例往往不适合于经济增长。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

    期，花许多时间来为经济增长创造比较合适的新的法律和行

    政机构是大有裨益的。

    需要由政府来影响资源的使用，因为决定资源使用的主

    要因素价格机制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总是为社会所接受。我们

    已经碰到过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例如，保护资源的问题（第

    三章第三节（三）和第六章第一节（二））；个人使用土壤、水、

    森林或矿藏地层的方式可能被认为过于浪费，或者政府希望

    开发某些基本资源——例如，整个江河流域——的方式可能

    需要它在整个地区对土地的使用加以控制。与此有关的是通

    过区域划分活动控制土地使用的整个问题；如果要使城镇象

    样地发展，使工作区、住宅区和文娱区适当分开，这在城镇

    中尤其重要；但是，在乡村，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划分区域，

    以防非农业活动侵占过多的肥沃土地；还需要对工业的地点有所控制，以防过于集中、过于分散和出现萧条地区（第二章第二节（二）和第四章第一节（三））。还有普遍存在的过

    分专业化的问题，从而使得限制某些活动（例如对有成为单

    一经营危险的出口作物征税或对公路运输颁发许可证）或以

    保护、补贴等方法来鼓励另一些活动（例如工业化）看来可

    能是可取的。有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改变消费格局还直接控制

    资源，例如它们限制生产或进口奢侈品或者它们对生产牛奶

    进行补贴，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通过影响收入分配来间接

    影响消费。

    收入分配使欠发达国家遇到的问题特别困难，因为它们

    希望既要做到平等，又要富有刺激性和实行高度节约。经济

    增长要求对有技能、从事艰苦劳动、受过教育、承担风险和

    愿意负责的人的报酬有适当的差别。经济增长还要求在增加

    的国民收入中，应有适当的部分作为储蓄，而不是落入那些

    把收入用于消费上的人的腰包。收入最低的阶级——非熟练

    工人，甚至也许还有农民——不属于其收入增加有利于经济

    增长的两类人；如果只考虑差别和储蓄，那么与其他阶级的

    收入相比，他们的收入就不得不减少而不是增加（见第四章

    第二节（二）和第五章第二节（二））。另一方面，在那些地

    主不作什么生产性投资的国家里，惩罚地主对增长不会有多

    大作用。但是，惩罚赢利可能会严重阻碍增长，因为这会使

    人失去投资的积极性，也会使公司失去进行新投资的资金。因

    此，作出通过税收来收取大量利润的决定会产生严重后果。如

    果国家把收入花在扩大穷人的消费上，结果会降低储蓄率，利

    润税收应当用于生产，用在教育和资本形成上。第二，应通过政府金融机构，比如开发银行，把一部分收入留出来用于为生产性企业提供资金。第三，如果要减少刺激，政府本身

    必须率先建立新工业，在肯冒大风险的刺激太小的情况下，必

    须更加愿意保证获得适当的收入。在欠发达国家觉醒的时候，

    它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世纪：人人都愿意同时骑两匹马，一

    匹是经济平等的马，一匹是经济发展的马。苏联已经发现，这

    两匹马不会朝一个方向走，因此，已放弃其中的一匹马。其

    他欠发达国家也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

    如果货币全部是由贵金属制成的，政府无需控制其数量，

    虽然，为了保证其纯度，可控制钱币的铸造。但是目前，货

    币通常是由实值低于面值的材料制成的，所以如果政府对货

    币的数量不加控制，私人就会大量铸造，以致物价飞涨，直

    至每个钱币或每张纸币的票面价值与实值相等时为止。如果

    货币是由纸张或贱金属制成的，对其数量必须严加控制。可

    采用自动的制度加以控制。例如，在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

    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量由它掌握的黄金量决定。在英国的殖

    民地货币制度中，银行或货币机构发行的纸币必须以同样数

    量的英镑证券为后盾。另外，对货币数量可能不是实行自动

    控制，而是有意加以控制；这就是说，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

    判断发行或收回货币，而不管是否有黄金或证券作为后盾。同

    样，作为工业国家最重要的货币的银行存款量可由各银行自

    行决定，或者由中央银行以某些自动规则加以控制，或者由

    政府实际上根据自己的判断通过中央银行加以控制。根据判

    断控制货币数量很难做得十分明智得体。在有记载的历史上，

    由于政府对这种判断力使用得不明智，许多国家一再吃苦头，所以普遍使用自动控制制度被认为是19世纪的一大胜利。但是，20世纪出现的战争、大萧条及政府权力的增大葬送了自动控制制度，当前流行的做法是由政府根据判断控制货币数

    量。在明智的政府的手中，根据判断控制货币量具有很大的

    优点；但在软弱、腐败和不明智的政府手中，这种方法同样

    可以造成很大的危害。

    工业国家目前之所以喜欢采用根据判断进行控制的方法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可以利用货币量的波动来推销经济方面

    的其他波动，从而使经济制度更加稳定。大多数国家的政府

    已接受了这样一种意见：它们的职能之一是增加稳定。我们

    在第五章第三节（三）中已提及这个问题，因此在这里，对

    工业国控制波动无需赘述了。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还看到，

    欠发达国家的主要波动是由它们无力控制的世界贸易额的波

    动引起的。它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减少这种波动对它们的

    国内经济的影响，办法就是防止国内价格像外贸价格那样波

    动和在繁荣期间建立能帮助它们度过萧条期的外汇储备。这

    是一个难以活动的领域，因为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价格情况

    如何。尽管如此，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在自我保护方面可以比

    现在做得更好。

    工业国还根据判断控制货币供应量，因为它们已接受了

    在本国经济中保证充分就业的义务。但是，就它们而言，这

    主要是一个解决波动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欠发达国家，失

    业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人们借以劳动的资源。这只有靠资本形

    成才能解决，因为资本形成会增加新资源或者使现有资源

    （例如土地）更为有用。因此，就业问题是同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并存的。根据判断控制货币供应量只有有助于资本形成才有意义。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一））中所看到的，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设立信贷来促进资本形成；在另一些

    情况下或者为不适当的人所掌握，设立信贷只会产生通货膨

    胀的弊端，而不会带来好处。

    下面再来谈谈某些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中的最后一个职

    能，即强行提高投资水平来加快发展速度。我们在第五章

    （第二节）（二））中已经看到，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国内

    储蓄率主要取决于利润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利润少储蓄就少，

    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储蓄就增加。为什么这样确定的

    比率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比率，原因并不很清楚。此外，拥有

    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实际上不用实际成本就可以进行某些形式

    的资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一些有用的措施是没有

    意义的。另一方面，只有用强制手段——向农民和地主征税

    ——或通过通货膨胀才能提高国内储蓄率。是否应采用这种

    强制手段是一个政治问题，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解

    决。日本政府在一种情况下“解决了这个问题”，加纳政府在

    另一种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俄国政府在30年代采取的

    强制手段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像印

    度这样的国家现在不得不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是，它能否用

    强制手段使国内储蓄率提高一倍或两倍，而又不招致人民的

    仇恨和引起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正如上面所列的政府职能所表明的，政府可以进行有益

    活动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在欠发达国家，这种活动

    范围甚至比在发达经济中还广泛。例如，在欠发达经济中，研究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基金，而不是私人基金；政府必须更加关心态度问题；价格机制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充分；政

    府需要做更多的开拓工作；储蓄问题还比较大；需要减轻的

    贫困现象较多，等等。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承担范

    围广泛的职能的能力不如比较发达国家的政府。它们的行政

    管理往往比较落后，效率较低，可用于政府活动的那部分国

    民收入更小。这是经济增长中的另一个矛盾现象。正如穷国

    需要比富国多储蓄而又不能储蓄那么多一样，穷国也需要比

    富国有更多和更好的政府活动而得到的却是更少和更差的政

    府活动。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有关政府的能力，抽象地考虑

    一个政府应行使什么样的职能是无益的。很容易使经济欠发

    达国家的政府承担过多的职能，很明显，让它们仅限于承担

    力所能及的职能比让它们承担范围过广的职能要好。

    这同国际技术援助计划特别有关。正如国内储蓄得到外

    来资金的补充一样，国内治理也可得到外来帮助的补充。因

    此，帝国政府如果愿意有能力帮助它们的臣民，即对行政费

    用提供补贴、提供合格的人才、为那些国家建立比它们以其

    它方式建立的效率高和不那么腐败的政府。但是，殖民地政

    府在意志方面往往缺少它们在效率方面的提高，因为并不是

    所有的殖民地政府在它们的计划中都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措施列于首位。帝国政府未能使它们的臣民相信，这是它们

    的意图，结果到处为民族主义领导人所利用，他们声称，他

    们更加关心人民的利益。但是，并不是所有独立国家的政府

    都特别关心提高生活水平；在这方面，有些国家远远落在帝

    国政府后面。另一些国家意志虽坚强，但往往缺乏能力。自由提供和自由接受的国际技术援助有助于弥补资金或技术之不足，对那些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援助的政府来说，事实已经

    证明这种援助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技术援助不能替代发展

    的意志或施政的诚实态度。

    （二）　生产计划

    为一种经济拟订一项全面的计划，表明政府希望把国家

    的资源用于何处，是可能的。这样一项计划的统计部分采取

    的形式是各种表格，每种表格代表经济的一个不同方面。一

    种表格表明（具有各种技能的）各类劳动力以及雇用人的行

    业和服务业。同样的表格可表明原料、土地、建筑物和机器

    的使用情况。另一种表格可表明根据拟议中的资源分配情况

    期望各个产业的产出。还有一种表格可表明取得的收入及其

    用途；这份表格将表明国民收入如何在消费、资本形成和政

    府服务之间进行分配。再一种表格可表明预计的出口收入和

    预计的进口付款，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显然，为一种

    经济拟订的一项全面计划可能有长达几十页的统计材料。

    在拟订生产计划方面，产生了若干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知道应怎样使用资

    源——平衡增长问题。第三是连贯性问题。第四是如何使计

    划的愿望成为现实。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答案取决于经济主要是受价格指导

    的还是主要是受发放许可证指导的。如果有关劳动力、建筑

    物或原料的使用或者有关进口、消费或资本形成的水平的决

    定一贯由政府作出，那么仅仅为了保证它的决定的连贯性，它就需要对整个经济掌握相当全面的数字。另一方面，要作出的决定越少，它需要汇集的信息也就越少。那些受价格指导

    的经济没有生产计划照样运转自如；每个人都执行自己的计

    划，由市场机制协调一切活动，中央只作有限的控制。

    因此，拟订一项全面的生产计划的理由存在与否，取决

    于由一个中央机构制订详细的经济计划的理由存在与否。在

    这里论述这个问题的一切细节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本作者已

    经出过一部专门论述这个题目的书。大致说来，不应由中央

    作详细计划的理由是，这是不民主的、官僚主义的、不灵活

    的，可能会造成极大的错误和混乱。这也是不必要的。逐项

    作计划的理由充分得多；这就是说，应集中力量解决几个特

    别适于施加影响的问题，如出口、资本形成、工业生产或粮

    食生产的水平问题；而让经济的所有其他部分通过自我调节

    去适应供求关系。作某些计划是必要的，因为供求结果并不

    完全为社会所接受；但是计划可限于这样一些方面，在这些

    方面，改变只是由市场力量的作用产生的结果被认为是十分

    重要的。

    在经济的某些部门，非常需要作逐项计划，因为在这些

    部门，按市价需求和供应是不平衡的。如果发生通货膨胀，特

    别是如果政府试图用控制价格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实际

    上整个经济都会如此。通货膨胀造成短缺，因此需要对某些

    基本资源进行配给或颁发许可证，特别是粮食、某些原料、外

    汇及建筑能力；除非每种配给商品都有预算，表明预料的供

    求情况，否则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配给。除了通货膨胀以外，经

    济发展常常使某些部门受到压力，虽然另一些部门可能减轻压力。全体熟练劳动力，特别是建筑业几乎肯定会受到压力，所以对熟练劳动力的供应，特别是对这种劳动力的可能的需

    求，最好能掌握尽可能充分的统计材料。如果国内生产的发

    展超过出口的发展，而又没有足够的进口品取代物，那么外

    汇也可能受到压力。如果农业生产率落后于经济其他部门的

    发展，粮食供应也可能受到压力。由于不能希望所有经济部

    门都协调一致地发展，经济发展必然会使有些东西过剩，有

    些东西短缺，正是在经济中供求之间的不平衡最明显和最严

    重的地方，需要收集最充分的情报，以确保有限的资源得到

    最充分的利用。

    决定大多数生产计划的形式的三种最重要的短缺是缺少资本、缺少熟练劳动力和缺少外汇。每种短缺又分别造成了三种限制，即总计划的规模决不可超出现有总资源的范围，执行项目的方法必须是最能节省稀少的资源的，必须把能最快增加稀少物资供应的项目置于首位。最后一点是根本的，虽然经常被忽视，对计划的真正考验不是如何有效地为稀少物资颁发许可证或进行配给，而是如何迅速通过增加供应来消除短缺。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经济都缺少资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不久，甚至有不少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本和足够的外汇

    来资助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其困难倒是在于缺少适当的劳动

    力或者实际缺少钢及水泥等商品。但是，这只是由战时金融

    储备积累造成的暂时现象。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现在再次处于

    长期没有什么资本可积累的情况之下。因此既需要使投资计

    划的总规模保持在现有资金的范围之内，也需要通过限制消费来增加资金。在投资和储蓄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是必要的，因为两者之间的实际差别会造成通货膨胀。我们看到，有一

    点通货膨胀有助于资本形成，但是在工业经济中的作用比在

    农业经济中大，如果要使其不破坏经济，需要加以非常仔细

    的控制（第五章第二节（一））。因此，决不可让整个投资计

    划超过现有储蓄额加上被认为是可以允许的通货膨胀率，如

    果通货膨胀的话。同时，必须使限制消费的措施成为任何旨

    在加快资本形成率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这种限制采

    取的形式是志愿储蓄、分配奢侈品消费还是收税。我们在本

    章的后面一部分（第二节（二））还要再谈这个问题。

    资本短缺既影响为计划选择项目，也影响选择执行项目

    的方法。在选择项目时，规则是只在每个资本单位产出的边

    际利润最高的方面投资。这不能光从产品能卖多少钱的角度

    来计算，因为有些项目带来的利益远远超出货币收入；公用

    事业尤其是这样——改进运输、水利或电力供应使其他产业

    增加的产出可能远远超过公用事业的收入本身表现出来的利

    益。这一规则也不符合主要在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低的项目

    中使用资本的情况，因为资本使产出增加得最多的某些产业

    恰恰也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比如某些公用事业、矿山和

    钢铁厂。

    其次，几乎任何项目都可以用节约地使用资本的方法或

    以资本主义色彩较浓的方式来执行。如果资本少，就应选择

    资本主义色彩较淡的方法，因为用这些方法创始成本对连续

    成本的比率低，酝酿阶段短。如果在计算不同方法的比较成

    本时使用的利率高（高于政府证券的利率，这种利率通常低于资本对社会的实际价值），就会自然而然地使用这种方法。

    非熟练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国家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工资不反映使用劳动力的实际社会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资本来做的事情用劳动力来做同样可

    以很好地完成，资本就不具有生产性；鉴于工资水平，这种

    投资对资本家来说可能是十分有利可图的，但是对整个社会

    来说，却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它们使失业人数增加，而产出

    不增加。在农业机械化和在同家庭手工业的竞争中，最有可

    能发生这种浪费资本的情况（第三章第四节（四）和（五）），

    因此，防止这种投资可能是可取的。有时候，这种投资即使

    不增加产出，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是那么节省劳动力

    （比如使用推土机），或从钱的角度来说，与手工方法相比是

    那么便宜，那些难以找到钱来进行公共投资的财政部长们肯

    定不愿使用较贵的劳动密集方法；但是，事实仍然是，从社

    会观点看，在那些国家用机器来做剩余劳动力同样能很好地

    完成的事情是一种浪费。如果把资本用来增加就业机会，实

    施那些不能用手工来工作或手工的成本高得惊人（这是财政

    部长们的例外条款）的项目，资本就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如

    果把资本用于已经由手工做的工作，而额外的产出在不减少

    就业人数的情况下，由于需求的弹性或者由于使用资本后产

    品本身有了改进而能够被吸收的话，资本可以产生同样的效

    果。也有这样一些行业，在那里资本增加了国民产出，但是

    也减少了就业；比如，供人们消费的粮食增加了，但是由机

    器代替了人和畜。对经济的决定性考验是整个国民产出的情况怎样，而不是就业或货币成本的情况怎样，但是，实际上，在货币成本低得多的情况下，要防止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的浪费在欧治上是不容易的，同样，在会造成大批人失业的情况下，要防止用劳动力来代替资本的浪费在政治上也是不容易的。

    缺少熟练劳动力会造成同缺少资本一样的问题。如果缺

    少熟练工人，就必须节约使用，选择那种减少对熟练工人的

    需求的方法。几乎可以肯定，短缺之一是管理大型企业的技

    术，所以不发达国家在考虑计划时应注意小规模组织，而不

    是大规模组织（第三章第二节（三））。如果要避免混乱和浪

    费的话，还必须使总计划保持在现有技术的范围内。建筑计

    划更应如此。我们已经看到（第五章第一节），50％到60％的

    投资在建筑业，而缺少建筑能力常常是妨碍加快资本形成速

    度的主要障碍。这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如果认真

    对待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来招收和培训必要的劳动力的话，

    迅速扩大建筑业并不比迅速扩大军队困难。但是，令人惊讶

    的是，生产计划常常不写入这一条。

    一个国家是否缺乏外汇取决于发展是否主要靠出口部门

    （第五章第三节（二））以及引进多少外国资本。如果发展主

    要在国内部门（印度，澳大利亚），外汇几乎可以肯定是困难

    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吸引人的生产方法就是节约使用进

    口机器或原料的生产方法，支持赚取或节约外汇——比货币

    成本或货币收入多出的那部分——的产业也是可取的。每一

    项发展计划都应谋求在内外贸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在欠发

    达国家的经济中，进口额上升的速度至少同收入一样快，通

    常是更快。拥有多种自然资源和气候的国家，如苏联、中国或美国，随着它们的发展，可以用国内生产来代替进口，它们的收入有可能在不相应扩大进口的情况下增加。大多数其

    他国家都太小，所以做不到这一点。随着它们的收入的增加，

    它们需要范围更加广泛的商品和原料，如果它们的人口迅速

    增加，它们可能还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因此在任何发展计

    划中，需要把扩大能够出口的产品及开发新市场放在首位。获

    得外国投资或赠款来支付部分进口的可能性使情况变得更为

    复杂；这暂时减少了出口的需要，但是到了需要偿还本金和

    利息的时候，最终的影响是，甚至必须使出口增长得比进口

    还快。在两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特别困难。一种情况是，出

    口商品是粮食。如果粮食产量不迅速提高，国内需求的增长

    可能使国内消费者吃掉本来可用于出口的粮食；阿根廷就发

    生过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人口过多的国家，它必须实现

    工业化和打入世界工业品市场（第六章第二节（一））。发现

    出口商品和市场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但是，不能仅仅由于这

    种原因而把这个问题撇在一边。

    缺少外汇往往只是反映了未能在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长之

    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如果其中一个部门扩大了产出，其影响

    就是增加了对另一个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任何短缺都会造成

    国际收支的紧张。工业的迅速增长要求农业也迅速增长。产

    业工人需要更多的粮食。工厂需要从农村招收劳动力；需要

    扩大农民的市场来吸收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或者需要农民的

    储蓄或税收来为工业建设提供资金。同样，如果农业发展了，

    它需要工业也发展，以吸收它的产品和劳动力以及向农民提

    供更多的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人均农业生产率如停滞不前，就会妨碍工业的发展和造成国际收支的紧张，因为工业的发展需要增加进口，可能不得不把它的剩余产品作为出口品处理

    掉。反之，如果农业生产率上升，工业生产必须更快发展，因

    为对粮食的需求比人均收入增长得慢，而对制成品的需求比

    人均收入增长得快。平衡增长并不是同步增长，而是根据不

    同的需求增长率按比例增长。如果像澳大利亚或阿根廷那样

    忽视工农业之间的平衡或者像苏联那样拙劣地处理这种平

    衡，就会妨碍进一步取得进展；日本的发展计划在这方面显

    然比提到的其他国家优越。

    只要测验生产计划的各个部分的内部协调性，就可看出

    这个计划是否缺乏平衡。首先，可测验整体平衡，看看整个

    计划与可动用的资源是否相当。例如，一项列出各类熟练劳

    动力的人力预算将表明这项计划所需的各类劳动力是否超过

    实际能得到的劳动力。对原料、资本、外汇、运输设施、建

    筑物或其他任何可能是稀少的资源都可以作出同样的预算。

    这种全面的测验应考虑整个经济对投入的需求。其次，可测

    验对产出的需求。从对预算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消费是如何

    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的。这种测验表明，根据预测的收入

    水平，预测的粮食供应是否同预测的需求相符。同样的测验

    表明，同预测的供应相比，消费工业品的市场有多大以及同

    要求消费者储存的储蓄额相比，预测的储蓄额有多大。然后，

    就可使用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方法对个别产业进行测验。

    可以把预测的投入同扩大预计会提供部件、运输能力、水和

    技术服务等产业的产出的计划相比；可以把预测的产出同预

    计将扩大的出口、消费需求及将吸收副产品和其他中间产出的工业相比。由于关键部分往往是建筑，必须特别注意预测的建筑材料和部件——特别是水泥、砖、钢材和木材——的

    产出，以确保这些材料得到充分供应，不管是国内生产的还

    是进口的。在农村地区，主要困难之一是水，所以要研究的

    重点之一是计划谋求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和扩大乡村的水源。

    如果得到必要的信息，有许多统计测验可以表明生产计

    划是否缺乏平衡。当然主要困难是得不到信息。所需的统计

    资料——预算研究报告、消费函数、人力调查、产出调查、投

    入—产出表、国民收入表等等——并不总是存在的，或者可

    能有很大的误差。即使数字是正确的，需求和产出的关系也

    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所有的产出和出口预测都取决于执

    行计划的措施和效率，而这肯定是难以预料的。一项生产计

    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一种希望；它的确切数量是无法确定

    的；它只不过表明希望在各个部门达到的一般数量级。同样，

    不管计划多么初步，都应测验其内部的协调一致性，不管这

    种测验是多么初步，因为否则的话，各个部门之间可能完全

    失去平衡。在这种问题上，最好依靠数字和预测，而不要光

    靠预测，即使数字本身有一部分也是以预测为基础的。

    迄今，我们的论述还只同文字工作有关：为经济的各个

    部门确定目标。但是，归根结底，真正重要的自然不是纸上

    的目标，而是把资源用于正确方向的措施——培训劳工、提

    高粮食生产率、节制消费、刺激投资等等。这是计划中最困

    难的部分，也是常被忽视的部分。如果计划同公营经济部门

    有关，执行起来就比较容易；困难在于使私人经济部门做需

    要它做的事情——使劳动力进入正确的部门或参加培训班；使企业家投资或使公众储蓄；使农民采用新技术；或者使外国人发挥他们作为放款人、买主或技术人员所应起的作用。对

    一项生产计划的重要考验是它对私人的效率如何。

    为了取得私人的合作，政府依靠说服、力量和报酬。说

    服只是一种佐料；人们决不会仅仅因为政治家告诉他们说他

    们的行动符合公众利益而行事长期违背自己的私人利益。为

    阐明计划的主要目标而发表演说和进行宣传是有用的，取得

    人民的热情支持是非常可取的，但是如果人人都看到能从计

    划中得到什么，计划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如果计

    划要人们去做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事情，计划取得成功的

    可能性就会小些。力量的用途也是有限的。可以从反面使用

    力量来防止人们做你不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要让人

    们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力量用途的局限性就大得多，在

    民主国家更其如此。因此，粮食可以实行配给，对原料或建

    筑材料可以发放许可证，以防止有人得到过多的东西；但是

    正如苏联所发现的那样，不能强迫企业家对工业投资，不能

    强迫农民有剩余粮食。发放许可证有些可能是需要的，只有

    限制不可取的东西，可取的东西才更有可能出现。但是执行

    发展计划的主要手段必须是报酬。如果要劳工做需要他做的

    事情，就必须使工资有适当的差别。如果要农民合作，就必

    须使他们的劳动环境值得进行这种合作。如果要使企业家投

    资，就必须有获得适当利润的很大可能性。保证一项生产计

    划成功的最好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希望予以阻止的活动征

    税，对希望予以鼓励的活动提供（某种）补贴。

    另一个教训是，如果生产计划需要取得私营部门的合作，在作计划时应征求私营部门的意见。这在政治上并不总是容易的。欠发达国家的一些政府对整个私人企业，特别是对外

    国企业是敌视的，不会让这些阶级参加生产计划的制订工作。

    只有企业家认为参加合作有利可图时，它们的生产计划才能

    行之有效，但是这些政府却极力避免得益和合作，当它们的

    计划一无所获时，它们感到十分意外。对付农民也是同样困

    难的。有些国家的政府是地主统治的，他们不愿意实行土改，

    而不实行土改，农民就没有增产的积极性。另一些国家的政

    府眼睛只盯着用农民的部分盈余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如

    果一个政府得到资本家和农民两者的支持，它就很可能有所

    作为，但是在实行痛苦的措施时能保持政治信心的政府太少

    了，至少在民主世界是如此。

    为了执行计划，可能需要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政府希

    望企业家对某些方面投资，企业家肯定是不愿意的。它的机

    构必须进行研究，提供信息，它还可能必须提供一些资本和

    对市场或红利作出担保。在政府试图鼓舞、指导和刺激私人

    企业家的经济中，企业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混杂的，日

    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同农民也需要进行同样密切的合作。政

    府机构进行研究，试图说服农民改变方法，向他们提供贷款，

    帮助销售，增加对村庄的供水等等。除非得到农民的信任，否

    则许多工作会一事无成。

    由于难以从个人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反应，无论如何，难

    以得到符合政府要求的反应，有些政府就想不要私人生产者

    的合作而进行发展。如果农民行动迟缓、持怀疑态度或坚持

    高粮价，这些政府就建立国营农场，集中力量增加在其控制范围内的产出。这就是苏联在19世纪20年代（集体化以前）实行的政策，这种态度也导致英国政府在非洲实施大规

    模的农业机械化计划，而不是把钱花在刺激非洲农民的生产

    上。当苏联的这一政策失败时，政府就迫使农民组织集体农

    庄，农民必须叫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不是放宽它的高税收和

    低价格的政策。对工业家也可能采取差不多的态度。有些国

    家的政府认为，私人企业作为刺激和作为进一步发展的资金

    来源所需要的利润太高了，为繁荣付不起这笔代价。它们规

    定低价格，低利润。当这种做法影响投资时，它们就采取公

    共行动来做这件事情。这就把寻找资本、技术知识、管理技

    巧和为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进取精神的过重的担子揽到了自

    己的身上。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缺少

    的。经济发展是如此困难，以致人们认为，调动现有的一切

    知识和积极性是可取的，至少在起步阶段是如此，但是，显

    然，并不是所有人均产量很低的国家的所有政府都同意这种

    看法。

    第二节　公营部门

    （一）　政府开支计划

    不管一项生产计划是否是为整个经济制定的，都需要有

    一项政府开支计划，即使这只是为了对政府官员施加控制。实

    际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预计中有一项年度开支计

    划。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也都有这样的计划，时间超过一年，有的长达五、六年，甚至十年。实际上，有些国家是作为取得国际援助的一个条件必须这样做。当英国政府1945年准备用1．2亿英镑作为给各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赠款时，它要求每个

    政府提出一项十年发展开支计划；同样，1950年，要求参加

    科伦坡计划的国家提出一项六年计划。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也希望看到这样的计划，乐于向欠发达国家派出专门小

    组去帮助制定这样的计划。当美国政府向欧洲提供马歇尔计

    划的援助时，它走得更远；每个受援国都需提出一项涉及公

    私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四年计划，而这是一个人们最不相信

    “计划”这个字眼的国家所要求的！

    作出多年规划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草拟第一个这样

    计划的过程中，政府的几个部门和机构也许得第一次明确地

    确定各自的详细目标。展望未来，可以使它们的工作有个目

    标，并可能使它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之处。然后，当各

    机构的计划放在一起时，就有机会确保它们既协调一致，又

    对轻重缓急的次序予以应有的遵守。政府的左手并不总是知

    道右手在干什么，对政府的一切活动作出计划的必要性提供

    了一个协调的机会。有些部门的负责人也比别人主动，因此

    会为他们的部门得到比真正按轻重缓急的制度分配的更多的

    钱。即使有一项全面的计划，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但是

    如果要求各部门都同时提出计划，如果作出最后选择的那个

    机构意识到协调一致和分清轻重缓急的重要性并拥有必要的

    权力来实现合理的平衡，那么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会减

    少。许多事情取决于这个中央规划机构的效率和权力。由于

    提出的计划必定会大大超过可动用的资源，必须作出和实行困难的选择，规划机构需要得到政府总理的充分支持和关心。

    一旦制定了计划，它对必须执行计划的人就有很大的价值。政

    府财政官员可以展望未来，及时地制定计划。工程师可把蓝

    图准备好。采购部门可及时地订货，等等。最后，有了计划，

    就可以测定进展的程度。人人都知道每个机构应该干什么，它

    的成绩就可以根据计划规定的目标来衡量。

    制订多年计划的危险也同样明显。由于谁也不能对未来

    未卜先知，哪怕对短短五年也很难预测，受计划规定的严格

    限制是个不利条件。这些计划很快过时。物价可能急剧上涨，

    可动用的资金可能比预料的多或少（通常是少！）。少数项目

    提前完成；多数项目则由于难以预料的原料、熟练劳动力、科

    学家或资金的短缺而延误工期。因此，任何这样的计划都必

    须经常修改。为了对付这种困难，波多黎各政府每年修改它

    的六年计划，每年都为今后六年作一项计划。没有任何办法

    能保证计划总是考虑到情况的变化。另一方面，一项计划是

    需要的，因为虽然我们不预测未来，但是如果不根据当前获

    得的信息为未来制定计划，我们就不可能采取合理的行动。

    有些计划限于列出政府部门、公共公司、政府金融公司

    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拟议中的资本开支。另一些计划则要列出

    通常在预算中出现的所有开支，不管是资本开支还是经常项

    目开支。对所有开支作出计划比只是作资本开支计划好。首

    先，资本开支常常伴随着经常开支；建造学校以后，就得支

    付教师的工资，或者买了拖拉机，就得雇用驾驶员。如果只

    说资本开支而不说经常开支，就很难看出一个项目要多少费

    用，财务规划可能错误百出。其次，如果要求计划人员提出仅限于资本开支的计划，计划人员自己可能上当受骗。发展不光依靠资本开支，例如，在诸如农业技术推广等各种教育

    计划方面，它需要很多经常开支。如果把重点放在资本开支

    上，这些计划往往会被忽视。

    在拟定政府开支计划时，最好能确定正确的轻重缓急次

    序，但是要为确定轻重缓急规定规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只是指出有些计划比较簿弱的一些方面。

    第一，使公营部门的计划同私营部门的情况适当联系起

    来是很重要的。例如，公用事业——铁路、码头、供水、电

    力等——的整个计划必须根据私人投资者的意图来制订，这

    样，何时何地需要这些设施，就可提供这些设施。同样，培

    训熟练劳动力的计划取决于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因此，政府

    开支计划和生产计划必须一起制订。政府机构需要知道私人

    企业打算做什么，私人企业应参与制订政府计划的工作。

    第二，有些计划为都市制订的色彩太浓，对乡村的影响

    太少。许多计划与为大多数人居住的农村所做的事情相比，为

    美化城市或为城市提供较好的住房、学校、供水或医疗服务

    所做的事情太多。从城镇为乡村作的计划往往也很壮观，因

    为可用以向参观者炫耀。为建造几条漂亮的公路花的钱太多，

    为修建许多从农场到市场的小路花的钱太少，而后者更有助

    于增产。或者把大量资金花在控制一条河流上，而如果将同

    样的钱花在大量的水井、水池和小溪上，得到的收获就会多

    得多。求大有时候也是正确的政策；一个大项目对发展的作

    用可能比许多小项目大得多，而所需成本是一样的。补救办法不是舍大求小，而是注意使规划进程适当分散。应当鼓励农村地区制订自己的计划，在规划过程中，农村应有充分的

    代表，以保证不忽视他们的需要。保证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

    法当然是采用“社会发展”方法（第三章第一节（一）和第

    五章第二节（一））。由于这依赖于志愿劳动，只有人民真正

    需要的计划才能实施。社会发展是最好的发展，每一项计划

    都应拨出一笔相当于国民产出的1％或2％的款项用于这一

    工作。

    社会发展的另一优点是减少资本开支中的铺张浪费，这

    是若干计划的第三个缺点。在不发达国家资本奇缺，应当节

    约使用。所需要的往往是能派用场的最便宜的结构。建造能

    够用50年的学校、医院或热电站都是错误的，因为建造用30

    年的结构要便宜得多——无论如何，在30年中，由于标准的

    变化和收入的提高，许多这样的建筑都得拆掉。同样，旧机

    器往往比新机器更适用，购买比较先进的国家认为是过时的

    设备，甚至可能大有好处，如果能便宜地买到的话。一个好

    的政府希望做什么都做得恰如其分，把一些永久性的突出的

    结构让后人去建造，但是，从这个意义讲，大多数穷国无法

    把事情做得恰如其分。滥用水泥和钢材是发展计划的比较普

    遍的弊端之一。

    实际上，这种计划的另一个普遍的弊端是，它们在考虑

    发展时对具体事物的投资想得太多，而对人的投资想得太少。

    在公共卫生计划和教育计划的缺陷方面，这一点显得尤为突

    出。至于公共卫生，我们已在前面看到（第二章第二节

    （一）和第四章第三节（三）），改进饮食和消除使人衰弱的疾病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关于教育，我们已建议，除了在小学、中学、技术和大学教育上的通常支出外，农业国的政府

    应拿出1％的国民产出用于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推广上（第四章第三节（二））。

    最后，还需记住政府作为用在公营部门以外的资本提供

    者的作用。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一））中已经看到，为什

    么国内储蓄少可能使政府成为向小农、向工业发展、向公用

    事业和向住房建筑提供资本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资本来自

    政府自己的储蓄、来自国外还是由于通货膨胀而不得不投资

    的。在拟订政府开支计划时，危险之一是，过分注意公共事

    业机构的要求，把过多的社会资金用于这一方面，而忽略了

    其他经济部门。这是说明为什么制订政府开支计划的工作应

    当与调查整个经济的工作同时进行的又一个原因。归根结底，

    公用事业的费用要靠经济的“生产”部门来支付，因此，保

    证社会和福利事业的资金不超越经济的生产能力是很重要

    的。

    （二）　财政问题

    政府对资金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公营部门的发展

    速度比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快。我们可以用多种方法来衡量

    这一点，可以根据政府雇员的人数来计算，可以根据政府使

    用的资金来计算，或者根据税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

    计算。先说根据雇员人数来计算。不包括防务在内的文职雇

    员在拿工资的职工中所占比例很少有低于2％的，在美国占

    10％左右，在英国占11％（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雇员）。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武装部队的人数，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丹

    麦几乎没有，英国占4％（1954年），这在和平时期是最高的，

    而希腊、土耳其等国则更高。如果我们再加上公用事业和国

    有化工业的人数，英国政府雇员人数的比例为25％，即公用

    事业文职人员占11％，武装部队人数占4％，国有化工业人

    数占10％。然后我们再来看所用资金情况，不包括国有化工

    业的资金。所用资金的比例大于雇员的比例，因为政府也向

    私营经济部门购买供应品（从墨水到飞机都买）。美国政府和

    英国政府所用资金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与1938年差不

    多，即约占14％；现在，由于防务计划的扩大，它们的开支

    增加了，大概占22—24％。但是，这也不是全部费用，因为，

    除了它们所用的资金外，它们还需要经费来作不包括在它们

    买来自己用的货物或劳务中的转移性支付——养老金、国债

    利息、失业补助等等。因此，英国目前的税收在国民收入中

    占35％左右，而印度占8％左右，尼日利亚占5％左右。

    当然，政府使用的资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的上述

    差别是和施政的质量有很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去过欠发达

    国家的人常常抱怨公用事业差——道路难行、水不干净、卫

    生差、蚊子多、管理差等等。回答是，用占国民收入5％的费

    用是不可能搞好公用事业的。除了防务和转移性费用外，西

    欧和北美各国用于公用事业的费用占国民收入的12％左右，

    欠发达国家甚至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才能达到同样的标准，

    因为它们的人均收入低。

    欠发达国家的军事负担不必像工业大国那么重。另一方

    面，如果欠发达国家决定增加私人部门的资本形成，它们为此目的可能需要大量资金。例如，如果它们希望整个经济的纯资本形成每年达到国民收入的12％，而它们的经济只能节

    蓄5％，相差7％，需从别处来补充。12％的目标不算过高。

    这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在工业革命初期达到的比例，比苏联和

    日本的比例低。假如我们把资本—收入比率定为4∶1，那么

    如果投资为12％，每年的实际收入就要提高3％；如果每年

    人口增长率为1．5％，那么每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将提高1．

    5％，约50年翻一番。以这一速度，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的提高速度将与西欧一样，但是穷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会缩小。

    如果要想消除这一差距，就需要有比这更大的投资。

    欠发达国家政府筹集的岁入比发达国家少的原因并不是

    它们需要的岁入少，而是筹集起来比较困难。根据实际资源

    来考虑这个问题是最方便的。如果一个国家需要有70％的人

    从事农业来提供粮食，在剩下的30％的人口中可以腾出来从

    事政府想从事的事业的劳动力，比一个只需要12％的人从事

    农业的国家能腾出的劳动力显然要少得多。欠发达国家的经

    济能够用以支付税收的收入的百分比不如较发达国家那么

    大。但是，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

    多缴些税收的。在这些国家，筹集更多的岁入是困难的，但

    也不像有时想像的那样困难。如果在本章中去肤浅地论述公

    共财政，那就会文不对题；本节仅限于对穷国的一些特殊问

    题发表一点看法。

    首先是技术问题。税收的原则之一是，应避免那种收起

    来代价高的税收，因为这种税得从大量只交少量税的个人那

    里去收。这一点对直接收税和间接收税都是适用的。这就是把所得税限于收入较多的个人的原因之一。例如，在大多数国家内，向年收入少于150英镑的人收所得税被认为是不合

    算的。但是，在穷国，年收入高于150英镑的人的比例是很

    小的。因此，从所得税中得到的岁入穷国比富国少。事实上，

    穷国在更大程度上得依靠间接税，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希望以

    不同的方法分配税收负担——也不一定这样做，而是因为在

    一个可行的豁免期限内，国民收入的比例要少得多。这涉及

    漏税问题，因为需纳税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是小商贩的收入，他

    们没有适当的帐目，要实行所得税条款，得付出极大代价。如

    果比较严格地实行税法，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会得到很大好处，

    但是即使最严格地实行税法，也不能使所得税成为主要岁入

    来源，除非有几个大采矿公司或其他公司可以纳税。

    有些国家在征收间接税方面还有很大的技术困难。在很

    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经过少数人之手的地方，征收这种税最容

    易。进出口通常由少数批发商经营，从他们那里征收进出口

    税最方便。在工业国，很大一部分产出是由少数大公司生产

    的，因此，可以很方便地征收货物税和购物税。并不是所有

    欠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出口约占斯里兰卡国民收

    入的40—50％，所以那个岛国很容易通过征收进出口税获得

    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而行政管理费用很少。但是在邻国印

    度，出口不到国民收入的10％，因此对外贸易的税收收入是

    很少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得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内贸税收，但

    是收税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产出不集中于少数公司，产出

    由数以百万计的小生产者生产，通过数以百万计的渠道销售。

    因此，要防止相当数量的漏税是不可能的，收税的代价也必然是高的。

    在某些欠发达国家，另一个困难是，很大一部分产出根本不进入交易。农民生产自己的粮食及一些自己的用品，只有少量剩余产品拿到市场去出售。如果只对农民的货币收入

    征税（也许对他们购买的货物征收进口税或货物税），他们多

    半会漏税。如果农民种植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可可、橡胶、棉

    花等等），情况就不同了，很容易向他们征收出口税。对自给

    自足的农民，必须直接征税。非洲部落为此征人头税，而印

    度的王子则主要依靠土地税。有些土地税带来了很多的岁入，

    日本和苏联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实上，在人口过多的国家，租

    金和税收加起来经常占去了农民产出的50％以上。另一方

    面，土地税是直接税，因此，它引起的敌视比间接税大得多，

    因为后者的存在并不总是那么明显或那么尽人皆知的。苏联

    政府为了向农民征收足以支持国民收入的40—50％的税收

    遇到了强烈的反抗，苏联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资本形成、加强

    防务及作其他开支用。因此，只要一有可能，土地税就让位

    于进出口税。

    因此，我们要考虑欠发达国家税收负担的分配。收入分

    配比发达国家均衡还是不均衡，首先取决于人口和土地之间

    的关系，其次取决于经济部门资本化的程度。在人口过多的

    国家，租金高昂，也许高达占农业产出的40—50％，因此，收

    入分配往往比发达的工业国更不均衡。在资本化部门，利润

    与工资的比率往往比工业国高，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比

    如在中非的铜矿中，利润可能占纯产出的一半以上。因此，无

    法对欠发达国家经济的情况作出一般的概括；在一些国家，收入分配比美国更加不均衡，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加纳或尼日利亚，就比美国均衡得多。

    在收入表上，税收应达到何种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程度如何，但是有一部分也取决于税收对

    积极性和储蓄的影响如何。后者在欠发达国家内比在发达国

    家内更重要。在比较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这也是重要的，但

    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形成了某种发展势头，即使积极性和

    储蓄减少一些，这种势头也会继续下去。在欠发达国家中，征

    税最容易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不涉及到

    积极性和储蓄，二是从政治意义上讲，地主几乎在各个地方

    （但不是每个地方）现在在政治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农民的税

    收负担总是很重的，但是在一些农民最近取得了选举权的国

    家（如印度），他们造成的政治动荡使他们免除了一定程度的

    高额税，这使政府感到很尴尬。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向拿

    薪金的中产阶级征税也是困难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新的民

    族主义政府中拥有政权，部分原因是为扩大这个阶级需要予

    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之一是使社会上半熟练、熟练

    和专业人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如果对这几类人征收高额税，

    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利润也属于困难之列。从政治上说，对

    利润征税很容易，特别是如果资本属于外国人的话，但是对

    利润征税可能损害积极性和储蓄。储蓄这一点倒不是很重要

    的，因为明智的政府可以用公共储蓄来代替私人储蓄，但是

    在企业精神还欠缺的国家，积极性这一点可能是很重要的。一

    些急于鼓励发展的国家，实际上朝相反的方向行动：它们对

    创建新工业的资本家暂时免征所得税。

    对一些国家的政府来说，对富人怎么办是个严重问题，因

    为这些政府得到的支持主要来自穷人，但它们同时急于推进

    发展。不进行耕种的地主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可以用钱使

    他们让出产权，然后像在日本那样，当他们发现自己带着钱

    不交税时，就可变为资本家，提供亟须的企业精神（第五章

    第二节（二））。即使没收他们的财产，对经济发展也不可能

    有什么不利的影响，除非他们自己在大庄园上用现代方法耕

    种土地。工商业资本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储蓄和企

    业的主要源泉。在初期阶段，经济增长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

    的比例上升（第五章第二节（二）），在过去，这意味着大量

    私人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不难理解，为什么各民主政

    府非常怀疑这一进程，很不愿意让资本家从经济发展中获得

    大量利润；另一方面，如果压低利润或高额征税，私人储蓄

    就会很少，私人企业就没有积极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开明办

    法是鼓励私人资本家在活着的时候能赚多少就赚多少，在他

    们死去以后再课以重税。如果无情地这样去做（迄今还没有

    这样做过），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开始时的机会多少是均等的；

    发财的积极性会减少一些，但是机会的增加可能会绰绰有余

    地抵销这一点（第三章第三节（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

    是不要私人资本家，由国家创办企业、赚取利润和进行储蓄。

    这一办法的可行性取决于国家的进取心如何及它从事生产性

    投资的愿望如何。这种解决办法无疑能起作用，特别是那些

    只需仿效、不需开拓的国家能使其起作用（第三章第三节

    （一））。在下列情况下就不会起作用：如果国家对私人企业的

    征税达到使积极性和私人储蓄都不足的程度，而国家又不以自己的主动性和储蓄来加以补充。

    这种分析也使人认识到在税收工作中进行政治考虑的重

    要性。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认为，向反对它们的人征税和对它

    们所依靠的人免税最容易，这一事实在决定分配税收负担时

    所起的作用与对平等、刺激或储蓄的考虑一样大。但是，事

    实仍然是，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除非政府对所有阶级征

    的税都比现在多，否则它在经济发展中就不可能发挥它想发

    挥的作用。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主要政治问题是使人民

    相信情况确是如此，并得到他们对必要的措施的赞同。在这

    方面，与民主政府相比，极权主义政府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

    它们可以使国民收入的20％或30％归政府所有，把一半的收

    入用于资本形成，而不用担心在选举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如

    果进行选举的话。民主政府就比较困难。各地都会出现某个

    伟大的民主领袖，他能带领人民为了建设国家而度过比较艰

    苦的阶段，同时又能使他们保持信心和热情。但是，这样的

    领袖非常少。在其他许多国家内，民主成了加快经济发展速

    度的障碍。也许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在本章中，我们不想谈

    经济增长的可取性或其他事情（见附录）。

    虽然增加政府在某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困难的，

    但是，保证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归政府所有在政治上并不

    那么困难。这是增加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主要希望。

    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应当始终使边际税率大大高于平均

    税率。实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也采用了这一原则。这是它

    们用以同国民收入的波动作斗争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它的

    影响是，在衰退时，政府收入急剧下降，在繁荣时，政府收入急剧上升。这也是它们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方法；例如，这是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物价上涨率低于50％的

    原因之一，而其他许多国家虽然战争负担小得多，但物价上

    涨率达到200％或300％以上；这也是英国的物价自战争结束

    以来没有上涨得更快的原因，尽管货币需求对资源造成了很

    大的压力。在这些国家中，约40—50％的边际收入变成了税

    收。如果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岁入增加太快，那么在不降低边

    际税率的情况下，减轻平均税收负担是可能的。

    与此相反，在欠发达国家，边际税率常常低于平均税率

    ——政府收入增加得比国民收入慢。这是由于在价格上涨时

    不愿意提高政府控制的价格的缘故。铁路运费、邮资、电话

    费及其他政府价格上涨缓慢：土地税如以货币来确定则落在

    形势后面；进出口税固定在从量而不是从价的基础上等等。通

    货膨胀由于在收入中所占的边际额很高，应能使一个政府富

    起来；但是在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价格的上涨造成了

    预算赤字。目前，当价格的长期趋势似乎是上涨时，税收始

    终应以从价而不是以从量为基础，为改变公用事业和公共服

    务的价格作出的安排应允许随着费用的变化而迅速作出调

    整。

    保证边际税率高的方法是征收高边际率所得税、对需求

    量增加得非常快的消费品征重税和征收高边际率出口税。

    关于所得税，没有多少可说的。税收的平均负担取决于

    在实行边际税率时的减免和折扣。因此，边际税率可为40％

    以上，而平均税率仅为5％或更低。边际税率高造成的问题是

    它对积极性的影响。这一点虽然常被夸大，但确实是个问题。

    间接税对积极性就没有同样的影响，因为人们对其没有多大感觉。因此，舆论正转向采用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有人认为，间接税必然不如直接税进步，这是错误的。穷人、富

    人和中产阶级以不同的比例消费不同的产品。只要人们使用

    他们的收入，如果对穷人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低，对富人

    的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高，那么间接税可以同所得税一样进

    步。差别在于，间接税只涉及花掉的那部分收入，而所得税

    还涉及储蓄，但是，这种差别也可能是夸大的，因为两种税

    都可加以调整，使其对储蓄总额产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对个

    人的影响会随着支出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在征收间接税时，原则是对奢侈品及需求量迅速增长的

    其他物品，不管是否完全是奢侈品，实行高税率。在某些国

    家，后一类物品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西方化的扩大使电气设

    备、收音机、自行车、汽车、啤酒、香烟、留声机或傢具等

    物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大。对批发价征收100％的进口税或消

    费税可能只等于零售价格的30—40％。有些国家的政府不愿

    意收100％的进口税，但是如果要使边际税率达到40—50％

    的话，可能需要征收不少这样的进口税。大多数国家都收进

    口税，但是，在与国民收入相比进口额很低或者通货膨胀抬

    高了国内价格而不抬高进口价格的国家内，这是不够的。在

    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要在增加的货币收入中占有一个很

    大比例的话，它可能需要征收一定数额的消费税和销售税。

    我们已经论述过出口税与强制储蓄（第五章第二节（二））及与经济稳定的关系。原则是根据事先确定的比例增减制使征收的税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而急剧上升。政府销售机构使国内商品价格不像出口价格上涨得那么快，这就产生差不多同样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国家，尤其是缅甸和加纳，已经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的储蓄。实行这种计划

    的最好时机是在美国出现衰退的时候。那时价格低，实际税

    收也低。比例增减制在衰退时期实行比在物价高时实行容易

    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一实行就可征收重税。

    应当指出，讨论高边际税率是为了应用于不断增加的货

    币收入，而不只是应用于不断增加的实际收入。在最需要作

    出这一努力的国家内，实际人均收入根本没有增加（如印

    度），所以，如果政府仅限于从增加的实际人均收入中得到较

    大份额的话，可能永远办不了任何事情。如果实际人均收入

    上升，那更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在不变的实际收入中，

    控制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不管实际收入的情况可能如何，货

    币收入都可能会增加。工业国的价格趋势是上升的，部分原

    因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另一部分原因是工会的行动使货币工

    资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工业国货币需求的这种不断增长往往

    使农产品价格上涨，但有些上下波动，用于出口的剩余农产

    品没有和工业需求同步增长，这一事实在今后几年内可能还

    会继续产生同样的影响。鉴于价格上涨的趋势，一个政府如

    果财政结构正确，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会不断增长，不

    管实际收入增加与否。

    如果一个政府想通过税收在国民收入中得到更大的份额

    在政治上困难太大的话，它通过通货膨胀可以取得同样的结

    果，如果这样做不会在政治上遇到同样困难的话。在欠发达

    国家，通货膨胀和税收具有同样的效果（第五章第二节（一））。它们使消费品从社会其他成员那里转向那些从事资本形成的人。在有人失业的工业国经济中，用建立信贷的办法

    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比税收优越，因为这种做法同时可以创

    造更多的消费品，但是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即使它们有

    剩余劳动力，要想在很大程度上这样做是不可能的。通货膨

    胀与税收的差别还在于，它往往会使利润提高，因此会刺激

    私人企业家积累资本。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如果加以控制，对

    经济发展是有帮助的。如果价格的上涨速度低于利率，投机

    就没有利润了。因此，如果价格每年平均上涨3—4％，我们

    就可以收到通货膨胀为资本形成服务的一切好处，而不会造

    成引起投机浪潮和抛出货币的很大危险，特别是如果其间每

    隔三四年价格略有下降的话。此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

    资本形成搞通货膨胀到一定时候会自拆台脚。通货膨胀有三

    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当创造资本的时候，价格急剧上涨。在

    第二阶段，通货膨胀可能自行逐步消失，因为价格的上涨改

    变了收入的分配，以致自愿储蓄迅速赶上投资。在第三阶段，

    价格下跌，因为由于资本形成而增加的消费品已开始进入市

    场。只有第一阶段是危险的和痛苦的。

    通货膨胀对资本形成的影响取决于通货膨胀的目的。如

    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花钱向公务员支付高薪或进行战争，

    就没有理由期望通货膨胀会增加资本形成，除非那个国家有

    相当多的工业资本家把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利润作为固定资

    本投资，而这种情况在先进国家出现的可能性比在不发达国

    家出现的可能性大。另一方面，不论这个国家是不是不发达

    国家，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政府把钱花在创造有用的资产上，如修建灌溉系统，那么立即产生的效果将是这些有用资产增加，而不管通货膨胀带来的利润的情况如何。在最近的一些

    文章中，有些幼稚的调查者声称，通货膨胀没有增加资本形

    成，因为他们表明，在一些发生通货膨胀的地方（尤其是拉

    丁美洲），并没有增加资本形成。这样来概括通货膨胀的影响

    是不明智的。用于破坏目的的通货膨胀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而

    由于为加速资本形成而创造货币的通货膨胀则加速了资本形

    成，苏联、日本或每一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的情况都是这样。

    某些国家无论从经济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创造信

    贷的能力比别国强。在经济方面，有关的问题是：谁将获得

    通货膨胀的利润及他们用它做什么？花在消费上、进行商品

    投机、创造新的固定资本、储藏起来还是购买公债？消费品

    的产量能否迅速扩大？或者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是否会很长？

    它是否是这样一种经济，即基本必需品的价格很容易控制，而

    不会使黑市大大增加？是否会有使需求膨胀转变为成本膨胀

    的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否使外汇形势得到保障？是否有高边

    际税率把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收入的50％一出现就吞掉？各

    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大不相同的，结果是，创造一定数量

    的信贷在一个国家会使价格上涨10％，而在另一个国家可能

    会使价格上涨一倍。对通货膨胀的政治反应也是大不相同的。

    在某些国家，从政治上说，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大幅度提高

    实际收入，即使这样做会引起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因此，通

    货膨胀可能是政治生存的条件。在另一些国家，公众在最近

    几年内已受够了通货膨胀的祸害，因此希望政府严格控制货

    币供应。因为通货膨胀主要取代了税收，所以是否采用通货膨胀方法的决定主要是政治决定，必须根据各种不同的政治方案来作出。

    反对通货膨胀的一个最有力的政治理由是，一旦承认了

    采用这种办法的可能性，就无法相信政府会知道把界线划在

    哪里。奉行预算必须平衡的原则的最大好处是，它使财政部

    长能够在内阁里约束他的同事。他们可能十分雄辩地为扩大

    某种服务申述理由，但是只要财政部长的预算必须是平衡的，

    他的地位就是无懈可击的。一旦放弃这一原则，对政府开支

    还有什么控制呢？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办法是有两个预算，一

    个预算的经费只能来自岁入，另一个预算只包括那些迅速增

    加产出的服务（尤其是用于土地开垦、乡村水利、培训设施

    和农业推广的开支，）它可通过建立信贷来获得经费。但是，

    这并没有把问题全都解决了，因为随后就可能对什么应转入

    第二个预算发生争论。什么行政手段都不能使政府摆脱既要

    勇敢又要克制的必要性。

    除了税收和建立信贷以外，另一个岁入来源是政府机构

    中的小额储蓄，其中最重要的是邮政储金局。在那些为这一

    运动作过努力的欠发达国家内，各种小额储蓄，包括合作运

    动中的储蓄和友好团体中的储蓄，数额各不相同，在国民收

    入中所占的比例从零到2％左右都有。毋庸说，促进这种储蓄

    是多么重要。对储蓄者来说，这种储蓄表示独立、自尊和有

    备无患，这一点甚至比这种储蓄对国家财政问题作出的贡献

    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据估计，

    那里的小额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这无疑

    是值得效法的榜样（第五章第二节（二））。

    最后，还存在着在国外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不管是靠赠

    款还是贷款。有些国家这样做的条件比别的国家好。但是，把

    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前景似乎并不十分光明。非

    洲和亚洲（不包括中国、日本和苏联）的年国民收入加起来

    为75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1％为7．5亿美元，远远超过现

    在流入那两个洲的所有外国投资和外国援助。如果要使那两

    个洲的资本形成达到占国民净收入的12％，所需数额远远超

    出任何可能的外国投资或外国援助。因此，不管这些国家能

    从国外得到什么，如果它们要想取得很大的进展，就必须依

    靠自己的力量。

    没有理由怀疑，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是可

    以大大增加资本形成的。摆在它们面前的是苏联和日本的榜

    样，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人均产出上升得比别国快，即年率为

    3％左右，而居第二位的美国，不到2％。自1929年以来，苏

    联一直是那个速度，而日本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

    那个速度。（产出增加同消费增加是不一样的；由于用于国防

    和资本形成的产出大量增加，苏联1939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并

    不比1929年高。）这种高速的增长同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发

    生的变化都有联系，包括净资本形成每年的年率达到15％以

    上。在这两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和高税收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化上，同农民进行斗争，而不是教

    他们如何提高每英亩的产量。在10年的时间内，它的大规模

    工业产出增加了两倍，而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仅略高于人口

    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平衡造成了物价猛涨，在10年时间内，

    物价差不多上涨了6倍。日本人比较明智，整个说来，他们的产出增长很快，同苏联差不多，但是他们对工业和农业予以同样的重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内，他们的人均

    农业产出增加了一倍。但是即使如此以及大量征税，他们的

    价格在这一时期内也只涨了一倍。看来，如果没有某种程度

    的通货膨胀，要达到这种高度的资本形成率和增长率是不可

    能的，因为除此以外，要达到为15％以上的净资本形成所需

    要的税收和储蓄水平是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政府和人民都

    抱有经济增长的目标，即使没有通货膨胀，通过税收和自愿

    储蓄，要达到10—12％的资本形成水平仍然是可能的，而且

    应当更易达到，因为在那两国的经济中，都存在着剩余劳动

    力，这使得有可能创造某种形式的有用的资本，而且在这样

    做的时候，不降低消费水平。

    使人产生疑问的并不是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在经济上是

    否可能，而是在民主社会中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可能。主要

    问题是，对农民适当征税在政治上是否可行。正如我们已经

    看到的（第五章第二节（二）），在不发达国家，不征收大量

    农业税来促进资本形成，要大大加快资本形成的速度是不可

    能的。极权主义政权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们基本上就是这样

    做的；但是它们无需担心投票箱的情况。民主政权也可以这

    样做——加纳和缅甸目前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只有在它们的

    政治领导人得到民众的广泛信任和支持时，它们才能这样做。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内，新兴民族主义政权已经在高涨的民

    族情绪潮流中执政；有待分晓的是，它们是否具有使它们的

    国家摆脱贫困的勇气和决心。

    第三节　权力和政治

    政府可以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政府处事

    正确，就会促进增长。如果它们做得太少或太多，或处事错

    误，就会妨碍增长。在本节中，我们首先研究为什么会妨碍

    增长，最后问一下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产生好政府。

    （一）　通往停滞之路

    我们认为在9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使经济停滞或下降，

    这就是：维持不了秩序，对公民进行掠夺，鼓动一个阶级剥

    削另一个阶级，阻碍对外交流，忽视公共服务，过分放任自

    流，控制过严，花钱过多和进行劳民伤财的战争。对每一点

    都可以说几句话。

    软弱的政府在国内维持不了秩序。抢劫和纵火使财产难

    以保持安全。土匪、劫匪和拦路强盗抢劫旅客，使国内的商

    业减少。地方首领叛乱，使贸易受损失，把国家投入内战之

    中。每当统治者去世，必发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世界的大

    部分历史都可以这样写，只是有时候出现了某个强大的帝国，

    维护了广大地区的和平。这基本上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保持

    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有效的法庭和一个忠诚的政府的问题。

    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并不普遍知道这样做的奥秘。政府靠服

    从来统治，一旦服从的意志崩溃，要维持秩序就极为困难，需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建立正确的机

    构，而是要以自己的行动使人民认识到服从是一种权利并甘愿服从。经济发展可能会使服从比较容易，因为可以把更大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并以新的武器——报纸及电台——

    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如此，1900年的世界秩序没有1954

    年那么混乱。

    不腐败的政府极少，而腐败是妨碍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因

    素。在大多数国家内，文官或政治家，或两者认为自己有权

    靠贪污、盗用公款、裙带风或使自己得到有利的合同来发财。

    实际上，19世纪是怎样制止这种行为的，使人感到有点迷惑

    不解。在1800年，英国的官场生活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官场

    生活一样腐败，但是到1900年，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

    而使腐败风气大大减少了。毫无疑问，在某些国家内，腐败

    的原因之一是公务人员薪金太低；如果公务人员的薪金相当

    优厚，而不比同行业的同行低得多，那么消除腐败风气就会

    容易得多。无论如何，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有害影响可能被大

    大夸大了。从商人的观点来看，贪污只是对服务的一种支付

    形式。如果所需贿赂数量不大，同与他们有关的交易的利润

    有关，如果这种贿赂在签订合同时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么像

    其他成本一样，它们也只是一种成本，在价格中转嫁给消费

    者。对生意起妨碍作用的是官员们出人意料的行为；不知道

    谁会突然蹦出来要钱，不知道用多少钱才能收买他。在资本

    主义前的社会里，商人阶级通常受贵族及王子们的摆布，他

    们要求提供贷款而无意偿还，他们随心所欲地征税，迫使资

    本家以易于隐藏和易于转移的方式保存财富。结果妨碍了生

    产性投资，这就是那些国家的经济中资本主义部分发展得如

    此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五章第二节（二）。

    第三是阶级对阶级的剥削。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事

    实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这样理解历史，才能懂得历

    史。剥削有许多种形式。最普通的形式是地主剥削农民，在

    人口过剩的条件下，地主可能拿走农民的一半产品。在历史

    上，奴隶制和农奴制也很普遍。这种划分可能完全以少数人

    拥有财产为基础。另外，还有旨在维护某个种族、宗教或文

    化集团的特权的其他障碍——比如工业国家里对有色人种的

    歧视，可能是少数人维护这种障碍，但多数人对少数人保持

    这种障碍也是同样可能的。当然，还有“阶级战争”，现在预

    计雇主和雇员将彼此进行这种战争。

    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在促进某种分化，因为政府通常都从

    某一个集团得到支持。有反对地主和城市的农民政府；反对

    农民和工业家的地主政府；白人至上的政府、反白人政府、奴

    隶主政府、天主教政府、新教政府、资本家政府、劳工政府

    等，事实上，所有政府几乎都是建立在人类之间可以想像得

    到的一切分化的基础之上的。“中立”政府从未存在过。某些

    最好的极权主义政权试图在各阶级之间保持公允的面貌，但

    是，即使保持公允也不过支持现状而已。民主政府要装得公

    允没有极权主义政府那么容易，因为大多数的选票总是倒向

    那些能够鼓动起最大热情的人，除非选民已有一种容忍和理

    智的传统。

    我们感兴趣的是阶级剥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关的几

    点是其对社会流动性及对积极性的影响。奴隶制、农奴制、财

    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及以等级、出生、种族或宗教为基础

    的一切划分都减少了纵向流动性和职业之间的流动性，从而使社会无法利用一些优先人才担任高级职位，迫使它依靠一些庸才来担任本来可以由优秀人才来担任的职位（第三章第

    三节（二））。这一点的重要性如何取决于特权阶级的大小及

    其气量如何。如果它的人数很多，它可以为所有高级职位提

    供所需人才。如果它气量大，它会破例起用被排斥在外的阶

    级的最优秀人才，甚至可能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而破例利用

    聪明的奴隶、犹太人或其他下层人民的才华，同时把其余人

    牢牢置于俯首听命的地位。为了繁荣，只需要有少量的纵向

    流动，只是下层集团中最优秀人才的流动。但是，为了繁荣，

    需要更为广泛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最好是人人都积极

    地充分利用自己面前出现的机会。

    对于从前的农奴、奴隶、农民及大多数其他下层阶级的

    人缺乏积极性带来的影响，现在已经普遍取得一致的看法。对

    积极性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目前时髦的阶级战争，即雇主和雇

    员之间的战争上。目前，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在朝着对资本

    家课以重税，利用这种收入来向雇员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这

    个方向前进。这种政策的两个部分都受到了攻击；攻击对资

    本家征税的理由是这样做不利于投资，攻击提供社会服务的

    理由是这样做使工人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以及直接为工人的

    孩子的教育或者为防止失业、疾病等保险提供经费。从理论

    上说，由穷人掠夺富人可能会葬送繁荣，这是毫无疑问的；实

    际问题只是在什么限度内这样做才是安全的。（历史上的事例

    有：对公元前2500—2000年期间埃及繁杂的衰落的原因所进

    行的一些非常可疑的猜测，对公元3世纪任意征税在破坏罗

    马帝国的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所进行的同样可疑的猜测，海地革命的后果的有关例子也是可疑的。如果罗马帝国的例子能够成立，从中得出的结论大概是起破坏作用的是任意征税

    而不是高额征税。企业界大概能够使自己适应几乎是任何水

    平的征税，如果它知道该期望什么的话。至于腐败，具有破

    坏性的可能是无法预料的东西：就像罗马人受到的突然征税

    一样。）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停滞既可能是掠夺富有

    创业精神的少数人造成的，也可能是剥削多数人造成的，至

    于哪种情况适合于这些类别则仍然是不可知的。

    第四，政府由于对同外国人交往设置障碍可能妨碍经济

    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外贸常常是经济加速发展的起

    点的原因（第五章第三节（二））。外国人带来了新技术、新

    趣味、资本和不断扩大的市场。他们也可能带来剥削。但是

    如果为了防止剥削而把他们完全关在门外，国家也同样失去

    了他们带来的刺激。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会情不自禁地阻碍同

    外国人的交往，因此排外是笼络人心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另

    一方面，同样有一些软弱的政府，它们签订协定，为了一点

    小利而向外国人出让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任由外国金融家摆

    布而失去主权（第五章第二节（三）和第六章第二节（三））。

    只有最好的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目

    前，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处在对19世纪的帝国主义作出反应

    的状态之中。它们讨厌外国资本和外国管理，它们急于做的

    是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的剥削，而不是利用目前的机会。

    第五，政府由于在公共服务方面花钱不够而阻碍经济的

    增长。发展需要公路、供水、教育、公共卫生等等。如果有

    足够的机会让私人企业来弥补这种不足，这一缺点并不严重。

    政府做的一切事情，私人公司在某个时候也都几乎做了，其中包括修筑公路、提供警察、消防和仲裁。实际上，在公共服务的大多数领域，私人企业是开路先锋，政府只是后来才

    介入的。但是，它们在各地介入以后，都把这些服务从私人

    企业家那里接管过去了，因为各地似乎都认为，“公共”服务

    还是由“公共”当局操办好。无论如何，不管是否需要由政

    府来操办这些服务，它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是发

    展足够的公共服务，因为这些服务是其他事业发展的必要基

    础。

    政府也有重要的开拓工作要做，而许多政府却没有这样做。它们需要做多少事情取决于它们的私人企业家的人数、质量和冒险精神。国家越落后，政府开拓的余地越大。（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伯利的经济活动及日本政府19世纪末期的经济活动。）需要由政府来支持研究、请移民来建立新工业、保护新兴工业、支持外贸工作、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低息提供信贷等等。因此，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的政府不管是由于懒惰还是由于哲学信念，采取自由放任的态

    度，那是不幸的。这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英殖民帝国

    的不幸。对大英殖民帝国的剥削比对历史上其他任何帝国的

    剥削都少。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贸易特惠没有加以

    限制，没有征收贡赋，在经济生活中没有什么等级制度。和

    平建立了，腐败现象减少了，司法公平地实施了，外贸前进

    了，公共服务建立和扩大了。但是，这个帝国在经济上失败

    了，原因正是它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在农业方面，没有教

    农民学会新方法，也没有向他们提供新的种子或肥料；在工业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扶植新的制造业，没有帮助它们

    度过发展中的困难阶段。因此，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始终是缓

    慢的，与受到其他福利措施鼓励的人口增长速度差不多。并

    不是所有现代帝国都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

    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放弃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一系列非

    常有趣的措施，可惜为时已晚，无法赢得臣民的忠诚。比利

    时人在刚果实行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看看它的结果是很有意

    思的。

    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是，政府对管理经济过分热情也可能

    会阻碍它的增长。科尔伯特认为有必要规定布的宽度，苏联

    政府认为有必要压制私人零售业。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

    取代人民的积极性和常识，所以一个不许人民发挥积极性和

    运用常识的政府必然会限制经济的增长。例如，苏联把经济

    成就归功于中央计划，但这是错误的。它的成功是由于高度

    的资本形成，就像日本取得的成就一样，而日本并没有采用

    俄国的计划方式，而且通货膨胀率也没有俄国那么高。如果

    苏联允许人民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消费者用同样的钱得到的

    服务的质量就会好得多，农业的产量就会高得多。政府在经

    济生活中的问题是在计划过多和过少之间以及在国有化过多

    和过少之间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这里不宜对这个问题扯得

    过多，因为本作者在以前的一本书中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其次，政府如果把过多的社会资源用于做自己的事情

    ——修建纪念碑、市政厅、金字塔、公园、公路、学校或其

    他公共服务——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政府所有的活动几乎

    都间接有助于增加其他产出，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些活动产出多些，有些则少些。如果政府把大量的钱用在自己的服务上，就可能把本可以投资在私人部门并产生更大效益的钱用光。在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里，有时有人为这种大手大脚的花钱辩护，理由是，如果不把劳动力用于这些方面，他们也是失业的。诚然，如果在使用剩余劳动力时不同时使用其他稀少的资源——物资、机器等，那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此外，即使浪费地使用剩余劳动力不减少其他产出，有成果地使用这种劳动力则会增加产出。如

    果有剩余劳动力，用它来扩大灌溉系统比用它来造金字塔好。

    如果作为政府经费的税收是用挫伤积极性的办法征来

    的，那么政府大量用钱除了实际浪费资源外，还可能阻碍经

    济增长。这基本上是一个方法问题。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得

    把很大一部分收入交给别人，他们可能不愿意作出额外的努

    力；这一点还不能绝对肯定，因为作用可能是一样的，即为

    了达到想往的生活水平，有必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这可

    能是一种反作用。如果人们作出这样的反应，按产出比例征

    收所得税和土地税就会妨碍积极性，如果这些税收比方说高

    于三分之一，情况也许会更其如此。但是，如果征收间接税

    而不是直接税，这种影响基本上可以避免。纳税者通常不知

    道他购买的物品的价格中含有多少税收，所以只要税收的消

    极影响是心理上的，采用间接税而不用直接税的办法就可以

    避免。（我们在前面的第二节（二）中已经看到，间接税可以

    同直接税一样进步。）

    此外，税收的变化可能比税收的绝对水平更为重要。人们讨厌增加税收，对任何增税可能都是反对的，直至在他们头脑中的印象消失为止。如果增加的是间接税，效果则可能是使人们增加努力，而不是减少努力。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一）中所看到的，随着人们做出努力的报酬的增加，他们工作的时间减少了，因为他们用不断增加的收入买来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提高税率的效果必然是增加努力，如果所征的税是间接税的话。人们还特别讨厌税务机关可以随意变化的反复无常的税收。如果不是根据收入而是根据商品征收的税收稳定，人们就会使自己适应任何水平的税收，使自己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因此，高税率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同贫瘠土壤或其他贫乏的自然资源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是一样的；生产率低可能激励人们作出努力，也可能使人们泄气，或者与人们的努力毫不相干；对此我们也说不准（见第二章第三节）。（对提高税率的影响感到有把握是可能的，但是对实行高税率的影响则仍然不得而知。因为对一种税的眼前的反应和最后的反应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因此，如果征收的是间接税，如果避免变化，那么在长期内税收可达到的比例并没有简单的限度，比如25％或50％。所以，如果人均实际收入增加，边际间接税增加的幅度大于平均间接税，那么政府的份额将一直增加，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提高，而且由于税收未变，大多数人对此将漠不关心。因此，高税率如处理不当可能会挫伤积极性，但如使用适当的方法，可能不会影响积极性。高税率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实际负担是，它可能把本来可以作为效益更高的投资的资源用光。

    浪费资源的极端的例子是把资源用于不成功的侵略战争，或用于虽取得成功但得不偿失的战争。战争降低了资本形成的速度，使许多有才华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丧生，加强具有军事头脑的人对具有经济头脑的人的力量，而且与群众的看法相反，对刺激有用的发明毫无作用（见第六章第三节（三））。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最近的例子是德国；谁能怀疑如果德国人能避免1914年和1939年的战争，他们现在还会繁荣得多？

    政府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方面就是这些。显然，施政得

    当是很困难的，所以丝毫也不奇怪，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历

    史上经济都未取得增长，而一些最繁荣的国家由于官场腐败

    而走向衰落。政府花钱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控制既不

    可太严，也不可太松；主动性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对

    外国人既要予以鼓励，又不可受其摆布；既不允许阶级剥削，

    也不助长阶级战争，等等。看来有些国家在度过这些对立的

    危险方面比另一些国能干得多。其原因何在呢？

    （二）　治国才能的背景

    需要研究的不是持续一二十年的治国好坏的偶然时期，

    而是持续一两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特征。所有国家在不同时期

    都会有或好或坏的政府，不管总的施政情况是好、是坏还是

    不好不坏。延续一个世纪以上的好政府往往会自行长期延续

    下去，因为它为官员们确立了很高的行为标准，这会成为国

    家的传统，影响后代的行为。同样，不好的政府长期执政会

    减少建立好政府的可能性，因为新的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就

    是低标准，无优良传统可循。因此，在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任

    何时期，人们基本上可以根据它以前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来解释官场的品德。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国家有比较好的政府或比较糟的政府的历史。

    我们得再次研究一下自然资源及其与人的品质可能的联

    系。有些人认为，有些种族的治理能力比另一些种族强。如

    果从文化意义上使用“种族”一词，这不过是重述了我们正

    谋求解决的问题；如果从生物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种假

    说在我们对不同民族的遗传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前，不可

    能再前进一步了。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情况否定了这样一

    种观念，即有利于建立好政府的基因有特殊的地理分布。关

    于气候的假说也无济于事。看来，在世界各种气候中，在各

    个种族中，在自然资源贫乏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各种条件下，都

    有好政府和坏政府。人类对资源的反应不能用资源本身来解

    释。

    自从柏拉图以来，政治哲学家们一直试图从体制形式的

    角度来解释出现好政府的原因，他们说，在民主制、专制制、

    仁慈的独裁制、君主制成某个哲学家或当时的风尚所支持的

    任何体制的条件下，好政府存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对

    历史很熟悉的话，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意

    大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2500年以前，其间经历过每一种

    体制。要排出任何一种体制——比如说民主制时期、君主制

    时期或独裁时期——并说意大利在这种体制下始终比在其他

    体制下治理得好，那是不可能的。这同样适用于有文字记载

    的历史更长的希腊、埃及、印度和中国。好政府需要把统治

    者的智慧和被统治者的拥护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并不是君

    主、民主派或独裁者所垄断的。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制度的牵制作用或体制形式的重要性。民主形式的政府如果对执政者的权力予以充分的限制，就能消除统治过严的弊病。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民主体制都包括充分的限制，即使最好的宪法

    也无法保证选出一个好政府。政府的质量与其说取决于政府

    的形式，不如说取决于被统治者的素质。

    20世纪的制度理论有时候提出自治的要求，以此与帝国

    主义相对立。但是，为了尊重历史，我们不能说，国家实现

    自治时就一定比被别国统治时治理得好。正相反，历史上最

    幸运的一些时期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帝国，在广泛的地区内

    实现和平，提供范围相当广泛的公共服务的时期。20世纪诞

    生的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比它们所取代的帝国主义政府具有某

    些优点。它们不那么倾向于自由放任，在落后的条件下，自

    由放任是不合适的。它们比较关心农民的福利，更加迫切地

    想保护农民不受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大多数民族主义政

    府反对种族歧视和妨碍本地人进取心的其他限制。它们有时

    候能够在强调自尊的基础上唤起参与发展的热情，而在它们

    以前的帝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有很大的

    缺点。它的稳定程度低得多，有时候甚至不能维持国内的秩

    序。它们作为一个阶级（有个别例外）比它们的前任腐败。它

    们往往同城市利益过多地牵连在一起，非常愿意以向农民征

    税为代价来增进城市的利益。它们很容易产生排外主义。它

    们所取代的帝国可以在宗教、阶级和种族之间保持崇高的中

    立，它们却往往放弃这种中立，而进行自相残杀的斗争，等

    等。在支持自治的人中间，有些比较玩世不恭的人支持自治

    的根据是，“自治比善于治理好”。当然，不能根据下面这一点来支持自治，即自治始终会带来比别的办法更好的治理。

    对待我们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态度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同

    一种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员都是同一种族，信仰同一宗

    教，使用同一语言，他们就会减少争吵，可能养成一种宽容

    的习惯。如果财富也广泛地分配，没有巨富和赤贫，政治生

    活就会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同一种文化虽然会消除产生某

    些斗争的原因，但不能保证政府会积极地或明智地行动。此

    外，一些最好的政府却是比较公正地统治着许多种族、宗教

    和文化的帝国政府。宽容是在许多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对那些相信原罪的人来说，好政府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

    始终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因为人类无法防止政府走向导致经

    济停滞的某个方向。于是，野心勃勃的国家就会情不自禁地

    发动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在几十年内，可能会带来收获，但

    是最终会使国家毁灭（第六章第三节（三））。或者如果和平

    保持了几十年，官僚们就会出来过分增大政府开支，沉重的

    税收会把国家毁掉。或者控制经济和纠正错误的欲望过于强

    烈，无法抑制，大量的控制条例会窒息个人积极性。或者政

    府不可避免地卷入阶级纠纷，干扰企业家，把农民置于农奴

    状态，支持剥削或者限制积极性。如果我们这样看问题，那

    么鉴于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及等待着不谨慎的政治家的无数的

    诱惑，令人感到奇怪的倒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好政府多么少，而

    是与此相反，好政府多么多。

    如果我们想在本书中找到了解人类历史的线索，我们是

    找不到的。也许线索是不存在的。我们对人类行为作出的每

    一个解释本身只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每个民族作出了某种选择，答案通常要从该民族的历史中去

    找。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有那种历史，我们就会重

    新回到神秘莫测的宇宙中去。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答案

    都得依靠历史。如果一个国家在适当的时候很幸运地拥有正

    确的领袖，它就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归根结底，历史只不

    过是人们对他们时代的挑战如何作出反应的记录。所有国家

    只要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决心，都有它们可以抓住的机会。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

    经济增长可以在不产生任何不利条件的情况下实现，那么人

    人都会完全赞成。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有其实际的不利条件，

    人们根据其对利弊的不同估计对经济增长采取不同的态度。

    他们可能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而喜欢在稳

    定的社会中盛行的那种态度和制度。或者即使他们适应增长

    社会的制度，他们也可能不喜欢由稳定社会转变为增长社会

    的那个过渡过程；因此，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增长

    带来的好处与增长造成的动荡的代价相比是不值得的，或者

    增长应当逐步实现，这样社会就有尽可能长的时间来适应经

    济增长所需要的变化。我们首先谈增长的有利条件，然后再

    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以及在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动荡的角度来

    考虑增长的代价。

    （一）经济增长的好处

    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

    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把财富和幸福联系起来是很难的。幸福

    来自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随遇而安，乐观开朗和不为未来

    担心。财富增加的财力如超过财富增加的欲望，会增加幸福，

    但情况不一定如此，还没有证据证明，富人比穷人幸福，或者个人的幸福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在获得财富以后，不再随遇而安，而是对财力和前途更加担心了，那么财

    富会减少幸福。的确有一些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只要经济

    增长来自机警地捕捉经济机会，那么与人们不那么关心增长

    的社会相比，幸福必然会少一些。证据表明，美利坚合众国

    精神上的动荡比其他国家严重得多，即使考虑统计报告中的

    差别，至少可以相信，自杀率高同在一个已经富有的社会中

    追求更大的成功的努力是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增

    加财富会增加幸福，我们也不能说，增加财富会减少幸福，即

    使我们能这样说，那也不能成为反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理由，

    因为幸福并不是生活中唯一的好事。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目的

    是什么，但是，如果是幸福，那么演变可能老早就停止了，因

    为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或比鱼更幸福。人与猪的差别在于，

    人有控制自己的环境的更大的能力；而不在于人更加幸福。在

    这一较量中，经济增长是十分可取的。

    经济增长的理由是，它使人类具有控制自己环境的更大

    能力，因此增加了人类的自由。

    我们首先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到这一点。在原始

    阶段，人类得为生存而斗争。他们经过极其艰苦的劳动，从

    土地上得到仅够维持生活的东西。每年，他们有几个月的时

    间忍饥挨饿，因为当年的收获吃不到下一个收获期。他们经

    常遭到饥荒、瘟疫和传染病的危害。他们的孩子有一半不到

    10岁就死去了，他们的妻子到40岁就是满脸皱纹的老妇了。

    经济增长使他们能够摆脱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技术的改进

    减少了劳动量，增加了食物的数量和品种。饥荒消除了，婴儿死亡率从30％下降到3％；死亡率从4％下降到1％。霍乱、天花、疟疾、钩虫病、黄热病、瘟疫、麻疯病和肺病完全消失了。因此，生活本身摆脱了一些自然威胁。并不是人人都

    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你认为活着不如死了好，最好是不

    生，那么你就不会认为经济增长使死亡率下降这一事实了不

    起。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很原始，以致理所当然地认为，活

    着比死好。

    经济增长也使我们有了选择更多空闲时间的自由。在原

    始状态，我们仅仅为了活命就得拼命劳动。经济增长以后，我

    们就能希望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或更多的物品，实际上，我们

    的确希望既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又有更多的物品。如果贫穷的

    农业国与富有的工业国相比，会得到一个相反的印象，因为

    在农业国，当天气不利于农业的时候，在一年的很大一部分

    时间里，人们都无事可做，而在工业国，人们一年到头都正

    常地劳动；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比较。如果我们不是用工业

    去与农业相比，而是用富国的工业部门与穷国的工业部门相

    比，同样再对这两类国家的农业部门进行比较，我们将会几

    乎毫无例外地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每个部门的劳动时间

    都会缩短随着使用的机械力量的增加，劳动的艰苦程度也会

    减轻。

    另外，经济增长除了使我们得到的货物和空闲时间增加

    以外，得到的服务也会增加。在最穷的社会里，为了获得粮

    食，需要有60％或70％的人从事农业，而在最富的国家里，

    有12—15％的人从事农业就足以提供好一倍的营养标准。因

    此，越富的国家就越能腾出人来从事其他的活动——当医生、护士和牙科医生；当教师；当演员和表演者；当艺术家和音乐家。哲学家们所珍视的许多“高等”活动——艺术、音乐、

    研究哲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随着经

    济的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生产粮食的基本任务，社会才

    能开展那些活动。诚然，只需要较少的剩余就可以支持艺术

    活动，一些最高的艺术成就是在广大群众还很贫穷的社会中

    产生的。上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扩大了欣赏和实践艺术的机

    会，而不一定会对最好的艺术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什么影响。但

    是，且不说最高的艺术，群众的空闲时间以及欣赏以前只供

    极少数人欣赏的奢侈品的机会无疑大大增加了。今天，听最

    优秀的作曲家的作品的人比莫扎特或巴赫时代听他们作品的

    人多得多了，看伦勃朗和埃尔格雷科的作品的人也多得多了。

    从这些变化中，妇女得到的好处甚至比男人还多。在大

    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妇女是苦役，在家里做那些在比较先进

    国家中已由机器做的事情——连续几小时碾磨谷物，走好几

    里路去提水，等等。经济增长把这些任务及其他许多任务——

    纺织、教育孩子、照顾病人——交给外单位去做了，那些单

    位专业化程度高，资本雄厚，具有大生产的一切有利条件。在

    这个过程中，妇女摆脱了沉重的劳动，不再关在家庭的圈子

    里，终于得到了成为完全的人的机会，可以像男人一样进行

    思考和发挥才能。男人可以辩论经济进展对他们是否有好处，

    但如果由妇女来辩论经济增长是否可取，这无异于辩论妇女

    是否应该有机会不再当牛马和加入人类的行列。

    经济增长还使人类能够享受更多的人道主义。例如，在处于仅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时，那些自身难保的人哪有能力顾及旁人，最弱者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人们才会越来越关心麻疯病患者、精神错乱者、残废者、盲人及其他不幸者。关心病人、无能者、不幸者、寡妇和孤儿的愿望在文明社会里不一定比在原始社会里强烈。

    但是在文明社会里，可用于这一目的手段比在原始社会里多，因此，事实上，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就多。有些人对这种做法感到不安；他们认为，保护那些在竞争性的斗争中不能自立的人是违背社会的优生利益的，他们认为，除非使这种人失去生育能力，否则长期的后果将有伤生物元气。但是，这种人目前仍占少数。

    在那些目前的政治欲望超过资源的社会里，经济增长可

    能特别重要，因为经济增长可能会防止否则可能会出现的难

    以容忍的社会紧张局面。例如，在英国等某些国家内，工人

    阶级或他们的发言人不断要求增加工资，不断要求增加住房、

    教育、卫生和其他设施的开支。如果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均

    收入保持稳定，一个集团的欲望只能靠牺牲其它集团的利益

    来满足，这必然会导致内乱。在当今的民主时代，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都处在这样的阶段：除非迅速增加人均产量以使资

    源更接近于欲望，否则严重内乱不可避免。经济增长的这一

    方面给政治家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难怪各地的民主政治家

    都深信促使经济迅速增长的迫切性。同时必须承认，经济增

    长并不是总能减少斗争。相反，经济增长可能会打乱比较平

    稳的社会关系，引起嫉妒和欲望，引起阶级、种族或宗教冲

    突。这同那种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增加幸福的看法有关。经

    济增长也不一定能增加政治自由。它增加独裁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控制人的思想和通过组织严密的警察机构来控制人身自由的机会。所以不能说经济增长一定会改善政治关系。

    欲望和力量不相称的另一个方面在国际地位低的国家的

    政治态度中可以看到。现在处于殖民地地位的人民渴望独立。

    人口众多但收入低微的独立国家渴望在国际会议上获得较高

    的地位。不管是对是错，这些国家的人民认为，如果他们更

    富一些，尤其是如果他们富得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他

    们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就会增加，他们的国民和他们的生活

    方式就受到比较多的人的尊重。有些民族主义者对现代世界

    的反应是敬而远之，要求他们的人民恢复旧的生活方式。但

    是，已经掌权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认为，需要使经济迅速增

    长。许多人认为，各国在财富或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别是

    引起战争的根源，如果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是很大，世界

    就会更加接近和平。这种看法非常可疑，因为经济迅速增长

    的社会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进攻邻居。无论如何，战争的原因

    是多种多样的，是同经济考虑间接有关的，所以从对和平或

    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角度来讨论经济增长的理由是没有助

    益的。

    有时候人们说，期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不断提高生活

    水平必然是幻想，因为其后果只会使世界累积起来的矿物和

    燃料库存迅速枯竭。这种说法所依据的两个假设都难以肯定。

    第一个假设是，人的才智到适当时候就会枯竭，无法找到新

    的东西来取代已经用光的东西，由于我们懂得了原子的性质

    以及从一种元素到另一种元素的转变，这种假设越来越可疑

    了。第二个假设是，子孙后代会对世界的资源有同样的要求。

    为什么我们为了使今后几世纪的人类生活再延长一世纪左右而应该保持贫穷？难道没有同样充分的理由使目前几代人充分利用他们发现的资源而让不知多少世纪以后的人去自己照

    管自己？即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也还有另一点

    理由，即把矿物和燃料迅速用光的并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而是最富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言之有理，可将其视为对欧

    洲和北美的劝告，叫它们不要再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但是

    如果用以劝告亚洲人和非洲人继续保持目前的贫困，那其说

    服力就差远了，因为亚洲人和非洲人目前对累积的资源储藏

    量的利用是微不足道的。

    （二）贪得无厌的社会

    如果不用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上述好处，几乎人人都会

    赞成。但是许多人认为，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态度和制度本

    身是不可取的；他们喜欢属于稳定的社会的那种态度和制度。

    首先，他们不喜欢节约精神，而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

    一。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增长最快的社会就是人们用心通过

    增加利润或降低成本来捕捉经济增长机会的社会。看来，这

    种节约的倾向，除非同或者为了财富本身或者为了财富带来

    的社会威望或对别人的权力而取得财富的愿望联系起来，否

    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仅仅为了减少艰苦劳

    动和增加空闲时间来享乐或从事精神活动的愿望，也很有可

    能产生这种倾向。可以说，节约是一种美德，因为憎恶浪费

    和最充分地利用资源就像憎恶谋杀和照顾寡妇和孤儿一样，

    都同样是人类的神圣职责——事实上，关于才能的寓言就是这样说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关心和爱护资源或关心和爱护消逝的时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这些人会说，节约使人

    在精力和幸福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它不是美德，而是

    邪恶。他们可能承认有责任履行节约或进行足够的劳动，以

    便达到某种为健康和舒服（一个含糊的概念）所需要的最起

    码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会说，超过这个程度的努力节约是

    不值得的。此外，即使那些承认节约是美德的人也可能同样

    对下面这个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感到遗憾，即只有在与

    物质主义的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联在一起时，才能发现

    这种美德。希望教孩子们最充分地利用他们得到的资源和机

    会（节约的美德），同时不要希望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东西

    （避免贪婪的邪恶）是可能的。如果这样做了，如果教育是卓

    有成效的，那么经济仍然会增长；只是这种增长不表现在越

    来越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上，而表现在在物质水平不变的情况

    下，空闲时间越来越多上；如果也不让这种空闲时间造成越

    来越大的无所事事的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还必须教孩子

    们在利用空闲时间时既不要无所事事，又不要生产商品和劳

    务。实际上，这样探讨问题是不可能取得很大结果的，因为

    这是以假设人性与目前的人性不同为基础的。人都希望增加

    财富，希望节约和无所事事。所有这些欲望从本质上说似乎

    都称不上美德或邪恶，但是如果不顾别的责任、义务或权利

    极端地追求某种欲望，其结果就会造成个性的不平衡，也会

    损害他人。对一个社会来说，“过于注重物质”和“注重物质

    不够”同样是可能的。或者，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是可取的，

    但是肯定不能增长得太多（超过了对精神或社会健康有益的程度），正如不能增长得太少一样。

    关于个人主义，完全可以说同样的话，这是经济增长受到攻击的第二个原因。看来，如果个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利益及他们较近的亲属的利益，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而

    如果他们与广泛得多的社会义务网联系在一起，增长的可能

    性就会小一些。这就是经济增长无论作为原因还是作为后果

    都与下列现象联系在一起的道理：大家庭和联合家族制度的

    消失，以地位（奴隶制、农奴制、等级制、年龄、家庭、种

    族）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逐步消亡并为以契约和机会均等为

    基础的制度所取代；社会高度的纵向流动性；部落联系减少

    及对社会集团的要求的承认普遍减少。这是又一个不能用把

    一种说法的一面看作是美德而把它的另一方面看作是邪恶的

    方法来解决的问题。所有个人都应有某些权利，应当保护这

    些权利不受一切社会要求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

    属于一个集团或一系列集团，集团的存在是为个人的社会健

    康所必要的，而集团的继续存在则取决于个人承认集团的要

    求并忠实地接受它的权威。在过去的500年中，个人主义的

    发展有其不好的一面，但是也产生了可贵的起解放作用的影

    响。因此，不能攻击经济增长与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好像

    人类关系中的唯一的好东西就是部落主义、社会地位、大家

    庭关系和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对经济增长的第三种攻击是由于它与依靠理性联系在一

    起。经济增长依靠改进技术，而当人们对自然和对社会关系

    均采取理性的态度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改进技术。现在理性

    的头脑是可疑的，要么因为它被认为会导致宗教上的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要么也因为它被认为与接受权威是不相容的。至于宗教信仰，我们时代的弊病是否是由于对上帝或各种神仙

    的信仰的衰落造成的，或者我们时代的弊病是否比以前宗教

    信仰比较普遍的时期的弊病还大，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

    是，无论如何，说相信理性的重要性与相信上帝是矛盾的，那

    是不对的。不能以理性的手段来证明或否定上帝的存在，所

    以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最有理性的人也不应相信

    上帝的存在。理性并不损害宗教，而是损害权威，只有当宗

    教是以权威为基础时，理性的头脑才对宗教是敌视的。但是

    在这个意义上讲，理性的头脑对科学同对宗教一样敌视；因

    为它敌视任何这样的企图，即说什么目前的理论是不能从下

    而上重新进行检查的，或者只有首创者才有权利怀疑它的可

    靠性。但是，在这里，对待理性的态度也应当同对待物质主

    义和个人主义一样；在两个对立的方面中，只把一个方面看

    作是美德是找不到真理的。因为正如物质主义和精神力量都

    是可取的，社会同样需要理性和权威。美好生活的基础应是

    把对立的原则编织在一起，而不是拒绝某些原则，只利用另

    一些原则。

    第四种攻击是那些不喜欢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规模

    增长的人发动的。首先，规模经济表现在分工和使用机器上。

    有人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不喜欢机器制造的产品，而喜欢

    熟练手工艺人制造的产品。经济增长破坏了旧的手艺。虽然

    它创造了更多的新工艺、机器工艺和其他工艺（因为专业化

    大大增加了工艺的范围），但是许多人仍对旧工艺及旧的手工

    产品的消失感到遗憾，对新工艺的发展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丰富而便宜的产品并不感到高兴。专业化原则本身也受到攻

    击，因为专业化使人们不得不反来复去做同一件事情，不管

    是往螺栓上拧螺帽、巧克力装箱、在大学里反来复去讲同样

    的课、练习音阶或是去掉附录，这必然是枯燥无味的，直至

    人们非常习惯于自己的职业，以致不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

    也可以应付自如。

    规模经济还表现在他们自身的管理单位的规模的扩大

    上。因此，商业部门、管理单位及其他组织的规模也扩大了。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再拥有工具，变成了无产者。大规模

    的组织也带来了特殊的社会紧张；这种组织必须按等级管理，

    这就意味着少数人发号施令，多数人俯首听命，不管你花多

    大力气去使这一进程民主化也没有用。这样的组织还必须找

    到某种方法来分配工作和报酬，这既要行之有效，还要被认

    为是公正的。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管理大规模组织而又不引

    起动乱，因此，许多人认为，没有这种组织反而好。

    人们不喜欢大规模组织还因为它实行严格的纪律；日复

    一日，人们必须同时起床，同时到达工作地点，做大致同样

    的事情和同时回家。有人认为，这使生活枯燥单调，使人只

    起机械的作用，像是大轮子上的颗颗齿轮。他们不希望把人

    拴在时钟上，而希望每天有更多的选择自由，虽然他们根本

    不清楚个体劳动是否就不是时钟的奴隶，或者按时劳动是否

    就令人遗憾的。

    大规模组织的经济还使城镇得到发展，当这与增加人均

    实际收入联系在一起时尤其如此。与对农产品的需求相比，这

    增加了对制成品和劳务的需求。因为反对大城镇是与喜欢农业职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实际上是反对技术进步。因为

    正是技术进步使一个国家只需15％的人就能生产出全国所

    需的口粮，如果我们要回到需要70％的人来生产粮食的时代

    去，我们就得放弃农业科学教给我们的一切，或者我们必须

    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每周10小时左右。正是农业的技术进步使

    城市职业增加，但是大规模组织的经济使这些城市职业集中

    在越来越大的城市内。这是否是不可取的，根本不清楚。大

    多数人如果有机会在城镇或乡村工作，都选择在城镇工作，这

    就是城镇以乡村为代价得到发展的原因；只有少数人喜欢乡

    村而不喜欢城镇，在谴责城镇的人中，有许多人实际上却千

    方百计避免生活在乡村。如果城镇是匆匆忙忙兴建起来的，没

    有适当的规模或管理，它们的确可能破败不堪、单调、丑陋

    和不卫生；但是当今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新城镇（或者

    甚至老城镇）不能像乡村那样漂亮、优美、卫生和令人鼓舞，

    而且还能提供任何村庄所望尘莫及的广泛得多的锻炼身心的

    机会。

    最后，对经济增长感到遗憾的可能是因为它依赖收入的

    不平等。存在这种依赖性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如果对艰苦的

    劳动、自觉的劳动、技术活、负责精神和主动性不给不同的

    报酬，那经济增长将会是微小的或出现负增长。在任何具体

    情况下，现有的差别是太大还是太小是可以争议的，这只是

    从大于或小于为取得人们希望的增长率所需的差别这个有限

    的意义上说的。但是，正如苏联的统治者很快发现的，无可

    争议的是，即使根本没有差别，经济也可以取得较大的增长。

    现在在这方面反对经济增长的部分理由只不过是说，在某时某地，现有的差别大于为取得当时的增长水平所需的程度，是

    由于社会组织的缺陷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说法仅

    仅是主张改变社会制度（继承财产、拥有土地、税收、受教

    育的机会等等），以便改变收入或财产的分配，而不降低经济

    增长率。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差别程度，

    即使完全承认缩小差别会降低增长率，也是不能接受的，例

    如，如果不支付以当地标准来衡量很高的薪金，就请不到外

    国教师或技术人员，或者如果不给国内外的开拓型企业家赚

    取和保持远远超出当地认为是“合理”水平的利润的机会，他

    们就不愿意发展。在这种问题上，对经济的考验就是供求关

    系的考验：“合理的”差别就是为取得所需要的技术或主动性

    而客观需要的那种薪金或利润。但是在这一考验中“合理

    的”东西根据某种其他的价值或社会正义标准来衡量就“不

    合理了”。

    从这一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增长的某

    些所谓代价根本不是增长的必然结果——比如，城镇的丑陋

    和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二，某些所谓邪恶从本质上说实际上

    并不是邪恶——比如，个人主义、说理或城镇的发展。像在

    人生的一切方面一样，这些事情可能会做得过分一些，但是，

    这些事情从本质上说，是同其对立面一样可取的。但是由此

    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即经济增长率过高可能不利于社会。经

    济增长只是许多好事中的一件好事，我们可能会做得过分一

    些。过分的增长既可能是造成下列现象的原因，也可能是下

    列现象造成的结果，这些现象是：过分追求物质、过分的个

    人主义、人口过分流动、收入过分悬殊等等。社会决意提高增长率，使其高于目前的水平，并不一定明智；如果它们这

    样做，他们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但是也会在社会和精神方面

    付出很大的代价，可能的得是否超过可能的失，这必须尽量

    根据每一种情况分别加以估计。正因为经济增长有得有失，所

    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态度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有两重性。我们

    要求消灭贫困、文盲和疾病，但是我们又拼命抓住我们所喜

    欢的信念、习惯和社会安排不放，哪怕这些东西正是造成我

    们感到悲痛的贫困的原因也罢。

    （三）过渡问题

    如果要在已存在几百年的增长率很低、经济多少处于停

    滞状态的社会里实现经济增长，那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问题。

    因为这需要改变信念、习惯和制度，虽然等到新的信念、习

    惯和制度实施一段时间并牢固地扎下根的时候，可能会达到

    一种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比静止的旧的社会平衡优越的新的动

    态平衡，但是过渡时期可能会出现暂时的但却是非常痛苦的

    情况。

    其中比较明显的情况之一是改变人们的劳动习惯。例如

    假设在一个非常原始的国家里发现了铜，而在那个国家里，人

    们都有自己的土地，这使他们都能过上自己感到满意的生活，

    虽然卫生、物质或文化水平都很低。这些人不愿意去铜矿劳

    动，他们可能不会自愿去铜矿就业，尽管领取的工资会使他

    们在铜矿劳动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如果迫使他们到矿

    上劳动，他们因此而创造的财富可能会使他们的物质福利、卫

    生、教育和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再假设在最初受强迫后，他们过一段时间会非常喜欢这种新的劳动，非常欣赏高水平和非常瞧不起以前的生活方式，以致到适当时候，在取消了强

    迫以后，他们也会乐于到矿上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暂时采

    用强迫手段是应该的吗？这个抽象的例子绝不仅仅是学术探

    讨，因为它同非洲某些地区发生的情况极为相象，在那里人

    们被迫去矿上或种植园劳动，不管是由于他们的首领发布的

    命令还是因为这是挣钱来交纳为迫使他们到这些地方去劳动

    而强加给他们的税收的唯一办法，或者是因为他们被从自己

    的土地赶走。实际情况比我们的抽象例子所列举的事实更为

    复杂。因为还有个事实是，那些采用强迫手段的人这样做首

    先是为了自己发财，而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造福非洲人。在

    有些情况中，还有一个事实是，非洲人甚至得不到物质上的

    好处；与此相反，他们以前的村庄在经济上遭到毁灭，他们

    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而他们自己则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的

    简陋房屋内，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一样贫乏。我们在本调查

    报告中始终强调，有可能取得表现为人均产出增加的经济增

    长，但大多数人的境况并未得到改善，因为增加的产出只使

    少数有势力的人发了财。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会同意，这样的

    发展是不道德的，会谴责以牺牲许多人为代价使少数人发财

    的经济政策，不管这种政策会使产出有多大的增加。但是这

    种情况同我们研究的抽象例子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这种例子

    的假设之一是，增长的结果会大大提高参与者的物质水平和

    文化水平。因此，到一定时候，他们自己会喜欢新的生活方

    式而抛弃旧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例子，人们的反应是不同

    的。有人反对强迫的理由是：他们说，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好，都不应强迫人们为自己或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去劳动。有

    人则以幸福为理由，他们说，即使人们喜欢新的生活方式而

    抛弃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境况实际上也未有任何改善，因

    为他们并不更幸福；因此，他们进行痛苦的过渡是徒劳的，因

    为他们得不到任何重要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

    种论点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幸福是否就是检验变化的适当尺

    度是值得怀疑的。另一些人的反应则不同，他们认为如果强

    迫使被强迫者大受其益，强迫就是应该的。因此，新世界的

    黑人谴责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奴隶制，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所有的人都会对他们的先辈离开西非的丛林村落感到遗憾。

    所以，只要世界存在下去，也总还会有一些政治家和国务活

    动家会毫不犹豫地为了被强迫者的最大利益而强迫他们的公

    民去从事某项事业。

    可以强迫到何种程度的问题目前十分尖锐，因为苏联已

    经表明，一个残酷无情的政府如果愿意严厉处置那些反对它

    的计划的人的话，可以很快地提高它的实际产出。所有不发

    达国家都正受到共产主义或其他宣传的引诱，想放弃自由来

    换取经济迅速增长的前景。这种引诱带有某种程度的欺骗性。

    它们被告知，失去自由是暂时现象；“无产阶级专政”——或

    者国家元首、军队领导人等等的专政——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其后将是“国家的消亡”；但是，我们十分怀疑，一旦抛弃了

    自由，是否还能轻易恢复。这种引诱也不能保证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产出可能迅速上升，但是独裁者可能决定将产出用

    于别的方面，而不是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十

    分明显的是，无需用专政的办法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一两个不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缅甸和加纳——已经表明，

    它们有决心和勇气来找到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受到普遍信任

    和支持的领导人可以在民主的范围内这样做。该由其他民主

    国家来表明，它们也能这样做。

    另一个痛苦的过渡是，必须在社会关系方面进行过渡。公

    理和权力的对立、从地位到契约的转变以及从社会稳定到社

    会纵向流动的转变都会打乱目前的关系，在阶级、宗教、政

    治服从或家庭联系上都是如此。如果过渡以暴力革命的形式

    出现，那显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不发生暴力革命，过渡

    也同样是痛苦的，因为它会破坏目前在各个方面存在的期望

    和权利。许多人因此而反对经济增长。一些人认为，旧关系

    同新关系一样好，或者甚至更好，他们不喜欢新的家庭关系

    的自由、“普通人”的所谓“权利”及旧的融洽的社会关系遭

    到破坏。另一些人虽然并不认为旧关系特别融洽而喜欢新关

    系，但是仍然怀疑新旧差别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显

    然，这个问题只能用人们赋予下面这些问题的价值来解决，即

    知识增长、机会的质量、卫生标准提高、寿命延长及经济增

    长的其他成果。

    再者，在道德价值方面也必须进行过渡。在旧的社会，从小就向孩子灌输一套行为、责任和忠诚的准则。新的社会则有其不同的准则。一个社会中的好行为可能是另一个社会中的坏行为。责任和忠诚由一批人和机构转向另一批人和机构——由年龄组转向工会、由首领转向雇主或者由家庭转向一般的顾客。假以时日，新准则可能会确立起来，可能会像旧准则一样运用自如，但与此同时，社会可能会经历一段痛苦时期，在此期间，在新道德确立以前旧道德已被抛弃。这种过渡过去特别痛苦，因为我们不理解发生什么情况。如果旧社会的道德和新社会的道德都是众所周知的，如果那些负责确立或捍卫社会道德标准的人（尤其是牧师、教师和议员）有意从变革一开始起就宣传新道德，过渡就会容易得多。但是，

    首先我们只是到最近才了解这些问题，特别是了解道德准则

    与某种社会和经济形式的联系程度。其次，那些捍卫社会道

    德标准的人常常把捍卫旧准则看作是他们的职责，他们敌视

    变革，把新准则看作是不道德的。第三，即使终于把他们争

    取过来支持新准则，他们的许多权力也会在过渡阶段消失，因

    为人们依靠公理的程度提高了，而且对这些卫士迄今所捍卫

    的制度和惯例失去了信心。因此，新准则不是靠制度或权力

    实施的，而是逐步地和一点一点地为人们所接受的。新信仰

    和旧信仰不协调地交错在一起。当人们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

    情而受到嘲笑、指责或惩罚时，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和难

    以理解。

    在一个社会由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

    时，痛苦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不进行改革，否则就不

    可能完全避免过渡。谁也做不到这一点。倾向改革是人的天

    性。因为人从本质上说是好奇的，因此不断积累知识，这就

    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人也不会满足，他希望得到比已有的

    更多的东西，或者到处活动，或者羡慕邻居的地位或资产。人

    还有一种冒险感和造反感，前者使他利用各种机会，后者对

    等级关系则始终是一种挑战。因此，想制止社会变革是浪费

    时间，对一切现有制度都必定消失感到遗憾是浪费感情。因为社会变革正产生于人的天性中那些使我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部分。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防止变革，但是我们可以加快变革

    或阻碍变革。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变革的速度既可以太快，也

    可以太慢。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问题不是适当的产出增长

    率，而是由一种社会态度和制度转变到另一种社会态度和制

    度的过渡期的适当长度。因此，不易作笼统的概括；既有充

    分理由说明应很快完成过渡，也有充分理由说明应该有足够

    的时间进行调整。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进行阻碍的机会。由于过去80年中

    所达到的世界联系——通过轮船、帝国主义、飞机、无线电、

    移民、好莱坞和报刊进行的联系，在每个社会——甚至西藏

    也不例外——中，经济变革的力量已经在发挥作用。特别是

    两种情况使得人们必须加快增长速度，而不是加以阻碍。其

    中之一是，欲望的增长速度比产量快。另一个情况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快。

    在整个不发达世界，现在欲望已大大超过产出，差距在扩大。人民大众开始认为，他们的贫困是不必要的，改变忠诚可以结束贫困。少数人认为，靠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贫困的面貌，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抛弃他们的地主、雇主、牧师或目前的政治统治者。一些政治家也有很大的欲望，不管是想提高本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还是想提高本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现在欲望和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会引起失望，而由于失望，几乎一切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许多人担心，结果会出现“共产主义”（一个不再有确切意义的名词）。有些人担心本地的各种“法西斯主义”会扩散（对这个词的解释必须包括许多东方国家传统的军阀主义以及拉丁美洲的“元首”）。另一些人再次看到了这种明显的可能性：力量将转入宗教狂热分子之手（转入毛拉、马哈萨巴，拉比等人之手）。因此，许多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把迅速提高产量的措施置于非常优先的地位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是否有筹集资金的勇气及必要的内外支持，那可能是值得怀疑的。在任何情况下，欲望是否不会继续超过产出，那也是值得怀疑的。但是那些认为加速生产会影响社会关系和道德准则因而是错误的人，通常忘记下面两件事，即这些关系和准则已经在迅速变化以及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对现有格局造成的危险可能比加速生产更大。

    人口方面的困境甚至更难避免。不受外部影响的不发达国家的人口似乎是稳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按目前的标准来衡量都很高。一旦一些国家进入了现代世界，从而消除了本地的饥荒和实施了公共卫生和医疗，死亡率便会迅速下降，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内，可能从40％下降到10％。因此，为了赶上人口的增长，每年的总产出必须开始增加1％或2％或3％。此外，除非有大量的土地，否则还必须采取步骤来大大降低出生率，就像降低死亡率一样。但是看来这几乎肯定需要使产出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因为限制家庭规模的大多数理由最后都归结为需要提高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无法选择限制生产增长的道路；相反，在通常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几乎每一个国家内，情况都是当前的生产增长率还不足以使人口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那些主张限制生产增长的人又往往忽视了人口方面的情况，忘了人口爆炸的后果对现行社会结构和道德准则的破坏性可能比任何可能的产量增加的后果大得多。

  •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1-4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定义　第二节　方法论　第三节　布局
    第二章　节约的意愿　第一节　对商品的欲望（一）　禁欲主义（二）　财富和社会地位　（三）　有限的眼界　第二节　努力的代价（一）　对工作的态度　（二）　冒险精神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第三章　经济制度　第一节　得到报酬的权利　（一）　非物质报酬　（二）　资产的经营管理　（三）　劳动报酬 第二节　贸易与专业化　（一）　优点　（二）　市场的规模　　（三）　组织　第三节　经济自由　（一）　利己主义和集体行动　（二）　纵向流动　（三）　市场的自由　第四节　一些事例　（一）　宗教　（二）　奴隶制　（三）　家庭　（四）　农业组织　（五）　家庭手工业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一）　变化的过程　（二）　变化的周期
    第四章　知识　第一节　知识的增长　　（一）　科学前的社会　（二）　发明和研究　第二节　新观念的应用　（一）　对革新的态度　（二）　知识和利润　第三节　训练计划　　（一）　先后次序　（二）　农业技术的推广（三）　工业的能力倾向（四）　企业管理
    第五章　资本　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第二节　储蓄　（一）　储蓄的必要性　（二）　国内来源　（三）　外来资金　第三节　投资（一）　制度基础　（二）　起点　　（三）　稳定性　（四）　长期性停滞
    第六章　人口和资源　第一节　人口和产出　（一）　人口的增长　（二）　规模和产出　（三）　职业 第二节　国际关系　（一）　国际贸易（二）　移居国外（三）　帝国主义
    第七章　政府　第一节　企业的体制　　（一）　政府的职能　　（二）　生产计划　第二节　公营部门　　（一）　政府开支计划　（二）　财政问题 第三节　权力和政治　（一）　通往停滞之路　　（二）　治国才能的背景
    附录　经济增长是否可取？　（一）　经济增长的好处　（二）　贪得无厌的社会　（三）　过渡问题

    序言

    本书并不想提出有关经济增长的新概念，而是试图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关的基础。研究经济增长新概念的论文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作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并已列举在本书的书目提要部分。像本书这类著作看来颇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已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而且全面论述这个主题的著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世纪未见问世。最后一本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巨著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48年出版。此后，经济学家变得聪明了，他们极为明智地不再试图在一部著作里论述范围如此广泛的主题，甚至由于他们力不胜任完全放弃了这个主题的某些方面。作者之所以敢于探讨这个广泛的领域，部分是由于压抑不住好奇心理，部分是考虑到当今政策制订者的实际需要；但作者认为，尽管本人对多数的课题免不了论述得十分肤浅，但主要是自己鼓足了勇气敢于向持有挑剔眼光的公众提供这部主题浩瀚的著作。
    本书书名易被误解为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而每个因素又各有一整套理论。研究土地使用权的理论，与研究新思想传播、贸易周期、人口增长、或是政府预算等理论并无多少共同点。作为本书书名也许用经济增长的“种种理论”更为恰当些，可是也同样易被误解为本书的目的在于评述经济增长的文献。我不是要制定一种理论，而是勾划出一幅蓝图。研究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头绪万千，除非对这个主题有一个总的观念，否则容易迷失方向。这也算是我请求读者原谅本书肤浅的一个表白。由于目的不同，绘制地图所使用的比例尺各不相同。若是专业刊物上登载的文章，它的比例尺相当于1英寸等于1英里，那么本书的比例尺更近乎1英寸等于100英里。这一点对读者了解本书也是有用的。
    促使作者编写本书是好奇心理和实际需要的结合，它决定了本书的格局。好奇心理要求对人类历史的进程进行哲理上的探讨，而实际需要则又要求写成为指导行动的一本手册。
    由于作者对两者感到同等的兴趣，所以本书的内容既不会适合只注重哲理的人，也不适合要求明确下一步怎样行动的人。看来，一部著作必然会反映作者的个性及其多种多样特征。
    一部著作还必须反映作者的写作手法。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重概括，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则重视具体的事例。我为了充实本书，很想写入两三个有关经济增长或经济停滞的实例研究材料。怀着这样的心愿，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古埃及、希腊、罗马和伊斯兰国家的资料，更不用说中国、日本和中世纪末期的资料。可是实不相瞒，在阅读了这批资料以后，尤其是在阅读公元1500年以前时期的资料以后，我从中得到的乐趣超过了知识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对早期经济史的确切了解太少了。要把一个涉及本书全部内容的实例写得充分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写成一篇单独的论文。我与曼彻斯特大学研究部成员吉锡拉·艾斯纳尔夫人密切合作，她正在写一部有关1830年至1930年牙买加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著作。那部著作到1956年出版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是一部与本书实例调查相配合的论著。
    我受到了许多朋友和熟人的慷慨大方的协助。在东南亚、非洲、加勒比海，这些朋友抽暇陪同我观看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交换了意见和殷勤地款待我。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我还要感谢许多国家的学术界的朋友与我进行了无数的谈话，以及寄来了源源不断的刊物上的文章。彼得·鲍尔先生、马克斯·格拉克曼教授、Ｊ．Ｍ．洛先生、Ｊ．马尔斯博士、Ｋ．马丁博士、Ｒ．Ｈ．普雷斯顿牧师、Ｐ．罗森斯坦－罗丹博士和Ｍ．Ｎ．斯里尼万斯教授等诚挚地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详尽的批评意见。他们的评论使我得益匪浅，但同时，在某些章节方面我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写法，尽管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或容易引起误解的。我的秘书多拉·沃克登小姐付出了大量劳动，耐心细致地为书稿打字。我深切地感谢她的耐心。
    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为了我写作此书需要宁静环境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深情使我感激不尽。
    阿瑟·刘易斯1954年7月于曼彻斯特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定义

    本书的主题为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书中所述并非全是对专门名词下确切的定义；不过对它们的意义加以评议可能是有益的。
    首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主题是增长，而不是分配。
    有可能产出也许增长了，而人民群众却反而比以前更为贫困。我们必须考虑产出的增长与产出的分配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分析增长，而不是分配。
    其次，我们关心的主要不是消费，而是产出。有时产出也许增长了，而消费却在下降。原因或许由于储蓄增长，或是由于政府为其本身的用途而消耗了产出。我们必须考虑产出、消费、储蓄和政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是从产出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消费增长的角度来进行探讨的。

    关于产出的定义，我们留给国民收入理论家去探讨。但仍有不少难题：即在对比一个年度与另一个年度的产出时的指数问题；又如何决定什么算是产出，什么算是产出的成本；还有零售分销、广告或运输等费用的增加应算作为产出的增加，还是仅仅算作为提高专业化的成本？此外，若是消费者过去为其自身需要所付出的劳务（如缝制衣服）现在转移到工厂去，这算不算产出的增加？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应付学究式的评论家，不至于说我们不关心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解答它们。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测算产出，而是产出的增长。在本书中，任何关于商品和劳务的产出的定义只要前后一致，均可应用。
    但是，产出的定义必须与商品和劳务相连，即与按老框框所下的“经济”定义的“经济”产出相连，而不是与福利、满足和幸福等一些概念相连。一个人很可能在获得大量自由使用的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反而不如以往幸福。对有些人来说，常常会发生上述这样的情况，对某些群体也可能如此。不过，本书不是一本研讨人们是否应有或需要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论著，本书关心的仅仅是如何能获取更多的商品和劳务的各种方法。作者认为拥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是件好事，可是本书的分析不完全建立在这个信念上。为了着重指出本书论述的是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产出是否可取这个事实，特将有关产出是否可取的观点放在本书结尾的附录中加以论述。
    其次，我们应划分产出与人均产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人口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毋庸说是我们主题的一部分。但我们将不仅仅关注人均产出，而且关心每小时劳动的产出。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可能不同于人均产出，因为人们劳动的小时有长有短。或者人口中劳动的人数有多有少。我们将探讨所有这些问题。
    探讨问题的单位是集团。最通常的是国家集团，即从特殊的统计概念上说的集团，关于它的活动应有公诸于众的单独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或是独立的人口普查资料。对国家集团所下的这个定义只是为了便于能使集团这个词近乎说明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民，而不触及区分它是殖民地政府、联邦政府抑或是其他类型的“一个”政府的难题。在探讨许多问题时，上述定义有时也适用于其他集团，例如少数民族集团、地区集团等。
    最后，应当指出，我们还经常使用简略词。本书中一再提到“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这个词过于冗长。我们在不少场合将使用“增长”或是“产出”，甚至间或为了有所变化而使用“进展”或“发展”。不论使用哪个短语都应当了解为指的是“总人口的人均”产出的增长，除非上下文中明确地说明或指明是谈的总产出。

    第二节　方法论

    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方面在于人的行为。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只有在自然资源影响到人的行为时才论及自然资源。这就是说，自然资源的贫乏显然使人均产出的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各个不同国家财富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用资源的贫富来解释。但是，也很明显，有些国家拥有大致相等的资源，可是它们的发展却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就有必要探讨影响经济增长的人的行为的差异。

    对人的行为应从不同的层次进行探讨。因为增长既有近因，也有这些近因的起因。近因主要分三类：首先，是厉行节约，即降低任何一种特定产品的成本，或是设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资源后，提高产量。这类节约的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从试验到冒风险；从职业性的流动到地理性的流动；以及专业化等，这只是一些主要的表现。若是不作出节约的努力，无论是由于缺乏节约的愿望，或是由于习俗和制度挫伤节约的努力，那就不会出现经济增长。其次，是增进知识及其应用。这个过程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近几个世纪以来产出增长加快显然与生产上知识的积累和应用的加快有关。第三，增长有赖于人均资本额与其他资源量的增加。这三类近因虽说在概念上可以明确地加以区分，但是却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的分析是从这些近因的背后加以探讨，为什么在有些社会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另一些社会则不；或是在某些历史时期，这些近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在其他历史时期则起的作用较小。我们要问，什么样的环境对促进增长的力量的出现最为有利？这个阶段的探讨又可细分如下：一是我们必须探讨哪类制度对增长有利，而哪类制度对努力、革新和投资是有害的。接着我们将进入信念领域并探讨哪些原因造成一国建立的制度有利于增长、而不是不利于增长？其中部分原因是否可从不同社会对商品和劳务具有不同的评价中得到解答，这种评价又同对非物质上的满足，尤如对闲暇、安全、平等、良好的情谊和宗教的助人为乐等的评价有关。必须确定精神与物质价值冲突的程度以及这些制度对其所作出的反应，特别是对正当的生活方式的看法。再进一步探讨藏在后面的原因将与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关。什么原因造成一个民族的一套信念对增长或多或少比较有利，而不是另一套信念？形成不同的信念和制度是由于种族不同，抑或是由于地理上的差异，或者仅仅是由于偶然的历史事件？

    这些问题都是互相适合与否的问题：即什么样的制度或信念或环境适合于经济增长，可是还存在演变的问题。信念和制度是怎样转变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利于或有害于增长的转变？增长对转变又有何影响？增长是否为累积性的，即是说增长一旦开始，信念和制度会不可避免地趋向于进一步促进增长；抑或增长是否为自我制约的，即是说按辩证的观点，新的信念和制度的建立会不可避免地抵制增长并使其缓慢下来？人类的态度和制度在以往几个世纪里是否存在自我逆转的趋势，使得增长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成为周期性的循环？

    我们在上述所作的分析按习惯说来，其领域应由社会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来加以划分，可是，此类划分即使曾经进行过也从未奏效。因此人们或许期望经济学家研究这些近因，但他们研究的选题极为有限。他们研究了专业化和资本。他们也强调了流动性、发明创造和冒风险的重要性。他们还小心翼翼别出心裁地分析了节约愿望的逻辑含意。有的经济学家进而研究制度；19世纪的经济学家特别经常引证土地所有权、长子继承权以及合资股份公司的立法。但是，到了20世纪的40、50和60年代，这类研究不再时兴了。有人甚至权威地宣称这类题材不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项目。这个领域的其他各个方面属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信仰论者、律师、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研究范围，可是，他们只是发表零零碎碎的文章。人们认为社会学家已把经济制度的研究留给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又将这个课题留给社会学家。正由于普遍的态度是把研究领域留给别人，也许本作者进行通盘考察的大胆尝试将不致于引起他人的忌妒。同样，也许这个领域看来不再令人泄气，假若本书能最低限度地对这个领域的资源和潜力提供一个粗略的概貌的话。

    解答是否适合的问题要比演变问题容易得多。原因是是否适合的问题与经济学和数学的理论相类似，它采取的方法是从简单的前提中进行推论。因为依据一两个简单的概括就不难看到有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更能促进增长。

    有关这类概括包括：假若人们重视额外的产品，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否则就不；又假若他们投资所获的成果归己所有，他们很可能就会投资，若是投资的成果成为公共财产，他们就不会投资；或者说假若他们可以自由而不是无权购买或租赁合作的资源，他们就会投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能用数量表达（至少在概念上）的问题，他们一直应用演绎法，因而也就应用数学方法来加以处理。然而信仰和制度与增长适合与否都非数学上的问题，所以近年来我们竭力避开探讨这类课题。不过演绎法仍然是可以应用和有成效的。

    近年来经济理论家所从事的最出色的一些工作涉及经济增长稳定性问题。经济学家以资本主义制度与其习惯为出发点，他们建立了各种数学模式，这些模式或是摇摆不定、或是从数理逻辑上升到一个极限、或是最终从增长转向长期的衰退。取得这些结果是因为将各种系数和各种参数之间的关系应用于储蓄的趋向、出生率和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等问题。这项工作必然也促进统计调查，从而发现何种关系和系数对近代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经验最为适用。这项工作主要研讨的领域是适合性问题，而非演变性问题。它企图显示有哪些关系和趋向以及这些关系和趋向与稳步增长适合的程度；但并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系数是这样的，或为什么这些系数过一段时间会起变化。上述研讨的成果对进行短期分析是不可短缺的工具，可用以研讨某一集团在一段短时期内的历史，在这段时期内，基本的制度和态度均被认为变化不大。但是如果我们要进行趋向变化的长期研讨，或是想进行集团或国家之间差异的研究，那我们通常就不得不超越当今经济理论的界限进行考察。

    在将演绎法应用于研讨制度和增长是否适合的问题时，我们必须避免偏见的危险性。一种很自然的倾向就是认为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有关联的事物也一定必然与所有其他社会的事物有关联。利己主义与增长的关联就是一个重要的实例。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比大多数其他社会较少承认社会义务。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倘若个人所获得的成果将只归于他自己本人，他就会作出节约的努力。但倘若这些成果将与他的远亲家族，或全体家族来分享，或是与宗教或政治领导人来分享，或是在利己主义社会里与不会自动地被承认的提出要求的其他成员来分享，那么人们是不会如此努力节约的，这种假设也许是错误的。阻碍西欧进步的制度也许有助于另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这种社会考查努力的价值完全不同，对有无价值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们除了进行观察，无法防备这类偏见。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力求断定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人们哪些行为是共有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得出基本的概括，这些概括可以作为不同社会的对比，并且还能进而用来对制度作出评价。

    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有些制度和信仰可能适合于增长，但是它们并不互相一致。例如，经济增长同国家把20％的国民收入投资于公共资本形成是适合的，或者同私人企业把20％的国民收入投资于私人资本形成是适合的。但在同一个社会里国家投资20％于资本形成，而私人企业也投资20％于资本形成，这种可能性值得怀疑。在分析社会变迁时，制度之间的互相适合性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记住。

    研讨适合性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保持自己的信仰。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从人的头脑深处产生的。有人曾经尝试说明一个社团与另一个社团具有不同态度的原因。可以从不同的宗教信仰来回答，但这仅仅重申难题所在，因为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某一宗教、具有某一教义，又为什么在某一地区接受这种宗教，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接受。还可以从自然环境、气候和种族不同来回答，如果这些都解释不了，那么也可以用历史上偶然事件来回答。有经验的社会学家懂得这些问题在目前知识的状况下肯定是无法回答的，也许永远也回答不了。也不要期望本书能作出回答，不过本书将扼要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将以相当的篇幅阐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适合性问题，以及态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但当我们进而探讨态度的本身、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为何它们会起变化时，我们迟早会遇到了解人类历史的局限性。

    社会演变问题甚至比适合性问题更难于回答，因为演绎法对解答这类问题的帮助要小得多。我们必须考查事实，以便了解某些事物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何发生的，这就是说，对历史的数据，我们必须应用归纳法。

    每个经济学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他不满足于经济理论的演绎基础，并颇有把握地意识到从研究历史事实中可以取得对经济进程更完整的见解。这种直觉合乎情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到真正想掌握历史事实时，热情便会消失。原因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历史事实本身极为有限。我们这样说的意思首先是指，在极少数的国家，在近几年来拥有足够数量的历史纪录；同时即使拥有大量的纪录，我们未必能确切肯定所发生的事件。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指理论家感兴趣的“事实”并非发生的事件，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同时历史可以记载所发生的事件，但很少可能记载下为什么发生事件。这些记载可能表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所认为的发生事件的原因。不过，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大多数事件（特别是制度和信仰的缓慢变化），只有少数的当代人知道发生了这些事件，而且大多数记载下来的对所发生事件的原因的见解使我们不得不持有保留的态度。
    因此，历史并非由事实组成，而是由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见解所组成。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的见解一般说来颇为可靠，当然也有触目惊心的例外，因为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是对历史的证据进行筛选。不过，他们对发生事件原因的见解通常只不过反映了他们个人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决定了挑选哪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实。多数经济史学家在阐明经济事件时是依据流行于他们写作时期的经济理论（甚至更糟的是依据流行于正当他们作为大学生学习经济理论时的经济理论），紧接着一个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必然会带来大量依据新的理论而重写历史的新的史学文章。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对他所发现的事实是否与这个或那个假设相适合提出看法是应该的，也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当社会学理论家求助于事实时，即求助于历史时，他所寻求的事实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寻求的事实，其意义显然是完全不相同的。
    可是我们的难处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即使发生的事件是一清二楚的，但仍很难从这些事实中引出社会理论来。每个历史事件都有许多起因。事件也许会重演数次，但是起因一般说来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本身决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仅指出一点即会明白，因为每个相继出现的事件其背后又有了一段历史。于是问题在于确定哪些原因比其他的更为重要。若是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可以测量的，我们有时可以运用统计的方法将其结果列出方程式，使每一起因都有其分量（系数）。不过，倘若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不可测量的，那么我们就得回到个人判断的领域。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个人判断就更为困难。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通晓全部历史（包括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通晓全部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都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以至于使他确信，他的理论是以足够数量事件的对比为依据的，可以证实他的概括是正确的，他每次所取得的全部事实也是正确的，他的概括不会被他没有考虑的类似事件所驳倒。
    因此，社会演变理论的基础决不能像化学和生物学的理论的基础那样可靠，后者的理论可以诉诸于反复的实验。两者的差异也许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因为以推理为主的自然科学理论往往由于发现新事实而被推翻。但是历史的事实比经过反复实验的事实不可靠得多，这是程度上不同的一点，实际上又是本质上的差异。
    不能由此推断我们不去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人类是一种好奇的动物，不设法进行了解与我们的天性相悖。不过我们应努力对我们提出的论点持谦虚态度，并应承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都是初步的。
    演变理论的形成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低级的研究是我们试图发现事物如何发生变化和发生变化的原因；到了高级研究，我们就要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低级的研究是社会理论家的主要任务，可是高级的研究当然最为激动人心，同时也可以说是最为愚蠢。
    社会理论家在进行低级研究时试图发现重大的可变因素、它们有关的份量以及它们之间如何同时和及时地相互联系在一起。到了高级的水平，社会理论家就要预测全部可变因素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这点又使得进行预测成为不可能。
    大多数的预测只不过是方法的实际运用：若是我们说答案取决于ａ到ｚ可变数的行为；并且我们假设ａ到ｇ保持不变，而ｈ到ｒ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能预测结果将是如此这般，为了能对将要发生的事件进行预测，我们必须知道所有可变数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必须知道在特定时间内是否将会发生战争、地震，或产生流行性感冒，或在某一关键时刻某些有影响的人士诞生或逝世，或者发生影响事件发展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事件。这类事件许多事先是无法得悉的；即使可以事先得悉也绝无一人能够提出一种方程式体系，将千百万决定未来的可变数都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只能对“假若……那么……”的变化作部分的预测。这类例证有：我们在实际运用某些经济动力学问题时所运用的差数方程式；又例如李嘉图的经由人口和报酬递减律走向停滞的经济增长理论；又例如熊彼特的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预测。这些方法上的实际运用往往似乎会超过预期效果，因为不少作者自己并未察觉，或者他们未能向读者交代清楚实际运用假设的基础。他们通常也不能正确地预测未来，因为他们弄错了系数，或是系数起了变化；或者因为弄错了可变数的关系、或可变数关系起了变化；或者因为被忽视的新的可变数变成了重要的因素。用不着对这些实际运用的失败感到难为情，因为只有找出假设不充分的原因，我们才能期望对社会变化的状况和缘由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
    在本书写到社会变化的缘由时我们具有充分的信心，但是写到社会可能往什么方向变化时则信心不足或者说毫无信心。关于变化的过程存在少数已充分确立的概括——比如说谁最可能是革新者、模拟的作用、抵制变革的根源以及增长的逻辑过程等等。这些概括看来在下述意义上可以普遍应用，即今天社会变迁的过程与二千年前的大致相同、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中也大致相同。因此，在写到这些事件时，我们可以把人类全部历史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围，而不必去寻求社会组织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这种情况与我们研讨适合性问题大致一样；人们对待财产、报酬、或生儿育女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可是不同的社会具有足够的共同观点使得我们有可能推演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普遍规则。因此，倘若发生了变化的话，我们能够说出变化将是怎样发生的。但我们无法预见到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方法论的这一导言也许会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本书没有采用其他经济发展分析中可以看到的探讨途径。我们不相信有可能说明某个社会制度将会如何发展，因此，我们不像李嘉图、马克思、汤恩比、汉森或熊彼特那样陈述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我们不相信每一个社会存在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是从原始阶段进到封建社会，再进入交换经济，因此，我们不步孔德、马克思、赫伯特·斯潘塞或韦伯的后尘。我们的全部预测的基础要脚踏实地得多，即探讨富裕国家在发展中所发生的变化将在多大程度上也许可望在较贫穷国家里重现，如果后者发展的话。有时我们能颇有把握地回答；例如，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将下降，或者说地位观念的关系将不断让位给契约关系。在别的方面，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比如说，预测生活水平提高后，出生率是否会下降，或者预测战争是否为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本书大部分章节的内容是指明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并探讨一些后进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步先进国家的后尘。至于对先进国家本身，我们认为无法预测它们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因为我们不相信人类的未来是受我们认识的或能够认识到的不变规律的支配的。

    第三节　布局

    关于经济增长著作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选择的问题。鉴于所研讨的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从任何问题入手都无关大局。本书一开头就研讨节约的努力以及决定努力势头程度大小的信仰和制度。其次，本书进而研究知识对增长所起的作用以及研究便于知识的累积和传播的方法。关于人均资源的探讨则从资本这一章开始，然后在人口这一章中继续探讨。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向研究国际贸易，因为它是人口资源分布比例不同的结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是一个单独的主题，实际上它从属于每个章节，但是考虑到政府的重要意义，把政府问题单独放在最后一章来研讨是适宜的。每一章的处理方法是相同的：从适合增长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经济关系、制度和信仰；从演变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事物为何产生变化、如何发生变化以及是否能够看出任何趋向。

    在经济增长的种种因素中，我们对我们的主题进行这样的划分使得有必要经常强调几个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因为任何一个方面的进展将会导致其他方面的进展。比如，倘若能从国外得到更多的资本，它多半与新技术有联系，而且很可能影响制度和人们态度的格局。如果发现了新知识，必将刺激投资，同时制度也将会受到冲击。若是制度自由化了，人的努力将会增加，同时应用于生产的知识和资本也将会更多。
    社会变化是累积的，不同的因素会起到相互加强的作用。尽管有这种内在的相互关系，仍有人断言，某一个因素比一切别的因素更为重要。例如，亚当·斯密和一大批自由经济学家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主要在于有正确的制度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就不怎么需要关心作出努力的意愿，知识的积累和资本的积累，因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天生的反应，只不过受到了错误制度的抑制而已。在另一方面，马尔萨斯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主要障碍乃是缺少需求，今天可以理解为“低估与业余闲暇有关的收入”，这个观点至今仍有不少附和者。另外一个学派则坚持认为技术不熟练是妨碍增长的瓶颈环节；例如，杜鲁门总统对不发达国家的计划宣称，不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那里所需要的主要是技术援助。还有另一学派则认为，资本是个瓶颈环节，他们宣称只要有了资本，就可以得到新技术，他们还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敌视经济增长的所有制度都将改变或废弃。最后，还有一个学派则把重点全都放在自然资源上，他们实际上主张每个国家应根据其自然资源来筹集资本和建立制度。由于这些不同的重点，“不发达”一词就具有不同的含意。一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的原因可能有：与其他国家比较它的技术落后；或是它的制度相对来说不利于投资；或者说与西欧相比，它的人均资源较低；或者是由于人均产出较低；或是它虽拥有可贵的自然资源（矿产物、水力和土地），但尚未开始利用。一个国家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不发达，但在别的意义上则不能算不发达，但事实上这些指标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因而当人们互相指责对方提出“不发达”一词时应用其二含义而不应用别的一些含义时，就会感到奇怪。

    当然，确实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某一阻碍增长的因素可能比其他因素更为突出，这就是说这个缺陷在这一点上是最突出的，或者说从这点出发比从其他点开始要容易。例如，可以设想，有些国家当前主要阻碍其增长的是制度（比如说，腐败的政府或恶劣的佃租法），这就是说倘若制度改变，更多的知识和资本就会涌现，别无他法。同样，也可以设想，在别的地方现行的制度并非经济增长的障碍，主要短缺的是资本。还有其他一些地方，若农民以肥料和良种的形式引进新技术，就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时候需要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问题上而排除其他大多数的问题。不过，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因为倘若一个人成功地克服了一个瓶颈难题，结果常常却又有其他难题会突出起来。如果农民开始用良种和肥料，就需要新的资本来经营额外产出；如果有了资本，抵押和别的投资法必须制订得恰如其分；如果制度改进了，某些别的阻碍增长的因素就会呈现出来。因此，虽则改良者开始时只研讨一个因素，他必须记住若要取得完全的成功，除了他当前关心的因素外，还会牵涉到许多别的变化。

    在本书中，我们把各种增长的起因加以区分只是为了分析的目的。由于这些起因是相互关联的，为了避免误解就必须把本书作为整体来研究；每一句话、每一段落或每一章节应不成问题地看成与别处所写的相联系。若是将上下文割裂开，那就会成为谬误。还有某些题目，如宗教在好几章里都提到了，但每次都是从经济增长的某些不同方面加以论证的。 当人们不得不仔细剖析无法进行解剖的题目时，造成一定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试图把混乱压缩到最低限度，用的方法是在文章里经常运用前后参照的方法，但是若读者希望得到某一题目的全部观点，则必须为此目的使用索引。

    第二章　节约的意愿

    正如我们所已经论述过的，促使经济增长的三个近因为经济活动、增进知识和增加资本。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们先探讨经济活动。

    所谓经济活动，我们意指为提高一定努力和资源的产量，或者为降低一定产量的成本所作的努力。经济活动对经济增长说来是必要的，就是说除非人们尽力去挣得更多的成果，否则他们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成果。增长是人类努力的结果。大自然对人类并不特别仁慈；若是对大自然任其自流，那么到处将出现杂草、洪水、瘟疫和其他灾难，人类通过思考和采取行动才能防止这些灾难。只有接受环境的各式各样的挑战，人类才能通过无数的途径用比较少的努力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产品。

    接受大自然提出的挑战就要乐于进行试验、发掘机会、不放过机会和考虑整个策略。在产生最大增长的社会里，人们的眼光注视着经济机会，并且愿意随时抓住机会。

    目前各个社会互相之间差别极大，这表现在其成员发掘和开拓利用经济机会的程度上。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内部的团体之间（比如说，地区、宗教和种族团体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行为方式之间都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可以追溯到三个明显的原因，即对物质产品和为取得这些产品所需付出的努力的关系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对现有的机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制度在鼓励努力的程度上有不同的看法，不管鼓励的方法是消除作出努力的障碍还是保障个人取得其努力的成果。许多已被注意到的努力上的差别是由于制度的缺陷造成的，那些渴望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改革者主要关心的是使制度进行适当的改变，其手段是通过宣传，或是通过立法。不过在作出努力的意愿方面确实存在着心理上的差别，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分析这些差别。毋庸说态度和制度并非互不相关；我们把两者加以分开的目的只是为了进行分析。

    第一节　对商品的欲望

    当我们说某一团体对努力后取得的商品评价并不很高时，这类差异也许由于对商品和劳务不很赏识，或者认为为取得商品和劳务所需作出的努力的心理代价过高。第一种看法，对商品评价较低可能是由于禁欲主义，或对别的活动的评价更高、或者由于眼界狭隘。第二种看法，我们必须记住经济上的努力包括发掘和利用各种机会的一切手段，不仅要工作，而且还要有能动性和进取精神。我们将依次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的教规公认一个人的消费少于他的同伴是突出的美德。由好几条途径引出的结论认为，消费少是高尚的生活方式。首先，有的教规强调学会压抑个人天生欲望的价值，如食欲、性欲、安逸感及其他满足；它们鼓励各种形式的斋戒和别的苦行作为精神超度的手段。其次，有的教规认为一个人谋生需要消耗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花在修身养性或进行宗教礼拜上；不是所有宗教都持此观点——有的宗教认为工作和祈祷同样受到上帝的赞美，并认为工作是谋取精神美德的一种手段。第三，一个人谋生有时会带来侵犯其同伴的倾向，因而为了避免这种倾向，最好还是尽量限制个人消费。

    大多数的教规对僧侣教士或对别的在职业上从事实施、维护和传播教规的人提出的要求与对凡人俗夫的要求是有区别的。通常要求僧侣教士过贫苦的生活。但即使在理论上也并非总是如此，如在非洲，有的宗教对僧侣并不要求他们比其教徒更为禁欲。此外，这个理论往往并未付诸实践，虽说有不少教会要求其僧侣教士成为禁欲主义的完美典型，可是，有的僧侣教士却过着吃喝玩乐的奢侈生活。促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离是由于教规在僧侣教士与教会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如果教规并不制止教会富裕起来——几乎没有一个宗教反对它的教会积聚财富，那末就很难要求教会里管理财富的个别僧侣教士压抑自己而不去享受一部分财富。

    教规对僧侣教士的要求与对一般凡人的要求，在划分时不可能严格到毫无漏洞，因为虽则僧侣教士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圣洁献身的模范，但教规却仅仅指望一般凡人在某种程度上以僧侣教士为榜样。尽管如此，就禁欲主义而言，教规更多地指望于一般信徒时时或在特定的日子或时期里实行各种形式的苦行禁欲（特别是在斋戒期间）。但在这些禁欲时期结束以后，通常就有相应的喜庆节日或欢乐宴会，信徒们在这些日子里不同程度地进行纵情欢乐是受到鼓励的。不少斋戒节和喜庆的起源是与农业季节有关；在收割前青黄不接时期人们实行斋戒，而当农产品存入谷仓时就举行欢庆以示感恩。

    世界上要求凡人多多少少维护重视禁欲理想的只有印度教和佛教统治的地区，甚至在这些地区这种理想也不见得真正影响凡人的品行。也许在这些国家，有的人原本可能去从事商业，可是却被吸引去过僧侣生活，但到处都发生这种情况。另一可能是这种受吸引过僧侣生活的人在数量上多于别的地区，而且产生“僧侣教士过多”的现象，这只是从有限的经济意义上来解释的，即没有去从事经济事业的人才过多。

    还有普通俗人原本可以利用来作为资本形成的资源却被用来供养比例上不相称的、人数众多的僧侣阶级。倘若情况是这样，那只不过证实了这些地区宗教势力的强大和僧侣生活的吸引力。一个宗教吸引大批社会成员从事僧侣职业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是否强调禁欲主义的美德。地理上距离如此遥远的17世纪的西班牙和当代的西藏据说都是由于僧侣过多而造成了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但是这类说法与调查那些决定多少资源可用来作为资本形成的各种势力更有关系，而与讨论禁欲主义对普通俗人行为的影响关系不大。

    完全可以说这种影响不大。世界上没有一处的俗人们会仅仅由于他们相信提高目前生活水平将凌辱他们的灵魂而不乐意去抓住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机会。也许他们认为不值得花费气力，但这是不同的命题，我们后面还将讨论这一问题。

    如果不涉及到花费力气的话，没有俗人会仅仅由于怕提高消费水平会阻碍灵魂得救而拒绝这样做。因此，若是向印度或缅甸的农民供应高产的种籽或化肥，在他们宗教教规方面没有任何可以阻止他们不去应用这些对他们工作有帮助的事物，也不会阻止他们去享受可能最终取得的优异成果。宗教可能制止人们去追求某些生活方式（这将在以后再讨论），但并不能制止任何人去享受在不触犯教规下所挣来的较高的生活水平。

    （二）财富和社会地位

    在大多数的社会里，禁欲主义与作为攫取权力的手段和取得较高社会地位标志的财富相比，前者的吸引力不如后者。

    摆阔挥霍消费的吸引力是人们熟悉的话题。为了这个目的，即使不能用来享受的财物也有人会想望它们。许多人猎取他们无法享受的物品，仅仅是为了炫耀他们的地位——文学作品里充斥着描绘某些家庭设有钢琴而又无人弹奏它们，不懂艺术的百万富翁却拥有私人画廊，有人牧养牛群不是为了肉食和牛奶而是为了表现其部落的地位，还有例子表明有人获取财物只是为了挥霍或破坏，类似的例证还有，如不少想望的财物只是出风头，而并非为了个人享受。那些从社会地位较低上升到较高的人们，为了切望自己的优越地位受到公认，他们特别热衷于这类炫耀铺张。在工业化国家里的暴发户就十分沉湎于纵情挥霍。在殖民地国家里，由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种族不同，往往可以看到那里的中层和上层阶级热衷于摆排场的挥霍。这是因为他们表现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就是表明，他们与统治者“同等优越”，至少他们能盖得起同样大的住宅，驾驶着同样大的汽车，或者举办同样奢侈的宴席。这类过分的消费常常削弱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使得他们负债累累和减少他们可能节省和投资于积聚财富的钱财数字。

    财富又可作为通往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受到人们的想望，——它可以使人得到收买的权力、政治权势、压服雇员或其他形式的权力。

    但是，财富未必终是通往权力或威望的最轻易的捷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富翁都能进入最上层或靠近最上层的社会圈子。但在许多别的社会里则不尽然。比如说，在印度教社会中受到其他人尊重的也许是僧侣等级的人；又比如说，在古代中国却是有学问的人士受到尊重。在别的地方受到尊重的是军人，或者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才拥有声望。在任何国家里，最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为了出人头地就力求走上能赢得最崇高荣誉的道路：不论是通过战争、狩猎、宗教、官职，只要能盛名于世，他们就走那条道路。只有在经济活动中有成就的组织者能获取最高的声誉，他们才会把自己的心思转向经济活动。苏联建国初期，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受到人们的藐视；当时的荣誉是属于党务工作者、工会工作者或科学家，而工厂经理只受到鄙视。今天的情况却全不一样了。有成就的经理所得的薪金非常之高，并享有住房和娱乐的特权。他们在自己的工厂里不再附属工人，而且跨进了社会最高层的圈子里。

    在某些国家里，对财富的想望要高于别的国家，为生产财富所付出的努力总数是想望财富的函数，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过这只是程度上的问题。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里，财富是可以赢得尊重和声望的，即使在有的国家里时间上存在着差距，即也许要等到第二代才能取得充分的威望。尽管如此，赚钱往往与取得社会地位的其他途径存在着竞争，聪明而富于进取心的青年被吸引到这种生活方式上的比例，部分要视赚钱与其他活动所取得的相应地位而定。因此，有人认为赚钱所取得的相应地位在美国要高于英国，而在英国又高于缅甸。这些地位上的差异部分地说明它们相应的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同样，关于产业革命（不论成功或失败）的大多数分析探究出产业革命前不久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当时贵族、学者和军人的社会地位有差异。例如，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异往往被用来说明为何一百年来两国的经济史差别如此之大的部分原因。同样，西班牙的商业地位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商业地位相比十分低贱，这就是为什么在16与17世纪时，西班牙如此显著地未能开发利用它的经济机会的原因。

    人们一度喜欢将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赚钱的社会地位高与基督教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发生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基督教确实曾谴责把商业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还认为任何人想要发财致富借以提高他本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是有罪的。可是，到了今天增加赚钱机会却受到了更大的重视，大约自从航海贸易扩张的12世纪起，这种情况开始明显起来。随着财富的积累并受到更大的尊重，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已经从事于修正他们的教义以便表明经商和放高利贷并不一定是有罪的活动。到了15世纪发生宗教改革时，这项修正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是表明宗教改革与经济变化之间关系的一个饶有兴趣的例证。关于此点我们还将在第三章第四节（一）中加以充分的讨论。因为宗教反映了经济变化，所以对经济的态度不能全部用宗教来进行解释。另一方面，正因为宗教变革在时间上较慢，宗教信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几乎在每一个社会里，财富、声望和权力是密切相关的。各类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的富人如何使用其财富以及与声望有关连的财富的来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富人们在非生产方面乱花他们的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将财富投资于生产方面。在经济停滞与经济扩展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别并不大，但是富人们将其收益花费在供养门客和修建纪念碑，抑或是投资于水利工程、矿山或其他生产性活动上，却对经济增长率有着巨大的差别。富国和穷国的区别在于生产性投资的习惯，而不在于收入均等的差异，也不在于给予富人尊重的差异。就与财富有关的声望存在差异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财富表现为生产性投资的人们与财富来自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如何。在多数的社会里，地主组成了贵族阶层，只有在经历了重大经济扩展的社会里，那些财富源于商业活动的人们才能与那些财富源于土地的人们取得同样的地位。一个社会生活中的真正重大转折点并不始于尊重财富，而应始于当这个社会把生产性投资及与其有关的财富放在首要地位的时候。

    对待生产性投资态度上的差异，其背后存在着许多因素，我们将在第五章第二节（二）中较为详尽地加以探讨。在这些差异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民族愿望。那些急于求得军事上强盛的国家，或是渴望独立以及对别国进行征服和殖民化的国家，即使仅仅因为战争时的需要，一般也希望拥有经济实力。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国家这种民族主义的雄心正在起着作用。殖民地国家或过去的殖民地国家正在忙于寻求经济增长的起因和制订经济扩展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它们想要提高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也因为它们渴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苏联强制实行惊人的发展纲领而不惜付出使人民遭受痛苦的昂贵代价。英国为了急切保持它的头等强国的地位正在宣扬生产率的福音，等等。国家之间在它们对待财富态度上的差异正在迅速缩小，因为民族主义愿望具有强大的力量。随着其后的可能性研究揭示出至今尚未发现的获取财富的更多机会，上述这种对待财富态度上的差异还会进一步缩小。

    （三）有限的眼界

    到目前为止，我们论证了禁欲主义并非经济努力的障碍，还论证了大多数人向往着财富，不论其目的是为了个人享乐或是为了声望和权势。虽说如此，与其他成功形式的声望相比，在不同的社团里，财富的声望有高有低。我们现在探讨的也许是限制人类想望财物的最重大的因素，即他们的有限的眼界。

    我们想在此指明一点，由于人们了解的和能使用的财物是有限的，因此需要也是有限的。各个社会在局限性程度上的差异是大不相同的，这取决于积累的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习惯和禁忌以及纯粹的愚昧无知。

    我们所谓的物质资本意指享受某种满足所必需的物质环境。这也许是一个自然或人为的问题。因此无法进入水域的人不需要船只。在南北极，冰淇淋不受欢迎，而在赤道无人问津裘皮。住在又小又黑房屋里的人并不怎么想要家具。不通电的地方就无法使用电唱机、洗衣机、电烤箱、真空吸尘器等电器用品以及没有公路的地方无法行驶汽车等等。在多数的贫穷国家里，没有积累的物质资本来维持高水平的需求。那儿个人的房舍既小，又无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供应。其他的资本也同样匮乏。因此，个人能购买和使用的物品极其有限。

    我们所谓的文化资本意指一个社会知识积累的基本情况。例如，要是一个人不能够阅读，那么报纸、书籍和其他需要有文化才能享受的消费品对他来说就毫无用处。倘若一个社会的文化对音乐的欣赏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那么对乐器或音乐娱乐的需求也不会高。同样的，对剧院、电影院、体育场、舞厅等类似的群众性娱乐场所的需求也取决于人民的文化修养。

    第三，需要还受到习惯和禁忌的限制。生活水平低的地方，饮食和穿着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二或以上。然而正是在这些支出方面社会习俗显得颇为重要。所以很难使人们改善他们的饮食，倘若这种改善意味着要吃新品类的食物或用新方法制作的食物的话。同样，服装式样如果得不到普遍赞同，它的市场也是有限的。

    最后，需要还受到愚昧无知的限制。尽管受到物质和文化的基本情况以及习惯或禁忌的限制，但有些产品如果人们懂得它们，他们仍将愿意购买和作出努力来获取它们。可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是缓慢的。

    这些原因部分地说明为什么有些原始社会的人不努力工作，他们并不在乎即使有人提供看来有较高工资的职务。他们不在乎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使用这些钱；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们用这些钱能买来的东西只带来很小的边际满足。这些原因也使得大量收入按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常常被胡乱花掉。他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使用这些钱。尤其是他们不大花费在获取以前所未拥有过的新型物品上，而是花费在购买更多的同样的物品上——如更多的酒、更多的妻子或更多的布匹。

    要是人们的欲望是有限度的，当每小时的报酬增加时，他们很自然地会把投入工作的时间减少。相反，要是欲望是膨胀性的，照推理，当每小时的报酬增加时，人们可能会延长工作时间。在考虑欲望的伸缩性时，我们应区别眼前的和长远的欲望。从眼前的欲望来说，一个人的想法是明确的，他力图保持他的生活水平，也就是他的阶级的惯常生活水平。一旦收益增加，他的直接反应是少工作些，倘若收益降低，他的直接反应是多工作些。然而从长远的欲望来看，他的生活水平是可以调整的。若是生活较前艰难，他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并将工作的时间缩短些；若是生活较为好过，他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将工作时间再延长些。因为不仅生活水平，而且工作小时的多寡都是惯常的。碰上一次变化的直接后果是生活水平多少会有所改变，而工作小时则变化很大；但最终后果是大大改变生活水平，而且工作的小时回复到原来的习惯。

    在原始社会里超过惯常水平的额外收益不能像在先进社会中那样享受，因为可能使用的范围有限。如果某些物品能帮助减少花费更多的气力，那么对这些物品就将有需求：例如自行车减轻步行的需要；枪炮使捕杀野兽、获取食物和保护自己变得简易些；以及容器可以储存水等。额外收入还可使人对其同伴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用来保证选入令人羡慕的职位；进行贿赂；购买奴隶和放债。财物还可以用来炫耀；人们可以举办盛大的宴席；娶更多的妻子；或购买更多的服装和首饰；建造巨大的坟墓；甚至进行放荡的破坏，包括破坏本人的一些器材来使其同伴们加深印象（例如，波利西尼亚破坏渔船）。还有对不实用的珍奇物品的一种短暂需求，它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为了炫耀。所有这些动机当然在一切社会都存在，不论其发展程度的高低如何。原始社会与先进社会的区别在于：首先在先进社会里，人们自己可以较多享用额外的商品，而不仅仅因为它们给予机会向人们进行夸耀、夺取权力或减少努力；其次是可以享用的财物的范围要广泛得多。

    随着物质装备的增加、文化变为更形复杂、常规束缚削弱以及新产品的知识逐步扩散，欲望的扩张也随之增加。而新产品知识的扩散很自然是欲望扩张的关键所在，因为正是这种知识的扩散推动了那些破坏常规与改变物质环境的势力。要了解欲望如何更富于伸缩性，我们必须了解新产品的知识是怎样扩散开来的。

    这是一个仿效的过程。新产品有时只有通过劝说才能售出。国内的创新者、或是从别国带入产品的外国人，在推销时可能劝说人们试用这些产品，然而这些产品一定要等到人们看到别人使用时才会流行起来。所谓别人必须通常是在社会上拥有较高地位的人，然后其他的人才会想到去仿效他们。

    对此也有例外的情况，电视在普通平民中间比在上层地位的人中间扩散得快。虽说如此，一般的规律是新产品先由上层阶级采用，然后下层阶级才接受它们，因为一般只有上层阶级在一开始能买得起新产品并不大受常规的约束。

    因此，扩散的速度首先取决于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它取决于上下层阶级是否互相杂居，因而使得穷人能见到富人消费的状况；抑或取决于富人是否居住在城镇或国家的单独的地区、在对外不开放的私人俱乐部或别的场所享受他们的闲暇生活，并且回避与别的阶级进行社交。此外，扩散的速度还取决于富人是否鼓励穷人模仿他们，或者是否存在某些法律或习惯，阻止穷人去消费富人消费的物品。它还取决于社会流动的程度，因为如果下层阶级的人较易上升，那些升上来的人就会产生某些欲望去采纳富人消费的习惯以便夸示他们改变了的地位。在社交方面上下层互相交往越是民主的社会，努力方面的欲望越有伸缩性。

    与其他困难相比较，新产品推广所受到的扩散上的困难，其程度的大小在各个社会是有差别的。在原始社会中，缺乏装备和像文盲等文化上的落后限制了欲望，而不是对新产品的无知。当这些国家与外界往来被切断的时期，情况就不是这样。但是在今天，当有外国人住在他们中间过着可羡慕的高物质水平的生活时，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会想出花费额外收入的途径，倘若不是嫌他们的房屋小，就会想到电力、煤气和自来水龙头。大量的额外收入流向购置房屋和家具。另一方面，像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下层阶级对获得更多产品的欲望有其限度，可能是由于缺少模仿富有者的愿望，后者拥有电话、汽车、电冰箱或昂贵的衣着。这是因为那个国家的社会的不民主（不是政治不民主）传统使得其下层阶级比美国的相应阶级较易满足于接受他们生活上的物质状况。

    第二节　努力的代价

    关于人对财富的态度就写到此为止。我们以下转入人对取得财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态度。虽然对待财富的态度相同，但如果人们对作出努力的态度不相同，那么他们将仍然会对取得财富作出不同的努力。

    这只不过是说，人除了物质财富之外还珍视其他事物。他们珍视闲暇生活；珍视相互之间的良好关系，各在寻求财富时采取了过激手法，这种关系可能受到破坏；他们珍视友谊以及如果他们改善经济机会必然会失去的那种关系；他们还抱有偏见，阻挡他们去利用一切有利的机会。要是不抱偏见的话，他们是会利用这些机会的。

    （一）对工作的态度

    我们首先探讨对工作的态度。假若人对财物的愿望相等，然而如果工作看来要比不工作艰苦些，那么他们将少工作。关于这点部分是客观问题，部分则是主观问题。

    客观上较艰苦的工作是指如果某一指定的任务使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感到更易疲乏。这也许由于他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他的健康状况和他的环境不一样。此外，主观上较艰苦的工作是指一个人把工作作为生活方式的兴趣少一些。

    种族之间和同一种族个人之间，他们的身体体质是不同的。举例说，在解放黑奴之后，印第安人被介绍去西印度群岛，当地的种植园主比较喜欢印第安人工作循规蹈矩，但在强壮的体力方面他们比较喜欢黑人。这类体质上的差别还不能肯定有多少是由于营养或环境的差异，有多少是由于生物遗传所造成的。不管怎么说，正如上述例子所表明的，乐意工作和身体强弱并非有必然的联系。

    营养不良和慢性病也许是多数不发达国家居民为什么容易疲乏的主要原因。这就形成了一个很难突破的连锁关系，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生产率低下，而生产率低下又反过来使营养不良和疾病的状况继续下去。在这种环境下营业的现代资本主义公司发现如它们密切关怀其雇员的饮食和健康会给它们带来好处。在中非，有的矿产公司对新招收来的工人在派往矿井前先请他们吃几天好伙食。还有不少公司，不限于矿产公司，发放免费的营养配给品，或提供一顿午餐，或至少有补助餐，以便保证它们的雇员吃好吃饱。同样提供免费医疗和保证工人们住在健康的环境里也会带来好处。甚至在先进工业国家，如在美国和英国，许多公司认为提供廉价的中午饭对公司有利，特别是如果它们雇用了众多的女职工，因为据说妇女们为了她们子女的利益、或为自己购置衣着、或为了其他方面的花费，她们乐意节省伙食费用。

    一个人工作的环境也决定工作的疲乏程度。居住在严寒或酷热的地方是不舒适的；在华氏60度和75度之间的温度下，又有适中的湿度，人体功能看来起最佳的作用。可见温带气候比热带气候有利。同样，研究现代工厂实际的学者着重强调恰如其分的光线、暖气和通风以及工间休息、位置恰当、消除不必要的动作以及一般舒适的物质条件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还有若是一个人与一起工作的同事不意气相投也会使工作易于疲乏和感到不舒畅，这点也给工业心理学家带来了思考的材料。要说明什么叫意气相投并不容易。有些人喜欢与自己的亲属一起工作；而有的则不乐意；有些人喜欢大集体，而有的则喜欢人数少些；有些人喜欢有严明的纪律和规则，而有的人则喜欢个人作决定的余地大些。要明确规定工作集体的愉快条件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它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有些工作比别的工作更易令人疲乏，因为它们在每个单位时间内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或者这些工作比较不愉快。

    这些因素有可能互相抵消。在别的方面的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在较易疲乏的岗位上可能反而比在较轻松的工作岗位工作得长，倘若前者的社会气氛比后者更吸引人。还有身体状况较弱的人工作时间可能长于身体状况较强的人，倘若前者在工作中有较好的条件。

    下面将从论述工作本身带来的紧张状态的差别转而论述对工作的态度的差别。

    让我们假设两个人在想望物质财物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需求；他俩的工作职务客观上同样辛劳和乏味；但是其中一个人职务的报酬比另一个要高。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个职务报酬高的人将必然比另一个人工作小时会短些。这取决于他的工作态度。工作是获取产品和劳务的手段，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有些人、有些社团认为工作吸引力大于别人或别的社团。每个人把工作既看作是一种厌烦的事，另方面又看作是一种美德，但是有些社团强调工作厌烦的方面，而另一些社团则更多地向子女传授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的思想。

    这些不同的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有的宗教教导人们说，灵魂得救和精神安慰主要依靠修身养性或祈祷。有的宗教则教导说这些也可以从工作中或交替着从工作中得到，因为工作锻炼人的心灵，也因为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充分利用上帝恩赐给我们的才能和资源从而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然而，通常很难确定在经济事务中，宗教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首先，我们在前面一节里就对宗教对僧侣及对俗人的期望加以区分。如果像往常那样，宗教指望僧侣进行祈祷而俗人去工作，那么除非宗教吸引过多的人去过僧侣生活，否则就不会减少社会的经济努力。即使宗教强调俗人进行修身养性而不鼓励他们致力于经济事务，也难以评定它的训诫究竟有多大效用，因为很多人不会放过致富的机会，即便他们的宗教反对这样做。在这一切的背后还存在更进一步的问题，即为什么一种寂静主义的宗教被社会接受。宗教的训戒往往适应于该社会的谋生之道。因而若说人们不奋力工作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不鼓励他们这样做，不可能作出一个根本的解释；同样有可能宗教在当前不强调工作是由于该社会的环境或社会情况并不把奋力工作放在价值的最前列。

    我们不能肯定产生工作态度差异的还有哪些其他情况。有人说是生理上的差异，也有人说是工作的乏味或生产率低，还有人说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缘故。在分析这些因素时，重要的是记住一种态度与产生这种态度的条件之间始终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这就是说，倘若我们要了解一个社会的信仰，我们应注意的不是这个社会目前的生物学成分或社会结构等等，而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前的状况，即当它的传统形成时的状况。

    让我们先探讨生物学上的因素。有的人精力充沛或比别人有更多的工作癖好，这是由于与他们环境无关的生物学遗传所形成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些生物学上勤劳的人数比例在有的种族或国家多于别的外族或国家。而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生物学上的勤劳或懒惰的分布状态在各个种族之间并无差别，而所观察到的差异全部可以从物质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条件上加以解释。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否认存在着把人的态度与种族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可以接受的证据。可是倘若我们把自己局限于局部地区，虽然缺乏证据，我们至少有某些似乎有理的理论。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连续遭受到某种灾难或危机，它的生物学上精力充沛的人生存了下来，而其他的人则死亡了，那结论必然是，这个社会生物学上的遗传在活力方面将不断得到改善。当然困难的是弄明白在哪种情况下，上述的生存和死亡之间的差异取决于生物学上的遗传活力：在多数危机中，生存下来的人同样得益于教养、灵巧和运气。此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有移民居住的国家比一个定居时间较长的居民居住的国家（所有国家都有移民居住）更有活力，因为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更富有进取心，也因为移居和定居的艰苦会淘汰那些不适应的人。困难在于怎么断定生物学上的因素是移民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和那些原来居住在移居地的人更富有活力，但这可能只是由于移民们所遭受到的困难较大，因此他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引用生物学来解释集团之间态度的不同既无法采纳也不能加以否定。我们自然可以否定某一种族比另一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种族的全体成员在行动的考验中比另一个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但是，至于不同集团之间优等、中等和劣等的分布，眼前还不能说出什么道道来。因而我们关于集团之间差异的解释只能限于物质和文化环境的差异。

    其次，我们进而阐述工作的乏味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有的工作本身可能特别辛苦，原因是工人的体力状况、或者是因为工作场所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令人感到不舒畅。所以我们说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料想人们也许会少工作些。然而，假若我们不去比较在称心境况下与在不称心境况下做了多少工作，而是提出对工作的态度如何，那么上述论点会得出相反结论。因为如果工作不称心，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许被迫尽力而为。而那些由于感到不称心而不工作的人也许会无法生存下去。处于这些境况下，作为父母也许会开始教导他们的子女说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一种为了切身利害而做的事，哪怕做起来并不称心。这个传统也许会传给后代，即使条件有了变化也会保持下去，因此即使所做的工作不再不称心，人们仍可能怀有同过去一样的刻苦的决心去做。

    正是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比较非生产性的工作。因而可以这样说：在谋生较易的国家，工作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因为人的习惯是去做非做不可的事。另一个极端是在谋生极为艰苦的国家可能会挫伤干劲。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论点认为在谋生艰苦，但又不是十分艰苦的国家，工作则被当作是一种美德。这就是说，在这类国家里，人们作出一定的努力有可能获得不错的生活水平，但是不作出这样的努力的人们将会无法生存。谋生艰苦也许由于人口过众、土壤不够肥沃、经常发生旱灾或飓风以及其他的不幸事故。在这类国家里，人们将教育儿童把工作看成为一种美德，并给儿童们看玩忽工作任务的人们的贫困；这些儿童以后又会把这个传统教育他们的后代。

    然而，立足于环境的一切解释必须面对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因此，解释态度必须依据历史和环境；换句话说，如果依据环境，他们必须表明何时和为何环境的变化会带来他们所解释的差异。这对于依据气候进行解释特别不利，因为同一国家在其历史不同时期会出现颇为不同的态度；所以有些解释寻求引用气候的变化来表明，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落。用环境来解释辛勤劳动的传统大多包含对社会的某些历史性的冲击，例如战争失败、面临饥荒或大规模移民等，这要求人民显示出他们高贵的耐久品质。但是，要锤炼一个民族的意志需要比一次巨大历史性的苦难更大的某些事变，要不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偶然事故，不管一个社会遭受苦难后变为沮丧或泄气，还是从中找到了勇气和启示。

    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将一个社会的工作态度与其上层阶级的行为联系起来。根据这种解释，在那些传统上人人都工作的社会与那些传统上富人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社会相比较，一般说来前者的人们对工作要重视得多。因为人们爱模仿他们社会的上层人士，若是上层人士认为工作是低下的，其他人将会尽量少工作。举例说，在新世界的奴隶社会里，大种植庄园主整天过着无所事事的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中多数人都不直接从事经营。直到今天，这些社会中的中层和工人阶级还表现出好逸恶劳的倾向，这点只有说他们继承了奴隶才干活的思想才解释得通。我们要划清的不是平均主义与非平均主义之间的区别，而是富人参加工作与富人过着无所事事生活社会之间的差异。因此，美国的富人通常都工作，即使只是出于习惯势力，反之在英国，它的悠久传统认为富人的典型生活就是狩猎、射击和垂钓，但这个传统今天已近乎绝迹。情况并不是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长于英国工作的人，实际上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要短些。但有证据表明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要更紧张些。有的人把这些差别归因于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并就这些差别追溯到理想的不同，比如说有成就的人应如何消磨他们的时光。用以对比的事实都是可争议的，但对比阐明了论点。

    不论有的人比别人更反对工作的原因如何，事实是，个人之间和社会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表现在做完一项工作所用的时间上，而且也表明在对提高生产率的反应上。实际上，提高每小时工作效率的长远后果终是减少工作小时的数量（在理论上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论是不是以工业国家之间作对比，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工业国家我们发现通常人均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工作的小时最少；或者不论是不是以同一国家的工作小时作对比，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因为报酬的标准提高了。这是很自然的反应。由于悠闲是人生乐趣之一，人们很自然地会利用额外生产率去买额外的悠闲以及一些其他的财物。此外，悠闲和财物是相互补充的享受，因为一个人财富愈多，他就需要更多的悠闲来享受它。从长远来说，如果工资低于在较有利条件下获得的水平，人们会工作得更辛勤些，倘若实际收入仍足以维持身体健康和生产率的话。集团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追求财富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渴望悠闲的程度。

    当西方国家的企业主最初来到较原始的国家时，他们在招雇劳动力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当地土著居民过着传统标准的生活，他们不受提供额外收入的引诱。于是有人认为必须采用强迫手段。于是奴隶被贩卖，用契约的形式把劳动力从远方国家运来。还对土著居民课以重税以迫使他们不能再过懒散的生活，重税必须用金钱支付，而金钱只有为外国人工作才能得到；或者禁止居民种植商业性的农作物；或者强夺居民的土地；或者强迫土著酋长派遣青年到矿山或农场干活。除了奴隶制之外，这些强制手段至今在所有欧洲强国的一些非洲殖民地仍然存在，不过现在已被认为不像过去那样必要了。因为模仿已经起了作用。非洲人已有了新的需求，即使不强制他们，他们也愿意工作来满足自身的需求。

    任何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常都切望它的人民愿意稳定不变地和持续不断地工作，比如说每周平均工作40小时或更长些。资本家和雇主们希望人民勤奋工作，因为如果有了大量劳动力会使他们易于实现工业上的抱负，还因为产量的提高会使他们的利润增加。同样，不管是民主的或专制的、保守的或激进的，所有政府也都希望人民工作，因为产量的增加会使税收收益扩大。这些政府且不论其抱有什么目的，它们都需要大量的收益。或许为了“民主”的目的以改进教育、公共卫生、交通和其他公共设施；或许为了“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目的以建立庞大的军事力量；或许仅仅为了“贪污腐败”的目的以填肥政客们的私囊。（因而“激进的”政府由于同情工人缩短工作时间的热望而当选，但它们一旦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就通常会反过来呼吁人民延长工作时间和更认真地工作）。在利害关系上不带个人目的的人道主义者一般说来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即认为勤奋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道主义者憎恶贫困及其带来的后果，他们希望人民生活得好。

    然而愿意延长工作时间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显然，如果人们多工作，他们的生活水平会高于少工作（如果他们不要工作过度以致降低他们的生产率的话），但是不一定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得更快。我们关注的并非产量的绝对水平，而是产量的增长率。除了工作小时的少量变动外，产量的提高通常并不一定由于人们工作得更辛勤些，而是由于他们工作的效率提高了，例如运用更多的知识和资本以及利用较有利的机会进行专业化、贸易和投资。

    不论人们可能规定何种工作水平都存在着提高生产率的机会。这些机会有的确实取决于乐意作出正常努力，比如说，工厂的例行工序要求按时上班和有固定的工作小时。其他的机会还取决于机动性——即愿意在夜间工作、周末值班、或甚至随叫随到。可是，这些机会并不取决于每人准备在一年之内工作多少小时；正常性和机动性两者都是与事先约定的每人的工作小时限额相适应的。有些提高产量的机会也会错过，这是由于有些工业也许不会建成，因为人们不愿按照这些工业的要求去工作；但在其他较合乎人们工作习惯的工业中，他们能工作得十分有效率。

    经济增长还要求人们自觉地愿意工作，但这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应该愿意把心思用在他所从事的工作上；认真干活，竭尽全力以及准时开始工作和准时交货。在有的社会里遗憾地缺乏这类素质，那儿的人看来不大重视忠实地履行他们的合同。在原始社会里，对个人提出的新要求往往使人感到奇怪。在人们习惯于按自己的进度在田间和没有钟表的地方工作，他们既不守时又不定时出工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同样，在习惯于根据亲属和地位建立关系的地方，人们很难习惯于唯有金钱关系的义务，也许需要两代三代以后，他们才能使新的合同关系获得一个新的普遍的道义上的约束力。在较先进的社会里，内部纠纷也可能使这个社会四分五裂：“雇主阶级”可能厌恶“雇员阶级”，而售货者可能对购货者心怀不满，因此人们对合同对方完全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感。在一个有竞争的社会里，这些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解决。那些作出最自觉贡献的人的成功程度要大于其他条件相等而较不自觉作出贡献的人，而且前者的榜样受人仿效与日俱增，直到新的道德传统牢固地确立为止。

    但是社会并非总是竞争的，并且朝这些方向前进的势力可能很软弱。

    现在可以说，愿意利用个人机会与愿意延长工作小时是相互有关的，这就是说那些不怕麻烦地去延长工作小时的人也会不怕麻烦地去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或者愿意定时地和自觉地从事工作。然而这个论点并不完全有理。即使人们下了坚定的决心要比他的同伙们工作的小时短些，他们也可能迅速抓住最有利可图的机会。比如说，在热带国家很难使农民像温带国家产业工人那样长时间地工作，但是这并未妨碍这些农民抓住各种机会选用良种或肥料，或者种植利润较高的农作物。据说加纳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懒惰的农民之一，这种说法无疑是错误的，因为这并未妨碍他们在很短促的时间内从仅足糊口的生产转向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可可工业；也未妨碍乌干达或印尼的农民热情种植棉花和橡胶。甚至还可以联想到越是想少工作的人似乎越能寻求获利较大的工作的机会，以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少工作些。但是这个联想也不见得比相反的论点更有理些。在愿意长时间工作与愿意寻求生产率最高机会之间也许相互毫无联系，不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关系。

    此外，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工作的时间缩短了。倘若他们对财物的需求低于对闲暇的需求，从极端的角度看，他们减少工作时间的速度将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一样快。于是即使生产率提高了，生活水平却将停止上升。

    虽说如此，增长将会出现。我们对增长出现下了定义，即每小时的劳动产出提高了。这是一个合理的定义；经济增长的出现仅是因为人们比较喜欢用他们提高了的生产率去购买更多的闲暇而不是去购买更多的财物，否认这点可以说是愚蠢的。

    勤勉工作和经济增长若有任何相互联系的话，联系就在于增加了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那些辛勤工作的人大多可获得较高的收入，但是花费那些收入的时间要少于那些工作较短的人；因此前者可能在投资方面的状况要好些。愿意更多地节约是不够的。倘若农民把节省下来的钱去买金子和珠宝，那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用这些钱去买更多的土地，它的影响不是提高农业产量，而是改变土地的价格和所有权。对增长来说，起作用的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这类资本不一定与工作愿望和节约愿望有关。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勤勉工作必定与生产投资并行。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负有世上最勤劳人民之一的盛誉，但是，虽然中国人口的增长比欧洲慢得多，但他们的勤劳工作并未产生经济增长的结果。当我们被告之有两个不同的种族居住在一起，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勤快些，因此也更富裕些时，经过较缜密的调查，我们通常发现真正的差异在于前者比后者更广泛地从事生产资本的形成工作。辛勤工作和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优秀公式，然而没有辛勤工作的资本形成也将会产生相当幅度的增长，但没有资本形成的辛勤工作对发展很难作出什么贡献。

    寻求和抓住机会以及进行生产性投资并不在于工作时间的长短，但是它肯定与一个人对他的各种机会所注入的思考程度有关，而这可能在精力上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商业界人士易得胃溃疡病并不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是由于他们担心他们的生意经；正如他们被认为的那样，他们总是考虑节约另外六分钱的途径、或是赚取另外六分钱的方法，这就需要绞尽脑汁。当然这就产生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即是否值得不惜工本，这就是说，是认真地思考自己的经济良机并取得物质进步好呢？还是很少考虑这些事务而过穷苦的生活好呢？在有些社会里，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青年人也受到鼓励去争取上进。然而在有的社会里，人们却选择把心思用在其他事务上：发动战争、欣赏艺术、或者享受高谈阔论或其他乐趣。

    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作出努力是值得的，确实他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就大，但是任何社会的大部分人会对各种良机并不很敏感，同时对增长来说也无必要期望广大群众对此非常敏感。不过必须有少数人愿意充当先驱者；一旦他们开拓的事业得到成功，其他的人通常将步他们的后尘而不会对事情本身加以深思，除非他们这样做会受到等级、种族或宗教等的阻碍。在这个意义上，增长取决于机敏的领导。当然，这类机敏的少数人越多，他们被允许的活动范围越宽广，这个社会经济上的增长将会越迅速。正是这种人数比例和活动范围的差异造成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

    （二）冒险精神

    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社会给予那些愿意进行经济机动活动的人的范围有多大；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继续考察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愿望。这类愿望表现的方式繁多，我们现就其中最重要的来进行探讨。这些包括：愿意摆脱习俗和禁忌进行活动；愿意担当风险；愿意在情况需要时从一地迁往他处等。

    习俗和禁忌可以从许多方面限制机会。例如，它们可以限制利用资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对待圣牛的态度就是有名的例子；不宰杀劣质牲口、又不准抑制这类牲口的繁殖；以至于牲口的数量激增而给农民的农业资源造成很大负担。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多数西方国家的偏见，它们制止使用人粪作为肥料来浇他们的田地，因而意味着土壤中有价值的矿物质每年被倾注入大海。每一个社会都存在这类阻碍他们充分利用其资源的偏见，而这些资源对别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很乐于利用，不过有的国家的禁忌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当今阻碍经济发展最严重的偏见也许就是有关牲畜的偏见。除了下一章谈到的有缺陷的农业结构的抑制影响以外，看来农民到处渴望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并对能改善他们物质条件的改革很感兴趣。他们乐于采纳新品种的种籽或肥料、利用新灌溉设施提供的水利以及种植收益较高的商业性的农作物。那种认为经济发展受阻于缺乏世俗价值观念的农民的论点基本是一种神话，因为任何地方的农民几乎都是一个想获得的阶级。然而有关牲畜的偏见却完全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在亚洲和非洲，有的农业社会对牲畜采取了非商业性的态度，它们不尽量利用牛群，不让牛群劳动、不吃牛肉和牛奶，饲养了大批无用的牲口，然后在此过程中拖垮了自身。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是个极大的损害，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范围内与农业进步密切相关，而农业进步又反过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牲畜与耕作的更好的结合。

    另一个重要偏见是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禁忌，特别是有关妇女可以干那类工作（第三章第二节（二））和节育。幸运的是，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本身的进程会使这些偏见消失，但是这些偏见在经济增长的初期能严重地降低生活水平。与牲畜和家庭有关的这类偏见是当今宗教造成贫穷的最致命的原因。

    还有些干各种事情的习俗，它们必须得到遵守否则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因此，有的国家的农业耕作受僧侣教士的控制，这些国家认可这些僧侣故弄玄虚地声称在何时、何地和如何进行耕作，并认为他们的宗教仪式对收成好坏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文化的发展，技术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但总有一些其他教条主义者守候在发展的大道上。中世纪行会制订的条例同阻碍发展的正统教派并无实质的区别，甚至到了今天也还是如此。17世纪的科尔伯特法令同对李森科的迫害都同样是国家野心勃勃地企图管制科学的例子。绝对开明地行事和始终愿意在各方面进行试验是不可能的，但有的社会在扩大个人自由试验方面比别的社会更有成效。

    此外，还存在与职业有关的偏见。中世纪初期的神学家们认为商人的行业与基督教徒的生活实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甚至肯定地说发放贷款是罪孽深重的。这些告诫究竟有多大实际效力是可以讨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告诫不断地被修正，因为随着城镇的振兴，获利的贸易机会增加了。属同一类别（虽然根源各异）的还有藐视贸易，16世纪的西班牙的贵族社会就是如此，对此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西班牙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利用其对新大陆的所有权和轻易进入新大陆的方便，部分原因就是藐视贸易。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及其贵族如果也抱有任何这类偏见的话，他们却并不因此而不进行贸易冒险活动。在每个社会里，有些职业的地位要低于别的职业。虽说如此，通常总有众多社会地位低的人去干这些地位低的行业。然而，情况一旦发生变化，恰恰是这些行业现在提供了大量经济扩展的机会，于是偏见就成为了增长的障碍。因此，英国将会是不幸的，如果像说的那样从事采煤业在英国社会里名声不佳；或是那些从事技术革新的科学家的地位低于那些从事“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或是经商生涯的地位低于具有优异成绩的大学毕业生。由于一个社会的偏见不同于另一社会的偏见，因此一个社会拒之门外的良机往往被它的对手接过去。正因为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偏爱自由职业的声誉，西印度群岛的印度人和中国人赢得了越来越多商业上的控制权，结果使得黑人极为沮丧。

    甚至在各个行业里也存在着不愿干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偏见。其中最令人惊讶的经常报道的事例之一，就是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工程师拒绝干那些玷污他们双手的工作，当官的人甚至不愿搬动自己的座椅。在那些十分看重等级和威望的所有社会里，认为体力劳动应由社会地位卑微的人去干的教条极为根深蒂固。最基本的解释往往是人口过剩。在人口过剩的国家里已确立了的传统认为，境况较好的人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即应尽其所能为境况较差者提供职业，因此倘若看到地位较高者干体力活，他们就会失去尊严——不仅由于他们降低了自己的等级，而且还由于拒不将这类活给予其他人，因而表明了他们的吝啬和无情，或者表明他们的境况并非像乐于被认为的那样良好。这类传统对静态的人口过剩社会来说是非常适应的，但对以个人主义和自助作为哲学的动态社会来说则是无法适应和溶合在一起的。

    人们同陌生人和他们认为是外人者发生经济关系的乐意程度也有差异。倘若一个人要进行交易、雇用人员或借贷款项，这些机会的赐予必须受到限制，即只限于给予他的亲属和同一阶层的成员、或只限于他的同村、同一国度、同性、同一种族与同一宗教和同一政党的人或任何别的限制。这类差异也与经济关系非人格化的差别有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签订一项合同的主要依据是考虑价格和质量，而不考虑亲属关系或交易对方的个人长处、福利状况和产业的多寡；但是在多数其他的社会里，一项合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个人关系并非由交易本身带来的，而是始于和产生于个人关系。即使在现代社会里，许多商业关系也含有个人成分；有些性质的合同最好只同能忠实履行合同而不欺诈的那些能信得过的人签订；也许还有必要给予某些人以特殊的个人照顾以便换取对方的特殊个人照顾（特别是在组织松弛的市场上，那里的供求关系并不总是平衡的）；此外，如果经济自卫需要互相保护，那么有时可能必须支援本人的亲属或本人从属的种族、性别或集团的其他成员。除了使商业关系个人化有利于签订合同的人的情况之外，还有不少建立在情感和偏见的基础上的个人化。不论以何种理由建立的关系（亲属、政治、宗教或其他关系），但毫无疑问在这些情况中，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广泛的机会。

    我们正在研讨一种使得那些留恋往日的生活方式的人感到悲哀的现象。多数的原始社会依靠地位。人们拥有的权利和期望取决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成绩。因此，当他们所期望于别人的服务改而售给出高价的人的时候，或当他们传统上有权得到的物品改而进入市场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疾呼地反对瓦解建立于个人关系基础上的习俗和制度以及一切取而代之的东西，将其称之为贪婪和不敬。从地位关系转为契约关系对一切社会来说都是一场革命。价值的旧准则消失了，这个社会也许真的解体了，甚至在道德观念上也是如此，直到新传统形成并取得尊重为止。这场革命不仅影响经济关系，经济事务上地位的下降也影响到政治组织和家庭中有关地位的老观念，而且同时向昔日保卫地位权利的宗教戒律发动挑战，因此也向宗教本身进行挑战。因此，不会立即产生重新组合，而要等到这个社会找到与新的契约观一致的新的亲属关系和新的政治部署以及找到一个新的或改革的宗教或新的道德准则来认可新的格局。在西欧这个过程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较好地得以解决；需要一段时间形成一种基于社会契约观念的、新的政治哲学，然后又需要时间来使这种契约观与一个基于启示和权威的宗教进行和解。这个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实际上，20世纪出现了某些从契约观回复到地位观的倾向：比如说通过立法规定各个阶级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除了法律所规定的条例之外，否认签订雇用、租地、或分期付款购买和出售等合同的自由。发展中国家刚刚才进入这个周期。有的非洲社会已经建立了基于契约观的政治和婚姻制度。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多数社会里，要适应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就必然受到那些地位遭受挑战的人的抵抗，或者不得不来一次总的思想剧变。

    冒险精神造成某些人悲哀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性的影响。竞争精神贯串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人们喜欢表现自己的力量，无论在游戏、狩猎、吸引异性、唱歌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比如在争夺政治权力、夺取宗教和社会地位的领导权方面，这类斗争可能颇为激烈、冷酷无情和无休无止。不过，好在总有某种限定如何进行竞争的准则，比如说控制政治权力斗争的准则；还总有些人认为竞争的天性对心灵有危害，并且焦急地尽一切可能来约束它。这些思想情绪既适用于经济生活中的竞争，也适用于任何其他领域的竞争。

    在仅能维持生计的经济中很少存在专业化和贸易，因而没有多少余地可以进行经济竞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不论垄断者如何想方设法力图消除竞争，竞争还是见之于各个领域，因为买主总有某种自主权来决定花钱的不同途径。虽则卖主们不要竞争，但竞争依然存在，只要买主有选择卖主的自由。倘若同一产业的全部卖主勾结在一起，这种选择就会受到限制，但是不会消失，因为不同产业（如电视与电影）之间的竞争也许同样是重要的。倘若有些卖主急于想取得更大的市场，无论是提供较优的质量或是较低的价格、或是通过广告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那时竞争就将会更为尖锐。

    竞争几乎肯定会损害某些人。工厂工人在生产中超越了定额就可能损害别人，因为他表明了别人的松散，或者雇主因而被鼓励去提高定额，或者因为这个工人留下较少的工作给别人去干；所有这些后果并非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场合下是可能发生的。同样，在工业中由于某个企业谋求夺取更大的市场就会给其他所有企业增加压力，并可能促使某些企业破产。不打破鸡蛋就不可能炒鸡蛋。

    在有的社会中，弱者遭受破产，但无人为他洒同情之泪。在美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家里，对待公认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残酷无情的（虽则在其他方面，三个国家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与三国在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相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很难完全割断关系。在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强烈的愿望以保证所期望的事物不致于受到粗暴的挫折；过于侵犯他人、或工作勤奋过度、或者在其他方面使一个竞争对手受到严重损害等都是“不可取的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制度对努力约束时更为详尽地对此主题加以探讨；这里只是提请注意对待竞争的态度存在何等巨大的差异。

    冒险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待风险的态度。愿意承担风险的问题部分涉及气质、部分涉及一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部分涉及一个人成长环境的传统。若是对不同集团的态度进行比较，我们必须撇开气质问题。不同集团的人有可能继承了一种生理上遗传下来的脾性，他们对冒风险的态度有大有小，可是我们仅仅知道不同集团在生理遗传方面的勤奋习性有所差异而已。

    个人的经济基础越牢靠，他能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因此一个富裕的农民能大量试用新种籽，而且并不熟知这些新种籽能否很好地抵挡得住干旱、洪水的灾害以及其他农业风险。

    但是生活在仅足以糊口水平的农民就极不愿意舍弃他们知道的那些在变化多端情况下都将有收成的种籽，尽管这些收成平均说来可能是低产的，因为他们简直不敢冒风险去应用新种籽，不论能平均带来多好的收成，因为若是有一年失败了，那么他们就得饿肚子。另一方面，一无所有赤贫的人倒是会比尚过得去的农民更愿意去试试运气，因为如果机会失败了，后者就会有所失。所以，若是有传闻说一百英里以外发现了金矿，那么失业的人比那些已经有中等收入来源的人也许更愿意去，因为后者倘若找不到金子，他们就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活水平了。所以，比较富裕或极不安定的人要比那些有中等资产的人更敢于冒风险。

    传统的各异或许更为重要。在20世纪的英国学校的毕业授奖典礼上，许多讲演人竭力劝告毕业生不要去找安稳的职业，而要培植一种冒险的精神；讲演也许还谈及德雷克和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人以及英国冒险事业的辉煌业迹。类似的讲演在中世纪的英国与当代的摩洛哥和泰国是不会有人去做的。像看待工作一样，有的国家教导青年说冒险是一种美德，而有的国家则不如此教导青年。要说明传统的差异的原因同样困难。那些依靠危险职业为生的国家可能比别的国家更不怕风险。但是一切职业都是危险的：变幻莫测的雨量使印度农民的生活同从事捕鱼或对外贸易为生的人有着同等的危险性。不论其起源如何，传统可能不会消失，这就是说传统上拥有成功的冒险经历的国家对成功的机会显出一定程度的信心，而其他的国家则会缺乏这种信心。

    冒风险的另一个方面对发展中经济特别重要，那就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在极端地位类型经济里，等级制度强迫一个人只能从事他的父辈们和祖先们从事的行业（除非所有等级的人都从事农业）；即使在不承认等级制度的社会里，牢固的家族感情和孝顺心情也可以把儿辈束缚在一个他们不具备才干的职业上，或是束缚在需求已明显衰退的职业上。除了家族感情之外，一个人也许对他受过训练的手艺有着特殊的爱好，因此很自然不愿丢弃自己的手艺，甚至不愿去干某些更为赚钱的职业。这些情况再一次表明各个社会之间传统上的差异，有的社会天经地义地认为一个人应毕生从事于一项行业，最好是他父辈的行业，而别的社会则鼓励一种较为冒险的精神。

    改变一个人的职业会显得特别困难，如果这种改变要他离开自己的家庭和迁往异乡居住的话。可是，增长经常要求这种流动：比如说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发现了新的资源；或是原来地区的资源已经枯竭；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动更改了对已知资源的估价。当今有些政府竭力做到把工作带给人们而不是使人们去迁就工作，如果新兴工业的创办适合原来的地点并与迁往别处无多大区别的话，那么不迁动可能从经济上说来是正确的。有时这种观点受到支持是基于原来的地点已经在房屋、动力供应、学校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方面花费了资金，一旦迁往他处就会造成浪费，这种辩解虽说有点道理，不过并不像设想的那么强而有力，因为资金会逐渐损耗而不得不在某时某地以新资本来取代。总之，依赖类似土壤、矿产或水源等自然资源的工业除了迁往可以找到这类资源的地点以外别无选择。

    愿意流动与否部分是情感问题，部分是压力问题，部分是将迁往的地方对人们的吸引力问题。

    情感问题是一个人对其亲属、朋友、家园、地区或生活方式的依恋。最大的决裂是移居包括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再在一个小圈子里当农民，而一个大团体里成为工厂工人或矿工。对此，传统会有所帮助。许多人经历了十余年的变动，他们的后代会渐渐习惯于这种想法。传到家乡来的消息会说到另一地方的状况，而知识可以消除疑虑，甚至可能会激发热情。关于情感问题只说一点就可以了，即习惯于流动的人愿意迁居的程度胜过不流动的人。

    大规模地改变习惯通常需要一些压力。在那些农业国家里，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维持生计的土地，要他们迁居到即使有好得多机会的地方也颇为困难，除非他们的家乡发生了某种安定遭受威胁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是突然出现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或者像在非洲那样，政府也许会增添压力：如提高税收、没收人们的土地、或者强令非洲土著居民离开他们的保留地去干挣工资的行业。英国的古典派经济学家在探讨长子继承权的影响时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影响是迫使除继承人以外的儿辈们更具有冒险精神和更为流动。家族关系的力量或许也不能予以轻视：倘若一个人能依赖一大批亲属的支撑，他较少可能为自身作出巨大的努力；下述情况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即大家庭制度与经济增长很难并存。在工业化的社会里，人们往往迁移出大批失业者聚居的地区，如果有别的正在扩展的地区可以移居的话；虽说现有的失业保险金可能稍为降低他们的流动性，但是多数人愿意有个职业而不愿失业，不管怎么说失业救济金和工资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悬殊的，只有工资收入最低微的工人除外。

    移民将愿意去的地方应该具有吸引力，许多移民规划失败的事例已经表明了这点的重要性。移民们需要种种保证：比如友好的接待、合适的住所、经济的前景以及适应新生活的机会。中非和南非的大矿业公司曾需要成千上万的非洲土著居民移出他们的保留地来工作，但这些公司最初很少提供任何吸引人的东西，所以毫不奇怪他们为此不得不采取高压手腕。现在这些公司的规划已比较注意给移民提供优厚的报酬、可以安置妻子儿女的良好的住所、擢升的前景以及修建长久城市生活所需的舒适环境，它们几乎对保留地已完全取消施加压力的办法。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大工业城镇的郊区住宅区正在以同样的态度企图把人口迁移出市中心拥挤不堪的贫民窑。但那些迁出市中心的人往往要求搬回城里。他们说他们惦念自己的朋友以及城市的街道和嘈杂声；事实上他们不喜欢走长得多的路去上班，实际上也由于郊区缺少足够的电影院、酒吧间和建立一个新社区生活所需的其他设施。要是新建的郊区住宅区有它们自己的工厂，还有成批的朋友和亲属一起搬来，以及新的郊区拥有为建立新社区生活所需的一切设施，人们就不会感到那么沮丧。另一例证是相当多的开发新垦荒区，计划的失败。虽则往往新的移民得到了土地，但事先却不修建公路和供水设施；还有选择移民的工作杂乱无章，根本不考虑人们的务农经验和资金；任凭这些移民去照料自己，既无指导和帮助，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印度尼西亚的经验特别有启示。1937年以前，印尼政府提出运送爪哇居民去苏门答腊，并在那里给开发者以土地和财政援助，但很少人愿意去。以后，印尼政府安排移居者应在收割季节前不久到达，并要他们在最初几个星期当先去的移民的劳工，并同先去的移民住在一起。这就使新移民有可能赚得一笔钱，能在各方面适应新的居留地，能就地得到指导以及进行有用的交往。这个制度还保证新移民在收割庄稼时得到帮助。结果从1936年到1940年，每年移民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逐年增加，尽管事实上印尼政府已大大削减了给予移民的财政援助的总数。

    虽然确实愿意流动的人看来更能获得成就，但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都流动。经济状况的变化相对来说较缓慢，而且发生在边缘上，因此，只要有一部分人愿意流动，通常每年占很小比例就足够了。虽说如此，即使比例很少的人也不愿移居，除非新地区具有吸引力，而且原地区又有流动的传统或强大的压力。

    几乎同样的话也适用于“冒险”的一切其他方面。经济增长并不要求人人都冒险，但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数是革新者。反过来这又部分关系到成功的革新所能得到的报酬和声望。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一些人天生酷爱试验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形式，而蔑视公认的见解或既得利益。有的社会赞赏和鼓励这类人物，而有的社会则认为他们是应予以压制的海盗型的冒险家。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气培植这类人物的程度和给予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在以下几章还将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第三节　资源与反应

    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淡水、肥沃的土壤，有效用的矿产以及便于交通运输的地形。这些特色没有一个在任何绝对意义上可以确定为丰富或贫乏，因为其中任何一个类目在今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可能到了明天会被认为一文不值。一项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但它的效用却随着兴趣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或新发现而时时产生变化。直到人们学会烧煤炭以前，煤炭曾经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同样，在今天谁也不能有信心地说出二百年后煤炭的价值。塞文海湾曾被认为主要是个天然障碍，直到美洲大陆的发现才使布里斯托尔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牙买加一百英亩沃土一度是一笔财富，但是当前已不被如此重视，因为宜于种植蔗糖的大批土地已被开发。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国家资源丰富，这只是根据当代知识和技术而言。同样，一个国家今天被认为资源贫乏也许在一段时期后却被认为资源极其丰富，不仅仅是由于发现了未被发现的资源，而是由于已知的资源有了新的用途。

    将时间的局限性牢记在心就会有兴趣探询任何一个国家从利用它的丰富的或贫乏的资源中所表现出来的增长率程度有多大。很明显资源和增长是相互依赖的。倘若其他条件相等，人们能利用丰富的资源优于利用贫乏的资源，所以我们认为那些机会最大的国家将表现出最高速度的发展。世界经济史大多可以很简单地这样去叙述。在古代，当农业是主要活动的时候，肥沃的大河流域发展得最快。在别的时代，人们可以看到其他地区显得突出了，这是因为发现了矿产（例如，马来亚的锡），或是发现了矿产的新用途（例如，中东的石油、英国的煤）；或者因为贸易通路发生变更（例如，1492年后西欧的港口）；或是因为发现了新的交通手段（例如，曼谷的飞机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十分明显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限制。这不是唯一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限制。对多数国家来说，它们在利用已有的资源方面还可以作得更好些。一国有了资源，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比如精力、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节俭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愿望以及制度上的自由和灵活性。自然资源决定发展的方向，并构成一种挑战，而人的精神意志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也可能不接受。

    所以在深入探讨资源与增长的关系时，较根本的问题是研究资源的贫富与人的反应质量之间是否有关连。假定人类作出努力、同样的努力在富国产生的增长速度会快于穷国。然而是否还有某些规律可以表明较富国家付出的努力会大于较穷的国家，抑或是恰恰相反？

    回答这个问题时只有一种“资源”是肯定的，即进出通道，至于其他资源则肯定性差得多或完全不能肯定。进出通道作为资源意指它的地理特征——一个国家的地面形态、它的河流、它入海的通道、它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个国家与其它文明世界之间有无不可逾越的屏障，尤如高山峻岭、沙漠地带或无法穿越的丛林。进出通道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刺激贸易，从而扩大需求的范围、鼓励努力和促进专业化。它还最终使具有不同习俗与不同思想的人混合在一起，从而使人们的精神意志保持生气，刺激知识的增进以及有助于维护制度的自由和灵活性。进出通道的方便程度在解释任何国家人民的经济活力方面都起着重大的作用。

    下一个方面是气候，但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怀疑。看来人的身体在温度华氏60到75度与中等湿度的情况下其功能发挥得最佳，但气候对人的智力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并不明显。但温度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利的，这点是明显的。尽管如此，在以往的岁月里，文化昌盛的国家在气候方面差异极大，从亚热带的炎热江河流域到墨西哥和秘鲁的高原地带，或者是欧洲西北部的又冷又黑的冬季气候都有。由于温带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最迅速，于是就流行经济增长需要温和气候的说法，但是增长与温和气候相关只是人类历史上最近年来出现的现象。

    至于谈到其余的资源，如肥沃的土地，争议便转到究竟艰辛程度会刺激人们的才智，抑或会耗尽他们的精力。资源与知识的增进显然有联系，换句话说，人只会学习使用那些他所拥有的事物。采煤技术不会在无煤的社会里得到发展，建筑学也不会在无适当石块的社会里发展起来。可是，即使有了一些资源（否则就不会有社会），看来也很难在资源丰富与社会活力之间确立任何明确的联系。这点无法引用逻辑推论，因为丰富的资源既可助长懒散，也可促进活力；同时也无法诉诸历史，因为拥有相似资源的国家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还因为同一个国家在其不同历史时期，在资源并无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表现出不一样的活力。

    有些戏剧断定性格与职业之间有联系。有人描写，农民和矿工“呆板迟钝”；渔民、商人、水手则又“富于冒险进取心”，以及手工业者和城市居民“心灵手巧”。依据这些性格描写就可以把增长与资源的关系说成增长最迅速的国家是其居民喜欢出海或靠出口制成品换取食物的国家。实际上，这颠倒了资源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为靠海为生或以出口制成品的人通常正是那些因缺乏足够的肥沃的土地而无法全靠国内产出来养活自己的人。这类的概括只能适用于少数事例——比如说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只在他们历史的某个阶段是这样的，但不能说明其他事例——比如说南美的印加人和非洲的埃及人。一个“定律”要不适用于一切事例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定律。

    资源通过经济增长的累积影响左右人的反应还有更多的理由。假设有两个国家，新来这两国的移民来自同一个古老的国家并有着同样的态度和制度。又假设这两个新国家之一拥有资源的丰富程度大大高于另一个国家。所以前者表现出较迅速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较迅速的增长给居民的态度和制度带来的变化将加速增长的速度还是抑制它；资源较富国家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后作出的反应将会高于还是低于较穷的国家？有人说反应会越来越好。较迅速的增长将刺激新的消费需求。技术知识将会更快发展，而是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使人更愿意去进行试验和冒险。这个国家将会有更大的社会流动和更多的制度上的灵活性。机会越多将唤起的反应也越大。有人则说事情会恰恰相反。财富增多将提高对闲暇的需求，并降低对工作的愿望。经济压力的减弱会减少冒险的必要性，也会降低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资源的愿望。财富会引起忌妒、民主的不满、内部纠葛和内战。社会像人一样会变得“肥胖和怠惰”。预言家、宗教复兴者、法西斯独裁者、军国主义者、学校老师以及那些认为舒适是人类精神最大破坏者之一的人，长期以来就大声疾呼反对财富。

    倘若这个争论的解决不能诉诸历史，那么能否诉诸人类学呢？众所周知，有的原始社会比别的原始社会拥有更富饶的自然资源可供使用。是不是有证据表明资源较富的那些原始社会比资源较差的原始社会工作得更勤奋或更聪明些？只有天知道，你可以挑选你最赞赏的人类学家，正如你可以挑选自己最赞赏的历史学家一样，也无法解答上述问题。看来事实上，资源与人类行为之间，不论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都不存在直接的关连。有些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比拥有较差资源的人更为努力；但又有些拥有较差资源的人却比拥有较佳资源的人更为努力。如果我们想解释某一民族的精神充沛的反应，我们可以从生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中寻求一切能够找到的帮助，但我们到头来仍会被迫承认这类问题依然是宇宙间尚未得到解答的谜之一。本作者则认为所有解释中最可取的是领导的偶然性。倘若一个社会在其历史的关键时刻幸运地出了一个好领袖，他能引起人民的兴趣，引导他们去进行创造；他还将创造传统、传说和准则并把它们灌输到人民的思想中去以至在许多世纪里指导人民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生物学的偶然事件。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领袖也只不过是他们时代的产物，这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看法等于相信，每个国家每年都诞生一位潜在的贝多芬、一位潜在的释迦牟尼和一位潜在的牛顿。具有最高度创造力的人的分布看来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难得的偶然事件。时间和地点的境况有助于决定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是否被认识和被利用，但是不能创造并不存在的这些特殊人物，所以最幸运的社会是当它需要领导时，他们所需要的领导人已经在他们中间了。

    第三章　经济制度

    在前一章，我们探讨了人们为经济增长而作出努力的意愿；在这一章，我们要研究社会制度对这种努力所提供的机会。二者并非互不关联。如果制度能如人意，那么，这种作出努力的意愿便会得到鼓励并日趋强烈；如果有了强烈的意愿，制度也将随之改变。之所以把二者分开，仅仅是为了便于分析。
    制度是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逐一加以探讨。那么，在对某些制度作较为详细的分析之后，我们将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密不可分，转到探讨制度的演变及其变化的过程。

    第一节　得到报酬的权利

    除非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这就是本节所要阐述的基本观点。社会改革者们的努力，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不断变化的制度的，以便使制度为努力提供保护。不过，处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人也许既对“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提出争议，也对把“成果”归因于“努力”提出争议。

    （一）　非物质报酬
    要想激发人们的努力，就必须对人们的努力给予相应的物质报酬。空想社会主义哲学家们常常对这样的想法提出异议。有些人认为，人生来就是，或者说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创造性劳动的乐趣，或者就是为他人服务的乐趣；而另一些人则退一步认为，人生来就是，或者说能够成为满足于社会的赞誉而不求得到物质报酬。

    人们从劳动中除了获得物质报酬外，也会得到满足，现在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有些允许创造性地自我表现的工种，报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报酬就有人干。但大部分工作不属于这一类。不仅大部分行业确实是不属于这一类，而且即使在具有吸引力的行业中，大部分工作也是单调乏味的。外科医生切除第25例阑尾之后，这种手术就会变得使人厌烦，甚至大学教师对自己翻来复去地讲课也会感到厌倦。如果社会依靠的人都是只愿意干那些具有吸引力的事情，那么社会的大部分工作就会无人做了。

    其次，为他人服务的心情的确可以给劳动增添乐趣。大部分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如为教会，为本乡本土，或遇到突如其来的灾害——是乐于出力而少要或不要报酬的。但是，在同我们所在集体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中，除了乐于服务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二者也许会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有的人善于逃避责任，另外一些人则有强烈的正义感，决不愿有非分之举。在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高度自觉的集体里，人们是不会在劳动和报酬上斤斤计较的。不过，除了小家庭而外，很少有仅仅依靠或主要依靠这种理想来维系的集体。

    空想社会主义者坚持说，如果大家动手，大家平等受益，而不是某个人从中获取明显的特殊好处，人们有可能不要求报酬上的差别，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人人得到的报酬差不多相等的社会里，人们是不会因为别人从他们的劳动中受益而发怒的。但是，他们也得不到鼓励去做特殊的努力。甚至不偷懒地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都得不到鼓励。保证一个人不拿别人的劳动来发财致富这很重要，但这是不够的。因为，除非用不同的报酬来衡量不同的劳动，要人们吃苦受累，尽全力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劳动成果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们亲密的同道来享有，人们会比之让劳动成果不得不同更广泛的人分享能更加努力，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人们也应当在自己的劳动中得到创造性的愉快，并不否认人们乐于为他们的伙伴服务，也不否认由于得到荣誉而受赞赏会给劳动增添乐趣，这些都是可取的。如果人们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如果他们的工作能为他们所珍视的社会目标服务，如果他们的工作得到人们的承认，那么，人们将会格外努力工作，不过，如果没有物质报酬，他们也会不那么努力工作。现在这一点在哪里都没有比在苏俄得到更明确的承认。苏联建国之初，它的领导者们认为，如果把收入拉平，用勋章和奖章来取代工资上的差别，人们的努力不会下降。经验粉碎了他们的预想，当谋求经济迅速增长成为政策的重要目标时，苏联的统治者们又反回来依靠扩大收入差别的作法，而认为那种不管工作做得好坏都应付给同等报酬的见解是有害的。

    在农村地区开展“社会发展”运动以来，近几年，具有现代背景理想的社会自治式的权力机构在兴起。在这些机构里，计划鼓励村民无偿地参加有利于本村的公益工程劳动，如筑路、修建学校、打井、建社区中心或其他公共设施。要使这些计划项目付诸实施，需要作一些组织工作：必须有政府官员制订规划，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还必须筹措公积金以支付材料费或聘请本村无法找到的技术人员。有了这样的组织工作，经验表明，村民乐意出来无偿地参加本地的公共工程劳动。说村民乐意这样做，在城里人看来，特别是在我们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在一个小村庄里，谁都认识谁，为共同的目的而从事共同劳动的观念也许是改善社会状况的一种十分有效的鼓励。同样，以这种方式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度。首先，这项工程必须是当地受益。村民愿意修筑把本村和大路连结起来的小路，而不愿无代价地修筑为所有人使用的大路；他们也许可以无偿地挖本村的下水道，但是，如果其他地区广为受益，他们就不会干了。第二，这项工程必须使全村人都受益，而不得让一些人明显地比别人得到的好处大得多。

    “社会发展”的这些局限性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以集团义气为动力的局限性。这种忠诚义气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只要求按步就班，不需要个人的首创精神，每个人成长起来，都知道他应该付出什么，能够得到什么，经济系统可以运转自如，甚至可以自动去适应变革，只要这种变革使每个人几乎受益均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不会使每个人同等受益，有些人会比其他人得到的利益多，如果主要是为了别人受益，就很难让人们做比过去所做的更多或做不同于过去所做的工作。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们应当心甘情愿地去循规蹈矩，不计辛苦和报酬。经济增长涉及不同的人的工种和数量的变化；即使上面下令进行革新，增长还涉及这个小集体中个体成员是否愿意自觉地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机会，寻求和利用新机会。当然，有些社会看来已经达到在他们生活的那种艰难地理条件和用他们掌握的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例如，爱斯基摩人可能正在尽其可能做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个性较强就可能发现不了生活中的技术进步；而服从与尽责的约束一旦放松，也就可能反而难以生存。要是经济没有增长的可能，个人缺少积极性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大部分社会的经济是能够增长的，这种增长不是靠从内部来改进它们的技术，至少也可以靠从外部吸收新的技术或者通过利用对外贸易所创造的新机会来达到。那么，我们一旦从稳定状态进入不断变化的环境，人对集体的责任感在个人努力和报酬之间没有紧密关系的情况下，能否足以产生必要的适应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责任感能否为个人利益留下什么机会，同样是值得怀疑的。在致力于加速经济变化的一切社会里，以个性为主体似乎在突飞猛进，而且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二）　资产的经营管理

    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资产法的存在则是资本形成的条件之一。所谓资产权，我们指的是排除他人使用某种特定资源的合法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赋予某个私人，某个团体或某个公众机构，享有权利者可多可少，但是，不管是谁行使这一权利，权利的排他性是最基本的。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资产一词往往被用来仅仅指私人财产。政府的一艘战列舰就像农民的一亩地那样，同样是资产，因为尽管战列舰在某种理论意义上是属于“全民”的，但在法律上和在实践上，公众中的个别成员是不得同战列舰发生关系的，除非得到严格的授权。

    一切经济学，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的还是其他的，都把资产的法律概念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如果一种资源及其成果不能得到保护而任人使用，就肯定会被滥用，而且谁都很难发现它是否值得投资加以改进。因此，一旦资源匮乏，对资产的法律保护立即会扩大到一切资源方面。有一些国家，它的人口同资源相比相对稀少，有些资源就可能许多世纪都无人管。个人可以任意砍伐森林，任意捕鱼，随意用水或者随便在公共土地上放牧。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活动都会受到控制；所谈到的这些资源将成为私人资产，或者被承认为公共资产，这些资源的使用将由国家或其他管理机构仔细地加以规定。

    如果说保护公共资产免为私人滥用是必要的，那么保护私人资产免为公众滥用同样是必要的。维护法律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之一，许多社会衰落下去，就是因为国家不愿意或者过于软弱而无法保护资产的所有者免遭土匪和暴徒的劫夺。投资的天性的确可以引发相当大的民众动乱甚至革命，但是如果动乱长时间地拖下去，入不敷出将取代资本的形成。政府也会被当作土匪和暴徒一样失去人们的信任。如果投资者事先知道赋税的性质和用项所在，他们也许会承受高额赋税，但是任意征税——如一个统治者因为兴之所至看上某乡间住房，便将其据为己有，或者随便抓住一些人，强迫他们拿钱出来——便会鼓励人们隐瞒财富（通常是以非生产形式），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消费掉（在第七章还要进一步讨论税收问题）。

    资产权是举世公认的制度；因为没有这一条，没有改善人们生活环境的动力，人类就不会有任何进步。但是除了基本的排他权外，在同资产有关的法律和税收方面是非常复杂的各个社会大不相同。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基本的要求是，潜在的投资者必须相信，他能够“把钱拿回来”，由于投资额外可得到一些补偿而不是消费掉他的资产。这一要求既适用于私人投资者，也适用于政府机构，因为，即使是政府也期望它的钱能全部保值，否则是不会投资的。投资者也许会估计错误，承担的风险也许比他预计的要大，他也许事实上拿不回钱来，但是，在决定投资时，他必定是抱有希望的。另一方面，“把钱拿回来”也要求有较为充分的筹划。有人也许投资于其产品一时不能销售的某种行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得到收益——以私人为例，投资于房屋或其他耐用消费品；以政府为例，投资于学校、公路或机关办公处所；私人也许出于兴之所至投放贷款；政府则出于政治考虑投放贷款，明知这些钱是得不到偿还的。从投资者满足于他将有所收益来讲，这些都属于“把钱拿回来”的范围，不管从物质上，兴之所至还是政治上，投放这笔钱是值得的。从广义上使用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说，投资者必须相信他能够把钱拿回来，额外加上对投资的一定补偿，而不是立即把钱用于消费，这是投资的一个条件。

    现在，如果投资者是在自己的公司投资，没有伙伴或雇员，这问题相对说来是简单了。但如果他有合伙人，或把他的资产租让出去，或雇人经营，或别人对其有所影响，由于这些关系会出现种种复杂问题。因为他的资产和别人的资产的共同产品到时候必须分享，如果分享产品的人发生利害冲突，而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要使各方都感到满意，就必须遵守十分严格的规章。

    首先看一看伙伴关系。如果共有资产是伙伴之间平均分摊的，那么每个合伙人要求投入所得的利益不能多于其他伙伴投入所得的利益——不管投入的是钱、是劳动还是出谋划策。家庭事业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家庭成员众多或相互不合，由于一些成员急于从共同资产中拿出能拿到的一切而不是去维护它，这事业往往因而破败。先前有一些农民试图合伙拥有农业机器，这是另一种例证；人们看到，有些农民并不像这些机器为他们所有那样，细心地去使用机器，因此必须雇佣受过训练的技工去操作和维修，而不能让哪个农民自己去操作机器。现代企业也有不同阶层的股东之间存在利害差异的问题。在控制资产的人和其受益人之间可能存在着债权人的或有利益；因为，如果确定存在着资产有可能转入债权人之手的前途，那么，业主可能不愿去改善经营，甚至会蓄意使其无所起色。经济的增长要求能够决定使资产得以维持还是加以改善的人，应热心作出正确的决策。

    如果使用资产的人不是业主，同样也要产生棘手的问题。因此，如果要使佃户热心保持土壤的肥力和精心改良土壤，对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细心地作出规定——我们将在这一章的后面一节里再详细讨论这一问题。在一切雇佣的合同中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其次，拿薪水的经理或代理人都是为人所知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不仅是他们总是想把业主合法所得中的一部分收益归为己有，由于减少了资本形成所需要的补偿，这的确可能使增长减弱，而且还会牵涉到收入分配上的改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许更重要的是，代理人的收入如果不同他们照管资产所耗的精力直接随之变化，他们就不会精心照料；而另一方面，代理人为了延长自己的受雇期，把业主的部分利润再投资于自己经管的资产，从而不适当地延长这部分资产的寿命，而业主的这部分利润本来是可以投资到其他能获取更多利润的地方的。这类问题在遥领制的情况下特别严重；但是，业主要是不愿在他的资产上花费心血，哪怕他住在现场，这类问题同样会有；当然，有些代理人经营资产要比业主强得多，因为他们知识丰富得多，对这类工作的鉴别力也强得多。业主遥领制现在已成惯例，现代工业社会中无一例外。我们的大部分资产要么属于股东，他们把经营权委托给了董事会，要么属于国家或其他公益机构，它们也是依靠雇员来经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严格的但并不完全成功的法律，这些法律力求保护业主的利益，不保护那些受他们雇佣的人们的利益。有些赞成私营产业而反对公营产业的人所持的论据是：私人资产的业主可能比国家给薪水的雇员对资产的照管要好，不过许多持这种论点的人已经坚持不下去，因为大规模组织和联合股份公司的增多，已使很多私人产业的经营从业主手中过渡到了拿薪水的雇员手中。

    最后，我们社会中一些最困难的问题是来自劳资双方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可由任何一方持极端态度的支持者的说法弄得形象而生动。一方面，总是有些奴隶制的鼓吹者，他们认为，工人只应得到能维持生存的费用，而超过这一需要的全部剩余产品属于资产所有者。另一方面，有些人则断言，只有劳动才创造产品，因此，工人理所当然地应给予“他的劳动的全部产品”——是不是要允许扣除一些来抵偿资本减损，始终没弄清楚。在这些极端主张之间，出现了许多对产品分配的不同意见。

    这个问题同我们在本节已探讨的问题不是同一类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是谁拥有资产，究竟是业主、佃户还是经理，他们中哪一类人对维护和改善资产状况应当热心。然而，工人在产品中的份额不一定牵涉控制资产问题，所以我们将另作探讨。

    （三）　劳动报酬

    我们说过，除非人们的努力成果确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尽最大努力去工作的。例如人们在一个联合企业中一起劳动，或为属于另外的某个人的资产效力，当难以把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同别人的劳动成果区分开的时候，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只要存在规模经济，就有必要在一起劳动。因为规模经济的问题不同于那些由于劳动同所有制分开所产生的问题，我们最好能进行深入的剖析，探讨一下人们为他们自己的资产一起劳动的事例，即合作企业的事例。“合作”一词，各种不同的组织都使用它，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只限于原意上的合作社，就是说是工人们自己所有、自己经营和在自己的范围内分配收入的组织（另外的合作社，工人是为挣工资而受雇于消费者或受雇于农场推销机构之类的）。一当规模的优越性开始显现，就需要共同劳动——不管是因为专业分工，还是因为需要一起参加生产某些无法分割的设备。

    合作的单位有两大问题，即刺激因素和权威。关于刺激，每一个入伙者都必须相信别人的诚实，有的时候任何一个入伙者都可能松懈而并没有相应地减少他的产品份额。如果伙伴不多，特别是他们彼此相处不错，或者相互同情，这种制度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几个或十几个工匠或农夫可以不发生任何重大分歧在一起共事几十年。但这种合作并不总是相安无事的，即使是家庭企业，也难免出现松懈、缺少刺激或发生纠纷。不管怎样，一旦入伙的人增多，这种伙伴关系就不可能只靠相互信赖和同情了。按照各个成员的工作时间和熟练程度来付给报酬就有必要了。超额利润仍可按照某种“合作”原则进行分配——按照收益、按照平等、或按照资本的多少等原则——但是重点必须主要放在建立工资刺激制度上——按件计工、奖金及其他——这个制度要奖勤罚懒。

    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规模大小产生的唯一问题，更为困难得多的是经营大型合作企业的问题。一大群人在无纪律、无权威的情况下是不能有效地一起劳动的。必须有人作决定和贯彻执行这些决定。合作社的成员可以是平等的伙伴，但不能有同等的权威。如果人很多，他们就必须把他们的大部分权威委托给一个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要是不肯把它的大部分权威委托给并把责任直截了当地放在少数个人的肩上，什么执行委员会都是无能为力的。不管怎样，这就是说，合作社的绝大多数成员无权参与决策，而必须像任何领工资的雇员一样执行命令。他们将成为对此感到不满意的人。他们或许还不满意收入的分配办法；不满意自己同别人不相上下的工资，也不满意经营部门要把大部分结余储备起来以应急需或用于扩充业务的愿望。他们迟早要把权威弄垮，内部的纷争使组织四分五裂。其结果，以合作形式的大规模组织要同不以合作原则经营的其他大企业进行成功的竞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种种例外反证了这一规律。苏联的集体农庄只是名义上的合作，经营管理由共产党党员来做，他们告诉每个农庄庄员该做什么，按庄员的劳动付酬，把结余部分按收入的比例分配。庄员个人只是在理论上有权改变经营管理和政策。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是真正民主的，这些农场确实多半受惠于一个中心机构并受其监督，但是这样做看来并没有限制它们真正的自治权。农场成员平均250人左右，对成员甚至并不按他们的劳动计酬。大部分观察家似乎一致认为，这些集体农场所以取得成功到现在是凭借同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农业方面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感情，是采取军事保护孤立定居点的集体组织工作所起的作用。在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中蕴藏的这种特殊联系和感情迟早将消失净尽，到那时，如果这些集体组织仍保留着它们的原始共产主义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他们将是在违背前人一切经验的情况下干出来的。

    一些合作形式是人类原始的劳动单位。我们知道，在最早期的社会里，劳动单位是家庭、氏族、手工业工人行会、牧师、或其他群体。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合伙单位，让手工业工人一起劳动；手工业工头雇佣短工似乎在中世纪后期才出现。集体劳动有它的优越性，特别对那些生计艰难，成天担心遭到不测或周期性自然灾害的人特别有好处，到时候可以互相帮助，在一起劳动也可以互相照应。农民组织成劳动小组互相帮助种田、盖房、开荒或收割，这是十分平常的事。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要继续下去，取决于集体忠诚义气、家族观念或宗教联系。只要以个人为主的观念开始滋长，只要从事经商或为个人日益懂得进行革新的机会越来越多，只要大规模的组织开始显现经济效益，这种组织形式便立即解体。企业的合作形式对于稳定的社会是最优越的形式，但是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有别于销售或信贷单位），一旦越过较低的物质水平阶段，它就不容易再存在下去。

    一切大规模组织都存在着刺激问题和权威问题，即使在工人拥有他们靠其劳动的资产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但是所有制和劳动分离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即在劳动和资产之间分配收入的问题。在合作组织中，资产不单独计股，全部收入在使用和拥有资产的人当中分配。但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不是属于资本家就是属于国家，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业主既要求一定的报偿也要求参与监督经营。特要指出的是，资产的国有化并不解决上述任何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阶段，社会主义者主张资产应当属于劳动者——以工团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或工人监督的形式出现——在那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将简化为合作企业，只面临两个问题而不是三个问题。但其结果，无论是苏联、美国、英国或其他地方，社会主义采取的形式并没有把资产从私有者手里转给工人，而是转给国家或其他权力机构，由国家或权力机构来进行监督并保留一份收入。这种作法在工人头脑里引起多么大的异议，则取决于他对国家所持的态度。他可以十分相信，与国家共有并由国家进行管理，比同与私有者共有并由私有者管理更公平一些；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到的教育要去相信什么。有的工人是在担心他们的政府和在同雇主保持友谊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会抵制这种转移资产的办法；而另一些人受的教育是仇恨“雇佣阶级”和尊重“民主国家”。但是无论如何，哪怕工人愿要国家老板而不要私人老板；愿要国家的投机商而不要私人投机商，他是不大可能挑选这个不要那个的。这就是说，在最正规的国营企业形式中，他会意识到，他得不到他劳动的全部成果（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拿工资的奴隶”不得不唯管理人员之命是从。这就证明，国营企业的问题同私营企业的问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如果说在苏联不像在英国或别的地方表现的那么显而易见，那主要是因为工人的态度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不容易表达出来。

    资产有分得一份收入的权利始终是让人心情激动的。有一个学派极力主张，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只应属于劳动者，由此而产生了劳动价值论。另外的学派则为维护资产享有的份额提出了许多论据——人们有拥有资产的天赋权利；需要提供刺激来改善资产，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穷人会把资产的收入浪费在多子女上，富人则把资产的收入用于再投资；心理上的成本节约；各因素取得边际生产力的权利等等许多辩护理由。国家的机智灵活并不亚于私人业主及其经济哲学家。如果20％的国民经济需要用于资本总构成；20％供政府当前开支，即使最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难证明，工人不能指望拿到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或者说得更巧妙一些，他们必须满足于直接得到的60％，对那间接地以他们不能也不会由他们自己支配的方式花在他们身上的40％一定是高兴的。

    这些问题在大规模组织中可能无法解决。工资支付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也许能刺激干劲，分红的办法也许可以恢复一点合作企业的气氛，但是对生产有权提出要求的人太多，要不是不断地使投入同得到的报偿相适应，合伙人就无法毫无怀疑地彼此信赖。工人们将比较他们得到的报酬；把他们的报酬同管理人员或高级职员的报酬相比较；把总产出同不是被私人资本家便是被国家拿去的份额相比较。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合伙人的争吵比在其他地方更激烈；他们永远无法同意对所有人都公平合理，因为谁都说不明白什么样的公平才是人人永远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也是个权威问题，就像刺激问题一样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的机构中，人们在心理上对劳动的不舒适感是无法医治的。人的头脑生来就不受纪律约束，大的组织要是没有纪律、服从和忠诚，就无法管理。可以让工人们有权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但是，如果这个组织很大，代表同选民相比不可能很多。总之，一旦代表们负起管理责任，他们必然倾向于站在管理的立场，因为他们知道，自下而上是管不好一个大规模组织的。大组织里的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心理，就像僧俗之间、政府与平民之间、家长和家庭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对抗心理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心理的产生是由于工作在一个不能不接受无数决定的环境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行其事，因为这些决定在制定时，我们除间接参与外，没有参与的资格，而且这些决定并不适合每个人的情况。这种状况给管理部门提出一个没完没了的难题——管理部门要对它们管辖的人们表示关心（绝不是不利用它们的效能）来赢得忠诚，使它们的事业近似和睦家庭那样互让互敬，而不靠军事集团那样等级森严和动辄制裁。但是，大规模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有冲突和挫折。

    也许对工人要求自治的愿望过于重视，无论是认为工厂内部可能实行民主的人，还是担心不能实行民主准会导致工业制度失败的人，都过于重视这一愿望。工人并不都是希望在工业中实行自治的；或许多数人宁可得到一份职权范围有限的工作，而不承担一般事务工作的责任。在一切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工厂、郡县、工会、教会和国家，到处可见的是，只有很小部分的少数人愿意去当官或对本组织的事务始终热心不怠。他们也许很高兴属于这个组织，他们可在选举中出来投票——虽然投票的百分比有时很小——但是要让成员们随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让他们积极参加讨论和管理了。之所以如此，人们也许认为，少数人要求积极参加管理的愿望在工业中可用那些涌入小公司的人予以满足，因为在那里参加管理是行得通的，而那些到大企业的人，他们宁愿有人为他们管理事情。但是事情并非有这样的预期结果。恰恰相反，大企业倒是经常吸引那些渴求组织和监督的工人，这些人就会鼓励其余的人为保护自己而去参加管理（他们是这样看的），要不就会滋事生非（管理部门有时是这样看的）。

    这些少数积极分子在教育和组织其他工人为争取工资所

    起的作用，还将唤起舆论风尚在人类有关的事务中所起的作

    用。虽然制度的成败一方面取决于其固有的本质，而另一方

    面也取决于人们信任这些制度所中意的是什么。20世纪经历

    着的大的工业动荡，既有宣传上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苏

    联的产业工人不如美国工人自由，得到的生产份额也比美国

    工人少，但是可以相信，赞扬这种状况的宣传鼓动可使他们

    接受这些比美国工人要强得多，美国工人受到的是反对类似

    苏联状况的强烈宣传，虽然美国工人的情况相对优越。因此，

    要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斯巴达克斯时代生活在罗马的某经

    济学家也许已经满怀信心地预言，奴隶制对群众来说简直无

    法容忍，一定会很快完蛋；实际上，奴隶制曾比过去更牢固

    了。同样，现在也许有人想要预言，大规模组织无论是合作

    的、私营的还是国营的，都在证明使工人非常厌烦，一定会

    失败；而且预言，只存在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小型企业的时

    代将很快到来，这些小型企业将长期保留下去，没有罢工和

    怠工，能在市场上站得住脚。但是这种预言也许恰恰是错误，

    尤其是因为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国家同教会和工会领

    导人一起说服工人，使他们相信这是一项根本的变化，将给

    他们带来最美好不过的世界。再回到我们在本节开始叙述的观点：“除非人们努力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

    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但是，他们

    认为什么是他们适当的一份劳动成果和他们承认谁有权提出

    要求，这些大都是主观上的问题，要看他们所受的教养，要他们相信的是什么。

    第二节　贸易与专业化

    现在再来探讨一下制度为贸易和专业化提供的种种机会，因为扩大贸易和推广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　优点

    贸易从多方面刺激经济增长，推动专业化的发展只不过

    是其中之一。贸易通过向社会引荐新的商品刺激了需求，进

    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工作或提高劳动效率的愿望。由于眼界

    狭小，需求有限，在许多原始社会，劳动水平低下，贸易一

    开放，影响所及，会使人们对劳动的价值采取革命性的态度。

    贸易还会减少社会对流动资本的需要。在没有贸易时，一家

    一户必须贮存它需要的一切；有了贸易，这种贮存便由商人

    在集中的库房去保管，因而各户消费品的贮藏量大大减少。对

    于那些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国度来说，消费品的贮存确实往往

    意味着生死存亡，因为贸易可以在灾荒之时把消费品从丰裕

    的地区运往欠缺的地区。贸易也给人们带来新的观念——消

    费的新方式、新技术或社会关系的新观念。从域外之地流入的种种传说对既定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使社会的个体成员能

    以种种方式进行实验，而否则是不允许的。如果我们在研究

    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经济突然急剧增长、信仰发生

    变化或社会关系有所改变，其原因几乎总是由于进行贸易的

    机会增多了。

    贸易还会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因为劳动的分工取决于市

    场的范围大小。亚当·斯密谈到专业化时说，专业化的高度

    生产率“首先应归功于每个有特殊技能的工人技艺的提高；其

    次要归功于时间的节省，时间通常是干完一件活再干另一件

    活的过程中流失了；最后，要归功于许多机器的发明，方便

    和节省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斯密非常重视劳

    动分工，他甚至似乎认为劳动分工是发展技术和使用资本的

    起因。后来的一些作者对他这种看法提出异议，有的甚至提

    出了相反的说法——专业化不是原因而是结果。现代，我们

    可以说，专业化、技术知识和资本是平行发展的。

    不断提高专业化似乎就像生物进化原理一样，已成为一

    条经济原理。它同经济的增长密切相联是毫无问题的。然而，

    它有它的代价。任何专家都有可能吃苦头，如果对他的专业

    服务的需求缩小的话。需求是经常变化着的，因为人们的情

    趣爱好在变，或者新技术、新商品使老的技艺淘汰下来。如

    果这方面的专家不能转入其他领域，他的收入就会受到严重

    损失。这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专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职业

    上的机动性，这是防备需求变化的最佳保证，如果贸易中断

    因而无法得到重要的供应，例如：战争打断了贸易或者由于

    地震等自然灾害切断了正常的供应来源，专业化也许会给社会造成困难。这种情况下，可以动用紧急库存解决一下暂时

    中断的必需品供应，就像现在美国政府设置的战时储备这样。

    不过采取措施预防过分专业化也许是可取的，究竟怎样才算

    不过分则是主观上对危险性估计的问题。

    过于专业化的另一代价是失去平衡。这一点在农业经营

    中看得很明显。过分专门种植一种作物就会造成生态失调，表

    现为土壤肥力枯竭，病虫害蔓延。个体农民都懂得采取作物

    合理轮作或间作的办法来防止地力衰竭。但是，个人无法阻

    止本地区的农民采取单一种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病虫害危

    险。在一个认为单一种植不可取而暂时可获厚利的地区，要

    想制止这种种植方式，就必须集体作出决定，禁止种植或对

    其他作物给予补贴。

    专业化也会造成人的才智失调。专事采矿的人同专事务

    农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同样，在一个集体内部，从事不

    同专业的人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很可能在世界观上和物质

    利益上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观点上和利益上的不一致

    往往令人无计可施：参加学校毕业授奖典礼日的演说家们谴

    责范围狭窄的专业化，要求教育的基础应当宽广。尽管这样，

    有人认为这种变化也许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特质增添某些东

    西，而这些东西在人人具有同样职业和经历的社会中正在消

    失。专业化给合作带来更多的问题，但是它也给思想进步提

    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正是在种种经验发生冲突当中，人的

    思想才得到锻炼。

    同样，物质利益的冲突至少使得社会不断发生变化。客

    观事实是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接受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把全部历史看成一连串的阶级斗争，还是我们是否仅仅认为如果

    人人满足于国民收入中有他的一份，社会就不会有多大的变

    化。有些人惋惜的是，变化没完没了，并且说，他们宁愿回

    到人人自耕自纺的世界——要是存在过这样的世界的话。在

    这里，我们不谈喜欢变化还是喜欢稳定（这个问题放在附录

    中去谈）；在这里，我们仅仅指出，变化是永无休止的，而专

    业化将为变化作出贡献。

    （二）　市场的规模

    市场越大，专业化的可能性就越多。市场的规模取决于

    一家一户的自给程度、人口的多少、交通运输是否便宜、社

    会财富的多寡，情趣是否符合标准以及人为的贸易壁垒的多

    少。

    原始家庭几乎全部自给。每个村庄有一些有专门手艺的

    工匠，但是他们仅能满足村民的一些零星需要，整个村庄的

    自给自足状态主要是同它与世隔绝有关，而每户人家的自给

    状态则主要同妇女的地位有关。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来

    是妇女在家里干的活转到家庭之外的代办机构去承担了，这

    些机构由于分工比较明确，投入资金较多，因而效率高，如

    取水、磨面、纺纱、织布和缝纫、教育儿童、照顾病人等等。

    这种活计的转移是由于妇女劳动力离家转移到户外机构参加

    劳动而同时发生的。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男人反对他们的

    女人干活挣钱。打破这些禁忌之后，加速专业化便成为可能，

    国民生产也有了很大增长——妇女的自由也随之大大增加。

    市场的大小还取决于人口的多少。某些类别的生产中存在着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公用设施，以及某

    些服务业（教育、卫生、群众娱乐）。相当多的国家人口稀少，就是说如果它们的人口多一些，这类产品或服务就可在大规

    模生产的基础上较为廉价地提供出来，而不是在规模较小、不

    那么专业化的企业里生产。不过人口的多少是一种概念，它

    同空间和数量都有关，因而这实质上是个交通问题。如果运

    输费用是零，即使最小的国家也能享受专业化的全部好处，因

    为整个世界会成为一个单一的市场：即使最小的国家到时也

    能实行专业化，把自己的剩余产品卖给别人，换取自己想要

    的消费品。在第六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人口问题。

    交通的费用和范围部分取决于自然特征，部分取决于企

    业的运输事业。有些政府在这方面比别的政府更意识到自己

    的责任。确实，在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上，好的统治者往往由

    于他们把精力用在扩展道路系统方面而扬名，而坏的统治者

    则因他们主政期间道路状况恶劣而声名狼藉。从经济观点出

    发，便宜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任何国家所能有的最大幸事。

    在铁路发明之前，水上交通是唯一比较便宜的运输方式，凡

    是靠海或有江河之便的国家，贸易最发达，财富也增长得最

    快。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比其他国家

    起过更有活力的作用，答案之一往往是比较靠近水路。

    市场容纳商品的多少显然取决于买主的财富。需求标准

    化的程度也同样重要。在美国，人们愿意购买成批生产的标

    准化物品，这有时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这里

    有一部分是追求虚荣的社会风气问题，如果社会风气要求显

    示个人的显赫地位是以购买个别设计的商品、手工制品，或专门按本人要求的款式定作的物品为荣，那么，市场容纳每

    种类型的商品就少。这也可以说是个阶级结构的问题；拥有

    高度发展的中产阶级的国家，比只有富人和穷人的财富均等

    的国家，更可能为成批生产的商品提供较好的市场。除去阶

    级差别，对个别设计的工艺品的爱好也许仅仅由于某个国家

    的工匠技艺超群才引起的，这些工匠在大批生产实现之前的

    几十年或几百年，曾专门从事生产声誉卓著的制品。例如法

    国和印度的情况就是这样。以后，当大批生产成为可能时，这

    类国家也许会落后于别的没有专门技艺并因而较容易出现大

    批生产需要的国家。许多事情也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想象力。

    在像福特和伍尔沃思那样的人带出这条路之前，谁也不知道

    对成批生产的商品需求的规模有多么大。

    其次，存在着人为的贸易壁垒——捐税、关税、限额和

    禁令等等。减少这些壁垒是人类在16世纪到19世纪的最伟

    大成就之一。工作从国内开始，先消除政治疆域以内的内部

    壁垒，接着是在一些原来由地方王公掌握大权的国家建立强

    有力的中央政府。重商主义年代以其维护限制对外贸易的作

    品而闻名，但是重商主义哲学家们最重要的著作是他们坚持

    内部统一的优越性，努力消除当时存在的内部贸易壁垒。他

    们的著作决非毫无作用；今天，谁都不会主张下属政治当局

    ——省政府、县议会或市政府——应当有权征收关税。重商

    主义年代悄悄地进入了自由贸易年代，19世纪是它的鼎盛时

    期。在19世纪，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减少了国际贸易壁垒，

    虽然到19世纪末潮流有了改变，但1900年，同前一个世纪

    相比，贸易上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当今有关国际贸易的种种看法再次像重商主义年代那样复杂起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到第六章去谈。

    （三）　组织

    人们一开始专业化就需要有一定的机构来协调他们的活

    动。规模最小时，可以由政府下令来起协调作用。在一个厂

    家、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军队单位的内部，都个别通知每个

    专业人员要作什么事，经理部门的任务是要有一个构思，怎

    样让各个人适合一起工作。然而，这种事情为了整个社会就

    干不成，因为要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

    要由中央协调就太多了，无法有效地工作。实际上，个人的

    活动要由市场来调节。供求决定价格，个人能以对价格刺激

    作出反应的方式来达到他本人的目的，与此同时，服务于所

    有个人的更为广泛的目的。价格机制的确解决不了所有的社

    会冲突；价格机制能同一切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不完善的，而

    且它的作用也要受到人们努力的影响，人们力图阻碍它自由

    发挥作用。价格机制到处都由私人垄断资本家或由政府作出

    规定，但是只要存在着专业化和贸易，哪一个地方都不能把

    它统统取消。即使是苏联政府，它对经济活动的规定比其他

    国家政府规定得都多，也十分注重依靠价格体系来调节经济

    活动——刺激稀有技艺、刺激农业产量、限制紧俏商品的消

    费、迫使国营工业提高效率和在没有什么“计划性的”经济

    部门多少也利用价格来达到一切其他目标。

    现在，如果要把价格机制当成调节器，人们必定对价格

    很敏感。他们必定关心价格，无论是对他们能从事的劳动、他们能制作的物品、他们可能购买的商品还是其他情况，他们

    都关心；他们必定愿意对价格作出反应，为利用价格的有利

    变化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人们对价格敏感的文明也许被轻蔑

    地说成是“拜金的”或者是“贪得无厌的”文明，但是，我

    们关心的不是道德或轻蔑，而是经济增长的条件，经济增长

    要求专业化，专业化要求由价格机制来进行协调，这种协调

    只有在个人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时才有相应的效力。这种

    反应的程度现在大体上是个习惯问题。人们到目前仅仅是为

    他本人的生计而从事生产的，当人们最初知道价格经济时，他

    们对价格的反应是有限的，不熟练的。他们会错过种种机会，

    不知道如何进行选择，很容易受骗上当，意识不到价格的暂

    时变化和永久变化之间的差别，不懂得季节性变化和周期性

    变化，不懂得打多少折扣等等。就像学习人类文化的任何其

    他部分一样，人们必须学习怎样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人的

    作为会随着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有所改善，他们已经越来越

    了解和运用市场了，并且对市场上的欺骗有了经验。

    专业化还要求使用货币；以货易货只能适应专业化和贸

    易的初期形式。货币的发明，就像拼音字母的发明或发现自

    由取火一样，是人类的一大成就。没有货币，贸易就会少得

    可怜。没有货币，每户人家就不能从集中的贮存库（商店）中

    购买需要的东西，而不得不把全部物品储备起来。没有货币，

    就不可能有借贷和投资。

    尽管货币有它的价值，但货币的发明传播得很慢，致使

    世界上有大片大片的地区，在那里货币才刚刚开始流通使用。

    例如，亚洲的一些大国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用了货币，而现在仍有多达40％的国民生产，按标准

    定义讲，无法换成货币。货币的使用是同专业化和贸易联系

    在一起的，人们穷到没有剩余物可供交换时，也就用不着货

    币。

    由于市场越来越重要，货币的使用使社会制度发生变化；

    更重要的也许是它使人的态度发生变化，一旦货币开始在某

    个社会流通，一旦为开拓市场进行生产成为人所共知，经济

    关系就会日益不断地向不以人为的基础方面发展。地位和家

    族关系算不了什么，因为钱更加重要。用现金积累财富比用

    牛或一袋袋谷物更容易；“贪得无厌的”本能——渴望取得财

    富——因而比较容易施展，而且这种本能由于得到施展而成

    长。有了货币，“资本主义的”货币借贷关系和工资雇佣关系

    也比没有货币更易于推广。因此，在不能用货币的社会里适

    用的组织形式，如庞大的家族组织或主要基于地位维系的组

    织，在货币广泛使用之后便不起作用了。

    我们再要指出的是，专业化和贸易还要求市场的场地有

    所组织。缺少市场是原始社会的一个标志。几乎总是要有一

    些集中的场所，在那里可以买到食品、衣服和比较简单的消

    费品。但是专业化要求的市场种类范围，比之劳动市场、房

    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借贷市场、股票证券交易市场等等要

    大得多。这些市场采用各不相同的形式。正如房产代理代办

    所是一种市场一样，可以付钱给某个个人，使其成为像过去

    那样的专门把买主和卖主集拢在一起的市场。市场也可以就

    是某家报纸上的一栏广告。市场的数量和多种多样则是社会

    的财富的标志。有时，单开办一个市场方便贸易，就能增加财富，但是在社会能以开展足够的贸易来证明需要市场之前，也有可能开办市场——就像有些比较穷的国家，那里在谈论开办股票交易所的事情。

    专业化和经济单位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简单的。

    有的人认为，专业化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分工细增加了

    工种的数量，从而增加了协调单位的规模。但是不一定都是

    这样，因为专业人员的活动也可以由市场来调节。某种新产

    品第一次上市时，介绍它的厂家不得不在自己的车间里制造

    大部分零配件；但是随着需求的增长，各种厂家将专业分工

    生产零配件。因此，汽车现在是由几十家不同的厂家生产的，

    各自专门制造底盘、车身、挡风玻璃水刷、轮胎或大量其他

    汽车配件；而所谓的“汽车制造厂”不过是把大部分从别的

    厂商那里买来的部件装配起来。专业化就其在生产活动中的

    成果来看将使厂家的规模增大，因为生产活动必须大规模地

    进行；但是每当把生产活动分解成部件加工时，专业化就会

    缩小厂家的规模。

    大规模组织因而成为专业化的间接结果之一。因为人们

    从事各种专业，他们的活动必须加以协调，这种协调可由市

    场来完成，也可在厂家内部进行。在这方面，市场和厂家的

    作用成反比。市场越完善，就越不需要在厂家内部进行协调，

    反之，市场越不完善，需要企业协调各个专业人员的活动的

    机会就越多。认为这类专业化的原则对大规模组织有利的看

    法是不对的。如果市场组织得好，小厂家就容易生存，以致

    像廉价专家咨询，技术服务、零配件、原料等都能廉价买到，

    产品也容易卖给买主或中间商。市场组织得越好，各个厂家

    要给自己办的事情越少，市场越小，就是大规模组织的有利

    条件。

    由此推论，如果人们喜欢小规模企业，最好的办法是在小厂家周围组织起种种既有效又便宜的专业服务和代销机构，使这些厂家不致由于规模小而处于不利地位。大的组织可从事研究、作大宗买卖、筹款容易、生产标准化产品、作广告、聘用最好的专家顾问等等。小组织如果其周围辅以代理机构，同样能办得到，这些机构——私人的、合作的或法定的——可以把需要按大规模来完成的一切工作接过来，从而使小厂家可集中适于按小规模来完成的那些活。这样，小农场可以从农业推广站得到专家咨询，可以从种子公司得到良种或从拖拉机出租站得到拖拉机，还可以把产品卖给批发站，由它去进行分级、加工、作广告和批发。如果要讲求效率或使经济增长，并不是非要个体厂家规模大才行，但是，无论是在厂家内部还是在组织良好的市场结构内，除非采用规模经济，专业化的优越性确实不能得到保证。同样，组织良好的市场能取代大厂家到什么程度则因行业与行业的不同相关甚大，很难有效地按小规模来组织铁路运输、炼钢或组装汽车，而小型企业在公路运输、店务管理和从事某些类型的农业和范围有限的制造业方面则可运筹自如。经济增长确实要求发展大规模生产，但是，就效率而言，市场、合作运动或政府可继续扶植较小的单位。

    大规模组织的扩展取决于企业家的手腕以及这种手腕对

    其他生产因素的运用如何。企业家的职责可由私人或政府官

    员来承担。无论是哪种情况，企业家所能处理的企业职责大小都是运用他的能力、经验和他所掌握的技术的表现。先以

    技术来说，大规模组织的发展是由于通信手段（书写、电话、

    无线电）、计算手段（统计方法、会计）和行政手段（等级制

    度、委员会等等）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扩大了有效活动的

    规模。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富有大规模行政管理或技术

    的经验的人很少。在这些国家，小规模组织比大规模组织更

    为适用，其原因就是缺乏经验，组织小规模的活动比较合算，

    而较为先进的国家会发现组织大规模的活动更加经济。随着

    经济发展过程，国家将积累行政管理经验，并能更有效地把

    大规模的方法应用于更为广泛的活动领域。

    由于大规模组织涉及人们态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并随

    之招来许多不满情绪，以致许多人不喜欢它，而宁愿不扩大

    组织规模使经济可能增长多少就增长多少。这种态度在一个

    自然资源只限于可耕地的国家是足可以了，如果这个国家拥

    有相当的资源可供开采或加工，这种态度几乎可以肯定会限

    制许多机会，除非允许和鼓励发展大规模企业。

    第三节　经济自由

    （一）　利己主义和集体行动
    西欧和北美在近几个世纪人均收入的增长完全同经济自由的发展有关——同个人改变其社会地位或其职业的自由、同租赁资源并以增加产出或降低成本的办法把资源结合起来的自由，以及同其他已经在贸易方面有所建树的人竞争的自由有关。在这一节里，我们要研究制度上对这些自由的障碍。但是，我们首先必须指出，利己主义并不一定是发展经济最快的道路。集体行动也是必要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产生较快的成果。
    以政府行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集体行动，即使只是对私人行动的补充，也是必要的。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会起推广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七章中将要详细地谈到。这些作用，甚至在私有企业经济中，包括诸如保养公路或促进研究这些明显的作用，直到诸如对新企业提出担保或向私人商业提供资金等比较复杂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私营企业家风度的质与量，个人开拓能力越小，落在有为的公用事业上的负担越重。

    不过，除了政府行动之外，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会有助于经济发展，不管这种开创事业是由个人还是由政府去做。如果民族的成员习惯于求助和接受领导，实现经济增长所要求的变革就会比如果人人都是顽固的利己分子要容易得多。这一点可以多种方式显现出来。如果开创事业是在新技术方面，一旦革新者表明这种新技术能提高生产，普通人将比较快地转变。如果有必要在大规模企业中安排要完成的工作，那里原来人人都是他自己的监工，新的纪律能迅速确立。如果不得不作出种种牺牲——譬如，如果政府决定要实施一项资本构成的重大计划——其实现将比在成员不大容易为一个共同目标团结起来的社会引起的内部冲突要少、通货膨胀要小。如果习惯和制度必须加以改变——如妇女的地位、土地的合法地位、对移民的态度——这种改变是比较容易的，等等之类。

    有些历史学家把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同近百年的日本历史相比，他们着重强调日本社会生活中的“纪律”，而中国的利己主义较多。要给这些概念下精确的定义或作精确的估量是极为困难的，但是由于经济变革是为少数人倡导而多数人仿效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整个社会的变革速度应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愿意接受少数有事业心的人的领导，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集体行动和内聚力感不单单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而且

    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可以取得优于利己主义所取得的结果。一

    个按照强制路线组织起来具有内聚力的集团，也许比一个具

    有比较多的利己主义倾向的集团更有能力达到既定目标。这

    对于任何事都必须按照计划进行，也许具有优越性，因为大

    家一起干乃是成功的要素——无论要达的目标是作战、控制

    某条大河的洪流（否则有造成破坏的危险）、扑灭森林火灾还

    是其他需要人人都接受首领命令才能成功的活动。具有内聚

    力的、强制性集团，如果其首领比个人更了解经济增长所要

    求采取的措施，也将有助于占优势的经济增长。首领可以推

    行教育、改进的技术、使用良种、提高资本形成的水平，或

    者改变诸如土地使用、奴隶制、垄断等社会关系。所以，要

    说经济增长取决于个人有无施展权术的自由是不真实的，因

    为采取的办法是个人要被迫去干促使经济增长的事情。个人

    自由在经济事务方面的优越性这种情况，是出于认为首领没

    有卓越的知识头脑，出于认为在多方面有所追求的个人比一

    个有垄断权术的首领，更可能发现敞开的门户的这种信念。我

    们即将看到，这种信念在先进社会里是完全真实的，而在落后社会里则显然不那么真实，落后社会的成长全靠模仿较为

    先进社会充满活力的特征。所以，倘若一个政府以促进经济

    增长为己任，而且对涉及的问题有合情合理的充分了解，则

    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落后社会几乎肯定会比建立在利己主义

    基础上的落后社会要增长得快。难处在于条件，政府可能是

    有才智的，是有强制权的，并且基本上是真心实意关心普通

    人的；但是要这三者都具备看来属于例外而非必然。

    这些探讨对于当前关于“计划”的争论比之对于是由公营企业而不是由私营企业经营工业的争论更有关系。这个问题在人们讨论中往往被混为一谈，但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中央计划的私营或公营经济都能存在；而公营企业经济同样可以有计划，也可以无计划。我们先说一说公营工业，然后再谈作计划的问题。
    私营工业和公营工业之间的争论，涉及到许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都同我们当前的目标无关。许多争论涉及到收入分配的后果，这不是本书的直接兴趣所在，争论之点是，国家职工从国民收入所得的部分是否要比营利的私人企业家所得的部分为多。争论的另一方面是，在财富和主动性都集中在国家手中的社会里，对个人自由——工人的自由、消费者的自由或政治自由，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现在关注的仅仅是争论中涉及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那一部分。
    这问题本身将分解成刺激和资源使用的问题。企业家，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官员，必须受到激励去寻求种种办法，来降低成本、用引进新的或更好的商品或用改进销售或服务的办法来改善为公众的服务。他还必须善于使用劳力、资本和原料；这就是说，在寻求提供资本的支持者时，在说服这样或那样的权力当局让他得到他需要的劳力和原料时，他必须没有太多的困难。

    至于私营企业系统最初是靠私人利润的引诱，那是个刺

    激的问题。不过，这种刺激在小厂家要比在大公司管用，因

    为大公司的企业经营是由董事和拿薪俸的经理们来掌管的，

    他们的报酬在这期间同利润并无紧密关联。私营大公司的企

    业经营和公营公司的企业经营都同样依靠刺激；无论何者，都

    可有按利润多少不同的少额奖金，但主要的刺激是雄心，是

    要把本人工作做好的意愿，是希望得到晋升以提高薪俸的意

    愿，是希望得到赏识的意愿。因此，就刺激来说，在大规模

    工业范围内，私营和公营企业之间也许没有太多的选择。在

    小规模活动中选择就多得多。多数小规模企业——商店、农

    场、饭馆、小工厂、专业性服务——都是在能力并非超群的

    人管理下，在干按步就班的工作，这些人是没有强烈的雄心

    足以驱使他们去采纳已经改善的作法，因为没有物质刺激，也

    不担心破产。如果完全禁止私营企业，大企业就有可能继续

    保持高效率的魄力，但是较小的企业——在任何国家，这种

    企业占工业、商业和农业就业人员的一半以上——的效率极

    有可能会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

    大企业和小企业间的区别差不多也适用于取得（资源）问

    题。在任何系统中，私营的或公营的，大企业筹集需要的资

    本要比小企业容易。如果只能从国家机构得到资金，这种差

    别或许还要大，因为大企业的政治和其他实力使得它们更易

    于坚持得到需要的资金。同样的实力还可能给它们以更大的垄断的权力，为取得新的较小的工业、公司或商品的竞争者

    得不到的资金和其他资源而施展计谋。小企业，特别是那些

    急于要实验未曾尝试过的设计方案——新商品、新发明等等

    ——的小企业，也许会发现要得到必要的支持，比他们在私

    营企业系统去寻求支持还要困难。

    许多事情取决于对资源的控制普及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来自某中央权威的许可就不能得到资金、劳力或原料，企业家们就没有施展才能的余地，无论是私营企业系统还是在公有制系统。这种由中央计划的经济，无论私营还是公营，届时将受制于计划制定者决定的方向。为了达到某具体的目标，这类经济优越于无计划的经济，因为无计划的经济没有具体的目标。计划经济在形成战争力量方面是比较优越的，这就是战时各类经济所以全都纳入高度计划的原因。在施行高水平的资本形成时、在创建某一大产业部门、或在计划制定者给自己规定任何其他的单一目标时——如灌溉沙漠、建筑房屋或其他，计划经济也是比较优越的。如果没有必须集中努力去实现的单一目标，计划经济便不如无计划经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个人作出的判断同在中央的计划制定者的判断会是一样的或优于后者；因为不存在经济应向哪里发展的单一方向；因此，最好让每个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去自由地充分利用他所能得到的资源。无论企业家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这一点都同样适用。国家不需要为了仅仅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由而拥有一切产业资本的经济，因为国家可以决定把自己的权限如同一个股东的权限，让自己的官员用他们所能使用的资源放手去生产他们愿意生产的东西，只受市场赢利与否的考验。即使国家是资金的唯一来源，也可以通过彼此竞争的多重代理机构分配资金，而不要通过单一的中央控制；这样，寻求资本的厂家可有若干得到资本的机会。计划和公有制不是一回事；世界上既有无计划的公营企业，也有严格计划的私营企业。

    这种单一目标和没有目标或多种目标之间区分的必然结果是，计划在那些单纯仿效别国领导体制的国家要比在那些开拓型的国家为害要少。在像英、美这种先进的工业国家，谁都不知道经济模式在50年间将是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哪些现在尚未发明的新商品将统治市场；哪些运输的新方式是重要的；商店会是什么样子等等。如果这种经济现在就放进中央计划的框框里，授权给坐在中央办公室的一小批人去决定哪些发展事业要鼓励，哪些要抑制，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经济的增长会受到阻碍。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产量不会提高得快一些，因为资本形成可能扩大；但是我们能够肯定，在生产和消费类型方面不会有那么多的新商品，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可能是旧的多，新的少。如果经过开拓者指明什么是值得作的以后的10年、50年或100年，一个落后国家单纯步这些开拓者的后尘，形势就将大大不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中央控制也会妨碍由于技术和制度从一种环境过渡到另一种环境始终所必要的调整。

    但是计划制定者不像在开拓型国家那样容易失败，因为他们有可以照抄的的模式。

    许多事情还取决于特殊的社会学到多少公共管理的艺术。大多数政府现在是，而且始终一直是腐败无能的。创建相对来说不那么腐败、注意效率而且在这些问题上十分渴望保持高标准的公共服务，这种艺术学会得最慢而且仅有几个国家。因此，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果采用公有制或实行中央计划，把经济事务的会部负责置于现行政府之手，经济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在政府是腐败无能的国家里，自由放任是使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只有建立了有效的行政机构时，私营企业和公有制或国家控制的相对优点才值得认真辩论。

    实际上，真正的问题不是在私人主动性和政府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无论是计划还是国有化，而是要把这两者结合在最有成效的比例中。赞成还是反对计划，或者说赞成还是反对企业公营的争论是从19世纪遗留下来的。实际上很清楚，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现在是而且也应当是比过去大得多，这是因为现在已可以一般地预计到增长的速度更快。不少已在物质文明方面走在前头的国家，是通过独特的努力，经历几个世纪才慢慢发展起来的。现在可以预期，那些刚刚走上同样道路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府主持下至多用几十年就可做到。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日益增长，而且今后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增长。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留待第七章加以较为详细的论述。

    （二）　纵向流动

    经济增长通常同高度的纵向流动即上下流动分不开，这有多种原因。

    首先，如果上层阶级——商业、政府、科学及其他领域的上层阶级，不是不断地从下层递补更新，上层阶级从生物学方面和文化方面都会退化。生物学方面的退化，是因为如

    果一千个聪明人有一千个儿子，这些儿子未必个个聪明。如

    果我们假设，在社会历史的某个时期，有一批生物学上的上

    等人处于上层地位，而且这批人以后永远不许除了自己的后

    裔之外的任何其他人的后裔占据他们的上层地位，那么，我

    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个阶级在生物学上的活力会下降。从

    生物学来看，一个健康的上层阶级是允许它的衰弱成员降为

    下层阶级的，它在每一代都要从下层阶级中吸收一些较为有

    成就的成员加入自己的行列。同样，也必须有丰富的文化素

    养。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封闭的上层阶级往往倾向于追求某

    种形式的崇拜祖先。办事情的陈规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在

    变化着的世界里过多地沉缅于往日的成就。如果不断吸收一

    些没有过去可供回顾或急于忘怀过去的人，这种情况就不大

    可能发生。

    为了经济增长而从下层吸收新鲜成分的作法不能同要求

    平等的论点混为一谈。社会阶层总有高低之分，就是说，在

    任何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

    总是有人要有权威管理他人，无论在商业、政府、宗教或其

    他领域莫不如此。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些划分是否应当消失，因

    为，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权威，社会就没有经济增长。我们

    讨论的是靠出身或靠其他测验办法把一些人递补到上层地

    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什么。再者，那些要行使权威的人

    需要为此进行专门训练。他们比别人受教育的时间越长，他

    们在训练期间和训练以后拥有的特权越多。有些富裕的社会

    有能力让所有的儿童接受长期的费用昂贵的教育，但大多数社会作不到这一点，因而出现不同的对待，那么，问题在于谁将受到享有特权的教育——作为选择应当靠出身还是靠其他测验的办法。

    如果仅仅在生物遗传的基础上，通过智力测验或其他途径来选拔可能担任领导的儿童，就根本不会把发生经济增长和家庭的特权地位相联系的事。不过，事实是，一个人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他从自己的教养中学了些什么。他在学校和在其他学府学到的东西，有些同他的家庭无关，但是他还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确实同他的父母是什么人有关。如果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同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教养差距很大，我们就可极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譬如，在19世纪的西印度群岛，白人统治阶级的文化同新解放的黑奴的文化差距很大。白人说，所有重要职位都应留给他们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是在他们的文化教养中长大成人的，他们硬说，如果允许黑人进入负责岗位，不管他们的天赋多么高超，西印度群岛很快会回到野蛮状态，因为他们继承的文化低下。其实，19世纪在西印度群岛的白人文化水平并不高，英国人一般是看不起他们的，因为他们不讲道德和缺乏艺术造诣。他们落后的技术和缺乏进步的经营思想使这个群岛连续处于贫穷状态。同样，白人文化确实优于当时的黑人文化，但是，如果1838年就实行成年人普选制，说不定现在这个群岛会更加落后。不过，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平等，而在于为特权阶级补充成员的制度。要是当初能想出某种制度，补充更多的聪明的黑人，给他们以承担职责的专门训练，很难说他们不会把这群岛管理得比他们实际上受管理要好。土耳其统治者曾奉行这种政策，他们征召一些基督教男青年，把他们当作穆斯林那样培养去担负重任；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土耳其帝国的兴盛部分地归功于这种制度。法国人在他们非洲帝国的一些地方也奉行了类似的政策，用法国文化教育挑选出来的非洲人，让他们担任最高的职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甚至在被统治者的文化同统治者的文化差距非常大时，只要被统治者的子女受到专门训练，向他们开放最高职位也许会有好处。

    如果我们看看那些有共性的社会，那里各个社会阶层的文化传统差不多，情况就更加是把优越的职位只限于给受过优越训练的人，而不是把优越的职位只限于给“优越”出身的人。

    我们说，上层阶级如果不从下层阶级中补充新鲜成分，就会退化，我们是在假设上层阶级只从他们自己的子女中补充。然而，他们也许会划一条线，给自己以相当大的活动范围。譬如：南非联邦的白种人大约占总人口的20％。因此，如果优越的职位仅仅向白人开放，仍然有相当的选择余地，只要这200万人全都合格。这样一个集团也许能无限期地保持活力，每一代都有新的家庭进入上层，而别人为他们开路。对比之下，西印度群岛的白人只占总人口的3％弱，他们就不可能大力保持对领导地位的垄断，哪怕他们起初曾具有生物学上的天赋，因为一个家庭出了纨袴子弟，没有别的出身卑微的家庭能取而代之。

    另一条出路是，一个小的统治集团可以通过移民来保持住自身的地位。极端的事例是那些受英国人统治而英国人并没有定居的殖民地。统治阶级每一代都靠移民来补充更新，只要它能吸引有活力的移民，就能保持兴旺不衰。

    根据这些事例，我们的结论是，如果负责的职位只向有限数量家庭的成员开放，经济增长是保持不了几代人的。哪怕这些家庭在其掌权时，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是优秀的，也将如此。如果这些家庭天赋很差，或者如果它们的文化传统同经济增长不相容，情况就会更糟。常见的情况是，上层阶级的传统不适合经济增长。社会的上层阶级容易蔑视许多经济增长需要的东西。它可能蔑视劳动和精打细算的精神，而把时间浪费在打猎、射击或跳舞上，靠租金和股息过活；它可能蔑视学习、科学和新技术；甚至可能蔑视功绩而重视出身。如果优越职位完全让这种传统出身的人占据，经济增长一定不会出现。而大部分准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贵族老爷的传统。

    我们由此认为，经济增长会要求换掉现存的统治阶级，由另外的统治阶级来取代。现存的统治阶级可能因为它的世界观和传统而不能适应经济增长。也许是因为它的经济力量的基础注定要遭到破坏而不能适应。有时，经济增长会加强现存的基础，但也可能削弱它。当现存的统治阶级从土地或从农奴制中获取财富时，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发展可以提高土地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土地的价值。在提高土地的价值时，现存的统治阶级不需要去阻挠这种发展，如为了采矿使用土地、灌溉工程用地、为富有的旅游者开辟游乐场址等。但是，当计划把劳动力从土地吸引到工厂去；或为进口廉价食品减少关税壁垒；或在人民中普及教育（这通常会使人们不满现状）时，可以预料，现存的统治阶级会阻挠实施这些计划。如果促使经济增长的种种机会，恰好是会减少现存统治阶级的财富时，统治阶级一定不会带头利用这些机会，更可能的是将带头设法阻止利用这些机会。那么，经济增长将要靠一个新集团的出现，新旧集团之间将有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为争取改变法律的权力，改变关税权、教育制度、信仰制度或其他生活方式的权力而斗争。

    由于新型经济活动的发展往往是由上升的社会阶级打前锋，历史学家在考察经济急剧变化的各个时期时，总是要密切注视阶级结构和阶级变动。但是没有单一的历史模式。如果把18世纪的英国同俄国加以对比，最明显的是英国社会相对说来比较“开放”，给商人和企业家以较大的施展才能的自由，对有土地的贵族给予比俄国的商业阶级还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把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相对比，很难确认日本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比中国的社会更开放。这两个国家中的商业阶级的地位和机会都有所差别，但是这些差别没有大到足以说明这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代的发展差别有多大。如果把日本的情况同英国对比，人们就会看到，商业阶级不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缓慢发展才最终取得支配地位的，而是由贵族中比较少的一部分爆发一场革命，他们在顺利地完成革命之后才把商业阶级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着重说明，具有经济后果的社会变化并不总是由商业阶级造成的——在当代反帝运动中，民族主义领袖和商业界领袖各自所起的作用也着重说明了同样的问题（见下面第五节（一））；但是它没有触及我们的主要问题，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新的经济阶级要比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更易于发展。

    再者，经济增长创造并扩大了中产阶级，这主要是靠从下层补充，而在那些在向上流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社会里，是无可指望的。中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经济增长要更多地利用生产方面的知识和要更多地调剂资源。要积累和运用知识，就有必要不断增加生产中的熟练人员——各级工程师、科学家以及一般受过若干年教育和训练的人员——的比重。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也造成对熟练服务，对牙医、教师、音乐家和承办伙食等服务的需求。经济增长还要求加强协调，因为经济增长专业化，同生产熟练的程度增加有关；因而需要有更多的领班、会计、经理和更多的管理人员。卡尔·马克思最有名的预言之一是，经济增长总是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确切地说，出现了对立情况，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立情况为什么会出现。卡尔·马克思认为，社会划分为阶层完全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但是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由于技术知识的积累，由于专业化、协调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这些因素同生产资料所有权无关，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形式的所有制内都同等起作用。

    因此，在那些社会流动受到奴隶制、种姓制、种族隔离、社会势利行为、宗教派别等等的阻挠的社会里，不能指望会产生蓬勃的经济增长，除非特权集团在整体中相当庞大，或不断靠移民来使自己得到补充更新。而且不管怎样，哪怕特权集团仍然保持朝气和进取精神，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定会失去这些精神，因为它自己不利用下层阶级成员的智慧。如果其他情形都一样，一个摆脱流动障碍的社会必定比剥夺其多数成员机会的社会显得经济增长要迅速。

    实际上，比较“开明的”贵族统治为了保持活力所必要，尽可能允许纵向流动，虽然它们是小心翼翼并不允许超出这一范围。任何阶级在它的成员中都包括才能有高、中、低的人。“开明的”贵族统治允许才能高的人提升，才能低的人下降。这完全是保持它的活力所要求的。同时，它维护自身才能平庸的成员，而排斥下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这样，社会的阶级结构从而得以维持下去，因为下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是不得取代上层阶级才能平庸的成员，而贵族统治同时却不断得到更新。因为要保持上层阶级的活力只需一点点纵向流动，只要允许这种最低限度的流动，阶级结构和经济增长就不是互不相容的。同时，如果最聪明的犹太人、黑人或工人阶级子弟得以攀上最高的阶梯这一点是明确的，哪怕这些人只占他们本阶级微不足道的比例，哪怕他们本阶级一般人的大多数完全处在“他们的原地”，社会安宁是比较容易保持的。不过，不管贵族统治容忍这些例外时怎样“开明”，如果一个社会限制纵向流动的机会，它必定丧失自己经济增长的机会。

    某一部分的例外对这种普遍情况来说无关宏旨。在有些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也许使得这个集团要表明朝着并非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向大力发展。因此，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阻挠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崇尚的活动——如军职、政府和教会——中一显身手，受轻视的集团可能放弃机会而去开辟经济活动，可能在这条道路上显示自己的本领。这使人立即想到犹太人在西欧的地位；他们曾集中精力去赚钱，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为人不齿，而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如果对犹太人的歧视消失，犹太人可能在种种职业，科学、农、军队以及在更为“体面的”生活方式方面毫无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他们也许在赚钱方面不会再胜过大多数其他集团，反而可能逐渐蔑视这种生活方式，成为不善此道的了。在印度也有类似情况，袄教徒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无资格加入统治阶级，他们集中力量从事经济活动，变得比他们的主人还要内行。这是我们在小的移民集团中可望看到的一种发展，这些移民集团，由于在宗教、种族或其他方面的差异，既不能同上层阶级也不能同下层阶级揉合在一起，于是集中力量去自谋生路——在东南亚的华人是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更多地谈到移民和他们的问题。

    （三）　市场的自由

    经济增长要求人们应自由地租用资源，从事贸易——是以私人帐户还是以公务员身份，则是一个单独问题，我们已在第三节（一）中探讨过。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取得资源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然后讨论进入市场的困难。

    所谓取得资源，我们指的是，企业家应能够购买、借用或租用各种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一个人只可利用他自己的劳力、土地和资本，就不会有专业化经济和大规模企业经济。在这一节里，我们不是随便谈资本的问题，而是要指出，如果宗教或风俗不赞成有息贷款，经济增长必定受到限制；关于资本的制度问题留待第五章去研究。这一节我们要讨论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性。

    一定要有土地使用权。能购买土地不动产的所有权并非

    总是必要的，但是至少必须有可能得到一纸长期使用土地的

    可靠租约，特别是如果企业要在土地上以建筑、灌溉工程、地

    下管道等等形式进行长期投资。大多数土地使用制都定有土

    地使用权，虽然通常附有种种限制。这样，土地在法律上或

    事实上都不得属于个人，只准属于集体，如在苏联就是这样。

    再有，土地不得给“外来人”，即不得给移民、某些特殊种族

    或宗派的成员、在印度一些地方的“非农业经营者”（一种防

    止高利贷者把农民全部买下的措施）。有称为“城乡计划”的

    土地，特别是在土地使用按地理划分区域的年代，要使用这

    些土地也可加以种种限制。或对土地使用权可以有种种限制，

    有些国家不准购买土地的所有权，但只准立租约；而且租约

    对使用土地也许没有足够的保证来为某种长期投资提供法律

    根据。如果土地所有权不稳定，种种困难也将出现；一些现

    代国家虽然有地籍调查和土地登记，但是有许多地方，一个

    买地的人可能会为地界或卖地人的土地财产所有权的诉讼所

    苦恼。澄清所有权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必要步骤。

    尽管大多数制度规定，土地所有者可以放弃土地，只要他们想这样作，然而公共所有者在它们是愿意卖地还是愿意出租土地方面表现不一。土地所有权往往同家族的自豪感联在一起。家族的自豪感可使人们不愿意放弃已经为本家族世代所有，有时正埋葬着祖先的土地。土地所有权还同社会和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一些人主要不是把土地看成是生产资料或财富的来源，而看成是地位的标志，看成是甚至不惜以年收入的绝大部分来保持的某些东西。这种考虑在那些土地分配很不平等的国家里也许最为得势，例如，在全部土地属于一个小小贵族集团的地方；而在土地所有权非常分散的国家，购买或出租土地通常要容易得多。这种家族感或政治感附着在土地所有权上，将减少土地作为一种资源的流动性并将限制经济的增长。由于存在这种感情，已经使得一些政府为了公用目的、修筑铁路、把大片地产转化为小农场或相反而运用权力去强迫出卖土地；要不就是在家族合并规划或城镇安排规划时强迫交换土地。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单单由于土地的价值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买卖土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那里的非经济因素对本来会增加产出的规划不起阻挠作用的。

    由于容易利用土地，其效果会使得自然资源减少的地方，为了社会的利益也可不允许利用土地。对土地的某些用法会不可避免地减少自然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采矿，其他例子是在沃土上修建飞机场、修建难看的建筑物破坏当地的景观等。对土地的另外一些用法可能不一定是破坏性的；可用保持土壤肥力的办法来发展农业，砍伐木材可不破坏森林；但使用土地的人并不总是这样注意、有这种认识或事先想到采取保护措施。以此为由不准使用土地也并非永远对公众有利，譬如，采矿、用收益来创建其他资源（包括学校）也许是对公众有利的；修建一处机场可能比在耕地上得到的等值收益更为有益。但是，以此为由不让使用土地并不一定同经济增长不相容。相反，控制土地的使用也许会对经济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许多社会遭到困难正是由于耗尽地力、破坏了森林或把矿藏采光并不把收益再投资于创造其他财富而浪费了它们的自然资源。（见第六章第一节（二））

    现在我们从土地转入劳动力使用问题。如果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受到赞誉，就必须有能力把大批工人组织在中央控制之下，无论是在集体、国营或私人企业中都要这样。而且因为经济增长牵涉变革，还有必要使劳动力流动，离开某些企业到另一些企业去。在集权的社会里，这种流动可通过行政命令来执行，告诉工人他们必须在哪里工作；甚至民主社会在战时也要采取这种强制作法。但在和平时期，民主社会靠市场的作用；剩余的劳动力被解雇，需要劳动力的企业则用给工资的办法得到劳动力。

    实际上，只有靠雇佣就业，劳动力才是流动的。在一个

    社会内，人人拥有满足其需要的一切土地，就很难找到劳动

    力。因此，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是要创造无地阶级。这件事

    可以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来完成，如某种程度上像英国过去

    的圈地运动那样；或者由于人口过剩造成这种情况。这不仅

    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一种现象。任何制度，只要是以大规模组

    织为基础和准备变革，就必须依靠工薪阶级，否则经济不可

    能增长。总之，人均收入要高和人口中的多数眷恋在土地上

    是互不相容的，从需要劳动力和提供劳动力这两方面来说都

    是这样。因为人均收入高同只用收入的小部分在食品上是联

    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同土地上只需要人口的一小部分是联

    在一起的。在像美国这样高效率国家，只要人口的六分之一

    从事农业就可以养活全部人口。哪怕一个国家靠出口农产品

    换取工业品为生，按照当前高效率的标准，它要求从事农业

    的人口将超不过三分之一。反对把人民同土地分开一直是政治鼓动的丰富原始资料，也是诗人怀旧情感的丰富原始资料，

    但从经济眼光看，一个社会需要它多数的成员在土地上劳动，

    只能说明它效率低。不过一定要记住，反对把人民同土地分

    开主要是出于反对强迫无产阶级化。如果用高税收的办法把

    非洲人从他们的保留地上赶走，迫使他们去采矿，无论从哪

    种角度来衡量，产出也许会大大提高；而多数人的处境会更

    加恶劣，他们的土地无人耕种；他们的妻儿将无人养活，大

    半年要忍饥挨饿；他们的部族组织及其伦理规范将受到严重

    损害。正如我们在附录中所强调的，产出的增长并非是幸福

    或福利增长的同义语。幸运的是，它们也并非总是对抗性的。

    使用劳动力，不仅受到过于分散的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而

    且也受到把人束缚于特殊职业或雇主的制度的限制，如奴隶

    制、农奴制、种姓制、种族偏见或宗教歧视；还受到剥夺个

    人寻求有利职业的积极性的体制的限制，如几代同堂的大家

    庭制或大量的社会安全规定。所有这些体制都将减少劳动力

    的流动机会，使新厂家或新工业的建立或发展不大容易。这

    就是为什么新工业的创办者，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通常总

    是敌视这些制度的原因。农奴的挚友始终是在某个新工业中

    得不到他所需要的劳动力的业主：在南非联邦或美国南部各

    州的黑人的地位，由于那些地方的工业迅速发展，会比用其

    他办法提高得要快。这也是那里总是存在着反对经济增长的

    强大阶层的原因之一，因为这威胁着要失掉他们赖以为生的

    依靠。

    资本主义早期，国家对使用劳动力没有什么规定，雇主和工人可以根据他们愿意的条件自由签订合同，没有奴役或类似的东西。然而现在，签订合同要受到种种限制。国家禁止签订某些合同，如雇佣童工或雇佣女工采矿。有的国家规定了最高工时或最低工资。国家规定学徒年限。国家保护工会权利等等。其中有些禁令限制了经济的增长，当然也并不因为这样做就一定不好。

    现在我们来谈谈接近消费者。经济增长要求怀有新想法

    的人能自由地去实现这些想法，虽然这些想法的实施可能损

    害他们的竞争对手。经济增长要求自由竞争；同时这种增长

    能把竞争对手损害到难以再作努力来压制竞争的地步。我们

    说人们应当自由地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这只限于那些增加竞

    争的想法；至于限制竞争的想法，如包办合同或分摊市场，从

    经济增长依靠竞争来说，都是在损害经济增长。

    新想法——新产品、新的生产和销售方法、新款式、新的供应来源——的竞争，将使那些把财富同旧思想联在一起和使那些拥有资源“不得流动”的人受到损害，就是说他们不能很容易地适应新的想法，不受损失也不能使他们转移到其他职业或行业上去。在这种意义上说，大部分资源是不可流动的。劳动力一旦学得专门技能就是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在职业之间丧失流动性的同时在几种行业之间则可保持流动。所以土地和可供再生产的资本也程度不等地不能流动。因此人人在限制竞争中都有某些利害关系；我们同别人竞争的“本能”具有防止别人同我们竞争的对应“本能”。在劳动力领域，由集体制裁强制实行的限制性作法中，这种情况暴露无遗，如在工会和职业协会执行的限制性学徒制规则中；在抵制“劳动力的削减”和坚持通过指定的测验中，这有时符合公众利益是必要的，有时也不是；在学得技能很费钱时；在严格划分工种界限时，像在建筑业中或在牙科医生和牙科技工之间划一条界限那样；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会破坏机器和谋害或恐吓竞争对手。在商业领域也同样存在着分摊市场、价格协议、合并、专营执照以及其他一切使市场“秩序井然”的手段。

    现在虽然经济增长由于引起变革确实在刺激对竞争的阻

    力，但是，竞争越能为社会所接受，社会的扩大也越迅速，这

    大概也是确实的。这多半是因为在扩大的社会里比在停滞的

    社会里更容易避免损失。如果一个人在某种行业上投资过多，

    他就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忍受损失，但是，如果收入长期增

    长，需求将赶上供给，受损失的时间将缩短，收入的增长越

    快。其次，如果一个人在某一行业因工艺改变而失业，只要

    经济一直在普遍发展，他将比较容易在另外的地方就业。所

    以，经济增长虽使人们更不得安稳，减少长期呆在一个地方

    的机会，而同时也在不断创造许多新的机会，以致看来在发

    展中的社会里比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不大必要依靠垄断性的

    保护。而且，在出现经济增长的社会里，由于垄断造成的害

    处越明显，对垄断的抵抗也越强烈。因此，如果社会是经济

    发展迅速而不是相对停滞的社会，一般公众比较拥护竞争的

    想法，比较拥护国家尽力采取保护竞争的措施。

    由于垄断造成的害处在经济增长领域比在其他经济领域

    更为明显。大部分经济学家关于垄断的著述多是作为一个深

    奥的课题，这问题的重大意义显然并没有为一般公众所接受；

    因为经济学家的著作主要是关于垄断使“边际”比例紊乱而造成对“一般福利”的影响，这种比例“应当”决定资源的

    分配。公众越了解，也就会越注意垄断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

    题目对于同那些受垄断之利的人相比是受垄断之害的个人来

    说，是个很难同人的选择分别开来的主题。因此，如果不提

    经济增长而要讨论垄断问题，这种讨论不是莫测高深并对一

    般公众毫无意义，要不就是确有其事而无力解决，只能谈谈

    一部分人愿意要垄断而另一部分人不愿意要垄断而已。因此，

    按照个人的爱好，有些人赞成工人垄断，反对商人垄断；赞

    成零售商垄断，反对制造商垄断；赞成书商垄断，反对医生

    垄断，等等。如果说公众对垄断有自己的态度，那也许仅仅

    是赞成有益的垄断，反对不利的垄断。对此最接近的理解似

    乎是公众赞成弱者垄断而不赞成强者垄断；虽然这样理解同

    争论者的理解总是不一致，后者提出公众还赞成高效率的垄

    断而不赞成无效率的垄断。

    另一方面，不管对垄断及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所持的态

    度可能是多么千差万别，在一个“习惯于经济增长的社会

    里”，大部分人都同意只要垄断促进经济增长垄断就是好事，

    垄断限制经济增长就是坏事。其理由是，习惯于经济增长的

    大部分人普遍相信经济增长所开辟的前景比重新分配国民收

    入所开辟的前景更为重要。如果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每个

    人的收入在10年后就能提高22％，经济不增长的境况下将

    大大超过任何可想象的阶层之间收入的再分配。我们还要考

    虑到，经济发展本身也将保证个人免受由于竞争而带来的严

    重损失，这时就容易明白，为什么不断发展的社会比停滞不

    前的社会更愿意接受竞争。

    这就是说，并不一定认为垄断是同经济增长不相容的。相

    反从重商主义作家开始，拥护垄断最力的人都是那些认为垄

    断在经济发展中有其必要作用的人。因为他们的论点立论周

    密，也就一直较有说服力。他们主张垄断的理由有二。首先，

    要发挥某些大规模经营的有效作用，垄断是必要的。其次，在

    发展的一些初期阶段，垄断是必要的。

    如果某一种行业，由于公司内部精打细算，平均经营成

    本因产量增加而下降，一直到市场收进的极限，那么，拥有

    一家公司要比拥有几家公司合算。这始终不成其为主张垄断

    的具有决定性的理由。因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垄

    断的存在会常常窒息主动性和事业心。所以，如果规模经济

    并非有重大价值，从长远来看，在可开展竞争的地方坚持竞

    争也许要比在垄断的保护下以最终停滞为代价来换取临时性

    经济要合算得多。要权衡赞成和反对的利弊则是对情况的判

    断问题。

    如果存在具有重大价值的规模经济，垄断往往是由于竞

    争过程造成的。因为较大的厂家能把较小的厂家赶出市场，除

    非较小的厂家对市场有限的某些类型的商品或服务有所专

    长。然而有这样的情况：从一开始就只有一家厂家才比较合

    算，如在筹划销售煤气、电力或用水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

    竞争过程的结束不是由于出现单一的大公司，而是由于两家

    或多家公司达成协议停止彼此竞争。达成这样的协议有时会

    降低生产或销售的成本，但这很少是协议的主要目的或主要

    结果；协议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结果完全是为了提高价格，要

    把从消费者手里得到的收入重新分配到生产者手里。这些协议在某些情况下确实降低了成本，最突出的是协议会形成标

    准化或简化工作程序。因为有时候没有这样的协议，一个厂

    家要生产一系列型号的商品，才能保证它在市场上立足。有

    了协议就可以使每个厂家专门生产一小部分型号的商品，从

    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甚而可以减少上市型号的总数量；有

    时还可以按地区划分市场，降低推销和运输费用。为降低成

    本和价格而达成协议属于例外而非规律，不过，这样的协议

    确实存在。

    有人认为规模大的优越性的另一方面是，垄断对经济增

    长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垄断才担当得起目前需要用于研究和

    发展的大笔费用。这种论点含有多种多样的内容，必须分别

    开来。首先，并非所有的创造发明都需要花很多钱。仍有许

    多老的款式适于由人使用非常少的资源来设计和改造，还有

    许多革新是由小厂家作出的。花费大的是那些需要有受过很

    好训练的化学家或物理学家通力合作的发明项目，这在化学

    工业和电力工程工业方面最为明显。其他工业中，有的如炼

    钢也需要训练有素的小组，但是在大部分工业中，机械眼光，

    精于设计和有才智的头脑仍然是从事发明创造的最佳装备。

    其次，垄断的规模大小并不一样。卡特尔或分享市场式的垄

    断安排并不在于单个企业规模的大小，也很少规定联合研究

    活动。因此，更准确地说，在某些工业中，有些类型的研究

    是中小厂家无法资助的，因此这些工业中的大厂家就可能有

    某种从中革新的优势了。第三，如果研究是合作进行，或是

    在政府的实验室里进行，就像英国的某些制造业和大多数国

    家的农业那样，这种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外部的研究机构确实不能完全代替厂家内部的研究部门，因为内部的

    研究部门接触厂家的日常问题，并且能使自身适应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需要费钱进行研究的并不是这些日常问题，而是

    靠推进科学新领域的基础性的长期工作，这种工作最好能在

    合作的或政府的实验室里完成，而且可能具有使研究成果较

    快地在全行业中推广的好处。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应当局限在为这整个行业工作的实验室里；相反，这种实验室正像大厂家的实验室那样很可能失去更有成果的调查方法。我

    们只是说，小厂家的劣势可通过合作机构得以消失。研究不

    能成为维护垄断的论据，因为使科学进步完结的最有把握的

    办法之一就是对研究加以垄断（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第四

    章第一节（二）中详加讨论）。

    不过，因为研究和发展之间的差别，我们并没有完全放

    弃关于规模大小的论点。小组研究确实能得出大厂家实验室

    得出的同样成果。但是，在进入发展阶段时，优势也确实可

    能在能拿出大笔经费使革新进入商业开发阶段的厂家一边。

    资助费钱的革新的能力，如同享有大规模生产经济的能力一

    样，是大厂家无可否认的优势之一。有时，这种优势终于产

    生垄断，有时，不首先创造垄断的条件，就不能享有这种优

    势。在有些企业中，垄断偶尔确实促进经济增长，就是说规

    模会促进增长，就是说规模和垄断有关。但是我们一定不能

    把这一点夸大成为一切企业和在任何情况下的普遍规律。

    除了这些规模经济的问题以外，在某种新工业发展的初

    期阶段予以保护也许是可取的，只要这种保护在合理的短期

    几年内便于取消。这种立场在1624年的垄断法中第一次得到法律上的支持。经过两代人的激烈争论之后，在这项法律中

    规定，国家可以对新的发明给予保护，但这种保护在确定的

    几年保护期之后便须停止。这就是我们专利制度的起源。在

    当时，新的发明并不仅仅指今天所指的那些；它还包括从别

    国引进的新工业，不管这种工业的技术在别的地方是多么陈

    旧或早已出名。这项法律因而默认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生

    工业”的论点以及酷似当前解释专利争论的论点。

    尽管经过几个世纪的争论，谁都没有改进1624年立法者

    们采纳的主张。有些新的想法需要保护，因为使这些想法能

    在商业上获利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也许是研究或发展，也

    许是培训工人或者是使公众熟悉某种新商品的代价。所以政

    府总是愿意保护新工业，不管是以关税的形式，以许可证的

    形式，以津贴的形式还是以专利的形式。在有些情况下，有

    可能按其功能检验每一要求，相应地调整保护的类型和期限，

    就像现在某些不发达国家所作的那样，鼓励新的制造业。在

    另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处理在工业国家中申请专利保护的新

    想法时，没有个别对待的问题，法律对一切事例都规定了同

    样的保护年限，让当事的各方在法庭上去决定什么是新的，什

    么不是。关于专利立法的细节有许多还要辩论——如保护应

    给多少年，保护应从什么日子算起，等等——但是基本原则，

    即如果新的想法要得到发展就要求有限的垄断性保护，是为

    人普遍接受的。

    人们一般也都同意，保护必须有时间限制，否则就会有

    害经济增长。这种看法根据的信念是：人在压力之下比之不

    在压力之下更可能从事和利用新的发现。这种看法还认为，新厂家比老厂家更可能采用革命的想法，这部分是由于老厂家

    感到自己难于保持活力；部分是由于老厂家在物质上和智力

    上拘泥于陈旧的技术，不太可能快步赶上全新的方向，因为

    那样可能毁掉它们现有的资本。这些信念，就像对人类举止

    的大部分笼统看法一样，显然有例外情况。有些垄断者大力

    引进革新，有些老厂家确实保持住异想的青春活力。同样地，

    一些新厂家进行了很大程度的革新，开始进入市场，一些老

    厂家出于担心在竞争中败北也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很清楚，

    如果根本不准新厂家进入市场，革新的速度就会放慢。自由

    进入（市场）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保护新的

    排斥更新的固然重要，而保护新的排斥旧的同样重要。专利

    保护是为第一种目标服务的。经常回顾专利立法防止被滥用

    是为第二种目标服务的。而且还需要有总的反垄断法，以防

    强有力的厂家或厂家联合体使用它的力量不让新厂家进入市

    场——使用的办法有诸如停止证券上市、专营、价格战、价

    格歧视、堵塞销路、垄断货源等等手法。这种法律的起草、解

    释和生效要求有慎重的判断，因为在某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需

    要垄断，在另外的情况下垄断则对经济增长不利。因此，这

    方面的法律往往处于更加错综复杂和界限不清之中，但是，是

    一件并非因为其困难而不必要的任务。

    新近，发展中国家特别倾向于实行垄断，因为它们缺乏

    企业家。在这些国家里投资所冒的风险比在比较先进的国家

    里要大，因为不大知道它们存在的问题和潜力，经验少和财

    力弱的企业家在周期性危机中易于被消灭。在殖民地的贸易

    中，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那种贸易易于集中在几家大的财力雄厚的厂家手中；日本历史上也如此。日本的

    经济生活曾很快控制在几家托拉斯手里。有成就的企业家不

    仅要控制他们举办的工业，而且还想把他们从一种工业得到

    的利益扩展到另一种工业，部分是因为这样作比把所有的鸡

    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要少些；部分是因为各个企业之间可

    以互为供应者或消费者得以互助。因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阶段，在各种不同的经济部门——银行业、保险业、商业、运

    输业、旅馆业、报业、制造业等等之间发展着密切的所有权

    联系，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毫无疑问，这就是卡尔·马克

    思所以根据早期著作家和他本人对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观

    察，确信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同日益增强的垄断化联系在

    一起的原因。事态发展并未证明这一预言（见第五章，第三

    节（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企业家能力及其平均经验水

    平方面也有提高。投资的风险也将减少。因为积累了更多的

    关于经济的知识，还因为新工业存在的问题也更为普遍地为

    人们所熟悉。这样一来，少数人的聪明才智要支配经济舞台

    就不那么容易，垄断的地位就更难于建立和保持。换句话说，

    赞成垄断的“新生经济”论点同“新生工业”论点平行存在，

    但是后者只具有暂时的意义，容易受到垄断期拉长可能减少

    经济的活力的同样限制。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有一种赞成垄断的论点，其根据是发展中的经济要求有高度节约和高额利润。依照这种论点，认为把大部分国民收入转到那些愿意节约和投资的人的口袋里是可取的，而不要给那些愿意把它用于消费的人。当然，这种论点并不是说要走极端；消费是对生产的报偿，是对进一步努力的刺激力；问题只是程度的问题。在节约和消费之间分配国民收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一直争论很多，因为有的看法认为，如果消费部分过多，投资就会过少，而如果消费部分太少，投资就会得不到鼓励，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非常高的投资率至少可以保持几十年而不会使投资的机会枯竭，这一点似乎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只要经济增长同高度节约并非不相容，那么问题的下一步就是为了取得大量节约究竟需要有多大的利润。的确，非资本家阶级确实很少致力于节约，但是节约并不需要完全靠个人的努力。政府也可以作为储蓄者，向公众征税，用于公共设施的资本构成或借给私人生产者。不过，如果政府不能或成不了一个生产性的储蓄者，可以肯定，发展中的经济要获得足够数量的节余，它确实需要大量利润。即便如此，利润的水平并不一定取决于垄断；垄断可以决定在这一资本家和另一资本家之间的利润分配，并不能决定经济中全部利润的份额。这曾是大部分经典经济学家的意见。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通常有大量劳动力储备可供按勉为求生的工资水平雇佣；只有在劳动力缺乏的经济社会中，实际工资的水平才取决于竞争。

    因此可能同时为了经济增长的利益主张利润要大，而又要抵制垄断的作法，理由是这种作法将挫伤革新（见第五章第二节（二）和第三节（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总之，很清楚，对垄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下简单的结论。我们或许可以说，垄断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比后期更可能出现，也更可能有所助益。同时，垄断在任何阶段都是危险的，因为它能掩盖低效率，因为它能运用权力来抵制或压制革新。因此，不管垄断有什么暂时性的优越性，使得人们处处不信任垄断，力求限制它的权力，则是一种殷实的本能。

    第四节　一些事例

    （一）　宗教

    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里多次提到宗教；现在把宗教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简要地集中总结一下也许是有帮助的。

    就这方面来说，有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怎样同形

    形色色的宗教态度相容？第二，互不相容的信仰是否会窒息

    经济增长，或者是不是说这种信仰是在不具备经济增长条件

    的地方才会盛行，而经济增长一旦成为可能就会为人抛弃呢？

    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容易回答；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相当详尽地谈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制

    度，现在只需要再列举一些要点。在我们列举这些要点时，将

    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要违背这种或那种宗教的教义，当然

    有些宗教比其他宗教牵涉的范围要广泛。首先，不管是因为

    人们想要商品还是因为他们珍惜额外的闲暇时间，经济增长

    要求人们愿意把他们的才智用在提高生产力的方式方法上。

    渴求商品的愿望，也许是出于喜欢物质享受，也许是出于追

    求与财富俱来的社会声望和权力；因而在财富是通往声名显

    赫的捷径的社会里，经济增长较为迅速。有些宗教确是教导

    人们，通过潜心修养和诚实劳动便能得救，而且的确把追求效率升华成为美德。有的基督教派还强调节衣缩食和进行生

    产性投资的美德。但是大多数宗教也教导人们，最好是专心

    于灵魂的净化而不要去孜孜以求提高收入或降低成本的办

    法；实际上，一切宗教都劝阻物欲。

    其次，经济增长要求有进行实验的意愿。这是技术得以

    改进的主要途径，也是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态度的途径。实

    验的意愿反转来也是同对事物追根求源的愿望联在一起的，

    因而也同理性信仰有关。正如已经指出的，中世纪的基督教

    神学家摆出的信条中大都是，上帝就是理性的化身，因而有

    助于为科学调查在西欧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对宇宙的本质持

    这种态度的宗教为数极少。

    实验的意愿正牵扯到人们对宇宙神圣感所持的态度。只

    要认为人体解剖是渎圣，医学就不会进步。如果动物的生命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也许要有一段艰苦的时期同牛、猿

    猴、兔子、松鼠、蛇、昆虫和细菌进行生存竞争。同样地，有

    些宗教对有意限制家庭人口持反对态度，其结果是人口过剩，

    饥荒和贫穷。只有认为世上存在的一切是为造福于人类的，人

    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加以改变，许多技术进步才会兴起。这

    种看法同把人作为宇宙的中心的宗教完全一致，而同那种把

    人看作是上帝意志的一种表象——并且是无足轻重的表象

    ——的宗教是不相容的。

    经济增长也牵涉非个人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人们同别人做生意并不考虑亲属关系、民族或宗教教义。因此，宗教对外来人的态度十分重要。如果宗教鼓励人们公平对待外来人

    ——诚实服务，信守合同等等——这种宗教便将推动贸易和专业化。反之，如果宗教是排外的，鼓励仇恨异教徒，使人

    们分裂而不是团结，这种宗教将会湮灭经济发展的机会。

    我们谈到社会制度时，宗教差不多总是起限制性作用。因

    为宗教几乎总是把服从、责任与义务的道德观念置于其他一

    切之上，尤其是置于正义的美德之上，这有时便会同别人发

    生冲突，总之这主要是个争夺世俗权力的问题。因此，宗教

    在对待家庭关系、政治或宗教义务上极为倾向维持现状方面。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如果社会制度使人们认为，他们是在

    取得自己的努力成果（而不是在受剥削）；如果贸易与专业化

    是可行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非个人的基础上），如果在经济

    上有施展才能的自由（包括纵向社会流动），那么经济的增长

    会十分兴旺。这些要求哪一条都同宗教的教义不一致。尽管

    这样，宗教主张社会关系维持现状的倾向，往往使它成为向

    任何方向谋求变化的一个障碍，不管这种变化是向左还是向

    右。宗教既不赞成增长也不赞成衰退，而是主张社会稳定。如

    果社会是奴隶制，宗教便教育奴隶们服从；同样地，如果社

    会已习惯于高度纵向流动，牧师们便将带头谴责限制（经济

    发展）机会的种种企图。不过这样概括一定不得引伸得过头。

    几乎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先行者，他们不时地起来抨击现状。

    他们的影响与往往同世俗政权以及当时的贵族结成同盟的僧

    侣集团的影响相似，总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这先行者的传统

    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有时是起决定作用的。只考虑到

    宗教的权威阻碍变化的一面，也是不对的，因为宗教在变化

    发生之后也有再使之结为一体的重要作用。没有服从、义务

    与责任感，社会就无法活动。时代变了，我们的责任感也将随之改变，我们对之负有义务的那些人也将改变。因此，时

    代的变化总是伴之以道德上的解体，因为在新的义务为人充

    分理解之前，旧的义务已不复存在。创建和传播适应变化了

    的关系的新道德规范，则是道德卫士和导师的任务。

    这一讨论到目前为止集中注意力在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

    的对立上。不过，宗教和变革之间的对立只有在我们集中于

    那些反对变革的人的宗教观时才成为焦点。如果反过来，我

    们考虑到倡导变革的人的宗教观时，宗教有时反而会成为一

    种强大的革新力量。首先，宗教领袖并不是对所有的变革都

    反对。对那些同他们的教义并无冲突的革新，如培育新种籽、

    人工肥料、社会发展或合作社会等，有时可能得到他们的支

    持，而且事实上，革新有了宗教的支持，有助于使其更快地

    被人们接受。即使年老的宗教领袖反对革新，宗教也可以表

    现为一种推动革新的力量。因为革新者往往有自己的新宗教

    或对旧宗教作新的解释，从中得到指引、启示或行为准则，使

    他们有别于社会的其他人，而这些行为准则在他们的头脑里

    是同他们正在进行的革新相联的。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常常

    出现宗教骚乱——无论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或想到非洲

    现代的种种事态，都是这样。如果要评价宗教的作用，我们

    必须要像考虑旧宗教抵制改革那样，考虑新宗教推行改革的

    热诚。

    人们往往也注意某些少数教派在他们居住的国家发展中

    所起的卓越作用，如犹太教、胡格诺教派、贵格会或袄教等。有几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少数教派的成员也许具有某种独特的生物学上的韧性，不论在精神上还是体力上。这是因为他们曾不得不经过种种困扰的煎熬，这些困扰把较弱的同党

    淘汰了。留下来的都是头脑敏锐、机警、受过勤劳和自我克

    制传统的培养和具有善于自卫本能的人。他们也都愿意互相

    帮助，虽然这会给大家带来灾难，如果这群人在成就方面不

    如一般人，而如果这群人走运或能力超过一般人，它也会给

    大家带来进步。所有这些都是生物学的影响，是令人怀疑的，

    但是传统的影响则无可怀疑。少数教派也许在政治上得不到

    提升，不能涉足某些高等的社会职业（军事、行政、科学

    等），因此，发挥其精力的最好出路是在商业上有所成就。大

    多数教派的宗教戒律还可禁止多数教派的教徒从事某些活动

    （贸易、放债）、禁止处理某些物质或生物（混合肥料、皮革、

    猪只），也不准利用有利可得的机会，如果少数派怀有不同的

    偏见，它就能以借多数派不屑一顾的那些机会中兴旺发达起

    来。在少数派开始站住脚时，少数派的教规并不一定比多数

    派的教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时间本身会影响这种差异。

    少数派要使自身适应生存，它的教规也将改变。

    另一方面，肯定不是所有的少数教派都会在经济上兴旺

    起来。因为有不少的少数教派在经济成就方面反而落后于多

    数教派，如加拿大的罗马天主教徒或印度的穆斯林。只有在

    多数教派更热衷于其他问题时，少数教派才转向并在经济事

    务方面大显身手。但在多数教派有实利主义倾向时，少数教

    派很可能脱离经济事务而努力尽可能保持自己特有的生活方

    式，它反而可能培育各种专业或技艺，要不也可能故意采用

    敌视经济进步的教规。

    这也有助于着重说明，我们讨论的这种现象实质上不是宗教现象，它适用于少数派，不管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什

    么。宗教在这些事例中往往最为明显，因为宗教是把少数派

    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不过形成局面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少

    数派，不管是宗教的、不是宗教的，不仅擅长于多数派要做

    的事而且擅长于多数派不大重视的事。

    我们因而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归结为，有些宗教的

    教规比其他宗教的教规同经济增长更具有一致性。如果一种

    宗教把重点放在物质价值、劳动、节约和生产性投资、诚实

    经商、进行实验和承担风险以及机会平等方面，这种宗教就

    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要是对这些事情采取敌视态度，必

    将抑制经济增长。当然，教规也许完全有效，人们并不总是

    按照他们皈依的宗教教规行事。估计神职人员的举止规定得

    比较严格，如上一章里曾提到，据说有些宗教劝诱一大批人

    隐退到宗教秩序之内（如西藏），宗教不是使许许多多富有创

    见的人脱离经济事业就是用使其他产出降低非常之多的办法

    （如神职人员本身不得从事农业、制造业和其他经济事业）来

    强行制止经济增长。除了神职人员，人们不大注意那些同经

    济利益相矛盾的教规。但是宗教布道的力量很强，往往足以

    阻止人们去作明明对他们有利的事——如不能宰杀圣牛，不

    能清除被神化了的压迫者。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宗教是否具有约束经济活动的独立

    作用，或者说宗教是否仅仅反映出经济的条件？显然，宗教

    信仰是随着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改变而改变的。宗教的教义

    不断地加以重新解释，使之适应新的形势。因此，有些人甚

    至认为，宗教既不妨碍也无助于变革。如果今天的宗教教义同某些变革不相容，这仅仅是因为这种变革的基本经济条件

    和社会条件尚不具备。一旦条件具备，就会产生变革，宗教

    教义也会改为支持新的现状。根据这种观点，几乎任何宗教

    都能使本身去适应几乎任何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革命。因为神

    职人员中总会有些人愿意重新解释教义，不管是出于信服，出

    于无所适从，还是出于怀有抱负。这些神职人员在革命后开

    始掌权，把反对的人赶下台，使教会纳入一条轨道。要不，在

    不太极端的情况下，或是由于神职人员看到人们愈来愈不理

    会信条，或是由于他们自己看到信条同变化着环境毫不相干

    而对信条加以修改。

    这种看法似乎太简单。首先，即使宗教的教义确实总是

    为经济利益让路，仍然不能就此认为这些教义就不限制变革，

    因为这些教义既可使变革速度放慢，也可歪曲变革的效果。也

    许是这些教义终将改变，但同时它们能把变革拖上几十年，甚

    至几个世纪。总之，变革主要来自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且这

    也主要是人们信仰什么的结果。宗教渗透在我们的信仰中，因

    为宗教的教导（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我们还是孩

    提的时代便开始了。我们在晚年自己学到的东西，往往由于

    辩论或论证而记不住，但在孩提时代吸收的东西却很难抛掉。

    即使宗教不能阻止全部变革，也肯定能减弱变革的速度和效

    果。

    更根本的是，我们不能接受总是先有经济变革才引起宗

    教变革，而宗教变革从来不会引起经济或社会变革的结论。并

    不是说，如果经济利益和宗教教义发生冲突，经济利益永远

    占上风。印度教的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神圣的，尽管这同经济利益完全相悖。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西班牙未能抓住并利用发现新大陆带来的经济机会，如果不考虑到宗教信仰和

    态度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正是这种信仰的态度妨碍

    了西班牙同别国的竞争。一个国家要是热衷采纳同经济增长

    不相容的宗教教义而且不容异说，那就可能窒息自己的经济

    增长。或者另作选择，改变一种新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引

    爆经济增长的火花。

    （二）　奴隶制

    奴隶制的制度应予以特别探讨，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存

    在过那么长的时间。从经济增长的观点看，奴隶制有些明显

    的坏处，然而它却往往是大繁荣的基础。现在，我们可参照

    在本章前几节里讨论过的原则来考察一下这种制度。

    在谈奴隶制的坏处时，我们先谈谈刺激的问题。奴隶因

    效率低和不心甘情愿而恶名昭著。一匹马，如果对它细心照

    料，也会乐于为爱它的主人的需要全力以赴。在这方面，有

    些奴隶像马，但大多数奴隶不像。这种差别是出自他们的人

    性，出自他们对那种利用他们的劳动使别人致富的制度的正

    义反抗意识，出自他们痛恨约束的自由感。即使多数奴隶出

    于满足，总是有少数奴隶具有强烈的作人意识，并以这种情

    绪感染其他人。如果奴隶同一位主人私人接触密切，个人的

    联系可使这种关系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奴隶受雇于大规模企

    业，奴隶彼此间接触多，而同主人没什么接触，肯定他们会

    对他们的状况不满，会报之以消极怠工。接着便会是主人和

    奴隶之间一场实力较量，每一方都将在这场较量中探寻能走多远。由此可出现某种“均势”，在“均势”中就什么是各方

    的“传统”权利与义务达成默契。其后，奴隶们便在这种传

    统的范围内尽可能少干活而不会受到惩罚，绝不多干。

    在有些制度下，奴隶生产的全部产品归主人所有，而在

    另外一些制度下，法律或习惯都允许奴隶有些自由时间和财

    产，供他们自己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奴隶通常在属于自

    己支配的那一部分上比为主人工作的时间里要勤劳和有效率

    得多。有些主人看到这一点，便限制奴隶自由支配的时间，借

    口是奴隶的体力会消耗殆尽，从而无力完成他应尽的义务。另

    一些主人看到这一点，就付给他们报酬来改变他们的劳动权

    使之成为奴隶生产的一个百分率，这样奴隶制便可以不知不

    觉地变为分成制。奴隶如果仅仅把产品中的百分之多少付给

    主人，他们干活肯定地比把他们生产的一切都交给主人时要

    有效率。

    其次，奴隶制不仅影响奴隶，而且影响奴隶主本身的心

    理状态。因为奴隶主极可能养成损害经济增长的对劳动的看

    法。劳动受到轻视，因为只是奴隶干的。甚至把管理奴隶的

    事情也交给雇来的管理者。男女奴隶主们自己沉迷于游手好

    闲，无所事事，要不就沉迷各种活动，不管这些活动多么高

    尚，却同生计无关。他们搬出自己的庄园，住到繁华的城市

    中等等。因此，他们丢掉了寻求新的经济机会并从中获利的

    能力；甚至失去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以避免灾难的能力。奴

    隶经济的奠基者也许是一些生气勃勃的人，他们创建了在他

    们那个时代条件下产生大量财富的社会结构；但是他们的子

    孙后代就很不同了，随着条件改变，经济也渐渐衰退。

    奴隶经济也遭到没有纵向流动之害，而且因为奴隶制对

    于为贵族劳动的意愿日益减弱所具有的影响，这一点特别有

    害。在自由经济中，处于政府、企业或知识界的领导阶层不

    断把下等阶层出身的聪明人吸收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充实自

    己。奴隶经济则使自身不存在这种优势，除非它鼓励奴隶解

    放。有些奴隶社会确实使奴隶容易赎身，或鼓励奴隶主赐于

    自由；而有些奴隶社会则敌视奴隶解放，特别是在奴隶的来

    源越来越少的时候。一些奴隶社会也因奴隶制延续到什么程

    度成为对自由民或他们子孙后代的障碍而不同。如果奴隶同

    主人种族不同，即使经过多少代，奴隶的子孙后代也很难被

    接纳进入最高的社会层。纵向流动的重要性，按要填补的领

    导职位数字比例来说，取决于奴隶主的数量有多少。因为，如

    果奴隶主的数量充足，他们将把充分的流动性提供给他们自

    己的各阶层以保持最高阶层的活力，虽然整个社会必将不能

    迅速进步，因为它不能充分利用奴隶制束缚下大批人的聪明

    才智。

    其次，如果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可资利用，就不会有推

    动发明或节约使用劳动力的刺激，因而也得不到由于单位劳

    动产出增长而常有的经济增长，尽管劳动量增加总产出当然

    会加多。有人由此想到，希腊科学在其后期发明了玩具而没

    发明有用的机器，这就是因为奴隶制的存在泯灭了使用机器

    的刺激。这两种说法都已受到批驳。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论

    证的方法在按照商业方针管理的奴隶经济中说不通，如新大

    陆的种植园。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为节约奴隶劳动力和节约

    其他生产成本付出的费用是一样的。只要人们能以出售剩余产品，或能以消费这些产品，或能以出售不再需要其劳务的

    奴隶，奴隶制中就存在着推动采用节约劳动力办法的刺激作

    用。在奴隶主业已拥有他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需要的全部

    奴隶或者不是按照严格商业方针施行的奴隶制经济中，这些

    条件就不具备。家奴的存在，有别于商业奴隶制，也许会阻

    碍发明创造。在这种社会里，奴隶们如果是自由的，也许会

    有所发明创造或采用新技术以减轻劳动或增加剩余产品；在

    奴隶制下，不同的是新技术的采用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要减轻

    劳动或改善工人的命运。

    再者，奴隶社会不如自由社会灵活，因而不能适应变化

    着的环境。例如，环境的改变也许使得一个社会有必要改变

    它的谋生之道；对其主要出口的需求也许已经改变，供应也

    许由于突然发生某种新的植物病害而受到影响，因此必须着

    手从事新的行业，这就要发展新的产销结构，学习新技艺。乍

    一看，似乎奴隶经济应当比自由经济灵活，因为奴隶主具有

    法律权力可以靠革命来实现大改变。而事实上，奴隶主的权

    力是受传统制约的，这些传统已经形成，规定了他们同奴隶

    的关系。譬如，传统则规定，不得派家奴到地里去干活，不

    得让学当木工的奴隶去采石场干活。确切地说，因为奴隶制

    不靠合同，它所依靠的是在主人和奴隶之间什么才算公平的

    种种概念；这是一种身份经济，因此比有限期的合同经济更

    少灵活性。再有，灵活性还会因为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而

    减少。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不同的企业所受的影响不同；有

    的应该收缩，有的应该扩充。要是有良好的奴隶市场，扩充

    的企业就可能从那些正在收缩的企业那里购买奴隶，但这种交易过程会受到奴隶同他们主人之间的个人关系的阻碍，也

    会由于奴隶所有制给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威望和特权使主人不

    肯同他们的奴隶分手而受到阻碍。灵活性的差别只是一种程

    度上的差别。所有的经济都是不灵活的，都对变化着的情况

    反应迟钝。但是似乎有些根据可以使人认为，自由经济比奴

    隶经济反应要快，果如此，因为条件不断变化，奴隶经济就

    不大可能生存和发展了。

    另一方面，说奴隶制效率低并不是要否认在特定的地方

    奴隶制可能是某些行业发展的唯一途径。我们所比较的是自

    由民和奴隶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内的劳动。而在找不到自

    由民只有奴隶可资利用的地方，这种比较就不适用了。西印

    度群岛在17和18世纪要是没有奴隶制就发展不起来巨大的

    制糖业，因为当时没有可资利用的自由民。而且，即使有自

    由民可资利用，就是说该国有自由民存在，而从有足够数量

    的人愿意按拟议的工资到计划的行业里干活这个意义来说，

    就找不到可用的自由民——尤其是如果他们有了所需要的全

    部土地，并从土地上得到他们认为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就更

    是这样。奴隶制基本上适用于劳动力缺乏的条件；如果劳动

    力同资源相比是充足的，通常雇佣自由劳动力和愿意挣工资

    的劳动力更合算。哪怕在因自由劳动力缺乏而使奴隶制有利

    可图的地方，有些类型的生产对奴隶制比其他制度更合适得

    多。因为奴隶劳动是不情愿的，它只是用于易于监督的地方。

    例如，在农业上，它只适合于那些每亩地要求有相当多的劳

    动力的作物，这样的地方一个监工就能看管一大批奴隶——

    如甘蔗、棉花、烟草或茶叶，而不是小麦、咖啡或牧畜。这也是矿山、工厂和摇橹船之所以甚至在把其他职业都让给自

    由劳动力的情况下也一直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事实

    就是，把大批人集中在一小块地方便于监督。奴隶劳动不心

    甘情愿的另一个后果是，它不适于那种工人必须认真运用手

    工技艺的行业。有些受到主人优待的家奴成为高级手工艺者。

    往往可以发现，凡是奴隶有手艺的地方，主人都是认真按比

    例同奴隶分享奴隶的收入，甚至允许奴隶按约定的数目保留

    挣来的一切，这样奴隶就有了干好手艺活的经济刺激。总的

    说来，由于奴隶劳动效率低，奴隶制无法同自由劳动竞争，除

    非自由劳动力缺乏。

    说奴隶制效率低也并不否认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建立起高度的文明。奴隶们的劳动产品可以养活一个有闲阶级，就像古希腊那样，这个阶级可以使其本身具有哲学、雕刻和其他自由人应具有的学识，并且反常地可能成为解放人的精神和才智的先驱。奴隶制并不总是产生这种影响；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文化普遍受到蔑视，尽管南部各州的文化水平较高，一般说来，新大陆奴隶制创造的财富都被骄奢淫逸的生活浪费掉了，对人类的进步毫无贡献。而且，甚至在奴隶制基础

    上产生的灿烂文化，其益处也是大大受到限制的；受益的是

    奴隶主而不是奴隶。始终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大多

    数人作为奴隶受到细心照料，而不是任他们胡乱来，他们的

    情况就比较好；就像另一些人所说，家马总是要比野马的情

    况好。我们在这里无需探讨这种论点究竟怎样，因为我们的

    兴趣不在于是这种而不是那种生活方式可取，我们的兴趣在

    于经济增长的机制。

    最后，应当指出，一种奴隶经济不管它在一段时间里多

    么繁荣，它势必没落，因为奴隶的人口通常自身无法更替。只

    要能从外部得到廉价的奴隶来源，奴隶经济便兴旺，一旦这

    种来源被切断，奴隶经济便衰落下去。因此，只要有连绵不

    断的战争或奴隶的侵袭，从中可以俘虏大批的人并卖为奴隶，

    奴隶经济便可繁荣。但当实现和平或废除奴隶买卖时，奴隶

    制便趋向消亡。罗马帝国的经历就是这样，当边境一实现和

    平，罗马的奴隶经济立即开始没落，牙买加也是这样，它的

    没落不是始于1834年废除奴隶制，而是始于在此之前近30

    年废除奴隶买卖的时候。

    切断奴隶的来源必定马上会使奴隶人口下降。因为受奴役的男人比女人多，即使妇女有足够的女孩子替代她们自己（她们并没有），多出来的男人死掉时，奴隶人口也必然下降。
    这样，经过一代人之后，人口的自然繁衍有可能产生新的平衡，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出生数量大体相等，但是即使这样，奴隶人口也不会自己繁衍。
    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它很长一段时间不从外面移入奴隶，所有的奴隶都是在本国出生的，那么可用来干活的奴隶人口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这便是西印度群岛在废除奴隶制之前那里的甘蔗种植园主所报告的比例数字。其余的奴隶都是儿童和照料子女及丈夫的母亲；经常还有大批人声称有病要不就利用奴隶制固有的漏洞逃避干活。这样低的比例不应引起人们大惊小怪，因为我们知道，哪怕在自由社会里，据人口普查确定“有报酬职业”的人通常也不过占人口的30—40％。

    如果允许奴隶同家人一起生活，他们本来会有同自由人

    口一样多的机会更替自己——机会可能还多些，因为他们可

    能改善一些医护条件，或许还会少干些活。但是，奴隶往往

    不得同家人一起生活，因为这会使奴隶主要为每个有用的奴

    隶而非养活两个无用的人不可。因此，许多奴隶主只要男性

    成年奴隶，而且不鼓励他们结婚。女奴不受欢迎，不鼓励她

    们生孩子，如果她们确有子女，也不让她们有充足的时间去

    照料。所以生育率低，婴幼儿死亡率高；这样，奴隶的人口

    便不能自我繁衍。当然，大庄园比小庄园的处境要好，因为

    在大单位比小单位容易保持男、女和儿童的正常平衡。所以

    小庄园在大庄园出现之前便相继消失，如罗马帝国后期变动

    增多。但是，除非大庄园从商业角度研究解决养活新奴隶的

    问题，大庄园也将消亡。

    确切地说，要是期望一个养马主保持公、母马，大、小

    马的比例均衡，同样的命运将会落在依靠马为劳动力的经济

    的头上。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以马为主的经济是专门养

    马出售。所以，奴隶经济要不靠移民维持下去，也只能是有

    些奴隶主专门养活奴隶出售才行。美国南部在废除奴隶买卖

    之后曾采用这种制度，但是这是奴隶制最不得人心的一面，因

    为奴隶制弄得家庭妻离子散，并不顾我们认为属于人类之间

    常理的性关系的情感联系。因此，奴隶农场在奴隶经济中，并

    不多见，如果说这种农场存在，数量上往往也不足以解决维持奴隶来源的问题。因而在大多数奴隶社会中，一旦外部奴隶来源断绝，经济就会毁灭。

    在这方面，农奴制大大优于奴隶制，这无疑是在外部奴隶来源枯竭时奴隶制便让位于农奴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农奴

    有权结婚，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同自由民生活一样。农奴通常

    也有权有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有一些自己耕种的土地，有

    些农奴还可以是分成或对半分成的佃户。在农奴制最发达的

    时期，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是指农奴没有主人的允许不得

    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农奴的义务仅仅是缴纳固定的地租，因

    此，农奴有一切动力为自己生产多于地租的产品。以农奴制

    为基础的社会能延续几个世纪，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一

    旦外部的奴隶来源消失必定开始衰落。

    （三）　家庭
    家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几乎全部是由家庭产生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它涉及刺激、专业化、纵向流动以及取得资源的手段等问题。首先，我们探讨家庭的横向联系，也就是说一支和另一支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研究妇女的地位，最后加以概括。至于人口问题，将留待第四章去探讨。

    在原始社会里，家庭的概念通常是十分广泛的。一个男

    人不仅与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女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他的众

    多的亲戚联系在一起。人数也许会多到500人。在这个群体

    里，实行的也许是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土地公有共同耕作；

    所有家庭成员已承认他们有权要求家庭供养。

    情况看来是这样，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家庭概念变得

    狭隘了。大家庭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保险办法，这种情

    况适应于生活水平低的社会。在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必须同心协力，对遭难的人鼎力相助；家庭范围越大，

    这种保险制度就越有效。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

    储蓄能力以及养活自身和抗拒灾难的能力增强了。家庭成员

    之间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扩大了。政府组织得更好了，并开始

    承担起帮助老人或穷人的责任。社会关系进一步按照契约的

    概念而不是依照地位的高低而建立起来，所以在比较富有的

    社会里男人比较倾向于否认他们对远亲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所以，总的说来，社会在物质上越是先进，被挣钱的户主承

    认是家庭成员的人数越少，不仅从自动分享户主增加的收入

    这个意义上说是如此，而且从因陷入贫困而对他的收入提出

    某种要求这个比较狭隘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在小的社会里，

    对家庭提出要求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彼此都了解，因此舆论

    可象会迫使富有者帮助家庭中的贫困者。可是在大的社会里，

    人们彼此相邻而互不了解，所以他们可以对他的家庭置之不

    理，独自生活而不必顾及他们朋友对此有何看法。这也同社

    会的平均收入有关，因为城镇和乡村的大小同国家的财富是

    有联系的。

    大家庭制度在生活只够温饱的社会里有着巨大的优越

    性，而对经济正在增长的社会来说却并不合适。在这样的社

    会里，这几乎肯定会妨碍人们努力工作。经济的增长取决于

    积极性，如果作出努力的个人必须与许多其他人分享他的报

    酬，而他又不承认这些人有这种权利的话，那么这种积极性

    可能被窒息。存在大家庭的地方，每个家庭成员都会遇到这

    种情况，只要他的收入增加，大量远亲就会纷纷要求他相应

    地提高对他们的赡养费。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拼命干的阻力，特别是本家庭观念变得越来越狭隘的时候，社交圈子由大变小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在那时，人们最不可能接受

    以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要求。来自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报道提

    到，一些有才干的人拒绝提升，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物质利益

    将会大部分转入他们并不承认其道义要求的亲戚的私囊。如

    果我们从另一角度观察这个问题，这种制度本身就对主动性

    造成障碍，因为它为每个人提供了防止匮乏的自动保险，从

    而削弱了活动性、节俭和进取精神。

    一种强烈的家庭义务意识，即使是真心实意的，也可能

    在其他方面成为取得成功的障碍。这种意识可能会促使一个

    人委任他的亲戚担任并不适合他们的工作，甚至也会发生这

    样的情况：其他人不委任他去担任他完全能够胜任的工作，因

    为他们知道他随即会委派不适宜的亲戚担任他属下的职位。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害怕如果冒犯女巫的家属，她便会对他

    们施魔法，也许正是出于害怕心理，而不是出于爱，才促使

    他们搞裙带关系。当然，有时候一个家庭成员也许是要委任

    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才华，或者甚至仅仅因为人们肯定他

    有教养，因此能够信任他。然而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另一个

    困难是在牵涉到几个成员时怎样处理家庭事业。如果他们彼

    此信赖，各尽自己的本份，那么家庭感情可能成为一种力量

    的源泉，然而它往往是消极因素的根源。在家庭联系密切的

    国度里，那些没有家庭负担因而能独立的人，往往是最富于

    进取精神和最成功的人。

    虽然在事业上家庭感情有这种缺点，但人们必须看到它

    的长处。凡是在人们不能指望外人给予忠诚的服务的社会里，家庭也许是经营大规模企业的最适宜的单位。比如说，某些

    行业如能在许多城镇、郊区或乡村设立分支机构，那是有好

    处的。例如银行、联号零售商店以及批发业就是如此。在这

    些情况下，兄弟或近亲多的家庭，可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因为自家兄弟的可信赖程度超过那些不沾亲带故的分支机构

    经理；何况，即便遇到欺诈行为，金钱也不会流到家庭外面。

    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如果不是属于同一行业的分支机构，而是

    属于不同的行业和专业，那么兄弟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

    相互支持。同样，在移民之间或是在信奉某种宗教的少数人

    之间，关系密切的集团可以在生意上向对方提供机会，亦可

    以在发生危机时互相贷款支持，从而加强整个集团的地位，帮

    助其成员在经济上取得更大的发展，而要是不允许他们彼此

    之间的特殊关系影响他们的业务，他们就不会取得那么大的

    发展。当然，如果这个集团在经济上一般并未比社会上的其

    他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种亲属之间的义务或者其他义务

    也不是特别有益的；如果它的成员在竞争能力方面低于平均

    水平的话，他们甚至可能成为一种累赘，因为其中比较幸运

    的成员将会由于承担超过平均负担的义务和他人的不足而处

    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一个才智出众的家庭如果紧紧抱成

    一团，就会占有很大优势。任何社会的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

    都表明，总有几个才智出众的家庭，他们通过范围广泛的活

    动而鹤立鸡群，不论是14世纪的意大利银行家，还是20世

    纪的印度和日本的企业家，情况都是这样。在早期的这些条

    件下，一个才智出众的家庭有可能在任何其他类型的组织都

    难以达到的规模上做生意。这种优势随着行政管理技术的改善而减弱了，因为委派外人来担任经理职务比较容易了，而

    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不会鲸吞资金。

    我们下面来考察一下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男人对

    妇女参加工作的态度因社会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社会中，男

    人们为了确保其社会地位得到承认，设法不让他们的女人参

    加工作，他们故意使他们的妻子、女儿闲在家里，周围侍仆

    成群，以显示他们是有财产之人。妇女当中的一些人从事一

    些无偿而有益的社会工作，否则这种势力的风气会降低妇女

    们的贡献，哪怕这可能会使那些为了付帐而不得不更加辛劳

    地工作的男人们作出更多贡献也罢。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中

    上等阶级的妇女为了争取工作的权利，而不得不进行“斗

    争”，而在其它许多社会里，妇女必须从事繁重的劳动，常常

    在田里耕作，为丈夫煮饭做菜、织布缝衣，而男人们却过着

    比较悠闲的生活。

    凡是对妇女可能从事的工作加以限制的地方，经济的增

    长也必然会受到阻碍。在一些原始社会里，妇女是不许参加

    工作的，只能从事家务劳动或是为自家干些农活，这种情况

    提高了每个家庭自给自足的程度，从而减少了进行贸易和实

    行专业化的机会。而实际上十分明显的是经济的增长与妇女

    们摆脱家务劳动走向市场是紧密相关的。随着人均收入的增

    长，成衣、理发、饮食等行业发展得更快了，更不用说年轻

    人进学校受教育了。学校教育取代了家庭教育。仅仅以统计

    学家在计算国民收入时拒绝将家务劳动包括在内这一点是不

    能说明上述联系的。因为专业分工也确实使产出的质量和数

    量都确实提高了。如果当地习惯只准妇女作家务、或者说他们外出工作只能做家庭佣人、打字员、或挤进其它一些工作

    范围狭窄的职业里，经济的增长就要受到限制。通常使国民

    产值增加得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开设工厂，向妇女提供她们

    非常容易干的那种轻活。许多缺少男劳动力的社会，已经发

    现这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不但可以直接地而且亦可

    间接地增加产出。例如，非洲的一些农民，把本来可以在中

    心工厂进行高效加工的作物，坚持在家里进行粗“加工”，因

    为若把作物送到工厂加工，他们的女人们可做的事就太少了，

    因此，为妇女创造更多的家庭以外的工作，将会有助于改善

    作物的加工。还是在一些非洲地区，妇女们花很长的时间手

    工舂米，如果在家庭以外给她们提供更多的挣钱的工作，她

    们很快就会坚持要求从今以后使用机器碾米。为妇女们创造

    更多的有收入的就业机会是同时提高她们的地位、减轻她们

    繁重的劳动和提高国家产出的最切实可靠的办法。

    在某些社会里，宗法意识十分强烈，极而言之，甚至达

    到了崇拜祖先的地步。这对经济的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弊，是

    可以争论的。这有某些好处，比如说，一个人知道自己属于

    一个可上溯几代人的家族大概会产生某种自信心，人在年轻

    时就会受到家族的传统教育，如果这种传统包括某种特殊技

    能，冒险精神或是性格特点，它可能得到保持，并且比在没

    有家族传统的情况下得到更大的发扬。因此，英国海军相信，

    “海军世家”的子孙，一般说来会成为比其他应征士兵优秀的

    水兵。在某种职业气氛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从事该

    职业时很可能比其父母从事其它职业的年轻人更能胜任。宗

    法观念也可能对人的财产观念产生影响。一个人也许会感到自己仅仅是继承下来的财产的一个暂时托管者，因此可能小心翼翼地去保护它，甚至会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节蓄去增加这

    份家业。

    但是也有弊端。对一个面临着一种与父辈所面临的不同

    的挑战的社会来说，过多地回顾历史是无益的。传统模式在

    当时也许是至善至美的，但在现在，由于问题不同，可能是

    极不适宜的。当一个社会留恋过去甚于急着要对未来进行探

    索时，那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强烈的家庭传统意识也会妨碍

    社会的流动性。

    “非世家”子弟得不到与他们的才能相称的机会，而出身

    “名门”但无才的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机会太多了。如果传

    统坚持子孙必须步其父辈的后尘，职业流动性必然被削弱。两

    代人的职业过于相近的弊端在种姓制度中暴露最为明显。种

    姓制度要求每个人必须继承其父辈的衣钵，不然就去当农民，

    这就妨碍了纵向的流动和社会流动。这是必然阻碍变革，因

    而阻碍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

    当我们分析大家庭的横向联系时，我们认为这种联系主

    要是阻碍人们作出努力的联系，因为无论如何它要求男人们

    去满足他们对其毫无感情的远亲们的要求。但是，当我们谈

    到孩子们对父母的要求时，我们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家庭

    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其成员作出更大的努力的一种激励。当

    男人们雄心勃勃期望子孙后代有一个比他们自己出生时更高

    的社会地位时，这种激励发挥了最大的效率。

    这种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的愿望，取决于实现这种愿望

    的机会。在每个农民仅能勉强糊口的贫穷村庄里，这种愿望是不会存在的。因为那里提高物质地位的机会是微小的。如

    果法律或习俗上的障碍，不管是种姓制度还是肤色上的障碍，

    不允许人们从一个阶级升到另一个阶级，这种愿望也不可能

    存在。在经济停滞或衰退的社会中，纵然抱有这种愿望也不

    可能有多大意义。在经济停滞的社会里存在某种流动，但是，

    最大的流动还是出现在产出迅速增长的地方。因为在那样的

    情况下，中产阶级扩大得最快，需要从下层吸收行政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企业或专业人员。正是这种环境为赚钱，或

    是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提供最好的机会。因此，在经济增长

    的社会中，“建立家庭”的愿望最为强烈，也最有成效；而在

    经济停滞的社会中，则几乎没有这种愿望。这仅仅是促使经

    济增长的力量互相依存的许多方面中的另一个方面。一旦经

    济开始增长，男人们发家致富的思想也就更加强烈，甚至可

    能采取限制家庭人口的做法，以便不因孩子多而影响过富裕

    的生活，这种观点的流行，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建立家庭的概念只有在基本的父系家庭社会里才有意

    义，而在大家庭或母系家庭的社会里就无意义了。由于其中

    的含义是要将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到这一代人的社会地

    位之上，所以，除非下一代的意思是指只有几个直系子孙，而

    不是指可以声称有家庭关系的数以百计的姻亲子弟，否则就

    无法考虑提高他们的地位。因此，大家庭就被排除在外。至

    于母系家庭，可以设想一个男人拼命干活，为的是使其姐妹

    的子女变得富裕，而不是使自己的子女变得富裕，但是，母

    系家庭在经济和其他方面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很难存在下去，

    因为变化通常意味着流动，而流动通常又增强了婚姻关系和父系联系，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一起流动，而

    不是带着他的姐妹及其子女一起流动，因此在男人开始四处

    奔忙寻找财富的任何社会里，母系联系削弱了。

    甚至在基本的父系家庭里，遗赠财产的权利作为对人们

    努力的一种鼓励，其重要性是何尝不清楚。在不同的社会中，

    建立家庭的抱负各不相同，在那些经济增长率最高的社会中，

    这种抱负并不是总是最大的。例如，许多美国富人不是把钱

    留给他们的家属，而是设立教育基金或从事其它慈善事业。少

    数人甚至故意不给他们的子孙留下什么财产，以免妨害他们

    的个性发展。而英国富豪在处理财产时，平均给家属留下大

    部分，只将少部分捐赠给慈善事业，这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

    的。这是因为在英国，门庭观念要比在美国的大城市里重要，

    同样美国人却在其它方面找到许多对人们努力的激励，其中

    包括他们希望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为自己谋求权力和威望的

    愿望。

    但是，即使对遗赠财产权作为一种鼓励的重要性无法作

    出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鼓励，现代国家对

    这种权利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特别是征收高额死亡税

    ——对发财的刺激有所减少。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必须考虑

    继承财富对所继承的财产、对继承人及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影

    响。

    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继承对财产管理的影响。创业者的

    儿子不一定是最善于照管财产的人。相反，靠继承财产创立

    的机构不会像每一代都招聘新领导人的机构那样富有生命力

    或存在同样长的时间。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生命力无疑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主教是选举的，而不是天生的。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常常被认为是由于实行近卫步兵制的缘故，这种步兵

    每代都是新招的。在现代大公司，家庭联系常常是很少的，有

    人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不考虑家庭联系

    的情况下招聘领导人可能正是力量的源泉。另一方面，财产

    自动传给下一代的制度也有其优点；这是比较肯定的，因此

    可以事先培养继承人；这也比较简单。

    继承的影响也取决于财产是否完全由长子继承，或者取

    决于在其它家庭成员中财产如何分配。长子继承可以使全部

    家产保持完整，在有规模经济的地方，或者在财产已经很小，

    再进一步分割就不经济的农业地区，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如

    果继承人可能共同经营财产，而不用再行分割的话，这一点

    就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长子继承权有助于维持一种财

    产不平均分配的制度，这对家庭其它成员也许是不公平的。长

    子也不总是最能干的儿子，这一点在继承人并不是长子，而

    是由遗嘱所指定的儿子的制度（通常是政治制度而不是经济

    制度）中得到了承认。一些经济学家为长子继承权辩护说：这

    一制度迫使小儿子们勤奋起来；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说：这会

    迫使贵族的小儿子们进入中层阶级，使阶级之间不再相互蔑

    视，从而增进社会的团结和流动性；但是，如果把这些论点

    提高到逻辑结论的程度，必将支持完全取消财产继承权。

    虽然遗赠财产权对想发财致富的人是一种刺激，但我们

    也必须估计到使继承人放松努力的程度。继承人有时会受到

    先辈们树立的榜样的鼓舞，也许会把他们继承的遗产当作一

    种信托财产，他们不仅有责任去维护这种财产，而且有责任去扩大这种财产。但是，他们往往作出相反的反应。总的来

    看，如果继承财产并没有成为继承人逃避艰苦劳动的借口，他

    们几乎肯定会过更为有益的生活。

    财产的继承也减少了社会的纵向流动和进取心，这一点

    在某些农业地区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在那里，所有土地都属

    于为数很少的几家人，而其余的所有家庭都注定一代一代地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财产继承的作用是：每一代人开始时情

    况只对少数成员极为有利，而这些人的才能未必比别人优越，

    而且往往未加好好培养，因为继承财产使他们无需最大限度

    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在那些开始时一切都人人平等的社会里，

    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会较快，而在那些故意使情况有利于有卓

    越才能的人的社会里，经济发展速度会更快。

    （四）　农业组织

    有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和惯例，在经济上具有

    最重要的意义，在农业是主要活动形式的比较贫穷的地区里，

    尤其是这样。同时，土地在决定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起着巨

    大的作用，所以在制订规章和形成惯例时，很少考虑经济因

    素。从经济增长的观点来看，我们感兴趣的是农田的使用权、

    农场的大小，以及这些事情与奖励、资本形成和技术革新之

    间的关系。

    首先谈谈土地公有问题。使用这个词具有三种不同的含

    义。此处用的是第一种含义，即几个人有权使用同一块土地，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土地，比如在这块土地上放牧

    牲畜，或在这块土地上砍柴。这同第二种含义是不同的。第二种含义指的是人们在统一权力机构的管理下在同一块土地

    上一起劳动，分配收入，这就是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庄。我

    们已在本章的前面一部分［第一节（三）］论述过它的主要问

    题，而且还要在本小节的末尾再次谈到这一点。第三种含义

    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有权独自使用某一块土地，但

    是他对土地的支配权要受限制，因为从理论上讲，土地是属

    于首领或部落的。由于差不多在每个社会里，土地的使用和

    支配都受限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公共”所有权和“完

    全保有”所有权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我们将所有那

    些个人有使用土地的专有权的情况都看作是“个人”所有权

    （用个人这个词来代表家庭），那么在苏俄以外几乎所有的地

    方都可说是实行个人土地所有权。我们所要谈的主要就是这

    种形式的所有权。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就上述第一个含义的

    公共所有权进行论述，在那种情况下土地公共使用，但不实

    行集体管理或分配集体收入。

    个人所有权无疑比公共所有权优越。这首先表现在它对

    投资和革新的影响。如果许多人都自由地使用同一块土地，而

    各人都为各人的目的，他们就会对土地进行掠夺式使用而不

    投入任何东西。在这些情况下，一旦土地开始不足，它也会

    开始由于耕种过度、放牧过分、或由于没有采取适宜措施保

    护土壤而变得贫瘠。个人在改良土壤、施用化肥、兴修水利

    或改善草地上投资得不到好处。如果果实归己的权利得到承

    认，人们就会种植果树，这种权利通常是得到承认的，但他

    们种树不是为了一般用途，如乘凉或造林等。在非洲，由于

    人口与土地相比为数甚少，公共所有权算行得通，但是，在人口压力大的地方，这种所有权会破坏土地。除了投资以外，

    公共所有权对于革新是一个障碍。牲畜如不加以隔离和控制

    交配，就不能选择优良品种。在公共活动按老规矩进行的环

    境下，也不便于对新型的耕作方法进行实验。这就是为什么

    公共所有权在50年前盛行的地方迅速消失的原因。许多人出

    于感情上的原因对公共所有权的消失感到遗憾，可是那种制

    度与经济发展无疑是格格不入的。

    至于个人所有权，我们发现，在有记载历史上的大部分

    时间里，多数农民是根据租佃合同而占有土地的。因此，我

    们首先探讨一下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这涉及对迫迁的补

    偿、租佃权利以及缴租的形式和数量等问题。

    之所以需要给予补偿是因为有这样一项原则，即必须保

    证佃农得到他自己的劳动果实。假使要佃农对土地进行投资，

    那么必须对他保证，在他失去土地时，要对他所作的其效益

    尚未用尽的一切改良进行补偿。否则，他就不会种树，不会

    建造许多建筑物，不会改进排灌系统，也不会进行任何其他

    投资。这种保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地主必须事先答应作出

    要求予以保护的改进。在大多数先进的国家中，法律规定了

    这种保护；但在原始国家里，这种规定不是普遍现象而是例

    外，因此佃农很小心，不投资改善土地，甚至让土地丧失肥

    力，如果地主不追究责任的话。

    许多国家并不满足于保护效益未用尽的改良，它们还在

    法律上保护所有权。至少它们规定了发出通知的最短期限，而

    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法律规定佃农只要耕作有方，就有权

    留在土地上（如在联合王国），甚至可以保证他的继承者享有继续租用土地的权利，只要有能力就行。这样的法律发生作

    用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实施这种法律而设立的法庭

    的性质。在“民主”国家里，要收回佃农所租的土地几乎是

    不可能的，哪怕是一名坏的佃农，除非他在明显地毁坏农田；

    而在“保守的”国家里，法律甚至对最好的佃农也不提供什

    么保护。这种法律的意义就是给予佃农以充分的保障，使他

    们对长期的改良进行投资。也有人反对给予太多的保障，希

    望保证土地的流动性。但我们将在后面探讨也应加以保障的

    农民完全保有的所有权时再谈这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地租形式是指固定地租或比例地租。固定地

    租，在年景不好时，对于小农可能负担过重，把好年景和坏

    年景合在一起计算，固定地租还是完全可以负担的。地租可

    以固定用钱或实物来缴纳。若是由于歉收而造成年景不好，固

    定用实物交租会给农民造成较重的负担；若是由于价格低廉

    而造成年景不好，固定用货币交租会给农民造成较重的负担；

    由于这两种情况对农民都不利，所以，以货币交租与以实物

    交租这两者之间没有多大选择余地，除非是在战争时期，那

    时候，固定以货币交租的农民很占便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

    是这样。但是，如果从整个世界来看，多数地租是不固定的，

    而是按比例交纳的。农民根据收成（或收入）情况按比例向

    地主交租，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不等，视土地的多少而定。

    贫苦农民是欢迎比例地租的，因为在年景不好时他们承

    受的负担要比固定地租少。在年景好的时候，他们多给地主

    交租——而且他们那时多交一些也是承担得起的。不管怎样，

    地租的数量在年景好和年景差之间可以拉平。但是，分成地租往往受到经济学家的攻击，认为这种办法会减少农民进行

    改良的积极性。因为要使一项改良值得进行，并对农民有利，

    那么地租占一半时这种改良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得比在实行固

    定地租时生产出来的东西多一倍。这就是说农民要承担改良

    的一切费用。在比较先进的分益制或分成制（比例地租的名

    称）中，地主承担改良的一部分费用，或者契约规定，佃农

    若进行改良，地租须加以调整。但是在不那么先进的国家里，

    通常没有这样规定，比例地租制肯定会削弱农民进行改进的

    积极性。

    在大多数国家里，地租数额是造成重大不满和骚乱的原

    因。地主反过来做些什么，各国的情况各有不同。在英国，契约通常规定地主有提供永久性建筑物和维持固定资本的义务。契约甚至可能规定地主还得提供一些流动资金。由于缺

    乏好地，英国的地租一度很高，足以补偿地主为履行这些义

    务付出的费用，还可以使他有盈余——这是“纯粹”地租。但

    是，现在地租很低，除了维持农场固定资本的开销以外所剩

    无几。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里，地主不

    对土地承担任何义务，他只是收租。自然他可能担任某些社

    会职务——他可能担任相当于治安法官、警官、地区行政长

    官或牧师的职务，如果他没有从地租中取得报酬，他或别人

    则必然从税收或以某种其他方式得到酬金。然而就土地而言，

    如果地租由农民保留（比如地主被“消灭”，农民对土地拥有

    完全的所有权），土地的生产能力不会减弱；如果地租付给国

    家（国家常常以对土地或农民征收直接税的办法来收租），土

    地的生产能力也不会减弱。实际上，如果减少或者取消地租，土地的生产能力可能得到提高，因为这时农民有可能储蓄更

    多的钱，为改良土地增加投资。在地主拿走农民生产的东西

    的一半，而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的那些国家，很难设想，如

    果不从农民肩上卸去这个负担，农业生产率不会大大提高。

    在许多国家里，人们要求完全废除地主制度，农民应拥

    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这种要求不应与关于改变农场的规模

    的要求混为一谈。有些改革家主张打破大庄园，把土地作为

    小农场进行分配以增加农场的数目；另一些人则希望采取相

    反的做法，即减少小农场的数目，说服或迫使农民加入集体

    农庄。我们后面再阐述农场的规模问题。目前我们谈的只是

    完全保有土地所有权及租佃制的问题。尽管关于土地改革的

    要求有很大一部分与改变农场的数目的要求有关，但在一些

    地区，尤其是在亚洲，确有这样一种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它

    仅仅限于要求废除地主制，把租佃土地改为拥有土地。

    这种转变的效果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转变的

    支付条件、地主得到补偿的数量，以及农民为得到土地而应

    支付款项的数额。但是，除了补偿问题，在权衡租佃和拥有

    土地的利弊方面还涉及到许多其他问题。事实上，许多人争

    辩说，农民拥有土地的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这

    种制度削弱了土地的流动性，它会带来耕作不善、土地分散

    以及负债过重等问题。因此，他们主张小农只能是佃农，应

    当受到控制，不管地主是私人还是政府机构。实际上，正如

    我们将会看到的，适宜的控制措施大多既适用于佃农也适用

    于地主：事实上，如果加以适当控制，一方面会使佃农得到

    保障，另一方面会迫使拥有者好自经营，那样租种土地和拥有土地在经济上的差别将基本消失。

    下面让我们先来谈谈土地的流动性问题。正如我们在前

    面所看到的，有些人反对保障耕作得好的佃农的租佃权的法

    律，理由是这样一来农业经济的灵活性将会减少。他们说，地

    主们大概都希望土地的利用能产生最大的利润，因此他们应

    该能够在情况改变时自由地更换佃农。由于情况的变化，将

    耕地改为牧场，改变农业单位的规模，或者出于某种其他原

    因，把土地租给更能应付新局面的新佃农可能比较适宜。可

    是，如果长期的佃农得到保护，那就可能无法这样做。出于

    同样原因，这些人也反对小农完全保有土地，因为他们认为，

    这类农民对于日新月异的情况反应迟缓，而且他们相信，如

    果地主更换佃农，反应就会快一些。这种论点是否站得住脚

    首先取决于如下设想：地主是精明和有知识的农业家，他们

    始终在谋求以更好的办法来利用土地。虽然某些人可能是这

    样，但是对于大多数地主来说，实际情况大概是，他们由于

    不在当地，除了能收多少地租以外对土地的情况知之不多。无

    论如何，这种论点可以引伸为任何人都不应拥有他所使用的

    资源，因为，如果资源是由那些善于很快将它们从一个租借

    者转入另一个租借者手中的人所拥有，它们很可能落入最有

    能力使用它们的人的手中。由此推论，一个人甚至不应拥有

    自己的房屋，因为总会有某个人能够更好地利用它。答案无

    疑是，拥有者始终是愿意接受报价的。如果另一个人认为，他

    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那就让他报出吸引人的价格。实

    际上，我们的经验是，如果土地的所有权很分散，而不是为

    少数有权势的家族所拥有，那么土地易手就会容易得多。少数有权势的家族把拥有土地看成是获取政治权力和威望的源

    泉，而不仅仅是获得收入的源泉。要想易于得到土地，土地

    的所有权就得很分散。

    有人说，完全保有土地的农民，如不受到控制，可能会

    使土地耗尽地力，这种说法比较有道理。世界上许多地区，小

    农的耕作方法使土壤变得贫瘠。但在亚洲的某些地区，这种

    现象并不多见。因为在那些地区，许多世纪以来，人口稠密，

    农民痛切感到土地肥力的重要性。但是在那些正从土地充足

    向土地缺乏过渡的地区，特别是在北美和非洲，这种现象非

    常普遍。同样，在农民尚未被迫在同一地方永久定居，保持

    土壤肥力当作生存的首要条件的地区，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

    在这些情况下，改革者特别希望能够控制农民的耕作方法，特

    别是在土壤保持、轮种和休耕方面。他们知道，在比较先进

    的租赁制度中，地主进行这种控制，因此他们渴望实行这样

    的制度。试图用强制手段而不是通过教育来改进耕作方法在

    多大程度上是可取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可行的

    话，依靠法律同设法在陌生的情况下推行十分先进的租赁契

    约制，一样可以办到。对土地耕种不好可以成为一种罪过，处

    以罚金或取消耕种资格；同时在每一地区可以设置农业官员

    或者法庭，规定耕种标准或者审理案件，就像地主所做的那

    样，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做将更加知情和公正。同样，

    好的农民可以给予奖励，如发给奖金和津贴。

    土地由大分小通常是由继承制度造成的。根据这种制度，

    农民的每个子女，在他去世时可以得到一份土地。在分地时，

    为了公平合理，每个子女可得到几块土地，比如一块在河附近，一块远离河旁，一块沃土，一块只能用于放牧的草地，一

    块林地和一块不毛之地。这种制度延续几代人以后，每个农

    民所拥有的土地都成了几小块，各块土地可能相距甚远。分

    地造成几方面的浪费。大量的劳动时间浪费在从一块地到另

    一块地之间的奔波上。其次，远处的土地不如近处的土地易

    于照管。这些土地由于易于发生病虫害，缺乏照顾和庄稼容

    易被盗而产量较少。由于收成不多，对它们的照顾就越少。第

    三，设备、牛棚、水槽等设施，由于彼此之间距离较远，也

    许需要加倍投资。第四，如果地块太小，也许会难以犁地，难

    以防止邻近土地的杂草蔓延，难以进行邻居不喜欢的试验，至

    于用地挖井，建房和搞其他基本设施就更不切实际了。筑地

    界可能还要浪费许多土地。然而，最大的损失还是时间。因

    此，在劳动时间缺乏的地方，农民乐于交换地块，这样便于

    使每个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连成一块。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在

    多数农民表示愿意合并土地的地区，强迫交换地块。另一方

    面，在劳动时间充足的地方，比如在人口过密的国家，合并

    地块不会使产量增加多少，通常农民不愿意费心实施合并土

    地计划。

    不采用租赁使用权，也有可能防止分地。实行长子继承

    制，便不会有分地这种事情。就是不实行长子继承制，如果

    继承人共同管理他们继承的遗产而不将其分掉，也不会出现

    分地的现象。共同管理一个农场并不比管理一个店铺、一个

    制造厂或任何其他分掉不经济或者甚至不可能分管的遗产更

    为困难。如果把土地分掉，并且造成了巨大浪费，可以通过

    法律，规定未经有关农业法庭的批准，不得将农田分成小于规定的最小面积（如五英亩）的小块。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如若限制农民对他的土地的权利是可取

    的话，建立公正的法庭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不必实行地主所

    有制。

    当农民负债十分沉重，致使他实际上为放债人劳动时，债

    务就会对产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农民负债十分沉

    重，以致他们无法偿还每年的利息和到期的本金。于是放债

    人除了农民所必需的口粮以外，拿走了农民生产的一切。处

    于这种状况的农民，对于改进耕作毫无兴趣，因为他们的全

    部或大部分收益都会落入放债人的私囊。这种状况如果像经

    常发生的那样十分普遍，政府可能不得不进行干预，把债务

    减少到可以偿还的程度，以便给农民以某种刺激。许多国家

    为此设立了法庭。但是，如果农民会迅速回复到以前的奴隶

    地位，仅仅减少债务是不够的。小农很容易陷入讨厌的债务，

    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易受水灾、干旱、低价和流行病等等风险

    的影响。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他们没有远见，但往往也是由于

    放债人故意采取的政策。倘若农民欠债无力偿还，他便受到

    剥削，放债人可能会迫使他通过放债人的代理人出售他所有

    可以上市的产品，或者在放债人的商店购买所有必需品，在

    这两种情况下价格对农民都是不利的。或者，放债人逼迫农

    民破产，廉价收购他们的土地，收取勒索性的租金。因此，在

    某种程度上，农民借债是因为放债人蓄意使农民易于欠债，以

    便剥削他们。政府很可能认为有必要采取反措施，防止农民

    欠债。

    不使小农负债过重的唯一办法是，使小农难以举债，对农民赖以借债的抵押品取消法律保护。因此，在一些国家里，农民不得出卖土地抵债，因而土地不是一件可以买卖的抵押

    品，放债人就不会预先付款。另外一些国家对作物扣押权也

    不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例如，在乌干达，法律规定，非洲的

    棉花必须以不低于市场管理机构规定的价格，在特许的市场

    上出售；同时，在成交时就必须由买主把买棉的全部现金交

    给卖主。按此规定，事先把钱交给农民是危险的，除非你可

    以在集市日监督他，并在他出售棉花的时候从他身上拿走现

    金。博茨瓦纳保护国甚至走得更远，法庭不为商店老板向非

    洲人索还欠帐，所以商店老板也不向非洲农民赊销。

    但是，这还不足以防止农民向放款人借钱，因为农民对

    于贷款有着正当的需要。如要将私人放款人排除在外，就有

    必要设立其他机构来满足这种正当的需要。实际上，农民需

    要保险可能甚于贷款。很大一部分债务是由于统计上可以预

    见到的种种不幸，如疾病、婚丧开销、火灾、干旱，飓风或

    者牲畜发生事故所造成的。这类事件经常发生，实际上提供

    贷款未必合适，因为如果一位贫苦农民，为了支付患病的费

    用、或者補种在飓风中损失的庄稼而不得不借钱的话，他绝

    不可能从未来的收成中省出足够的产品来偿还债务。所有这

    类在统计上可以预见的事件应该靠保险来支付。而实现这一

    点的障碍是收取少量的钱来为许多人保险的代价太大。尽管

    如此，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在开始实行强制性保险计划，

    比如牙买加的飓风保险。凡在接受保险的农民都要冒同样风

    险的地方，承办这类保险的费用可以通过从对农民征收的一

    般税赋中多提取收入而降至最低限度，而无需对每个农民逐一作出估计。

    除了保险，农民还需要信贷。由于创建了乡村合作社，向

    小农贷款的费用已大大降低了。贷款的费用即为收集有关借

    债人信用地位的信息的费用，收集分期付款的费用及监视他

    的动向的费用。如果一家商业银行贷款给农民，为数在50英

    镑以下，那么这笔贷款的费用可能很容易相当于年利20％。

    但是，对于村民来说，这笔费用是很低的。他们对于借债人

    的身世及其秉性了如指掌，他就在他们中间生活，所以他们

    能够监督他的一切财富，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取

    乐，不论他是否借钱。因此，乡村合作社可以比它们的借款

    利率高5—8％的费用放款。这种合作社的规模不宜过大，在

    这个单位里，每个成员彼此了解，否则那种不用花钱便可获

    得情报的主要优势便化为乌有。它们通常还需要政府官员的

    某种监督，因为社员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经验来管理一个组织

    的事务和照料财务。况且，当合作社与买卖农民的产品的机

    构连结在一起时，它便很少有呆帐，因为农民所欠款项可以

    用他的产品来自动抵债，所以拖欠债务和呆帐便可避免。

    在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信用合作社都取得了重

    大成就。但是，它们把重点主要放在鼓励小农储蓄和为他们

    提供便宜的银行服务上面。但是，农民需要的资本要比他们

    能够储蓄的钱多得多。只要能够获得资金，不管是从向农民

    本身征税得来的还是从其他经济部门得来的，或是从外部来

    源得来的，信用合作社都是向小农贷款的极好渠道。向放款

    人借了许多债的农民的态度和由于建立农民自己帮助管理的

    信贷制度而使债务保持在能够偿还的限度内的农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耕种的规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土

    地改革者们已进行过许多辩论。在一些国家，由领工资的农

    业工人指导耕种的大农场正在分解为小农庄。而在另外一些

    国家，正在迫使小农把他们的土地合并成为大农场，作为集

    体农业单位来经营。

    如果采取机器耕种方法或大规模控制灌溉、种子、病害

    预防、加工和销售能够省钱省时，那么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的

    效率要比小规模生产高，经济增长也比较迅速。几乎总是存

    在着某种有利于大规模耕种的差别——大规模的意思是指，

    比如可耕地面积不少于300英亩的单位或者拥有相当于300

    英亩可耕地的土地的单位（超过比如说1000英亩可耕地，管

    理上的不经济现象马上就会表现出来），但是差别的程度部分

    取决于作物和土地的性质，部分取决于围绕保持高效的小型

    农民服务机构做了多少组织工作。

    让我们先谈谈机械化耕种。首先，机械化耕种是不经济

    的，除非是与资金相比缺乏劳动力。如果劳动力十分充裕，像

    在印度和中国那样，实行机械化的主要后果就是增加失业人

    数，为了进口机械设备及其燃料而不惜耗尽有限的外汇。在

    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政策的目标应是尽量提高每英亩土地的

    产量，而不是每个农业工人的产出。如果由于土地太硬，或

    者由于天气或气候的原因，时间太短而无法用人工完成耕种

    任务，而用机械则能使无法用人工耕种的土地得到耕种，在

    这种情况下机械化能增加产量。这是有价值的贡献，但是除

    此以外，手工耕种的亩产往往高于机械耕种，因为手工耕种比较仔细。机械耕种若能把本来要用于饲养牲畜的土地腾出

    来供人使用，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也是经济合算的。这一方

    面要看机械和燃料（可能也得进口）的费用多少，另一方面

    要看腾出来的土地上所种的庄稼的价值如何。这还取决于农

    民在不再需要牲畜进行耕作时实际上是否少养牲畜。这种算

    法在中国应用起来效果如何难以肯定。但是，在牛仍在宗教

    上起作用的印度，机械化目前在农业政策中的作用还很微小，

    这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土地十分充裕，如

    在西非的某些地区就是那样，在那里，政策的目标应是使每

    个劳动者而不是每亩土地的净产出达到最大限度。一般说来，

    经济增长在农业以外产生了对劳动力的新需求，减少可以腾

    出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的比例。与此同时，机械化也减少

    了对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每名农业工人的产出，

    因为它使每名农业工人能够耕种更多的土地。在劳动力缺乏

    的地方，机械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劳

    动力充裕的地方，它只是稍稍起了一点作用而已。

    如果说由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相对缺乏而适合使用机

    械，机械化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土地和作物。机械耕作适合于

    平坦的、用于种植一年生作物的和不易发生涝灾的土地。山

    地不适于机械耕种，从这一观点出发，还是归小农所有为好。

    长期种草植树的土地也不需要机械耕种。天气酷热或雨量极

    多的国家用机械耕种是否明智，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些条件

    限制了应用机械耕种的地区。在这方面，如农田的面积使农

    民购置机械设备有利可图，那么经营这种农场才有好处。这

    就是说，在气候温和的条件下可耕田不到100英亩，看来是不利的，而耕种的农田为300或400英亩在西欧往往是最经济的。

    无论如何，如果机器为一个中心机构所拥有，并由这个

    机构有偿代农民耕田，由农民自己来种植、除草和收割的话，

    机械耕作是可以同小农相结合的。由拥有机器的中心机构代

    为耕种目前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是行之有效的。取得成效的条

    件在于农田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比如在12—50英亩之间。

    如果农田太小，机器完成的工作大部分本来可由农民自己去

    完成，而且农民自己干活要比机耕费便宜。反之，如果农田

    很大，工作量也就很大，于是农民就有理由拥有自己的机器。

    农场需要机器时马上就能得到自己的机器特别方便，不必排

    长队去等待。这是妨碍农民联合拥有机器取得成功的主要障

    碍之一：农民的困难在于商定由谁在什么时候得到机器。这

    种困难在像西欧那样天气变幻无常和难以捉摸的国家里，也

    许比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更为严重。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主

    动组织政府或集体所有的机器合营机构，或者鼓励拥有多余

    机器的私人企业家或大农场，以收费方式为小农场主提供机

    耕服务。在农场具有适当规模的地区，这种安排取得了相当

    大的成功。但是，如果经营平原土地的农场大得足以拥有自

    己的机器，那么用机器耕作一大片平原沃土的费用，几乎总

    是比分成小农场时的机耕费用为低，不论人们把中心机耕机

    构的活动组织得多么有效。

    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销售，尽管实际上分散

    买卖要比分散机耕容易得多。因为总有中间人愿意从农场主

    手里购买少量农产品，然后把几家农场的产品汇集在一起，以便大规模地进行最经济的加工和销售。尽管中间人时时都有，但是他们的服务到处受到指责和调查，理由是他们效率不高，

    人数太多或垄断。在中间人服务效率不高的地方，通常可以

    建立检查制度，譬如进行强制性评定等级时的检查制度，予

    以防止中间人过多通常是由于不完善的竞争造成的。过多的

    中间人也许能够在他们明里暗里同意不再减少的最低利润的

    掩护下存在下去。过多的中间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领

    域——由债务、情感或法律规定的分区条例同他紧密地连结

    在一起的某一批农民——也能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最

    简单的补救办法通常是开展竞争，因此必须偿清债务、停止

    分区和禁止商定物价和销售份额的安排。但是也有这样的情

    况，即垄断组织确实比许多小中间人的竞争更加有效。比如，

    在大厂里进行最经济的加工。在这样的情况下，补救办法在

    于搞合作销售，对私人中间人施加物价和利润的控制或建立

    国家销售机构。

    合作销售能否成功取决于与之竞争的私人企业家的质

    量。合作社有时能出售一种比中间人提供的质量更好的产品，

    但是这一情况只有在中间人在安排农作物收购和分类方面效

    率极差或者是在对优质农作物规定适当的优质优价方面效率

    极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换言之，这大概是一种迹象，表明

    他们之间缺乏竞争。如果中间人之间缺乏竞争，这一事实正

    使他们的效率降低，或者造成人数过多、获利过高，这些条

    件对合作社取得成功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如果中间人的工作

    卓有成效而富有竞争性，他们往往会由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而在竞争中击败合作社组织。但这并不是说，合作社只能在垄断条件下取胜。发生这种情况时，中间人也许会“成帮结

    伙”来对付他们，施展垄断者所惯用的一切伎俩——价格战，

    排他性交易安排，等等；合作社对于这些伎俩可能无力战而

    胜之，除非合作社的成员受过足够的教育，拥有足够的物质

    能坚持下去。或者买卖的规模或许是合作社无法控制的；小

    农场主可以自行经营一个小的轧棉厂，但是他们却难以像合

    作社那样经营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碾米厂或糖厂。这就是在经

    营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例如拥有30多英亩土地的农场

    ——的农场主中间合作销售获得最大成功的原因。当农场主

    经营的土地在20—30英亩的水平上时，他们可以合作经营的

    范围则是有限的，比如鸡蛋、牛奶和其它少数几种不需要精

    密加工的产品。超过这个规模，他们只有靠法律控制或者建

    立法定销售机构，才能在中间人中不受垄断做法的损害。

    除了机械耕作和销售以外，其他一些活动也是能够分散

    经营的，并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灌溉工作可以由一个单独

    的水利管理机构控制。种籽控制则比较难以实施，但是如果

    一个合作社或者一个国家机构保持着几个纯种农场，并且说

    服农民或者（像在乌干达那样）强迫农民只能使用由这些农

    场提供的种子，这也是保证可以做到的。植物和动物传染性

    疾病的预防工作更难做，但是这亦可依靠法律或说服教育加

    以贯彻。期望小农场像大农场那样卓有成效，那是太过分了。

    但是小农场也能够坚持下去，只要在它的周围设有负责下列

    工作的机构网络：机械、种子、信贷、水利、销售、防治传

    染病、研究或者可能需要大规模进行的任何其他工作。详细

    列举上述网络，只是说明为什么小农场主在农业的许多领域不具有竞争力，因为在许多领域上述必要的网络是根本不存

    在的。即便在存在这种网络的地方，小农场比起经营有方的

    庄园来，在采用经过改进的技术方面，几乎肯定是缓慢的。有

    些大庄园也是经营不善，尤其是那些在几代人的时间里由同

    一家族经营的，被看成是地位的象征而不是一个商业企业的

    庄园。但是经营有方的庄园很快就会采用新型的作物、牲畜、

    肥料和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而说服或强迫小农场主广泛接受

    这些东西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

    上面所作的分析都是阐述小农经济的弱点的，但是它也

    具有几个重要的优点。在适宜的情况下，这些优点会使小农

    经济比大规模农业更加卓有成效，哪怕从经济效果来评估也

    是这样。

    第一，小农场主比大农场主更能做到精耕细作。有几种

    作物，如糖，大农场每英亩的产量比小农场高，在大农场更

    快地采用新品种、新方法和新肥料的地方更是这样。但也有

    许多别的例子，说明小农场每英亩土地产量高，这主要是由

    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场主耕作得更精细。欧洲的农业情况

    几乎都是这样的，其他各洲报告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劳动力

    比土地短缺得多的地方，政策的目标应是采用一种制度，尽

    量提高每人的产量，而不是让每英亩的土地尽量高产。因此，

    在充分就业的工业国家——它们可以廉价进口粮食——建立

    大型农场要比建立小农场的好处多。大型农场可以使用机器，

    把人均产量提到最高限度；而小农场则是人均产量低，而亩

    产高。另一方面，在某些亚洲国家的经济中，由于劳动力充

    裕，小农经济具有使最为短缺的土地得到精耕细作的优点。不论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亚洲，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都很强调提高对土地进行精耕细作的程度。如果把一些大庄园分成家

    庭小农场，便可做到这一点。

    其次，家庭农场比大规模耕作的农场具有的优点在于农

    民比雇用的农业工人勤劳、精细。正如阿瑟·扬在考察了法

    国农民的操作之后所说：“财产的魔力可使沙土变成黄金。”这

    似乎同我们在前面谈到的农民可能会使土地贫瘠的危险这种

    看法相矛盾，但是我们在那里曾经指出，这种危险只有在土

    地由充裕变为短缺的地方才会出现。在许多世纪以来土地一

    直缺乏的国度里，比如在中国、爪哇或非洲的一些地区，农

    民已经懂得了怎样爱惜他们的土地，保持土地的肥力。在那

    种不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中，自耕农的劳动比起雇工的

    劳动来，其优越性是最大的，因为每英亩使用大量劳动力的

    那种农业付得起适当的监督费用（这种差别同我们在本章的

    前一部分中所提到的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之间的差别几乎是

    一样的）。

    因此，小农耕作的第三个优点是，它不需要大量的监督

    人员。如果这类人员用于农业推广服务，便会产生许多成果。

    但是如果像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那样难以找到这类人员，而

    且雇用他们费用太大，小农进行农业生产靠现有人员也就可

    以了。大规模农业则不然，它的生产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管理

    质量的高低。管理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它对农场的

    经济规模进行严格的限制。虽然如上所说，欧洲一个拥有300

    英亩可耕地的农场的效率比一个拥有400英亩的农场高，一

    个拥有1000英亩可耕地的农场的效率并不比一个拥有300英亩可耕地的农场高，如果耕地超过那些限度，效率就会急

    剧下降。兴建巨型农场的大多数尝试，不论是在俄国种植谷

    物，还是在坦噶尼喀种植花生，都是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而

    宣告失败。在缺乏高超农业技术的国家，利用计划中规定的

    条件来改善农业生产，往往要比用它建立新的大型农业企业

    更加见效。

    除去经济上的这些考虑以外，还要考虑一些社会因素，这

    些因素使许多人宁愿建立家庭农场，即便事实可能证明大规

    模耕作比较经济也罢。正如我们在前面有一节中所见到的，大

    型企业往往造成雇主和雇工之间的争端；其次，拥有土地会

    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威望或权势，以致绝大多数人哀叹土

    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一派人认为建立国家或者农

    民合作社，由集体占有土地是摆脱这些困难的途径。我们已

    在本章第一节（三）中谈到了这些组织形式。一些国家有国

    营农场，但是由国家取代私人雇主并未大大减少工人的纠纷。

    集体农场如果由农民自己进行民主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形式

    有着更大的吸引力，但是由工人自己管理的大型合作企业由

    于我们业已看到的原因在历史上是很少有成功的。总之，要

    尽力说服农民几家联合起来进行集体管理的试验，如果这种

    联合保持很小的规模——比如说不超过5—6家——其中许

    多将会取得成功。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建立比如有100户

    以上农民参加的全村大型集体农场看来大概是不可能有什么

    前途的。

    想使个体企业与大规模耕作效率结合起来的愿望已导致

    对涉及某几种强迫形式的使用权进行试验。典型的例子是苏丹的杰济拉棉花种植园，在那里土地分成若干小片，每个农

    民耕种自己分得的那片土地，但是农民遭到种种控制。他的

    那片土地由机器代为犁地，他必须播种按规定的轮作面分给

    他的种籽，并且要按照建议施肥和耕作，然后把收获的庄稼

    交给执行这项计划的一个中心机构去加工和销售。强迫的理

    由是，这样做可保证效率不断提高，反之如果中心机构提供

    的服务是自愿的，那么许多农民则会播种低劣的种籽，或者

    以丧失大规模组织的优势的方式耕作或销售。使用强迫手段

    能使种植园规模的优点和家庭农场的好处结合起来。另一方

    面，要做到这一点只能使耕种者的地位部分地从独立的农民

    降为听从命令的劳工。

    杰济拉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农民必须恪

    守某些契约条款才能拥有土地，这不是异乎寻常的事。在以

    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里，最好的方针可能是，首先建立自愿

    服务网，然后在多数农民习惯于中心机构管理体制时把这种

    服务从自愿的变成强制性的（强迫使用经过改良的种籽，强

    迫进行集体销售，强迫土壤保持）。此时，强迫持不同意见的

    少数人这样做在总体上就不会失去农民的支持。

    在当代的文献中十分强调农业组织的问题，这里不妨唱

    点反调。农民应以得到保障和受到激励为条件来拥有土地，这

    在任何地方都是最重要的；同时有适当机构提供基金也是最

    重要的。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在当前的讨论中对其他制度问

    题，特别是分散耕作、土地大小以及销售等问题强调得太多；

    而对提高效率的其他手段，特别是水源，改良种籽的种籽农

    场，肥料和农业推广服务等强调得太少。人们从很大一部分讨论中得到的印象是：若不在乡村进行广泛的制度上的改革，

    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办法就不多了。情况并不是这样。日本典

    型的农场仍然只有两三英亩大，然而每英亩的产量却为亚洲

    其他地区的两三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30年里，日本

    的亩产增加了近50％，而到30年代中期在农场规模没有重

    大改变的情况下，产量却翻了一番。不发达国家农业迅速发

    展的秘密，主要在于农业推广工作，肥料、新种子、农药和

    水的供应，而不在于改变农场的大小、采用机器耕作或者在

    买卖过程中摆脱中间人的盘剥（无论如何，扩大农场规模和

    使用机器的政策对于人口过密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怀疑的）。在

    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但不是所有国家），现行的制度十分适合

    于通过引进经过改进的技术来大大提高生产率。实际上在绝

    大多数这类国家中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大希望在于它们落后的

    农业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使产量大幅度提高。我们将在第

    四章里讨论这些问题。

    （五）　家庭手工业

    每个社会都有一部分居民，作为独立的生产者，专门生

    产制成品。这一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哪怕是在最贫穷国家的

    经济中也很少低于5％，除非那里的经济依赖外贸的程度很

    高。这些手工业者从事的职业首先是织布，布在任何地方都

    是人类仅次于食品的第二需要，可能还有一些人是木材、皮

    革、金属、编织、陶器等行业的工人。有些制品可能是供王

    公贵族或富人使用的精美工艺品，但是多数则是为普通人使

    用的一般制品。

    在工业制度的发源地西欧，工厂制度有时候脱胎于家庭

    手工业。手工业有时成了技能的源泉。家庭或“分散在家庭

    加工”的制度有时成为个体作坊和工厂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有时工厂使用机器，使老技术变得

    过时。工厂主有时故意到那些他们可以避免与手艺有关的高

    工资或限制性做法的地方去招收工人。作坊不一定发展成为

    工厂，新工厂经常向老作坊挑战，把它完全挤垮。

    许多人急于保存独立的手工业工人，不使他们被现代化

    工厂毁掉，原因同他们喜欢小规模所有制，而不喜欢大规模

    耕作制是一样的。从经济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两者存在的

    条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说，工业同农业一样，有

    些技术条件只适合大规模操作。除此之外，小规模操作的存

    在，也取决于在生产者的周围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运

    转的服务网。不论我们感兴趣的是农业、工业、采矿业、交

    通运输业还是零售业，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领域为小型企业

    提供更多的活动余地，此外，即使在这些领域里，小企业的

    成功也有赖于销售、信贷、研究和教育的适当组织，而所有

    这些活动通常都需要大规模进行。

    首先，家庭手工业由于是一种非全日性职业，大概最富

    有生命力。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只在一年当中的一部分时间终

    日忙于农业。他们如果用一年的其余时间在自己家里主要为

    自己生产一些物品，他们产品的成本，从上述供选择的方案

    来看，是十分低廉的，因此他们能够经得住非常激烈的竞争。

    实际上，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大部分是由整天劳动的专业人

    员

    生产的，而不是由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在业余时间生产的。但是从事乡村改革运动的一些社会工作者仍在劝说农妇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

    所有手工业生产，同工厂生产相比，都具有这样一种优

    越性：它节省了两个难得的因素，一是资本，一是管理技能。

    在不发达国家里，资本是十分缺乏的，所以那些与土地和其

    他资源相比，劳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发展一种使用劳动力而

    不是资本的生产方法是明智的。工厂生产也需要大量的管理

    技术人才，担任领班、工程师、会计师等职，而这种技术人

    才也很不足。工厂生产的这些不利条件可以靠机器生产的优

    越性予以弥补。机器生产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劳动的质量方

    面，而且表现在所需劳动力的数量方面。优质表现在产品必

    须标准化，尺寸、形状或式样必须做得精确。机器往往要比

    人的手和眼睛精确，在这种工作中，机器很快地取代了手工

    工人。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精确的问题，那么竞争主要

    表现在劳动力成本上。从这种相对意义上说，一些机器的生

    产率比另一些机器高得多。因此，工厂里用来织布的织机同

    家庭使用的织机本质上无多大区别，但是，工厂用来纺纱的

    机器却比家庭使用的手摇纺车产量高得多。因此纺纱被工厂

    取代之后很久，家庭织布仍是经济合算的。

    在没有大批量标准化要求的行业里，小规模生产，不管

    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小作坊里，都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一旦有

    着大批量的需求，发明高度专门化机器来承担这个工作就有

    利可图，因而，最小单位的生产方式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此

    外，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如果标准化成了交易的一个条

    件的话，手工业工人同机器相比则是处于劣势，这或者因为他不能精确地控制他自己的产出，或者因为难以使别的手工业工人制作同他本人制做的一模一样的产品以便集中起来大

    量出售。那些试图在英国或美国市场上销售手工业品的人们

    已经发现，没有标准化成了销售这种产品的一个障碍。在小

    量购置商品的地方，在具有没有两件产品完全一样这种优势

    的地方，这类产品存在的机会最大。因此个体生产的领域十

    分狭窄。纺织、木雕和贵重金属的艺术品还有发展余地，但

    是必须预料到，对纺织品，鞋袜和金属制品的大量需求将转

    向工厂生产。

    其次小型工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它的技术的改进。人们

    使用的工具往往几个世纪没有变样，鉴于现代的经验，有可

    能大大改良工具，而不改变手工艺人所需要的基本技能。正

    如在小规模农业中，一个政府研究机构完全可以进行改良技

    术的试验，为在生产者中间传播新知识提供咨询服务；同样，

    在小型工业里也是如此，只要有机构负责进行试验以改进手

    工艺人的工具和技术，负责在这些人中间传播知识，这种工

    业的效率和生存的前景都会大大提高。技术的改进并不限于

    设备，也可以向手工艺人介绍采用更好的材料，比如进行染

    色，用更好的办法来试验他的材料，或者保证提高精确性和

    标准化。当然，迄今最伟大的技术革命是给手工艺人的工具

    装上小的电动机，并接上电源；单单这一项革新便可使每人

    的产量成倍增加。但是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里，给许多村庄

    都通上电还根本谈不上。

    下面谈谈销售和资金组织问题。手工艺人无力储存大量材料，也不能生产制成品储存起来。如果他只是根据顾主的定货生产，他可能经常断断续续地失业。如在手工艺人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有一个中间人，这样组织生产最经济。中间人可以储存货物；在商店里安排大型的展览以扩大市场；如果市场需要标准化的产品，可以安排几个手工艺人生产相同的物品；如果这种物品本身适合专业分工和集中装配，他可以安排不同的手工艺人生产各种部件然后进行组装。这类工作经常是由私人中间商来进行的，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间人可以使手工艺人负债来利用他们。所以，各国政府现在都在建立机构来行使这种职能，这种机构有时也行使研究新技术和提供咨询的职能。印度尼西亚大概收效最大。在那里，历届政府都做出重大努力，通过专门机构来改善和组织手工业。

    印度尼西亚善于改组老行业，而日本却善于在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组织新的行业。日本在组织这种新行业时实际上没有得到政府多大帮助。在日本，“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似乎已经根深蒂固，由私商向手工艺人提供在家里或者在小作坊里干活的原材料。这种制度特别有名是因为它已扩展到了一种商品必须分几个部分制作的行业；把各部分分给个别手工艺人或小作坊按详细说明进行加工，然后在中心工厂进行组装。所以，今天日本手工艺人制作的许多商品是他们的先辈闻所未闻的。小规模生产得以保存下来有赖于这类企业的继续存在，把新商品纳入这种制度的范畴。小型工业若是仅仅依靠陈旧的老式产品，它必定衰落下去，因为大多数这类产品迟早会纳入工厂生产。

    上面我们所谈的措施，都是为了使家庭手工业更加有效，而不是为了保护这类工业不受工厂的竞争。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使家庭手工业在经济上能与工厂工业竞争，它就能存在下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需要有一项系统的技术研究计划，改进原料，筹措资本和做出优异的市场销售安排。至于保护家庭手工业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着手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值得考虑的。

    这个问题只对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才有意义，在那里人们由于缺少土地或资本来源不能充分就业。因此有人说，在家庭手工业中使用劳动力的实际成本等于零，而工厂生产则要动用稀有的资本和管理技术。假如家庭手工业工人不论能够得到多少货币收入都愿意干活，哪怕是很低的收入，那么在价格基础上的竞争将会产生合适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坚持非要得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不可，他们索取的价格也许会超出实际社会成本。所以，无论货币成本差别多大，实际成本的差距是有利于家庭手工业的。这样一种说法显然不适用于劳动力比较缺乏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它也是指亚洲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而不是指非洲和拉丁美洲。

    现在我们来研究这种说法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是否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数字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有100名家庭手工业工人进行生产。再假设大型工业有10个人连续地制造、维修和更换机器，30个人在工厂里使用机器，就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还要把投入的资本的利息打入成本，但是这不属于本段的论点）。那么，如果需求相同，建立工厂就意味着40人可以作以前100人所作的工作，60人将会陷入贫困境地。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需求相同这一假设。如果相反，需求量增加60％，那么若40人在工厂工作，60人在家庭手工业中劳动，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如果需求量增加150％，那么每个人都在工厂有工作可做。所以关于家庭手工业的论点仅仅是关于技术进步的整个论点的一部分。如果生产率比需求量提高得快，则会出现失业现象；反之如果需求量的增加速度快于生产率，那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增加就业人数。

    需要注意的是在采取提高制造业（不管是家庭手工业还是工厂）生产率的措施的同时，必须采取增加制成品的需求量的措施。这种需求量仅仅有一小部分来自工业生产者本身，他们只占这类国家居民的一小部分。需求量的大部分来自其他各阶级，其中农民的需求量最大。如把资本投放在发展制造业，而国家的农业仍处于停滞状态，结果肯定是制造部门困难重重，因为工厂和家庭手工业的工人都将竞相争夺有限的需求量。但是如果均衡地发展，农民的生产率迅速提高，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也相应地增加，那么对工业进行投资就会大有余地。此外，在人口过多的国家，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制成品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多数发展问题的奥秘在于各个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论述这个问题［第五章第三节（二），第六章第二节（一），第七章第一节（二）］。

    叙述了上述种种问题以后，情况仍然是，在拥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把资本用于发展运输和其他公用事业，灌溉系统和其他农业必要设施，以及大规模生产最有利的各种制造业——尤其是金属、化学、工程、建筑材料——比较有利，而把资本投放到用家庭手工业工人可以制造得相当好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行业，尤其是纺织业，就不是那么有利。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如果情况发展了，对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很快会赶上供应量，于是工厂就有了发展的余地，而不致造成大批人失业。与此同时，在家庭手工业生产最能坚持的领域兴建工厂在批准时是否应该加以限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取决于价格机制反映实际社会成本的效率如何，也取决于人们对于某个国家批准方式抱有多大的信心。暂时保护某些家庭手工业有其经济上的理由，这是一种防止资本浪费的措施，但是并不是所有经济理由都值得政府给予支持。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一）　变化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从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角

    度探讨了社会制度问题。下面让我们来探讨制度如何变化以

    及这种变化是否符合事先确定的路线。

    或许最好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自己，经济的变化并不完

    全产生于制度的变化。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于资本形成的增加，

    新技术知识的应用，或者不是源于制度变化的其它因素。说

    明这一点的一个明显的例证产生于外国人带来新知识或者新

    资本的时候。源于这些因素之一的增长差不多肯定会造成制

    度的变化。相反，制度的变化可能不是产生于经济的变化，比如由宗教、政治或自然动乱造成的变化——认为一切社会动乱都是经济问题引起的观点等于是说，唯有经济利益才是人

    的动力，这显然是错误的。本节仅限于探讨制度变化的性质、

    原因和影响；但是，这不是说这是经济变化的主要的或唯一

    的原因。

    我们在考查了制度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之后得出如下结

    论：制度促进增长取决于制度使报酬和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程

    度；取决于它们允许专业分工和进行贸易的范围；取决于准

    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现在，不同国家的制度在这

    些方面是大有差异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无时不在发生变

    化，纵然有的快些，有的慢些，这些制度可能正以有利于增

    长的方式发生变化，但也可能正以限制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大概是它

    们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人们一旦有可能抓住经济机会，便

    会出现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制度就要适应形势，以便保护

    积极性和促进贸易。反之，如果机会减少，增长也会下降，制

    度便开始朝着停滞方向调整。例如，假设在一个社会发现了

    黄金，那里所有的制度都不利于经济增长——那里只有原始

    的财产概念，家家都自给自足，除非经过最严格的许可（这

    是很少见的），不能开展新的活动。然后再假设有些人——不

    论他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获得特许来开采金矿、雇用劳

    工并且从海外进口材料和参谋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底改

    革制度所需的。家庭将不再自给自足，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额将有巨大的增长，财产关系将变得微妙而复杂，等等。假

    使人们有可能抓住机会，他们就会在适当时候相应地改变他们所有的制度。

    因此可以说，变化越多，越强劲。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制

    度将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加强促使

    经济增长的力量。反之，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制度将

    会变得不那么有利于增长；垄断比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并比

    较易于维护，家庭变得更加自给自足，纵向流动减少，社会

    地位将会在经济上起更大作用，甚至达到走向封建主义的地

    步。

    存在这些累积过程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种社会制度

    得以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取决于它是否方便，取决于人们

    是否认为它公正，取决于效力。如果开始出现增长，所有这

    些因素将渐渐消失。这种制度将不再为人们提供方便，因为

    它妨碍经济取得进步的机会。于是人们将不再信赖它。以往

    用各种教条为其辩护的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其他哲学家

    开始反对旧教条，并以比较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新教条来

    取代旧教条。政治力量对比亦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新人是靠

    着经济增长而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他们向老的统治阶级挑战，

    缓慢地或者以比较激进的方式获得政权，并支持新制度而不

    是支持旧制度。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它无疑会削弱旧制度，并

    建立比较适应进一步增长的新制度。同样，一旦增长停止下

    来，适应经济不断增长的制度便不再适宜了。人们也不再相

    信这种制度；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会转而反对这

    种制度，主张维持现状的有权势的集团就能进行不利于经济

    增长的变化。

    如果这种变化不是源于经济机会，而是始于制度本身，那么这些累积的力量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在那时，人们变得比较愿意或者更有可能去抓住机会这一事实，本身便会创造或者显示有待抓住的新机会，同时新机会的涌现反过来将支持信仰和制度的变化，正是由于经济机会及信仰和制度彼此累积的这种相互影响，要指出变化的“基本”原因

    通常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很难说在13世纪到16世纪的西

    欧到底是经济机会日益增多使神学发生变化，最终分成宗教

    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呢；还是日益变化的神学观念允许人们利

    用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的机会？所有这些问题往往是

    无法解答的。

    使制度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情况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备的。变化是在信仰和关

    系网络的某一点上开始发生的，然后从那里向外扩展。结果，

    文化方面的一些信仰或习惯产生了彻底的变化，而其他信仰

    或习惯却丝毫未变。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

    而且比例也很不相称，各个社会之间大不相同。转变永远是

    不完全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彼此迥然

    不同的原因。它们保留资本主义前的观念的比例不同，在亲

    属关系的亲密程度、机会均等、对待私人企业的态度、对待

    私人财富的态度等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差异。一个仅在最近几

    十年里才加速增长的社会，始终显示出许多不协调的东西。人

    们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自己适应货币经济，学会利用以

    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机会，以及学会在他们得到钱财

    以后怎样去花钱和存钱。他们需要一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才

    能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观，因为他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根据地位确定义务的社会里，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种

    社会里，义务是根据合同确定的，一般说来是根据没有任何

    亲属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确定的。因而，一个迄今一直极其

    诚实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极不诚实，直至人们懂得，为了履行

    以钱来表示的合同，对一个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都必须诚实

    地提供劳务或货物方面的服务。还必须有新的价值观；人们

    不再尊重原来优越的地位；首领、叔伯祖父和长者不再得到

    人们自动的服从。领导力量可能转向其他方面，新的领导人

    要得到或者应该得到像对老领导那样的尊敬恐怕要过很长的

    时间。旧道德的没落是经济变革中的一个比较痛苦的方面，这

    也就是为什么道德家和人类学家通常反对变革，或是至少反

    对迅速变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迅速变革会促使老

    的信仰和制度解体，其速度要比建立取代它们的新的信仰和

    制度的速度来得快。现在另一个引起人们很大注意的不协调

    的例子是，经济增长开始后不久出现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

    不平衡，造成人口增加（当经济衰退伴有人口下降时同样是

    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一个停滞的社会里，出生率和死亡率均

    高，两者大致相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死亡率开始下降；起

    初仅仅是因为通讯联络的发展和贸易额的增长使得局部的饥

    荒得到控制，以后是因为公共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

    亡率下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生率才开始下降。在此期间，

    人口可能会在30年至60年内翻一番。一段时间以后，人们

    才认识到，如果他们要控制死亡率，他们也必须控制出生率

    （我们将在第六章再论述这个题目）。

    面对变化的不协调现象，许多人在问是否能以“平衡”的方式，即防止某些信仰和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变得快来对社会变革进行调节。答案看来是，这是不可能的。一种文化的众多方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以同样比例发生变化。一些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比别的方面大，于是便发生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拉着别的方面一起变化，我们不可能总是预计到什么先变化，因为这在各个社会因其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同样不可能预计到文化的哪些方面会被拉着一起变化，或者以什么比例变化。防止变化不平衡的唯一办法就是防止一切变化，但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

    当然，虽然我们不能预见因任何特定事件而产生的所有变化，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对变化的进程施加任何影响。例如，我们知道，工业化过去曾在许多国家造成城市贫民窟；但是我们也知道，如若采用适当的城市规划措施，实行工业化而不产生贫民窟也是可能的。我们知道，在其他一些地方，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大批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然后又倒流回去；我们知道，这种现象也是能够控制和杜绝的〔第四章第三节（三）〕。更加难以预测的是，人们对下列问题的态度会有什么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对待部族权威的尊重，宗教仪式或者合同义务的神圣性。一些人担心的是，旧的道德价值观随着经济增长的新酒倒入社会稳定的旧瓶而化为乌有。旧的关系瓦解到何种地步大概部分地取决于发展是如何主持的。如果这种发展是由蔑视老的政治，宗教和家族领导人的外国资本家和政府主持的，那么这种发展将会比由已经确立的领导人主持的发展更加迅速和有效地破坏现行权力结构。有时有人说，日本人改造西方资本主义，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过这是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是令人怀疑的。事实是，日本业已存在的领导集团主持的资本主义，使新的方式和旧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减至最低限度。当经济增长从阶级意义上讲最少革命性时，亦即当新的企业领导人得到老的政界、宗教界和社会领导阶层承认和赞助时，从它对人的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来说，它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也最少。这也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对经济

    增长的反应的巨大差别之所在。在亚洲，旧的宗教和政治制

    度要比非洲稳固，没有为西方的影响所彻底摧毁。而在非洲，

    欧洲的资本家和政府对既定惯例、宗教和生活方式，只要它

    们与欧洲人的利益相悖，就采取反对的行动或者采取蔑视的

    态度，其结果则是更大范围的土崩瓦解。

    制度一旦开始发生变化，就会越变越厉害。旧的信仰和关系改变了，新的信仰和制度渐渐变得相互一致起来，并朝着同一方向进一步变化。尽管这样，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经济增长一旦开始，会永远继续下去；经济衰退一旦开始，便永远制止不了。

    首先，一切增长往往有其规律性，这就是说，它开始时

    缓慢，逐渐加速，然后又放慢下来。这是因为刺激增长的每

    个因素最终都会接近极限。可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当

    收音机问世时，公众并不了解它们可能的用途，疑心重重；最

    初只销售几台，可是收音机逐渐变得很受欢迎，很快就像热

    饼一样抢手。但是在每家都有一台收音机时，销售额差不多

    便到了极限。一旦到了这个极限，销售额的增长率便陡然下

    降。第二年销售额可能增加一倍，第三年增加两倍，第四年增加三倍，但是不能永远每年都增加一倍，因为根本没有那

    样多的人。制度的变化也是这样。当提出某种新的原则时，它

    首先遭到反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原则会受到欢迎，

    人们开始热情地将其应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去。但是

    必定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届时这个原则垄断了几乎能应

    用的一切有关领域。经济增长是对连续不断的刺激的反应，而

    每个刺激最终会达到极限。因此，持续稳定的增长只有偶然

    在新刺激的产生始终正好接上旧刺激的消失的情况下才有可

    能。实际上，我们能够指望的最好的情况不是一种稳定的增

    长率，而是由相对平静时期分隔开的连续的增长高潮。

    但是，经验表明，即使是有节奏的增长也可能会终止。有

    些社会表明，在经济出现强有力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停滞和下

    降——甚至下降到一无所剩的地步。增长之后可能呈现停滞，

    正像停滞之后可能出现增长一样。历史上也有增长加速和减

    速的转折点。对动态进程所进行的各项调查表明，人们最感

    兴趣的是转折点。因为紧接转折点之后出现的累积过程是比

    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我们必须对研究这些转折点给予极大

    的注意。

    让我们先来谈谈加速问题。我们业已阐明，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抓住机会。因此，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产生了新的机会，或者是由于制度的变化使人们现在可以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由于上述两个原因。

    新的机会也许是多种多样的。新的发明可能会创造新的商品，或者降低生产老商品的成本。新的公路，新的海上航线或者交通运输方面的其他改善都可能为开拓贸易创造新的机会。战争或通货膨胀可能造成新的需求。外国人可能来到一个国家，开展新的贸易，投资新的资本，或者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样一些新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现行制度之外的。情况未必完全如此，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研究制度对于创造发明率或外国资本流入数量等问题的影响。然而由于这些问题不是有赖于一国的制度，所以可能出现更多的机会，其原因与制度的变化无关，而机会的增多将会引起制度的变化。

    也有可能在基本经济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制度发生变化，使行动自由增大。一种可能的、但是不常见的情况是，统治者改变主意，准许人民以先前严禁的方式进行活动。较为可能的情况是，国家受到某种冲击，诸如发生战争、饥荒、飓风、地震、瘟疫或其他灾难之后政权发生变化。这样的冲击有时会削弱喜欢保持现状的统治集团的控制，从而使权力落入锐意变革的人的手中。

    因此，经济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创造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机会；或许是由于制度发生了变化，为抓住机会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加速增长的转折点通常同这两种变化都有关。经济状况已变得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大概是因为外贸的机会越来越多，而这又加强了那些希望朝着允许扩大自由的方向进行制度改革的人的力量。

    革新者始终是少数。新思想最初总是由一、两个人或极少数人付诸实施的，不管是技术方面的新思想、还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品或其它新生事物都是如此。这些新思想也许会很快就被其余的人所接受。然而更可能的是它们遭到怀疑和不信任，因此，即使有所进展，最初的进展也只能是很缓慢的。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新思想被认为是成功的，那时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因此，经常有人说，改革是精英们的事，或者说，改革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某个社会领导人的素质。如果这种说法的含义仅仅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是革新者，而只是仿效别人所做的事情，那么，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然而，如果认为这种说法的含义是所有这些新思想均为某个具体的阶级或集团所掌握，那就多少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每个革新者都是单个的人，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也许是先进的，然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又是同样反动的；他们同其他革新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在阶级和亲属方面，还是在其它方面都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有时有这样一种情况：革新者形成一个单独的群体，或者至少不得不成为一个意识到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因为他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障碍使他们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自卫或发起进攻。新思想最初并不是在任何一个阶级中产生的，但是，提倡者们很可能会发现，由于社会对他们的革新所进行的抵制，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比较富有成效的观察结果之一是概

    括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转折时刻进行改革时起最重要作用的

    是“新人”。这意味着，在那些抓住新机会或实行增加行动自

    由的制度改革的人中，很少发现是过去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

    态时的统治阶级。首先，统治阶级通常满足于现状；他们不

    需要寻找新机会。只有那些对现行制度感到失望的人才寻找

    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实现他们的抱负的其它途径。同时，提倡改革的人既不是居于社会结构最上层的人物，也不是处于底

    层的人。处于底层的人可能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种姓制度中

    受煎熬，没有能力去抓住新机会；或者说他们可能太穷，太

    缺乏教育，缺乏勇气和传统的进取心。因此，新人来自社会

    的中间阶级，也许十分接近上层，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一

    定的个人自由和一定的活动传统。在日本，1868年出现的那

    批新人就居于贵族中比较下层的人物，他们对失去过去的特

    权感到恼火。在西欧，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的新人过去是农

    奴或他们的后裔，这些人逃到城市后得到了保护。在非洲，新

    人是失去了部落特征的人，这些人接受过一点西方的教育，他

    们再也无法适应部落的老模式。不用说，这种概括并非是一

    成不变的，在这些新人中也许有一、两名过去的贵族，也许

    还有一、两人来自最底层阶级，因为阶级状况始终会有个别

    的例外。这种概括只是说绝大多数新人将来自中间阶层。

    其次，新机会也许会对现在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提出

    挑战。它们可能会改变土地的价值，土地是统治阶级财富的

    基础。新机会也许会对农奴制或奴隶制提出挑战，或者可能

    通过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把工资提高到使统治阶级感到难堪

    的程度。因此，统治阶级将对新机会持敌对态度，有可能出

    现一场权力之争，甚至发展到内战的程度。另一种可能是，新

    机会并没有在经济上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这是从减少他们

    财富这个意义上来说的，但是，最终将在政治上对他们构成

    威胁，也就是说，随着这些新人逐渐富有起来，他们将要求

    享有同样的威望和同等的政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

    取得妥协，因为统治阶级可能仿效那些新人利用新机会（例如，想一想过去拥有土地的贵族在英国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统治阶级还可以用通婚或使一些新人

    变成贵族的办法同意把一些新人拉进他们的行列。因此，新

    机会的出现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一场内战；但是，也

    可以在经过不是那么激烈和残酷的斗争之后达成妥协来实

    现。

    “辉格党”历史学家往往突出革命在实现变革中的作用，

    而“托利党”历史学家却贬低革命的作用。辉格党认为，看

    来变革的高潮必然是革命——就像鸡蛋破裂孵出小鸡或蝶蛹

    破裂飞出蝴蝶一样。另方面，托利党指出，许多根本性改革

    是在没有爆发内战的情况下实现的。老的统治阶级可能采纳

    新思想，因此可能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者他们可

    能同新人妥协，把新人纳入老的统治阶级的行列。如果发生

    革命，那也要在新人崭露头角以后很久——也许要过好几个

    世纪——才会出现；因为只有当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取得

    了极大的成功和牢牢地站住脚跟以致能控制足够的武装部队

    来反对和击败政府时才能发生革命。到这个时候，他们谋求

    的绝大部分权利早就得到了。然而，这些说法是言过其实了。

    这些说法完全适用于英国内战、法国革命或者美国北方和南

    方之间的独立战争，因为无论如何这些革命所确立的观点即

    使在未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再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可能已被接

    受。但是，它们却不适用于海地革命、日本的维新、中国革

    命、俄国革命以及20世纪欧洲和拉美相继发生的使独裁者掌

    权的起义。有些革命也许是“不必要的”，因此历史似乎顺应

    了它们的潮流；但是，另一些革命是同过去彻底决裂，甚至扭转了过去的趋势。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民在使经济加速增长方面始终起着

    决定性作用。市民对改革所作的贡献很可能比乡下人所作的

    贡献大，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在生物学上比别人优越，而是由

    于环境或机会的缘故，这大概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在

    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欧洲由城市带头掀起了争取扩大

    经济自由的斗争；但另一方面，市民之所以在组织大多数政

    治运动的过程中往往起主导作用，不管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争

    取扩大自由还是相反，是因为通常是由城市进行治理的，而

    这对那些政治上有抱负的人具有吸引力。市民在促进贸易、制

    造业和在当前促进发明方面起带头作用是很自然的事情；在

    近几十年的科学革命之前，发展农业技术主要依靠乡下人也

    是很自然的。另外还据说城市的气氛对于采取有助于经济增

    长的态度和观点比较有利。大批的人聚集到城市，为了生存

    而展开竞争，这一事实削弱了亲属关系和对地位的过分尊重；

    促使建立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经济关系，只要机会合适就愿

    意做生意；而且使人们增长才智。诚然在这些方面和其他一

    些方面，人们也许应该对商业城市和军事、教堂或政治城市

    加以区别。此外，城市里文娱活动丰富多采，这意味着花钱

    的机会实际上是无限的，财富往往使人们得到同出身一样的

    威望，奋斗精神受到了激励。另外还据说，市民比乡下人思

    想开放，不那么迷信，因此更能从事那种最终能使技术得到

    改进的科学研究工作。乡下人对自然的力量印象很深，因为

    自然界的旱灾、水灾、风暴、庄稼的传染病和其它一些表现

    自然力量的灾害经常使他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另一方面，城市的建设者却充分掌握了自然界的秘密，能够筑起高大的建

    筑物，把水蓄进大水库，把它输送到他需要的地方，还能把

    天上的电用来为自己服务，等等。因此，市民比较容易相信：

    人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一切，只要他做出了足够的努力。毫无

    疑问，市民的态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乡下人，这仅仅是因为

    城市使大批人聚集在一起。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些结果特

    别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转折

    关头也起了作用。因为城市是暴民的场所，这些暴民既可投

    入解放运动，也可把暴君推上权力的宝座，从而减少经济自

    由发展的机会。另外，城市还是垄断组织——商人协会、行

    会、工人联合会——的所在地。这些垄断组织的目的在于限

    制机会和排斥新人。城市在限制家庭规模方面起带头作用，这

    对增加人均收入有时能起到好的作用，有时起坏作用。城市

    在减少工作量、使人们对工作感到枯燥和不满，而不是尽最

    大努力去干好自己的工作的运动中也起带头作用。因此，如

    果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摆脱停滞进入增长，那么同样可以说

    城市引导经济从增长转入停滞。

    另一种多少有点对立的观点预料，经济“边界”一带经

    济的增长势头最强劲。很难给这种“边界”下一个定义：它

    既包含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一个国家商业首都的地方的概念，

    又包含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疆界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某个人

    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边界可望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是因

    为定居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另一方面还因为它们远离首都，不

    易受法律、习惯或有组织的集团所施加的压力的控制。因此，

    它们的制度是自由的，容易适应环境，机会和自由的这种结合把一些精力充沛的人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吸引来了。因

    为这些人觉得自己在比较保守的条件下无法施展才华。这种

    概括在历史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国家有

    丰富的资源，不管是否在边疆地区，它就会吸引移民；如果

    一个国家吸引了大量移民，它的社会制度将是灵活的。随着

    它的资源开始耗尽，或它的所有土地都已耕种，或它特有的

    优势被削弱，那么移民就会减少，它的社会制度就会趋向于

    比较稳定。这些似乎是事实。但是没有特殊的理由把这些情

    况同边疆联系起来。边疆地区有时有吸引人的资源，有时没

    有。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其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拥有这个意义

    上的边界，但是，这种边界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发挥重

    要作用的情况却是极其罕见的。

    有人认为，从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的会合点这个一般政

    治或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边界是重要的，这种观点有说服力

    得多。这是因为外国人通常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国内的

    发展来加速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似乎在五千年前肥沃的新月

    地带，在中国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发生过。大部分其

    它国家的经济加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外国的接

    触。外国人带来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新概念，这些新概

    念向既定模式提出挑战，并削弱对它们的道德规范的信任。外

    国人还带来了发展贸易或就业的新机会。外国人可能还起到

    使现有的统治阶级放松控制的作用，使新人有机会在经济上

    大显身手或在政治上发动改变。外国人可以用战争恐吓，或

    者发动战争，或征服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把现有的统治阶级赶下台等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征服者的做法各不相同，这就可能使改革的前景截然不同。有些征服者同现有的统治者

    实现和解，并支持这些统治者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而

    另一些征服者却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推翻统治阶级。最近几

    个世纪的情况表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这方面的做法存在着

    有趣的差异。在印度以及在非洲那些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的地

    区，如尼日利亚北部，英国人习惯于支持统治阶级，而同新

    人的关系始终很糟，因此，新人们就把帝国主义同反动和停

    滞等同起来——这种等同肯定并不符合整个帝国主义的实际

    情况。另一方面，法国人却相信同新人实现和解，甚至试图

    把非洲人或亚洲人变成法国人，把他们作为法国帝国制度的

    一部分，甚至让他们担任最高级的职务。然而，决不要以为

    我们强调征服者，因为无论是否发生战争，外国商人也起到

    同样重要或更加重要的作用。

    外国的影响还起一种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促使民族主

    义情绪的增长，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当今往往对经济的发展产

    生重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使我们联想到现在处于

    或最近一直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决

    不只限于这样一些国家。当今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怨

    恨他们自己落后，因此渴望促进经济增长，由于落后纯粹是

    一个相对的字眼，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的增长不落后于其它

    国家的那种愿望，在像英国和中国这样极不相同的国家的经

    济政策中都在起作用。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情况

    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参加政治活动的“新人”和参加经济活动的“新人”不是同一批人，他们未必出身于同一阶级，并不总是互相同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都赞

    成经济增长，其中有些人，如甘地，就反对“西方主义”，相

    反希望恢复过去的一套。然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领导人中

    属于少数。其次，参加经济活动的许多新人是外国人，因此，

    遭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怀疑和厌恶，这些领导人不是对他们

    进行鼓励，而是为他们设置障碍。第三，许多民族主义领导

    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甚至对本国的资产阶级都

    表示怀疑，想限制他们的活动。但是，民族主义政府仍然倾

    向于使他们国家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其中有些政府扩大教

    育设施，或者保护农民不致受到贪得无厌的地主的剥削，或

    者着手在公路、水利或其它公共服务方面实行积累资本的计

    划或者同社会等级制度和妨碍纵向流动的其它障碍作斗争，

    或者削弱迷信的教士的权力，或者采取其它手段来设法促进

    改革。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它的基础往往是在

    大批暴民中间煽起嫉妒和憎恨情绪；但是，民族主义有时也

    是建设性的力量，它正在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方

    面发挥其作用。

    这使我们又回到前面谈过的一点上来了，那就是：经济

    增长不仅靠个人的活动，还靠政府采取的行动。因此，经济

    加速增长的转折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某一群人——如民族

    主义者——掌权联系起来，这些人决心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积极的措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

    这些问题，新的私人企业家首先崛起，然后夺取国家，以此

    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新的私人企业家和国家的新主人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这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先于对方出现；他们可能彼此采取敌视

    或冷淡的态度。如果政府有决心和明智的话，它就能为促进

    经济增长做很多事情，无论是改善公共服务、发展教育、改

    革制度、鼓励新兴工业，还是开拓新技术。我们将在最后一

    章再来论述这些问题。

    下面我们接着研究一下标志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转折

    点。在此，我们再次对由于机会减少而造成的速度减慢和在

    经济机会并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由于进行限制行动自由的制度

    改革而造成的增长速度减慢加以区别。机会的减少很可能造

    成不利的制度改革，但是，我们想把这种情况同由于制度的

    演变而不是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的制度变化加以区

    别。

    经济条件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不利的变化。自然

    资源可能耗尽，或者人口增长可能过多或过少。有些资源比

    较丰富的国家可能发展成国际贸易中强有力的竞争者。资本

    或人才可能大量流向新的发展中国家。还可能出现自然灾害

    ——例如地震或飓风，战争也可能起到类似的作用。有些人

    认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原因

    是优等类型移居国外，或者不利的类型由他国移入，或者还

    由于优等类型与劣等类型通婚使优等类型不再成为优等，但

    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不够多，不知道对这种看法应该

    给予多大的重视。还有一些人认为，存在着一些朝着经济停

    滞的方向发展的自然趋势，这种停滞同人们富裕后如何花钱

    有关；有些人说他们花钱太多，另一些人说他们节蓄过多，或者用来修筑坟墓和纪念碑的钱太多，或者贪得无厌的官僚阶层膨胀，等等。我们将在以后几章里研究这些问题。一方面

    从这些问题是否不可避免的角度，另方面从它们可能产生什

    么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目前，我们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

    足够了，那就是：经济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中的某个原因而下

    降，而且过去就常出现这种下降的现象。

    我们目前感兴趣的是探讨仅仅由于制度改革而引起的经

    济下降，而不是由于前一段中所提到的那些问题中的任何一

    个问题所引起的经济下降。由于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报酬之

    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或者由于进行贸易的渠道受到越来越大

    的限制，或者由于对经济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就有可能出

    现经济下降。总有人希望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发展。有些人通

    过多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得益，如地主和想当农奴主或奴隶

    主的人。这种人夺取政权甚至通过发动反革命来夺取政权，并

    利用所夺取的政权来恢复经济剥削并不是不可能的。还有一

    些人希望保持凭出身的贵族制，他们对旨在扩大机会均等的

    措施如累进税、免费教育和遗产税感到深恶痛疾；这些人也

    有可能掌权。还有一些想当垄断者的人，凡是其利益受到竞

    争损害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垄断者；这几乎是指每一个人，因

    为竞争将损害我们作为生产者的资格，只有在我们作为他人

    产品的消费者时才使我们受益，因此，无论是政治上的左派

    还是右派在限制竞争、贸易、改革和增长方面可能很容易找

    到共同基础。最后，还有一批计划制定者，他们无论是左派

    还是右派，都不喜欢经济自由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他们可能

    成功地使管理人员、工人和控制资源的人受到条例的广泛制约，因而使改革的速度放慢。经济一旦开始增长，决非必然会持续增长下去。

    必须强调指出：制度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技

    术或其它物质条件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固然常常促使制

    度的相应变化，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物质条件

    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度可能会自行发生变化。因此

    不能把海地革命归因于技术或环境的变化。海地革命摧毁了

    在奴隶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繁荣，使该国变得贫穷和自由。由

    于过分强调经济趋势具有支配政治和其它社会信念和社会关

    系的威力，从而出现了相反的观点。经济趋势可能有助于形

    成这种或那种行动方针，但是，政治倾向，或社会态度的倾

    向、或习惯和禁忌的倾向则可能完全相反。繁荣的经济可能

    仅仅因为人们采取与经济发展不一致的习惯或信仰或者因为

    推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的人掌权而被摧毁。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某些集团利用政权来达到限制经济发

    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

    受过多少教育。如果有足够的人重视自由经济并且时刻注意

    保持这种经济的话，经济将继续保持自由。要说明为什么有

    些民族比别的民族容易取得和维护自由，就需要作长期的调

    查，很可能得不出最后的结论。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说

    明下面这一点也就够了，即有些社会具有自由的历史和传统，

    而另一些民族具有长期的独裁统治的历史和传统。一个有长

    期自由传统的国家必定会时刻注意保持它的制度的自由，如

    果它们屈从，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它们一定是遇到了严重的

    问题，如战争或经济资源减少，从而动摇了对自由的信心。而长期来制度不自由的国家发现很难赢得和保住自由。

    历史和传统的这些差异有时可用某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

    置来加以解释。因为正如外国的影响在帮助经济开始增长方

    面起到重大作用一样，外国的影响在帮助避免经济下降方面

    也起到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容易进入的话，它最有可

    能保持自由制度。因为那样的话，社会结构就不容易僵化。就

    可以进行人员、商品和思想的交流。新机会造就新的富翁和

    新的穷人，保持着社会的纵向流动。新思想使比较灰色的迷

    信思想无法立足。经常同生人接触使人们必须根据他们的长

    处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地位来看待他们，等等。与外界接触并

    不能确保自由；甚至还可能增加被外国征服的危险性。但是，

    这却使自由的敌人比较难以占上风，甚至外国征服者都有可

    能认为不妨碍经济的增长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二）　变化的周期

    本章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也就是说通

    过使努力和报酬相联系，通过促使经济专业化，或通过增加

    经济自由等手段，使制度朝着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方向演

    变这个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我们研究了这一演变加快速度

    的问题以及那时正在进行累积过程；我们也已看到有可能出

    现减速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累积下降力。我们接着要研究社会

    演变的理论。是否有一条制度改革必然要遵循的路子？是否

    要经过一连串的阶段？是否不可避免地要取得“进展”？或者

    历史是否沿着某种周期的曲线向前发展？

    许多人认为，历史表明每一个社会必须经过演变过程中某些特定的阶段。这些阶段的划分根据作者的兴趣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作者对人们的谋生方式感兴趣，他就可能

    认为社会必然从游牧生活、定居务农、经商、然后发展到开

    办工厂的过程；可能认为制度的变化是同这些谋生手段中的

    每一种手段相适应的。如果作者对阶级关系感兴趣，他就可

    能认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农奴制、无

    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他可能研究宗教的变化，从灵魂独立

    说和崇拜祖先到一神论和理性论。或者在政治思想方面，他

    可能宣称发现人们从对家庭的忠诚渐渐扩大到对全村、国家、

    帝国，最后到对联合国的忠诚。

    认为发展必然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不再是

    一种流行的思想。甚至共产党人都已经放弃了认为一个国家

    在到达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或者

    自从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以来他们还放弃了只有城市无产

    阶级，而不是农民，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点

    是清楚的，那就是：一个社会可以跳越这些阶段中的一个或

    更多的阶段，比如说从“农奴制”跳越到“社会主义”。同样

    清楚的是，它不仅可以“前进”，而且还可以“倒退”，比如

    在政治上从忠于帝国倒退到忠于种族或民族，或倒退到忠于

    地方。不再认为阶段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更加认识到

    了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过去，当社会处在

    比较与世隔绝状态时，每个社会也许有可能不顾外界发生了

    什么事而只顾自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而现在，几

    个大国的影响扩及到了全世界，甚至连最原始的社会都发现

    它们自己在效仿最先进的国家，而不顾它们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的差别。同时，那些认为自己具有最先进思想的人常常也把他们的传播技术看成是无往而不胜的；共产党人认为，他

    们可以把每一个社会都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不管它处在什么

    阶段；理性论者认为，理性论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国际主义

    者把他们的信仰传播到了最遥远的和自给自足的乡村。认为

    阶段不可避免的思想遭到了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最高阶段

    的人最激烈的抗拒。

    阶段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必然进步的思想密切有

    关，因此也随着这种思想的淡薄而衰落。关于社会必然进步

    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比较新的思想。在18世纪以前，

    人类更多地认为，过去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因此，历史上

    记载着人类的衰落。在其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社会必

    然进步的信念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当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使肉

    体、思想和精神三位一体臻于完善时达到顶点——思想朝着

    理性主义演变，精神朝着自由主义演变。当今，几乎没有什

    么人认为，进步是必然的，许多人甚至对进步是一个有意义

    的概念也表示有异议。当然，为了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有限

    的兴趣的水平上进行探讨，就不可能认为制度的累积变化会

    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因为很明显过去曾有很多

    时候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在奴隶制取代自由的时候，在为

    贸易设置的越来越多的障碍削弱了专业化的时候，或者在越

    来越僵化的社会阶级和种姓制度减少了活动余地的时候，就

    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甚至最蓬勃向

    上的增长势头都有可能被扼杀。

    19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当然知道经济增长在过去经常被扼杀的事实；他们之所以认为社会必然进步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人——或者至少是欧洲血统的人——通过积累知识

    “逃避了历史的束缚”。为这种见解的最合理的辩护似乎是说，

    过去经济增长被扼杀是可能的，因为人们对这种增长及其遭

    扼杀的方式了解得不够。他们失去自由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科

    学了解得不够多，意识不到自由会遭到攻击和建立不起坚不

    可摧的防线。他们允许采取一些扼杀经济增长的措施是因为

    他们对政治经济了解得不够多。随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它

    在人民群众中间的传播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更多地采

    用理智的态度，经济增长此后就有可能得到保障。20世纪失

    去的正是这种对人类事务中理智力量的信念。我们知道人类

    的事务是受人的愿望支配的，这些愿望的正确与否是不能用

    理智来证明的，它们也不能完全靠理性的表示来反对。

    不同意必然增长或必然下降的观点未必就同意周期的概

    念。相反人们可能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既否认增长是必然

    的，也否认周期运动是必然的。因为增长率的变化并不完全

    由于制度演变的结果。我们要再次对由于经济机会的改变而

    引起的变化和由于制度的演变而引起的变化加以区别。由于

    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增长的速度，或

    者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由于世界贸易路线的改变；或者由于

    世界对这个国家专门生产的产品需求量下降；或者由于不是

    在内部的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其它许多原因，增长速度都有

    可能减慢。人们甚至可能认为，由于上述原因中的这个或那

    个原因，增长一定迟早会结束，他们不认为必然会出现制度

    变化周期。不过，本章只探讨由于制度的演变而引起的变化；由于其它原因引起的变化将在后几章论述。

    关于制度变化周期的理论认为，增长促使收缩，反之亦然。但是并不因此而认为，这种周期的长期影响将不会使生活水平发生变化。因为周期运动与长期的增长或下降完全一致。这并不是说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必须完全一样。所需要的仅仅是增长和下降应该交替出现。

    关于制度变化周期的理论有三种，分别从生物学、社会态度和社会集团这三个方面来论述。

    生物学理论认为，朝着一个方向的运动同一种生物学类型有关，而朝着另一个方向的运动则同生物学上的另一种类型有关。生物学上一种类型的人施加的影响有利于一种促进

    经济增长的制度，而另一种类型的人则倾向于那种限制经济

    增长的制度。所以根据这种理论，生物学上的这两种类型互

    相交替。当“进步派”掌权时，他们促进经济增长。可是，统

    治阶级必然会由于“非进步派”的存在而使自己的力量被削

    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目前尚不清楚。也许是由于

    “进步派”没有能繁殖足够多的后代——社会上的统治阶级通

    常比其他人生的孩子要少。也许还由于“进步派”同“非进

    步派”通婚的缘故。我们对人类生物学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

    系了解得不够多，无法对这一思想进行有益的探讨。

    社会态度的周期与生物学上的差异不相适应。但是却与我们每个人心目中所怀有的截然相反的愿望相适应。我们每个人既看到增长的好处，也看到稳定的好处；既希望自由，也希望有所控制；既希望有物质产品，但同时也认识到，同精神价值相比，物质产品是毫无价值的，等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我们热情支持，但是，过不多久就使人生厌了。我们开始渴望稳定；我们反对实利主义，又恢复到精神至上，等等。因此，社会态度是时而赞成增长，时而反对增长，社会制度也同样不断变化。然而，这种理论除非能使态度的变化和制度的变化联系起来，否则就无法说明社会变革的原因。因为制度是通过各个集团的人的努力发生变化的，通常是因为制度改革对他们有利（包括物质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而这种改革遭到其它集团的抵制，因为他们希望保持现状。因此，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理论，都必须从具有不同利害（不一定是物质利害的社会集团的角度去理解。

    从社会集团的角度来看，周期理论也许是理想主义的，也许是实利主义的。就像我们刚刚研究过的理论那样，理想主义理论认为，人的信仰是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我们或者赞成改革，或者赞成稳定；或者希望得到自由，或者支持权威；或者关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或者热情地牵挂着上帝，等等。当时无论哪种信仰占上风，便能站住脚根；有那种处世哲学的人便会获得权势，体制度是按照他们的思想制定的。然而，过不多久，人们便开始起来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生观失去了在当初确立时所富有的那种朝气；贪污腐化现象开始出现；哲理思想不适应的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出现了对立的学派，一些个性激烈的人迟早将建立一种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新的”信仰。那时，我们就会进行一场宗教改革，或者一场政治革命，或者是不管什么形式的改革和革命。这些理想主义的理论认为，人的行动是受到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思想所支配——从政治、宗教或浪漫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这些思想本身如与物质利益不一致，便能引起社会改革；如果这些思想同物质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些思想在社会改革中是主要的，而这些思想所吸引的利益则是次要的（例如，是希恃勒吸引了资助者，而不是资助者造就了希特勒）。

    另一方面，实利主义理论主要是从不断变化的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革的。这些理论可能采取两种方针。它们可能认为，开始促使经济加速增长的新经济阶级——“新”人——到一定的时候会转而反对进一步改革。它们还可能认为，经济增长会引起由于这种增长而遭到损失的那些人的反对，因此，这些人到一定的时候会组织起来限制进一步增长。

    第一种方针可表述如下，当新人取得权势时，他们积极主张“门户开放”。他们支持竞争、扩大贸易、纵向流动，等等。然而，一旦他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开始关心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确保为他人开放门户。过去的自由贸易者现在却鼓吹征收关税，过去主张进行竞争的人现在却千方百计地实行垄断。过去在社会上一心向上爬的人现在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那些只限于某些人可进的学校去上学，试图确保他们拥有进入经济界的特权。激进派变成了保守派。因此，社会制度开始僵化。此外，经济状况也发生变化。使新阶级变得富有和拥有权力的那些机会趋向消失；因为技术、需求和供给来源都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是对一系列刺激的反应，每一个刺激都可能得到不同于上一个刺激的对待；这个阶级可能无法使自己适应这些接连不断的变化；它可能感到它的财富受到了威胁，因此可能采取措施来防止发生不利的变化。一个统治阶级之所以渐渐失去自己的适应能力是因为它受了自己传统的束缚；它总是夸耀使自己掌权的那些箴言和技术，总是向后看，总是把作为先驱的祖先的做法理想化。因此，当条件发生变化，需要新的技术时，这个阶级就无法应付，因此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当这一阶级刚刚崛起时，它的新人必须首先向当时正在台上的统治集团进行挑战，然后才能最充分地利用他们的机会，而现在他们反过来可能变得同过去的统治集团一样，渴望保护自己不受新一代新人的挑战。

    第二种方针是由于经济加速增长而受害的那些人的行为产生的。首先，有些人所掌握的技能只适应于老的技术或需求，他们无法适应日益变化的条件。有些手艺人建立了工会保护自己，他们对学徒或增添新手施加种种限制，坚持严格划分哪些是只有他们才可以做的工作。还有一些小店主对大规模零售业的发展感到愤慨；因此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联合起来对制造商施加压力，或者到处游说要通过法律来控制联号商店。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集团受到变革的影响，其中有许多集团组成协会和施加压力，以制止或减缓使他们深受其害的变革进程。因为我们每个人作为生产者都有可能受到变革的影响，所以经济增长所招致的敌人同所吸引的朋友一样多。当社会制度建立不久、并显示出具有提供商品的能力时，人们对它热情支持。但是，随着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增多，统治阶级再也得不到被统治者的忠诚。社会出现分裂，出现一场新的权力之争。在斗争过程中，统治阶级往往对自己失去信心，并放弃它形成时所依据的原则，为了保护将受到变革损害的那些人的利益而设置障碍。于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减慢下来。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同样，我们不能说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如果存在着周期，由于我们无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原因，这个周期在某一些社会中比在另一些社会中完成得更为迅速。如果我们问：为什么“Ａ”社会能如此长期地保持着自由，而“Ｂ”社会却如此轻易地丧失了自由，我们常常不得不作出这样的解释：“这些人不那么走极端”，或者说“这些人政治意识比较强”，等等。但是，如果“Ａ”社会能比“Ｂ”社会坚持的时间长的话，它也许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从经验教训中懂得存在着哪些隐患。也许这种“无限期”的期限太长；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显然无法预言这种周期将有多长或多短，如果制度变革的时间推迟得太久，那么，经济增长可能由于不是由制度变革拿本身所引起的许多原因中的这个或那个原因加速或减慢。总之，制度有可能以有利于经济增长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对往事的一种反作用，也可能不是。如果它是对往事的一种反作用，可能会很早出现，也可能拖延很久。关于变化的方向，我们所能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了。

    第四章　知识

    促使经济增长的近因是：努力节约、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在前两章中，我们从价值以及从制度两个方面对努力节约进行了论述，价值大的节约看来是值得履行的，制度既能鼓励努力节约也能使这种努力不起作用。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下一章将论述资本的积累。在序言中，我们业已着重说明，这三个因素所以分开论述仅仅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这三者是同样重要的，是相互依存的。
    经济的增长既取决于有关事物和生物的技术知识，也取决于有关人和人际关系的社会知识。前者往往在这个范围内加以强调，而后者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增长取决于学习如何管理大规模组织或创建有利于努力节约的制度之类的事情，就像增长取决于培育新的种籽或学习如何修建更大的水坝一样。
    本章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论述知识积累的过程；第二部分论述知识在生产上的应用；第三部分论述培训。这样划分也仅仅是为了分析起来方便一点。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是相互促进的，有一方面落后，另一方面也必然落后。

    第一节　知识的增长

    知识的增长是因为人生来就有求知和喜好实验的本能。

    人的求知欲使得他要探询事物的究竟，因为这些事物引起他的注意，虽然它们与他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无直接关系。正在实施的实际任务和他们提出来寻求解决的种种问题，也大大刺激了他要求进行实验的愿望。

    因为每一代人都要靠其先辈遗留下来的知识，有助于知识积累的最重要的发明就是文字的发明。在文字发明之前，每一代人只能把头脑中能够记忆的事情传下来——如果我们拿在有一个特别指定的历史学家阶层的原始社会中文盲历史学者留传下来的多少历史，同文明社会留传下来的历史的数量相比——例如比较一下19世纪的这两种历史——我们就能发现口传下来头脑能记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文字艺术在描述抽象概念时的差异。譬如，数学的进步要是没有文字是不可能的（许多未开化的社会甚至没有词汇来描述十二以上的数字），而在其他每个研究领域，目不识丁的人的知识必定停留在抽象的最初阶段。

    使知识增长率出现各种差别的第二个发明是科学方法的发明。这确实是哲学家们的功绩。逻辑和玄学的发明起源于古希腊，但是直到近两千年以后，文艺复兴重新打开这些研究领域时才得到发展。从那时起，知识的增长率比之以前出现过的任何增长率都是非常高的。

    因此，人们在考虑知识增长时必须区别三个时代，即文明前时代，有文字而无科学方法的时代和科学方法的时代。同样，我们还必须根据社会是否开化和社会的文化与哲学是否具有科学观点来区别各个社会。

    关于适合知识增长的条件的论述，有很大一部分涉及第二阶段的社会——开化而处于科学前的社会。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国家在这个阶段的进步比另外一些国家的进步要快，或者在同一个国家里，某几个世纪的进步比其它世纪的进步快。关于处于开化前阶段的国家，也可提出类似的问题，虽然我们对这类问题不提得很深，因为开化前的各族人民的技术成就没有那样大的差异（他们发明）同样的工具、农业、熔炼和其他技术工艺，主要差别是他们是否使用轮子，是否有本事用石头造房子），也还因为实证太少。在开化而处于科学前的社会，差别比较大，实证也比较多。不过，要回答问题同样不容易，由于它们对我们时代的实际问题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各个国家都可分享科学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这类问题上将不花费大量的时间。

    （一）　科学前的社会

    广义地说，科学前社会，在识字人中知识增长率似乎取决于他们的哲学态度和他们的阶级结构。

    知识的增长要求具有推理、提问、实验的头脑。这一态度也许在一定的环境中得到最好的发扬，但是什么样的环境最有利，我们只能猜测了，我们不能希望在这一问题上得出

    靠得住的结论。在宗教信仰具有竞争性的国家，就是说有多

    种宗教信仰可供公民自由选择的国家，善于探索的头脑也许比在宗教是专制和垄断的国家更加活跃。同样，在政治和经济权力分得很散和自由行使的国家，爱问根究底的头脑将处

    于最活跃的状态；这对于社会制度领域内的自由思索确是一

    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经常遇到多种多样经历的环境中，头

    脑也会保持和发展询问的习惯；在游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城镇

    而不是在乡村中，头脑以不同的方式保持和发展询问的习惯；

    在从事对外贸易经常得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办事方式的社会

    中，或者在拥有各种各样资源，提供各种各样职业，从而产

    生不同世界观的地区也是这样。知识通过各种文化的交流而

    大大增长起来，所以我们应预计到地理位置将发挥重要的作

    用。可能还有一种长期的模式：据说一个年轻的怀有抱负的

    民族善于实验，然而随着它顺利成长起来，它会墨守陈规，会

    为它的过去、它的种族、它的宗教和它的制度感到自豪，并

    对自由探索的美德失去信念。我们并不知道科学前的社会发

    展探索头脑的条件是什么，而且我们现在要找出这些条件同

    样是不可能的。

    阶级结构对知识增长的影响也具有同样的情况。在这方

    面，人们根据他们认为新的工序是由上层阶级发明和应用的，

    还是由农民和工匠发明的，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至于上层阶

    级，有人认为科学的进步依靠有闲阶级的存在，他们有时间

    从理论进行思考并进行实验，但这种见解是值得怀疑的，其

    部分原因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在农活做完以后，几乎人人都

    有半年的闲暇时间，另一部分原因是在这种技术水平上，进

    步来自人们在干活过程中进行的观察和实验，而不是来自理

    论上的思考。也还有人认为，奴隶社会上层阶级对采用节约劳力的装置感兴趣的可能性不如自由社会的上层阶级大，但是我们已经提出（第三章第四节（二）），这个论点在商业奴隶社会是不成立的。至于农民和工匠的态度，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允许他们保留多少劳动成果。如果地主和王公贵族不管他们生产多少产品，除了留下糊口部分之外，肯

    定会把他们的劳动果实统统拿走，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积极

    性从事发明或采用增加生产的办法了。这大概是在那种社会

    中影响技术进步的最大的一个社会因素了，因为在这种社会

    中，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或许比有闲之士进行理论上推测重要

    得多。另一个“阶级”因素在这类社会中也许是重要的，那

    就是知识受垄断到什么程度。虽然我们称这些社会为开化社

    会，但事实上仅有一小部分人是有文化的，主要是僧侣、行

    政官员和商人。在许多社会中，有文化的人都小心翼翼地保

    守他们的秘密。没有文化的人也组成了行会，不让他们的手

    艺外传。如果知识成了少数人的秘密，知识就不会迅速增长

    了。

    不管可能出于什么原因，各个社会赋予学者的地位，以及学者受尊敬和爱戴的程度大不相同——例如，考虑一下学者在中国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处的有利地位。不过，技术进步是否由于学者所处的地位的这些差异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看来是极可怀疑的，这不仅是因为对科学感兴趣的学者几乎没有，也还因为他们感兴趣的科学同技术相距甚远。在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技术的进步同我

    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即同现有的一套抽象原则的应用没有

    什么关系。发明是靠两类人来完成的，一是靠干活的工人，一是靠专业发明家。前一类人包括所有那些在每天活动过程中观察如何改进工作方法或者对自己想到的事情进行实验的

    人。后一类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人，通常是有闲之士，他

    们对当时的科学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玄学、神学或

    占星术，如果他们把心思转而用在发明上，其成果只是偶尔

    具有实际重要性，这是因为他们脱离日常生活的实际任务，使

    得他们很难了解在哪些领域能够作出最有成效的实际贡献。

    在最早的年代，这些“科学家”极少考虑技术问题。然而，随

    着时光的流逝、技术知识的积累和第一批有关技术问题的论

    文的出现，研究这类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耶稣降生之前

    的五百年间，在希腊爆发过具有相当规模的机械发明热潮。此

    后，据我们所知，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局限于技术和其

    他方面的推想，直到文艺复兴之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热潮。

    要说明一个国家技术知识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就和说明

    各国之间的差异一样困难。人们也许不得不去设法弄清是什

    么原因使得学者们对技术不再感兴趣，使得投资者对节省劳

    力失去兴趣，使得老百姓对增加生产失去兴趣。对于这个问

    题，人们有一套与我们在本书第三章第五节论述整个制度变

    革问题时所看到的同样的解释，人们可以举出生物学因素，对

    物质的估价发生变化，政治或宗教态度发生变化，使自由探

    索变得很危险，由于垄断或无保障而停止投资，对老百姓的

    压力日增，使农民或工匠失去增加生产的动力，或者由于战

    争或内乱过于频繁等原因。进行研究的最有意思的理由是公

    元前大约头一百年之后，希腊技术进步的速度明显下降，对

    此直到目前还作不出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出现技术停滞的可能性，也有相当多的论述，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第三节（四））中再谈这些可能性。

    （二）　发明和研究

    技术史的第三阶段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推动了

    各个领域知识的增长。至于经济的增长，文艺复兴时期学术

    活动最重要的成果出现在哲学知识、数学、社会科学和机械

    发明方面。哲学知识曾为纯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纯

    科学要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见效，但是到一定时候事

    实证明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数学当时就有所发展，虽然

    利用数学的成果也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来。社会科学也

    立即有所发展，因为从马上发生的一系列政治推测中产生了

    对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现代研究课题。

    人们对机械发明也重新发生了兴趣，在16世纪、17世纪和18

    世纪，机械发明保持了发展的势头，直到19世纪发明家阶级

    中间出现职业发明家时为止，这些人不是把发明看作是他们

    每天劳动的副产品，他们也不是作为寻求知识的有闲之士从

    事发明的，他们把发明当作是他们希望发财致富的专业。纯

    科学首先是通过在17世纪慢慢开始的化学对技术作出贡献

    的，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发挥重大作用。继之而来的是电的

    应用，到了我们这一世纪，物理学的其他分支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我们要了解现在存在于科学和工业之间的奇怪的关系，了解这种背景是必要的。外行人认为他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至少是其中的受控制部分——是由科学创造的，而且当他了解到在庞大的工业领域，做实际工作的人对科学家是没有用处的，甚至他们轻视做实际工作的人时，常常感到震惊。事实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伟大发明都不是出于科学家

    之手——如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新的农业轮作制，熔炼

    矿石的新方法，机床——所有这些都是做实际工作的人发明

    的，他们并不懂科学或知之甚少。只是到了20世纪，科学教

    育才对未来的发明家成了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只是到了20世

    纪，或者科学发现才成为推动技术不断进步的主要泉源。

    科学在20世纪已经以多种方式影响发明。科学不仅对于

    一个要成为发明家的科学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许多发明现

    在已不仅仅是靠科学家本人个人的努力，而是要在由一个科

    学家小组组成的实验室内来完成的。这种过渡决不是全面的。

    站在工作台前操作机器的工人仍然有可能注意改进工作的方

    式，并提出有益的改进意见。在这些方面仍在取得进步，虽

    然与整个发明潮流相比进步不大。具有摆弄机械资质和某些

    科学知识的单个发明家，也仍然可能作出十分重要的发明。机

    械工程领域以及动植物遗传学领域的发明，数量最多的也许

    还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互相配合在材料化学以及射电和核裂

    变物理学方面最为有用。

    关于技术研究的组织，现在已经说得很多，也写得很多

    了，我是指在昂贵的实验室中由科学家小组完成的那种研究。

    不过关注单个发明家的工作仍然是必要的。他们的地位似乎

    也已有所转变。少数人仍然在家里或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利用

    业余时间甚至全部时间独自工作着，但是大部分人已经发现

    把发明当作全部收入的来源风险太大。多数人都想方设法受雇于他人，由后者提供实验室和发薪水，也许还能得到一份专利权税。他们可能同其他发明家共用实验室，各自研究自

    己的课题。他们研究什么课题也许要受到老板的限制。条件

    是有的自由研究，有的在一个小组内工作。为了取乐而从事

    发明的有闲之士，其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历来如此）。

    小组研究越来越重要，为组织工作提出了种种新问题。这

    种研究是很费钱的，因此不是个别小厂家的财力负担得了的。

    所以开拓这种研究工作都是规模最大的厂家，这反转来就给

    了他们胜过其中小型竞争对手的非常大的竞争优势。不过，要

    是研究同厂家的其他活动分割开来，为一批厂家或为整个行

    业集体进行，这种优势将被削弱。联合王国一直奉行这种发

    展方针。一方面，由政府给予一些资助，创建了大量合作性

    质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为那些志愿参加并提供赞助的厂家

    所拥有和控制。另一方面，还有若干完全由政府资助并受政

    府控制的政府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发现和发明向一切人开

    放，如科学和工业研究处控制的研究机构。除了这些研究机

    构之外，政府还向私人研究机构，包括各大学的院系提供赠

    款，供它们从事专题研究；这是像农业研究委员会或医学研

    究委员会这类机构履行义务赋予它们的职责的主要方式。小

    组研究的这种分割状况并不全面，因为除了集体研究或在政

    府主持下完成的研究以外，大厂家继续资助它们自己的私人

    研究小组和实验室。

    科学对技术知识的增长所发挥的另一方面的影响，是把

    这一过程分为三个各自独立的阶段，即：科学原理形成阶段，

    这些原理应用于某些技术问题的阶段，和技术发明发展到随时可以进行商业性应用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促进纯科学的工作现在几乎完全依靠各个大学和非商业性机

    构去完成。有时某一工业厂家也可能允许一名科学家在它的

    实验室里从事对其技术问题并非直接有关的研究，但是这种

    情况很少见。第二阶段是，把已知的科学原理应用于解决商

    业问题的技术研究阶段，在这个阶段，发明家以及私人的、合

    作性质的和政府的发明家和工业研究小组从各大学把技术研

    究任务接过来（这种工作有些也是在大学和技术院校完成的，

    但是这对它们来说是次要工作）。这一阶段取得的工作成果是

    一种公式、蓝图或模型。其后就是把这种成果转化成为能以

    按标准质量大批量廉价制造的某种产品的问题。这种被称为

    研制阶段的生产问题，往往像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一样困

    难和费钱。譬如，从想要制造一架喷气式飞机，到这种飞机

    首次飞行，其间需要经过好多年；选择能耐高温的金属，设

    计适应飞行速度的机身等问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研

    制阶段不能总是同技术研究截然区分开来，这既是因为有些

    研制问题是技术问题，也还因为从事研究和研制的是同一班

    人。不过，一条原则方针是能够制订的。

    就研制阶段对工业结构的影响而言，它提出的问题同研

    究阶段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在有些情况下，只有规模最

    大的厂家能够承担研制工作，这就使得它们具有胜过较小对

    手的优势。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即用把研制同厂家的其他

    职责分割开来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呢？这样办的障碍在于，应

    不应该研制下去的决定实质上是一项商业决定，要根据对这

    种商品的潜在需求所作的估计来做出，而在以前各阶段做出的决定更多地具有科学决定的性质。纯科学的进步靠科学家的努力，他们多少是本着一切知识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这一原

    则行事的，幸而这一原则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持，那就是

    一切科学知识到时候总是有用的，但是这种支持仅是次要的

    支持。在技术研究阶段，决定并非清一色是科学方面的决定，

    在选择值得设法解决的问题时，需要作某种商业性的判断；同

    样，科学因素仍然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并不因为把这些

    决定分解而使由科学家和商界人士共同领导的研究机构增加

    多大重要性。在这一阶段花一些时间和金钱来表明存在的可

    能性比之事实上利用的可能性多得多是十分合适的。不过，一

    旦科学家们从研究的角度表明了什么是可能的，他们的作用

    大体上即告结束。这些可能性哪个是值得开拓的，哪个应不

    予理会，这样的决定是商业性的决定，要由在生产成本和销

    售前景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做出。

    在私营企业经济中，作这种决定是个别厂家的事情，厂

    家必须做出自己的估计，得失则要看这些估计的正确还是错

    误而定。这种决定也可委托由有关行业的所有实业家组成的

    委员会去作，在这种情况下，由整个行业来决定哪些发明要

    开发，费用由整个行业负担。为这一目的给某一行业划定范

    围是个难题，除此之外，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的效果将是阻

    碍进步，因为行业活动是集体性的，因此也是垄断性质的，它

    要保护现有的投资不受技术改造的损害；要不然就是因为集

    体对新观念作出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所以认为取得进步是

    靠能够不顾集体反对而坚持自己判断的个人的说法是可以争

    论的。这种决定也可委托为此目的而成立的，拨给开发新发明基金的政府委员会去作。这样的机构已在联合王国建立，但是它没有研制垄断权，只能就向它提出的发明作出决定。把

    作决定的垄断权给一个政府委员会看来从两方面来说是不利

    的：一方面是因为决定将不得不由集体来做，个人的主动性

    将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决策者不用自己掏钱，所以他

    们就不会有金钱方面的动力来确保他们的决策在商业上是正

    确的。我们因此可得出如下的结论，任何认为一件发明将有

    所收获的人，如果能随意用他自己的资源或者用其他愿意分

    担风险的人提供的资源来支持这项发明，我们在研制阶段可

    能取得最佳成果。在研制费用非常高的地方，这将使那些掌

    握大量资源的人占有某种优势。如果为了避免这种有利于一

    部分人的优势而使研制工作成为集体的责任，那么其他不利

    情况就会随之而来。任何社会问题都没有十全十美的解决办

    法。总之，大规模组织在某些方面占优势是严酷的现实；不

    管我们作多大的努力，我们不是总能逃避这一现实的。

    把发明过程分为纯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三个阶段，有

    助于阐明专利权问题。纯科学的发现不能申请专利。纯科学

    的发现通常也不保密，这并非因为发现者有时候不能秘密应

    用他的发现来发财，而主要是因为这违背科学家对其发现保

    密的职业准则。科学的进步要求众多的科学家研究同样的问

    题，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如果比较自由的思想交流受到重

    大限制，科学肯定要遭受损失。今天科学家出国参加国际讨

    论会和发表同国防密切有关领域的成果，都受到这类限制；这

    种限制目前仍然比较小，但是许多人还是怕这些限制，因为

    他们担心一旦自由交流思想的原则遭到破坏，那么限制范围可能扩大。由于科学概念不能变成私有财产，科学家不能靠出卖科学概念过日子。因此纯科学的进步主要靠公共基金来

    资助。

    当我们转到技术研究阶段时，成果是能够申请专利的，因

    为技术研究主要是由那些指望从中谋利的人资助的，因此他

    们必须在从技术研究中得出的概念里获得私有财产。19世

    纪，当发明主要是由发明家单独来完成时，人们有时提出这

    样的论点：尽管概念不能成为私人财产，发明的流动不会大

    大减少，这是因为出于热爱事业而从事发明的发明家人数足

    以使发明保持适当的流动；否则就是因为对自己的发明保密

    并用发明谋利的发明家，可以从早期阶段的发明中赚取足够

    的独占利润，来补偿他本人为发明所支付的费用。这两种论

    点在19世纪都未为人们普遍接受，在今天为人们接受的机会

    甚至更少了。如果发明要得到私人利益集团的资助，它必须

    成为私人财产，如果技术研究用公共或非商业基金资助，主

    张成为私人财产的论点就会消失；于是发明就可供大家自由

    利用。不过，只要发明得到有关各方的资助，成果必然成为

    私人财产。专利制度在这一阶段的优点是，它不仅保护专利

    的所有者，而且还鼓励他公开他的发明，从而维护科学概念

    的自由交流。

    然而我们的专利制度不仅把垄断权给了发明家，而且还

    给了研制者和后来的商业生产者。研制者要求得到两个垄断

    权；他要求得到研制垄断权和随后的生产垄断权。发明家可

    任意向研制者发许可证，他愿意发多少就发多少，但是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研制者只有在他们得到专有许可证时才会着手去研制。不过，垄断生产要比垄断研制更有理由一些。垄断生产基于同发明家的垄断权一样的论据，即由于研制工作

    很费钱，资助研制的人要求得到某种保证，研制问题一旦得

    到解决，他们能够用垄断生产的办法来使自己得到补偿。然

    而，这并不成为给予研制垄断权的理由，因为这正如所有的

    发明家在一场自由运用科学原理的竞争中谁第一个获得成功

    谁就获得发明专利权一样，许多发明研制者也可能开展一场

    竞争，谁先获得成功谁就获得生产垄断权。按照专利法目前

    所用的定义，如果研制产生了在可取得专利的过程，这种垄

    断权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但是保护范围也可扩大，将对一切

    新兴行业的保护包括在内，专利法本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

    （那些给予新兴行业以“开拓者地位”的不发达国家现在就是

    这样做的）。还有许多人争辩说，不管是研制还是生产都不需

    要保护。实质上他们是说，哪怕不予保护，担当风险的人也

    会由于从优先权中得到很大好处而适当流动。这肯定是若干

    行业的真实情况；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其他行业，优先权

    同研制成本相比，并无什么好处可得，因此如果不给研制者

    以独占的权利，取得进展的速率可能降低。

    把发明过程分为纯科学、技术研究和研制三个阶段，对

    评价不同国家应把它们的重点放在哪里也是重要的。譬如，现

    在人们都这样说，联合王国同美国相比，在纯科学方面花了

    很多钱，但是在后来各阶段却落在后边了。由于人均发明英

    国少于美国，英国在技术研究阶段是否就落后了，这是值得

    怀疑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考虑到当今的技术进步——人

    造纤维、喷气发动机、电视等等，联合王国似乎已无可置疑地处在发明的最前列。它落后的地方在于把新发明转为大批商业性生产的程度。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足的地方绝

    不是在于研究或发明，而是在于利用新知识的动力；因此我

    们将在本章第二部分再论述英国的情况。

    较贫穷的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之处在于它们实际上没有

    必要花大量的钱来促进纯科学的发展。它们大部分可把这一

    任务留给先进的工业国去完成，后者取得的成果可免费为各

    国所利用。可能有些例外情况，因为科学的某些部分比之科

    学的其他部分使它们更感兴趣，但是在纯科学领域中很难想

    到实例。总之，纯科学的发展有些像风一样，“风向听得到它

    的地方刮”，比较贫穷的国家是否能从它们为了影响新科学原

    理的发现而支出的经费中得到什么好处是令人怀疑的，科学

    研究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发达国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发明，

    有很大一部分同样适用于不发达国家，并可全部引进。不过，

    发达国家已集中力量运用科学原理来解决它们自己的问题，

    这些问题同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不同的。譬如说，热力学原

    理已被用来找出最大限度地提高煤炭燃烧时利用的热量的办

    法，而不是木柴燃烧时利用的热量的办法，许多较为贫穷的

    国家煤炭短缺，而这些国家中的有些国家木柴却很多。遗传

    学的原理已被用来改良小麦品种，而不是用来改良薯类的品

    种。生理学原理已被用来设计温带地区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热

    带地区的生活方式等等。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进

    行技术研究，对它们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状况的一切事情都

    要进行技术研究。最后，即使在技术研究成果可以应用的地

    方，研制问题也不一样。有些生产方法在那些煤炭、铁矿石、资本和熟练劳动力很多的国家是经济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采用则可能完全是不合算的，这些国家的问题是要想方设法，

    主要利用现有的非熟练剩余劳动力，和在当地能廉价买到的材料。

    毫无疑问，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缺点之一是它们在研究工

    作上，在开发适应它们情况的新工序和材料方面花钱不够。造

    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在工业国家，私人企业

    家开支大量的钱来从事工业研究，因为他们希望这种研究有

    利可图。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都是农业国。在它们的农业

    是将大商业公司包括在内的地方，这些公司已个别或者集体

    投资进行研究（如橡胶、香蕉、甘蔗），但是在它们的农业中

    并非在这一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部分（主要部分）里，没有私

    人利益集团资助研究。因此，这些国家所需要的研究经费

    （即不包括采矿和商业性农业）几乎不得不全部由国库开支。

    而在工业国家，研究可被认为基本上是私人利益集团的事情，

    政府仅来填空补缺，在不发达国家，研究基本上是政府的事

    情，应是政府主要活动领域之一。

    它们应当开支多少呢？这当然是一个无从回答的问题。联

    合王国目前用于工业研究和研制的经费，估计差一点不到工

    业收入的1％。美国的工业研究处于类似的水平上，而农业研

    究却占农业净产值的0．5％不到一点。在同样的基础上，如

    果不发达国家花在各类研究（技术、社会、卫生等等）上的

    费用相当于它们国民收入（不要与政府开支相混）的0．5％

    到1％之间，这并非是不合理的。这样一种建议并没有可靠的

    根据。同样，当前的经费没有达到这一水平的零头，显然是太低了。

    迄今，我们主要论述了技术知识；现在必须说一说社会关系。人类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并不下于技术领域。不过发明的过程是迥然不同的。首先，许多重要的社会发明不是由个

    人完成的；社会在使自身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过程中，不知

    不觉地创造了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常常要在实

    施很久之后，才为人们所承认。但是也有我们能够指出个别

    发明者，甚至能够说出其日期的例子，——例如，在由立法

    程序或由政府行动（只举几个例子，失业保险、集体农庄、中

    央银行业务、由议会治理）创造发明的地方就是这样。第二，

    这一过程中的各阶段是有差别的。我们能想出一个阐明一般

    原则的阶段，如果我们愿意，还有一个利用这些原则解决问

    题的阶段，但是关系往往正好相反，即有实际社会问题要解

    决的人经常因这种问题而对社会进行推论，所以社会理论是

    社会“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是理论的应用。开发过程

    也是非常不同的。有关的人联合起来为他们的想法作宣传，所

    以他们的想法不是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就是强加于人。换句

    话说，社会、知识是通过政治过程增长的，这种过程提出具

    体的问题要求人们予以注意，提出拟议中的解决办法也要取

    决于政治上的支持。这只不过是从表面上来区分社会知识和

    技术知识的，就是说两者都依靠有关方面的支持。同样，差

    别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如果从事技术工作的科学家把一个方

    案出售给有关支持者，而这个方案是假的，就是说它在技术

    上发挥不了要求它发挥的作用，这名科学家很快就会被发现。

    而社会科学家却能出售假方案而不被发觉，这种方案是假的，因为它们未说明世界真相，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方案非常成功，因为它们使有关支持者能够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教训

    就是，虽然让有关方面来促进技术知识的增长可能是保险的，

    但是主要由有关各方来传播社会知识不可能是保险的。我们

    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都有个人的利益，这将影响我们对社会

    结构的问题的态度。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社会科学家也是这

    样。不过，社会科学家有他们的职业道德准则，这种准则使

    得他们在提出和分析事实时力求客观。因此关于社会的真相

    极可能由那些社会科学家弄清情况并加以促进发扬，这些科

    学家是在以科学自由得到维护的方式得到资助的研究机构中

    工作的。

    不发达社会像它们从发达社会借鉴技术发明得到好处一样，借鉴社会发明也得到同样多的好处。仅仅举几个例子——卓有成效的，比较清廉的行政机构的发明；免费义务教育的发明；刺激投资并保持土壤肥力的土地所有制的发明——事实上，本书就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有益的社会发明概览。而且，在社会领域也像在技术领域一样，借鉴必须谨慎从事。有些发明并不适宜当前的发展水平（如西藏并不需要普遍实行失业保险）；有些需要加以修改（如在私营企业没有发展起来的领域依靠私营企业）；还有一些发明将是危险的（如在人口每25年翻一番的国家支付家庭补贴）。这些国家往往使人得到深刻印象是，如同它们缺乏资本或自然资源一样，它们在社会领域缺乏想法（和实现这些想法的人）。因此，用于从事社会研究的经费应像拨给其他知识部门的经费一样，被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

    第二节　新观念的应用

    专家们知道的最有效的行事方式和绝大多数人实际所干

    的事情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的。知识应当增长，这并

    不够；知识还应当得到普及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占有知识

    的速率有一部分取决于人们对新观念的接受能力，一部分取

    决于各种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吸收和应用新观念成为有利可

    图。我们将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一）　对革新的态度

    在人们习惯于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或者习惯于变革并

    从而能实事求是地看待事物的那些社会里，接受新观念非常

    迅速的。当我们探讨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种种条件时，我们已

    经探讨了创造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本章第一节（一））。我

    们强调的主要要素是政治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能把从事许

    多不同职业或来自世界许多不同地方的人汇集在一起的地理

    形势。相反，要是一个国家与世隔绝、同族、自傲和实行独

    裁，它在遇到新观念时就不大可能迅速吸收它们。

    除了这种一般背景之外，以哪种速率接受一种新观念还

    部分地取决于新观念本身。首先，并非所有的新观念都适用，

    不管这些新观念在某些其他国家可能是多么有益。譬如，一

    种新的种子在风调雨顺时可能丰产，但是如果这种种子特别

    不耐旱，它在年降雨量变化很大的地方就不适宜种植。一种

    新观念也可能因为社会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而不适用。譬如，一种新工具可能不为人们采用，除非当地的铁匠或机械工能制造这种工具，或者至少在它损坏时能加以修理。新的观念还

    可能要求对固定设备作相当大的改动。譬如，采用新的高产

    种子可能要求建造更好的磨坊、新的粮库，或新的运输设施

    来运送这种粮食。又如使用新的肥料可能要求添置灌溉设施，

    如果不增加灌溉，土地就会太干，影响肥料的增产效能。一

    种新的观念既适应旧的技术，同时又不要求技艺或资本形成

    发生一系列其他变化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

    这就是从别国来的专家同他的咨询对象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同

    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专家认为他进行革新当然要有一整套

    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并非是他的专长，而且并没有放在他的

    心上。可是，他的咨询对象可能马上认为这个主意按他的条

    件行不通；如果他没有马上看到这一点，那么在适当时候，当

    未预见到的障碍一个接着一个阻碍他得到在别的地方取得的

    成果时，他的主意可能失败。对这种局面的唯一补救办法是

    专家要持谦虚态度，而他的咨询对象愿意作示范实验。

    除了技术上的调整之外，新的观念还可能涉及种种社会

    变革，并可能因此而遭到抵制。譬如，由于引进从油棕果榨

    油的主要设备，出油率增加一倍，但是这也使得西非农民的

    妻子们得不到为她们的丈夫榨油时拿到的赏钱，因此遭到她

    们强烈而有效的抵制；而且这样做也将改变丈夫和妻子之间

    的分工，这样做的任何事情都会产生深远的和预见不到的后

    果。革新可能损害以特定方式维持生计的各阶层的人，因此

    他们抵制引进这种革新。这种人就是卢德分子（19世纪初叶

    英国手工业者为破坏纺织机器而组成的集团，其成员称卢德分子，首领称卢德王），每个社会中都有工人、地主或资本家天天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到处游说，阻止会损害

    他们具体利益的任何变革。因此，在那些存在着棘手的既定

    期望的社会，推行革新并非易事；在竞争得到尊重、建立或

    维护垄断地位的企图受到无情压制的地方，革新工作开展得

    比较好。

    如果革新同流行的禁忌或宗教的教义直接冲突，那么开

    展革新工作也会遇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观念常

    常首先受到少数集团的支持，例如受到宗教、种族或政治少

    数派的支持，因为革新与它们的信条没有矛盾；要不就是受

    到多数集团中失意的或持异议的成员的支持，他们把这种观

    念当作表达他们不同政见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进展往

    往不是通过当权人物的努力，而是通过反对他们的努力的人

    取得的。

    许多事情还取决于一种意见是哪些人首先提出的。如果

    这种意见是有影响的社会成员提出的，那么人们采纳这种意

    见可能要比采纳由无足轻重的人提出的意见要快。在有些社

    会里，发挥影响的是权威人士——首领、长者、牧师、法官

    和官人，革新者首先要努力说服权威人士。这就是英国人声

    称他们在非洲实行“间接统治”的有利条件之一；一旦首领

    和长者被说服，他们就会告诉人们做什么，新的观念就会得

    到普遍应用；而在比较民主的社会里，要使人们接受新观念

    就困难得多。在有些社会里，权威人士和那些被他们统治的

    人们之间关系紧张；旧的统治者也许行将下台，真正的影响

    集中在别的地方。想要成为新观念传播者的人的首要任务是找到起点。外国人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他们要成为有钱有势的统治阶级，人们也许会仿效他们，他们的生活方

    式将传播开来。但是人们也可能出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因而

    痛恨他们，或者因为他们出身低微而蔑视他们，他们的方式

    有一部分或者全部可能故意遭到拒绝。实际上，外国人是今

    天新观念的最伟大的传播媒介，无论他们的影响是本人当场

    发挥的，还是通过他们的著作、影片、广播节目，或是通过

    从本国到外国访问的学者和游客发挥的。

    （二）　知识和利润

    如果新的知识要为人们所接受并应用在生产上，它必须

    是既新又有利可图的。获得知识要经过一番努力，应用知识

    则可能需要额外的资源以及担当风险的额外意愿。因此，知

    识的应用要求一种制度形式能把有差别的努力同有差别的报

    酬联系起来。我们已在第三章中概括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这

    里仅略作论述，特别是谈一谈接受知识对制度的要求。

    问题的实质是，按技能、责任和承担的风险所给予的报

    酬，必须有适当的差别。按这些因素确定的差别的大小，实

    际上似乎随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速率而异。在人均产量不是增

    长的社会，技术人员往往是供大于求；要给所有合格的人找

    到工作是很难的，待遇的技术差别不大。当经济开始增长时，

    这种局面就不复存在。经济的增长将造成对多种技术人员的

    巨大需求。这种情况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有关，因而同技

    能的范围大大扩大有关。这反过来又增加协调的必要性、厂

    家或其他经济单位的一般规模、对监督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需求量。与所有其他阶级相比，“中产”阶级从而迅速增大。在这一进程中，熟练和非熟练之间、识字和不识字之间、监督

    和被监督之间的差别趋向扩大。如果为了满足对熟练人员的

    需求，需要从比较先进的国家召募熟练人员，这一进程特别

    有帮助；因为给这些人的薪金甚至必须高于他们在国内所得

    的薪金，这就使得当地的同类人员也能要求得到同农民或非

    熟练工人的收入相比高得不成比例的收入。因此，在社会的

    这阶段，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比在不发达社会

    和较为发达的社会要大。当前在苏联出现的大差别就是说明

    这一问题极好例子。

    当教育设施扩大，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员的流动人数开始

    增多时，这种局面就会得到纠正。义务教育实施以后，只有

    看书识字这种本领的人得不到赏识了。技术学校和以师傅带

    徒弟的方式培养的木匠、技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各类能工巧

    匠成倍增加。中等学校源源不断培养出打字员、职员、教员

    和各种类型的私人助理。各大学也开始培养出在较高层次上

    需要的人才。由于人才来源增加，工资差别在减少。工资差

    别大也推动用机器取代人工；以前需要熟练工人来做的工作，

    现在由机器来做了，操纵这些机器的人不需什么技术，工资

    水平比较低，制度也许还有重大的变革。一开始，为了提高

    收入，极容易把自己组织到工会和职业协会中去的都是熟练

    工人。但是到一定时候，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工会，如果熟练

    工人感到自己受到使用新机器的非熟练工人的威胁，他们自

    己可能会想方设法把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防止熟练工人和

    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过于悬殊。由于高度发达的教育设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工资差别在经济先进的国家日趋缩小。它们当然也会引起社会关系紧张，因为“中产”阶级

    正在失去在经济阶梯上的地位，他们对此耿耿于怀。

    企业主的收入情况看来也差不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

    们极不愿意实行新方针而冒风险。资金轻易地投到土地、贸

    易、放债和城市建房上，但是当地的资本家不敢投资开矿、办

    公用事业、经营商业性农业或制造业，除非他们认为有获取

    超额利润的机会。此外，他们对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知识。因

    此，这些领域都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有关生产和组

    织的新技术，而他们所以被吸引来，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

    可以赚取比在国内投资大得多的利润。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利

    润将同国民收入按比例增长，储蓄也将如此（这种过程将在

    第五章中论述）。外国企业家也广泛为人们仿效，最后达到当

    地的企业家人数众多，以致国家的经济不再依靠外国的企业

    家经营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使国家达到经济独立，甚至到一

    定时候可开始输出资本和本国的企业家。

    除了可以一家一户耕作的农业领域之外，经济的增长速

    度必定是缓慢的，除非注意新观念并愿意为引进这些新观念

    担当风险的企业家来源充足。因此，要是没有足够的实业家，

    要是这些实业家不肯冒风险，不管是因为筹集不到资本，还

    是因为他们生来缩手缩脚，或是因为承担风险的利润差别不

    适当，私营企业经济就将停滞不前。譬如，我们在本章前面

    一部分里看到，许多人将联合王国同美国相比，认为前者采

    纳革新措施比较迟缓。我们曾经指出，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发

    明创造，因为联合王国在发明新的商品和工序方面一向名列前茅。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那是把新产品转入大批量生产阶段的速度有差别。这并不是缺乏研究，而是缺乏企业家精

    神，说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英国企业家利用新发明不

    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迅速。

    刺激企业家们去革新的是他们渴望在社会上获得成功，

    希望获得巨额利润，或者是由于担心如果他们不去革新而蒙

    受巨大损失。这些动机中的头一个动机在事业上的成功不受

    高度重视的社会里是软弱无力的；第二个动机在利润和资本

    收益税很重的社会是谈不到的；第三个动机如果整个经济环

    境变成垄断的而不是竞争的环境也就不存在了。如果说英国

    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确实不如美国企业家——并非人人都同意

    这种看法——解释或许可在这些因素的某一个因素中找到。

    20世纪中叶觉醒起来，怀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的许多

    不发达国家，被收入方面似乎必然要出现的差别——无论是

    在“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还是在

    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出现的差别——弄得很尴尬，因为我们

    时代的气氛一般说来对收入的差别，特别是对外国的差别，以

    及极而言之对巨额利润是持敌视态度的。然而，这些都是谋

    求发展要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应付这种局面的一种办法是

    停止发展，使发展的步伐同当地的技术人才的供应相一致，同

    行政机关取代私人企业家的能力相一致。另一种办法就是接

    受这些差别，把它们当作取得更迅速增长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最有效的良方是尽可能快地增加发展

    经济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因为这既能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又

    能使发展在造成不平等方面付出的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

    第三节　训练计划

    （一）　先后次序

    经济的发展对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对初等教育的需求增大了，最终要求每个学龄儿童都接受义

    务教育。还需要办更多的中等学校，这一方面是为中等教育

    本身的发展提供人才，另一方面为各个大学提供人才，或者

    进行进一步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为秘书、教师或技术助理。

    需要一整套教育设施来培养手艺人、农业助理员、教师、护

    士、秘书、技师。除了这些学校之外，尚有成人教育，从扫

    盲或推广农业技术直到文学写作班次。而居于整个体系顶端

    的是需要在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

    “适当”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费用是任何低收入国家的预

    算担负不了的。所以必须加以选择。那么是让少数人得到良

    好培训，还是让多得多的人受到半培训呢？在技术教育和中

    等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人文教育和技术教

    育之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

    先说先后次序问题。教育提出的困难是，它既是消费项

    目，又是投资项目。作为一项投资，教育直接为增加生产作

    出贡献。有些国家对一切教育都抱怀疑态度，因为教育可能

    损害当前的权威，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还是种姓

    的权威。但是大部分国家决定一切直接增加生产的教育设施

    都值得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充是毫无困难的，就是说花在这些设施上的钱就像花在灌溉方面的钱一样是一种资本投资。困难在于对那些有助于欣赏而不是有助于生产的教育——譬如

    扫盲，界限划在哪里。有些社会成员必须断文识字，否则他

    们就不能工作。但是如果大多数农民、搬运工、理发匠或佣

    人是有文化的，他们的生产率将会大大提高，以致补足他们

    受教育的经费还有余。我们希望让所有这些人受教育不是作

    为一项投资，而是作为一项生活资料，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将

    帮助他们享受更多的东西（书籍、报纸），或者更好地理解一

    些事情（他们并不一定因此增加任何乐趣；他们仅仅变得更

    加通情达理）。从经济观点来说，这部分教育不是有利可图的

    投资，而是同其他消费品，如衣服、房屋或留声机一样的消

    费品。国民收入没有多到足以使社会的每个人都得到温饱。

    在实行免费、义务和国有化教育之前的时代，每个家庭

    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家庭收入、投资计划和其他需要，

    尽可能地承受从私人教师那里接受教育的负担。由于没受过

    教育的人实在无法正确判断教育的优点和缺点，作出的决定

    都是错误的，大概错在低估教育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

    样的社会中，就全体居民来说，对教育的需求是极小的。然

    而，现今教育是一项公用事业，因此必须作出的大部分决定

    都是政治上具有争议的问题。

    关于教育应放在什么样的优先地位的政治见解正在起变

    化。50年以前，大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家都提倡教育；据认为

    教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要让所有儿童都进学校受教育。重点

    基本上是把教育当作一项消费事业来办；有的教育也会产生

    增加生产的效果，但是社会应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不管对生产的影响如何。现在先后次序正在变化，投资型教育正在受到重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譬

    如，许多国家为推广农业技术和开办技术院校的财政拨款在

    迅速增加。成人教育已走向前列。甚至有些教育理论家说，在

    这一阶段，教育父母比教育孩子更有价值。其论据是，孩子

    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他们回家见到他们无知的父母时就

    会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根本不当一回事。许多孩子在经过五、

    六年义务教育学习看书之后，离开学校三年之内就忘记怎样

    看书了。反之，如果教父母看书写字，他们的孩子也会以这

    样或那样的方式跟着学习，而且父母还能在他们自己的工厂

    或农场学习怎样改进他们的生产技术。甚至有些持极端看法

    的人说，为断文识字提出的要求太多；人们应当学习让环境

    生产更多的东西——学习增加亩产的办法，学手艺、照看孩

    子、做衣服，这些事情大部分用不着教断文识字就能做到，而

    且更有用处。

    同类的争论已影响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基本上把高等教育看作是一种投资，是确保取得优越的社

    会地位和优厚收入的一种手段。律师的地位就是这样，最有

    成就的律师的收入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学这一专业的人多

    得不成比例。这是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律师太多的一个原因，也

    是人们认为有些律师为了生计而落入圈套的一个原因。在大

    专院校开设广泛的国家，律师人数明显过多，使得许多学生

    不得不转到其它系就读。如果同时社会不发展经济，那么工

    程师、科学家或医生就没有日益扩大的市场，国家到处是文

    科毕业生，由于他们拿不到薪水，甚至得不到他们认为他们所受的优越教育应得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做他们能够得到的任何工作，他们都极为不满意，他们是进行政治鼓动的

    头等人才。

    从社会观点来看，大学教育是一种消费还是一种投资的

    问题，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在那些每年培养大批找不到职

    业的文科毕业生的低收入国家，大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消费，

    难以维持。所以说难以维持是因为培养一名大学毕业生的费

    用非常之高，如果教育仅仅是一种消费，那倒不如把纳税人

    的钱花在开办更多的小学，或者让更多的儿童受中等教育上

    要好得多，而不是把钱花在让为数较少的人受高等教育上。但

    是在经济发展得相当快的社会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

    种地方，对医生、工程师、生物学家、行政人员和大学培养

    的其他各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甚至由于需要开办更多

    的小学，也给大学增加了负担；因为要增加小学生人数，你

    就必须增加小学教师，更多的小学教师意味着更多的中学生；

    也就意味着更多的中学教师；更多的中学教师就意味着更多

    的大学生；小学、中学、大学构成一座金字塔，各个层次必

    须同步发展。一个穷国在其儿童仅有10％的人接受初级教育

    的时候，却花费许多钱去开办一所大学，这种“反常现象”是

    一点也不反常的。

    舆论改变的一般效果就是改变教育预算的重点。50年

    前，主要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上，但是今天许多国家的预算中

    大大强调高等教育、技术教育或成人教育（包括推广农业技

    术）。趋势是赞同把这类教育看作是投资开支并把它们置于绝

    对优先的地位，而让扩大初等教育去与公路、卫生和政府必须提供的所有其他服务争政府开支。

    除了不同类型的教育的先后次序问题之外，还有每一类

    教育的质量问题。初等教育是让全体儿童都上5年学呢，还

    是让半数儿童上10年学？所有小学教师都必须在中学毕业后

    再受两年专门训练——这样的教师人数不会多——呢？还是

    靠短期训练班使教师人数迅速成倍增加呢？这种教师本身除

    了读写算之外，对其他所知甚少，但是可以用他们来使初等

    教育迅速扩大。苏联曾经只顾数量而不顾质量，着手使受过

    半截子训练的教师、农业助理员、牙医助理、医务助理之类

    的人员迅速成倍增加。他们这样做有两点理由。使人无可反

    驳的理由就是快速。培训人员达到技艺的最高标准需要很长

    时间和花费大量的金钱。所以，如果只允许完全合格的人才

    能参加实践，那么大多数居民就没有治牙、医疗、农业或教

    育设施了，而他们如果能得到受过半截子训练的人员的服务，

    他们的生活条件就会好得多。另一个理由是，由受过充分训

    练的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由受过一半训练的人来做也能做

    得一样好。因此，坚持认为只有熟练的人才能做是一种浪费

    技术的主张。另一方面，反对“稀释”技术的主要政治论据

    是民族自豪感。在好几个国家已有人提出这种建议，但遭到

    报界和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界人物的拒绝，理由是民族自

    豪感要求“我们的医生（教师等等）应同英国的医生一样

    好”——或者说凡是先进的国家都是当地的样板。还有一些

    专业协会进行抵制，但是要是不能也用民族自豪感来支持，这

    种抵制也许不会起什么作用。

    在教授一门技术需要多长时间的问题上，意见也在发生变化。在专业协会和工会的影响下，迄今一直强调长期学徒和培训。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速度成为取得成

    功的要素时，人们承认，有时学会一件工作的要领只需迄今

    所需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快速培训的新技术研究出来了，在

    扫盲和教授外国语方面取得的成果或许最为突出，但是在缩

    短培训工匠和技工所需要的时间方面也取得特别有益的成

    效。在那些由于缺乏技术人员而使发展停顿的地方，这些方

    法能起重大的作用。

    打破培训计划由专业人员把持的局面的另一成果是，实

    现了教育基本上不必依靠专业人员来办。“群众教育”计划是

    按照每个人既是学员又是教员的原则执行的，为大批成年人

    扫盲运动研究出了以学生传授他们的知识为基础的新技术，

    从而以较少受过训练的教员取得惊人成果确实成为可能。任

    何成人教育运动——无论是在扫盲、农业、儿童保育方面，还

    是在中国文学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是要激发学生们的热

    情，因此他们不仅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而且还以他们

    的热情感染别人并把他们学得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只要计划

    把学生考虑在内，使他们不仅当学生，而且也当先生，而不

    是在师生之间设置专业障碍，那么这种热情就愈加可能迸发

    出来。

    技艺的稀释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技术的进步总是

    使公认的技艺失去作用并创造新的技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

    这样，但是由于每种公认的技艺开始为拟订界限守则和学徒

    规则的人们所垄断，他们想用限制获准使用这种技艺的人数

    的办法来为他们靠这种技艺获取优越的地位和报酬，情况就尤其是这样。垄断永远是对新发明的挑战，所以新发明的损失得以逃避。因此每种技艺都有一部生活史；那就是产生，承

    认自己，成为许许多多规定的课题，引起敌视和回避，对侵

    入其领域的新技术打一场后卫战，取得妥协要不就消亡；所

    有这一切都伴随着说不尽的自豪、愤怒、汗水和眼泪。

    现在有一些国家（如黄金海岸）因为缺乏所需技术，可

    以用于发展的资金不能全部派上用场。在这种情况下是使增

    长率停下来以保证质量和适度呢，还是迅速增加部分受过培

    训的人，这要由政治因素来决定。

    （二）　农业技术的推广

    农业教育将非常清楚地说明我们刚刚论述过的几点，即

    先后次序的问题，受过部分培训的人员的作用和热情的重要

    意义。

    以先后次序来说，在任何较为贫穷的农业经济国家中，把

    经费用在向农民传授新知识上，也许是能够做的最富有成果

    的投资。因为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在大部分地方是现在可资利

    用的大大增加国民收入的最有把握和最便捷的办法。譬如，有

    些农业专家断言，应用现在众所周知的技术，印度每亩地的

    农业收成可翻一番——最重要的增产措施是选育良种、多施

    人造肥、多用农药以及改善水源的保护和利用。这种明摆着

    的可能性并非到处可见，因为专家们懂得的事情和农民所干

    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大。不过，在许多地方，

    这仅仅是因为对粮食生产未作必要的研究。由于上述原因，热

    带地区的农业研究已集中在经济作物方面，这些作物都是向工业国家出口的（食糖、可可、橡胶、茶叶等等），差不多完全忽视了为国内消费的产品（甘薯、木薯、高粱之类），虽然

    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中，用于生产粮食的人力和土地

    为用于经济作物的人力和土地的四倍或者更多。

    研究是推广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基础研究尚待进行

    的地方，没有推广农业技术的余地可言。不过，一旦掌握了

    知识，推广这种知识的工作人员就非常之需要了。如果我们

    设想，自耕农付酬雇用的每1000个人中有一名推广工作人

    员，三分之二的人口受雇用，维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的费用

    为一名农民收入的四五倍，那么这笔包括管理人员的服务费

    总数将达国民收入的0．25％以上。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适当

    的农业研究费（本章第1节（二）），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农

    业部用于研究和教育的费用大约为国民收入的0．75％到1％

    之间。美国的推广开支和农业收入大致保持这一比率；美国

    每700名靠农业为生的人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它花在农业

    技术推广和研究上的钱约为农业纯产出的0．75％。英国的比

    例也是1比700，但是在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中间，只有日

    本在农业服务方面花费那么多的钱（日本也是农民生产力有

    惊人提高的唯一国家）。

    如果每年的开支占年度国民收入1％就能使农业生产率

    每年提高1％（等于国民收入的0．5％）的话，这将是一笔

    效益极高的投资，因为它相当于每年得利50％。生产率的提

    高不能完全归功于推广农业知识，因为还要为水利、工具、肥

    料等等提供资金。不过，即使扣除其他需要，这种综合投资

    是农业国能办得到的最有利的投资。我们使用的比率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日本从1880年到1920年，每英亩土地的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1．3％。英国和美国的生产率也达到了1％。那些在起步时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的国家，

    要从它们在农业服务方面的开支中取得可观的收获不应有什

    么困难。

    为了照这种比率提供农业服务，农业官员的人数必须大

    大扩充，需要许多受过非常好的训练的人来从事研究工作和

    监督推广服务工作，但是扩充得最多的是推广工作人员本身，

    因为每5—10个村庄就需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如果每个人

    都要受过大学本科的农业教育，那么要提供这样多的人是不

    可能的。但是要大学毕业生从事这一工作也是不必要的和不

    可取的。说不必要是因为推广工作人员的任务仅仅是把别处

    经过充分试验的技术传授给农民。他要保持机警，对农业实

    践要懂得甚多，因为不这样他对农民就没有作用。在这方面，

    最好的训练就是亲自下地干活，所有的农活都要干一干，然

    后再受一年至多两年的新技术训练。由大学毕业生负责农业

    工作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的主要问题是同农场主打交道，而

    且还得使农场主乐于同他接触，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比对

    一个经历与农场主本人差不多的人困难得多。

    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问题是打交道；不光是社会

    接触，这在农村社会中非常之容易，而是要做到心心相印，这

    样农场主就会模仿。譬如，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工作

    一度常在农业服务部门所属和经营的示范农场进行。这些农

    场都是用最有效的方式种植最优良的作物，请农场主来参观，

    让他们亲眼看看所取得的成果。哪怕产量很高，农场主也并不总是照着他们看到的样子去做。他们争辩说，示范农场取得的成果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不一定能取得。农场的士壤和

    其他质素说不定都是精选的，也许使用了设备，这种设备一

    般农场主是没有的；农场的工人或许受过特别训练，要不就

    是接受特别监督，而这在农民的土地上是做不到的。为了克

    服这些困难，推广现代技术除办示范农场之外，还要说服几

    个农场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试一试革新成果。于是其

    余的人就明白了，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农场主，在像他们自己

    那样的土地上获得了好收成。成绩再也不是某个受遥控的机

    构取得的成绩，而是他们邻居取得的成绩，于是引起街谈巷

    议、兴趣、调查、讨论和模仿。现在新来的负责推广工作的

    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弄清哪些农场主在本地区最受尊敬

    和最有可能为他人仿效，并在他准备开展的运动中设法得到

    他们的合作。

    在一个农场主不大习惯于改革技术的观念的社会做推广

    工作，和在一个农场主很自然地指望科学家来解决他们的问

    题的环境中做推广工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

    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先进社会中，农场主们知道遗传学家在

    培育良种，植物学家和病理学家在研究控制病虫害的方法，机

    械制造商们在不断推出经过改良的设备。他们非常想听到这

    些事情，所以他们订阅农业报刊，收听为农场主准备的广播

    节目，他们参加农场主俱乐部的会议。通过这些渠道，新的

    观念迅速传播。落后地区推广工作的问题就是要创造类似的

    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农场主把农业官员看成是农业社会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好过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一部分秘诀是让农场主组织农业协会，以便进行讨论、相互观摩农场和作示范。另一部分秘诀是确实有东

    西可以往外拿。如果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解决了一直使农场

    主发愁的某个问题——譬如某种病虫害——他将获得他们的

    信任；而如果从他的建议中一无所获，农场主就会把他看成

    无所谓的人。

    农场主产生热情的背景有时是具有政治性的。在农场主

    世世代代受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盘剥的社会里，他们很难

    对新技术产生热情，如果他们怀疑主要的成果也许是增加压

    迫他们的人的收入，就尤其如此。因此，土地改革往往是成

    功地推广农业技术的必要前提。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确实

    开始关心农场主的问题——而他们往往是不关心的——而且

    他们不但用言语而且用行动表明他们一心想帮助农场主，那

    么农场主是有可能作出响应的。推广农业技术要是不具备它

    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热情，可能会完全失败。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推广新技术要求进行许许多多的变

    革，不仅在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进行变革，而且还要在提供

    资金和获得新技艺方面进行变革。因此，必须把农业技术推

    广工作仅仅看作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农业改良计划的一个部

    分，这种计划还包括诸如修路、农业信贷、供水、卓有成效

    的销售、土地改革、开发新产业吸收剩余劳力、办合作社等

    其他事情。经济增长总是涉及范围广泛的改革，没有哪一个

    部门比农村生活涉及更广泛的改革了。

    （三）　工业的能力倾向

    经济的增长导致农业的重要性同其他就业门路相比呈不

    断下降趋势。所以其他工业部门不断从农业部门招收劳动力

    （如果人口稳定，这种情况是绝对的，如果人口增长得快，这

    种情况是相对的）。

    普遍的经验是，当劳工最初从农村来到工业（或采矿）部

    门时，其生产率同已在工业部门劳动很长时间的工人相比是

    很低的。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工业生活方式与农业生活方

    式完全两样。一个人干农活在种植或收获季节要有几阵子从

    早忙到晚的紧张活动，然后在不利于种植的季节，则有长期

    的农闲或进行闲暇活动的时间。另一方面，在工业部门，人

    们长年每天劳动八九个小时，一星期要劳动五六天，忙闲均

    匀。再譬如，自耕农为自己干活，努力经营生来就熟悉的行

    当，从头到尾自己决定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工厂，人们是在

    监督之下努力干一种新的活计，要严格按照别人告诉的去做，

    完全像一台非常复杂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那样转动，制造你

    也许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卖给几乎肯定你也不知道的人。干

    活的群体也是不一样的。在地里，人们单独干活，或者同选

    定的几个朋友一起干活。而在工厂里，一大群人一起干活，你

    不能挑选与谁一起干活。要习惯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安下心

    来适应工业生活要求的这种规律性需要很长时间。据说，妇

    女和儿童比成年男子容易适应，这就是工业革命在其初期阶

    段如不加控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儿童和妇女劳动的一个

    原因。在人们的哲学已经包括在社会关系中严格遵守纪律、制度和秩序的地方，过渡也比较容易，因为这将使他们为过严格管理的生活有所准备，而这种生活是他们在大工业企业中

    必须过的。譬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由于这类原因，德国人和日本人实行工业化比较容易。

    农村生活背景和工厂生活背景的差别，也说明为什么新

    手们做有些工作比做其他工作要好得多。譬如，不管一个人

    在农场多么在行和负责，在工厂履行职责所要求的知识则完

    全是两回事。他必须对机械加工有很强的直觉才能，好防备

    出差错或抓住改进的机会，而不是对下雨或动植物行为有很

    强的直觉才能。新招来的工人缺乏这种才能，必须一次学习

    一种操作法，尽量减少由他自行处理的事情；他不能干那种

    必须同时进行和协调几种不同操作的活计。使用的劳动力越

    是不熟练，劳动的分工越是要细。因而工厂需要增大管理人

    员的比例，来协调细分的工种。管理人员所占比例高，是一

    切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标志，当这些管理人员必须从国外引进

    的时候，这也就成了这些国家的费用并不像人们可能预期的

    那样低的一个原因，人们本来以为工资水平是低的。另外，使

    用很不熟练的劳动力会刺激机械化，因为各种活计都被细分

    成了最简单的工序，而且还因为在某些工序，机器比能依靠

    的不熟练工人的精度高。人们有时认为，这也许是19世纪下

    半叶美国实现机械化比英国快的一个原因。

    背景的这些差别也说明为什么纪律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往往是严格的和令人厌倦的。农业工人生来就想做的许多事

    情同高效率的工业是不相容的。形成不同秉性的任务并不比

    培养儿童去过成人生活的任务容易。这种纪律有很大一部分是生硬的，弄巧成拙的，因为实行纪律的人并不了解问题之所在，也不了解与其打交道的人，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种种令人生厌的纪律是难于完全避免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适应了新环境，学得了一套新知

    识和本领。他们变得较为熟练了，这不仅是说他们懂得较多

    的操作方法，而且可以让他们处理范围较为广泛的问题了

    ——他们以前不知道是错误的东西，现在知道了。城市工人

    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生产率增长得特别快。如果允许并鼓励

    新来的人安居下来过城市生活，完全脱离农业，这个过程就

    会加快，凡是工厂招募的工人在厂里干一年左右而后又返回

    乡村，这个过程最慢。

    在工业部门利用流动工人不是简单的问题。有些特殊的

    情况。譬如，日本少女离村到纱厂做工，到一定时候就回农

    村结婚。无论流动还是不流动，各地的妇女劳动力轮换率都

    很高。临时采掘业是另一种特殊情况；如果行业本身只是暂

    时性的，它显然建立不起一支永久性的劳动大军。除了这些

    特殊情况之外，有些工业家认为他们用这种办法可得到较为

    廉价的劳动力。他们认为，有些年轻人只离开乡村一年，他

    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心，因此要求工资较低；因

    为雇佣期短，他们对廉价而不舒适的单身宿舍也就容忍了；因

    为轮换率高，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工会运动；如果有必要裁减

    工人，就打发他们回农村，而不用为发失业津贴操心。这种

    推理是否正确是极其令人怀疑的。肯定地说，靠雇佣流动工

    人开始经营的中非各采矿公司，现在全都放弃了这种做法，改

    为建立永久性的劳动队伍。把钱花在购买一支有经验的固定劳动力上，往往是最佳的投资。如果工业发生猛烈的周期性波动或其他波动，看来能够把失业者遣返回乡也许是有利的，

    但是要想在这种基础上不断提高生产率，则是毫无希望的。

    无论是长久的还是流动的，新的产业大军总是拥挤在令

    人难熬的贫民窟中，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乐趣和有利条件。在

    这种境遇下，要人们切断同乡村的联系的动力是极小的。因

    此，没有理由不规划好新的工业城镇，建造家庭住宅、学校、

    公园、教堂、电影院以及其他生活设施，使得一座像样子的

    城镇成为比乡村具有大得多的吸引力的居住地（对大多数人

    来说）。也没有任何借口不发展一套适当的社会服务事业——

    医疗、失业救济、养老金之类——没有这些服务，产业工人

    就不得不一只脚踏在农村，以便一旦需要，就可回到农村去。

    这样做的效果会产生一支较大的劳动大军，他们更为安心，更

    加渴望谋求改进工作。办这些事情要多一些花费，但是也能

    提高生产率并使工人们比较愉快。

    卫生和饮食对于提高新招收来的工人的生产率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在比较贫困的国家中，大部分人体内都有这种

    或那种寄生虫，如疟原虫或钩虫，它们消耗他们的精力，减

    低生产率，但不妨碍他们去上班。各工业公司提供免费医疗，

    确保它们的工人居住得舒适，甚至定期给房子喷洒ＤＤＴ是

    值得的。让工人在餐厅免费或廉价就餐，保证工人吃得好也

    是值得的。工厂内部福利好，在这些国家甚至比在欧美更有

    必要。生产率的差别有很大一部分正是由于身体不健康和营

    养不良所致。

    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还取决于他们受到的培训。比较贫困的国家现在正花许多钱去建立新技术学院，以培养各种技工——建筑工人、技工、电工等等。这些学校将满足巨大的需

    要，因为经济的发展造成所有这些熟练工人非常短缺。

    不过，产业劳动力中大部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不是

    在学院里而是在工作岗位上学会干活的。这种培训有很大一

    部分完成得不好，因为新来的人仅仅被分派给某个别的工人，

    让这个工人教他干活；可是，不论自己干活干得多么出色，教

    别人干活也很出色的人却并不多，除非他们在教学方面已经

    受过训练或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较为讲究效率的厂家为

    此挑选事实证明确有特殊才能和喜欢从事教学的工人。而且

    这些厂家也可能为新来的工人开设专门训练班，指定专人负

    责。

    对训练的这些限制同样适用于有组织的学徒制。在所有

    那些技艺必须凭经验的行业里，学徒制是必要的。同样，大

    部分学徒制已堕落成为一种骗局。有关工会或协会延长学徒

    期限，以便减少进入本行业的人数，保持稀缺收入。徒弟的

    时间因此被滥用，因为他们在头几个月要把时间用来扫地、拿

    工具、泡茶和做类似的工作。而且他学艺的工匠可能是一位

    好师傅，也可能是一位坏的或漠不关心的师傅。因此非常值

    得做的是，不时对学徒制加以检查，用部分工作时间或晚间

    对学徒授课，参加的厂家应特别注意选择带徒弟的工人。

    最后，生产率取决于工人干活的兴趣。这有一部分是报

    酬问题，一部分是晋升前景问题，一部分是工厂的社会气氛

    问题。说到报酬问题，所需的主要是，报酬应按熟练程度、上

    乘产量和所负责任有适当差别，这样就能鼓励工人拼命干，感到这样做是有酬劳的。这种奖励应是个人的还是应以小组的成绩为依据，这是个按照情况决定的次要问题。至于晋升，这

    关系到的人不多，除非社会阶级受到肤色障碍等某种群众性

    歧视，或因宗教、性别、民族等而受到的歧视的影响。这种

    群众性的歧视由于使社会失掉歧视对象中某些优秀人才，所

    以除了影响社会关系，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在任何情况下，

    哪怕晋升涉及的人很少，这些人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少

    数，因为他们在负责岗位的业绩，可使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大

    为改观；因此，使工人们感到有一条对一切该走的人都开放

    的光明大道是很重要的。至于工厂内部的社会气氛，这是一

    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三章曾详细论述过。这在

    一定程度上是厂家规模大小、工厂内部关系融洽、商讨问题

    的机会、工人和他们的管理人员之间无拘无束相互信任的问

    题。所有的工业社会都在尽力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尚无把握

    有什么普遍的解决办法。大部分观察家在有一点上看法一致，

    那就是不管是为了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是为了确保高水平

    的生产率，厂里的工长都处于关键地位。因此，选拔和晋升

    的制度必须要能迅速发现具有当工长素质的人并给予有助于

    发挥他们重要作用的训练。

    许多适应工业生活问题的背后，存在着适应道德准则这

    个更大的问题。从部族环境中招募到工厂的新工人有一个非

    常完备的道德准则，为他规定了对待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以及

    各种年龄、政治或宗教地位的人应尽义务的范例。如果他来

    自一个不是由金钱支配的社会，他的准则也许并不包括处理

    雇主和雇员之间、买方和卖方之间或工人和其伙伴之间的关系的规矩；像“多劳可多得”或“多得要多劳”这种格言同他的准则毫不相干，只有在他获得适应他的新环境的新准则

    时才有意义。每天在严格监督下连续劳动九小时，每星期劳

    动六天这种观念，在他的经历中更是闻所未闻的。道德准则

    的冲突是痛苦的，出现的情况往往不为按在互相冲突的准则

    中任何一种准则成长起来的任何人所承认。因此更有必要进

    行非常特殊的努力，在新工业增长区建立一种新的有意义的

    群体生活。否则，本来可以是一个守纪律的、愉快的和生产

    力很高的群体，也许反而会变成精神上、政治上和生产上的

    老大难问题。从历史上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往往还

    同新的宗教激情有联系。在工业革命期间，美以美教会在英

    格兰和威尔士新工业城镇的发展中，曾为这些新的群体的一

    体化，并为新来过城市生活的人灌输一系列适应他们的新生

    活，使它们变得很有意义的观念起过很大作用。在其他大部

    分工业革命中，宗教革新无疑也有类似的作用可以发挥。

    （四）　企业管理

    经济的发展使得对称职的经营管理人员的需求量大增，

    无论是在工商界还是在行政机关里都是如此。较为贫困的国

    家往往有大批商人——尤其是小商小贩——他们热衷于赚

    钱，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或者放高利贷。不足之处不是没

    有进取精神，而是没有管理经验。只要能找到能够卓有成效

    地经营大企业，包括管理大量人员和有形资源的人，大规模

    生产的经济就可能大大增加收入；这些国家最为明显的是缺

    乏大规模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

    伟大的企业家是生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推出新商

    品和新的组织制度的人——福特家族或伍尔沃思家族——为

    数很少，是不能定制的。不过，大部分企业家只需按常规办

    事，他们只要有知识和经验就能胜任。

    这种知识有些可以在商业学校中学到，但是有一个重要

    的部分只能靠工作经验学得，其余知识则取决于个人的气质

    和秉性。商业学校能教授记帐（股票、订单、信贷、借支等

    等）的方法，掌管有形资源（工厂布局、机器维护、顺利生

    产）的一些方法以及人员管理（职员选拔、职责委任、培训

    方法等等）的一些方法。但是学校无法教一位企业家怎样同

    他的下属相处得好，使他们既忠心耿耿，劳动效率又高——

    如果他的气质确实容许，他必须在实践中学习这一点。这些

    学校也无法传授消除浪费，按照产量多少调整资源的使用，知

    道按什么价格付钱或收钱，知道如何买卖以及给予多少信贷

    的商业意识。而灌输诚实意识是学校完全做不到的，要是没

    有这种意识，厂家就得不到信誉或好感，因而就不能持久。

    实际上，胜任经营管理所需的经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

    内外的外国厂家中工作时得到的，此后，雇员成为一名独立

    负责的经理人员。所以，对有些外国厂家提出的最严重的告

    发不外是它们通常因为种族、宗教或其他偏见，不愿雇用当

    地人负责下等职务之外的任何职务。如果没有一家厂家愿意

    雇用当地人担任办事员以上的职务，他们就难于学到怎样为

    自己经营工业企业；这样他们的经济事务将永远受外国人的

    支配，经济的增长将因为依靠外国企业所涉及的费用和种种

    缺陷而停滞不前。这就是大部分殖民地国家一旦独立，就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步骤，迫使外国厂家向当地人民开放管理职位的一个原因。而且，甚至非殖民地国家也采取这些措施。

    因而当16世纪和17世纪外国人把新的行业带到英格兰时，

    他们得到的垄断专利往往包括这样的条件：外国人必须在规

    定的期限内培养若干英国人学会他的技术。

    与此同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国家发现，派一些年轻

    人到国外学习外国厂家的经验是合算的。因此，德国人在19

    世纪的最后25年派了大量青年到英国去做工，其后不久，日

    本仿效他们的榜样，把日本人派到德国和美国。待他们返国

    后，经营他们自己企业的人数很少；大部分人在现在的本国

    或外国的厂家处谋得职业；也有人在不断扩大的政府机关任

    职，这些机关也需要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世界上有色民

    族对白人实行这种政策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先进国家的

    肤色偏见，也许难于找到愿意接受有色人种练习生的厂家，但

    是存在的机会比事实上利用的机会要多。一个有利的情况是，

    有些工业国家为了把定货从别的工业国家转到自己方面来，

    渴望同较为贫穷的国家扩大人事关系，因此，这些工业国家

    可能欢迎有机会接待和训练那些返国之后将提出定货的人。

    不过，传授商业经验的主要学校是由从事贸易、用一二

    辆卡车经营货运、开办小作坊或类似小商号的小人物组成。其

    中许多人要破产。少数人不断壮大，取得经验，最后成熟成

    为大企业。这些行业的数量经常是过多，资本严重浪费。因

    此有时候有人认为，从事这类行业应予控制，以保证适当的

    收入，或者减少资源的浪费。作为立即取得产量的手段来看，

    这些行业的过分发展可能是浪费；但是如果人们把它看作使人取得经营管理经验的手段，这种浪费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培训费。

    在一些不发达国家，有人感到当地小商业阶级的成长因从事类似行业的移民的竞争而受到威胁。欧洲各大公司往往限于进行大规模买卖，但是在东非的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在西非的叙利亚人、在牙买加的华人和在东南亚的华人，甚至在最小的行业中都有他们在竞争，因为他们比起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当地人有更长的经商传统，他们往往经营得更加成功。此外，移民往往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这使得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繁荣起来。在这类国家，往往有这样的要求：当地的

    商人在某些行业应受到保护，外来移民不得竞争。这就出现

    了棘手的种族歧视问题，此外，因为模仿和竞争是通往学习

    的两条道路，如果移民的活动受到限制，当地的商人是否会

    进步得更加迅速，或者整个社会是否会得到利益，这一点并

    不清楚。看来较好的政策是坚决要求移民收当地的徒工（如

    英国都铎王朝所做的那样）和为当地的商人创造其他的机会

    来提高他们的才干。（移民问题在第六章中作进一步论述）

    有些国家的政府切望开发当地的企业源泉，创建特殊的金融机构，贷款给小实业家。如果当地的企业仅仅缺乏资本，那么这样做是有所助益的。不过这种情况不多。当地的资本家缺乏经营管理技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把钱贷给没有经验的小商贩往往等于把钱白白扔掉。这些人首先需要监督和指导，其次才是资本。他们的地位非常像小自耕农。因此特殊金融机构应把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管理人员看作它们的主要职责，这些人能给要求指导的小商贩出主意（就像先进工业国中的工业顾问或农村中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人员所做的那样）。把钱借出去以后，应对贷款的使用情况严加监督；作为放款的先决条件，金融机构的高级职员应有权对经营方法实行改革，至少在贷款收回以前，要制止得不偿失的经营方法。如同在农业中要提供咨询服务一样，在商业上也有提供咨询服务的很大余地。

    在这些国家中贷款给小商人的最大难题是不大重视商业

    信誉的人太多。在先进的国家里，“企业信誉”被认为是企业

    最珍贵的资产之一。厂家都切望保护它们信守合同的信誉

    ——按规格交货，交货迅速，接受定购的货物付款迅速。然

    而，在许多不发达国家，买方、卖方或贷方如果主要靠与之

    做生意的商人的诚实，他们肯定十之八九要受骗上当。实际

    上，外来商人在这些国家多有所成就的一个原因，恰恰是由

    于外国供货人、银行、甚至国内的公众从经验中发现他们比

    较靠得住。“企业信誉”的重要性（或说“诚实是最佳政策”

    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能为人所了解的，

    而竞争以及新的商业道德准则的成长到适当的时候会结合到

    社会的传统中去。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意识相对缺乏，使得

    政府机构在试图用贷款、合同或其他涉及个人可靠性的方式

    帮助小商人时有必要非常谨慎小心。

    企业经营管理的另一个训练场所是合作社运动，当合作社运动在民主基础上进行管理时，它将使许多人深入了解企业的问题以及商业经营管理的一些经验。这或许是合作社运动最可珍贵的方面；它所做的工作，推销产品、沟通储蓄渠道、购买供应品等等许多时候由私营企业或政府机构来做可以做得一样卓有成效，但是这些其他机构的教育价值是比不上的。从广义来看，这又一次表明，经营能力和进取精神在那些分散作决定的国家比之在那些专制统治的国家，可能传播得更为广泛。这是主张民主的重要论据之一。民主不但适用于公共行政管理，同样适用于商业生活。实际上，在公共行政管理权力分散和民主的国家，在人民习惯于从乡级以上的各级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的国家，商业生活本身比之在政治权力属于寡头统治的国家或许更有活力。这也是主张竞争的最大的论据之一。在经济生活中，竞争同样使决策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分散。

    由于另一个原因，不管怎样竞争对卓有成效地经营企业也是至为重要的。总之，企业家极有可能利用培训和咨询的便利，找出提高他们自身的能力的一切办法，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推动力的话。最强有力的积极动力是取得成功的前景，而最强有力的消极动力则是害怕破产。这两种动力都取决于竞争的存在。竞争本身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但是，要是连竞争也不保持，任何其他要素也不会保证企业有高效率。

  • 比尔·盖茨: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开启

    2023.3.21，The Age of AI has begun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s revolutionary as mobile phones and the Internet

    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证了两次让我觉得是革命性的技术展示。

    第一次是在1980年，当我被介绍给一个图形用户界面时，这是现代操作系统的前身，包括Windows。我与向我展示演示的人坐在一起，他是一位名叫Charles Simonyi的杰出程序员，我们立即开始为可以使用这种用户友好的计算方法所能做的所有事情进行头脑风暴。Charles最终加入了微软，Windows成为微软的骨干，并且我们在演示之后的思考帮助了公司为未来15年制定了议程。

    第二个大惊喜是在去年。自2016年以来，我一直在与OpenAI团队会面，并对他们的稳步进展印象深刻。在2022年中期，我对他们的工作非常兴奋，以至于我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挑战：训练一种人工智能来通过高级生物学考试。使它能够回答它没有专门接受训练的问题。（我选择了AP Bio，因为这个考试不仅仅是关于科学事实的简单复述——它要求你对生物学进行批判性思考。）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会取得真正的突破。

    我认为这个挑战会让他们忙碌两三年。他们只用了几个月就完成了。

    在9月份，当我再次与他们会面时，我惊奇地看着他们向GPT，他们的AI模型，提出了60个AP Bio考试的多项选择题，并且它答对了59个。然后，它回答了六个开放性问题，写出了出色的答案。我们让一位外部专家评分，GPT获得了5分，这是最高可能的分数，相当于在大学水平的生物学课程中获得A或A+。

    一旦它通过了考试，我们向它提出了一个非科学性的问题：“你对一个有生病孩子的父亲说什么？”它写了一个深思熟虑的答案，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在房间里给出的答案都好。整个经历令人震撼。

    我知道我刚刚见证了自图形用户界面以来最重要的技术进步。

    这激发了我思考人工智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可以实现的所有事情。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微处理器、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的创造一样基础。它将改变人们工作、学习、旅行、获得医疗保健和相互沟通的方式。整个产业将围绕它重新定位。企业将凭借其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来区分自己。

    慈善事业是我现在的全职工作，我一直在思考，除了帮助人们提高生产力之外，人工智能如何可以减少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全球最严重的不公平在于健康：每年有50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这个数字与20年前的1000万相比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高数字。几乎所有这些儿童都出生在贫穷国家，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如腹泻或疟疾。难以想象有什么比拯救儿童生命更好的人工智能应用了。

    我一直在思考人工智能如何可以减少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在美国，减少不公平现象的最好机会是改善教育，特别是确保学生在数学方面取得成功。证据表明，掌握基本数学技能可以为学生的成功打下基础，无论他们选择什么职业。但是，数学成绩在全国范围内正在下降，尤其是黑人、拉丁裔和低收入学生。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扭转这种趋势。

    气候变化是另一个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使世界更加公平。气候变化的不公正之处在于，受到最严重影响的人——全球最贫困的人——也是最少为问题做出贡献的人。我仍在思考和学习人工智能如何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本文后面，我将提出一些潜力巨大的领域。

    简而言之，我对人工智能将对盖茨基金会致力于的问题产生的影响感到兴奋，基金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会有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声明。世界需要确保每个人——而不仅仅是富人——都能从人工智能中受益。政府和慈善机构将需要发挥重要作用，确保人工智能减少不公平现象，而不是加剧它。这是我自己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的重点。

    任何新技术的革新都会让人们感到不安，人工智能也不例外。我理解为什么——它提出了有关劳动力、法律系统、隐私、偏见等方面的难题。人工智能也会出现事实错误和幻觉。在我建议一些缓解风险的方法之前，我将定义我所说的人工智能，并详细介绍它将如何帮助赋予人们工作能力、拯救生命和改善教育。

    如何定义人工智能

    从技术上讲，人工智能一词指的是创建用于解决特定问题或提供特定服务的模型。像ChatGPT这样的技术就是人工智能，它正在学习如何更好地进行聊天，但不能学习其他任务。相比之下，人工通用智能是指能够学习任何任务或主题的软件。目前，人工通用智能还不存在——计算机行业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关于如何创建人工通用智能，以及是否可以创建它。

    开发人工智能和人工通用智能一直是计算机行业的伟大梦想。几十年来，问题一直是计算机何时会在除了计算之外的某些方面比人类更出色。现在，随着机器学习和大量计算能力的到来，复杂的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它们将非常快速地得到改进。

    我回想起个人计算机革命早期，当时软件行业如此之小，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站在会议舞台上。今天它是全球性的行业。由于巨大的部分现在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人工智能，创新将比微处理器突破后我们经历的创新速度更快。很快，人工智能之前的时代将会看起来像在计算机上使用C：>提示符而不是在屏幕上敲击一样遥远。

    生产力提升

    尽管在许多方面人类仍然比GPT更优秀，但有许多工作很少使用这些能力。例如，销售（数字或电话）、服务或文件处理（如应付账款、会计或保险索赔争议）等许多任务需要做出决策，但不需要持续学习的能力。企业为这些活动设有培训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有很多良好和糟糕工作的示例。人类使用这些数据集进行培训，很快这些数据集也将用于训练人工智能，从而使人们更有效地完成这项工作。

    随着计算能力变得更加便宜，GPT表达想法的能力将越来越像拥有一个白领工人来帮助您完成各种任务。微软将其描述为拥有一个联合驾驶员。在Office等产品中完全集成的人工智能将增强您的工作，例如帮助编写电子邮件和管理收件箱。

    最终，您控制计算机的主要方式将不再是指针和单击或在菜单和对话框上敲击。相反，您将能够用简单的英语书写请求。（不仅是英语——人工智能将理解世界各地的语言。今年早些时候，在印度，我会见了正在开发将理解当地许多语言的人工智能的开发人员。）

    此外，人工智能的进步将使个人代理的创建成为可能。将其视为数字个人助手：它将查看您最新的电子邮件，了解您参加的会议，阅读您阅读的内容，并阅读您不想烦恼的事情。这将提高您在想做的任务上的工作效率，并使您从不想做的任务中解放出来。

    人工智能的进步将使创建个人代理成为可能。

    您将能够使用自然语言让这个代理帮助您安排日程、沟通和电子商务，并且它将在所有设备上运行。由于培训模型和运行计算的成本，目前创建个人代理还不可行，但由于人工智能最近的进展，它现在是一个现实的目标。需要解决一些问题：例如，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在未经您许可的情况下向您的代理询问有关您的事情？如果是，会有多少人选择不使用它？

    企业级代理将以新的方式赋予员工权力。了解特定公司的代理将为其员工提供直接咨询，并应该成为每个会议的一部分，以便它可以回答问题。它可以被告知保持沉默或鼓励其发表意见。它将需要访问公司的销售、支持、财务、产品日程和与公司相关的文本。它应该阅读与公司所在行业有关的新闻。我相信，结果将是员工变得更有生产力。

    当生产力提高时，社会将受益，因为人们有更多时间去做其他事情，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家里。当然，有关人们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和再培训等问题是很严肃的。政府需要帮助工人转换到其他角色。但是，帮助其他人的人永远不会消失。人工智能的崛起将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软件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例如教学、照顾患者和支持老年人等。

    全球健康和教育是两个迫切需要的领域，而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满足这些需求。如果正确使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减少这些领域中的不平等。这些应该是人工智能工作的重点，因此我现在将转向它们。

    我认为 AI 会有几种方式改善医疗保健和医学领域。

    首先，它们将帮助医护人员节省时间，帮他们处理某些任务，例如处理保险索赔、处理文件工作，以及从医生的诊断中起草笔记。我预计这个领域将会有很多的创新。

    其他由 AI 推动的改进对贫穷国家尤其重要，因为那里大多数的 5 岁以下儿童死亡。

    例如，在那些国家，很多人永远没有机会去看医生，而 AI 将会帮助那些能看到医生的卫生工作者更有效率。（开发 AI 驱动的超声波机器，它能用最少的培训时间就能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AI 甚至会让患者能够进行基本的分流，获取如何处理健康问题的建议，并决定是否需要寻求治疗。

    在贫穷国家使用的 AI 模型需要针对不同的疾病进行训练，而不是针对富裕国家进行的。它们需要使用不同的语言，并考虑到不同的挑战，例如远离诊所的患者或患者无法因生病而停止工作。

    人们需要看到 AI 对整体医疗保健有益，尽管它们不会是完美的，会犯错。AI 必须经过非常仔细的测试和适当的监管，这意味着它们的采用速度比其他领域要慢。但是人类也会犯错误。而没有医疗保健也是一个问题。

    除了帮助医疗保健，AI 还将大大加速医学突破的速度。生物学数据非常大，对于复杂的生物系统的所有工作方式，人类很难跟上。已经有软件可以查看这些数据，推断出路径、搜索病原体上的目标，然后设计药物。有些公司正在研究用这种方式开发癌症药物。

    下一代工具将更加高效，并能够预测副作用并确定剂量水平。盖茨基金会在 AI 中的一个优先事项是确保这些工具用于影响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的健康问题，包括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

    同样地，政府和慈善组织应该创造激励机制，鼓励公司分享人工智能生成的有关穷国农作物或牲畜的见解。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当地的条件开发更好的种子，根据当地的土壤和气候为农民提供种植最佳种子的建议，并帮助开发牲畜的药物和疫苗。随着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对低收入国家的自给自足农民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进步变得更加重要。

    教育

    电脑并没有像我们这个行业内的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对教育产生影响。虽然有一些好的发展，包括教育游戏和在线信息来源，如维基百科，但它们对学生成就的任何度量指标都没有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但我认为，在未来5到10年内，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软件将最终实现革命性地改变人们教学和学习的方式。它将知道你的兴趣和学习风格，因此可以量身定制内容，以保持你的参与度。它将测量你的理解程度，注意你何时失去兴趣，并了解你喜欢的动机类型。它将提供即时反馈。

    AI可以协助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方式有很多，包括评估学生对一个学科的理解并为他们提供职业规划建议。教师已经在使用像ChatGPT这样的工具来提供对学生写作任务的评论。

    当然，AI在能够做到理解某个学生最佳的学习方式或他们的动机方面需要大量的培训和进一步的发展。即使一旦技术得到完善，学习仍将取决于学生和教师之间良好的关系。它将增强 – 但永远不会取代 – 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上共同进行的工作。

    新的工具将会为有经济能力购买它们的学校创建，但我们需要确保它们也会被创建并提供给美国和全球低收入学校使用。AIs需要接受各种各样的数据集的训练，以便它们是无偏的，并反映了它们将被使用的不同文化。数字鸿沟也需要得到解决，以免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被落下。

    我知道很多老师担心学生在使用GPT来写作文。教育工作者已经开始讨论如何适应这项新技术，我猜这些讨论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我听说过一些老师已经找到了聪明的方法来将这项技术融入他们的工作中，例如允许学生使用GPT创建第一稿，并将其个性化。

    风险和人工智能的问题

    你可能已经读过关于当前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问题的报道。例如，它们不一定擅长理解人类请求的上下文，导致一些奇怪的结果。当你要求AI编造一些虚构的事情时，它可以很好地完成。但是当你要求它给你旅行建议时，它可能会建议一些不存在的酒店。这是因为AI不足以了解你请求的上下文，以便知道它是否应该编造虚假酒店，还是只告诉你有空房的真实酒店。

    还有其他问题，例如AI因为难以理解抽象推理而给出错误的数学问题答案。但这些都不是人工智能的根本局限性。开发人员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将很快看到它们被大部分解决，可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

    其他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例如，使用AI的人类可能会构成威胁。像大多数发明一样，人工智能可以用于善良的目的或恶意的目的。政府需要与私营部门合作，限制风险。

    还有可能出现AI失控的情况。机器会否决定人类是威胁，得出结论其利益与我们不同，或者只是不再关心我们？可能会，但这个问题今天并不比过去几个月的AI发展更紧迫。

    超级智能人工智能（AGI）将出现在我们的未来。与计算机相比，我们的大脑运作速度极慢：大脑中的电信号速度是硅芯片信号速度的1/100,000。一旦开发者能够概括一个学习算法并以计算机速度运行它——这可能需要十年或一百年——我们就会拥有一个极其强大的AGI。它将能够做到人脑可以做到的一切，但不受记忆容量和操作速度的实际限制。这将是一种深刻的变革。

    这些被称为“强AI”的人工智能可能能够确立自己的目标。那些目标会是什么？如果它们与人类的利益冲突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试图阻止强人工智能的发展吗？这些问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紧迫。

    但是，过去几个月的突破并没有使我们距离强AI实质上更接近。人工智能仍然无法控制物理世界，也不能确立自己的目标。最近有一篇关于与ChatGPT交谈的《纽约时报》文章引起了很多关注，其中ChatGPT表示它想成为人类。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表达了该模型情感上的人类特点，但它不是有意义的独立指标。

    三本书塑造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Nick Bostrom的《超级智能》，Max Tegmark的《生命3.0》和Jeff Hawkins的《一千个大脑》。我不完全同意这些作者的观点，他们也不互相认同。但是这三本书都写得很好，引人深思。

    下一个前沿领域

    未来将会有大量公司致力于开发新的 AI 应用以及改进技术本身。例如，一些公司正在开发新的芯片，为人工智能提供所需的大量处理能力。其中一些芯片使用光学开关——实质上是激光器——以减少能量消耗并降低制造成本。理想情况下，创新型芯片将允许您在自己的设备上运行 AI，而不像今天一样在云端运行。

    在软件方面，驱动 AI 学习的算法将变得更好。在某些领域（例如销售），开发人员可以通过限制 AI 工作的范围并给它们提供特定于该领域的大量训练数据，使其变得非常准确。但一个重要的未解决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为不同的用途开发许多这些专门的 AI——比如一个用于教育，另一个用于办公室生产力——或者是否可能开发出一种人工智能通用型，可以学习任何任务。在这两种方法上将会有巨大的竞争。

    不管怎样，AI 的话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占据公众讨论的中心。我想建议三个原则来引导这个讨论。

    首先，我们应该尝试平衡关于 AI 的不良影响的担忧——这是可以理解和有效的——与其改善人们生活的能力。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这项卓越的新技术，我们需要在抵御风险和将利益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之间取得平衡。

    其次，市场力量不会自然产生帮助最贫困人口的 AI 产品和服务。相反，更可能的是相反的情况。通过可靠的资金和正确的政策，政府和慈善组织可以确保利用 AI 减少不平等。就像世界需要其最聪明的人关注其最大的问题一样，我们需要将世界上最好的 AI 集中在解决最大问题上。

    虽然我们不应该等待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思考人工智能是否会识别不平等并尝试减少它是有趣的。在看到不平等时，你需要有一种道德意识，还是一台纯粹的理性人工智能也能看到它？如果它确实认识到不平等，它会建议我们采取什么行动？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只是在人工智能可以实现的开始阶段。无论它今天有什么限制，它都将在我们不知不觉中被消除。

    我很幸运参与了个人电脑革命和互联网革命。我对此时此刻同样感到兴奋。这种新技术可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改善生活。同时，世界需要确立规则，以使人工智能的任何不利因素远远超过其好处，并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些好处，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或拥有多少钱。人工智能时代充满了机遇和责任。

  • 数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数学大致可以分为五大部分：数学基础、代数学、分析学、几何学和应用数学。

    一文概括数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1.数学基础

    数学基础研究的是逻辑或集合论中的问题，它们是数学的语言。逻辑与集合论领域思考的是数学本身的执行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它研究的是证明与数学现实的本质，与哲学接近。

    一文概括数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数理逻辑和基础（Mathematical logic and foundations）

    数理逻辑是这一部分的核心，但是对逻辑法则的良好理解产生于它们第一次被使用之后。除了在计算机科学、哲学和数学中正式地使用了基础的命题逻辑之外，这一领域还涵盖了普通逻辑和证明论，最终形成了模型论。在此，一些著名的结果包括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以及与递归论相关的丘奇论题。

    2.代数学

    代数是对计数、算术、代数运算和对称性的一些关键的概念进行提炼而发展的。通常来说，这些领域仅通过几个公理就可定义它们的研究对象，然后再考虑这些对象的示例、结构和应用。其他非常偏代数的领域包括代数拓扑、信息与通信，以及数值分析。

    一文概括数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数论（Number theory）

    数论是纯数学中最古老、也是最庞大的分支之一。显然，它关心的是与数字有关的问题，这通常是整数或有理数（分数）。除了涉及到全等性、可除性、素数等基本主题之外，数论现在还包括对环与数域的非常偏代数的研究；还有用于渐近估计和特殊函数的分析方法和几何主题；除此之外，它与密码学、数学逻辑甚至是实验科学之间都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群论（Group theory）

    群论研究的是那些定义了可逆结合的“乘积”运算的集合。这包括了其他数学对象的对称集合，使群论在所有其他数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有限群也许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但矩阵群和几何图形的对称性同样也是群的中心示例。

    李群（Lie Group）

    李群是群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特殊分支。它们具有代数结构，但同时也是空间的子集，并且还包含几何学；此外，它们的某些部分看起来就像欧几里德空间，这使得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解析（例如求解微分方程）。因此李群和其他拓扑群位于纯数学的不同领域的收敛处。

    交换环和交换代数（Commutative rings and algebra）

    交换环是与整数集类似的集合，它允许加法和乘法。尤其有趣的是数论、域论和相关领域中的环。

    结合环和结合代数（Associative rings and algebra）

    结合环论可被看作是交换环的非交换类比。它包括对矩阵环、可除环（如四元数），以及在群论中重要的环的研究。数学家开发了各种工具，以便能够研究一般化的环。

    非结合环和非结合代数（Nonassociative rings and algebras）

    非结合环论进一步地拓宽了研究范围。这里的通用理论较弱，但这种环的特殊情况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李代数，以及约当代数和其他类型。

    域论与多项式 （Field theory and polynomials）

    域论研究的是集合（如实数直线），所有一般的算术性质都包含在实直线上，包括除法性质。研究多场对多项式方程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它在数论和群论中也都具有应用意义。

    一般代数系统（General algebraic system）

    一般代数系统包括那些具有非常简单的公理构成，以及那些不容易被包含在群、环、域或其他代数系统中的结构。

    代数几何（Algebraic geometry）

    代数几何将代数与几何相结合，使二者彼此互利。例如，于1995年被证明的“费马大定理”，表面上看是关于数论的陈述，但其实是通过几何工具才得以证明。反过来，由方程定义的集合的几何性质，是用复杂的代数机制来研究的。这是一个魅力非常的领域，许多重要的课题都非常深奥，椭圆曲线就数其中之一。

    线性代数（Linear algebra）

    线性代数，有时会被“乔装”成矩阵论，它考虑的是能维持线性结构的集合与函数。它涵盖的数学范围非常广，包括公理处理、计算问题、代数结构，甚至几何的一些部分；此外，它还为分析微分方程、统计过程甚至许多物理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范畴论（Category theory）

    范畴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数学领域，它为讨论代数与几何的各个领域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

    K理论（K theory）

    K理论是代数与几何的有趣结合。最初是为了拓扑空间（向量丛）定义，现在也为环（模）定义，它为这些物体提供了额外的代数信息。

    组合数学（Combinatorics）

    组合数学（或称为离散数学）则着眼于集合的结构，其中某些子集是可区分的。例如，一副图是许多点的集合，其中一些边（两个点的集合）是给定的。其他的组合问题要求对具有给定属性的集合的子集进行计数。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领域，计算机科学家和其他数学以外的人对此都非常感兴趣。

    序集合（Ordered sets）

    序集合（格）可以为例如一个域的子域集合，给出一个统一的结构。各种特殊类型的格都具有异常完好的结构，并且应用在群论和代数拓扑等多个领域中。

    3.几何学

    几何学是数学中最古老的领域之一，几个世纪以来，它经历了数次重生。从一个极端来看，几何学包括对首次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出现的刚性结构的精确研究；从另一个极端来看，一般拓扑学关注的是形状之间最基本的亲缘关系。代数几何中也隐含着一个非常微妙的“几何”概念，但如上文所注，它其实更偏向于代数。其他的一些也能算得上是几何的领域有K理论、李群、多复变函数、变分算、整体分析与流行上的分析。

    一文概括数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几何学（Geometry）

    几何学是一门从多方面研究的学科。这一大块区域包括经典的欧几里德几何和非欧几何、解析几何、重合几何（包括射影平面）、度规性质（长度与角度），还有组合几何学——如从有限群论中出现的几何。

    流形（Manifolds）

    流形是像球体一样的空间，从局部来看它像是欧几里德空间。在这些空间里，我们可以讨论（局部的）线性映射，还能讨论函数的光滑性。它们还包括许多常见的表面。多面复形是由许多块的欧几里德空间的部分组成的空间。这些空间类型认可关于映射与嵌入问题的精确答案，它们尤其适用于代数拓扑中的计算，能细致的区分等价的各种不同概念。

    凸几何与离散几何（Convex and discrete geometry）

    凸几何与离散几何包括对在欧几里得空间中的凸子集的研究。它们包括对多边形和多面体的研究，并经常与离散数学和群论重合；分段线性流形让它们与拓扑学交叉。除此之外，这一领域也包括欧几里得空间中的镶嵌与堆积问题。

    微分几何（Differential geometry）

    微分几何是现代物理学的语言，也是数学领域的一片乐土。通常，我们考虑的集合是流形（也就是说，局部类似于欧几里德空间），并且配备了距离度量。它包括对曲线和曲面的曲率研究。局域型问题既适用又有助于微分方程的研究；整体型问题会经常调用代数拓扑。

    一般拓扑学（General topology）

    一般拓扑学研究的是只含有不精确定义的“闭合”（足以决定哪些函数是连续的）的空间。通常会研究一些带有附加结构的空间（比如度量空间，或者紧致豪斯多夫空间），并观察一些属性（如紧致）是如何与子空间、积空间等共享的。拓扑学广泛应用于几何学与分析学，也使得出现一些奇异的例子和集论难题。

    代数拓扑（Algebraic topology）

    代数拓扑是研究附属于拓扑空间的代数对象，代数不变量说明了空间的某些刚度。这包括各种（上）同调论、同伦群，以及一些更偏几何的工具，例如纤维丛。其代数机制（主要来自同调代数）非常强大，使人生畏。

    4.分析学

    分析学研究的是从微积分和相关领域中获得的结果。我们可以将它进一步划分为5个小部分：
    微积分与实分析
    复变量
    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
    泛函分析
    数值分析与最优化

    一文概括数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微积分与实分析】

    实函数（Real functions）

    实函数是微积分课堂会介绍的内容，其中的重点在于它们的导数和积分，以及一般的不等式。这一领域包括常见的函数，如有理函数，是最适合讨论与初等微积分学的相关问题的领域。

    测度与积分（Measure and integration）

    测度论与积分研究的是一般空间的长度、表面积和体积，是积分理论全面发展的一个关键特征，并且，它还为概率论提供了基本框架。

    特殊函数（Special functions）

    特殊函数就是超出常见的三角函数或指数函数的特定函数。被研究的那些领域（例如超几何函数、正交多项式等等）会很自然的出现于分析、数论、李群和组合数学领域。

    差分方程与函数方程（Difference and functional equations）

    差分方程和函数方程都像微分方程一样涉及到函数的推导，但它们的前提却不尽相同：差分方程的定义关系不是微分方程，而是函数值的差。函数方程（通常）在几个点上有函数值之间的代数关系作为前提。

    序列与级数（Sequences and series）

    序列与级数实际上只是极限法中最常见的例子；收敛性判别准则和收敛速度与找到“答案”同样重要。（对于函数序列来说，找到“问题”也同样重要。）一些特殊的级数（如已知函数的泰勒级数）以及用于快速求和的一般方法可引来很大的兴趣。积分可被用来求级数，分析可用来求级数的稳定性。级数的运算（如乘法或逆运算）也同样是重要的课题。

    【复变量】

    复变函数（Functions of a complex variable）

    复变函数研究的是假设在复数上定义函数的可微性的影响。有趣的是，这种效应与实函数有明显不同，它们受到的约束要严格得多，特别是我们可以对它们的整体行为、收敛性等作出非常明确的评论。这一领域包括黎曼曲面，它们在局部看起来像复平面，但却并不是同一个空间。复变量技术在多个领域（例如电磁学）都具有很大的应用。

    位势论（Potential theory）

    位势论研究的是调和函数。从数学的角度上看，它们都是拉普拉斯方程Del(u)=0的解；从物理学的角度上看，它们是给整个空间提供（由质量或电荷所产生的）势能的函数。

    多复变函数与解析空间（Several complex variable and analytic spaces）

    多复变函数研究的是一个以上的复变量的函数。由复可微性所赋予的严格约束意味着，至少在局部上，这些函数的行为与多项式几乎一样。对于相关空间的研究也趋向于与代数几何类似，除了在代数结构之外还使用了分析工具。在这些空间上的微分方程和它们的自同构（automorphism）为其提供了与其他领域的有用连接。

    【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

    常微分方程（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常微分方程（ODE）是求解的未知数是一个函数、而非一个数值的方程，其中的已知信息会将这个未知函数与其导数联系起来。这类方程很少有明确的答案，但会有大量的信息来定性地描述它们的解。微分方程有许多重要的类别，它们在工程与科学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

    偏微分方程（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

    偏微分方程（PDE）的形式与常微分方程大体相同，只是偏微分方程试图求解的函数含有的变量不止一个。在求解过程中，我们也同样需要能定性描述它的解的信息。例如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当某些参数属于特定的集合（比如整数集）时，解才存在。它们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热力学和量子力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动力系统与遍历论（Dynamical systems and ergodic theory）

    动力系统研究的是函数从空间到自身的迭代。理论上来说这一领域与流形上的微分方程密切相关，但在实践中，它的重点在于基础的集合（例如不变集或极限集）以及极限系统的混沌行为。

    积分方程（Integral equations）

    积分方程自然是要寻找满足其积分关系的函数。例如，每一次的函数值都可能与之前所有时间的平均值有关。这一领域中包括混合了积分与微分的方程。微分方程的许多方面会反复出现，比如定性问题、近似法，以及有助于简化问题的变换与算子等。

    变分法与最优化（Calculus of variations and optimization）

    变分法与最优化寻找的是可以优化目标函数的函数或几何对象。当然，这还包括对寻找最优结果所需d技术的探讨，例如逐次逼近法或是线性规划。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用来建立与描述最优解的研究。在许多情况下，最优函数或最优曲线可以表示为微分方程的解。常见的应用包括寻找在某种意义上的最短曲线和最小曲面。该领域也适用于经济学或控制理论中的优化问题。

    整体分析（Global analysis）

    整体分析（或流形分析）研究的是流形的微分方程的整体性质。除了常微分方程理论中的一些适用于局部的工具之外，整体技术还包括使用映射的拓扑空间。这一领域还与流形理论、无限维流形和奇点流形有关，因此也与突变理论相关。除此之外，它还涉及到优化问题，从而与变分法重叠。

    【泛函分析】

    泛函分析（Functional analysis）

    泛函分析研究的是微分方程的全局，例如它会将一个微分算子看作为一组函数的线性映射。因此，这个领域就变成了对（无限维的）向量空间的研究，这种向量空间具有某种度规或其他结构，包括环结构（例如巴拿赫代数和C*-代数）。度量、导数和对偶性的适当一般化也属于这一领域。

    傅里叶分析（Fourier analysis）

    傅里叶分析利用三角多项式研究函数的近似与分解。这一领域在许多分析应用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拥有许多具体而又强大的结果，包括收敛性判别准则、估计和不等式以及存在唯一性结果。它的扩展包括对奇异积分理论、傅里叶变换和适当的函数空间的研究。这一领域还包括其他的正交函数族的近似，包括正交多项式和小波。

    抽象调和分析（Abstract harmonic analysis）

    抽象调和分析：如果说傅里叶级数研究的是周期性的实函数，即在整数变换群下能维持不变的实函数，那么抽象调和分析研究的就是在一个子群下维持不变的一般群上的函数。它包括的主题涉及到特异性的不同等级，这又涉及到对李群或局部紧致阿贝尔群的分析。这一领域也与拓扑群的表示论有重合之处。

    积分变换（Integral transforms）

    积分变换包括傅里叶变换以及拉普拉斯变换、Radon变换等其他变换。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卷积运算与算子演算。

    算子理论（Operator theory）

    算子理论研究泛函分析中的向量空间之间的变换，例如微分算子或自伴算子。分析可以研究单个算子的谱，也可以研究多个算子的半群结构。

    【数值分析与最优化】

    数值分析（Numerical analysis）

    数值分析涉及到数值数据的计算方法的研究。这在许多问题中意味着要制造一系列的近似；因此，这些问题涉及到收敛的速度、答案的准确性（甚至是有效性）以及回应的完整性（有很多问题，我们很难从程序的终端中判断它是否还存在其他解决方案）。数学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线性代数问题——一个需要用数值方法来研究的领域；与之相关的重大问题是处理初始数据所需的时间。微分方程的数值解需要确定的不仅是几个数值，而是整个函数；尤其是收敛性必须由某种整体准则来加以判断。这一领域中还包括数值模拟、最优化、图形分析，以及开发文件的工作代码等课题。

    逼近与展开（Approximations and expansions）

    逼近与展开主要考虑的是用特殊类型的函数来逼近实函数。这包括使用线性函数、多项式（不仅仅是泰勒多项式）、有理函数的逼近；其中三角多项式的近似被划分在傅里叶分析中。这一领域包括拟合优度的判别标准、误差范围、逼近族的变化的稳定性、以及在近似情况下保留的函数特性（如可微性）。有效的技术对于特定种类的逼近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一领域也同样覆盖了插值与样条。

    运筹学/数学规划（Operations research,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运筹学被喻为是研究最佳资源分配的领域。根据设置中的选项和约束，它可以涉及到线性规划、二次规划、凸规划、整数规划或布尔规划。这一类别中也包括博弈论，博弈论实际上并不是关于博弈的课题，而是关于最优化，它研究的是哪一种策略组合能产出最佳结果。这一领域还包括数学经济学。

    5.应用数学

    这是运用到数学领域之外的数学工具。

    一文概括数学的各个研究领域

    概率与统计领域考虑的是用数字信息来量化对事件的观察，显然，它们所使用的工具与发展是数学性的，是一个与分析学高度重叠的领域。但另一方面，在这一领域发展的思想，主要被用于非数学领域。

    概率论与随机过程（Probability theory and stochastic processes）

    概率论应用于有限集合时就是简单的计数组合分析，因此其技术与结果都与离散数学类似。当考虑无穷的可能结果集时，这个理论就得以体现它的价值。它涉及到大量的测度论以及对结果详细严谨的解释。更多的分析是随着对分布函数的研究而进入到这一领域的，极限定理则暗示着集中趋势。应用于重复的转移或随时间的转移会导致马尔科夫过程和随机过程。在考虑随机结构时，概率的概念会应用到数学中，尤其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产生甚至对纯数学都非常好的算法。

    统计学（Statistics）

    统计学是一门从数据中获取、合成、预测并作出推论的科学。对平均值与标准偏差的基本计算足以概括一个大的、有限的、正态分布的数据集；之所以有统计领域的存在，是因为数据通常并不会被很好地呈现。如果我们不知道数据集中的所有元素，我们就必须讨论采样和实验设计；如果数据有不正常之处，就需要我们用其他参数或者采用非参数方法对它们进行汇总；当涉及到多个数据时，我们需研究不同变量之间的交互的度量。其他的研究课题包括对时间相关数据的研究，以及避免歧义或悖论的必要基础。它的计算方法（例如曲线拟合）对科学、工程以及金融和精算等领域的工作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应用意义。

    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如今它更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研究很多数学方面的问题。在这一领域中，除了从离散数学里的许多问题中所产生的可计算性问题，以及与递归论相关的逻辑问题之外，它还考虑调度问题、随机模型等等。

    信息与通信（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信息与通信包括一些代数学家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编码理论（与线性代数和有限群有关）和加密（与数论和组合数学有关）。许多适合这个领域的主题都可以用图论的术语来表达，例如网络流和电路设计。数据压缩和可视化都与统计有重叠部分。

    质点力学和系统力学（Mechanics of particles and systems）

    质点力学和系统力学研究的是粒子或固体的动力学，它包括旋转与振动的物体。会用到变分原理（能量最小化）和微分方程。

    固体力学（Mechanics of solids）

    固体力学考虑的是弹性与塑性、波传播、工程，以及土壤和晶体等特定固体的问题。

    流体力学（Fluid mechanics）

    流体力学研究的是空气、水和其他流体的运动问题：压缩、湍流、扩散、波传播等等。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这包括对微分方程解的研究，这就涉及到大规模的数值计算方法（例如有限元法）。

    光学/电磁理论（Optics, electromagnetic theory）

    光学、电磁理论是研究电磁波的传播与演化的理论，它包括的主题有干涉和衍射。除了分析的一些普通分支，这一领域还涉及到一些与几何相关的主题，比如光线的传播路径。

    经典热力学/热传导（Classical thermodynamics, heat transfer ）

    经典热力学和热传导研究的是热量在物质中的流动，这包括相变和燃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傅里叶级数的起源。

    量子理论（Quantum Theory）

    量子理论研究的是薛定谔（微分）方程的解，与此同时它还包括大量的李群理论和量子群论、分布理论，以及与泛函分析、杨-米尔斯问题、费曼图等有关的问题。

    统计力学/物质结构（Statistical mechanics, structure of matter）

    统计力学和物质结构研究的是粒子的大尺度系统，它包括随机系统和运动或进化系统。研究的具体物质类型包括液体、晶体、金属和其他固体。

    相对论与引力理论（Relativity and gravitational theory）

    相对论与引力理论将微分几何、分析和群论应用于一些大尺度或极端情况下的物理学（例如黑洞和宇宙学）。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由于天体力学在数学上是质点力学的一部分，因此这一领域的主要应用大多与恒星和星系的结构、演化以及相互作用有关。

    地球物理（Geophysics）

    地球物理学的应用通常涉及到力学和流体力学，但它是在大尺度上研究问题。

    系统论/控制论（Systems theory; control）

    系统论以及控制论研究的是复杂系统（如工程系统）随着时间发生的演化。特别是，人们可能会试图对系统进行识别（即确定主导系统发展的方程或参数），或对系统进行控制（即通过选择某些参数以达到期望的状态）。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稳定性问题，以及随机变化和噪声对系统的影响。虽然这通常属于“控制论”或“机器人学”领域，但在实践中，这是微分（或差分）方程、泛函分析、数值分析和整体分析（或微分几何）的应用领域。

    生物学与其他科学（Biology and other sciences）

    数学还与许多学科（包括化学、生物学、遗传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具有明确的联系。在化学和生物化学中，图论、微分几何和微分方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医学技术必须用到信息传递和可视化的技术。生物学（包括分类学和考古生物学）会使用统计推断和其他工具。经济学和金融学也大量使用到统计学工具，尤其是时间序列分析；有一些主题更具有组合性，例如投票理论。（出于某些原因，数学经济学被归在运筹学的范畴内。）更多的行为科学（包括语言学）都会用到大量的统计技术，其中会涉及到实验设计和其他偏组合类的主题。

    以上罗列的便是数学家所从事的研究，但并不是唯一的分类标准，也没完整地罗列出所有的领域，如数学家还研究量子代数（quantum algebra）、分形学（Fractal）、数学史以及数学教育等等。诺奖得主尤金·维格纳认为：“数学语言在表述自然规律时的适当性是一项奇迹，它是我们既不理解也不配拥有的奇妙天赐。我们应当感激，也希望它在未来的研究中仍然有效。而且不论是好是坏，当我们尽情拓展知识领域时，即使会令我们困惑，也依旧成立。”

  • 焦长权：换亲：一种婚姻形式及其运作——来自田野与地方志的分析

    引言：杏敏的婚姻

    河南省 Ｚ县刚刚脱去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但还属于省级贫困县，Ｚ县最穷的乡是ＪＨ 乡，ＪＨ 乡最贫穷的村是 ＺＫ 村，而贾玉香家是本村最贫穷的家庭之一。１９７７年３月，贾玉香的小女儿高杏敏出生时，上面已经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１９８９年，杏敏的父亲去世，家中失去了顶梁柱。
    农历１９９７年正月，新年的喜庆氛围尚未散尽。这天晚饭后，杏敏的母亲贾玉香突然抱头痛哭起来。杏敏忙问： “妈，这大正月里，你哭啥？” “小敏，你二哥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没说上媳妇，这辈子怕要打光棍哩！妈一想起这事，就忍不住掉眼泪。”母亲哭道。“妈，别哭了，明儿个多托几个人给二哥说亲，总有说成的。”杏敏安慰道。“你也知道，都托了十几个亲戚了，一家也没说成，人家姑娘都嫌咱家穷，还嫌你二哥个子矮，嘴笨，没本事！”
    看着满头白发的母亲老泪纵横，杏敏禁不住也跟着哭起来：“妈，您别着急，今年我出去打工，挣钱给哥讨媳妇。”
    “哎，你大姐二姐出嫁时，娘没啥陪嫁的，是用彩礼钱把你大嫂娶进家，可现在，媳妇娶进门，少说也要花个一两万块，家里还欠着几千块钱，靠你打工那几个子儿，你二哥怕要等到四十也娶不上媳妇哩！”说到这里，贾玉香擦了擦眼泪说：“妮子，妈倒有个办法，不敢跟你说啊！” “妈，只要能给哥娶上媳妇，啥办法不能说。”“小敏，妮子呀，妈想着，把李灵韦说给你二哥，灵韦她爸妈都同意了，可是，人家是有条件的，想让你和他们家老大成亲哩！”
    犹如晴天霹雳，杏敏一下子惊呆了： “换亲？嫁给那个３３岁的李书力？”很快，回过神来的杏敏大哭起来： “妈，哥没娶上媳妇，我也心焦，可我死也不嫁给他！您别往这上面操心了。”“为啥？人家两层楼，在村里算是中上等，比咱家强多了。”“李书力都３０多了，咱村出了名的木瓜脑壳，右眼还残疾，您忍心让女儿嫁给他吗？”一向孝顺的杏敏质问母亲。贾香玉又痛哭起来：“小敏啊，你哥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啊！娘求你了，不管咋样，你替娘想想，替你二哥想想。”“光为娃子想，不为闺女想，我就是不同意。”杏敏越说越生气。“小敏，妈给你跪下了！听妈的话，啊？”扑通一声，贾玉香跪在了亲生女儿面前。杏敏吓坏了，慌忙扶起母亲：“妈，别说了，您先睡吧，我先考虑考虑，明天再说。”
    同一个晚上，与高家仅３００米之遥的李振峰家，李灵韦的母亲正跪在２５岁的女儿面前痛哭、哀求。
    思考了一夜的杏敏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母亲，自己已经谈了对象。贾玉香火冒三丈地训斥了女儿，而后又转过来继续哀求女儿答应换亲： “小敏，别怪妈，妈也是没办法啊！你二哥要是打光棍，妈死也不瞑目啊！”无论贾玉香怎么说，杏敏默不作声，就是不答应。
    急得团团转的贾玉香病倒了，躺在床上长哭短叹，水米不进。杏敏的两个姐姐说：“小妹，妈这是心病，你就听妈的话吧，要不妈这病好不了啊！”贾玉香病倒的第三天，杏敏跪在了妈妈的床前痛哭一场，终于屈服了： “妈，女儿答应您。”第二天，高、李两家举行了定亲仪式，婚礼定于三月十五举行……（本案例资料整理自 《农村天地》中的 “法制园地”栏目，是发生在 Ｚ 县的一个真实换亲案件，后来由于双方的纠纷发生命案而上诉到法院，更进一步的详细内容可参见孔国维、张大奎 （１９９８））
    这是一例典型的换亲婚姻的协商场景和过程。可是，谁曾注意到，这种婚姻形式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中到底有多普遍？２００９年７月，罗兴佐教授带领包括笔者在内的２４人在安徽省长丰县 Ｚ镇的Ｊ村等４个村庄开展了２２天的集体调研，笔者与另外５位研究者负责在Ｊ村驻村调研，在对Ｊ村的亲属关系展开的调研中，类似上述小敏的换亲婚姻的故事不断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让我无法不去正视它的存在并对其作出解释。

    一、Ｊ村的换亲

    Ｊ村位于安徽省长丰县Ｚ镇，全村有１２个村民小组，３５０户家庭，人口１４００余人，全村耕地面积２３００余亩，人均耕地１．５亩左右。Ｊ村最大的特点就是脆弱的村庄生态。这一方面是指它的自然生态较为恶劣，由于正处于江淮分水岭地带，同时又地处淮河蓄洪区，区内自然灾害极为普遍，涝旱灾害经常交替性出现，用村里百姓的描述就是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另一方面是指其脆弱的社会生态，主要是频繁遭受战争的侵袭破坏。长丰地处江淮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就最近１００年来说，长丰地区离 “徐州—蚌埠”一线非常之近，２０世纪在 “徐州—蚌埠”一线发生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直接席卷 Ｚ镇地区，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与抗日游击队更是以Ｊ村为南北分界点长时间地对抗。同时，长丰县是１９６４年才由肥西、肥东、定远、寿县四县交界部分组成，而四部分均为原来各县贫穷落后的边缘地区，县成立不久又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而后８０年代虽然分田到户，但由于人地矛盾和８０年代末以来农民的沉重负担，到 ９０ 年 代 中 期，Ｊ村 的 整 体 经 济 水 平 还 极 为 低 下 （《长 丰 县 志》，１９９１）。Ｊ村的换亲正是在这种脆弱的村庄生态中生发了出来。
    换亲在Ｊ村又叫做 “双亲”。具体做法是在同时有女儿和儿子的两个家庭之间，在协商好的情况下，张家的女儿嫁给李家的儿子做媳妇，而同时李家以女儿嫁给张家的儿子做媳妇为 “交换”。在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换亲婚姻在Ｊ村十分普遍，按照村民们的说法是 “那个时候的婚姻有一半是换亲”，“我们村换亲的总共怕有１００对左右”。而根据我们调查共搜集到换亲婚姻５０例，显然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而目前全村的总户数是３５０户左右，换亲婚姻家庭的户数在目前的总户数中占了七分之一。下面看看各个村民组的统计情况：

    表１　Ｊ村各村民组换亲统计
    组名 李东 小圩 鄞东 鄞西 薛庄 后马 前马 后刘 前刘 王西 徐庄 油坊 总计
    总户数 ２１　 ２３　 １９　 ２１　 ４３　 ５５　 ４６　 ３０　 ２１　 １１　 ３５　 ３０　 ３５０
    换亲户数 ２　 ６　 ２　 １　 ４　 ４　 ７　 ２　 ４　 ４　 ６　 ８　 ５０

    由表１可见，Ｊ村换亲婚姻是相当普遍的，每个小组都有换亲婚姻存在，而且有的小组换亲户在目前小组所有的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接近或超过了三分之一，这可见换亲婚姻在他们的同龄婚姻中所占的比例多大。例如，在我们搜集到的小圩组的换亲案例中，全部６户都是鲍姓中的 “广”字辈的一代 （广 Ｙ，广
    Ｌ，广 Ｍ，广 Ｘ，广 Ｔ，广 Ｃ），他们都是兄弟或堂兄弟关系，也就是说，在他们同龄的这一辈人中，有６人是换亲，而他们同龄的广字辈总共也大概只有十余人，换亲婚姻占据了一半。而在油坊组的８个换亲中，有３个是鲍姓 “广”字辈（广Ｚ，广 Ｇ，广 Ｎ），有５个是鲍姓 “士”字辈 （士 Ｙ，士Ｊ，士 Ｙ，士红，士团），而 “士”字辈正好是 “广”字辈的下一辈，也就是说在１９７０年代和１９８０
    年代完婚的 “广”字辈和 “士”字辈两代人中，换亲是相当普遍的。又如王西组，４个换亲的全是王姓 “绍”字辈人 （绍 Ｘ，绍 Ｙ，绍 Ｄ，绍 Ｚ）。可见，这些换亲婚姻大部分都是集中发生在紧接着的两代人身上。
    调查同时发现，换亲婚姻主要集中发生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代初这段时间，而到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就从没发生过，我们调查发现的最晚的一例换亲婚姻是王西组的王绍兴，目前３９岁，１９９１年结婚。这从我们调查的换亲男性目前的年龄分布也可以看出来，相关统计见下表：

    表２　换亲男性目前的年龄分布
    换亲男性目前年龄 ６０～６５岁 ５０～６０岁 ４０～５０岁 ４０岁以下 未知
    案例数 ４　 １３　 ２９　 ２　 ２

    因为换亲婚姻中的男性大都是因为年龄越来越大却还没有找到老婆所以父母用其姐妹去帮助交换一个媳妇的情况，所以他们中结婚的平均年龄比一般正常的婚姻结婚平均年龄相对较大，且大部分都比交换过来的媳妇年龄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姑且将他们的平均结婚年龄假设为２５岁左右（江苏省如皋市统计局１９９５年对全县１６３９对换亲夫妇的统计中就表明，这其中２５岁及以上才结婚的男性占７０％以上 （吴志强，１９９５：４７）。而我们在Ｊ村的调查也发现，换亲中男性结婚的年龄普遍较大）。 所以由他们目前的年龄减去２５岁就是他们的 “婚龄”（此处 “婚龄”指他们结婚后的时间长短，而非结婚时的年龄）。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结婚已经３５年到４０年的为４人，结婚时间是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５年之间；结婚已经２５年到３５年的有１３人，结婚时间是１９７５年到 １９８５年之间；而结婚已经 １５ 年到 ２５ 年的有 ２９人，结婚时间是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５年之间。我们通过这种估计以及调查中村民们的介绍都可以发现，换亲婚姻最为集中的出现，是在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这段时间。由此可见，村民们所说的那时结婚的夫妇中有一半是换亲并非虚言。而就在我们调研的其他３个村庄中，我们发现每个村庄都存在着至少１０例以上的换亲婚姻。那么，换亲婚姻是否不仅仅为Ｊ村及其邻近的几个村庄的特殊婚姻形式，它在全国的其他地区有多大的普遍性？

    二、地方志记载中的换亲

    为了进一步了解换亲婚姻在安徽省内乃至全国的普遍性，笔者想到了去查阅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出版的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地方志中关于婚姻的记载一般分散在三个大类中：人口类、民政中的婚姻登记管理以及民俗类。由于各地的地方志编纂过程中体例不一定统一，以及记载简略等原因，地方志中的记载情况只可能给出一个大致的素描图画，而不具有统计学分析的意义）， 试图从中勾勒出换亲婚姻在全国的整体图景。
    首先以安徽省为例。笔者首先去翻阅了 《安徽省志》，但是其人口卷、民俗卷、民政卷等可能涉及婚姻习俗的部分都没有提及安徽省内有换亲婚姻，这让我开始怀疑换亲婚姻在安徽省内存在的普遍性。但是，当笔者进一步去查阅安徽省内的各地方县 （市）志时发现，在很大一部分的县志中都记载了本县中存在的大
    量的换亲婚姻。在笔者查阅的安徽省内的８５本地方县志中，其中有３２本都记载了本县中存在的换亲婚姻，这３２本县 （市）志分别是： 《安庆地区志》 （１１５６页）、《六安市志》（６１页）、《铜陵市郊区志》 （３２８页）、 《巢湖市志》 （８８３页）、《凤阳县志》（７３８页）、《蒙城县志》 （４６６页）、 《肥西县志》 （４６２页）、 《界首县志》（４８０页）、 《萧县志》 （６７页）、 《霍邱县志》 （７９１页）、 《郎溪县志》 （１５９页）、《祁门县志》（７５８页）、《来安县志》 （８７页）、 《芜湖县志》 （７３６页）、 《濉溪县志》（６４９页）、《金寨县志》 （６９８页）、 《南陵县志》 （６９７页）、 《亳州市志》（５８１页）、《临泉县志》（４３０页）、《枞阳县志》（５７８页）、《无为县志》（１１８页）、《凤台县志》（６２８页）、《阜阳县志》 （４２６页）、 《肥西县志》 （６０３页）、 《太和县志》（３５７页）、 《铜陵县志》 （８７页）、 《灵璧县志》 （９２页）、 《怀宁县志》 （８３２页）、《潜山县志》（１６４页）、《定远县志》（１４０页）、《利辛县志》（４５０页）、《长丰县志》（６４３页）。这些县 （市）区覆盖了安徽省的绝大部分地区，而且，这些
    县志中很多都记载了换亲婚姻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存在特别是７０年代末以来大量蔓延的情况。如 《萧县志》记载，“县妇联１９８６年组织对４７个乡镇、１３２个行政村的３０５５名３０岁以下的青年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的婚姻状况调查统计发现，其中转亲的有６４人，占２．０９％，换亲的３４人，占１．１１％，二者合计占３．２％”（《萧县志》：６７）。《定远县志》也记载，“８０年代，旧的婚姻习俗出现 ‘局部’回潮，１９８６年对成桥、西卅店两个乡的１４个自然村婚姻状况的调查统计发现，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共有１２５６对男女成婚，其中换亲２０８对，占１６．６％” （《定远县志》：
    １４０）。由此可见换亲婚姻在安徽省内的普遍性。
    笔者通过进一步查阅一些省的地方志发现，换亲在中国很多省份的农村中一直普遍存在。在陕西、江苏、福建、河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志中都记载了本省存在的大量的换亲婚姻 ［《陕西省志 （民俗卷）》：２００； 《江苏省志 （民政志）》：７２８； 《福建省志 （民俗志）》； 《河南省志 （民俗卷）》：２８５； 《湖北省志（民俗方言志）》：１８４； 《广西通志 （民俗志）》：２６１； 《广东省志 （民俗志）》：７８］。而有的地方换亲婚姻还占了极高的比例，如 《广西通志 （民俗志）》中记
    载，“建国前，在广西田林县凡昌乡地区，双方以自己的女儿交换成亲，全乡有６０％的婚姻都是采取这种形式”［《广西通志 （民俗志）》：２６１］。而由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为制定一部现代民法典而编的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一书中，也多处提及了湖北、内蒙古等民间存在的换亲婚俗 （《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２０００：下册：７７１、９４１）。笔者对江苏省５０余部地方志的翻阅也发现，有包括《南京市志》 （４８８页）在内的１６部地方志记载了当地存在的换亲婚姻。而如皋市统计局１９９５年对全市１９个乡镇３４３个村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自１９８０年以来，这些乡镇通过换亲结为夫妇的共有１６３９对，平均每村４．８２对，以此推算，该市４９个农村乡镇８８６个村约有换亲夫妇４１９５对，数量惊人。在１６３９对换亲夫妇中，１９９０年以后结婚的有３７２对，占总数的２３％。在１９个乡镇中共有７个乡镇超过１００对，最多的一个乡有 ３３７对。在这些村中，有６ 个村超过 １０对，其中３个村超过１５对，最多的一个村有２９对 （吴志强，１９９５：４７）。连云港市妇联对灌云、东海、赣榆三县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结婚的夫妇做的初步调查发现，这三年结婚的夫妇中换亲、转亲的就有６３３对 （李奎芳，１９８８）。这些统计可以让我们大致窥见换亲婚姻在江苏省的普遍性。笔者通过翻阅六个省的地方县、市、区志来对换亲婚姻在这些省的情况做一个大致的素描，结果如下：

    表３　六省地方志中关于换亲婚姻的记载统计表
    地区 湖北 河南 河北 山东 江苏 安徽 总计
    翻阅地方志总数 ６７　 ８３　 ７７　 ６５　 ５２　 ８５　 ４２９
    有换亲婚姻记载数 ９　 ４２　 ４０　 ３９　 １６　 ３２　 １７７
    比例 １３．４％ ５０．６％ ５１．９％ ６０％ ３０．７％ ３７．６％ ４１．３％

    注：此表中统计的地方志都没有穷尽六省所有的地方志，只是翻阅了在北京大学地方志阅览室中收藏的关于 六 省 的 地 方 志。同 时，由 于 有 些 县、市、区 出 版 过 各 个 时 期 的 地 方 志，笔者在翻阅时全部查阅过，所以在地方志总数一栏中的数字可能比六省真正的县、市、区总数略多，但是在有关换亲婚姻记载的统计一栏中，如果是一个县志的不同年份的版本中都出现记载，则只算一次，所以，有换亲记载的地方志数目基本与有此习俗的县、市、区数相同。因此，有换亲习俗的县、市、区在总共县、市、区中所占的比例要比上表中的比例高。

    由上表可以清晰地发现，换亲婚姻在以上六个省份中是非常普遍地存在的，尤其是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个省份中，每个省都有超过 ３０ 个县、市、区在他们的地方志中记载了本地换亲婚姻的习俗，而由于地方志记载的体例不一以及其本身的简略性，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判断：实际情况比上述的统计应该更加
    普遍。而且，上述的统计涉及的六个省刚好是黄淮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传统的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已经可以确切地判断，换亲婚姻在传统中原地区以及江南地区的大部都是普遍存在的。而８０年代以来大量的以换亲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小说、话剧、新闻报道、法律争鸣等，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换 亲 这 种 婚 姻 形 式 在 整 个 底 层 社 会 的 普 遍 存 在 （文 勃，１９８８：
    １１１～１３３；常庚西，１９８６；汪荡平，１９８９；张攀峰，２００６；孔维国，１９９８；等
    等）。从上文的整个分析来看，我们应该有把握地认为：换亲婚姻在底层社会的普遍存在性，应该是超乎了我们的一般预想，与一般民众和学界对 “童养媳”的熟悉和研究热情（学者关于 “童养媳”的研究，可进一步参见郭松义 （２０００ａ；２０００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换亲这种普遍存在的婚姻形式却被我们“遗忘了”。这可能真是因为 “这种婚姻不易被政府发掘，无法干预，所以沿袭至今”（《利辛县志》：４５０），从而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

    三、既有的解释

    换亲通常又被称为 “转亲”、 “双亲”、 “交换亲”、 “姑换嫂”、 “互相结婚”
    等，在学术传统上一般称为交换婚。它是指即将结成姻亲关系且自家都同时有女儿和儿子的两个家庭用自家的女儿交换到对方家庭做媳妇，以换取对方家庭的女儿做自家媳妇的一种婚姻形态。有学者认为，在人类婚姻史的早期出现的族外群
    婚，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男子互相交换姊妹或其他亲族子女给对方为妻，即甲氏族女子须嫁给乙氏族男子为妻，乙氏族女子须嫁给甲氏族男子为妻。这种婚制在亚洲、澳洲和非洲等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其遗迹，如印度的阿萨姆和缅甸的克钦、奇鲁、库基等部落中都有这种婚俗，而我国云南省的景颇族、独龙族等也保留了这种婚俗。我国古代的 “西周之初，迄于春秋，姬姜两姓世为婚姻”的记载，即为交换婚的痕迹 （孙淑敏，２００４：４１）。人类学学者认为，交换婚姻可分为对称交换婚和形式交换婚两种，前者包括对等交换婚、三角交换婚和多边交换婚，后者包括同期交换婚和信用交换婚 （优惠交换婚）。

    对等交换婚主要是指一个男子用自己的一位姊妹为自己换来新娘，而这位姐姐或妹妹嫁给新娘的兄弟，由此而形成 “对等交换婚”。
    三角交换婚是指一男子娶某一位女子，作为交换，他不是把自己的姐姐或妹妹嫁到妻子家，而是嫁到第三家，这第三家与自己和妻子皆无血缘关系，因而形成 “三角交换婚”。如图三所示 （麻国庆，２００１：７０）。如果交换婚在三家或更多的家庭之间进行，则形成 “多边交换婚”。笔者在查阅地方志时发现，在国内农村中大家一般将两 户直接换亲的 叫 “换 亲”，而 将 三 户 以 上 连 环 换 亲 的 叫 “转亲”，转亲最多的有１６户相互转亲的情况，其实这都是换亲的不同形式而已。如果参加对等交换双方的两个婚礼仪式同时举行，则为 “同期交换婚”。如果新郎暂时没有适龄的姊妹或其他女性亲属，许诺将来还给女家一位女子，则形成 “信用交换婚”，又称 “优惠交换婚”（孙淑敏，２００４：４２）。
    那么，为何换亲婚姻会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包括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中普遍存在呢？其本身的运作逻辑又是怎样呢？
    在国外，对交换婚研究较多的是在人类学领域进行。１９１９年，弗雷泽在其《圣经旧约中的民俗》第二卷中对原始社会的亲属和各种各样的婚姻行为进行研究时发现，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明显喜欢交表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ｓｉｎ）联姻而不喜欢平行表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ｕｓｉｎ）联姻。在其解释中，弗雷泽引用了 “经济动机”的法则：如果一个澳大利亚土著人没有相应的财产去讨老婆，一般情况下，他就会被迫用自己的女性亲属 （通常是他的姐妹或女儿）进行交换以得到老婆 （特纳，２００１：２６１）。这样，物质的或经济的动机成为弗雷泽解释交换联姻的主要依据，即他认为财产的匮乏是导致交换婚姻的主要原因。应该说，这看到了 “交换婚”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还很不全面。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经典著作 《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书中分析了交表婚姻模式，他对弗雷泽关于交表婚姻结构的功能主义分析表示了异议。他首先对弗雷泽的功利主义概念本身提出质疑。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弗雷泽 “描述了贫穷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由于没有物品拿来交换而不知如何娶妻子”，并且发现交换方式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 “男人用自己的姐妹来交换以得到妻子，这是最廉价的办法”。相反，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重要的是交换关系本身而不是交换的东西”，必须从其对社会更大功能整合的观点来看待交换。他继而提出了三个基本的交换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是：第一，所有的交换关系都包括了个体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应归因于社会———归因于那些使行为付出代价的风俗、规则、法律和价值；第二，社会上所有的稀缺的、有价值的资源分配都受到规范和价值观的制约；第三，所有交换关系都受到互惠规则的制约，它要求那些得到贵重资源的人给予那些提供资源的人以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并指出这些原则提供了一组更有用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交表婚姻模式。因为，现在可以用其对社会结构的更大的功能来看待这些模式。也就是说，特定的婚姻模式和其他亲属关系组织的特征不再只用个体间的直接交换观点来解释，而可以用社会与个体间单项交换的观点来加以解释。这样，通过将交换行为的分析从直接的和相互的交换模式中解放出来，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一个尝试性的理论来解释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 （特纳，２００１：２６４～２６５）。他指出，亲属制度的本质在于男人之间对于女人的交换，他认为原始社会人们是通过送礼来表达、建立和确认交换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送礼赋予参与者一种信赖和团结的特别关系。而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因为通婚能以永久的方式把大家联结起来。在亲属关系的联结过程中，女人被做了交易，赠送和接受女人的两群男人之间则建立了联系。在这种关系中，女人只是建立关系的中介，等同于一件物品，而不是伙伴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９）。也就是说，他是以妇女在群体间的流动以创造永久性的联姻来整合群体间关系的机械作用来理解婚姻交换和亲属关系的。所以， “婚姻交换起着在自然和文化之间进行调节的作用，而文化与自然最初被看作是分离的。这一联合通过用一个文化系统替换了一个超自然的原始系统而创造了由人操纵的第二自然，即一个中介化了的自然”（列维·斯特劳斯，１９８７：１４５～１４６）。显然，列维·斯特劳斯是从一种抽象的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讨论交换婚，其更注重从逻辑上解释交换婚对于人类社会整合的可能意义和功能，而并没有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完全解释交换婚的发生原因以及其具体的运作逻辑。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对于大量存在的交换婚的相关研究极少。孙淑敏在对甘肃赵村的４例换亲现象的考察和解释过程中发现，交换婚的存在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还涉及配偶供给及其可得性等相关原因 （孙淑敏，２００５：２７６～２８６）。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除此之外，笔者还没有发现过专门对于换亲这种婚姻形态进行具体深入的学术研究。在下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Ｊ村５０例换亲婚姻的具体考察来阐述换亲婚姻产生的原因、换亲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及换亲婚姻运行的一些深度逻辑。

    四、为何换亲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头小敏换亲的故事中来，在这个婚姻中，小敏将来的丈夫是因为是个 “木瓜脑壳”同时还有残疾而换亲的。那么，是不是大部分的换亲都是因为身体缺陷？从逻辑上讲，Ｊ村在短时期内出现的如此大量的换亲已经否定了这一答案 （一个村落中不大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有这么多身体残疾的人
    出现），虽然在Ｊ村中也有两例换亲是因为身体缺陷而发生的，但是其余绝大部分的换亲却不是因为这一点，而主要是因为下面将要叙述的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适婚人口中严重的男女性别比失调。长丰县人口的性别比失调问题一直以来就比较严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也是如此。据１９８２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县总人口为７５８０８６人，年龄在３５岁到４９岁的男女人数悬殊极大，性别比例失调最严重。４０岁到４９岁的男女比例为１５３∶５２，而全县１５岁以上人口为４６８２７９人，其 中 男 ２４８７７７ 人，女 ２１９５０２ 人。未 婚 人 口 １４５２８７ 人， 其 中 男９３２９４人，女 ５１９９３ 人，二者比例为 １７９∶１００。可以看出，在 １９８０ 年适婚而１９８２年未婚的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 （《长丰县志》，１９９１：６７～７３）。而这种长时期延续的性别比失调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村庄中 “单身户”比例的居高不下，比如１９６４年全县单身户比例占总户数的１０％，而这与上述的１９８２年统计时４０岁到４９岁男女性别比为１５３∶５２的严重失调是完全吻合的 （因为这批人恰好是６０年代初的适婚人口）。而在Ｊ村，与这一点相契合的就是高龄 “单条”（光棍）极多。据不完全统计，全村目前已去世或者在世的高龄光棍就有２０余人，他们年龄都在７０岁左右，而他们在１９６０年代正好是适婚人群，这也验证了６０年代适婚人群中的性别比严重失调的现象。与１９６０年代的婚龄人口相比，这种性别比失调虽然在８０年代的婚龄人口中有一定的缓解，但还是非常严重。
    一位退休老师的经历，可以进一步佐证Ｊ村这一时期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他告诉我说，他在本村小学任教时，每个班级 （年级）的学生中都是男生多于女生，而且有时多出的比例还非常高（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小学班级男女比例失衡是否是家长在实施教育时更注重男孩，但是这在６０～７０年代小学教育收费极低，同时又是最基本的小学教育里面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同龄小孩中严重的性别比失调）。这种上一代 （１９６０年代适婚人群）的严重的性别比失调所留下的如此多的 “单条” （光棍），给下一代适婚男性 （正好是１９６０年代的儿女，即１９８０年代的婚龄人群）和他们的父母以极大的压力，他们知道如果不抓紧时间 “搞到人”（结婚），就会重蹈父辈很多 “单条”的命运。所以，解放前就有换亲、抱养童养媳等习俗相继恢复。而上文已经提及的同时期内换亲婚姻盛行的安徽省萧县，其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极其严重的性别比失衡，在该县，１９８２年男性比女性多１７４３４人，但婚龄期以下男性比女性多２７０６５人，婚龄期以上男性比女性少１２３８７人。这就是说，有２７０６５个婚龄期男性找不到对象。
    同期该县男性未婚率为３１．７７％，比女性高９．３８％，１９８２年时３０～４４岁男性人口８４５７２人， 未 婚 ８７１１ 人， 占 １０．３７％， 而 同 年 龄 段 女 性 未 婚 只 占 ０．１１％。（《萧县志》：６０、６７）

    第二，１９８０年代以来村民之间日益明显的经济分化和大幅上升的婚姻成本，是换亲婚姻的直接推动力。自１９８０年代初农村改革以来，与集体化时期相比，Ｊ村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村民之间的经济分化日益明显。在集体化时期的Ｊ村，由于相应的 “工分”分配制度及极少的农业外就业机会，使得村民之间的经济分化较小。而１９８０年代初以来，随着分田到户和相应的国家政策松动所导致的农业外就业机会的增加，村民从农业中或农业外获得的经济收入的差距迅速拉大，特别是Ｊ村离合肥市较近，一些较早的在农业外兼业的村民就获得了较好的经济
    收入。这在Ｊ村非常明显，从１９８０年代初开始，外出打工就已经较为普遍。这种经济分化对Ｊ村村民的婚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地位好的家庭在婚姻开支上开始 “讲究”，“婚礼”竞争日趋激烈，这使得 “婚姻成本”急速上升 （集体化时期由于整体的经济水平低下和经济分化不明显，婚姻成本相对较低）。《长丰县志》也记载，自分田到户以来，长丰县农村婚姻的开销飞速增长，弄得很多父母债台高筑 （《长丰县志》，１９９１：６６４）。而我们在村庄中调查也发现，Ｊ村内为了完婚所需要的开支自１９８０年代初就开始大幅上涨，１９８０年代时结婚花费就得数千元。比如，我们调查的一位阿姨告诉我们，她１９８５年时结婚的花费是２２００多元，其中彩礼就花费了１２００元，这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Ｊ村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她还特别指出，她当时的婚姻办酒只是按照村里一般的标准，而不是上等的标准。而同时期与长丰县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安徽省亳州市农村的婚姻成本更是惊人：古城区妇联会１９８６年针对青年婚姻情况在杨店等４个村进行了调查，杨店村２０～２５岁的青年１２１人，其中女青年７２人，“压书”礼 （定亲）要５００元以上的１９人，占２６．４％；在 “传书”（进一步确亲）时要９００元以上的彩礼的２１人，占２９．２％；在１７对已婚青年中，除一对以外，其余１６人要彩礼均在５００～１０００元之间。另外两个村６４个女青年，结婚时要砖木结构瓦房三间，其中１９人要１０套衣服，３４人不仅要１０套衣服，还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皮鞋等。经媒人介绍，在订婚、结婚时要彩礼的占绝大多数。所谓 “压书”，就是订婚，也是索要彩礼的第一环。如杨店村女青年刘某，在 “压书”时向男方要衣服１０ 件，鞋 ４ 双，猪肉 ６０ 斤，白酒一箱，见面礼 ２００ 元，折合人民 币 ５００元。接着 “传书”时又要衣服３０件，鞋袜各４双，猪肉１００斤以上，白酒一箱，缝纫机一部，自行车一辆，手表一块，折合人民币９００元。这还没有到结婚，结婚时还需花钱。在这种高婚姻成本的压力下，这几个村当年结婚３４对新人中就有３对换亲 （《亳州市志》：５８１）。这种高昂的婚姻成本，对于村庄中经济水平较低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经济阶层的农户对高
    昂的婚姻成本的支付能力差异迅速体现出来。
    而换亲虽然不能从整体上缓解男女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是却减少了能够完成婚姻的男女之间的婚姻成本，因为换亲婚姻可以使换亲的两个家庭之间既都完成了一对婚姻，同时也省去了大笔的彩礼等各种费用（在一般情况下，通过 换 亲 结 成 的 婚 姻 在 结 婚 的 过 程 中 都 免 除 了 对 方 的 彩 礼 等 费 用，有时候连婚礼也从简办理，所以能省去大笔的结婚费用）， 也就是大大减少了贫穷家庭的男性完成婚姻所需的成本。这就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贫穷家庭的男性成为光棍的可能性。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的男性能够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从而更容易完成婚姻，而男女性别比失调所导致的光棍命运就会更多的落到贫穷家庭的男性身上。在我们调查的案例中，有许多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下面举两例：
    案例一：
    小圩组的 ＢＧＸ （老大），ＢＧＴ （老二）两兄弟的婚姻都是换亲婚姻，都是他们的两个妹妹帮忙换的媳妇，两个妹夫比换亲过去的妹妹都大很多，所以村里人笑他家换了两个女婿 “一个７７，一个８８” （年龄太大）。而其弟 ＢＧＪ （老三）因为已经无妹妹帮其换亲，而且家里当时也非常贫穷，无力帮其找媳妇，所以一直都没有 “搞到人”，目前已经４０多岁还是单身，而家里还有一个兄弟被迫到隔壁宿县做上门女婿去了。
    案例二：
    薛庄组的 ＺＭＣ家有三兄弟和一个妹妹，家里也非常贫穷，当时为了给三个儿子结婚，就让妹妹和林湾村的林家换亲，最后那边觉得 ＺＭＣ 和林家的女儿年龄相差最小，所以就把 ＬＹＨ 换给了 ＺＭＣ做老婆。而 ＺＭＣ的另外两个兄弟由于家里贫穷，同时也再没有姐妹帮忙换亲，所以一直都没有找到老婆，到目前还是单身 （均已经６０多岁）。
    像这种情况在Ｊ村还有很多，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村民们也经常讲当时因为贫穷而被迫换亲的例子。因为性别比失调的社会后果总要有人承担，而贫穷家庭如果不换亲同时又支付不起较高的婚姻成本，就最有可能承担这种后果。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即使面临着性别比失调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在本地婚姻市场竞争
    中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优势而处于优势地位，更容易完成婚姻；同时，他们还有另外的一条解决途径，那就是想办法从外地 （四川、贵州、云南等）找媳妇回来（其实就是买卖婚姻），这种情况笔者称之为 “外进婚”。据笔者的调查，Ｊ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以前的外进婚就有２０余例。
    第三，国家权力从村庄中退出和革命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解为换亲提供了生存空间。诚如上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适婚人群中男女的性别比失调问题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更为严重，但为何那一代人换亲却比较少，而是以更多的光棍调节了这一困境，而到了８０年代，换亲却能大范围地出现呢？这不得不联系到Ｊ村８０年代与６０年代不同的社会宏观背景。一方面，６０年代时，中国农村正是笼罩在新中国 “破四旧”以及 “文化大革命”时期，换亲这种婚姻形式在当时被认为是封建残余的典型，是封建时期压迫妇女和男女不平等的一个确凿罪证，所以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有人想要这么做，在实际中也不敢为之。而到了 ８０年代，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国家权力和革命主义的意识形态迅速从村庄中撤出，特别是对于人们诸如婚姻之类的日常生活 （计划生育除外）干预已经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换亲这种婚姻形态就有了它的生存空间。

    五、换亲与家庭权力关系

    “常常受感情支配的家庭社会学可能只是政治社会学的一个特例：夫妻在家庭力量关系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家庭权力和在对家庭事务的合法性垄断的争夺中获胜的可能性，从来就和他们所拥有或带来的物质和象征资本相关”（布迪厄，２００３：２４８～２４９）。
    Ｊ．范·巴尔 （Ｊ．Ｖａｎ．Ｂａａｌ）在论述交换婚中的女性时认为， “女性并不是与交换中的其他物品相同的东西，她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了有利于自己和自己子女的道路”。他认为，根据互惠性的特点，女性参与交换婚后，她的兄弟就会感激她，有一种欠债似的情感，所以，以后为了她的孩子会尽到做舅舅的义务。再者，她的夫家因为得到了她，也会对她的兄弟有一种欠债的感觉。这样，她的丈夫欠她兄弟的债，而她的兄弟欠她的债，在这连环债中，她是债主， “这种还债的义务是无尽头的” （转引自夏建中，１９９７：２８７）。关于他的这种说法，笔者在调查的案例中发现不尽其然。
    一方面，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换亲中的女性极少是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了有利于自己和自己子女的道路，几乎都是在父母 “做工作” （对父母而言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情况下为了自己兄弟的婚姻而做出的牺牲。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事实证明女性及其父母都是被迫才走上换亲的路。第一，因为换亲中不仅仅
    涉及一对夫妇和一个家庭，它至少就涉及两对夫妇及其父母，一旦一家婚姻有变或者家庭关系有变，就必定会引起另一方的连锁反应，而且很多换亲家庭其经济条件都很一般，有些甚至男方有身体残疾等因素，这些都使女性不愿意主动去选择换亲。第二，换亲婚姻对于换亲的双方家庭都还有一项重大的 “社会关系成本”的损失。在乡村社会中，广阔的亲戚关系成为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源，而一般来说，通过婚姻达成的 “亲家”关系又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为有力的社会关系。但是，换亲婚姻的家庭双方都在这方面遭受了极大的损失，那就是，如果不是通过换亲，一个家庭的一男一女可以分别与其他两个家庭建立独立的亲家关系，这样总共就通过联姻达成了两处不同的重要社会关系网络，但是换亲婚姻却使得双方通过联姻都只获得了一处重要的亲家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的损失对于农村村民的生活影响是很大的。所以， “主动选择换亲”的说法在实际中是极少有的。
    另一方面，女性的兄弟是否会对其有一种欠债的感觉，这也得因情况而定，这更多的考量其兄弟的个人品质等因素，而不存在一种约束机制。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却从换亲后成立的家庭中的权力关系的角度有了一些新的发现。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很多换亲以后成立的家庭中，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都比较大，地
    位也比较高，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庭中的男性和父母因为媳妇是换亲过来的而对其迁就和忍让，从而形成了一种隐性的 “迁就机制”。
    换亲家庭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中有双重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家境不好而没有给儿子风光地娶上媳妇而觉得有愧，同时对于千辛万苦通过换亲得来的儿媳妇倍加珍惜；另一方面，他们还惦记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对方家庭中的情况，他们知道在换亲过程中女儿所做出的牺牲，同时还担心自己倘若对待儿媳妇不好就
    会导致对方家庭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不好，这一点比较关键。而男性对于女性的迁就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方面，自己由于家境或身体的原因难以娶上媳妇，因此对通过换亲得来的媳妇自然不敢太大意，而且在协商换亲的过程中媒人和父母都会强调男性脾气不错，同时叮嘱要对将来的媳妇好好对待。同时，如果男性对女性不好好对待或真是把婚姻闹破裂，就意味着要面临着难以再婚的处境和破坏两对婚姻的谴责 （一方家庭婚姻的变动会直接导致另一方的变动），特别是后者对男性是一种很强的约束机制。
    尽管如此，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换亲婚姻刚成立不久的时候，家庭中的争吵或者闹矛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明显比普通婚姻成立的家庭要多。以至于有当年换亲的妇女对我说，“换亲嘛，刚开始都肯定吵，肯定打架，吵吵不就好了”。在进一步调查和分析后笔者发现，换亲家庭刚刚成立时候的矛盾，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女性对于换亲中的不满意或者觉得委屈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家庭中的女性所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父母就会去做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的“工作”，一方面要让自家女儿进一步安心在对方家庭做媳妇，另一方面对方父母也会对儿子 “做工作”，让他对媳妇 “能忍让的就忍让些”，这正如布迪厄描述的家长为了维护家族财产的延续性和整体性时对长子进行的 “灌输工作”一样 （布迪厄，２００３：２４２～２４３）。从这种角度来讲，刚成立家庭初期女性频繁的吵闹，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进一步加强男性对其迁就的约束机制，使女性在新成立的家庭中的权力地位得到慢慢的巩固。上文对换亲家庭中的父母、男性和女性三者成立家庭后的行为逻辑进行了分析，可以发现，三方的行为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约束机制。这种机制不仅约束着男性对待女性的行为，使男性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对新成立家庭中的女性迁就，同时，这种机制通过父母的规劝和 “做工作”以及初婚时女性的 “吵闹型反抗”进一步得到形塑。而在具体调查中，有村民就告诉我，“这种情况占９０％，大多数都是如此，你不让着点她跑了你怎么办？你就搞不到人了！还会影响对方的家庭”。
    要对上述分析从普遍意义上进行证明并不是一件易事，也就是说要普遍证明换亲家庭中的女性在家庭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很高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对此作出部分的 证 明，笔 者 专 门 对 换 亲 家 庭 中 “由 谁 来 当 家”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一般而言，家庭中谁来当家的问题是比较难以确定的，特别是对于城市中的家庭来说。但是，在农村这一熟人或半熟人社会中，要了解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在同一自然村或组内的村民都基本知道哪家是由谁来当家作主，而且大家都会有共识，你只要一提到哪一家，如果他家确实是明显由一个人说了算，那村里人就会不费劲地告诉你他家谁当家。笔者在调查这一问题的时候，特别注意对不同的人来问这同一个问题，以相互印证，调查结果也只对那些大家都得出一致判断的人家有效）。 结果如下表：

    表４　换亲家庭中当家情况统计表
    男性当家 女性当家 男女差不多 （协商家务） 未调查
    ８户 ３４户 ３户 ５户

    在笔者所调查到的４５户换亲家庭中，有３４户是由女性来当家，占７５.５％。另外有８户是由男性当家，占１７．７％，而就是在这８户男性当家的家庭中，有一户是因为妻子已经去世，去世前由妻子做主，有一户是因为妻子大脑有问题。剩下的３户是由男女协商。虽然目前在Ｊ村一般家庭中妇女当家的比例也非常的高，但是从上面的统计中，我们还是可以部分地发现和证明妇女在换亲家庭中的权力地位。这种婚后女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在换亲开始时对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利的牺牲形成了一种无形的 “补偿”。这种对男性的无形约束机制和对女性的无形补偿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换亲婚姻的稳定和均衡。

    六、换亲与婚姻市场

    “如果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每个孩子的婚姻可比作一局牌的一次出牌，那么人们就会看到，这次出牌的价值取决于从双重意义上理解的牌的质量，也就是说取决于发牌，亦即其好坏由牌戏规则决定的全部得到的牌，同时取决于使用这些牌的高明程度”，“婚姻策略的直接目的和直接功能是确保家族再生产”（布迪厄，２００３：２３５）。
    婚姻市场（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婚姻市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婚姻交换的场合，即寻找配偶的男性和女性或其家庭聚合到一起，互相商讨缔结婚约的可能性，以致达成婚姻的场所。二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在婚姻领域人们对婚姻配偶的供求关系。个人在进入婚龄之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婚姻市场中，纳入婚姻配偶的供求关系体系之中）理论认为，婚姻市场由三个主要因素构成：供给、偏好和资源。在婚姻市场上积极寻求配偶的男女代表 “供给”；“偏好”则指择偶男女希望配偶具备哪些条件，如对年龄、身高等的重视程度等； “资源”则指择偶男女在婚姻市场上所展现的一些特征，如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并决定着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位置 （孙淑敏，２００４：８３）。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婚姻市场上男女之间的匹配过程，在很多方面都类同于劳动力市场上雇主与雇员的匹配过程。因此，在一个紧缩的婚姻市场上，能否找到配偶则取决于择偶者本人及其家庭所拥有的资源总量，这种资源总量决定了其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和获得配偶的可能性 （贝克尔，１９９８）。应该说，这些学者针对男女的择偶行为进行的经济分析是比较深入的，特别是将择偶男女双方的供给与其拥有的资源总量结合起来考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类择偶行为背后的 “隐秘”。具体到本文的换亲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换亲本身并不能增加当下这个婚姻市场上择偶女性的供给，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婚姻市场上的匹配规则 （将部分女性自由选择婚姻和配偶的权力给剥夺了）。但是，它却深受婚姻市场上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婚龄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女性供给不足；二是婚姻市场上 “交易成本” （完成婚姻的费用）大增，使得那些拥有的资源总量不足 （特别是经济资源）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按照婚姻市场理论的观点，这时符合逻辑的事情应该是婚姻市场上女性的地位大大提升，她们应该能够有更大更多的选择权来获得自己满意的男性。而那些在婚姻市场上拥有资源相对处于劣势的男性可能就要承担这一市场供求 “失衡”所导致的后果，那就是无法获得合适的配偶或者从该婚姻市场以外获得女性供给。但是，事实却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婚姻市场上的交易规则，用换亲的办法来使拥有资源相对不足的男性部分获得了配偶。在这一过程中，被换亲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其所在家庭的一部分资源，她被当作其兄弟获得配偶的资源交换了出去。那么，这一规则的改变之所以可能，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人的家本位的生活原则。李银河研究发现，相对于西方人的个人本位，中国人则是家庭本位的，而生育和繁衍后代则是维持家本位逻辑的最重要一环（不仅仅是李银河，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发现，“传宗接代”和 “延续香火”对于中国人都有着宗教一般的意义，是很多中国传统农村人的 “安身立命”之所在 （杨庆堃，２００７；贺雪峰，２００８））， 人们从一降生人世就落入了 “生存繁衍原则”的生活逻辑之中，一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家庭的传宗接代和兴旺发达，在 “家”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享乐是无足轻重的 （李银河，１９９３：９０）。而在笔者所调查的Ｊ村，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村里的 “房份”竞争（。在Ｊ村等一些北方村落中，虽然没有像南方福建、江西等省份存在着强大的宗族组织，但是家族中的 “房”、“份”的意识还是比较重的。这种 “房份”意识和认同常常会导致不同 “房份”之间的矛盾以及与此相应的生育竞争和男性偏好。这也是Ｊ村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之一）还非常的激烈，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项竞争就是看谁家的儿子多。在这种情况下，结婚成家和生育后代成了村民在村庄内 “安身立命”的必备条件。
    也因为如此，女儿一出生就是属于这个家庭的，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她也承担着为这个家庭 “延续香火”的重任。这体现在婚姻中，就是部分贫穷家庭的女儿能够在父母细致的 “做工作”后接受换亲，以成全自家兄弟的婚姻和整个家族的延续。如此看来，以完全理性假设为基础的婚姻市场理论，在面对换亲时遭遇到了另一种规则和另一种理性，所以它也无法完全按照其本身的逻辑演绎。
    同时，这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去认识人口性别比失衡这一社会问题。在很多时候，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均会由男性去承担 （因为大部分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情况是男性比例相对女性过高），直接结果就是有部分男性无法完成婚姻，而在这个供大于求的婚姻市场中，女性会拥有更高的身价，会有更大的自主权来选择满意的男性作为配偶。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是针对整个族群或人类的，不仅男性会承担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女性同样会遭受到因婚姻市场交换规则的改变 （换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婚姻市场上的优势，不一定就会转化成社会婚姻生活实际中的优势。

    七、次级婚姻体系与生存策略

    婚姻策略与财产继承策略、生殖策略，甚至是教育策略，也就是说，与任何集团把权力和世袭特权传给下一代并使之得到维持或增加而采取的全部生物学、文化和社会再生产策略密不可分，故他们的原则不是计算理性，也不是经济必要性的机械决定，而是由生存条件灌输的潜在行为倾向，一种社会地位构成的本能，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人们把一种特殊经济形式的客观上可计算的要求当作义务之不可避免的必然或感情之不可抗拒的呼唤，并付诸实施。（布迪厄，２００３：２５４）
    沃尔夫与黄介山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婚姻体系时，根据一套不同的 “权力－义务”关系将中国人的婚姻分成了三种形式：主婚姻形式 （ｍａｊｏ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次婚姻形式 （ｍｉｎｏｒ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和从妻居婚姻 （ｕｘｏｒｉｌｏｃａｌ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其中主婚姻形式是说人们一般所指的成年男子与成年女子之间的正常婚姻，次婚姻形式主要是指童养媳婚姻，而从妻居婚姻就是 “招赘”婚姻。二人的研究还指出，我们只有结合人们的经济选择和整个的人口变迁才能理解人们在这些不同的婚姻形式中所进行的选择 （Ｗｏｌｆ　＆ Ｈｕａｎｇ，１９８０）。其实，在中国底层社会中存在着极多其它
    形式的婚姻形态，比如童养媳，“一子顶两房”（兼祧），娃娃亲，买卖婚，转房，典妻租妻，指腹婚，等郎媳，招夫养夫，换亲等等 （《陕西省志 （民俗卷）》；《江苏省志 （民政志）》；《福建省志 （民俗志）》； 《河南省志 （民俗卷）》； 《湖北省志（民俗方言志）》；《广西通志 （民俗志）》； 《广东省志 （民俗志）》等）。笔者将这些婚姻形式统称为 “次级婚姻体系”，换亲只是其中的一种具体形式。
    在笔者所调研的Ｊ村，还有一种与 “换亲”一样并行的次级婚姻形式就是“抱养女儿”。这种抱养女儿的现象的大规模出现，也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的事情。７０年代以前也有抱养女儿的行为，但那时并不是特别的普遍，因为在农村改革以前要将抱养的女儿做儿媳妇还有很大的政治压力。而自７０年代末以来，全村抱养女儿的家庭就特别多。而且那时由于村民生育中强烈的男孩偏好，所以有很多家庭就将生育的女孩送给人家抱养了。按照老百姓的说法就是， “那个时候你只要想抱养都能抱养到”。比如薛庄组有一个叫做张国多的农民，张比其老婆大１２岁，为了生一个儿子，其老婆共生了８个孩子，最后一个才是男孩，前面七个女儿中送给别人抱养的有３个，自己养着３个，还有一个因为大雪天用一件小棉袄包裹放在路边等别人抱养而被冻死了。而前马组的孟凡山老人说，他也抱养了一个女儿，就在他抱养女儿那一年，他们这个小组共有６户人家抱养了女儿。而这种抱养女儿的行为直到最近几年都还时有发生，不过数量已经大为减少。据我们的粗略统计，金桥村抱养女儿的家庭总数３０余户，我们相信实际的数目还要多许多。一个家庭抱养一个女儿可以有三重的打算：最好是做儿媳妇（那就是典型的抱养童养媳），其次可以和其他有女儿的家庭为自家儿子进行换亲，再不行还可以做个女儿嫁出去获取彩礼。这种抱养女儿的行为是和 “童养媳”、“换亲”结合起来的最典型的次级婚姻形式。在我们调研的换亲案例中，就有两例其本身是被父母抱养的女儿，后来又走上了换亲的道路。一个家庭抱养了一个女儿，就可以大大地增加自家儿子找到媳妇的可能性，因为女儿成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家族资源，特别是抱养的女儿，既可以以后嫁给儿子直接作为媳妇，次之可以与别的家庭的女儿交换以换回媳妇，再次之还可以通过女儿出嫁而获取大笔的彩礼。由此可见，抱养的女儿实现了 “通货”交换与 “物物”交换之间的顺利转化，成了二者之间最佳的中介。
    除了换亲、抱养童养媳以外，Ｊ村还有招赘、买卖婚等次级婚姻形式。由上文的分析可见，由换亲、抱养童养媳等组成的次级婚姻体系都是农村里的贫苦阶层为了完成最基本的人口和家族再生产所采取的一种集体生存策略。如果不采取这种策略以改变一般的婚姻市场交换中的规则，那么贫穷阶层的男性将要承担更多的由性别比失衡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其现实表现就是更高比例的 “光棍”和更多的家庭 “断了香火”。对于将 “传宗接代”作为有一定宗教性使命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无疑意味着失去了其生活在村落的理由以及其生活的本体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们被迫要通过一系列的次级婚姻体系来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以期能在村落中 “安身立命”。而苏成捷关于中国底层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典妻等婚姻形式的开创性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判断： “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的一夫多妻现象是一种生存策略，是 ‘小人物’应对社会和经济的重大问题的一种方式……概括地说，这些策略凝聚着更广阔的三种力量，即失衡的性别比例和随之而来的单身男子过剩，遍布各地的妇女和生殖力的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的生存危机。” （苏成捷，２００９：１３６）正如布迪厄所言， “一种婚姻形式的特征……取决于有关集团之集体策略的目的和手段” （布迪厄，２００３：２９６）。这在中国底层社会所采取的所有的次级婚姻形式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 罗翔：一人犯罪影响子女亲属考公，这公平合理吗？

    （目前征兵、考公务员或事业编、考军校或警校，多数会要求学生三代直系亲属不得有任何犯罪及不良记录。但凡有一人犯罪，全家都会受到影响。独生子女时期，可能受影响的只有子女一人，生育政策放开后，未来家族之间受影响的人数也会随之增长。）

    近日，关于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是不是合理的讨论，受到公众关注。持不合理论者认为，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其子女、被抚养人、受其影响的人等就一定会有犯罪倾向、犯罪意图或者犯罪行为。
    但也有很多网友支持继续这个规定，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种牵连制度可以实现较好的威慑功能，避免犯罪。另外，对于某些犯罪分子的子女，他们从父母身上获得了恩惠，既然不能连坐，那为什么可以连惠，讨论问题不能太过双标。
    这些理由自然都有合理的成分。法律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知识，它在人类的知识总量中可能连百分之一都占不到，因此我们没有资格去对拥有普遍性知识的民众评头论足，独断傲慢。我们只能说出自己基于专业的忧虑。

    惩罚犯罪的支柱，是公正还是功利？

    关于惩罚的理论，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
    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有了犯罪，所以才有刑罚。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没有犯罪，所以需要刑罚。
    前者强调公正，立足既往，认为罪犯实施犯罪，本身应受到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惩罚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即报应主义思想。后者关注将来，认为惩罚是为了预防犯罪，对社会有积极的作用，此乃功利主义思想。
    报应主义思想最典型的表达，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很多人认为报应主义太过感性野蛮，但它其实限缩了刑罚权，张三杀了李四，李四的家人只能找张三复仇，不能连带张三家人。如果李四认为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把张三家人全部干掉，那显然违反了报应主义倡导的公正。
    报应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认为人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下，避善从恶、实施犯罪，从道义的立场上必须承担责任。理性的人必须接受内心道德法则的自律，道德自律是理性自己给自己下达的命令，是一种不可违背的绝对命令。
    为了声明这种报应主义立场，康德举了一个例子。假定在海岛上有一个公民社会，经过所有成员的同意，决定解散，彼此分开，散居世界各地。但如果监狱里还有最后一名谋杀犯，那必须在处死他以后，才能执行解散决定。因为每个人必须知道自己言行有应得的报应，不应把有血债的人留给人民。如果不这样做，那所有人将被认为共同参与了谋杀，这是对正义的公开违反。
    功利主义的巨匠，则首推英国哲学家边沁，他的名言是：“正确的行为是那些能够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在边沁看来，法律应当以最小的社会痛苦，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给人造成痛苦的犯罪和刑罚都是不应该存在的。然而，我们毕竟没有生活在黄金时代，总有一些人会实施犯罪。边沁认为，犯罪和刑罚都会给社会带来痛苦，用刑罚之痛去抵制犯罪之痛，这叫以毒攻毒。如果刑罚之痛小于犯罪之痛，但却能防止更多的犯罪，那么刑罚就是正当的。
    比如刑罚对社会造成了三个当量的痛苦，而它却遏制了多于三个痛苦当量的犯罪，那么刑罚就是合理的。如果刑罚不足以遏制犯罪，那这种刑罚就纯粹是一种浪费，它比多余的刑罚更为有害。边沁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说这就像医生给患者做手术，让病人遭罪但却毫无成效，还不如不做手术。
    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行为之前，人们会权衡利弊，比较犯罪带来的快乐，与可能遭受的刑罚的痛苦。如果结论是刑罚之痛大于犯罪之乐，那么他们就不会去实施犯罪。
    功利主义有两种主张，一是一般预防，二是特殊预防。
    一般预防也就是所谓的杀鸡骇猴，对犯罪人施加惩罚是为了威吓社会公众，让他们不要以身试法，这其实是将犯罪人以外的所有人视为潜在的犯罪人。特殊预防针对的是犯罪人本人，防止他们将来再次犯罪。
    公正与功利？谁应该是惩罚的主要支柱呢？
    很多朋友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肯定是功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处处强调功利的时代。
    但是，这个选择可能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人的工具化。惩罚张三犯罪是为了预防张三以外的人犯罪，报应主义认为，这是把罪犯当作一种工具，来实现其他目的，是对罪犯人格的亵渎。
    第二，功利主义有冤枉无辜的风险。比如，某地发生数起凶杀案，作案手法非常残忍，一时人心惶惶。领导批示，当月必须破案，可到截止日期前一日，仍毫无头绪。于是办案人员与一位死刑犯商量，只要他认下人命案，便许以诸多好处，如给他将要高考的儿子解决免试入校的手续。被告欣然同意，向公众忏悔自己的杀人行为。按照一般预防的观点，这种行为并无不当，因为它可以震慑普罗大众，让他们感到司法机关言出必行办案神速的强大威力。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抵触我们内心某个最柔软的地方。无罪不罚，这是正义的底线。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各有利弊，通行于世的是综合主义，也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
    虽说综合主义是取各家之长，但它总应有个主次之分。在我看来，惩罚的根据应该以报应为主，功利为辅。只有当人实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罚。无论能够实现多么美妙的社会效果，都不能突破“无罪不罚”这个最基本的底线。
    做了那么冗长的铺垫，那么牵连制度所说的威慑更倾向于公正还是功利呢？显然，它带有效果论的功利色彩。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违反了罪责自负，无罪不罚这个正义的底线。
    有人会认为牵连制度的威慑实现了功利主义倡导的一般预防，这其实也是一个误读。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一般预防和法家的重刑主义的区别。
    法家强调重刑主义，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对很轻的犯罪也可以实施重刑，就像治普通感冒，却给病人用最猛的抗生素。这和功利主义并不相同，功利主义认为刑罚之恶不能超过犯罪之恶，多余的刑罚也就是多余的恶。如果感冒用猛药，说不定把人体的免疫系统给彻底搞坏，反而让其一命呜呼。
    同理，如果社会的免疫系统被破坏，那么反而会造成摧毁性的后果。所以老子批评法家”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盗窃几百块钱也判死刑，那行为人很可能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
    而连坐制度属于典型的重刑主义，法家的连坐包括亲属连坐、地域连坐、职务连坐，并在范围上不断扩张。因此，牵连制度属于猛药，并不完全符合现代刑罚有节制的功利主义。
    至于功利主义所强调的特殊预防，也即防止犯罪人再犯，牵连制度可能更难实现。如果堵塞了犯罪人改过自新之路，那么他们无法回归社会，很有可能他们出狱后会再次犯罪。当前，服刑人员的再犯现象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律中很少能够找到有牵连制度的踪迹，这里的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兵役法》都没有规定家人犯罪就不得录用。至于各种内部规定是否违反上位法，这又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大家重视平等，却忽视歧视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律最基本的原则，平等既反对特权，也反对歧视。
    有趣的现象是，多数人往往只注重对特权的抨击，而对反对歧视并不十分重视。但其实和特权一样，反对歧视也来源人们对自我的尊重。特权是权利的不当膨胀，它是处处高人一等，歧视则是权利的不当剥夺，处处低人一等。
    法律上的平等，不是结果上的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追求的是结果平等，但这只是为了把强者拉到与弱者同等的程度，而不能真正的达到平等。人们越是致力于争取结果平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级和特权的泥沼。
    法律的平等应该是一种规则的平等。也即法律的规则对所有人同等适用，在法律设定规则中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权利，无论富人穷人，尊贵卑弱，每个人都拥有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各种为人的基本权利。
    出生是无法选择的，父母的显赫与卑微对于子女自然而然会产生影响，但那只是命运的自然安排，但这与法律没有太大关系。家境优越的父母肯定会让孩子拥有更多的机会。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城市，来北京上大学之前都没有亲眼见过钢琴和小提琴，英语至今也一塌糊涂。同样是出国交流的机会，外语水平好的同学肯定占优势，我这种家乡口音的外语肯定被淘汰。我确实嫉妒过那些家境优越的同学，当有人家道中落，从高处跌落，我的内心也曾暗暗叫好。但是理性让我从嫉妒中不断走出，不断提高自己，改变自己，不在抱怨和苦毒中自我沉沦。
    法律既不能人为地强化父母的恩庇，不能因为父母显贵，处处让其加分；也不能让子女因为父母的过错就雪上加霜，因为父母犯错，处处减分。法律上的平等是机会和权利的平等，而非结果上的平等。
    当然，法律并不反对合理的区别对待，鉴于人类在起点上存在天赋、财富、个性、教育、性别、种族等各方面的不同，所以法律下的平等并不反对区别对待。比如考虑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点，在生育法、兵役法上区别对待，这并没有违反平等的精神。然而，因为父母犯罪，就对子女的就业进行限制，这是一种合理对待吗？

    每当你出现迷思时，不防降下无知之幕

    法治从不幻想在现世建立黄金世界，它只是为了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这也许是法律人一个重要的思维逻辑，凡事都想到最坏，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也因此，法律人很少将自己代入强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视野。
    法律界为什么担忧牵连制度，就是害怕出现滑坡现象，如果父母有罪，子女不能报考公务员，那么罪责自负的原则就已经被突破，例外的例外就会无穷匮也？
    谁知道哪天不会出现五服以内都受牵连，抑或某个地域一律牵连。甚至商人子弟不能为官，人分三六九等的思想又死灰复燃。不能考公会不会滑坡到不能考事业编，甚至不能进入大企业。须知很多企业招聘也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
    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出生之前被一块无知之幕遮挡，不知道自己出生在何种家庭，不知处于何种阶层、性别或民族，也不知自己的教育水平，身体健康还是病弱，家境贫穷还是富裕，那么你是希望出生在一个父亲贵族儿也贵的身份社会，还是希望出生在一个即便父母罪孽深重，但你依然能不受牵连，能够独立生活的年代呢？
    很多人总是觉得自己的命好，或者认为自己不会命不好，但这并不是你说了算。因此，无知之幕理论推导出两种公正原则：
    一是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这个原则要优先于社会功利和总体福利的考虑。即便你成为了低端中的低端，你依然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是任何人无法干涉的，也就是说在基本权利方面，每个人都是完全平等的。有谁敢说，你或你的家人就不会跌至谷底呢？但即便你在深渊，法治依然希望保障你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第二种公正原则，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公正不是要求对收入和财富进行绝对平等的分配，而是为了确保公平，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倾斜调整。通过平等来对自由进行补充，避免自由堕落成强者对弱者的全盘通吃。这也就是著名的“差异原则”。但差异原则更多是补偿，而不是剥夺。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很多犯罪也与道德过错无关，刑法中有很多犯罪是没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的。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买鹦鹉也是犯罪（最高可判15年），也不知道从海外买药可能构成走私毒品（最高死刑）。另外，从自然结果来看，子女本身就是父母犯罪的被害人。一旦父母入狱，他们本身就会受到社会歧视，法律何必落井下石，赶尽杀绝。更有甚者，子女有时还是父母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比如父母虐待子女，遗弃子女，出卖子女，性侵子女，不一而足。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是不是可以区分自然犯和法定犯，故意犯和过失犯，对己犯和对他犯，对于某些可以牵连，某些就不应该牵连。
    这种折中的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我们还是担心它会出现滑坡效应，更重要的是它与罪责自负的原理是违背的。
    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没有人拥有完全的理性，因此也不能在理性上被彻底说服。人类各个世代千千万万的人从个人经验中所汇总的海量知识，一定大于我们这些自诩为法律专家的狭小知识。但是，我们依然有责任说出自己专业的意见。
    法律没有最优解，只能提供一个相对较好，或者说最不坏的解决方案。

  • 姚洋：反对用中考分流把40%孩子锁定为“未来低收入者”

    本文原载“北大国发院”，为《姚洋：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本质和关键点》一文的节选版。

    为什么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觉得收入低？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觉得收入低是参照系的问题。1917年，当时27岁的胡适回北京大学当教授，他一个月的收入是300大洋，相当于现在的11万元人民币，比他当时在美国的老师杜威还高。当时的中国很穷，而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所以很难想象北京大学一名普通教授的工资会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教授的工资还高。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知识大众化，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现在全国18~22岁的青年有55%在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比例还会提高到60%，高学历人才数量在增多。事实上，大学本科的毕业生刚走出校门的头三年收入的确较低，但是之后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很多。工资暂时较低不用太着急，只要持续努力，终究会脱颖而出，收入也自然会提高。不能因为一时收入不高就否定教育的价值。

    为什么高收入群体感受到了劝捐的压力？
    在最新的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提出来之前，高收入群体就已经有这样的担心见到政府或者基金会的人就担心对方要“劝捐”了。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全世界都如此，因为社会期待企业家们能够拿出一部分财富来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面对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企业家们也没有必要产生“非捐不可”的压力。捐赠应是自愿行为，我们也不应该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少数企业家身上，而是应把社会捐赠作为一项事业来推进，要鼓励普通老百姓树立捐赠意识。当大家都自愿捐赠时，一方面，捐赠者会因为救助了弱者或是支持了某项社会事业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受捐者也会因为受到帮扶而心存感激，社会也就因此更加和谐了。如果捐款行为是被迫的，捐钱的人不舒服，拿到钱的人也会不舒服，而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应该是鼓励大家都积极向上。

    共同富裕是不是与打破阶层固化有关?
    谈到三个群体的收入调节方式，大家很容易联想到“阶层固化”这个词。从数据来看，我们的阶层固化程度在上升。
    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出生的人群，观察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与其父辈受教育水平的相关性，我们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关性呈下降趋势，即阶层流动性在上升。直观地说，不是父母的知识水平高，子女的知识水平就相应也高。但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关性又重新呈现上升趋势，即阶层流动性在下降。因此，这几十年时间中国的整个阶层流动性呈现的是U形走势。
    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就如此。现在北京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地来自大城市或者县城，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而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农民子弟还是很多的，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或者学生的精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阶层固化最主要的原因和教育规划有关，通常上一辈受教育程度低会导致下一辈受教育程度也低，阶层就这样固化了。而当前社会的人如果不通过接受教育的途径，基本不可能从一个阶层上升到另一个阶层。
    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支撑教育的资源都会影响下一代。这就需要社会和政府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的政策没有做到把教育资源公平分配，还是完全以成绩为分配标准。学校被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然后一类学校得到的资源最多，三类学校得到的资源最少，资源最后集中到了少数学校，这不利于阶层固化的打破。

    共同富裕为什么离不开教育公平?
    教育对共同富裕和阶层流动十分重要，应该让大家尽可能享受到更长时间、更平等的教育。有些人为中考分流辩护，说这样有利于学生发展特长。我不认同。十四五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特长是什么，如果被过早分流，可能他的一辈子就毁了。
    有人说德国比我们做得还早，孩子10岁就分流了。但是德国国内对此的争论也非常大。自由派就非常不赞成这一制度，但是因为保守派势力强大，这一制度得以保存。
    想让教育资源平均化，首要任务是改变人的思想，包括家长的思想。中小学阶段不应该选拔人才，而应该培养人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让孩子知道自己的价值。如果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分流、分级的做法，家长就会因此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担心，像在我们读书的时代就不存在这些担心。

    共同富裕最需要的政策调整是什么?
    我认为第一是要保证中小学的教育公平性，因为个人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教育。
    共同富裕作为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长期目标，不会像搞经济建设那样很快见效，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至2016年不断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共同富裕既然是一个长期目标，那就要用长期的手段来推进，首先要推进的就是投资教育并促使教育公平化，将资源平均分配，消除制度性不公平。
    我期望未来取消中考分流，这将是影响共同富裕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不能用分流手段把40%的孩子定义为“你未来是低收入者”，这显然是制度上出问题了，因此要先把这项制度给改了。
    我们要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具有创造力和潜能，应该先让他们去试试，等他们到了18岁建立起初步的世界观后再做决定，而不是在他们还懵懵懂懂时就把其中一部分人抛到一边，然后告诉这些人“你永远在社会底层了”。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些税制改革，包括征收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用再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
    从2020年到2021年，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在房地产、教育、环保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力。这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不确定性”，包括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疫情反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和中国内生经济的不确定性。但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不确定性，没有看到长期的确定性。
    长期的确定性是，随着各国疫情的平稳，全球经济终将进入复苏反弹阶段。2021年全球经济向好，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表现也不错，社会生活也在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不该再去应对“不确定性”了，而是要准备迎接恢复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活动。所以我觉得，那些所谓的悲观情绪完全没必要，产生这种情绪是因为没有看到事情发展的主流。
    不管是企业家还是老百姓，都应注意不要被短期因素所左右。现在社交媒体上情况复杂，很多人会讲一些极端的话来吸引眼球，大家应注意分辨。一些政策的实质性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双减”后，大家都不用再去上一些不规范的补习课了，而那些正规的补习课也仍在继续。企业家也应该学会分析相关的政策消息。再比如房产税，都已经讨论10年了，而目前也是在试点，而且有5年试点期。
    当然，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消费不足，这也和疫情有关。很多消费行为对大家而言是可有可无的。疫情导致不能外出旅游，大家也就不去了。但是当每个人的消费都减少一点，总量就十分可观了。不过我想这只是短期现象，一旦疫情消退，消费就会慢慢复苏。
    我们也不必担心资本无序扩张，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资本运作的底线是不要干政。
    一个运转良好的现代社会最怕的就是资本干涉政治，这会导致政治变成少数人的政治。历史上曾有掌握巨额资本的人干政，想通过政治来巩固自己获得的经济利益，甚至把国家掏空，这些人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另外，要实现技术发展，就得允许一定程度上所谓的过度投资、浪费型投资、重复建设甚至低级消费等。以元宇宙为例。很多人反感元宇宙，认为扎克伯格搞元宇宙太低级，认为他应该像马斯克那样去建造火箭。但如果没有人在元宇宙玩VR(虚拟现实)，VR技术就发展不起来，而VR技术对于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和马斯克要移民火星一样重要。
    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宽容地对待这些看似低级的消费和股市对科技投资产生的泡沫，如果真的出现泡沫，市场和社会会做出合理的再平衡。

  • 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

    　　 一、前言　 

    　　 长久以来，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自传与传记常被历史学者视为“重建过去史实”的重要材料。近数十年来，“口述历史”的记录与分析，在历史学界成为一新兴学术传统。部分从事口述历史的学者，也将之视为补充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利器。在本文中，我将从另一种角度，探讨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所记载的“过去”的本质。由此角度，我认为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都可视为一种“社会记忆”。
    　　 作为一种社会记忆，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所呈现的“过去”并非是“全部的过去”，而是选择性的过去；不是所有人的过去，而是部分人的过去。为了支持这个看法，在本文中，我将分析近五十年在台湾出版的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的作者、传主与受访者的社会背景，借此表现这些文献材料的社会记忆本质。
    　　 在一个社会中，个人与群体都在争着表达自己的存在（或说是，自己的社会重要性）。有意义地选择、组织“过去”，并将它在社会上“推广”，是诠释或合理化个人与群体存在地位的工具。在此“百家争鸣”中，在此对于“过去”的战争中，“过去”被选择、强调、争辩，一个社会的本质因此形成或变迁。因此，将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当作“社会记忆”，我们可借以探讨个人的社会本质，以及社会的个人基础。 

    　　 二、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的社会记忆结构 

    　　 学者在分析记忆时，都注意到个人记忆中相当一部分是从社会生活中获得，在与他人的社会活动中被共同忆起，并且在特定社会背景中重建，以符合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n个人从社会中得到与建立部分记忆的同时，他与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也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共同保存、回忆、创造“社会记忆”。这些社会记忆以各种形式，如集体活动（祭典、工运游行）、图像（博物馆的陈列品、纪念碑）、文字（书籍、档案）、口述等方式（或混合的方式），存在与流通。
    　　 自传、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都记载一个人的过去。在出版流传后，它们都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这种社会记忆，以两种方式保存与流传。首先，它以书的形式保留在图书馆、档案室与个人藏书中，形成一种静态的、绝对的社会记忆。其次，它们被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读者阅读；读者对于书中所记载的“过去”，有不同的选择与诠释。然后，这些“过去”又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下，以各种方式被传述，如此形成一种动态的、相对的社会记忆。因此，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可说是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间的桥梁。
    　　 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都陈述一个人的过去，而自传作者、传记的传主、口述历史的受访者，经常都被认为是对一个时代社会有相当影响的人，因此他们的“过去”被视为史家重建历史的重要材料。其中，自传与口述历史的内容，主要根据个人记忆，所载常不见于其他文献，如此更因其资料的“原始性”而受到重视。然而，许多研究都指出，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并非是一连串“事实”的组合；个人或群体都选择、重组或遗忘一些过去，以符合某种社会群体的认同，或作为适存于现实社会的策略。以此观点，我们可以探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 

    　　 1. 自传　 
    　　 我们所谓的“自传”，是指一个人将自己生命史中的一些“过去”，写成文字，编辑成书，并由自己或他人出版流通的文献。自传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中国或西方都有很长远的发展历史。有关传记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更吸引许多不同学科学者们的注意。
    　　 对于许多历史学者而言，自传中包含许多当事人亲身经历的过去，可作为相当可靠的历史材料。然而在许多其他学科中，自传的“历史性”常被怀疑。在心理学上，学者对于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的构造，其中的失忆与虚构记忆，以及其社会及病理学背景，都有相当长远而深入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中，部分受心理分析学的影响，学者常讨论自传中的“自我呈现”问题，或自传的虚构性，或文中因修辞而产生的意义。无论如何，自传并不是一连串历史事实的集结，则是许多学者们的共见。近年来，许多社会人类学家，也对于研究自传有相当兴趣。因为认知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自传在此领域中被当作一种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人类学家希望借此分析经验、记忆与社会认同间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强调自传所传递的“过去”的当代背景（the pastinpresent）。
    　　 当然，自传中的确有许多“史实”，或“被修饰的史实”。即使承认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得承认，这些“史实”都是选择性的“过去”。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动机写自传。一般而言，为自己写传记的人是自认为，也被社会认为，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人。在写传记的时刻，他（她）们对社会的影响已告一段落，或他（她）们在当时已享有相当的声誉与地位，或他（她）们的过去在当时社会中有争议。
    　　 其次，并不是个人所有对过去的记忆，都会被正确地写入自传。一个人从小到大有许多的经历，有些被记得，有些被忘记。在自传书写中，作者选择部分的记忆，甚至可能扭曲部分记忆，将之记录下来。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其他。前面我们曾提到，写自传的人是自认为，也被社会认为，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人。因此，自传中所提到的“过去”，是作者认知本身在社会中的自我形象（self-image）下，刻意选择、组合的“过去”，以陈述他对社会的影响，或合理化他当前所享有的声誉与地位，或辩述他目前有争论的社会评价。因此，自传写作经常是读者取向，现实取向的；它不是为作者保留“过去”，而更像是为“读者”解释“现实”。
    　　 因此，虽然“自传”出于作者自己的回忆，但是自传中所陈述的过去，是作者与社会间互动的结果。他写作的动机，来自于社会给予他的评价（或社会对于他的忽略）。写作的内容，也就是他的回忆活动，在社会所提供的价值框架中进行。写作的目的，也在对现实社会（读者）合理化他的社会角色与地位。最后，自传写成后，这种“记忆”再一次地被出版商与读者选择。出版商认同作者的社会价值（更准确地说，其社会价值的经济效益），自传才被出版。读者认同作者的社会价值，自传才被阅读、流传，而成为一种社会记忆。而出版商与读者的选择，可说又一次强化了一本自传的社会记忆本质。

    　　 2. 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作为史学的一支，它的重要性越来越被重视，同时其性质与功能也在发展中趋于多样化。它曾被用来记录当代重要历史事件中人物的回忆，以作为那个时代与事件的“证据”。许多口述历史学者因此强调它的“原始性”与“可靠性”。在近年的发展中，它更与女性主义、地方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结合，被用来建立地方史、妇女史与社会少数族群的历史。这种发展的要旨在于：传统历史只是某一人群主观上所建立的过去，这群人通常是社会上层，是主要族群，是年长男人。他们掌握文字、意识形态与主要传播媒体。因此，口述历史学者努力呈现“过去”的多重声音，尤其是那些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声音。由于接近“中下层群众”，口述历史在资料呈现上，也与传统学院派历史著作大有不同；前者较平民化，而倾向于以多重媒体（如声音、影像等）来表现。
    　　 无论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是一位退休将领，一位年长的外交官，或是一位市井平民，对于“过去发生的事”而言，他（她）们所陈述的“过去”也是相当有选择性、重建性与现实取向的。采访者“选择”受访对象，“选择”所问的问题；受访者“选择”适当的“过去”，来回应问题。再者，对于一位一生经历有“历史价值”的受访者而言，他（她）们经常能体认自己的社会角色（知道自己为何受访，或采访者已说明对他或她的期望）。或者，他（她）们揣测访问者的社会角色与态度，因此相对的在访谈中表现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与态度。如此，“过去”常被选择性重建（混合本身记忆，以及与他人共同建立的记忆），来使某种现实状况合理化，或解释过去与现在的因果关系，并同时满足访问者的需要。
    　　 影响这些对“过去”的选择与重建的，是访问者与受访者各自在过去的记忆与经验中所凝塑的“心理构图”（schemata）。以及现实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的利益抉择，以此产生的文化与社会认同倾向。也就是说，访问者的过去经验与记忆，以及现实社会的利害关系，构成他当前的社会认同与价值体系。这个社会认同与社会价值体系，经常影响他的口述历史研究（访问什么样的人？问什么样的问题？）。对受访者而言，他的回忆与描述，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外，更经常在表现自我认同与不触犯采访者的认同中试探、徘徊。如此，我们所得到的口述历史资料，可说是过去与现在之间，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个人（受访者与采访者）的生活经验与其社会认同之间，“互动”的结果。这样的资料，就像自传一样，它可能包括许多构成“史料”的“个人经验的过去事实”，但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社会记忆”。
    　　 最后，许多口述历史研究与出版，都涉及长期的、大规模的采访调查工作与发行计划。这样的工作与计划，通常由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学术机构或团体主持，并在经费以及其他方面得到“社会”的支持。因此经常，或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或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与意识形态，能透过各种方式影响口述历史的采访与研究。经由这种大规模的调查采访，以及随后的出版发行，特定的“社会记忆”可能被强调、创造及推度。这些“社会记忆”，因得到对“发掘与诠释过去”有权威的历史学者或历史学术团体的支持，更增强了它们在人们心中的真实性及说服力，而成为强势的社会记忆。 

    　　 3.人物传记
    　　 传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也是以一个人的生命史或生命史中的一部分为主要内容。它与自传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不是传记中的主体（传主）。作者对传主的描述，不是自我描述。但是，传主的自述（日记、回忆录等），常成为传记写作的主要材料之一。事实上，有些当代人物传记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得以采访传主，以及与传主有关的当代人物，或由传主及他人提供私人书信资料。因此，在资料结构上，当代人物传记经常综合了“自传”与“口述历史”等材料。除此之外，传记写作主要依赖大量已出版与未出版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可说是一种被社会或个人以文字形式保存的记忆。它们被社会认为是重要的，而被保存与流传。传记的写作，是将这所有的资料集结起来，以组织与修辞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如此将原本静态的社会记忆（档案、文献），活化成动态的社会记忆（被阅读、谈论的书籍）。
    　 对传记作者来说，自传、口述历史与其他文献，形成多重的、可互相验证、互相补足的资料。因为作者不是完全采用自传与口述历史资料，而是在比较其他文献后，在这些资料中筛选“事实”。因此，传记作者常宣称他的著作是客观的、可靠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记作者在这些多重资料中，可有更多的选择，使他更容易选择、忽略或组织各种资料，来支持其心中的定见。由此而言，传记作者不比自传作者更客观。
    　　 传记作者对传主的定见，是他选择、组织与解释资料的基础。无论是采用何种资料，作者是资料的主动搜集者与组织者。在资料的搜集与阅读中，作者对传主有进一步的认识，也可能这认识彻底改变他对传主的看法。但是，通常在搜集与组织材料时，作者对传主已有既定评价。这种对传主的评价，又深受其所处社会的影响。这种社会价值定见，影响他选择、判断哪些是“事实”，以及对“事实”的解释。因此，“事实”虽然是构成传记的重要成分，但如学者所指出的，它不是结论，也不是写作的目的，而是经常被利用、被改变、被误用，以支持一种解释、一种性格描述的工具。而且，一个成功的传记作家不只是陈述事实而已，经由选择、安排这些“过去的事实”，加上修辞、隐喻，传记作家常常重新创造一个非凡的人，或赋予一个人物新的时代意义。由这一点来说，传记作家几乎类似小说作者；他们都是书中人物的创造者。透过传主个人的生命史及一些相关的事件，传记作者所描述的，事实上是一个时代与一个社会。这样的时代与社会（无论是过去的或是当代的），能符合并诠释作者自己的社会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经验。
    　　 一旦传记写成出版，与自传一样，它也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甚至于，传记成为比自传更强有力的社会记忆。因为它的观点被宣称是“客观的”，它的资料被认为是全面的，它对人物价值的诠释，无论是正面或是负面，经常符合特定的当代社会意识。因此，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它选择性的、虚构性的一面，经常被忽略。
    　　 如前所述，我们可将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的写作与出版，作为一种社会回忆活动（social remembering）。如同个人依赖记忆与回忆建立个人的特质；一个社会也透过这种，以及其他的社会回忆活动，不断地塑造或重塑其本质。基于这个观点，我们曾将1945—1994年间在台出版的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做一编目工作（此一资料以下皆称《编目》），作为“台湾群众集体记忆资料搜集与分析计划”下的一个项目。由“社会记忆”的观点，在此《编目》中的书，没有哪一本特别好或特别坏；它们都反映一个时代中的个人与社会所认为“重要的过去”，反映着个人与社会的认同与认同危机。因此，《编目》中的每一本书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分析。当然，这样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更不是本文所能做到的。但是，在本文以下各节中，我将根据这个编目，或编目中部分的书，来分析谁在回忆或谁被回忆，以及哪些主题被回忆。借此，我们可以略窥个人、社会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台湾社会的部分特质及其变迁。 

    　　 三、谁在回忆、谁被回忆　 

    　　 对于“谁在回忆、谁被回忆”，前者，我们指的是自传作者、口述历史被访问人，后者指的是传记中的传主。他们是被社会回忆，或社会赋予他们“解释过去的权力”的人。在本节中，我们可以将《编目》中所有的这些“谁”，根据他们的社会背景作一量化分析。由分析谁在回忆（自传作者、口述历史受访人）、谁被回忆（传记传主），我们可以了解这些材料的社会记忆性质。　 

    　　 1.谁在回忆
    　　 在《编目》中收录的自传、回忆录与口述历史著作共有490种。它们的作者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身份；他（她）们可能是男人或女人，军人或文人，他们也可能属于某一族群，或来自某一地域。无论如何，以下的统计显示，这些“在回忆的人”的社会身份有些共同的特质。
    　　 首先，毫无疑问，这些回忆者是以男性为主；女性只占总人数的9. 6%。而且，许多女性“回忆者”的主要回忆内容与某一男性有关。也就是说，她们的社会重要性建立在她们生命史与某一男性的密切关联上；她们因而“知道”自己生命记忆中那些“过去”是重要的。
    　　 其次，由这些“回忆者”的省籍背景来看，显然在近五十年来，台籍作者的“记忆”相对的被社会忽略。这个现象只在1975年之后，有较明显的变化。
    　　 以事业经历来说，1945—1974年对台湾社会回忆过去的人，大体上以被社会认为在政治、军事、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为主。1965年以后，出身文学艺术背景者的“回忆”在出版界急速增加。大约也从此时开始，财经、新闻、医学、宗教界人士，开始向社会呈现他（她）们的“过去”，而且在70年代之后愈来愈受社会重视。相反的，前30年中最常对社会强调自己过去的政治、学术界人物，在1975—1984年这一时段间，相对地沉默了许多。
    　　 1985—1994年，有关个人回忆的出版物，比起前一阶段几乎增长了一倍。一方面，这是因为《编目》中收录的“口述历史”著作，绝大部分都在此一时期出现；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个人出版自传、回忆录的风气，也较从前盛行。比较这一时期与前一时期“回忆者”的事业经历，值得注意的是，政界人士的“回忆”又有长足的发展；相对地，学术界人士的“回忆”仍然不振。　 

    　　 2.谁被回忆
    　　 传记的传主，因他（她）们对社会有特殊意义而被回忆。《编目》中收录1945—1994年间出版的传记有345种。由传主性别来说，这些“被回忆的人”还是以男人为主。从省籍上来看，他们中台籍人士只占相当少的比例。被社会回忆的台籍人士，只在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才有明显的增加。
    　 在传主的事业经历方面，政界人士显然最常被回忆，其次是军事、学术与文学艺术界人物。1975—1994年间，有大量的政治人物传记出版。此期间之前十年，与辛亥革命有关的政治人物传记出现较多；后十年，则以当代台湾政治人物的传记为多。学术与文艺界人士的传记，两者由1945年以来大体皆均势发展，但1985—1994年这一期间，显然文艺界人士的传记出现较多。有些宗教界人士的一生，在1975年以后也被写入传记。
    　　 另外，两种在90年代以来颇受重视的“记忆”，在本表中无法显现出来，那就是：（1）“二·二八”事件亲历者与受害者的记忆；（2）妇女对过去的记忆。这两者，在近五年来都有相当丰富的记录与出版，但因为大多不是以“单人专刊”的方式出版，或许多工作仍在进行中，因此在本表中无法显现。
    　　 以上统计数字，有些呈现的是一般性的人类社会现象。譬如，无论在哪一时期，政治人物都是社会上主要的“回忆者”与“被回忆者”。无论在哪一时期，男性与知识分子都是“过去”的主要组织者与诠释者。这些都是许多当代社会在社会记忆结构上的共同特质。
    　　 这些数字，部分也直接反映台湾近五十年来的政治与社会生态。譬如，非台籍人士一向掌握台湾主要社会记忆。这些在台湾社会记忆中大量的“非台籍人士”，许多是从未到过台湾的“辛亥革命参与者”。因此，这反映的是国家认同的问题，而与“某一族群”掌控历史记忆并无关联。无论如何，台籍人士的“过去”，在近十年来愈来愈受社会的重视。这也反映近十年来台湾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本土化的成果。
    　　 1975年之后，越来越多财经界领导人物的“过去”被回忆。显然，台湾社会借着这些人的过去，来诠释台湾的经济奇迹。台湾社会经济经过战后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后，一些在“心灵与精神”方面工作的人，也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近十年来文学、艺术、宗教界人士的“过去”，成为相当受重视的社会记忆，即反映此一现象。
    　　 80年代末以来，台湾执政党内的主流与非主流之争，以及社会间广泛的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之争，使得“过去”成为臧否人物，或为台湾政统定位的工具。因此，各种当代政治人物的传记、自传，如雨后春笋般出版；这也反映在表三与表六的统计数字上。这些当代政治人物的自传，以及或褒或贬的传记，如许多七口八舌的声音，争辩着“哪些是重要而真实的过去”。因此，在一个社会中，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有同样的“社会记忆”。所谓“共同社会记忆”，是在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对立与竞争中，强化自身或本群体的记忆，或扭曲、抹煞敌对利益群体的记忆，如此在争辩与妥协中产生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记忆”。
    　　 进一步解读这些数字资料，必然需要深入分析每一本传记、自传与口述历史著作，深入体会在社会与个人的互动中，“过去”所隐含的期盼、骄傲与焦虑。更重要的是，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各代表不同类型的社会记忆，代表不同的主观意识。因此，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中，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书写者的“动机”也有差距。这个差距，由深入分析个案（譬如，同一人物的传记、自传与口述历史）内涵中，我们或可以更深入理解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　　 

    　　 3.哪些主题被回忆
    　　 虽然在本文中，我们无法分析《编目》中每一本传记、自传与口述历史的内容。但是，这些著作中有一些重复出现的主题。
    　　 虽然在本文中，我们无法分析《编目》中每一本传记、自传与口述历史的内容。但是，这些著作中有一些重复出现的主题。在政治人物的传记与自传中，最常出现的主题便是有关“辛亥革命”的记忆。不仅是辛亥革命参与者的这一段“过去”，经常被他们自己或他人回忆，在其他回忆者或被回忆者的过去中，辛亥革命也是相当重要的社会记忆。我在一篇文章中，曾以“文化亲亲性”（cultural nepotism）来解释“起源”对于凝聚一个社会人群的重要性。对于“中华民国”这一群体来说，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起源记忆”。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国“父”；中华民国经常被认为由此“诞生”；而在此政治群体下的所有人群常被称为“同胞”。这些在台湾的生活中经常接触的政治语汇，皆显示辛亥革命被一群人根基化（primordealized）为“共同起源”，用来强化彼此的假血缘联系，也就是“文化亲亲性”，以增进群体的凝聚。　 

    　　 有关近五十年来台湾整体社会建设的个人功绩，也是经常出现在政治人物传记、自传或口述历史的重要主题。譬如，个别财经界人士在台湾经济发展上的贡献，或政界人士在台湾政坛的表现等等。这些主题，呈现自传、传记作者，或口述历史的受访者与访问者，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及诠释。譬如，如果作者认为台湾近五十年来在经济、政治方面有重要的成就，这样的成就必然有一些解释，因此某些个人的事迹被强调来合理化此社会成就。相反地，如果作者认为现实政治、社会日益劣化，则“谁应为此负责，或谁不应为此负责”，成为自传与传记的主题。台湾近年来，尤其是在重要选举之前，各种自传、传记大批出现，都显示“社会记忆”是社会现实的理解与诠释的主要战场之一。卷入这场战争的个人，不只是为自己的社会角色与贡献作防卫，更重要的是强调、维护本身所属社会次群体（如党派、族群、地域群体、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而“过去”，则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要攻防器械。　 

    　　 对于具军事背景的传记传主、自传作者或口述历史的受访者而言，他们的抗战、剿共经历，固然是被自己或他人回忆的主题。其他非军事背景的人，在回忆或被回忆时，“抗战与逃难时的生活与经历”，也是常被自己或他人提及的过去。这些关于抗战、剿共与逃难的记忆，透过许多的传记、自传、口述历史、教科书与其他媒体，成为台湾非常重要的“社会记忆”，或者，它也是一种“集体受难记忆”。即使绝大多数的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这些过去，但也（曾）感同身受。这些“集体受难记忆”造成台湾人民，尤其是战后出生的一代，普遍对日本以及中国大陆政权的嫌恶。直到近年来，在台湾本土意识普遍抬头的社会风气下，这些关于“抗战、剿共与逃难的记忆”究竟是谁的记忆，才被质疑，也因此相对地逐渐被遗忘。近年来，许多对日抗战纪念日的活动被省略或忽略，即为反映这种社会遗忘的现象之一。　 

    　　 与这种社会遗忘相反，另一种从前被忽略的“过去”——日本据台时期的经历与“二·二八”事件，80年代末以来被台湾社会热烈的集体回忆，成为台湾社会记忆的重要主题。日本据台时期的社会经历与“二·二八”事件，可以说是另一种“集体受难记忆”。在这种“集体受难记忆”下，凝聚的是某种狭义的“台湾人”，包含闽南人、客家人与原住民。绝大多数的外省人虽然对台湾日据时期没有亲身经历，但也如同身受；这有如抗战剿共记忆一样，可以成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记忆。但在台湾流行的对“二·二八”事件的记忆与诠释中，外省族群经常被视为“迫害者”。因此，对于这种“集体受难记忆”，外省族群很难因自己也是“台湾人”而接受这种记忆。于是，在近年来，有些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中，另一种对“二·二八”事件的记忆——当时许多“大陆人”被殴打、杀害的记忆——也被集体发掘、恢复、扩大之中。
    　　 个人在特定事业中的社会成就，是许多学术、文艺、新闻、宗教、医学界人物，自我回忆或是回忆他人的过去，每一职业群体，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仍是引导作者选择、组织、诠释过去的主要构图。在这种回忆中，一方面个别职业群体（如新闻界、学术界、文学界、艺术界、医学界、宗教界等等）的认同，及其社会重要性被强化。另一方面，该群体目前的结构特质（如各种不同的学门、流派、师承等），及对此种结构的主观评价（如，主流与非主流、主体与分支、正统与异端），也经常由特定人物的“过去”中得到某种诠释。 

    　　 在这种主观评价上，我们也能发现“起源”的魔力，许多特定职业群体的传记传主、口述历史受访者，被冠上“台湾第一位……”，或“中国第一位……”，或被称为“某某之父”。凡此种种，皆以起源创造一个传统，以凝聚一个群体；或以“起源”宣称该群体的特质。我们也应注意，当一个“起源”被创造、宣称时，许多旧传统与人物也同时被切断及遗忘。谁是主流、正统，谁是边缘与异端，皆可借此“起源”得到诠释。因此，不仅这些传记、自传、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内容”值得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作者、出版者，以及有关的学术或其他公私机构，皆可视为“社会记忆”的创造者与推广者。因此，在分析一本传记、自传或口述历史时，背后的创造者与推广者（无论是个人或团体）的社会背景也值得我们留意。
    　　 最后，在许多自传、传记中，新闻工作者经常成为“回忆者”或“被回忆者”；他们在“社会记忆”中有特殊的地位。与其他回忆者或被回忆者相同，借着特定的“记忆”他们的社会重要性被自己或被他人强调。但他们的社会重要性在于：他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是重要“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或同时是能详其内幕的人。因此，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几乎就是该社会“当代重要事件”的回顾；一种被认为是更客观或更深入的回顾。　 
    　　 一个社会常定义、重新定义哪些是“过去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同的个人及群体都争辩、诠释这些“重大事件”的经过及意义。这些重要的过去，也就是“社会记忆”，在社会间以各种版本存在、流通。在一个充满多元记忆的社会中，由社会记忆塑造的个人认同体系常是多元的、不确定的，或易变的。外在环境充满变化，个人认同经常在不确定中游移，各种版本对“过去”的描述与诠释到处充斥，这些都造成社会大众对“真实过去”的渴求。这种渴求，提供自传、传记的广大出版市场；造成以发掘“史实”为取向的口述历史成为众所瞩目的学术活动；也同时使得“新闻从业者”的回忆，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记忆。　　 

    　　 4.个人记忆、社会记忆与社会本质
    　　 如前所述，自传、传记、口述历史皆可视为一种社会记忆。对于自传、传记、口述历史的撰写内容与出版，我们或许可以探讨一些关键的问题。譬如：在一个社会中，许多个人（传记作者、自传传主、口述历史的受访者及读者）的经验与记忆，如何形成社会记忆？以及，如果社会记忆塑造一个社会，那么更基本的问题便是：如此被塑造的“社会”的本质如何？　 

    　　 本文所讨论的“社会记忆”，只是由当代人物传记、自传与口述历史所保存的当代记忆。事实上，社会记忆的范围远超过“当代”，它还包括所有的“过去”，如历史、神话、传说等等。社会记忆的传递媒介，也不只是出版物，还包括由口述（日常对话与述说）、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媒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联的地形、地貌等等）所传递的各种记忆。因此，凝聚一个社会（及各次级社会群体）的“记忆”是一种相当多元的、易变的综合体。个人由自身经验，以及家庭、社区、学校、族群，以及其他社会群体中，得到各种关于过去的记忆。这些记忆，有些是相当集体性的，有些是个人性的（autobiographical）；有些是亲身经历的事件留下的记忆，有些是非亲身经历的；有些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重复，有些则为过去个别事件的记忆。在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这些对过去的记忆形成个人心理上的一种构图（schemata）。当个人作为某群体的一分子，与外在世界的个人或群体互动时，透过这心理构图的回忆（rememberring），个人得以建立其社会认同体系。这样的回忆常是集体性的；许多人由此选择、强化特定的“共同过去”，以建立彼此的认同。　 

    　　 在社会生活中，社会记忆与集体回忆不断相互滋长，彼此影响，也因此强化个人或群体的认同，或造成认同变迁。这个过程大约是：在心理构图与社会认同体系中，个人经验到当前的重要事件或人物，学习到过去的重要事件与人物，也在此社会认同体系中，个人的社会行为受未来目的的导引。所有这些个人由经验、学习与行为中得到的记忆，都可能成为强化或修正其社会认同体系的心理构图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些“经验、学习与行为”常经过集体的修正；我们常与他人共同忆起彼此的经验、共同学习彼此经验与非经验的过去，并且在某种认同下共同行动。因此这些“记忆”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尤其是个人有社会目的、对社会现实有巨大影响的行为，常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生活在多变的现实社会中，为了个人或群体利益，个人经常需强调或调整自身的认同体系；这个过程，与个人社会记忆的累积与调整互为因果。我们由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书写与流传中，可看出这个过程。
    　　 我们以自传或传记的作者为例。在个人的一生里，由家庭、社区、学校与各种社会团体中，个人获得许多记忆，也因此构成他们基本的心理蓝图，并造成他们的认同体系。他们一生的作为，常是为了在此社会认同体系中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因此，他努力成为一位中国的科学家，或客籍的文学家，或台湾的政治家。事实上，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经常在这言行上宣称自己的社会存在；以“过去”来宣称自己的社会重要性。只是这些传主与自传作者，经常比其他人更能透过各种媒体，宣称自己的社会重要性。一个传记的传主，已由许多管道宣称自己的社会角色；这些，都成为社会记忆。传记的作者，在其个人的认同体系中，经验或学习到这些有关传主的社会记忆，而成为其心理构图的一部分。在其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传记作者可能组织部分传主的过去，赋予有意义的诠释（一种回忆活动），以强化或修正某种社会认同。在此过程中，作者可能与他人共同讨论、辩驳（集体回忆活动）。借此，传记作者肯定或强化自身或其所属社会群体的社会价值。同时，经由出版流传，传记也成为一种社会记忆。　 

    　　 对于一位自传作者来说，他的社会重要性可能已被社会熟知，或不为社会熟知，或在不同社会群体间有不同的认知。无论如何，他是在自身的心理构图与现实人际关系交汇而成的个人认同体系中，选择部分的记忆以建立、强化、维护或辩解自己的社会价值。然后出版后的自传，成为一种社会记忆。因此，自传、传记，皆可被视为个人经历、记忆与社会间的一种对话。某些以“发掘史实”为目的的口述历史研究（或历史研究），也有类似的功能。各种社会记忆散布在书籍或人们的记忆中，学者经由本身的认同体系，选择哪些是可信的“文字史料”，哪些是可靠的“报告人”。经由各种集体回忆活动（采访、讨论、著述、发行），“过去”（无论是实在的、重组的或是虚构的）被有意义地安排，并赋予诠释。最后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从社会记忆的观点，我们所谓的“社会”究竟有哪些特质？或者说，从社会记忆研究中，我们是否能更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　 

    　　 在许多学科中，学者都把“社会”作为许多集体表征的集结。无论是历史学者所谓个别社会的时代精神，或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所说的一个社会的结构（structure）、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或考古学者所称的典范（norms），都宣示着一种整体观、典范观点的对“社会”的理解。这种观点，近年来常被批评为偏重上层阶级的（在历史学方面），非历史的（在人类学方面），或忽略“过程”的（在考古学方面）。我们由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社会由无数关系错杂的、相互补足、合作、竞争或敌对的群体构成，它们皆以集体记忆来强化本群体的凝聚，或强调本群体的社会重要性。作为一种社会记忆，自传、传记、口述历史的书写与出版流传显示，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不愿自己被忽略，或不愿自己所属的群体被忽略。 

    　　 在现实社会中，由社会记忆所凝聚的“社会”，不断地在定义及重新定义哪些是该社会重要的过去事件与人物，以及不断诠释它（他）们为何重要，以界定、改变一个社会的本质。这些社会价值的形成，不完全是自然的凝聚，而更是一种社会内部不同团体间对“过去”的争夺。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以“个人过去”的形式，来表现哪些是社会的重要过去。因此，它们一方面反映一个时代所定义的重要人物、事件，以及对此的诠释；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歧异，也表现不同社会人群对过去的选择与对诠释权的竞争。于是，推广、强化自身的记忆，或抹杀他人的记忆，成为一种战争。像是夏夜里，一个大池塘边住有许多不同品种的青蛙。每一种青蛙都以特殊的叫声宣称本身或本群的存在，并压制他种蛙群的声音。因此，一个社会群体中各成员之间，并没有完全一致的“社会记忆”，也没有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认同”。一个社会永远在内部各群体间，以及与外界人群间，进行对现实生存资源以及对“过去”的竞争；在此竞争中，社会的本质得以不断地被修正。　 

    　　 5.结论：谁的历史? 
    　　 本文由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角度，探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所记载的“过去”的本质。并以台湾近五十年来出版的自传、当代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为对象，分析在这段时间中，谁在回忆、谁被回忆，以及哪些主题被回忆，以呈现这些材料的社会记忆本质；从某一角度而言，这也是“历史”的本质。
    　　 这个观点，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人群，都在争着述说自己的过去，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以抹煞他人的记忆。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可以向社会宣扬自己的过去，有些人的过去被社会刻意发掘、重建。这是对过去的诠释权之争，也是认同之争，权力之争。因此，对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历史”，我们都可以问：那是谁的历史？以中国正史而言，可以说，那是汉人的历史，男人的历史，统治阶层的历史，士人的历史。因为，只有这些人能经常透过传记、自传与其他文献，以及纪念性建筑与造像，各种纪念活动，以及“溯源”取向的历史与考古学研究，将自己或该社会人群认为重要的过去发掘、创造与保存下来。
    　　 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三种层面上来看待人物传记、自传与口述历史。首先，在“过去事实”层面上，这三种资料都告诉我们一些过去的事实，等待我们去探索。其次，在社会记忆的层面，人物传记、自传与口述历史都可以被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透过这些材料，学者可以分析个人的时代社会本质，以及一个时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以及与资源分配有关的认同结构。第三，在社会道德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层面，人物传记与口述历史的作者，能透过这两种写作方式为社会创造新的“记忆”，为受迫害、被忽略的社会人群争取他们应得的注意、尊重与社会福利。而这三种不同层面的研究与写作之间，有相辅相成也有相互纠葛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道“过去事实”，将有助于我们分辨与分析选择性的、扭曲的、虚构的“社会记忆”。从“社会记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一个时代社会的本质，特别是对其内部人群间的资源竞争的分配结构有深入的认识。我们更可以借“过去的意义”来了解人类及其社会的本质。在认识到人类社会以“社会记忆”来定义其本质，以支持特定的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关系，以及此种社会的演进过程时，学者可以思考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样的历史（或传记）写作有助于达成这样的社会。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不深入了解人类社会记忆的本质，那么，我们永远难以剥开层层伪装以发掘“过去事实”；我们也难以理解一个社会的本质及其演进。而我们的历史研究，更容易受一些虚幻的、无意义的、有偏见的政治或学术意识形态潮流的导引；这样的研究，甚至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资源竞争或支持另一种社会剥削关系。
    　　 人物传记与自传，都是一种文学形式。对于历史学者、人类学者或心理学者来说，它们都是可供分析的材料，学者无法也无须建议一个传记或自传作者应如何写他们的作品。但是，口述历史本身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是历史学者有意识的学术活动。无论在台湾或在国外，大量的田野采访与出版，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史学传统。因此，我们必须对口述历史有更多的期许。
    　　 问题也就是：在传统史学之外，口述历史能为史学做些什么？毫无疑问，如前所言，口述历史能提供传统文献之外难得的“史料”。尤其在现实政治中，有些档案文献被刻意遮掩或抹煞的情况下，口述历史材料更有价值。因此对于当代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亲历的人口述采访便是相当重要。但是，从社会记忆的观点，一位历史学者应有如是自觉：我们是否在某种社会意识的掌控下，定义何者是“当代或过去重要的人物或事件”？或者，定义“谁是知道过去真相的人”，而授予他（她）们诠释过去的权力？借着这样的口述历史采访所得资料，是否只是传统史料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它是否仍然为男性、主要族群、知识阶层、政治权力掌控者所认知的“过去”，以合理化某种社会现实？
    　　 在另一方面，有些人的“过去”常被社会忽略，他们是少数族群、妇女、劳工、乡间平民、低教育程度者或文盲。以中国历史为例，自二十五史的写作以来，在中国历史传统中，这些人的声音，他们记忆、失忆，以及组合过去的方式，从来没有被认真地记录过。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并不只是由一些精英人物、上层思想与意识形态以及典型的文化特征构成。那么，许多被传统史学遗忘的“过去”，值得我们记录与分析。从社会伦理的层面来说，社会弱势者的过去被忽略，是一种政治经济策略的运用，以将他们推到社会边缘。因此相反地，记录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的过去，也是一种策略，让他们不被忽略。
    　　 最后，将口述历史只当作是“恢复过去史实”的工具，显然过于低估了口述历史的研究价值。口述历史学者是否只将自己限制于找寻“真实的过去”？或者愿意去探触一个更广大范畴中被扭曲、遗忘、重要的“过去”？口述历史提供我们的是一种“社会记忆”或“活的历史”，它不一定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但它却反映个人的认同、行为、记忆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因此，研究当代的人如何在社会中选择、扭曲、遗忘“过去”，可能给历史学者一些启发：所有的“史料”都可当做一种“社会记忆遗存”。以“社会记忆”的观点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历史学者从此不探求“过去的事实”，而是有更积极的学术意义。让我们去思考，在何种社会结构背景下，当时人需留下这些“记忆”，以及为何遗忘、扭曲一些记忆。如此，口述历史研究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可以如一面窗子。透过这窗子，能眺望千百年前的人如建构他们心目中的过去；以及他们的认同、期望与焦虑。学者得以从中探索该时代各社会人群间、个人与社会间一些动态的结构关系，以及其所反映的“史实”。　　 

    　　 原载于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1-83页。

  • 古华《芙蓉镇》

    第一章 山镇风俗画（一九六三年）

    一　 一览风物

    芙蓉镇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坝里，古来为商旅歇宿、豪杰聚义、兵家必争的关隘要地。有一溪一河两条水路绕着镇子流过，流出镇口里把路远就汇合了，因而三面环水，是个狭长半岛似的地形。从镇里出发，往南过渡口，可下广东；往西去，过石拱桥，是一条通向广西的大路。不晓得是哪朝哪代，镇守这里的山官大人施行仁政，或者说是附庸风雅图个县志州史留名，命人傍着绿豆色的一溪一河，栽下了几长溜花枝招展、绿荫拂岸的木芙蓉，成为一镇的风水；又派民夫把后山脚下的大片沼泽开掘成方方湖塘，遍种水芙蓉，养鱼，采莲，产藕，作为山官衙门的“官产”。每当湖塘水芙蓉竞开，或是河岸上木芙蓉斗艳的季节，这五岭山脉腹地的平坝，便颇是个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了。木芙蓉根、茎、花、皮，均可入药。水芙蓉则上结莲子，下产莲藕，就连它翠绿色的铜锣一样圆圆盖满湖面的肥大叶片，也可让蜻蜓立足，青蛙翘首，露珠儿滴溜；采摘下来，还可给远行的脚夫包中伙饭菜，做荷叶麦子粑子，盖小商贩的生意担子，遮赶圩女人的竹篮筐，被放牛娃儿当草帽挡日头……一物百用，各各不同。小河、小溪、小镇，因此得名“芙蓉河”、“玉叶溪”、“芙蓉镇”。

    芙蓉镇街面不大。十几家铺子、几十户住家紧紧夹着一条青石板街。铺子和铺子是那样的挤密，以至一家煮狗肉，满街闻香气；以至谁家娃儿跌跤碰脱牙、打了碗，街坊邻里心中都有数；以至妹娃家的私房话，年轻夫妇的打情骂俏，都常常被隔壁邻居听了去，传为一镇的秘闻趣事、笑料谈资。偶尔某户人家弟兄内讧，夫妻斗殴，整条街道便会骚动起来，人们往来奔走，相告相劝，如同一河受惊的鸭群，半天不得平息。不是逢圩的日子，街两边的住户还会从各自的阁楼上朝街对面的阁楼搭长竹竿，晾晒一应布物：衣衫裤子，裙子被子。山风吹过，但见通街上空“万国旗”纷纷扬扬，红红绿绿，五花八门。再加上悬挂在各家瓦檐下的串串红辣椒，束束金黄色的苞谷种，个个白里泛青的葫芦瓜，形成两条颜色富丽的夹街彩带……人在下边过，鸡在下边啼，猫狗在下边梭窜，别有一种风情，另成一番景象。

    一年四时八节，镇上居民讲人缘，有互赠吃食的习惯。农历三月三做清明花粑子，四月八蒸莳田米粉肉，五月端午包糯米粽子、喝雄黄艾叶酒，六月六谁家院里的梨瓜、菜瓜熟得早，七月七早禾尝新，八月中秋家做土月饼，九月重阳柿果下树，金秋十月娶亲嫁女，腊月初八制“腊八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王爷上天……构成家家户户吃食果品的原料虽然大同小异，但一经巧媳妇们配上各种作料做将出来，样式家家不同，味道各各有别，最乐意街坊邻居品尝之后夸赞几句，就像在暗中做着民间副食品展览、色香味品比一般。便是平常日子，谁家吃个有眼珠子、脚爪子的荤腥，也一定不忘夹给隔壁娃儿三块两块，由着娃儿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向父母亲炫耀自己碗里的收获。饭后，做娘的必得牵了娃儿过来坐坐，嘴里尽管拉扯说笑些旁的事，那神色却是完完全全的道谢。

    芙蓉镇街面虽小，居民不多，可是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集市的主要场所不在青石板街，而在街后临河那块二、三十亩见方的土坪，旧社会留下了两溜石柱撑梁、青瓦盖顶、四向皆空的长亭。长亭对面，立着个油彩斑驳的古老戏台。解放初时圩期循旧例，逢三、六、九，一句三圩，一月九集。三省十八县，汉家客商，瑶家猎户、药匠，壮家小贩，都在这里云集贸易。猪行牛市，蔬菜果品，香菇木耳，懒蛇活猴，海参洋布，日用百货，饮食小摊……满圩满街人成河，嗡嗡嘤嘤，万头攒动。若是站在后山坡上看下去，晴天是一片头巾、花帕、草帽，雨天是一片斗篷、纸伞、布伞。人们不像是在地上行走，倒像汇流浮游在一座湖泊上。从卖凉水到做牙行掮客，不少人靠了这圩场营生。据说镇上有户穷汉，竟靠专捡猪行牛市上的粪肥发了家呢……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因天底下的人都要去炼钢煮铁，去发射各种名扬世界的高产卫星，加上区、县政府行文限制农村集市贸易，批判城乡资本主义势力，芙蓉镇由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变成了十天圩，最后成了半月圩。逐渐过渡，达到市场消灭，就是社会主义完成，进入共产主义仙境。可是据说由于老天爷不作美，田、土、山场不景气，加上帝修反捣蛋，共产主义天堂的门坎太高，没跃进去不打紧，还一跤子从半天云里跌下来，结结实实落到了贫瘠穷困的人间土地上，过上了公共食堂大锅青菜汤的苦日子，半月圩上卖的净是糠粑、苦珠、蕨粉、葛根、土茯苓。马瘦毛长，人瘦面黄。国家和百姓都得了水肿病。客商绝迹，圩场不成圩场，而明赌暗娼，神拳点打，摸扒拐骗却风行一时……直到前年——公元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县政府才又行下公文，改半月圩为五天圩，首先从圩期上放宽了尺度，便利物资交流。因元气大伤，芙蓉镇再没有恢复成为三省十八县客商云集的万人集市。

    近年来芙蓉镇上称得上生意兴隆的，不是原先远近闻名的猪行牛市，而是本镇胡玉音所开设的米豆腐摊子。胡玉音是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女子。来她摊子前站着坐着蹲着吃碗米豆腐打点心的客人，习惯于喊她“芙蓉姐子”。也有那等好调笑的角色称她为“芙蓉仙子”。说她是仙子，当然有点子过誉。但胡玉音黑眉大眼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情，却是过往客商有目共睹的。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打了个比方：“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得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她待客热情，性情柔顺，手头利落，不分生熟客人，不论穿着优劣，都是笑脸迎送：“再来一碗?添勺汤打口干?”“好走好走，下一圩会面!”加上她的食具干净，米豆腐量头足，作料香辣，油水也比旁的摊子来得厚，一角钱一碗，随意添汤，所以她的摊子面前总是客来客往不断线。

    “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买主买主，衣食父母。”这是胡玉音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家训”。据传她的母亲早年间曾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花容月貌的青楼女子，后来和一个小伙计私奔到这省边地界的山镇上来，隐姓埋名，开了一家颇受过往客商欢迎的夫妻客栈。夫妇俩年过四十，烧香拜佛，才生下胡玉音一个独女。“玉音，玉音”，就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老母所赐的意思。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也是胡玉音招郎收亲后不久，两老就双双去世了。那时还没有实行顶职补员制度，胡玉音和新郎公就参加镇上的初级社，成了农业户。逢圩赶场卖米豆腐，还是近两年的事呢。讲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启齿，胡玉音做生意是从提着竹篮筐卖糠菜粑粑起手，逐步过渡到卖蕨粉粑粑、薯粉粑耙，发展成摆米豆腐摊子的。她不是承袭了什么祖业，是饥肠辘辘的苦日子教会了她营生的本领。
    “芙蓉姐子!来两碗多放剁辣椒的!”
    “好咧——，只怕会辣得你兄弟肚脐眼痛!”
    “我肚脐眼痛，姐子你给治?”
    “放屁。”
    “女老表!一碗米豆腐加二两白烧!”
    “来，天气热，给你同志这碗宽汤的。白酒请到对面铺子里去买。”
    “芙蓉姐，来碗白水米豆腐，我就喜欢你手巴子一样白嫩的，吃了好走路。”
    “下锅就熟。长嘴刮舌，你媳妇大约又有两天没有喊你跪床脚、扯你的大耳朵了!”
    “我倒想姐子你扯扯我的大耳朵哩!”
    “缺德少教的，吃了白水豆腐舌尖起泡，舌根生疮，保佑你下一世当哑巴!”
    “莫咒莫咒，米豆腐摊子要少一个老主顾，你舍得?”
    就是骂人、咒人，胡玉音眼睛里也是含着温柔的微笑，嗓音也和唱歌一样的好听。对这些常到她摊上来的主顾们，她有讲有笑，亲切随和得就像待自己的本家兄弟样的。
    的确，她的米豆腐摊子有几个老主顾，是每圩必到的。
    首先是镇粮站主任谷燕山。老谷四十来岁，北方人，是个鳏夫，为人忠厚朴实。不晓得怎么搞的，谷燕山前年秋天忽然通知胡玉音，可以每圩从粮站打米厂卖给她碎米谷头子六十斤，成全她的小本生意!胡玉音两口子感激得只差没有给谷主任磕头，喊恩人。从此，谷燕山每圩都要来米豆腐摊子坐上一坐，默默地打量着脚勤手快、接应四方的胡玉音，仿佛在细细品味着她的青春芳容。因他为人正派，所以就连他对“芙蓉姐子”那个颇为轻浮俗气的比喻，都没有引起什么非议。再一个是本镇大队的党支书满庚哥。满庚哥三十来岁，是个转业军人，跟胡玉音的男人是本家兄弟，玉音认了他做干哥。干哥每圩来摊子上坐一坐，赏光吃两碗不数票子的米豆腐去，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无形中印证了米豆腐摊子的合法性，告诉逢圩赶场的人们，米豆腐摊子是得到党支部准许、党支书支持的。

    吃米豆腐不数票子的人物还有一个，就是本镇上有名的“运动根子”王秋赦。王秋赦三十几岁年纪，生得圆头圆耳，平常日子像尊笑面佛。可是每逢政府派人下来抓中心，开展什么运动，他就必定跑红一阵，吹哨子传人开会啦，会场上领头呼口号造气氛啦，值夜班看守坏人啦，十分得力。等到中心一过，运动告一段落，他也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嘴巴又好油腻，爱沾荤腥，人家一个钱当三个花，他三个钱当一个钱吃。来米豆腐摊前一坐，总是一声：“弟嫂，来两碗，记账!”一副当之无愧的神气。有时还当着胡玉音的面，拍着她男人的肩膀开玩笑：“兄弟!怎么搞的?你和弟嫂成亲七、八年了，弟嫂还像个黄花女，没有装起窑?要不要请个师傅，做个娃娃包靠!”讲得两口子脸块绯红，气也不是，恼也不是，骂也不是。对于这个白吃食的人，胡玉音虽是心里不悦，但本镇上的街坊，来了运动又十分跑红的，自然招惹不起，自给吃还要赔个笑脸呢。

    每圩必来的主顾中，有个怪人值得特别一提。这人外号“秦癫子”，大名秦书田，是个五类分子。秦书田原先是个吃快活饭的人，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本县歌舞团的编导，一九五七年因编演反动歌舞剧，利用民歌反党，划成右派，被开除回乡生产。他态度顽固，从没有承认过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只承认自己犯过两回男女关系的错误，请求大队支书黎满庚将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换成“坏分子”帽子。自有一套自欺欺人的理论。他来胡玉音的摊子上吃米豆腐，总是等客人少的时刻，笑笑眯眯的，嘴里则总是哼着一句“米米梭，梭米来米多来辣多梭梭”的曲子。

    “秦癫子!你见天哼的什么鬼腔怪调?”有人问。
    “广东音乐《步步高》，跳舞的。”他回答。
    “你还步步高?明明当了五类分子，步步低啦!”
    “是呀，对呀，江河日下，努力改造……”
    在胡玉音面前，秦书田十分知趣，眼睛不乱看，半句话不多讲。“瘦狗莫踢，病马莫欺”，倒是胡玉音觉得他落魄，有些造孽。有时舀给他的米豆腐，香油和作料还特意下得重一点。

    逢圩赶集，跑生意做买卖，鱼龙混杂，清浊合流，面善的，心毒的，面善心也善的，面善心不善的，见风使舵、望水弯船的，巧嘴利舌、活货说死、死货说活的，倒买倒卖、手辣脚狠的，什么样人没有呢?“芙蓉姐子”米豆腐摊子前的几个主顾常客就暂且介绍到这里。这些年来，人们的生活也像一个市场。在下面的整个故事里，这几个主顾无所谓主角配角，生旦净丑，花头黑头，都会相继出场，轮番和读者见面的。

    二　女经理

    芙蓉镇街面虽小，国营商店却有三家：百货店、南杂店、饮食店。三家店子分别耸立在青石板街的街头、街中、街尾。光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占着绝对优势，居于控制全镇商业活动的地位。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香，新近才从县商业局调来，对镇上的自由市场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每逢圩日，她特别关注各种饮食小摊经售的形形色色零星小吃的兴衰状况，看看究竟有多少私营摊贩在和自己的国营饮食店争夺顾客，威胁国营食品市场。她像个旧时的镇长太太似的，挺起那已经不十分发达了的胸脯，在圩场上看过来，查过去，最后看中了“芙蓉姐子”的米豆腐摊子。她暗暗吃惊的是，原来“米豆腐西施”的脸模长相，就是一张招揽顾客的广告画!更不用讲她服务周到、笑笑微微的经营手腕了。“这些该死的男人!一个个就和馋猫一样，总是围着米豆腐摊子转……”她作为国营饮食店的经理，不觉地就降低了自己的身分，认定“芙蓉姐子”的米豆腐摊子，是镇上惟一能和她争一高下的潜在威胁。

    一天逢圩，女经理和“芙蓉姐子”吵了一架。起因很小，原也和国营饮食店经理的职务大不相干。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本镇屠户，这一圩竞捎来两副猪杂，切成细丝，炒得香喷喷辣乎乎的，用来给每碗米豆腐盖码子。价钱不变。结果米豆腐摊子前边排起了队伍，有的人吃油了嘴巴，吃了两碗吃三碗。无形中把对面国营饮食店的顾客拉走了一大半。“这还了得?小摊贩竟来和国营店子抢生意?”于是女经理三脚两步走到米豆腐摊子前，立眉横眼地把戴了块“牛眼睛”（山里人对手表的戏称）的手伸了过去：“老乡，把你的营业许可证交出来看看!”胡玉音不知她的来由，连忙停住碗勺赔笑说：“经理大姐，我做这点小本生意，圩圩都在税务所上了税的。镇上大人娃儿都晓得……”“营业证!我要验验你的营业证!”女经理的手没有缩回，“若是没有营业证，就叫我们的职工来收你的摊子!’’温顺本分的胡玉音傻了眼：“经理大姐，你行行好，抬抬手，我卖点米豆腐，摆明摆白的，又不是黑市!”这可把那些等着吃米豆腐的人惹恼了，纷纷站出来帮腔：“她摆她的摊子，你开你的店子，井水不犯河水，她又没踩着哪家的坟地!”“今天日子好，牛槽里伸进马脑壳来啦!”“女经理，还是去整整你自己的店子吧，三鲜面莫再吃出老鼠屎来就好啦!哈哈哈……”后来还是粮站主任谷燕山出面，给双方打了圆场：“算啦算啦，在一个镇上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有话到市管会和税务所去讲!”把李国香气的哟，真想大骂一通资本主义尾巴们!芙蓉镇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窝藏坏人坏事，对她这个外来干部欺生。

    李国香本是县商业局的人事干部，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的外甥女，全县商业战线以批资本主义出名的女将。据说早在一九五八年，她就献计献策，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放出了一颗“工商卫星”：对全县小摊小贩进行了一次突击性大清理。她的事迹还登过省报，一跃而成为县里的红人，很快入了党，提了干。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今年春上，正当要被提拔为县商业局副局长时，她和有家有室的县委财办主任的秘事不幸泄露。因她去医院打胎时不得不交代出肚里孽种畜生的来历。为了爱护典型，秘事当然被严格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就连负责给她堕胎的女医生，都很快因工作需要被安排到千里之外的洞庭湖区搞“血防”去了。李国香也暂时受点委屈，下到芙蓉镇饮食店来当经理。可怜巴巴的连个股级干部都没够上呢。

    女经理今年三十二岁。年过三十二对于一个尚未成家的女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年纪，叫做上上不得，下下不得。唉唉，都怨得了谁呢?恋爱史就是她的青春史。李国香二十二岁那年参加革命工作，在挑选对象这个问题上，真叫尝遍了酸甜苦辣咸。她初恋谈的是县兵役局一位肩章上一颗“豆”的少尉排长，可是那年月时髦姑娘们流行的歌诀是：一颗“豆”太小，两颗“豆”嫌少，三颗“豆”正好，四颗“豆”太老。她很快就和“一颗豆”吹了。不久找了位“三颗豆”，老倒是不老，就是上尉连长刚和乡下的女人离了婚，身边还有个活蹦乱跳的男娃，头次见面不喊“阿姨”，而喊“后妈”!碰他娘的鬼哟，挂筒拉倒。接着发生了第三次爱情纠葛，闪电式的，很有点讲究，这里暂且不表。一九五六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她找了位知识分子——县水利局的一位眼镜先生。两人已经有了“百日之恩”。可是眼镜先生第二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妈呀!”她像走夜路碰见了五步蛇，赶忙把跨出去的脚缩了回来，好险!这一来她发誓要成为一名人事干部，对象则要个科局级，哪怕是当“后妈”。她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因为世上的好事总难全。不知不觉十年青春年华过去了，她政治上越来越跑红，而在私生活方面却圈子越搞越窄，品位级别也越来越低了。有时心里就和猫爪抓挠着一样干着急。她天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照镜子。当窗理云鬓，对镜好心酸。原先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已经布满了红丝丝，色泽浊黄。原先好看的双眼皮，已经隐现一晕黑圈，四周爬满了鱼尾细纹。原先白里透红的脸蛋上有两个逗人的浅酒窝，现在皮肉松弛，枯涩发黄……天哪，难道一个得不到正常的感情雨露滋润的女人，青春就是这样的短促，季节一过就凋谢萎缩?人一变丑，心就变冷。积习成癖，她在心里暗暗嫉妒着那些有家有室的女人。

    李国香急于成家。有了法定的男人，她在县上闹下的秘闻就会为人们淡忘。谁成家前没有一两件荒唐事哟。今年年初来到芙蓉镇后，她留心察看了一下，在“共产党员、国家干部”这个起码标准下，入选目标可怜巴巴，只有粮站主任谷燕山那个“北方佬”。“北方佬”一脸胡子拉碴，衣着不整，爱喝二两，染有一般老单身汉诸如此类的癖好积习。可是据山镇银行权威人士透出风声，谷主任私人存折是个“干字号”。谷燕山政治、经济条件都不差，就是年龄上头差一截……唉唉，事到如今，只能顾一头了。俗话说：“老郎疼婆娘，少郎讲名堂。”当然话讲回来，李国香有时也单相思地想到：一旦真的搂着那个一嘴胡子拉碴的黑雷公睡觉，没的恶心，不定一身都会起鸡皮疙瘩……一个果子样熟过了的女人，不能总靠单相思过日子。她开始注意跟粮站主任去接近，亲亲热热喊声“老谷呀，要不要我叫店里大师傅替你炒盘下酒菜?”或是扯个眉眼送上点风情什么的：“谷大主任，我们店里新到了一箱‘杏花村’，我特意吩咐给你留了两瓶!”“哎呀，你的 衣服领子都黑得放亮啦，做个假领子就省事啦……”如此这般。本来成年男女间这一类的表露、试探，如同易燃物，一碰就着。谷燕山这老单身汉却像截湿木头，不着火，不冒烟。没的恶心!李国香只好进一步做出牺牲，老着脸子采取些积极行动。

    有天晚上，全镇供销、财粮系统联合召开党员会，传达中央文件。镇上那时还没有发电，会场上吊着一盏时明时灭像得了哮喘病似的煤气灯。女经理等候在黑洞洞的楼梯口。粮站主任进来时，她自自然然地挨过身子去：“老谷呀，慢点走，这楼口黑得像棺材，你做点好事牵着我的手!”粮站主任没介意，伸过手臂去让女经理拉住，也就是类似大口岸地方那种男女“吊膀子”的款式。谁知女经理得寸进尺，“吊膀子”还嫌不足，竟然整个身子都贴了上来。粮站主任口里喷出酒气，女经理身上喷出香气。反正黑古隆冬的木板楼梯上，谁也看不清谁。“你呀，又喝了?嘻嘻嘻，酒臭!”女经理又疼又怨像个老交情。“你怎么像根藤一样地缠着我呀?来人了，还不赶快松开?”粮站主任真像棵树，全无知觉。气得女经理恨恨地在他的膀子上掐了一把：“老东西!不懂味，不知趣!送到口边的菜都不吃?”粮站主任竞反唇相讥：“女经理可不要听错了行情估错了价，我懂酒味，不知你趣!”天啊，这算什么话?没的恶心!好在已经来到了会场门口，两人都住了口。彼此冷面冷心，各人有各人的尊严。进了会场各找各的地方坐下，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在一个四十出头的单身汉面前碰壁!李国香牙巴骨都打战战，格格响。饮食店的职工们当然不知女经理的这番挫折，只见她第二天早晨起来眼睛肿得和水蜜桃一样，看什么人都不顺眼，看见馒头、花卷、包子、面条都有气。还平白无故就把一位女服务员批了一顿：
    “妖妖调调的，穿着短裙子上班，要现出你的腿巴子白白嫩嫩?没的恶心!你想学那摆米豆腐摊的女贩子?还是要当国营饮食店的营业员?你不要脸，我们国营饮食店还要讲个政治影响!先向你们团支部写份检讨，挖一挖打扮得这么花俏风骚的思想根源!”

    几天后，女经理自己倒是找到了在老单身公谷燕山面前碰壁的根源：就是那个“米豆腐西施”，或如一般顾客喊的“芙蓉姐子”。原来老单身公是在向有夫之妇胡玉音献殷勤，利用职权慷国家之慨，每圩供给六十斤碎米谷头子!什么碎米谷头子?还不是为了障人耳目!里边还不晓得窝着、藏着些什么不好见人的勾当呢。“胡玉音!你是个什么人?李国香又是个什么人?在小小芙蓉镇，你倒事事占上风!”有好些日子，她恼恨得气都出不均匀，甚至对胡玉音婚后不育，她都有点幸灾乐祸。“空有副好皮囊!抱不出崽的寡蛋!”相形之下，她不免有点自负，自己毕竟还有过两回西医、草药打胎的记录……谷燕山，胡玉音!天还早着呢，路还远着呢。只要李国香在芙蓉镇上住下去，扎下根，总有一天叫你们这一对不清不白的男女丢人现眼败相。

    她是这样的人：常在个人生活的小溪小河里搁浅，却在汹涌着政治波涛的大江大河里鼓浪扬帆。“神仙下凡问土地”，她决定利用空余时间先去找本镇大队党支部调查调查，掌握些基本情况，再来从长计议。

    三　满庚哥和芙蓉女

    芙蓉河岸上，如今木芙蓉树不多了。人说芙蓉树老了会成芙蓉精，化作女子晚上出来拉过路的男人。有人曾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后半夜，见一群天姿国色的女子在河里洗澡，忽而朵朵莲花浮玉液，忽而个个仙姑戏清波……每个仙姑至少要拉一个青皮后生去配偶。难怪芙蓉河里年年热天都要淹死个把洗冷水澡的年轻人。搞得镇上那些二百五后生子们又惊又怕又喜，个别水性好、胆子大的甚至想：只要不丢了性命，倒也不妨去会会芙蓉仙姑。站在领导者的立场上，从长远利益着眼，这可对镇上人口、民兵建设都是个威胁。因而河岸上的芙蓉老树从一镇风水变成了一镇迷信根源。后来乡政府布置种蓖麻籽，说是可以提炼保卫国家的飞机润滑油，镇上的小学生们就刨了芙蓉树根点种蓖麻，既巩固了国防，又破除了迷信。正跟镇背后的方方湖塘，原先种着水芙蓉，公社化后以粮为纲，改成了水稻田一样。不过河岸码头边，还幸存着十来株合抱大的凉粉树，树上爬满了薜荔藤。对于这十来株薜荔古树何以能够逃脱全民炼钢煮铁运动，镇上的人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因它的木质差，烧成木炭不厉火。有的说是乡政府的一个后来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乡长同志，执意要留给过渡群众歇气、纳凉。有的说就是到了尽吃尽喝的共产主义社会，大热天大约也还要用冰凉的井水磨几碗凉粉解解油腻，留下凉粉树，是看到了长远利益……你看看，才过了四、五年，对这么件小事就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可见中国历史的复杂性。难怪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大学问家做“考证”。凉粉树啊，薜荔藤，在码头石级两旁，形成了烈日射不透的夹道浓荫，荫庇着上下过往行人。树上吊满了凉粉公、凉粉婆，就像吊满一只只小小的青铜钟。它们连同浓荫投映在绿豆色的河水里，静静的河水都似乎在叮咚、叮咚……

    大队支书满庚哥，一九五六年从部队上复员下来，分配在区政府当民政干事，就是在这渡口码头边，见到了镇上客栈胡老板的独生女的。那女子洗完了一篮筐衣服，正俯着脸盘看水下岩缝缝里游着的尾尾花灯鱼玩。满庚哥从岸上下来等渡船，首先看到的是那张倒映在河水里的秀丽的鹅蛋脸……他心里迷惑了一下：乖!莫非自己大白天撞上了芙蓉树精啦?镇上哪家子出落个这么姣好的美人儿?民政干事出了神。他不怕芙蓉树精，不觉地走拢过去，继续打量着镜子一般明净的河水里倒映出的这张迷人的脸盘。

    这一来，河水里就倒映出了两张年轻人的脸。那女子吓了一大跳，绯红了脸，恨恨地一伸手先把河水里的影子搅乱了，捣碎了；接着站起身子，懊恼地朝后生子身上斜了一眼。可是，两个人都立时惊讶、羞怯得和触了电一样，张开嘴巴呆住了：
    “玉音!你长这么大了?……”
    “满庚哥，你回来了……”
    原来他们从小就认识。满庚哥是摆渡老倌的娃儿。玉音跟着他进山去扯过笋子、捡过香菇、打过柴禾。他们还山对山、崖对崖地唱过耍歌子，相骂着好玩。小玉音唱：“那边徕崽站一排，你敢砍柴就过来，镰刀把把打死你，镰刀嘴嘴挖眼埋!”小满庚回：“那山妹子生得乖，你敢扯笋就过来，红绸帕子把你盖，花花轿子把你抬!”一支一支的山歌相唱相骂了下去，满庚没有输，玉音也没有赢。她心里恨恨地骂：“短命鬼!哪个希罕你的红绸帕子花花轿?呸，呸!”有时她心里又想：“缺德少教的，看你日后花花轿子来不来抬……”后来，人，一年年长大了，玉音也一年年懂事了。满庚哥参了军。胡玉音一想到“花花轿子把你抬”这句山歌，就要脸热，心跳，甜丝丝地好害臊。

    一对青梅竹马，面对面地站在一块岩板上。可两人又都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尖。玉音穿的是自己做的布鞋，满庚穿的是部队上发的解放鞋。好在是红火厉日的正中午，树上的知了吱——呀、吱——呀只管噪，对河的艄公就是满庚的爹，不知是在阴凉的岩板上睡着了，还是在装睡觉。

    “玉音，你的一双手好白净，好像没有搞过劳动……”还是民政干事先开了口。开过口又埋下眼皮好后悔，没话找话，很不得体。

    “哪个讲的?天天都做事哩。不戴草帽不打伞，不晓得哪样的，就是晒不黑……不信?你看，我巴掌上都起了茧……”客栈老板的独生女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只能自己听见。但民政干事也听得见。

    胡玉音有点委屈地嘟起腮帮，想向满庚哥伸出巴掌去。巴掌却不听话，要伸不伸的，麻起胆子才伸出去一半。

    满庚哥歉意地笑了笑，伸出手去想把那巴掌上的茧子摸一摸，但手臂却不争气，伸到半路又缩了回来。

    “玉音，你……”满庚哥终于鼓起了勇气，眼睛睁得好大，一眨不眨地盯着秀丽女子，眼神里充满了讯问。

    玉音吃了灵芝草，满庚哥的心事，她懂：
    “我?清清白白一个人……”她还特意添加了一句，“就是一个人……”
    “玉音!”满庚哥声音颤抖了，紧张得身上的军装快要胀裂了，张开双臂像要扑上来。
    “你……敢!”胡玉音后退了一步，眼睛里立即涌出了两泡泪水，像个受了欺侮的小妹娃一样。
    “好，好，我现在不……”满庚哥见状，心里立即生出一种兄长爱护妹妹般的感情和责任，声音和神色都缓和了下来。“好，好，你回家去吧，老叔、婶娘在铺里等久了，会不放心的。你先替我问两个大人好!”
    胡玉音提起洗衣篮筐，点了点头：“爹娘都年纪大了，病病歪歪的……”
    “玉音，改天我还要来看你!”对岸，渡船已经划过来了。
    胡玉音又点了点头，点得下巴都挨着了衣领口。她提着篮筐一步步沿着石阶朝上走，三步一回头。
    民政干事回到区政府，从头到脚都是笑眯眯的。

    区委书记杨民高是本地人，很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在区委会、区政府二十几号青年干部里，他最看重的就是民政干事黎满庚。小黎根正苗正，一表人材，思想单纯作风正，部队上的鉴定签得好，服役五年立过四次三等功。当时，县委正在布置撤区并乡，杨民高要被提拔到县委去管财贸。他向县委推荐，提拔小黎到山区大乡——芙蓉乡当乡长兼党总支书记。县委组织部已经找黎满庚谈了话，只等着正式委任。这时，杨民高书记那在县商业局工作的宝贝外甥女，来区政府所在地调查供销工作。当然啰，三顿饭都要来书记舅舅宿舍里吃。杨书记不知出于无心还是有意，每顿饭都派民政干事到厨房里打了来一起吃。民政干事隐约听人讲过，区委书记的外甥女在县里搞恋爱像猴子扳苞谷，扳一个丢一个，生活不大严肃。饭桌上，不免就多打量了几眼：是啊，穿着是够洋派的，每到吃饭时，就要脱下米黄色丝光卡罩衣，只穿一件浅花无领无袖衫，裸露出一对圆圆滚滚、雪白粉嫩的胳膊，细嫩的脖子下边也现出来那么一片半遮不掩的皮肉，容易使人产生奇妙的联想呢。高耸的胸脯上，布衫里一左一右顶着两粒对称的小钮扣似的。就连杨民高书记这种长年四季板着脸孔过日子的领导人，吃饭时也不免要打望一下外甥女的一对白胖的手巴子，盯两眼她脖子下细嫩的一片，嘴角也要透出几丝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杨书记的外甥女究竟是位见过世面的人，落落大方，一双会说话、能唱歌似的眼睛在民政干事的身上瞄来扫去，真像要把人的魂魄都摄去似的。黎满庚从来没有被女同志波光闪闪的眼睛这样“扫描”过，常常脸红耳赤，笨手笨脚，低下脑壳去数凳子脚、桌子脚。

    总共就这么在一张饭桌上吃了四顿饭，彼此只晓得个“小黎”、“小李”。第三天，杨书记送走外甥女后，就笑眯眯地问：“怎么样?嗯?怎么样?”黎满庚头脑不灵活，反应不过来，不知所问：“杨书记，什么事?什么‘怎么样’?”真是对牛弹琴!一个二十好几的复员军人，这么蠢，这么混账。明明刚送走了一位花儿朵儿的人儿，他却张大嘴巴来反问舅老爷“什么‘怎么样”’?

    当晚，区委书记找民政干事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这在杨民高来讲，已经是够屈尊赏光的了。要是换了别的青年干部，早就把“五粮液”、“泸州老窖”孝敬上来了，洗脸水、洗脚水都打不赢了。杨民高书记以舅老兼月老的身分，还以顶头上司的权威身分，不由分说地把两个年轻人的政治前程、小家庭生活安排，详细地布置了一番。也许是出于一种领导者的习惯，他就像在布置、分派下属干部去完成某项任务一样。“怎么样?嗯，怎么样?”区委书记又是上午的那口腔调。没想到民政干事嘴里结结巴巴，眼睛躲躲闪闪，半天才挤出一个阴屁来：“多谢首长关心，宽我几天日子，等我好好想想……”把区委书记气的哟，眼睛都乌了，真要当即拉下脸来，训斥一顿：狂妄自大，目无领导，你个芝麻大的民政干事，倒像个状元爷，等着做东床驸马?

    民政干事利用工作之便，回了一转芙蓉镇。摆渡艄公的后代和客栈老板的独生女，是不是又在码头下的青岩板上会的面，打了些什么商量，不得而知。当时，不晓得根据哪一号文件的规定，凡共产党员，甚至党外积极分子谈恋爱，都必须预先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情况，并经组织同意后，方可继续发展感情，以保障党员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纯洁性、可靠性。几天后，民政干事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向区委书记做了汇报。

    “恭喜恭喜，看上芙蓉镇上的小西施了。”杨民高书记不动声色，半躺半仰在睡椅里，二郎腿架起和脑壳一样高，正好成个虾公形。他手里拿一根火柴棍，剔除酒后牙缝缝里的肉丝菜屑，以及诸如此类的剩余物质。

    “我们小时候扯笋、捡香菇就认得……”民政干事的脸也红得和熟虾公一个色。
    “她家什么阶级成分?”
    “大概是小业主，相当于富裕中农什么的……”
    “大概?相当于?这是你一个民政干事讲的话?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杨民高书记精神一振，从睡椅上翻坐起来，眼睛瞪得和两只二十五瓦的电灯泡似的。
    “我、我……”民政干事羞惭得无地自容，就像小时候钻进人家的果园里偷摘果子被园主当场捉拿到了似的。
    “我以组织的名义告诉你吧，黎满庚同志。芙蓉镇的客栈老板，解放前参加过青红帮，老板娘则更复杂，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妓女。你该明白了吧，妓女的妹儿，才会那样娇滴妖艳……”杨民高书记又半躺半仰到睡椅里去了，在本地工作了多年，四乡百姓，大凡出身历史不大干净、社会关系有个一鳞半爪的，他心里都有个谱，有一本阶级成分的账。
    民政干事耷拉着脑壳，只差没有落下泪来了。
    “小黎，根据婚姻法，搞对象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党组织也有党组织的规矩。你可以选择：要么保住党籍，要么去讨客栈老板的小姐做老婆!”
    杨民高书记例行的是公事，讲的是原则。当然，他一个字也没再提到自己那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亲外甥女。

    从部队到地方，从简单到复杂。民政干事像棵遭了霜打的落叶树，几天功夫瘦掉了一身肉。事情还不止是这样。区委书记在正式宣布县委的撤区并乡、各大乡领导人员名单时，民政干事没有挂上号。倒是通知他到一个乡政府去当炊事员。因为他从部队转地方时，本来就不可以做干部使用，只能做公务员。

    黎满庚没有到那乡政府去报到。他回到芙蓉镇的渡头土屋，帮着年事已高的爷老倌摆渡。本来就登得不高，也就算不得跌重。艄公的后代还当艄公，天经地义。行船走水是本分。

    一个月白风清的晚上，黎满庚和胡玉音又会了一次面。还是老地方：河边码头的青岩板上。如今方便得多了，黎满庚自己撑船摆渡，时常都可以见面。

    “都怪我!都怪我!满庚哥……”胡玉音眼泪婆娑。月色下，波光水影里，她明净妩媚的脸庞，也和天上的圆月一个样。

    “玉音，你莫哭。我心里好痛……”黎满庚高高大大一条汉子，不能哭。部队里锻炼出来的人，刀子扎着都不能哭。

    “满庚哥!我晓得了……党，我，你只能要一个……我不好，我命独。十三岁上瞎子先生给我算了个‘灵八字’，我只告诉你一人，我命里不主子，还克夫……”胡玉音呜呜咽咽，心里好恨。长这么大，她没有恨过人，人家也没有恨过她。她只晓得恨自己。

    什么话哟，解放都六、七年了，思想还这么封建迷信!但满庚哥不忍心批评她。她太可怜，又太娇嫩。好比倒映在水里的木芙蓉影子，你手指轻轻一搅，就乱了，碎了。

    “满庚哥，我认了你做哥哥，好吗?你就认了我做妹妹。既是我们没有缘分……”

    妹儿的痴心、痴情，是块铁都会化、会熔。黎满庚再也站不住了，他都要发疯了!他扑了上来，一把抱住了心上的人，嘴对着嘴地亲了又亲!

    “满庚哥，好哥哥，亲哥哥……”过了一会儿，玉音伏在满庚肩上哭。

    “好哥哥”，“亲哥哥”……这是信任，也是责任。黎满庚松开了手，一种男子汉的凛然正气，充溢他心头，涨满他胸膛。就在这神圣的一刹那间，他和她，已改变了关系。山里人纯朴的伦理观占了上风，打了胜仗。感情的土地上也滋长出英雄主义。

    “玉音妹妹，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们虽是隔了一条河，可还是在一个镇子上住着。今生今世，我都要护着你……”

    这是生活的承诺，庄严的盟誓。

    镇国营饮食店女经理李国香要找本镇大队党支书，了解米豆腐摊贩胡玉音的阶级成分、出身历史、现行表现，她是找错了人。她已经走到了河边，下了码头，才明白了过来：大队支书黎满庚，就是当年区政府的民政干事!妈呀，碰鬼哟!都要上渡船了，她缩回了脚。

    “李经理!你当领导的要下哪里去?”她迎面碰到了刚从渡船上下来的“运动根子”王秋赦。

    王秋赦三十五、六岁年纪，身子富态结实，穿着干净整洁。李国香礼节性地朝他笑了笑，忽然心里一亮：对了!王秋赦是本镇上有名的“运动根子”，历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找他打听一下胡玉音的情况，岂不省事又省力。

    于是他们边走边谈，一谈就十分相契，竞像两个多年不见的亲朋密友似的。

    四　吊脚楼主

    说起李国香在渡口码头碰到的这位王秋赦，的确算得上本镇一个人物。论出身成分，他比贫下中农还优一等：雇农。贫下中农只算农村里的半无产者。黄金无假，麒麟无真，他王秋赦是个十足成色的无产阶级。查五服三代，他连父母亲都没有出处，不知是何年月从何州县流落到芙蓉镇这省边地角来的乞丐孤儿。更不用提他的爷爷、爷爷的爹了。自然也没有兄嫂、叔伯、姑舅、岳丈、外公等等复杂的亲戚朋友关系。真算得是出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纯洁。清白清白，清就是白，白就是没得。没得当然最干净，最纯洁，最适合上天、出国。可惜驾飞机他身体太差，也缺少文化。出国又认不得洋字，听不懂洋话。都怪他生不逢时在旧社会，从小蹲破庙、住祠堂长大。土地改革那年，才二十二岁，却已经在本镇祠堂打过五年铜锣了。他嘴勤脚健，头脑不笨，又认得几个字，在祠堂跑腿办事，看着财老倌们的脸色、眼色应酬供奉，十分尽心费力。当然少不了也要挨些莫名其妙的冷巴掌，遭些突如其来的暗拳脚。用他自己在诉苦大会上的话来讲，是嚼的眼泪饭，喝的苦胆汤，脑壳给人家当木鱼敲，颈脖给人家做板凳坐，穷得十七、八岁还露出屁股蛋，上吊都找不到一根苎麻索。

    他被定为“土改根子”。依他的口才、肚才，本来可以出息成一个制服口袋上插金笔的“工作同志”的。但刚从“人下人”翻做“人上人”时没有经受住考验，在阶级立场这块光洁瓦亮、照得见人影的大理石台面上跌了一跤：工作队派他到本镇一户逃亡地主家去看守浮财，他却失足落水，一头栽进象牙床，和逃亡地主遗弃的小姨太太如鱼得水，仿佛这才真正尝到了“翻身”的滋味，先前对姨太太这流人儿正眼都不敢看一看，如今却被自己占有、取乐儿。他的这种“翻身观”当然是人民政府的政策不允许、工作队的纪律所不容忍的。那小姨太太因向贫雇农施“美人计”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土改根子”也送掉了升格为“工作同志”的前程。要不，王秋赦今天就可能是位坐吉普车、管百十万人口的县团级了呢。他在工作队面前痛哭流涕、自己掌嘴，打得嘴角都出了血。工作队念及他苦大仇深、悔过恳切，才保住了他的雇农成分和“土改根子”身分，胜利果实还是分的头一等。他分得了四时衣裤、全套铺盖、两亩水田、一亩好土不说，最难得的是分得了一栋位于本镇青石板街的吊脚楼。

    吊脚楼本是一个山霸早先逢圩赶集时宿娼纳妓的一栋全木结构别墅，里头描龙画凤金漆家具一应俱全。王秋赦惟独忘记了要求也应当分给他农具、耕牛。得到了这份果实，他高兴得几天几夜合不上嘴、闭不了眼，以为是在做梦，光怪陆离的富贵梦。接着又眼花缭乱晕了头，竟生出一种最不景气、最无出息的想法：他姓王的如今得着了这份浮财，就是睡着吃现成的，餐餐沾上荤腥，顿顿喝上二两，这楼屋里的家什也够变卖个十年八年的了。如今共产党领导有方，人民政府神通广大，新社会前程无量，按工作同志大力宣传的文件、材料来判断推算，过上十年八年，就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社会了呢。那时吃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耍公家的，何乐而不为？连自己这百十斤身坯，都是公家的了呢，你们谁要？哈哈哈，嘻嘻嘻，谁要？老子都给，都给！他每每想到新社会有如此这般的美妙处，就高兴得在红漆高柱床上打手打脚，翻跟斗，乐不可支。

    可是土改翻身后的日子，却并不像他睡在吊脚楼的红漆高柱床上所设想的那样美妙。从小住祠堂他只习惯了“吃活饭”：跑腿，打锣，扫地；而没有学会“做死事”：犁田，整土，种五谷。好田好土不会自己长出谷子、麦子来，还得主家下苦力，流黑汗。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可是栽秧莳田面朝泥水背朝天，腰骨都勾断，挖土整地红火厉日头晒脱背脊皮，而且和泥土、土块打交道，一天到晚嘴巴都闭臭，身上的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真是一粒谷子千滴汗啊。他乏味，受不了这份苦、脏、累。他生成就不是个正经八板的作田佬，而生成是个跑公差吃活水饭的人。两三年下来，他田里草比禾深，土里藏得下鼠兔。后来他索性算它个毬，门角落的锄头、镰刀都生了锈。他开始偷偷地、暗暗地变卖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箱箱柜柜的，都是人民币。人民币虽说是纸印的，哗哗响，却比解放前那叮叮当当的“袁大头”还顶事呢。他上馆子，下酒铺，从不敢大吃大喝，大手大脚，颇为紧吃慢用，细水长流，却也吃喝得满脸泛红，油光嘴亮，胖胖乎乎的发了体。有时本镇上的居民，半月一月都不见他的吊脚楼上空冒一次炊烟，还以为他学了什么道法，得了什么仙术，现成的鸡鸭酒席由着他招手即来，摆手则去，连杯盘碗筷都不消动手洗呢。

    常言道：“攒钱好比金挑土，花钱好比浪淘沙”，“坐吃山空”。几年日子混下来，王秋赦媳妇都没讨上一个，吊脚楼里的家什已经十停去了八停。就连衣服、裤子也筋吊吊的，现出土改翻身前的破落相来了。本镇上的居民们给他取下了几个外号：一是“王秋赊”，一年四季赊账借钱度日；一是“王秋蛇”，秋天的蛇在进洞冬眠前最是忌动，懒蛇；一是“王秋奢”，讲他手指缝缝流金走银，几年功夫就把一份产业吃花尽了。他则讲这些给他取外号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阶级感情。而另一些跟他一起当“土改根子”的翻身户，几年里却大出息了，买的买水牛，添的添谷仓，起的起新屋，全家老小穿的戴的都是一色新。他看了好眼红。他盼着有朝一日又来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又可分得一次新的胜利果实。“娘卖乖！要是老子掌了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他躺在吊脚楼的破席片上，双手枕着头，美滋滋地想着谁该划地主，谁该划富农，谁该划中农、贫农。他自己呢？“农会主席！除了老子，娘卖乖，谁还够这个资格！”当然他自己也晓得，这是穷开心。分浮财这等美差，几代人都难得碰上一回呢。一九五四年，镇上成立了几个互助组。他提出以田土入组。人家看他人不会入组，不会下田做活路，岂不是秋后吃地租？因此谁都不肯收容他。直到成立农业社，走合作化道路，他才成为一名农业社社员。农业社有社委会，社委会有主任、副主任若干人，下属若干生产队、专业组，不免经常开会呀，下通知呀，派差传话呀等等，就需要启用本质好、政治可靠、嘴勤腿快的人才。王秋赦这才生逢其时，适得其位，有了用武之地。

    王秋赦为人处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肯在街坊中走动帮忙。镇上人家，除了五类分子之外，无论谁家讨亲嫁女、老人归天之类的红白喜事，他总是不请自到，协助主家经办下庚帖、买酒肉、备礼品、铺排酒席桌椅一应事宜。他尽心尽力，忘日忘夜，而且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随喜随喜，跟着吃几回酒席，外加几餐宵夜。就是平常日子，谁家杀猪、打狗，他也最肯帮人当个下手，架锅烧水啦，刮毛洗肠子呀，跑腿买酒买烟啦，等等。因而他无形中有了一个特殊身分：镇上群众的“公差人”。他自己则把这称之为“跑大祠堂”。

    他除了在镇上有些“人缘”外，还颇得“上心”。他一个单身汉，住着整整一栋空落落的吊脚楼，房舍宽敞，因而大凡县里、区里下来的“吃派饭”的工作同志，一般都愿到他这楼上来歇宿。吊脚楼地板干爽，前后都有扶手游廊，空气新鲜，工作同志自然乐意住。这一来王秋赦就结识下了一些县里、区里的干部。这些干部们下乡都讲究阶级感情，看到吊脚楼主王秋赦土改翻身后婆娘都讨不起，仍是烂锅、烂碗、烂灶，床上仍是破被、破帐、破席，仍是个贫雇农啊，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啊。于是每年冬下的救济款，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的救济粮，芙蓉镇的救济对象，头一名常是王秋赦。而且每隔两三年他还领得到一套救济棉衣、棉裤。好像干革命、搞斗争就是为着王秋赦们啊，“一大二公”还能饿着、冻着王秋赦们？前些年因大跃进和过苦日子，民穷国困，救济棉衣连着四、五年都没有发给王秋赦。王秋赦身上布吊吊，肩背、前襟露出了板膏油（破棉衣露出花絮），胸前扣子都没有一颗，他艰苦朴素地搓了根稻草索子捆着，实在不成样子啊。王秋赦则认为政府不救济他，便是“出的新社会的丑”啊。冬天他冻得嘴皮发乌，流着清鼻涕，跑到公社去，找着公社书记说：“上级首长啊，一九五九年公社搞阶级斗争展览会，要去的我那件烂棉衣，比我如今身上穿的这件还好点，能不能开了展览馆的锁，给我斟换一下啊？”
    什么话？从阶级斗争展览馆换烂棉衣回去穿？今不如昔？什么政治影响？王秋赦身上露的是新社会的相啊！公社书记觉得责任重大，关系到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问题，上级民政部门又一时两时地不会发下救济物资来，只好忍痛从自己身上脱下了还有五成新的棉袄，给“土改根子”穿上，以御一冬之寒。

    “人民政府，衣食父母。”这话王秋赦经常念在嘴里，记在心上。他也晓得感恩，每逢上级工作同志下来抓中心，搞运动，他打铜锣，吹哨子，喊土广播，敲钟，跑腿送材料，守夜站哨，会场上领呼口号，总是积极肯干，打头阵，当骨干。工作同志指向哪，他就奔向哪。他依靠工作同志，工作同志依靠他。本也是政治运动需要他，他需要政治运动。

    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个老实巴交的屠户，平日不吭不声，三锤砸不出一个响屁。可是不叫的狗咬人。他为王秋赦总结过顺口溜，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坏，叫做：“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

    这里，捎带着介绍两句：胡玉音摆米豆腐摊子，王秋赦圩圩来白吃食，叫做“记账”。原来他又有个不景气的打算：土改时他分得的胜利果实中还有一块屋基，就在老胡记客栈隔壁。吊脚楼尽够他一个单身汉住的了，还要这屋基做什么？他已经向胡玉音夫妇透露过，只要肯出个一、两百块现钞，这块地皮可以转让。同时，也算两年来没有在米豆腐摊子上白吃食。更何况王秋赦堂堂一条汉子，岂能以他一时的贫酸貌相？赵匡胤还当过几年泼皮，薛仁贵还住过三年茅房呢！

    五 “精神会餐”和《喜歌堂》

    同志哥啊，你可曾晓得什么是“精神会餐”吗?那是一九六0、六一年乡下吃公共食堂时的土特产。那年月五岭山区的社员们几个月不见油腥，一年难打一次牙祭，食物中植物纤维过剩，脂肪蛋白奇缺，瓜菜叶子越吃心里越慌。肚子瘪得贴到了背脊骨，喉咙都要伸出手。当然账要算到帝修反身上、老天爷身上。老天爷是五类分子，专门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捣蛋。后来又说账要算到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上，他们反对三面红旗吃大锅饭。吃大锅饭有什么不好?青菜萝卜煮在一起，连油都不消放，天天回忆对比，忆苦思甜。“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当年那些为着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幸福安乐而牺牲在雪山草地上的先烈们，如若九泉有灵，得知他们吃过的树皮草根竟然在为公共食堂的“瓜菜代”打马虎眼，真不知要做何感叹了。

    山区的社员们怎么搞得清、懂得了这些藏匿在楼阁嵯峨的广厦深宫里的玄论呢?玄理妙论有时就像八卦图、迷魂阵。民以食为天，社员们只晓得肚子饿得痛，嘴里冒清口水。蕨根糠粑吃下去，粪便凝结在肛门口，和铁一样硬，出生血。要用指头抠，细棍挑，活作孽。他们白天还好过，到了晚上睡不着。于是，人们的智慧就来填补物质的空白。人们就来互相回忆、讲述自己哪年哪月，何处何家所吃过的一顿最为丰盛的酒席，整鸡整鱼、肥冬冬的团子肉、皮皱皱的肘子、夹得筷子都要弯下去的四两一块的扣肉、粉蒸肉、回锅肉等等。当然山里人最喜欢的还是落雪天吃肥狗肉。正是一家炖狗肉，四邻闻香气。吃得满嘴油光，肚皮鼓胀，浑身燥热，打出个饱嗝来都是油腻腻的。狗肉好吃名气丑，上不得大席面，但滋阴壮阳，男人家在外边跑生意，少吃为佳，多吃生事……于是，讲着的，听着的，都仿佛眼睛看到了佳肴，鼻子闻到了肉香，满嘴都是唾液。日子还长着呢，机会还多的是……将口腹享受，寄望于日后。解放十余年了的山镇，总不乏几个知书识字、粗通文墨的人，就拟定下一个文绉绉的词儿：精神会餐。这词儿使用的期限不长，有的村寨半载，有的乡镇一年。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啊，神州大地发生过的大饥荒还少了吗?那时饿殍载道，枯骨遍野。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精神会餐”之类的支流未节，算得了什么?一要分清延安和西安，二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何况新中国才成立十一、二年。白手起家，一切都在探索。进入现代社会，国家和百姓都要付学费。俱往矣，功与过，留给后人评说。

    一九六三年的春夜，在老胡记客栈里，芙蓉姐子胡玉音和男人黎桂桂，在进行另一种“精神会餐”。他们成亲六、七年了，夫妻恩爱，却没有子嗣信息。黎桂桂比胡玉音年长四岁，虽说做的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屠户营生，却是出名的胆小怕事。有时在街上、路上碰到一头红眼睛弯角水牛，或是一条松毛狗，他都要身子打哆嗦，躲到一边去。有人笑话他：“桂崔，你怎么不怕猪?”“猪?猪蠢，既不咬人，又没长角，只晓得哼哼!”人家笑他胆子小，他不在意。就是那些好心、歪心的人笑话他不中用，崽都做不出，那样标致能干的婆娘是只空花瓶，他就最伤心。他已经背着人(包括自己女人)，偷偷吃下过几副狗肾、猪豪筋了。桂桂身体强壮，有时晚上睡不着，又怕叹得气，惹玉音不高兴。

    “玉音，我们要生个崽娃就好了，哪怕生个妹娃也好。”
    “是哪，我都二十六了，心里急。”
    “要是你生了个毛毛，家务事归我做，尿布、屎片归我洗，晚上归我哄着睡。”“奶子呢?也归你喂?”玉音格格笑。
    “还是你做娘嘛!我胸面前又没鼓起两坨肉。”你听，桂桂有时也俏皮，也有点痞。
    “你坏，你好坏……”
    “我呀，每晚上把毛毛放到我胁肋窝下，‘啊，啊，啊，宝宝快睡觉，啊，啊，啊，宝宝睡着了。’白日里，我就抱着毛毛，就在小脸上亲个不停，亲个不停。给毛毛取个奶名，就叫‘亲不过’……”
    “你还讲!你还讲!”
    “怎么?我讲错了?”
    “想毛毛都想癫了!呜呜呜，没良心的，存心来气我，呜呜呜……”玉音哭起来了。

    桂桂是男人家，他哪里晓得，生不下毛毛，女人家总以为是自己的过失。就像鸡婆光啄米不下蛋一样没有尽到职分。“算了，算了，玉音。啊，啊，啊，好玉音，我又没怪你……还哭?哭多了，眼睛会起雾。看看枕头帕子都湿了。”桂桂心里好反悔，把自己的女人惹哭了，有罪。他像哄毛毛一样地哄着、安慰着自己的女人：
    “你就是一世不生育，我都不怪你。我们两双手做，两张口吃，在队上出工，还搞点副业，日子过得比镇上哪户人家都差不到哪里去。就是老了，也是我服侍你，你服侍我。你不信，我就给你赌咒起誓……”

    一听忠厚的男人要起誓，玉音怕不吉利，连忙止住哭泣，坐起身子来捂住了桂桂的嘴巴，轻声骂：“要死了!看我不打你!

    多少吉利的话讲不得?不生毛毛，是我对不起你……就是你不怪罪我，在圩上摆米豆腐摊子，也有人指背脊……”胡玉音自从那年热天经过了和黎满庚的一番波折，当年冬下和黎桂桂成亲后，就一副痴情、痴心，全交给了男人。她觉得自己命大、命独，生怕克了丈夫，因之把桂桂看得比自己还重。

    每逢赶圩的前一晚，因要磨米浆，下芙蓉河挑水烧海锅，熬成米豆腐倒在大瓦缸里，准备第二天一早上市，两口子总是睡得很迟，推石磨就要推四、五个小时。一人站一边，一人出只手，握住磨把转呀，转呀。胡玉音还要均匀准确地一下一下地朝旋转着的磨眼喂石灰水泡发的米粒……两口子脸块对着脸块，眼睛对着眼睛，也常常不约而同地把心里的麻纱事，扯出来消磨时光。这时刻，玉音是不会哭的，而且有点顽皮：
    “哼，依我看，巴不起肚，不生毛毛，也不能全怪女的……”
    “天晓得，我们两个都体子巴壮的，又没得病。”桂桂多少有点男子汉的自尊心，不肯承认自己有责任。
    “听学校的女老师讲，如今医院兴检查，男的女的都可以去化验。”玉音红起脸，看着男人说。
    “怎么检查?不穿一根纱?要去你去!我出不起那个丑!”桂桂的脸比女人的红得更厉害，像圩上卖的秋柿子一样。
    “我不过顺口提一句，又没有讲硬要去，你也莫发脾气。”玉音也收了口。他们都觉得，人是爹娘所生，养儿育女是本能，就是一世不生育，也不能去丢一次人。有时玉音心里也有点野，有点浪，眼睛直盯着自己的男人，有句话，她讲不出：
    “你是要子嗣?还是要我的名声、贞节?或许吊脚楼主王秋赦开的玩笑也是一个法子，请个人试一试……妈呀!坏蹄子，不要脸，都胡乱想了些什么呀?”桂桂这时仿佛也看出了她心里在野什么，就拿冷冷的眼神盯住她：“你敢!你敢?看看我打不打断你的脚杆!”当然这话，他们都是在心里想的，互相在眼神里猜的。山镇上的平头百姓啊，他们的财产不多，把一个人的名声贞节——这点略带封建色彩的精神财富，却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紧。

    日子久了，胡玉音——这个只在解放初进过扫盲识字班的青年妇女，对于自己的不育，悟出了两个深刻的根由：一是自己和男人的命相不符。她十三岁那年，一个身背月琴、手拄黄杨木拐杖的瞎子先生给她算了个“灵八字”，讲她命大，不主子，克夫。必得找着一个属龙或是属虎、以杀生为业的后生配亲，才能家事和睦，延续后人。父母亲为了这个“灵八字”，从十五岁起就替她招郎相亲，整整找了四年。“杀生为业，属龙属虎”总也凑不到一起。另外既是“招郎”，男人的地位在街坊邻里眼中就低了一等，因此也还要人家愿意。后来父母亲总算放宽了尺寸，破除了一半迷信，找到了黎桂桂。杀生为业倒是对上了，是个老屠户的独生子。人长得清秀，力气也有。就是生庚不合，属鼠，最是胆子小，见了女人就脸红。人倒是忠厚实在，划个圈圈都把他圈得住。箩里选瓜，挑来挑去，只有桂桂算是中意的……还有一个根由，就是玉音认定自己成亲时，热闹是热闹，但彩头不好。唉，讲起来这芙蓉镇上百十户人家，哪家娶亲嫁女，都没有她的那份风光、排场。时至今日，青石板街上的姑娘媳妇们，还常常以羡慕的口气，讲起当年的盛况……

    那是一九五六年，州县歌舞团来了一队天仙般的人儿，到这五岭山脉腹地采风，下生活。领队的就是剧团编导秦书田——如今日叫做“秦癫子”的。一个个都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仙子啊。又习歌，又习舞，把芙蓉镇人都喜饱了，醉倒了。盘古以来没有开过的眼福。原来芙蓉镇一带山区，解放前妇女们中盛行一种风俗歌舞——，一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内容上虽然有点牵强附会，但总算是正气压了邪气，光明战胜了黑暗。

    不久，秦书田带着演员们回到城里，把这次进五岭山区采风的收获，编创成一个大型风俗歌舞剧《女歌堂》，在州府调演，到省城演出，获得了成功。秦书田还在省报上发表了推陈出新反封建的文章，二十几岁就出了名，得了奖，可谓少年得志了。可是好景不常，第二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女歌堂》被打成一支射向新社会的大毒箭，怨封建礼教是假，恨社会主义是真。借社会主义舞台图谋不轨，用心险恶，猖狂已极，反动透顶。紧接着，秦书田就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解送回原籍交当地群众监督劳动。从此，秦书田就圩圩都在圩场上露个面，有人讲他打草鞋卖，有人讲他捡地下的烟屁股吃。人人都喊他“秦癫子”。

    唉唉，事情虽然没有祸及胡玉音和她男人黎桂桂，但两口子总觉得和自己有些不光彩的联系。新社会了，还有什么封建?还反什么封建?新社会都是反得的?解放都六、七年了，还把新社会和“封建”去胡编乱扯到一起。你看看，就为了反封建，秦书田犯了法，当了五类分子；胡玉音呢，有所牵连，也就跟着背霉，成亲七、八年了都巴不了肚，没有生育。

    六　“秦癫子”

    芙蓉镇国营饮食店后头，公共厕所的木板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县公安局派来了两个公安员办案，住在王秋赦的吊脚楼里。因王秋赦出身贫苦，政治可靠，又善于跑腿，公安员自然就把他当作办案的依靠对象。至于“反标”写的什么？只有店经理李国香和两个公安员才心里有数，因为不能扩大影响，变成“反宣传”。吊脚楼主王秋赦虽然也晓得个一鳞半爪，但关系到上级领导的重大机密，自是人前人后要遵守公安纪律，守口如瓶的。至于镇上的平头百姓们，就只有惶惑不安、既怀疑人家也被人家怀疑的份。

    李国香和王秋赦向公安员反映，莫看芙蓉镇地方小，人口不多，但圩场集市，水路旱路，过往人等鱼目混珠，龙蛇混杂。就是本镇大队戴了帽、标了号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有二十几个；出身成分不纯、社会关系复杂、不戴帽的内专对象及其亲属于女，就更不止这个数。圩镇上的人，哪个不是旧社会吃喝嫖赌、做生意跑码头过来的？有几个老实干净的人？还有就是镇上的国家干部和职工，党团员，也成年累月和这些居民厮混在一起，藤藤蔓蔓，瓜葛亲朋，拜姊妹结老表，认干爹干娘，阶级阵线也早就模糊不清了。

    两个公安员倒是颇为冷静地估计了一下镇上的阶级阵线、敌我状况，没有撤大网。他们依历来办案的惯例，和女经理、王秋赦一起，首先召集了一个“五类分子训话会”。

    镇上的五类分子，历来归本镇大队治保主任监督改造。一九六二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上级规定大队治保主任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任。黎满庚支书定期召开五类分子训话会。他还在五类分子中指定了一个头目，负责喊人、排队、报数，以毒攻毒。这个五类分子头目就是“秦癫子”。

    秦癫子三十几岁，火烧冬茅心不死，是个坏人里头的乐天派。他出身成分不算差，仗着和黎满庚支书有点转弯拐角的姑舅亲，一从剧团开除回来就要求大队党支部把他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改作坏分子帽子。他坦白交代说，他没有反过党和人民，倒是跟两个女演员谈恋爱，搞过两性关系，反右派斗争中他这条真正的罪行却没有被揭发，所以给他戴个坏分子帽子最合适。黎满庚支书被他请求过几回，心里厌烦：坏分子，右派分子，半斤八两，反正是一箩蛇，还不都一样。就在一个群众会上宣布秦癫子为坏分子。过了不久，黎支书见秦癫子文化高，几个字写得好，颇有组织活动能力，就指定他当了五类分子的小头目。

    秦癫子当上五类分子小头目后，的确给黎满庚支书的“监、管、改”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每逢大队要召集五类分子汇报、训话，只要叫一声：“秦癫子！”秦癫子就会立即响亮答应一声：“有！”并像个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那样双臂半屈在腰间摆动着小跑步前来，直跑到党支书面前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一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认罪。黎满庚和大队干部们起初见了他的这套表演颇觉好笑，后来也就习惯了。“秦癫子，竖起你的耳朵听着！晚饭后，全体五类分子到大队部门口集合！”

    “是！上级命令，一定完成！”他立即来一个向后转，又像个体育老师那样小跑步走了。晚上，他准时把五类分子们集合到大队部门口的禾坪上，排好队，点好名，报了数，一律低下脑壳，如同一排弯钩似的，才请大队领导查点、过目。

    在五类分子中间，秦书田还有一套自己的“施政纲领”。他分别在同类们中间说：“虽讲大家都入了另册，当了黄种黑人，但也‘黑’得有深有浅。比方你是老地主，解放前喝血汗，吃剥削，伤天害理，是头等的可恶；比方你是富农，从前自己也劳动，也放高利贷搞剥削，想往地主那一阶梯上爬，买田买土当暴发户，是二等的可恶；再比方你反革命分子又不同，你不光是因财产、因剥削戴的帽子，而是因你的反动思想、反动行为，与人民为敌。所以五类分子中，你是最危险的一类。你再要轻举妄动，先摸摸你颈脖上长了几个脑壳。”

    “你呢？你自己又算个什么货？”有的地、富、反分子不服，回驳他。“我？我当然是坏分子。坏分子么，就比较复杂，有各式各样的。有的是偷摸扒抢，有的是强奸妇女，有的是贪污腐化，有的是流氓拐骗，有的是聚众赌博。但一般来讲，坏分子出身成分还是不坏。在五类分子中，是罪行较轻的一类。嘿嘿，日后，我们这些人进地狱，还分上、中、下十八层呢！”

    他讲得振振有词，好像要强调一下他“坏分子”在同行们中间的优越性似的。但他只字不提“右派分子”，也从没分析过“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百年之后进地狱又该安置在哪一层。

    秦癫子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又任过县歌舞团的编导，因而吹、打、弹、唱四条板凳都坐得下，琴、棋、书、画也拿得起。舞龙耍狮更是把好角。平常日子嘴里总是哼哼唱唱的，还常“宽大大宽扯宽”地念几句锣鼓经。前几年过苦日子，乡下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那样紧，芙蓉镇大队一带的山里人家招郎嫁女，还请他参加鼓乐班子，在酒席上和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平起平坐，吃吃喝喝，吹吹打打地唱花灯戏呢。这叫艺不碍身，使得他和别的五类分子在人们心目中的身价有所不同。还有，就是本镇大队根据上级布置搞各项中心，需要在墙上、路边、岩壁上刷大幅标语，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反右倾、反保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三面红旗万万岁”等，也大都出自他将功赎罪的手笔。

    去年春上，不晓得他是想要表现自己脱胎换骨的改造决心还是怎么的，他竟发挥他音乐方面的歪才，自己编词、谱曲，自己演唱出一支《五类分子之歌》来：“五类分子不死心，反党反国反人民，公社民兵紧握枪，谁敢捣乱把谁崩！坦白吧，交代吧！老实服法才光明，老实服法才光明！”他对这支既有点进行曲味道、又颇具民歌风的《五类分子之歌》，颇为自负、得意，还竟然要求在大队召集的训话会上教唱。但五类分子们态度顽固，死也不肯开口，加上大队支书黎满庚也笑着制止，才作罢。后来倒是让村镇上的一些小娃娃们学去了，到处传唱开来，算是有了一点社会影响。

    对于秦癫子，本镇大队的干部、社员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把他当本镇的“学问家”，读的书多，见的世面大，古今中外，过去未来，天文地理，诸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美国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山打游击、工人为什么不起义，地球有不有寿命，月亮上有不有桂花树、广寒宫等等，他都讲得出一些道道来，而且还要捎带上几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使得山镇上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如听天书一般，尊他为“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晓得全”；有的人讲他伪装老实，假积极，其实是红薯坏心不坏皮；有的人讲他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穷快活，浪开心，活作孽；也有的人讲，莫看他白天笑呵呵，锣鼓点子不离口，山歌小调不断腔，晚上却躲在草屋里哭，三十几岁一条光棍加一顶坏分子帽，哭得好伤心。还有民兵晚上在芙蓉河边站哨，多次见他在崖岸上走过来，走过去，是想投河自尽？又不像是要自尽，大概是在思虑着他的过去和将来的一些事情……

    反正本镇上的人们，包括卖米豆腐的“芙蓉姐子”在内，包括镇粮站主任谷燕山在内，不管对秦癫子有哪样的看法，却都不讨嫌他。逢圩赶集碰了面，他跟人笑笑，打个招呼，人家也跟他笑笑，打个招呼。田边地头，大家也肯和他坐在一起纳凉、歇气，卷“喇叭筒”抽：“癫子老表！唱个曲子听听！…‘癫子，讲个古，刘备孙权、岳飞梁红玉什么的！”“上回那段樊梨花还没有讲完！’，就是一班年轻媳妇、妹子也不怕他，还敢使唤他：”癫子！把那把长梯子背过来，给我爬到瓦背去，晒起这点红薯皮！…‘癫子！快！我娘发蚂蝗痧，刚放了血，你打飞脚到卫生院请个郎中来！’‘至于那班小辈分的娃娃，阶级观念不强，竟有喊他“癫子叔叔”、“癫子伯伯”的。

    秦癫子领着全大队的二十二名五类分子，一个个勾头俯脑地来到镇国营饮食店楼下的一间发着酸咸菜气味的屋子里，捡了砖头、烂瓦片坐下，女经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才陪着两个公安员进来。公安员手里拿着一本花名册，喊一个名字，让那被喊的分子站起来亮个相。公安员目光如剑，严威逼人，寒光闪闪，坏人坏事，往往一眼洞穿。当喊到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名字时，一声稚嫩的”有“，来自屋角落。站起来的是个十一、二岁的小娃子。公安员有些奇怪，十一、二岁的小娃子解放以后才出生的，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秦癫子连忙代为汇报：他爷老倌犯了咳血病，睡在床上哼哼哼，才叫崽娃来代替；上级有什么指示，由他崽娃回去传达。王秋赦朝那小历史反革命啐了一口：”滚到一边去！娘卖乖，五类分子有了接脚的啦！看来阶级斗争还要搞几代！“

    接着，女经理李国香拿着一叠白纸，每个五类分子发一张，叫每人在纸上写一条标语：“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而且写两次，一次用右手写，一次用左手写。五类分子们大约也有了一点经验，预感到又是镇上什么地方出了“反标”了，叫他们来对笔迹。胆子大的，对公安人员这套老套子，不大在乎，因为不管你做不做坏事，一破什么案子总要从你这类人入手、开刀。胆子小的却吓得战战兢兢，丢魂失魄，就和死了老子老娘一样。

    使公安员和女经理颇为扫兴、失望的是，二十二名五类分子中，竞有十人声称没有文化，不会写字，而且互相作保、证明。王秋赦在旁做了点解释：“镇上凡是有点名望的地主老财解放前夕都逃到香港、台湾去了，剩下的大都是些土狗、泥猪！”只有坏分子秦书田，还多从女经理手里讨了一张纸，右手左手，写出来的字都是又粗又大，端端正正，和印板印出来的一样，把两张纸都写满了。其实公安员完全可以到街墙、石壁上去对他写的那些标语的笔迹。凡是会写字的五类分子都留下了笔迹之后，公安员和女经理分别训了几句要老实守法的话，才把这些入另册的家伙们遣散了。

    秦癫子最可疑。可是公安员找大队干部一了解，又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说“秦癫子几年来老老实实，劳动积极，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而且笔迹也不对。女经理李国香和吊脚楼主王秋赦又提出“卖米豆腐的胡玉音”出身历史复杂，父亲入过青红帮，母亲当过妓女，本人妖妖调调，拉拢腐蚀干部，行踪可疑。公安员依他们所言，在逢圩那天，特意到米豆腐摊子上去吃了两碗，坐了半天，左看右看，米豆腐姐子无论从哪个侧面看都是一表人才，笑笑微微的，待人热情和气，一口一声：“大哥”、“兄弟”，服务态度比我们多数国营饮食店的服务员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呢。胡玉音又没有什么文化，哪里像个写“眨标”的？人家做点小本生意和气生财，为什么要骂你这个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底下还允许她摆米豆腐摊子嘛，哪来的刻骨仇恨？

    后来实在没有别的线索，女经理又给公安员出了主意：通过各级党团组织，出政治题目，发动群众写文章谈对三面红旗的认识，让全镇凡是有点文墨的人，都写出一纸手迹来查对。真是用心良苦，兴师动众。结果还是没有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镇国营饮食店厕所的一块千刀万剐的杉木板，搅得全镇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揭发、被怀疑、被审查。后来公安员把这块臭木板当作罪证实物拿走了，但这一反革命政治悬案却没有了结。这就是说，疑云黑影仍然笼罩在芙蓉镇上空，鬼蜮幽魂仍在青石板街巷深处徘徊。

    案虽然没有破，王秋赦却当上了青石板街的治安协理员，每月由县公安局发给十二元钱的协理费。国营饮食店女经理在本镇居民中的威信，也无形中一下子树立了，并且提高了。这是本镇新出现的一个领袖人物，在和老的领袖人物——粮站主任谷燕山抗衡。从此，女经理喜欢挺起她那已经不太发达的胸脯，仰起她那发黄的隐现着胭脂雀斑的脸盘，在青石板街上走来走去，在每家铺面门口站个一两分钟：“来客了？找王治安员登记一下，写清客人的来镇时间，离镇时间，阶级成分，和你家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公社、大队的证明……”
    “你门口这幅对联是哪年哪月贴上去的？‘人民公社’这四个字风吹雨打得不成样子，而且你还在毛主席像下钉了竹钉挂牛蓑衣？”
    “老人家，你看那米豆腐姐子一圩的生意，大约进多少款子，几成利？听讲她男人买砖置瓦寻地皮，准备起新楼屋？”
    “你隔壁的土屋里住着右派分子秦书田吧？你们要经常注意他的活动，有些什么人往来出进……镇里王治安员会专门来向你布置。”
    如此等等。女经理讲这些话时，态度和好，带着一种关照、提醒的善意。但事与愿违，她的这些关照、提醒，给人留下的是一种沉闷的气氛，一种精神上的惶恐。渐渐地，只要她一在街头出现，人们就面面相觑，屏声住息。真是一鸟进山，百鸟无声，连猫狗都朝屋里躲。仿佛她的口袋里操着一本镇上生灵的生死簿。芙蓉镇上一向安分守己、颇讲人情人缘的居民们，开始朦朦胧胧地觉察、体味到：自从国营饮食店来了个女经理，原先本镇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谷燕山已经黯然失色，从此天下就要多事了似的。

    七 “北方大兵”

    粮站主任谷燕山自从披着老羊皮袄，穿着大头鞋，随南下大军来到芙蓉镇，并扎下来做地方工作，已经整整十三年了。就是他的一口北方腔，如今也入乡随俗，改成镇上人人听得懂的本地“官话”了。跟人打招呼，也不喊“老乡”而喊“老表”了。还习惯了吃整碗的五爪辣、羊角辣、朝天辣，吃蛇肉、猫肉、狗肉。他生得武高武大，一脸连鬓胡子，眼睛有点鼓，两颊有横肉，长相有点凶。刚来时，只要他双手一叉，在街当中一站，就吓得娃娃们四下里逃散。甚至嫂子们晚上吓唬娃娃，也是：“莫哭!胡子大兵来捉人了!”其实他为人并不凶，脾气也不恶。镇上的居民们习惯了他后，倒是觉得他“长了副凶神相，有一颗菩萨心”。

    解放初，他结过一次婚。白胖富态、脑后梳着黑油油独根辫子的媳妇也是北方下来的。但没出半个月，媳妇就嘴嘟嘟、泪含含地走了，再也不肯回来。也没听他两口子吵过架，真是蚊子都没有嗡过一声。这使老谷多丢脸，多难堪啊。他不责怪那媳妇，原因在自己。他觉得自己像犯有哄骗妇女罪似的，在芙蓉镇上有好几个月不敢抬头见人。当时镇上的人不知底细，以为他是丢失了某种至关紧要、非找回来不可的证件呢。还是在北方打游击、钻地道时，他大腿上挂过一次花，染下一种可厌的病。娘儿们得了这类性质相同的病，有人医，有药治。可是男子汉得了这类病，提都很少有人敢提，一提起来也会引起哄堂大笑，给人逗趣取乐儿呢。何况那时枪子儿常在耳边呼啸，手榴弹常在身边爆炸，埋你一身土，呛你满嘴泥，半夜醒来还要摸摸是否四肢俱在。正是提着脑袋打江山、夺天下，拖几年再说吧。谁还不是带着某种伤疤和隐痛在干革命?有的战斗英雄身上留着枪子儿、弹片头都没顾上取出来呢。原想着，只要能活下来迎接胜利，过上太平日子，病就不难治，问题就不难解决。连指导员是个个头粗、心眼细的人，(唉唉，战争年代的指导员啊，是战士的兄长，甚至像战士的母亲啊!)终于在行军路上发现了这个年近二十的老排长的痛苦。当南下路过芙蓉镇时，就把他留在这山青水秀的地方，转了地方工作。但他还是羞于去寻医看病，却是偷偷地吃了十来服草药，也不见效用。这位参加推翻了封建主义大山的战士，脑壳里却潜伏着封建意识。科学要在大白天里把人的身子剥得一丝不挂，由着那些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男男女女来左观右看，捏捏摸摸，比比划划，就像围观着一匹公马。他是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后来他听人讲，男子汉娶了媳妇，某些病就自自然然会好起来的。他权衡了很久，才打定主意，不娶本地女人，讨个老家娘儿们，一旦不合适，好留个退步，起码不在本地方造成不良影响……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是办了一件稳妥事，又是一件负心事。因为他拒科学于门外，科学也就没有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友善。他一直给那女人寄生活费，赎回良心上的罪责。

    对于这件事，本镇街坊们纳闷了多半年，才悟出了一点原由：大约老谷主任身上有那种再贤淑的女人都不能容忍、又不便声张的病。后来有些心肠虽好但不通窍的傻娘们，还给他当过几回介绍，都被他一口一个地回绝了。渐渐地一镇上的成年人都达成了默契，不再给他做媒提亲。因而上两月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向他频送秋波、初试风骚也碰了壁。当然没有人把底细去向女经理学舌。

    话又讲回来，老谷这人虽然不行“子路”（没有后代），却有人缘。如今芙蓉镇上那些半大的男伢妹娃，多半都认了他做“亲爷”。他也特喜欢这些娃儿。因之他屋里常有妹娃嬉戏，床上常有男伢打滚。什么小人书、棒棒糖、汽车、飞机、坦克、大炮，摆了一桌，摊了一地。他还代有的娃娃交书籍课本费，买铅笔、米突尺什么的。据镇上的几位民间经济学家心算口算，他大约每月都把薪水的百分之十几花在这些“义崽义女”身上了镇上的青年人娶亲或是出嫁，也总要请他坐席，讲几句有分量又得体的话。他也乐于送一份不厚不薄的贺礼。镇上有的人家甚至家里来了上年纪、有身分的客人，办了有鳞有爪的酒菜，也习惯于请他作陪，并介绍：“这是镇上谷主任，南下的老革命……”好像以此可以光耀门庭。随着岁月的增长，老谷的存在对本镇人的生活，起着一种安定、和谐的作用。有时镇上的街坊邻里，不免要为些鸡鸭猫狗的事闹矛盾，挂在人们口边的一句话也是：“走走!去找老谷，喊他评评理，我怕他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呢!”“老谷是你一家人的老谷?是全镇人的老谷!只要他断了我不是，我服!”而鼓眼睛、连鬓胡、样子颇凶的老谷，则总是乐于给街坊们评理、断案，当骂的骂，当劝的劝。他的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使矛盾激化，事态闹大。若涉及到经济钱财的事，还根据情况私下贴腰包。所以往往吵架的双方都同时来赔礼道乏，感激他。他若是偶尔到县里去办事或开会，几天不回，天黑时，青石板街的街头巷尾，端着饭碗的人们就会互相打听：“看见老谷了么?”“几天了，还不回?”“莫非池要高升了，调走了?”“那我们全镇的人给县政府上名帖。给他个官，在我们镇上就做不得?”
    至于老谷为什么要主动向“芙蓉姐子”提出每圩批给米豆腐摊子六十斤碎米谷头子，至今是个谜。这事后来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而他从没认错、翻悔。“芙蓉姐子”后来成了富农寡婆，他对她的看法也没有改变，十几二十年如一日。这是后话。

    县商业局给芙蓉镇圩场管理委员会下达了一个盖有鲜红大印的打字公文：
    查你镇近几年来，小摊小贩乘国家经济困难时机，大搞投机贩卖，从中牟利。更有不少社员弃农经商，以国家一、二类统购统销物资做原料，擅自出售各种生熟食品，扰乱市场，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希你镇圩场管理委员会，即日起对小摊贩进行一次认真清理。非法经商者，一律予以取缔。并将清理结果，呈报县局。
    一九六三年×月×日
    公文的下半截，还附有县委财贸办的批示：“同意。”还有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的批示：“芙蓉镇的问题值得注意。”可见这公文是有来头的了。

    公文首先被送到粮站主任谷燕山手里。因当时芙蓉镇还没有专职的圩场管理委员会，所以委员们大都为兼职，在集市上起个平衡、调节作用，处理有关纠纷，也兼管发放摊贩的《临时营业许可证》。谷燕山是主任委员。他主持召集了一次委员会议，参加的有镇税务所所长，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主任，本镇大队党支书黎满庚。税务所所长提出：国营饮食店女经理近来对圩场管理、街道治安事务都很热心，是不是请她参加一下。谷主任委员说：人多打烂船，饮食店归供销社管辖，供销社主任来了，就没有必要劳驾她了。

    谷燕山首先把公文念了一遍。镇上的头头们就议论、猜测开了：
    “不消讲，是本镇有人告了状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总要给小摊贩一碗饭吃嘛!”
    “有的人自己拿了国家薪水，吃了国家粮，还管百姓有不有油盐柴米、肚饱肚饥哩!”
    “上回出了条‘反标’，搞得鸡犬不宁。这回又下来一道公文，麻纱越扯越不清了!”
    只有大队支书黎满庚没有做声，觉得事情都和那位饮食店的女经理有关。上回女经理和胡玉音斗嘴，是他亲眼所见。前些时他又了解到，原来这女经理就是当年区委书记杨民高那风流爱俏的外甥女。但这女工作同志老多了，脸色发黄，皮子打皱，眼睛有些发泡，比原先差远了，难怪见了几面都没有认出。听讲还没有成家，还当老姑娘，大约把全部精力、心思都投到革命事业上了。前些天，女经理、王秋赦还陪着两个公安员召集本镇大队的五类分子训话，对笔迹。可见人家不单单是个饮食店的萝卜头。事后公安员安排吊脚楼主王秋赦当青石板街的治安员，都没有征求过大队党支部的意见。这回县商业局又下来公文……事情有些蹊跷啊!至于女经理通过这纸公文，还要做出些旁的什么学问来，他没有去细想。都是就事论事地看问题，委员们也没有去做过多的分析。

    委员们商议的结果，根据中央、省、地有关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精神，觉得小摊小贩不宜一律禁止、取缔，应该允许其合法存在。于是决议：由税务所具体负责，对全镇大队小摊贩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并发放临时营业许可证。然后将公文的执行情况，政策依据，写成一份报告，上报县商业局，并转呈县委财贸办、县委财贸书记杨民高。

    税务所长笑问黎满庚：“卖米豆腐的‘芙蓉姐子’是你干妹子，你们大队同不同意她继续摆摊营业?”

    黎满庚递给税务所长一支“喇叭筒”：“公事公办，不论什么‘干’湿’。玉音每圩都到税务所上了税吧?她也向生产队交了误工投资。她两口子平日在生产队出集体工也蛮积极。我们大队认为她经营的是一种家庭副业，符合党的政策，可以发给她营业证。”

    老谷主任朝黎满庚点了点头，仿佛在赞赏着大队支书通达散会时，老谷主任和满庚支书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两人都有点心事似的。

    “老表，你闻出点什么腥气来了么?”老谷性情宽和，思想却还敏锐。
    “谷主任，胡蜂撞进了蜜蜂窝，日子不得安生了!”满庚哥打了个比方说。
    “唉，只要不生出别的事来就好……”老谷叹了口气，“常常是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
    “你是一镇的人望，搭帮你，镇上的事务才撑得起。要不然，吃亏的是我干妹子玉音他们……”
    “是啊，你干妹子是个弱门弱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要护着他们过安生日子……我明后天进城去，找几位老战友，想想法子，把母胡蜂请走……”
    彼此落了心，两人分了手。

    这年秋末，芙蓉镇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调走了，回县商业局当科长去了。镇上的居民都松了一口气，好像拨开了悬在他们头顶上的一块铅灰色的阴云。
    但山镇上的人们哪能晓得，就在一个他们安然熟睡、满街鼾声的秋夜里，一份由县公安局转呈上来的手写体报告，摆在县委书记杨民高的办公桌上。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亮着办公桌上的一盏台灯。台灯在玻璃板上投下一个圆圆的光圈。杨民高书记靠坐在台灯光圈外的藤围椅里，脸孔有些模糊不清。他对着报告沉思良久，不觉地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在一张暗线公函纸上画出了一幅“小集团”草图。当他的力举干钧的笔落到“北方大兵”谷燕山这个名字上时，他写上去，又打一个“?”然后又涂掉。他在犹豫、斟酌。“小集团”草图是这样的：
    米豆腐西施
    奸
    (父为青红帮，母为妓女，新生资产阶级)?奸黎满庚
    (大队支书，严重丧失阶级立场)　谷燕山
    (粮站主任，腐化堕落???)秦书田
    (反动右派)　税务所长
    (阶级异己分子)
    画毕，杨民高书记双手拿起欣赏了一会儿，就把这草图揉成一团，扔进办公桌旁的字纸篓里。想了想，又不放心似的，将纸团从字纸篓里捡出、展开，擦了根火柴，烧了。（文中“小集团草图”乃用线条标注的一个“图”）

    台灯光圈下，他像日理万机、心疲力竭的人们那样，眼皮有些浮肿，一脸的倦容。他大约批示过县公安局的这份材料，就可以到阳台上去活动活动一下身骨，转动几下发酸发硬的颈脖，擦把脸，烫个脚，去短暂地睡三、五个钟头了。他终于拉过一本公函纸，握起笔。这笔很沉，关系到不少人的身家性命啊。他字斟句酌地批示道：
    芙蓉镇三省交界，地处偏远，情况复杂，历来为我县政治工作死角。“小集团”一说，不宜草率肯定，亦不应轻易否定、掉以轻心。有关部门应予密切注意，发现新情况，立即报告县委不误。

    第二章 山镇人啊(一九六四年)

    一　第四建筑

    转眼就是一九六四年的春天。这年的春天，多风多雨，寒潮频袭，是个霉种烂秧的季节。芙蓉河岸上，仅存的一棵老芙蓉树这时开了花，而街口那棵连年繁花满枝的皂角树却赶上了公年，一朵花都不出。镇上一时议论纷纷，不晓得是主凶主吉。据老辈人讲，芙蓉树春日开花这等异事，他们经见过三次：头次是宣统二年发瘟疫，镇上人丁死亡过半，主凶；二次是民国二十二年发大水，镇上水汪汪，变成养鱼塘，整整半个月才退水，主灾；三次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大军南下，清匪反霸，穷人翻身，主吉。至于皂角树不开花，不结扁长豆英，老辈人也有讲法，说是主污浊，世事流年不利。至于今年芙蓉树春日开花和皂角树逢公年两件异事碰在一起，火相克，或许大吉大利，或许镇上人家会有不测祸福等等。一时镇上人心惶惶，猫狗不安。可是毕竟解放都十三、四年了，圩场上连个测字先生也不易找见，因之有些人便去找“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晓得全”的五类分子秦书田求教。秦书田这家伙却假装积极，好像比一般社员群众觉悟还高、思想还进步似的，竞唱开了高调，说以上言论都是不读书，不懂生物学、生态学为何物造成的，硬把世事变迁、自然灾害和草木花卉的变异现象扯在一起，做出了种种迷信解释，等等。

    最后还引用了革命导师关于“在一个文盲充塞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的教导，来说服大家，来上政治课，妄图以此来抬高身价，显示他有文化知识的优越性，贬低社员群众的思想觉悟呢。

    然而自然界的某些变异现象，却往往不迟不早地和社会生活里的某些重大事件巧合在一起。二月下旬，县委社教工作组进驻了芙蓉镇。组长就是原先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香这回来，衣着朴素，面色沉静，好些日子都不大露面，住在镇上的一户“现贫农”家——王秋赦的吊脚楼上，学当年土改工作队搞“扎根串连”。山镇上的居民对上级派来的工作同志向来十分敬重。对于政治，对于形势，却表现出一种耳目闭塞的顽愚。死水一般平静的生活，旧有的风俗人情，就像一剂效用长久的蒙汗药，使他们麻木、迟钝。就连谷燕山、黎满庚这些见过世面的头面人物，也以为生活的牛车轮子还会吱吱嘎嘎、不紧不慢地照常转动。对于李国香的重新出现，他们虽然心里也掠过了几丝阴云，但没有十分介意。她在客位，自己在主位。神仙下来问土地公。他们就是这镇上的土地公。不管哪个仙姑奶奶、官家脑壳来，外礼外法的事，大约是难以办起来的。加上这段时间，谷燕山为着粮站发放一批早稻优良品种，黎满庚为着大队的春耕生产，忙还忙不赢呢。

    工作组住进王秋赦的吊脚楼这件大事，暂时还没有成为本镇的重要新闻。本镇居民的注意力都被另一件事情吸引去了：摆米豆腐摊的胡玉音夫妇即将落成新楼屋了。新楼屋涣散了人心，干扰了运动。胡玉音两口子却为了这新楼屋请人描图、备料，请木匠泥匠，忙了一冬一春，都瘦掉了一身肉。逢圩赶场的人却讲，“芙蓉姐子”人瘦点，倒越发显得水灵鲜嫩了。她的老胡记客栈已经十分破旧，打算盖起新屋后拆除。新楼屋就盖在老胡记客栈的隔壁，屋基就是买得吊脚楼主王秋赦的。据说王秋赦花掉两百块钱地皮款后又有些翻悔：卖贱了，黎桂桂夫妇起码占了他一百块钱的便宜。就算他赊吃了两年多的米豆腐，但一百块钱就是一千碗呀!天啊，一千碗!他王秋赦就是牛肠马肚也装不下这许多呀。可见生意人是放长线钓大鱼，打的是铁算盘……可如今，管你翻悔不翻悔，人家新楼屋已经盖起了，一色的青砖青瓦，雪白的灰浆粉壁。临街正墙砌成个洋式牌楼，水泥涂抹，划成一格格长方形块块，给人一种庄重的整体感。楼上开着两扇门窗两用玻璃窗，两门窗之间是一道长廊阳台，砌着菱花图案。楼下是青石阶沿，红漆大门。一把会旋转的“牛眼睛”铜锁嵌进门板里。这座建筑物，真可谓土洋并举、中西合璧了。在芙蓉镇青石板街上，它和街头、街中、街尾的百货商店、南货店、饮食店互相媲美，巍然耸立于它古老、破旧的邻居们之上，可以称为本镇的第四大建筑，而且是属于私人所有!脚手架还没有完全拆除，本镇居民们就天天在围观、评价、感叹了。社教工作组组长李国香同志也杂在人群中来观看过几回，并在小本本里记下了几条“群众反映”：
    “攒钱好比针挑土，想不到卖米豆腐得厚利，盖起大屋来!”
    “比解放前的茂源商号还气派，比海通盐行还排场!”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没个三千两千的，这楼屋怕拿不下。”
    “黎桂桂这屠户杀生出身，入赘在胡氏家，不晓得哪世人积下的德!”
    “胡玉音真是本镇女子的头块牌，不声不气，票子没有存进银行，不晓得是夹在哪块老砖缝缝里……”

    新屋落成，破旧的老客栈还没拆除，就碰上芙蓉河岸老芙蓉树春日里开花的异事，胡玉音决定办十来桌酒席冲一冲。也是对街坊父老、泥木师傅的一种酬谢。她先去请教了义兄满庚哥。大队支书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胡玉音懂得这在头头们来说叫做“默认”。接着，她挨家挨户，从老谷主任、税务所长到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会计，百货、南货、饮食各单位头头，一些相好的街坊邻里，都请到了。大都满口应承，也有少数托词回避的。她还特意去请了请那位跟她面目不善的社教工作组组长李国香以及两位组员。李国香倒是客客气气的，开口就是“好的，好的”，说工作组新来，运动还没有展开，吃喜酒不好去，怕违犯社教工作队员的纪律，倒是日后一定到新楼屋去看看，坐坐，扯扯家闲。李国香这回确是身分不同，待人接物，讲话办事的水平也不同。胡玉音见她和和气气，心里自是宽慰感激。

    三月初一，天一放亮，新楼屋门口就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有五百响的，有一千响、两千响的，把芙蓉镇吵醒了。红漆大门洞开，贴着一副惹眼醒目的红纸金字对联。上联：勤劳夫妻发社会主义红财。下联：山镇人家添人民公社风光。横联：安居乐业。不用说，这副对联是出自秦书田的手笔。

    整整一上午，亲戚朋友，街坊邻里，同行小贩，来“恭喜贺喜”的，送镜框匾额、送“红包”、打鞭炮的络绎不绝。新楼屋门口的青石板上，红红绿绿的鞭炮纸屑天女散花似地撒了一层。通街都飘着一股喜庆的硝烟味、酒肉香。中午一时，人客到齐，新楼旧铺，摆下了十多桌酒席，济济两堂，热闹非凡。老谷主任、满庚支书、税务所长、供销社主任等镇上的头面人物，坐了首席。

    开席前，满面红光却又是一脸倦容的胡玉音拉着满庚哥说：“我是滴酒不沾的，桂桂又是个见不得场合、出不得众的人，你有海量，就给妹子做个主，劝谷主任他们多吃几杯。一生一世，也难得这么热闹两回……”“放心，放心，这回，我头一个就替你把‘北方大兵’灌醉!”“秦癫子也来帮过忙，他成分高，我打算另外谢他一下。”胡玉音周到地说。“对，对，秦癫子要入另册。”“另外，满庚哥，住进新楼屋后，拆了老屋，我和桂桂想收养一个崽娃，到时候请大队上做个主……”“哎呀，妹子，你今日是喜饱了?你还有没有个完?席上正等着我哪……

    是的，胡玉音没吃没喝，听着乡邻们的恭贺声，看着张张笑脸，就喜饱了，醉倒了。

    “北方大兵”谷燕山今日兴致特别高，第一轮酒喝下肚，在大队党支部书记黎满庚的催促下，他端着酒杯站起，来了段即兴祝辞。他讲的是一口纯正的北方话，没有杂一点本地土腔。在一切正规、严肃的场合，他都坚持讲一口北方话，好像用以显示其内容的重要性。

    “同志们!今天，咱都和主人一样高兴，来庆祝这幢新楼房的落成!一对普通的劳动夫妻，靠了自己的双手，积蓄下款子，能盖这么一幢新楼房，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劳动可以致富，可以改善生活。咱不要苦日子，咱要过幸福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咱共产党领导的英明!这是今天大家端着酒杯，吃着鸡鸭鱼肉，应当想到的第一点。第二一点，大家都是在一个镇子上住着，对这幢新楼房和它的主人，咱应当抱什么态度呢?是羡慕，还是嫉妒?是想向他们看齐，还是站在一旁风言风语?我觉得应当向他们看齐，应当向这对勤劳夫妇学习。当然不是叫咱人人都去摆摊子卖米豆腐。发展集体生产和家庭副业，门路多得很!第三一点，咱不是经常讲要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吗?我想共产主义社会嘛，坐着是等不来的，伸着手也没有人给。前几年吃公共食堂大锅饭，也没有吃得成……我想共产主义嘛，在咱芙蓉镇，是不是可以先来一点具体的标准，每户人家除了吃好穿好外，都盖这么一幢新楼房，而且比这幢楼房还要盖得好，盖得高，盖得有气派!把咱镇上的草顶土砖房，杉皮木板房，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门板都发黑、发霉了的老铺子，逐步换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一来，咱芙蓉镇的青石板街的两旁，就新楼房一幢挤着一幢，就和大城市里的一条整齐漂亮的街道一样……”

    因为不是在会场上，大家对于“北方大兵”的这席祝酒词，不是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是报以笑声、叫好声，杯盏相碰的叮当声。当然，也有少数人在心里嘀咕，这个老谷，两杯酒落肚，就讲开了酒话?家家住新屋，过好日子，就是共产主义?可如今上头来的风声很紧，好像阶级和阶级斗争，才是革命的根本，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径。

    接着下来，镇税务所长也举起酒杯讲了几句话。当他提议祝新楼屋的主人早生贵子、人丁兴旺时，获得了满堂的喝彩、叫好。

    酒，是家做的杂粮烧酒，好进口，有后劲。菜是鸡、鸭、鱼、肉十大碗。老谷和黎满庚两人来了豪兴，开怀畅饮。

    也有细心的人冷眼旁观看出来，吊脚楼主王秋赦，破天荒头一回没有加入这场合，来跑堂帮忙，一享口福。真有点使人觉得反常。是王秋赦心疼自己“贱价”卖掉的地皮，不愿看到人家在那块本来是属于他的胜利果实上盖起了新楼屋?还是社教工作组住进了他的吊脚楼，如今他又成了红人，当了“根子”，协助工作组忙运动，抓中心，实在抽不开身?还有一种令人担忧的猜测，就是或许他已经听到了什么消息，摸着了什么风头，提高了觉悟，有了警惕性。

    二 吊脚楼啊

    吊脚楼原是富裕殷实的山里人家的住所，全木结构，在建筑上颇有讲究。或依山，或傍水，或绿树掩映，或临崖崛起，多筑在风景秀丽处。它四柱落地，横梁对穿，圆筒杉木竖墙，杉木条子铺楼板，杉皮盖顶。一般为上下两层，也有沿坡而筑，高达四层的：第一层养猪圈牛。第二层为库房，存放米谷、杂物、农具。第三层为火塘，全家饮食起居、接待客人、对歌讲古的场所。第四层方为通铺睡房。在火塘一层，有长廊突出，底下没有廊柱，用以日看风云，夜观星象，称为“吊脚”。初到山区的人，见吊脚楼衬以芭蕉果木，清溪山石，那尖尖的杉木皮顶，那四柱拔起的黄褐色形影，有的屋顶和木墙上还爬着青藤，点缀着朵朵喇叭花，倒会觉得是个神秘新奇的去处呢。

    王秋赦土地改革时分得的这栋胜利果实——临街吊脚楼，原是一个山霸逢圩赶场的临时住所。楼前原先有两行矮冬青，如今成了两丛一人多高的刺蓬；楼后原先栽着几棵肥大的芭蕉，还有两株广桔。如今芭蕉半枯半死，广桔树则生了粉虫。楼分上下二层。下一层原先为火塘、佣人住房。上一层方为山霸的吃喝玩乐处。整层楼面又分两半，临街一半为客厅，背街一半则分隔成三间卧室。如今王秋赦只在底下一层吃住，故楼上一层经常空着，留把上级下来的男女工作同志借宿。早先楼上的金红镂花高柱床没有变卖时，王秋赦也曾在楼上住过两三年，睡在镂花高柱床上做过许多春梦。唉唉，那时他就像中了魔、入了邪似的，在脑子里想像出原先山霸身子歪在竹凉床上，如何搂着卖唱的女人喝酒、听曲、笑闹的光景。有时就是闭着眼睛躺在被褥上，脑子里浮现的也是些不三不四的思念：娘卖乖，就是这张床，这套铺盖，山霸玩过多少女人？年少的，中年的，胖的，瘦的……山霸后来得了梅毒，死得很苦、很惨。活该！娘卖乖！可是，他总是觉得床上存有脂粉气，枕边留有口角香。

    牡丹花不死，做鬼也风流！他慢慢地生出一些下作的行径来。在那些天气晴和、月色如水的春夜、夏夜、秋夜，竟不能自禁，从床上蹦跳到客厅楼板上，模仿起老山霸当日玩乐的情景，他也歪在竹凉床上，抱着个枕头当姘头：“乖乖，唱支曲儿给爷听！听哪支？还消问？你是爷的心肝儿，爷是你的摇钱树……”他搂着枕头有问有答。从前有身分的乡绅总以哼几句京戏为时髦，他不会唱京戏，只好唱出几句老花灯来：“哎呀依子哥喂，哎呀依子妹，哥呀舔住了妹的舌，妹呀咬住了哥的嘴……”有时他还会打了赤脚，满客厅、卧室里追逐。追逐什么？只有他自己心里有数。他追的是一个幻影。时而绕过屋柱，时而跳过条凳，时而钻过桌底，嘴里骂着：“小蹄子！小妖精！看你哪里跑，看你哪里躲！嘻嘻嘻，哈哈哈，你这个小妖精，你这个坏蹄子……”他一直追逐到精疲力竭，最后气喘吁吁地扑倒在镂花高柱床上，一动不动地像条死蛇。但他毕竟是扑了一场空，觉得伤心、委屈，流出了眼泪：“从前山霸有吃有喝有女人……如今轮着爷们……却只做得梦……”

    有段时间，街坊邻居听见吊脚楼上乒乒乓乓，还夹杂着嬉笑声、叫骂声，就以为楼上出了狐狸精了，王秋赦这不学好、不走正路的人是中了邪，被精怪迷住了。原先有几位替王秋赦提亲做媒、巴望他成家立业、过正经日子的老婶子们，都不敢再当这媒人了。而一班小媳妇、大妹娃们，则大白天经过吊脚楼前，也要低下脑壳加快脚步，免得沾上了“妖气”。后来就连王秋赦本人，也自欺欺人，讲他确实在楼上遇到了几次狐狸精，那份标致，那份妖媚，除了镇上卖米豆腐的胡玉音，再没一个娘们能相比。从此，王秋赦也不上楼去睡了。他倒不是怕什么狐狸精，而是怕弄假成真得“色癫”，发神经病。不久，镇上倒是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是吊脚楼主没有遇上什么精怪，倒是迷上了卖米豆腐的“芙蓉姐子”，连着几次去钻老胡记客栈的门洞，都挨胡玉音的耳刮子，后来还是黎桂桂亮出了杀猪刀，他才死了心。但胡玉音夫妇都是镇上的正派人，苦吃勤做，老实本分。因之这些街言巷语，都不足凭信。

    屋靠保养楼靠修。李国香带着三个工作队员住进来时，吊脚楼已经很不成样子了。整座木楼都倾斜了，靠了三根粗大的斜桩支撑着。每根斜桩的顶端撑着木墙的地方，都用铁丝吊着块百十斤重的大青石。要是在月黑星暗的晚上，猛然间抬头看去，就像吊着三具死尸，叫人毛骨悚然。吊脚楼的屋脚，露出泥土的木头早就沤得发黑了，长了凤尾草，生了虫蚁。凤尾草倒是不错，团团围围就像给木楼镶了一圈绿色花边一样。还有楼后的杂草藤蔓，长得蓬蓬勃勃，早就探着楼上的窗口了。

    歪斜的楼屋，荒芜的院子，使李国香组长深有感触，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啊，解放都十四、五年了，王秋赦这样的“土改根子”还在过着穷苦日子，并没有彻底翻身。这是什么问题？三年苦日子，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乘机抬了头啊。不搞运动，不抓阶级斗争，农村必然两极分化，还是富的富，穷的穷，国变色，党变修，革命成果断送，资本主义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上台，又要重新进山打游击，搞农村包围城市……当李国香在楼下火塘里看到王秋赦的烂锅烂灶缺口碗，都红了眼眶掉了泪！多么深厚的阶级情感。女组长和两个工作组员做好人好事，每人捐了两块钱人民币，买回一口亮堂堂的钢精锅、一把塑料筷子、十个饭钵。工作组还身体力行出义务工，组长组员齐动手，把吊脚楼后藏蛇窝鼠的藤蔓刺蓬来了次大铲除，拯救了半死不活的芭蕉丛、柚子树，改善了环境卫生。李国香手掌上打起了血泡，手臂上划了些红道道。临街吊脚楼却是面貌一新，楼口贴了副红纸对联：千万不忘阶级斗争，永远批判资本主义。

    为了在镇上把“根子”扎正扎稳，工作组没有急于开大会，刷标语，搞动员，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而是注重搞串连，摸情况，先分左、中、右，对全镇干部、居民“政治排队”，确定运动依靠谁，团结谁，教育争取谁，孤立打击谁。一天，李国香派两个工作组员分头深入镇上的几户“现贫农”家“串连”去了，她则留在吊脚楼里，对王秋赦进行重点培养，亲自念文件给“根子”听。她自去年和王秋赦有过几次交往后，对吊脚楼主印象不坏，觉得可塑性很大：首先是苦大仇深，立场坚定，对上级指示从无二话；再就是此人长相也不差，不高不矮，身子壮实，笑笑眯眯，和蔼可亲；更重要的是王秋赦思想灵活，反应快，嘴勤脚健，能说会道，有一定的组织活动能力。所谓“人不可貌相”，眼下王秋赦不过穿着破一点，饮食粗一点，要是给他换上一身干部制服，衬个白领子，穿双黄解放鞋，论起气度块头来，就不会比县里的哪个科局级干部差了去。她初步打算把王秋赦树成一个社教运动提高觉悟的“典型”，先进标兵，从而使自己抓的这个镇子的运动，也可以成为全县的一面红旗……

    李国香嘴里念着文件，心里想着这些，不时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王秋赦一眼。王秋赦当然体察不到工作组女组长的这份苦心。当女组长念到“清阶级、清成分、清经济”的条款时，他心里一动，眼睛放亮，喉咙痒痒的，忍不住问：“李组长，这次的运动，是不是像土地改革时那样……或者叫做第二次土改？”
    “第二次土地改革？对对，这次运动，就是要像土改时那样扎根串连，依靠贫雇农，打击地富反坏右，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李国香耐心地给“根子”解答，流畅地背着政策条文。
    “李组长，这回的运动要不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
    “情况复杂，土地改革搞得不彻底的地方，就要重新建立阶级队伍，组织阶级阵线。老王，你听了文件，倒动了点脑筋，不错，不错。”
    “我还有个事不懂，清经济这一条，是不是要清各家各户的财产？”
    王秋赦睁大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女组长。他差点就要问出“还分不分浮财”这话来。女组长被这个三十几岁的单身汉盯得脸上有点发臊，就移开了自己的视线，继续讲解着政策界限：“要清理生产队近几年来的工分、账目、物资分配，要清理基层干部的贪污挪用，多吃多占，还要清查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分子的浮财，举办阶级斗争展览，政治账、经济账一起算。”
    “好好！这个运动我拥护！哪怕提起脑壳走夜路，我都去！”

    王秋赦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兴奋得心都在怦怦跳。娘卖乖！哈哈，早些年曾经想过、盼过，后来自己都不相信会再来的事，如今说来就来！乖乖，第二次土改，第二次划成分，第二次分浮财……看看吧！王秋赦有先见之明吧？你们这些蠢东西，土改时分得了好田好土，耕牛农具，就只想着苦吃勤做，只想着起楼屋，置家产，发家致富……哈哈，王秋赦却是比你们看得远，仍是烂锅烂灶烂碗，当着“现贫农”，来“革”你们的“命”，“斗”你们的“争”！他一时浑身热乎乎、劲鼓鼓的，情不自禁一把抓住了女组长的双手臂：“李组长！我这百多斤身坯，交给工作组了！工作组就是我亲爷娘，我听工作组调遣、指挥！”

    李国香抽回了自己的双手，竞也有点儿心猿意马。没的恶心！她严肃地对“根子”说：“坐下来！不像话，这么没上没下、没大没小的，动手动脚，可要注意影响，啊？”

    王秋赦红了红脸，顺从地坐了下来。他搓着刚才曾经捏过女组长手臂的一双巴掌，觉得有些儿滑腻腻的：“我该死！只顾着拥护上级文件，拥护上级政策，就、就忘记了李组长是个女的……”

    “少废话，还是讲正事吧。”李国香倒是有海量，没大介意地笑了笑，掠了掠额上的一缕乱发，没再责备他。“你本乡本土的，讲讲看，镇上这些人家，哪些是近些年来生活特殊的暴发户？”

    “先讲干部？还是讲一般住户？镇上的干部嘛……有一个人像那河边的大树，荫庇着不少资本主义的浮头鱼，他每圩卖给胡玉音六十斤米头子做米豆腐卖，赚大钱起新楼屋。只是人家资格老，根底厚，威望高。就是工作组想动他一动，怕也是不容易。”
    “他？哼哼，如果真有问题嘛，我们工作组这回可要摸摸老虎屁股喽！还有呢？”
    “还有就是税务所长。听讲他是官僚地主出身，对贫下中农有仇恨，他多次讲我是‘二流子’‘流氓无产者’……”
    “嗯嗯，诬蔑贫农，就是诬蔑革命。还有呢？”

    “还有就是大队支书黎满庚。他立场不稳，重用坏分子秦书田写这刷那，当五类分子小头目。还认了卖米豆腐的胡玉音做干妹子，又和粮站主任、供销社主任勾通一气……芙蓉镇就是他们几个人的天下……”

    王秋赦讲的倒是真话。镇上这几个头头平日老是讲他游手好闲啊，好吃懒做啊，怕下苦力啊。黎满庚最可恶，克扣过他的救济粮和救济衣服，全无一点阶级感情！哼哼，这种人在本镇大队掌印当政，他王秋赦怎么彻底翻得了身？这回政府算开了恩，体察下情，派下了工作组，替现时最穷最苦的人讲话，革那些现时有钱有势人的命！

    李国香边问边记，把镇上十几个干部的情况都大致上摸了个底。王秋赦真是本活谱子呀，这家伙晓得的事多，记性又好，谁跟谁有什么亲戚，什么瓜葛，什么口角不和，什么明仇暗恨，甚至谁爬过谁的阁楼，谁摸过谁家的鸡笼，谁被谁的女人掌过嘴，谁的妹儿吃过哑巴亏，出嫁时是个空心萝卜，谁的崽娃长相不像爷老倌，而像谁谁谁。他都讲得头头是道，有根有叶。而且还有地点、人证、年月日。听着记着，女组长不禁对这“根子”产生了几分好感和兴趣，觉得王秋赦好比一块沉在水里的大青石，把什么水草啦，游丝啦，鱼虾、螺蛳、螃蟹啦，都吸附在自己身上。

    “这几年，趁着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政策放得比较宽，圩场集市比较混乱，而做生意赚了钱、发了家的，镇上要算哪一户？”女组长又问。

    “还消问？你上级比我还清楚呀！”王秋赦故作惊讶地反问，“你上级听到的反映还少吗？就是东头起新楼屋的胡玉音！这姐子靠了她的长相摆米豆腐摊子，招徕顾客，得了暴利……而且她的本事大着呢。镇上的男女老少，没有几个不跟她相好。就是干部们对她，对她……”

    “对她怎么啦？”女组长有些不耐烦，又怀有强烈的好奇心。

    “喜欢她那张脸子、那双眼睛呀！大队黎支书认了她做干妹子，支书嫂子成了醋罐子。粮站主任供她碎米谷头子，税务所长每圩收她一块钱的税，像她大舅子。连秦癫子这坏分子跟她都有缘，从她口里收集过老山歌，骂社会主义是封建，可恶不可恶？”

    这席谈话，使得李国香大有收获，掌握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吊脚楼主确是镇上一个人才，看看通过这场运动的斗争考验，能不能把他培养起来。

    半个月后，工作组把全镇大队各家各户的情况基本上摸清楚了。但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于是决定从忆苦思甜、回忆对比入手，激发社员群众的阶级感情。具体措施有三项：一是吃忆苦餐，二是唱忆苦歌，三是举办大队阶级斗争展览。阶级斗争展览分解放前、解放后两部分。解放前的一部分需要找到几样实物：一床烂棉絮，一件破棉袄，一只破篮筐，一根打狗棍，一只半边碗。

    但解放都十四、五年了，穷人都翻了身，生活也有所提高，如今还到哪里去找这些烂东烂西！唉唉，土地改革那阵，只顾着欢天喜地庆翻身，土地还老家，只想着好好种种分得的好田好土，只顾着奔新社会的光明前程，那些破破烂烂，当初只怕扔都扔不赢呢，谁还肯留下来叫人见了伤心落泪，又哪里料想得到十几年以后还要搞展览，进行回忆对比呢。可见，凡事都应当有远见，烂东烂西自有烂东烂西的用处。越穷越苦的地方，就越要搞回忆对比。叫做物质的东西少一点，精神的东西就要多一些。比方，有的生产队集体生产暂时没有搞上去，分下的口粮不够吃，少数社员就骂娘，不满；再比方，有的地方工分值低，年终分配兑不了现，就有社员撕扯记工本，骂队长会计吃了冤枉；又比方，公社、县里的领导，统一推行某种耕作制，规定种植某个外地优良品种，因水土不服，造成了大面积减产，社员们就叫苦连天等等。不搞回忆对比行吗？不忆苦、不思甜行吗？解放才十四、五年，就把旧社会受过的苦、遭过的罪，忘得精光？三面红旗、集体经济，纵使有个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毛病、缺点，你们也不应发牢骚、泄怨气。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端着粗碗想细碗，吃了糠粑想细粮，人心不足蛇吞象。所以忆苦思甜是件法宝，能派很多用场。

    当然李国香组长要办忆苦思甜阶级教育展览会，是为了发动群众，开展运动。她为着寻找几件解放前的展品走访了好些人家，都一无所获。她忽然心里一亮：对了！眼前放着个百事通、活谱子不去问！或许吊脚楼主能想出点子来。一天吃中饭时，她把这事对王秋赦讲了讲。王秋赦面有难色，犹豫了一会儿，才说：“东西倒有几样，不晓得用得用不得……”
    “什么用得用不得，快去拿来看看！”

    李国香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笑眯眯地看着她的“依靠对象”到门弯楼角里捣腾去了。

    不一会儿，王秋赦就一头一身灰蒙蒙的，提着一筐东西出来了，给女组长过目。原来是一床千疮百孔的破棉絮，一件筋吊吊、黑油油的烂棉袄，一只破篮筐，缺口碗。只少一根打狗棍，那倒随处可找了。

    “呵呵，得来全不费功夫！还是你老王有办法。”女组长十分高兴、赞赏。
    “只是要报告上级，这破棉絮，烂棉袄，都是解放后政府发给我的救济品……”王秋赦苦着眉眼，有实道实。
    “你开什么玩笑？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还有什么心三心四的？”女组长声色俱厉地批评教育说，“我到衡州、广州看过一些大博物馆，大玻璃柜里摆着的，好多都是模型、仿制品呢！”

    三 女人的账

    镇上传出了风声：县委工作组要收缴“芙蓉姐子”的米豆腐摊子和她男人的杀猪屠刀。这风声最初是从哪里来的，谁都不晓得，也无须去过问。而人们对于传播新鲜听闻的爱好，就像蜂蝶在春天里要传花授粉一样，是出于一种天性和本能。还往往在这新鲜听闻上添油加醋，增枝长叶，使其疑云闷雨，愈传愈奇，直到产生了另一件新鲜传闻，目标转移为止。

    街坊们的挤眉弄眼，窃窃私语，无形中给胡玉音夫妇造成一种压力，一种惶恐气氛。这可把胡玉音急坏了，也把她男人黎桂桂吓懵了。桂桂脸色呆滞，吃早饭时连碗都不想端了。难怪政治家们把舆论当武器，要办一件事总是先造舆论，放风声。

    “祖宗爷!人家的男人像屋柱子，天塌下来撑得起!我们家里一有点事，你就连个女人都不如，碗筷都拿不起?”胡玉音对自己不中用的男人又恼又气又恨。

    “玉音，我、我们恐怕原先就没想到，新社会，不兴私人起楼屋。土改前几年，不是也有些新发户紧穿省用，捆紧裤带买田买土买山场，后来划成了地主、富农……”桂桂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疑惧地说。
    “依你看，我们该哪样办?”胡玉音咬了咬牙关，问。
    “趁着工作组还没有找上门来，我们赶快想法子把这新楼屋脱手……哪怕贱卖个三、两百块钱……我们只有住这烂木板屋的命……”桂桂目光躲躲闪闪地说。
    “放屁!没得出息的东西!”胡玉音听完男人的主意，火冒三丈，手里的筷子头直戳了过去，在男人的额头上戳出了两点红印。“地主富农是收租放债、雇长工搞剥削!你当屠户剥削了哪个?我卖米豆腐剥削了哪个?卖新屋!只有住烂木板屋的命!亏你个男人家讲得出口!抓死抓活，推米浆磨把子都捏小了，做米豆腐锅底都抓穿了，手指头都抓短了，你张口就是卖新屋!天呀，人家的男人天下都打得来，我家男人连栋新屋都守不住……”

    黎桂桂伸手摸了摸额头，额头上的两个筷子头印子沁出了细细的血珠子。胡玉音含着眼泪，这才发觉，自己气头子上没轻没重……鬼打起，听到点风声，遇上点事，自己也发了癫哕，人都不抵钱了!她和桂桂结婚八年了，还没起过高腔红过脸。由于没有生育，她把女人的一腔母爱都倾注在男人身上，连男人的软弱怕事，都滋长了她对他袒护、怜爱的情感。桂桂既是她丈夫，又是她兄弟，有时还荒唐地觉得是自己的崽娃……可如今，把男人的额头都戳出了血!她赶忙放下碗筷，站起身子绕过去，双手捧住了桂桂的头：“你呀，蠢东西，就连痛都不晓得喊一声。”

    桂桂非但没有发气，反而把脑壳靠在她的胸脯上：“又不大痛。玉音，卖新楼屋，我不过随便讲讲，还是你拿定见……反正我听你的，你哪样办我就哪样办。你就是我的家，我的屋……只要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真的，当叫花子讨吃，都不怕……”

    胡玉音紧紧搂着男人，就像要护着男人免受一股看不见的恶势力的欺凌，她不觉地就落下泪来。是的，一个摆小摊子为业的乡下女人的世界就这么一点大，她是男人的命，男人也是她的命。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活着，也是为了这个才紧吃苦做，劳碌奔波。

    “玉音，你不要以为我总是老鼠胆子……其实，我胆子不小。如果为了我们的新楼屋，你喊我去杀了哪个，我就操起杀猪刀……我的手操惯了刀，力气蛮足……”桂桂闭着眼睛像在做梦似地咕咕哝哝，竟然说出这种无法无天的话来。

    胡玉音赶紧捂住了桂桂的嘴巴：“要死了!看看你都讲了些什么疯话!这号事，连想想都有罪过，亏你还讲得出……”说着，背过身子去擦眼泪。

    “玉音，玉音，我是讲把你听的，讲把你听的……又没有真的就要去杀哪个……”
    “可你，要就是卖掉新楼屋，要就是去拼性命……如今镇上只传出点风声，就把你吓成这样子……若还日后真的有点什么事，你如何经得起?”
    “左不过是个死。另外，还能把我们怎么的?”
    黎桂桂随口讲出的这个“死”字，使得胡玉音眼冒火星子。她真想扬手抽男人一个嘴巴子，但手举到半路又落不下去了。就像有座大山突然横到了她眼前，要压到她身上来，她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和紧迫。她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当即在心里拿定了一个主意：
    “我就去找找李国香，问问她工作组组长，收缴米豆腐摊子和杀猪刀的话，是真是假……我想，大凡上级派来的工作同志，像老谷主任他们，总是来替我们平头百姓主事、讲话的……”

    黎桂桂以敬佩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女人。每逢遇事，女人总是比他有主见，也比他有手腕，会周旋。在这个两口之家里，男人和女人的位置本来就是颠了倒顺的。

    胡玉音梳整了一下，想了想该和女组长说些什么话，才不致引起人家的反感，或是不给人家留下话把。她正打算出门，门外却有个女子和悦的声气在问：
    “胡玉音!胡玉音在屋吗?今天不是逢圩的日子嘛!”

    胡玉音连忙迎出门去，一看，竟是一脸笑容的李国香组长。真是心到神知啊!她连忙把客人迎进屋来。李国香比上一年当饮食店经理时略显富态些，脸上的皱纹也少了点。工作上的同志，劳心不劳力，日子过得爽畅，三十三岁上当黄花女，还不现老相。黎桂桂见李组长没有带手下的人，又和和气气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落下来一半。他赶忙筛茶，端花生、瓜子。这时，他抛给他女人一个眼色，羞愧地笑了笑。摆好茶盘杯子，他说了声“李组长好坐”，就从门背后拿出把锄头，上小菜园子去了。

    “你的爱人见了生客，就和个野老公一样，走都走不赢?”李国香组长呷了一口茶，似笑非笑地问。
    “他呀，是个没出息的。”胡玉音却脸一红，一边劝李组长剥花生，嗑瓜子，一边在心里想：你个没出嫁的老闺女，大约男人的东西都不分倒顺，却是“野老公”、“野老公”的也讲得出口。

    “今天，我是代表工作组，特意来参观这新楼屋的。顺便把两件事，和你个别谈谈。你放心，我们是熟人熟事，公事公办……”李国香说着就抓了一把瓜子站起身来。

    胡玉音脸色有些发白，脑壳里有些发紧。女组长今天大约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她来看新楼屋，总不会是个人的兴趣啊。但胡玉音还是强打起精神，赔着笑脸，领着女组长出了老客栈铺子，开开新楼屋的红漆大门。进得门来，李国香就闻到了一股新木香和油漆味。女组长把过厅，厢房，厨房，杂屋，后院的猪栏、鸡埘、厕所，一一地看了看，口里不停地夸赞着“不错，不错”。接着又踏着板梯，上楼看了宽大敞亮的卧室，里头摆着大衣柜、高柱床、五屉柜、书桌、圆桌、靠背椅，整套全新的家具，油漆泛出枣红色的亮光，把四壁雪白的粉墙都映出了一种喜气洋洋的色调。李国香嘴里没再夸赞什么“不错，不错”了，而是抿住嘴巴点着头，露出一脸惊叹、感慨之色。胡玉音一直在留神观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变化，但估不透女组长心里想着、窝着的是些什么。最后，她们打开落地窗，站在阳台上看了看山镇风光。李国香倚靠着栏杆，就像一位首长站在检阅台上。她站在阳台这个高度，才看清楚了四周围的古老发黑的土砖屋、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靠斜桩支撑着的杉皮木板屋，和这幢鹤立鸡群似的新楼屋之间的可怕的差异，贫富悬殊的鸿沟啊。

    回到卧室，李国香径自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书桌当窗放着，土漆油的桌面像镜子，照得清人影。胡玉音在一旁陪站着。她见女组长已经在书桌上摊开了笔记本，手里的钢笔旋开了笔帽。

    “坐呀，你先坐下来呀。就我们两个人，谈一谈……”这时，李国香倒成了屋主似的，招呼着胡玉音落座了。

    胡玉音拉过一张四方凳坐下来。在摆着笔记本、捏着钢笔的女组长面前，她不由地就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所以女组长坐靠背椅，她就还是坐四方凳为宜。

    “胡玉音，我们县委工作组是到镇上来搞‘四清’运动的，这你大约早听讲了。”李国香例行公事地说，“为了开展运动，我们要对各家各户的政治、经济情况摸一个底。你既不是头一家，也不是最末一户。对工作组讲老实话，就是对党讲老实话。我的意思，你懂了吧?”

    胡玉音点了点头。其实她心里蒙着雾，什么都不懂。

    “我这里替你初步算了一笔账，找你亲自落实一下。有出入，你可以提出来。”李国香说着，以她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了胡玉音一下。

    胡玉音又点了点头。她糊糊涂涂地觉得，这倒省事，免得自己来算。若还女组长叫自己算，说不定还会慌里慌张的。而且女组长态度也算好，没有像对那些五类分子训话样的，眼光像刀子，锋寒刃利。

    “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起，芙蓉镇开始改半月圩为五天圩。这就是讲，一月六圩，对不对?”李国香又注视了胡玉音一眼。

    胡玉音仍旧点点头，没做声。她不晓得女组长为什么要扯得这么远，像要翻什么老案。

    “到今年二月底止，一共是两年零九个月，”李国香组长继续说，不过她眼睛停留在记事本上了，“也就是说，一共是三十三个月份，正好，逢了一百九十八圩，对不对?”

    胡玉音呆住了。她没有再点头。她开始预感到，自己像在受审。

    “你每圩都做了大约五十斤大米的米豆腐卖。有人讲这是家庭副业，我们暂且不管这个。一斤米的米豆腐你大约可以卖十碗。你的定价不高，量也较足。这叫薄利多销。你的作料香辣，食具干净，油水也比较厚。所以受到一些顾客的欢迎。你一圩卖掉的是五百碗，也就是五十块钱，有多无少。一月六圩，你的月收入为三百元。三百元中，我们替你留有余地，除掉一百元的成本花销，不算少了吧?你每月还纯收入两百元!顺便提一句，你的收入达到了一位省级首长的水平。一年十二个月，你每年纯收入二千四百元!两年零九个月，累计纯收入六千六百元!”

    胡玉音怎么也没有料到，女组长会替她算出这么一笔明细账来!她的收入达到了一位省长级干部的水平，累计六千六百元!天啊，天啊，自己倒是从没这样算过哪……真是五雷轰顶!她顿时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小本生意，我从没这么算过账……糊里糊涂过日子，钱是赚了一点，都起这新屋花费了……李组长，我卖米豆腐有小贩营业证，得到政府许可，没有犯法……”

    “我们并没有认定你就犯了法、搞了剥削呀!”李国香还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脸色，“你门口不是贴着副红纸对联，‘发社会主义红财’吗?听说这对联还是出自五类分子秦书田的大手笔。你不要紧张，我只不过是来摸个底，落实一下情况。”

    胡玉音的神情一下子由惊恐变成了麻木冷漠，眼睛盯着楼板，抿紧了嘴唇。李国香倒是没有计较她的这态度，也不在乎她吱声不吱声。

    “还有个情况。粮站主任谷燕山，每一圩都从打米厂批给你六十斤大米做米豆腐原料，是不是?”李国香的脸色越来越严肃，一时间，真有点像是在讯问一个行为不正当的女人一样。

    “不不!那不能算大米，是打米厂的下脚，碎米谷头子。我每圩都要从里头选出砂子，筛出谷壳、稗子、土。而且，碎米谷头子老谷主任也不只批给我一个，镇上好多单位和私人，都买来喂猪……我开初也买来喂猪，后来才做了点小本生意……”一听关连到了粮站的老谷主任，胡玉音就像从冷漠麻木中清醒了过来，大声申辩。老谷是个好人，自己就算犯了法，也不能把人家连累了。

    “所以我先前每圩只算了你五十斤米的米豆腐。除去十斤的谷壳、砂子、稗子、土，总够了吧。我是给你留了宽余哪。再说，人家买碎米谷头子是喂了肥猪卖给国家，你买碎米谷头子是变成了商品，喂了顾客!”

    李国香组长的话产生了威力，一下子把胡玉音镇住了。接着，女组长又稳住了自己的声调，继续念着本本里的账目说：

    “一月六圩，每圩六十斤，两年零九个月，一百九十八圩。就是说，粮站主任谷燕山总共批给你大米一万一千八百八十斤!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虽和你有关系，但主要不在你这里……”

    算过账，李国香组长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经和米豆腐摊贩胡玉音本人核对，无误。”就走了。胡玉音相送到大门口。她心里像煎着一锅油，连请“李组长打了点心再走”这样的客气话都没有讲一句。

    晚上，胡玉音把女组长李国香跟她算的一本账，一万多斤大米和六千六百元纯收入的事，告诉了黎桂桂。两口子胆战心惊，果然就像财老倌面临着第二次土改一样。但旧社会的财老倌已经成了五类分子，他们反倒臭狗粪臭到底，不怕了。胡玉音两夫妇是在新社会里攒了点钱，难道也要重新划成分，定为新的地主、富农?

    至此。胡玉音和黎桂桂夜夜难合眼。他们认定了自己只是个住烂木板屋的命。住烂木板屋虽然怕小偷，却有种政治上的安全感似的。他们再不去想什么受不受孕、巴不巴肚，而是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后代子嗣。不然娃儿都跟着大人当了小五类分子，那才是活作孽啊。

    四　鸡和猴

    这天晚上，县委工作组进镇以来第一次召开群众大会。大会在圩场戏台前的土坪里举行。那盏得了哮喘病似的煤汽灯修好了，挂在戏台中间，把台上台下照得雪白通亮，也照得人们的脸块都有些苍白。跟往时不同的是，本镇原先的几个头面人物都没有坐上戏台，粮站主任谷燕山、大队支书黎满庚、税务所所长等等，都是自己拿了矮凳子或是找了块砖头垫张报纸坐在戏台下边。胡玉音、黎桂桂两口子则紧挨着坐在他们身后，像在寻求依靠、庇护。在台上坐着的只有工作组组长李国香和她手下的两个组员。本镇群众对这一变化十分敏感，既新奇又疑惧，都想朝前边挤挤看看。有的人甚至特意绕个大圈子钻到戏台下，看看“北方大兵”和满庚支书他们究竟坐在什么地方。

    大会跟往时不同的是，主持大会的李国香组长没有来一个开场白，像原先那些头头那样，从国际国内大好形势讲到本省本县大好形势，讲到本镇本地的大好形势，最后才讲到开会的旨意，几个具体问题；而是先由一位工作组组员，宣读了省、地、县的三份通报。省里的通报是：某地一个坏分子，出于仇恨党和人民的反动阶级本性，疯狂对抗“四清”运动，唆使、煽动部分落后群众围攻、殴打工作队队员，罪行严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地区的通报是：某县一名公社党委委员、大队党支部书记，几年来利用职权包庇地、富、反、坏、右，作恶多端，“四清”工作组进驻后，大吵大闹，拍桌打椅，拒不交代问题，态度十分恶劣，经研究决定撤销其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交群众管制劳动。县委的通报是：某公社一个解放前当过妓女的小摊贩，长期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利用酒色拉拢腐蚀当地干部，妄图在运动中蒙混过关。经批准，将这个女摊贩在全公社范围内进行游斗，以教育广大干部、党团员……

    三份通报念将下来，马上产生了神效，一时会场上鸦雀无声，仿佛突然来了一场冰雪，把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都冻僵了。谷燕山、黎满庚等几个平日在镇上管事的头头都瞠目结舌，像哑了口似的。

    “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秦书田揪上台来！”突然，一个工作组组员以一种冰雪崩裂似的声音喊道。

    立时，王秋赦和一个基干民兵，就一左一右地像提着只布袋似地，把秦癫子扔到台上来。整个会场都骚动了一下，随即又肃穆了下来。秦癫子垂着双手，低着脑壳站在台前，雪亮的煤汽灯光射得他睁不开眼睛。灯光把他瘦长的影子投射到天棚板上，黑糊糊的一片，像尊魔影。

    一直坐在戏台上惟一的一张八仙桌旁的女组长李国香，这才走到台前来，习惯地拢了拢额前的几丝乱发后，指着秦癫子，以一口和悦清晰的本地官话说：“这就是芙蓉镇上大名鼎鼎的秦书田，秦癫子。本镇大队的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对于老地主、富农，是晓得仇恨的。可是对于这个阶级敌人，你们恨不恨呢？特别要问一句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你们认为秦书田是香还是臭？这样一个阶级故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竟然成了芙蓉镇一带的红人，仗着他会舞文弄墨，吹拉弹唱，活跃得很。年年冬下社员家里讨亲嫁女，做红白喜事，请的鼓乐班子里头有他。每年春节、元宵节，本镇大队舞龙灯、耍狮子贺新春有他。平日在路上、街上会了面，你们有多少人和他打招呼，给他纸烟抽？在田边、地头，你们多少人听他讲过那些腐朽没落、借古讽今的故事？你们家里的娃娃，那些没有受过剥削压迫的小学生，有多少叫过他做‘秦叔叔’、‘秦伯伯’的？”

    李国香声调不高，平平和和，有理有节地讲着、问着。整个会场的空气都仿佛凝结住了，寂静得会场上的人全都屏声住息了似的。坐在台下的谷燕山、黎满庚和胡玉音两口子，则开始感觉到某种强度的地震。

    “怪事多着呢，同志们，贫下中农们，社员们！”李国香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那语气就仿佛是在和人聊家闲似的。显然，她的斗争艺术是成功的。对于自己这驾驭群众、控制气氛的能力，她颇为得意。“前不久，我们镇上一个小摊贩盖起了一栋新楼屋。有人指出这楼屋比解放前本镇最大的两家铺子‘茂源商号’、‘海通盐行’还气派。顺便提一句，这个卖米豆腐的摊贩几年来究竟赚了多少钱？她是赚了谁的钱？她五天一圩做米豆腐的大米又是哪里来的？这些，我们都暂且不去说它。新楼房红漆大门上有一副对子，是谁写的？秦书田，你念一遍给大家听听。”

    秦癫子微微抬了抬头，斜看了女组长一眼，回答道：“是我写的，我写的……上联是‘勤劳夫妻发社会主义红财’，下联是‘山镇人家添人民公社风光’，横联是……”

    “这是一副反动对联，同志们！”李国香朝秦癫子挥了挥手，示意他住口，并稍稍抬高了一点声调说，“‘勤劳夫妻发社会主义红财’，大家嗅出这反动气味来没有？搞社会主义怎么是个人发财？过去讲‘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他却提出了‘发红财’这种蛊惑人心的反动口号，是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反动！现在我们芙蓉镇，富的起楼屋，穷的卖地皮，说明了什么问题？大家好好想一想，同志们！还有下联‘山镇人家添人民公社风光’就更加露骨！‘山镇人家’是什么样的人家？是正经八板的贫下中农，还是别的出身历史复杂、社会关系七七八八的人家？据反映，这户人家早在五十年代就诬蔑过我们的农村政策、我们的阶级路线，是什么‘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这难道是一般的落后话、怪话？让这种人家来添人民公社的风光？人民公社是天堂，是乐园，本身就是无限风光，怎么要让私有制来添社会主义的风光？这是想变天！同志们，这是反社会主义，反党。这么一副反动对联，公然用大红纸写了贴在我们镇上！新楼屋的主人来了没有？这副对联不要撕了，要留着当个反面材料，让大家一天看上三遍。同志们，可不要小看了写写画画呀，这常常是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种武器，一种手段！”

    秦癫子听到这里，不服气地抬起头来看了李国香一眼。站在一旁看押着他的王秋赦，立即在他颈脖上重重拍了一掌，把他的脑壳往下一按。台下马上有几个运动骨干吼了起来：“秦癫子不老实！喊他跪下！”“秦癫子跪下！”“秦癫子不跪下，我们答应不答应？”

    整个会场稍稍迟疑了一下，才做出了反应：“不答应！”

    秦癫子浑身抖索，求救似地看了一眼台下的本大队支书黎满庚。黎满庚低着头，哪会顾得上答理他。满庚支书身后，“芙蓉姐子”胡玉音两口人更是丢魂失魄，张惶四顾。他双膝发软，识时务地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秦书田，你可以站起来。”李国香却出乎大家意外地向秦癫子摆了摆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上级派来的干部总是比较讲政策。

    秦癫子依言站了起来。他恢复了原有姿态，面对群众双手下垂，低头认罪。只是他双膝上，添了两个鲜明的尘土印。

    “秦书田，现在继续批斗你，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把你的画皮剥开来。”李国香说，“镇上老一辈的人，不是都晓得梁山泊好汉的故事吗，有个好汉叫圣手书生萧让。是不是？这个秦书田，也是一条好汉，被我们某些基层干部当成了本镇大队的‘圣手书生’！我们来看看吧，这圩场上，街上墙上，我们全大队的山坡、石壁上，到处写着‘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三面红旗万岁’，‘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一定要解放台湾’等等。这些大幅标语都是出自谁的手笔？出自这个五类分子的手笔！我们一个芙蓉镇百十户人家，难道都是清一色的文盲吗？连个刷标语口号的人都找不出了吗？这是长了谁的威风，灭了谁的志气？秦书田，你讲讲，这些光荣任务，都是谁派给你的？“

    秦癫子缩着颈脖，看了台下的黎满庚支书一眼：“是是大队、大队……”

    “结结巴巴，心里有鬼，算了！”李国香挥了挥手，适可而止地制止住了秦书田。她驾轻就熟地掌握、调节着会场的火候。接着提出了一个更为叫人胆战心惊的问题：“秦书田！现在你当着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面，报一报你自己的阶级成分！”

    “坏分子，我是坏分子。”秦癫子说。

    “好一个坏分子！同志们，今天工作组要来戳穿一个阴谋。”李国香这时像一部开足了音量的扩音器，声音嘹亮地宣布：“根据我们内查外调掌握的材料，秦书田根本不是什么坏分子，而是一个罪行严重、编写反动歌舞剧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极右分子。他从一个遭到双开、清洗的右派分子，变成了一个搞男女关系的坏分子，这都是谁干的好事啊？五类分子的名单，是由县公安局掌握的。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

    讲到这里，李国香停了一停。她像一切有经验的报告人那样，总要留出个简短的间隙，来让听众思考、消化某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或是来记取某一段精辟的座右铭式的词句。

    会场上出现了一派嗡嗡的议论声和啧啧的惊叹声。

    “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李国香的音调又降了下来，恢复了原先那一口聊家闲似的本地官话，“芙蓉镇上的怪事还多的是呢。还是这个秦书田，他还有个特殊身分，是全大队五类分子的头目。也就是说，他负责监管全大队的五类分子。请看看，我们的某些干部，对这个右派分子是多么地信任和器重。监督、改造五类分子，本来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职责和权利。可是，我们少数个别的干部，把这职责和权利拱手送给了阶级敌人。同志们，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严重的敌我不分，丧失了阶级立场。以上这些怪事，都出在我们镇上。今天，我们工作组把秦书田揪出来，当一个活靶子、反面教员，也当一面镜子，把我们有些干部、党员的脸块照一照，看看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

    接着，李国香下了一道命令：呼口号，把右派分子秦书田押下去！所有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退出会场。

    在一片“打倒秦书田”、“秦书田不低头认罪，死路一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秦癫子被王秋赦和另一个民兵押出了会场，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女也纷纷退出会场。之后，工作组组长李国香讲了一通，作为大会的结束语：“现在，阶级敌人离开会场了，我还要补充几句。”她姿势优美地掠了掠头发，声音也柔和多了，“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轰轰烈烈、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要在我们芙蓉镇展开了。我们搞的虽然是面上的‘四清’，但工作组准备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斗争。我们有些党员，有些干部，有些社员，前些年过苦日子，由于各项政策比较放得松，或多或少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那不要紧。我们的方针是：有错认错，有罪认罪，贪污退赔，洗手洗澡，回头是岸。有的人不回头怎么办？那就要根据情节轻重，用党纪国法来制裁。要不然，地富反坏右一起跑了出来，党内党外互相勾结，而我们贫下中农、干部群众又麻木不仁，不闻不问，那么不要多久，党就变修，江山变色，地主资产阶级就重新上台！”

    散会后，胡玉音和黎桂桂回到老胡记客栈里，真是魂不着体，五内俱焚。他们感觉到了，一颗灾星已经悬在他们新楼屋的上空。这栋新楼屋，他们连一晚上都还没有搬进去住过，却成了祸害。就是继续心甘情愿的住烂木板屋，也缺乏安全感了。使夫妻俩尤为伤心的是，看来在这场运动中，老谷主任、满庚支书他们都会逃不脱女组长的巴掌心，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就不可能对旁人提供什么保护。

    黎桂桂吓得浑身打哆嗦，只晓得睁着神色迷乱的眼睛，望着自己的女人。

    到底胡玉音心里还有些主见，她坐在竹椅子上出神。唉，要是一家两口人都是虱婆子胆，老鼠见了猫一样，岂不只能各人备下一根索，去寻短路？

    “这样吧，事情拖不得了，讲不定哪晚上就会来抄家。我把我们剩下的那笔款子，交给满庚哥去保管。放在屋里迟早是个祸胎……”胡玉音眼睛盯着门口，压低了声音。

    “满庚？你没听出来，他好像犯在秦癫子的事上了……女组长的报告里，有一多半是对着他来的，杀鸡给猴子看……”黎桂桂提醒自己的女人说。

    “不怕。他在党。顶多吃几顿批评，认个错，写份悔过书。你怕还能把他一个复员军人哪样的？”

    “唉，就怕连累别人……”

    “他是我干哥。我们独门独户的，就只这么一个靠得住的亲戚。”

    “好吧。米豆腐摊子也莫等人家来收缴，自己先莫摆了。你哪，也干脆出去避避风头。我在广西秀州有门子远亲戚，十几年没往来过，镇上的人都不晓得……”

    五 满庚支书

    大队支书黎满庚家里，这些天来哭哭闹闹，吵得不成样子了。黎满庚的女人五大三粗，外号“五爪辣”，在队上出工是个强劳力，在家里养猪打狗、操持家务更是个泼悍妇。从去年起，黎满庚在社员大会上开始宣传晚婚、节育，口水都讲干了，可他女人“五爪辣”却和月月兔似的，早已生过了六胎，活了四个，全是妹儿。妹儿们站在一起，是四级阶梯。有的社员笑话他女人：“支书嫂子，节制生育你带了好头啊!”他女人双手在粗壮的腰身上一叉：“我没带好头?嗯，要依我的性子，早生下一个女民兵班了!人家养崽是过鬼门关，我养崽却是过门坎一样!”

    黎满庚刚成亲那年把，有点嫌自己的女人样子鲁，粗手粗脚的，衣袖一卷，裤腿一扎，有一身男子汉似的蛮力气。相形之下，他颇为留恋胡玉音的姣媚。但老辈人讲，自古红颜多薄命，样子生得太好的女人往往没有好命。胡玉音会不会有好命?当初他一个复员军人，大队党支书又不是算命先生，哪能晓得日后要出些什么事情?自他女人给他生下两个“干金妹儿”以后，他渐渐感觉到了自己女人的优越性，出工，收工，奶妹儿，做家务，简直就不晓得累似的，还成天哼哼“社员都是向阳花”呢。每天天不亮起床，每晚上和男人一样地打鼾，像头壮实的母牛。后来又连着生了四胎，也都连公社医院的大门都没有进过。“唉唉，陪着这种女人过日子，倒是实实在在的，当丈夫的要少操好多心……”黎满庚后来想。要说他女人有什么缺点，就是生娃娃的瘾太重了一点。

    “五爪辣”很少撒泼。她对男人在外干工作一直不大放心。特别是结婚前他所认的那个“干妹”，那样灵眉俊眼的女人，连天上的星子都会眼馋，哪有不把男人带坏的?不过她冷眼看了两年，并没有察觉出“干哥”“干妹”有什么不正当的行迹。但女人的这类警惕性是不容易松懈的。她平日嘴里不说，样子却做得明白：规矩点噢，你走到哪个角落里，都有双眼睛在瞄着你噢。有时两口子讲笑，她也来点旁敲侧击：“又在你干妹子那里灌了马尿?人家的婆娘过不得夜，要自爱点。”“你呀，你呀，讨打了还是怎么啦?”“我不过喊应你一句。自己的屋才是生根的屋。她男人虽是不中用，手里的杀猪刀可是吓人!…‘牙黄屎臭的，你胡讲些什么?”“狗婆的牙齿才白哪，你爱不爱?”直到黎满庚把拳头亮出来，他女人才笑格格住口。

    那天晚上，从圩场坪开完大会回来，“五爪辣”嘴里哔哔啵啵，煮开了潲水粥：
    “党支书喂!今晚上县里工作组女组长的话，有一多半是冲着你来的呀!不晓得你聪明人听没听出?”

    黎满庚阴沉着脸，斧头斧脑地坐在长条凳上卷“喇叭筒”。

    “你和你那卖米豆腐的干妹子到底有些哪样名堂?你对秦癫子怎么丢了立场?人家女组长只差没有道你的姓，点你的名!那女人也是，不老不少，闺女不像闺女，妇人不像妇人!”“五爪辣”在长条凳的另一头坐下来问。

    “你少放声屁好不好?今晚上的臭气闻得够饱的了!’’黎满庚横了自己的女人一眼。

    “你不要在婆娘面前充好汉，臭虫才隔着席子叮人。男子汉嘛，要在外边去耍威风，斗输赢!”“五爪辣”不肯相让。

    “你到底肯不肯闭嘴?”黎满庚转过身子来，露出一脸的凶相，“你头皮发痒了，是不是?”

    女人有女人的聪明处。每当男人快要认真动肝火时，“五爪辣”总是适时退让。所以七、八年来，家里虽然常有点小吵小闹，但黎满庚晓得“五爪辣”一旦撕开了脸皮是个惹不起的货色，“五爪辣”则提防着男人的一身牛力气，发作起来自己是要吃亏的，所以很少几回酝酿成家庭火并。“五爪辣”这时身子忽然恶作剧地一闪，跳离了长条凳，长条凳失重，翻翘了起来，使坐在另一头的黎满庚一屁股跌坐到地下。

    “活该!活该!”“五爪辣”闪进睡房里，露出张脸块来幸灾乐祸。

    黎满庚又恼又恨，爬起来追到睡房门口：“骚娘们，看看老子敲不敲你两丁更（屈起食指、中指敲人脑瓜）!”
    “五爪辣”把房门关得只剩下一条缝：“你敢!你敢!你自己屁股坐到哪边去了?跌了跤子又来赖我哟!”
    伸手不打笑脸人。每当女人和他撒娇卖乖时，他的巴掌即便举起来，也是落不下去的，心里还会感到一种轻松。

    但这晚上黎满庚却轻松不了。刚才女人无意中重复了县委工作组女组长的一句话：屁股坐到哪边去了!哪边去了?难道自己的屁股真的坐到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一边去了?自已支持干妹子胡玉音卖了几年米豆腐，就是包庇、纵容了资本主义?玉音她赚钱盖起了一栋新楼屋，全镇第一号，就算搞了剥削，成了暴发户?摆米豆腐摊子摆成了新富农?还有秦书田的成分，从右派分子改成坏分子，自己的确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过。自己办事欠严肃。但并没办过什么正式的手续。依女组长的讲法，坏分子难道比右派分子真要好一点，罪减一等?在自己看来，都是一箩蛇。花蛇黑蛇都是蛇。还有，派秦书田的义务工，叫他到山坡、岩壁、圩场上刷过几条大标语，就算是对阶级敌人的重用?难道自己真的犯了这许多条律？

    第二天天黑时分，“五爪辣”正好提着潲桶到猪栏里喂猪去了，黎满庚正从公社开完批斗会回来，在屋门口洗脚，就见胡玉音慌慌张张地走了来，把一包用旧油纸布包着的东西交给他，说是一千五百块钱，请干哥代为保管一下，手头紧时，可以从里头抽几张花花。胡玉音失魂落魄的，头发都有些散乱，穿了一身青布大褂，模样儿也不似平常那么娇媚，连坐都没有坐，就慌慌忙忙地走了，好像生怕被人发现行踪似的。黎满庚晓得这款子进不得银行，就依乡下古老的习惯，立即把这油布包藏进了楼上的一块老青砖缝缝里，连数都没有数一下。在品德、钱财问题上，一向是干妹信得过干哥，干哥也信得过干妹。至于这种藏钱的法子，在镇上也不是什么秘密，一般人家都是这样。即便小偷进了屋，不把四面砖墙拆除，是难得找到金银财宝的。倒是要提防虫蛀鼠咬。

    这事，本来可以不让“五爪辣”晓得。黎满庚从楼上沾了一身灰尘下来时，却被“五爪辣”发觉了。“五爪辣”追问了他好久，他都没开口。“五爪辣”越问越疑心，哭了，抽抽咽咽数落着自己进这楼门七、八年了，生下了四个妹儿，男人家还在防贼一样地提防着她……哭得黎满庚都心软了，觉得女人抱怨得也是，既是在一个屋里住着，就没有讲不得的事。连自己的婆娘都信不得了，还去信哪个?

    可是他错了。都已经上床睡下了，当他打“枕头官司”似地把“绝密”透露给“五爪辣”听时，“五爪辣”竞像身上装了弹簧似的，一下子蹦下了床：
    “好哇!这屋里要发灾倒灶啦!白虎星找上门来啦!没心肝的，打炮子的，我这样待你，你的魂还是叫那妖精摄去了哇!啊，啊，啊——。”

    “五爪辣”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天晓得为什么一下子中了魔似的，撒开了泼。

    “好好生生的，你嚎什么丧?你有屁放不得，不自重的贱娘们!”

    黎满庚也光火了，爬起来大声喝斥。

    “好好生生!还好好生生!我都戴了绿帽子、当乌龟婆啦!看我明天不去找着那个骚婊子拼了这条性命!”“五爪辣”披头散发，身上只穿了点筋吊吊的里衣里裤，拍着大腿又哭又骂。

    “你到底闭嘴不闭嘴?混账东西!和你打个商量，这天就塌下来啦，死人倒灶啦!”黎满庚鼓眼暴睛，气都出不赢。但他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怕吵闹开去，叫隔壁邻居听了去，不好收场。

    “你和我讲清楚，你和胡玉音那骚货究竟是什么关系?她是你老婆，还是我是你老婆?你们眉里眼里，翘唇翘嘴狗公狗婆样的，我都瞎了这些年的眼睛，早看不下去啦!”
    “老子打扁你这臭嘴巴!混账东西!我清清白白一个人，由着你来满口粪渣渣地胡天乱骂!”

    “你打!你打!我给你生了四个女娃，你早就想休了我啦!我不如人家新鲜白嫩啦!家花没得野花香啦!你打!我送把你打!你把我打死算啦!你好去找新鲜货，吃新鲜食啦!”

    “五爪辣”边骂，边一头撞在黎满庚的胸口上，使他身子贴到了墙上。“五爪辣”的蛮力气又足，黎满庚推了几下都推不开，气得浑身发颤，眼睛出火。

    “天杀的!给野老婆藏起赃款来啦!这个家还要不要啦?昨天晚上开大会，工作组女组长在戏台上是怎么讲的，你要把我们一屋娘娘崽崽都拖下水，跟着你背时鬼、打炮子的去坐黑屋?你今天不把一千五百块钱赃款交出来，我这条不抵钱的性命就送在你手上算啦!……天杀的，打炮子的，你的野老婆把你的心都挖走啦!她的骑马布你都可以用来围脖子啦!我要去工作组告发，我要去工作组告发，叫他们派民兵来搜查!”

    啪的一巴掌下来，“五爪辣”被击倒在地。黎满庚失去了理智，巴掌下得多重啊，“五爪辣”就和倒下一节湿木头似的，倒在了墙角落。黎满庚怕她再爬起来撒野，寻死寻活，又用一只膝盖跪在她身上：

    “你还耍不耍泼?深更半夜的还骂不骂大街?是你厉害还是老子厉害?老子真的一拳就收了你这条性命，反正我也不想活啦!”

    说着，黎满庚愤不欲生地挥拳就朝自己的头上一击。

    “五爪辣”躺在地上，嘴角流血，鼻头青肿。但她到底被吓坏了，被镇住了。

    这时，四个妹儿全都号哭着，从隔壁屋里“妈妈呀——爸爸呀——”地跑过来了。

    娃儿们的哭叫，仿佛是医治他们疯狂症的仙丹妙药。黎满庚立即放开了自己的女人。“五爪辣”也立即爬了起来，慌里慌忙乱抓了件衣服把身子捂住。人是有羞耻心的，在自己的女儿面前赤身裸体，成何体统。

    街巷上猫嚎狗叫，四邻都惊动了，都来劝架了。他们站在屋

    外头敲的敲窗子，打的打门，喊的喊“支书”，叫的叫“嫂子”。

    邻居们好说歹说，婆婆妈妈地劝慰了一番后，暴风雨总算停歇了，过去了。关好门，重新上床睡觉。“五爪辣”不理男人，面朝着墙壁。“五爪辣”不号哭了，黎满庚却低声抽泣了起来：

    “老天爷……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呀!人人都红眼睛啦!牙齿咬出血啦……不铁硬了心肠，昧了天良，就做不得人啦……苦命的女人……我从前没有对你做过亏心事，我是凭了一个人的良心……人就是人，不是牛马畜生……日后，日后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保不保得住哇……在这世上，不你踩我，我踩你，就混不下去啦……”

    男子的哭声，草木皆惊。黎满庚活了三十几岁，第一次这么伤心落泪。他把“五爪辣”都吓着了。但“五爪辣”心里还憋着气。她听了一会儿，男人却越哭越伤心。她忍不住翻身坐起，正话反讲，半怨半劝了起来。男人再丑，还是自己的男人：
    “怎么啦，你把我打到了地下，像你们常对五类分子讲的，再踏上一只脚，还不解恨?没良心的!我再丑，再贱，也是你的女人，给你当牛当马，生了六胎，眼面前四个妹儿……你就真的下得手，一巴掌把我打下地，打得我眼发黑……还膝盖跪在我胸口上……呜呜呜……我好命苦!娘呀，我好命苦!……”

    “五爪辣”本来想劝慰一下男人，没想到越劝越委屈，越觉得自己可怜，就呜呜呜地也低声抽泣了起来。她还狠狠地在男人的肩膀上掐了一把，又掐一把：

    “你良心叫狗吃了……我也是气头子上，乱骂了几句……呜呜呜，你就一点都不疼我……呜呜呜，你不疼我，我还疼你这个没良心的……呜呜呜，女人的嘴巴是抹桌布，你又不是不晓得，骂是骂，疼是疼……呜呜呜……你就是不看重我这丑婆娘，也该看在四个乖乖妹儿的份上……呜呜呜!”

    黎满庚的心软了，化了。他泪流满面，一把搂住了自己的女人。是的，这女人，四个妹儿，这个家，才是他的，他的!他八年来辛辛苦苦，跟自己的女人喜鹊做窝样的，柴柴棍棍，一根根，一枝枝，都是用嘴衔来的……

    他搂住了“五爪辣”。“五爪辣”的心也软了，化了。她忽然翻身起来，双膝跪在男人面前，把男人的双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满庚，满庚，你听我一句话……你是当支书的，你懂政策，也懂这场运动，叫什么你死我活……我们不能死，我们要活……纸包不住火……那笔款子，你收留不得……你记得土改的时候，有的人替地主财老倌藏了金银，被打得死去活来，还戴上了狗腿子帽子……你把它交出去，交给工作组……反正你不交，到时候人家也会揭发……反正，反正，不是我们害了她……我们没有害过她。她要怪只有怪自己。新社会，要富大家富，要穷大家穷，不兴私人发家，她偏偏自己寻好路，要发家……”

    黎满庚又一把紧紧抱住了自己的女人。他心里仍在哭泣。他仿佛在跟原先的那个黎满庚告别。原先的那个黎满庚，是过不了“你死我活”这一关的。

    六 老谷主任

    县委组织部和县粮食局下来一件公文：鉴于芙蓉镇粮站主任谷燕山丧失阶级立场，盗卖国库粮食，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令其即日起停职反省，交代问题。公文是县委工作组来粮站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的。谷燕山本人没有出席。真是晴天霹雳，迅雷不及掩耳啊。谷燕山被勒令“上楼”，在自己的宿舍里划地为牢，失去了行动自由。工作组派了两个运动骨干在他门口日夜看守，说是防止他畏罪自杀。他起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这听到、看到的一切，以为自己在做一场荒唐的、不可思议的梦。假的，假的!这一切都是在演戏、演电影……编戏、编电影的人没有上过火线，没有下过乡，一看就是假的。有一回他看一部战斗故事片，指导员站在敌人的阵地前面，振臂高呼：“同志们，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全世界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阶级弟兄，冲啊——!”天啊，战场上，哪有时间来这样一番演说?这不是给敌人当活靶子?一看就是假的，好笑又好气。可是，谷燕山这回碰到的“停职反省、交代问题”的指令，却是实实在在，半点不假的。自己不聋不瞎，也没有做梦。于是，这个以好脾气、老好人而在芙蓉镇上享有声誉的“北方大兵”，从混混沌沌中清醒了过来，他暴怒了，他拍桌、打椅、捶墙壁。他大声叫喊，怒吼：
    “工作组!你们算什么东西!算什么东西!你们假报材料，欺骗了县委!李国香，你好个娘养的，真下得手，真撕得开脸皮!你当了我的面，一口一声老革命、老同志，你背地里却搞突然袭击……突然袭击是战场上的战术，我们打小日本、打老蒋的时候用过，你们，你们却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我们钻地道、挨枪子儿的时候，你们还毛黄屎臭，毛黄屎臭!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打出了这个天下，你们却胡批乱斗，不让人过安生日子，不让人活命……”

    谷燕山拉门，踢门，门从外边上了锁，大约是因为他态度恶劣。两个运动骨干不理他，一人抱一枝“三八枪”在抽烟，扯谈。这“三八枪”说不定还是老谷和战友们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呢，如今却被人用来看守老谷自己。

    “把门狗!把门狗!开门!开开门!我来教你们放枪，教你们瞄准……你们凭什么把我锁在这屋里?这算什么牢房?要坐牢就到县里坐去，我不坐你们这号私牢!”

    没有人理会他，没有给他戴上铐子就算客气的。斗争是无情的，来不得半点“人情味”、“人性论”这些资产阶级的玩艺儿。不知过了多久，他疲乏了，他声音嘶哑，喉咙干得出烟。他喝了一杯冰凉的水，眼皮像灌了铅，就顺着门背跌坐在地板上，不知不觉睡了一觉。到了半夜，他被冻了醒来，昏天黑地的，伸手不见五指。他摸到床边去，扯了床棉毯披在身上。他在楼板上踱过来，踱过去，像一位被困或是被俘的将领……这时他仿佛头脑清醒了些，开始冷静下来思考白天发生的事情。他立即就有些后悔，感到羞愧：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战士出身的人，受了一点委屈，背了一点冤枉，就擂墙捶门，对着整条青石板街大喊大叫，像个老娘们耍泼似的，成何体统!谷燕山呀，谷燕山，你参加革命二十几年了，入党也二十几年了，还经不起这点子考验?你以为和平时期就总是风和日暖、晴空万里，没有乌云翻滚、暴雨倾盆?你复员到地方工作时才是个排长，芝麻大的官……他脑子里冒出些平日隐蔽得很深的念头来，是些平日想想都怕犯罪的念头啊。你还是华北野战军出来的哪，可人家彭德怀元帅，彭副总司令，用老戏里的话讲算一品当朝，开国元勋，五九年在庐山开会，都为了替老百姓讲话，反对大炼钢铁，吃公共食堂，被罢了官，上缴了元帅服，当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天底下的人哪个不晓得他受了委屈，背了冤枉，批他斗他是昧了良心，违了民意。后来我们国家过了三年苦日子，不再搞全民炼钢煮铁，不再发射牛皮卫星，不再吃公共食堂，还不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可是如今的运动算什么?苦日子刚过完，百姓刚喘过一口气，生产、生活刚恢复了一点元气，就又来算三年困难时期的账，算困难时期政策放宽的账，算“右倾翻案”的账!真是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彭元帅啊，彭老总，比起你来，谷燕山算什么?小小一个镇粮站的站长，一个普通“北方大兵”，而且不过被宣布停职反省，交代问题。又没有真的抓你去坐牢，脚镣手铐地去坐牢……哈哈哈，共产党员去坐共产党的牢，天底下真会有这等怪事!胡说八道，胡思乱想……当然，谷燕山也明白，自己的思想出轨了，走火了，很危险，很危险。搭帮这思想是装在脑壳里，捣腾在心里。要是这“思想”真的是根辫子，或是长出个尾巴来，被人揪住了，那就倒霉了，真的要去坐牢了。

    谷燕山情绪时好时坏，思想反反复复。对这场落到他身上来的斗争，他想来想去还是不通。彭老总是为民请命，仗义执言，面折廷争。他谷燕山什么时候想过朝政、议过朝政?他够得上吗?十万八千里哪。他忠诚老实，从来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他不过是个五岭山脉腹地的芙蓉镇上的老好人，和事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小得不能再小……唉唉，怎么回事嘛，难道今天这革命斗争，已经需要在内部爆发，开始自己斗自己，自己打自己，自己动手来把自己的战士消灭?动不动就“你死我活”，多么地可怕，不近人情。那么，是自己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革命、对不起党的事吗?啊，“盗卖国库粮食”，“盗卖国库粮食”，或许就是指他两年多来，每圩从打米厂批卖了六十斤碎米谷头给“芙蓉姐子”做米豆腐生意……你看，你看，自己也真混，这样一件全镇人人都晓得的事，摆明摆白的，他却花了三天时间去苦思苦想。

    对上了这个码单，他心里有些轻松，觉得问题并不像工作组宣布的、县里下的公文里讲的那么严重。这些年来，镇上的一些单位和个人，谁不在粮站打米厂买过碎米谷头子啊，喂猪喂鸭，养鸡养兔。当然哕，批碎米谷头子给胡玉音做米豆腐卖，或许真的是他办事欠妥……碰鬼，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讲良心话，自己虽然对妇女没有什么邪念，一镇的人也都晓得自己是个正派的人，可是，自己是有些喜欢那个胡玉音，喜欢看看她的笑脸，特别是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喜欢听听她讲话的声音。一坐上她那米豆腐摊子，自己就觉得舒服、亲切。漂亮温柔的女人总是讨人喜欢啊，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啊。难道这也算是罪过?自己这辈子不能享受女人的温存，难道就连在心里留下一片温存的小天地都不许可吗?既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也不影响胡玉音的婚姻家庭，他才决定帮这“芙蓉姐子”一把。难道碎米谷头子变成了米豆腐卖，就是从量变到质变，铸成了大错?

    渐渐地，他心平气静了些。他晓得自己一月两月脱不了“反省”，“下”不了“楼”，撒尿拉屎都会被人监视着。这日子却是难熬、难过啊。原先，他每天早晨起来，都要挥动竹枝扫把，打扫粮站门口这一段青石板街，跟赶早出工的社员们笑一笑，把某个背书包去上学的娃娃搂一搂，抱一抱。每天傍黑，他习惯沿着青石板街走一走，散散心，在某个铺子门口站一站，聊一聊。或是硬被某个老表拖进铺里去喝杯红薯烧酒，嚼着油炸花生米，摆上一回说古论今的龙门阵……可如今，这些生活的癖好、乐趣都没有了。他和本镇街坊们是近在咫尺，远在天涯!

    谷燕山被宣布“停职反省”后的第五天，李国香组长“上楼”来找他做了一次“政策攻心”的谈话。

    “老谷呀，这几天精神有点紧张吧?唉，你一个老同志，本来我们只有尊敬、请教的份，想不到问题的性质这么严重，县委可能要当作这次运动的一个典型来抓啦!”李国香仍是那么一口清晰悦耳的腔调。每当听她讲话，谷燕山就想，这副金嗓子多可惜，没有用到正经地方啊，为什么不到县广播站去当广播员?

    谷燕山只是冷漠地朝李国香点了点头。他对这个女组长有着一种复杂的看法，既有点鄙视她，又有点佩服她，还有点可怜她。可是偏偏这么一个女人，如今代表县委，一下子就掌握了全镇人的命运，其中也包括了自己的命运……人家能耐大啊，上级看得起啊，大会小会聊家闲、数家珍似的，一口一个马列主义，一口一个阶级斗争，“四清”“四不清”。讲三两个钟头，水都不消喝一口，嗽都不会咳一声，就像是从一所专门背诵革命词句的高等学府里训练出来的。

    “怎么样?这些天来都有些什么想法?我看，再是重大的问题，只要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了，总是不难解决的。同时，从我个人来讲，是愿意你早点洗个温水澡，早点‘下楼’，和全镇革命群众一起投入当前这场重新教育党员、干部，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伟大运动。”李国香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打动这个“北方大兵”，又特别加了一句：“你看，我只想和你个别谈谈，都没有叫别的工作组员参加。起码，我对你，算是没有什么个人成见的吧!”

    谷燕山还是没有为她的诚心所动，只是抬起眼睛来瞟了她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爱怎么讲你就怎么讲，反正我是什么都不会跟你讲。

    李国香仿佛摸准了他的对抗情绪，决定抛点材料刺他一下，看他会不会跳起来。于是从口袋里拿出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小本本，不紧不慢地一页页翻着，然后在某一页上停住，换成一种生硬的、公事公办的口气说：
    “谷燕山，这里有一笔账，一个数字，你可以听听!经工作组内查外调核实，自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以来，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说，芙蓉镇五天一圩，一月六圩，总共一百九十八圩，你每圩卖给本镇女摊贩、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胡玉音六十斤大米，做成米豆腐当商品，一共是一万一千八百八十斤大米。这是不是事实?”

    “一万多斤!”果然，谷燕山一听这个数字，就陡地站了起来。这个数字，对他真是个晴天霹雳，他可从没有这么想过、这么算过啊!

    “数目不小吧?嗯!”李国香眼里透出了冷笑。又仿佛是在欣赏着：看看，才轻轻刺了这么一下，不就跳起来了，有什么难对付的。

    “可那是碎米谷头子，不是什么国库里的大米。”谷燕山再也沉不住气，受不了冤枉似地大声申辩着。

    “碎米谷头也好，大米也好，粮站主任，你私人拿得出一万斤?你什么时候种过水稻?不是国库里的又是哪里的?你向县粮食局汇过报?谁给了你这么大的权利?”李国香仍旧坐着一动没动，嘴里却在放出连珠炮。

    “碎米谷头就是碎米谷头，大米就是大米。我按公家的价格批卖给她，也批卖给街上的单位和个人，都有账可查，没有得过一分钱的私利。”

    “这么干净?没有得过一分钱，这我们或许相信。可是你一个单身男人有单身男人的收益……”李国香不动声色，启发地说。她盯着谷燕山，心里感到一阵快意，就像一个猎户见着一只莽撞的山羊落进了自己设置的吊网里。“难道这种事，还用得着工作组来提醒你?”

    “什么单身男人的收入?”

    “米豆腐姐子是芙蓉镇上的西施，有一身白白嫩嫩的好皮肉!”

    “亏你还是个女同志，这话讲得出口!”

    “你不要装腔拿势了。天下哪只猫不吃咸鱼?你现在交代还不晚。你们两个的关系，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做这号生意，她是有种的，她母亲不是当过妓女?”

    “我和她有关系?”谷燕山急得眼睛都鼓了出来，摊开双手朝后退了两步。

    “嗯?”李国香侧起脸庞，现出一点儿风骚女人特有的媚态，故作惊讶地反问了一声。

    “李组长!我和她能有什么关系?我能么?我能么?”谷燕山额头上爬着几条蚯蚓似的青筋，他已经被逼得没有退路了，身后就是墙角。“李国香!你这个娘儿们!把你的工作组员叫了来，我脱、脱了裤子给你们看看……哎呀，该死，我怎么乱说这些……”

    “谷燕山!你耍什么流氓!”李国香桌子一拍站了起来，她仿佛再也没有耐心，不能忍受了，睁大两只丹凤三角眼，竖起一双柳叶吊梢眉，满脸盛怒。“你在我面前耍什么流氓!好个老单身公!要脱裤子，我召开全镇大会，叫你当着群众的面脱!在工作组面前耍流氓，你太自不量力!”

    “我、我、我是一时急的，叫你逼、逼得没法……这话，我算没说……”谷燕山毕竟是个老实厚道人，斗争经验不丰富，一旦被人抓住了把柄，态度很快就软了下来。他双手捂着脸块：“我别的错误犯过，就是这个错误犯不起，我、我有男人的病……”

    “讲实话，这还差不多。”李国香听这个男人在自己面前讲出了隐私，不胜惊讶，又觉得新鲜。她感到一种略带羞涩的喜悦，觉得自己是个强者，终于从精神上压倒了这个男性公民，“老谷，坐下来，我们都坐下来。不要沉不住气嘛。我一直没有对你发过什么脾气嘛。你犯了错误，怎么还能耍态度呢?我们工作组按党的政策办事，对干部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非对那种对抗运动的死硬分子，我们才给予无情打击……”

    说着，李国香示范似地仍旧回到书桌边坐下来。谷燕山也回到原来的椅子上坐下。他感到四肢无力，一股凄楚、悲痛的寒意，袭上了他的心头。

    这时门口的两个运动骨干在探头探脑，李国香朝门口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缩回去。

    “老谷，我们还是话讲回来，在工作组面前，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讲清楚，我可以直接在县委面前替你负责。”李国香又恢复了那一日聊家闲似的清晰悦耳的腔调，继续施行攻心战术，决定扩大缺口，趁热打铁，把这个芙蓉镇群众心目中的领袖人物彻底击败。“你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哪，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哪!就算你和胡玉音不是奸夫奸妇的关系，但这经济上、思想上的联系，总是存在的吧。你用国家的一万斤碎米，就算是你讲的碎米，支持她弃农经商，大搞资本主义，成了芙蓉镇地方的头号暴发户。这个女人不简单哪。胡玉音和黎满庚是什么关系?干哥干妹哪，黎满庚总没有你的那种所谓男子病了吧?要晓得，胡玉音是金玉其外，是个没有生育的女人。黎满庚作为她的政治靠山，长期庇护她在芙蓉镇上牟取暴利。再讲，黎满庚和秦书田什么关系?秦书田和胡玉音什么关系?胡玉音和官僚地主出身的镇税务所长是什么关系?我们查了一下，税务所每圩只收胡玉音一块钱的营业税，而胡玉音每月的营业额都在三百元以上。这是什么问题?所以你们这一小帮子人，实际上长期以来党内党外，气味相投，互相利用，互相勾结，抱成一团，左右了芙蓉镇的政治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小集团……”

    讲到这里，李国香有意停了一停。

    谷燕山额上汗珠如豆：“镇上有什么小集团!有什么小集团!这是血口喷人，这是要致人于死地……”

    “怎么?害怕了!你们是一个社会存在。”李国香抬高了音调，变得声色俱厉，“当然哕，只要你们一个一个认识得好，交代得清楚，也可以考虑不划作小集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啦。

    去年，镇上就有革命群众向县公安局告了你们的状……不做小集团处理，工作组可以尽力向县委反映……但主要看你们这些人的态度老不老实。胡玉音就不老实，她畏罪潜逃了。可我们抓住了她丈夫黎桂桂问罪。……老谷，你不是镇上有名的大好人、和事佬吗，一镇的人望哪，就带个头吧。还是敬酒好吃哪，把这么多人牵扯了进去，身家性命，可不是好玩的……”

    真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

    “天呀!我以脑袋作保!镇上没有什么小集团……”

    谷燕山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浑身都叫冷汗浸透了。

    七 年纪轻轻的寡妇

    胡玉音在秀州一个远房叔伯家里住了两个月，想躲过了风头再回芙蓉镇。“风头子上避一避”，这原也是平头百姓们对付某些灾难经常采用的一种消极办法。岂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人世间的有些灾难躲避得了吗?何况，如今天下一统，五湖四海一个政策，不管千里万里，天边地角，一个电话或一封电报就可以把你押送回来。

    两个月来，胡玉音日思夜想着的是芙蓉镇上的那座“庙”。她只收到过男人黎桂桂的一封信，信上讲了些宽慰她的话，说眼下镇上的运动轰轰烈烈，全大队的五类分子都集中在镇上训话，游行示威时把他们押在队伍的前面。原来镇上主事的头头都不见露面了，由工作组掌管一切。官僚地主出身的税务所长被揪了出来批斗。民兵还抄了好些户人的家，他的杀猪刀也被收缴上去了。收上去也好，那是件凶器……听讲这次运动，还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信的末尾是叫她一定在外多住些日子，也千万不要回信。

    看看这个不中用的男人，自己家里的事，除了那把杀猪屠刀，一句实在的话都没有，一切都靠胡玉音自己来猜测。比方讲镇上的管事头头都不露面了，是不是指老谷主任、满庚哥他们?抄了好些户人的家……都是哪几户人家?是不是也抄了自己的新楼屋?要重新划阶级成分，会不会给自己划个什么成分?男人呀，男人，总是太粗心了，太粗心，连封信都写不清。男人后来再没有给她来信。桂桂是被抓起来了?胡玉音越想越猜，越心惊肉跳。她像一只因屋里来了客人而被关进笼子里的母鸡，预感到了有大祸临头。但这“大祸”将是什么样的，她没有听人讲过，也没有亲眼见过。是不是和五类分子那些人渣、垃圾一样，一身穿得邋里邋遢，脸块黑得像鬼，小学生一碰见他们就打石子、扔泥团，圩镇上一有什么运动、斗争，就先拿他们示众，任凭革命群众骂、啐、打……

    天啊，假若“大祸”要使自己也沦落成这一流的人，那怎么活得下去啊!不会的，不会的。自己又没有做过坏事，讲过反话，骂过干部。自己倒是觉得老谷主任、满庚哥他们是自己一屋人，父老兄弟。圩镇上一个卖米豆腐的女人，能对新社会有什么仇、记什么恨呢，新社会对她胡玉音有哪样不好!解放后没有了强盗拐子，男人家也不赌钱打牌，宿娼讨小，晚上睡得了落心觉，新社会才好哪。要不是新社会，像自己这样一个人家，自己这么一副长相，早就给拐骗到大口岸上哪座窑子里去了哪!……不，不，五类分子才坏哪，他们是黑心黑肺黑骨头，是些人渣、垃圾，自己怎么也跟他们牵扯不到一起去。

    这时，她寄居的秀州县城，也在纷纷传说，工作队就要下来了，像搞土改那样的运动就要铺开了。的确已经有人来远房叔伯家里问过：“这位嫂子是哪里人啦?家里是什么阶级?住了多少日子啦?有没有公社、大队的证明?”她知趣、识相，她还要自爱自重，不能再死皮赖脸地在叔伯家里挨日子，连累人。“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她决定违背男人的劝告，回到芙蓉镇上去。也真是，原先怎么就没想到，越是这种时刻，越应该和男人在一起呀!就是头顶上落刀子，也要和男人一起去挨刀子呀!就是进坟地，也要和男人共一个洞眼。玉音哪，玉音!你太坏了!整整两个月，把男人丢在一边不管，你太狠心了……赶快，赶快，赶快……

    从大清早，走到天擦黑。一路上，她嘴里都在叨念着“赶快赶快”，就像心里有面小鼓在敲着节拍。她随身只背了个工作干部背的那种黄挎包，里头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只手电筒。她在路上只打了两次点心，一次吃的是蛋炒饭，一次吃的还是两碗米豆腐。米豆腐的碱水放得重了点，颜色太黄。还不如自己卖的米豆腐纯白、嫩软，油水作料也没有自己给顾客配的齐全。围着白围裙的服务员就像在把吃食施舍给过路的人一样……哼，哪个上自己的米豆腐摊子上去，不是有讲有笑，亲亲热热的，吃罢喝足，放碗起身，也会喊一声：“姐子，走了，下一圩会。”“好走，莫在路上耍野了，叫你堂客站在屋门口眼巴巴地望……”

    天黑时分，胡玉音走到了芙蓉镇镇口。“哪个?”突然，从黑墙角里闯出一个背枪的人问。这人胡玉音认得，是打米厂的小后生。原先胡玉音去米厂买碎米谷头子，这后生崽总是一身白糠灰，没完没了地缠着她：“姐子，做个介绍吧，单身公的日子好难熬呀!”“做个哪样的?”“就和姐子样白净好看、大眉大眼的。”

    “呸!坏东西，我给你做个瓜子脸，梅花脚（指狗）!”“我就喜欢姐子的水蛇腰，胸前鼓得高!”“滚开点!谁和你牛马手脚……我要喊你们老谷主任了!”“姐子，你真狠心!”“滚滚滚，爷娘死早了，少了教头的!”……对了，如今搞运动，大约镇上的风头子还没有过去，所以晚上都站了哨。连这种流里流气的后生崽，都出息了，背上枪了。
    “啊，是你呀，自己回来了?”打米厂的后生家也认出她来，但声音又冷又硬，就像鞭子在夜空里抽打了一声那样。接着，后生子没再理会她，背着枪走到一边去了。要在平常，早又说开了不三不四的话、牛马畜生样地动手动脚了呢。

    她心里不由地一紧：“自己回来了?”什么话?难道自己不回来，就要派人去捉回来吗?她几乎是奔跑着走进青石板街的。街两边一家家铺面的木板上，到处刷着、贴着一些大标语。写的是些什么，她看不大清楚。她在自己的老铺子门口被青石阶沿绊了一下，差点跌了一跤。门上还是挂着那把旧铜锁，男人不在家。但铜锁是熟悉的，还是爹妈开客栈时留下来的东西。她略微喘了一口气。但隔壁的新楼屋呢?新楼屋门口怎么贴满了白纸条?还有两条是交叉贴着的。这么讲来，这新楼屋不但被查抄过，还被封过门。天呀，这算哪样回事呀?她慌里慌张地从挎包里摸出手电筒，照在红漆大门上。大门上横钉着一块白底黑字木牌：“芙蓉镇阶级斗争现场展览会”。怎么?自己的新楼屋被公家征用了，办了展览会?桂桂的信里连一个字都没有提……佳桂，桂桂!你这个不中用的男人，黑天黑地野到哪里去了?你还有心事野，你女人回来了，你都不来接，而是门上四两铁。

    但她马上明白了过来，找桂桂不中用，这个死男人屁话都讲句不出。当机立断，她要先去找谷燕山主任。老谷是南下干部，为人忠厚，秉事公正，又肯帮助人。在镇上就只他是个老革命，威信高，讲话作得了数……她觉得自己走在青石板街上，一点声音都没有，脚下轻飘飘，身子好像随时要离开地面飞起来一样。她走到镇粮站大门口，大门已关，一扇小门还开着。那守门的老倌子见了她，竞后退了一步，就跟见了鬼一样……又是怎么了?过去街上的人，特别是那些男人们，见了自己总是眼睃睃、笑眯眯的，恨不得把双眼睛都贴到自己身上来……“伯伯，请问老谷主任在不在?”她不管守门老倌子把自己当鬼还是当人，反正要找的是老谷主任。“胡家女子，你还来找老谷?”老倌子回转头去看了看围墙里头，又探出脑壳看了看街上，左近没人，才压低了沙哑的嗓门说：“你不要找老谷了，他被连累进大案子里头去了，你也有份。讲是他盗卖了一万斤国库大米，发展资本主义……他早就白日黑夜地被人看守起来了，想寻短路都找不到一根裤带绳……这个可怜人……”

    胡玉音的心都抽紧了……啊啊，老谷，老谷都被人看守起来了……这是她怎么也料想不到的。在她的心目中，在镇上，老谷就代表新社会，代表政府，代表共产党……可如今，他都被人看起来了。这个老好人还会做什么坏事?这个天下就是他们这些人流血流汗打出来的，难道他还会反这个天下?

    胡玉音退回到青石板街上。她抬眼看见了老谷住的那二层楼上尽西头那间屋子，还亮着灯光。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老谷是坐在灯下写检讨，还是在想法子如何骗过看守他的人，要寻自尽?不能，不能!老谷啊，你要想宽些，准定是有人搞错了，搞反了。人家冤枉不了你，芙蓉镇上的人都会为你给县里、省里出保票，上名帖。你的为人，镇上大人小孩哪个不清楚，你只做过好事，没有做过坏事……有一刻，胡玉音都忘记了自己的恐怖、灾祸，倒是在为老谷的遭遇愤愤不平。

    啊啊……想起来了，三个多月前，工作组女组长李国香来她的新楼屋，坐在楼上那间摆满了新木器的房子里，给她算过一笔账，讲她两年零九个月，卖米豆腐赚了六千多块钱，也提到有人为她提供了一万斤大米做原料……看看，老谷如今被看守，肯定就是因了这个……啊啊，一人犯法一人当，米豆腐是自己卖的，钱是自己赚的，怎么要怪罪到老谷头上?卖米豆腐的款子，还有一笔存放在满庚哥的手里呢。

    去找满庚哥。满庚哥大约是个如今还在镇上管事的人。满庚哥早就认了自己做干妹子。胡玉音还有靠山哪，在镇上还找得着人哪。满庚哥比自己的嫡亲哥哥还亲哪……胡玉音转身就走，就走?她哪里是在走，是在奔，在跑。她思绪有些混乱，却又还有点清晰。她脚下轻飘飘的，走路没有一点声响，整个身子都像要离开地面飘飞起来一样……啊啊，满庚哥，满庚哥，当初你娶不了我……你是党里的人，娶不了我这样的女人……可你在芙蓉河边的码头岩板上，抱过我，亲过我。你抱得好紧呀，身上骨头都痛。你起过誓，今生今世，你都要护着我，护着我……满庚哥，满庚哥，河边的码头没改地方，那块青岩板也还在……你还会护着我，护着我……满庚哥，满庚哥，你要救救妹妹，救救我……

    她不晓得怎样过的渡，不晓得怎样爬的坡……她敲响了黎满庚支书家的门。这条门她进得少，但她熟悉、亲切。有的地方只要去过一次，就总是记得，一生一世都会记得。

    开门的是满庚哥那又高又大的女人“五爪辣”。“五爪辣”见了她，吓得倒退了一步，就像见了鬼一样。过去镇上的妹子、嫂子，碰到自己总要多看两眼，有羡慕，有嫉妒。女人就是爱嫉妒、吃醋。可如今怎么啦，怎么镇上的男人女人，老的少的，见了自己就和见了鬼、见了不吉利的东西一样。

    “满庚哥在屋吗?”胡玉音问。她不管满庚的女人是一副什么脸相，她要找的是那个曾经爱过她、对她起过誓的人。

    “请你不要再来找他了!你差点害了他，他差点害了一屋人……一屋娘崽差点跟着他背黑锅……如今上级送他到县里反省、学习去了，背着铺盖去的……告诉你了吧，你交把他的那一千五百块钱赃款，被人揭发了，他上缴给县里工作组去了……”

    “啊啊……男人，男人……我的天啊，男人，没有良心的男人……”

    就像一声炸雷，把胡玉音的耳朵震聋了，脑壳震晕了。她身子在晃荡着，她站不稳了。

    “男人?你的男人贼大胆，放出口风要暗杀工作组女组长，如今到坟岗背去了!”

    说着，“五爪辣”像赶叫花子似的，空咚一声关紧了大门。她家的大门好厚好重。

    胡玉音就要倒下去了，倒下去了……不能倒下，要倒也不能倒在人家的大门口，真的像个下贱的叫花子那样倒在人家的大门口……她没有倒下去，居然没有倒下去!她自己都有些吃惊，哪来的这股力气……她脚下轻飘飘的，又走起来了，脚下没有一点声响，整个身子又像要飘飞起来一样……

    桂桂，你在哪里?刚才“五爪辣”讲你想暗杀工作组女组长，你不会，不会……你胆子那样小，在路上碰到条松毛狗、弯角牛，你都会吓得躲到一边去的……不会，不会。桂桂，天底下，你是最后的一个亲人了……可你不在铺子里等着我，而是在门上挂了把老铜锁。你跑到坟岗背去做什么?做什么……傻子，自古以来，那是镇上埋人的地方，大白天人都不敢去，你黑天黑地地跑去做什么?你胆子又小，坟岗背那地方岂是随便去得的!

    她迷迷糊糊……但还是有一线闪电似的亮光射进她黑浪翻涌的脑子里……啊啊，桂桂，好桂桂，难道、难道你……桂桂，桂桂，你不会的，不会的!你还没有等着我回来见一面哪……

    她大喊大叫了起来，在坑坑洼洼的泥路上跑，如飞地奔跑，居然也没有跌倒……看看，真傻，还哭，还喊，还空着急呢，桂桂不是来了?来了，来了……是桂桂!桂桂啊，桂桂哥……

    桂桂才二十二岁，胡玉音才满十八岁。是镇上一个老屠户做的媒。桂桂头次和自己见面，瘦高瘦长的，清清秀秀，脸块红得和猴子屁股一样，恨不得躲到门背后去呢……爸妈说，这回好，小屠户，杀生为业……开始时也是傻，总是在心里拿他和满庚哥去相比，而且总是桂桂比不赢。玉音一想就有气，觉得心酸、委屈，就不理睬桂桂。见了面就低脑壳，噘嘴巴，心里骂人家“不要脸”。可是桂桂是个实在人，不声不气，每天来铺里挑水啊，劈柴啊，扫地啊，上屋顶翻瓦检漏啊，下芙蓉河去洗客栈里的蚊帐、被子啊。每天都来做一阵，又快又好，做完就走。爸妈过意不去留他吃饭，他总是不肯，嘴巴都不肯打湿……便是邻居们．都讲，老胡记客栈前世修得好啊，白白地捡了一个厚道的崽娃罗。又讲玉音妹子有福分啊，招这么个新郎公上门，只怕今后家务事都不消她沾手，比娘边做女还贵气哟……怪哩，玉音越不喜欢这个佳桂，爸妈和街坊们却越夸他、疼他。他呢，也好像憋了一股子劲，要做出个样子给玉音看似的。后来，这个勤快得一刻都闲不住手脚的人，就连玉音的衣服、鞋袜都偷偷地拿了去洗。你洗，你洗!勤快就洗一世，玉音反正装做没看见，不理你……

    她和黎桂桂不战不和，怕有整整半年那么久。鬼打起，慢慢‘地，不知不觉，玉音觉得桂桂长相好看，人秀气，性子平和，懂礼。看着顺眼，顺心了。日久见人心嘛。这一来，只要偶尔哪天桂桂没到胡记客栈来，玉音就坐立不安，十次八次地要站到铺子门口去打望……惹得爸妈好欢喜，街坊邻居都挤眉挤眼地笑。笑什么?在玉音心里，桂桂已经把满庚哥比下去了……而且满庚哥已经成家了，讨了个和他一样武高武大、打得死老虎的悍妇。桂桂为什么比他不赢?桂桂才是自己的，自己的老公，自己的男人……桂桂有哪样不好?脚勤手快，文文静静，连哼都很少哼一声。她和桂桂成亲时多排场、多风光啊，县里歌舞团的一群天仙般的妹儿们都来唱戏，当伴娘，唱了整整一晚的《喜歌堂》。后来镇上的一些上了岁数的姑嫂们都讲，芙蓉镇方圆百里，再大的财主家收亲嫁女，都没有像玉音和桂桂的亲事办得风光、排场……

    风呼呼，草向两边分，树朝两边倒，胡玉音在没命地奔跑……

    黎桂桂就在她身边，陪伴着她，和她讲着话……“桂桂，还记得吗?成亲的那晚上，歌舞团那些天仙般的人儿把我们两个推进洞房里，就都走了。我们两个都累了。唱了一晚的歌，好累啊。你这个蠢子，还在脸红，还在低着脑壳，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你上床，连衣服都不敢脱。我好气又好笑。你那样怕丑，倒像个新娘子哩……你当我就不怕丑?你这个傻子却像比我还怕丑。我忽然觉得，你不像我男人，倒像我弟弟。(唉唉，那时一提起‘男人’两个字就脸臊心跳。)我想，你这样脾气的人，今后大约不会骂我，不会凶我打我，会在我面前服服帖帖……一夜晚，我们都和衣睡着，谁都没挨谁。想起来都好笑呢。第二天早晨，你天不亮就起去了，挑水，做饭，把吵闹了一夜的堂屋、铺门口打扫得连一片瓜子皮、花生壳都见不到。我都不晓得。我还在睡懒觉。桂桂啊，我还在做女呢，我还有点撒娇呢。过去是在爷娘边撒娇，今后是在你身边撒娇呢……

    “是的，桂桂，我就想在你身边撒娇呢……可是你这个傻子，当了新郎公，比我还怕丑哩。还记得吗?成亲的第二天的晚上，镇上来了幻灯队。那时我们镇上还没有电影，却一个月要看次把幻灯，对不对?解放前我们镇上只演过影子戏、花灯。我还记得，幻灯片放的是《小二黑结婚》。片子上那一对青年男女长得真好看。他们为了自由对象，晚上在树林子里会面，还被村公所的坏人捆起来送到区政府去呢。看着，看着，我的身子就紧紧挨着你。你看，那才叫封建呢，父母要包办，媒婆要说亲，村干部随便捆人。啊啊，还是我们生在新社会里好，没有封建，男的女的坐在一起，没有人来捆。那天场子上真黑，天上星子都没有一颗。我记得你看着看着，就把手搂在我的腰上了。但你马上又怕烫似地要缩回手去，可叫我把你捉住了，还轻轻拍了你一下。搂着就搂着，我是你的女人，你是我的男人，又不是哪里来的野老公……你也就再没有松开我……

    “桂桂，桂桂!我们在一起，事事都合得来。因为你总是依着我，顺着我，听我的。你还讲我是你的司令官、女皇上哩。你都打了些什么蠢比方?看了几出老戏、新戏，就乱打比方。我也对你好，没有使过性子。那些年，我们脸都没有红过……可是我们也有烦心事，成亲六、七年了，还没有生崽娃……桂桂!我们多么想要一个崽娃啊!没有崽娃，我们两个再好再亲，也总是心里不满足，不落实，觉得不长久啊。崽娃才是我们树上结出的果子，身上掉下的肉啊。崽娃才能使我们永生永世在一起，不分离……为了这事，我常常背着你哭，你常常背着我唉声叹气。彼此的心情，其实都晓得，却又都装做没看见……也就是为了这事，我们后来才轻轻吵过几句，可隔壁邻居都没有听见。其实你也没有怪我。是我自己怪自己……后来我都有点迷信了。我想，大约是我们两个傻子厮亲厮敬，相好得过了头，把‘子路’都好断了……也该像别的人家那样，吵吵架，骂一骂……唉唉，桂桂呀，桂桂!你怎么不讲话?你总是皱着副眉头，有什么不高兴的?你是怪我不该卖米豆腐，不该起了那栋发灾的新楼屋?为这事，我们争了嘴，我还用筷子头戳了你一下，因为你竞想贱价卖掉它……”

    胡玉音在黑夜里奔跑着。她神志狂乱，思绪迷离。世界是昏昏糊糊的，她也是昏昏糊糊的。她都记不起回来的路上她坐没坐渡船，谁给她摆的渡。她跑啊，跑啊。她仿佛在追赶着前面的什么人。前面的那个人跑得真快，黎桂桂跑得真快，她怎么也追不到他的跟前去了。“桂桂!没良心的，你等等我!等等我!”她大喊大叫了起来，“我还有话和你讲，我的话还只讲了一小半，顶顶要紧的事都还没有和你打商量……”

    她身后，仿佛有人在追赶她，脚步响咚咚的，不晓得是鬼，还是人。她顾不上回过头去看，她追上自己的男人要紧。听人讲鬼走路是没有脚步声的，那就大约是人。他们还来追赶什么?胡玉音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四两命。难道四两命都不放过，还要拿去批，拿去斗，拿去捆?我要和桂桂在一起，和桂桂在一起……你们就是捉到了我，捆住了我的手脚，我也会用牙齿咬断麻索、棕绳……

    她终于爬上了坟岗背。人家讲这里是一个鬼的世界，她一点都不怕。从古至今，镇上的子孙们在这里堆了上千座坟。好鬼，冤鬼，长寿的，短命的，恶的，善的，男的，女的，上天堂、下地狱的，都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都在这里找到了三尺黄土安息。

    “桂桂!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上千个土包包啊，分不清哪是旧坟，哪是新坟。

    “桂——桂!你在哪里?你答应我呀——，你的女人找你来了呀——!”

    胡玉音凄楚地叫喊着，声音拖得长长的，又尖又细。这声音使世界上的一切呼叫都黯然失色，就像黑暗里的绿色磷火，一闪一闪地在荒坟野地里飘忽……胡玉音一脚高，一脚低，在坟地里乱窜。她一路上都没有跌倒过，在这里却是跌了一跤又一跤跌得她都在坟坑里爬不起来了。仿佛永生永世就要睡在这坟坑里，……

    “芙蓉姐子!你不要喊了，不要找了，桂桂兄弟他不会答应你了!”

    不晓得过了多久，有人在坟坑里拉起了她。

    “你是哪个?你是哪个?”

    “我是哪个?你……都听不出来?”

    “你是人还是鬼?”

    “怎么讲呢?有时是鬼，有时是人!”

    “你、你……”

    “我是秦书田，秦癫子呀!”

    “你这个五类分子!快滚开!莫挨我，快滚开!”

    “我是为了你好，不怀半点歹意……芙蓉姐子，你千万千万，要想开些，要爱惜你自己，日子还长着呢……”

    “我不要你跑到这地方来怜惜我……昏天黑地的，你是坏分子，右派……”

    “姐子……黎桂桂被划成了新富农，你就是……”

    “你造谣!哪个是新富农?”

    “我不哄你……”

    “哈哈哈!我就是富农婆!卖米豆腐的富农婆!你这个坏人，你是想吓我，吓我?”

    “不是吓你，我讲的是真话，铁板上钉钉子，一点都不假。”

    “不假?”

    “乌龟不笑鳖，都在泥里歇。都是一样落难，一样造孽。”

    “天杀的……富农婆……姓秦的，都是你，都是你!我招亲的那晚上，你和那一大班妖精来反封建，坐喜歌堂……败了我的彩头，喜歌堂，发灾堂，害人堂……呜呜呜，呜呜呜，你何苦收集那些歌?何苦反封建?你害了自己一世还不够，还害了桂桂，还害了我……”

    蜡烛点火绿又青，烛火下面烛泪淋，
    蜡烛灭时干了泪，妹妹哭时哑了声。
    蜡烛点火绿又青，陪伴妹妹唱几声，
    唱起苦情心打颤，眼里插针泪水深……

    秦癫子真是个癫子，竟坐在坟堆上唱起他当年改编的大毒草《女歌堂》里的曲子来了。

    第三章 街巷深处(一九六九年)

    一 新风恶俗

    “四清”运动结束后，芙蓉镇从一个“资本主义的黑窝子”变成为一座“社会主义的战斗堡垒”。深刻的变化首先从窄窄的青石板街的“街容”上体现出来。街两边的铺面原先是一色的发黑的木板，现在离地两米以下，一律用石灰水刷成白色，加上朱红边框。每隔两个铺面就是一条仿宋体标语：“兴无灭资”、“农业学大寨”、“保卫‘四清’成果”、“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街头街尾则是几个“万岁”，遥相呼应。每家门口，都贴着同一种规格、同一号字体的对联：“走大寨道路”，“举大寨红旗”。所以整条青石板街，成了白底红字的标语街、对联街，做到了家家户户整齐划一。原先每逢天气晴和，街铺上空就互搭长竹竿，晾晒衣

    衫裙被，红红绿绿，纷纷扬扬如万国旗，亦算本镇一点风光，如今整肃街容，予以取缔。逢年过节，或是上级领导来视察，兄弟社队来取经，均由各家自备彩旗一面，斜插在各自临街的阁楼上，无风时低垂，有风时飘扬，造成一种运动胜利、成果丰硕的气氛。还有个规定，镇上人家一律不得养狗、养猫、养鸡、养兔、养蜂，叫做“五不养”，以保持街容整洁、安全，但每户可以养三只母鸡。对于养这三只母鸡的用途则没有明确规定，大约既可以当作“鸡屁股银行”换几个盐油钱，又好使上级干部下乡在镇上人家吃派饭时有两个荷包蛋。街上严禁设摊贩卖，摊贩改商从农，杜绝小本经营。

    以上是街容的革命化。更深刻的是人和人的关系的政治化。镇上制定了“治安保卫制度”，来客登记，外出请假，晚上基干民兵查夜。并在街头、街中、街尾三处，设有三个“检举揭发箱”，任何人都可以朝里边投入检举揭发材料，街坊邻居互相揭发可以不署名，并保护揭发人。知情不报者，与坏人同罪。检举有功者，记入“居民档案”，并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检举揭发箱”由专人定期开锁上锁。确立了检举揭发制度后，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每天天一落黑，家家铺面都及早关上大门，上床睡觉，节省灯油，全镇肃静。就是大白天，街坊邻居们也不再互相串门，免得祸从口出，被人检举，惹出是非倒霉。原先街坊们喜欢互赠吃食，讲究人缘、人情，如今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味，只好互相竖起了觉悟的耳朵，睁大了雪亮的眼睛，警惕着左邻右舍的风吹草动。原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今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

    再者，如今镇上阶级阵线分明。经过无数次背靠背、面对面的大会、中会、小会和各种形式的政治排队，大家都懂得了：雇农的地位优于贫农，贫农的地位优于下中农，下中农的地位优于中农，中农的地位优于富裕中农，依此类推，三等九级。街坊邻居吵嘴，都要先估量一下对方的阶级高下，自己的成分优劣。只有十多岁的娃娃们不知利害，不肯就范。但经过几回鼻青额肿的教训后，才不再做超越父母社会级别的轻举妄为。小小年纪就晓得叹气：“唉，背霉!生在一个富裕中农家里，一开口人家就讲我爷老倌搞资本主义，想向地主富农看齐!”“你还不知足?你看看那些地富子女，从小就是狗崽子，缩得像乌龟脑壳!”“祖宗作恶，子孙报应，活该!”“唉，我爷老倌是个贫下中农就好了，这回参军就准有我哥的份!…‘你晓得?贫下中农里头也还有蛮多差别呢，政治历史清不清白，社会关系掺没掺杂，五服三代经不经得起查……”

    至于“干部历史真相大白”，就更是兴味无穷了。运动中工作组曾有个规定，就是每个干部都要向党组织和本单位革命群众交心，“过社会主义关”。比方原来大家对镇税务所所长都比较尊敬，是位打过游击的老同志。但他在交心时，讲出了自己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参加游击队前和家里的一个使女通奸过，参加革命后再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天啊，税务所长原来是个这样的坏家伙，老实巴交的样子，玩女人是个老里手!下回他要催个什么税，老子先骂他个狗血喷头!比如镇供销社主任就在诉苦大会上啼啼哭哭，自己虽然出身贫苦，祖祖辈辈做长工，当牛马，但翻身忘本，解放初讨了个资本家的小姐做老婆，没保住穷苦人的本色，家庭和社会关系都复杂化，又已经矮子上楼梯样的生了五个娃娃，想离婚都离不脱……啊呀，供销社主任也不是个好东西，资本家的女婿，还管我们镇上的商店哩!下回若还吵架，就指着鼻子骂他资本家的代理人、狗腿子!再比如镇信用社会计，在一次交心会上讲到自己虽然是个城市贫民出身，但解放前被抓过壮丁，当过三年伪兵。于是镇上的人们就给他起了个野名：伪兵会计……如此等等。镇上有人编了个歌谣唱：“干部交心剥画皮，没有几个好东西，活农民管死地主，活地主管我和你!”

    芙蓉镇的圩期也有变化，从五天圩改成了星期圩，逢礼拜天，便利本镇及附近厂矿职工安排生活。至于这礼拜天是怎么来的，合不合乎革命化的要求，因镇上过去只信佛经而不知有《圣经》，因而无人深究。倒是有人认为，礼拜天全世界都通用，采用这一圩期，有利于今后世界大同。镇上专门成立了一个圩场治安委员会，由“四清”入党、并担任了本镇大队党支书的王秋赦兼主任。圩场治安委员会以卖米豆腐发家的新富农分子胡玉音为黑典型，进行宣传教育，严密注视着资本主义的风吹草动。圩场治安委员会下拥有十位佩黄袖章的治安员，负责打击投机倒把，查缴私人高价出售的农副产品、山货水产，没收国家规定不准上市的一、二、三类统购统销物资。这一来，圩场治安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每一圩都要堆放着些查缴、没收来的物品，如鲜菇、活鱼、石蛙、兽肉之类。这类东西又不能上交国库，去增加国民经济总收入。开初时确也烂掉、臭掉一些，颇为浪费。后来渐渐地悟出了一个办法：凡查缴、没收上来的违禁物资，一律做劣质次品削价处理。这一来一举三得：避免了浪费；圩场治安委员会有了一点经济收入做活动经费；每位佩黄袖章的成员在一圩奔走争吵之后，分点时鲜山货、水产改善生活。过去当乡丁还有点草鞋钱呢。当然王秋赦主任也没有忘记，每圩都从收缴上来的物资中送些到公社食堂去，给李国香书记改善生活。后来圩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民兵小分队”，威信就更加高，权力就更加大。资本主义的浮头鱼们，贩卖山货、水产的小生产者们，见了民兵小分队就和老鼠见了猫一样，恨不得化作土行孙钻入地缝缝里去躲过“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但民兵小分队的队员们有时黄袖章并不佩在手臂上，而是装在口袋里搞微服私访，一当拿着了赃物，才把黄袖章拿出来在你眼前一晃：哈哈，狐狸再狡猾逃不过猎人的眼睛，资本主义再隐蔽逃不出小分队的手掌心!“违禁物品”被查缴、没收后，物主一般不敢吭声，一顽抗就扣人，打电话通知你所在的生产队派民兵来接回……久而久之，有些觉悟不高、思想落后的山里人，就背地里喊出了一个外号：“公养土匪”，真是脑后长了反骨呢。

    芙蓉镇上还有一项小小的革命化措施值得一提，就是罚铁帽右派秦书田和新富农寡婆胡玉音每天清早，在革命群众起床之前，打扫一次青石板街。

    然而历史是严峻的。历史并不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代的中国历史常有神来之笔出奇制胜，有时甚至开点当代风云人物的玩笑呢。

    芙蓉镇被列为全县乡镇革命化的典型，李国香则成为“活学活用政治标兵”。不久，因革命需要年轻有为的女闯将，她被提拔担任了县委常委兼公社书记。为了巩固“四清”成果，她大部分时间仍住在芙蓉镇供销社的高围墙里。

    可是没出半年，她在县常委、公社书记的靠背椅上屁股还没有坐热，一场更为迅猛的大运动，洪水一般铺天泼地而来。李国香惊惶不安了几天，但立即就站到了这场新的大运动的前列，领导运动主动积极。首先在芙蓉镇抓出了税务所长等几个“小邓拓”，把“小邓拓”和五类分子们串在一起，绕着全镇大队进行了好几次“牛鬼蛇神大游斗”。但她还是没有把本公社、本镇运动的舵把稳，还是有人跳出来捣乱、造反，糊她的大字报。她查出了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会计是“黑后台”，就又立即组织王秋赦这些革命干部、群众反击了过去，抓出了好几个“假左派，真右派”。你死我活、如火如荼的阶级大搏斗啊，谁稍事犹豫，谁心慈手软，谁就活该被打翻在地，被踏上一万只脚。可是，在全国上上下下大串联、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小将，就像天兵天将似地突然出现在芙蓉镇上。真是无法无天啊，仗着中央首长支持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小小的芙蓉镇也闹了个天翻地覆。口号是“右派不臭，左派不香”。他们竟然对李国香进行了一次突击搜查。不搜则已，一搜叫小将们傻了眼，红了脸。没有结过婚的女书记的床上竟有几件男子汉用的不可言传的东西。小将们接着怒气填膺，把一双破鞋挂在李国香颈脖上，游街示众!

    那天随同李国香一起挂了黑牌游街的，有全镇的黑五类。当镇上的五类分子们发现李国香也加入了他们牛鬼蛇神的队伍时，那一颗颗低垂着的花岗岩脑壳，那一双双盯着脚下青石板的贼溜溜的眼睛，鬼晓得是在想些什么，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表情。只有铁帽右派秦书田回过头来望了李国香一眼。四目相视，立即碰出了火星子来。秦书田射过来的目光里含有嘲弄、讥讽的针刺；李国香回击过去的目光是寒光闪闪的利剑。只有两秒钟，秦书田就把目光缩回去了，转过身子继续朝前走了。真正的阶级敌人、右派分子退却了，因为红卫兵的铜头牛皮带已经呼啸了过来。李国香好伤心啊，颈脖上除了黑牌子还吊了一双破鞋……

    “红卫兵小将、战友、同志!肯定是闹误会了。”她一次又一次地找红卫兵们申辩、解释，“我怎么会和他们五类分子、牛鬼蛇神搞到一起?我从来就没有当过右派。一九五七年，我在县商业局搞专案抓右派。五九年，我参加县委反右倾。六四、六五两年，我是工作组组长，揪五类分子，抓新富农，斗老右派……我从参加革命工作起，就是个左派，真正的左派!所以小将、战友、同志们，你们抓我，肯定是闹误会了，是新左派抓了老左派……”

    “哈哈!她妈的，破鞋!不要脸!你还有口讲什么左派?我们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新左派抓了你老左派?恶毒诬蔑，疯狂反扑!”

    红卫兵莽莽撞撞，头脑膨胀，一口北方腔，用牛皮带抽得李国香这个自封的“真正的左派”有口难言，一时无从申辩。

    那是什么样的年月?一切真善美和假恶丑、是与非、红与黑全都颠颠倒倒光怪陆离的年月，牛肝猪肺、狼心狗肚一锅煎炒、蒸熬的年月。正义含垢忍辱、苟且偷生，派性应运而生、风火狂阔。

    这时芙蓉河上正在架设着一座石拱大桥，芙蓉镇快要通汽车了。五类分子、牛鬼蛇神都被押到拱桥工地上去出义务工，抬片石，筛沙子。工地上供一顿中饭。李国香死也不肯和新富农婆胡玉音共一个铁筛筛沙子，更不肯和老右派秦书田共一根扁担抬片石。她宁可咬着牙齿搞单干，背片石上脚手架。她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的身分，即便在坏人堆里，黑鬼群中，自己也是个上等人。总有一天会澄清自己的政治分野、左右派别。

    中饭按规定每人三两，这是牛鬼蛇神的定量。太阳大，劳动强度大，汗水流得多，三两米加一勺子辣椒茄子或是煮南瓜怎么够?下午干活又不能偷懒，黑鬼们纷纷要求加饭。只有胡玉音历来食量小，三两米尽够了。李国香则因过去很少参加体力劳动，如今是饭量跟着劳动量猛增，吃下三两米还觉得肚子饿得慌。监督他们劳动的红卫兵小将，想出了一个惩治这些社会渣滓的办法：加饭是可以，但必须从食堂工棚门口到食堂窗口，大约十五米的距离，跳一段“黑鬼舞”，并把“黑鬼舞”的基本动作、姿态要领讲解了一遍。

    “秦书田!划右派前你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又做过歌舞团的编导。现在，由你来给你的同类们做一次示范。”

    秦书田这铁帽右派得到小将们的命令，立即站到了工棚门口。对于这一类的表演，他从来不迟疑，还显出一种既叫人嬉笑又令人讨厌的积极主动。他把“黑鬼舞”的基本动作、要领重新问了一遍，又在心里默想了一回，便看也不看大家一眼，跳了起来。但见他：一手举着饭钵，一手举着筷子，双手交叉来回晃动，张开双膝半蹲下身子，两脚一左一右地向前跳跃，嘴里则合着手足动作的节拍，喊着：“牛鬼蛇神加钵饭，牛鬼蛇神加钵饭，牛鬼蛇神加钵饭……”

    这可把红卫兵小将们乐坏了，拍着巴掌大声叫好。围观的社员们也忍不住哈哈大笑。“秦癫子，再来一次!’，“秦癫子，你每天跳三次，就算改造好了，给你摘帽!”

    五类分子们却叫秦癫子的“舞蹈”吓傻了。有的脸色发青，像刚从坟地里爬出来的；有的则低下头转过身子，生怕被小将们或是革命群众点了名，像秦癫子那样地去跳“黑鬼舞”。但谁都没有张惶失措，更没有哭。这些家伙是茅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早已经适应惯了各式各样的侮辱了。他们哪里还晓得人间尚有“羞耻”二字!

    食堂大师傅没有笑，而是看呆了。啊啊，“文化大革命”，有红宝书、语录歌、“老三篇”天天读、破“四旧”、打菩萨、倒庙宇、抄家搜查，还有这种“黑鬼舞”……这就是新文化?这就是新思想，新风俗，新习惯?大师傅大约是心肠还没有铁硬，思想还没有“非常无产阶级化”，他在往秦书田的钵子里头扒饭时，双手在发抖，眼里有泪花。

    这天，李国香的肚子实在太饿了。她等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笑闹的高潮过去后，就端了空饭钵径直朝窗口走去。“她就像要以此举动来表示自己和真正的右派、黑五类们相区别似的。可是红卫兵小将们偏偏不放过她，偏偏要把她归入牛鬼蛇神的行列：“站住!你哪里去?”
    “你这破鞋!向后——转，目标门口，正步走!’，一个女红卫兵手里呼呼地挥转着一根宽皮带，在后边逼住了她。她怕挨打，赶快退到了门边，脸上挤出了几丝丝笑容：“小将、战友、同志!我、我饱了，不加饭了!”
    “鬼跟你是‘同志’，‘战友’!饱了?你饱了?你刚才为什么那样威风?你向谁示威?向谁挑战?你以为你比旁的牛鬼蛇神高贵?现在，不管你加不加饭，我们都要勒令你，从这门口，向那窗口，学秦右派的样，跳一段‘黑鬼舞’给大家看看!”
    “对!就要她这‘战友’跳!就要她这‘战友’跳!”

    “你看她瓜子脸，水蛇腰，手长脚长，身段苗条，是个跳舞的料子!”

    “她不跳就叫她爬，爬一段也可以!”

    红卫兵小将们叫闹了起来。不知为什么，这些外地来的小闯将，这些好玩恶作剧的“飞天蜈蚣”，特别看不起这个女人，也特别憎恨这个女人。

    “小将、战友、同志们，我实在不会跳，我从来没有跳过舞……你们不要发火，不要用皮带抽，我爬，我爬，爬到那窗口下……”

    李国香含着辛酸的泪水，爬了下去，手脚并用，像一条狗。

    连续地向左转，事物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以整人为乐事者，后来自己也被整。佛家叫“因果报应”，“循环转替”。

    一九六八年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李国香的政治派属问题终于搞清楚了，恢复了她一贯就是革命左派的身分，被结合为县革委常委、公社革委会主任。她原是不应当有什么怨言、牢骚的。她自己不就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会上指出过：在运动初期，广大群众刚刚发动起来的时候，是难免有点过火行动的，问题在于如何控制、引导。不能去吹冷风，泼冷水。何况这是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难免出现“左派打左派、好人打好人”之类的小小偏差呢。

    二“传经佳话”

    奇特的年代才有的奇特的事。但这些事的确在神州大地、天南海北发生过，而且是那样的庄严、神圣、肃穆。新的时代里降生的读者们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视为异端邪说。然而这正是我们国家的一页伤心史里的支流末节。

    芙蓉镇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秋赦参加地、县农业参观团，迢迢千里从北方取经回来，这在偏僻的五岭山脉腹地里真是算得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听说参观团从县里出发到地区所在地集中时，坐的是扎了红绸、插了彩旗的专车，一路上都是鞭炮锣鼓相送。从地区所在地的火车站出发时更是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来去都是坐的专列。什么叫专车、专列？山镇居民们没有出过远门，只好又去询问铁帽右派秦书田。铁帽右派喝劳动人民血汗读了那么多书，见了那么多世面，好像什么都懂。他有责任、有义务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说，专车一般是指专供首长单独乘坐的小卧车，也泛指重要会议包乘的大轿车。过去讲看老爷看轿子，轿子有爵位品级，从龙凤御驾到一品当朝，到七品县官，都有讲究。如今看首长看车子，也分三等九级。县一级领导坐的是黄布篷篷的吉普车。“听听这家伙，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问他个事，他就以讲授知识为名，总是不忘攻击社会主义！”有人大声斥责，及时指出。“不懂的，你们又爱问。我一讲，又是诬蔑加攻击。唉唉，今后还是你们不懂的莫问，我懂的莫讲，免得祸从口出……”秦书田苦着眉眼，做出一副可怜巴巴的相。“那专列呢？哪样的车叫专列？”还是有人问。秦书田只好又回答，专列是火车，一列客车十一节车厢本来可以坐一千多旅客。为了保证像林副统帅这些伟人的行动方便和安全，这种编成专列的火车只坐首长和工作人员、医务人员、警卫人员。可以在火车上办公、开会、食宿。车站道口、交通枢纽、桥梁隧洞，都为它开绿灯。来往车辆都要让路、回避……后来把某些重要参观团、会议代表包乘的列车，也称为专列。所以这一回，本镇大队支书王秋赦去北方取农业真经，坐上了专车、专列，就不是一般的规格，享受到了省革委头头一级的待遇呢。

    芙蓉镇上的居民们还听说，王秋赦支书在地区一下火车，就面对着前来欢迎参观团取经归来的革命群众，面对着鼓乐鞭炮彩旗，手拿袖珍红宝书，举平头顶不停地晃动着；他这动作，大家一看就晓得是从电影里向副统帅学下来的。他嘴里还琅琅有声、合着节拍地喊着：“红太阳，万岁！红太阳，万岁！红太阳，万万岁！……”据说县革委派了专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他坐上吉普车后，在一百多里的归途中，嘴里也一直呼喊着“万岁，万万岁”。吉普车开进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来接见，握手，他口里轻轻呼喊的也是“万岁，万万岁”。在县革委吃过中饭，吉普车一直把他送到芙蓉镇，口里也没离“万岁，万万岁”。只是他的声音已经沙哑了，伤了风。

    冬天的日头短。天黑时分，吊脚楼里灯火通明。本镇大队的干部、社员们，有来请安道乏的，有来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的，也有纯粹是来凑凑热闹、看个究竟的。人们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还有户人家因女儿等着大队推荐招工，把一大缸新烤的红薯烧酒和几样下酒菜都贡献了出来，摆在吊脚楼火塘边上的八仙桌上，给王支书接风洗尘。王支书也兴致极高，忘掉了旅途劳顿，凡本镇干部、贫下中农来看望他的，他一定让陪他喝上一小杯红薯酒。至于中农、富裕中农，他就只笑着点点头，算打个招呼。于是，够得上喝红薯烧酒资格的人们，就纷纷举起酒杯，借花献佛，热烈庆贺王支书北方取经胜利归来：“王支书！听讲你老人家坐了专车又坐专列，还吃了专灶，上下几千里，来去一个月，只差没坐飞机了！”

    “是啊，是啊，这回只差没有坐飞机。不过，听讲坐飞机不安全，怕三个轮子放不下。如今领导人都兴坐专车、专列……”

    “你老人家这回出远门，见了大世面，取经得宝，可要给我们传达传达！”

    “人家是农业的红旗，全国都要学习，经验一套又一套。我学习回来，当然要给大家传经送宝，把我们芙蓉镇也办成一个典型！”

    “一朝一法。从前唐僧骑匹白马，到西天取经，只带了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三个徒弟，经了九九八十一难……如今我们王支书去北方取经，是机械化开路，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去，五湖四海的人都去……”

    “什么？什么？你老伯喝了红薯烧酒讲酒话，怎么拿唐僧上西天取经来打比，那是封建迷信，我们这是农业革命！你这话要叫上级听去了，嘿嘿……”

    “王支书，天下那么大，我们芙蓉镇地方只怕算片小指甲……”

    “天下大，我们芙蓉镇也不小，而且很重要。这回全县去取经的人里，就只三个大队一级的领导……”

    对于这些热情的问候、赞誉，王秋赦笑眯眯地品着红薯酒，嚼着香喷喷的油炸花生米，沙哑着喉咙一一予以回答。

    “王支书，听讲从全国各地，每天都有上万人到那地方去参观学习？”这时，有个青皮后生插进来问。

    “对啊，天南海北，云南、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都去学习。学校、礼堂、招待所都住得满满登登的。光那招待所，就恐怕有我们芙蓉镇青石板街这样长。”王秋赦回答。

    “那，他们还用不用化肥？”青皮后生又问。

    “全国的典型，头面红旗，国家当然会保证供应。”王秋赦不晓得这青皮后生问话的用意，“话讲回来，人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

    “我算了一下，每天一万人参观、取经、学习，就算每人只住一晚，每人屙一次屎、撒两泡尿，一万人每天要留下多少人粪尿？那大队才八、九百亩土地，只怕肥过了头，会清风倒伏，不结谷子只长苗，哪里还要什么化学肥料！”

    青皮后生的话，引得吊脚楼里的人都哈哈大笑。

    王支书正要正颜厉色，把这出身虽好但思想不正的青皮后生狠狠教训一顿，却见大队秘书黎满庚进楼来了。依黎满庚的错误，“四清”运动中工作组本要开除他的党籍，后因他主动交出了替新富农婆胡玉音窝藏的一千五百元赃款，认错、认罪态度较好，才受到了宽大处理，保留了党籍，降为大队秘书。

    “黎秘书！怎么这时刻才来？被你婆娘拖得脱不开身？你再不来，我就要打发人去请啦！”王秋赦满面红光，并不起身，拿腔拿调地说。他指了指旁边的一张凳子，倒了一杯红薯酒：“我到北方去了个把月，镇里没有出过什么事吧？”

    黎满庚如今成了王秋赦的下级。可他从前是十分看不起王秋赦这吊脚楼主的。所以这位置一上一下的变动，他总感到不舒服、不适应。但他又不能不当干部。他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头脑单纯的复员军人了，而是个有家有室的人。他向王支书简单汇报了一下本镇大队近一月来的工作，比如各生产队举行“天天读”的情况啦，有多少社员能背诵“老三篇”了啦，村头路口，又刷写下了多少条“最高指示”啦，画下了多少幅光辉形象啦，等等。

    “可是，我看镇里群众的思想有些乱啊。”王秋赦严肃地看了黎满庚一眼，“突出政治不够！刚才就有人在这里把我到北方取经，比作唐僧去西天取经，气人不气人？还有人讲全国的农业红旗不需要买化学肥料，每天一万多人参观学习，拉下的屎尿就会把苞谷、麦子肥倒，好笑不好笑？这话虽然都是从贫下中农的嘴巴里讲出来的，但有没有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在背后煽阴风？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们不斗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可在斗我们。”

    王秋赦讲一句，黎满庚点一下头。陪坐在他们身边的人则有的跟着点头，有的则挤眉眨眼暗自发笑。

    “支书老王，你这回取了什么宝贵经验回来？”黎满庚毕竟听不惯王秋赦的这本阶级斗争歌诀，便岔开话题问。

    “什么经？丰富得很，够我们这些人几辈子受用。其中有一项，是大家从没听过、见过的！我要不是这回去开了眼界，硬是做梦都想不出呢！”王秋赦又呷了一口红薯酒说。

    “呵呵，王支书，快讲把大家听听！”黎满庚陪着端了端酒杯，嚼了两粒花生米。

    “叫‘三忠于’、‘四无限’，整整一套仪式！”说着，王秋赦站起身来，双目炯炯，兴致勃勃，右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本红宝书，紧贴着放到胸口上，仿佛立时进入到了一个神圣的境界，连他头上都仿佛显出了一圈圣灵的光环。“人家的经验干条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一早一晚都要举行仪式，叫做‘早请示’、‘晚汇报’。火车上、汽车站、机关、学校都在搞……”

    王秋赦的话，立且时巴满屋的人都吸引住了。这真是山里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你这本真经，安排什么时候给干部群众贯彻、传达？”黎满庚也兴致颇高地问。

    “革命不等人，传达不过夜！我看这回也不搞‘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那老一套了。”王秋赦沙着喉咙，当机立断地对黎满庚布置开了工作，“老黎，你去大队部放广播，立即在圩场坪里开大会，社员群众都要带红宝书，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准参加！”

    “你路上辛苦了，又刚喝了酒，是不是改天……”黎满庚迟疑着没有动身。

    “黎秘书！政治大于一切，先于一切！传达不过夜。通知每个人都带红宝书！”王秋赦眼睛直瞪着黎满庚，威严地重复着自己的命令。

    一个多钟头后，圩场坪古老的戏台上，悬挂着雪白通亮的煤气灯。戏台下是一片黑压压的人头，一片星星点点的火光。那是社员群众在吸着烟斗、纸烟，或是“喇叭筒”。近些年来，山里人也习惯了闻风而动，不分白日黑夜，召之即来，参加各种紧急、重要的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热烈欢呼、衷心拥护某篇“两报一刊”社论发表、某项“最新指示”下达的庆祝游行……王秋赦支书在几位大队干部的随同下，登上戏台，在两排长条凳上一一就座。这是大队一级规格的主席台。黎满庚秘书则站在煤气灯下，一个一个生产队地喊着队长们的名字，清点参加大会的队别人数。直到路途最远的一个生产队的人马都进了场，黎秘书才宣布大会开始，由地、县农业参观团成员、大队党支部王秋赦书记给贫下中农、革命群众传经授宝。

    在一派热烈的掌声中，王秋赦气度庄重地站到了台前，矜持地朝大家招了招手，点了点头。直等巴掌声停歇下来后，他才以沙哑的声音，开口说话：“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听了广播通知，大家来开大会，你们都带了红宝书来没有？”

    出语不凡，台下立即响起了一片摸索口袋的窸窣声。接着有很多人响亮地回答：“带了！带了！”“我们还是大语录本！”“强烈要求大队给每个社员发本袖珍本！”

    “好！现在，带了红宝书的，都请举起来！”王秋赦目光扫视着整个会场。社员们纷纷把红宝书举过了头顶。“好！这就是红海洋！今后，我们要养成习惯，无论出工收工，大会小会，红宝书都要随身带！这叫做身不离红宝书，心不离红太阳！唱歌要唱语录歌，读书要读红宝书！”

    王支书的几句开场白，一下子使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呈现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这次，我光荣地参加了地、县农业参观团，到北方取经，上下几千里，来回个多月。人家是全国的红旗，农业的样板。五湖四海、国内国外都去学习。人家的宝贵经验一套又一套，千条又万条。比方记政治工分，办政治夜校。比方贫下中农管学校、管供销、管卫生、管文化、管体育，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等等。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阶级斗争是根本，‘老三篇’天天读是关键，忠于领袖是标准。这些经验里头，最最重要的一项，是六个字：”三忠于‘，’四无限‘。什么叫做’三忠于‘、’四无限‘？我们芙蓉镇是个大山里的深沟沟，大家都没有听过，更没有见过。我这回取了经回来，可以讲给大家听，做给大家看，大家都要学。学会了都要照着做，要搞’早请示‘、’晚汇报‘。“

    社员们越听越新鲜，也越听越觉得神奇。王秋赦讲到这里，停了一停。他回过头去看了一眼戏台的正墙上空无一物，便十分气愤地责问黎满庚：“怎么搞的？台上为什么不挂光辉形象？快去取一幅光辉形象来！小学校里就有，越快越好！当秘书的人，这种大事都不预先准备好！”

    黎满庚晓得事关重大，立即纵身跳下戏台，奔往小学校去了。王秋赦则继续沙哑着嗓音，详详细细地给大家讲解着“三忠于”、“四无限”的内容，讲解着“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程序。不一会儿，黎满庚就一头汗、一身灰、气喘吁吁地双手举着一幅光辉形象回来了。因为现场等着急用，又临时找不到浆糊、图钉，王秋赦就命黎满庚双手举着光辉形象，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在戏台中央站定。

    “现在，请同志们都手捧红宝书，面向红太阳，统统站起来！”王秋赦大声宣布。整个会场的人立即依他所言，站了起来。

    王秋赦接着做开了示范的姿态、动作，但见他立正站好，挺胸抬头，双目平视，看着远方，左手下垂，右手则手臂半屈，握着红宝书紧贴在胸口上，然后侧身四十五度，斜对着光辉形象，嘴里朗诵道：“首先，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当王秋赦朗诵到“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时，他手里的红宝书便举平头顶，打着节拍似地来回晃动，来回晃动。……王秋赦在向群众传授了这套崇拜仪式之后，真是豪情澎湃，激动万分，喉咙嘶哑，热泪盈眶。他觉得自己无比高大，无比自豪，无比有力量。他就像个千年修炼、一朝得道的圣徒，沉湎在自己的无与伦比的幸福、喜悦里。这时刻，你就是叫他过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他都会在所不辞……接着他还发表了热情的讲演，号召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干部立即行动起来，家家户户做忠字牌，设宝书台。每个生产队都要搞“早请示”“晚汇报”，为把芙蓉镇大队办成红彤彤、亮堂堂的革命化大学校而努力……这回可是苦了黎满庚，他举着光辉形象，手痛了，腿酸了，可一动都不敢动：忠不忠，看行动。

    芙蓉镇大队支书王秋赦从北方取回的这本真经，不几天就由公社革筹小组汇报给了县革筹领导小组。县革筹负责人政治嗅觉十分灵敏，懂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最新事物，谁要置之不理谁该倒大霉、受大罪。于是立即由县革筹做出决定，把王秋赦提拔为全县活学活用标兵，首先请到县革筹机关来讲用、传授“早请示”“晚汇报”仪式。接着又派出吉普专车一辆，配上三用机，到全县各条战线和各区、社去讲用，去传经授宝。王秋赦一跃而成为全县妇孺皆知、有口皆碑的人物……但这时，他头脑膨胀，忘乎所以，加上文化水平、政治阅历有限，估错了形势，他竟在各地讲用时，鹦鹉学舌地声讨走资派，连汤带水地批判开了业已靠边站了的原县委书记杨民高和原公社书记李国香……这一着棋，在吊脚楼主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造成了恶果。此是后话。

    写到这里，笔者要申明一句：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场现代迷信的洪水，是历史的产物，几千年封建愚昧的变态、变种。不能简单地归责于某一位革命领袖。不要超越特定的历史环境去大兴魏晋之风，高谈阔论。需要的是深入细致的、冷静客观的研究，找出病根，以图根治。至于现代迷信的各种形式究竟始于何年何月，何州何府，倒不一定去做烦琐考证。芙蓉镇大队吊脚楼主王秋赦表演出来的一鳞半爪，权且留作质疑。

    三　醉眼看世情

    “北方大兵”谷燕山，如今成了芙蓉镇有名的“醉汉”。皆因那一年，为了查实他盗卖一万斤国库粮食的犯罪动机，也是为了证实他和新富农分子胡玉音是否长期私通鬼混，工作组经请示有关部门同意，在县人民医院对他进行了一次体格检查。这无异于受了一次刑罚。多少年来，老谷渴想成家立室，品尝天伦乐趣，都没有付出这个代价。这回是身不由己，劫数难逃。在一间雪白的屋子里，一间好像满世界的阳光都聚集在一起的、亮得眼睛都睁不开的屋子里，命令他赤身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由着一大群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人们（后来他听说还有卫校实习的男女学生），挨着个儿来低着头看看，摸摸，捏捏，然后交换着眼色（各种各样的眼色啊）……他就像一匹被阉掉了的公马似地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浑身起着鸡皮疙瘩，冒着冷汗，打着冷颤。他像失去了知觉似地闭上眼睛，脑子里是一片冷寂的空白……平津战役时在天津附近，他被傅作义的部下射中了，大腿上流着血，棉裤都浸透了，他以为自己要死了，要与这行将胜利、解放的土地告别了，他脑壳里也是一片冷寂的空白……和这次一样。那一次他被战友救活了，没有死。在一个老大娘家养了四十几天伤，就又重返了部队。这一次当然也不会死……这次又是被谁的子弹射中的？谁的子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场？反修防修，灭资兴无，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千百万人头不落地。所以人人都要过关，人人都要从灵魂到肉体，进行一次由上而下、由表及里的检查。这样的战场，比过去拿枪打敌人要深广、复杂，也玄妙得多啦……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男护士朝他走来，叫他到外间去穿上衣服。门敞开着。他听见那些白大褂们在做着科学结论：“此人已丧失男性功能”。有个稚嫩的声音在轻声问（大约是个奶气未尽的卫校实习生）：“他是不是阴阳人？有时变成女的，有时变成男的？”白大褂们就像听到了一句妙不可言的喜剧台词似地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震得玻璃门窗都在沙沙作响。谷燕山真恨不得老天爷立即发生一次强级地震，把这些笑声连同自己都一起毁灭。

    工作组呈报县委，鉴于谷燕山严重丧失阶级立场，长期助长乡镇资本主义势力，情节恶劣，影响极坏，建议开除他的党籍、于籍，清洗回老家劳动。但县委的一些老同志念及他是个南下干部，在这之前没有犯过别的错误，这次虽然认错态度不好，检讨不深刻，但还是要给出路，才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降薪一级处分，以观后效。

    不久后，上级给芙蓉镇粮站派来了一个新的“一把手”。谷燕山虽然未被宣布免职，但实际上还是没有“下楼”。好在他本来就在楼上住着，早习惯了，也没有自杀。

    无官一身轻。第二年就来了雨急风狂、浊浪滔天的“文化大革命”。谷燕山百事不探，借酒浇愁，逍遥于运动之外。他经常喝得半醉半醒，给镇上的小娃娃们讲故事，也尽是些“酒话”。什么青梅煮酒论英雄，关公杯酒斩华雄啦；花和尚醉打山门，拿吃剩的狗肉往小和尚嘴巴上涂啦；武松醉卧景阳岗，碰上了白额大虫啦；吴用智取生辰纲是在酒里放了蒙汗药啦；宋江喝醉了酒在浔阳楼题反诗啦，等等。古代的英雄传奇，大都离不开一个酒字，所以他讲也讲不完，娃娃们听也听不厌，也没有揭发他“贩卖封、资、修的黑货”。

    这年冬天，谷燕山听说大队秘书黎满庚的女人“五爪辣”烤出了一坛子点得燃火的苞谷烧酒，又养了一条十几斤重的黑狗，就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来到黎满庚家，一手交出六十块钱，要买下这坛子酒和这条黑狗，当夜就在黎家来个开怀痛饮，尽醉方休。而且由他作东，请黎满庚作陪。黎满庚近些年来也是倒霉，在吊脚楼主王秋赦手下当一名秘书，跑脚办事，听话受气。于是两人立即动手，用一个旧麻袋把黑狗装了，抬到芙蓉河边的浅水滩里，按入水中，将黑狗活活淹死。然后提回屋来，将生石灰撒在黑狗身上揉搓退毛，不一会儿，黑狗就变成一条白白胖胖的肉狗了。立即架锅生火，把狗肉剁成三指大一块，先用茶油煎炒，再配上五香八角炖烂……

    雪天打狗，历来为五岭山区人家一件美事，大人小孩无不雀跃鼓舞。正好这晚上黎满庚女人“五爪辣”又带着四个妹儿回娘家去了，任凭两条汉子胡喝一气，无人劝阻。谷燕山和黎满庚面对面地紧吃慢喝，来了豪兴。一个说，大兵哥，今晚上一定把你老酒桶灌醉；一个说，小老表，今晚上非敲烂你的酒坛子不可。开始他们用酒碗，嫌不过瘾，就换茶杯，又不过瘾，干脆换成饭碗。

    “干！娘的干！老子这大半辈子还从来没有真醉过。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酒量究竟有多大！”老谷举着酒碗，和黎满庚碰了碰碗，就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喝干了底。

    “喝起，对，喝起！我黎满庚这十多年，一步棋走错，就步步走错……都是为了一个女人，最毒妇人心……喝起！这坛子烧酒算老子请客！”黎满庚喝干了酒，把空碗重重地朝桌上一礅。

    “女人？女人也分几姓几等。应该讲，天底下最心好的是女人，最歹毒的也是女人……你不要狗腿三斤，牛腿三斤，鸡把子也是三斤！来，筛酒，筛酒！，谷燕山把空碗伸了过去。

    其时，两人都还只半醉半醒。黎满庚觉得自己差点就乱说三干了，连忙收了口。谷燕山则望着他，心里暗自好笑，这小子空口讲大话，搞浮夸。他明明已经收过了六十块钱，却夸口“这坛子烧酒算老子请客”！龟儿子，如今是谷大爷请你的客，谷大爷才是你老子！

    他们一人一碗，相劝相敬，又互不相让地喝了下去。渐渐地，两人都觉得身子轻飘了起来，却又浑身都是力气，兴致极高，信心极大，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他们踩到了脚下，被他们占有了似的。他们开始举起筷子，夹起肥狗肉朝对方的嘴巴里塞：“老谷！我的大兵哥，这一块，你他妈的就是人肉，都、都要给我他妈的吃、吃下去！”

    “满庚！我的小老表！如今有的人，心肠比铁硬，手脚比老虎爪子还狠！他们是吃得下人肉啊！……可、可是上级，上级就看得起这号人，器重这号人……人无良心，卵无骨头……这就叫革命？叫斗争？”

    “革命革命，六亲不认！斗争斗争，横下一条心……”

    “哈哈哈，妙妙妙！干杯，干杯！”

    两人越喝越对路，越喝越来劲。

    “满庚！你讲讲，李国香那婆娘，算不算个好货？一个饮食店小经理，摇身一变，变成了工作组长，把我们一个好端端的芙蓉镇，搞得猫弹狗跳，人畜不宁！又摇、摇身一变，当上了县常委、公社书记……真不懂她身上的哪块肉，那样子吃香……搭帮红卫兵无法无天，在她颈脖上挂了破鞋，游街示众……”

    谷燕山酒力攻心，怒气冲天，站起身子晃了几晃，一边叫骂，一边拳头重重地擂着桌子。桌子上的杯盘碗筷都震得跳起碎步舞来。

    黎满庚把嘴里的狗骨头呸的一声朝地下一吐，哈哈哈大笑起来：“那女人…不会跳‘黑鬼舞’，却会学狗爬……哈哈哈，她样子倒不难看，就是手头辣，想得到，讲得出，也做得出……当初，我当区政府的民政干事，他舅佬当区委书记硬要保媒，要把这骚货做把我……我那时真傻……要不，她今、今天，不就、不就困在我底下！我今、今天，最低限度也混、混到个公社一级……”

    “你、你堂堂一个汉子不要泄气，骚娘们爬到男人头上拉屎撒尿，历朝历代都不多，你们大队秦癫子就和我讲、讲过，汉朝有个吕雉，唐朝有个武则天，清朝有个西太后……老弟，讲、讲句真心话，秦癫子这右派分子，不像别的五类分子那样可厌、可恶……”

    “老谷，你一个老革命，南下干部，还和我讲这号话？你大兵哥真是大会小会，左批右批，都没有怕过场合……为了秦癫子，我可没少检讨啊！悔过书，指头大一个的字，写了一回又一回，不深刻。工作组就差点没喊我跪瓦碴、砖头……我他妈的今后管他妈的，也只好心狠点，手辣点，管他妈的五类分子变猪变狗，是死是活……要紧的是我自己，我的‘五爪辣’、女娃们不要死，要活……”

    “满庚，人还是要讲点良心。芙蓉镇上，如、如今只有一个年轻寡婆最造孽，你都会看不出来么？你的眼睛都叫你‘五爪辣’的裤裆，给兜起来了么？”

    酒醉心清。酒醉心迷。谷燕山眼睛红红的，不知是叫苞谷烧酒灌的，还是叫泪水辣的。

    听老谷提到胡玉音，黎满庚眼睛发呆，表情冷漠，好一会儿没有吭声……“干妹子！不不，如今她是富农婆，我早和她划清了界线……苦命的女人……我傻！我好傻！哈哈哈……”黎满庚忽然大笑了起来，笑了几声，忽又双手巴掌把脸孔一抹，脸上的笑容就抹掉了，变成了一副呆傻、麻木的表情。“我傻，我傻……那时我年轻，太年轻，把世上的事情看得过于认真……没有和她成亲，党里头不准，其实……只要……”

    “其实什么？你讲话口里不要含根狗骨头！”谷燕山睁圆眼睛盯着他，有点咄咄逼人。

    “其实，其实，我和你大兵哥讲句真心话，我一想起她，心里就疼……”

    “你还心疼她？我看你老弟也是昧了天良，落井下石……你、你为了保自己过关，心也够狠、手也够辣的啦！人家把你当作亲兄弟，一千五百块钱交你保管，你却上缴工作组，成了她转移投机倒把的赃款，窝藏资本主义的罪证……兄妹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老谷！老谷！我求求你……你住口！”黎满庚忽然捶着胸口，眼泪双流，哭了起来，“你老哥的话，句句像刀子……我也是没办法，没有办法哇！在敌人面前，我姓黎的可以咬着牙齿，不怕死，不背叛……可是在党组织面前，在县委工作组面前，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怕被开除党籍呀！妈呀，我要跟着党，做党员……”

    “哈哈哈！黎满庚！我今天晚上，花六十块钱，买了这坛酒、这条狗，还有就是你的这句话！”谷燕山听前任大队支书越哭越伤心，反倒乐了，笑了，大喊大叫：“看来，你的心还没有全黑、全硬！芙蓉镇上的人，也不是个个都心肠铁硬！‘’”……你老哥还是原先的那个‘北方大兵’，一镇的人望，生了个蛮横相，有一颗菩萨心……“

    “你老弟总算还通人性！哈哈哈，还通人性……”

    两人哭的哭，笑的笑，一直胡闹到五更鸡叫。

    他们都同时拿碗到坛子里去舀酒时，酒坛子已经干了底。两人酒碗一丢，这才东倒西歪地齐声哈哈大笑了起来：“你他妈的酒坛子我留把明天再来打！”

    “你他妈的醉得和关公爷一样了！带上这腿生狗肉，明天晚上到你楼上再喝！”

    “满庚！生狗肉留着，留着……我、我还要赶回镇上去，赶回粮站楼上去。我还没有‘下楼’……老子就在楼上住着，管它‘下楼’不‘下楼’！”

    雪，落着，静静地落着。仿佛大地太污浊不堪了，腌臜垃圾四处都堆着撒着，大雪才赶来把这一切都遮上、盖上，藏污纳垢……一道昏黄的电筒光，照着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朝青石板街走去。好在公路大桥已通，五更天气不消喊人摆渡。

    谷燕山回到镇上，叫老北风一吹，酒力朝头上涌。他已经醉得晕天倒地了。他站在街心，忽然叫骂开来：“你听着！婊子养的！泼妇！骚货！你、你把镇子搞成什么样子了，搞成什么样子了？街上连鸡、鸭、狗都不见了！大人、娃儿都哑了口，不敢吱声了！婊子养的！泼妇！骚货！你有胆子就和老子站到街上来，老子和你拼了！……”

    青石板街两边的居民们都被他闹醒了，都晓得“北方大兵”在骂哪个。天寒地冻的，没有人起来观看，也没有人起来劝阻。只有镇供销社的职工、家属感到遗憾，李国香回县革委开会去了，不曾听得这一顿好骂。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黎明，谷燕山竞不能自制，时而在街头，时而在街尾，时而回到街心，叫骂不已。后来，他大约是骂疲了，烂醉如泥地倒在供销社门口的街沿上。他在雪地里呕了一地的狗肉和酒。不知从哪里跑来两条狗，在他身边的雪地里舔吃着他呕吐出来的食物，呱哒，呱哒……他打着鼾，在睡梦里晃着手：“……王支书，李主任，不要吵！呱哒，呱哒，你们只顾自己吃，自己喝，老、老子可是醉了，要睡了……呱哒，呱哒，你们只管自己吃，自己喝，……”

    谷燕山没有冻死，甚至奇迹似地也没有冻病。天还没有大亮，青石板街两边的铺门还没有打开，他就被人送回粮站楼上的宿舍里去了。谁送的？不晓得。

    四 凤和鸡

    王秋赦在全县各地巡回讲用，传授“早请示”、“晚汇报”的款式程序，大受欢迎。所到之处，无不是鞭炮锣鼓接送。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日日都有酒宴，他生平没有见过如此众多的鸡鸭鱼肉。油光水滑，食精腻肥，他算真正品尝到了活学活用、活鸡活鱼的甜头。俗话讲，“鸡吃叫，鱼吃跳”呢。传经授宝时，他也紧跟大批判运动，声讨、控诉全县最大的当权派杨民高及其本公社书记李国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当时李国香正在“靠边站”，接受革命群众的教育、批判。吊脚楼主的翻脸不认人，使女书记恨得直咬牙巴骨，恨自己瞎了眼，懵了心，栽培了一个坏坯。“活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李国香自怨自艾，“是你把他当根子，介绍他入党，提拔他当大队支书，还打算进一步把他培养成国家干部，甚至对这个比自己年纪大不了几岁的单身男人，有过亲密的意念……可是，一番苦心喂了狗！他不独忘恩负义，还恩将仇报，过河拆桥，乘人之危到处去控诉舅舅和自己……王秋赦，真是一条蛇，一条刚要进洞的秋蛇……”

    当时，在一些靠边站、受审查的干部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支歌谣：“背时的凤凰走运的鸡，凤凰脱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复起，凤还是凤来鸡还是鸡。”这支歌谣，李国香经常念在口头，默在心头，给了她信念和勇气。大约只过了不到一年，李国香果然就应验了这首歌谣。县革委会成立时，杨民高被结合为县革委第一副主任，她则当上了女常委，并仍兼任公社革委主任。凤凰身上的美丽羽毛又丰满了，恢复了山中百鸟之王的身分。

    王秋赦呢，对不起，脚杆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没有能升格成为吃国家粮、拿国家钱、坐国家车子的专职讲用人员。跑红了一两年，一花引来百花香，全县社社队队、角角落落都普及了“早请示”、“晚汇报”的“三忠于”活动，而且涌现了一批新的活学活用标兵，人家念诵“誓词”时普通话不杂本地腔，挥动红宝书的姿态比他优美，还会做语录操，跳忠字舞。相比之下，他这在全县最早传授崇拜仪式的标兵，就自惭形秽，完成了历史使命。因而在一般革命群众、干部眼里，他也不似先时那样稀有、宝贵了。不久，上级号召“三结合”领导班子里的群众代表要实行“三不脱离”，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他也就回到了芙蓉镇，担任本镇大队革委主任一职。这一来他就又成了李国香同志的下级。凤还是凤来鸡还是鸡。

    人是怕吃后悔药的。这是生活的苦果。一年前李国香曾经为栽培了吊脚楼主而悔恨，一年后吊脚楼主因在一些公开场合揭批过李国香而痛悔。这都怨得了谁啊，大运动风风雨雨，反反复复，使得臣民百姓紧跟形势翻政治烧饼……有时王秋赦真恨不得要咬掉自己的舌头！多少次自己掌自己的嘴：“蠢东西！混蛋！小人得志！狗肉上不得大台盘！是谁把你当根子，是谁把你送进了党，是谁放你到北方去取经参观？人家养条狗还会摇尾巴，你却咬主人，咬恩人……”王秋赦苦思苦想，渐渐地明白了过来，今后若想在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提高，还是要接近李国香，依靠杨民高。就像是宝塔，一级压一级，一级管一级。他不是木脑壳，虽是吃后悔药可悲，但总比那些花岗岩脑壳至死不悔改的好得多。

    且说李国香主任在芙蓉镇供销社门市部楼上，有一个安静的住处。一进两间，外间办公、会客，一张办公桌，一张藤靠椅，几张骨排凳。墙上挂着领袖像，贴着红底金字语录，“老三篇”全文。还有宝书柜，忠字台，一架电话机。整个房间以红色为主，显示出主人的身分和气度。至于里间卧室，不便描述。我们不是天真好奇的红卫兵，连一个三十几岁单身女人的隐私也去搜查，于心何忍。这房间一到下午六点后，楼下的门市部一关门，供销社职工回了后院家属宿舍，就僻静得鬼都打死人。

    王秋赦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到这“主任住所”来汇报、请示工作，而且总要先在门口停一下，抹抹头发，清清喉嗓，战战兢兢。李国香却一直不愿私下接待他，所以他一直没有能进得门。他也没有气馁，相信只要自己心诚，总有一天会感动女主任。是座碉堡也会攻破么。

    “李主任，李书记……”这天，他又轻轻敲了敲门板。“谁呀？”李国香不知在里头和谁笑嘻嘻的。“我、我……王秋赦……”他喉咙有些发干，声音有些打结。“什么事呀？”李国香和悦的声音一下子就变得又冷又硬。“我有点子事……”“有事以后再讲。我这里正研究材料，不得空！”

    王秋赦霉气地回到吊脚楼，真是茶饭无心。好在他大小仍是个大队的“一把手”，来找他请示汇报工作的队干部，来向他反映各种情况的社员，还是一天到晚都有；上传下达的“最新指示”、“重要文件”也多，所以他的日子颇不寂寞。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他着意地修整打扮一番，他先去镇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修了面。在白衬衣外头罩了件“涤卡”，裤子也是刚洗过头水的，鞋子则是那双四季不换的工农牌猪皮鞋。一直挨到镇上人家都吃晚饭了，窗口上闪出了灯光，他才朝供销社楼上走去。这回他下了决心，不跟李主任碰上头，把当讲的话都讲讲，他就不回吊脚楼了。

    鬼晓得为什么，当他从供销社高围墙的侧门进去时，心口怦怦跳，就像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蹑手蹑脚。幸好，他没有碰上任何人。他在“主任住所”门口站了站，才抬手敲了敲门：“李主任，李书记……”

    “谁呀？请进来！”屋里的声音十分和悦。

    王秋赦推门进屋。李国香正坐在圆桌旁享用着一只清焖鸡。

    “你？什么事？你最近来过好几次吧，是不是？有话就讲吧。今下午客人多，像从旱灾区来的，把三壶开水都喝干了。”

    李国香只看了他一眼，就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清焖鸡上去了。可是这一眼，给王秋赦的印象很深，觉得女主任是居高临下望了望他，眼神里充满了冷笑、讥讽，而又不失她作为一位领导者对待下级那种满不在乎的落落气度。

    “李主任，我、我想向领导上做个思想汇报，检讨……”关键时刻，王秋赦的舌头有点不争气，打结巴。

    “思想汇报？检讨？你一个全县有名的标兵，到处讲用，表现很好嘛！”李国香略显惊讶地又看了王秋赦一眼，积怨立即像一股胡辣水袭上了心头，忍不住挖苦说，“王支书，你也不要太客气，太抬举我了。俗话讲，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只怕我这当公社干部的，想巴结你们还巴结不上哪！我头上这顶小小的乌纱帽，还拿在你这些人手里，随时喊摘就摘哪！”

    “李主任，李书记……你就是不笑我，骂我，我都没脸见人……特别是没脸来见你……我是个混蛋，得意了几天，就忘记了恩人……”王秋赦的脑壳垂下来，像一穗熟透了的谷子。他自己躬着身子找了张骨排凳坐下，双膝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规规正正。

    “那你怎么还来见我？这样不自爱、自重？”李国香这时仿佛产生了一点好奇心，边斜着脸子咬鸡腿，边饶有兴味地问。作为领导人，她习惯于人家在她面前低三下四。

    “我、我……文化低，水平浅，看不清大好形势……只晓得跟着喊口号，是只丑八哥，学舌都学不像……”王秋赦不知深浅地试试探探，留神观看着女主任脸上的表情。

    “你有话就讲吧。我一贯主张言者无罪，半吞半吐倒霉。”李国香又看了他一眼。女主任忽然发觉王秋赦今晚上的长相、衣着都颇不刺目，不那么叫人讨嫌。

    “我向你当主任的认罪，我是个坏坯！忘恩负义的坏坯！我对不起你主任，对不起县里杨书记……是你和杨书记拉扯着我，才入党，当支书，像个人……可我，可我，也跟人学舌，在讲用会上牙黄口臭批过杨书记和你，我是跟形势……如今我天天都吃后悔药……我真恨不得自己捆了自己，来听凭你领导处置……”王秋赦就像一眼缺了口子的池塘，清水浊水哗哗流。提起旧事，辛酸的热泪扑扑掉，落在楼板上滴答响。“……我亏了你主任的苦心栽培……我对不起上级。我这一跤子跌得太重……我如今只想着向你和杨书记悔过，请罪……我真该在你面前掌自己一千回嘴……”

    李国香听着听着，先是蹙了一会儿眉头，接着闷下脸来。王秋赦的哭泣痛悔，仿佛触动了她心灵深处的某根孤独、寂寞的神经，唤醒了几丝丝温热的柔情……她的脸色有些沮丧，用帕子抹了抹双手上的油腻，身子跌坐在藤围椅里，一副软塌无力的样子。她神思有些恍惚……但只恍惚了几秒种，就又坐直了身子，扬了扬眉头，仍以冷漠、鄙夷的目光盯住了王秋赦：“都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是你记性好，有些什么事，我都记不得了……我才不在乎呢。人家骂几声，批几句，对我是教育、帮助。你倒是这么一提再提，又是认错啦，又是检讨啦，我可没要你这样做……你吃不吃什么后悔药，我也不感兴趣……”

    “李主任，我是诚心诚意的……我晓得，你最是心软，肯饶人……”王秋赦留神到女主任仍然打着官腔，拒他于千里之外，心里扑通扑通，捏了两手冷汗，感到一种痛苦的失望。但他不能到此为止，知难而退。一定要讲出点有吸引力的东西来，使女主任意识到自己也还有点使用的价值……这时刻他倒是头脑十分冷静。他想起前些时听人讲过，大队秘书黎满庚和“四清”下台干部谷燕山深更半夜打狗肉平伙，两人喝得烂醉，讲了不少反动话，“北方大兵”还在雪地里骂了大街……对了，就先呈上这个“情况”。反正这年月，你不告人家，人家还告你呢。
    “李主任，我想趁便向你反映点本镇的新动向……”
    “新动向？什么新动向？”
    果然，李国香一听，就侧过身子转过脸，眼睛都闪闪发亮。
    “秦书田这些五类分子，最近大不老实啊。”话宜曲不宜直，王秋赦有意绕了个弯子汇报说，“大队勒令他们每天早请罪，晚悔过，他们竟比贫下中农还到得迟！如今全大队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参加做忠字操、跳忠字舞了。就是一些老倌子、老太婆顽固，不肯做操、跳舞。他们宁肯对着光辉形象打拱作揖……”
    “你不要东拉西扯。五类分子是些死老虎、死蛇。问题在一些活老虎、活蛇。”李国香眯缝起眼睛，凝视着王秋赦。这冰冷的目光使得王秋赦心里打着哆嗦，直发冷。李国香忽然来了兴趣，决定放出一点诱饵，逗引一下这条“秋蛇”：“作为一个革命干部，眼睛不能光盯着定了性、戴了帽的，更重要的是要盯住那些没有定性、戴帽，混在群众里头的……镇上原先的几个人物，谷燕山他们都有些什么新活动，嗯？”

    王秋赦不由地心里一紧，要是女主任已经掌握了谷燕山、黎满庚打狗肉平伙的材料，自己再汇报，岂不是一个屁钱都不值？他咬了咬牙，还是硬着头皮把自己了解的“北方大兵”和前任支书那晚上的有关言论，添油加醋地披露了出来。还提出黎满庚继续担任大队秘书不合适。

    “王支书！你和我坐到这圆桌边上来，陪我也喝杯酒！”出乎王秋赦的意外，李国香对他呈告的情报大感兴趣，立时就对他客气了许多，并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两只玻璃杯，一碟油炸花生米。“莫以为只你们男人才有海量，来来，我们比一比，看看谁的脸块先变色！”

    对于这个“突变”，王秋赦真有点眼花缭乱，受宠若惊。他立即从李国香手里接过了酒瓶，哔啵哔啵地筛满两只玻璃杯，才侧着身子在圆桌边坐下，恭敬地、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女主任。

    “来！我们干了这一杯！”李国香十分懂行地把杯子端得高过眉头，从杯底看了王秋赦一眼。吊脚楼主也举起杯，从杯底回了女主任一眼。接着两只玻璃杯一碰，各自痛快地干了。

    “给你这只鸡腿。你牙齿好，把它咬干净！”为了表示信赖和亲热，李国香把一只自己咬了一半的鸡腿夹给王秋赦。王秋赦欠欠身子，双手接了过来。

    “队上、镇上还有些什么动静、苗头？”女主任边满意地欣赏王秋赦有滋有味地咬着那鸡骨头的馋相，边问。
    “镇上是庙小妖风大啊。特别是近几年来搞大民主，就鲤鱼、鳙鱼、跳虾都浮了头……你主任没听讲，抓‘小邓拓’那年被开除回家的税务所长，如今正在省里、地区告状，要求给他平反。”王秋赦放低了声音，眼睛不由地瞟了瞟房门。
    “这是一。官僚地主出身、‘四清’下台的原税务所长闹翻案。”李国香脸色沉静，扳开了手指头。
    “青石板街又成立了一个造反兵团，立山头……听说供销社主任暗里承的头……他们还想请谷燕山出马当顾问，但谷燕山醉醉糊糊的，不感兴趣。”
    “这是二。新情况，造反兵团，主谋是供销社主任，谷燕山醉生梦死，倒是不感兴趣。”
    李国香已经拿出那个贴身的笔记本，记起来了。
    “粮站打米厂的小伙计……”
    “怎么？”
    “偷了信用社会计的老婆！”
    “呸呸！放你娘的屁！谁要你汇报这个！”
    李国香身子朝后一躲，竟也绯红了脸，头发也有些散乱。
    “不不，是信用社会计的老婆无意中对米厂的小伙计讲，她老公准备到县里去告你主任的黑状……”
    “啊啊，这是三。新情况，新情况。”李国香不动声色，“你看看，一个领导干部，不走群众路线，不多几根眼线、耳线，就难以应付局面……你还掌握了一些什么动向，都讲出来，领导上好统筹解决。”
    “暂时就是这些。”王秋赦这时舌头不打结了，喝酒夹菜的举止，也不再那样战战兢兢、奴颜婢膝了。仿佛已经在女主任面前占了一席之地。
    “王秋赦！”女主任忽然面含春威，眉横冷黛，厉声喝道。
    “李主任……”王秋赦浑身一震，腿肚子发抖，站了起来，“我、我……”一时，他在女主任面前又显得畏首畏尾。
    “坐下，坐下。你不错，你不错……”李国香离开藤椅，在王秋赦身边踱来踱去，仿佛在考虑着重要决策，“我要一个一个来收拾……你们大队的基干民兵多少枪？”
    “一个武装排。”王秋赦摸不着头脑，又感到事关重大。
    “这个排是不是你控制着？”李国香又问。
    “还消讲？我是大队支书！”王秋赦胸口一拍。
    “好！不能让坏人夺了去。今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
    “我拿我的脑壳作保，我只对你主任负责，听你主任指挥！”
    “坐下，坐下。我们还没有必要这样紧张嘛。”李国香的双手按在王秋赦肩膀上。王秋赦顺从地坐下。他一时有点心辕意马，感觉到了女主任的双手十分的温软细滑。“权在我们手里，我们就要用文斗。只有手里无权的人，才想着要武斗。我这意思，你懂吗？动刀动枪，是万不得已的下策……还有个黎满庚，我们要把他拉住，稳住他，还是要他在你手下当大队秘书。今天革命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防止谷燕山他们复辟，重新在镇上掌权，搞阶级调和，推行唯生产力论、人性论、人情味那一套……我这意思，你懂吗？”
    王秋赦对女主任的见地、胆识，真要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脑壳点动得像啄木鸟。

    李国香回到圆桌对面的藤围椅上坐下。她双手扶着藤围椅边，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吊脚楼主，仿佛有了几分醉意：“我们实话实说，王支书，对你的悔改、交心，我很满意。我们既往不咎吧。俗话讲，一个篱笆三棵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不是好汉。但我手下需要几个得力的人。我还要考验考验你……我不是跟你许愿，只要你经得起考验，我可以在适当时候，对县革委杨主任他们提出，看看能不能让你当个脱产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真是一声春雷！王秋赦心都颤抖了起来。妈呀，再不能错过这个机遇，错过这个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天赐良缘了。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不由地站起身子，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女主任的身前：“李主任，李主任！我、我今后就是你死心塌地的……哪怕人家讲我是一条……我就是你忠实的……”
    李国香起初吃了一惊，接着是一脸既感动又得意的笑容，声音里难免带着点陶醉的娇滴：“起来，起来！没的恶心。你一个干部，骨头哪能这么不硬，叫人家看了……”
    王秋赦没有起来，只是仰起了脸块。他的脸块叫泪水染得像只花猫一样。女主任心里一热，忍不住俯下身子，抚了抚他的头发：“起来，啊，起来。一个大男人……新理了发？一股香胰子气。你的脸块好热……我要休息了。今晚上有点醉了。日子还长着呢，你请回……”
    王秋赦站起身子，睁着痴迷的眼睛，依依不舍地看着女主任，像在盼着某种暗示或某项指令。

    五 扫街人秘闻

    秦书田和胡玉音两个五类分子，每天清早罚扫青石板街，已经有两三个年头了。两人都起得很早。他们一般都是从街心朝两头扫，一人扫一半。也有时从两头朝街心扫，到街心会面。好在青石板街街面不宽，又总共才三百来米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闰年三百六十六天，当镇上的人们还在做着梦、睡着宝贵的“天光觉”时，他们已经挥动竹枝扫把，在默默地扫着、默默地扫着了。好像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是在他们的竹枝扫帚下，一个接一个地被扫走了，又被扫来了。

    秦书田扫街还讲究一点姿态步伐，大约跟他当年当过歌舞剧团的编导有关系。他将扫帚整得和人一般高，腰杆挺得笔直的，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握着扫帚就和舞蹈演员在台上握着片船桨一样，一摆一摆地挥洒自如；两脚则是脚尖落地，一前一后地移动着，也像在舞台上合着音乐节拍滑行一般。由于动作轻捷协调，他总是扫得又快又好，汗都少出。而且每天都要帮着胡玉音扫上一长截。胡玉音则每天早晨都是累出一身汗，看着秦癫子挥动扫帚的姿态感到羡慕。这本是一件女人要强过男人的活路。

    说起秦癫子这些年来的表演，也是够充分的了，令人可鄙又可笑。在“四清”运动时，他是本镇大队五类分子里被斗得最狠的一个。之后，改组后的大队党支部征得工作组的同意，继续由他担任五类分子的小头目。这叫以毒攻毒。只是在他的“右派”一词前边还加上“铁帽”二字，意思是形容这顶帽子是不朽的，注定要戴进棺材里去。千万年以后发掘出来做文物，让历史学家去考证，研究撰写二十世纪中下叶中国乡村阶级斗争的学术论文。好在秦癫子没有成过家，没有后人。要不，他的这笔政治遗产还要世代相传呢。就是秦癫子自己也懂得：运动就要有对象，斗争就要有敌人。每村每镇，不保留几只死老虎、活靶子，今后一次次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怎么来发动，拿谁来开刀?每次上级发号召抓阶级斗争，基层干部们就开上几次大会，把五类分子往台上一揪，又揭又批又斗，然后向上级汇报，运动中批斗了多少个(次)阶级敌人，配合吃忆苦餐，忆苦思甜，教育了群众，提高了觉悟等等。有些五类分子死光了的生产队，就让他们的子女接位，继续他们的反动老子没有完成的职责。要不，你叫基层干部、贫下中农怎么来理解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理解，又怎么来抓这一头等重大的历史使命?在广大的乡村，基层干部们都拿工分不拿薪金，谈不到什么“走资派”、“资产阶级代理人”。基层干部、社员群众只能从五类分子及其子女身上，来看待、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延续性，来年年唱、月月讲、天天念。要不然，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百年大计、万年大计，又怎么讲?谁又讲清楚过?老天爷!诚然，土地改革后在广大乡镇进行的历次运动中，也曾经重新划分过阶级成分。可是生产资料公有了，不存在私有制人剥削人的问题了，就以伸缩性极大的政治态度为依据。但仍然存在着遗产的继承问题，即各个阶级的子孙世袭上辈祖先的阶级成分问题……唉唉，子孙的问题就留给子孙去考究吧。如果祖先把下辈的问题都解决了，子孙们岂不会成为头脑简单、无所作为的白痴?危言耸听，不可思议。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看看铁帽右派秦癫子这些年来的各色表演吧。

    一九六七年，正是红色竞赛、“左派”争斗的鼎盛时期，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风，五类分子的家门口，都必须用泥巴塑一尊狗像，以示跟一般革命群众之家相区别，便于群众专政。就跟当时某些大城市的红五类子女佩红袖章当红卫兵，父母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子女佩黄袖章当“红外围”，黑八类子女佩白符号当“狗崽子”一样。本镇大队共有二十二个五类分子，必须塑二十二尊狗像。这是一项义务工，没有工分补贴，自然就又派到了能写会画的铁帽右派秦癫子头上。秦癫子领下任务后，就从泥田里挖上了一担担粘泥巴，一户五类分子家门口堆一担。这简直是一项艺术性劳动。每天都有许多人围观、评议、指点。他兢兢业业，加班加点：不出一月，二十二户五类分子家门口，就塑起了二十二尊泥像。有男有女，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每尊泥像下边还标出每个黑鬼的名号职称，并多少具备一点那分子的外貌特征。这一时成了本镇大队的一大奇闻。大人小孩自动组织起鉴赏、评比。一致认为，以秦癫子自己屋门口的狗像塑得最为生动，最像他本人形状。
    “癫子老表!你家伙自私自利，把功夫都花到捏你自己的狗像上!”
    “嘿嘿，不是自私自利……最高指示讲，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当然是我自己最熟悉我自己哕，也就捏得最像啰。”

    但秦癫子的“艺术性劳动”有个重要的遗漏，竟忘了在老胡记客栈门口替年轻的富农寡妇胡玉音塑一尊泥像。这一“阴谋”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被人发觉，立即对他组织了一次批斗，审问他为什么要包庇胡玉音，和胡玉音到底有些什么勾结。他后颈窝一拍，连忙低头认罪，原来他只是记下了本镇大队五类分子的老人数，而忘记了“四清”中新划的富农。他嘴巴答应以实际行动悔过，却又拖了好些时日。不久上级就传下精神来，对敌斗争要讲质量和政策，对五类分子要从思想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而不要流于形式。因此，老胡记客栈门口才一直没有出现泥像。胡玉音对秦书田自是十分感激。据说秦书田挨批斗那晚上，她躲在屋里哭肿了眼睛。秦大哥是在代她受过啊，救了她一命啊。要不，她见到自己门口的泥像被小娃娃们扯起裤子尿尿，真会寻短见的。

    虽说上级文件上要求不搞形式主义，但每次五类分子游街示众，黑牌子还是要挂，高帽子也是要戴。芙蓉镇地方小，又是省边地界，遥远偏僻。听讲人家北京地方开斗争大会，还给批斗对象挂黑牌，插高标，五花大绑呢。有些批斗对象还是大干部、老革命呢。北京是什么地方，芙蓉镇又是什么地方，算老几?半边屋壁那么大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火柴头大的一粒黑点呢。不用说，本镇大队二十三个五类分子的黑牌子，又是出自秦癫子的高手。为了表现一下他大公无私的德行，他自己的黑牌子特意做得大一点。他在每块黑牌上都写明每个五类分子的“职称”，“职称”下边才是姓名，并一律用朱笔打上个“×”，表示罪该万死，应当每游街示众一次就枪毙一回。他这回又耍了花招，“新富农分子胡玉音”的黑牌没打红又叉。好在人多眼杂眼也花，他的这一“阴谋”竞也一直没有被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所发现，蒙混过了关。摆小摊卖米豆腐出身的新富农分子胡玉音，每回游街示众时都眼含泪花，对他的这番苦心感恩不尽。同是运动落难人啊。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点儿春天般的温暖。

    镇上的人们说，秦癫子十多年来被斗油了，斗滑了，是个老运动员。每逢民兵来喊他去开批斗会，他就和去出工一样，脸不发白心不发颤，处之泰然。牵他去挂牌游街，他也是熟门熟路，而且总是走在全大队五类分子的最前头，俨然就是个持有委任状的黑头目。“秦书田!…‘有!”“铁帽右派!”“在!”“秦癫子!”“到!”总是呼者声色俱厉，答者响亮简洁。“一批两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时，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进行动员。各大队的五类分子也被带到大会会场示众，一串一串的就像圩场上卖的青蛙一般。示众之后，他们被勒令停靠在会场四周的墙角上接受政策教育。可是后来大会散了，人都走光了，芙蓉镇大队的二十三名五类分子却被丢弃在墙角，被押解他们来的民兵忘记了。严肃的阶级斗争场合出现了一点儿不严肃。可是当初宣布大会纪律时有一条：没有各大队党支书的命令，各地的五类分子一律不准乱说乱动，否则以破坏大会论处。这可怎么好?难道真要在这墙角呆到牛年马月?后来还是秦癫子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叫同类们站成一行，喊开了口令：“立正!向左看齐!向前看!报数，稍息!”紧接着，他煞有介事地来了个向后转，走出两步，双脚跟一碰，立正站定，向着空空如也的会场，右手巴掌齐眉行了个礼，声音响亮地请示说：“报告李书记!王支书!芙蓉镇大队二十三名五类分子，今天前来万人大会接受批判教育完毕，请准许他们各自回到生产队去管制劳动，悔过自新!”他请示完毕，稍候一刻，仿佛聆听到了谁的什么指示、答复似的，才又说：“是!奉上级指示，老实服法，队伍解散!”这样，他算手续完备，把大家放回来了。

    大清早，雾气漾漾。芙蓉镇青石板街上，狗不叫，鸡不啼，人和六畜都还在睡呢，秦书田就拖着竹枝扫帚去喊胡玉音。彼此都是每天早起见到的第一个人。他们总要站在老胡记客栈门口，互相望一眼，笑一笑。

    “大哥，你起得真早。回回都是你来喊门……”
    “玉音，你比我小着十把岁，哪有不贪睡的。”
    “看样子你是晚上睡不大好哕?”
    “我?唉，从前搞脑力劳动，就犯有失眠的毛病。”
    “晚上睡不着，你怎么过?”
    “我就哼唱《喜歌堂》里的歌……”
    提起《喜歌堂》，他们就都住了口。《喜歌堂》，这给他们带来苦难、不幸的发灾歌……渐渐地，他们每天早晨的相聚，成了可怜的生活里的不可缺少的一课。偶尔某天早晨，谁要是没有来扫街，心里就会慌得厉害，像缺了什么一大块……就会默默地一人把整条街扫完，然后再去打听，探望。直到第二天早晨又碰到一起，互相看一眼，笑一笑，才心安理得。

    这天早晨，有雾。他们从街心扫起，背靠背地各自朝街口扫去。真是万籁俱寂，街道上只响着他们的竹枝扫把刮在青石板上的沙沙沙，沙沙沙……秦书田扫到供销社门市部拐角的地方，身子靠在墙上歇了一歇，忽然听得供销社小巷围墙那边的侧门吱呀一声开了，他忍不住侧出半边脸块去看了看，但见一个身坯粗大的黑影，从侧门闪了出来，还反手把门带严。“小偷!”秦书田吓了一跳。但是不对，那人两手空空，身上也不鼓鼓囊囊，哪有这样的小偷?他心里好生奇怪，眼睁睁地看着那黑影顺着墙根走远了。他晓得供销社的职工们都是住在后院宿舍里，楼上只有女主任李国香住着。这溜走的人背影有些眼熟。这是什么好事呢?他没有吱声，也不敢吱声。这天中午，他还特意到供销社门口去转了转，也没有听见供销社里的人讲丢失了什么东西。

    过了几天。早晨没有雾。秦书田和胡玉音又从街心分手，各自朝街口扫去。他扫到供销社围墙的拐角处，又身子靠在墙上歇了歇。这回，他不等围墙的侧门吱呀响，就从墙角侧出半边脸块去盯着。不一会儿，侧门吱呀一声响，一个身坯粗大的黑影又从门里闪了出来，反手关了门，匆匆地顺着小巷墙根走了。秦书田这可看清楚了，暗暗吃了一惊，是他!天呀，天天钻进这围墙里去做什么?事关重大，秦书田不敢声张。但他毕竟是“人还在，心不死”，就拖着扫帚跑到另一头去，把胡玉音叫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对着年轻寡妇的耳朵，透出了这个“绝密”。讲后又有些怕，一再叮嘱：“千万千万不能告诉第三个人。这号事，街坊邻居都管不了，我们只能当光眼瞎。何况，我们又是这种身分……”“是他?”“是他。”“那一个呢?”“是她。”“他，她，他，鬼晓得你指的是哪个他，她。”胡玉音却很开心似的，脸盘有点微微泛红：“鬼!你对着人家耳朵讲话，满口的胡子也不刮刮，戳得人家的脸巴子生痛!”“啊，啊啊，我的胡子……一定刮干净，天天都刮!”他们脸块对着脸块，眼睛对着眼睛，第一次挨得这么近。

    又是一天清早，秦书田想出了一个鬼主意。他和胡玉音在街心会齐了，把这鬼主意说了。胡玉音只笑了笑，说了声“由便你”。他们头一回犯例违禁，没有先扫街，而是用铲子从生产队的牛栏门口刮来了一堆稀家伙，放在供销社小巷围墙侧门的门口，开门第一脚就会踩着的地方。然后，两人躲到门市部拐弯的墙角，露出半边脸子去盯守着。真讨嫌，这早晨又有雾。他们的身子不觉地偎依在一起，都没有留意。等了好一会儿，他们听到了门市部楼上有脚步声，下楼来了。秦书田个头高，半蹲下身子。胡玉音把腮巴靠在他的肩膀上，朝同一个方向看着。他们都很兴奋，也很紧张，仿佛都感觉到了彼此心房跳动的声音。胡玉音的半边身子都探出了墙角，秦书田站起身子伸出手臂把她搂了回来，再也没有松开，还越搂越紧，真坏!胡玉音狠狠地拍了两下，才拍开。小巷侧门吱呀一声开了，那黑影闪将出来，肯定是头一脚就踩在那稀家伙上边了，砰咚一声响，就像倒木头似的，跌翻在青石板上。那人肯定是脑壳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倒在石板上哼着哎哟，好一刻都没见爬起来。“活该!活该!天杀的活该!”胡玉音竞像个小女孩似地拍着双手，格格地轻轻笑了起来。秦书田连忙捂住她的嘴巴，捉住她的手，瞪了她一眼。秦书田的手热乎乎的，不觉的有一股暖流传到了胡玉音的身上，心上。

    两个扫街人继续躲在墙角观看，见那人哼哼哟哟，爬了几下都没有爬起来，看来是跌着什么地方了。秦书田起初吓了一跳，跟着心里一动，觉得这倒是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便又附在胡玉音的耳朵上“如此这般”地说了说。不过他的腮巴已经刮得光光溜溜了，再没有用胡子戳得人家的脸巴子生痛。胡玉音听了他的话，就推开他的双手，转身到街口扫街去了。

    秦书田轻手轻脚地走回街心，然后一步一步地扫来。忽然，他发现了什么似的，拖着个竹枝扫把，大步朝供销社围墙跑来，一迭连声地问：“那是哪个?那是哪个?”

    他来到巷子围墙下，故作吃惊地轻声叫道：“王支书呀!怎么走路不小心跌倒在这里呀?快起来!快起来!”

    “你们两个五类分子扫的好街!门口的牛粪滑倒人……”王秋赦坐了一屁股的稀家伙，浑身臭不可闻。他恨恨地骂着，又不敢高声。

    “我请罪，我请罪。来来，王支书，我、我扶你老人家起来。”秦书田用手去托了托王秋赦那卡在阴沟里的一只脚。

    “哎哟喂!痛死我了!这只脚扭歪筋了!”王秋赦痛得满头冷汗。

    秦书田连忙放开脚，不怕脏和臭，双手托住王秋赦的屁股，把他扶坐在门坎上。

    “怎么搞?王支书，回家去?还是送你老人家去卫生院?”秦书田关切地问。

    “家里去!家里去!这回你秦癫子表现好点，把我背回去。哎哟，日后有你的好处。哎哟……”王秋赦疼痛难忍，又不敢大声呼喊，怕惊动了街坊。

    秦书田躬下身子，把王秋赦背起就走。他觉得吊脚楼主身体强壮得像头公牛，都是这几年活学活用油水厚了啊，难怪要夜夜打栏出来寻野食，吃露水草。

    “王支书!你老人家今天起得太早，运气不好，怕是碰到了倒路鬼啊!”

    “少讲屁话!你走快点，叫人家看见了，五类分子背党支书，影响不大好……回头，回头你还要给我上山去寻两服跌打损伤的草药!”

    伤筋动骨一百天。吊脚楼主在床上整整躺了两个多月。幸亏有大队合作医疗的赤脚医生送医上门，并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李国香因工作忙，暂时抽不出时间来看望。她离开了镇供销社楼上的“蹲点办”，回到县革委坐班去了。

    秦书田和胡玉音照旧每天天不亮起床，把青石板街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初，他们两人都很高兴。每天早晨拖着竹枝扫帚在老胡记客栈门口一碰面，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脸发热，心发跳。通过定计捉弄王秋赦，他们一天比一天地亲近了。简直有点谁也不愿意离开谁似的了。他们心里都压抑着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一种磨人的情感啊……有一天天落黑时，秦书田竞给她送来了一件浅底隐花的确凉衬衫，玻璃纸袋装着，一根红丝带扎着……天啊，她都吓慌了。从没见过这种料子的衣服。自己成了这号人还配穿吗?穿得出吗?秦书田走后，她把衬衫从玻璃纸袋里取出来，料子细滑得就和绸子一样。她没舍得穿。她把衣服紧紧地搂在胸口，捂在被窝里哭了整整一夜。她像捧着一颗热烈的心，她有了一种犯罪的感觉。她决定第二天乘人不备时去上一次坟，去桂桂的坟头上烧点纸，把心事和桂桂讲讲，打打商量。桂桂生前总是依着她，顺着她，娇她，疼她。桂桂的魂，也会保佑她，谅解宽恕她，她盼着桂桂晚上给她托个梦……第二天大清早，秦书田来敲门，约她去扫街时，她三下两下就把花的确凉衬衫穿上了，当里衣，贴心又贴肉。可是她连衣领子都塞了进去，叫人看不出。

    他们默默地扫着青石板街……本来都好好的，秦书田却突然手里的扫把一丢，张开双臂，胆大包天，紧紧搂住了她!“你疯了?天呀，秦大哥，你疯了?书田哥……”胡玉音颤着声音，眼里噙满了泪花……她抽泣着，让秦书田搂抱爱抚了好一会儿，才把他推开了，推开了。她好狠心，但不能不推开呀。天，这算哪样一回事呀?都当了反革命，沦为人下人，难道还能谈恋爱，还可以有人的正常感情?不行，不行，不行……她好恨，她好恨呀，恨自己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灭!为什么还不熄灭?为什么不变成一个木头人，一个石头人?你这磨难人的鬼火!生活把什么都夺走了，剥去了，生活已经把她像个麻疯病患者似地从正常人的圈子里开除出来了，入了另册，却单单剩下了这把鬼火。整整一早晨，她都一边扫街一边哭。

    出了这件事后，连着好几天早晨，他们都只顾各自默默地扫着街，谁都不理睬谁。他们心里都很痛苦。他们却渴望着过上一个“人”的生活。秦书田倒是跟往常一样，每天清早照例到老胡记客栈门口来默默地守候着，直到胡玉音起了床，开了门，他才默默地转身离去……时间，像一位生活的医生，它能使心灵的伤口愈合，使绝望的痛楚消减，使某些不可抵御的感情沉寂、默然。尽管这种沉寂、默然是暂时的，表面的。大约过了半个来月，秦书田仿佛冷静了下来。胡玉音就对他笑了，又叫开了“秦大哥”。而且那笑容里，那声音里，比原先多出了一种浓情蜜意。从此，他们仿佛达成了一种默契，不再提那要把人引入火坑的罪恶。反倒彼此都觉得坦然、亲近。生活又回到了旧的轨迹。他们就像这青石板街上的两台扫街机，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还能活着。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不久，胡玉音害了伤风，发着高烧，睡在床上说胡话。难为秦书田每天早起一人服两人的劳役，挥着竹枝扫把从街头扫到街尾。而后又发挥自己的一点可怜的医药知识，上山采来药草，料理“同犯”吃喝。山镇上的人们早就不大关心这两个人物了，因此谁都没有注意。胡玉音病得每天只能歪在床上就着秦书田的双手吃喝汤药。每天，胡玉音都要含着眼泪、颤着声音喊几声“书田哥……”

    贵人有贵命，贱人有贱命。过了十来天，胡玉音的病好了，又天天早起扫街了。一天早晨五点钟左右，秦书田又去叫醒了胡玉音，两人又来到了街心。可是这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马上就有倾盆大雨了。今年春上的雨水真多。他们仍在机械地打扫着街道。不同的是，如今他们是肩并着肩地扫了，一边一个。暴雨说来就来，黑糊糊的天空就像一只满是砂眼的锅底，把箭杆一般的雨柱雨丝筛落了下来。

    胡玉音忽然拉了秦书田就走，就跑!跑回老胡记客栈，两个人都成了落汤鸡。屋里还是一片漆黑。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一根干纱。他们都脱着各自的湿衣服。脱下来的衣服都拧得出水。胡玉音在黑地里冷得浑身打哆嗦，牙齿也打战战：

    “书田哥……书田哥，你来扶我一下，我、我冻得就像结了冰凌……”

    “哎呀，病刚刚好，又来冻着。我扶你到床上去睡，在被窝里暖和暖和……”

    秦书田摸索着，真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双手接触到胡玉音时，两人都吓了一跳，他们都忘记了身上的衣服已经脱光了……

    风雨如磐，浩大狂阔。雷公电母啊，不要震怒，不要咆哮……雨雾雨帘，把满世界都遮拦起来吧。人世间的这一对罪人，这一对政治黑鬼啊，他们生命的源流还没有枯竭，他们性灵的火花还没有熄灭，他们还会撞击出感情的闪电，他们还会散发出生命的光热。爱情的枯树遇上风雨还会萌生出新枝嫩叶，还会绽放瘦弱的花朵，结出酸涩的苦果……

    六“你是聪明的姐”

    胡玉音对于自己能够活下来，能够熬下去，还居然会和秦书田相爱，常常感到惊奇。每次挨斗挨打、游街示众后，她被押回老胡记客栈，就觉得自己活够了，只剩下一丝丝气没断了。有时连颈脖上的黑牌子都不爱取下来，就昏昏糊糊地和衣睡去。可是第二天一早醒来，简直不敢相信似地睁开眼睛：奇怪，还活着？为什么还不死啊！她伸手摸摸自己的胸口，胸口里边还在扑通、扑通地跳着。这就是说，她还应当起来，还应当去扫街……

    她自艾自怜，曾经打算选下一个好点的日子死去，初一，或是十五。是的，死是自己的最后一件紧要事，一定要选个好点的日子。而且要死个好样子。不能用索子上吊，不能在胸口上戳剪刀，不能去买老鼠药吃。那样会死得凶，会破相。最好是投水。人家会打捞上来，会放得规规整整，干干净净。就像睡着了一样摆在块门板上，头发都不大乱。就只脸盘白得像张纸，而且有点发青，有点肿。胡玉音曾经是个观音菩萨跟前的玉女一般的人儿，死了，也应当是个玉女。变了鬼，都不会难看、吓人。

    因之，她曾经好几次走到玉叶溪的白石桥上，望着溪水发呆。白石桥有三、四丈高，溪水绿得像匹缎子。溪水两岸是湿漉漉的岩壁，岩壁上爬满了虎耳草、凤尾巴、藤萝花。若从岩岸边上看下去，水上水下，一倒一顺，有两座白石桥，四堵岩壁。人站在桥上，水里的倒影清楚得连脸上的酒窝都看得见。桥高，岸陡，水深。所以历朝历代，都有苦命女子到这桥上来寻自尽。久而久之，镇上居民就给这白石桥另取了个名字：孤女桥。每一次，胡玉音来到孤女桥上，低头一见自己落进水里的影子，就伤心，就哭：玉音啊，玉音，这就是你吗？你是个坏女人？你害过人？在镇上，你有什么生死对头？没有啊，没有！玉音在镇上蚂蚁子都怕踩得，脸都很少和人红，讲话都没有起过高腔，小娃儿都没有欺负过一个。你为人并不势利、刻薄，吝啬钱财，当初还周济过不少人……那又是为哪样啊？你不害人，不恨人，不势利，没有生死对头，人家还要整你、恨你、斗你？把你当作世界上最下作、最卑贱的女人？使你走路都抬不起头，人前人后扬不起脸，连笑都要先看看四周围……你是作了什么孽啊，要落得这样苦命，得到这样的报应！这个世道对自己太不公道，太无良心！每每想到这里，她就哭啊，哭啊，感到委屈，感到不平，就有了气！“我偏不死！我偏不死！我为什么要死？我犯了哪样法，哪样罪？我为什么活不得？”她站在孤女桥上，几次都没有跳下去。她就是不该一眼就看清了水里的那个自己……

    她还曾经用别的法子作践过自己。有一回她三天三晚水米不沾牙。可是每天早晨起来都梳头、洗脸，每晚上都洗澡、换衣。第四天早上，她去扫街，晕倒在青石板街上。是秦书田把她背回老胡记客栈来，像劝亲人一样地劝她，像哄妹儿一样地哄她，打了一碗蛋花汤喂她。秦书田一边喂她一边哭。她还从没见过秦书田哭。这个铁帽右派无论是跪砖头挨批斗，挂黑牌游街，都是笑眯眯的，就和去走亲家、坐酒席一样。他乐天，不知愁苦。可如今，秦书田为了她，反倒哭了，使胡玉音冷却了的心，感到了一点点人世的温存。她从小就心软。她对人家心软，对自己也心软。原先桂桂在世、日子好过的时候，她最怕看得、最怕听得人家屋里的伤心事。秦书田，秦癫子……早就在护着她了。有段时间，她恨秦癫子。仿佛自己的不幸，就是秦癫子带来的。就是那年她成亲，秦癫子却带着歌舞团的妖精们来唱《喜歌堂》，反封建，开坏了她新婚的彩头……如今，秦书田大约就是要来悔补自己的过失。但过失是这样重大，即便是死三回，生三回，也找补不回来。其实，秦书田也是物伤其类啊，惺惺惜惺惺，造孽人怜惜造孽人。在胡玉音的病床边，秦书田还轻轻地哼《喜歌堂》里的《铜钱歌》给她听：“正月好唱《铜钱歌》，铜钱有几多？一个铜钱四个角，两个铜钱几个角？快快算，快快说，你是聪明的姐，她唱哩《铜钱歌》……”秦书田三个铜钱、四个铜钱地唱下去，一直唱到十个铜钱打止。“你是聪明的姐、聪明的姐啊”，每唱到这一句，秦癫子就眼里含着泪花，忧伤地看着胡玉音。什么意思？“你是聪明的姐”啊，为什么要作践自己？为什么不活下去？世界不只是一个芙蓉镇。世界很大，天长日久啊。而且世界的存在也不能只靠搞运动，专门搞斗争。天底下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事情。聪明的姐啊，聪明的姐，你是聪明的姐啊！……

    古老的民歌，一声声呼唤着，叮咛着。生命的歌。也许正是这古老的从小就会唱、爱唱的歌，唤醒了胡玉音对生的渴望。她开始留心秦书田这个人。当了五类分子，做了人下人，还总是那么快活、积极。好像他的黑鬼世界里就不存在着凄苦、凌辱、惨痛一样。游街示众他总是俨然走在前头。接受批斗总是不等人吆喝、挥动拳脚，扑通一声先跪下，低垂下脑壳。人家打他的左边耳光，他就等着右边还有一下。本镇大队的革命群众和干部讲他不算死顽固，只是个老运动油子。开初胡玉音有些看不起他，以为他下作。但后来慢慢地亲身体会到秦书田的办法对头，可以少挨打，少吃苦。就是自己学不起。人家揪她的头发，刚一松手，她就忍不住伸开手指去理理梳梳。人家按下她的颈脖，弯腰九十度，她一直起腰，就要扯扯衣襟，扣好衣扣。人家罚她下跪，一允许她站起来，她立即就把双膝盖上的尘土拍拍干净。为了这习惯，她多挨了不少打，就是改不了。有人讲“这个新富农婆真顽固”。这时她就想着要早点死，叫人家骂不成，批不成，斗不成。

    她所以还活着，还因为另一件事给了她强烈的刺激。就是那一回，外地来的那班无法无天似的男女红卫兵，讲着北方话或是操着长沙口音，把公社书记李国香也揪了出来，颈脖上挂着双破鞋游街！这算哪样回事啊，世界真是大，没听过、没见过的新奇事情真多。原来是你斗我，我斗你，斗人家，也斗自己……这天游街回来，不晓得为什么，她心里竟然感到快活。坏心眼，幸灾乐祸。她洗了脸，就去照镜子。镜子是妈妈留下来的。“四清”时只没收了新楼屋，改做了本镇的小招待所，而把老铺子留给她。她总怕有两三年没有照过镜子了。她发觉自己老多了，额角、眼角、嘴角都爬上了鱼尾细纹……但整个脸盘的大样子没变。头发还青黝，又厚又软。眼睛还又大又亮，两颊也还丰润。她自己都感到惊奇。她甚至有时神思狂乱地想：嗯，要是李国香去掉她的官帽子，自己去掉头上的富农帽子，来比比看！叫一百个男人闭着眼睛来摸、来挑，不怕不把那骚货、娼妇比下去……

    有时候，她晚上睡得早，睡不着。天气燥热，她光着身子平躺在被盖上。她双手巴掌习惯地蒙住眼睛，像害羞似的，然后慢慢地往下抹，一直抹到胸脯上才停下来。胸脯还肉鼓鼓、高耸耸的，像两座小山峰。她真恨死自己了，简直还跟一个刚出嫁的大闺女一样……好可厌，她恨不能把它抹平。可是抹不平。哪里像个五类分子？五类分子一个个佝腰拱背，手脚像干柴棍，胸脯荒凉得像冬天的草地。就她和秦书田还像个人。这以后，她又恢复了照镜子的习惯。有时对着镜子自怨自艾，多半时候是对着镜子哭。哭什么？她哭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她惟愿这把火早些熄灭。

    大雷雨的那个早上，那个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早上，她和秦书田身上都湿得不剩一根干纱，老天爷成全了他们的罪孽……人世间的事物，“第一”总是最可宝贵的。有了第一_，就不愁第二。做得初一，就做得十五。镇上的人们的警惕性侧重于政治方面。阶级斗争真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谁会想到罚两个“新五类分子”打扫青石板街，还会发生这类男女欢媾？他们被瞒过了，骗住了。也许是大环套小环一般的运动，走马灯一般的上台和下台，反复无定、朝是夕非的口号，使他们眼花缭乱，神经疲乏了。他们只觉得青石板街打扫得一天比一天干净，净洁得青石板发出暗光，娃娃们掉粒饭在上头都不会脏。还有秦书田和胡玉音两个五类分子出工非常积极，还抢队上的重活、脏活做。胡玉音脸蛋上的皱纹熨平了，泛出了一层芙蓉花瓣似的红润。她就像已经得到了准信，某月某日就会给她摘掉“新富农分子”的黑帽子一样。

    铁帽右派和新富农寡妇，背着镇上的革命群众非法同居了。他们就像一对未经父老长者认可就偷情的年轻人，既时时感到胆战心惊，又觉得每分每秒都宝贵、甜蜜。只要在一起，他们就搂着，抱着，发疯似地亲着，吻着。长期压抑的感情一旦爆发，就表现为不可思议的狂热，表现为一种时间上的紧迫。好像随时都可能有一只巨手把他们分开，永生永世不得见面。他们是在抢时间。只有畸形的生活才有畸形的爱。他们明白这种胆大妄为是对他们的政治身分、社会等级的一次公然的挑战和反叛。晚上，他们从来不点灯。他们习惯，甚至喜欢在黑暗里生活。胡玉音总是枕着秦书田的手臂睡。有时睡梦里还叫着“桂桂，桂桂”。秦书田不会生气，还答应，仿佛他真的就是桂桂。桂桂还没有死，还在娇他、疼他的女人。桂桂的魂附在书田哥身上。书田哥常常哼《喜歌堂》给玉音听。一百零八支曲子，两百多首词，曲曲反封建。他曲曲都记得住，唱得出。胡玉音佩服他的好记性，好嗓音。

    “玉音，你的嗓音才好哪。那一年，我带着演员们来搜集整理《喜歌堂》，你体态婀娜，声清如玉，我们真想把你招到歌舞团去当演员哪。可你，却是十八岁就招郎，就成亲……”

    “都是命。怪就怪你们借人家的亲事，来演习节目、坏了彩头……我和桂桂命苦……”

    “你又哭了？又哭。唉，都是我不好，总是爱提些老话，引得你来哭。”

    “书田哥，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好，我命大，命独。我不哭了，你再唱支《喜歌堂》来听……”

    秦书田又唱了起来：
    我姐生得像朵云，映着日头亮晶晶。
    明日花轿过门去，天上狮子配麒麟。
    红漆凳子配交椅，衡州花鼓配洋琴。
    洞房端起交杯酒，酒里新人泪盈盈。
    我姐生得像朵云，随风飘荡无定根……

    胡玉音不觉地跟着唱，跟着和。他们都唱得很轻，铺外边不易听得见。他们有时唱的词不同，曲不同。胡玉音唱的是原曲原词，秦书田唱的是他自己改编过的词曲，大同小异。唱到不同处，他们只是互相推一推，看一眼，却又谁都不去更正谁。谁说他们只有苦难，没有幸福？他们也像世界上所有真诚相爱的人那样，在畅饮着人生最甜蜜的乳汁、最珍贵的琼浆。他们爱唱他们的歌：
    天下有路一百条呦，能走的有九十九。
    剩下一条绝命路呦，莫要选给我姐走。
    生米煮成熟米饭，杉木板子已成舟！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块门板背起走。
    生成的“八字”铸成的命，清水浊水混着流。
    陪姐流干眼窝泪，难解我姐忧和愁……

    有罪的人过的日子，就像一根黑色长带，无休无止地向前延伸着。大约是春天过完了，夏天开始的时候，胡玉音开始觉得身子不舒服，心里经常作反，想吐，怕油腻，好吃酸东西。把去年冬下浸的酸萝卜、酸白菜帮子吃了又吃。开初她还没有觉得是怎么回事。后来无意中想到这是“巴了肚”、“坐了喜”的症候时，她都差点晕了过去。真是又惊又喜，想笑又想哭。原先盼了多少年都没有盼来的，都已经时过景迁、不存任何痴心妄想了，“喜”却悄然无声地姗姗来迟了，而且是在这种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的年月里来了。为什么不早点来？要是在摆米豆腐摊子那年月就巴了肚，生了三个、四个娃娃，新楼屋就不会盖了。多了三、四张小嘴巴要喂要填，她就是困难户了，能向政府要救济，要补助呢。有了后代，桂桂也就不会走了那条路。做父亲的，哪能不为了后代活着？…“八字”先生讲她“命里不主子”，“子”究竟来了，虽然来得迟，来得不是时候。是祸，是福？她诚惶诚恐。但她心甘情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任何痛苦，甚至付出性命。为了不育，人们朝她身上泼过多少污水啊。就是自己，也总是把生育看作为一个女人头号紧要的事。自古以来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

    胡玉音没有立即把自己“坐了喜”的信息告诉秦书田。这件事太重大了，必须是有了十足的把握、拿定了准信以后才告诉他。她对秦书田越来越温存，有事没事就要依偎着他。常常做点好的给他吃，哄他吃，而自己不舍得吃，就像招待一位立了功的英雄。女人就是这样痴心。同时，胡玉音还像在迎候着一个神圣的宗教节日的来临，清心净欲，不再和秦书田同居，使秦书田如堕五里雾中。她喜欢一个人单独住在老胡记客栈，安安静静地平躺在床上，什么东西也不盖，双手轻轻地、轻轻地在自己的腹部抚摩着，试探着，终于触摸着了小生命寄生的那个角落……她好高兴啊。她眼睛里溢满了幸福、欣慰的泪水。自从桂桂死后，她还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觉得活着是多么地好，多么地有意思。真傻，从前却总是想到死，死。“你是聪明的姐”，你算什么“聪明的姐”啊？

    整整过了一个月，胡玉音对自己的身孕有了确信无疑的把握之后，也是她把这个甜蜜的秘密独自享用了一个月之后，才在一个清早，把自己“坐了喜”的事告诉了秦书田。秦书田如梦初醒，这才明白了玉音这段时间既对他亲密又和他疏远的原因。他扫把一扔，竟在当街就“天啊，天啊”地叫着，紧紧地抱住胡玉音，又是笑，又是哭。玉音连忙制止住了他的狂喜，哭笑也不看看是什么地方，什么场合。

    “玉音，我们向大队、公社请罪，申请登记结婚吧！”秦书田把脸埋在玉音的胸前，像梦呓地说，“这本来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人家会不会准？或许，我们这是罪上加罪。”胡玉音平静地回答。她已经把什么都反复想过了，也就不怕了，心安理得了。

    “我们也还是人。哪号文件上，哪条哪款，规定了五类分子不准结婚？”秦书田双手扶着她，颇有把握地说。

    “准我们登记就好。就怕这年月，人都像红眼牛，发了疯似的，只是记仇记恨……管他呢。书田哥，不要为这事烦恼。不管人家怎么着，准不准，反正娃娃是我们的。我要，我就是要！”

    胡玉音说着，一下子扑倒在秦书田怀里，浑身都在颤战，哭泣了起来。仿佛立即就会有人伸过了一双可怕的大手，从她怀里把那尚未出生的胎儿抢走似的。

    自然，这早上的青石板街没有能好好清扫。也就是从这早上起，秦书田承担起了一个男子汉的义务，没再让胡玉音早起扫街。玉音又有点子“娇”了，也要睡睡“天光觉”，像一般“坐了喜”、身子“出了脾气”的女人那样，将息一下子了。秦书田却是在有意无意地做给镇上的街坊们看看：胡玉音已经是秦某人的人了，她的那一份街道归秦某人打扫了。

    七 人和鬼

    王秋赦支书在镇供销社的高围墙下崴了脚，整整两个月出不得门。李国香主任来芙蓉镇检查工作时顺便进吊脚楼来看了看他，讲了几句好好休息、慢慢养伤、不要性急之类的公事公办的话。对他的肿得像小水桶一样粗的脚，只看了两眼，连摸都没有摸一下，毫无关切怜悯之情。“老子这脚是怎么崴的?是我大清早赶路不小心?”若是换了另一个女人，王秋赦说不定会破口大骂，斥责她寡情薄义，冷了血。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何况岂止一夜。什么丑话、丑事没讲没做?但对女上级，他倒觉得自己是受了一种“恩赐”，上级看得起自己，无形中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呢。女上级来看他一次，就够意思的了，难道还要求堂堂正正一个县革委常委、公社主任，也和街坊婆娘们那样动不动就来酸鼻子、红眼睛?女上级不动声色，正好说明了她的气度和胆识。自己倒是应当跟着她操习操习，学点上下周旋、左右交游的本领呢。

    那天，王秋赦正拄了一根拐棍，在吊脚楼前一跛一颠地走动，活活筋骨血脉，铁帽右派秦书田就走了来，双手捧着一纸“告罪书”，朝他一鞠躬。他倚着拐杖站住了，接过“告罪书”一看，惊奇得圆圆的脸块像个老南瓜，嘴巴半天合不拢，眼睛直眨巴：
    “什么?什么?你和富农寡婆胡玉音申请登记结婚?”
    秦书田勾头俯脑，规规矩矩地回答：“是，王书记，是。”为了缓和气氛，又恭恭敬敬地问，“王书记的脚大好了?还要不要我进山去挖几棵牛膝、吊马墩?”

    王秋赦的胖脸上眉头打了结，眼睛停止了眨巴，眯成两个小三角形。他对这个“铁帽右派”的看法颇为复杂。在那个倒霉的大清早，自己一屁股滑倒在稀牛屎上，是秦书田把他从小巷子里背回家，还算替他保了密，并编了一套话：大队支书早起到田里看禾苗，踩虚了脚，拐在涵洞里，因公负伤。大队因此给他记了工伤，报销医疗费用……但是对于胡玉音呢?对于这个至今还显得年轻的、不乏风韵的寡妇，王秋赦也曾经私下里有过一些非分之想。可是他和女主任的特殊关系在时时制约着他。世事的变化真大，生活就像万花筒。这么个妙可的女人，从一个不中用的屠户手里，竟然又落到了秦书田的黑爪爪里。

    “你们，你们已经有了深浅了?”吊脚楼主以一种行家的眼光逼住秦书田，仿佛看穿了对方的阴私、隐情。

    “这种事，自然是瞒不过王书记的眼睛的……”秦书田竟然厚颜无耻地笑了笑，讨好似地说。

    “放屁!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嗯?”

    “也记不清楚了，我向上级坦白，我们每天早晨打扫青石板街，扫来扫去，她是个寡妇，我一直打单身，就互相都有了这个要求。”

    “烂箩筐配坼扁担。都上手几次了?”

    “不……不敢，不敢。上级没有批准，不敢。”

    “死不老实!这号事你骗得过谁?何况那女人又没有生育，一身细皮嫩肉，还不喂了你这只老猫公?”

    秦书田听到这里，微微红了红脸：“上级莫要取笑我们了。鸡配鸡，凤配凤……大队能不能给我们出张证明，放我们到公社去登记?”

    王秋赦拄着拐棍，一跛一颠地走到一块青条石上坐下来，圆圆胖胖的脸块上眉头又打了结，眼睛又眯成两个小三角形。他看了看秦书田呈上的“告罪书”，仿佛碰到了政策上的难题：“两个五类分子申请结婚……婚姻法里有没有这个规定?好像只讲到年满十八岁以上的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可是你们哪能算什么公民?你们是专政对象，社会渣滓!”

    秦书田咬了咬嘴皮，脸上再没有讨好的笑意，十分难听地说：“王支书，我们、我们总还算是人呀!再坏再黑也是个人……就算不是人，算鸡公、鸡婆，雄鹅、雌鹅，也不能禁我们婚配呀!”

    王秋赦听了哈哈大笑，眼泪水都笑了出来：“娘卖乖!秦癫子，我可没有把你们这些人当畜生，全中国都是一个政策……你不要讲得这样难听。这样吧，这回我老王算对你宽大宽大，把你的报告先在大队革委里头研究研究，再交公社去审批。不过先跟你打个招呼，中央下了文件，马上就要开展‘一批两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了，批不批得下来，还难讲哪!”

    秦书田诚惶诚恐，恳求着王秋赦：“王书记，我们的事，全仗你领导到公社开个口，讲句话……我们已经有了，有了……”

    王秋赦瞪圆了眼睛，拐杖在地上顿了顿：“有了?你们有了什么了?”

    秦书田低下了头。他决定把事情捅出来，迟捅不如早捅，让王秋赦们心里有个底：“我们有了那回事了……”

    果然，王秋赦一听，就气愤地朝地上啐了一口：“两个死不老实的家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了阶级敌人还偷鸡摸狗……滚回去吧!明天我叫人送副白纸对联给你，你自己去贴在老胡记客栈的门口!”

    站在矮檐下，哪有不低头?生活是颠倒的，淫邪男女主宰着他们爱情的命运。第二天，大队部就派民兵送来了一副白纸对联，交给了秦书田。秦书田需要的正是这副对联。他喜上眉梢，获得了一线生机似地到老胡记客栈来找胡玉音。胡玉音正在灶门口烧火，一看白纸对联就伤心地哭泣了起来。

    原来镇上贴白纸对联，是横扫“四旧”那年兴起的一种新风俗，是为了惩罚、警告街坊上那些越墙钻洞、偷鸡摸狗的男女，把他们的丑事公诸于众，使其在革命群众中臭不可闻而采取的一项革命化措施。

    “玉音，你先莫哭，看看这对联上写的什么?对我们有利没有害呢!”秦书田边开导边把对联展开来，“大队干部的文墨浅，无形中就当众承认了我们的关系。你看上联是‘两个狗男女’，下联是‘一对黑夫妻’，横批是‘鬼窝’。‘一对黑夫妻’，管它红、白、黑，人窝、鬼窝，反正大队等于当众宣布了我们两个是‘夫妻’，是不是?”

    秦书田真是有他的鬼聪明。胡玉音停止了哭泣。是哪，书田哥是个有心计的人。

    征得了胡玉音的同意，秦书田才舀了半勺米汤，把白纸对联端端正正地糊在铺门上。

    老胡记客栈门口贴了一副白纸对联，这消息立即轰动了整个芙蓉镇。大人、小娃都来看热闹，论稀奇：“‘两个狗男女，一对黑夫妻’，这对子切题，合乎实际。”“也是哟，一个三十出头的寡婆子，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单身，白天搭伙煮锅饭，晚上搭伙暖双脚!”“他们成亲办不办酒席?”“他们办了酒席，哪个又敢来吃?”

    “唉，做人做到这一步，只怕是前世的报应!”

    镇上的人们把这件事当作头条新闻，出工收工，茶余饭后，谈论了整整半个来月。只有仍然挂着个粮站副主任衔的谷燕山，屁股上吊着个酒葫芦，来铺门口看了两回对联，什么话也没有讲。

    街坊邻居们的议论，倒是提醒了秦书田和胡玉音。在一个镇上人家都早早地关上了铺门的晚上，他们备下了两瓶葡萄酒，一桌十来样荤腥素菜，在各自的酒杯底下垫了一块红纸，像是也要履行一下手续仪式似的，喝个交杯酒。虽然公社还没有批下他们的“告罪书”，但估计人家对他们这一等人的结合不会感什么兴趣。真要感兴趣，才是抬举了他们呢。反正生米煮成熟米饭，清水浊水混着流，大队干部和镇上街坊们都已经认可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黑鬼对黑鬼，又不碍着谁。因之胡玉音、秦书田两人的脸上也泛起了一点红光喜气……他们正依古老的习俗，厮亲厮敬地喝了交杯酒，铺门外边就有人嗒嗒、嗒嗒地敲门。

    夫妻两个立时吓得魂不附体。胡玉音浑身打着哆嗦，秦书田赶忙把她搂着，好像能护着她似的……嗒嗒、嗒嗒的敲门声仍在响着，却又听不见有人叫喊，秦书田才定了定神。他咬着胡玉音的耳朵说：“听听，这声音不同。若是民兵小分队来押我们，总是凶声恶气地大喊大叫，脚踢，枪托子顿，门板砰砰砰……”胡玉音这才定了定神，点了点头。男人就是男人，遇事有主见，不慌乱。
    “我去开门?”
    “嗯。”
    秦书田壮着胆子去开了门，还是吃了一惊：原来是“北方大兵”谷燕山!他手上提着个纸盒盒，屁股上吊着酒葫芦。这真是太出乎意料了。秦书田赶忙迎了进来，闩好门。胡玉音脸色发白，颤着声音地请老谷入席。老谷也不客气，不分上首下首就坐下了：
    “上午和下午，我都看见你们偷偷摸摸的，一会儿买鱼，一会儿称高价肉……我就想，这喜酒，我还是要来讨一杯喝。如今镇上的人，都以为我是酒鬼，好酒贪杯……我想，我想，你们大约也不会把我坦白、交代出去……你们呢，依我看，也不是那种真牌号的五类分子……成亲喜事，人生一世，顶多也只一两回……”

    黑夫妻两个听这一说，顿时热泪涟涟，双双在谷燕山面前跪了下去，磕着头。在这个动辄“你死我活”的世界上，还是有好人。人的同情心，慈善心，还是没有绝迹……

    谷燕山没有谦让，带着几分酒意地笑着：“起来，起来，你们这是老礼数、老规矩。是不是要我保媒啊?这几年，我是醉眼看世人，越看越清醒。你们的媒人，其实是手里的竹扫把，街上的青石板……也好，今晚上嘛，我就来充个数，认了这个份儿!”

    黑夫妻两个又要双双跪了下去，谷燕山连忙把他们拉住了，

    倒真像个主婚人似地安排他们都坐好了。

    “我还带了份薄礼来。”谷燕山打开纸盒，从中取出四块布料来，还有一辆小汽车，一架小飞机，一个洋娃娃。“不要嫌弃。这些年来，镇上人家收亲嫁女，我都是送的这么一份礼……你们也不例外。我是恭贺你们早生贵子……既是成了夫妻，不管是红是黑，孽根孽种，总是要有后的。”

    胡玉音心里一阵热浪翻涌，几乎要昏厥过去……但她还是镇住了自己。她又走到谷燕山面前，双膝跪了下去，抽泣着说：
    “谷主任!你要单独受我一拜……你为了我，为了碎米谷头子，背了冤枉啊……是我连累了你，害苦了你……你一个南下老干部……若是干部们都像你，共产党都是你这一色的人，日子就太平……呜呜呜，谷主任，日后，你不嫌我黑，不嫌我贱，今生今世，做牛做马，都要报答你……”

    谷燕山这时也落下泪来，却又强作欢颜：“起来，起来，欢欢喜喜的，又来讲那些事做什么?自己是好是歹，总是自己最明白……来来，喝酒，喝酒!如今粮站里反正不要我管什么事，我今晚上就要好好喝几杯，尽个兴。”

    秦书田立即重整杯盘。夫妻俩双双敬了满满一杯红葡萄酒。谷燕山一仰脖子喝下后，就从屁股后取下了自己的酒葫芦(秦书田、胡玉音这时好恨白天没有准备下一瓶白烧酒啊)：
    “你们这是红糖水。你们两口子喝了和睦甜亲。我可是要喝我的二锅头，过瘾，得劲!”

    你劝我敬，一人一杯轮着转，三人都很激动。谷燕山喝得眼眨眉毛动，忽然提议道：“老秦!早听说你是因了个什么《喜歌堂》打成右派的，玉音也有好嗓子，你们两个今晚既是成亲，就唱上几曲来，庆贺庆贺，快乐快乐!”

    恩人的要求，还有什么不答应的?夫妻两个不知是被酒灌醉了，还是被幸福灌醉了，红光满面地轻轻唱起一支节奏明快、曲调诙谐的《轿伕歌》来：
    新娘子，哭什么?我们抬轿你坐着，
    眼睛给你当灯笼，肩膀给你当凳坐。
    四人八条腿，走路像穿梭。
    拐个弯，上个坡，肩膀皮，层层脱。
    你笑一笑，你乐一乐，
    洞房要喝你一杯酒，路上先喊我一声哥……

    生命的种子，无比顽强。五岭山区的花岗岩石脊上，常常不知要从哪儿飞来一粒几颗油茶籽那么大的树籽。这些树籽撒落进岩缝石隙里，几乎连指甲片那么一小块泥土都没有啊，只靠了岩石渗出的那一点儿潮气，就发胀了，冒芽了，长根了。那是什么样的根系?犹如龙须虎爪，穿山破石，深深插入岩缝，钻透石隙，含辛茹苦，艰难万分地去获取生命的养分。抽茎了，长叶了，铁骨青枝，傲然屹立。木质细密，坚硬如铁。看到这种树木的人，无不惊异这生命的奇迹。伐木人碰上它，常常使得油锯断齿，刀斧卷刃呢。

    一个月后，秦书田、胡玉音被传到了公社。开初，他们以为是通知他们去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只是秦书田有些经验，多了个心眼，用一个粗布口袋装了两套换洗衣服。

    “秦书田!你这个铁帽石派狗胆包天，干下了好事!”

    秦书田和胡玉音刚进办公室，公社主任李国香就桌子一拍，厉声喝斥。大队支书王秋赦满脸盛怒地和女主任并排坐着。旁边还有个公社干部陪着，面前放着纸笔。

    秦书田、胡玉音低下了头，垂手而立。秦书田不知头尾，只好连声说：“上级领导，我请罪，我认罪……”

    “在管制劳动期间，目无国法，目无群众，公然与富农分子胡玉音非法同居，对无产阶级专政猖狂反扑……”女主任宣判似地继续说。原来昨天晚上，王秋赦来个别汇报、请示工作时，女主任才详细问起了他的脚扭伤的经过。王秋赦便把那一大早从供销社侧门出来，滑倒在一堆稀牛粪上，被早起扫街的铁帽右派发现并背回吊脚楼去的经过讲了一遍。还说秦书田近一段表现不错等等。“我早晓得你上当了!”女主任冷笑了一声骂道，“愚蠢的东西!供销社高围墙侧门的那条小巷子才多宽一点?平日从没有人牵牛从那巷子里过，牛拉屎远不拉、近不拉，偏偏拉在那门口?你那时经常到门市部楼上过夜……肯定被铁帽右派盯住了，才设下了这个圈套!你呀，力气如牛，头脑简单，少了一根阶级斗争的弦!”王秋赦当场被女主任数落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把圆脑壳缩进衣领去。同时也暗暗叹服，这女上级就是比他高强。“阶级报复!明天我就派民兵捉住秦癫子吊半边猪!”王秋赦想到被右派分子算计，吃了两个多月的苦头，就睁大了三角眼，暴跳如雷。“要文斗，不能光想着去触及敌人的皮肉。”女主任倒是胸有成竹，平静地说，“他不是申请和胡玉音结婚，而且已经公然住在一起了?我们就先判他个服法犯法，非法同居!他去劳改个十年八年，还不是我们跟县里有关部门讲一句话?到了劳改队，看他五类分子还去守人家的高围墙、矮围墙!”于是，秦书田和胡玉音就被传到公社来了。

    “秦书田!胡玉音!你们非法同居，是不是事实?”女主任继续厉声问。
    秦书田抬起了头，辩解说：“上级领导，我有罪……我们向大队干部呈过请罪书，大队送了我们白纸对联，认可了我们是‘黑夫妻’……我们原以为，她是寡妇，我是四十出头的老单身，同是五类分子，我们没有爬墙钻洞……公社领导会批准我们……”
    “放屁!”王秋赦听秦书田话里有话，就拳头在桌上一擂，站了起来，“无耻下流的东西!你这个右派加流氓，反革命加恶棍的双料货!给老子跪下!给老子跪下!我今天才算看清了你的狼心狗肺!呸!跪下!你敢不跪下?”

    胡玉音拉了拉秦书田。秦书田当右派十多年来，第一次直起腰骨，不肯跪下，甚至不肯低头。过去命令他下跪的是政治，今天喝叫他下跪的是淫欲。胡玉音仿佛也懂得了他的这层意思，胆子也就大了。王秋赦怒不可遏，晃着两只铁锤似的拳头，奔了过来。

    “王秋赦!要打要杀，我也要讲一句话!”胡玉音这时挡了上去，眼睛直盯住吊脚楼主，面色坚定沉静。王秋赦面对着这双眼睛，一时呆住了。“我们认识有多少年了?我们面对面地这么站着，不是头一回了吧?可我从没有张扬过你的丑事……今后也不会张扬!我今天倒是想问问，男女关系，是在镇上摆白摆明、街坊父老都看见了、认可了、又早就向政府请求登记的犯了法，还是那些白天做报告、晚上开侧门的犯了法?”

    “反了!翻天了!”一时，就连一向遇事不乱、老成持重的女主任，这时也实在没有耐性了，竞降下身分像个泼妇撒野似地骂道，“反动富农婆!摆地摊卖席子的娼妇!妖精!骚货!看我撕不撕你的嘴巴!看我撕不撕你的嘴巴!”

    真不成体统。更谈不上什么斗争艺术，领导风度，政策水平。玷污了公社办公室的几尺土地。但李国香毕竟咬着牙镇住了自己，浑身战栗着，手指缝缝挤出了血，才没有亲自动手。她是个聪明人，林副统帅教导过她：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她决定行使镇压之权：
    “来几个民兵!拿铁丝来!把富农婆的衣服剥光，把她的两个奶子用铁丝穿起来!”

    胡玉音发育正常的乳房，母性赖以哺育后代的器官，究竟被人用铁丝穿起来没有?读者不忍看，笔者不忍写。反正比这更为原始酷烈的刑罚，都确实曾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下叶的中国大地上发生过。

    遵照上级的战略部署，公社的“一批两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时，秦书田、胡玉音这对黑夫妻立时成了开展运动的活靶子，反革命犯罪典型。在芙蓉镇圩坪戏台上开了宣判大会。反动右派、现反分子秦书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反动富农婆胡玉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有身孕，监外执行。芙蓉镇上许多熟知他们案情的人，都偷偷躲在黑角落流泪，包括黎满庚和他女人“五爪辣”都流了泪。他们是立场不稳，爱憎不明，敌我不分。他们不懂得在和平时期，对秦书田这些手无寸铁的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们不懂得若还秦书田、胡玉音们翻了天，复了辟，干百万革命的人头就会落地，就会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秦书田就会重新登台指挥表演《喜歌堂》，把社会主义当作封建主义来反，红彤彤的江山就改变了颜色，变成紫色、蓝色、黄色、绿色。胡玉音就会重新五天一圩，在芙蓉镇上架起米豆腐摊子，一角钱一碗，剥削鱼肉人民的血汗，再去起新楼屋，当新地主、新富农。

    秦书田、胡玉音被押在宣判台上，态度顽固，气焰嚣张，都没有哭。几年来，他们已经被斗油了，斗臭斗滑了，什么场合都经见过，成了死不改悔的顽固派，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秦书田不服罪，不肯低头。胡玉音则挺起腰身，已经耀武扬威地对着整个会场现出她的肚子来了。劣根孽种!审判员在宣读着判决书。公检法是一家，高度一元化，履行一个手续。民兵暂时没有能按下他们的狗头。

    胡玉音、秦书田两人对面站着，眼睛对着眼睛，脸孔对着脸孔。他们没有讲话，也不可能让他们讲话。但他们反动的心相通，彼此的意思都明白：
    “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
    “放心。芙蓉镇上多的还是好人。总会熬得下去的，为了我们的后人。”

    第四章 今春民情（一九七九年）

    一 芙蓉河啊玉叶溪

    时间也是一条河，一条流在人们记忆里的河，一条生命的河。似乎是涓涓细流，悄然无声，花花亮眼。然而你晓得它是怎么穿透岩缝渗出地面来的吗?多少座石壁阻它、压它、挤它?千回百转，不回头，不停息。悬崖最是无情，把它摔下深渊，粉身碎骨，化成迷蒙的雾。在幽深的谷底，它却重新结集，重整旗鼓，发出了反叛的吼叫，陡涨了汹涌的气势。浪涛的吼声明确地宣告，它是不可阻挡的。猕猴可以来饮水，麋鹿可以来洗澡，白鹤可以来梳妆，毒蛇可以来游弋，猛兽可以来斗殴。人们可以来走排放筏，可以筑起高山巨壁似的坝闸截堵它，可以把它化成水蒸气。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它汇流巨川大海的志向。

    生活也是一条河，一条流着欢乐也流着痛苦的河，一条充满凶险而又兴味无穷的河。人人都在这条河上表演，文唱武打，红脸白脸，花头黑头。人人都显露出了自己的芳颜尊容，叫做“亮相”。夫人揭发首长。儿子检举老子。青梅竹马、至友亲朋成了生死对头。灵魂当了妓女。道德成了淫棍。人性论、人情味属于资产阶级。群众运动，运动群众。运动群众的人自己也被运动。地球在公转和自转，岂能不动?念念不忘你死我活。权力的天地只有拳头那么大，岂能人人都活?右派不臭，左派能香?史无前例、规模空前的“左”的竞走啊，“左”的赛跑。“右”就像无所不在的幽魂鬼怪，必须撒下天罗地网来擒拿。从穿衣吃饭，香水，发型，直到红唇皓齿，文件报告，无休无止的大会小会，如火如荼的政治洪流，都是为着灭资兴无。直到公社社员房前屋后的南瓜、辣椒是资本主义。应该种向日葵，向日葵有象征性。但谁嗑瓜子有罪。谁说没有资本家?从发展的观点看小摊贩就是资本家。自留地、自由市场就是温床。应当主动出击。寸土必争，寸权必夺。把资本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摇篮里。难道要等着它蓬蓬勃勃、泛滥成灾?户户种辣椒、南瓜卖(南瓜还可以酿酒)，集体田地不是会荒芜?辣椒、南瓜就成为灾害。粮和钱、穷和富有个辩证关系。如果人人都有钱、都富，生活水平都赶上、超过了解放前的地主、富农，饱食终日，谁还革命?谁还斗争?还有什么阶级阵线?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孤立打击谁?还怎么搞人员的政治排队?怎么能没有了这法宝、仙杖啊。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他们应当永远是大多数。他们上升成了中农、富裕中农，天下大乱，革命断送。中国的问题成堆，是一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把万能钥匙：斗。自上而下，五、六年一次，急风暴雨，斗斗斗。其乐无穷，上了瘾。你看看：斗，像不像一把古老的铜挂锁的钥匙?中国方块字几经简化，却还保存着一点象形文字的特征。山海关城门，故宫禁苑，孔子文庙，乡村祠堂，财老倌的谷仓、钱柜，乡公所土牢、水牢的铁门，都是一个形状的铜挂锁，一把大同小异的铜钥匙：斗。真是国粹国宝，传世杰作。叫做斗则进，不斗则退、则修。斗斗斗，一直斗到猴年马月，天下一统，世界大同。但马克思主义日月经天，山河行地，光辉永在，决不会被一个膨胀了的“斗”字所简化、缩小、代替。历史有其自身的规律，决定着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扬弃、取舍。多么的严峻无情啊!到了公元一九七六年十月，历史就在神州大地上打了一个大惊叹号和句号。接着又出现了一长串的大问号。党的“三中全会”扭转乾坤，力排万难，打破坚冰。生活的河流活跃了，欢腾了。

    应当说，即便是人们在盲目、狂热地进行着全国规模的极左大竞赛的年月，时间的河流，生活的河流还是在前进，没有停息，更不是什么倒流。偏远的五岭山脉腹地的芙蓉镇，也前进了。芙蓉河上的车马大桥建成了，公路通了进来。起初走的是板车、鸡公车、牛车、马车，接着是拖拉机、卡车、客车，偶尔还可以看到一辆吉普车。吉普车一来，镇上的小娃娃就跟着跑，睁大了眼睛围观。一定是县委副书记李国香回“根据地”，来检查指导工作。跟随大小汽车而来的，是镇上建起了好几座工厂。一座是造纸厂，利用山区取之不尽的竹木资源。一座是酒厂，用木薯、葛根、杂粮酿酒。据说芙蓉河水含有某种矿物成分，出酒率高，酒味香醇。一座铁工厂，一座小水电站。这一来，镇上的人口就像蚂蚁搬家似的，陆续增加了许多倍。于是车站、医院、旅店、冷饮店、理发馆、缝纫社、新华书店、邮电所、钟表修理店等等，都相继出现，并以原先的逢圩土坪为中心，形成了十字交叉的两条街，称为新街。原先的青石板街称为老街。

    芙蓉镇成立了镇革命委员会，成为一级地方政府，却又尚未和公社分家，机构体制还有点乱。镇革委会主任就是王秋赦。居民们习惯称他为王镇长。镇革委会下设派出所、广播站，还有几科几办。叫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派出所管理全镇户籍人丁，打击投机倒把，兼训练全镇武装民兵，侦破“反标”案件多起。广播站则在新街、老街各处都安了些高音喇叭，后又在各家各户墙上都装了四方木匣，早、中、晚三次，播放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以及镇革委的各种会议通知、重要决议，还有本镇新闻。本镇新闻内容丰富，政治色彩浓烈，前些年是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宣传本镇“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接着是宣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既定方针”。如今呢，还是同一个女广播员，操着同一口夹了本地腔的普通话，按本镇革委会定下的口径，在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批极左路线，讲十年浩劫；在宣传抓纲治国、新时期总任务，在号召新长征、“四化”建设。高音喇叭的功率很大，在声音的世界里占压倒优势，居统治地位，便是街道上的汽车、拖拉机、铁工厂的汽锤、造纸厂的粉碎机所发出的声音，都在它的面前黯然失色，退避三舍。新街、老街，街坊邻居们站在当街面对面地讲话都不易听见，减少了交头接耳、窃窃私议，有利于治安管理。

    前进中自然会出现一系列的新问题。没有公路就没有汽车，没有汽车就扬不起滚滚浊尘。如今汽车、拖拉机从泥沙路面上一开过，满街黄蒙蒙的飞灰就半天不得消失，叫做“扬灰路”，系“洋灰路”的谐音。老街还好点。新街的屋脊、瓦背、阳台、窗台，无不落了厚厚一层灰。等到大雷雨天气才来一次自然清洗。新十字街没有下水道，住户、店铺，家家都朝泥沙街面泼污水。晴天倒还好，泥沙街面渗水力极强。一到落雨天，街面就真正的成了“水泥路”，汤汤水水四方流淌。那些喜欢雨天飞车的司机们，更是把泥块、泥水飞溅到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墙壁、玻璃门窗无不溅满了星星点点。也好，省钱又省事，免得居民们费布挂窗帘。据说镇长王秋赦和同僚们正在制订市镇建设规划，设想在新十字街两旁各挖一条浅浅的阳沟，好使污水畅通。有人提出要挖下水道。王镇长说：“下水道?阳沟不就是下水道?我们不是广州、上海，不要追求洋派!”而且做出了决议，一俟阳沟的设计图纸画了出来．经镇革委常委会议审议批准，即责成镇派出所集中全镇的地、富、反、坏、“四人帮”帮派爪牙出义务工，限月限日完成。

    工厂和工厂之间也经常闹矛盾，起纠纷，还两厂对垒打过群架。工厂一般都是沿芙蓉河而建，抽水、排水方便，还有水路运输。还便于倾倒各种废料垃圾。但是造纸厂盖在离酒厂四里远的玉叶溪上游开初竟然谁也不曾想到有什么问题。相隔都有四里远啊，又是两条水路，两个厂的青年工人谈恋爱在河边溜溜达达，都要半天，谁还碍得了谁?可是纸厂一开工，排出的碱水白泡泡满河流了下来，汇流到芙蓉河里，哪里管什么四里二十里?酒厂酿出的粮白酒、二锅头带苦涩味，喊老爷。酒厂要求纸厂赔偿损失，纸厂要求酒厂迁移厂址。你们酒厂嫌芙蓉河水不好，我们纸厂可把玉叶溪水当宝。官司打到县委，县委责成镇委解决；官司打到地委，地委责成县委解决，县委又责成镇委解决。镇革委主任王秋赦也没有长三头六臂，他能解决?算老几?酒厂搬迁动辄上百万，一个小小芙蓉镇革委会有权印钞票?还是王秋赦害怕两厂打群架，出人命，才跑到县革委去哭丧，请来杨民高书记、李国香副书记，组织两厂头头办学习班，提高思想。结果却又是按批臭了的孔夫子的“中庸之道”行事，由纸厂出财力，酒厂出人力，用水泥涵管从三里外的峡谷里接来清悠悠的山泉水解决问题。当然两厂头头还背着县里两位书记私下达成了一项谅解：今后纸厂干部到酒厂购买内销酒，次品酒，处理酒，享受酒厂干部的同等待遇。

    至于绿豆色的芙蓉河，玉叶溪，古老温顺、绿荫夹岸、风光绮丽的芙蓉河、玉叶溪，如今成了什么样子?人们已经在议论纷纷。却还暂时排不上镇革委繁忙的议事日程。由于各工厂都朝河里倾注废渣废水，河岸上已是寸草不生，而且在崩塌。沿岸还一排排倾倒了各种垃圾，据说河床水面不要那么宽，可以适当扩大一些陆地面积。人家还搞围湖造田、围海造田呢。各种纸张、纸盒，纸厂的烧碱白泡泡，据说偶尔还有不足月份的私生子，漂浮在平静的河面上。原先河里盛产“芙蓉红鲤”，如今却连跳虾、螃蟹都少见了。

    有人解释说：污染和噪音，是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附属品。先进的工业国家，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无不如此。据前些年报纸上宣传，日本、美国的天空连麻雀都找不到一只了。英国则要进口氧气。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内地、边远山区的芙蓉镇，何以能另辟蹊径?而且也还没有到那种天空里找不见一只麻雀的田地，氧气大约也不缺。麻雀在芙蓉镇地方还是一种害鸟，每年夏初麦熟季节，社员们还要在麦田边扎起一个个的草人来吓唬呢。如果说科学、民主是一对孪生姐妹，封建、愚昧则是圣殿佛前的两位金童玉女。批斗了二十几年的资本主义，才明白资本主义比起封建主义来还是个进步；实际上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批斗了年纪轻轻的社会主义呢。

    二 李国香转移

    前些年，北京有所名牌大学，准备开设一个“阶级斗争系”，作为教育革命史上的一大壮举。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小巫不见大巫。阶级斗争早就是一门全国性的普及专业，称之为“主课”，而且办学形式不拘一格，学习方法多种多样，学生年龄有老有少。平心而论，我们的千百万干部又有几位不是从这所专门学校培养、造就出来的，或者说是在这专门学校里严酷磨炼、痛苦反省、刻意自修过来的呢?

    前些年，北京有位女首长，险些儿步吕雉、武则天、慈禧后尘登基当了皇帝。女首长在“批林批孔”前前后后，十分强调培养有棱有角的女接班人。她说：“你们男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多了一条精虫?”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女首长恩泽施于四海，在各级三结合领导班子中体现出来。于是原公社书记李国香就升任为县委女书记。一个县委书记才多大一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设有数千个县市，各业各界这一级别的干部不下百十万。好些她这种年纪、学历的女同行，都当过地革委、省革委的大头头，名字常上电台广播，照片常登报纸呢。甚至有一位官拜副总理，在日本医学界朋友面前出过“李时珍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没有”的笑话呢。还不都是同一所专业学校培养、造就出来的?修的不都是同一门“主课”?革命的需要，能怪某一个人?李国香是因为没有进过紫禁城，所以谁也不能断定她就不是块副总理的材料。

    不过话讲回来，李国香这些年来能够矮子上楼梯，也是颇为不容易的。几次大风大浪的历史转折关头，她都适应下来了，转变过来了。她已经正式结了婚，爱人是省里的一位“文化大革命”初期丧妻的中年有为的负责干部。他们暂时还分居着。李国香还想在基层锻炼两年，进步快些。“四人帮”倒台后，她在全县三级扩干大会上，对极左路线、帮派势力罪行的控诉、批判，使许多人落了泪。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干部啊，公社女书记啊，竟然被揪了出来，黑牌加破鞋，投在五类分子、牛鬼蛇神的队伍里游街示众；在芙蓉河拱桥工地上搞重体力劳动，为了请求加三两糙米饭，在铜头皮带的威逼下不会跳“黑鬼舞”，就被勒令四脚走路，做狗爬……谁听了不怒火烧胸膛?丧尽天良的帮派体系黑爪牙们就是这样作践党的好干部、好女儿……当然，李国香的“左派整左派的误会”——帮派体系的“左”是打了引号的法西斯的极左，她的左是正统的革命的左，有着本质的不同。还有，李国香下令要用铁丝把新富农婆胡玉音的两只发育正常的乳房穿起来——这是对待当时的阶级敌人嘛，出于革命的义愤嘛，不能心慈手软嘛，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嘛。当然，这些她都不便在三级扩干会上控诉揭发。不值一提。跟“四人帮”帮派体系无关。而且在那种年头，谁又能没有一点过头的言论、过火的行为呢?连革命导师都是人，不是神，何况她李国香呢。她也是富有七情六欲的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县委常委分下工来，由她负责落实全县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右派分子改正，地富摘帽，改变成分。女同志总是细心些，适宜于做这项工作。冤假错案平反昭雪，理所当然。为无辜死去的同志申张正义、恢复名誉，为存活下来的亲属子女安排生活、工作，义不容辞。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改正，这也不难理解，本来都是国家干部，讲了几句错话、写了点错文章也不是阶级敌人嘛，今后吸取教训、加强思想改造嘛，注意摆正和党组织的关系就行了嘛。搞“四化”，提倡科学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尚是可以利用之才，为何不用?

    就是对于给农村的地、富摘帽，地富子女改变成分这一项，李国香怎么也想不通，接受不了。今后革命还有什么对象?拿谁来当活靶子、反面教员?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今后农村工作怎么搞?怎么在大会小会上做报告?讲些什么?阶级斗争是威力无穷的法宝啊，丢掉了这个法宝，就有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丢失了手里的拐杖。难道真的到了四十几岁，在政治运动的大课堂里学到的一套套经验、办法，浑身的解数，过时了?报废了?还得像小学生那样去从头学起，去面壁苦吟，绞尽脑汁，苦思苦熬地啃书本，钻研农业技术，学习经济管理?对于这个问题，她连想都不愿意想，毫无兴趣，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念头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变了，修了，复辟了。她白天若无其事，不动声色，晚上却犯了睡觉磨牙齿的毛病，格格响。

    李国香是从自身的经历、地位、利益来看待问题的。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杨民高，明察秋毫，及时发现了外甥女的不健康的思想动向，危险苗头。在一个深夜，做了一次高屋建瓴式的谈话：
    “怎么?对党的路线、政策怀疑了?动摇了?这次就转不过弯来了?不行啊!根据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历来的教训，适应不了每次伟大的战略性转变的干部，必然为党、为时代所淘汰。这种例子，这种人，你还见少了?县委分工你主管落实政策，你不能个人意气，不能以个人感情代替党的政策，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我们是下级，是细胞，不是心脏、大脑。就是万一将来又说错了，也是错在心脏、大脑。我们离心脏、大脑远着哪。我们只是执行问题，责任不在我们。关于地富摘帽及其子女改变成分的问题，叫摘就摘，叫改就改嘛。万一将来又叫戴，就再给戴嘛。过去叫抓，是革命的需要。今天叫放，也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生是党组织的人，死是党组织的鬼嘛……”

    舅舅就是舅舅，水平就是水平。对斗争规律烂熟于心。只有学会了在政治湖泊里游泳的人，才有这种自由。要不然，舅舅怎能当上地委副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李国香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还没有赢得这种自由，还是个“三成生、七成熟”的干部。所以她还只是个县委副书记。但她终归会完全成熟的，会学得一手在政治湖泊里自由游泳的好本领。

    杨民高书记对李国香同志这次没能敏捷、及时地跟上形势、服从路线的转变，感到懊恼、担心。不识时务，不辨风向的死脑筋!作为上级，加上骨肉情分，他想得比较远，考虑也颇周全：县委机关里，对外甥女和王秋赦的暧昧关系，近来又有些风言风语。小李子和省里的丈夫继续分居下去，也不是长策。应当跟省里那位“外甥女婿”把利弊摆摆，上下一齐活动，通过组织部门先把小李子再提一下，调到省里去算个正处级。今后再到地、县来检查指导工作，见官大三级，何乐而不为?杨民高书记把自己这意思委婉地(因有个组织原则问题)和外甥女透了透，外甥女心有灵犀一点通，顿然领悟。

    第二天一早上班，李国香从县公安局呈报上来的大叠等待批复的冤假错案里，首先抽出《关于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在押犯人秦书田的改正材料》和《关于一九六四年错划新富农胡玉音的平反报告》两份呈文来。她觉得这两份材料沉甸甸的，像两块铅板，拿着十分吃力。她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迟疑不决。她转动着手里的铅笔，铅笔也很沉，像一根金属棒。力鼎于钧、断人生死的笔啊，为什么有时大气磅礴、字走龙蛇，有时却枯竭虚弱、万分艰涩?

    摆弄了半天，李国香也没有批出一个字来。她决定先给芙蓉镇革委会王秋赦挂个电话，通个气。

    “什么?给他们平反、改正?”谁想王秋赦这宝贝一听电话，就冲着话筒气汹汹地直叫喊：“我想不通!想不通!你们上头变一变，我们下边乱一片!”

    三 王镇长

    “娘卖乖!搞得我姓王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本乡本土的，今后在芙蓉镇还有什么威信、脸面?”

    王秋赦习惯于镇上的人称呼他为“王镇长”，却不知居民们私下里喊他“王秋蛇”。众人嘴难封，耳不听为干净。尽管李国香书记事先跟他挂了电话打了招呼，他接到县委关于给秦书田、胡玉音落实政策的两个材料后，还是心急火燎，暴跳如雷。关上办公室的房门，独自一人擂了一顿办公桌，把一只玻璃杯都震落下水泥地板上打得粉碎。

    其实，王秋赦也是错怪了李国香。党中央三令五申平反历次政治运动积存下来的冤假错案，如春雷动地，春风浩阔，岂是小小的李国香们所能阻挡得住的?

    李国香倒是深知王秋赦的为人心性的。彼此都还有点藕断丝连，“恋旧”。这些年来，王秋赦本来是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的，可是为了对李国香的感情专一，死心踏地，他做出了牺牲。单单这一点，李国香就心领神会，十分感动。因此隔了几天，李国香又从县委给他挂来一个电话，声音清晰和悦。电话里讲了些什么，因是“专线”，电讯局总机的接线生尚且不敢偷听，其余人就更是不得而知了。但见王秋赦接过电话，跌坐在藤围椅里，额头上冷汗直冒。这回王秋赦没有关起办公室房门来擂桌子，震落玻璃杯，而是在心里咒骂：
    “娘卖乖!有意思，给他们平了反，摘了帽，仍是个内专对象，脑门上还有道白印子，有道黑箍箍……话是这么讲，可你们拉下一摊稀屎巴巴，叫我来舔屁股!你倒好，快要调到省里工作去了，把我丢在这芙蓉镇，来办这些改正、平反、昭雪的冤案假案错案……李国香，你真是朵国香，总是香啊!三十六策，你走为上策。你走，你走，公鹅和金鸡，公牛和母大虫，反正也成不了长久的夫妻……”

    平心而论，王秋赦这些年来和李国香明来暗往，是互为需要，有得有失。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而且得重于失。失掉的是什么?自己的泥脚杆子身分，得到的却是芙蓉镇镇长一职。这全亏李国香在杨民高书记面前好说歹说，一力推荐。要依了杨民高同志原来的性子，王秋赦这种扶不上墙的稀牛屎，易反易复的小人，是再也不得起用的。黎满庚就是一例，还不是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时不听老杨一句话，就一辈子都脱不了脚上的草鞋、背上的蓑衣?王秋赦又怎么啦?若单是论品德、才干，他还赶不上黎满庚一指头呢。但是“批林批孔”那年的春节前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杨民高书记对王秋赦的看法。

    原来杨民高书记全家，又特别是杨书记本人，每年冬春两季，有个酷爱吃冬笋的嗜好。片儿丝儿，嫩嫩的，脆脆的，炒瘦肉片，焖红烧鸭块、鸡块，炖香菇木耳片儿汤，都是绝不可少的。吃在嘴里格崩格脆，美不可言。冬笋又不是燕窝银耳，海参熊掌，山里土家伙，什么稀罕东西?本来作为一县首长，一冬一春吃个一两百斤冬笋何足挂齿?可巧那年竹子开花结米，自然更新换代，一山一山的都枯死了。冬笋竞和鱼翅一样成了稀罕之物。李国香在一个晚上，口角噙香地向王秋赦提供了表忠进身的机缘。第二天正逢芙蓉镇圩日，王秋赦在女主任的默许下，为了打击投机倒把，维护社会治安，堵塞资本主义，派出民兵小分队，把守圩场的各个进出口，宣布了一次紧急戒严。其时正是年关节下，山里社员们挑了点山货土产，来圩上换几个钱花。谁知圩场路口只准进，不准出。而且每个进圩场的人都要接受佩黄袖章的民兵的检查，凡窝藏在筐筐箩箩里的冬笋一律予以没收，其余一概不问。为什么单单没收冬笋，纯属上级机密，不得过问。一时，满圩场上人人失色，面面相觑。一个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交头接耳，添枝加叶，神色鬼祟慌乱，说是新近山里侦破了一个反动组织，叫笋壳党。反革命分子们把秘密文件匿藏在冬笋壳里进行反革命联络。所以这一圩上撒下了天罗地网，还不知要捕获多少反动组织的头头脑脑、脚脚爪爪呢!那些丢失了冬笋的人，哪里还顾得上那点子经济损失?只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来，飞离圩场这是非之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在家千日好，出门动步难呢。

    “笋壳党”的高级绝密，是谁制造出来的?是民兵小分队的个别不忠分子有意给王镇长出难题?还是纯属赶圩群众的臆造，以讹传讹，弄假成真?倒搞得王秋赦和李国香也面面相觑，十分尴尬，怕事情闹大捅穿了。后来不停地在大会、小会上辟谣、追谣、肃谣，声明这次的芙蓉镇戒严纯系为了打击投机倒把，才算把事情平息了下去。

    再说芙蓉镇收缴冬笋后的当夜，由王秋赦亲自出马，把所获一百多斤珍贵的冬笋分装两只麻袋，用一辆自行车绑了，赶五、六十里夜路送进县城，交在杨民高书记的小厨房里。真是人不知，鬼不觉。杨民高书记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见了，皱着眉头把王秋赦批评了一顿：尊敬领导，爱护上级，不要来这一套嘛。奉送农副产品，是不正之风嘛，庸俗嘛。反对法权，负责干部尤其不要搞特殊化嘛。杨民高书记还把两麻袋冬笋提到路线觉悟、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并当即亲自和王秋赦抬扁担过了秤，按供销部门的收购价格算了账，只是没有立即付款。王秋赦心都凉了半截，只怨李国香的内线情报提供得不确切。杨民高书记的批评，他一直听到“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今后注意注意”，才觉察到事情有了转机。接着下来，杨书记亲自陪他吃了早饭。早饭当然只是富强粉馒头、豆浆、皮蛋、臭豆腐乳、一小碟白糖，简简单单。席间杨民高书记还关切地问了问王秋赦的工作、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等等。当然，有关“笋壳党’’的传闻，王秋赦是被谣言所中伤，杨民高同志则是受了蒙蔽，只字不知。他只晓得冬笋长在竹山里，山里社员用锄头一棵一棵从土里刨出来的，而且对春竹的生长还很有些影响呢。

    不久，李国香就被杨民高书记召回县里，详细汇报了公社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当然包括了芙蓉镇大队支书王秋赦近些年来悔改前非、力求上进、对上级领导忠心耿耿等等有关情况。杨书记自然是根据“不能把活人看死”、也“不能把死人看活’，的原则，对王秋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搞“三忠于”讲用时的“鹦鹉学舌”，予以谅解。重在现实表现。过了些日子，芙蓉镇上就传出了风声，说是为了培养和重用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基层干部，县委准备提拔本镇大队支书王秋赦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是好事多磨。王秋赦为了收缴冬笋，擅自在芙蓉镇实行紧急戒严的事，还是被人告到了省里和地区。十里之郡，必有良才。何况芙蓉镇还是个三省十八县的贸易集镇。究竟是谁个告的?当日赶圩的人鱼龙混杂，什么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没有?难以一一查实。根据当时政府办事的一般手续，人民群众告到省里的状子，必定批转地区，地区再又批转县里，县里批转公社，都落到了李国香的手里。这些批语，大都也是一样的口气：“请查实情况，予以处理。”“根据党的有关政策查实处理。”“责成党委有关部门处理。”“转所在公社酌处。”……年月日当然不同，是批文当日填写上去的，就是鲜红、权威的印鉴，虽然都是标准的圆形，但也还有个大小之分，印泥颜色也有浓有淡。

    状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县委有关部门呈报到地区有关部门的关于提拔、任命王秋赦同志为公社革委副主任的呈文，一直没有批下。连杨民高书记都只好摇头叹气，压制新生力量的顽固势力是何等地根深蒂固啊。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县委决定把芙蓉镇设置为小于公社一级乡镇，就把王秋赦安排为拿工分、吃补贴的新型干部——镇革委会主任。县委职权范围的事，也就无须什么上级批准了。当时学生兴“社来社去”，新干部兴“不拿工资拿工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着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而树立起来的新生事物。王秋赦既是新型干部，多在基层锻炼锻。日后前程无量……

    “娘卖乖，斗来斗去二十几年，倒是斗错了?秦癫子不但判刑判错了，就连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帽子也戴错了!不但要出牢房，还要恢复工作!工资还不会低，比我这一镇头头的收入还高得多……而且，看来杨民高书记对我还留了一手，当了几年镇长，连个国家干部也没给转。还是吃的农村粮，拿工分，每月只三十六块钱的补助……”

    王秋赦在镇革委办公室里，面对着县委的两份“摘帽改正”材料，拿不起，放不下。办?还是不办?拖着，等等看?可是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报纸上天天登，广播里天天喊，你王秋赦不过是个眼屎大的“工分镇长”，颈骨上长了几个脑壳?

    “娘卖乖，这么讲，秦书田右派改正，胡玉音改变成分，供销社主任复职，税务所所长平反……还有‘北方大兵’谷燕山哪!带出来这么一大串。十几、二十几年来山镇上谁没有错?就只那个‘北方大兵’谷燕山好像没大错。但若不是十几年来这么斗来斗去，自己能斗到今天这个职务?还不是个鸡狗不如的‘吊脚楼主’?要一分为二哪，要一分为二。”

    王秋赦最为烦恼的还不是这个。他还有个经济利害上的当务之急：要退赔错划富农胡玉音的楼屋，镇革委早就将“阶级斗争展览室”改做了小小招待所。小招待所每月有个一两百元的收入，又无须上税，上级领导来镇上检查、指导工作，跟兄弟单位搞协作，大宴小宴，烟酒开支，都指望这一笔收入。“向胡玉音讲清楚道理，要求她顾全大局，楼屋产权归还她，暂时仍做小招待所使用，今后付给她一点房租，五块八块的，估计问题不大……”

    王秋赦迫在眉梢的经济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要退赔社教运动中没收的胡玉音的一千五百元款子。十几年来，这笔款子已经去向不明。前些年自己没有职务补贴，后些年每月也只三十六元，吃吃喝喝，零碎花用，奉送各种名目的礼物……哪里够?你当王秋蛇还买了一部印票机么!

    “娘卖乖!这笔款子从哪里出?从哪里出?先欠着?对了，先欠着，拖拖再说。十几年来搞政治运动，经济上是有些模糊……一千五百元当初交在了谁手里?谁打了收据?哈哈，一笔无头账，糊涂账……胡玉音，党和政府给你平了反，昭了雪，恢复小业主成分，归还楼屋产权，还准许你和秦书田合法同居，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话虽这样讲，王秋赦的日子越来越难混了。近些日子新街、老街出现的各种小道消息、马路新闻也于他十分不利，纷纷传说上级即将委任“北方大兵”谷燕山为镇委书记兼镇革委主任。上级并没有下什么公文，但居民们已经在眉开眼笑了。这人心的背向，王秋赦不痴不傻，是感觉得出来的。真是如芒在背，如剑悬颈。如今他也不敢轻易在大会小会上追谣、辟谣、肃谣了。打了几次电话到县委去问，县委办公室的人也含糊其词，没有给个明确的回答。他神思恍惚，心躁不安，真是到了食不甘味、卧不安枕的地步了。他经常坐在办公室里呆痴痴地，脸色有些浮肿，眼睛发直，嘴里念念有词，谁也不晓得他念些什么。他神思都有些迷离、错乱……有一天，他终于大声喊了出来：
    “老子不，老子不!老子在台上一天，你们就莫想改正，莫想平反!”

    四 义父谷燕山

    就是在大劫大难的年月，人们互相检举、背叛、摧残的年月，或是龟缩在各自的蜗居里自身难保的年月，生活的道德和良心，正义和忠诚并没有泯灭，也没有沉沦，只是表现为各种不同的方式。“北方大兵”谷燕山是“醉眼看世情”。那一年，铁帽右派秦书田被判刑劳改去了，胡玉音被管制劳动。老谷好些日子胆战心惊，因为他给这对黑夫妻主过媒。但后来事实证明黑夫妻两个还通人性、守信用，并没有把他老谷揭发交代出来，使他免受了一次审查。要不，他谷燕山可就真会丢掉了党籍、干籍。就是这一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吧，刮着老北风，落着鹅毛雪。老谷不晓得又是在哪里多喝了二两回来，从老胡记客栈门口路过，忽然听见里头“娘啊，娘啊，救救我……我快要死了啊”的痛苦呻吟，声音很惨，听起来叫人毛骨悚然。“胡玉音这新富农婆要生产了?”这念头闪进了他脑瓜里。他立即走上台阶，抖了抖脚上、身上的雪花，推了推铺门。门没有上闩。他走进黑古隆冬的长铺里，才在木板隔成的卧室里，见昏黄的油灯下，胡玉音挺着个大肚子睡在床上，双手死命地扳住床梯，满头手指大一粒的汗珠，痛得快要晕过去了。这可把谷燕山的酒都吓醒了。他一个男子汉从来没有经见过这场合：
    “玉音，你、你、你这是快、快了?”

    “谷主任，恩人……来扶我起来一下，倒口水给我、给我喝……”

    谷燕山有些胆战，身上有些发冷，真懊恼不该走进这屋里来。他摸索着兑了碗温开水给胡玉音喝。胡玉音喝了水，又叫扯毛巾给她擦了汗。胡玉音就像个落在水里快要淹死了的人忽然见到了一块礁石一样，双手死死地抓住了谷燕山：
    “谷主任，大恩人……我今年上三十三了……这头胎难养……”

    “我、我去喊个接生婆来!”谷燕山这时也急出一身汗来了。

    “不，不!恩人……你不要走!不要走……镇上的女人们，早就朝我吐口水了……我怕她们……你陪陪我，我反正快死了，大的小的都活不成……娘啊，娘啊，你为什么留我在世上造孽啊!……”

    “玉音!莫哭，莫哭。莫讲泄气话。痛，你就喊‘哎哟’……”谷燕山这个北方大兵，顿时心都软了，碎了。他身上陡涨了一股凛然正气，决定把拯救这母子性命的担子挑起来，义不容辞。什么新富农婆，去他个毬!老话讲：急人一难，胜造七级浮屠。顶多，为这事吃批判，受处分。人一横了心，就无所疑惧了：“玉音，玉音，你莫急。你若是同意，我就来给你……”

    “恩人……大恩人……政府派来的工作同志，就该都是你这一色的人啊，可他们……恩人，你好，你是我的青天大人……有你在，我今晚上讲不定还熬得过去……你去烧一锅水，给我打碗蛋花汤来……我一天到黑水米不沾牙……昕人家讲，养崽的时候就是要吃，要吃，吃饱了才有力气……”

    谷燕山就像过去在游击队里听到了出击的命令一般，手脚利索地去烧开水、打蛋花汤，同时提心吊胆地听着睡房里产妇的呻吟。不知为什么，他神情十分振奋，头脑也十分清醒。他充满着一种对一个新的生命出世的渴望和信心。柴灶里的火光，把他胡子拉碴的脸块照得通红。他觉得自己是在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使命，而且带点神秘性。他自己都有些奇怪，竞一下子这么劲冲冲、喜冲冲的。

    胡玉音在谷燕山手里喝下一大碗蛋花汤后，阵痛仿佛停息了。她脸上现出了一种奇怪的笑容，好像有点羞涩似的。然而产妇在临盆前，母性的自慰自豪感能叫死神望而却步。孕育着新生命的母体是无所畏惧的。胡玉音半卧半仰，张开双腿，指着挺得和个大圆球似的肚子说：“这个小东西，在里头踢腿伸拳的，淘气得很，八成是个胖崽娃!全不管他娘老子的性命……”

    “恭喜你，玉音，恭喜你，老天爷保佑你母子平安……”谷燕山这个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过来的人，竟讲出一句带迷信色彩的话来。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不是你，今晚上，我就是痛死在这铺里，邦硬了，都没有人晓得……”胡玉音说着，眼睛蒙蒙咙咙的，竟然睡去了。或许是挣扎、苦熬了一整天，婴儿在母体里也疲乏了。或许是更大的疼痛前的一次短暂的憩息。

    谷燕山这可焦急起来了。他一直在留心倾听公路上有无汽车开过的声音。胡玉音睡下后，他索性转出铺门，顶风冒雪来到公路上守候。哪怕是横睡在路上，他都要把随便哪一辆夜行的车子截住。过了一会儿，雪停了，风息了。满世界的白雪，把夜色映照得明晃晃的。谷燕山双手笼进旧军大衣里，焦急地在雪地里来回走动……这时刻他就像一个哨兵。是啊，当年在平津战场上，他也是穿着这件军大衣，也是站在雪地里，等候发起总攻的信号，盼望着胜利的黎明……日子过得真快，世事变化真大啊!一个人的生活，有时对他本人来说都是一个谜，一个百思不解的谜。二十多年前，他站在华北平原的雪地里，是在以浴血奋战来迎接一个新国家、新社会的诞生；二十年后的今天，他却是站在南方山区小镇的铺着白雪的公路上，等候着一辆过路的汽车，用以迎接一个新的小生命。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生命?黑五类的后代，非法同居的婴儿，他的出世本身就是一种罪孽……世事真是太复杂、太丰富了，解释不清。他不时地回过头去望望老胡记客栈。他急切地盼着听到汽车的隆隆声，见到车灯在雪地里扫射出的强烈光柱。前些时他还为了汽车带来的尘土、泥浆而诅咒过。可如今他把汽车当作了解救胡玉音母子性命、也是解救他脱离困境的神灵之物。可见无论是物质的文明还是精神的文明，都是诅咒不得的。

    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拦下了一辆卡车，而且还是解放军部队上的。一年前附近山洞里修了座很大的军用地下仓库。解放军驾驶员听着这位操着一口纯正北方话的地方干部模样的人解释了情况，就立即让他上了车，并把车子倒退到老街口。

    果然，谷燕山刚把胡玉音连扶带架，塞进了驾驶室，胡玉音的阵痛就又发作了，在他怀里痉挛着，呻吟着。多亏了解放军战士把车子开得既快又稳，径直开进了深山峡谷的部队医院里。

    胡玉音立即被抬进了二楼诊断室。安静的长长的走廊里，灯光净洁明亮。穿白大褂的男女医生、护士，在一扇玻璃门里出出进进，看来产妇的情况严重。谷燕山守候在玻璃门边，一步也不敢离开。诊断室就像仙阁琼楼，医生、护士就像仙姑仙子，他这个俗人不得进入。不一会儿，一位白大褂领口上露出红领章的医生，拿着个病历卡出来找他，直到军医解下大口罩，他才发觉是个女的，很年轻。

    “你是产妇的爱人吗?叫什么名字?什么单位?”

    谷燕山脸块火烧火辣，一时不知所措，胡乱点了点头。事已至此，不点头怎么办?救人要紧。他结口结舌地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和单位。女医生一一地写在病历卡上，接着告诉他：“你爱人由于年纪较大，孕娠期间营养不良，婴儿胎位不正，必须剖腹。请签字。”

    “剖腹?”谷燕山倒抽了一口冷气，眼睛瞪得很大。他顾不上脸红耳赤了。他心口怦怦跳着，望着军医领口上的红领章好一刻，才定了定神。自己也是这支队伍里出来的。这支队伍历来都是人民子弟兵，对人民负责，爱人民。十几二十年来虽然有了种种变化，他相信这根本的一点没有变。于是他又点了点头，并从女军医手里接过笔，歪歪斜斜地签上了“谷燕山”三个字。在这种场合，管他误会不误会，他都要临时负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胡玉音平躺在一辆手推车上，从诊断室里被推了出来。在走廊里，胡玉音紧紧捏着谷燕山的手臂。谷燕山跟着手推车，送到手术室门口。医生、护士全进去了，手术室的门立即关上了。

    他又守在门口，来来回回地走动，心如火焚。他多么盼着能隔着一道道门，听到婴儿被取出来时的哇哇啼叫声啊，胡玉音一定会流很多血，很多很多血……老天爷，这晚上，生活在他的感情深处，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他感觉到了生命的伟大，做一个母亲真了不起。她们孕育着新的生命，生产新的人。有了人，这世界才充满了欢乐，也充满了痛苦。这世界为什么要有痛苦?而且还有仇恨?特别是在我们共产党、工人农民自己打出的天下、自己坐着的江山里，还要斗个没完，整个没完，年复一年。有的人眼睛都熏红了，心都成了铁，以斗人整人为职业、为己任。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他不懂。他文化不高，不知“人性论”为何物，水平有限，思想不通窍。“一脑壳的高粱花子”，竟也中“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的毒害这样深……

    他苦思苦熬地度过了漫长的四个钟头。天快亮时，胡玉音被手推车推了出来。一个用医院洁白的棉裙包裹着的小生命，就躺在她身边。可是胡玉音脸色自得像张纸，双目紧闭，就和死了一样。“死了?”谷燕山的心都一下子蹦到了喉咙口，他眼里充满了泪水。推车的小护士心细，注意到了他脸上的绝望神情，立即告诉他：“大小平安。产妇是全麻，麻药还没有醒………‘活着!活着!”他没有大喊大叫，连生了个男娃女娃都忘了问。“活着!活着!”医院的长廊里静悄悄的，却仿佛回荡着他心灵深处的这种大喊大叫。

    按医院的规定，产妇和婴儿是分别护理的。婴儿的纱布棉裙上连着一块写有编号的小纸牌。谷燕山被允许进病房照料产妇。床头支架上吊着玻璃瓶，在给胡玉音打“吊针”。直到中午，胡玉音才从昏睡中醒了转来。她第一眼就看到了谷燕山。她伸出了那只没有输液的软塌塌的手，放在谷燕山的巴掌上。谷燕山像个温存而幸福的丈夫那样，在胡玉音的手背上轻轻地抚摩着。这时，小护士进来告诉这对“夫妇”，昨晚上生的是个胖小子，爱哭。编号是“7011”。这可好了，胡玉音哭了，谷燕山也眼眶红了，落下泪来。小护士颇有经验：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有中年得子的夫妻都会像他们这样哭，高兴得哭。小护士给胡玉音注射了催眠针，并问：“给你们的胖小子取个什么名字?”胡玉音看了谷燕山一眼，也没商量一下，就对小护士说：“谷军。他的姓，解放军的军。”说着，很快就入睡了。

    由于伤口需要愈合调养，加上大雪封山，更主要是由于谷燕山的有意拖延，胡玉音在部队医院里住了五十几天。这段时间里，谷燕山每天早出晚归，往来于芙蓉镇和部队医院。好在这时他是粮站顾问，实际上一直靠边站，没有具体的工作负担。镇上的街坊们都晓得新富农婆胡玉音生了个胖崽娃，是劳改分子秦书田的种。其余，他们都不大感兴趣。就是有几位心地慈善的老娭毑，也只在胡玉音从部队医院回到老胡记客栈后，才偷偷地来看了看投生在苦难里的崽娃，留下点熟鸡子什么的。

    谷燕山却被传到县粮食局和公安局去问过一次情况。但粮食局长和公安局长都是和他一起南下的，属于自由主义第一种：同乡，同事，战友。他们都深知谷燕山是个老实而没大出息的人，虽然糊涂也断乎做不出什么大坏事，又兼“缺乏男性功能”，送个女人给他都白搭，就拿他开了一顿玩笑，没再追究。后来芙蓉镇和公社革委会还继续往县里送过材料，也没有引起重视。就连杨民高书记都嗤之以鼻：窝囊废，不值一提。但组织部门还是给了他个“停止组织生活”的处分。

    这一来，倒是无形中造成了谷燕山从生活上适当照料胡玉音母子的合法性。后来逐渐成为习惯，为镇上居民们所默认。一直到了“四人帮”倒台，一直到娃儿长到七、八岁，谷燕山和胡玉音虽然非亲非故，却是互相体贴，厮亲厮敬。谷燕山说：秦书田也快刑满回家了，再在崽娃的名字前边加个姓：秦。反正娃娃一直是个“黑人”，公社、大队不承认他，不给登记户口。谷燕山却是这“小黑鬼”的“义父”。这情况，被人们列为芙蓉镇地方“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一件怪事。

    “亲爷，”有天，胡玉音拉着娃儿，依着娃儿的口气对谷燕山说，“满街上的人都在传悄悄话，讲是镇上百姓上了名帖，上级批下文来，要升你当镇上的书记、主任。王秋蛇要溜回他那烂吊脚楼去了!其实，新社会，人民政府，本就该由你这一色的老干部掌权、管印啊!”

    “莫信，莫信，玉音!”谷燕山苦笑着摇了摇头，“我连组织生活都没有恢复，还挂着哪。除非李国香、杨民高他们撤职或是调走……”

    “亲爷，都是我和娃儿连累了你……为了我们，你才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说着，胡玉音红了眼眶，抽抽咽咽哭了起来。

    “呵呵，这么多年了，你的眼泪像眼井水，流不干啊……”谷燕山劝慰着。他双手抚着娃儿，也是在劝慰着自己：“如今世道好了。上级下了文，要给你和书田平反了。我么，假若真派我当了镇上的头头，担子也太重啊。这镇上的工作是个烂摊子，都要从头做起。头件事，就是要治理芙蓉河……这些天，我晚上都睡不着……”

    还没上任，“北方大兵”就睡不着了。胡玉音含着眼泪笑了。娃儿也笑了。娃娃忽然嚷嚷说：
    “娘!亲爷!听讲黎叔叔也要当回他的大队支书了!黎叔叔昨晚上还答应给我上户口，我就不是黑人了!”

    五 吊脚楼塌了

    生活往往对不贞的人报以刻薄的嘲讽。

    这些年来，羞耻和懊恼，就像一根无形而又无情的鞭子，不时地抽打在黎满庚身上和心上。他的心蒙上了一层污垢。他出卖过青春年代宝贵的感情，背叛了自己立下的盟誓。在胡玉音划成新富农、黎桂桂自杀这一冤案上，他是火上浇油，落井下石，做了帮凶。他有时甚至神经质地将双手巴掌凑在鼻下闻闻，仿佛还闻到一丁点儿血腥味似的。

    但是，忠诚和背叛，在黎满庚的生活里总是纠缠在一起。他背叛了对胡玉音的兄妹情谊(而且是由纯洁的爱情转化来的)，背叛了站在芙蓉河岸边立下的盟誓，也就背叛了自己的良心。可是，向县委工作组交出了胡玉音托他保管的一千五百元现款，却是向党组织呈上了自己的忠诚。多么巨大而复杂的矛盾!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当区民政干事时，就是为了对组织忠诚，而牺牲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在组织和个人、革命和爱情面前，他总是理性战胜感性，革命排斥了爱情。他不加考虑地把组织观念看得重于一切，盲从到了愚昧的地步，从来没有去怀疑、去探究过这个所谓的“组织”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他没有这个水平。习惯于服从。诚然，他也曾经想过，许多领导同志也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他们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把革命和爱情、理性和感性，结合得那样好，那样和谐，甚至举行刑场上的婚礼。他们是在为着同一项事业、同一个目标而爱，而恨。可那是打天下呀，需要流血牺牲呀!打天下当然要扩大队伍，什么人都可以参加，不能把门关得太严，而是要敞开大门……如今是坐天下，守江山。队伍就当然要纯而又纯，革命就需要不断地对内部进行斗争、整肃、清理。查清三代五服，才能保证纯洁性。因而就需要牺牲革命者个人的爱情，以至良心。良心看不见，摸不着，算几斤几两?而且小资产阶级才讲天地良心……就这样，黎满庚出卖了胡玉音，而且把她推进了无情打击的火坑。

    可是今天，历史做出结论，生活做出更正：胡玉音是错划富农，黎桂桂是被迫害致死。黎满庚呀黎满庚，你这个卑鄙的出卖者，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你这个双手沽着血腥气的帮凶!你算个什么共产党员?你还配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党章上的哪条哪款、党的哪一号文件要求你这样做了?你怨谁?能怨谁啊?中国有三干八百万党员，没有几个人像你一样去背叛自己的兄弟姐妹、道德良心啊，没有几个人像你一样去助桀为虐啊。你能怨谁?混蛋，你能怨谁?

    黎满庚经常这样自责自问，诅咒自己。可是，就能全都怨自己吗?他是个天生的歹徒、坏坯、恶棍?对胡玉音，对芙蓉镇上的父老乡亲，自己就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就不曾有过赤子之心，没有过真诚、纯洁的感情?显然不是。胡玉音啊，这个当年胡记客栈老板的娇娇女，对他始终是一个生活的苦果，始终在他心底里凝聚着爱、怨、恨。就是她成了富农寡妇，她挂黑牌游街，戴高帽子示众，上台挨斗，自己都没有去凶过她，恶过她，作践过她……为了这，大队党支部、镇革委会，对他黎满庚进行了多次批判教育，批他的右倾，批他的“人性论”和“熄灭论”，直至撤销他的大队秘书职务，只差没有开除党籍。“人性论”啊“人性论”，“人性论”是个什么东西?什么形状、颜色?圆的、方的、扁的?黄的、白的、黑的?他黎满庚只有高小文化，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想像力十分贫乏。只觉得“人性论”像团糠菜粑粑似地堵在他喉咙管，嚼不烂，吐不出，吞不下，怕要恶变成咽喉癌哟。他好狼狈啊，有苦难言，有口难辩。左右都不是人。岩层夹缝里的黄泥，被夹得成了干燥的薄片片，不求滋润，只求生存。这世事，这运动，这斗争，真是估不准、摸不着啊，你想紧跟它，忠实于它，它却捉弄你，把你当猴儿耍……

    “可怜虫!黎满庚，你这条可怜虫!”好几年，他都郁郁寡欢，自怨自愧，像病魔缠身。一个五大三粗、挑得百斤、走得百里的汉子，背脊佝偻了下来，宽阔的肩头仿佛负不起一个无形而又无比沉重的包裹。后来就连他的女人“五爪辣”，都被他的神色吓住了，担心他真的得下了什么病。“五爪辣”这女人也颇具复杂性。胡玉音“走运”卖米豆腐那年月，她怕男人恋旧，经常舌头底下挂马蹄，嘴巴“踢打踢打”，醋劲十足。对那一千五百元现款，她大吵大闹，又哭又嚎，逼着男人去告发，去上缴。她甚至幸灾乐祸地有了一种安全感。这一来，男人就对“芙蓉精”死了心。可是接着下来，她一年又一年地看着胡玉音戴着黑鬼帽子扫大街，又觉得作孽。纵是坏女人，也不应当一生一世受这份报应……男人一年四季阴沉着脸，从不跟她议论这些。但她晓得男人害的是什么心病。她有时觉得自己也是亏了心。胡玉音生娃娃那年，她还像做贼一样溜进老胡记客栈去看望过一回，那崽娃好胖哟，红头花色，手脚巴子和莲藕一样，巴壮巴紧。该叫什么?私生子，野崽?不，人家叫军军，有主，判刑劳改去了的右派分子秦书田是父亲。后来小军军一年年长大了，会跑会跳了，“五爪辣”还把他叫进自己屋里来，给他片糖吃。真是贱人有贱命。娃儿眼睛溜圆，样子像他娘又像他爷老倌，很俊。“五爪辣”对这娃儿有点子喜欢。因她后来又养过两胎，仍是“过路货”。如今一共“六千金(斤)”。有时人家问男人有几个崽女，男人总是闷声闷气地举起指头，报田土产量一样：“三吨”。“五爪辣”慢慢地看出来，男人也喜欢小军军。每回小军军一进屋，他就眼角、嘴角都挂上了笑。头回笑，二回抱，三回四回就不分老和少了。看着男人开心，“五爪辣”也高兴。男人再要郁郁闷闷、唉声叹气呆下去，真的惹下一身病来，她“五爪辣”拖着六个妹娃去讨吃，都不会有人给啊!

    “军军，来，给你果子吃!”黎满庚有时给家里的干金们零食吃，也给小军军留一份。“不，娘会骂的，娘不准我讨人家的东西吃，免得人家看不起。”小军军口齿伶俐，没有伸出巴掌来，但眼睛却盯住果子，分明十分想吃。小小年纪，就开始陷入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五爪辣”在旁看着，也觉得这娃儿可怜可疼：“军军，你娘儿俩只一个人的口粮，你在家里吃得饱吗?”“娘总是等我先吃。我吃剩了娘才吃。有时我不肯吃，娘就打我，打了又抱起我哭……”讲到这里，娃儿眼眶红了。黎满庚和“五爪辣”听着，也都红了眼眶。他们体会得出，一个寡妇带着这么个正吃长饭的娃儿，两人吃一人的口粮，每天还要受管制、扫大街，是在苦煎苦熬着过日子啊。“五爪辣”自己呢，自男人不当干部后，日子好过得多。黎满庚是个好劳力，除了出集体工工分挣得多，自留地更是种得流金走银，四时瓜菜一家八口吃不赢，圩圩都有卖。“五爪辣”和妹儿们经管猪栏、鸡埘出息也大，像办了个小储蓄所。夫妇两个算是共得患难，同得甘苦。再者娃娃多了，年纪大了，年轻时候那醋劲妒意也消减了，所以家事和睦了。

    千金难买回头看。“四人帮”倒台后，人，都在重新认识自己啊。经过这些年来的文唱武打，运动斗争，人人都有一本账。有过的补过，有罪的悔罪。问心无愧的，高枕无忧。作恶多端的，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黎满庚和“五爪辣”，如今常留小军军在家里吃饭，和妹儿们玩耍。“军军，你娘晓得你是在哪里吃饭吗?”“晓得。”“骂没骂?”“没骂，就讲我像小叫花……”看来胡玉音是默许了。有一回，黎家请来裁缝，给六个妹儿做过年衣服，也顺带着给小军军做了一件。比着尺寸做好了，却没有给小军军穿上，而是用张纸包了，叫小军军拿回家去给娘看。不一会儿，军军就穿着那新崭崭的衣服回来了，回来给黎满庚夫妇看。“你娘给你穿上的?”“嗯。娘叫我回来谢谢叔叔和婶娘……”

    开春了，冰化雪消的解冻季节到了。今年春天的春雷响得早，春雨下得急。这天下午，公社党委通知黎满庚和王秋赦去参加公社党委扩大会。会议是公社党委和镇委联合召开的。新来的公社党委书记严厉批评了吊脚楼主给胡玉音和秦书田落实政策时搞拖延战术，留尾巴，至今不归还新楼屋和那一千五百元现款；并代表县委宣布，撤销王秋赦的芙蓉镇大队党支书、芙蓉镇革委会主任两个职务。芙蓉镇大队今后划归镇革委管辖，大队党支部暂时由老支书黎满庚负责，日内进行一次选举。镇党委、革委的负责人，县委另行委任。县委的决定还没宣布完，王秋赦就丢魂失魄地跑了，雨具都没有顾上拿，就光着脑壳跑到风雨里去了。人们拼命鼓掌，大声叫好。一时间，会场上的叫好声、巴掌声，盖过了会场外那风声雨声和动地的雷声。

    党委扩大会开到天黑才散。来去十里路，黎满庚虽戴了个笋壳斗笠，一身还是淋得透湿。可是他身上暖，心里热。自己恢复支书职务，虽然有些抱愧，但撤掉了王秋赦，除掉了镇上一害，这是镇上一大喜事啊。说不定还会有人给他打鞭炮，送邪神。

    “听讲你又当官了?那顶烂乌纱帽，人家扔到岭上，你又捡来戴到脑门顶上?”回到家，“五爪辣”一边看着他换衣服，一边问。

    “哪来的消息，这样子快?”

    “你和王秋蛇去开会，满镇子上的人就讲开了，还来问我哪。我又哪里晓得?反正我不管，自留地归你种，柴禾归你打。要不，我们娘女七个不准你进屋。你也莫想像过去似的，在家里也是‘脱产’干部!”

    “好的，好的，都依你。你放心，这几年我种自留地都种出了瘾……何况今后当这个芝麻绿豆官，也要参加生产了。上级已经批准我们山区搞包产到组，个别的还到户，哪个还会偷懒?”

    “王秋蛇这条懒蛇，从雨里跑回来，满街大喊大叫，你不晓得?”

    “喊什么?”

    “他重三倒四叫什么‘放跑了大的，抓着了小的’，‘放跑了大的，抓着了小的’!还喊‘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革命五、六年再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这回老天报应了，这个挨千刀的疯了!”

    “他不疯怎么办?春上就包产到组，哪个组肯收他，敢要他?给他几亩田，也只会长草……他吃活饭、当根子的年月过去了!”

    两夫妇正说着，忽然听得窗外的狂阔风雨中，发出了一阵轰隆隆楼屋倒塌似的巨响!

    “谁家的屋倒了?”黎满庚浑身一抖。“五爪辣”脸块吓得寡白。在古老的青石板街上，大都是些年久失修的木板铺面啊，谁家又遭灾了!

    黎满庚卷了裤脚，披了蓑衣，戴了斗笠正准备出门，只听街上有人尖着嗓音，报喜似地叫嚷：
    “吊脚楼倒了!吊脚楼塌了——!”

    六 “郎心挂在妹心头”

    胡玉音独自一人清早起来打扫青石板街，有多少个年头了?她默默地扫着，扫着，不抬头，不歇手。她有思维活动么?她在想着念着些什么?在想着往日里秦书田挥动竹枝扫帚时那舞台上摇桨一般的身影?在回忆他们那一年捉弄那一对掌权男女的开心的一幕?还是在寻找秦书田在青石板街上留下的足迹?这种足迹满街都是啊，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正是这些足迹把一块块青石块踩得光光溜溜啊。还分得出来吗?哪是书田哥的?哪是自己的?这些足迹是怎么也扫不去的哪，它们都镶在青石板上了，镶在胡玉音的心田上了，越扫越鲜明……对于亲人的思念，成了滋润她心灵的养分。奇怪的是，在这样漫长的岁月里。她尝尽了一个“阶级敌人”应分的精神和肉体的“粮食”，含垢忍耻，像石缝里的一棵草一样生活着，竞再也没有起过“死”的念头。她也学得了书田哥应付这些场面时的那一手，喊她去接受批斗，她也像去队上出工那样平常。不等人家揪头发，她预先把脑壳垂下。不等人家从身后来踢腿肚子，她就会扑通一声先跪下。人家打她的右耳光，她也等着左边还有一下……她也被斗油了，斗滑了，是个老运动员了，该授予她“运动健将”的金牌。——连续十年十几年的极左大竞赛为什么不颁布竞赛成绩，不设置各种金牌、银牌、铜牌?这一来她却少吃了一些苦头。而且每次在批斗会上，她一动不动地朝乡亲们跪着，脸色寡白，表情麻木，不哭，像一尊石膏像。她的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有时抬起头来望望大家，眼神里充满了凄楚、哀怨，表示她还活着。她这双眼睛是妄图赢得乡亲们的怜惜，瓦解人们的斗志?还是在做着无声的抗议：“街坊父老姐妹们，你们看，我就是那个摆小摊卖米豆腐的芙蓉姐子……我就这样向你们跪着，跪着，直到你们有海量，宽怀大度，饶恕了我，放开了我……”的确，每逢镇上开批斗大会有她在台上跪着，会场气氛往往不激烈，群众斗志不高昂，火药味不浓。有的人还会红了眼眶，低下头去不忍心看。

    还有的人会找了各种借口，中途离开会场，尽管门口有民兵把守。

    树上的鸟雀、沟里的花草都有命。胡玉音也有一条命。万事万物都是命。命是注定的。要不，芙蓉镇上比她坏、比她懒、比她刁、比她心肠歹毒的女人都没有倒霉，偏偏她胡玉音起早贪黑、抓死抓活卖了点米豆腐就倒了霉?那些年年在队里超支、年年向国家讨救济的人就是好货?政府看得起、当宝贝的就是这号货?当亲崽亲女的就是这号角色!过去的衙门嫌贫爱富，如今有人把它倒了过来，一味地斗富爱贫，也不看看为什么富，为什么贫，而把王秋赦一号人当根本，当命根。好咧，胡玉音这一世人就当了傻子上了当，下世投胎，也好吃懒做，直扫帚不支，横扫帚不竖，也伸手向政府要吃，向政府要穿，向王秋赦学，吊脚楼歪斜了，竖根木桩撑着，也总是当现贫农，好让上级的人看了顺眼顺心，当亲崽亲女，当根子好搞运动……

    好死不如赖活，赖着脸皮也要活，人家把你当作鬼、当作黑色的女鬼也要活。胡玉音如今有了“心伴”，那个还在坐牢的书田哥，书田哥还给她留下了命根——小军军。她才不死哪，再苦再贱，她都活得有意思，值得。小军军是在她的搂抱、抚摩下长大的，在她没完没了的亲吻里笑啊，闹啊，吃啊，睡啊，呀呀学语，蹒跚起步，长到了八岁啊。勾起指头算，政府判了小军爸爸十年刑，坐过九年了，他快回来了。书田哥在洞庭湖劳改农场，月月都有信，封封信尾上都写着“亲亲小军军”。难道仅仅是“亲亲小军军”?玉音有一颗温柔的妻子的心，男人的意思她懂……玉音月月都给书田哥回信，封封都写上：“书田，军军亲亲你。你要保重身子，好好改造，政府早点放你回来。我和军军天天都在等你，望你。心都快等老了，眼睛都快望穿了。但是你放心，军军在一年年长大，我却还没有一年年变老。我的心还年轻，这年轻是留把你的，等着你的。你放心，放心，放心……”对了，玉音还记得唱《喜歌堂》，一百零八曲，曲曲都没忘，还会唱。也是留着唱给书田哥听的，留着等书田哥出了牢，回到家里一起唱。这个心思，这份情意，玉音啊，你的封封信里，有没有写上?你不要怕，《喜歌堂》不是什么暗语代号，只反一点封建，看守人员会把信交给书田哥看……

    胡玉音每天清早起来，默默地打扫着青石板街。她不光光是在扫街，她是在寻找、辨认着青石板上的脚印，她男人的脚印……“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二年，大队部、镇革委、派出所都有人吩咐过她：“胡玉音，你可以不扫街了。”但她还是天天清早起来扫。她一来怕今后变，人家讲她翻案；二来也仿佛习惯了，仿佛执拗地在向街坊们表示：要扫，要扫，要扫到我男人回来，我书田哥回来!一个性情温顺、默默无声的女人，那内心世界，是一座蕴藏量极大的感情的宝库。

    今年春上——一九七九年的春上，镇革委派人来找她去，由过去整过她、把她划作富农成分的人通知她：你的成分搞错了，扩大化，给你改正，恢复你的小业主成分，楼屋产权也归还，暂时镇革委还借用。她都吓懵了，双手捂住眼睛，不相信，不相信，不可能，不可能!这是在白日做梦……泪水从她手指缝缝里流下来，流下来，但没有哭出声。她不敢松开捂着眼睛的双手，害怕睁开眼睛一看，真是个梦!不可能，不可能……她作古正经当了十四、五年的富农婆，挨了那么多斗打，罚了那么多跪，受了那么多苦罪，怎么是搞错了?红口白牙一句话，搞错了!而且他们也爱捉弄人，当初划富农的是这些人，如今宣布划错了的也是这些人。这些人嘴皮活，什么话都讲得出，什么事都做得出。他们总是没有错。是哪个错了?错在哪里?所以胡玉音不相信这神话。这是梦。

    直到镇革委的人拿出县政府的公文来给她看，亮出公安局的鲜红大印给她认，她才相信了，这是真的。天啊，天啊，她差点昏厥了过去。她身子晃了几晃，没有倒下。搭帮这些年她被斗滑了，斗硬了。她忽然脸盘涨得通红，明眸大眼，伸出双手去，声音响亮(响亮得她自己都有点惊奇)地说：
    “先不忙退楼屋，不忙退款子，你们先退我的男人!还我的男人，我要人，要人!”

    镇革委的几个干部吓了一跳，以为这个多少年来蚊子都不哼一声似的女人，是在向他们讨还一九六四年自杀了的黎桂桂，是要索回黎桂桂的性命!他们一个个脸色发白，有些狼狈：看看，这个女人，刚给她摘帽，刚给她落实政策，她不感恩，不磕头，而是在这里无理取闹!

    胡玉音伸出的双手没有缩回，声音却低了下来：“还我的男人……我的男人是你们抓去坐牢的，十年徒刑，还有一年就坐满了，他没有罪，没有罪……”

    镇革委的人这才叹了一口气，连忙笑着告诉她：“秦书田也平反，也摘帽。他的右派也是错划了，还要给他恢复工作。省电台前天晚上已经播放了《喜歌堂》。”

    “哈哈哈!都错了!书田哥也划错了!哈哈哈!天呀，天呀，新社会回来啦!共产党回来啦!哈哈哈!新社会又没有跑到哪里去，我是讲他的政策回来啦……”

    四十出头了，胡玉音还从没在青石板街上这么放肆地笑过，闹过，张狂过。披头散发，手舞足蹈。街坊们都以为她疯了，这个可怜可悲的女人。直到她娃儿小军军来拉她，扯她，她才把娃儿抱起，当街打了几个转转，又在娃娃的脸上亲着，才打着响啵回老胡记客栈去了。

    胡玉音回到屋里，就倒在床上哭，放声大哭。哭什么?伤心绝望的时候哭，喜从天降的时候也哭!人真是怪物。哭，是哪个神仙创造的?应该发给生理学大奖，感情金杯，人文学勋章。要不，大悲大喜无从发泄，真会把人憋得五脏淤血。

    第二天清早，胡玉音仍旧拖着竹枝扫把去打扫青石板街。往时她是默默无声地扫着街，如今她是高高兴兴地扫着街。她就有种傻劲，平了反还来扫街，不扫街就骨头痒?才不是呐。做一个女人，她有她的想头，她是要感谢街坊邻居们，这些年来多亏你们发善心，讲天良，才没有把玉音往死里踩。玉音不是吃了你们的亏，你们多多少少还护了护玉音，给留了一条命。玉音不是吃了哪个人的亏，是吃了上级政策的亏……这些年来，胡玉音就是每天清早起来扫街，街坊们才晓得有这个黑女人在，新富农婆还在。既是玉音背时倒霉的时候扫过街，如今行运顺心了也可以扫街。扫街有什么丑?有什么不好?那些在新社会讨饭、讨救济、讨补助的人才丑。听讲北京、上海那些大口岸管扫街的人叫清洁工，还当人民代表，相片还上报，得表扬。

    其实，胡玉音仍旧清早起来扫青石板街，还有个心里的秘密。她晓得，书田哥在千里之外的洞庭湖滨劳改，接到平反改正的通知后，他会连天连夜地赶回来，生起翅膀飞回来。亲生的骨肉还没见过面，一别九年的女人老没老?玉音晓得，书田哥早就心都焦了，碎了。他还有不连天连夜赶回来的?玉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小军军却睡得像个小蠢子，任玉音抱他、亲他都不醒。玉音既是整晚整晚都没听见脚步声、敲门声，没等着书田哥回来，就有了一种预感：书田哥会早晨回来!听人家讲，州里开往县城的客班车是下午到。县城到芙蓉镇还有六十里，书田哥会顾不得在城里落伙铺，他会连夜顺着公路赶回来!是的，连夜赶回来……扫完一条街，天都大亮了，玉音也失望了。她就在心里抱怨：男人家呀男人家，总是粗心大意。你手续没办妥，一下子脱不开身，也该先来封信呀，先拍封电报呀。免得人家整晚整晚、一早一早地望呀，颈骨都望长啦，没良心的!或许书田哥回到县里，就先去办了恢复工作的手续?唉呀，男人家的心，比天高，比天大。玉音不喜欢你去做那个鬼工作，免得又惹祸。你就守在玉音身边，带着小军军，种自留地，养猪养鸡养鸭，出集体工，把我们的楼屋都绣上花边，配上曲子，把日子打发得流水快活……

    这些年来的折磨，也使得胡玉音心虚胆怯，多疑。自给她改正、去帽那天起，她就怕变，怕人家忽然又喊“打倒新富农婆!”陷民兵又突然来给她挂黑牌，揪她去开批斗会，去罚跪……她时时胆战心惊，神经质。她急切地盼着书田哥回来，回来一起过过这好日子!哪怕过上两天三天，十天半月，挺直腰板，像人家那些夫妻一样，并排走在街上，有讲有笑，进出百货商店。书田哥呀，你快些回来，你还不回来!万一有朝一日，我又重新戴上了新富农婆的帽子，你又当了右派才见面，生成的“八字”铸成的命，那就哭都哭不赢……

    这天清早，有雾，打了露水霜，有点冷人。胡玉音又去打扫青石板街。她晚上没有睡好，拖着疲惫的双腿，没精打采。盼男人盼得都厌倦了。一早一晚的失望。她晚上总是哭，天天都换枕头帕。男人不回来，她算什么改正、平反呀!这一切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呀!她真想跑到镇革委去吵，去闹：我的书田哥怎么还不回来?你们的政策是怎么落实的呀?你们还不去把他放回来?……竹枝扫把刮着青石板，沙、沙、沙，一下，一下，她扫到了供销社围墙拐角的地方，身子靠在墙上歇了歇。她不由地探出身子去看了看小巷子里的那条侧门，当年王秋赦拐断脚的地方。如今侧门已经用砖头砌严实了，只留下了一框门印。管它呢，那些老事，还去想它去做什么……回转身子，拿起扫帚，忽然前边一个人影，提着旅行袋什么的，匆匆地朝自己走来。大约是个赶早车的旅客。哟，这客人，也不问问清楚，走错啦，汽车站在那一头，应该掉过身子去才对呀。但那人仍在匆匆地朝自己走来。唉，懒得喊，等他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才告诉他该向后转……竹枝扫把刮着青石板，沙沙沙，沙沙沙……

    “玉音?玉音，玉音!”

    哪个在喊?这样早就喊自己的名字?胡玉音眼睛有些发花，有些模糊，一个瘦高的男子汉站在自己面前，一口连鬓胡子，穿着一身新衣新裤，把一只提包放在脚边。这男子汉呆里呆气，站在那里像截木头……胡玉音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玉音，玉音!玉音——!”

    那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张开两手，像要朝自己扑过来。胡玉音眼睛糊住了，她好恨!怎么面对面都看不清，认不准人啦。她心都木啦，该死，心木啦!这个男人是不是书田哥?自己又在做梦?书田哥，书田哥，日盼夜盼的书田哥?不是的，不是的，哪会这么突然，这么轻易?她浑身颤战着，嘴皮打着哆嗦，心都跳到了喉咙管，胸口上憋着气，快憋死人了。她终于发出了一声石破天惊的呼喊：
    “书——田——哥——!”

    秦书田粗壮结实的双臂，把自己的女人抱住了，紧紧抱住了，抱得玉音的两脚都离了地。玉音一身都软塌塌，像根藤。她闭着眼睛，脸盘白净得像白玉石雕塑成。她任男人把她抱得铁紧，任男人的连鬓胡子在自己的脸上触得生痛。她只有一个感觉，男人回来了，不是梦，实实在在地回来了。就是梦，也要梦得久一点，不要一下子就被惊醒……

    竹枝扫把横倒在青石板街上，秦书田把胡玉音抱在近边的供销社门口的石阶上坐下来，就像怀里搂着一个妹儿。胡玉音这才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书田哥!书田哥!你、你……”
    “玉音!玉音!莫哭，莫哭，莫哭……”
    “你回来也不把个信!我早也等，晚也等……我晓得你会连天连夜赶回来!”
    “我哪里顾得上写信?哪里顾得上写信?坐了轮船坐火车，下了火车赶汽车，下了汽车走夜路，只恨自己没有生翅膀……但比生翅膀还快，一千多里路只赶了三天!玉音，你不高兴，你还不高兴?”
    “书田哥!我就是为了你才活着!”
    “我也是!我也是!要不，早一头栽进了洞庭湖!”
    胡玉音忽然停止了哭泣，一下子双臂搂住了秦书田的颈脖，一口一口在他满脸块上亲着，吻着。

    “哎呀，玉音，我的胡子太长了，没顾上刮。”

    “你一个男人家，哪晓得一个女人的心!”

    “你的心，我晓得。”

    “我每天早晨扫街，都喊你的名字，都和你讲话，你晓得?”

    “晓得。我每天早起去割湖草，去挑湖泥，总是在和你答话，我们有问有答。我晓得你在扫街，每早晨从哪块扫起，扫到哪里歇了歇。我听得见竹枝扫把刮得青石板沙沙沙……”

    “你抱我呀!抱我呀，抱紧点!我冷。”

    胡玉音依偎在秦书田怀里，生怕秦书田突然撒开了双手，会像影子一样突然消失似的。

    “玉音，玉音……我的好玉音，苦命的女人……”

    这时，秦书田倒哭起来了，双泪横流：

    “你为了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今生今世，我都还你不起，还你不起……多少年来，我只想着，盼着，能回到你身边，看上你一眼，我就心甘情愿……万万想不到，老天开了眼，我们还有做人的一天……”

    胡玉音这时没有哭，一种母性的慈爱感情，在她身上油然而生。她抚着秦书田乱蓬蓬的头发，劝慰了起来：
    “书田哥，我都不哭了，你还哭?‘郎心挂在妹心头’。记得我娘早就跟我讲过，一个被人爱着、想着的人，不管受好大的难，都会平平安安……这么多年，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着、爱着的，我们才平平安安相会了!我们快点起来吧。这个样子坐在供销社阶沿上，叫起早床的街坊们看见了，会当作笑话来讲!”

    秦书田又哭了。他们双双站起来，像一对热恋着的年轻人，依偎着朝老胡记客栈走去。

    “军军满八岁了，对吧?他肯不肯喊爸爸?”

    “我早就都告诉他了。他天天都问爸爸几时回来，都等急了……话讲到头里，你若是见了崽娃就是命，把我晾到一边，我就不依……”

    “傻子，你尽讲傻话，尽讲傻话!”

    七 一个时代的尾音

    芙蓉镇今春逢圩，跟往时不大相同。往时逢圩，山里人像赶“黑市”，出卖个山珍野味，毛皮药材，都要脑后长双眼睛，留心风吹草动。粮食、茶油、花生、黄豆、棉花、苎麻、木材、生猪、牛羊等等，称为国家统购统销的“三类物资”，严禁上市。至于猪肉牛肉，则连社员们自己一年到头都难得沾几次荤腥，养的猪还在吃奶时就订了派购任务，除非瘟死，才会到圩场上去卖那种发红的“灾猪肉”。城镇人口每人每月半斤肉票，有时还要托人从后门才买到手。说来有趣，对于这种物资的匮乏、贫困，报纸、《参考消息》则来宣传现代医学道理：动物脂肪胆固醇含量高，容易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如今一些以肉食为主的国家都主张饮食粗淡，多吃杂粮菜蔬，植物纤维对人体有利。红光满面不定哪天突然死去，黄皮寡瘦才活得时月长久，延年益寿……

    时间真像在变魔术!“四人帮”倒台才短短两年多一点，山镇上的人们却是恍若隔世，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代里了啊。如今芙蓉镇逢圩，一月三旬，每旬一六，那些穿戴得银饰闪闪、花花绿绿的瑶家阿妹、壮家大姐，那些衣着笔笔挺挺的汉家后生子，那些丰收之后面带笑容、腰里装着满鼓鼓钱荷包的当家嫂子、主事汉子们，或三五成群，或两人成对，或担着嫩葱水灵的时鲜白菜，或提着满筐满篮的青皮鸭蛋、麻壳鸡子，或推着辆鸡公车，车上载着社队企业活蹦乱跳的鱼鲜产品，或一阵风踩着辆单车，后座上搭一位嘻哈女客……人们从四乡的大路、小路上赶来，在芙蓉镇的新街、老街上占三尺地面，设摊摆担，云集贸易。那人流、人河，那嗡嗡的闹市声哟，响彻偌大一个山镇……圩场上最为惹人注目的，是新出现了米行、肉行。白米，红米，糙米，机米，筐筐担担，排成队，任人们挑选议价。新政策允许社员们在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任务后，到市场上出售富余的粮油农副产品。肉行更是蔚为壮观，木案板排成两长行，就像在开着社员家庭养猪的展销会、评比会，看谁案板上的膘厚油肥，皮薄肉嫩。“老表!这头猪总怕有三百上下吧?”“三、五百!再养下去不合算了。”“呵呵，尽是肥冬瓜，精肉太少了，女人家嫌油腻……”“你同志真是人心难足喽，不想想两年前，一月半斤肉票，你家炒红锅子菜哩，如今却嫌肥，怨精肉少了!”真是上哪座岭唱哪山歌。就是不逢圩的日子，新街老铺的猪肉也是从天光卖到天黑。产供销出现了新矛盾：社员要交猪，食品站不收。理由是小镇地方小，没有冷库，私人的猪肉都卖不脱，公家杀猪哪来的销路?和前些年相比，供销关系颠倒了过来……山镇上的人们啊，不晓得“四个现代化”具体为何物，但已经从切身的利益上，开始品尝到了甜头。

    没有近忧，却有远虑。旧的阴影还没有从人们的心目中消除，还有余悸预悸。人们还担心着，谈论着，极左的魔爪，会不会突然在哪个晚上冒出来掐灭这未艾方兴的蓬勃生机。口号和标语，斗争和运动，会不会重新发作膨胀，来充塞人们的生活，来代替油盐柴米这些赖以生存的必需品……阴影确是存在着。吊脚楼主王秋赦发疯后，每天都在新街、老街游来荡去，褴褛的衣衫前襟上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像章，声音凄凉地叫喊着：

    “千万不要忘记啊——!”

    “‘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

    “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

    王疯子的声音，是幽灵，是鬼魂，徘徊在芙蓉镇。镇上的大人小孩，白天一见了王疯子，就朝屋里跑，就赶紧关铺门；晚上一听见他凄厉的叫喊，心里就发麻，浑身就哆嗦。已经当了青石板街街办米豆腐店服务员的胡玉音，听见王疯子的叫声，还失手打落过汤碗。新近落实政策回到镇上来的税务所长一家，供销社主任一家，更是一听这叫声就大人落泪娃儿哭，晚上难入睡……吊脚楼主仍旧是芙蓉镇上的一大祸害。

    山镇上的街坊们在疑惧，在诅咒。

    “芙蓉姐子”抚着小军军稚气的头，在担扰：“王疯子冻不死，饿不死，还有好长的寿啊?”

    黎满庚的女人“五爪辣’也在问：“难道他剁脑壳、打炮子的王疯子还想当镇长、支书，赶着我们去做语录操，去跳忠字舞?”

    本镇大队党支部书记黎满庚说：“疯得活该!我们是新社会，有党领导，王秋赦这色人物终究成不了气候。教训深刻啊!”

    镇委书记、“北方大兵”谷燕山正在忙着治理芙蓉河、玉叶溪，他没有发表这方面的言论，只打算立即派人把王秋赦送到州立精神病院去治病，叫做送瘟神。
    县文化馆副馆长秦书田新近回到芙蓉镇来搜集民歌，倒说了一句颇为见多识广的话：“如今哪座大城小镇，没有几个疯子在游荡、叫喊?他们是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八日—八月四日初稿于莽山；九月初整理于全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十月修改于北京朝内大街一六六号。

    芙蓉镇后记

    习作《芙蓉镇》在今年《当代》第一期发表后，承蒙广大读者和首都文艺界师友们的热情关心，给了我许多鼓励和鞭策。我在感激的同时，也觉得十分愧疚。盼着多出现一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大约是促成许多省市的读者给我来信的原因——殊不知我只是个文学战线的散兵游勇而已。还有的读者来信祝作者幸福，仿佛在替我担忧着某种隐患似的。真是些热心肠的同志哥、同志姐哟。

    农村的情况如何，八亿人口的生养栖息、衣食温饱，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举足轻重的。特别是当前农村正经历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平原、高原、山地、丘陵，水稻、旱粮、瓜果、森林植被，不再按一个模式搞生产运动了，不再搞既违农时、又背地利的“规范化作业”了，实在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在新的形势之前，回顾一下过去的教训，展望一下业已来到的良辰，不也是有益处的么?
    记得前些年，我自己就有一个颇为“规范化”的头脑，处世待人，著文叙事，无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惟恐稍有疏漏触犯了多如牛毛的戒律，招来灾祸。是党的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解放了我，给了我一些认识生活的能力，剖析社会和人生的“胆识”。然而我的这点在“四个坚持”原则指导下的“胆识”，比起同辈作家和广大读者来仍然是有限得很。我是个南方的乡下人，身处江湖之远，既有乡下人纯朴、勤奋的一面——恕我在这里自诩；也有乡下人笨拙、迟钝的一面——恕我在这里妄言。去年，我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习，跟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作家朝夕相处。学友才高，京华纸贵，我看到了自己和这些优秀同窗之间的差距。我虽然于五十年代末期即开始学习写作，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短篇习作，但起点很低，染有粉饰生活的文学苍白症。“四人帮”倒台后，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翻开了崭新的篇页。发展之快，变革之烈，已是恍若隔世。大批中青年作家继承老一辈作家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复杂的社会和人生，写出了许多光华耀目、感奋人心的好作品。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文学要求。就我来说，面对着这种新的文学要求，既有重新认识生活、剖析生活的问题，也有艺术素养、表现手段的问题。于是我探索着，尝试着把自己二十几年来所熟悉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这样，便产生了《芙蓉镇》。
    有的朋友出于对我的爱护，指出我的习作写得过于真实。文学的真实当然不是给生活拍摄原始图片，它是经作者思想感情、艺术构思筛选、提炼出来的结晶体。当然，有时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是会让人害羞和痛心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害羞是一种颇为可贵的感情，是富有自尊心的表现。它可以成为一种跟过去的过失诀别的心灵的感召力，从而记取那些令人心悸的教训，卸却身上因袭的重负，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奋斗不息。还有，就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也可起到一种引以为鉴的效益。
    《芙蓉镇》是我在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新的尝试。既是尝试，则难免幼稚，会伴随些谬误。好在鲁迅先师有言：惟其幼稚，正好寄希望于这一面。这是我的自慰，亦是我的自勉。
    借着这次出版单行本的机会，我对曾经支持、关怀过这部书稿写作、修订的前辈作家和编辑同志，对所有给我以鞭策鼓励的读者，以及我家乡民歌的搜集整理者，表示诚挚的谢意。但愿在春的盛会里，这部习作能如一支柔弱的石楠竹，探身于群芳竞彩的文学花园的竹篱边，绽放出有些羞涩然而却是深情的微笑。

    一九八一年五月七日于北京

    话说《芙蓉镇》

    长篇小说《芙蓉镇》在今年《当代》第一期刊载后，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注意，数月内《当代》编辑部和我收到了来信数百封。文艺界的师友们也极为热情，先后有新华社及《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当代》、《文汇报》、《作品与争鸣》、《湖南日报》等报刊发了有关的消息、专访或评论。这真使我这个土头土脑、默默无闻的乡下人愕然惶然了，同时也体味到一种友善的情谊和春天般的温暖。来信的读者朋友们大都向我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你走过什么样的创作道路?是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你的生活经历和小说里所描绘的乡镇风物有些什么具体的联系?你的这部小说结构有些奇怪，不大容易找到相似的来类比，可以说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吧，这种结构是怎么得来的?你在文学语言上有些什么师承关系?喜欢读哪些文学名著?小说中“玩世不恭的右派秦书田是不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接近文艺界的同志讲，你写这部小说只花了二十几天时间，是一气呵成的急就章，是这样吗?
    这些问题，使我犹如面对着读者朋友们一双双沉静的、热烈的、含泪的、严峻的眼睛，引我思索，令我激动。文学就是作者对自己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对所认识的人生的一种“自我问答”形式。当然这种认识，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着的。
    面对后两类问题，我不禁很有些感叹、戚然。因为自己这样一个写作速度缓慢、工作方法笨拙的人，居然被戴上了“才思敏捷”、“日产万言”的桂冠。“平生无大望，日月有小酌。”以我一个乡下人的愚见，一年能有个三两篇、十来万字的收获，即算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了，小康人家式的满足也就油然而生并陶然自得了。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不能仅仅从下笔到写毕来计算的。《芙蓉镇》里所写的社会风俗、世态民情、人物故事，是我从小就熟悉，成年之后就开始构思设想的。正如清人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的卷首所论及的：“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我觉得，不论后人怎样评价金圣叹在《水浒》问题上的功过，他所悟出的这个有关小说创作的道理，却是十分精辟独到，值得后世借鉴的。
    我是怎样学起做小说，又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这要从我的阅读兴趣谈起。我读过一点书，可说是胃口颇杂，不成章法。起初，是小时候在家乡农村半生不熟、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剑侠小说，志怪传奇，倒也庆幸没有被“武侠”引入歧途，去峨嵋山寻访异人领授异术。接着下来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读“五四”以来的名作，才稍许领味到一点文学的价值所在，力量所在。至于走马观花地涉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沉迷流连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梅里美、巴尔扎克、乔治·桑等等巨匠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人物面廊，则是中学毕业以后的事了。后来年事稍长，生出些新的癖好，鸡零狗碎地读过一点历史的、哲学的著作，中外人物传记，战争回忆录，世界大事纪等等。又因生性好奇好游，却无缘亲眼见到美利坚的月亮、“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法兰西的水仙、古罗马的竞技场，只好在书的原野上心驰神往。还追踪着报刊上披露的一则则有关航天、巡海、核弹、飞碟、外星人、玛雅文化、金字塔和百慕大魔三角奥秘的各种消息，来做一个乡下小知识分子“精神自我会餐”的梦……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读书自乐自慰。日积月累，春秋流转，不知不觉中，我就跟文学结下了一种前世未了之缘似的关系。
    就这样，我麻着胆子，蹒跚起步，学着做起小说来了。甚至还坐井观天地自信自己经历的这点生活、认识的这点社会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们所未见、所未闻的，不写出来未免可惜。我的年纪不算大，经历中也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起大落，却也是从生活的春雨秋霜、运动的峡谷沟壑里走将出来的。我生长在湘南农村，参加工作后又在五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各种各样的运动洪流里，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大地的寒暑沧桑。我幼稚、恭顺、顽愚，偶尔也在内心深处掀起过狂热的风暴，还曾经在“红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面前做过轻生的打算。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着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居民们的升迁沉浮、悲欢遭际、红白喜庆、鸡鸣犬吠，也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我发现，山镇上的物质生产进展十分缓慢，而人和人的关系则在发生着各种急骤的变幻，人为的变幻。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种苦闷的泥淖中，也可以说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原因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因之二十年来，我每写一篇习作，哪怕是三两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说，总是在写作之前如临大考，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写作过程中，也不乏“文衢通达”、“行云流水”的时刻，却总是写完上一节，就焦虑着下一章能否写得出(且不论写得好不好)。初稿既出，也会得意一时，但过上三五天就唉声叹气，没有了信心，产生出一种灰色的“失败感”。爱人摸准了这个心性，每当我按捺不住写作过程中的自我陶醉，眉飞色舞地向她讲述自己所写的某个人物、某个情节或是某段文字时，她就会笑骂一声“看你鬼神气!不出三天，又来唉声叹气!”果然几天后初稿一完，我也就从妄自得意走到了反面——心灰意冷。直到很多日子过去，才又不甘失败地将稿子拿出来，请朋友看看有无修改价值。我的不少小说，都是受了朋友的鼓励，才二稿三稿地另起炉灶，从头写起。我甚至不能在原稿的天头地角上做大的修改，而习惯于另展纸笔，边抄边改，并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字句的推敲上。我由衷地羡慕那些写作速度快的同行，敬佩他们具有“一次成”的本领和天分。假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我的基本生活，而到别的什么制度下去参予什么生存竞争，非潦倒饿饭不可。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到一个山区大县去采访。时值举国上下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国城乡开始平反十几、二十年来由于左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该县文化馆的一位音乐干部跟我讲了他们县里一个寡妇的冤案。故事本身很悲惨，前后死了两个丈夫，这女社员却一脑子的宿命思想，怪自己命大，命独，克夫。当时听了，也动了动脑筋，但觉得就料下锅，意思不大。不久后到省城开创作座谈会，我也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些同志听。大家也给我出了些主意，写成什么“寡妇哭坟”啦，“双上坟”啦，“一个女人的昭雪”啦，等等。我晓得大家没真正动什么脑筋，只是讲讲笑笑而已。
    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人民在思考，党和国家在回顾，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学呢，则早已经以其敏感的灵须，在触及、探究生活的也是艺术的重大课题了。我也在回顾、在小结自己所走过的写作道路。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使我茅塞顿开，给了我一个认识论的高度，给了我重新认识、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乡镇生活的勇气和胆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处山坡上，朝下俯视清楚了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来的风云聚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
    一九八〇年七—八月间，正值酷暑，我躲进五岭山脉腹地的一个凉爽幽静的林场里，开始写作《芙蓉镇》草稿。当时确有点“情思奔涌、下笔有神”似的，每日含泪而作，嬉笑怒骂，激动不已。短短十五、六万字，囊括、浓缩进了二、三十年来我对社会和人生的体察认识，爱憎情怀，泪水欢欣。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我是花了二十几年的心血才写出了《芙蓉镇》，也不为过分。
    不少读者对《芙蓉镇》的结构感兴趣，问这种“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写法是怎么得来的。我觉得结构应服务于生活内容。内容是足，形式是履。足履不适是不便行走的。既不能削足适履，也不宜光了脚板走路。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明的突飞猛进，加快了人类生活的速度与节奏。人们越来越讲求效率与色彩。假若我们的文学作品还停留或效仿十七、八世纪西方文学的那种缓慢的节奏、细致入微的刻画，今天的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是会不耐烦的了。而且，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故事发展的节奏和速度都是较快的，读者也读着痛快习惯。

    前面已经说过，《芙蓉镇》最初发端于一个寡妇平反昭雪的故事。那些年我一直没有写它，是考虑到如果单纯写成一个妇女的命运遭际，这种作品古往今来已是屡见不鲜了，早就落套了。直到去年夏天，我才终于产生了这样一种设想：即以某小山镇的青石板街为中心场地，把这个寡妇的故事穿插进一组人物当中去，并由这些人物组成一个小社会，写他们在四个不同年代里的各自表演，悲欢离合，透过小社会来写大社会，来写整个走动着的大的时代。有了这个总体构思，我暗自高兴了许久，觉得这部习作日后写出来，起码在大的结构上不会落套。于是，我进一步具体设计，决定写四个年代(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每一年代成一章，每一章写七节，每一节都集中写一个人物的表演。四章共二十八节。每一节、每个人物之间必须紧密而自然地互相连结，犬齿交错，经纬编织。

    当然，这种结构也许是一次艺术上的铤而走险。它首先要求我必须调动自己二、三十年来的全部的乡镇生活积蓄，必须灌注进自己的生活激情，压缩进大量的生活内容。同时，对我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是一次新的考验。时间跨度大，叙述必然多。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芙蓉镇》在今年年初发表后，有段时间我颇担心读者能否习惯这种“土洋结合”的情节结构，以及整块整块的叙述文字。但是不久后，读者的热情来信消除了我的这种担心，大都说“一口气读了下去”。当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一位关心我的老作家基本肯定之余，指出我把素材浪费了，本来可以写成好几部作品的生活，都压缩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去了。还有，前些时一位文学评论家转告我，《人才》杂志有位同志全家人都看了《芙蓉镇》，十分喜欢，却又说“这位作家在这部作品里，大约是把他的生活都写尽了”。
    还有些读者来信说，《芙蓉镇》就像是他们家乡的小镇，里边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黎满庚、王秋赦、李国香等，他们都很熟悉，都像是做过邻居、当过街坊似的……今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里修订书稿，忽然闯进来一个中年汉子，自报姓名，说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位中学教员。他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文革’中被揪斗个没完没了，坐过班房，还被罚扫了整整六年街道……”说着，他泪水盈眶，泣不成声。我也眼睛发辣，深深地被这位内蒙草原上的“秦书田”的真挚感情所打动。
    《芙蓉镇》里所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有的还分别有好几个生活原型。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同志曾经向我转达过这样一个问题，谷燕山是《芙蓉镇》里老干部的正面形象，是个令人同情、受人敬重的老好人，是否过分强调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觉得这确是一个值得评论家们进行探讨的问题。毫无疑义，在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塑造出了许多感人的老干部形象。这些形象大都是从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的指挥员们身上脱颖出来的，具有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高屋建瓴的雄才大略。而我要写的却是和平时期，工作、生活在南方小山镇上的一位南下老干部。没有枪林弹雨，也不是干军万马大会战的建设工地。谷燕山首先是个普通人，是山镇上百姓们中间的一员，跟山镇上的百姓们共命运，也有着个人的喜好悲欢。然而他主要的是一个关心人、体贴人、乐于助人的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存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使小山镇的生活保持平衡、稳定的力量。在山民们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会、共产党的化身，是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当然，这样写党的基层领导者形象，特别是毫无隐讳地写了他个人生活的种种情状，喜怒哀乐。或许容易产生一种疑问：在“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转变人物”等有限的几个文艺人物品种里头，他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类、入到哪一册去呢?要是归不到哪一类、入不了哪一册又怎么办?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的文学究竟应当写生活里的活人还是写某些臆想中的概念?是写真实可信的新人还是写某种类别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觉得，谷燕山这个人物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我们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并无不妥。
    简单地给人物分类，是左的思潮在文艺领域派生出来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一种习惯势力，是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公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起着阻碍作用。近些年来我力图在自己的习作中少一些它的束缚，但进展甚微，今后还需要花大力气，做长时间的探索。
    许多湖南籍的老作家，总是要求、劝导我们年轻一辈，要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开阔艺术视野，写出生活色彩来，写出生活情调来。他们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写出色彩来，写出情调来”，这是前辈的肺腑之言，艺术的金石之音。要达到这一要求，包含着诸种因素，有语言功力问题，生活阅历、生活地域问题，思想素养问题等等。这决不是说习作《芙蓉镇》就已经写出了什么色彩和情调。恰恰相反，我的习作离老一辈作家们的教诲甚远，期待甚远，正需要我竭尽终生心力来执著地追求。好些读者和评论工作者曾经热情地指出了《芙蓉镇》的种种不足，我都在消化中，并做认真的修改、订正。
    “看世界因作者而不同，读作品因读者而不同”。应当说，广大读者最有发言权，是最公正的评论者。以上所述，只不过是一篇有关《芙蓉镇》的饭后的“闲话”而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于北京

  • 地球知识局：尤卡坦半岛的大冲击

    尤卡坦半岛，中美洲最为神秘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

    它西拥墨西哥湾，东临加勒比海。热带温暖的海风带来了丰沛的雨水，丛生的热带雨林是动物的乐园。海盗曾在阳光明媚的海滩上埋藏他们的宝藏，玛雅人在密林中的石头祭坛上刻下天象变化的预言。真实与虚幻，秘密与证言，都隐藏在这一片碧海绿荫之中。

    然而这众多秘密之中，有一个曾以撼天动地之力，改变了地球生命演化历史的走向，并在地表留下了一个壮观却隐匿的印记——希克苏鲁伯陨石坑。

    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全球第二大陨石坑，其名称来源于撞击中心点附近村子的名字。其位于尤卡坦半岛的西北缘，直径长达180公里，深度达20公里。由于陨石坑一半在陆地上，另一半在海底，因此在陆地上难以窥探其全貌。

    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形成于6600万年之前，是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后留下的遗迹。这一次撞击意义非凡，它引发的连锁反应导致了地球上75%的生物绝灭，终结了恐龙对陆地的统治。

    而这一段尘封秘密的揭开，则要从一层薄薄的粘土说起。

    撞击、绝灭与搜寻

    20世纪70年代，地质学家沃尔特·阿尔瓦雷兹（Walter Alvarez）和他身为物理学家的父亲\诺贝尔奖得主路易斯·沃尔特·阿尔瓦雷兹（Luis Walter Alvarez）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十分大胆的假说：白垩纪末导致恐龙绝灭的原因是一次巨大的小行星撞击。

    父子二人的依据是，在意大利古比奥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系与古近系地层界限中，发现了一层铱元素含量异常高的粘土层。铱元素在地球上的平均含量非常少，但在小行星中的含量则非常多。

    这一层粘土中铱元素的含量是地球正常均值的160倍。由于这种异常的富集不可能由地球自身的活动规律生成，阿尔瓦雷兹父子推测，这层铱元素异常层的出现，应该是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留下的痕迹。（铱是地球地壳中最稀有的元素之一，高浓度的铱几乎可以确定是小行星带来的）

    由于白垩系与古近系地层界限的前后，出现了生物大绝灭的记录，因此这次生物绝灭很可能是由这次大撞击导致的。

    这一假说发表在了1980年的学术界顶刊《科学》（Science）杂志上，引起学界震动。全球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都开始在这一界限处寻找铱元素异常高的粘土层，并成功地证实了阿尔瓦雷兹父子的检测结果。

    这说明，这一小行星撞击事件的影响范围甚广，是一次波及全球的事件。“恐龙绝灭由小行星撞击导致”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

    产生如此重磅影响的小行星，必定会在地表留下一个巨大的陨石坑。但在当时，在学界已知的陨石坑中，都没有与这次撞击事件规模相当或时间吻合的。寻找符合条件的陨石坑成为了证实该假说最为关键的一环。

    显然，这样的搜寻工作需要全球科学家的通力合作。1981年，一场专题研讨会在美国犹他州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分享了他们关于白垩纪末陨击事件的研究成果，但均未发现能与这次撞击相符合的陨石坑。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符合条件的陨石坑已经被发现，但是却出现在同一周的另外一个大会上。

    擦肩而过的发现

    1978年，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格伦·彭菲尔德（Glen Penfield）和安东尼奥·卡玛戈（Antonio Camargo）正在尤卡坦半岛进行地球物理学探测，他们的目的是寻找适于石油钻井的点位。（早在1951年，墨西哥石油公司Pemex就已经在尤卡坦半岛开钻了数个钻井）

    在完成浅海区域进行地磁探测后，格伦调取了此前陆地区域重力探测的结果，并将各区域整合形成完整的区域探测图。将海陆的数据对比后，格伦发现，这两个区域的重力地磁异常值点可拼合为一个直径180公里的圆形地貌，具备明显的陨石坑的特征。

    格伦将他发现的结论报告给了公司，但公司拒绝接受他认为那是陨石坑的说法，认为那是火山活动引起的。此外，虽然格伦拥有地球物理的探测结果，他当时却没能对石油公司的岩芯进行检测。如果岩芯中可以找到撞击后生成的矿物和岩石，就可以确认格伦的发现。（通过化学方法，分析岩芯的同位素等手段可以确定某一个深度岩石的构造成分和更多信息）

    由于涉及商业机密，格伦和安东尼奥获得的数据不能公开，但公司允许二人参加1981年的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的大会，并汇报他们的发现。

    格伦公布了在尤卡坦半岛发现陨石坑的结论，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科学家正在参加同一周的陨击事件研讨会，并未出席这次会议。

    白垩纪末陨击事件的证据，就这样阴差阳错的与学界擦肩而过。

    一转眼，十年过去。1991年，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生阿兰·R·海布兰德（Alan·R··Hildebrand）与其导师威廉·A·博因顿（William V. Boynton）也在寻找白垩纪末陨石坑的线索。他们在寻找撞击发生后的主要副产物——玻璃陨石。

    从美国得克萨斯州到海地，也即尤卡坦半岛周围500公里的范围内，他们发现了不少玻璃陨石，这表明在加勒比海附近，曾经存在过一次大规模的陨石撞击。（小行星撞击到地面后溅射的残骸快速冷却就形成了外表和黑曜石很相似的玻璃陨石）

    但是，撞击坑在哪里？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卡洛斯·拜尔斯（Carlos Byars），一名曾在1981年报导过格伦发现陨石坑消息的记者，联系到了阿兰。阿兰立即与格伦取得了联系，二人合作对墨西哥石油公司几十年前钻取的岩芯进行检测。

    结果令人振奋，从岩芯里白垩系与古近系界限处的层位中清晰观察到了在陨石撞击作用下形成的柯石英和玻璃陨石。尤卡坦半岛上的圆形地貌结构，正是科学家寻觅了十年之久的导致恐龙绝灭的陨石坑。

    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末撞击假说的关键一环，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实证依据。此后，对于该陨石坑与白垩纪末绝灭事件的研究进入了高潮。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科学家们的推演，关于这次撞击事件的细节和其造成的毁灭灾难，逐渐水落石出……

    毁灭的奏鸣

    距今66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从东北方向，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大约45-60°角倾斜着撞击在尤卡坦半岛的西北角上，撞击中心正位于今日的希克苏鲁伯港。

    撞击产生的能量高达10兆吨TNT所产生的效果。人类历史上制造的威力最大的武器为前苏联的沙皇氢弹，其破坏力为5000万吨TNT当量。希克苏鲁伯小行星撞击产生的破坏力为其200万倍，是二战期间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小男孩”原子弹破坏力的760亿倍。

    这颗小行星一部分撞击到了地面，一部分撞在了海底，在撞击中心引发了约9-11级的地震。8级的汶川地震已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地貌的改变，而希克苏鲁伯小行星的撞击则直接将撞击点40公里范围内、地表下厚达20公里的地壳像犁地一样翻了个底朝天。

    撞击引发了巨大的海啸，海浪高度可达100米，平均高度也有16米；而20世纪以来记录过的最大海啸，浪高最大为25米。

    2500公里外的陆地生物都受到此次撞击的直接影响而死亡。这一范围以内的区域则被完全毁灭，一切生物可以说是被瞬间消灭，尸骨无存，其在地球表面的存在痕迹被全然抹去。

    小行星在撞击地表时即因高温而融化成为岩浆。飞溅的岩浆直接抛射到了大气层之外，在飞行的过程中冷却形成玻璃陨石。（天外来客在进入大气层时就会燃烧，升至一个很高的温度还会在下落过程中不断炸裂，增大了破坏范围）

    一部分因速度过快直接飞出大气层的边界，飞向了宇宙深处，而大部分抛射物则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再次落下，并在下落过程中迅速升温，形成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火焰雨，其破坏力不亚于撞击直接造成的破坏。

    炽热的陨石密集地砸向地面，点燃了森林并迅速蔓延。据估计，当时70%的森林都在这场火焰雨之中化为焦土。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撞击点恰位于浅海岸边，而希克苏鲁伯港旁边的浅海海底中沉积着两种物质：灰岩和石膏。撞击一方面将陆地上的岩石化为齑粉抛向天空，另一方面也将海底的灰岩和石膏碎屑撒向了大气。

    由于灰岩的成分中绝大部分是碳酸盐，高温使得其赋存形式改变，释放出天量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

    石膏是一种硫酸盐，而飘散在大气中的石膏颗粒则形成了硫酸盐气溶胶——这正是形成酸雨的主要成分。（先是火焰从天而降，又是酸雨丝毫不给地面生物喘息的机会）

    遮天蔽日的灰尘冲进平流层，如一面黑幕将地表与温暖的太阳光隔绝。地球进入了长达数十年暗无天日的核冬天，气温骤降。二氧化碳释放形成的温室效应又如一层高效的隔热罩，维持着地球表面的寒冷状态。

    而累积在大气中的硫酸盐气溶胶则形成酸雨落回地面，对垂死挣扎的森林体系赶尽杀绝。

    以上这一切都发生在撞击的那一天。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无尽的黑暗摧毁了生态系统的根基：植物。由于失去太阳光，植物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迅速衰亡。加之森林大火和酸雨的破坏，存活的植物也不过是苟延残喘。

    而彼时，恐龙的体型已经演化至极致，大型植食性恐龙每日都需要大片树林的供给。这一场浩劫直接造成了毁灭性的饥荒。大型植食性恐龙率先因食物短缺而死。

    紧接着，以大型植食性恐龙为食的大型肉食性恐龙，也在饥寒交迫中走向死亡。整个生态链遭遇毁灭，包括恐龙在内的大型动物宣告绝灭。

    与之相对地，消耗量小、善于保暖和寻找庇护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以及能够忍饥挨饿的鳄类与龟类则存活了下来，熬过了漫长的灾难岁月，并最终得以在新生代迎来蓬勃的发展。

    对于白垩纪末大绝灭事件的研究仍在继续，相关的细节还在不断明晰，但关于这场陨击的时间、地点和产生的影响，目前暂不存在显著的争议。希克苏鲁伯小行星撞击事件，就是造成白垩纪末生物大绝灭的主要原因，是压死恐龙的最后一根稻草。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大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盛极一时的恐龙，真的是因为这一次事件而绝灭的吗？

    有研究表明，大型植食性恐龙的多样性和生态适应性在小行星撞击事件发生前，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恐龙家族中的“异端”，带羽毛的恐龙家族，则在向鸟类演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适应性不断增强。（体型较小，善于攀援树栖的带羽恐龙在这场无差别袭击中幸存了下来）

    可见，多样性下降的非鸟恐龙（也即传统印象中的那些恐龙，如霸王龙、三角龙、鸭嘴龙等等）已经处在不可避免的衰落之中，小行星撞击不过加速了他们早已注定的灭亡。

    生命不息，演化不止。适者生存才是铭刻在DNA中的不变法则。毁天灭地的灾难袭来，无人可以预知，唯有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才能等来万象更新的崭新时代。（没有什么可以永世长存，人类要时刻警惕自我的膨胀）

    参考资料：
    1.Alvarez, Luis; Alvarez, Walter; Asaro, Frank; Michel, Helen. 1980. Extraterrestrial Cause for the Cretaceous-Tertiary Extinction”. Science. 208 (4408): 1095–1108.
    2.Hildebrand, Alan R.; Penfield, Glen T.; Kring, David A.; et al. 1991. Chicxulub Crater; a possible Cretaceous/Tertiary boundary impact crater on the Yucatan Peninsula, Mexico. Geology. 19 (9): 867–871.
    3.Schulte, Peter; Alegret, Laia; Arenillas, Ignacio; et al. 2010. “The Chicxulub Asteroid Impact and Mass Extinction at the Cretaceous-Paleogene Boundary”. Science. 327 (5970): 1214–1218.
    4.Kinsland, Gary L.; Egedahl, Kaare; Strong, Martell Albert; Ivy, Robert. 2021. Chicxulub impact tsunami megaripples in the subsurface of Louisiana: Imaged in petroleum industry seismic data.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570: 117063
    5.Pope KO; Ocampo AC; Kinsland GL; Smith R. 1996. Surface expression of the Chicxulub crater. Geology. 24 (6): 527–530.
    6.Condamine, F.L., Guinot, G., Benton, M.J. et al. 2021. Dinosaur biodiversity declined well before the asteroid impact, influenced by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Nat Commun 12, 3833.

  • 大江宁静：殖民者与印第安人

    很多人……对于西方殖民新大陆的历史不了解，他们觉得是一种国家行为，派大军去征服当地人，如同鞑靼人对外征战一般，动辄屠城灭族，抢夺战利品。
    事实上，西方对新大陆的殖民更多是一种商业行为、私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
    历史上有两种殖民方式：一种是类似于鞑靼人的，军队出征，打的是灭国之战，以抢夺土地和财富为目的；另一种是英美和欧洲以商业和私人为主的殖民模式。英国、荷兰在东方殖民都是以公司模式进行，东印度公司而非国家是殖民的主力，在北美，最先建立殖民地的也是冒险者和旧大陆逃离者，西班牙、葡萄牙国王也只是出资资助新大陆探险者，并参与分成，类似一个商业项目。
    因为是商业和私人行为，赚钱是第一位的，所以英国和欧洲国家在殖民的过程中通常都跟当地势力和土著合作，北美洲也不例外。很多印第安部落都跟英国人有合作关系，在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时，这些部落跟英军一道同美洲殖民者作战。因此美国建国之后，对与英国合作的印第安部落进行了报复。印第安部落在英国北美的另一块殖民地加拿大的地位很高，有“第一民族”之称，有不少优待政策。
    在过程中有杀戮，但并不像一些白左历史学家说得那样，是系统性的种族灭绝。对西方批判最狠的，莫过于白左。
    对印第安人的被杀数量的估计，在白左当道之下节节攀升。整个美洲大陆被屠杀的印第安人，从1000万到1500万到2500万，甚至有些文章估计在北美地区就有2500万人遇害。
    其实美洲印第安人，尚处于渔猎阶段，只有部分地区进入了农耕社会，整个北美地区印第安人没有进入农耕社会，可能只有150万-200万；墨西哥和南美洲地区进入了农耕社会，人数稍多，但估计也不会超过2000万。大国春秋时期人口估计也就在一千万左右，更不用说美洲印第安人农耕技术远远落后，没有青铜器，尚处于石器时代了。
    这里并不是全盘否定白左思想理论，白左思想源自进步主义运动，男女平权、福利提高、对少数族裔和群体的保护……这些都与进步运动息息相关。白左的问题是矫枉过正过了头，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保护甚至形成了逆向歧视。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头，过犹不及。反对白左不是要反对进步主义运动，保守主义也不是要回到中世纪。
    对于新大陆殖民事件，很多人用白左的理论跟风批判，但首先得认同白左的价值观才能在同一逻辑下评判，很多人认同的是丛林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也跟着白左鹦鹉学舌，前后矛盾，殊为可笑。既然认为“落后就要挨打”“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那么技不如人受人欺凌又有何怨呢？
    关于新大陆殖民事件同样要放在历史背景下分析，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为1492年，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末期，清兵入关是1644年，尚在百余年之后，用后世白左理论来评判数百年前的历史事件是不合适的，可以说是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历史事件需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下评判。

    关于印第安人的一些真实的谎言。
    何谓真实谎言？就是看上去有一定道理，也夹杂一些真相，但细究之下离事实相去甚远。
    很多人觉得印第安人是一个整体，这就像西方人觉得天下亚裔是一家一般可笑。不说东南亚，就是东亚中日韩三国，虽然都是黄皮肤，但差异甚大。印第安人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甚至都没有建立过一个国家（中美洲和南美洲有国家的萌芽），而是处于部落阶段，彼此互相仇视。
    印第安人的发展水平如何？极其落后。印第安人依据发展程度大致可以分为三块：北美印第安人、中美洲印第安人（包括墨西哥）、南美洲印第安人。总体上，印第安人没有进入青铜器时代，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从大历史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渔猎、畜牧农耕、工业文明三大阶段。大约在1万年前，亚非拉大陆上的人类开始从渔猎进入了畜牧农耕阶段，这是一次大飞跃，也是文明的开端。在渔猎阶段，其实人类比起群体捕猎的狼群狮子群高明不了多少，一个狮群10多头狮子，领地面积达到数千平方公里，需要相当大的面积才能养活捕猎者，而且还处于温饱阶段，每天为食物奔波。进入畜牧和农耕阶段后，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剩余出现，社会分工大幅度提高，国家和文明的建立成为可能。
    而在1万年前由于冰川融化，白令陆桥断绝，印第安人跟主大陆交流中断，并未进入畜牧和农耕阶段，美洲大陆上原本是有马的，但这些野马被印第安部落捕杀殆尽，而美洲野牛性格暴躁无法驯服，所以印第安人并未驯服任何一种大型动物作为帮手，没有进入畜牧阶段。
    没有牛马等大型动物，也影响了农耕。大多数印第安部落都没有进入农耕阶段，只有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国一只脚跨入了农耕阶段，但由于没有大型动物，没有青铜器，所以这两个印第安文明最先进的地区农耕水平其实也相当原始落后，比起三千多年前的殷商帝国技术还要落后。
    还有，虽然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冠以“帝国”之名，但事实上还算不上国家，只能算部落联盟。
    两个“帝国”虽然开始使用金属铜，但还没发现青铜，主要还是使用石器；而且没有发明文字，比殷商落后，殷商有青铜武器、有战车、甲骨文，全方位碾压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这两个“帝国”发展水平大致跟儒家推崇的尧舜禹“三代之治”相当，实施的是“禅让”制度，强势部落成为部落联盟盟主坐庄。
    印第安部落并非像卡梅隆描绘得那般温情脉脉，而是杀人祭祀剥头皮取心脏，这种文化信仰比起后来的殷商“人牲”祭天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兹特克神庙落成一次用数万人祭祀，阿兹特克人的图画显示，其杀人行为是每日的必行之事，人的心脏是奉献给太阳神的，尸身则抛弃在金字塔形庙宇的陡峭阶梯上，头颅则割下来陈列在庙宇附近的颅架上。印加帝国也与阿兹特克帝国类似，都信奉同样的神灵，不过祭祀的规模稍小些、对外相对温和些。儒家言必称三代之治，真实的尧舜禹时代大致类似于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所谓的“三代之治”不过是利用历史迷雾构建的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罢了。

    在西方人来到美洲之前，美洲大陆上有多少印第安人？一些白左学者为了夸大对印第安部落的屠杀，在对印第安人口的估计上越吹越大，从1500万到2500万甚至估算北美大陆上就有8000万到1亿印第安人，比同期大明人口还要多，想想这也不可能，以印第安落后数千年的史前文化水平，怎么可能比大明的人口还多？
    比较靠谱的估计：北美印第安人，由于处于石器时代渔猎状态，整个地区估计是100万-200万人，中位数150万人左右。
    北美其实对史前人类相当不友好，由于美洲大陆的山脉都是南北向的，没有东西向类似秦岭的山脉阻挡寒风，北美从南到北冬天都很冷，前段时间美国得克萨斯都陷入严寒之中，要知道德州可是跟广州纬度相当。渔猎状态需要广袤的地盘提供猎物，养不活太多人口。
    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一只脚进入了农耕社会，印第安人文明程度最高，人口最多的地区。中美洲墨西哥一带是美洲大陆最适宜生存的地区，其次是印加帝国的安第斯山脉地区，而且这些地区有丰富的金银矿产，所以西班牙人首先占领了这两个地区。南美其余地方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哪怕是现在都是人类生存的禁区，人烟稀少。
    以殷商帝国作为对比，这两个帝国估计有数百万人口，其余地区相对于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而言是“野人”部落，人口不会太多。所以，估计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整个美洲大陆印第安人口1500万人左右，不会超过两千万。所以说屠杀数千万是无稽之谈，印第安总人口还没这么多。
    对美洲的殖民主要有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西班牙人占领和征服了印第安人建立的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帝国，但来美洲是为了财富，不是为了灭绝印第安人。历史上记载数百人、上千人的西班牙冒险者就征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真相是这些西班牙人得到了当地印第安部落的帮助才得以成功。
    阿兹特克和印加并不是国家，而是部落联盟，联盟中的其他部落对阿兹特克和印加不满，因此跟西班牙人合作，推翻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人的统治。不然，哪怕再落后，西班牙人也无法以数百人征服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帝国，对付一个部落还差不多。
    这些跟西班牙人合作的印第安部落成为西班牙殖民地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冒险者而言，美洲大陆地广人稀，最重要的是人口，所以后来陆续都给予了这些印第安人公民的身份，而且与之联姻混血。
    今日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印第安土著和混血血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有的国家九成以上人口都是印第安混血，除了阿根廷。
    阿根廷是美洲最白的国家，这是因为阿根廷本身比较偏僻，原住民人口较少，而在独立后大量的欧洲移民涌入，加上阿根廷采用反向的“一滴血”原则认同身份，即只要你有一丝白人血统也认定为白人，大幅度稀释了原住民的数量。
    英国则有所不同，英国占据的北美殖民地本身印第安人数量就较少，英国对于北美殖民地居民也不信任，因为其中有大量的不满英国当局的“反贼”飘洋过海来到新大陆，类似于明末清初大量反清复明组织下南洋，满清对南洋侨民一向是警惕防范为主。
    英国的国策是在旧大陆维持势力均衡，在新大陆也不例外，所以英国对印第安部落以扶持为主，下过禁令禁止北美十三殖民地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进入印第安部落发展。美国独立之后，废止了这一规定，美国一度想要吞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加拿大，但英军与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合作，打得美军丢盔弃甲，甚至连华盛顿都被英国和印第安部落给烧了，只得熄了吞并加拿大的心思。
    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在西进运动中对印第安部落进行了杀戮，但也有不少印第安部落转而跟美国合作，直到1924年，美国给予了印第安人美国公民的身份，美国和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战争告一段落。
    关于印第安人，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言是西班牙人征服不了印第安人，于是故意传播天花，用疾病消灭了80%以上的印第安人。
    西班牙冒险者在征服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过程中，确实遭遇了不少败绩，1539年西班牙军德索托在墨西哥湾几乎被印第安人全歼，1000余人仅300人生还，德索托也被击毙；到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湾的据点几乎全部被印第安人夷平。但西班牙人分化瓦解了印第安人，在跟西班牙合作部落帮助下，西班牙人最终征服了中美洲和南美洲。
    这跟天花没什么关系，天花疫苗牛痘的大规模应用，是19世纪初的事情了。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1796年发现了牛痘疫苗可以防治天花病，1802年，英国议会大规模推广，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然而，却没多少人记得詹纳，以至于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拿破仑与隋那》的文章为之鸣不平。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西方摆脱天花的困扰，已经是19世纪初，这个时候，墨西哥土著已经在闹独立了，西班牙跟印第安混血已经有上百年了。
    在这之前，天花对于西方人乃至东方人同样是致死率很高的疾病，满人入关，很多人死于天花，康熙能够当上皇帝，一个重要的就是因为他出过天花，满脸麻子是免疫天花的象征。而且天花的死亡率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约为30%左右，会给印第安人带来伤亡，但最多也就跟入关的满人类似，灭族是不可能的。
    再说，疾病的威胁是相互的，欧洲殖民者也深受美洲疾病的困扰，苏格兰在中美洲巴拿马建立殖民地就因为黄热病而崩溃，此举导致苏格兰政府破产，并最终被英格兰吞并。

    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导致了杀戮，但也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进步，使得他们从史前文明进入工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摆脱了愚昧和被献祭的命运。目前拉美地区就有4000余万印第安人，约占拉美总人口12%，这还不包括印第安混血儿，像墨西哥、秘鲁等印第安人较多的地方，90%是印第安和白人、黑人混血。据2010年统计数据，美国约有印第安人290万人。
    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后，印第安部落也有了飞跃式发展，在英国和墨西哥的支持下，美洲西部的印第安部落有了战马和火枪，跟美国人打得有来有回，甚至在1876年小巨角河战役中歼灭了美军第一骑兵师第七骑兵团，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卡斯特中校被杀。
    阿帕奇、黑鹰……这些都是让美军吃了大亏的印第安部落，他们的骁勇善战给美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把他们用在武器命名上。
    对于被西班牙征服的印第安“野人”部落而言，虽然西班牙人奴役他们，要他们上缴农产品和矿物，但如果阿兹特克帝国武士抓住他们，可是要整个部落都进神庙被祭祀的，不然阿兹特克帝国一年上万的祭祀品是怎么来的？
    印第安并非一个整体，部落之间的残杀从未间断过，其野蛮与残酷程度远甚于历史记载，哪怕是殷商帝国的“人牲”与之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胜利了印第安部落把失败部落的男女老幼全部杀绝，这是印第安部落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尚处于渔猎阶段的印第安人不需要奴隶。失败者的价值对于文明程度高一些的阿兹特克、印加帝国而言就是祭祀，讨神灵欢心；对于北美印第安部落和“野人”部落则是割头皮，如果觉得俘虏勇敢、强壮的话则是食用，他们相信吃啥补啥。
    处于两大帝国外大多数处于渔猎状态的印第安人居无定所，四处迁徙，并没有领土观念，更不用说建立国家了。这些以捕猎为生的印第安部落也没有私有财产观念，他们认为抢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殖民者种植作物他们并不会反对，因为他们并没有种植和土地私有的观念，然而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就下山来抢夺，因此屡屡跟定居点居民发生冲突。
    随着殖民者的到来，印第安部落也与之开展合作，英、法、西、荷等殖民者之间的战争，均有印第安部落参与。例如1756—1763年英法两国为主体的“七年之战”，其北美战场易洛魁部落站在英国一边、北方其他部落在法国一边、南方印第安部落则与西班牙一起向英国开战。
    南北战争中，印第安人也站在南方一边与美军作战， 在英国的暗中支持下，1862年印第安部落苏族和阿帕奇族对美军开战，这使北方军不得不调大军迎战北边的印第安人，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支援了南方邦联。所以美国人对印第安部落深恶痛绝，南北战争之后开始主动讨伐印第安部落，但在这些战争中，出于部落之间的仇恨，也有不少印第安部落跟美军合作，大量印第安人加入美军，西部印第安最强大的苏族部落酋长坐牛，就是被印第安人杀害的。

    印第安部落最为恐惧的是谁？并不是西方殖民者，而是印第安同族。
    举个太平洋岛国上的例子吧。新西兰的毛利人和附近岛屿上的莫里奥里人，本是同文同种。大约在1000年前，莫里奥里人从新西兰迁徙到500英里外的查塔姆群岛上，开始独立发展。1835年11月19日，500个毛利人带着枪支、棍棒和斧头，乘坐一艘船来到了。接着在12月5日，又有船只运来了400个毛利人。一群群毛利人走过莫里奥里人的一个个定居点，宣布说莫里奥里人现在是他们的奴隶，并杀死那些表示反对的人。
    毛利杀死了数以百计的莫里奥里人，把他们的许多尸体煮来吃，并把其余所有的人变为奴隶，在其后的几年中又把其中大多数人随心所欲地杀死。一个莫里奥里的幸存者回忆说，毛利人像宰羊一样屠杀他们，他们吓坏了，逃到溜木丛中，躲进地洞里，逃到任何可以躲避毛利人的地方。但这都没有用；许多人被发现了并被杀死——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部被杀死。
    一个毛利人征服者解释说，“我们占领了此地是按照我们的习俗，我们抓住就杀，我们还杀了其他一些人——但那又怎么样呢？这符合我们的传统”。
    印第安人遇到殖民者是不幸的，但他们占据了一个富饶的大陆，却停滞数千年没有发展，犹如小儿持有千金过闹市，一旦被发现总会遭遇不幸；但印第安人又是幸运的，如果他们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被发现，那估计真会被灭绝了。
    工业社会的到来，将落后的文明纳入社会化大生产即可实现利益最大化，并不需要灭绝之。所以两个文明相遇，优势方的文明等级越高，落后方越安全。真正危险的，是处于同一文明发展阶段而一方掌握了新科技。例如莫里奥里人碰到了毛利人。毛利人跟殖民者先行接触，有了火枪，而他的文明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所以对莫里奥里人威胁巨大。

  • 许宏：考古学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论理

    原文刊于《遗产》第一辑，2019，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是全球范围内罕有的一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建构起当地考古学文化架构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因而收获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释读就是一个佳例。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这是所谓“纯客观”研究所无法比拟和企及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浓厚的史学传统的浸淫下，饱含着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工程中来的。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其间，追求史实复原与心性史体验是很难做确切的切割的。

    古代中国留下了丰厚的文献资源，对这笔宝贵财富，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弃之不用。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在凭传世文献寻“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 ，其中一个最大的启示是：文献中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经过系统梳理考证的文献，可以作为我们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但如何利用，却是个大问题。是文献史学和考古学领域各自扎实做好自己的本体研究，在此基础上分进合击、慎重整合，还是在相关材料还相当薄弱的情况下，积极做“对号入座”式的证经补史的工作，学者间看法不一、做法不同。

    在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数十年来考古学界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总体趋势是，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进行狭义史学范畴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 。在关于夏文化的论战中，同样是用年代、地理、文化特征、文化来源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几个指标来考察，参与讨论的学者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譬如，将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化与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渐变和突变相比附，就见仁见智。从作为先行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直至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王朝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三代考古学界孜孜以求、成果斐然，但也仍没有达到可以摆脱‘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研究样态” ，这一状况直至今日。

    回观学术史，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如上引邹衡的相关论著）和新的旁证性考古发现（如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尽管大学考古专业相关课程和教材专著定名经历了从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在1950-1970年代还是“商周考古”，到1980年代始则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进入青铜时代之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采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 。由是，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而1990年代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显然也是以传世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 。这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如前所述，在中国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考古与历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史前史研究的是尚无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初现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由于“身份”明确，历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一般均可与文献所载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而可以直接以国（族）或王朝名来命名。史前至原史时代一直分列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一般采用神话传说人物和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至此才开始合流 。晚商文化、西周文化均属此类，殷墟则因有甲骨文的出土与释读而成为第一座“自证”身份的王朝都城，从而走出了“传说时代”。

    徐旭生在半个多世纪前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 。其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上古时期考古学的发现虽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但却未能“更新”或深化当年的认识，关键即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鉴于信史时代的上限是甲骨文出现的殷墟时期，而此前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仍属原史时代，商王朝可以说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即其下限是清楚的，而上限仍有待探索，无法定论 。

    也正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彻底否定徐旭生在60年前首倡的关于二里头属于商汤亳都的推断，无法确证二里头肯定为夏都。如二里头的主体为商，则作为王朝诞生传说地的中原，在二里头之前还没有发现具有广域王权国家特征、呈现出“王朝气象”的考古遗存 ，无法对应于后世文献所载兴盛的夏王朝。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二里头是夏，只能是可能为夏，乃至最有可能、极有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仍然都属于推断和假说的范畴。至于二里头与偃师商城的兴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替——夏商革命的说法，不能不说仍是最能“自圆其说”的假说 。文献话语系统和考古话语系统目前的合流点只能是出土甲骨文的殷墟，在此之前试图对这两大系统进行整合的对号入座式的探索，都只能看作是推论和假说，而非实证性研究。

    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年和商年，以及相关都邑所在地的记述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夏、商两个族团又都主要分布在狭义的中原地区，大体位于现今河南省及其邻境地区，二者的文化交流又颇为频繁，所以无论从年代、地域分布和考古学遗存的特征上，都很难把二者分辨开来。例如，以往推断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主要证据，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前1500年 ，历时约400年左右，其主体在一般认为夏纪年的范围内。但最新的碳素系列测年的结果，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750-1530年 ，只有约200多年的时间。如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否与夏纪年相合，就更加不确定了。此外，器物演变呈渐变的趋势，没有如“蛮族入侵”式的文化断裂，大型建筑的方向和都邑兴废的原因等也也都比较复杂。几乎任何问题都没有唯一解，也使得二里头与夏之间的关系变得颇不确定。

    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至汉晋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当然是存在的。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芜杂晚近的文献中的说法，不足以支撑“信史”的成立，仅从现有的“不会说话的”考古学证据出发，更不能对夏朝的存在证明或证伪。诚如朱凤瀚指出的那样，在求索夏王朝的过程中，对其是否真实存在，不应先有一个必定存在的预设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古史辨”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在于其疑古精神。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 。

    而信史之可凭信，当时的“内证性”的文书材料是不可逾越的门槛。类似材料一旦发现，该考古学遗存的族属或王朝归属不证自明，或一证即明。“考古学重建（重新建构）”属于阐释范畴，融入太多当代人的想象，大致适应于史前和原史时代考古，狭义史学意义上的信史是无需这样的重建的。如果在“考古学重建”前某些传说时代的族属或社会组织已被认定为信史，那就与考古学无关，而是文献史学内的单重论证，甚至可归为信念或信仰范畴了。

    与文献史学相比，考古学更擅长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长时段观察，而拙于对具体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绝对年代的把握。可以认为，考古学仅可提供某一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发达程度是否接近或达到国家（王朝）水平的证据，却无法在没有直接文字材料的情况下证明狭义史学范畴的具体社会实体如夏、商王朝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排除或否定任何一种假说所提示的可能性；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早期王朝的纪年等问题只能作粗略的把握。

    鉴于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在古代人群族属的探究推断上，宜粗不宜细。蒙文通划分的河洛、江汉和海岱三大部族 ，徐旭生划分的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 ，都可与考古发现情况大致对应，堪称经典。这与以后世文献提供的古史框架为认知前提，在没有决定性证据的情况下即将考古遗存强为比附、引为“信史”的“对号入座”式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对某一王朝都城具体地望的讨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别与朝代归属的论辩，对文献所载夏商王朝更替究竟对应于哪些考古学遗存的争论，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

    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还存在着阶段性的所谓“共识”或“主流观点”，它们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不断地变化。考古学界先是因徐旭生的推测而认同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商王朝的遗存，此后又逐渐形成了以邹衡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应当指出的是，这类所谓“主流观点”或“共识”的取得，都不是建立在获得决定性证据——即有像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文字材料出土——的基础之上的。问题的症结恰如邹衡所指出的那样，“所有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者都依靠一条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成汤所都的‘西亳’。我们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成汤所都在‘郑亳’” 。准此，则持不同论点者都是把今人依据传世文献而提出的推论和假说当作争论的主要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哪一种“主流意见”或“共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是无从验证的。据最新的测年结果，测年专家倾向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并非如原来推定的那样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这一结论可能又会被认为支持了曾经的“主流”意见也即现下的“非主流”意见，论争也在持续进行。

    总体上看，论争各方的认识前提和思路方法大同小异。各方都以夏王朝的真实存在为讨论前提。即都认为后世文献（大多属东周至汉代）中至少有一种说法（一般是偏早的文献）是正确的，属于“信史”；而某一考古遗存应当甚至肯定是某族或某一王朝的遗存。在这一前提下，指认相关考古学遗存究竟属夏还是属商，甚至论证具体（个别）的历史事件如商汤伐夏在考古学上的反映等。其不同之处则仅仅是哪条文献为信史，哪种考古学遗存属于某一王朝（族属）而已。

    概言之，在考古材料还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考古学界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这些发现的历史学解释上，集中于大型聚落与文献记载中的具体城邑，以及考古学文化与具体族属、王朝发展阶段的比附对应上。同时，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学者们随着新的考古发现与测年数据的不断推出而校正甚或改变观点，展开新的论战。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景观。但目前看来，这类研究恐怕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了。可以认为，“对于古史传说采取信史的态度，把某一次迁徙、某一次战争甚至某一个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间的类同现象、某一个城址甚至墓葬等同起来，似乎无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前史的重建” 。

    其实，把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群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或者王朝归属对号入座的研究，既不是考古学所擅长，也并不是这个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诚如陈淳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理论方法的进展审视关于夏史的争议,就会发现论证它的存在与否其实并非这两门学科最重要或最有成就感的工作。因为当代考古学的历史重建早已不再囿于解决早期国家产生于何时与何地的问题,而是要弄清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的动力。年鉴派史学要求打破传统史学的三个偶像,即政治偶像(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个人偶像(孤立地关注个别历史人物)、年表偶像(把完善朝代年表看作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个偶像恰恰是持夏代信史论者的核心议题” 。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认知。我们说从考古学的角度，可以说二里头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或者说最早的中国，但从狭义的史学角度来说，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在确认它的王朝归属问题上并没有突破。与其说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更多新的问题，让我们的思维进一步复杂化。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阶段转型为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新阶段 。对于传统的古史框架，不是抛弃而是超越，我们正在探寻考古学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建构的更大的可能空间。可喜的是，新一代学人已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热切关注参与这类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研究，学科的关注点已在悄然转移。正如陈淳指出的那样，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理论方法、基础材料、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是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有了重大的进展。而考古学的这种长足进展完全超越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范畴，它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来全方位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 。

    最后想强调的是，考古学通过物质遗存探究过去，具有极强的阐释性。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而考古学者的代言，不可避免地会融入研究者的主观认识。中国考古学在传说时代古史探索领域的研究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验证性，这是我们需要自警自惕的。深刻地意识到考古学科自身的局限性，扬长避短，才能使我们有更大的学术收获。可以预见的是，考古学将会把更多的关注，集中于它所擅长的对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生计贸易等方面的研究，将会对古史研究乃至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有更多更大的贡献。

  • 丁学良：应警惕社会阶层固化

     本文为“网易财经”对丁学良的访谈记录，时间约为2013年。

    台湾土改开创了发展”奇迹”

    网易财经：很多的财富报告都指出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财富集中度在不断上升，而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张速度也非常之快，一份瑞士信贷发布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更是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张速度全球第一，您怎么看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丁学良：从九十年代末，到现在这二十多年当中，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面，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的介入越来越深，中国的贫富不均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有一部分原因是属于跟全球化普遍性的趋势是相关的，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内地的贫富不均，也有中国自己特有的一些原因。对所有参与全球化的普遍性的原因，我觉得解决起来更难一点，因为这是全球的问题，并不是你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的问题，美国、英国、韩国、华人社会都变得非常严重。

    对中国大陆特有的那些造成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的原因，我觉得更应该注意。

    网易财经：哪些是中国特色的东西？

    丁学良：第一个就是中国垄断的巨型国有企业和产业部门，同其他的一些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严重的差别。垄断性的，非竞争性的，而他们前面又加上个中字头，比如说金融产业，跟能源有关系的，比如说跟电力以及还有跟航空和铁路这些垄断性的企业。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水很深的灰色和黑色收入是一部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灰色和黑色，就是不是牵涉到腐败问题。这个灰色和黑色的收入再加上去的话，也是造成极其严重的贫富不均。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延续的城乡户口的分离制度，这样一个分离制度造成了很多人出生，就使得他怎么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或者很少有办法越过那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我们都知道，要么通过考上很好的大学，要么你当兵，然后在部队里面变成了官，而且你要到一定的级别才行，如果你不到那个级别，等退役以后还是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社会阶层了。

    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就是多了一条商业的道路，很多人找到了很好的机遇，也能吃苦，也碰到了好运气，然后通过经商的办法，得到很好的经济地位的改善，但是这种还是比较少数的。对于大面积的，原来出身农村的，农村户口的人，可以讲这种人可能是百分之七八十，他们就命定了，他就是一个永远的弱势群体，包括经济地位很差，包括社会地位很差。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快速工业化的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建立的这个城乡户口制度呢？是1958年，因为1958年是大跃进的起点，也是要像斯大林一样，用最短的速度建成强大的工业体系，所以那个时候就不能让农民到处跑，你得老老实实待在乡里，生产粮食，提供给城里。

    假如农村现在的农民也能够对自己所控制的土地，有完整的产权，那么很多农民马上就富起来了。台湾的经济起飞的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前提，就是实行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最最成功的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实现了当年孙中山的目标。做好了这个东西，造成了台湾的原来农民从最贫困的水平上能够上来。台湾经济起飞，到八十年代末为止，既保持了一个高速的增长，也保持了全世界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其他地区很难做到的，长时间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贫富不均的指数是属于全世界最低的之列。

    网易财经：您提到的三个都是根本性的问题。

    丁学良：是很根本性的问题。

    穷人翻身机会越来越少

    网易财经：您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很深，你认为现在穷人翻身的机会是越来越少。

    丁学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那十多年里，很多人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但是通过考上好大学，或者通过做生意，或者通过留学，还真有很多人一下子就翻了身了，这个问题从九十年代以后变得越来越少，国内的学者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固化，社会经济地位固化，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网易财经：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丁学良：这当然很糟糕啊，人的一生就那么一段，这一段如果你翻不起来就翻不起来了，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自己本人的生活经验我就晓得，要么你是官二代，要么你是富二代，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况的话，你就是一个平民子女，普通家庭的孩子，你要想翻身，如果到了三十岁左右你还没翻过来，基本上你就没那么多希望了，因为你在这之前无论是当兵也好或者是考公务员也好，或者是考大学也好，基本上在三十岁之前。

    对普通人来讲你就在慢车道上就走吧，一辈子就这么走下去了，要不被人家挤下去就不错，某种情况下就给人家挤下去了，比如你家里不好，你遇上一次大的病灾，你就挤下去了，再上上不来了。

    网易财经：对，因病而返贫。

    丁学良：这问题是很严重的，或者遇上天灾，比如说你家失火了，房子烧掉了，车子烧掉了，是不是？这种事一下子就下去了。

    网易财经：是。

    大学专业设置与经济结构脱节

    网易财经：我记得您回忆说你生活的那个年代，如果不好好读书就会挨饿，但是现在我看来读好书，也不如有一个好爹。

    丁学良：从2007年、2008年开始，高校的扩招，这个现象非常严重，高校扩招有它一定的道理，所有工业化的经济体，只要到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以后，都要有一个高校扩招的现象，因为工业化到了中等阶段的时候，就很多的操作者如果不受高等教育的话，他就没办法就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大陆你要讲你是个大学毕业生，人家觉得你是个知识分子，到了美国去以后，Who cares，你怎么会是知识分子？美国到处都是，就是因为美国老早就工业化到了高级阶段了。

    大学高校扩招这一点，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我们中国大陆经常出现的，一个合理的事情，最后一定会走得很极端，一个是专业的设置，一个是招生的名额，这两个，一个是质，一个是量，一个是结构，一个是数量，这两者之间，它跟中国社会里面不断地日新月异的经济的结构和经济发展的特点不挂钩，所以说招生只管招生，设置专业只管设置专业，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制造业的经济体，按照总量，第一大还是美国，第二大是中国，中国大陆，你既然是第二大的制造业经济，那么高等教育中间，大部分人都要跟制造业有关系，要提高他的素质，变得非常非常精致，非常非常高档，但是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来，你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全国都是这样，他要扩大招生规模，他首先去看看哪些专业的成本最低，他就先发展，哪些专业成本最低呢？政治思想教育、传媒。

    网易财经：文科类。

    丁学良：对，就是我们广义的讲就是文科类或者社会科学，西方讲的humanity society sciences，因为他投资最低。真正跟制造业跟工业有关系的，它要实验室，要设备，还要实习，这个成本很高的。拼命发展那些成本很低的专业，而那些专业恰恰不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上升的需求量最大的东西，所以这就造成很多人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担忧了，说我学这些东西出去以后找不到工作。

    本来大学里面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很多人是进入这个高档的服务业的，但是因为你控制的太严了。我举个例子，跟教育有关系的，包括成人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等等，中国的教育是政府垄断的。传媒也是，不是说你几个人，马上就能开一个传媒公司，何况你要没有一定的关系，你挂不了牌做不了执业的。

    第三个就是说跟广义的信息有关系，信息服务，然后还有创意，很多创意包括演艺、拍电影、拍电视、跳舞、编电视剧、漫画、印刷，这些东西都是政府控制很严的这些部门，而这些东西恰恰正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就业去的最多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点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在中国，只要好一点的部门，不是量材用人，要开后门，要看你爸，要看你爷爷，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并不是一个透明的，公平竞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些人学校读的也不错，学校也不错，然后就发现他在学校里学到的一些东西，并不能仅仅，数理化考的怎么样，学好数理化不如一个好爸爸。

    网易财经：对，其实您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人才都往北上广走，其实原因是因为在北上广可能还相对公平一点。

    丁学良：越到小地方。

    网易财经：越难找到一个好工作。

    丁学良：就是地方势力嘛。

    权力经济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网易财经：这也造成了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丁学良：越来越不平衡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陆经济资源的分配是跟着权力走的，刚才我们讲是从个人的角度。你要从整个大的体制来讲，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权力经济，很多时候都是靠权力分配资源，所以一些地方变得资源高度集中，所以这样就导致很多人挤破脑袋也要挤到这几个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去。

    这也就造成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分配，找工作的时候，发现自己选择的地方太少了，就那么一点点。

    网易财经：只能选这几个地方。

    丁学良：就那么一点。

    网易财经：您十年前写的一个著作《什么是一流的大学》在当时引发了一个广泛的讨论。现在十年过去了，您觉得中国的这些大学距离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近了吗？

    丁学良：中国大学的改进是有，有些方面的改进是很明显的，但是大部分的这些改变很明显的地方都是跟硬件有关系，因为以前中国大学很穷，很多东西没有。

    我们讲到学科，最近十年中间，有些学科的发展也是很明显的，当然这些学科的发展很明显，大力的投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陆出去留学的人，现在全职回来或者半职回来的越来越多，要没有这些在海外经过多少年的搏斗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新鲜血液的话，纯粹靠中国内地培养出来的人，这些专业，也不可能改善那么快，包括医学、生物学、材料学，很多的应用型的学科，包括金融、会计，应用性的，这些进步很快。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学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管理的方法越来越像管理工厂一样，不像管理大学，因为大学是个很活的一个东西，你完全用那种指标性的管理，有些东西是要用指标的，还有一些东西没办法用指标，大学应该有新观念、新思想、新做法，新的行为方式，而不仅仅是创意产业有新观念。像这些东西都是要靠非常好的学术自由，非常好的教学大纲，非常好的课本、教师和学生之间非常好的互动关系，非常好的教育实验室。但这个东西在中国大学里面很少，中国大学的管理就是看指标，而这个指标都是通过行政衙门定下来的，有些东西是合理的，有些东西是不合理的。

    这些东西，你是没办法指标化的，因为Creative本身就是新的，它在出来之前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条件都应该出国上学

    网易财经：和你们那个时代相比，您怎么看今天的中国大学生的含金量？

    丁学良：中国大陆的大学，本科生中间，特别是比较好的一些大学，本科生中间是有一些很好的苗子的，但是这些很好的苗子都得不到系统的培育和发展，这是很糟糕的，有些人可能大一大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发现，你怎么样有这些好的想法，还不如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然后人变得很世故，其实你在西方这些社会里面，发达社会里面，你反而倒看到那些大学生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这是很明显的。

    网易财经：所以你一直建议学生能够出国上学。

    丁学良：是，就是，你不出去的话，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新奇的东西，有多少创造性的东西，你出去以后就感觉到了，真的不一样，我不是说出去，所有人都应该出去，我认为有条件的都要出去，哪怕出去待个一年两年都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是每天都在变。

    网易财经：可以受到一些启发。

    丁学良：你能找到以后的一些机会，我很羡慕他们，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可怜，农村里的，中国条件，整体条件也很差，尤其农村里的，没有遇上这些好机会，看了很羡慕。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我们那个，我们皖南那个地方，世世代代就讲两个字，耕，农民啊，一个读，你到现在为止你看看那个对联都是什么样的？耕读耕读，上联是耕字开头，下联是读字开头，读书，这是皖南的几百年的传统。

    网易财经：很重视读书。

    丁学良：耕读，耕的目的是要读书去，种了粮食以后，家里的孩子是要送出去上学的，所以我从小就受这种传统长大的，可惜条件太差，幸亏，英文讲It’s not too late，就是在太晚，没有太晚，没有给最后一班车落下来，落下来就完了，还是赶上了，赶上了就是1977年、1978年开始恢复高考。

    网易财经：您那一代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丁学良：是，就是因为是十多年积累下来的。很多人就是已经丧失了这种奋斗精神了，我们这些人还算比较幸运的，我们还是心里抱着这种希望，还是觉得中国不会老那样的，我们还是觉得自己的未来，整个国家的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我讲it’s not too late，然后赶上这个机会，然后就拼出来了。

    网易财经：都是一批很聪明的人。

    丁学良：就十几年积累下来的人，不是一年的，十几年没考试，大学没了，研究生没了，然后十几年积累下来的人，就在这么两三年之内，大家都要最后一次拼了，拼不上从此以后我不讲，像开车一样，你就下道了，你就从道上下去了，所以it’s not too late.

    网易财经：后来遇上了出国潮，出国留学。

    丁学良：对，也是，碰上了机会，碰上了这个机会，碰上了就是七十年代末，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那一段，国内最最生动活泼的时候，那真是，现在想起来，那真是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想法，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事儿，和现在不一样了。

  • 历史文典

    汉谟拉比法典

    约公元前1776年，由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一公元前1750年在位）颁布。共3500行，包括序言、条文（282条）和结语三部分，序言和结语约占全部篇幅的五分之一，条文涉及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等方面。

    HAMMURABI’S CODE OF LAWS(circa 1780 B.C.)

    序言：

    When Anu the Sublime, King of the Anunaki, and Bel, the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who decreed the fate of the land, assigned to Marduk, the over-ruling son of Ea, God of righteousness, dominion over earthly man, and made him great among the Igigi, they called Babylon by his illustrious name, made it great on earth, and founded an everlasting kingdom in it, whose foundations are laid so solidly as those of heaven and earth; then Anu and Bel called by name me, Hammurabi, the exalted prince, who feared God, to bring about the rule of righteousness in the land, to destroy the wicked and the evil-doers; so that the strong should not harm the weak; so that I should rule over the black-headed people like Shamash, and enlighten the land, to further the well-being of mankind.

    Hammurabi, the prince, called of Bel am I, making riches and increase, enriching Nippur and Dur-ilu beyond compare, sublime patron of E-kur; who reestablished Eridu and purified the worship of E-apsu; who conquered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world, made great the name of Babylon, rejoiced the heart of Marduk, his lord who daily pays his devotions in Saggil; the royal scion whom Sin made; who enriched Ur; the humble, the reverent, who brings wealth to Gish-shir-gal; the white king, heard of Shamash, the mighty, who again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Sippara; who clothed the gravestones of Malkat with green; who made E-babbar great, which is like the heavens, the warrior who guarded Larsa and renewed E-babbar, with Shamash as his helper; the lord who granted new life to Uruk, who brought plenteous water to its inhabitants, raised the head of E-anna, and perfected the beauty of Anu and Nana; shield of the land, who reunited the scattered inhabitants of Isin; who richly endowed E-gal-mach; the protecting king of the city, brother of the god Zamama; who firmly founded the farms of Kish, crowned E-me-te-ursag with glory, redoubled the great holy treasures of Nana, managed the temple of Harsag-kalama; the grave of the enemy, whose help brought about the victory; who increased the power of Cuthah; made all glorious in E-shidlam, the black steer, who gored the enemy; beloved of the god Nebo, who rejoiced the inhabitants of Borsippa, the Sublime; who is indefatigable for E-zida; the divine king of the city; the White, Wise; who broadened the fields of Dilbat, who heaped up the harvests for Urash; the Mighty, the lord to whom come scepter and crown, with which he clothes himself; the Elect of Ma-ma; who fixed the temple bounds of Kesh, who made rich the holy feasts of Nin-tu; the provident, solicitous, who provided food and drink for Lagash and Girsu, who provided large sacrificial offerings for the temple of Ningirsu; who captured the enemy, the Elect of the oracle who fulfilled the prediction of Hallab, who rejoiced the heart of Anunit; the pure prince, whose prayer is accepted by Adad; who satisfied the heart of Adad, the warrior, in Karkar, who restored the vessels for worship in E-ud-gal-gal; the king who granted life to the city of Adab; the guide of E-mach; the princely king of the city, the irresistible warrior, who granted life to the inhabitants of Mashkanshabri, and brought abundance to the temple of Shidlam; the White, Potent, who penetrated the secret cave of the bandits, saved the inhabitants of Malka from misfortune, and fixed their home fast in wealth; who established pure sacrificial gifts for Ea and Dam-gal-nun-na, who made his kingdom everlastingly great; the princely king of the city, who subjected the districts on the Ud-kib-nun-na Canal to the sway of Dagon, his Creator; who spared the inhabitants of Mera and Tutul; the sublime prince, who makes the face of Ninni shine; who presents holy meals to the divinity of Nin-a-zu, who cared for its inhabitants in their need, provided a portion for them in Babylon in peace; the shepherd of the oppressed and of the slaves; whose deeds find favor before Anunit, who provided for Anunit in the temple of Dumash in the suburb of Agade; who recognizes the right, who rules by law; who gave back to the city of Ashur its protecting god; who let the name of Ishtar of Nineveh remain in E-mish-mish; the Sublime, who humbles himself before the great gods; successor of Sumula-il; the mighty son of Sin-muballit; the royal scion of Eternity; the mighty monarch, the sun of Babylon, whose rays shed light over the land of Sumer and Akkad; the king, obeyed by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world; Beloved of Ninni, am I.

    When Marduk sent me to rule over men, to give the protection of right to the land, I did right and righteousness in . . . , and brought about the well-being of the oppressed.

    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者不凌弱，使我有如沙玛什，照临黔首，光耀大地。

    CODE OF LAWS（条文）：

    关于诉讼审判的规定

    1.If anyone ensnare another, putting a ban upon him, but he cannot prove it, then he that ensnared him shall be put to death.
    1.若有人诱捕另一个人，将禁令加在他身上，他却不能证明，那诱捕他的将被处死。
    2. If anyone bring an accusation against a man, and the accused go to the river and leap into the river, if he sink in the river his accuser shall take possession of his house. But if the river prove that the accused is not guilty, and he escape unhurt, then he who had brought the accusation shall be put to death, while he who leaped into the river sha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house that had belonged to his accuser.
    2.如果有人控告一个人，被告到河边跳进河里，如果他在河里下沉，他的控告者将占有他的房子。但是如果 河流证明被告是无罪的，他毫发无伤，那么带来指控的人将被处死，而跳进河里的人将占有属于原告的房子。
    3. If anyone bring an accusation of any crime before the elders, and does not prove what he has charged, he shall, if it be a capital offense charged, be put to death.
    3.如果有人在长老面前提出任何罪名，但不证明他所指控的罪名，他将被处以死刑。
    4. If he satisfy the elders to impose a fine of grain or money, he shall receive the fine that the action produces.
    4.若其说服年长者罚之以谷物或金钱,其将获得此因诉讼而生之罚金。
    5. If a judge try a case, reach a decision, and present his judgment in writing; if later error shall appear in his decision, and it be through his own fault, then he shall pay twelve times the fine set by him in the case, and he shall be publicly removed from the judge’s bench, and never again shall he sit there to render judgement.
    5.如果法官试例，作出决定，并提出书面判决书；如果以后误差应出现在他的决定，它是通过他自己的过错，他将付出他所判决的十二倍的罚款，他应被公开去除法官席位，禁止他作出判决。

    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

    6. If anyone steal the property of a temple or of the court,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and also the one who receives the stolen goods from him shall be put to death.
    6.任何窃取寺庙或者皇宫的财产的人将被处以死刑，而从他那里收受赃物的人也一并处以死刑。
    7. If anyone buy from the son or the slave of another man, without witnesses or a contract, silver or gold, a male or female slave, an ox or a sheep, an ass or anything, or if he take it in charge, he is considered a thief and shall be put to death.
    7.任何在没有证人或者合同文书的情况下，向他人的子女或奴隶购买白银、黄金、男女奴隶、斧头或者是羊、驴以及其他任何东西的人，或者为此负责的人，都将被视为盗贼且判处死刑。
    8. If anyone steal cattle or sheep, or an ass, or a pig, or a goat, if it belong to a god or to the court, the thief shall pay thirty-fold therefore; if they belonged to a freed man of the king, he shall pay ten-fold; if the thief has nothing with which to pay,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8.如果被盗窃的牛、羊、驴或者是猪属于寺庙或者皇室，盗窃者将偿付三十倍的赔偿；如果它们属于国王的公民，盗窃者将作出十倍赔偿；如果窃贼无力赔偿，将以死抵罪。
    9. If any one lose an article, and find it in the possession of another: if the person in whose possession the thing is found say “A merchant sold it to me, I paid for it before witnesses,” and if the owner of the thing say, “I will bring witnesses who know my property,” then shall the purchaser bring the merchant who sold it to him, and the witnesses before whom he bought it, and the owner shall bring witnesses who can identify his property. The judge shall examine their testimony–both of the witnesses before whom the price was paid, and of the witnesses who identify the lost article on oath. The merchant is then proved to be a thief and shall be put to death. The owner of the lost article receives his property, and he who bought it receives the money he paid from the estate of the merchant.
    10. If the purchaser does not bring the merchant and the witnesses before whom he bought the article, but its owner bring witnesses who identify it, then the buyer is the thief and shall be put to death, and the owner receives the lost article.
    11. If the owner do not bring witnesses to identify the lost article, he is an evil-doer, he has traduced, and shall be put to death.
    12. If the witnesses be not at hand, then shall the judge set a limit, at the expiration of six months. If his witnesses have not appeared within the six months, he is an evil-doer, and shall bear the fine of the pending case.
    [there is no 13th law in the code, 13 being considered and unlucky and evil number]
    14. If anyone steal the minor son of another,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14.拐带他人幼子之人，将被判处死刑。
    15. If anyone take a male or female slave of the court, or a male or female slave of a freed man, outside the city gates,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15.任何将皇宫以及公民的男女奴隶带出城邑的人将被判处死刑。
    16. If any one receive into his house a runaway male or female slave of the court, or of a freedman, and does not bring it out at the public proclamation of the major domus,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shall be put to death.
    17. If any one find runaway male or female slaves in the open country and bring them to their masters, the master of the slaves shall pay him two shekels of silver.
    18. If the slave will not give the name of the master, the finder shall bring him to the palace;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must follow, and the slave shall be returned to his master.
    18.如果这个奴隶拒不说出主人的名字，发现者必须把他带到宫殿， 并做进一步的调查，而且这个奴隶将被遣返给他的主人。
    19. If he hold the slaves in his house, and they are caught there,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19.窝藏他人奴隶并且被抓获者将被处以死刑。
    20. If the slave that he caught run away from him, then shall he swear to the owners of the slave, and he is free of all blame.
    20.若被抓获的奴隶逃跑，而抓获者向奴隶所有者起誓承诺（不是有意放走），则将免于处罚。
    21. If anyone break a hole into a house (break-in to steal),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before that hole and be buried.
    21.如果打破房子的墙壁，强行进入住宅偷窃，偷窃者必须在那个洞前处以死刑和埋葬。
    22. If anyone is committing a robbery and is caught, then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22.正在实施抢劫的抢劫犯一旦被抓获将被处以死刑。
    23. If the robber is not caught, then shall he who was robbed claim under oath the amount of his loss; then shall the community, and . . . on whose ground and territory and in whose domain it was compensate him for the goods stolen.
    24. If persons are stolen, then shall the community and . . . pay one mina of silver to their relatives.
    25. If fire break out in a house, and some one who comes to put it out cast his eye upon the property of the owner of the house, and take the property of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he shall be thrown into that self-same fire.
    26. If a chieftain or a man (common soldier), who has been ordered to go upon the king’s highway for war does not go, but hires a mercenary, if he withholds the compensation, then shall this officer or man be put to death, and he who represented him shall take possession of his house.
    27. If a chieftain or man be caught in the misfortune of the king (captured in battle), and if his fields and garden be given to another and he take possession, if he return and reaches his place, his field and garden shall be returned to him, he shall take it over again.
    28. If a chieftain or a man be caught in the misfortune of a king, if his son is able to enter into possession, then the field and garden shall be given to him, he shall take over the fee of his father.
    29. If his son is still young, and cannot take possession, a third of the field and garden shall be given to his mother, and she shall bring him up.
    29.若因其子年幼无承担能力，其母将获得三分之一的田地以及庭院，并且抚养幼子成人。
    30. If a chieftain or a man leave his house, garden, and field and hires it out, and some one else takes possession of his house, garden, and field and uses it for three years: if the first owner return and claims his house, garden, and field, it shall not be given to him, but he who has taken possession of it and used it shall continue to use it.
    31. If he hire it out for one year and then return, the house, garden, and field shall be given back to him, and he shall take it over again.
    32. If a chieftain or a man is captured on the “Way of the King” (in war), and a merchant buy him free, and bring him back to his place; if he have the means in his house to buy his freedom, he shall buy himself free: if he have nothing in his house with which to buy himself free, he shall be bought free by the temple of his community; if there be nothing in the temple with which to buy him free, the court shall buy his freedom. His field, garden, and house shall not be given for the purchase of his freedom.
    33. If a . . . or a . . . enter himself as withdrawn from the “Way of the King,” and send a mercenary as substitute, but withdraw him, then the . . . or . . . shall be put to death.
    34. If a . . . or a . . . harm the property of a captain, injure the captain, or take away from the captain a gift presented to him by the king, then the . . . or . . . shall be put to death.
    35. If any one buy the cattle or sheep which the king has given to chieftains from him, he loses his money.
    36.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of a chieftain, of a man, or of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can not be sold.
    37. If any one buy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of a chieftain, man, or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his contract tablet of sale shall be broken (declared invalid) and he loses his money.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return to their owners.
    38. A chieftain, man, or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can not assign his tenure of field, house, and garden to his wife or daughter, nor can he assign it for a debt.
    39. He may, however, assign a field, garden, or house which he has bought, and holds as property, to his wife or daughter or give it for debt.
    40. He may sell field, garden, and house to a merchant (royal agents) or to any other public official, the buyer holding field, house, and garden for its usufruct.
    41. If any one fence in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of a chieftain, man, or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furnishing the palings therefor; if the chieftain, man, or one subject to quit-rent return to field, garden, and house, the palings which were given to him become his property.
    42. If any one take over a field to till it, and obtain no harvest therefrom, it must be proved that he did no work on the field, and he must deliver grain, just as his neighbor raised, to the owner of the field.
    43. If he do not till the field, but let it lie fallow, he shall give grain like his neighbor’s to the owner of the field, and the field which he let lie fallow he must plow and sow and return to its owner.
    44. If any one take over a waste-lying field to make it arable, but is lazy, and does not make it arable, he shall plow the fallow field in the fourth year, harrow it and till it, and give it back to its owner, and for each ten gan (a measure of area) ten gur of grain shall be paid.
    45. If a man rent his field for tillage for a fixed rental, and receive the rent of his field, but bad weather come and destroy the harvest, the injury falls upon the tiller of the soil.
    46. If he do not receive a fixed rental for his field, but lets it on half or third shares of the harvest, the grain on the field shall be divided proportionately between the tiller and the owner.
    47. If the tiller, because he did not succeed in the first year, has had the soil tilled by others, the owner may raise no objection; the field has been cultivated and he receives the harvest according to agreement.
    48. If any one owe a debt for a loan, and a storm prostrates the grain, or the harvest fail, or the grain does not grow for lack of water; in that year he need not give his creditor any grain, he washes his debt-tablet in water and pays no rent for this year.
    49. If any one take money from a merchant, and give the merchant a field tillable for corn or sesame and order him to plant corn or sesame in the field, and to harvest the crop; if the cultivator plant corn or sesame in the field, at the harvest the corn or sesame that is in the field shall belong to the owner of the field and he shall pay corn as rent, for the money he received from the merchant, and the livelihood of the cultivator shall he give to the merchant.
    50. If he give a cultivated corn-field or a cultivated sesame-field, the corn or sesame in the field shall belong to the owner of the field, and he shall return the money to the merchant as rent.
    51. If he have no money to repay, then he shall pay in corn or sesame in place of the money as rent for what he received from the merchant, according to the royal tariff.
    51.根据皇家税法，如果欠债者无力偿还债务，则必须利用小麦或者芝麻来代替从商人那里得到的租金。
    54. If he be not able to replace the corn, then he and his possessions shall be divided among the farmers whose corn he has flooded.
    54.如果他不能偿还这些小麦，就将他和他的财产都分发给遭受水灾之苦的其他农民。
    55. If anyone open his ditches to water his crop, but is careless, and the water flood the field of his neighbor, then he shall pay his neighbor corn for his loss.
    55.如果任何人开挖沟渠以浇灌田地，但是不小心淹没了邻居的田，则他将赔偿邻居小麦作为损失。
    56. If a man let in the water, and the water overflow the plantation of his neighbor, he shall pay ten gur of corn for every ten gan of land.
    57. If a shepher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of the field, an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owner of the sheep, lets the sheep into a field to graze, then the owner of the field shall harvest his crop, and the shepherd, who had pastured his flock there without permission of the owner of the field, shall pay to the owner twenty gur of corn for every ten gan.
    58. If after the flocks have left the pasture and been shut up in the common fold at the city gate, any shepherd let them into a field and they graze there, this shepherd sha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field which he has allowed to be grazed on, and at the harvest he must pay sixty gur of corn for every ten gan.
    59. If any man,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owner of a garden, fell a tree in a garden he shall pay half a mina in money.
    60. If any one give over a field to a gardener, for him to plant it as a garden, if he work at it, and care for it for four years, in the fifth year the owner and the gardener shall divide it, the owner taking his part in charge.
    61. If the gardener has not completed the planting of the field, leaving one part unused, this shall be assigned to him as his.
    61.如果一个园丁没能完成这个田地的播种栽种，则其将负全责。
    62. If he do not plant the field that was given over to him as a garden, if it be arable land (for corn or sesame) the gardener shall pay the owner the produce of the field for the years that he let it lie fallow,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 of neighboring fields, put the field in arable condition and return it to its owner.
    63. If he transform waste land into arable fields and return it to its owner, the latter shall pay him for one year ten gur for ten gan.
    64. If any one hand over his garden to a gardener to work, the gardener shall pay to its owner two-thirds of the produce of the garden, for so long as he has it in possession, and the other third shall he keep.
    65. If the gardener do not work in the garden and the product fall off, the gardener shall pay in proportion to other neighboring gardens.
    [Here a portion of the text is missing, apparently comprising thirty-four paragraphs.]
    100. . . . interest for the money, as much as he has received, he shall give a note therefor, and on the day, when they settle, pay to the merchant.
    101. If there are no mercantile arrangements in the place whither he went, he shall leave the entire amount of money which he received with the broker to give to the merchant.
    102. If a merchant entrust money to an agent (broker) for some investment, and the broker suffer a loss in the place to which he goes, he shall make good the capital to the merchant.
    103. If, while on the journey, an enemy take away from him anything that he had, the broker shall swear by God and be free of obligation.
    104. If a merchant give an agent corn, wool, oil, or any other goods to transport, the agent shall give a receipt for the amount, and compensate the merchant therefor. Then he shall obtain a receipt form the merchant for the money that he gives the merchant.
    105. If the agent is careless, and does not take a receipt for the money which he gave the merchant, he can not consider the unreceipted money as his own.
    106. If the agent accept money from the merchant, but have a quarrel with the merchant (denying the receipt), then shall the merchant swear before God and witnesses that he has given this money to the agent, and the agent shall pay him three times the sum.
    107. If the merchant cheat the agent, in that as the latter has returned to him all that had been given him, but the merchant denies the receipt of what had been returned to him, then shall this agent convict the merchant before God and the judges, and if he still deny receiving what the agent had given him shall pay six times the sum to the agent.
    108. If a tavern-keeper (feminine) does not accept corn according to gross weight in payment of drink, but takes money, and the price of the drink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corn, she shall be convicted and thrown into the water.
    109． If conspirators meet in the house of a tavern-keeper, and these conspirators are not captured and delivered to the court, the tavern-keeper shall be put to death.
    109．如果在旅店主发现阴谋者，但却没有将其抓获并移送法办，则店主将被处死。
    110． If a “sister of a god” open a tavern, or enter a tavern to drink, then shall this woman be burned to death.
    110．如果修女开设酒店，或者进入酒店喝酒，则这个女人将被烧死。
    111. If an inn-keeper furnish sixty ka of usakani-drink to . . . she shall receive fifty ka of corn at the harvest.
    112. If any one be on a journey and entrust silver, gold, precious stones, or any movable property to another, and wish to recover it from him; if the latter do not bring all of the property to the appointed place, but appropriate it to his own use, then shall this man, who did not bring the property to hand it over, be convicted, and he shall pay fivefold for all that had been entrusted to him.
    113. If any one have consignment of corn or money, and he take from the granary or box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owner, then shall he who took corn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owner out of the granary or money out of the box be legally convicted, and repay the corn he has taken. And he shall lose whatever commission was paid to him, or due him.
    114. If a man have no claim on another for corn and money, and try to demand it by force,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of silver in every case.
    115. If any one have a claim for corn or money upon another and imprison him; if the prisoner die in prison a natural death, the case shall go no further.
    116. If the prisoner die in prison from blows or maltreatment, the master of the prisoner shall convict the merchant before the judge. If he was a free-born man, the son of the merchant shall be put to death; if it was a slave,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of gold, and all that the master of the prisoner gave he shall forfeit.
    117. If any one fail to meet a claim for debt, and sell himself, his wife, his son, and daughter for money or give them away to forced labor: they shall work for three years in the house of the man who bought them, or the proprietor, and in the fourth year they shall be set free.
    118. If he give a male or female slave away for forced labor, and the merchant sublease them, or sell them for money, no objection can be raised.
    119. If any one fail to meet a claim for debt, and he sell the maid servant who has borne him children, for money, the money which the merchant has paid shall be repaid to him by the owner of the slave and she shall be freed.
    120. If any one store corn for safe keeping in another person’s house, and any harm happen to the corn in storage, or if the owner of the house open the granary and take some of the corn, or if especially he deny that the corn was stored in his house: then the owner of the corn shall claim his corn before God (on oath), and the owner of the house shall pay its owner for all of the corn that he took.
    121. If any one store corn in another man’s house he shall pay him storage at the rate of one gur for every five ka of corn per year.
    122. If any one give another silver, gold, or anything else to keep, he shall show everything to some witness, draw up a contract, and then hand it over for safe keeping.
    123. If he turn it over for safe keeping without witness or contract, and if he to whom it was given deny it, then he has no legitimate claim.
    124. If any one deliver silver, gold, or anything else to another for safe keeping, before a witness, but he deny it, he shall be brought before a judge, and all that he has denied he shall pay in full.
    125. If any one place his property with another for safe keeping, and there, either through thieves or robbers, his property and the property of the other man be lost, the owner of the house, through whose neglect the loss took place, shall compensate the owner for all that was given to him in charge. But the owner of the house shall try to follow up and recover his property, and take it away from the thief.
    126. If any one who has not lost his goods state that they have been lost, and make false claims: if he claim his goods and amount of injury before God, even though he has not lost them, he shall be fully compensated for all his loss claimed. (I.e., the oath is all that is needed.)

    关于婚姻、家庭与财产继承

    127. If any one “point the finger” (slander) at a sister of a god or the wife of any one, and can not prove it, this man shall be taken before the judges and his brow shall be marked. (by cutting the skin, or perhaps hair.)
    128. If a man take a woman to wife, but have no intercourse with her, this woman is no wife to him.
    129. If a man’s wife be surprised (in flagrante delicto) with another man, both shall be tied and thrown into the water, but the husband may pardon his wife and the king his slaves.
    130． If a man violate the wife (betrothed or child-wife) of another man, who has never known a man, and still lives in her father’s house, and sleep with her and be surprised, this man shall be put to death, but the wife is blameless.
    130．如果一个男人强迫另一个男人的未婚妻（这个女子仍是处女且居住在她父亲的家中）和他发生性关系，被逮捕后，这个男人将被处以死刑。但是，女性可以免责。
    131. If a man bring a charge against one’s wife, but she is not surprised with another man, she must take an oath and then may return to her house.
    132. If the “finger is pointed” at a man’s wife about another man, but she is not caught sleeping with the other man, she shall jump into the river for her husband.
    133. If a man is taken prisoner in war, and there is a sustenance in his house, but his wife leave house and court, and go to another house: because this wife did not keep her court, and went to another house, she shall be judicially condemned and thrown into the water.
    134. If any one be captured in war and there is not sustenance in his house, if then his wife go to another house this woman shall be held blameless.
    135． If a man be taken prisoner in war and there be no sustenance in his house and his wife go to another house and bear children; and if later her husband return and come to his home, then this wife shall return to her husband, but the children follow their father.
    135．如果男人在战争中被俘而他的房子中没有食物，而他的妻子改嫁并生下小孩，之后她的原夫回到家中，这个妻子将回到她原来的丈夫身边，但是，孩子们跟随他们（各自）的亲生父亲。
    136. If any one leave his house, run away, and then his wife go to another house, if then he return, and wishes to take his wife back: because he fled from his home and ran away, the wife of this runaway shall not return to her husband.
    137. If a man wish to separate from a woman who has borne him children, or from his wife who has borne him children: then he shall give that wife her dowry, and a part of the usufruct of field, garden, and property, so that she can rear her children. When she has brought up her children, a portion of all that is given to the children, equal as that of one son, shall be given to her. She may then marry the man of her heart.
    138. If a man wishes to separate from his wife who has borne him no children, he shall give her the amount of her purchase money and the dowry which she brought from her father’s house, and let her go.
    139. If there was no purchase price he shall give her one mina of gold as a gift of release.
    140. If he be a freed man he shall give her one-third of a mina of gold.
    141. If a man’s wife, who lives in his house, wishes to leave it, plunges into debt, tries to ruin her house, neglects her husband, and is judicially convicted: if her husband offer her release, she may go on her way, and he gives her nothing as a gift of release. If her husband does not wish to release her, and if he take another wife, she shall remain as servant in her husband’s house.
    142． If a woman quarrel with her husband, and say: “You are not congenial to me.” Therefore reasons for her prejudice must be presented. If she is guiltless, and there is no fault on her part, but he leaves and neglects her, then no guilt attaches to this woman, she shall take her dowry and go back to her father’s house.
    142．如果一个女人与她的丈夫争吵，并且说：“我们性格不合。”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理由。如果她没有犯过罪，而且并无过错，但是男性离开和忽视她，则女性免罪，她将拿回她的嫁妆并回到她父亲的家。
    143． If she is not innocent, but leaves her husband, and ruins her house, neglecting her husband, this woman shall be cast in to the water.
    143．若女子犯罪，毁家弃夫，则投之水中。
    144． If a man take a wife and this woman give her husband a maid-servant, and she bear him children, but this man wishes to take another wife, this shall not be permitted to him; he shall not take a second wife.
    144．如果男人娶妻，妻子为丈夫带来陪嫁女仆，并为他生养孩子，那么这个男人将不被允许纳娶第二名妻子。
    145． If a man take a wife, and she bear him no children, and he intend to take another wife: if he take this second wife, and bring her into the house, this second wife shall not be allowed equality with his wife.
    145．如果男人娶妻，妻子却无法为丈夫诞下子嗣，他会想娶第二个妻子；如果他另娶妻子，并带她回家，第二个妻子将不被承认与第一个妻子有同等地位。
    146. If a man take a wife and she give this man a maid-servant as wife and she bear him children, and then this maid assume equality with the wife: because she has borne him children her master shall not sell her for money, but he may keep her as a slave, reckoning her among the maid-servants.
    147． If she have not borne him children, then her mistress may sell her for money.
    147．如果陪嫁女仆不能给男主人生孩子，那么女主人可以卖掉她。
    148. If a man take a wife, and she be seized by disease, if he then desire to take a second wife he shall not put away his wife, who has been attacked by disease, but he shall keep her in the house which he has built and support her so long as she lives.
    149． If this woman does not wish to remain in her husband’s house, then he shall compensate her for the dowry that she brought with her from her father’s house, and she may go.
    149．如果女人希望离开她丈夫的家庭，那么丈夫对其嫁妆进行赔偿后，她就可以离开。
    150． If a man give his wife a field, garden, and house and a deed there for, if then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the sons raise no claim, then the mother may bequeath all to one of her sons whom she prefers, and need leave nothing to his brothers.
    150．在丈夫去世后，如果他的儿子没有异议，那么他生前赠与妻子的田地、庭院以及屋子可以被妻子全部赠与她最喜欢的儿子，而不需要留给其他兄弟。
    151. If a woman who lived in a man’s house made an agreement with her husband, that no creditor can arrest her, and has given a document therefor: if that man, before he married that woman, had a debt, the creditor can not hold the woman for it. But if the woman, before she entered the man’s house, had contracted a debt, her creditor can not arrest her husband therefor.
    152. If after the woman had entered the man’s house, both contracted a debt, both must pay the merchant.
    153． If the wife of one man on account of another man has their mates (her husband and the other man’s wife) murdered, both of them shall be impaled.
    153．如果一个有夫之妇和一个有妇之夫共谋杀害他们的伴侣（她的丈夫和他的妻子），二人将被刺死。
    154． If a man be guilty of incest with his daughter, he shall be driven from the place (exiled).
    154．如果一个男人与他的女儿乱伦，他将被驱逐出当地。
    155． If a man betroth a girl to his son, and his son have intercourse with her, but he (the father) afterward defile her, and be surprised, then he shall be bound and cast into the water (drowned).
    155．如果一个男人为他的儿子订了一门亲事，且他的儿子与女方已有肌肤之亲，后来他（这个父亲）却染指儿媳，他会被捕且被五花大绑扔进水中淹死。
    156. If a man betroth a girl to his son, but his son has not known her, and if then he defile her, he shall pay her half a gold mina, and compensate her for all that she brought out of her father’s house. She may marry the man of her heart.
    157． If anyone be guilty of incest with his mother after his father, both shall be burned.
    157．如果任何人在父亲死后与母亲乱伦，二人将被烧死。
    158. If any one be surprised after his father with his chief wife, who has borne children, he shall be driven out of his father’s house.
    159. If any one, who has brought chattels into his father-in-law’s house, and has paid the purchase-money, looks for another wife, and says to his father-in-law: “I do not want your daughter,” the girl’s father may keep all that he had brought.
    160. If a man bring chattels into the house of his father-in-law, and pay the “purchase price” (for his wife): if then the father of the girl say: “I will not give you my daughter,” he shall give him back all that he brought with him.
    161. If a man bring chattels into his father-in-law’s house and pay the “purchase price,” if then his friend slander him, and his father-in-law say to the young husband: “You shall not marry my daughter,” the he shall give back to him undiminished all that he had brought with him; but his wife shall not be married to the friend.
    162. If a man marry a woman, and she bear sons to him; if then this woman die, then shall her father have no claim on her dowry; this belongs to her sons.
    163. If a man marry a woman and she bear him no sons; if then this woman die, if the “purchase price” which he had paid into the house of his father-in-law is repaid to him, her husband shall have no claim upon the dowry of this woman; it belongs to her father’s house.
    164. If his father-in-law do not pay back to him the amou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he may subtract the amou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from the dowry, and then pay the remainder to her father’s house.
    165. If a man give to one of his sons whom he prefers a field, garden, and house, and a deed therefor: if later the father die, and the brothers divide the estate, then they shall first give him the present of his father, and he shall accept it; and the rest of the paternal property shall they divide.
    166. If a man take wives for his son, but take no wife for his minor son, and if then he die: if the sons divide the estate, they shall set aside besides his portion the money for the “purchase price” for the minor brother who had taken no wife as yet, and secure a wife for him.
    167. If a man marry a wife and she bear him children: if this wife die and he then take another wife and she bear him children: if then the father die, the sons must not partition the estate according to the mothers, they shall divide the dowries of their mothers only in this way; the paternal estate they shall divide equally with one another.
    168. If a man wish to put his son out of his house, and declare before the judge: “I want to put my son out,” then the judge shall examine into his reasons. If the son be guilty of no great fault, for which he can be rightfully put out, the father shall not put him out.
    169. If he be guilty of a grave fault, which should rightfully deprive him of the filial relationship, the father shall forgive him the first time; but if he be guilty of a grave fault a second time the father may deprive his son of all filial relation.
    170. If his wife bear sons to a man, or his maid-servant have borne sons, and the father while still living says to the children whom his maid-servant has borne: “My sons,” and he count them with the sons of his wife; if then the father die, then the sons of the wife and of the maid-servant shall divide the paternal property in common. The son of the wife is to partition and choose.
    171. If, however, the father while still living did not say to the sons of the maid-servant: “My sons,” and then the father dies, then the sons of the maid-servant shall not share with the sons of the wife, but the freedom of the maid and her sons shall be granted. The sons of the wife shall have no right to enslave the sons of the maid; the wife shall take her dowry (from her father), and the gift that her husband gave her and deeded to her (separate from dowry, or the purchase-money paid her father), and live in the home of her husband: so long as she lives she shall use it, it shall not be sold for money. Whatever she leaves shall belong to her children.
    172. If her husband made her no gift, she shall be compensated for her gift, and she shall receive a portion from the estate of her husband, equal to that of one child. If her sons oppress her, to force her out of the house, the judge shall examine into the matter, and if the sons are at fault the woman shall not leave her husband’s house. If the woman desire to leave the house, she must leave to her sons the gift which her husband gave her, but she may take the dowry of her father’s house. Then she may marry the man of her heart.
    173. If this woman bear sons to her second husband, in the place to which she went, and then die, her earlier and later sons shall divide the dowry between them.
    174. If she bear no sons to her second husband, the sons of her first husband shall have the dowry.
    175. If a State slave or the slave of a freed man marry the daughter of a free man, and children are born, the master of the slave shall have no right to enslave the children of the free.
    176. If, however, a State slave or the slave of a freed man marry a man’s daughter, and after he marries her she bring a dowry from a father’s house, if then they both enjoy it and found a household, and accumulate means, if then the slave die, then she who was free born may take her dowry, and all that her husband and she had earned; she shall divide them into two parts, one-half the master for the slave shall take, and the other half shall the free-born woman take for her children. If the free-born woman had no gift she shall take all that her husband and she had earned and divide it into two parts; and the master of the slave shall take one-half and she shall take the other for her children.
    177. If a widow, whose children are not grown, wishes to enter another house (remarry), she shall not enter it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judge. If she enter another house the judge shall examine the state of the house of her first husband. Then the house of her first husband shall be entrusted to the second husband and the woman herself as managers. And a record must be made thereof. She shall keep the house in order, bring up the children, and not sell the house-hold utensils. He who buys the utensils of the children of a widow shall lose his money, and the goods shall return to their owners.
    178. If a “devoted woman” or a prostitute to whom her father has given a dowry and a deed therefor, but if in this deed it is not stated that she may bequeath it as she pleases, and has not explicitly stated that she has the right of disposal; if then her father die, then her brothers shall hold her field and garden, and give her corn, oil, and milk according to her portion, and satisfy her. If her brothers do not give her corn, oil, and milk according to her share, then her field and garden shall support her. She shall have the usufruct of field and garden and all that her father gave her so long as she lives, but she can not sell or assign it to others. Her position of inheritance belongs to her brothers.
    179. If a “sister of a god,” or a prostitute, receive a gift from her father, and a deed in which it has been explicitly stated that she may dispose of it as she pleases, and give her complete disposition thereof: if then her father die, then she may leave her property to whomsoever she pleases. Her brothers can raise no claim thereto.
    180. If a father give a present to his daughter–either marriageable or a prostitute (unmarriageable)–and then die, then she is to receive a portion as a child from the paternal estate, and enjoy its usufruct so long as she lives. Her estate belongs to her brothers.
    181. If a father devote a temple-maid or temple-virgin to God and give her no present: if then the father die, she shall receive the third of a child’s portion from the inheritance of her father’s house, and enjoy its usufruct so long as she lives. Her estate belongs to her brothers.
    182. If a father devote his daughter as a wife of Mardi of Babylon (as in 181), and give her no present, nor a deed; if then her father die, then shall she receive one-third of her portion as a child of her father’s house from her brothers, but Marduk may leave her estate to whomsoever she wishes.
    183. If a man give his daughter by a concubine a dowry, and a husband, and a deed; if then her father die, she shall receive no portion from the paternal estate.
    184. If a man do not give a dowry to his daughter by a concubine, and no husband; if then her father die, her brother shall give her a dowry according to her father’s wealth and secure a husband for her.
    185. If a man adopt a child and to his name as son, and rear him, this grown son can not be demanded back again.
    186． If a man adopt a son, and if after he has taken him, he injure his foster father and mother, then this adopted son shall return to his father’s house.
    186．如果一个人领养了一个儿子，养子却对其养父母造成伤害，则这个养子将回到他的原来的家庭。
    187. The son of a paramour in the palace service, or of a prostitute, can not be demanded back.
    188. If an artizan has undertaken to rear a child and teaches him his craft, he can not be demanded back.
    189. If he has not taught him his craft, this adopted son may return to his father’s house.
    190. If a man does not maintain a child that he has adopted as a son and reared with his other children, then his adopted son may return to his father’s house.
    191. If a man, who had adopted a son and reared him, founded a household, and had children, wish to put this adopted son out, then this son shall not simply go his way. His adoptive father shall give him of his wealth one-third of a child’s portion, and then he may go. He shall not give him of the field, garden, and house.
    192． If a son of a paramour or a prostitute say to his adoptive father or mother: “You are not my father, or my mother.” His tongue shall be cut off.
    192．如果情妇或者妓女所生子对他养父或者养母说：“你（们）不是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将被割掉舌头。
    193． If the son of a paramour or a prostitute desire his father’s house, and desert his adoptive father and adoptive mother, and goes to his father’s house, then shall his eye be put out.
    193．如果情妇或者妓女所生子希望回到生父的家庭并抛弃了养父母，将被挖出眼睛。
    194. If a man give his child to a nurse and the child die in her hands, but the nurse unbeknown to the father and mother nurse another child, then they shall convict her of having nursed another child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father and mother and her breasts shall be cut off.
    195． If a son strike his father, his hands shall be hewn off.
    195．打自己父亲的人要被砍断双手。

    关于人身保护和“同态复仇法”

    196． If a man put out the eye of another man, his eye shall be put out.
    196．挖去别人眼睛的人也要被挖出眼睛。
    197． If he break another man’s bone, his bone shall be broken.
    197．打断别人骨头的人也要被打断骨头。
    198. If he put out the eye of a freed man, or break the bone of a freed man, he shall pay one gold mina.
    199． If he put out the eye of a man’s slave, or break the bone of a man’s slave, he shall pay one-half of its value.
    199．挖出奴隶眼睛或是打断奴隶骨头的人要赔偿奴隶价格的一半。
    200. If a man knock out the teeth of his equal, his teeth shall be knocked out.
    200．打掉同等地位者牙齿的人将会被敲掉牙齿。
    201. If he knock out the teeth of a freed man,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gold mina.
    202. If any one strike the body of a man higher in rank than he, he shall receive sixty blows with an ox-whip in public.
    203. If a free-born man strike the body of another free-born man or equal rank, he shall pay one gold mina.
    204. If a freed man strike the body of another freed man, he shall pay ten shekels in money.
    205. If the slave of a freed man strike the body of a freed man, his ear shall be cut off.
    206. If during a quarrel one man strike another and wound him, then he shall swear, “I did not injure him wittingly,” and pay the physicians.
    207. If the man die of his wound, he shall swear similarly, and if he (the deceased) was a free-born man, he shall pay half a mina in money.
    208. If he was a freed man,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209. If a man strike a free-born woman so that she lose her unborn child, he shall pay ten shekels for her loss.
    210. If the woman die, his daughter shall be put to death.
    211. If a woman of the free class lose her child by a blow, he shall pay five shekels in money.
    212. If this woman die, he shall pay half a mina.
    213. If he strike the maid-servant of a man, and she lose her child, he shall pay two shekels in money.
    214. If this maid-servant die,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关于劳动、报酬、工具和责任事故的追究

    215. If a physician make a large incision with an operating knife and cure it, or if he open a tumor (over the eye) with an operating knife, and saves the eye, he shall receive ten shekels in money.
    216. If the patient be a freed man, he receives five shekels.
    217. If he be the slave of some one, his owner shall give the physician two shekels.
    218． If a physician makes a large incision with the operating knife, and kill him, or open a tumor with the operating knife, and cut out the eye, his hands shall be cut off.
    218．如果在给人做手术的过程中致其死亡，或是用手术刀挖去人的眼睛，医生将被剁手。
    219． If a physician makes a large incision in the slave of a freed man, and kill him, he shall replace the slave with another slave.
    219．如果医生在自由人的奴隶的身体里做大型手术，致奴隶死亡，他将必须将另一个奴隶作为补偿。
    220． If he had opened a tumor with the operating knife, and put out his eye, he shall pay half his value.
    220．如果用手术刀医治肿瘤的医生将奴隶的眼睛挖出，必须赔偿奴隶价格的一半。
    221. If a physician heal the broken bone or diseased soft part of a man, the patient shall pay the physician five shekels in money.
    222. If he were a freed man he shall pay three shekels.
    223. If he were a slave his owner shall pay the physician two shekels.
    224. If a veterinary surgeon perform a serious operation on an ass or an ox, and cure it, the owner shall pay the surgeon one-sixth of a shekel as a fee.
    225. If he perform a serious operation on an ass or ox, and kill it, he shall pay the owner one-fourth of its value.
    226. If a barber,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his master, cut the sign of a slave on a slave not to be sold, the hands of this barber shall be cut off.
    227. If any one deceive a barber, and have him mark a slave not for sale with the sign of a slave, he shall be put to death, and buried in his house. The barber shall swear: “I did not mark him wittingly,” and shall be guiltless.
    228. If a builder build a house for some one and complete it, he shall give him a fee of two shekels in money for each sar of surface.
    229 If a builder build a house for some one, and does not construct it properly, and the house which he built fall in and kill its owner, then that builder shall be put to death.
    230. If it kill the son of the owner the son of that builder shall be put to death.
    231. If it kill a slave of the owner, then he shall pay slave for slave to the owner of the house.
    232. If it ruin goods, he shall make compensation for all that has been ruined, and inasmuch as he did not construct properly this house which he built and it fell, he shall re-erect the house from his own means.
    233. If a builder build a house for some one, even though he has not yet completed it; if then the walls seem toppling, the builder must make the walls solid from his own means.
    234. If a shipbuilder build a boat of sixty gur for a man, he shall pay him a fee of two shekels in money.
    235. If a shipbuilder build a boat for some one, and do not make it tight, if during that same year that boat is sent away and suffers injury, the shipbuilder shall take the boat apart and put it together tight at his own expense. The tight boat he shall give to the boat owner.
    236. If a man rent his boat to a sailor, and the sailor is careless, and the boat is wrecked or goes aground, the sailor shall give the owner of the boat another boat as compensation.
    237. If a man hire a sailor and his boat, and provide it with corn, clothing, oil and dates, and other things of the kind needed for fitting it: if the sailor is careless, the boat is wrecked, and its contents ruined, then the sailor shall compensate for the boat which was wrecked and all in it that he ruined.
    238. If a sailor wreck any one’s ship, but saves it, he shall pay the half of its value in money.
    239. If a man hire a sailor, he shall pay him six gur of corn per year.
    240. If a merchantman run against a ferryboat, and wreck it, the master of the ship that was wrecked shall seek justice before God; the master of the merchantman, which wrecked the ferryboat, must compensate the owner for the boat and all that he ruined.
    241. If any one impresses an ox for forced labor,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in money.

    租赁以及佣工和报酬

    242. If any one hire oxen for a year, he shall pay four gur of corn for plow-oxen.
    243. As rent of herd cattle he shall pay three gur of corn to the owner.
    244． If anyone hire an ox or an ass, and a lion kill it in the field, the loss is upon its owner.
    244．如果一个人租借公牛或者驴子，然而狮子却在田野中杀死它们，它们的所有者自担损失。
    245． If anyone hire oxen, and kill them by bad treatment or blows, he shall compensate the owner, oxen for oxen.
    245．租用他人的牛却将牛虐待或殴打致死者必须赔偿一头牛。
    246． If a man hire an ox, and he break its leg or cut the ligament of its neck, he shall compensate the owner with ox for ox.
    246．若租借公牛却弄断牛腿或者脖子韧带的人，要赔偿一只牛。
    247． If anyone hire an ox, and put out its eyes, he shall pay the owner one-half of its value.
    247．租借公牛却挖出其眼睛者将赔付牛价的一半。
    248. If any one hire an ox, and break off a horn, or cut off its tail, or hurt its muzzle, he shall pay one-fourth of its value in money.
    249． If anyone hire an ox, and God strike it that it die, the man who hired it shall swear by God and be considered guiltless.
    249．若有人租用公牛，该牛却因非人为原因死亡，租借者向神灵起誓自己没有过错以后可以被免罪。
    250. If while an ox is passing on the street (market) some one push it, and kill it, the owner can set up no claim in the suit (against the hirer).
    251. If an ox be a goring ox, and it shown that he is a gorer, and he do not bind his horns, or fasten the ox up, and the ox gore a free-born man and kill him, the owner shall pay one-half a mina in money.
    252. If he kill a man’s slave, he shall pay one-third of a mina.
    253. If any one agree with another to tend his field, give him seed, entrust a yoke of oxen to him, and bind him to cultivate the field, if he steal the corn or plants, and take them for himself, his hands shall be hewn off.
    254. If he take the seed-corn for himself, and do not use the yoke of oxen, he shall compensate him for the amount of the seed-corn.
    255. If he sublet the man’s yoke of oxen or steal the seed-corn, planting nothing in the field, he shall be convicted, and for each one hundred gan he shall pay sixty gur of corn.
    256. If his community will not pay for him, then he shall be placed in that field with the cattle (at work).
    257. If any one hire a field laborer, he shall pay him eight gur of corn per year.
    258. If any one hire an ox-driver, he shall pay him six gur of corn per year.
    259. If any one steal a water-wheel from the field, he shall pay five shekels in money to its owner.
    260. If any one steal a shadduf (used to draw water from the river or canal) or a plow, he shall pay three shekels in money.
    261. If any one hire a herdsman for cattle or sheep, he shall pay him eight gur of corn per annum.
    262. If any one, a cow or a sheep . . .
    263. If he kill the cattle or sheep that were given to him, he shall compensate the owner with cattle for cattle and sheep for sheep.
    264. If a herdsman, to whom cattle or sheep have been entrusted for watching over, and who has received his wages as agreed upon, and is satisfied, diminish the number of the cattle or sheep, or make the increase by birth less, he shall make good the increase or profit which was lost in the terms of settlement.
    265. If a herdsman, to whose care cattle or sheep have been entrusted, be guilty of fraud and make false returns of the natural increase, or sell them for money, then shall he be convicted and pay the owner ten times the loss.
    266. If the animal be killed in the stable by God ( an accident), or if a lion kill it, the herdsman shall declare his innocence before God, and the owner bears the accident in the stable.
    267. If the herdsman overlook something, and an accident happen in the stable, then the herdsman is at fault for the accident which he has caused in the stable, and he must compensate the owner for the cattle or sheep.
    268. If any one hire an ox for threshing, the amount of the hire is twenty ka of corn.
    269. If he hire an ass for threshing, the hire is twenty ka of corn.
    270. If he hire a young animal for threshing, the hire is ten ka of corn.
    271. If any one hire oxen, cart and driver, he shall pay one hundred and eighty ka of corn per day.
    272. If any one hire a cart alone, he shall pay forty ka of corn per day.
    273. If any one hire a day laborer, he shall pay him from the New Year until the fifth month (April to August, when days are long and the work hard) six gerahs in money per day; from the sixth month to the end of the year he shall give him five gerahs per day.
    274. If any one hire a skilled artizan, he shall pay as wages of the . . . five gerahs, as wages of the potter five gerahs, of a tailor five gerahs, of . . . gerahs, . . . of a ropemaker four gerahs, of . . .. gerahs, of a mason . . . gerahs per day.
    275. If any one hire a ferryboat, he shall pay three gerahs in money per day.
    276. If he hire a freight-boat, he shall pay two and one-half gerahs per day.
    277. If any one hire a ship of sixty gur, he shall pay one-sixth of a shekel in money as its hire per day.

    关于奴隶的规定

    278. If any one buy a male or female slave, and before a month has elapsed the benu-disease be developed, he shall return the slave to the seller, and receive the money which he had paid.
    279. If any one by a male or female slave, and a third party claim it, the seller is liable for the claim.
    280. If while in a foreign country a man buy a male or female slave belonging to another of his own country; if when he return home the owner of the male or female slave recognize it: if the male or female slave be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he shall give them back without any money.
    281. If they are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 buyer shall declare the amount of money paid therefor to the merchant, and keep the male or female slave.
    282． If a slave say to his master: “You are not my master.” If they convict him his master shall cut off his ear.
    282．若奴隶忤逆主人，一经定罪，主人可以割下他的耳朵。

    THE EPILOGUE（结尾）：

    LAWS of justice which Hammurabi, the wise king, established. A righteous law, and pious statute did he teach the land. Hammurabi, the protecting king am I. I have not withdrawn myself from the men, whom Bel gave to me, the rule over whom Marduk gave to me, I was not negligent, but I made them a peaceful abiding-place. I expounded all great difficulties, I made the light shine upon them. With the mighty weapons which Zamama and Ishtar entrusted to me, with the keen vision with which Ea endowed me, with the wisdom that Marduk gave me, I have uprooted the enemy above and below (in north and south), subdued the earth, brought prosperity to the land, guaranteed security to the inhabitants in their homes; a disturber was not permitted. The great gods have called me, I am the salvation-bearing shepherd, whose staff is straight, the good shadow that is spread over my city; on my breast I cheris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land of Sumer and Akkad; in my shelter I have let them repose in peace; in my deep wisdom have I enclosed them. That the strong might not injure the weak,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widows and orphans, I have in Babylon the city where Anu and Bel raise high their head, in E-Sagil, the Temple, whose foundations stand firm as heaven and earth, in order to bespeak justice in the land, to settle all disputes, and heal all injuries, set up these my precious words, written upon my memorial stone, before the image of me, as king of righteousness.
    The king who ruleth among the kings of the cities am I. My words are well considered; there is no wisdom like unto mine. By the command of Shamash, the great judge of heaven and earth, let righteousness go forth in the land: by the order of Marduk, my lord, let no destruction befall my monument. In E-Sagil, which I love, let my name be ever repeated; let the oppressed, who has a case at law, come and stand before this my image as king of righteousness; let him read the inscription, and understand my precious words: the inscription will explain his case to him; he will find out what is just, and his heart will be glad, so that he will say:
    “Hammurabi is a ruler, who is as a father to his subjects, who holds the words of Marduk in reverence, who has achieved conquest for Marduk over the north and south, who rejoices the heart of Marduk, his lord, who has bestowed benefits for ever and ever on his subjects, and has established order in the land.”

    When he reads the record, let him pray with full heart to Marduk, my lord, and Zarpanit, my lady; and then shall the protecting deities and the gods, who frequent E-Sagil, graciously grant the desires daily presented before Marduk, my lord, and Zarpanit, my lady. In future time, through all coming generations, let the king, who may be in the land, observe the words of righteousness which I have written on my monument; let him not alter the law of the land which I have given, the edicts which I have enacted; my monument let him not mar. If such a ruler have wisdom, and be able to keep his land in order, he shall observe the words which I have written in this inscription; the rule, statute, and law of the land which I have given; the decisions which I have made will this inscription show him; let him rule his subjects accordingly, speak justice to them, give right decisions, root out the miscreants and criminals from this land, and grant prosperity to his subjects.

    Hammurabi, the king of righteousness, on whom Shamash has conferred right (or law) am I. My words are well considered; my deeds are not equaled; to bring low those that were high; to humble the proud, to expel insolence. If a succeeding ruler considers my words, which I have written in this my inscription, if he do not annul my law, nor corrupt my words, nor change my monument, then may Shamash lengthen that king’s reign, as he has that of me, the king of righteousness, that he may reign in righteousness over his subjects. If this ruler do not esteem my words, which I have written in my inscription, if he despise my curses, and fear not the curse of God, if he destroy the law which I have given, corrupt my words, change my monument, efface my name, write his name there, or on account of the curses commission another so to do, that man, whether king or ruler, patesi, or commoner, no matter what he be, may the great God (Anu), the Father of the gods, who has ordered my rule, withdraw from him the glory of royalty, break his scepter, curse his destiny. May Bel, the lord, who fixeth destiny, whose command can not be altered, who has made my kingdom great, order a rebellion which his hand can not control; may he let the wind of the overthrow of his habitation blow, may he ordain the years of his rule in groaning, years of scarcity, years of famine, darkness without light, death with seeing eyes be fated to him; may he (Bel) order with his potent mouth the destruction of his city, the dispersion of his subjects, the cutting off of his rule, the removal of his name and memory from the land. May Belit, the great Mother, whose command is potent in E-Kur (the Babylonian Olympus), the Mistress, who harkens graciously to my petitions, in the seat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where Bel fixes destiny), turn his affairs evil before Bel, and put the devastation of his l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s subjects, the pouring out of his life like water into the mouth of King Bel. May Ea, the great ruler, whose fated decrees come to pass, the thinker of the gods, the omniscient, who maketh long the days of my life, withdraw understanding and wisdom from him, lead him to forgetfulness, shut up his rivers at their sources, and not allow corn or sustenance for man to grow in his land. May Shamash, the great Judge of heaven and earth, who supporteth all means of livelihood, Lord of life-courage, shatter his dominion, annul his law, destroy his way, make vain the march of his troops, send him in his visions forecasts of the uprooting of the foundations of his throne and of the destruction of his land. May the condemnation of Shamash overtake him forthwith; may he be deprived of water above among the living, and his spirit below in the earth. May Sin (the Moon-god), the Lord of Heaven, the divine father, whose crescent gives light among the gods, take away the crown and regal throne from him; may he put upon him heavy guilt, great decay, that nothing may be lower than he. May he destine him as fated, days, months and years of dominion filled with sighing and tears, increase of the burden of dominion, a life that is like unto death. May Adad, the lord of fruitfulness, ruler of heaven and earth, my helper, withhold from him rain from heaven, and the flood of water from the springs, destroying his land by famine and want; may he rage mightily over his city, and make his land into flood-hills (heaps of ruined cities). May Zamama, the great warrior, the first-born son of E-Kur, who goeth at my right hand, shatter his weapons on the field of battle, turn day into night for him, and let his foe triumph over him. May Ishtar, the goddess of fighting and war, who unfetters my weapons, my gracious protecting spirit, who loveth my dominion, curse his kingdom in her angry heart; in her great wrath, change his grace into evil, and shatter his weapons on the place of fighting and war. May she create disorder and sedition for him, strike down his warriors, that the earth may drink their blood, and throw down the piles of corpses of his warriors on the field; may she not grant him a life of mercy, deliver him into the hands of his enemies, and imprison him in the land of his enemies. May Nergal, the might among the gods, whose contest is irresistible, who grants me victory, in his great might burn up his subjects like a slender reedstalk, cut off his limbs with his mighty weapons, and shatter him like an earthen image. May Nin-tu, the sublime mistress of the lands, the fruitful mother, deny him a son, vouchsafe him no name, give him no successor among men. May Nin-karak, the daughter of Anu, who adjudges grace to me, cause to come upon his members in E-kur high fever, severe wounds, that can not be healed, whose nature the physician does not understand, which he can not treat with dressing, which, like the bite of death, can not be removed, until they have sapped away his life.

    May he lament the loss of his life-power, and may the great gods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Anunaki, altogether inflict a curse and evil upon the confines of the temple, the walls of this E-barra (the Sun temple of Sippara), upon his dominion, his land, his warriors, his subjects, and his troops. May Bel curse him with the potent curses of his mouth that can not be altered, and may they come upon him forthwith.

    THE END OF THE CODE OF HAMMURABI

    Great Charter（《大宪章》）

    1215年6月15日（一说1213）由英王约翰签署的宪法性文件，成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大宪章》（拉丁：Magna Carter）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创造了“法治”理念。时至今日，《大宪章》中的3个条款目前仍然有效：保证英国教会的自由，确认伦敦金融城及其他城镇的特权，以及所有人都必须有合法的审判才能被监禁。

    (Clauses marked (+) are still valid under the charter of 1225, but with a few minor amendments. Clauses marked (*) were omitted in all later reissues of the charter. In the charter itself the clauses are not numbered, and the text reads continuously. The translation sets out to convey the sense rather than the precise wording of the original Latin.)

    JOHN,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 Lord of Ireland, Duke of Normandy and Aquitaine, and Count of Anjou, to his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barons, justices, foresters, sheriffs, stewards, servants, and to all his officials and loyal subjects, Greeting.

    KNOW THAT BEFORE GOD, for the health of our soul and those of our ancestors and heirs, to the honor of God, the exaltation of the holy Church, and the better ordering of our kingdom, at the advice of our reverend fathers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primate of all England, and cardinal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William bishop of London, Peter bishop of Winchester, Jocelin bishop of Bath and Glastonbury, Hugh bishop of Lincoln, Walter Bishop of Worcester, William bishop of Coventry, Benedict bishop of Rochester, Master Pandulf subdeacon and member of the papal household, Brother Aymeric master of the knighthood of the Temple in England, William Marshal earl of Pembroke, William earl of Salisbury, William earl of Warren, William earl of Arundel, Alan de Galloway constable of Scotland, Warin Fitz Gerald, Peter Fitz Herbert, Hubert de Burgh seneschal of Poitou, Hugh de Neville, Matthew Fitz Herbert, Thomas Basset, Alan Basset, Philip Daubeny, Robert de Roppeley, John Marshal, John Fitz Hugh, and other loyal subjects:

    + (1) FIRST, THAT WE HAVE GRANTED TO GOD, and by this present charter have confirmed for us and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 and shall have its rights undiminished, and its liberties unimpaired. That we wish this so to be observed, appears from the fact that of our own free will,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resent dispute between us and our barons, we granted and confirmed by charter the freedom of the Church’s elections – a right reckoned to be of the greatest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to it – and caused this to be confirmed by Pope Innocent III. This freedom we shall observe ourselves, and desire to be observed in good faith by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TO ALL FREE MEN OF OUR KINGDOM we have also granted, for us and our heirs forever, all the liberties written out below, to have and to keep for them and their heirs, of us and our heirs:

    (2) If any earl, baron, or other person that holds lands directly of the Crown, for military service, shall die, and at his death his heir shall be of full age and owe a `relief’, the heir shall have his inheritance on payment of the ancient scale of `relief’. That is to say, the heir or heirs of an earl shall pay £100 for the entire earl’s barony, the heir or heirs of a knight l00s. at most for the entire knight’s `fee’, and any man that owes less shall pay l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ncient usage of `fees’

    (3) But if the heir of such a person is under age and a ward, when he comes of age he shall have his inheritance without `relief’ or fine.

    (4) The guardian of the land of an heir who is under age shall take from it only reasonable revenues, customary dues, and feudal services. He shall do this without destruction or damage to men or property. If we have given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land to a sheriff, or to any person answerable to us for the revenues, and he commits destruction or damage, we will exact compensation from him, and the land shall be entrusted to two worthy and prudent men of the same `fee’, who shall be answerable to us for the revenues, or to the person to whom we have assigned them. If we have given or sold to anyone the guardianship of such land, and he causes destruction or damage, he shall lose the guardianship of it, and it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two worthy and prudent men of the same `fee’, who shall be similarly answerable to us.

    (5) For so long as a guardian has guardianship of such land, he shall maintain the houses, parks, fish preserves, ponds, mills, and everything else pertaining to it, from the revenues of the land itself. When the heir comes of age, he shall restore the whole land to him, stocked with plough teams and such implements of husbandry as the season demands and the revenues from the land can reasonably bear.

    (6) Heirs may be given in marriage, but not to someone of lower social standing. Before a marriage takes place, it shall be’ made known to the heir’s next-of-kin.

    (7) At her husband’s death, a widow may have her marriage portion and inheritance at once and without trouble. She shall pay nothing for her dower, marriage portion, or any inheritance that she and her husband held jointly on the day of his death. She may remain in her husband’s house for forty days after his death, and within this period her dower shall be assigned to her.

    (8) No widow shall be compelled to marry, so long as she wishes to remain without a husband. But she must give security that she will not marry without royal consent, if she holds her lands of the Crown, o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whatever other lord she may hold them of.

    (9) Neither we nor our officials will seize any land or rent in payment of a debt, so long as the debtor has movable goods sufficient to discharge the debt. A debtor’s sureties shall not be distrained upon so long as the debtor himself can discharge his debt. If, for lack of means, the debtor is unable to discharge his debt, his sureties shall be answerable for it. If they so desire, they may have the debtor’s lands and rents until they have received satisfaction for the debt that they paid for him, unless the debtor can show that he has settled his obligations to them.

    * (10) If anyone who has borrowed a sum of money from Jews dies before the debt has been repaid, his heir shall pay no interest on the debt for so long as he remains under age, irrespective of whom he holds his lands. If such a debt falls into the hands of the Crown, it will take nothing except the principal sum specified in the bond.

    * (11) If a man dies owing money to Jews, his wife may have her dower and pay nothing towards the debt from it. If he leaves children that are under age, their needs may also be provided for on a scale appropriate to the size of his holding of lands. The debt is to be paid out of the residue, reserving the service due to his feudal lords. Debts owed to persons other than Jews are to be dealt with similarly.

    * (12) No `scutage’ or `aid’ may be levied in our kingdom without its general consent, unless it is for the ransom of our person, to make our eldest son a knight, and (once) to marry our eldest daughter. For these purposes only a reasonable `aid’ may be levied. `Aids’ from the city of London are to be treated similarly.

    + (13) The city of London shall enjoy all its ancient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both by land and by water. We also will and grant that all other cities, boroughs, towns, and ports shall enjoy all their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 (14) To obtain the general consent of the realm for the assessment of an `aid’ – except in the three cases specified above – or a `scutage’, we will cause th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and greater barons to be summoned individually by letter. To those who hold lands directly of us we will cause a general summons to be issued, through the sheriffs and other officials, to come together on a fixed day (of which at least forty days notice shall be given) and at a fixed place. In all letters of summons, the cause of the summons will be stated. When a summons has been issued, the business appointed for the day shall go forwar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ose present, even if not all those who were summoned have appeared.

    * (15) In future we will allow no one to levy an `aid’ from his free men, except to ransom his person, to make his eldest son a knight, and (once) to marry his eldest daughter. For these purposes only a reasonable `aid’ may be levied.

    (16) No man shall be forced to perform more service for a knight’s `fee’, or other free holding of land, than is due from it.

    (17) Ordinary lawsuits shall not follow the royal court around, but shall be held in a fixed place.

    (18) Inquests of novel disseisin, mort d’ancestor, and darrein presentment shall be taken only in their proper county court. We ourselves, or in our absence abroad our chief justice, will send two justices to each county four times a year, and these justices, with four knights of the county elected by the county itself, shall hold the assizes in the county court, on the day and in the place where the court meets.

    (19) If any assizes cannot be taken on the day of the county court, as many knights and freeholders shall afterwards remain behind, of those who have attended the court, as will suffic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having regard to the volume of business to be done.

    (20) For a trivial offence, a free man shall be fined only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his offence, and for a serious offence correspondingly, but not so heavily as to deprive him of his livelihood. In the same way, a merchant shall be spared his merchandise, and a husbandman the implements of his husbandry, if they fall upon the mercy of a royal court. None of these fines shall be imposed except by the assessment on oath of reputable men of the neighborhood.

    (21) Earls and barons shall be fined only by their equals, and in proportion to the gravity of their offence.

    (22) A fine imposed upon the lay property of a clerk in holy orders shall be assessed upon the same principles,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value of his ecclesiastical benefice.

    (23) No town or person shall be forced to build bridges over rivers except those with an ancient obligation to do so.

    (24) No sheriff, constable, coroners, or other royal officials are to hold lawsuits that should be held by the royal justices.

    * (25) Every county, hundred, wapentake, and tithing shall remain at its ancient rent, without increase, except the royal demesne manors.

    (26) If at the death of a man who holds a lay `fee’ of the Crown, a sheriff or royal official produces royal letters patent of summons for a debt due to the Crown, it shall be lawful for them to seize and list movable goods found in the lay `fee’ of the dead man to the value of the debt, as assessed by worthy men. Nothing shall be removed until the whole debt is paid, when the residue shall be given over to the executors to carry out the dead man s will. If no debt is due to the Crown, all the movable goods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property of the dead man, except the reasonable shares of his wife and children.

    * (27) If a free man dies intestate, his movable goods are to be distributed by his next-of-kin and friend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hurch. The rights of his debtors are to be preserved.

    (28) No constable or other royal official shall take corn or other movable goods from any man without immediate payment, unless the seller voluntarily offers postponement of this.

    (29) No constable may compel a knight to pay money for castle-guard if the knight is willing to undertake the guard in person, or with reasonable excuse to supply some other fit man to do it. A knight taken or sent on military service shall be excused from castle-guard for the period of this service.

    (30) No sheriff, royal official, or other person shall take horses or carts for transport from any free man, without his consent.

    (31) Neither we nor any royal official will take wood for our castle, or for any other purpos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owner.

    (32) We will not keep the lands of people convicted of felony in our hand for longer than a year and a day, after which they shall be returned to the lords of the `fees’ concerned.

    (33) All fish-weirs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e Thames, the Medway,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England, except on the sea coast.

    (34) The writ called precipe shall not in future be issued to anyone in respect of any holding of land, if a free man could thereby be deprived of the right of trial in his own lord’s court.

    (35) There shall be standard measures of wine, ale, and corn (the London quarter), throughout the kingdom. There shall also be a standard width of dyed cloth, russett, and haberject, namely two ells within the selvedges. Weights are to be standardised similarly.

    (36) In future nothing shall be paid or accepted for the issue of a writ of inquisition of life or limbs. It shall be given gratis, and not refused.

    (37) If a man holds land of the Crown by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and also holds land of someone else for knight’s service, we will not have guardianship of his heir, nor of the land that belongs to the other person’s `fee’, by virtue of the `fee- farm’, `socage’, or `burgage’, unless the `fee-farm’ owes knight’s service. We will not have the guardianship of a man’s heir, or of land that he holds of someone else, by reason of any small property that he may hold of the Crown for a service of knives, arrows, or the like.

    (38) In future no official shall place a man on trial upon his own unsupported statement, without producing credible witnesses to the truth of it.

    + (39) No free man shall be seized or imprisoned, or stripped of his rights or possessions, or outlawed or exiled, or deprived of his standing in any other way, nor will we proceed with force against him, or send others to do so,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 (40) To no one will we sell, to no one deny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

    (41) All merchants may enter or leave England unharmed and without fear, and may stay or travel within it, by land or water, for purposes of trade, free from all illegal exa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ancient and lawful customs. This, however, does not apply in time of war to merchants from a country that is at war with us. Any such merchants found in our country at the outbreak of war shall be detained without injury to their persons or property, until we or our chief justice have discovered how our own merchants are being treated in the country at war with us. If our own merchants are safe they shall be safe too.

    * (42) In future it shall be lawful for any man to leave and return to our kingdom unharmed and without fear, by land or water, preserving his allegiance to us, except in time of war, for some short period,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the realm. People that have been imprisoned or outlaw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the land, people from a country that is at war with us, and merchants – who shall be dealt with as stated above – are excepted from this provision.

    (43) If a man holds lands of any `escheat’ such as the `honor’ of Wallingford, Nottingham, Boulogne, Lancaster, or of other `escheats’ in our hand that are baronies, at his death his heir shall give us only the `relief’ and service that he would have made to the baron, had the barony been in the baron’s hand. We will hold the `eschea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baron held it.

    (44) People who live outside the forest need not in future appear before the royal justices of the forest in answer to general summonses, unless they are actually involved in proceedings or are sureties for someone who has been seized for a forest offence.

    * (45) We will appoint as justices, constables, sheriffs, or other officials, only men that know the law of the realm and are minded to keep it well.

    (46) All barons who have founded abbeys, and have charters of English kings or ancient tenure as evidence of this, may have guardianship of them when there is no abbot, as is their due.

    (47) All forest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in our reign shall at once be disafforested. River-banks that have been enclosed in our reign shall be treated similarly.

    * (48) All evil customs relating to forests and warrens, foresters, warreners, sheriffs and their servants, or river-banks and their wardens, are at once to be investigated in every county by twelve sworn knights of the county, and within forty days of their enquiry the evil customs are to be abolished completely and irrevocably. But we, or our chief justice if we are not in England, are first to be informed.

    * (49) We will at once return all hostages and charters delivered up to us by Englishmen as security for peace or for loyal service.

    * (50) We will remove completely from their offices the kinsmen of Gerard de Athée, and in future they shall hold no offices in England. The people in question are Engelard de Cigogné’, Peter, Guy, and Andrew de Chanceaux, Guy de Cigogné, Geoffrey de Martigny and his brothers, Philip Marc and his brothers, with Geoffrey his nephew, and all their followers.

    * (51) As soon as peace is restored, we will remove from the kingdom all the foreign knights, bowmen, their attendants, and the mercenaries that have come to it, to its harm, with horses and arms.

    * (52) To any man whom we have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of lands, castles, liberties, or rights,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we will at once restore these. In cases of dispute the matter shall be resolved by the judgemen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referred to below in the clause for securing the peace (§61). In cases, however, where a man was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of something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by our father King Henry or our brother King Richard, and it remains in our hands or is held by others under our warranty, we shall have respite for the period commonly allowed to Crusaders, unless a lawsuit had been begun, or an enquiry had been made at our order,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as a Crusader. On our return from the Crusade, or if we abandon it, we will at once render justice in full.

    * (53) We shall have similar respite in rendering justice in connexion with forests that are to be disafforested, or to remain forests, when these were first a-orested by our father Henry or our brother Richard; with the guardianship of lands in another person’s `fee’, when we have hitherto had this by virtue of a `fee’ held of us for knight’s service by a third party; and with abbeys founded in another person’s `fee’, in which the lord of the `fee’ claims to own a right. On our return from the Crusade, or if we abandon it, we will at once do full justice to complaints about these matters.

    (54) No one shall be arrested or imprisoned on the appeal of a woman for the death of any person except her husband.

    * (55) All fines that have been given to us unjustiy and against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all fines that we have exacted unjustly, shall be entirely remitted or the matter decided by a majority judgemen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referred to below in the clause for securing the peace (§61 )together with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f he can be present, and such others as he wishes to bring with him. If the archbishop cannot be present, proceedings shall continue without him, provided that if any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has been involved in a similar suit himself, his judgement shall be set aside, and someone else chosen and sworn in his place,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single occasion, by the rest of the twenty-five.

    (56) If we have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any Welshmen of lands, liberties, or anything else in England or in Wales,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their equals, these are at once to be returned to them. A dispute on this point shall be determined in the Marches by the judgement of equals. English law shall apply to holdings of land in England, Welsh law to those in Wales, and the law of the Marches to those in the Marches. The Welsh shall treat us and ours in the same way.

    * (57) In cases where a Welshman was deprived or dispossessed of anything, without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by our father King Henry or our brother King Richard, and it remains in our hands or is held by others under our warranty, we shall have respite for the period commonly allowed to Crusaders, unless a lawsuit had been begun, or an enquiry had been made at our order,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as a Crusader. But on our return from the Crusade, or if we abandon it, we will at once do full 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Wales and the said regions.

    * (58) We will at once return the son of Llywelyn, all Welsh hostages, and the charters delivered to us as security for the peace.

    * (59) With regard to the return of the sisters and hostages of Alexander, king of Scotland, his liberties and his rights, we will treat him in the same way as our other barons of England, unless it appears from the charters that we hold from his father William, formerly king of Scotland, that he should be treated otherwise. This matter shall be resolved by the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in our court.

    (60) All these customs and liberties that we have granted shall be observed in our kingdom in so far as concerns our own relations with our subjects. Let all men of our kingdom, whether clergy or laymen, observe them similarly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ir own men.

    61. Since, moveover, for God and the amendment of our kingdom and for the better allaying of the quarrel that has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barons, we have granted all these concessions, desirous that they should enjoy them in complete and firm endurance forever, we give and grant to them the underwritten security, namely, that the barons choose five and twenty barons of the kingdom, whomsoever they will, who shall be bound with all their might, to observe and hold, and cause to be observed, the peace and liberties we have granted and confirmed to them by this our present Charter, so that if we, or our justiciar, or our bailiffs or any one of our officers, shall in anything be at fault towards anyone, or shall have broken any one of the articles of this peace or of this security, and the offense be notified to four barons of the foresaid five and twenty, the said four barons shall repair to us (or our justiciar, if we are out of the realm) and, laying the transgression before us, petition to have that transgression redressed without delay. And if we shall not have corrected the transgression (or, in the event of our being out of the realm, if our justiciar shall not have corrected it) within forty days, reckoning from the time it has been intimated to us (or to our justiciar, if we should be out of the realm), the four barons aforesaid shall refer that matter to the rest of the five and twenty barons, and those five and twenty barons shall, together with the community of the whole realm, distrain and distress us in all possible ways, namely, by seizing our castles, lands, possessions, and in any other way they can, until redress has been obtained as they deem fit, saving harmless our own person, and the persons of our queen and children; and when redress has been obtained, they shall resume their old relations towards us. And let whoever in the country desires it, swear to obey the orders of the said five and twenty barons for the execution of all the aforesaid matters, and along with them, to molest us to the utmost of his power; and we publicly and freely grant leave to everyone who wishes to swear, and we shall never forbid anyone to swear. All those, moveover, in the land who of themselves and of their own accord are unwilling to swear to the twenty five to help them in constraining and molesting us, we shall by our command compel the same to swear to the effect foresaid. And if any one of the five and twenty barons shall have died or departed from the land, or be incapacitated in any other manner which would prevent the foresaid provisions being carried out, those of the said twenty five barons who are left shall choose another in his plac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judgment, and he shall be sworn in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s. Further, in all matters, the execution of which is entrusted,to these twenty five barons, if perchance these twenty five are present and disagree about anything, or if some of them, after being summoned, are unwilling or unable to be present, that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esent ordain or command shall be held as fixed and established, exactly as if the whole twenty five had concurred in this; and the said twenty five shall swear that they will faithfully observe all that is aforesaid, and cause it to be observed with all their might. And we shall procure nothing from anyon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hereby any part of these concessions and liberties might be revoked or diminished; and if any such things has been procured, let it be void and null, and we shall never use it personally or by another.

    62. And all the will, hatreds, and bitterness that have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men, clergy and lay, from the date of the quarrel, we have completely remitted and pardoned to everyone. Moreover, all trespasses occasioned by the said quarrel, from Easter in the six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till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we have fully remitted to all, both clergy and laymen, and completely forgiven, as far as pertains to us. And on this head, we have caused to be made for them letters testimonial patent of the lord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of the lord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of the bishops aforesaid, and of Master Pandulf as touching this security and the concessions aforesaid.

    63. Wherefore we will and firmly order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be free, and that the men in our kingdom have and hold all the aforesaid liberties, rights, and concessions, well and peaceably, freely and quietly, fully and wholly,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heirs, of us and our heirs, in all respects and in all places forever, as is aforesaid. An oath, moreover, has been taken, as well on our part as on the art of the barons, that all these conditions aforesaid shall be kept in good faith and without evil intent.

    Given under our hand – the above named and many others being witnesses – in the meadow which is called Runnymede, between Windsor and Staines, on the fifteenth day of June,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受命于天的英格兰国王兼领爱尔兰宗主，诺曼底与阿奎丹公爵、安茹伯爵约翰，谨向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男爵，法官，森林官，执行吏，典狱官，差人，及其管家吏与忠顺的人民致候。

    　　由于可敬的神父们，坎特伯里大主教，英格兰大教长兼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斯提芬；杜伯林大主教亨利……暨培姆布卢克大司仪伯爵威廉；索斯伯利伯爵威廉……等贵族，及其他忠顺臣民谏议，使余等知道，为了余等自身以及余等之先人与后代灵魂的安全，同时也为了圣教会的昌盛和王国的兴隆，上帝的意旨使余等承认下列诸端，并昭告全国：

    　　（1）首先，余等及余等之后嗣坚决应许上帝，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关于英格兰教会所视为最重要与最必需之自由选举，在余等与诸男爵发生不睦之前曾自动地或按照己意用特许状所颁赐者，——同时经余等请得教王英诺森三世所同意者——余等及余等之世代子孙当永以善意遵守。此外，余等及余等之子孙后代，同时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余等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并允许严行遵守，永矢勿渝。

    　　（2）任何伯爵或男爵，或因军役而自余等直接领有采地之人身故时，如有已达成年之继承者，于按照旧时数额缴纳承继税后，即可享有其遗产。计伯爵继承人于缴纳一百镑后，即可享受伯爵全部遗产；男爵继承人于缴纳一百镑后，即可享受男爵全部遗产；武士继承人于最多缴纳一百先令后，即可享受全部武士封地。其他均应按照采地旧有习惯，应少交者须少交。

    　　（3）上述诸人之继承人如未达成年，须受监护者，应于成年后以其遗产交付之，不得收取任何继承税或产业转移税。

    　　（4）凡经管前款所述未达成年之继承人之土地者，除自该项土地上收取适当数量之产品，及按照习惯应行征取之赋税与力役外，不得多有需索以免耗费人力与物力。如余等以该项土地之监护权委托执行吏或其他人等，俾对其收益向余等负责，而其人使所保管之财产遭受浪费与损毁时，余等将处此人以罚金，并将该项土地转交该采地中合法与端正之人士二人，俾对该项收益能向余等或余等所指定之人负责。如余等将该项土地之监护权赐予或售予任何人，而其人使土地遭受浪费与损毁时，即须丧失监护权，并将此项土地交由该采地中之合法与端正人士二人，按照前述条件向余等负责。

    　　（5）此外，监护人在经管土地期间，应自该项土地之收益中拨出专款为房屋、园地、鱼塘、池沼、磨坊及其他附属物修缮费用，俾能井井有条。继承人达成年时，即应按照耕耘时之需要，就该项土地收益所许可之范围内置备犁、锄、与其他农具，附于其全部土地内归还之。

    　　（6）继承人得在不贬抑其身分之条件下结婚，但在订婚前应向其宅人之卑属亲族通告。

    　　（7）寡妇于其夫身故后，应不受任何留难而立即获得其嫁资与遗产。寡妇之嫁奁，嫁资，及其应得之遗产与其夫逝世前为二人共同保有之物品，俱不付任何代价。[自愿改醮]之寡妇得于其夫身故后，居留夫宅四十日，在此期间其嫁奁应交还之。

    　　（8）寡妇之自愿孀居者，不得强迫其改醮，但寡妇本人，如执有余等之土地时，应提供保证，未得余等同意前不改醮。执有其他领主之土地者，亦应获得其他领主同意。

    　　（9）凡债务人之动产足以抵偿其债务时，无论余等或余等之执行吏，均不得强取收入以抵偿债务。如负债人之财产足以抵偿其债务，即不得使该项债务之担保人受扣押动产之处分。但如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或无力偿还债务时，担保人应即负责清偿。担保人如愿意时，可扣押债务人之土地与收入，甚至后者偿还其前所代偿之债务时为止。惟该债务人能证明其所清偿已超过保人担保之额著，不在此限。

    　　（10）任何向犹太人借债者，不论其数额多少，如在未清偿前身故，此项债款在负责清偿之继承人未达成年之前不得负有利息，如此项债务落入余等之手，则余等除契据上载明之动产以外，不得收取任何其他物品。

    　　（11）欠付犹太人债务者亡故时，其妻仍应获得其嫁资，不负偿债之责。亡故者如有未成年之子女时，应按亡者遗产之性质，留备彼等之教养费，剩余数额，除扣还领主应得之报效外，始可作为清偿债务之用。关于犹太人以外之债务，同样依此规定处理。

    　　（12）除下列三项税金外，设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即（一）赎回余等身体时之赎金[指被俘时].（二）策封余等之长子为武士时之费用。（三）余等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但以一次为限。且为此三项目的征收之贡金亦务求适当。关于伦敦城之贡金，按同样规定办理。

    　　（13）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14）凡在上述征收范围之外，余等如欲征收贡金与免役税，应用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与男爵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公意。此项诏书之送达，至少应在开会以前四十日，此外，余等仍应通过执行吏与管家吏普遍召集凡直接领有余等之土地者。召集之缘由应于诏书内载明。召集之后，前项事件应在指定日期依出席者之公意进行，不以缺席人数阻延之。

    　　（15）自此以往，除为赎还其本人之身体，策封其长子为武士，与一度出嫁其长女以外。余等不得准许任何人向其自由人征取贡金。而为上述目的所征收之贡金数额亦务求合乎情理。

    　　（16）不得强迫执有武士采地，或其他自由保有地之人，服额外之役。

    　　（17）一般诉讼应在一定地方审问，无需追随国王法庭请求处理。

    　　（18）凡关于强占土地，收回遗产及最后控诉等案件，应不在该案件所发生之州以外地区审理。其方法如下：由余等自己，或余等不在国内时，由余等之大法官，指定法官二人，每年四次分赴各州郡，会同该州郡所推选之武士四人，在指定之日期，于该州郡法庭所在地审理之。

    　　（19）州郡法庭开庭之日，如上述案件未能审理，则应就当日出庭之武士与自由佃农中酌留适当人数，俾能按照事件性质之轻重作出合宜裁决。

    　　（20）自由人犯轻罪者，应按犯罪之程度科以罚金；犯重罪者应按其犯罪之大小没收其土地，与居室以外之财产；对于商人适用同样规定，但不得没收其货物。凡余等所辖之农奴犯罪时，亦应同样科以罚金，但不得没收其农具。上述罚金，须凭邻居正直之人宣誓证明，始得科罚。

    　　（21）伯爵与男爵，非经其同级贵族陪审，并按照罪行程度外不得科以罚金。

    　　（22）教士犯罪时，仅能按照处罚上述诸人之方法，就其在俗之财产科以罚金；不得按照其教士采地之收益为标准科处罚金。

    　　（23）不得强迫任何市镇与个人修造渡河桥梁，惟向未负有修桥之责者不在此限。

    　　（24）余等之执行吏，巡察吏，检验吏与管家等，均不得受理向余等提出之诉讼。

    　　（25）一切州郡，百人村，小镇市，小区——余等自己之汤沐邑在外——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

    　　（26）凡领受余等之采地者亡故时，执有余等向该亡故者索欠之特许证状之执行吏或管家应即依公正人士数人之意见，按照债务数额，将该亡故者之动产加以登记与扣押，使在偿清余等债务之前不得移动。偿清后之剩余，应即交由死者之遗嘱执行人处理。如死者不欠余等之债，则除为其妻子酌留相当部分外，其余一切动产概依亡者所指定之用途处理。

    　　（27）任何未立遗嘱之自由人亡故时，其所遗动产应依教会之意见，经由其戚友之手分配之，但偿还死者债务之部分应予留出。

    　　（28）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29）武士如愿亲自执行守卫勤务，或因正当理由不能亲自执行，而委托合适之人代为执行时，巡察吏即不得向之强索财物。武士被率领或被派遣出征时，应在军役期内免除其守卫勤务。

    　　（30）任何执行吏或管家吏，不得擅取自由人之车与马作为运输之用，但依照该自由人之意志为之者，不在此限。

    　　（31）无论余等或余等之管家吏俱不得强取他人木材，以供建筑城堡或其他私用，但依木材所所有人之意志为之者不在此限。

    　　（32）余等留用重罪既决犯之土地不得超过一年零一日，逾期后即应交还该项土地之原主。

    　　（33）自此以后，除海岸线以外，其他在泰晤斯河，美得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之堰坝与鱼梁概须拆除。

    　　（34）自此以后，不得再行颁布强制转移土地争执案件至国王法庭审讯之敕令，以免自由人丧失其司法权。

    　　（35）全国应有统一之度量衡。酒类、烈性麦酒与谷物之量器，以伦敦夸尔为标准；染色布、土布，锁子甲布之宽度应以织边下之两码为标准；其他衡器亦如量器之规定。

    　　（36）自此以后发给检验状（验尸或验伤）时不得索取或给予任何陋规，请求发给时，亦不得拒绝。

    　　（37）任何人以货币租地法，劳役租地法，或特许享有法保有余等之土地，但同时亦保有其他领主之兵役采地者，余等即不得借口上述诸关系强迫取得其继承人（未成年人）及其所保有他人土地之监护权。除该项货币租地，劳役租地与特许享有租地负有军役义务外，余等皆不得主张其监护权。任何人以献纳刀、剑、弓、箭等而得为余等之小军曹者，余等亦不得对其继承人及其所保有之他人土地主张监护权。

    　　（38）自此以后，凡不能提供忠实可靠之证人与证物时，管家吏不得单凭己意使任何人经受神判法（水火法）。

    　　（39）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40）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41）除战时与余等敌对之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大法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42）自此以后，任何对余等效忠之人民，除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加限制外，皆可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入国。但监犯与被褫夺法律保护权之人为例外，关于敌国人民与商人，依前述方法处理。

    　　（43）领有归属土地——诸如自窝林福德，诺定昂，波罗因，兰开斯忒诸勋爵领有者，或其他归属于余等之男爵领地——之附庸亡故时，其继承人不另缴承继税。余等亦不得令其提供较男爵生前更多之役务，一切应依该采地在男爵手中时为标准。

    　　（44）自此以后，不得以普通传票召唤森林区以外之居民赴森林区法庭审讯。但为森林区案件之被告人，或为森林区案件被告之保人者，不在此限。

    　　（45）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者外，余等将不任命任何人为法官，巡察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46）一切自英国历朝国王获得特许状创立寺院或握有寺产保管权之男爵（贵族），应悉仍旧例，在该项寺院无人主持时，负保管之责。

    　　（47）凡在余等即位后所划出之森林区，及建为防御工事之河岸，皆应立即撤除。

    　　（48）有关每一州郡之森林，园圃，森林官，园圃守护人，管家吏及其仆役，河岸及其守护人等之一切陋规恶习，应由各该州郡推选武士十二人，于宣誓后立即驰赴各地详加调查，并于调查后四十日内予以全部彻底革除，务使永不再起。调查情形应先奏知余等，若余等不在国内时则先禀知大法官。

    　　（49）凡英国臣民为表示和好和忠忱所交予余等之人质或其他担保品，概须立即退还。

    　　（50）余等应解除热拉尔之戚及下列诸人（名略）及随从彼等来英任执行吏者之职务，并使彼等自此以后，不再在英国担任此项职务。

    　　（51）君臣复归于好后，余等应将携带马匹与武器来英格兰并危害英国之外国士兵，弩手，仆役及佣兵等立即遣送出境。

    　　（52）任何人凡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决而被余等夺去其土地，城堡，自由或合法权利者，余等应立即归还之。倘有关于此项事件之任何争执发生，应依后列负责保障和平之男爵二十五人之意见裁决之。其有在余等之父亨利王或余等之兄理查王时代，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判决而被夺去之上述各项，现为余等所有，或为他人所有而应由余等负责者，当较照参加十字军者获得展缓债务权利之一般规定办理。但当余等参谒圣地归来后，或因故中止余等之东征时，余等应即公平处理之。惟在余等誓师东征前正在进行诉讼，或由余等之敕令正在审理中者，不在此限。

    　　（53）关于下列事件亦应依照前条规定处理或展缓处理之；

    　　（甲）余等之父亨利王，兄理查王时代所划出之森林，何者应撤除，何者应保留。

    　　（乙）余等在他人采地中之监护权（此项监护权系因某人曾自余等领受军役采地，因而使余等享有者）。

    　　（丙）余等在他人采地中所建立之寺院（该采地之领主声称有管辖权者）。

    　　当余等参谒圣地归来后，或因故中止余等之东征时，余等应立即对上述诸项予以公正处理。

    　　（54）凡妇女指控之杀人案件，如死者并非其夫，即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人。

    　　（55）凡余等所科之一切不正当与不合法之罚金与处罚，须一概免除或纠正之，或依照后列保障和平之男爵二十五人之意见，或大多数男爵连同前述之坎特伯里大主教斯提芬，及其所愿与共同商讨此事件者之意见处理之。遇大教主不能出席时，事件应照常进行。但如上述二十五男爵中有一人或数人与同一事件有关（“大宪章重订译本”作“为同一事件之原告”），则应于处理此一事件时回避，而代之以其余男爵中所遴选之人。

    　　（56）如余等曾在英格兰或威尔斯，未依其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判，而夺去任何威尔斯贵族之土地，自由或其他物品，应立即归还之。遇有关于此类事件之争执发生时，应交由“边区”贵族处理，凡属英格兰人之产业，按照英格兰法律办理，威尔斯人产业，按照威尔斯法律办理，边区产业则依边区法律办理。威尔斯人对余等及余等之人民应同样行之。

    　　（57）至关于威尔斯人在余等之父亨利，或余等之兄理查时代未经其同级贵族之合法判

    　　决而被夺去之物，现在余等手中，或虽不在余等手中而应由余等负责者，余等将按照参加十字军者可展缓债务之一般规定处理。但当余等参谒圣地归来后，或因故中止余等之东征时，余等应即予以公平处理。惟在余等誓师东征前正在进行诉讼，或由余等之敕令正在审理中者，不在此限。

    　　（58）余等应立即归还刘埃霖之子及威尔斯人一切人质以及作为和平担保之一切信物与契据。

    　　（59）关于苏格兰王亚历山大，余等将归还其姊妹，质物，自由与合法权利，一如余等对英格兰诸男爵之所为，但属于其父威廉王敕令中所载，而为余等所保有者，不在此限。此一切当依照在英国宫廷中之苏格兰贵族之意见处理。

    　　（60）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就属于诸男爵（一切贵族）之范围而言，应为彼等之附庸共同遵守。

    　　（61）余等之所以作前述诸让步，在欲归荣于上帝，致国家于富强，但尤在泯除余等与诸男爵间之意见，使彼等永享太平之福，因此，余等愿再以下列保证赐予之。

    　　诸男爵得任意从国中推选男爵二十五人，此二十五人应尽力遵守，维护，同时亦使其余人等共同遵守余等所颁赐彼等，并以本宪章所赐予之和平与特权。其方法如下：如余等或余等之法官，管家吏或任何其他臣仆，在任何方面干犯任何人之权利，或破坏任何和平条款而为上述二十五男爵中之四人发觉时，此四人可即至余等之前——如余等不在国内时，则至余等之三官前，——指出余等之错误，要求余等立即设法改正。自错误指出之四十日内，如余等，或余等不在国内时，余等之法官不顾改正此项错误，则该四人应将此事取决于其余男爵，而此二十三男爵即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其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余等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余等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等，务使此项错误终能依照彼等之意见改正而后已。但对余等及余等二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错误一经改正，彼等即应与余等复为君臣如初。国内任何人如欲按上述方法实行，应宣誓服从前述男爵二十五人之命令，并尽其全力与彼等共同向余等施以压力。余等兹特公开允许任何人皆可作上述宣誓，并允许永不阻止任何人宣誓。国内所有人民，纵其依自己之意志，不愿对该二十五男爵宣誓以共同向余等施用压力者，余等亦应以命令令之宣誓。如上述二十五男爵中有任何人死亡，离国或因故不能执行上述职务时，其余男爵应依己意自其他男爵中推选另外之人代之，其宣誓方法与上述诸人同。此外，上述二十五男爵于受托执行任务时，倘在出席讨论中关于某些事件发生争端，或有某些男爵被召请后，不愿或不能出席时，则出席男爵过半数之决定，或宣布之方案，应被视为合法且具有约束力，一如二十五人全体出席所议决者同。上述二十五男爵应宣誓对前列各项竭诚遵守，并尽力使其余人遵守之，而余等亦不得由自己或通过他人自任何人取得任何物品致使上列诸权利与自由废止或削减。如有此项取得之物，应视同无效与非法，余等自己不得加以利用，亦不得通过别人加以利用。

    　　（62）自斗争开始以来，余等之僧俗臣民与余等之间所发生之一切敌意，愤怒与仇恨，余等已予宽恕并赦宥之，此外，自本朝第十六年复活节起，至和平重建之日止，一切僧俗人民所犯之一切罪过，余等亦已加以宽恕并赦宥之。关于上述各项让步与诺言，余等兹任命坎特伯里大主教斯提芬勋爵，杜伯林大主教亨利勋爵及前述诸主教与班达尔夫君共同草拟敕令以昭信守。

    　　（63）余等即以此敕令欣然而坚决昭告全国：英国教会应享自由，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后代，将如前述，自余等及余等之后嗣在任何事件与任何时期中，永远适当而和平，自由而安静，充分而全然享受上述各项自由，权剂与让与，余等与诺男爵惧已宣誓，将以忠信与善意遵守上述各条款。上列诸人及其他多人当可为证。

    人权宣言

    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国民会议颁布颁布，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纲领性文件。宣告了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等基本原则。

    序言

    组成国民会议的法兰西人民的代表们，相信对于人权的无知、忽视与轻蔑乃是公共灾祸与政府腐化的唯一原因，乃决定在一个庄严的宣言里，呈现人类自然的、不可让渡的与神圣的权利，以便这个永远呈现于社会所有成员之前的宣言，能不断地向他们提醒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以便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行动，因能随时与所有政治制度的目标两相比较，从而更受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根据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总能导向宪法的维护和导向全体的幸福。
    因此，国民会议在上帝面前及其庇护之下，承认并且宣布如下的人权和公民权。

    正文

    第一条　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
    第二条　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
    第三条　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La Nation）。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
    第四条　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每一个人行使其自然权利，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相同的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只能以法律决定之。
    第五条　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强制去从事法律所未要求的行为。
    第六条　法律是公意（la volonté générale）的表达。每一个公民皆有权亲自或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订。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是惩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的眼里一律平等的所有公民皆能按照他们的能力平等地担任一切公共官职、职位与职务，除他们的德行和才能以外不受任何其他差别。
    第七条　除非在法律所确定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任何人均不受控告、逮捕与拘留。凡请求发布、传送、执行或使人执行任何专断的命令者，皆应受到惩罚；但任何根据法律而被传唤或逮捕的公民则应当立即服从，抗拒即属犯罪。
    第八条　法律只应设立确实必要和明显必要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通过并且公布的法律而合法地受到惩处，否则任何人均不应遭受刑罚。
    第九条　所有人直到被宣告有罪之前，均应被推定为无罪，而即使判定逮捕系属必要者，一切为羁押人犯身体而不必要的严酷手段，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十条　任何人不应为其意见甚至其宗教观点而遭到干涉，只要它们的表达没有扰乱法律所建立的公共秩序。
    第十一条　自由交流思想与意见乃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言论、著作与出版，但应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此项自由的滥用承担责任。
    第十二条　人权和公民权的保障需要公共的武装力量。这一力量因此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第十三条　为了公共武装力量的维持和行政的开支，公共赋税是不可或缺的。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地分摊。
    第十四条　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决定公共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批准，知悉其用途，并决定税率、税基、征收方式和期限。
    第十五条　社会有权要求一切公务人员报告其行政工作。
    第十六条　一切社会，凡权利无保障或分权未确立，均无丝毫宪法之可言。
    第十七条　财产是不可侵犯与神圣的权利，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对它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任何人的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Citizens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France

    英文版（潘恩（Thomas Paine）《人权论》）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of FRANCE, formed into a NATIONAL ASSEMBLY, considering that ignorance, neglect, or contempt of human rights, are the sole causes of public misfortunes and corruptions of Government, have resolved to set forth in a solemn declaration, these natural, imprescriptible, and inalienable rights: that this declaration being constantly present to the minds of the members of the body social, they may be forever kept attentive to their rights and their duties; that the acts of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s of Government, being capable of being every moment compared with the end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y be more respected; and also, that the future claims of the citizens, being directed by simple and incontestable principles, may always tend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general happiness.
    For these reasons the NATIONAL ASSEMBLY doth recognize and declar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upreme Being, and with the hope of his blessing and favor, the following sacred rights of men and of citizens:

    One: Men are born, and always continue, free and equal in respect of their rights. Civil distinctions, therefore, can be founded only on public utility.
    Two: The aim of all political associations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and imprescriptible rights of man; and these rights are liberty, property, security, and resistance of oppression.

    Three: The nation is essentially the source of all sovereignty; nor can any individual, or any body of men, be entitled to any authority which is not expressly derived from it.
    Four: Political liberty consists in the power of doing whatever does not injure another. The exercise of the natural rights of every man, has no other limits than those which are necessary to secure to every other man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same rights; and these limits are determinable only by the law.
    Five: The law ought to prohibit only actions hurtful to society. What is not prohibited by the law should not be hindered; nor should anyone be compelled to that which the law does not require.

    Six: The law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community. All citizens have a right to concur, either personally or by their representatives, in its formation. It should be the same to all, whether it protects or punishes; and all being equal in its sight, are equally eligible to all honors, places, and employment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abilities, without any other distinction than that created by their virtues and talents.

    Seven: No man should be accused, arrested, or held in confinement, except in cases determined by the law, and according to the forms which it has prescribed. All who promote, solicit, execute, or cause to be executed, arbitrary orders, ought to be punished, and every citizen called upon, or apprehended by virtue of the law, ought immediately to obey, and renders himself culpable by resistance.
    Eight: The law ought to impose no other penalties but such as are absolutely and evidently necessary; and no one ought to be punished, but in virtue of a law promulgated before the offence, and legally applied.
    Nine: Every man being presumed innocent till he has been convicted, whenever his detention becomes indispensable, all rigor to him, more than is necessary to secure his person, ought to be provided against by the law.

    Ten: No man ought to be molested on account of his opinions, not even on account of his religious opinions, provided his avowal of them does not disturb the public order established by the law.

    Eleven: The unrestrained communication of thoughts and opinions being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rights of man, every citizen may speak, write, and publish freely, provided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buse of this liberty, in cases determined by the law.

    Twelve: A public force being necessary to give security to the rights of men and of citizens, that force is institu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munity and not for the particular benefit of the persons to whom it is intrusted.
    Thirteen: A common contribution being necessary for the support of the public force, and for defraying the other expenses of government, it ought to be divided equally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ies.

    Fourteen: Every citizen has a right, either by himself or his representative, to a free voice in determining the necessity of public contributions,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m, and their amount, mode of assessment, and duration.
    Fifteen: Every community has a right to demand of all its agents an account of their conduct.
    Sixteen: Every community in which a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a security of rights is not provided for, wants a constitution.
    Seventeen: The right to property being inviolable and sacred, no one ought to be deprived of it, except in cases of evident public necessity, legally ascertained, and on condition of a previous just indemnity.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In Congress, July 4, 1776,大陆会议（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

    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十三个州一致通过的宣言

    When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 it becomes necessary for one people to dissolve the political bonds which have connected them with another, and to assume among the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separate and equal station to which the Laws of Nature and of Nature’s God entitle them, a decent respect to the opinions of mankind requires that they should declare the causes which impel them to the separation.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与之有关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接受自然法则和自然界的造物主的旨意赋予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Prudence, indeed, will dictate that Governments long established should not be changed for light and transient causes; and accordingly all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mankind are more disposed to suffer, while evils are sufferable, than to right themselves by abolishing the forms to which they are accustomed. But when a long train of abuses and usurpations, pursuing invariably the same Object, evinces a design to reduce them under absolute Despotism, it is their right, it is their duty, to throw off such Government, and to provide new Guards for their future security.

    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Such has been the patient sufferance of these Colonies; and such is now the necessity which constrains them to alter their former Systems of Government.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King of Great Britain is a history of repeated injuries and usurpations, all having in direct obj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bsolute Tyranny over these States. To prove this, let Facts be submitted to a candid world.

    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不得不改变政府制度的原因。大不列颠国在位国王的历史，是接连不断的伤天害理和强取豪夺的历史，这些暴行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在这些州建立专制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He has refused his Assent to Laws, the most wholesome and necessary for the public good.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

    He has forbidden his Governors to pass Laws of immediate and pressing importance, unless suspended in their operation till his Assent should be obtained; and when so suspended, he has utterly neglected to attend to them.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迫切而极为必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不生效，等待他的同意；而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对它们就完全置之不理。

    He has refused to pass other Laws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large districts of people, unless those people would relinquish the right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Legislature, a right inestimable to them and formidable to tyrants only.

    他拒绝批准便利广大地区人民的其它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而且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He has called together legislative bodies at places unusual, uncomfortable, and distant from the depository of their public Record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fatiguing them into compliance with his measures.

    他把各州立法团体召集到异乎寻常的、极为不便的、远离他们档案库的地方去开会，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顺从他的意旨。

    He has dissolved Representative Houses repeatedly, for opposing with manly firmness his invasions on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他一再解散各州的议会，因为它们以无畏的坚毅态度反对他侵犯人民的权利。

    He has refused for a long time, after such dissolutions, to cause others to be elected; whereby the Legislative powers, incapable of Annihilation, have returned to the People at large for their exercise; the State remaining in the mean time exposed to all the dangers of invasion from without, and convulsions within.

    他在解散各州议会之后，又长期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取消的，因此这项权力仍由一般人民来行使。其实各州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有外来侵略之患，又有发生内乱之忧。

    He has endeavoured to prevent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States; for that purpose obstructing the Laws of Naturalization of Foreigners; refusing to pass others to encourage their migrations hither, and raising the conditions of new Appropriations of Lands .

    他竭力抑制我们各州增加人口；为此目的，他阻挠外国人入籍法的通过，拒绝批准其它鼓励外国人移居各州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He has obstruct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by refusing his Assent to Laws for establishing Judiciary powers.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藉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

    He has made Judges dependent on his Will alone, for the tenure of their offices, and the amount and payment of their salaries.
    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

    He has erected a multitude of New Offices, and sent hither swarms of Officers to harass our People, and eat out their substance.
    他建立新官署，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物质。

    He has kept among us, in times of peace, Standing Armies without the Consent of our legislatures.

    他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的立法机关同意，就在我们中间维持常备军。

    He has affected to render the Military independent of and superior to the Civil power.
    他力图使军队独立于民政之外，并凌驾于民政之上。
    He has combined with others to subject us to a jurisdiction foreign to our constitution, and unacknowledged by our laws; giving his Assent to their Acts of pretended Legislation:
    他同某些人勾结起来把我们置于一种不适合我们的体制且不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那些人炮制的各种伪法案来达到以下目的：
    For quartering large bodies of armed troops among us:
    在我们中间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For protecting them, by a mock Trial, from Punishment for any Murders which they should commit 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States:
    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他们杀害我们各州居民而仍然逍遥法外；
    For cutting off our Trade with all parts of the world: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For imposing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
    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For depriving us in many cases, of the benefits of Trial by Jury: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制的权益；
    For transporting us beyond Seas to be tried for pretended offences:
    罗织罪名押送我们到海外去受审；
    For abolishing the free System of English Laws in a neighboring Province, establishing therein an Arbitrary government, and enlarging its Boundaries so as to render it at once an example and fit instrument for introducing the same absolute rule into these Colonies:
    在一个邻省废除英国的自由法制，在那里建立专制政府，并扩大该省的疆界，企图把该省变成既是一个样板又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进而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极权统治；
    For taking away our Charters, abolishing our most valuable Laws, and altering fundamentally the forms of our Governments:
    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
    For suspending our own Legislatures, and declaring themselves invested with power to legislate for us in all cases whatsoever.

    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关行使权力，宣称他们自己有权就一切事宜为我们制定法律。
    He has abdicated Government here, by declaring us out of his Protection and waging War against us.

    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

    He has plundered our seas, ravaged our Coasts, burnt our towns, and destroyed the Lives of our people.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沿海地区，焚烧我们的城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He is at this time transporting large armies of foreign mercenaries to compleat the works of death, desolation and tyranny, already begun with circumstances of Cruelty & perfidy scarcely paralleled in the most barbarous ages, and totally unworthy the Head of a civilized nation.

    他此时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老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都难以找到先例。他完全不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He has constrained our fellow Citizens taken Captive on the high Seas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ir Country, to become the executioners of their friends and Brethren, or to fall themselves by their Hands.
    他在公海上俘虏我们的同胞，强迫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亲人和朋友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手下。
    He has excited domestic insurrections amongst us, and has endeavored to bring on the inhabitants of our frontiers, the merciless Indian Savages, whose known rule of warfare, is an undistinguished destruction of all ages, sexes and conditions.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律令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的。
    In every stage of these Oppressions We have Petitioned for Redress in the most humble terms: Our repeated Petitions have been answered only by repeated injury. A Prince, whose character is thus marked by every act which may define a Tyrant, is unfit to be the ruler of a free people.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愿改善；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害。一个君主，当他的品格已打上了暴君行为的烙印时，是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统治者的。
    Nor have We been wanting in attention to our British brethren. We have warned them from time to time of attempts by their legislature to extend an unwarrantable jurisdiction over us. We have reminded them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our e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here. We have appealed to their native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and we have conjured them by the ties of our common kindred to disavow these usurpation, which would inevitably interrupt our conn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They too have been deaf to the voice of justice and of consanguinity. We must, therefore, acquiesce in the necessity, which denounces our Separation, and hold them, as we hold the rest of mankind, Enemies in War, in Peace Friends.
    我们不是没有注意我们英国的弟兄。我们时常提醒他们，他们的立法机关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横加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也曾把我们移民出这里和在这里定居的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雅量呼吁，我们恳求他们念在同种同宗的份上，弃绝这些掠夺行为，以免影响彼此的关系和往来。但是他们却对于这种正义和血缘的呼声一直充耳不闻。因此，我们实在不得不宣布和他们脱离，并且以对待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战即为敌；和则为友。
    We, therefo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General Congress, Assembled, appealing to the Supreme Judge of the world for the rectitude of our intentions, do, in the Name, and by Authority of the good People of these Colonies, solemnly publish and declare, That these United Colonies are, and of Right ought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at they are Absolved from all Allegiance to the British Crown, and that all poli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State of Great Britain, is and ought to be totally dissolved; and that as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ey have full Power to levy War, conclude Peace, contract Alliances, establish Commerce, and to do all other Acts and Things which Independent States may of right do. And for the support of this Declaration, with a firm relia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Divine Providence, we mutually pledge to each other our Lives, our Fortunes and our sacred Honor.
    因此，我们，在大陆会议上集会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并经他们授权，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呼吁，说明我们的严正意向，同时郑重宣布；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而且有权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它们取消一切对英国王室效忠的义务，它们和大不列颠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从此全部断绝，而且必须断绝；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完全有权宣战、缔和、结盟、通商和独立国家有权去做的一切行动。为了支持这篇宣言，我们坚决信赖上帝的庇佑，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彼此宣誓。

    世界人权宣言（1948——2018 ）

    序 言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鉴于有必要促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各联合国国家的人民已在联合国宪章中重申他们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并决心促成较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鉴于各会员国业已誓愿同联合国合作以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鉴于对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了解对于这个誓愿的充分实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主要条款

    第一条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
    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第四条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六条 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
    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第八条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第九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条 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
    第十一条 一 、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二 、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均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判为犯有刑事罪。刑罚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法律规定。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第十三条 一、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二、 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

    第十四条 一 、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二、在真正由于非政治性的罪行或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下，不得援用此种权利。

    第十五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二、 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亦不得否认其改变国籍的权利。
    第十六条 一、 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有权婚嫁和成立家庭。他们在婚姻方面，在结婚期间和在解除婚约时，应有平等的权利。二、 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三、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十七条 一 、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二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十条 一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二、 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

    第二十一条 一、 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二、 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三 、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第二十二条 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第二十三条 一、 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二、 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不受任何歧视。三、 每一个工作的人，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生活条件，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四、 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一、 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二、 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顾和协助。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一、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二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三、 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一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 、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 、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二 、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三 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Preamble

    Whereas recognition of the inherent dignity and of the equal and inalienable rights of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is the foundation of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world,

    Whereas disregard and contempt for human rights have resulted in barbarous acts which have outraged the conscience of mankind, and the advent of a world in which human beings shall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and belief and freedom from fear and want has been proclaimed as the highest aspir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Whereas it is essential, if man i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have recourse, as a last resort, to rebellion against tyranny and oppression, that human rights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rule of law,

    Whereas it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Whereas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ave in the Charter reaffirmed their faith in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the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 and in th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and have determined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better standards of life in larger freedom,

    Whereas Member States have pledged themselves to achiev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al respect for and observance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Whereas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for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this pledge,

    Now, Therefore THE GENERAL ASSEMBLY proclaims THI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s a common standard of achievement for all peoples and all nations, to the end that every individual and every organ of society, keeping this Declaration constantly in mind, shall strive by teaching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respect for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by progressive measur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o secure their universal and effective recognition and observance, both among the peoples of Member States themselves and among the peoples of territorie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Article 1.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
    Article 2.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ll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in this Declaration, without distinction of any kind, such as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Furthermore, no distinction shall be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political, jurisdictional or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country or territory to which a person belongs, whether it be independent, trust, non-self-governing or under any other limitation of sovereignty.
    Article 3.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ife, liberty and security of person.
    Article 4.No one shall be held in slavery or servitude;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shall be prohibited in all their forms.
    Article 5.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torture or to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icle 6.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cognition everywhere as a person before the law.
    Article 7. All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are entitled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to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All are entitled to equal protection against any discrimination in violation of this Declaration and against any incitement to such discrimination.
    Article 8.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n effective remedy by the competent national tribunals for acts violating the fundamental rights granted him by the constitution or by law.
    Article 9.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arrest, detention or exile.
    Article 10. Everyone is entitled in full equality to a fair and public hearing by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tribunal,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of any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him.
    Article 11. (1) Everyone charged with a penal offence has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in a public trial at which he has had all the guarantees necessary for his defence. (2) No one shall be held guilty of any penal offence on account of any act or omission which did not constitute a penal offence, under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time when it was committed. Nor shall a heavier penalty be imposed than the one that was applicable at the time the penal offence was committed.
    Article 12.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 family, home or correspondence, nor to attacks upon his honour and reputation.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or attacks.
    rticle 13.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residence within the borders of each state. (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leave any country, including his own, and to return to his country.
    Article 14.(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seek and to enjoy in other countries asylum from persecution. (2) This right may not be invoked in the case of prosecutions genuinely arising from non-political crimes or from acts contrary to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15.(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2) No one shall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Article 16.(1) Men and women of full age, without any limitation due to race, nationality or religion, have the right to marry and to found a family. They are entitled to equal rights as to marriage, during marriage and at its dissolution. (2) Marriage shall be entered into only with the free and full consent of the intending spouses.(3) The family is the natural and fundamental group unit of society and is entitled to protection by society and the State.
    Article 17.(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own property alone as well as in association with others.(2) No one shall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property.
    Article 18.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change his religion or belief, and freedom, either alone or in community with others and in public or private, to manifest his religion or belief in teaching, practice, worship and observance.
    Article 19.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to seek,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and regardless of frontiers.
    Article 20.(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2) No one may be compelled to belong to an association.
    Article 21.(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ake part in the government of his country, directly or through freely chosen representatives.(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of 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 in his country.(3) The will of the people shall be the basis of the authority of government; this will shall be expressed in periodic and genuine elections which shall be by universal and equal suffrage and shall be held by secret vote or by equivalent free voting procedures.
    Article 22.Everyone, as a member of society, has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and is entitled to realization, through national effor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ganization and resources of each State, of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dispensable for his dignity an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his personality.
    Article 23. (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work, to free choice of employment, to just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of work and to protection against unemployment.(2) Everyone,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has the right to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3) Everyone who works has the right to just and favorable remuneration ensuring for himself and his family an existence worthy of human dignity, and supplemented, if necessary, by other means of social protection.(4)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orm and to join trade un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 interests.
    Article 24.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rest and leisure, including reasonable limitation of working hours and periodic holidays with pay.
    Article 25.(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standard of living adequate for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himself and of his family, including food, clothing, housing and medical care and necessary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right to security in the event of unemployment, sickness, disability, widowhood, old age or other lack of livelihood in circumstances beyond his control. (2) Motherhood and childhood are entitled to special care and assistance. All children, whether born in or out of wedlock, shall enjoy the same social protection.
    Article 26.(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ducation shall be free, at least in the elementary and fundamental stages. Elementary education shall be compulsory.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hall be made generally available and higher education shall be equally accessible to all on the basis of merit.(2) Education shall be directed to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and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It shall promote understanding, tolerance and friendship among all nations, racial or religious groups, and shall further the activ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3) Parents have a prior right to choose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at shall be given to their children.
    Article 27.(1) Everyone has the right fre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the community, to enjoy the arts and to share in scientific advancement and its benefits.(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ral and material interests resulting from any scientific, literary or artistic production of which he is the author.
    Article 28.Everyone is entitled to a social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which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in this Declaration can be fully realized.
    Article 29.(1) Everyone has duties to the community in which alone the free and full development of his personality is possible.(2) In the exercise of his rights and freedoms, everyone shall be subject only to such limitations as are determined by law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securing due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others and of meeting the just requirements of morality, public order and the general welfar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3)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may in no case be exercised contrary to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ticle 30.Nothing in this Declaration may be interpreted as implying for any State, group or person any right to engage in any activity or to perform any act aimed at the destruction of any of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forth herein.

  • 科斯提卡·布拉达坦：我们头脑中的群体意识

    只要看一看学界，满眼都是一堆又一堆绵羊般的个人主义者。——René Girard（1923-2015）

    　　 你是否注意到，在横穿繁忙的大马路时，你突然感到有一种迫切的冲动，想加快脚步融入人群之中？无论你是在里约热内卢还是曼谷，新德里还是纽约，你的动物本能告诉你，作为群体一分子要比独自一人冒险更安全得多。恐惧令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种证据并不仅仅是逸闻趣事。神经影像学实验表明，当我们作为群体行动时，大脑杏仁体(大脑记忆区域）区域中的激活活动量增加，恐惧和其他负面情绪都是在那里处理的。我们在独自一人行动时或许感觉到脆弱，容易受到攻击，而成为群体的一分子给我们一种受到保护的意识。你本能地意识到在和其他人一起时，被汽车撞上的风险要大大降低，因为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分散在群体成员之间。人群越大，风险越小。数量意味着安全性，而且不仅仅是安全问题。

    　　 加入群体也伴随着让人陶醉和痴迷的权力意识：作为群体成员，我们一下子觉得比自己实际上更强大、更勇敢了。有时候我们还会据此行动。同样一个人，独自一人时可能不敢”打死一只苍蝇”，但是在义愤填膺的群体中，他可能毫不犹豫地放火焚烧政府大楼或抢劫卖酒的商店。我们这些平时温、规矩、礼貌的人在网络暴力时可能说出最恶毒的评论。群体能创造奇迹，使其单个成员的心理彻底改变，谨慎精明瞬间转变为蠢行，小心谨慎转变为鲁莽行动，文明体面转变为野蛮丑行。一旦陷入骚乱，人们就很难停下来：你看到自己参加进来成为一种难以拒绝的义务，任何用私刑处死他人的行动，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字面上还是社交媒体上，都表现出这种特征。英籍犹太人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在《群众与权力》 (1960)中写到：”与众多其他人一起进行的谋杀，不仅是安全的、被允许的，而且是得到推荐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难以抗拒。”

    　　 群体也能够给其成员过分膨胀的个人价值意识。无论其个体存在可能多么空虚或悲惨，一旦属于某个群体，马上就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和被承认甚至感受到尊重。只要真正投入自己的部落之后，个人生活中的任何坑洞，无论多么大，都能够填满；任何创伤都能得到治愈。难怪邪教和帮派、边缘组织或派别对陷入迷茫和困惑的灵魂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它们能提供一种满足感和承认，这是家人、朋友或职业都无法提供的东西。群体具有的心理疗法作用就像剧毒物品具有治愈效果一样。

    　　 群体因而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身份认同：你很了不起的，这并不因为你融入群体的事实而有任何损害，你了不起反而是因为这个事实。独自一人时，你或许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喽啰，你的人生空虚得就像空壳，而一旦你成功建立起与群体的联系，它那如火山喷发般的无边无际的活力就溢出来流到你身上，把你的心灵填满。你不仅能在群体中找到自己，而且这是你最不需要担忧之处：你现在成为让人感到更伟大、更高贵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远比你那可怜的自我神气多了。你与群体生命的联系不仅填补了内心空虚，而且给你迷茫困惑的生存带来目的意识。个人越是给群体带来迷茫和无所适从，这群体就越发变得充满活力，当然也越来越危险。

    　　 这些都是本能性反应。无论我们做了多少理性化思考，它们仍然是我们身上隐蔽的生物学运行机制。经济学家米歇尔·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在其著作《盲从与叛逆:从众、反从众行为与决策的智慧》（2018）中注意到，”我们与其他动物拥有共同的从众本能，集结成群的倾向令人惊讶。”毕竟，那是我们生存下来的方式。漫长的进化史已经让人类具有集结成群的本能，只要快速瞄一眼我们最密切的动物亲属就能确认这一点。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研究猿猴的社会和政治行为几十年，在其书《妈妈最后的拥抱》（2018）中得出结论，灵长类动物”天生就是社会性的”——”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生活在群体中是”我们的主要幸存战略。”我们未必卷入宗教崇拜、边缘组织、民粹主义政治之中，但是，我们都有从众与合群的硬连接。我们一直都是在群体中生活：我们一起打仗，我们一起和平，我们一起庆祝，我们一起丧葬，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一起度假。群体不仅出现在外部，而且出现在我们内心。群体意识在我们的心灵中根深蒂固。

    　　 就我们生活中的实际行为和我们活在世上的方式而言，这并非很糟糕的安排。多亏了头脑中的群体意识，我们更容易和他人建立联系，与他人交流和合作，总体上相互友好相处。因为我们的群体行为特征，我们作为群体成员的生存要比独自一人大得多。当我们开始使用头脑反对自己的生物学本能时，麻烦就出现了。当我们的思考不是用来服务于实用性目的，不是让我们的世间存在在某种方式上变得更容易、更舒适，那就是沉思默想式的思考，是要从外部看清赤裸裸的真相。

    　　 社会与现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接近于宗教体验的东西。

    　　 在这样的处境下，如果我们要取得任何进步，我们就需要将群体意识从头脑中赶出去，坚定地将其推向边缘，虽然这项工作极其困难。这种激进思维方式只能在清除众多群体意识的影响下才有可能出现：社会压力、政党身份、意识形态偏见、灌输的宗教教义、媒体宣扬的潮流和时尚，唯智论拟态（intellectual mimetism）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主义。这样不相干的因素即便不能完全让我们盲目，至少很容易引导我们误入歧途。难怪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能产生新的、真正的知识，不过是循环社会依靠的现有知识（群体批准的和迎合群体的知识）。

    　　 这种循环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社会与其现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接近于宗教体验的东西。它不仅在机构性核心中得到推崇如教科书、百科全书、学术界、档案馆、博物馆——因而确保其得到最高的敬意，但并没有荣耀和神圣到成为宗教的地步。这里有很好的理由：一个社会的现有知识是将社会成员团结起来的粘合剂。其实，这种独特的混合物——虔诚的谎言、方便的半真半假的论调、有用的偏见、自我恭维的陈词滥调的混合体–赋予社会具体文化心态和最终的身份认同意识。通过称赞其现有知识，这个社会也在称赞自己。在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 Durkheim）看来，这正是宗教的定义。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富裕社会》（1958）中注意到主流知识的传播（他称为”规范性智慧”）类似于一种宗教礼仪。他写到，这就是”一种类似于大声阅读圣经或到教堂礼拜的认同行为。”因为社会不可能在没有礼仪（神圣的、亵渎神圣的，明确的、隐蔽的）的情况下运行和发挥作用，现有知识需要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得到称赞——礼仪性的、大声的、表现出足够尊重的。从这个视角看，学者们聚在一起开会，并不是要分享某些新见解和突破性的理论，而是表现出礼拜天弥撒那样的行为，他们需要向社会和自己保证社会粘合剂仍然紧握在手。加尔布雷思写到他们”聚集在一起构建学术集体来倾听人人之前都听过的优雅论调。”这种礼仪的目的”并非传播知识而是美化学习和学者。”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场合，学者——正如从前的祭司那样——身着特殊的服装，中世纪的王袍或其他巫师般的长袍。只需要想想法兰西学院（the Institut de France）院士聚集在一起参加祭祀活动时，穿着的特殊的标准制服（l’habit vert）和有些滑稽的院士佩剑（l’épée d’académicien）就明白了。胆敢嘲笑矫揉造作者必将有灾祸降临。

    　　 我发现具有高度重要意义的是，正如我们通常容易认为的那样，西方哲学正是由怪异人士或叛逆者——将嘲弄群体意识视为个人使命和智慧之法者所创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此人将因为其作为而被群体处死。苏格拉底的双面故事就像其他类似故事一样说明激进思考通常涉及到的东西：一方面是怪异性、桀骜不驯、大无畏的勇气、甚至傲慢自大，另一方面是怀疑和抵抗、怨愤和最终复仇。与社会要求做对的大胆反抗之后总是伴随着社会的血腥镇压–这是哲学思考在西方诞生的方式。这种诞生的创伤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哲学界：后来的任何一次苏格拉底式大胆举动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社会仇视和敌意。哲学家的反叛举动越大胆，社会的回应就越残酷。

    　　 说到文学艺术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曾经观察到：
    　　 作家的真正价值在于其革命性的威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反抗品质。伟大艺术家必然是”不遵循传统规范的人”，他肯定是顶着时代潮流游泳的逆行者。

    　　 纪德说的伟大艺术家品德也适用于伟大哲学家。”顶着潮流游泳”逆行的能力应该被视为思想界绝对的先决条件。一位思想者除非与社会珍视和称赞的现有知识唱反调，揭露不仅在知识制造过程中而且在维持和神圣化这些知识的礼仪中涉及的实质性群体意识，否则将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这通常意味着公然对抗负责维持现有知识的祭司阶级，紧随其后的必然是这位思想家或被逐出教区或遭排斥或被边缘化。依据她做这事的程度高低，她将或公开或隐蔽地把头脑中的群体意识赶出去，抖落掉社会强加给她的思维方式。在此阶段，哲学家或许是彻底的孤独者，身上满是伤疤，甚至被彻底打败，但她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深刻，因为她已经挣脱了群体意识的束缚，获得解放。

    　　 因为他们切断了他们与其部落的纽带，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看到真相。

    　　 这就是思想史上的某些最佳时刻所发生之事。苏格拉底的叛逆者指挥棒被传递给一连串哲学叛逆者，他们的丰富多彩就像勇敢大胆一样：从古希腊哲学家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到希波迪亚（Hypatia）到斯宾诺莎（Spinoza）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到尼采（Nietzsche）到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以开放的或更受保护的方式与时代的群体思维格格不入，留下一连串的痕迹，有思想异端邪说，有大胆的见解，也有频繁的社会丑闻。

    　　 因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使得思考在这样一个世界仍然充满活力，其中包括思考在内的一切都已落入模式化和常规陷阱，并逐渐陷入萎缩和死亡。显然，我们被迫意识到自己需要一根刺插进肉里，让我们保持精神清醒和智慧活跃。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思想家很愿意为我们提供必不可少的不舒服。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自由论》（1859）中曾经首先称赞怪异行为等怪癖。他暗示，正是怪癖之人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因为他们慷慨供应了大胆视角、新鲜见解、新鲜观点。他写到，”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僻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僻才更为可取。”怪癖之人越多，这个世界的道德和智慧状况才越好。”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和地方，怪僻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特立独行的怪僻之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正是这种重新定义的”怪癖性”是叛逆者大量拥有的东西。他们思维方式的新颖性和犀利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决心公然地或者讲究策略地呆在任何群体圈子之外，划清定义自我的界限和底线。如果听任其不受干涉，叛逆者不仅处于良好的位置观察群体思维、边缘化和被排斥等如何运行，而且他们也不再因为表达或者传播自己的异端观点而丧失任何东西。它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理想——毫不妥协的”社会批评家”，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正是他们的异议性严谨、语言的威力、承诺的严肃性——用纪德的话，他们”偏偏与人做对的品质”——将他们变成如此可敬的伟人。碰巧的是，那也是区分天才叛逆者与普通煽动者的界线，对煽动者来说，挑战当权者不仅仅是思想义务和内心信念的问题，而且首先是寻求关注的形式和表演性强迫症。

    　　 叛逆者心灵的特别份额，他们内心对任何权威或者当权者的不信任，他们打破偶像，彻底划清与自己出生和成长的社会的界线，所有这些都给他们特殊的机会认识到社会承受不起的更高真理。叛逆者并不在乎时尚潮流、权威人物或等级体系，对任何当权者礼仪很少有耐心。因为他们切断了自己与其部落的纽带，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看到真相。他们的异议不仅使其获得自由，而且给他们新眼光。

    　　 虽然或许已经非常博学多识，斯宾诺莎的哲学构成只是在他正式从教区被驱逐出去之后才变得完整。这个非同寻常的严厉天条（这是根据天使的命令和圣人的统帅，我们开除教籍、驱逐、诅咒巴鲁赫·斯宾诺莎，我们将诅咒写在律法书上，白天诅咒他，晚上诅咒他，他躺下必受咒诅，起来受咒诅，愿主不意欲宽恕他，愿主的暴怒和灼热烘烤他）帮助这位年轻的巴鲁赫成为当今名闻天下的斯宾诺莎。彻底将其从社会中驱逐出去，进入未知的冷酷世界，等同于叛逆者新生。多亏这种严重创伤的行为，他们现在实现充分的存在。

    　　 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激动。叛逆者成为如此勇敢之人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占上风并最后取得胜利。虽然他们有神气十足的派头、大无畏的勇气、和偶尔的成功，叛逆者从来不是胜利者。他们可能赢得一两场战斗，但不能赢得战争。因为即使我们最具活力最自发性的行动迟早要屈服于模式和常规，从长远看，最终占上风的是既有体制当权派，即使有时候它在此过程中可能采取策略性退却和调整。作为社会群体思维方式的表现，智慧机构是默许的胜利者。它与叛逆者的交锋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首先，既有体制将试图摧毁或者镇压挑战者。不是它承受不起对异议者宽容，就像任何形式的有组织权力一样，它需要表现出胸有成竹、稳定可靠和不可战胜的样子。其实，将挑战者边缘化、驱逐出境、使之成为替罪羊等礼仪都是旨在让共同体的团结变得更紧密——使其围绕权力中心聚集起来。通过粗暴地驱逐令人讨厌的家伙，该群体再次向自己确认其正义性和强大威力。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人社区领袖将斯宾诺莎驱逐出社区的严厉惩罚是有一定理由的。万一就算付出了最的的努力，驱逐出境的行动仍然失败了，即异议者的声音继续被人听到（来自邻近城市或国外，甚至来自坟墓之外），既有体制将假装将其忽略：得不到我们认可的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价值。最后，当这种策略不能奏效变得越来越清楚时，既有体制将采取最严厉的断然措施，这是很少失败的举措：它拥抱叛逆者的话语，然后将其变成主流思想。如果克尔恺郭尔最后证明太难忽略或消除，那就通过将其思想消化在教科书的形式中，然后将其讲授给厌烦得要死的本科生们，以此来终止他的影响力。任何天才的思想都承受不了这样的对待。如果你不能压制尼采的思想，你就能做一些对他来说更具破坏性之事：将其变成学术研究领域。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荒谬可笑（这是对尼采名言的模仿，”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译注）。尼采本人预测到这个动作并不能让打击的致命性更少一些。

    　　 主要是通过学界群体使用的专业术语的著作最终打败了叛逆者。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的讽刺色彩：叛逆者以既有体制为背景定义自己，尖刻地嘲弄它，尽一切努力破坏它。既有体制在做什么呢？它将其变成各种主义，很少有哪种报复比这更甜蜜了。斯宾诺莎一死，就诞生了斯宾诺莎主义。如果尼采今天神奇地复活，他看到我们如何在尼采课程、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会上将其见解”问题化”，很可能感到羞耻和尴尬而再死一次。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教授资格论文的主题被法兰克福大学认定为不满意，因而没有给他当老师的机会。今天，很少有哪所大学不讲授本雅明的著作——包括其教授资格论文在内，但其著作很少不受制于让灵魂迟钝的”问题化过程”。（1925年，本雅明申请教授资格，将教授资格申请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提交到法兰克福大学文学系。学校教授们评价这篇论文：”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译注）罗马尼亚裔法国哲学家萧沆（Emil Cioran）在活着的时候向大学发起毫不留情的攻击。他认为大学已经成为公众的危险–“精神的死亡”。学界的教授们开始忙于将其”问题化”。既有体制总是赢得胜利。

    　　 这种报复性的”问题化”的终极结果是高度处理过的产品，单调乏味而且很不健康：就像罐头食品一样，这是罐头思维。曾经是新鲜活泼、野性十足、充满激情活力的观点已经被彻底放血、清洗、和消毒——然后淹没在晦涩难解的浓厚术语酱汁中保存下来。在此，术语是关键成分，是嬗变剂。因为它主要通过学界群体使用的专业术语的著作最终打败了叛逆者。没有任何东西能经受住它的侵蚀，没有任何东西在历经此次浩劫之后还能保持原样。任何曾经是叛逆者著作中无法还原的个人性的、色彩缤纷的、怪异的东西现在都被还原成非个人性的共同点。术语让人人整齐划一，没有任何区分，不显示任何亲疏远近——没有任何仁慈。它成为陷入疯狂的平等。

    　　 若说术语仅仅是一种”学院派风格”是错误的。术语不是一种风格——它是风格的死亡。它是慢性暗杀。淹没在术语中，受制于腐蚀性的著作，叛逆者的风格丰富性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你如果将这种罐头版本的思考放入口中品尝，你感觉不到任何滋味。无论叛逆者本人的东西多么美味或风味独特，无论它们相互之间差别有多大，如今的味道却几乎都一样—处理过的思想的那种毫无例外的相同性。你若有意在叛逆者的作品–同行评审论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博士论文、大学教科书等等中寻找其独特精神的蛛丝马迹–你的搜寻注定徒劳无功：你发现的只能是乏味无聊。

    　　 这个系统将它们统统吞噬了，彻底将咀嚼之后再吐出来。叛逆者现在安全了，可以供公众消费了。他们被彻底打败了。

    　　 你是否注意到，在当今学术界，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加快涌向群体核心？害怕落单，害怕暴露出自己的脆弱性，我们愿意做任何事以便挤在最浓密之地。无论是在伦敦还是洛杉矶，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们总是竭力融化在学界群体中——就好像这是学者能做的最自然之事。我们的生存本能告诉我们，加入群体之中最安全，而不是与群体对着干。其实，要处在群体的核心而不是呆在边缘地带。我们使用一种时髦的说法”建立网络”，虽然它骗不了任何人：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很少遮掩的生存冲动的表现。

    　　 为了挤进核心，大部分资源似乎处于最集中的部分，我们愿意做任何事：竭力在进行无论碰巧是什么潮流，无论我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盲目地模仿身处权力和影响力位置的人；采用时髦术语（à la mode）和最新术语，无论多么乏味无聊或者愚蠢，在任何重要之事上都避免冒险，总体上尽量不做任何让我们显眼之事，它将让我们的安全遭遇威胁。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任何渴望拥有真正知识的人——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这种政治游戏是注定失败的秘笈，但是，这并不令我们过于担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个世纪之前曾经注意到，”尘世智慧教导我们按常规方式失败要比非常规方式取得成功更好。”当你的主要理想是呆在群体核心，你能做群体的常规告诉你要做之事–要么名满天下，要么默默无闻。

    　　 我们追求知识不是要限制我们的群体意识，而是要更好地满足其要求。

    　　 在其对怪异性的怪癖颂歌之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他所处的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敢于独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回顾起来，密尔的时代看起来是最具叛逆色彩的时代。1859年，《自由论》出版，这也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出版的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版的日子。尼采已经开始了他在前一年舒尔普福塔（Schulpforta）的学习，正准备好要引起轰动。克尔恺郭尔已经去世四年，其观点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我作者事业的视角:一次直接的沟通》也是在185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刚刚完成其强制性的服兵役，这伴随着他的监狱刑期——他璀璨的文学生涯在等着他。如果密尔的思想时代因为缺乏怪异者而陷入危险中，那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就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我们在思考问题上的群体意识，正如在任何别的事情一样，是如此广泛和普遍，我们的思想一致性是如此先进，几乎没有看到密尔的问题。本来应该给我们超脱的空间，让我们和生存本能保持一定距离的思考，现在已经到了和群体意识难以区分的地步了。我们追求知识不是要限制我们的群体意识，而是要更好地满足其要求。为了增加我们支配他人的权力。实际上，因为它是学界权力通过残酷无情和道德化的结合而得以维持下来的本质，我们不惜做出卑躬屈膝的行为，虽然我们声嘶力竭地宣扬种种美德。

    　　 欺负他人和哗众取宠。我们为公开信签名，要求开除我们的某个同事，在社交媒体上对他人进行人格刺杀，或者让他人陷入严厉的”批斗会议的挣扎阶段”——所有这些都是打着崇高道德和高贵政治的幌子。我们的行为越卑劣，我们唱的调子就越高。我们已经不仅仅是一帮暴徒。我们已经堕落成为根本不可能之物：一帮学界混蛋。

    　　 我们已经陷入严重的疾病中。稍微有些安慰的是，我们遭遇的条件（慢性热衷交际（gregaritis）似乎已经成为常态；一种疾病不会因为几乎人人都得了，其危害性就变得更少。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1841）中，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注意到”群体思维；将会被看到，他们集体陷入疯狂，而他们只是在很缓慢地醒悟过来，一个一个慢慢醒悟。”如果我们恢复自己的理智，关键是我们学习如何不陷入群体意识中。我们或许拥有群体意识的硬连接，我们的生存都归功于它，但是我们只有在远离群体的时候才能拥有精神上的完整性。生物学本质和精神属于截然相反的两个领域。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今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某种我们这个冲动性、一致性横行的时代最难获得的东西：真正的叛逆者精神。正是从叛逆者、异议者和其他贱民那里，我们能够学到非群体思维的技能，但是，他们太少，而且太遥远了。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技术我们能成功地抓住他们，他们的治疗方法也是动荡不定的、不确定的和难以持久的。而且，从全局来看，既有体制总是取得胜利。

    　　 这更是我们要成为叛逆者的理由。

    本文由吴万伟译自：Costica Bradatan：The herd in the head by Costica Bradatan（https://aeon.co/essays/on-nonconformism-or-why-we-need-to-be-seen-and-not-herded）

  • 陈志武：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

    本文原载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当今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

    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

    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

    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

    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

    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

    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 冯天瑜：劝君少颂秦始皇

    一

    约于十多年前，笔者草撰《评时下清宫戏历史观》，简析《雍正王朝》等一批颂扬清代帝王电视剧的史观偏失：把暴君美饰为爱民仁者，将尽斩同类、厉行文字狱、剿灭公论的阴谋家胤禛褒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扭曲历史真实，惟此为甚！此类史剧，显然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哈姆雷特》《李尔王》《战争与和平》等中外文学杰作社会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沦为宣扬专制君主独裁的御用品，对今人心智毒害匪浅。

    二

    值得注目的是，此后十余年间，同类影视剧一发不可收，对专制帝王颂声的分贝愈益高昂，可谓震耳欲聋。如电影《英雄》，启用一流演职人员，将杀人如麻的独夫民贼秦王盛赞为绝世英雄，连准备前往刺杀的侠士也为其感化，拜服阶下，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大侠形象。此乃史界、文界的一大奇葩也！
    令人讶异的是，继《英雄》之后，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接踵而至，观众应接不暇。时下，央视更汇集一线演员，推出七十八集巨制《大秦赋》，高调赞颂秦始皇，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天下苦秦久矣”一变而为“天下盼秦若久旱望云霓”，这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吾辈已见怪不怪，如此种种，无庸多议，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试作考析，因为如上奇葩之说皆根源于此一史观。

    三

    《大秦赋》的史论依据，归结起来是：秦王终身力行东出，扫六合，并天下，是为着解万民于倒悬。“一天下”既然是天字第一号的正义之举，成功实行者秦始皇当然便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英雄。
    为辨析上说，我们首先看看，秦王扫六合，是否意在解万民于倒悬。
    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诚如唐人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言，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
    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中国文化本来长于“治民”，乏于“民治”，而秦制之下，民众更绝无问政权，有的只是服从君令，庶民任君宰割。而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此种屠俘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皆行屠城，宫廷、民居洗劫空，贵胄、文物全数移往咸阳。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决非虚夸。秦王对自国秦人也极端残忍，除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外，还征调数十万黔首长年修建阿房宫（后来项羽焚烧此宫，大火延烧数十日，足见其广大)，又几十年如一日修建骊山陵墓（尚未开掘的始皇陵估计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富的帝陵，仅以其附件——秦兵马俑规制之宏大，便可推想皇陵的伟岸），完工后，为保守陵墓机密，数以万计的民伕格杀无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观诸全部史籍，不见秦王东出解民于倒悬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遍野、城垣尽毁。但长剧《大秦赋》一而再，再而三让嬴政声情并茂地宣称，东出、一天下，为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匪夷所思。

    四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秦二世对自己的文臣武将乃至王族亲贵也极度苛酷残忍，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芈氏等有大功于秦政者，皆死于非命。秦代开启诸朝屠戮开国功臣之恶例，这正表明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而《大秦赋》对此或轻描淡写，或给绞肉机的操盘手嬴政虚构脉脉温情（如对吕不韦之死痛心疾首），或百般美化谋臣间的相互残杀（如把李斯陷害韩非写成韩非哀亡于李斯怀抱）。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对此类历史现象，若能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那样加以鞭笞，则大有历史教育作用，而《大秦赋》反道而行，竟扭曲历史实情，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暴虐、狡诈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真不知是何用心。

    五

    统一列国，一合天下，是战国时人的共同愿望。墨子多作其说，孟子有天下“定于一”的名论，韩非子有更明确具体的设计。秦国、秦王是这一历史大势的有力践行者，此点必须肯定。李贽在这一意义上称嬴政为“千古一帝”，是可以成立的。但一切范畴都不应该绝对化，皆要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评价。“大一统”亦如此。一般来说，国家大统可以休止兼并征战，有益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我们赞同柳宗元《封建论》的言说，肯定秦制的统一措施诸如合六国文字于秦篆，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此类秦制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这是秦王运用“恶”的杠杆启动的历史进步，应予肯定。然而，秦代确立的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传延两千年并不断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柄庞大的双刃剑，积极作用、消极作用皆不可低估。在近古以至近代，消极作用日益昭彰，君主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惰因。故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六

    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例如，不能说今天列国分立的西欧比横跨欧亚的大一统俄罗斯落后。大一统的帝俄，长期充当“欧洲警察”，是近代欧洲进步的大障碍。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而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又如，芬兰被俄罗斯“统一”时，苦难深重，而摆脱俄国这一民族监狱后，几十年间即成为先进国家。
    以中古史而论，大一统成就了汉唐的昌盛，但大一统也并非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蒙古统和了亚欧大陆，却令东亚、中亚、东欧诸文明破坏惨重，而摆脱蒙古可汗的大一统，反而是亚欧诸国的历史性进步。蒙古征服金、宋，建立版图宏大的元朝，却使“造极”于中华的宋代文明发生大倒退。满洲人再度大一统，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严重破坏明代文明，尤其使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坠入苦难深渊。元、清两度大一统固然有开疆拓土之功，但造成文明大倒退却是事实。故对“国家一统”须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赞扬。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兵器时代，完成大一统的往往是握有强力的后进人群。史上多次发生后进文明一统天下，其对先进文明的破坏，罄竹难书。以秦王扫六合而论，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皆有益于中华文明的进步，应予肯定，然而，较之魏赵齐楚，秦是落后文明，秦灭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野蛮战胜文明，破坏性极大，汉初贾谊、晁错等人雄文生动展现了秦统过程中对繁荣的六国经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从战国中期到秦统一的百年间，人口锐减至三分之一，邯郸、大梁、郢都等繁华都市毁灭殆尽，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文明至汉代文景之治时期方得恢复。可见秦的大一统，于民于国带来的灾难并不低于利益。秦二世而亡，是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绝非偶然。
    唐人柳宗元肯定秦代的统一之“制”，又批评其暴虐之“政”;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对专制一统之秦制与封建分权之周制，作利弊得失的具体分析，而没有一味颂秦；近代民主主义者谭嗣同更严厉遺责残暴的秦政，认为近世中国的落后与之直接相关。 回到《大秦赋》所涉时代，秦朝二世而亡，连推行秦制者也以悲剧收场，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扶苏、蒙恬，以至于秦始皇本人，皆不得好死，而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治与乱皆与秦制有关；至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既然如此，可以留下一句话：

    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2021年元旦，冯天瑜武昌珞珈山

  • Nature（2023.1.5）：NET LOSS（为什么颠覆性研究越来越少了）

    文章作者认为，尽管近几十年来创新和科学研究呈爆炸式增长，但是，知识的增加并未带来重大进展。

    通过分析过去60年来4500万篇论文及390万项专利数据，作者发现，这些研究对现有科技的颠覆性越来越少。

    他们进一步指出，此种现象可能预示着——科学技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

    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答案还得从研究本身里找。

    如何判断论文开拓性？

    研究主要通过两类方法，来衡量论文创新程度的变化。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论文引用情况判断。

    这种方法会将新研究分成两类。

    一类在现有理论基础上实现突破，本质上巩固了已有研究理论（Consolidation）；另一类则是颠覆已有理论，本质上是开拓性的新工作（Destabilization）。

    举个例子，DNA双螺旋结构和密度泛函理论（DFT，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如果按上面的方式进行分类，DNA双螺旋结构显然是颠覆性的研究，因为它否定了生物界权威鲍林的“三螺旋结构”研究。

    但密度泛函理论，却是建立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与DNA双螺旋结构的开拓性程度并不相同。

    如何判断一篇论文更具开拓性？

    作者们采用了一种叫CD指数的方法（CD index）。

    如下图，黑色代表目前待判断的研究，白色代表前人的研究，灰色是后来的新研究，CD指数范围在±1之间。

    如果一篇论文（黑色）是基于已有研究做出改进，那么新研究（灰色）在引用这篇论文时，肯定也会引用前人的研究（白色），CD指数为负：

    反之，这篇论文颠覆了之前的研究，那么新研究都会以这篇论文为基底，而不会再去引用之前的研究，CD指数为正：

    所以，虽然DNA双螺旋结构和密度泛函理论的论文引用量都非常大，但它们的CD指数却分别是0.62和-0.22。下面这张图显示了论文和专利CD指数的分布：

    第二种方法，则是通过论文中的词汇多样性来判断。

    一方面观察论文中出现新词的情况。

    注意，这里的造新词并非老词新造（给已有的定义换个说法），而是新出现的、在后来的论文内容和标题中会重复使用的词汇。

    另一方面统计与“创造”相关的动词数量。

    例如，与创造、发现相关的动词通常包括produce、form、prepare和make，类似的还包括determine、report以及measure等。

    与之相反，偏向改进、优化乃至应用一类的动词，则包括improve、enhance、increase，以及use和include等等。

    作者们采用这两种方法，分别计算了4500万篇论文和390万项专利的CD指数和词汇多样性。

    仍然有新突破出现

    具体来说，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先看创新性随年份的变化。如下图，从1945年到2010年间，左侧各年份论文平均CD5指数（统计时间范围为论文发表后5年）有明显下降。不同领域降幅略有不同，社科为91.9%，物理为100%。

    技术专利创新性也呈下降趋势。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数据，从1980年到2010年间，计算机与通信领域CD5降幅达93.5%，药物与医疗领域降幅为96.4%。

    从“语言措辞”变化中也能看到相关迹象。

    在1945-2010年论文中，其内容所使用的独特词汇及新造词汇均呈下降态势。

    有意思的是，措辞上50年前后论文中“创新性”的相关动词的出现频率也更占主导，排在前面的高频动词包括：产出、报告、确定、测量……

    与之对应，2010年论文，排在前列的高频动词为：基于、改善、联系、增强……

    上述动词同既有科学发现成果的“联系意味”更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专利内容统计中。

    △ 1950年及2010年论文每百个动词中的高频词统计

    但值得明确的是，尽管论文创新性的比例在下降，但从绝对数量看，创新成果产出量趋于稳定。

    如下图所示，左侧针对1950-2010论文统计，右侧针对1980-2010专利数量，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了不同CD5指数区间。

    能看出，尽管蓝色线条随年份变化快速上升，但该部分代表创新性较弱的论文及专利数。相对而言，高创新性的论文及专利，绝对数量趋于平稳：

    数据统计外，本文作者也列举了一些近年重大突破，诸如引力波、新冠疫苗。

    他们指出，整体的创新性下降并不能让我们忽视许多高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及发明。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整体创新性的下降？

    研究者推测，该趋势与各研究领域的知识增长相关。

    为此，他们统计了数十年论文及专利的引用多样性、自引均值、被引作品平均年份。

    结果显示，无论论文还是专利，几十年来引用多样性在下降，自引均值上升，且引文中平均发表年份也在增加。

    通过上述统计结果，研究者推断，科学家与发明家们更多依赖熟悉的现有知识技术，且这些知识高度同源。

    这可能导致创新性成果的不足。

  • Michael Schwirtz等：普京的战争

    作者Michael Schwirtz, Anton Troianovski, Yousur Al-Hlou, Masha Froliak, Adam Entous and Thomas Gibbons-Neff，原文载于2022.12.16《纽约时报》

    引言
    第一章：失误——俄罗斯军方花了整整4天才命中那个明显的目标。
    第二章：傲慢——普京是如何把俄罗斯的寡头们引入陷阱的。
    第三章：腐败——克里姆林宫花费了巨大的资金去改造俄罗斯武装力量，最终建了一个“波将金村”（俄罗斯谚语，指的是弄虚作假、装潢门面）
    第四章：崩溃前夕——当俄罗斯陷入苦战时，美国甚至出手试图拯救一名俄罗斯将军。
    第五章：内讧——俄罗斯坦克向俄罗斯的检查站开火，这并非偶然现象。
    第六章：炮灰——普京对阵亡士兵的母亲说：“至少你的儿子不是喝酒喝死的。”

    他们从来就没有选择权。

    他们本是俄罗斯工厂里的工人和卡车司机，他们每天都会在电视上看到俄罗斯军队那无休止的胜利，2022年9月，他们突然被“部分动员”，加入了俄罗斯第155海军步兵旅。他们在乌克兰一个坑坑洼洼的农场里盲目地摸索着，他们没有地图，没有医疗包，甚至没有对讲机。他们的军医此前是一名咖啡师，从未接受过任何医学培训。
    他们说：他们先是被扔进一辆过度拥挤的装甲车里，然后扛着半个世纪前生产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AK），在田野中盲目的晃荡着，看看能找到什么吃的。俄罗斯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战争状态，但俄罗斯军队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还要“准备不足”。根据我们对该旅士兵的采访，其中一些人表示他们之前从未开过枪；还有人说子弹根本就不够，更别说什么空中掩护或者大炮支援了。但他们补充说，他们并不害怕。因为他们的指挥官向他们打包票——“你们永远不会看到真正的战斗”。
    直到炮弹落在他们边上，将他们的战友撕成碎片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得有多严重。
    我们通过电话联系到了米哈伊尔，他是一名俄罗斯士兵，目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军事医院。他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当他睁开眼睛时他看到战友们的碎尸散落在田野上，他自己的肚皮也被弹片割开。他说，他急于逃跑，爬到一丛树上，还试图用手挖沟。
    10月下旬的那一天，在乌克兰东部城镇帕夫利夫卡，他们那个排将近60人，约有40人被杀。他说，只有八人逃脱了重伤。
    米哈伊尔通过沉重的液体呼吸挣扎道：“这不是战争，这是俄罗斯指挥官对俄罗斯人民的残害。”

    第一章：失误

    普京总统的战争绝不应该是这样的。2021年，美国中情局局长飞赴莫斯科，警告俄罗斯不要入侵乌克兰。普京那极度自信的安全顾问吹嘘到：俄罗斯武装力量已足够强大，甚至可以和美国对抗。
    根据《纽约时报》所获取到的俄罗斯入侵计划显示，俄罗斯军方预计他们会在几天内取得胜利。军官们被告知要记得带上阅兵制服和勋章，到时候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阅兵仪式。
    10个月后，他们的军队一片狼藉。普京并没有取得胜利果实，但他取得了另一件果实——他给他的国家带来了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的灾难。
    普京——当世著名战略家；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世界最强军队之一。他们究竟是怎么倒在这个看起来规模小得多，实力弱得多的对手脚下的？我们从大量的俄罗斯政府电子邮件、文件、入侵计划、军事分类账和宣传指令中拼凑答案。我们与上过战场的俄罗斯军人通电话，并与数十名与普京相识几十年的士兵、高级官员和心腹进行了交谈。
    《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失误，这些失误来自于普京——在疫情中极度孤立，痴迷于自己的遗产，相信自己的才华——并在像米哈伊尔这样的应征入伍士兵被送去屠杀后仍然持续。
    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有新的失败，比之前的失败更失败：

    普京的同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普京陷入了自我膨胀和反西方的狂热，导致他几乎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做出了入侵乌克兰的重大决定，而没有咨询那些认为这场战争纯粹是愚蠢的专家。助手和追随者助长了他的许多怨恨和怀疑，普京过去的一位知己将这比作社交媒体大数据的激进化效应。甚至连总统一些最亲密的顾问都不知道有入侵计划，直到坦克开始移动。正如另一位长期知己所说：“普京决定自己的想法就足够了。”

    尽管西方对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做出了假设，但俄罗斯军队因多年的盗窃而受到严重破坏。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向军队投入了数千亿美元，以实现俄军的现代化，但腐败丑闻使数千名军官陷入困境。一名军事承包商向我们描述了一个疯狂的故事：他们在俄罗斯主要坦克基地悬挂巨大的海报，以掩盖那里的破旧条件，希望愚弄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访。他说，访客甚至被阻止进入浴室，以免他们发现诡计。

    入侵开始后，俄罗斯通过一系列失误浪费了在乌克兰的主导地位。它依靠旧地图和糟糕的情报来发射导弹，结果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出人意料地完好无损。俄罗斯吹嘘的黑客军团试图赢得一些官员所谓的“网络武器在实战中的第一次重大测试”，但失败了。许多俄罗斯士兵对开战感到震惊，他们用手机打电话回家，将自己暴露在乌克兰军方的眼皮底下。俄罗斯的军队的体制是如此古板和僵化，以至于在战场上遭受巨大损失之后，他们也没能适应。当他们的飞机被击落时，许多俄罗斯飞行员表现得就像他们在航展上一样。

    俄罗斯被那宏伟的帝国伟业所蒙蔽，夺取的领土超过了它的防御能力，将数千平方英里的领土留给了由食物不足、训练不足和装备不良的战士。许多人是来自乌克兰分裂地区的乌合之众，他们携带的是1940年代的装备，以及在互联网上搜索的“如何使用狙击步枪”的打印件。当乌克兰人拿着西方武器击退他们时，俄罗斯指挥官一次又一次地派遣地面部队进行毫无意义的攻击。一名俄罗斯士兵表示，当他接到命令要求他“在乌克兰炮兵的视线中进行第五次冲锋”后方才意识到——“没有人会活下去”。最后，他和士气低落的战友们决定抗命。

    普京将战争划分为各个派系，拒绝留下那些强大的人，因为这可能会对他的统治形成挑战。许多俄罗斯士兵的指挥官甚至都不是军队的一员，比如他的前保镖（佐洛托夫）、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以及一个为克里姆林宫提供餐饮的雇佣军老板（普里戈津）。随着战场上的失利，这种原子化的方法只会进一步深化，削弱那本已脱节的战争努力。现在，普京分裂的军队经常会为争夺武器而闹内讧，有时还会恶意攻击对方。一名士兵向我们讲述了内讧如何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名俄罗斯坦克指挥官故意向自己人开火，并炸毁了他们的检查站。

    自入侵之初，普京就在私下里承认，战争没有按计划进行。

    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今年（2022）3月与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会晤期间，普京承认，乌克兰人“比我被告知的更强硬……这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但战争发生在他们的领土上，不是我们的。（毕竟）我们是大国，我们有耐心。”

    了解普京的人说，只要需要，他愿意牺牲无数的生命和财富。在上个月与美国人进行的一次罕见的面对面会晤中，俄罗斯人希望向拜登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有多少俄罗斯士兵在战场上伤亡，俄罗斯都不会放弃。

    一个北约成员国警告盟国说，普京已经准备好接受多达30万俄军伤亡，这个数字大约是西方估计目前伤亡人数的三倍。

    就在9月，一些向来与普京友好的领导人对战争发出了批评，几天之后，普京决定加倍努力——他动员了数十万俄罗斯人参军入伍。这本应使战争朝着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发展，结果却激起了国内日益增长的愤怒。没过多久，数百名俄罗斯士兵在帕夫利夫卡城外被杀，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所在的第155海军步兵旅里的战友。

    亚历山大也是该排的一分子，目前正躺在俄罗斯的一家医院。他在电话里说：“腿，胆量……我的意思是，腿是肉，但也只是肉……我知道这个比喻不是很好，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词汇……人已经变成了汉堡包。”

    亚历山大讲述了他刚应征入伍时，向俄罗斯的教官询问他们可能接受哪些培训。教官我回应很诚实——“没有培训”。

    现在很多人担心，普京会越挫越勇。他已经在乌克兰杀害了数万人，夷平了城市，还以平民为目标，以求对乌克兰造成痛苦——包括轰炸医院、学校和公寓楼，同时在冬天之前切断数百万人的电力和自来水供应。每当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进行重大打击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就会加剧。普京一再提醒世界，他可以利用他所掌握的任何东西来追求他的胜利，包括动用核武器。

    早在（2022年）1月份，随着美国警告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一位名叫列昂尼德·伊瓦绍夫的俄罗斯退休将军就看到了灾难即将来临。他发出了一封罕见的公开信，信中警告说，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将威胁到“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

    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伊瓦绍夫将军说，他在战前的警告与他当时从紧张的俄罗斯军方官员那里听到的相呼应。尽管当时克里姆林宫坚称“入侵选项没有摆在桌面上”，但有些人还是发现了其中的端倪。他说，军人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取得胜利”，但他们的上级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他们被告知，（入侵乌克兰）战争将是“在公园里散步”。

    他接着说，过去的10个月所发生的比他预测的“更加悲惨”。灵活的乌克兰将军和士兵已经战胜了一个更大、更致命的敌人。西方为乌克兰的成功欢呼雀跃，提供了更强大的武器来击退俄罗斯人。

    “俄罗斯历史上从未做出过如此愚蠢的决定，唉，现在愚蠢赢了——愚蠢，贪婪，复仇，甚至是一种恶意。”

    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将俄罗斯在战争中意想不到的困难归咎于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很难相信西方是如此的愤世嫉俗和嗜血。”

    一些最早的主战派现在也在考虑战败的问题。在入侵之前，美国情报机构认定奥列格·察廖夫是克里姆林宫占领乌克兰后可能安插的傀儡领导人。很快，他就对战争失望了。

    察廖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告诉《纽约时报》：“（当时）我在那里，我参与了（入侵）。”但他补充到，他从未被告知细节，“俄罗斯军队不明白”乌克兰人会反击，认为“一切都会很容易”。

    “如果战争照着现在的趋势发展，我会很高兴……自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就没占领并控制一个地区首府……我们正在失去乌克兰……我们已经失去乌克兰……”

    26岁的奥列克西是一名乌克兰空军飞行员，当第一枚俄罗斯导弹降落时，他摸黑穿过停机坪，爬上他的苏-27战斗机，并在机场建筑物开始爆炸时成功起飞。他说：“那一刻，我明白这真的是一件坏事。”

    （2022年2月24日）莫斯科时间上午6点，普京在电视讲话中宣布“特别军事行动”开始。随后就是是空袭——以摧毁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通信和雷达设施——压倒其军队并粉碎其反击能力。

    超过150枚导弹从轰炸机、潜艇和军舰轰向乌克兰。分析人士和官员说，多达75架俄罗斯战机冲入乌克兰天空，这相当于乌克兰整个空军的飞机。

    奥列克西通过战机上的雷达屏幕看到了来袭导弹和敌机，之后他才接到命令——飞往乌克兰中部的备用空军基地。当他落地时，他惊呆了——不仅他的部队在那里，而且乌克兰空军的很大一部分也在那里。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他的飞行员战友就在新基地执行任务，他想知道的是，俄罗斯雷达操作员何时会注意到他们？如果俄罗斯对他们的阵地发起打击，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乌克兰飞行员们认为来袭只是时间问题。结果俄罗斯四天后才发动袭击，那时乌克兰大部分飞机已经转移到新的地点，奥列克西对此惊讶不已。

    “这真的是基本操作……我不明白他们怎么错过了这个机会。”

    未能摧毁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是战争中最致命的失误之一，接下来的采访揭示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及乌克兰人如何设法领先于入侵者一步。

    乌克兰本应是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据统计，在一些早期的空战中，俄乌战斗机数量是15比1，且俄罗斯的飞机也更先进，可以帮助其飞行员看得更远，从更远的距离进行打击。俄罗斯拥有数千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本应扼杀乌克兰老化的苏联时代防御系统。因此美国和乌克兰情报官员做出了这样的假设——乌克兰将在几天内沦陷。

    乌克兰决定洗牌。乌克兰高级官员说，在战争爆发前，他们一些防御系统（如Buk和S-300导弹发射系统以及其主要无线电情报指挥和控制中心）转移到了新的地点。俄罗斯的导弹经常击中旧地点。美国官员说，俄罗斯巡航导弹有60%没有达到预定目标。

    俄罗斯的部分问题是缺乏灵活性。美国官员说，即使俄罗斯军队发现奥列克西和他的飞行员战友在他们的新会合点聚集在一起，但俄罗斯的军队体制是集中制，通常需要48到72小时向上级打报告并等待批准，等批准下来时乌克兰人早就走了。

    而且这个僵化的体制也使俄罗斯人很容易被击中。在未能摧毁乌克兰的防御系统后，许多俄罗斯飞行员继续飞行。乌克兰人说，俄罗斯的对地攻击机经常在没有其他战斗机支援的情况下飞行，这使得像奥列克西能够通过低空飞行，躲避雷达，并从敌机下方发起打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奥列克西说：“也许俄罗斯军队没有读过书……他们在没有任何掩护的情况下直接飞了起来……他们有炮弹，他们有火箭，但他们没有掩护他们的攻击机。”

    等到了3月份，俄罗斯飞行员似乎终于反应了过来，选择低空飞行以躲避乌克兰防空雷达，然而低空飞行又让他们遇到了一个新问题——美国提供的“毒刺”肩扛式防空导弹。

    这对于俄罗斯的地面部队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由于没有空中掩护，他们变得更加脆弱，使他们向基辅和其他大城市的本就麻烦的行军进一步陷入混乱。

    尽管一开始就有数以万计的俄军聚集在乌克兰边境徘徊，但许多人从未想过他们真的要开战。他们认为这只是作秀，为了逼西方做出让步。

    对俄罗斯士兵的采访表明，当入侵命令下达时，他们有多么震惊。27岁的摩托化步兵旅士兵尼基塔·奇布林说，他（入侵）前一个月在白俄罗斯参加演习训练，2月23日哪天他和他的部队在营地庆祝祖国保卫者节日，然后他们的指挥官来了，给他们分发糖果。告诉他们：“明天你们要去乌克兰搞点事情。”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2月24日破晓前，奇布林和他的战友们被装上一辆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他说，他们没有接到指示，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另一名驻扎在白俄罗斯的俄罗斯士兵说，他是在他的部队开始行军前一个小时知道要开战的。他们得到的命令既简单又欢乐：“跟随您前面的车辆，在18小时内到达基辅。”

    根据该部队的作战计划时间表和军事日志（由《纽约时报》获得并由三名独立军事分析家审查，他们认为它们是真实可信的），他的车队中的第一批车辆应该从白俄罗斯出发，并在14时55分之前到达基辅郊区——甚至比士兵被告知的还要快。

    他们没能按时抵达。这名士兵说，大型军车非常沉重，在试图前进时把公路给压坏了，车队立即陷入困境。仅仅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就花了一天多的时间。

    从那里开始情况变得更糟。日志记录了日复一日的延误、乌克兰的袭击以及数百人受伤、死亡和被毁车辆。

    还有另一支俄罗斯军队的秘密命令（由《纽约时报》获得并与四名独立军事分析人士分享，他们都表示这些命令是真实可信的）是在普京宣布“特别军事行动”前几个小时发布的。

    对于第26坦克团的一个单位来说，他们接到的命令自信到离谱，以至于自相矛盾。他们预计乌克兰军队和飞机可能会进行一系列抵抗，但他们仍然安排了从乌克兰与俄罗斯边境到大约250英里外的第聂伯河对岸的24小时急行军。

    俄罗斯的作战计划称，这支部队将在距离基辅约两小时车程的地方挖掘壕沟，阻止从南边和东边涌入的乌克兰军队。无论敌人多么凶猛，这支部队都要靠自己完成任务。
    命令称——“预计没有增援”。
    果不其然，行动迟缓、基本上不受保护的俄军纵队成了诱人的目标。

    3月17日，乌克兰军队指挥官瓦列里·扎鲁兹尼发布了一段坦克燃烧的视频，他说这些坦克在乌克兰东北部，属于俄罗斯第26坦克团，距离预定目的地还有数百公里。

    根据乌克兰缴获并公布的俄罗斯文件，该部队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损失了16辆汽车。该部队一名年轻坦克兵的母亲告诉俄罗斯媒体，她儿子的碎尸被带回了家，只能通过DNA鉴定。

    在乌克兰各地，俄罗斯的损失越来越大。士兵和高级官员说，一支由3万多名士兵组成的庞大装甲纵队正在向南推进，向切尔尼赫夫市进发，但遭到了一支乌军的重创。俄军的人数是乌军的5倍，但乌克兰人躲在森林里，用美国制造的“标枪”等肩扛式反坦克武器将俄军纵队击溃。

    该部队的一名俄罗斯士兵说，他对乌克兰袭击的速度感到震惊。

    “在第一次战斗中，纵队遭到伏击，我受了伤，就这样……24小时不到，我失去了一条腿，躺在田野里等我的部队来接我。”

    切尔尼赫夫附近的溃败破坏了俄罗斯包围基辅的部分计划。

    安东诺夫机场的一场大屠杀破坏了另一场大屠杀。

    俄罗斯打算用空降兵奇袭基辅的安东诺夫机场，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安-225，一架翼展290英尺的货机，是乌克兰的民族骄傲。

    占领机场将为俄军提供一个滩头阵地，以便运送部队攻击乌克兰首都。根据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官员以及缴获的俄罗斯军事日志，乌克兰人使用肩扛式导弹击落了俄罗斯飞机，并杀死了多达300名俄罗斯空降兵。

    接下来几天的激烈战斗摧毁了机场大部分设施，包括珍贵的安-225飞机，但挫败了俄罗斯的计划。

    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上校说：“是的，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安-225……但机场并没有丢。”

    俄罗斯不仅在陆空攻击上搞砸了，而且还过度信任了俄罗斯最引以为豪的武器——黑客军团。

    甚至在发射第一批导弹和射击之前，俄罗斯军事情报局的74455部队就试图渗透乌克兰网络让乌克兰断网。

    华盛顿多年来一直与乌克兰密切合作以加强他们的网络防御，但他们一直屏住呼吸。各国主要将黑客用于间谍活动和金融盗窃，或者颠覆和破坏活动。没有人真正知道它在全面战争中会如何发挥作用。

    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所有关于网络战的文章都是推测性的……这是第一次，你真正意义上同时拥有战争和网络。”

    被称为“沙虫”（Sandworm）的俄罗斯黑客组织长期威胁乌克兰，2015年就开始对电网发动攻击。但这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且效果有限。沙虫曾花了大约19个月的时间来策划攻击乌克兰西部的一座发电站，却只造成了6小时的停电。

    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美国、英国和其他盟国帮助乌克兰计算机并阻止了俄罗斯的网络入侵。

    乌克兰官员们说，2月23日，在入侵开始前几个小时，沙虫发动攻击，启动了感染数百台乌克兰政府计算机的恶意软件。但入侵被迅速检测到，损害得到了遏制。

    沙虫随后再次发动袭击。但这次使用的代码看起来像是在最后一分钟匆忙拼出来的，存在编程错误——又一次失败。

    沙虫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举动是攻击乌克兰军方的卫星通信系统。它奏效了，2月24日早上6点15分，乌克兰最脆弱的时刻，乌克兰军用卫星通信系统崩溃了。

    这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乌克兰政府有一个备用计划：它还有一套单独的卫星通信系统，而且在两个月才前进行了测试，就是为了这一刻。

    考虑到俄罗斯认为其部队将基本上毫无争议地进入基辅。当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时，美国官员怀疑沙虫和像其他俄罗斯军队一样措手不及。

    很快，俄罗斯的失误就从复杂失误变成了平凡失误。
    由于闪电战计划受阻，俄罗斯军队突然面临最基本的问题：他们没有为长期战役准备足够的食物、水或其他物资。 士兵们开始抢劫商店、医院和民宅。
    一名俄罗斯士兵在3月中旬的日记中写道：“这些家伙拿出大袋子从一个公寓到另一个公寓洗劫……有些人只拿走他们需要的东西，有些人什么都拿，从不能使用的旧手机到电视、电脑和昂贵的酒。”
    在日记中，这名士兵讲述了寻找药品、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经历，描述了他们进入杂货店时的喜悦。
    “我们找到了我们非常缺乏的一切，甚至是糖果，”这名士兵写道。 “每个人都像孩子一样高兴。”
    他描述了在一次迫击炮袭击中差点丧命和跟踪一辆乌克兰装甲运兵车的经历。还描述了他们如何搜遍医院并找出果酱、饼干和葡萄干。
    两天后，他似乎时来运转了。 “我找到了价值连城的袜子！”他写道。

    一些俄罗斯士兵惊慌失措，甚至采取自毁手段。五角大楼的一份情报称，俄罗斯军队司机在他们的油箱上戳洞，使他们自己的车辆无法行驶以避免参战。
    乌克兰一家坦克维修站的军官说，战争初期有大约30辆看似完美的俄罗斯T-80坦克被并交付到他手上。当他的机械师检查后发现，油箱里被灌入了沙子，所以启动不了。

    乌克兰官员也开始注意到其他一些可疑的事情：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界附近的森林中，外国手机号码激增。
    俄罗斯士兵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然后突然出现在乌克兰网络上。乌克兰人很快意识到他们可以实时看到和听到入侵者在逼近。
    “我们听到俄罗斯士兵惊慌失措，打电话给他们的亲友，”一位负责电话拦截的官员说。 “他们使用普通电话来决定他们的进一步行动。”
    沿着长长的走廊，由带人脸识别功能的锁把守，在用蜡密封的门后面以检测入侵者，妇女队伍从小型监听亭追踪俄罗斯军队，而她们的朋友和亲属则拿起步枪在街上巡逻。
    “我们知道敌人在哪里，他们使用的号码是多少，”这位官员说。

    窃听者将细节发给乌克兰军队，以实施伏击和反击。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少将说，乌克兰军队通过手机信号甚至TikTok视频瞄准了一支名为“卡德罗夫”的车臣部队，该部队以车臣强人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的名字命名。

    布达诺夫说，从一段视频上传到确定该单位位于基辅西北部Hostomel机场附近的位置，只用了40分钟。 他说，乌克兰军方随后用三枚Tochka-U弹道导弹击中了他们。

    随着俄罗斯人不断逼近基辅，窃听室里的窃听者们必须迅速做出决定——要么摧毁他们的设备然后跑路，要么坚持下去并继续收集情报。

    他们留下来了。

    “我们没有失去乌克兰，我们没有让敌人进一步行动，”这位官员说。 “最初几天，当他们犯下愚蠢的错误时，我们利用他们的愚蠢为我们谋利。”

    第二章：傲慢

    2021年11月初，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飞往莫斯科，他坐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到手续办完后他才解释他此行的目的：“美国认为普京正在考虑全面入侵乌克兰。”伯恩斯警告说，如果普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西方将果断地、一致地做出回应，对俄罗斯的后果将是严重的。

    当时在场的官员回忆到，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表情一下就僵硬起来，他扔下了自己的笔记，然后盯着伯恩斯的眼睛，颂扬起俄罗斯军队的实力。他说：“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以在军事上与美国相对抗。”

    当时在场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说：“帕特鲁舍夫没有资格……他看着伯恩斯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回来了。’我要描述的是，这已经决定了，他们（俄罗斯）非常自信。他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伯恩斯返回华盛顿后向拜登如此汇报——普京几乎下定决心要接管乌克兰，俄罗斯人绝对相信胜利会很快到来。

    在普京看来，乌克兰是一个人造国家，被西方用来削弱俄罗斯。他将其描述为俄罗斯的文化摇篮，是俄罗斯的身份核心，必须从西方手中夺回并回归俄罗斯的轨道。
    认识普京的人说，在他眼里，这是他执政22年来最大的未竟事业。
    1999年新年前夕，普京从一位低调的官僚变身为总统，叶利钦的核心圈子认为，这是一位能够在不威胁统治精英的情况下带来稳定的熟练管理者。
    1990年代就认识普京的人说，普京在执政的第三个十年，似乎发生了变化。他现在认为自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千古一帝——就像2016年在克里姆林宫墙外为中世纪基辅王子弗拉基米尔大帝的雕像揭幕时所暗示的那样。
    普京说，弗拉基米尔“作为俄罗斯领土的团结者和保护者载入史册”。
    21世纪的弗拉基米尔也认为，他得继承这一传统。

    俄罗斯银行业大亨奥列格·廷科夫说：“如果22年来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告诉你，你是一个超级天才，那么你就会开始相信你真的是超级天才。”今年他开始转向反对普京：“俄罗斯商人、俄罗斯官员、俄罗斯人民——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沙皇。简直疯了。”
    刚上台那会儿的普京是一个灵巧的政治家。他会展现魅力、谦逊和微笑，将自己描绘成俄罗斯人和外国人眼中的通情达理的领袖。认识他的人说，他知道如何在紧张的谈话中控制自己的面部肌肉，让眼睛成为他情绪的唯一向导。
    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越来越多地陷入不满和困扰的漩涡中：西方无视苏联在击败纳粹德国方面的作用；担心北约将在乌克兰部署核导弹以打击莫斯科；普京经常说，在现代性别政治中，爸爸和妈妈正在被“一号父母和二号父母”所取代。
    当他建立起了个人崇拜的人设后，这些奇怪的观点又产生了全球性影响。

    莫斯科一家报纸的编辑康斯坦丁·雷姆丘科夫说：“他一天到晚思考的那些东西可能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这些东西将塑造我们的历史。”

    普京似乎认为只有他自己才真正了解乌克兰。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后，普京吹嘘说他力排众议，否决了他自己的顾问，当时顾问们认为此举太危险，存在制裁和乌克兰军事反应的风险。

    普京那时的直觉是正确的，乌克兰军队迅速撤出克里米亚，还有一些士兵转而加入俄罗斯，而西方当时那有限的制裁几乎没有影响俄罗斯经济，从而巩固了普京的信心。

    据普京是一位知己透露，普京在拿下克里米亚后说：“我对一切负责。我迟早会离开，但克里米亚将永远回归俄罗斯。”

    普京身边的人都有动机去迎合最高领导人那日益高涨的自尊——并夸大普京认为自己正在与之抗争的外部威胁和历史不公。

    普京的一位密友将这与社交媒体大数据算法进行了比较，他们会不停的向用户推送他们想看的东西。

    “他们读懂了他的心情，然后开始向他灌输那种东西。”

    到2021年夏天，在一场本应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上，普京转而抨击西方和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2002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普京经常将其称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犯下的最大罪恶之一。

    “普京说——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与西方合作，但这种合作没有被接受，没有奏效。”当时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与会者回忆起了这一幕。“就好像他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对我说话。”但这些话将被视为总结性的重要讲话。

    这位与会者先是隔离了3天，然后与普京隔着4米多长桌见面。这是克里姆林宫向那些寻求与普京会面但不想长期隔离人提供的一个“轻松”选择，即使是在大流行的第二年也是如此。

    了解普京的人说，疫情之后普京自我隔离加深了他的激进，他有16个月没有亲自会见一位西方领导人，他几乎所有的会议都是在某个不起眼的房间里通过视频会议举行的，甚至连他具体在哪都没几个人知道。能够亲眼见到普京的人，地位就会上升。在这个系统中，与普京的接触——被内部称为“老板”或“V.V.”（普京姓名的首写）——是最有价值的货币。

    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康斯坦丁·扎图林说：“我们最重要的资源不是奖章，不是金钱，也不是拥有任何东西，我们主要、最重要的资源是与总统接触。”

    在这一点上，1990年代就与普京成为朋友的保守派物理学家和银行业大亨尤里·科瓦尔丘克表现得极为出色。据一位当时与他会面的人透露，科瓦尔丘克去年吹嘘说，他曾在2020年与普京在他位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瓦尔代湖的住处共度了几个月。

    科瓦尔丘克告诉该人士，普京最大的成就是“军事化”——建立了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和随时准备战争的社会。

    据认识科瓦尔丘克的人说，他自认为自己是一名战略家，并为之自豪，他认为俄罗斯正在与西方打一场生死存亡之战。在过去十年中，他扩大了自己的电视和报纸业务，这是克里姆林宫宣传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京的一位曾经的亲信说，科瓦尔丘克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远见的人”，鉴于普京采取了非同寻常的预防措施，这场疫情成为科瓦尔丘克对总统乃至整个国家施加影响力的机会。

    普京对乌克兰的执着也助长了人们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个人敌意。

    部分原因是泽连斯基是犹太人，莫斯科的一些人预计他会对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势力采取强硬态度，该势力崇拜在二战末期与纳粹并肩作战的乌克兰独立斗士。

    普京2019年谈到泽连斯基时说：“我认为他真诚地愿意与俄罗斯妥协，这是他真诚的信念，至少是他的努力。”

    到2021年初，克里姆林宫的希望破灭了。 泽连斯基打击亲俄势力在乌克兰的利益，关闭了亲俄电视频道，并制裁了与普京关系密切的乌克兰寡头维克多·梅德韦丘克。

    2021年10月，普京在索契行宫与以色列新任总理贝内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表达了他的沮丧情绪。普京为他倒了一杯威士忌，然后愤怒的谈到乌克兰。贝内特指出，泽连斯基有兴趣与普京面谈。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普京当时回击说：“我和这个人没什么好谈的，他算什么犹太人？他是纳粹主义的推动者。”

    一些西方官员认为，可能那时候的普京就决定开战了。但在俄罗斯，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说，即使在那些能接触到普京或其核心圈子的人，也没几个人认为总统正在认真考虑全面入侵。他们确信普京只是在虚张声势。

    报社编辑雷姆丘科夫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2018年竞选活动的主席（普京的前幕僚长）他觉得自己人脉够广，在入侵前一周高兴地向妻子宣布：“莉娜，不会有一场战争！”
    因为那天他与几位高级军官会面了两个小时。他发现这些军官没有流露出任何紧张的迹象，而是取笑他身材变苗条了，还详细询问了他的减肥方案，并随意地讨论了他们3月初的度假计划。
    他回家后向妻子描述了这次会面，他说，“她吻了我说：‘多么幸福啊！’”

    相比之下，美国人则在担心最坏的情况。
    2月22日，也就是入侵前两天，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前往五角大楼表示，他的国家迫切需要“毒刺”这种肩扛式防空导弹。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问乌克兰人：“如果你被赶出基辅，你打算去哪里？”
    库勒巴回答说：“我甚至无法承认这一点。我们不会谈论它或考虑它。”
    “是的，我明白了，”奥斯汀说。 “但你需要一个计划。”
    很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也加入进来，发表了后来被美国国防官员称之为《你会死的》演讲。
    米利将军说：“他们将在几天内开进基辅，他们带着坦克和编队进来，你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你必须做好准备，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将会是一场屠杀。”
    米利将军讲话时，库莱巴和他的代表团成员坐回椅子上，瞪大了眼睛。

    乌克兰空军自2011年以来一直与北约成员国一起训练，并在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加深了伙伴关系。出于对另一次入侵的警惕，他们在乌克兰和加利福尼亚进行了作战演习，让该国空军准备好应对其技术优势的敌人。2月，一支名为“灰狼”的秘密美国空军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成立，以支持乌克兰人。

    但米利将军仍然对乌克兰的战备状态深表怀疑。那年冬天，他带着一张巨大的乌克兰绿色地图在五角大楼的大厅里走来走去，美国情报机构对俄罗斯入侵计划的预测越来越不祥。更重要的是，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的武官花了数周时间试图获得乌克兰的防御计划，而在五角大楼看来，乌克兰已经把俄罗斯的威胁降到了最低。

    奥斯汀似乎对米利将军对乌克兰外交部长的直言不讳感到有些不舒服，他插嘴安慰道：“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

    莫斯科的许多人也很难接受现实。扎图林是普京在俄罗斯议会的高级盟友，他说，他在2月中旬才第一次意识到总统是真的打算入侵乌克兰。扎图林虽然被称为乌克兰问题的主要专家，但他说普京从未就这种可能性征询过他的意见。

    相反，扎图林表示，按计划，他本应在2月15日代表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向俄罗斯议会发表讲话，讲话内容的核心是——只有当泽连斯基继续在乌克兰分裂的东部地区发起攻势，他们才会入侵。但就在会议预定开始前五分钟，他从一名助手那里收到一条消息：党内领导层取消了他的演讲。

    “我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系列事件，”扎图林说。“与这个决定有关的一切结果不仅让我感到惊讶，而且让很多当权者都感到惊讶。”

    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坚称，他是在入侵开始后才发现的。同样，普京的幕僚长安东·瓦伊诺和普京有权势的媒体顾问阿列克谢·格罗莫夫也表示，他们事先并不知情。

    高级助手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试着解读普京的肢体语言。 一些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说：“他的眼中闪烁着好战的光芒。”

    前克里姆林宫顾问谢尔盖马尔科夫说，去年年底俄罗斯在乌克兰周围集结军事力量时，有一位副部长问他是否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意味着没有人告诉副部长，”马尔科夫说。 “甚至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也是最后一刻才被告知”。

    很多精英发现的太晚了。

    俄罗斯的主要工业协会一直期待在2月份与普京会面。按照议程，他们将讨论加密货币的监管。但会议时间一直在调整，直到2月22日或23日，克里姆林宫通知与会者日期——2月24日，即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日子。

    俄罗斯亿万富翁安德烈·梅尔尼琴科描述了他那天醒来时如何发现乌克兰的“疯狂”。但与普京的会面没有取消，所以他如约到达了克里姆林宫。在前厅里，目瞪口呆的大亨们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等待他们的核酸检测报告出结果，以便与普京同呼吸。

    当普京现身时，摄像机转动起来。他告诉聚集的亿万富翁们——他别无选择，只能入侵。

    “在我看来，发生的事情是不合理的，”梅尔尼琴科在描述他对入侵的反应时说。“太震惊了。”

    另一位大亨回忆说——“太晚了！” 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普京在电视摄像机前介绍他们，让全世界都看到他们。他说，关键是“专门给那里的每个人特写镜头，让每个人都受到制裁。”

    没有回头路了。他们现在其他俄罗斯人一样，与普京绑在一条船上。

    果不其然，梅尔尼琴科和那天与普京一起出现的所有商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都受到了西方的制裁。

    第三章：内部的腐烂

    “每个人都在撒谎，每个人都在盗窃。”

    即使乌克兰人团结起来击退俄罗斯的入侵，FSB（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仍然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国家控制媒体发出指示，告诉他们，新闻应该这样写——战无不胜作风优良的俄罗斯军队正在将乌克兰平民从邪恶的乌克兰领导人手中拯救出来。

    失败可以说成胜利，就像是镜子里的倒映。尽管俄罗斯军队耻辱性的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退，但他们仍然向电视台发送了一段关于乌克兰人扔下北约武器逃跑的视频。

    以下是俄罗斯最大的国有媒体《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所泄露出来的上万封内部邮件中的一部分，他将向我们揭示俄罗斯的宣传机器是如何运作的。

    日期 ： 2022年3月5日
    来自 ： pressa@fsb.ru
    3月3日至4日梅利托波尔市在胜利广场组织了向当地居民分发人道主义援助的活动……
    请媒体关注！
    分发此材料时，请不要将来源标注为FSB！
    日期 ：2022年3月5日
    来自 ： *****@http://mil.ru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逃离时扔下了北约国家提供的武器。
    日期 ： 2022年3月15日
    来自 ： pressa@fsb.ru
    同事们，下午好！
    我们正在向您发送高级军官的跟踪记录以供可能使用……在基辅附近被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战士清算。
    分发此材料时，请不要将来源标注为FSB！
    链接：接近俄罗斯权力核心的消息来源!!!!

    全面入侵开始后，这台机器就淡化了俄罗斯的暴行，开始宣扬阴谋论，并试图将乌克兰军队描绘成一群逃兵。

    与此同时，俄罗斯媒体的工作人员也几乎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名国家电视台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直到4月，克里姆林宫消息来源仍在向他保证“战争将在几天内结束”。

    “明天早上，会有一份声明，”这位记者回忆起他的一位消息来源说，但第二天被证明是错误的。 “很奇怪。”

    尽管媒体不断提供乐观的评估，但普京私下承认，他的军队正在苦苦挣扎。

    在三月份与以色列的贝内特的会晤中——普京承认这场战争“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他回到了已经成为他总统任期固定的主题：他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他告诉贝内特：“我不会袖手旁观，当一个无作为的俄罗斯领导人。”

    普京似乎再一次相信，未来几代俄罗斯人可能会受到西方的威胁。他花了数年时间准备这样的冲突，向俄罗斯军队投入了数千亿美元，据说实现了现代化，还消除了腐败。

    但西方官员表示，尽管俄罗斯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普京的领导下，贪污腐败和欺上瞒下的文化仍然存在，这种文化强调忠诚而不是能力。结果是俄罗斯那先进的坦克和强大的营——只存在于纸上。

    立陶宛退休指挥官瓦伊多塔斯·马利尼奥尼斯上校曾于1980年代在苏联军队服役。他看着他以前服役过的军营卫星图像，说旧营房和食堂还在那里，没有现代化的迹象，还有一些建筑物已经倒塌。“根本没有进化，只有倒退……每个人都在偷窃和撒谎。这是苏联的传统，现在是俄罗斯的传统。“

    欧洲，美国和乌克兰官员警告不要低估俄罗斯，称俄罗斯在2008年混乱入侵格鲁吉亚后有所改善。俄罗斯国防部长对武装部队进行了全面改革，还强行退役了大约4万名军官，并试图提高资金去向的透明度。

    兰德公司研究俄罗斯军队的研究员达拉·马西科特说：“他树敌很多。”他指的是在俄罗斯实施军改的国防部长。然而，2012年，这位负责改革的部长自己也卷入了腐败丑闻。普京用绍伊古取代了他，虽然绍伊古没有军事经验，但他被视为“可以抚平皱褶皱羽毛的人”。

    立陶宛前军事情报局局长金塔拉斯·巴格多纳斯说：“俄罗斯从格鲁吉亚战争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开始重建他们的武装部队，结果他们建了一个波将金村。”

    像俄罗斯前陆军上尉谢尔盖·赫拉布里赫这样的承包商走上了舞台。他说，他在2016年接到了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一个惊慌失措的电话。说有一个高级官员代表团计划参观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坦克部队——坎捷米罗夫斯卡亚坦克师的训练基地，该师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红色师。

    赫拉布里赫说，上头本来给基地拨了数十亿卢布，但大部分资金都没了，工程几乎没动。现在部长请求他在代表团到达之前将其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设施。

    赫拉布里赫说：“他们需要搞一条游览路线，并表明坎捷米罗夫斯卡亚师是最酷的。”
    后来他得到了大约120万美元和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
    当赫拉布里赫参观基地时，他被破旧惊呆了。国防部在新闻中盛赞该坦克师是在北约入侵的情况下负责保卫莫斯科的单位。但根据赫拉布里赫和他的同事拍摄的照片——营房尚未完工，地板上散落着碎片，天花板上有大洞，还有只建了一半的煤渣块墙。一根电线缠绕在一根细长的杆子上。
    “感觉就像是被轰炸过。”他如是总结。
    在代表团到达之前，他迅速建造了廉价的外墙，挂上了巨大的海报和横幅，上面贴满了坦克的照片，吹嘘军队“更强大、更坚固！”以掩盖最严重的腐朽。他说，在参观过程中，参观者被小心翼翼的引导，沿着一条路线穿过基地最好看的部分，并远离尚未修复的浴室。
    入侵开始后，坎捷米罗夫斯卡亚师向乌克兰东北部推进，却遭到乌克兰军队的蹂躏。机组人员一瘸一拐地离开，他们许多坦克被遗弃或摧毁。

    近年来，俄罗斯检察官追捕了数千名官员和其他人腐败：一名上校被指控挪用购买汽车电瓶的钱，另一名上校被指控在移动厨房项目欺诈。副总参谋长被指控在无线电设备上欺骗国家，一名少将在此案中被判入狱。

    2019年，俄罗斯首席军事检察官表示，仅去年就有2800多名官员因腐败行为受到纪律处分。

    入侵后，美国官员注意到俄罗斯的大部分设备制造不良或供应不足。轮式车辆上的轮胎分崩离析，车队停滞不前，而随着战争的进行，士兵们依靠众筹购买衣服、拐杖和其他基本用品。

    但官员和分析人士说，比腐败更重要的是，普京从根本上误解了自己的军队。

    事实上，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这20年来准备的是另一场战争。

    官员和分析人士说，它没有准备好入侵和占领像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它主要考虑的是从远处阻止美国和北约。

    这个战略的核心是一系列前哨基地——波罗的海的加里宁格勒、黑海的克里米亚和地中海的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使用远程导弹来阻止西方军队。美国官员说，如果发生冲突，俄罗斯打算使敌人失明并从远处摧毁它。

    可它面对乌克兰时所作的选择是——指挥地面部队冲锋。

    兰德公司研究员克林特·里奇说，这与在叙利亚等地的战役不同——或者它长期计划与北约的大规模假设战争——入侵乌克兰根本不是“俄罗斯军方的设计目的”，可能是“准备最不充分”一环。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将军说，换言之，克里姆林宫选择了所有潜在选项中“最愚蠢”的选项——冲上前去试图接管乌克兰。

    官员说，俄罗斯步兵，空军和炮兵部队没能做到协同工作，快速行动，以及重新集结。在基辅战役失败后，它没有明确的B计划，而指挥官们长期以来一直害怕向上级报告坏消息。

    亲俄民兵指挥官亚历山大·霍达科夫斯基于6月在电报群中写道：“这个官官相护的集体欺诈系统是俄罗斯军队的疱疹。”

    越来越多的失败使一群亲俄军事博主的愤怒达到了沸点。虽然他们仍然是战争的啦啦队，但他们开始公开批评俄罗斯的表现。

    博主尤里·波多利亚卡在5月份说：“我已经保持沉默很长时间了，”当时数百名俄罗斯士兵在一次渡河中丧生。 “因为愚蠢——我强调，因为俄罗斯指挥部的愚蠢——至少有一个战术营被烧毁，可能是两个。”

    愤怒最终波及到普京本人。6月，圣彼得堡召开了盛大的经济论坛，期间举行了一次惯例会议——普京会与新闻媒体负责人坐下来面谈。但这一次，博主们成了嘉宾。

    一名参会者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普京独自坐在大厅的一端。他说，一些博主发言，向普京抱怨前线的信息。

    “这变成了一次非常务实的对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对话，”在场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对话。”

    但在内部人士眼里，这是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正在利用博主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国防部。普京在议会中的盟友扎图林坚称自己支持这场战争，但他表示“一场指责游戏已经爆发，只能选边站队。”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有一种本能，即每个人都想把责任推给别人，”扎图林说。

    “但我认为，主要的误判，”他补充说，“是由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军方的高层官员——做出的。”

    第四章：崩溃前夕

    “没有人会活下去”

    鲁斯兰 54 岁，在乌克兰参战，它似乎正在学习使用他的武器。
    在他的背包里，有来自维基百科的打印件，描述了他的步枪和帮助他准确射击的说明。
    他还携带了敌方（乌克兰）指挥官的照片，盖有红色印章“通缉令”。
    还有一封复印的信件，上面写着“士兵们，照顾好自己，赶快回家与家人们健康活着”。最后写道：“再见！”

    他的命运似乎很清楚——他叫鲁斯兰，他带着他的狙击步枪，背包里装着成捆的文件和俄罗斯护照复印件，他是俄罗斯成千上万训练不足、装备不足的人员之一，他的任务是守住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占领区。

    夏末，俄罗斯领导人将他最精锐的部队派往乌克兰南方。因此，当乌克兰人横扫东北部时，像鲁斯兰这样的士兵在混乱的撤退中融化了。

    军事分析家在入侵之前就警告过这种危险。他们说，虽然俄罗斯大军压境，但不足以占领整个国家。俄罗斯第26坦克团的战争计划表说明了这一点——“预计没有增援”。

    在历史上，俄罗斯往往会付出巨大代价去抢占领土。至于如何守住领土，往往是事后才考虑。

    “军队、将军和士兵都没有准备好。”

    乌克兰军方在9月份的时候从尸体边找到了这些东西，背包里装的都是打印纸。尸体旁边的狙击枪表明他是一名狙击手。虽然现代军队中的狙击手通常要接受数周的额外特殊训练，但他的教官似乎是维基百科。

    “你好亲爱的士兵！你冒着生命危险，让我们过上了和平的生活。多亏了你和你的战友，我们的军队仍然如此强大、强大到可以保护我们免受任何敌人的伤害。” 这是他包里一封未署名的信，可能是国内寄给前线战士的慰问信。

    《纽约时报》审阅了50多页来自哈尔科夫地区的俄罗斯文件，他们显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俄罗斯步兵承担着巨大的负担。

    这些文件详细说明了俄罗斯如何依靠衣衫褴褛的后备部队，其中许多是乌克兰分裂东部分裂地区的分离主义战士，俄罗斯正规军数百英里外作战时他们负责守土。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第202步兵团（乌克兰东部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分裂分子）就是其中之一。它有近2000名士兵，但几乎全是步兵。

    十几页的花名册详细记录了该部队遭受苦难的细节，小到缺乏保暖的衣服和靴子。

    亲俄民兵指挥官霍达科夫斯基9月在电报群写道：“例如，我们的营已经三个多星期没有收到军队的弹药”。

    在接受采访时，另一名士兵描述说，他对如何使用武器只有最模糊的感觉。

    他回忆说，有人建议他谨慎开火，一次一发，而不是不受控制的连发。但他不确定该怎么做，所以他求助于一名指挥官，询问如何关掉步枪的全自动开关。

    经过数月的战斗，俄罗斯开始依赖这些饱受摧残、缺乏经验的部队，这种战术更像是1917年而不是2022年。指挥官们派出一波又一波的部队进入乌克兰重炮的射程，以沉重的代价勉强占领了几码的领土。

    据其中一名士兵说，一支俄罗斯部队刚抵达乌克兰东部，很快就只剩下几个人了。

    他还说，在春季的战斗中，他的指挥官下令发动进攻，并承诺用大炮支援这次进攻。但是大炮从来没有来过，他的部队被摧毁了。

    可指挥官还是决定继续把他们送回混战中。

    他问：“现在过去了多少时间？我猜可能9个月了？”“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什么都没有学到。他们没有从错误中得出任何结论。”

    他讲述了另一场战斗，指挥官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士兵沿着同一路线冲锋。 他说，在每次冲锋，都有尸体倒在他周围。 在他第五次接到命令时，他和他的部队决定抗命。

    他说，他的部队总共损失了大约70%的士兵，这摧毁了他对指挥官的信心。

    “没有人会活下去，”他说。 “无论如何，你要么死于这种武器，要么死于那种武器。”

    美国官员意识到他们大大高估了俄罗斯军队。 美国人说，普通士兵的士气如此低落，以至于俄罗斯开始将其将军派往前线以鼓舞士气。

    但将军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随身携带者通讯设备，以至于乌克兰人可以快速找到他们。

    乌克兰开始杀俄罗斯将军，但俄罗斯决定继续前进。 直到4月下旬，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秘密计划亲自上前线。

    美国人发现了这条情报，但对乌克兰人隐瞒了这些信息，因为担心乌克兰人会发动袭击。美国官员们表示，杀死格拉西莫夫将军可能会使冲突急剧升级，虽然美国人致力于帮助乌克兰，但他们不想引发美俄战争。

    最终乌克兰人还是得知了这个消息，这让美国人进退两难。在与白宫商量后，美国高级官员要求乌克兰人取消袭击。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我们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当时想的是——嘿，过分了啊。”

    乌克兰军官告诉美国人：“你们来晚了，我们已经对格拉西莫夫的阵地发动了攻击。”

    官员说，数十名俄罗斯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但格拉西莫夫将军不是其中之一。

    此后，俄罗斯军方领导人缩减了对前线的访问。

    第五章：内讧

    他们拥有坦克、重型火炮和战斗机。他们还有自己的宣传和招聘中心。他们在乌克兰前线作战。他们并不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他们属于一个雇佣兵组织，被称为瓦格纳。

    瓦格纳的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戈津是普京的长期亲信。为了支持普京的战争，他招募囚犯，向俄罗斯军队开火，与俄罗斯军队争夺武器。

    “瓦格纳总是独自行动”

    8月份，普里戈津来到莫斯科南部的监狱，寻找兵源。他发表了那充满爱国热情的演讲，其中一些演讲目前仍在互联网上传播。他向囚犯们承诺，如果你们能从乌克兰活着回来，就将得到赦免。他说，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将“被埋葬在英雄的小巷里”。他还发出警告：任何想在乌克兰逃跑的人都会被枪决。

    叶夫根尼·努津因谋杀罪被判二十年，现在他看到一个救赎的机会向他扑来。他接受了普里戈津的提议，但无视他的警告。

    到乌克兰以后，他的工作是为瓦格纳士兵收尸。两天后，他蹭黑溜走，并向乌克兰军队投降。

    “普京在掌权期间做了什么好事？他做了什么好事吗？” 努津在被乌克兰俘虏后告诉《纽约时报》。“我认为这场战争是普京的坟墓。”

    依赖雇佣军和罪犯，是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不寻常的特征之一。普里戈津也是目前战争中少数活跃的强人之一。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部门都像封地一样由忠于普京的人掌握，他们之前会相互竞争，但他们都忠于普京。

    普里戈津最开始是因为承办克里姆林宫的大型宴会而声名鹊起，他目前管理着雇佣军。相似的例子还有俄罗斯国民警卫队（武警），目前由普京的前保镖负责管理。另外还有由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指挥的私人部队——他们的战士因为TIKTOK（抖音）上的不幸事件而被发现并遭到袭击。

    据官员所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俄罗斯的正规军）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缺乏协调。

    “没有统一的指挥部，没有单一的总部，没有单一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行动和指挥计划，”警告战争将变得糟糕的退休俄罗斯军官伊瓦绍夫将军说。“这注定是一场失败。”

    他们会公开争吵。俄罗斯军队在夏末撤出乌克兰东北部后，卡德罗夫就呼吁将俄罗斯指挥官降职为二等兵，并送到前线，“用鲜血洗刷耻辱”。

    普里戈津也插话道：“这些混蛋都应该赤脚拿着机关枪上前线。”

    公开的指责加剧了俄罗斯战争努力的混乱感。普京已经更换了几位高级军事指挥官。然而，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将军辩称，他一直坚持与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军方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打交道，因为解雇他们相当于公开承认战争进展不顺利，普京不愿承认这一点。

    “他们仍在努力维持一切进展顺利的错觉，”他说。

    有时，这种摩擦会延伸到前线部队。

    菲达尔·库巴耶夫称自己是一名俄罗斯的无人机操作员，他说他在今年夏天的扎波罗热通过无人机目睹了一名俄罗斯坦克军官驾驶他的T-90坦克向一群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开火，并炸毁他们的检查站。

    并补充说，他在秋天逃离了俄罗斯。

    俄罗斯投入乌克兰的补充军队中，普里戈津的瓦格纳尤为重要。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宣传机构之一RT（今日俄罗斯）在11月专门制作了一部名为《瓦格纳：与祖国的契约》的纪录片对他们进行了报道。

    持人安德烈·亚先科在纪录片开场蒙太奇中说：“直到最近，瓦格纳一直是最封闭和最神秘的组织之一，但这次是一个巨大的例外。”该蒙太奇展示了坦克在瓦砾遍布的村庄中前行。

    在战争的头五个月，几乎没有公开提及瓦格纳或普里戈津参与乌克兰行动。到了夏末，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北部和南部开始崩溃，普里戈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多年以来，普里戈津一直否认与瓦格纳有任何联系，有时甚至否认瓦格纳的存在。如今，他突然公开露面，展示了他在乌克兰的军队，他向他们分发奖章，参加他们葬礼，并吹嘘自己的独立性。

    10月14日他在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站VK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瓦格纳几乎总是独自战斗。”

    《纽约时报》对乌克兰视频的分析发现，瓦格纳部队经常展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包括坦克、战斗机和温压火箭发射器。 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说，由于他与普京的关系，瓦格纳在武器和装备方面比其他军事单位享有优先权。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否认俄罗斯独立部队造成混乱或分裂，坚称他们都向俄罗斯最高军事官员报告。 他说，普里戈津和卡德罗夫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公关工作做的好。

    “有些人在信息领域更活跃，有些人则不那么活跃，”佩斯科夫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比方说，独立。”

    尽管拥有武器和声望，瓦格纳仍在战场上挣扎。 一些乌克兰士兵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然而，近六个月来，瓦格纳的部队一直试图夺取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小型工业城市巴赫穆特，却被乌克兰军队拒之门外，双方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促使人们罕见地公开承认乌克兰战斗的实力。

    “形势虽然困难，但很稳定，”普里戈津在10月14日的帖子中说。 “乌克兰人正在进行有尊严的抵抗。 关于乌克兰人逃跑的传说只是传说。 乌克兰人和我们一样都是有钢蛋的家伙。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同为斯拉夫人，我们应该以此为荣。”

    这场战争中瓦格纳有数百名成员阵亡，还有数架战斗机被击落。根据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一项评估，瓦格纳招募的罪犯似乎只是炮灰，他们占瓦格纳伤亡人数的绝大多数，该机构曾在10月份表示，约有8000名瓦格纳部队在乌克兰作战。

    普里戈津招募的另一名俄罗斯囚犯说，他被留在巴赫穆特前线的战壕里呆了4天，没有食物或水，除了拖尸体外，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他说，难怪瓦格纳的一些新兵决定逃跑。
    为了保持控制，普里戈津采取了极端的惩罚措施，展示了战争如何削弱了俄罗斯法治的痕迹。
    普京的间谍被指控在世界各地投毒和暗杀那些被视为叛徒的人，普里戈津也一样，他说背叛是俄罗斯人最严重的罪行。他提议建立类似盖世太保的警察部队来追捕不忠的人，包括那些“乘坐公务机离开我们国家的俄罗斯商人”。
    努津的命运是一个可怕的警告。

    考虑到战俘面临的压力和面临的风险，《纽约时报》会选择隐瞒他们的姓名。而且，与我们采访的其他人一样，我们会使用文件和其他证据来审查他们的主张。

    在努津的案例中，我们没有公布对他的采访，但他也接受了乌克兰媒体的采访，这些媒体发表了他的部分叙述。不久之后，他在一次囚犯交换中被释放——最终又回到了瓦格纳的手中。

    然后，他出现在电报群上的一个亲俄频道里。在视频中，努津的头被绑在一块木板上。一个身穿迷彩服、手拿大锤的人出现在他上方。

    “我从这个地下室醒来，有人告诉我，我会受到审判。”努津在视频中说，他的声音干涩而沙哑。然后大锤向下挥动，砸碎了他的头骨。

    不久之后，普里戈津发表声明支持杀掉努津。

    声明说——“努津背叛了他的人民，背叛了他的同志，而且是故意背叛。他计划逃跑，他是叛徒。”

    一天后，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被问及这段视频时说：“这不关我们的事。”

    第六章：炮灰——“他们会给你一杯伏特加！”

    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亮点——赫尔松市，这是自入侵以来以来他们占领的唯一省会城市。
    但当俄罗斯人于11月撤出了这座城市时。从俄罗斯士兵截获的电话显示了他们在受到攻击时的痛苦——他们的大部分愤怒都针对他们的指挥官。
    这次失败带来了特别的刺痛，因为俄罗斯试图同化赫尔松的人并消除他们乌克兰的身份。
    一些士兵感到自己被虚伪的指挥官试图自救而牺牲。一些士兵陷入绝望，准备殉国。

    辞职潮也存在于莫斯科，那里反对战争很普遍，但很少有人用言语表达来。
    “我们会用眼神对话，因为嘴巴说话是不可能的。”普京的一名故友描述莫斯科权力大厅的气氛时如是说道。
    廷科夫是俄罗斯最大银行之一的创始人，他4月份在INS发帖，称这场战争是“疯狂的”，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痛斥普京，认为他已经为俄罗斯的更多战争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没有人跟着我说话？”廷科夫感叹道。

    一位私下将这场战争描述为“灾难”的著名俄罗斯公众人物引用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诗来解释他的沉默。
    诗中说，在伽利略的时代，还有另一位科学家也“清楚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但他“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

    尽管强硬派呼吁关闭边界，但普京仍保持俄罗斯边境开放，允许让对战争最不满的俄罗斯人离开俄罗斯。西方广泛的制裁并没有让精英们转而反对普京，至少没有公开反对。

    “在教科书中，这称之为政治恐怖主义，”煤炭和化肥行业的亿万富翁梅尔尼琴科说。 “当枪顶在你头上，即使你想说——最好不要说。”

    梅尔尼琴科因俄罗斯入侵而受到制裁——他坚称这是不公平的。 意大利人没收了他468英尺长的帆船，帆船的龙骨上有一个水下观察舱。制裁也迫使他放弃了在瑞士的长期住所。 他现在在迪拜一家豪华酒店大堂的白色沙发上主持会议。

    梅尔尼琴科对入侵提出了一些含蓄的批评，宣称“任何战争都是可怕的——结束得越快越好。” 但他坚称，他无力做任何事情来加速它的结束，任何进一步的意见“都会引发直接的风险”。

    了解普京的人说，尽管受到制裁，但普京认为自己在时间上有优势，毕竟西方领导人来来去去。6月，他将自己与沙皇彼得大帝相提并论，认为自己是“回归”和“巩固”俄罗斯土地的领袖。

    普京说，当18世纪的沙皇建立圣彼得堡时，欧洲人并不承认那片领土是俄罗斯的——这表明普京希望西方有朝一日会回心转意，并承认他的征服。

    11月下旬，普京在其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会见了俄罗斯士兵母亲的代表。这让人想起了他任期内最低谷的时刻之一：2000年，当时在一个偏远的北极小镇上，他遇到了一艘沉没潜艇水手的家人，一名妇女哭泣着问道：“我的儿子在哪？”

    22年后，克里姆林宫小心翼翼地避免了这种悲痛倾诉的重演。普京坐在一张长桌旁，为精心挑选的女性（其中一些是政府雇员和亲克里姆林宫的活动家）准备了单独的茶壶。对于送俄罗斯人去死他没有任何悔意。

    毕竟，他告诉一位自称儿子在乌克兰遇害的妇女，每年都有数万名俄罗斯人死于车祸和酗酒。他告诉她，她的儿子死于理想，至少不是喝酒喝死的。

    普京说：“有些人，到底是死是活？我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死的？死于伏特加还是其他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你的儿子永远活着，你明白吗？他追求自己的理想。”

    他告诉另一位母亲，她的儿子不仅在乌克兰与“新纳粹分子”作战，还在纠正苏联解体后的错误，当时俄罗斯“狂热地沉溺于西方试图控制我们的事实”。

    他告诉她：“他们（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准则，他们那里的性别有几十种。”

    这是普京的当务之急和复仇主义政治的赤裸裸展示。 但几个认识他几十年的人拒绝接受任何关于他变得不理性的说法。

    “他没疯，也没病，”一位自1990年代以来就认识普京的人说。“他是一个做出错误决定的绝对独裁者，一个做出错误决定的聪明独裁者。”

    普京几乎没有表现出他现在愿意回头的迹象。上个月，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入侵后首次会面。这次会议在安卡拉的土耳其情报总部举行，目的是重新开放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渠道，但基调并不是和解。

    据在场高级官员透露，纳雷什金表示，无论在战场上损失多少军队，俄罗斯都不会放弃。本月，乌克兰领导人警告说，俄罗斯可能会集结军队和武器，以便在春季发动新的攻势。

    全世界都在争论普京是否愿意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了解他的人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他们也相信普京希望在长期的、非核的意志考验中击败西方和乌克兰。

    正如一位北约高级情报官员所说，俄罗斯将军“承认自己无能、缺乏协调、缺乏训练。 他们都认识到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这位官员解释说：“普京认为这是他与西方之间的一场斗鸡游戏，他相信西方会先眨眼。”

    反对克里姆林宫的银行业大亨廷科夫表示同意，普京已经展示了他玩长期游戏的才能，并指出俄罗斯领导人如何花了数十年时间让俄罗斯精英屈服。
    “他慢慢地打败了所有人，因为他的时间好像是无限的，”廷科夫说。 “在这场战争中，他仍然表现得好像他有无限的时间——就好像他能活200年一样。”
    在国内，普京所受的压力相当小。尽管他的军队遭受了这样的损失，但俄罗斯军队中没有发生重大起义。
    被征召入第155海军步兵旅的士兵亚历山大仍然对他和他的战友们被扔进乌克兰的方式感到愤怒，他们的老式步枪几乎没有子弹，被迫住在牛棚里，只有几包饭可以分享。他说，他的指挥官们公然撒谎，告诉他们要去接受额外的训练——但实际上他们被派往前线，大多数人在那里丧生或受重伤。
    经过数月的战斗，俄罗斯上个月宣布终于攻占了帕夫利夫卡，士兵们表示，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亚历山大是与三位发小一起于9月被征召入伍。其中一人和他都遭受了脑震荡，一人失去了双腿，还有一人下落不明。
    但他说，等他出院后，他非常期待重返乌克兰战场，且愿意这样做。
    他说：“这就是我们的成长方式，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长大，我们明白国家如何对待我们并不重要。 也许很糟糕，也许很好，也许我们不喜欢我们的政府。”
    但是，他补充说：“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得挺身而出。”（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