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一

哈耶克的新著《致命的自负》是他的全集——哈耶克著作的标准版本——的第一卷。读者想必会有深刻的感受，这部新作的论证节奏明快，立场鲜明，既有颇为切合具体的实例，又不时露出犀利的辩锋，因此他们也于对本书的背景有所了解。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

由于一些实际原因，这一大辩论的设想不得不被搁置起来。譬如说，如何选出社会主义的代表？在由谁来代表他们的问题上，社会主义者内部是否会难以取得一致？甚至在他们取得了一致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能够指望他们承认这种辩论所得出的真正结论吗？让人公开认错并非易事。

不过，哈耶克的那些与他一起讨论过这一设想的同事们，却不太甘心放弃它，他们鼓励他把支持自由市场的主要论点写在一份宣言里。最初设想的简短宣言，扩展成了一部由三部分组成的宏篇巨著，然后全书又被压缩成了这本小书——或者说，是一份长篇宣言。原来那部大部头著作的某些片断被保存下来，打算另行发表在第十卷中。

哈耶克站在经济学和进化论的立场上，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不同道德规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评价，一一列举了他所说的市场这种“扩展秩序”赋予人类的各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形成文明并促进其发展。哈耶克还以一种有时让人不免想起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的方式——不过得出的结论大不相同——评价了这种文明的得失，以及市场秩序一旦受到破坏将会产生的后果。他的结论是：“单靠事实绝不能定是非，但是如果在什么合理、什么正确和有益的问题上认识有误，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人、建筑、艺术和城市（我们早就知道，在各种类型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坏性力量面前，它们是十分脆弱的），并且会毁灭各种传统、制度和相互关系，而离了这些东西，几乎不可能出现以上成就，或使它们得到恢复。”

二

出版《哈耶克全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真正第一次读到他的全部著作。编辑方式是以主题为主，在这一布局之内，如果有可能，也遵循编年的顺序。

《全集》以密切相关的两部论述社会科学中理性与计划的局限性的著作打头，即新作《致命的自负》，和过去从未在英国出版过的《理性之用途及其滥用：科学的反革命和相关论文》一书。然后是两本史学和传记文集（《经济思想的趋势：从培根到坎南》、《奥地利学派与自由主义的命运》）。这两卷中的文章过去从未结集出版，其中一半以上以往只有德文可以利用，而前一卷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来自过去从未发表过的重要手稿。

接下来的四卷包括了哈耶克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各国与黄金》、《货币与各国》、《经济学研究》和《货币理论与产业波动》。

然后是三卷文献、历史记录和论战文章：《同凯恩斯和剑桥的论战》、《同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著名的《卡尔·波普尔与哈耶克通信集》。这两个亲密的朋友和思想伙伴之间延续了50年的通信，就哲学、方法论以及我们时代的许多主要问题做了深入的辩论。

在这几卷文献之后，是两部哈耶克的新文集和一本涉及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访谈与非正式的讲话：《与哈耶克对话》，希望以此使他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阅读。

以上14卷利用了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的大量哈耶克档案资料，并且其中大多数是根据这些档案整理而成，同时也利用了与此密切相关的马赫鲁普档案和波普尔档案。世界各地其他丰富的档案资料也会加以利用。《全集》中的第一卷《致命的自负》属于哈耶克的新作，当然也就免除了做重大加工的必要。后面的各卷将以经过勘误、修订和增加注释的形式出版，并请杰出学者作序，说明它们的历史和理论背景。

《全集》的最后各卷是哈耶克的经典著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这些著作目前仍有其他版本可读。估计出齐这部全集需要10到12年的时间。

编者愿意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尽可能使这套全集完整无缺。因此，形式上略有不同或以不同语言发表的文章，全部以英语或英语译文出版，并且总是采用其最为完整的定稿，除非那些变化或由此而产生的时间差别具有理论或历史意义。一些只有一时价值的短论，如简短的报评和哈耶克编辑《经济学》杂志时写下的几行图书评注，都会被删除。当然，发表的信札主要是那些对哈耶克在经济学、心理学、生平事迹以及政治理论和哲学上的文字和理论工作有意义的部分。编辑各卷所使用的材料，以及被删除的少数短文，学者们都可以在胡佛研究所找到。

三

整理出这样一部标准版的全集，是件既浩大又费钱的工作。为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而首先最应给予感谢的人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及和平研究所所长W·G·坎贝尔，他慷慨地同意为这项计划以及编者撰写哈耶克传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幕后主持着这项巨大计划的天才是维拉和沃尔特基金会的沃尔特·S·莫里斯，没有他的建议与资助，这一计划便难以组织和实施。另外两家研究所，即乔治·梅森大学的人文研究所和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它们的所长一直十分关心这一计划的实施，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编者尤其要感谢人文研究所的莱昂纳德·P·李齐奥、沃尔特·格林德和约翰·布伦德尔，以及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哈里斯爵士和约翰·B·伍德。伦敦罗特列杰·基根·保罗出版公司的诺曼·富兰克林多年来一直是哈耶克的出版商，他始终如一的支持与建议也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最后，如果没有那些赞助组织的资助——它们的名字已列在本卷的卷首——这一计划是不可能成功实施的，所有参与这一卷工作的人都对它们怀有深深的谢意。这些赞助者的支持——来自四个大陆的研究所和基金会——不但证明了哈耶克著作的国际声望，也为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提供了十分生动的写照。编者也希望向设在加利福尼亚索萨利托的维纳·埃哈德基金会和西德（现为德国的一部分——译者）科隆的狄森基金会对这一计划的帮助表示感谢。

W.W.巴特利三世

序

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

——亚当·弗格森

道德准则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

——大卫·休谟

如果不存在建立服务于共同福祉并对其发展至关重要的各种制度的共同愿望，那么如何才能使这些制度产生？

——卡尔·门格尔

我在本书中采用了两条原则。它没有脚注，凡是对主要结论无足轻重，但专业人士会感兴趣甚至认为十分重要的论证，我或是用小号字体表示，以提醒一般读者，他可以忽略这些论证，并不会因此错过主要结论所依据的要点；或是把它们集中在“补论”里。

因此，书中引用或提到的著作，通常只在括号内列出作者的姓名和（在正文不明确的情况下）出版日期，必要时在冒号之后标明页码，读者可据此查找书后的作者书目。如果使用的是一部著作的新版本，则新版日期以“1786／1973”的形式表示，其中前一个日期是初版日期。

一个人即使列出他赖以获得个人知识和看法的全部著作，也不足以道尽他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承受的恩惠，更遑论编一份目录，把他所知道的、若想声称有资格涉足本书所讨论的这个广阔领域就必须研习的著作全部囊括其中。对于我本人多年来基本上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这一过程中得到的帮助，我不想一一列举。不过我希望向库比特（Charlotte Cubitt）小姐深表谢意，写作本书的那段时光，她一直是我的助手，没有她专心致志的帮助，本书也不可能完成。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巴特利三世（W．W．Bartley，Ⅲ）教授，当我临近完成最后的草稿却患病不起时，他接过了这部书稿，为出版社对它进行了整理。

F.A.哈耶克  1988年4月  于弗莱堡

导论   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

社会主义观念一度既崇高又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产物……它如此壮丽，如此大胆，理所当然激起了最伟大的憧憬。如果我们想把世界从野蛮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心不在焉地对它置之不理。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

本书所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了兴旺，物产丰盈”（《旧约·创世记》1：28）。大概这个过程是人类进化中得到正确评价最少的一个方面。

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但结论不同，甚至对事实的看法也不同。社会主义者搞错了事实，这一点对我的论证至关重要，下面将就此展开讨论。我打算承认，如果社会主义者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运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做出的分析，从事实角度讲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大概不得不相信，根据某些道德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而且只有授权一个中央政权来支配现有资源的用途，才能够进行这种分配，这有可能是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前提。即使通过集中支配生产资料所能生产出的集体产品，至少同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数量一样多，如何进行公正的分配仍会是个严重的道德难题。然而我们并没有陷入这种处境。因为除了让产品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分配之外，尚不知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告诉个人，他们该为各自的努力确定什么方向，才能为总产量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

我的论证的要点是，以赞成竞争性市场造成的人类自发的扩展秩序的人为一方，以要求在集体支配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让一个中央政权任意安排人类交往的人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是因为后者在有关这些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如何能够产生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利用的问题上，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作为一个事实问题，必须用科学研究来解决这一冲突。这种研究证明，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统），我们所生产并蓄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要大于那些自称严格遵循“理性”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或利用的数量。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进而言之，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这就是为何与经常有人所持的立场相反，这些问题不单纯是涉及到利益或价值判断的问题。人们如何逐渐接受了某些价值或规范，它们如何作用于这些人的文明，这个问题本身当然首先是个和事实有关的问题，也是本书的中心问题，其中前三章勾画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使文明成为可能的是扩展秩序，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是从形成这种秩序的传统中得出的道德结论。相反，它们竭力想利用某种理性设计的道德体系去颠覆这一传统，而这种体系的号召力所依靠的，是它许诺的结果对人类本能具有号召力。它认为，既然人们能生成某些协调他们行为的规则系统，因此他们也必定能够设计出更好的、更令人满意的系统。但是，如果人类的生存依赖一种特定的、受规则支配的、其效果已得到验证的行为方式，那么他当然不会仅仅为了眼前一时的好处，便去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不亚于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遵循社会主义道德，将会使目前人类中的许多人遭到毁灭，使另外许多人陷入贫困。

所有这一切，提出了一个我希望从本书一开始便要加以澄清的重要问题。虽然我攻击社会主义者一方在理性上的专断态度，但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所谓“正确运用理性”，我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一本论证社会主义在事实上甚至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著作，怎么会抨击理性呢？我也不想否认，若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采取点滴改进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就像我早先的研究一样，本书所反对的是指导着社会主义的那些由来已久的理性规范，即我认为体现着一种幼稚而无批判性的理性学说的规范，一种我称之为“建构论理性主义”（1973）的陈旧而反科学的方法论。

因此我不想否认，理性具有改进各种规范和制度的能力，更不打算认为，对于如今被普遍理解为以“社会公正”为取向的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不可能进行改造。但是，我们只有检视一种道德体系的各个部分，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种道德虚妄地认为自己能够做到一些根据它的原则和规范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譬如发挥生成和组织知识的功能，那么这种不可能本身就是对该道德体系的一种决定性的合理批驳。抑制这种结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说到底，正是全部争论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问题的观点，阻碍着市场秩序的专业研究人员以足够的力量强调，社会主义不可能做到它所许诺的事情。

我的论证也不表示我没有和社会主义者分享某些广泛持有的价值；下面我将证明，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公正”这一概念，表达了一种可能的状态，我甚至不相信它是个有意义的概念。我也不像一些鼓吹享乐主义伦理学的人所主张的那样，认为仅仅着眼于可预见的最大满足，我们就能够做出合乎道德的决定。

我的工作起点，完全可以用休谟的一个见解来表示，即“道德准则……并非我们理性的结果”（《人性论》，1739／1886：Ⅱ：235）。这一见解将在本书中起关键作用，因为它构成了本书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即我们的道德观念如何出现和如何才能出现，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意味着什么。

资本主义在利用分散的知识方面有着更为优越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维护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提出了我们是如何得到这种无可替代的经济秩序的问题——鉴于我认为强烈的本能和理性主义冲动会颠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道德和制度，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前三章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是建立在经济学所熟知的古老观点上，即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而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学中，而且在一个广大的领域，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生物科学中，都是正确的。这种见解不过是一个不断成长壮大的理论家族中的第一个成员，它在说明复杂结构时是着眼于某些过程，它们超越了我们服从所有各自环境的能力，并且对这些环境的具体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最初开始工作时，感到自己在研究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高度复杂的进化形式方面，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但是在这段时间，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它们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如自发生成论、控制论、内生平衡、自发秩序、自组织、协同论、系统论，等等——变得如此之多，使我只能对其中很少一部分有细致的了解。因此，本书只能说是为一个不断壮大的潮流尽了绵薄之力。这一潮流明显地导致了一种进化论的（但肯定不是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学的逐渐发展，它堪与已经十分先进的进化论的认识论媲美，并对后者有所帮助，但它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

虽然本书因此引起了一些棘手的科学和哲学问题，不过它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证明，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之一，即社会主义，显然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前提上，尽管它有可能出自一些良好的愿望，并有我们时代一些最聪明的代表人物从中领导，它却威胁着我们现有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他们的生命本身。第四章到第六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在这一部分，我评价和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对我在前三章对我们文明的发展和维持的解释提出的挑战。在第七章我转向我们的语言，希望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影响对它造成了怎样的破坏，以及我们必须多么小心地不要让自己在这种语言的诱惑下，也陷入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第八章我讨论了不但社会主义者，而且另一些人也会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即人口爆炸削弱了我的论点。最后，在第九章，我对宗教在我们道德传统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简短的评论。

既然进化论在本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应当指出，近年来在导致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成长和作用（波普尔，1934／1959）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自发秩序（哈耶克，1964，1973，1976，1979）方面令人鼓舞的进展之一，是进化论的认识论的发展（坎贝尔，1977，1987；拉德尼茨基和巴特利，1987），这是一种把理性及其产物理解成进化过程的知识理论。我在本书中还谈到了一些相关问题，它们虽然极其重要，但基本上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我主张，我们不但要有进化论的认识论，还要有道德传统的一种进化论解释，它的特点应与现有理论有所不同。当然，人类交往的传统规则，就像语言、法律、市场和货币一样，都是一些萌发进化论思想的领域。伦理学是最后一座要塞，人类现在必须放下架子，承认它也是起源于进化。这种道德进化论显然正在形成，它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就像第一章的标题所示，它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一种极其重要性的传统，它能够使我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我们的道德传统，就像我们文化中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物，而是与我们的理性同时发展的。有些人也许会对这种说法感到奇怪或不解，但是这些道德传统的确超越了理性的局限。

第一章  在本能和理性之间

习惯乃人的第二本性。 ——西塞罗

我们所谓来自天性的良心，是从习惯中诞生的。 ——蒙田

我胸中居住着两个灵魂，它们总想彼此分离。 ——歌德

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

在早期思想家看来，人类活动存在着一种超出有条理的头脑的想像范围的秩序，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亚里士多德这位相对而言较晚近的人物，也相信人类之间的秩序只能扩展到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之内（《伦理学》，IX，x），因此一个拥有10万人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亚里士多德虽然作为一个科学家成就斐然，当他把人类秩序局限在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时，他的言论所依据的却是自己的本能，而不是他的观察和思考。

这种念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前很久便已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本能，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或成员而产生的。这些本能适用于流动的小部落或群体的生活，人类及其前辈就是在这些群体中演化了数十万年，形成了人类基本的生物学构造。这些由遗传而得到继承的本能，主导着一个群体内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必然范围狭小，仅限于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同胞之间的交往。这些原始人受眼前的共同目标支配，对他们环境中的危险和机会——主要是食物来源和藏身之地——有着相似的感受。他们不但能够听到自己的传令官，他们通常还认识他这个人。

虽然更为丰富的阅历会使这些群体中一些较年长者取得一定的权威，但主要是共同的目标和感受支配着其成员的活动。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本能，对这些协作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本能适用于自己团体中的成员，却不适用于外人。因此这些小团体中的成员只能以如下方式生存：孤立的人不久就会成为死人。可见霍布斯讲述的原始人的个人主义，纯属无稽之谈。野蛮人并不是孤立的人，他的本能是集体主义的。根本就不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当然，假如我们现在的秩序尚未存在，我们大概也难以相信任何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产生，我们会不经意地把任何有关这种秩序的记载视为天方夜谭，认为它不过是在讲述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以及存在着目前这种规模和结构的人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它们不是通过本能，而是经由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其主要内容则是一些划定了个人决定之可调整范围的禁令（“不得如何”）。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止他按本能行事的规则（先是在狭小的部落里，然后又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由此建立了文明。这些规则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新道德，我愿意用“道德”一词来定义它，它制止或限制了“自然道德”，即让小群体聚集在一起并保证该群体内部进行合作的本能，其代价则是阻止或堵塞了它的扩展。

我愿意用“道德”一词来定义那些非本能的规则，它使人类能够扩展出广泛的秩序，因为道德规则的概念，只有把它一方面同冲动和不假思索的行为相对照，另一方面同对特定结果的理性思考相比较时，才是有意义的。本能的反应不具备道德属性，用“利他主义”之类概念来说明这种反应的“社会生物学家”（如果他们想做到前后一致，就应当把性交看做最利他主义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只有当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应当”遵守利他主义情感时，利他主义才成了一个道德概念。

当然可以认为，这很难被说成是利用这些概念的惟一方式。曼德维尔认为“把我们变成社会动物的伟大原理，支撑着生活的一切生意和行业的牢固基础，无一例外全是罪恶”（1715／1924），这让他的同代人义愤填膺，他的确切意思是，扩展秩序中的规则与把小团体结合在一起的本能直觉是相互冲突的。

一旦我们不把道德规则视为内在本能，而是把它视为通过学习得到的传统，它们与我们一般所说的感情、情感或感觉之间的关系，便会引起各种有趣的问题。例如，虽然道德规则是通过学习得到的，但它未必总是会像明确的规则那样发挥作用，它可以像本能一样，也表现为对某些行为模糊的厌恶或不快。这种感觉经常告诉我们如何对内在的本能冲动做出选择。

有人也许会问，对本能的要求施加的限制，如何能对更多成员的行为进行协调呢？举例来说，不断地服从像对待自己的邻人那样对待一切人这种要求，会使扩展秩序的发展受到阻碍。因为如今生活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人取得利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互以邻居相待，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采用了扩展秩序的规则，譬如有关分立的财产和契约的规则，代替了那些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规则。人人待人如待己的秩序，会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让很少人有所收获和人丁兴旺的秩序。这样说吧，如果对媒体轰炸向我们发出的一切爱心呼吁全都做出反应，就会造成沉重的费用，使我们无法再去做那些我们最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并且很可能会使我们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或有关特定需要之相对重要性的特殊立场的工具。这不会给我们有着合理关切的那些不幸提供正确的改进之道。同理，要想让统一的抽象规则适用于一切人的关系，让它超越各种界线，甚至国家间的界线，则必须扼制对外人本能的进攻性。

因此，为了形成超越个人的合作模式或系统，要求每个人改变他们对他人的“出于天性的”或“本能的”反应，而这是件受到强烈抵抗的事情。这种与天生的本能，即曼德维尔所说的“私心之恶”的冲突，可以变为“公益”；人们为了使扩展秩序得到发展，必须限制某些“善良的”本能，这就是后来又变成冲突来源的结论。例如，卢梭是站在“天性”一边的，虽然他的同代人休谟明确说过，“如此高贵的情感（譬如乐善好施），就像与此几乎完全相反的事情即非常狭隘的私心一样，并没有让人们适应大社会”（1739／1886：Ⅱ，270）。

必须一再强调的是，人们痛恨对小团体中的习惯做法的限制。因为我们就会知道，遵守限制的个人，虽然他的生活要取决这些限制，但是他并不理解，一般说来也无法理解，它们如何发挥作用或如何造福于他。他知道许许多多他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却不允许他去拿到它们，他搞不清楚，他所处的环境中另一些有利的特点，为何取决于他必须服从的纪律——禁止他僭取这些同样有吸引力的东西的纪律。我们非常不喜欢这些限制，但很难说我们能够选择它们，倒不如说是这些限制选择了我们：它们使我们得以生存。

许多抽象现则，譬如对待个人责任和分立的财产的规则，都与经济学有关，此事并非偶然。经济学历来研究的就是，一个大大超出我们的视野或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如何产生出了人类交往的扩展秩序。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了解、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的设想的环境引导下——譬如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去做某些事情。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既不了解我们所满足的那些需求，也不了解我们所获得的物品的来源。我们所服务的人，我们几乎全不认识，甚至我们不在乎他们的生存。同时我们的生活，也要依靠不断接受另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所提供的服务。这些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过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架构——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之中，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制定、从我们了解自己制造的东西的功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为规则，使自己适应了这个架构。

现代经济学解释了这种扩展秩序如何能够产生的原因，以及它自身如何形成了一个信息收集的过程，它能够使广泛散布的信息公之于众并使其得到利用，这些信息不用说哪个个人，即使是任何中央计划机构，也是无法全部知道、占有或控制的。斯密明白，人的知识是分散的。他写道，“他的资本能用于哪一类国内产业，哪些产品有可能具有最大价值，显然，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做出的判断，会大大优于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能够为他做出的判断”（1776／1976：Ⅱ，487）。或者像一位19世纪头脑敏锐的经济思想家所言，经营所需要的“有关成百上千个具体事物的琐细知识，也只有可以从中获利的人才会去学习”（贝利，1840：3）。像市场这种收集信息的制度，使我们可以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在以这种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和传统产生之后，人们再无必要（像小团体那样）在统一的目标上求得一致，因为广泛分散的知识和技能，现在可以随时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标。

这种发展在经济学中就像在生物学中一样明显。甚至在生物学领域，从严格意义上说，“进化的改变普遍趋向于最经济地利用资源”，因此“进化也是‘盲目地’遵循着资源利用最大化的途径”（霍华德，1982：83）。此外，一位现代生物学家也正确地指出，“伦理学就是对资源分配的研究”（哈丁，1980：3）。所有这些言论都指出了进化论、生物学和伦理学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秩序（order），就像它的近义词“系统”、“结构”和“模式”一样，是个难以把握的概念。我们需要对两种既有所不同又相互联系的秩序概念加以区分。作为一个动词或名词，“order”既可以用来指根据我们的感觉从不同方面对物体或事件加以排列或划分的精神活动的结果，譬如科学对感性世界的重新排列向我们表明的情况（哈耶克，1952），也可以指人们设想客体或事件在一定时间内所具有的、或人们赋予它的一定的物质格局（physicalarrangements），“regularity”（规律）源于拉丁语中用来表示规则的“regula”一词，它当然不过是同样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的不同的时空方面。

记住这一区分，我们可以说人类获得了建立事实上的秩序格局以服务于其各种需要的能力，因为他们学会了根据各种不同的原则，把他们从环境中得到的感官刺激因素（senory stimuli）加以秩序化，把重组的格局叠置于（superimposed over）由感觉和直觉所造成的秩序或分类之上。秩序化是从划分客体和事件的意义上说，主动对它们重新加以安排，使其产生可取的结果。

我们主要利用语言学会了对客体进行分类，我们不但用它去标明已知的各种客体，而且用它标识我们所认为的各种相同或不同的客体或事件。我们也从习惯、道德和法律中了解不同的行为会产生的预期后果。例如，在市场交往中形成的价值或价格，可以进一步成为根据行为对秩序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分类的手段；在这个秩序中，个人仅仅是整体中的一个因素，而这个整体绝不是由他创造的。

扩展秩序当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这个过程与它最终发展出的世界范围的文明所能够给予人的提示相比，其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它所产生的形态变异也要大得多（大概用了几十万年而不是五六千年的时间）；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其他成分，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并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它们更为有效，或能够估计到它会得到扩展，而是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并且能够把外人也吸收进来。

可见，这种进化是新的行为方式利用习惯的传播过程得到了扩散而产生的，它类似于生物进化，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又和它有所不同。下面我将讨论它们的一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生物进化是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因而它在文明得到发展的一两万年的时间里，并不足以改变或代替人们天生的反应方式，至于那些其祖先只是在几百年前才加入这个过程的大量成员，这种极缓慢的过程就更不足以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了。但是就我们所知，一切新近开化的群体，都表现出一种通过学习某些传统而获得文明的能力。由此可见，文明和文化的传递，几乎不可能受遗传的决定。它们必定是被所有类似的人通过传统而学会的。

就我所知，最早对这些现象做出明确阐述的是卡尔-桑德斯，他曾写道，“人和群体是依照他们遵守的习惯得到自然的选择，正像他们也根据精神和生理特征得到选择一样。遵行最有利的习惯方式的群体，在相互毗邻的群体之间不断的斗争中，会比那些行为方式不利的群体占有优势”（1922：223，302）。不过卡尔-桑德斯强调的是限制人口而非增加人口的能力。较为晚近的研究见阿兰德（1967）；法布（1968：13）；辛普森反对生物学的观点，认为文化是“更为强大的适应手段”（见B．坎贝尔，1972）；波普尔认为，“文化进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进化的过程”（波普尔等，1977：48）。杜拉姆则强调了（见查哥农等，1979：19）特定的习惯和属性在提高人类生殖能力上的作用。

这种通过学习规则逐渐消除本能反应的过程，使人和动物有了越来越大的区别，尽管喜欢本能的集体行为的禀性，仍然是人类所保留的若干动物特征之一（特罗特，1916）。甚至人类的动物先祖，在它们通过模仿变成现代人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一些“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也有助于某些动物社会的形成，譬如在鸟类和猿类中间，甚至很可能还有另外许多哺乳类动物（邦纳，1980）。不过，从动物到人的决定性变化，要归因于由文化决定的对本能反应的限制。

这些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个人逐渐习惯于服从，甚至像遗传本能那样成了一种无意识行为，它们日益取代了那些本能，然而我们无法对决定着行为的这两种因素做出明确的区分，因为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在幼儿期就学会的行为方式，已经变成了我们人格的一部分，在我们开始学习时便支配着我们。甚至人体都会出现某些结构上的变化，因为它们有助于人类更充分地利用文化发展所提供的机会。被我们称为“智力”的抽象结构，在多大程度上来自遗传并内在于我们中枢神经的生理结构之中，或者它不过是个使我们能够吸收文化传统的容器，就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遗传传递和文化传递的结果都可以称为传统。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往往以上面提到过的方式发生冲突。

甚至某些几乎有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也无法证明它们是由遗传决定的。有可能恰好存在着一种可以满足形成扩展秩序的要求的方式，正像翅膀是能够让有机体飞翔的惟一手段一样（昆虫、鸟类和蝙蝠的翅膀有着十分不同的遗传来源）。也可能从根本上说只存在着一种发展有声语言的方式，因此存在着一切语言都具有的某些共同属性，这种现象本身也不能证明，这些属性是归因于本能的特征。
既合作又冲突的两种道德

文化的进化，以及它所创造的文明，虽然为人类带来了分化、个体化、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巨大的扩张，但是它逐渐产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并没有摆脱我们从人人相识的小群体那儿得到的遗产，这些本能也没有“调整”得完全适应相对较新的扩展秩序，或因为这一秩序而变得无害。

不过也不能忽视有些延续下来的本能是有利的，其中包括至少部分地消除了另一些本能模式的特殊属性。例如，当文化开始消除一些本能的行为模式时，遗传进化大概也赋予了人类个体许多不同的特征，它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人类较之任何其他非家庭动物更为深入其中的许多不同环境——甚至在群体中日益发展的分工为特殊形态提供了新的生存机会之前，大概就已经如此了。在这些有助于消除另一些本能的内在特性中，最重要的是向自己的同胞学习——尤其是利用模仿——的巨大能力。提供这种能力的漫长的幼儿期和青春期，很可能是生物进化过程所决定的关键性最后一步。

然而，组成扩展秩序结构的，不但有个体，还有许多常常相互重叠的次级秩序，在这些秩序中，古老的本能反应，如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在促成自愿合作方面继续保持着一定的重要性，尽管它们本身并不能给更加扩展的秩序创造基础。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困难在于，为了能够遵守不同的规则，同时生活在不同类型的秩序中，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感情。如果我们把微观组织（例如小部落或小群体或我们家庭）中的那种一成不变的、不加限制的规则，用于宏观组织（如我们更为广大的文明）——我们的本能和情感欲望经常使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会毁了它。但是，假如我们总是把扩展秩序中的规则用于我们较为亲密的群体，我们也会使它陷入四分五裂。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用“社会”一词来指这两种组织，甚至只用它来指其中之一，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这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见第七章）。

我们同时生活于两种秩序之中并将它们加以区分的有限能力，虽然具有某些优势，然而这绝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的本能的确常有倾覆整座大厦之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的主题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1930），虽然我的结论和他大不相同。在人的本能偏好和使他们得以扩展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行为规则之间的冲突，即D．T．坎贝尔所谓的由“压抑性或禁忌性道德传统”中的清规戒律引起的冲突，大概是文明史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当哥伦布遇到野蛮人时，似乎立刻就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更多地满足着人类的内在本能。下面我将做出论证，我认为渴望高尚的原始人生活这种返祖感情，是集体主义传统的主要根源。

不适应扩展秩序的自然人

难以指望人们会喜欢和他们某些最强烈的本能正相抵触的扩展秩序，或他们会很容易认识到这种秩序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所向往的物质上的舒适。这种秩序，从它不符合人类的生物学禀性这个一般意义上说，永远是一种“非自然的”秩序。因此，人类在扩展秩序中所做的许多好事，并不因为他们天性善良；不过，基于这个原因便把文明贬低为一种人为的产物却是愚蠢的。只有从我们的大多数价值、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理性出自人为这个意义说，文明是人为的产物这种说法才是有意义的：它们不是经由遗传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中。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扩展秩序完全是自然的产物：就像类似的生物现象一样，它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通过自然进化而形成自身的（见附录A）。

不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以及从事的大多数职业，都很难满足内心深处那种直接行善的“利他主义”愿望。恰恰相反，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经常要求我们不要去做那些我们的本能促使我们做的事情。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冲突的，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在感情和理性之间，而是在内在本能和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之间。不过我们应当理解，同具体的个人可以采取的大多数直接的“利他主义”行为相比，遵守这些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的确会产生一种带来更大利益的普遍作用。

人们对市场秩序的原理知之甚少，“合作胜过竞争”这种普遍观点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合作就像休戚与共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要以在目标及其手段上取得一致为前提。在一个成员有着共同的具体习惯、知识，对各种可能性有相同看法的小团体里，这样说是有意义的。如果问题在于适应未知的环境，它便没有多少意义了。但是，在扩展秩序中各种努力的相互协调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竞争是个发现的过程，是一种包含着所有进化过程的方法，它使人类不知不觉地对新情况做出反应；我们是通过进一步的竞争，而不是通过合作，逐渐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为了使竞争造成有利的结果，要求参与者遵守规则，而不是诉诸武力。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只有在对所有人形成共同威胁的暂时紧急状态中，相同的目标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战时同仇敌忾的道德”能够唤起休戚与共的感情，但这也是向更野蛮的合作原则的倒退。）在自发秩序中，为了让人们各得其所，不需要任何人对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以及采用的一切手段了解得一清二楚。这种秩序是自己形成的。在调整中产生出秩序的各种规则，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其作用有了更好的了解，而是因为那些繁荣兴旺的群体恰好以一种增强了他们适应力的方式对规则进行了改进。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错、不断“试验”的结果。当然，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

规则的进化远不是一帆风顺，因为贯彻这些规则的力量，一般而言会抵抗而不是协助同传统的对错观相抵触的变化。反过来说，新近学会的规则，是经过一番斗争才被人们所接受，贯彻起来有时又会阻碍进一步的进化，或对协调个人努力的力量的进一步扩展形成限制。握有强制力的政权，虽然一刻不停地传播在统治集团中得到赞同的道德观，但是它却极少主动去促进这种协调力量的扩展。

因此证明，同文明的限制相对立的感情是不合时宜的，它只适用于那些遥远过去的群体的规模和所处的环境。但是，假如文明是由道德观的一些未被欲求的逐渐变化造成的，那么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知道有什么普遍正确的伦理学体系，大概我们并不愿接受这样的结论。假如死板地从这种进化论的前提中得出结论说，无论演化出什么规则，总会或必然会有利于此后人口的生存和增长，却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借助经济分析的手段（见第五章）证明，自发产生的规则是如何促进了人类的生存。当然，认识到规则一般是通过竞争，按照它们对人类生存的价值而得到选择，并不能使那些规则免受批判的检验。姑不论其他原因，单就文化过程经常受到一些强制性干涉而言，也不能这样说。

不过，理解了文化进化，当然会消除对既有规则进行怀疑所能带来的好处，会让那些希望改进规则的人承担起证明的责任。哪怕无法证明市场制度的优越性，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历史的、进化论的考查（譬如第二和第三章中的说明），也会有助于解释这种虽然既不为人们所知也不在人们预料之中，但更有生产效率的传统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们对置身于扩展秩序之中的人具有的深刻意义。不过我想先把横在路上的一个重要障碍清除掉，即在我们采用有利做法的能力的性质方面，广泛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

智力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它主要是以模仿而不是见识和理性为基础

我们说过，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能力，是我们漫长的本能发展过程所提供的主要好处之一。大概人类个体由遗传赋予的超越了本能反应的最重要能力，就是他能够主要通过模仿式的学习掌握各种技巧。根据这个观点，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应当避免那种从我所谓“致命的自负”中产生出的观念：即掌握各种技巧的能力是从理性中产生的。因为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我们的理性就像我们的道德观念一样，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从另一种分离的发展中产生的，因此绝不应当认为，我们的理性是处在一个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

我会在下面几章里对这些问题做出评价，不过这里大概有必要事先说出我的结论。本章的标题——“在本能和理性之间”，只是取其字面含义。我想让读者注意的当然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东西，在有关的说明中它常常被人忽略，因为人们假定在两中，通过文化进化的过程而形成的，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从有关某些事实或对事物之特定运行方式的理解中得出了合理的结论而形成的。我们的行为虽然受制于我们的所学，但是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经常不知道那样做的原因。通过学习得到的道德规则和习俗日益取代了本能反应，但这并不是因为人利用理性认识到了它们的优越之处，而是因为它们使超出个人视野的扩展秩序之发展成为可能，在这种秩序中，更为有效的相互协调使其成员即使十分盲目，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取代另一些群体。

文化进化机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机制

我们的论证使我们有必要更细致地讨论一下进化论和文化发展的关系。这是个引起不少有趣问题的话题，对于其中的许多问题，经济学都提供了一种鲜有其他学科提出的解答方式。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即使只为了提醒读者我们不打算重蹈覆辙，也应当谈谈其中的某些内容。具体说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这样一个假设中产生的，即凡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进化的人，肯定会加入到达尔文那个学派之中。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查尔斯·达尔文首先创立了一门系统的（即或是不完善的）进化论，就此而言我对他极为敬佩。但是，他为了说服科学界，对进化过程如何在生物有机体中发挥作用殚精竭虑做出的说明，很久以前便已经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些老生常谈了——至少从1787年以后事情就是如此，这一年威廉·琼斯看出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同梵语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及所有“印-欧”语系的分支都是来自梵语。这个例子提醒我们，达尔文的或生物学的进化论，既不是这类理论中最早的，也不是惟一的，它实际上并非完全自成一体，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另一些进化论解释。生物进化的观念，是从对一些文化发展过程的研究中诞生的，对于这些过程，例如导致语言、法律、道德原则和货币等各种制度形成的过程，人们早有所知（如琼斯的著作所示）。

可见，当代“社会生物学”的主要错误在于，它假定语言、道德和法律等现象，不是经由模仿式的学习传递在自然选择的进化中产生，而是通过现在由分子生物学阐明的“遗传”过程传递的。这种观点虽然是处在两个极端的另一头，但是它的错误与以下观点并无两样：人类自觉地发明或设计了道德、法律、语言或货币这类制度，因此他也可以对它们随意加以改进。这种观点，即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了秩序，那儿必定存在着某个发号施令的人，是生物学的进化论必须予以驳斥的迷信。我们在这里再次发现，正确的解释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

不但进化的观念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要早于自然科学，我甚至打算证明，达尔文是从经济学那儿得到了进化的基本观念。我们从他的笔记中可知，达尔文在1838年构筑自己的理论时，正在读亚当·斯密（见补论A）。无论如何，早于达尔文的著作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就已有人在研究高度复杂的自发秩序通过进化过程而出现的现象。虽然像“遗传”和“遗传学”这样的词汇，如今已经成为生物学中的专业术语，然而甚至它们也不是由生物学家发明的。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说过遗传发展的人，是德国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赫尔德。我们在维兰德和洪堡那儿再次看到了这个词。由此可见，现代生物学是从更为久远的文化研究那儿借来了进化的概念。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情，但它也几乎总是被人们忘掉。

当然，文化进化（有时也被称为心理-社会进化、超有机体进化或体外进化）的学说和生物进化学说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并不完全一样。它们往往以十分不同的假设作为起点。文化进化正像朱利安·赫胥黎所言，是“一个和生物进化极为不同的过程，它有自己的规律、机制和模式，不能单纯从生物学基础上加以解释”（赫胥黎，1947）。不妨举出若干重要的差别：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但是所有的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在学习中掌握的。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文化进化是在模拟拉马克主义（波普尔，1972）。进一步说，文化进化的产生，不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而且通过无数个“祖先”，向个人传递各种习惯和信息。这个过程利用学习手段，加快了文化特性的传播速度。从而正如前面所说，文化进化较之生物进化要快得多。最后，文化进化主要是通过集体选择发挥作用；集体选择是否也在生物进化中发挥作用，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我的论证也不依靠这方面的见解（艾德尔曼，1987；吉塞林，1969：57－9，132-3；哈代，1965：153以下各负，206；迈尔，1970：114；麦达瓦尔，1983：134-5；卢塞，1982：190－5，203－6，235－6）。

邦纳（1980：10）认为，文化“有着和有机体的任何其他功能——例如呼吸和运动——一样的生物学特性”的主张是错误的。把语言、道德、法律、货币甚至智力等传统的形成，一概归于“生物学”名下，是在滥用语言和曲解理论。我们的基因遗传，可以决定我们能够学会什么，但肯定不能决定存在着什么有待学习的传统。有待学习的东西甚至不是人类大脑的产物。不是由基因传递的东西，不属于生物学现象。

尽管有这些差别，一切进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都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这是进化论无法使我们对未来的进化做出合理预测和控制的另一个原因。它所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揭示复杂的结构如何具有一种使进化进一步发展的调整方式，但是由其性质所定，这种发展本身难免是不可预测的。

在指出了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一些差别之后，我要强调的是，它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完全相同：从规律支配着进化产物必然经历的各个阶段，因而能够据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文化进化，都不承认有什么“进化规律”或“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管是遗传还是别的什么因素，都不能决定文化的进化，它的结果是多变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有些哲学家，如马克思和奥古斯都·孔德之流，认为我们的研究能够找出进化规律，从而可以对不可避免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他们是错误的。过去，进化论的伦理学观点失信于人，主要就是因为它错误地把进化和所谓的“进化规律”联系在了一起，其实进化论必须把这种规律视为不可能而断然予以否认。我曾经说过（1952），对于复杂现象，只能限于我所说的模式预测或原理预测。

这种具体的错误认识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混淆了两种全然不同的过程，生物学家分别称之为个体发生的过程和种系发生的过程。个体发生肯定只同事先决定的个体发展有关，它是由胚胎细胞中染色体固有的机制决定的。相反，与进化有关的种系发生，却是同种群或类型的进化史有关。生物学家因为受过训练，一般都会反对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但是那些研究生物学家所不熟悉的事情的人，却经常成为自己无知的牺牲品，得出“历史决定论”的信念，即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作用方式是一样的。卡尔·波普尔曾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做了有力的驳斥（1945，1957）。

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还有另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它们都遵循着同样的自然选择原理：生存优势或繁殖优势。变异、适应和竞争，不管它们——尤其在繁殖方式上——有怎样的特殊机制，从本质上说都是同样的过程。不但所有的进化都取决于竞争，甚至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成就，竞争也是必要的。

虽然我希望人们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待进化论，理解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不同，以及承认社会科学对我们的进化知识做出的贡献，不过我并不想否定，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不管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都堪称一项现代伟大的知识成就——它使我们对自己的世界有了一种全新的眼光。作为一种解释工具，它的普适性也表现在一些各不相同的自然科学家的新著作之中，他们证明了不应把进化的观点局限于有机体，这个过程始于从更为基本的粒子中发展出来的原子，因此我们也能够解释分子这种最初级的复杂结构，甚至能够根据多种多样的进化过程，解释复杂的现代世界（见补论A）。

但是，凡是用进化论观点研究文化的人，都难免会经常感觉到对这种观点的敌视。它往往是针对那些“社会科学家”，他们在19世纪需要达尔文的帮助，以便认识他们本可能从自己的先辈那儿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文化进化论信誉扫地，给它的进步造成了持久的伤害。

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许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但是今天对它的深恶痛绝，部分地也要归因于它同致命的自负相冲突，这种态度认为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他周围的环境。虽然这与理解正确的进化论了无干系，但是那些在研究人类事务上持建构主义态度的人，却经常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当之处（和如此明显的错误）为由，全盘否定进化理论。

伯特兰·罗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他宣称，“假如进化论的伦理学能够成立，那么对于这个进化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可漠不关心。因为无论它是什么，都可以由此证明它是最好的”（1910／1966：24）。这种被A．G．N．弗莱称为“无可辩驳的”（1967：48）反对意见，是建立在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认识上。我不想信奉那种经常被称为遗传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谬论。我不认为集体选择的传统造成的结果肯定是“好的”——我丝毫不打算主张，在进化过程中长期生存下来的另一些东西，譬如蟑螂，也有道德价值。

我确实认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没有我所提到那些特殊传统，文明的扩展秩序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假如蟑螂绝迹，由此引起的生态“灾难”大概不会给人类造成永久性的重大破坏）；我也确实认为，假如我们因为观念有误（它当然有可能真诚信奉自然主义的谬误）而放弃这些传统，我们就会使大量的人陷入贫困和死亡。只有充分正视这些事实，我们才能着手——或我们可能具备了一定的能力——考虑一下，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算是正确而善良。

单靠事实绝不能定是非，但是如果在什么合理、什么正确和有益的问题上认识有误，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人、建筑、艺术和城市（我们早就知道，在各种类型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坏性力量面前，它们是十分脆弱的），并且会毁灭各种传统、制度和相互关系，而离了这些东西，几乎不可能出现以上成就，或使它们得到恢复。

第二章  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

谁都无权既攻击分立的财产又自称看重文明。这两种现象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 ——亨利·梅因

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财产，和人类的生计是不可分的。 ——卡尔·门格尔

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性情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公正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 ——艾德蒙·柏克

自由和扩展秩序

如果把人们提升到野蛮人之上的是道德和传统，而不是理智和精于算计的理性，那么现代文明的独特基础是在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古代形成的。在这个地区，那些允许个人自由利用自己的知识的社会，由于有着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可能性，使它们与那些一切人的行动受共同的当地知识或统治者知识决定的社会相比取得了优势。就我们所知，地中海地区是最早承认个人有权支配得到认可的私人领域的地方，这使个人能够在不同团体之间发展出密集的商业关系网。这个网络的运行独立于地方头领的观点和愿望，因为当时对那些航海商人的活动，很难进行集中管理。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声望极高的权威人士（一个肯定并不偏爱市场秩序的人）所做的说明，那么“希腊-罗马的世界从本质上说显然是个私人所有权的世界，从几亩耕地到罗马贵族和皇帝的巨大领地莫不如此，也是个私人贸易和制造业的世界”（芬利，1973：29）。

其实，这种助长了私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只有在我愿意称之为分立的财产基础上才能够形成，这是梅因对通常称为私有财产的更为准确的用语。如果说分立的财产是任何先进文明中道德的核心，那么似乎是古希腊人最早认识到，它也同个人自由密不可分。据说古代克里特人的宪法制定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乃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仅仅基于这一原因，才让财产专属于那些获得财产的人，而在奴隶制的条件下，一切东西都属于统治者”（斯特拉博，1917：10，4，16）。

这种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不同的个人或小团体根据他们各不相同的知识和技能追求各自目标的自由——之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对各种生产工具的分散控制，还因为一种实际与前者不可分的做法：对得到同意的转移这种控制权的方式给予承认。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以及他可以加入其中的不管哪个群体的知识和愿望，自己来决定如何利用具体的物品，他能够这样做，取决于一个受到尊重、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领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也取决于特定物品的权利能够从这人转移给那人的方式同样得到了承认。从古希腊直到现在，这种财产、自由和秩序得以存在的前提是一样的，即抽象规则这个意义上的法律。它使任何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就谁对任何具体物品享有支配权，得出明确的看法。

就某些物品而言，个人财产的观念肯定很早就出现了，第一件手工制作的工具大概是个恰当的例子。一件独特而十分有用的工具或武器，对于它的制造者来说，无论如何都会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把它转移给别人从心理上说是很困难的，这件工具必定会一直伴随着他走进坟墓——这正如迈西尼时期的“索洛”（tholo）或蜂窝状墓穴所示。这里出现了发明者和“正当的所有者”的结合，以及相伴而生的许多基本观念的形成，有时还伴随着一些传说，譬如后来的亚瑟王及其名为“伊克卡利布尔”的神剑的故事，它讲述了一把宝剑的转移不是根据人类的法律，而是根据“更高的”神秘律法或“权力”。

正如这些事例所示，财产观念的扩展和完善，肯定是个渐进的过程，甚至迄今仍未完成。在从事狩猪和采集的流动群体中，这种观念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发现某个食物来源或藏身之地的人，有义务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的伙伴。第一批手工制作的耐用工具隶属于其制造者，大概是因为只有他们掌握使用这些工具的技能。在这一点上亚瑟王及其神剑依然是个十分恰当的故事。虽然神剑不是亚瑟王所造，他却是惟一有能力使用它的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贵重物品所有权的分化，有可能是在群体相濡以沫的必要受到削弱，个人开始为更有限的群体——譬如家庭——承担起责任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很可能是让一份有效益的财产保持原状的必要性，逐渐导致了土地集体所有向个人所有的转变。

但是，猜想这些发展的具体过程并无多大用处，因为在游牧生活中进步的人与发展出农业的人之间，这种过程很可能大不相同。关键在于，分立的财产的最初出现，是贸易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对于形成统一而相互协调的更大结构，以及我们称为价格的信号的出现，也是不可缺少的。同允许一切人在决定个人财产用途上可以做出选择相比，个人、扩大了的家庭或个人自愿组成的团体占有具体物品是否得到承认并不那么重要。尤其是在土地方面，也会出现一些财产“纵向分化”的安排，譬如所有者有高低之分，或有地主和佃户之分，近代地产制度的发展便是如此。如今，这样的安排同某些较为原始的财产观念相比，大概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也不应当认为部落是文化进化的起点。其实它们是这种进化最早的产物。这些“最早的”紧密群体，和另一些他们不一定熟悉的个人和群体，有着共同的祖先和行为方式（下面一章将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很难说部落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共同传统的维护者，或者文化的进化始于何时。但是，不管多么缓慢以及受着怎样的阻碍，有秩序的合作毕竟在不断扩展，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

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

似乎也是希腊人，尤其是持世界主义观念的斯多噶派哲学家，首先表述了后来罗马人在其帝国全境加以普及的道德传统。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受到过严重的抵制，并且还会一再有这样的遭遇。在古希腊，当然主要是斯巴达人，即那些最强烈反对商业革命的人，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盗。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仍然是拒绝文明的野蛮人的楷模（若想了解18世纪关于他们的有代表性观点，可对照波斯维尔《传记》中的萨缪尔·约翰逊医生，或弗里德利希·席勒的文章《论利库尔戈斯和索伦立法》）。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我们便可发现一种向往恢复斯巴达行为方式的怀乡病，这种怀恋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对受全权政府主宰的微观秩序的渴望。

不错，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巨大商业社会，一度需要依靠罗马人的保护以防备掠夺者，那时的罗马人，如西塞罗所言（《论共和》，2，7－10），仍然具有较多的尚武精神，能够通过征服最发达的商业中心科林斯和迦太基——它们因为“贪婪的生意和航行”而失去军事威力——而控制这个地区。不过在共和国时代的最后年代和帝国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一个私法楷模。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业的自由之后，这种最早出现的扩展秩序才开始衰落并最终崩溃。这个过程一再出现：文明可以扩展，但是在接管了公民日常事务处理权的政府的统治下，它不太可能得到很大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但是由此引起的进一步的进化和成长过程，却一再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个人免于同胞暴力的政府，使一个日益复杂的自发秩序的进化和自愿合作成为可能。但是它们为了贯彻自以为更大的智慧，不让“各种社会制度随意发展”（取自1977年版《方塔纳-哈泼现代思想词典》“社会工程”词条下的一句典型用语），迟早会褴用这种权力，压制它们原来所保护的自由。

如果说，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但是亚洲的类似发展（后来又单独出现在中美洲）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这些政府（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相似，但其权力却超过了欧洲）也有效地抑制了私人的首创精神。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反叛或脱离常规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因为它一心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李约瑟，1954）。

这也可由埃及的情况得到很好的解释。关于私有财产在这个伟大文明最初的崛起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十分出色的记录。雅克·皮尔纳在他对埃及的制度和私法的研究中，描述了第三王朝结束时法律从本质上说有着个人主义特点，当时的财产是“个人的和不可侵犯的，完全受所有者的支配”（皮尔纳，1934：Ⅱ，338－m），但他也记录了它在第五王朝便已开始衰落。这导致了第十八王朝的国家社会主义，同一时期的另一本法文著作（戴兰，1934）对此做了描述。此种现象在此后两千年里一直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时期埃及文明停滞不前的原因。

同样，就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可以说资本主义——和欧洲文明——扩张的起源和产生的理由，是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巴什勒，1975：77）。不是在更为强大的政治统治下，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城市里，最后是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而不是军阀的统治下，近代的产业制度才得到了发展。保护分立的财产，而不是政府主宰其用途，为密集的服务交换网络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一网络形成了扩展秩序。

历史学家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教条，误导人心者莫此为甚，他们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经常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在这个问题上，研究早期历史的人完全被那些掌权者留下的遗迹和文献所左右，因此也受到了它们的欺骗。扩展秩序的建立者，往往没有创造出能够建立丰碑的财富，因而也没有给他们的成就留下多少显而易见的辉煌见证。
“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

对于正在出现的扩展秩序，聪明的观察者不会有多少怀疑，它是建立在由政府加以保障的安全上，强制力仅限于贯彻决定物品各有所属的抽象现则。例如，约翰·洛克的“所有权个人主义”不但是一种政治学说，而且是对给英国和荷兰带来财富的状况进行分析的结论。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见解上，要想保证个人之间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私有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这一命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因为所谓财产的观念，就是指对事物的权利，而被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就是指对这种权利的侵犯或践踏；显然，这些观念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些名称就是因此而赋予它们的，我确信这一命题是正确的，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洛克，1690/1924：Ⅳ，iii，18）不久之后，孟德斯鸠也向世人表达了他的看法：是商业把文明和文雅的举止传播给了北欧的野蛮人。

在大卫·休谟以及18世纪的另一些苏格兰道德学家和学者看来，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显然标志着文明的开始；规范产权的规则似乎是一切道德的关键之所在，这使休谟把他阐述道德的《人性论》大部分篇幅用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他又在自己的《英格兰史》（第五卷）中，把国家的强盛归功于政府干涉财产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在《人性论》里（Ⅲ，ii），他明确解释了如果人类实行的法律不是规定了所有权和财产交换的一般规则，而是“规定让最普遍的美德拥有最大财富，……而天然的模糊性和每个人的自负，使德性极不确定，因此从这种法律中产生不出任何明确的规则，这必然立刻导致社会的全面解体”。后来他又在《人类理解研究》中说：“幻想家或许以为，统治以慈悲为本，惟圣人能领受人间；官吏却十分正确地把这些高傲的学问家放在了和一般盗贼相同的位置上，用严格的规矩教育他们，在凭空想像中看上去对社会最有利的原则，实践起来有可能完全是有害的和破坏性的。”（1777／1886：Ⅳ，187）

休谟明确指出了这些思想和自由的关系，以及一切人的最大自由要根据他所说的三条“基本的自然法则”，即“所有权的稳定、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承诺”，对每个人的自由进行平等的限制（1739／1886：Ⅱ，288，293）。他的观点显然部分地来自一些习惯法学者，如马修·黑水爵士（1609－76），不过大概是休谟最早明确认识到，根据“事后判断的公正，或对别人财产的尊重、诚实，或信守诺言，已经成为义务并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一种权威”，使自然的道德本能“受到制约或限制”，才会使普遍自由成为可能（1741，1742／1886：Ⅲ，455）。休谟并没有犯下后来那种十分常见的错误，把自由的两种含义混为一谈：其一是一种稀奇古怪的含义，以为孤立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其二是许多相互合作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如果从后面这种相互合作的背景加以理解，只有抽象的产权规则——即法律规则——能保障自由。

亚当·弗格森对这些教诲做了概括，他把野蛮人定义为不知财产为何物的人（1767／1773：136）。亚当·斯密则说，“谁也没有见过一个动物，用某种动作或本能的声音向另一个动物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1776／1976：26）。其实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话，两千多年来一直就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尽管它不时受到野蛮或饥饿人群的反对。正如弗格森所言，“财产显然是一种进步”（同上）。我们已经说过，当时对语言、法律中的这些问题也有所研究；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它们了解甚多；大概是通过艾德蒙·柏克，更有可能是通过萨维尼等德国语言学家和法学家的影响，这些论点再次被梅因接受。萨维尼的阐述（在反对把民法条文化时）有必要在这里做大段的引用：“在这些交往中，若想使自由的人生活在一起，让他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妨碍，就必须承认有一道无形的界线，保证在此界线之内每个人的生活和劳作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划定这一界线和每个人自由范围的规则，就是法律。”（萨维尼，1840：Ⅰ，331－2）
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对象及其改善之道

财产制度，就其现有的状况而言，很难说是完美的；其实我们也很难说明这种完美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如想让分立的财产制度实际发挥出它的最佳效果，文化和道德的进化确实需要更上一层楼。例如，我们需要普遍的竞争以阻止对财产的滥用。这反过来又需要对微观秩序，即前面讨论的那些小团体（见第一章，另见舍克，1966／1969）中出自本能的感情做进一步限制，因为这些出自本能的感情不但受到分立的财产的威胁，有时竞争更会对它们构成威胁，这导致人们更加渴望没有竞争的“休戚与共”。

财产最初是习俗的产物，司法与立法不过是在数千年里对它做了发展而已，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它在当代世界采取的具体形式就是最后的形式。近人已经认识到，传统的财产观是一个内容多变而极为复杂的包裹，至今仍未发现它在所有领域最有效的组合方式。对这些问题的新研究主要源自后来普兰特爵士令人振奋的著作，不幸地并未完成，他过去的学生罗纳德·科斯（1937，1960）又在几篇简短但极有影响的论文中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从而刺激了一个广泛的“产权学派”的发展（阿尔齐安、贝克尔、张五常、德姆塞茨、佩约维奇）。这些我们无法在这里加以总结的研究成果，为市场秩序之法律框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为了说明在界定各种权利的最优形式——尽管我们坚信分立的财产的一般制度是不可缺少的——上我们依然多么无知，可以对财产所能采取的一个具体形式做点说明。

对个人控制各种资源的范围做出界定的规则体系，是通过试错法进行缓慢选择的结果，然而它却造成一种奇怪的状况。物质财产的形式对于有效组织生产的物质手段是不可缺少的，对这种财产形式知识分子普遍抱有怀疑倾向，但正是这些人，因为必须同譬如说文字产品和技术发明打交道，却变成了不久前才发明的某些非物质产权（例如版权和专利）的最热心的支持者。

这种财产和另一些财产之间有着这样的不同：物质产品的所有权引导稀缺资料用于最重要的用途，而在非物质产品的情况下，例如文学产品和技术发明，生产能力虽然也受到限制，不过一旦它们出现，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无限复制；只有法律能让它们变得稀缺，这是为了刺激人们生产这类思想。但是，这种强制性的稀缺是不是激励人类创造过程最有效的办法，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如果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没有得到惟一的版权，我们是否便不可能拥有哪怕一部这样的作品，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赞成版权必须几乎完全视情况而定，有些极为常用的作品，如百科全书、词典、教科书和工具书，如果在它们出现之后马上就可以免费复制，它们大概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出来。

同样，对这个问题一再出现的重新评价，并没有证明发明专利的获得确实加快了新技术知识的产出，而不是导致人们集中研究那些可以预见近期就能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而造成的浪费，因为根据法律，只要有人在找出解决办法上碰巧比别人早了几分钟，他便获得了长期专用权（马赫鲁普，1962）。

作为自发秩序要素的组织

在讲完理性的虚妄以及“合理”干涉自发秩序的危险之后，我还得加上一句提醒读者的话。根据我的核心目标，我必须强调有助于形成自组织结构的行为规则的自发进化。这种对扩展秩序或宏观秩序的自发性的强调，如果让人觉得专门设立的组织在宏观秩序中丝毫都不重要，那就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自发的宏观秩序中的要素，除了个人分别从事的经济筹划之外，还有那些专门设立的组织的安排。个人主义法律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它为不受强制的自愿团体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是随着整个自发秩序的扩展，它所包含的单位之规模也随之扩大。它的要素日益变得不再是个人的生意，而是成了公司和社团之类的组织以及各种管理机构的经营。在使广泛的自发秩序得以形成的行为规则中，有一部分也会有利于那些适合于在更大系统内运行的专门组织的建立。不过，这些形形色色更具包容性的专门组织，实际上只有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发秩序中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在一个本身就是专门组织起来的全面秩序中，是不适合它生存的。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会引起误解。前面我们曾提到各种类型的产权在纵向或横向上不断加剧的分化。如果我们在本书的某些地方，在谈到分立的财产规则时，仿佛是在说分立的财产的内容始终保持不变，读者应把这视为一种简化，如果没有理解前面做出的那些限制，它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其实这是在自发秩序中的政府框架内有望取得最大进步的领域，但是我们无法在这里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三章  市场的进化：贸易和文明

除了滚滚财源之外，它还会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萨缪尔·巴特勒

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 ——孟德斯鸠

秩序向未知领域扩展

前面说明了产生扩展秩序的某些条件，以及这种秩序为何既形成又需要分立的财产、自由和公正，我们现在可以更加细致地考察另一些已经有所暗示的问题，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专业分工，以找出某些更为深入的关系。这些发展也对扩展秩序的成长大有贡献，但是在当时，甚至在数百年之后，即使那些最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此也没有多少理解；当然也没有哪个人曾特意做出这样的安排。

我们所讨论的那些时代、环境和过程，都笼罩在时间的迷雾之中，对其细节无法做出言之凿凿的证实。某些专业分工和交换行为，在完全被成员的一致意见所支配的早期小社会里可能就已出现。原始人追踪动物的迁徙路线，当他们遇到另一些人或群体，有可能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贸易。关于很久之前的贸易，虽然有着令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但这种事不但十分罕见，而且易于让人产生误解。利用贸易而得到的基本生活资料，大多数都被消费掉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那些让其所有人爱不释手，不惜放弃必需品而得到的稀奇物品，往往意味着他们会留为己用，因此也更为耐久。装饰品、武器和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主要的证据，我们根据当地没有可以用来制造它们的自然资源，只能推断要想获得这些东西就必须依靠贸易。考古学也不太可能发现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得到的盐，不过盐的生产者通过卖盐而得到的回报的确时有发现。但是，使贸易日益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生存不可缺少的制度的，并不是奢侈的欲望，而是生活必需品。

无论交换的是什么东西，贸易肯定出现得极早。远距离的贸易，以及交易商不知其来源的那些物品的贸易，肯定比相距遥远的群体之间现在能够发现的任何其他交往更为古老。现代考古学证实，贸易要早于农业或其他正常的生产活动（利基，1981：212）。在欧洲，甚至存在着至少3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远距离贸易的证据（赫斯科维茨，1948，1960）。在8000年前，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和巴勒斯坦的杰里科，甚至在陶器和金属交易出现之前，就已成为黑海和红海之间的贸易中心。这两个地方也提供了“人口骤然增加”的早期例证，人们常常把这说成是农业革命。后来，“在公元前7000年的后期就存在着水路和陆路网络，把米洛斯岛的黑曜岩运往小亚细亚和希腊内陆（见柴尔德，1936／1981一书中S．格林的导言；另见伦弗鲁，1973：29；1972：297-307）。“有证据表明，甚至在公元前3200年以前，就有广泛的贸易网把俾路支（位于西巴基斯坦）和西亚各地联系在一起。”（柴尔德，1936／1981：19）我们还知道，王朝时代以前埃及的生计有着可靠的贸易基础（皮尔纳，1934）。

日常贸易在荷马时代的重要性，可由《奥德赛》（I，180-184）中的故事加以说明。雅典娜装扮成船长，载着一船用于交换铜器的铁，去和忒勒玛科斯会面。据考古学证据，使后来的古典文明得以迅速发展的贸易大扩张，也是出现在几乎没有历史文献可资利用的时期，即在从公元前750年到550年这200年里。大约在同一时间，贸易扩张似乎也使希腊和腓尼基贸易中心的人口有了迅速增加。这些中心在建立殖民地上相互激烈竞争，使古典时代初期重要文化中心的生活，变得完全依靠日常的市场过程。

这些早期年代存在着贸易，就像它对扩展秩序的作用一样，是无可辩驳的。不过很难说这个市场过程的建立会一帆风顺，它肯定伴以早期部落社会的根本瓦解。甚至在那些已经承认分立的财产的地方，需要有另外一些以往没有听说过的行为方式，才会使群体倾向于同意它的成员取走该群体拥有的必要物品让陌生人使用（甚至交易者本人也只是部分地理解这样做的目的，更不用说当地的民众了）——若是没有这种交易，这些物品本来一直是供当地人共同使用的。例如，建立了各希腊城邦的船主，把装满油和红酒的陶罐运往黑海、埃及和西西里以交换谷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把自己的邻人十分需要的货物拿去给了那些他们的邻人素不相识的人。小团体中的成员若是同意这种做法，他们必须先放弃自己的成见，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世界——一个小团体的重要性大为减少的世界。正像皮戈特在《古代欧洲》中所说，“探险者和采矿者，商人和经纪人，船运和商队组织，承诺和协议，对远方外邦人及其习俗的看法——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到社会理解的扩大，这是进入青铜时代的技术进步所必需的”（皮戈特，1965：72）。这位作者还谈到了公元前2000年青铜时代中期的情况：“海路、河运和陆路网络赋予当时的青铜业许多国际性，我们发现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各种技术和风格有着广泛的分布。”（同上，118）

是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提供了这些新的起点，不但导致了对世界的新见解，甚至导致了风格、技术和观念的某种“国际化”（这个词当然有时代错置之嫌）呢？其中至少包括善待远客、防卫能力和安全的通道（见下面一节）。原始部落界定模糊的领土，甚至在早期，很可能由于个人按照这些行为方式建立起的贸易交往而相互重叠。这种个人交往可以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关系链，正是在这个链条上，数量虽小但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得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这使固定职业，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化，在许多新的地区成为可能，并最终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一种连锁反应出现了：更大的人口密度导致了专业化机会或劳动分工的发现，由此引起了人口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这又使人口的继续增加成为可能。如此往复不已。

贸易使世界居住密度的增加成为可能

对这种由新的聚居地和贸易所启动的“连锁反应”，可以做些更为细致的研究。有些动物只能适应特殊的、十分有限的环境“生态龛”，离开它便难以生存，而人类和老鼠等少数其他动物，却能够适应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很难把这仅仅归因于个体的适应能力。只有少数较为狭小的地区，能够为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团体提供哪怕是最原始的使用工具的定居性群体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他们耕种土地，自然物产就更为不足。没有另一些地方的同胞的支持，大多数人都会发现，他们打算居住的地方不是不适合居住，就是只能让很少的人定居。

确实存在的那些相对而言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态龛，不管是在什么地区，很可能早已被永久占领并且抵制外人的入侵。即使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也会逐渐知道，附近的地方虽然没有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却提供了大多数东西，那儿可能缺少一些他们只偶尔需要的基本物品：燧石、弓弦、固定刀柄的木胶、制革材料，等等。在确信这些需要可以通过不定期返回自己的家乡得到满足之后，他们会离开自己的群体去占领其中一些相邻的地方，甚至是他们所居住的陆地上一些更远的人口稀少的新领土。这些早期的人口迁移和必需品转移的重要性，不能只从数量角度来衡量。如果不存在进口的可能性，即使这些物品在某个地方的当前消费品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早期的定居者莫说繁衍人口，连维持自己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只要仍然住在家乡的人还认识已经迁出的人，他们回去补充必需品便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然而，用不了几代人的时间，这些原居民群体的后代便会互不相识；仍然住在原来更有自给能力的地方的人，经常会以不同的方式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物产。为了获准进入原来的领地，以便取得某些只有那里出产的特殊物品，出于表达和平愿望的目的，也为了勾起当地居民的欲望，他们必须带一些礼物。要想让礼物有最佳效果，它们最好不是那些当地随时可以提供的满足日常需要的东西，而应当是一些让人心动的、不同寻常的新式装饰品或美味佳肴。这种交往的一方所提供的物品，事实上经常是些“奢侈品”，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很难说交换的物品对于另一方来说不是必需品。

最初，涉及礼物交换的经常性交往，很可能是在家族之间发展起来的，他们承担着相互款待的义务，而这又与通婚习俗有着复杂的关系。从这种家族成员和亲戚之间送礼的做法，到更加非个人化的东道主或“介绍人”——他们遵照礼俗充当来访者的保人，并允许他们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制度的出现，再到按照由稀缺程度决定的比例交换具体物品的做法，这个转变过程无疑是十分缓慢的。但是因为认识到仍可视为划算的最小值，以及不再值得交换的最大值，由此使具体的物品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格。另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传统的等值物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条件。

我们从早期希腊史中的确可以发现重要的宾客制度（institution of the xenos），它使身处异邦的个人得到通行权和人身保护。当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作为一种个人关系发展起来的，即使军事贵族会把这种贸易伪装成好像不过是个人之间互赠礼物。不但已经很富有的人能够款待另一些地区特殊家族的成员，而且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些使群体的重要需求得到满足的渠道，因而能使人们变得富裕。忒勒玛科斯曾向皮洛斯和斯巴达的一位访客打听他那个“周游四方的父亲奥德赛”的消息（《奥德赛》第三幕），这个访客很可能就是利用自己的财富登上王位的商人。

毫无疑问，这种与外邦人发生有利交往的机会的扩大，也会使已经发生的与原始小群体中那种休戚与共、目标一致和集体主义的决裂得到进一步强化。确实，有些个人从小群体的控制和应尽义务中解脱出来了，他们不仅开始定居在另一些群体中，并且为同另一些群体成员建立关系网络——一个因为有不计其数的接力者和分叉过程而最终遍布全球的网络——打下了基础。即使这些个人既不知道也没有这种意图，他们却能够为建立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广泛的秩序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种秩序远远超出了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同代人的视野。

为了创造这样一种秩序，这些个人必须能够把信息用于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目的。没有某些行为方式上的有利条件，譬如和远方的群体共同遵守的宾客制度，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些行为方式必须是共同的，而遵守这些行为方式的个人的具体知识和目标可以各不相同，并且能够以特殊的信息为基础。这反过来又会激励个人的首创精神。

由于只有个人，而不是他的群体，能够获准和平地进入外邦人的领地，因此他获得了自己的同胞所不具备的知识。贸易不能建立在集体知识上，只能建立在独特的个人知识上。要想使这种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利用，只有越来越多地承认分立的财产。船主和其他商人是受他们的个人收益所左右，但是用不了多久，由于他们是通过贸易而不是生产去追求财富，由此给家乡不断增加的人口带来的财富和生计，就只能依靠他们在发现新机会上不断创新来加以维持了。

为了不使以上所言引起误解，必须记住，人们为何接受任何具体的新习俗或新发明，只是件次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使一种习惯或发明得到维系，需要两个明确的前提。首先，必须存在着能够使某些行为方式代代相传的条件，而这些行为方式的好处未必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或赞赏。其二，保留这些习惯的群体必须是取得了明确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比另一些群体更为迅速地扩张，并最终胜过（或同化）那些不具备类似习惯的群体。

贸易比国家更古老

人类最终能够像现在这样稠密地占据地球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能够在几乎生产不出任何必需品的地方维持众多的人口，这是因为人类就像一个自我伸展的庞大机体，学会了扩展到最遥远的角落，从每个地方汲取整体所需要的不同养分。当然，即使在南极洲，不需要多久也能使数千名矿工挣到丰足的生活资料。在一个来自太空的观察者看来，这种表面不断发生变化的遍布全球的现象，很可能像是一个有机体成长的过程。然而并非如此：它是由不再率性而为，而是遵循着传统习惯和规则的个人所成就的。

这些生意人和东道主，对于他们所服务的具体需要所知甚少（就像他们的先辈对此也所知甚少一样）。他们也不需要这种知识。许多这样的需要当然要过很久才会出现，因而人们甚至无法预测它们的一般特征。

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我们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这种由于事物——例如那些文献和遗迹——的性质使然而形成的骗局，可以拿下面的故事（但愿它不足为训）为例：考古学家根据有关具体价格的最早记录是刻在一根石柱上这个事实，便断定价格总是由政府制定的。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一部广为人知的著作认为，由于在巴比伦城的发掘中没有发现适当的空地，因此那里还不存在集市——炎热的气候下，这种市场怎么会在露天里举行！

与其说政府会促进远距离的贸易，不如说它经常阻碍这种贸易。为经商的个人提供了更大独立性和安全的政府，是这种商业带来的信息和人口的受益者。但是，当政府发现自己的人民日益依赖某些基本食物和原料的进口时，它们本身经常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竭力保障这种供应。例如，有些早期政府当从个人贸易中第一次了解到存在着一些必要资源之后，就会试图用有组织的军事或殖民远征取得这种资源。雅典人并不是最早，当然更不是最后一批做这种事的人。但是因此便像一些现代作者那样（波拉尼，1945，1977）得出如下结论却是很荒谬的：在雅典最为繁荣发达的时期，它的贸易是“受到管理的”，受着政府签订的条约的约束并且是以固定价格进行的。

实际情况似乎是，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这可拿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政府为例（罗斯托夫采夫，1930；伊诺第，1948）。中国的历史也提供了政府试图推行完美的秩序，使创新变为不可能的许多事例（李约瑟，1954）。这个国家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仅举一例：12世纪它在浦江一侧便有十座油井在生产，政府的控制权所导致的，肯定是它后来的停滞不前，而不是它早期的进步。使极为先进的中国文明落在欧洲后面的，是它的政府限制甚严，因而没有为新的发展留下空间，而欧洲，正如前一章所说，它在中世纪异乎寻常的扩张，很可能应当归功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贝什勒，1975：77）。

哲学家的盲目性

希腊的主要商业中心，尤其是雅典和后来的科林斯，政府专门制定的政策并没有为它们带来多少财富，并且几乎没有人理解这种繁荣的真正原因。完全不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发达市场秩序的亚里士多德，或可作为这方面一个最好的例子。虽然人们有时说他是第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当作“经济”（oikonomia）加以讨论的事情，完全是家政管理，或至多是农庄之类的个人产业。对于从市场上获利的努力，即他所说的“生财之道”（study of chrematistika），他只是一味加以诅咒。尽管当时雅典人的生计依靠同远方的谷物贸易，他的理想秩序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autarkos）的秩序。他虽然也被人称为生物学家，但是他对任何复杂结构最关键的两个方面，即进化和秩序的自我形成，没有丝毫察觉。正如恩斯特·迈尔所言（1982：306）：“宇宙能够从最初的混沌中发展出来，或更高级的有机体能够从较低级的有机体进化而来，这种观念是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再说一遍，亚里士多德反对任何进化。”他好像没有注意到“自然”（或“physis”）的意思就是要描述成长的过程（见补论A），他似乎也不熟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就已知道的自我形成秩序中的某些区别，例如自发成长的kosmos和早期思想家称为taxis的那种特意安排的秩序（譬如军队中的秩序）之间的不同（哈耶克，1973：3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人类活动的秩序都是taxis，即由某个秩序井然的头脑对个人行为专门加以组织的结果。我们前面（见第一章）已经知道，他振振有辞地声称，只有在一个小到足以使人人能够听到发令者声音的地方，一个目力所及的地方，才能建立起秩序（《政治学》，1326a，1327a）。他宣布，“人数过于庞大，便无法井然有序地参与”（1326a）。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现存人口中已知的需求，为经济努力提供了天然的或正当的理由。他认为，人类乃至自然，一直就是以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存在着。这种静态的观点没有为进化论留下立足之地，甚至使他不能问一下现存的制度是从何而来。他好像从来没有想到，大多数现存的人类共同体，尤其他那些人数众多的同胞雅典人，若是他们的祖先一直限于满足自己已知的当前需要，他们就根本不可能出现。通过遵守抽象规则去适应不可预见的变化，这种一旦成功便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常规形成的试验过程，对他来说也很陌生。因此亚里士多德也为伦理学制定了的普遍的研究模式，在这种模式支配下，察觉不到历史提供的这些规则作用的线索，也不会想到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一下这种作用，因为理论家很容易忘掉答案就包含在这个规则的问题之中。

在亚里士多德的头脑里，只有目的在于把好处留给别人的行为，才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赞成的行为，仅仅着眼于个人收益的行为肯定是恶劣的行为。商业上的考虑可能不会影响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但这绝不意味着从更长远的角度说，他们的生活不取决于使他们能够买到基本物品的贸易的正常进行。亚里士多德把为获益而从事的生产斥为违反自然，而这种生产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大大超出另一些人的已知需求的扩展秩序的基础。

我们现在知道，在人类活动结构的进化过程中，获利的可能起着一种信号作用，它指导人们做出能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成效的选择；通常，只有那些更有利可图的事情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因为它的产出大于消耗。至少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些希腊人，对此已很有体会。在公元前5世纪——这当然早于亚里士多德——第一位真正伟大的史学家在着手写作伯罗奔尼萨战争史时，便开始思考早期的人们“如果既无商业，又无陆地或海上的交通自由，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之需外不再耕作更多的土地，那么他们绝无可能超越游牧生活的水平”，因此“既不会建立巨大的城市，也不会成就任何其他伟业”（修昔底德，I，1，2）。然而亚里士多德却忽视了这种见解。

如果雅典人遵照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对经济学和进化茫然无知的建议，他们的城邦很快就会退化成村庄，因为他关于人类形成秩序的观点，把他带向一种只适用于静止状态的伦理学。然而他的学说却支配了此后两千年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尽管事实上这些思想大多数是在一个高度动态的、迅速扩展的秩序中出现的。

亚里士多德对微观秩序中道德规范的系统阐述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而更形严重，后来这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际上被宣布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正统学说。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反对商业的态度，把利息指责为高利贷，以及它有关公正价格的说教和对利润的蔑视态度，都是彻头彻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当然，到了18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事务上一样）的影响开始减退。大卫·休谟发现，市场可以让人们“为别人提供服务，这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1739／1886：Ⅱ，289），甚至不需要他认识那个人；或使人们的行动“有利于公众，虽然他并没有那样的打算”（1739／1886：Ⅱ，296），凡此皆由于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即使是坏人，为公益服务也符合他的利益”。因为有了这种见解，自行组织的结构观开始降临人间，从此以后它成为我们理解所有这类复杂秩序的基础，而过去它们就像是一些奇迹，只有人类所了解的自己头脑的一个超人版本，才能使其产生。如今人们逐渐理解了市场是怎样使每个人在规定的限制之内，把他的个人知识用于自己的个人目标，即使他对自己在其中活动的秩序所知甚少。

虽然有了这项伟大的进展，当然也是因为完全忽视了这项进展，一种依然渗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观点，一种天真幼稚的、泛灵论的世界观，开始主宰了社会理论，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

我们必须自我警惕，切不可认为科学方法的实践增强了人类理智的能力。以为在一个或数个科学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人士，在思考日常事务上也会聪明过人——与经验相悖者，莫此为甚。
——韦尔弗雷德·特罗特

向财产挑战

虽然亚里士多德对贸易的重要性茫然无知，并且一点也不理解进化现象；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纳入托马斯·阿奎那体系之后，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教会的反商业态度提供了支持，然而只是到了后来，主要是在17和18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中间，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发展，它们结合在一起，开始向扩展秩序的中心价值和各项制度提出了有效的挑战。

在这些发展中首要的是，同近代科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理性主义变得日益重要。我把它称为“建构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仿照法语中的说法），在此后几百年里，它实际上控制看有关理性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的严肃思考。这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一直是我过去60年来从事研究的出发点。我在这些研究中力求证明，它是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的性质和发生做出错误的解释。道学家们利用这种解释，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终于开始去奉承一些相对而言事业无成的人，教唆人们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

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虽然这种学说的错误显而易见，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也支配着文人们、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的思想。

为了对以上所言做出澄清，我大概应当立即补充说，还有另一种也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流派，它对待这种问题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把道德行为规则本身视为理性的组成部分。洛克就曾解释说，“然而所谓理性，我想它在这里并不是指构成思维训练和推理证明的理解能力，而是指明确的行为准则，所有的优良品质和培养道德观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洛克，1955：111）。不过在那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中，持洛克这种观点的依然只占少数。

其次，向扩展秩序提出挑战的相关发展，也来自卢梭的著作和影响。这位独特的思想家——虽然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反理性主义者和浪漫派——也抓住笛卡尔的思想不放，对它有着深深的依恋。卢梭那些令人目眩的思想佳酿逐渐主宰了“进步”思想，使人们忘记了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类从摆脱限制这个意义上“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因为他们在保护公认的个人安全领地上所做的努力。卢梭让人们忘记了，行为规则必然是限制性的，它们的产物是秩序；这些规则正是通过为每个人用以追求自己目标的手段划定范围，从而大大扩展了每个人能够成功追求的目标范围。

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场白里声称，“人类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因而他要人们摆脱一切“人为的”限制——使那些一直被称为野蛮人的人，一变而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真正英雄，鼓动人们抛弃那些维系着他们的生产力和人口数量的限制，提出了一种对自由的获得构成最大障碍的自由观。在宣称不管是同传统还是同理性相比，动物的本能为人类进行有序合作提供了更好的指导之后，卢梭又发明出虚幻不实的人民意志，或“普遍意志”，通过这种意志，人民“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存在，一个个体”（《社会契约论》，I，vii；另见波普尔，1945／1966：Ⅱ，54）。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允诺把我们重新带回天国，在那里我们的本能，而不是限制这些本能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将使我们有能力“征服世界”，正像《创世记》给我们的教诲一样——这种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卢梭的以上言论大概是其主要的根源。

不错，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观点，但它的威力（无论它自己怎么说）很难说是来自理性和证据。我们早就知道，野蛮人远不是自由的，他也不可能征服世界。除非得到他所属的群体的同意，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个人决定要以个人的控制范围为前提，因此只有随着个人财产的进化才成为可能；个人财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超出头领或酋长——或集体的——认知范围的扩展秩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卢梭的呼吁毫无疑问却十分奏效，或者说，它在过去二百年里已动摇了我们的文明。然而，它骨子里虽然是反理性主义的，但是由于包含着笛卡尔主义的暗示，即我们能够利用理性直接满足我们的自然本能并能够用理性为此找到理由，它却对进步论者颇具影响。卢梭为知识分子发放了许可证，使他们得以抛弃文化限制，为争取不受限制——自由之成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限制——的“自由”找到了理由，并且能够把这种对自由基础的攻击称为“解放”，此后人们对财产的怀疑便日益加深，不再普遍认为它是促成扩展秩序的关键要素。人们日益认为，规范分立的财产范围与转移的规则，可以用中央对其用途的决定权取而代之。

到了19世纪，对财产在文明进展中的作用进行严肃的理性评价和讨论，在许多地方似乎都成了一种禁忌。在这个时期，在许多本来想对财产进行研究的人中间，它也日渐受到了怀疑，成为那些相信能够对人类相互合作的制度进行理性重建的进步论者极力回避的一个话题。〔这种禁忌一直延续到20世纪，例如它在布赖恩·巴里有关（财产的）习惯用法和“分析”的陈述中有所表现（巴里，1961：80），其中公正“从分析的角度看，是同‘应得的赏罚’和‘需求’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正确地说，休谟所说的一些‘公正规则’是不公正的”。又如缪达尔后来关于“财产和契约禁忌”的言论（1969：17）。」例如，人类学的奠基人日益忽视财产的文化作用，因此泰勒的两卷本《原始文化》一书，索引中竟没有出现财产和所有权的条目，韦斯特马克确实用篇幅很长的一章讨论了财产，但他在圣西门和马克思的影响下，认为财产是一种应予反对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并由此断定“财产法迟早会发生重大变化”（1908：Ⅱ，71）。社会主义者的建构主义偏见对当代考古学影响甚大，不过它在理解经济现象上的无能，最为粗俗地表现在社会学里（所谓“知识社会学”的情况更糟）。社会学本身几乎可以被称为一门社会主义科学，它历来公开标榜自己能够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新秩序（费里，1895），更晚近的说法则是，它能够“预测未来的发展并塑造未来；或…创造人类的未来”（塞杰斯特，1969：441）。就像一度虚妄地声称要取代一切专业化自然研究的“自然学”（naturology）一样，社会学一直傲慢地无视对法律、语言和市场这类成长结构做了长期研究的成熟学科已经取得的知识。

我刚才说过，对财产之类的传统制度的研究“变成了禁忌”。很难说这是在夸大其辞，因为对道德传统的进化选择这个如此有趣而又重要的过程，竟然一直研究甚少，这些传统为文明的发展所提供的方向竟受到严重的忽视，这实在令人费解。对于一个建构主义者来说，这种事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有人被“社会工程”，即人类能够自觉地选择自己的方向这种观念所迷惑，有关他如何达到了目前状态的发现，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

虽然这里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加以深究，但我可以顺便提一下，对财产和传统价值的挑战不仅来自卢梭的追随者，它也有其宗教的来源，尽管重要性或许稍次。这个时代的革命运动（理性主义的社会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有助于针对基本财产制度的宗教反叛这一古老的异端传统的复兴。在早先数个世纪里，领导这些反叛的是诺斯替教徒、摩尼教徒、鲍格米勒派教徒和清洁派教徒。到了19世纪，这些具体的异端不复存在，但是成千上万名新型的宗教革命家出现了，他们把自己的反对热情发泄到了财产和家庭头上，并且号召用原始本能来反对这些限制。简言之，对私有财产和家庭的反叛并不限于社会主义者。唤起各种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的信仰，不仅可以给限制本能的习惯找到理由，例如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中的主流教义，在更为边缘的运动中，也可以用来支持本能的释放。

限于篇幅和学识不足，我不能在本书中讨论我刚才提到的返祖主义反抗所针对的第二个传统目标：家庭。不过我至少应当指出，我认为，对事实得出的一些新的知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性道德规则失去了依据，因此这个领域很可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

我提到卢梭和他四处弥漫的影响以及另一些历史发展，不过是想提醒读者，严肃的思想家对财产和传统道德的反叛，并不是一种相对较为晚近的现象，现在我要来谈谈卢梭和笛卡尔在20世纪的一些知识遗产。

不过我首先应当强调，这里我基本上没有考虑这种反叛的漫长历史，以及它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不同变化。在奥古斯都·孔德提出用“实证主义”一词来指“得到证实的（即由理性加以证实的）伦理学”观点，作为对超自然的“启示的伦理学”惟一可能的替代之前（1854：I，356），杰里米·边沁就已经为我们现在称为法律和道德实证主义的学说，建立了一个极为稳固的基础：他对法律和道德体系做了建构主义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它们的效用和意义据说完全取决于其设计者的愿望和意图。边沁本人在这一发展中也是个后来者。这种建构主义不仅包括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后来的英国自由党所代表并加以继承的边沁主义传统，实际上它还包括当代所有那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美国人（其对立面是另一些非常不同的思想家，他们在欧洲更为常见，也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但更适当的称呼应是“老辉格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托克维尔和阿克顿爵士）。如瑞士一位目光犀利的当代分析家所言，如果人们接受现在的自由主义（应读作“社会主义”）哲学，认为善恶之分既然对他总有一定的意义，因此他自己必须、并且能够精心为它们划定一条界线（科尔什，1981：17），那么这种建构主义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现象。

我们的知识分子及其理性社会主义的传统

我就道德和传统、经济和市场及其进化发表的见解，显然与许多有影响的观念相冲突，不但和第一章讨论的旧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今它已不再被广泛接受——而且和过去以及现在的许多观点相冲突：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卢梭和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观点、圣西门、卡尔·马克思等许多人的观点。

我的基本论点是，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这种观点和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当然是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是聪明和有教养，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而且还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不管他们在坚持信念上是否足以给自己的观点贴上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某个标签）。我们在智力阶梯上攀登得越高，我们越是与知识分子谈话，我们就越有可能遇到社会主义信念。理性主义者大多数有可能既聪明又很有学识，而聪明的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

假如我可以在这里插入两段个人评论，我认为自己是有资格根据一些个人经历来谈谈这种世界观的，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系统的评价与批评的这些理性主义观点，也正是本世纪初塑造我本人世界观的那些观点，在这一点上，我和我这一代不信教的大多数欧洲思想家的情况是一样的。当时那些观点看起来不言自明，遵循它们似乎就是摆脱一切有害迷信的途径。我本人就曾为挣脱了这些观念花去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确发现它们本身也是迷信。因此从个人角度讲，我几乎难以再对下文中将要提到的作者给以苛评。

不过，为了不至于让读者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提一下我的《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1960：跋）大概是适当的。我的论证虽然是针对社会主义，但是就像艾德蒙·柏克一样，我和托和党的保守派很少相似之处。我的保守主义，就它的本来面目而言，仅仅限于受到一定界定的道德。我完全赞成进行试验——当然也赞成比保守主义政府乐于允许的更多的自由。对于那些我与之讨论问题的理性主义知识分子，我所反对的不是他们在从事试验；相反，他们从事的试验太少了，他们所热衷的试验，大都变成了平庸无奇的事情——重返本能的想法其实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平常，如今经常有人在做这种尝试，因此已经搞不清楚从什么意义上说它还能算是一种试验。我反对这样的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们声称自己的试验由其性质所定是理性的结果，他们用伪科学的方法论为这种试验乔装打扮，借此在有势力的人中间招兵买马，让极为可贵的传统行为方式（在世世代代的进化过程中进行试错试验的成果）受到无端的攻击，从而使他们自己的“试验”避开世人的审查。

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倾向于认为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文明所提供的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要不然就是认为，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通过对我们的任务进行更为理智的思考，甚至是更为恰当的设计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当初因为看到聪明人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而生出的诧异，也就会烟消云散了。这种思想倾向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赞成对经济进行集中计划和控制，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当然，知识分子要求对他们希望做的事情一概要有所解释，对于恰巧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里起支配作用的行为方式，他们会因为其来历不明而不愿接受；这会使他们和默默接受现行行为规则的人发生冲突，或至少是瞧不起他们。不难理解，他们也会希望同科学和理性结盟，同过去几百年里自然科学取得的异乎寻常的进步结盟，因为他们一直受着这样的教育：科学和理性的结果不外乎建构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他们感到很难相信还能存在着源于特意试验以外的任何有用的知识，或者承认他们自己的理性传统之外任何传统的效用。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就曾以这种态度写道：“根据定义，传统几乎只配受到谴责，它是一种令人好笑和可憎的东西。”（塞顿-沃森，1983：1270）

根据定义：巴里（1961，同上）曾想利用“分析性的定义”，把道德和公正变成不道德和不公正；塞顿-沃森在这里也想对传统采取同样的措施，用严格的定义把它变成应予谴责的东西。我们在第七章还会谈到这些“词”、这些“新说法”，现在还是让我们更贴近地考察一下事实吧。

这些反应都不难理解，但是它们后果严重。如果发生以下情况，这些严重的后果无论对理性还是道德都特别危险：更为偏爱这种相沿成习的理性传统而不是理性的真实产物，会使知识分子无视理性在理论中的局限性，不考虑由历史信息和科学信息组成的世界，总是漠视生物科学和经济学之类有关人的科学，使他们对我们的传统道德规则的起源和作用做出错误的解释。

就像其他传统一样，理性传统也是通过学习得到的，不是先天的。它也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对这种所谓的理性和真理传统的合理性以及真实性问题，现在必须给予严格的评估。

道德和理性：若干实例

为了不至于让人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辞，我想立刻提出几个实例。我打算对我们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加以评论，但我不想对他们有失公允。虽然就他们自己的观点而言，他们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即我们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还远远没有理解我们的主要传统所发挥的作用，但是通常他们对这些思想的普及并不承担直接责任，因为他们还有一些更好的事情要做。另一方面也不应当认为，我就要提到的那些言论，不过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作者一时的或个别的失常表现。恰恰相反，它们是从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得出的始终不变的结论。我当然不怀疑，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有一部分人曾经努力想去理解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经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种秩序坚定的反对派。

但是，在传播这些思想上出力最多的人，即建构论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正信徒，并不是这些杰出的科学家。不如说他们大多数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1949／1967：178－194）称为“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的那些人：教师、记者和“媒体代表”，他们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自封为在知识和道德上比那些仍然看重传统价值者高一等的人、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货色看上去很新鲜，必须对一切相沿成习的事情大加嘲讽。在这种人看来，赋予自己的立场以“新颖”或“新事物”而不是真理，成了主要的价值，虽然很难说这是他们的本意——虽然在他们所提供的货色中，新的一点也不比真的多。此外人们也会怀疑，这些知识分子在应当做什么事上有更高明的见识，而得到的报酬却大大少于那些主宰着实际事务的人，他们是不是被由此产生的怨忿所激励。作品质量极高的韦尔斯，可以作为这些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文学解释者的一个杰出典范，他们从真正的科学家那儿乞讨来一些观念，而在大力传播为每个人派发适当份额的中央指令性经济这种社会主义理想上，则远远胜过后者。另一个这样的事例是早期的乔治·奥维尔，他曾一度认为，“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完全明白，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个世界至少就其潜力而言是极为富足的”，因此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对它进行开发，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全都可以生活得像王公贵族一般”。

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的，不是韦尔斯和奥维尔这类作家的作品，而是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所鼓吹的观点。我们可以从雅克·莫诺开始。莫诺是个伟大的人物，我也十分欣赏他的著作，从本质上说，他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但是他对伦理学的思考却有着不同的特点。1970年，他在诺贝尔基金会的一次以“价值在一个事实世界中的地位”为题的会议上说：“科学的发展终于摧毁了这种观点，即伦理学和价值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为我们规定义务的问题；科学的发展使这种观点变成了谬论，把它打入没有事实依据的胡思乱想之流。”（1970：20－21）此年稍后，他又重申自己的观点，在如今已很有名的《偶然和必然》一书中提出了同样的主张（1970／1977）。他劝告我们弃绝一切精神营养，承认科学是真理惟一的新来源，并对伦理学的基础做出相应的改造。就像许多类似的阐述一样，该书也以这样的观点作结：“从本质上说不具备客观性的伦理学，永远被拦在知识领地之外。”（1970／1977：162）这种新的“知识伦理并不强加以于人；相反，是人把它强加给自己”（1970／1977：164）。莫诺说，这种新的“知识伦理，是即有理性主义又有坚定理想主义的惟一态度，以它为基础可以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1970/1977：165－166）。莫诺的思想有其典型意义，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一种知识理论，它试图以某些类型的行为更能满足我们的愿望为根据，建立起一门行为科学——不管你把它称为幸福论、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或无论什么东西。对我们的劝告是，我们应当使自己的行为有望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它会满足我们的欲望，使我们更加幸福，如此等等。换言之，需要这样一种伦理，人们在追求已知的、可取的和事先选定的目标时，能够随意遵循之。

莫诺的结论来自他的如下观点：除了把道德归因于人类的发明之外，对它的起源做出解释的另一种惟一可能的方式，就是许多宗教所提供的那种泛灵论的或拟人化的解释。不错，“就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而言，一切宗教都与拟人化的观点密不可分，它把神比拟成一个父亲、朋友或统治者，人们必须效忠于它，向它祷告，等等”（科恩，1931：112）。我就像莫诺以及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无法接受宗教这个方面的说法。在我看来，这是把大大超出我们理解力的东西，贬低到了比人类智力高级不了多少的水平。但是拒绝宗教的这个方面，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把某些行为方式得到维护——也许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归功于这些宗教，在能够使人类大量生存下来这个方面，它们要比理性所成就的大多数事物更为重要。

莫诺并不是以这种思路讨论问题的惟一生物学家。对“进化规律”的错误解释，会把卓越的头脑引向何等荒谬的境地，在我看到的人中间，几乎谁也比不上另一位大生物学家和博学的学者的言论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见第一章）。李约瑟写道：“社会公正和同心同德的新世界秩序，合理的无阶级国家，并不是狂热的理想主义之梦，而是从整个进化过程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它的权威性丝毫不亚于它的前提，因此在所有信仰中它是最理性的。”（李约瑟，1943：41）

我会再回到莫诺上来，不过我还得再搜集几个事例。我过去曾讨论过的（1978）一个最恰当的事例，是约翰·凯恩斯，在从传统道德中解放出来的那一代人中间，他是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凯恩斯相信，和遵守传统的抽象规则形成的世界相比，他通过计算一些可预见的后果，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凯恩斯喜欢用“因循守旧的智慧”这种说法来表示自己的轻蔑，在一段坦率的自传性言论中，他提到自己年轻时那个剑桥小圈子——他们大多数成员后来都属于布卢姆茨伯里团体——“都摒弃了我们所承担的遵守普遍规则的个人义务”，他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不道德的人”。他谦虚地补充说，到了45岁这把年纪，他已经老得不能再有所改变了，于是只好继续做个不道德的人。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还为他的一些经济观点以及他对管理市场秩序的信念进行辩解，其根据则是“从长远看我们终有一死”（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在乎自己会造成什么样的长远伤害；只考虑眼前的事情就行——包括公众的意见、要求、选票以及煽动家的废话和许诺）。“从长远看我们终有一死”这种说法是一种很典型的表白，即不愿意承认道德涉及长远后果——我们无从体验的后果，对那些有长远目光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矩，倾向于弃之如敝履。

凯恩斯也反对传统的“节俭美德”，他像成千上万浅薄的经济学家一样，拒不承认要想增加资本产品（即投资），一般需要减少消费需求。这又使他把自己令人生畏的智力用来建立他的经济学“通”论——我们认为，这就是本世纪下半叶长达20多年世界范围内罕见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不可避免出现的严重失业的原因所在（1972／1978）。

由此可见，让凯恩斯头脑混乱的不只是哲学，还有经济学。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似乎未能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年轻时就得出的重要见解，即“对商品的需求不同于对劳动力的需求”让凯恩斯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弗吉尼亚·沃尔夫之父，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另一成员）在1876年把这种理论描述为“没有几个人理解的理论，大概可以把是否对有它充分的估价作为对经济学家的最好检验”——而凯恩斯对他说出这样的话竟加以嘲讽（参见哈耶克，1970／1978：15-16，1973：25；对穆勒和斯蒂芬的讨论见1941：433以下各页）。

不管凯恩斯本人如何认为，他在削弱自由上贡献甚大，但是他并没有采取和他那些布卢姆茨伯里的朋友们一样的社会主义立场，这令他们感到愤怒；不过他的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学生，都不承认扩展秩序必须建立在长远的考虑上。

在凯恩斯观点背后有一种哲学幻觉，即存在着一种难以定义的“善”的属性——一种有待每个人去发现的属性，它使每个人承担起追求这种善的义务，只要认识到这种善，就有理由蔑视和不考虑许多传统道德规范[这是通过穆尔的著作（1903）支配着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观点]——这种哲学幻觉，使他对养育自己的源泉产生了一种典型的敌视态度。这也明显地表现在E．福斯特身上，他曾一本正经地主张，把人类从“商业制度”的罪恶中解放出来，就像把他们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一样迫切。

和莫诺以及凯恩斯相似的情感，也来自一位名望稍逊但也很有影响的科学家：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心理分析学家奇泽姆。他简直就是在鼓吹“消灭对错观”，坚持认为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使人类摆脱“陈腐的善恶负担”——这种建议在当时受到了美国上层法律权威的赞扬。道德在这里再次被视为——既然它没有“科学”根据——非理性的，它作为世代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是不被承认的。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一位甚至比莫诺和凯恩斯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爱因斯坦所关注的是一个不同但密切相关的问题。他采用了一句流俗的社会主义口号，认为应当用“为用途而生产”取代资本主义秩序中的“为利润而生产”（1956：129）。

这里的“为用途而生产”，是指在小团体中根据产品由谁使用的预测从事的劳动。但是这种情感没有考虑到以上各章阐述过的观点，对它应当重申如下：在自发产生的秩序中，只有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预期价格与其成本之间的差别，能够告诉每个人如何为一个蓄水池做出最大的贡献，而我们大家都是从这个蓄水池中按自己所做贡献的比例汲取所得。爱因斯坦似乎没有明白，只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核算和分配，才能够使我们发现的资源得到集约化的运用，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无法想到的目的，使每个人都能有效地参与生产交换[首先是通过服务于大多数他素不相识的大众，满足他们那些他确能有所贡献的需求；其次是他本人实际上也可得到很好的供应，因为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的人，也是在市场信号的诱导下为他的需求提供服务（见前一章）]。爱因斯坦顺从于这样的情感，表现出他对协调人类努力的实际过程缺乏了解，或是并没有真正的兴趣。

据给爱因斯坦作传的作家说，爱因斯坦认为不言自明的是，“人类的理性肯定能够发现一种像生产方式一样有效的分配方式”（克拉克，1971：559）。这段记述不禁让人想到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主张，他认为一个社会很难被认为是“完全科学的”，除非“它精心建立起某种完成特定目标的结构”（1931：203）。这种要求，尤其是出自爱因斯坦之口，表面上看如此合理，以至于当一个聪明的哲学家嘲笑爱因斯坦在自己的一些通俗读物中信口开河时，也以赞许的口气说，“爱因斯坦清楚地知道，目前的经济危机要归咎于我们为利润而生产而非为用途而生产的制度，归咎于我们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实际上没有伴随着广大群众购买力的相应增长这一事实”（M．R．科恩，1931：119）。

我们还发现爱因斯坦也在重复（见前引论文）“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这种社会主义煽惑人心的陈词滥调，在这种社会里“工人的报酬不是由产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计划经济……会把需要做的工作分配给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此等等。

与此相似但更为审慎的另一种观点，出现在爱因斯坦的合作者马克斯·玻恩的一篇文章里（1968：第五章）。玻恩显然认识到我们的扩展秩序已不再满足原始的本能，然而他也没有仔细地考察一下创造并维持这种秩序的结构，或认识到我们出自本能的道德在过去五千多年里，已经逐渐被废除或受到了限制。因此，虽然他知道“科学技术大概已经无可挽回地破坏了文明的伦理基础”，他却虚幻地以为，它们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因为它们系统地使信念失去了威信，而是因为它们揭示出，这些信念没有满足建构论理性主义所要求的某些‘可以接受的标准”（见下文）。玻恩同意，“至今尚没有人设计出一种不需要传统的伦理原则也能维护社会团结的方法”，他却希望能够“用科学中所使用的传统方法”来取代它们。他也没有明白，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东西，是不能用“科学中使用的传统方法”来代替的。

我的事例取自20世纪一些重要人物的言论；我没有把无数这样的人包括进来，例如米利坎、爱丁顿、索迪、奥斯特瓦尔德、索尔维、贝尔纳等人，他们全都曾经在经济问题上信口开河。当然，人们还可以引用出自较有名气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口的数百条类似的言论——不管是过去数百年里的还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不过我相信，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些当代的具体事例，而不是简单地罗列那些引语和例证，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教益。大概首先应当指出的，这些事例尽管不能说如出一辙，却具有某种家族式的共性。
错误序列

在这些事例中出现的观点，全都有一些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主题根源，它们并没有共同的历史前辈。对一些背景文献不熟悉的读者，也许不会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相互关系。因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些观点本身之前，我打算先找出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它们中间的大部分，乍一看上去好像无懈可击，而且它们全都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它们加在一起，却构成一种论证。这种“论证”也可以被称为一个“错误序列”（litany of errors），或一个炮制推断式的理性主义的配方，我把它称为唯科学主义或建构主义。在动身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参考一份“知识资源”，一本字典，即一部包含着许多配方的书。我从十分有用的《方塔纳-哈泼现代思想词典》中找出了四个基本哲学概念的简短定义，这些概念对于在唯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条线上受过教育的当代思想家，有着普遍的指导作用：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在过去几百年里，这些概念渐渐地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的“时代精神”具有代表性的用语，根据这些由一位英国哲学家、牛津三一学院院长昆顿写下定义，理性主义认为，除非有经验和推理——不管它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的基础，一切信念都是不可接受的。经验主义主张，任何声称表达知识的命题，仅限于那些其正当性有经验依据的命题。实证主义则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这里所谓的科学，是指它描述了可观察现象的共存性和连续性。而功利主义“把行为给每个人造成的快乐和痛苦，作为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

就像人们会在前一节引用的事例中隐约感到的那样，在这些定义里人们会十分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和科学哲学的信仰宣言，以及它们针对传统道德的战争宣言。这些宣言、定义和主张给人的印象是，惟有可以用理性加以证实的，惟有被观察实验所证明的，惟有那些能够体验到的，惟有那些能够加以检测的，才是值得相信的；惟有让人愉快的事才是应当做的，其他事情必须统统放弃。这又直接导致一种主张，认为过去和今天创造着我们的文化的主流道德传统——它们肯定无法用这样的方式加以证实——是不值得遵守的，我们的任务只能是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道德——通常是社会主义的新道德。

对这些定义连同我们前面的事例，如果给予更为细致的评价，可证明它们包含着如下预设：
（1）凡是不能得到科学证明或观察验证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莫诺，玻恩）。
（2）凡是没有理解的事情，就没有理由遵守。这种观点隐含在我们的所有事例中，不过我必须坦白，我本人也曾持有这种观点，并且我还能够从一位大体说我们观点一致的哲学家那里发现这种观点。卡尔·波普尔爵士曾经说过（1948／1963：122；着重体是我加的），理性主义思想家“不会盲从任何传统”，当然，这就像不服从任何传统也是不可能的一样。不过这肯定是个笔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曾正确地说过，“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1974／1976：27，另见巴特利，1985／1987）。
（虽然自由人会坚持有权评估任何传统，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有权拒绝任何传统，但是如果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一切传统，并且对其作用始终一无所知，那么他是不可能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
（3）与此相关的观点是，对于一项具体的事业，除非对它的目标事先有充分的说明，就没有理由参与其中（爱因斯坦，罗素，凯恩斯）。
（4）另一个与此有密切关系的观点是，任何事情，除非不仅事先完全知道它的后果，并且还能充分观察到这种后果并能将它视为有益的，那就没有理由去做这件事情。
（第2、3、4条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其实它们大体上一样。我在这里对它们加以区分，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支持这些观点的论证——这取决于是谁在捍卫它们——或是根据缺乏普遍的可知性，或更具体一点说，是根据缺乏明确的目的或有关后果的全面而可观察的知识。）

还可以举出进一步的要求，不过这四项要求——我们将在以下两章加以评价——已可满足我们（主要是为了阐明观点）的目的。关于这些要求，首先可以指出两点：第一，对于我们的知识或我们的理性在某些领域可能有其局限性，它们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自觉，或者说，它们都没有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最重要的任务，可能就是找出这种局限性。下面我们就会知道，确实存在着这种局限性，它们能够部分地得到克服，譬如利用经济科学或“交换学”（catallactics），但是如果坚持以上四条要求，它们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第二，我们发现，在支持这些要求的态度中，不仅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仅没有考虑或解决这些问题，甚至令人不解地缺乏一种好奇心，丝毫没有想想我们的扩展秩序是如何出现的，它是如何得到维持的，假如破坏了创造并维持这种秩序的传统，会造成什么后果。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有些理性主义者会发出进一步的抱怨，对此我们几乎还没有给予考虑：资本主义的道德和各种制度，不但未能满足以上评论过的那些逻辑的、方法论的和认识论的要求，它甚至还给我们的自由，例如我们不受限制地“表达”自我的自由，加上了不堪承受的重负。

对付这种抱怨不能依靠否定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我们着手写作本书时所依靠的真理——道德传统确实会让许多人有些负担感。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以下各章，为了回答这种抱怨，还得观察一下我们从承受这种负担中得到了什么，以及不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我认为，实际上文明的一切好处，甚至包括我们的生存，都取决于我们不间断地愿意承担起传统的负担。这些好处固然不能使负担变得“合理”，但是改弦易辙只会造成贫困和饥荒。

我不想一一清点或评论所有这些好处，也不想“记下主对我们的恩赐”，但是我可以在一个略有不同的背景下，再次提出一个也许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好处——我这里想到正是我们的自由。自由要求允许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标：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这种个人决定的自由之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的个人权利（例如财产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也就是说，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块公认的自由领地。这件事至关重要，因为拥有自己的东西，不管它多么少，构成了独立的个体得以形成的基础，它创造了能够追求具体的个人目标的特定环境。

但是，一种普遍的臆断，即有可能取得这种没有限制的自由，却造成了混乱。这种臆断反映在出自伏尔泰之口的格言：“quand je peux faire ce que je veux，voila la liberte”（“自由者，可随心所欲之谓也”），反映在边沁的“每一条法律都是罪恶，因为每一条法律都是对自由的破坏”这种言论上（1789／1887：48），也反映在伯特兰·罗素的自由“就是我们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存在障碍”这种定义上（1940：252），以及无数其他文献上。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普遍自由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都会颠覆所有其他人拥有的无限自由，即不受限制的自由。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为所有的人保障尽可能多的自由。这可以通过用抽象规则对一切人的自由做出统一的限制加以保障，这些规则禁止对所有其他人（或由他们）实施任意的或歧视性的强制，禁止对任何其他人自由领域的侵犯（见哈耶克，1960，1973，以及本书第二章）。简言之，要用抽象规则代替共同的具体目标；政府的必要性仅仅在于实施这些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所谓奴隶制，无非就是强制人们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而服从共同的抽象现则（不管他们是否有负担感），则为最不同寻常的自由和多样性提供了空间。有时人们担心这种多样性会导致混乱，它威胁到和我们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相对秩序，其实更大的多样性却会带来更大的秩序。因此，和没有限制的自由相比，通过服从抽象规则而实现的自由，正如普鲁东所言，是“秩序之母，而不是它的女儿”。

其实，没有理由期待习惯做法得到的进化选择会产生幸福。对幸福的强调是理性主义哲学家所为，他们认为，必须为人们的道德选择找出自觉的理由，所谓理性，也就是对幸福的自觉追求。但是，追问人们有什么自觉的理由采用自己的道德规则，就像追问人们有什么自觉的理由运用他的理性一样错误。

不过不应忘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演化的秩序为我们提供的幸福，有可能等于乃至超过原始秩序为极少数人提供的幸福（这并不是说这种事是可以计算的）。现代生活中的许多“异化”和不幸有两个来源，其中一个主要影响到知识分子，另一个影响到物质丰富的全体受益者。前者是一个有关任何生活在不符合自觉控制这一理性主义标准的“制度”中的人进行自我完善的预言。因此从卢梭到福柯和哈贝马斯这些法国和德国的当代思想界人士，都认为异化存在于一切未经个人自觉的同意便把秩序“强加于”他们的任何制度之中；因此他们的追随者倾向于认为文明是不堪忍受的——根据定义，事情只能如此。其次，坚持利他主义和休戚与共的原始本能，使那些遵守扩展秩序中非人格化规则的人，不得不承受“坏了良心”这种如今十分流行的恶名。同样，取得物质上的成功据说会面对内疚感（或“社会良知”）。于是在物质丰富的环境里，不但有残留的贫困造成的不幸，而且有——在本能和狂妄的理性看来——同秩序格格不入而引起的不幸，因为这种秩序有着非本能的和超越理性的明确特征。

“解放”和秩序

在不像反“异化”的论证那般玄妙的层面上，是从文明的负担中获得“解放”（liberation）的要求——这些负担包括遵守劳动纪律、责任心、承担风险、节俭、诚信守诺，以及普遍规则对人类敌视陌生人、愿意同和自己相似的人同甘共苦的本能反应——这是对政治自由更为严重的威胁——加以约束引起的麻烦。因此“解放”虽然说起来是个新概念，就它摆脱传统道德的要求而言，其实也是一种很古老的现象。赢得了这种解放的人，将破坏自由的基础，允许人们做那些将文明赖以存在的条件摧毁贻尽的事情。一个例子是“解放神学”，尤其是南美洲天主教会中的这种货色。不过这场运动并不限于南美洲。人们到处在以解放的名义弃绝那些使他们能够达到目前的合作规模和程度的行为方式，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他们也没有理性地认识到，和集中控制的做法相比，法律和道德规则对个人自由的某些限制，如何使一个更大的——而且是更自由的！——秩序成为可能。

这些要求主要来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十分不同于源自英国老辉格党的政治自由主义），它意味着自由不能和个人行为受到的任何普遍限制共存。从上述伏尔泰、边沁和罗素的言论中，都可以听到这个传统的声音。不幸的是，它甚至渗透到了英国“理性主义圣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中。

在这些作者的影响下，大概尤其是在穆勒的影响下，我们只能以服从某些行为规则为代价才能享有使我们得以形成扩展秩序的自由这个事实，历来被用于为重返野蛮人所享有的“自由”状态的要求进行辩护，按照18世纪思想家的定义，这些野蛮人“尚不知财产为何物”。但是这种野蛮状态——其中包含着共同追求自己同胞的具体目标以及服从头领命令的义务或责任——很难被说成是一种自由状态（虽然它可能包含着从某些具体负担中得到解放的内容），甚至难以把它说成是一种道德状态。只有那些当人们根据自己的目标做出个人决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普遍而抽象的规则，才担当得起道德之名。

第五章  致命的自负

传统道德无法满足理性主义的要求

前面提到的四条要求——凡是没有得到科学证实的，或没有被充分理解的，或目的缺少充分说明的，或有些不为人知的后果的，都是不合乎理性的——十分符合建构论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口味。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来自一种对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机械论的或物理主义的解释，即来自对秩序的这样一种理解：只要能够掌握团体中的成员所知道的全部事实，人们就可以对一个群体进行安排或控制。然而扩展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这样的秩序。

因此我愿意事先承认，传统道德和资本主义的大多数信条、制度和行为方式，都不符合这些要求或标准，而且——从这种有关理性和科学的理论的角度看——都是“非理性的”和“不科学的”。此外，正像我们也已承认的那样，继续遵守传统做法的人，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或如何得到维持的，因此几乎无须奇怪，传统主义者有时为自己的做法提出的另一些所谓“证明”，往往十分幼稚（从而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猎捕的对象），并且与这些做法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无关。许多传统主义者甚至不愿意在那些根本无法提供的证明上费心思（这使知识分子可以指责他们是反智的或教条主义的），而是出于习惯或宗教信仰，继续奉行自己的做法。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250年前，休谟就观察到了“道德规则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然而休谟的话并不足以阻止大多数近代理性主义者继续认为——他们却常常把休谟引为同道，这实在令人莫明其妙——凡不是来自理性的东西，不是胡说八道，就是随意的偏见，因此他们继续要求找到理性的证明。

不但传统的宗教信条，譬如对上帝的信仰，以及许多涉及性和家庭的传统道德（我在本书中不想讨论这些问题），无法符合这些要求，甚至我这里所关心的一些特殊的道德传统，私有财产、节俭、交换、诚实守信、履行契约，等等，也是如此。

考虑到这里提到的传统、制度和信念不但不符合上述逻辑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要求，而且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根据另一些理由反对它们，情况看起来就更加不妙。例如奇泽姆和凯恩斯就把它们视为“陈腐的负担”，韦尔斯和福斯特则认为它们是与卑鄙的贸易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见第六章）。它们还被视为异化和压迫的来源，“社会不公正”的来源，这是今天特别时髦的观点。

这些反对意见得出的结论是，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得到了理性的改造和论证的道德，它符合以上要求，因而它不会成为一种陈腐的负担，一种异化的、压迫性的或“不公正的”力量，也不会和贸易沆瀣一气。不过这还仅仅是这些新定理的制定者——爱因斯坦、莫诺和罗素这些社会主义者，以及自称“不道德的”凯恩斯——为自己安排的伟大任务的一部分。还必须建立新的理性主义语言和法律，因为出于同样的原因，现有的语言和法律也不能符合这些要求（就此而言，甚至科学规律也不符合这些要求，见休谟，1739／1951；波普尔，1934／9）。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不再相信道德有任何超自然的依据（更不用说语言、法律和科学了），但又仍然坚信必须有某种证明，于是在他们看来这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就显得更为迫切。

人类因为按自己的设计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而感到自豪，因为没有对它进行更好的设计而感到惭愧，既然如此，他现在便当真下手这样做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无异于对我们传统的道德、法律和语言重新进行全盘设计，以此为据，它要把阻碍着理性、完美、真正的自由和公证制度的旧秩序，以及断定为顽固不化的不合理状态，一扫而光。
传统道德的证明和改进

这种观点以及整个这项计划所依据的理性主义标准，说好听一点，是追求完美的建议，说难听了，不过是陈旧方法论中一些已经信誉扫地的原理，它们可能一直与被视为科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但是和真正的研究毫不相干。在我们的扩展秩序中，一个经过了高度进化的复杂的道德体系，与受到建构主义、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享乐主义和社会主义赞成的幼稚的理性理论同时存在。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对理性和科学，而是反对这些有关理性和科学的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行为方式。只要认识到按照这样的要求没有任何事情能得到证明，这一点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不但道德是如此，而且语言、法律甚至科学本身也是如此。

许多不熟悉科学哲学内部最近的进展和争论的人，对于我所阐述的观点也适用于科学这一点或许会感到陌生。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不但我们目前的科学规律无法用建构主义方法论者所要求的方式加以证明，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我们终究会明白我们目前的许多科学猜测也是错误的。指导我们做得较我们过去的认识更为成功的观念，虽然可视为伟大的进步，但是从本质上说，它和它的先驱一样是错误的。我们从卡尔·波普尔那儿知道（19341959），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量加快我们犯错误的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我们抛弃所有当前不能证明为真的猜测，我们很快就会回到那些只相信自己本能的野蛮人的水平上去。然而这就是所有唯科学主义立场——从笛卡尔学派的理性主义到现代实证主义——所建议的事情。

的确，传统道德等事情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任何可能的道德规则，包括社会主义者能够提出的那些规则，也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因此，不管我们遵守什么规则，我们都不能根据要求去证明它们。由此可见，有关道德——或科学，或法律，或语言——的任何论证，都不可能合乎道理地转变成证明问题（见巴特利，1962／1984；1964，1982）。如果我们因为不知道理由，或因为我们无法提出符合要求的证明，就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大概也就活不了多久了。

这个证明的问题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它部分归咎于一些错误的、前后矛盾的假设，它们来自我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流传统，有时可以追溯到远古。证明问题上的混乱，尤其是具体到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也来自奥古斯特·孔德，他相信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道德体系进行全盘改造，用一种完全出自建构的、经过证明的（或者像孔德本人说的那样，“经过证实的”）规则系统取而代之。

这里我不想把传统的证明要求不恰当的原因一一开列清楚。不妨用证明道德观念的一种常见方式为例（它也适用于下一节的论证）。应当指出，像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伦理学那样假定，我们的道德的目的在于创造或追求某些特定的目标，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才能证明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这纯属无稽之谈。没有理由认为，在进化中得到选择的这些使人们能够养育更多人口的习惯做法，与创造幸福有多大关系，更不用说它受追求幸福的努力所左右了。相反，有许多事情表明，单纯以幸福为目的的人，会被那些想要保存生命的人所打败。

我们的道德传统虽然不能按照要求的方式进行建设、证明或证实，不过对其形成过程却是可以部分地进行改造的，并且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它们所满足的需要。在我们这项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会要求自己在内部批判的基础上，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进以消除那些公认的缺陷。也就是说，通过分析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协调和一致性，对系统做相应的修补，以此对我们的道德传统加以改进和修正（见波普尔，1945／1966；1983：29－30）。

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当代有关版权和专利的新研究，就是这种细小改进一个实例。另一个例子是，我们认为古典的（罗马法的）个人财产概念，主要是指我们可以用我们所喜欢的任何方式利用或滥用某种物体的排他性权利，但是它过分简化了为维护有效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规则，因此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成长起来了，它希望明确如何改进传统的财产制度，以便使市场发挥更为出色的功能。

这种分析的第一步，包括对系统如何能够产生的过程进行所谓的“合理重建”。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甚至是自然史的研究，而不是去建构、证明或证实这个系统本身。它类似于休谟的追随者习惯于说的“猜测史学”（conjectural
history），它能够让人理解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规则占了上风（但是绝没有忽略休谟的基本主张，即“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常常不能得到足够的重申）。采取这种路线的，不但有苏格兰哲学家，还有一大批不绝如缕的文化进化研究者，从古罗马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到伯纳德·曼德维尔，经由赫尔德，再到贾姆巴蒂斯塔·维科[他有一种深刻的见解：homo
non intelli－gendo fit omnia（“人变成了这个样子，但他并不理解这一过程”）；1854：V，183]，以及我们提到过的德国法律史学家如萨维尼，直到门格尔。门格尔是这些人中间惟一出现在达尔文之后的人，
是他们全都致力于给文化制度的出现提供一种合理重构，一部猜测的历史或进化论的解释。

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自己处境困窘，我很想说，最有可能对那些使文明得以成长壮大的道德传统做出解释的，必定是我本人这个行业的成员，即经济学家，他们是理解扩展秩序形成过程的专家。惟有能够说明分立的财产之类的因素之相关作用的人，才能解释为何这种行为方式，使遵守它的群体胜过了那些其道德更适合于达到另一些目标的群体。我这种取悦于自己的经济学同行的愿望有部分合理之处，假如他们中间没有那么多人受到建构主义的影响，这一愿望也许更为妥当。

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的“合理重建”是指什么呢？我们在前面几章已对此做了概述。建构主义主张，正确的道德可以由理性加以设计和重建，除此之外，道德至少还有两个可能的来源。首先是我们说过的内在道德，即我们本能的道德（休戚与共、利他主义、集体决策，等等），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不足以维持我们目前的扩展秩序及其人口。

其次是维持着扩展秩序的、演化出来的道德（节俭、分立的财产、诚信，等等）。我们已经知道，这种道德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由于对本能和理性错误的两分法而变得含糊不清。扩展秩序依靠这种道德，因为它的产生事实上正是因为遵守其基本规则的群体，相对其他群体而言人财两旺。我们的扩展秩序和市场的奥妙，一个让社会主义者和建构论者栽跟头的奥妙是，和受人主宰的过程相比，我们利用这个过程能够认可发现的资源中得到更大的收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现更多的资源）。证明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虽然不能以它使我们做到这些事情从而生存下来为据，但是它确实使我们生存下来了，这中间大概有些需要解释的东西。
受事实知识引导的局限性；观察我们道德作用的不可能性

存在着进行证明、建构或证实的可能性，这种错误假设的根源大概是唯科学主义。但是，唯科学主义的信徒就算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无疑也会倒退到他们陈旧的方法论中另一些要求上去，它与证明的要求有关，但并不严格地依赖这种要求。例如（再回头看看我们前面列举的要求吧）以下主张就会遭到反对：人们不可能彻底理解传统道德规则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对这些规则的遵守并不服务于人们能够事先做出充分说明的目的；对这些规则的遵守会产生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因而也无法确定其是否有利的后果——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对它有充分的了解或预见。

换言之，传统的道德规则无法满足第二、第三和第四项要求。可以看出，这些要求相互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指出它们不同的侧重点之后，仍然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所以为了简单地指明它们的相互联系，可以说除非人们事先知道并能充分说明自己行为的可观察的后果，不然人们就是不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或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据说，如果行为是理性的，它就必须是考虑周全的和有预见的行为。

除非用十分宽泛而肤浅的方式解释这些要求，使它们特有的实践意义丧失殆尽，譬如说，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引起了‘划造财富”这一有利的结果，否则遵守传统行为方式，如产生市场秩序的行为方式，显然不符合这些要求。我认为，参与我们讨论的任何一方，都不会根据如此肤浅的解释看待这些要求；不管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肯定都不会有这样的意图。我们承认，我们的传统制度并没有被人们所理解，它们不具有事先已得到说明的有利或不利的目的和作用，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对我们的实际处境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而且这对于那些制度反而会更好。

在市场条件下（就像我们的扩展秩序中的其他制度一样），出人预料的结果至关重要：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这在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目标（它们本身也常常十分含糊不清）采取行动的个人，确实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他们相互交往的净结果。

以如下要求为例：盲目地（即缺乏理解）顺从或采取行动是不理性的，一个有目的的行为，对它的意图和后果不但必须做到事先有充分的了解，而且它们还必须能够被充分地观察到，并且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们用这种要求来衡量一下扩展秩序的概念。当我们在产生这种秩序的广阔的进化架构内思考这一秩序时，上述要求的荒谬之处昭然若揭。导致这种秩序本身的创立、使某些行为方式压倒另一些行为方式的决定性作用，是早先的个人行为很久之后才产生的结果。对于这种作用于群体的结果，早先的个人几乎不可能有所了解，即使早先的个人能够知道它们的作用，在他们看来这种作用也很可能没有任何益处，不管后来的个人有什么想法。对于后来的个人而言，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为了搞清楚自己遵守其行为方式的群体为何比其他群体更加繁荣兴旺，他们的全体成员（或任何哪个人）就应当对历史——姑不论进化论的知识和经济学——以及必须知道的一切事情具备充分的知识，虽然有些人无疑总是擅长于为当前的或当地的行为方式找出各种理由。许多演化出来的规则，为扩展秩序中更大的合作与繁荣提供了保障，它们有可能全然不同于任何能够预见的事情，甚至有可能在这一秩序的进化过程中，迟早会让某些人产生反感。在扩展秩序中，在每个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必须做什么上起决定作用的环境，显然包含着其他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就采取什么手段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做出的不为人知的决定。因此不管是在这一过程的哪个时刻，个人都不能根据自己的目的，对逐渐形成秩序的规则的功能进行设计。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有能力以回顾既往的方式，从原理上对这种形成过程做些不尽完美的解释（见哈耶克，1967，前两篇论文）。

在英语和德语中，没有现成的词汇可以用来准确地表明，扩展秩序或它的作用方式与理性主义者的要求相悖。惟一一个恰当的词——“超验”（transcendent）——已经被人糟蹋了，这使我在使用它时迟疑不决。不过按其字面含义讲，它的确是指那种大大超出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愿望和意图、我们的感知范围的现象，即协调和生成知识——没有任何一个大脑或组织能够拥有或发明这种知识——的现象。就其宗教含义而言这一点十分明显，例如我们在《主祷文》中见到的祈求，“让你的意志（也就是说，不是我的意志）贯彻于人世，一如它贯彻于天国”，或者如福音书所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约翰福音》，15：16）但是一种更为纯粹的有序化，即纯粹自然主义的有序化（不是来自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例如进化过程中的情况，却放弃了仍然存在于宗教中的泛灵论：有个惟一的（譬如万能上帝的）头脑或意志能够进行控制和建立秩序的观念。

以此为根据否定理性主义的要求，会给一切类型的拟人说和泛灵论——因而也会给社会主义——造成重要的后果。假如个人活动在市场中的协作，就像其他传统道德和制度一样，是一个自然、自发和自我生成秩序的过程的结果，其目的在于适应任何哪个头脑都无法知道甚至无法设想的大量具体事实，那么显然只有一种幼稚的拟人说，才会要求这些过程是公正的，或要求它具备另一些道德态度（见第七章）。对一个运用理性的控制力量主宰某个过程的人，或一个倾听祈祷的上帝，提出这样的要求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对一个实际运行中的、非人格的自发生成秩序的过程，提出这样的要求却是十分不恰当的。

在扩展范围大到已超出任何单个头脑的理解力和可能的支配范围的秩序中，统一的意志当然很难遵照某种具体的公正观，或按照公认的尺度，决定每个成员的利益。这不仅是因为拟人说有问题，也是因为“不论是对接受利益还是分配利益的人，并无原则可循（有人这样确定，有人那样确定）；因为它取决于这种意志的物质内容，而这又取决于具体的事实，因此不可能存在普遍原则”（康德，1798：Ⅱ，6，注释2）。休谟和康德得出的结论，即自发性的发扬光大，必须使普遍规则得到全面贯彻的见解，从来没有被人驳倒过，而是仅仅被人忽略或遗忘了。

虽然“利益无原则可循”（因此也不会产生自发的秩序），但是对能够带来扩展秩序的公正规则加以抵制的做法，以及指责它们不道德的说法，却是来自肯定存在一定的利益原则的信念，来自拒不承认以下事实的态度：扩展秩序是产生于一个竞争的过程，决定成功与否的是这个过程，而不是某个伟大的头脑、某个委员会或某个神主的认可，也不是因为它符合某种有关个人功德的公认原则。在这种秩序中，某些人取得的进展，是以另一些人同样真诚甚至值得称赞的努力归于失败为代价的。奖励并不是为功德而设（例如遵守道德规则。参见哈耶克，1960：94）。譬如我们在满足他人的需求时，可以不考虑他们的功德或我们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理由。正如康德所知，没有任何共同的功德标准，能够对不同的个人所面对的不同机会做出判断，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信息、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愿望。这后一种情况当然十分常见。可以让一些人占据优势的大多数发现，都是出人预料的，不管对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是如此。个人行为的必要改进而导致的产品的价值，很难说是公正的，因为它们的必要性是由不可预见的事情造成的。如果公正是指符合对与错的先人之见、符合“公共利益”、符合过去已经获得的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那么，进化过程向以前未知的领域的迈进不会表现出公正。

对这种道德上具有盲目性的结果，这种与任何试错过程分不开的结果，人们抱有可以理解的厌恶，这使得他们希望造成一种相互矛盾的局面：既要消除对进化——即试错过程——的控制，又要用自己当前的愿望塑造进化。但是，因为这种反应而发明的道德，却提出了一些任何系统都无法满足的自相矛盾的要求，因此它们会成为冲突不竭的根源。一种状况由其性质所定，它的结果不可能取决于任何人的知识或能够得到的知识，如果徒劳地试图让这种状况变得公正，只能毁了这一过程本身的功能。

对一个自然进化过程提出这些公正要求是极不恰当的，不但就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言，而且就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言，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一进化过程显然仍在进化之中。文明不但是进化的产物，也是一个过程；通过建立起普遍规则和个人自由的架构，它会让自己继续进化。这种进化不能用人们的需要加以支配，而且常常不会产生符合人们需要的结果。人们会发现一些过去没有实现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其代价却是其他许多人的失望。虽然个人可以通过符合道德的行为增加自己的机会，但是由此产生的进化不会满足他的所有道德愿望。进化不可能是公正的。

坚持让一切未来的变化符合公正，这无异于要求终止进化过程。进化率领我们前进，肯定会带来许多我们既不想要也没有预见的结果，更不用说那些对其道德属性所抱的成见了。不妨问一下，如果贯彻——譬如说——平均主义或贤能治国信条的权力，在过去被授予某种神秘的力量，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件事会使文明的进化成为不可能。因此，罗尔斯的世界（罗尔斯，1971）绝对不可能变成文明世界：对于由运气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会失去这样的信息，只有它们，作为我们生活环境中千万种变化的结果，能够告诉每一个人，为了维持生产或——假如可能的话——增加生产，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宣称已经发明了新的、更好的“社会”道德，它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这些“新”规则不过是重返微观秩序的原始道德这种一再犯下的过失，它们很难维持以宏观秩序为基础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健康。

我们必须拒绝拟人说，因为它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思想不难理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所驳斥的知识分子观点中积极的和令人同情的一面。人的发明精神在建立超越个人的结构上贡献如此卓著，个人在这种结构之内找到了一些重大机会，人们因此以为，自己可以像设计部件一样对整体进行精心设计，仅凭存在着这种广大的结构，就说明能对它们进行专门设计。虽然这是个错误，却是个高尚的错误，用米瑟斯的话说，一个“壮丽的……雄心勃勃的……崇高的……勇敢的”错误。
目标不明：扩展秩序中行力的大多数目标都不是自觉的或深思熟虑的

有些特殊的要点和问题，其中大多数都是对以上内容的深化，它们有助于澄清这些事情如何一起发挥作用。

首先是我们的知识实际上如何产生的问题。大部分知识的获得——我承认，认识到这一点让我花了不少时间——并不是来自直接的经验或观察，而是来自一个对通过学习得到的传统进行筛选的不间断过程，它需要个人承认并服从那些无法用传统理性学说加以证明的道德传统。传统选择过程的产物，选择对象则是那些非理性的，或不如说是“未经证明的”信念。这些超出任何人的知识范围和意图的信念，有助于信奉它们的人繁荣兴旺（这与信奉它们的理由——例如宗教理由——没有必然联系）。这个形成了各种习俗和道德观念的选择过程能够加以利用的实际条件，较之个人能够认知的范围要大得多，因此传统在某些方面比人类理性更优越，或“更聪明”（见前一章）。这种重要的见解，只有那些极具批判精神的理性主义者才能认识到。

其次是前面提出的那个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即在行为规则的进化选择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人类喜欢专注于立刻就能感受到的行为后果，但它们在这种选择中是不重要的；相反，在有长远作用的——凯恩斯嘲讽的正是这种长远作用（1971，C．W．：Ⅳ，65）——行为规则指导下做出的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才是选择的依据。正如前面的论证和以下讨论所示，这些结果主要依靠保障每个人私人领域的财产和契约规则。休谟早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写道，规则“并不是从具体的个人或公众在享用任何具体好处时所得到的功利或优势中产生出来的”（1739／1886：Ⅱ，273）。人们在采用这些规则之前，并没有预见到它的好处，虽然有些人会逐渐明白他们从整个体系中有何收益。

对于我们前面的主张，即通过学习得到的传统起着“适应未知事物”的作用，必须给予不折不扣的理解。对未知事物的适应能力，是一切进化过程的关键，现代市场秩序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时所针对的事件，当然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掌握的。个人或组织在适应未知事物时可以利用的信息，肯定是不完整的，它们是由一些信号（譬如价格）经过环环相扣的众多个人来传播的，每个人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传递着抽象的市场信号流。但是，整个行为结构倾向于利用这些局部的和零散的信号，适应任何个人都不知道或预见的条件，即使这种适应绝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这就是这一结构得以生存的原因，也是利用这一结构的人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原因。

这种适应未知事物的自发产生秩序的过程，不可能为它特意计划一种替代方案。不管是人的理性，还是他内在的“善良本性”，都无法让人做到这一点，在面对因为先人一步找到了一些规则而开始扩张的竞争性群体时，为了维护自己，他只能服从那些他并不喜欢的规则——存在的只有这种严酷的必然性。

如果是我们精心构筑了或正在自觉塑造这个人类行为的结构，那么我们只需要问一下每个人，他们为什么同任何特定的结构发生相互作用。然而事实上，那些专业研究者，甚至在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之后，发现解释这些问题是极为困难的，他们无法就具体事件有何原因以及能造成什么结果达成共识。经济学一项奇妙的任务就是向人们证明，对于他们自以为能够加以设计的事情，其实他们所知甚少。

幼稚的头脑只能把秩序理解成有意安排的产物，在这种头脑看来，在复杂的条件下，通过分散的决定可以更有效地获得秩序和对未知事物的适应能力，以及权力的分化实际上会扩大全面秩序的可能性，未免是一种荒唐可笑的观点。但是，这种分权实际上使更多的信息得到了利用，这是否定建构论理性主义要求的主要理由。基于同样的理由，配置资源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个人手里——这种分散是通过个人自由和分立的财产做到的——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没有任何人能够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传达给别人，因为许多他能够亲自加以利用的知识，是在制定行动计划的过程中才变得明确起来的。这种信息，例如了解到他能够获得的各种物资相对匮乏，会随着他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下着手具体的工作而出现。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够发现他在市场上应当寻找的，以及有助于他做到这一点的，是另一些人对他们在个人坏境中的发现所做出的反应。整个问题不仅仅在于利用现有的知识，还在于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时常有人指责说，财产制度是一种自私的制度，因为它只让那些拥有一些财产的人受益，而且它当然是由得到了一些个人财富的人“发明”的，他们为了利益的独享，希望保护这些财富不受别人侵犯。的确，卢梭的忿怒，他关于正是自私和剥削的利益使我们身陷“枷锁”的断言，都有这些想法从中作祟。但是它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整个生产规模变得如此之大，完全是因为我们通过各有其主的财产的市场交换过程，能够利用广泛分布的有关具体事实的知识，来配置各有其主的资源。市场是惟一已知的方法，它能够提供信息，使个人可以对他们直接有所了解的资源的不同用途的相对利益加以权衡，并且不管他们是否有此意图，他们能够通过利用这些资源，为相距遥远素不相识的个人的需求提供服务。这种分散的知识从本质上说只能是分散的。不可能被集中起来传递给专门负责创设秩序这项任务的某个权力机构。

因此，分立的财产制度并不是自私的制度，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把财主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而“发明”出来的。相反，它的好处是普遍的，因为它把生产的支配权，从少数不管如何自负知识毕竟有限的个人那儿，转移给了一个过程，即扩展秩序，它使所有人的知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因此使没有财产的人得到几乎和有产者同样多的利益。

所有的人在法治下享有自由，并不要求所有的人都能拥有个人财产，而是要求许多人都能够这样做。我本人宁愿没有财产生活在一片其他许多人拥有一些财产的土地上，也不愿生活在一个全部财产“集体所有”、由权力机构安排其用途的地方。

然而，这种观点也会受到批驳甚至嘲讽，说这是在为特权阶层的自私辩解。根据从物理学之类的领域中学来的解释有限因果关系的方法思考问题的知识分子，发现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体力劳动者相信，是资本的个人所有者的自私决定——而不是市场过程本身——在利用着广泛分布的机会和不断变化着的相关事实。根据市场价格进行核算的全过程，有时甚至被说成是资本家为了掩盖其剥削工人的行为而采取的阴谋诡计的一部分。然而这种批驳却没有顾及一再有人说过的论点和事实：某种可用于操纵全局的假定的客观事实整体，资本家是得不到的，就像社会主义者希望用来取代资本家的那些管理人员也得不到一样。这种客观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也不可能为任何人所用。

第三，对行为规则的遵守不同于对某些事物的知识（各种人以各种方式指出过这种不同，例如吉尔伯特·赖尔对“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区分。见1945－46：1－16）。遵守行为规则的习惯是一种能力，它同某人的行为会有何种结果的知识极为不同。这种习惯行为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它是使自己适应或采纳一种模式的技巧，而个人对这种模式的存在几乎浑然不觉，对它的类属也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大多数人虽然无法解释或描述各种不同的模式，却能够意识到并使自己适应它们。因此，一个人如何对感知到的事件做出反应，起决定作用的不一定是他对自己行为结果的知识。因为我们经常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知识。既然我们无法获得这样的知识，要求我们应当具有这种知识，便很难说有任何合理之处；而且事实上，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全让我们对这些结果确实掌握的有限知识来支配，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可怜。

大脑或思维中预先形成的秩序或模式，不仅不是一种使秩序得以确立的高级方式，甚至是一种很初级的方式。因为它肯定只能是一个整体系统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整体系统中，更大系统的某些特征能够反映自身。人的大脑几乎根本不可能充分解释自身（哈耶克，1952：8．66－8．86），就像它不可能说明或预测众多人类大脑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样。

第四，重要的一点是，许多个人根据不同的信息分散做出决定，由此产生的秩序，不可能由不同目标相对重要性的统一尺度来决定。这使我们十分接近于边际效用问题，我们将把这个重要问题放到第六章再做讨论。不过这里不妨一般性地谈谈扩展秩序造成的差异所带来的好处。自由包括与众不同的自由——在自己的领地上追求自己的目标；但是，不仅在人类事务的领域，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秩序需要以它的构成因素之间的差异为前提。这种差异可能仅限于其构成因素时空位置的差异，但是，除非一种秩序有比这更大的差异，它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秩序。秩序之所以可取，不在于它能保持一切因素各就其位，而在于它能够生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存在的新力量。对有序化水平——即秩序创造并提供的新力量——更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其构成要素的时空位置，而是它们的多样性。

这方面的事例随处可见。想想遗传进化促进了人类婴幼儿期和童年期独特的延长这一现象吧，因为它能够产生极大的多样性，从而大大加快文化进化和人种的增加。虽然个人之间受生物学决定的差异，很可能要小于一些家养动物（尤其是狗）的差异，但是出生之后那个漫长的学习期，使个人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自己的具体环境并吸收自己生于其中的不同传统。使劳动分工、从而也使扩展秩序成为可能的技能多样化，要大大归功于这些不同的传统，而促进这些传统的则是人的各种天赋和偏好。然而，整个传统又是无比复杂的，不可能受任何个人智力的支配，因此除非让众多不同的个人吸收其不同成分，它便不可能得到继承。个体差异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使庞大的群体更有效率。

可见，个体差异增强了合作的群体的力量，使其超出个人努力的总和。协调的合作让独特的天赋发挥作用，而具备这种天赋的人若是被迫孤身一人为生存而奋斗，就会使它得不到利用。专业化造成并鼓励少数个人的发展，使他们独特的贡献足以养活自己，甚至能够超过另一些人为整体做出的贡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把威廉·冯·洪堡的一句名言写在他的《论自由》的书名页上，用这句名言说，文明就是“人类最为丰富的多样性的发展”。

对这种差异或许起着主要作用的知识，远不是任何哪个人的知识，更不是某个发号施令的超级头脑的知识，而是从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散布在千百万相互交往的个人中的。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信念之间发生着实验性相互作用。人类表现出智力的提高，更主要的原因不是个人私有知识的增加，而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分散信息的方式，这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并提高了生产力。

由此可见，多样性的发展是文化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对于别人的价值，大多是由于他和别人有所不同。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假如不是这样，譬如说，假如千人一面，谁都不能和别人有所不同，劳动分工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也许只有不同地区的人除外），相互协作的努力不会带来多少好处，也不会存在建立任何强大或巨大秩序的前景。

因此可以说，个人在能够自由加入复杂的合作结构之前，必须变得与众不同。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结成一个性质独特的实体：它不仅仅是个总和，而且是一个结构，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有机体，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又和它不同。

第五，有个问题是，既然存在着所有这些困难和反驳，为什么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把人们的行为限制在一心追求已知的和可观察的有益目标上呢？这部分是小群体中本能的、谨小慎微的、小家子气的伦理学的残留物。在这种小群体里，取得共识的目标是以彼此相识的同伴的需要为转移的（即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前面我曾说过，在扩展秩序中，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只能以某种有限的方式在一些小团体中有可能行得通，而且，如果把整个团体的行为限制在这种行为上，会破坏其成员的协作努力。相互合作的团体的成员的大多数生产活动一旦超出个人知觉的范围，遵守天生的利他主义本能这种古老的冲动，就会实际阻碍更大范围的秩序的形成。

一切道德体系都在教诲向别人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当然都赞扬利他主义行为，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们都知道这会铺出一条什么道路。严格地只去做那些对具体的他人明显有利的事情，并不足以形成扩展秩序，甚至与这种秩序相悖。市场的道德规则使我们惠及他人，不是因为我们愿望这样做，而是因为它让我们按照正好可以造成这种结果的方式采取行动。扩展秩序以一种单凭良好的愿望无法做到的方式，弥补了个人的无知（由此也使我们——就像前面讨论的那样——适应了未知事物），因而确实使我们的努力产生了利他主义的结果。

在一个利用广泛的劳动分工导致的更高生产力的秩序中，个人再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努力是在为谁或应当为谁服务，他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那些他不认识但消费着他的产品的人或给他所提供的产品带来什么后果。这样一来，他根本不可能再用利他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生产活动。即使我们仍可把他的动机称为利他主义，因为他的动机最终注定会给别人带来好处，然而它们有此结果，却不是因为他的目标或愿望就是服务于别人的具体需要，而是因为他遵守了抽象的规则。就这种新的意义而言，我们的“利他主义”非常不同于出自本能的利他主义。不再是被追求的目标，而是得到遵守的规则，决定着行为的善恶。遵守这些规则，在约束着我们大多数谋生活动的同时，也使我们能够贡献出一些超出我们具体了解范围的好处（同时它很难阻止我们把自己剩余的所得用于满足我们出自本能的愿望，做些可观察到的善事）。由于社会生物学家对“利他主义”一词系统的滥用，这一切已经变得晦暗不明了。

要求人们的行为局限在一心追求已知的有利目标上，对此做出的另一种解释也值得一提。这种要求不仅是出自远古时代不明事理的本能，也来自赞成这种要求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品质——一种完全可以理解、但仍然是不攻自破的品质。知识分子特别急于知道，他们称之为自己“理智的产物”的思想，到底该用于什么终极目标。因此他们热切关注着自己思想的命运，他们非常不愿意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控制权，尤甚于体力劳动者不愿意失去自己的物质产品。这种反应常常使这些饱学之士不愿投身于交换过程——为不可知的目标而工作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努力惟一可以辨认的结果，也许就是另一些人的利润。体力劳动者随时乐于承认，他的雇主的职责就是了解他的双手所从事的劳动最终会满足什么需求。而在一个服务或观念网络中相互作用的众多知识分子的产品中，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工作所占的位置却是不那么容易辨认的。受教育越多的人，越不愿意屈从于一些不可理解的指示——例如市场（尽管他们也在谈论“观念的市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也不是有意的），他们倾向于反对那些正可提高他们对自己同胞的作用的工作（他们没有理解的工作）。

这种消极立场有助于进一步解释知识分子对市场秩序的敌视，以及他们更为亲近社会主义的原因。如果这些人更好地理解了抽象的和自发形成秩序的模式在全部生命领域所起的作用，大概这种敌视和亲近倾向会趋于消失；假如他们对进化、生物学和经济学有更好的了解，他们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在面对这些领域的知识时，他们往往听不进去，甚至不愿承认存在着我们的头脑只能得到一些抽象知识的复杂事物。因为有关这类事物一般结构的单纯的抽象知识，不足以使我们有能力真正“建造”它们（也就是说，用已知的片断把它们拼装在一起）或预见到它们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它充其量只能指出在什么样的一般条件下——我们有时或许能够创造这种条件——许多这样的秩序或系统会自动形成。研究类似的复杂现象的化学家很熟悉这种问题，而那些习惯于根据少数可观察的事件之间的简单关系解释一切的科学家，通常并不了解这种现象。因此，这种人会情不自禁地用一种泛灵论的方式，把较为复杂的结构解释成设计的结果，并且猜测，在到处都找不到其设计者的“设计物”背后，可能有种神秘莫测的操纵力——例如统治“阶级”的某种阴谋。这又使他们更加不愿意在市场秩序中放弃对自己产品的控制权。知识分子中有一种普遍的现象：感到自己不过是隐蔽的——即便是非人格的——市场力量的工具，这简直就像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

他们显然没有认识到，他们以为资本家在支配着这一过程，其实资本家也是一个非人格过程的工具，他们也不清楚他们的努力的最终结果和目的，他们所关心的不过是整个结构中较高层次、因而范围也较大的事情。而且，想到他们自己的目标是否得到满足的问题要由这些人——只关心手段的人——的活动来决定，这件事本身就让他们生厌。

未知事物的有序化

英语中不幸缺少一个十分通俗的德语单词：Machbarkeit（可以办到的）。我有时突发奇想，说不定打造一个英语同义词，会对一项有益的事业有所贡献，这个词就是“makeability”——“manufacturability”（可以制造的）不十分恰当[我本人使用的“constructivism”（建构主义）也很难用“constructible”（可以建造的）来表示〕。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示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所提出、评价和批驳的观点，即利用人类的智巧，能够让通过进化产生的事物变得更好。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事实上，我们能够让未知事物有序化，惟一的办法就是诱导它自己产生秩序。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有时当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发的有序化力量，却不能随意地为各种因素安排我们希望它们采取的秩序。例如，当我们引发产生结晶或新化学物质的过程时，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见前一节以及补论C）。在化学中，甚至在生物学中，我们只能通过强化措施利用自发的有序化过程；我们能够创造出它们的运行的条件，但我们无法决定任何特定的因素会发生什么情况。大多数人造化学合成物都不是“可以建造的”，其意思是说，我们不能通过把构成它们的各种成分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把它们创造出来。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诱发它们的形成。

为了启动能够协调超出我们观察范围的个人行为的过程，也必须遵循类似的方式。为了诱发一定的人际关系抽象结构自发地形成，需要我们提供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条件作为保障，然后让每个成员在这个更大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对这一过程所能够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让这些成员只服从必要的规则。我们希望其产生的结构越复杂，我们的这种能力受到的限制也会越大。

一个发现自己在扩展秩序中处于一定的位置、只对自己身边的环境有所了解的个人，可以把这种建议用于自己的处境。他大概首先需要不断地对自己视野范围以外的事情进行探索，以便建立和维持创造了全面秩序的交流过程。当然，维持秩序内的交流，需要让分散的信息被许多彼此素不相识的不同的个人所利用，由此使千百万人的不同知识形成一个外展的或物质的模式。每个人都变成众多传递链中的一环，他通过这些传递链接收信号，使他能够让自己的计划适应并不了解的环境。全面的秩序由此变得具有无限的可扩展性，它自动地提供着有关日益扩大的手段范围的信息，而不是仅仅服务于特定的目标。

前面我们思考过这些交往过程——包括具有必要而不断的价格变化的市场——的某些重要方面。这里只需补充和强调一点，除了协调当前的商品生产和服务供应外，同样的传统和行为方式还供应着未来，它们的作用不仅会表现为一种空间秩序，还会表现为一种时间秩序。各种行为不但适应在空间上相距遥远的另一些人，也会适应超出行为者个人预期寿命的事情。只有自称不道德的人，才会在捍卫政策措施时拿“从长远看我们终有一死”做理由。因为只有那些习惯于努力为子女和有可能根本见不到的后代提供需要的群体，才做到了日益扩展和兴旺发达。

有些人被市场秩序的某些结果搞得心烦意乱，因此他们竟然忽略了一点：不管他们多么不喜欢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这种秩序还是在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占了上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发现，千百万人民在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中工作，为另一些他们大多数素不相识的人提供着物质手段，同时又在满足着自己的期待，因为他们自己也会得到同样素不相识的人所生产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时候，他们十有八九也会发现这些期待得到了证实。

这样一个秩序，虽然远不是尽善尽美，甚至经常失效，但是它和人们特意让无数成员“各得其所”而创造出来的任何秩序相比，却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这种自发秩序的大多数缺陷和失效，多是因为有人试图干涉甚至阻碍它的机制运行，或是想改进它的具体结果。这种干预自发秩序的企图，很少会造成符合人们愿望的后果，因为决定这些秩序的，是任何执行这种干预的人都无从知道的许多具体事实。譬如，为消除秩序内的成员因为随机性而造成的利益不平等而特意进行的干涉，有可能毁掉整体的运行，而与任何同它对立的秩序所能提供的机会相比，自发形成秩序的过程能够保证使这个群体中的随便哪个成员，在一个人人都可利用的更大的机会范围内，交上更好的运气。
为何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

前面两章把我们带到了何处？卢梭对个人财产制度的怀疑，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并且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纪一些最了不起的思想家。甚至像罗素这样的大人物，也把自由定义为“实现我们的愿望不存在障碍”（1940：251）。至少在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明显失败之前，这些理性主义者广泛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不仅会提供“社会公正”（见下面的第七章），还能使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这种观点乍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但是它忽略了刚才讨论过的那些事实：任何人都根本不可能知道人们在这种计划中所能够动用的资源总和，因此对这些资源不可能进行集中控制。

然而，社会主义者仍然不愿正视在让分散的个人决定符合那种自称为“计划”的共同的模式时遇到的障碍。一方面是自卢梭以来一直被等同于“道德”的我们的本能，另一方面是在文化进化中生存下来并限制着这种本能的道德传统，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体现在如今经常做出的一种阵营划分上，一方是某些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另一方是经济学。关键不在于凡是经济学确定为有效的就是“正确的”，而在于过去一些被认为是正确的行为方式，经济分析能够阐明它们的作用——任何哲学，只要它不赞成使我们的文明陷入崩溃的痛苦和死亡，都会接受这种作用。因此，奢谈“公正的社会”而不仔细想想贯彻这种观点的经济后果，这根本就算不上是在关心他人。在经历了70年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可以有把握地说，在从事过社会主义试验的地区——东欧和第三世界——以外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仍然自负地把可以在经济学中找到的教训置之度外，他们不愿意想一下，经常有人进行尝试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从来就没有产生它的知识分子领袖所设想的结果，这其中说不定会有某种理由。这些“知识分子”徒劳地追求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其结果是，他们先是把似乎无休止的“乌托邦”思潮理想化，然后是对它的幻灭——苏联，然后是古巴、中国、南斯拉夫、越南、坦桑尼亚和尼加拉瓜，这应当证明了社会主义或许有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但是，这些一百多年前首先由经济学家做出解释的事实，一些人至今不予理会，他们沾沾自喜地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否定一种观点，即存在着某些事实，它们超越了历史背景，或对人类的欲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这段时间里，在那些继承了曼德维尔、休谟和斯密的传统，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中间，不仅逐渐表现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而且对于用社会主义取代这种过程的可能性，也日益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种市场方法的优越性与预期的情况如此不同，因此只能从回顾的角度，通过分析这种自发的形态本身来加以解释。人们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发现，对资源进行分散的控制，通过个人财产进行控制，与集中管制所能做到的情况相比，可以导致产生更多的信息并使其得到利用。要想对超出任何中央权力视野之外的范围进行命令和控制，必须让那些能够对可见的和潜在的资源做出计算的地方管理者，也要做到随时了解这些资源不断变化着的相对重要性，然后把相关的全部准确细节及时通知某个中央计划当局，使它能够根据它从另一些地区或地方管理者那里——他们当然也会在获得和传递这种信息上面临同样的困难——得到的全部另一些不同的具体信息，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个中央计划当局所承担的是什么样的任务，我们就会明白，它必须发出的命令不可能是来自地方管理者视为重要的信息，而是只能通过明确控制着总量有限的资源的个人或团体之间的直接交易来决定。在描述市场过程时（从事这种描述的理论家通常并不想支持社会主义）惯于采用的虚拟假设造成的后果是，所有这些事实（或“数据”）可以被假定为是从事解释的理论家全部掌握的，这使整个问题变得含糊不清，结果造成了一些有助于维护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荒唐骗局。

扩展的经济秩序是、也只能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过程形成的，它是从一种由演化而来的交往方式中产生的，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传递的，不是有关具体事实的无数报告，而仅仅是各种具体条件的某些抽象性质，例如有竞争力的价格，为了达成全面的秩序，必须使这种信息进入相互交流。这些价格传达着各个参与者在他们能够支配其用途的商品或服务中发现的不同的替代率或均衡率。任何一定数量的这种事物，都可以证明是处于均衡状态，或可以相互替代，不管是为了满足具体的人类需要，还是为了直接或间接生产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资料。竟然能够存在这样一个过程，更有甚者，它是在没有特意设计的情况下，由进化选择造成的，这固然令人惊奇，但是我不知道有谁试图反驳这种观点，或不信任这一过程本身——除非有人头脑简单地看待这种说法：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事实都能够被某个中央计划当局所掌握（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有关经济核算的讨论，见巴贝奇，1832；戈森，1854／1889／1927；皮尔森，1902／1912；米塞斯，1922／1981；哈耶克，1935；拉特兰，1985；罗伯茨，1971）。

当然，整个“集中控制”的思想就是混乱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单独的行使指挥权的头脑，总是存在着某个委员会之类的组织，负责为某项事业制定行动方案。虽然每个成员有时为了说服别人，援引一些对他们的观点有影响的具体信息，但是这个机构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知识上，而是建立在根据不同的信息形成的各种观点之间达成的一致上。一个人所提供的每一点知识，都有可能使其他人想起另一些事实，他们是在得知一些过去他们并不知道的情况后，才意识到了这些事实的相关性。因此可以说，这个过程仍然是个利用分散知识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鼓励交易的过程，虽然是采用了一种极无效率的方式——一种通常缺乏竞争并减少责任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把一些人的知识集中起来的过程。这个团体的成员很少能够相互说明他们的特定理由；他们主要是在交流他们从有关手头问题的个人知识中得出的结论。进一步说，那些思考相同境况的不同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几乎很难说是真正相同的——至少就它涉及到扩展秩序中某个部门而不是仅仅涉及到一个多少自给自足的团体而言，事情只能如此。

在一个扩展的经济秩序中，离开由竞争性市场形成的价格的指导，不可能对资源进行精心的“合理”分配，大概这方面最好的事例，就是将现有流动资本在能够增加最终产品的不同用途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能够节约出多少正在增加的生产资源，提供给和当前的需要有冲突的遥远未来的问题。当亚当·斯密思考这种资本的个人所有者所面对的问题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典型性，他写道：“他能够把自己的资本用于哪些类型的国内产业呢，其中哪一种产品有可能最值钱呢？显然，处在自己环境中的个人所做出的判断，要比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为他做出的判断好得多。”（1776／1976）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扩展的经济系统中，在惟一一个发布命令的权力当局统治下，对一切可用于投资的手段加以利用，那么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哪个人能够知道这些当前可用资本的确切总量，虽然从投资如果超出或少于这个量，肯定会造成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差异这种结果的意义上说，这些资本肯定是有限的。这种差异不会自我修正，而是只能从发布命令的当局所发出的某些指令无法得到执行中表现出来，这或者是因为有些必要的货物并不存在，或者是因为缺少必要的辅助手段（工具、原料、劳动力），使提供的原料或设备得不到利用。任何必须予以考虑的量，都无法用调查或测算“既定”物品加以确定，而是只能由另一些人根据他当时具备的知识做出选择的可能范围来决定。要想使这项任务大体上得到解决，只能通过这样一些人的相互作用，他们能够通过当时各种条件对市场价格的作用，确定它们所揭示出的具体环境的相关性。譬如说，在这种情况下，现有“资本数量”就会证明，当现有“资本量”用于遥远的未来需求的份额，大于人们打算从现在的消费中节约下来以便为这种未来增加储备——即他们节约的愿望——的份额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理解了信息（或事实知识）传递的作用，也就为理解扩展秩序敞开了大门。然而这些问题是十分抽象的，受到支配着我们教育系统的机械论的、唯科学主义的和建构主义的理性教条熏陶，因而倾向于对生物学、经济学和进化论一无所知的人，尤其难以领会这一点。我承认，从我在“经济学和知识”（1936／1948）一文中首次取得突破，通过认识到“竞争是一种发现的方法”（1978：23－34）和“知识的虚妄”，再到阐述我的信息分散理论，直到最后提出我的有关自发形态比中央管制更优越的结论，的确也花费了一段漫长的时光。

第六章  贸易和货币的神奇世界

对商业现象的鄙视

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要想理解这种现象，我们得步入这些相对合理的领域背后，看看一些更古老甚至更隐秘的东西：社会主义者在讨论——或原始人遇到——商业活动。贸易和金融制度时，产生的一些特别强烈的态度和情绪。

如我们所知，贸易和商业对保密往往有重要的依赖，一如它依赖专业化或个人知识，金融制度就更是如此。例如在商业活动中，除了个人有时间精力上的风险外，特殊的信息使个人能够对他们在具体投资中的机会和竞争优势做出判断。只有当取得特定环境的知识使人得到的优势，足以抵消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时，人们才值得追求这种知识。假如每个商人必须把如何以及在什么地方能够获得更好或更便宜的货物公之于众，使他的竞争者立刻就能效仿他，那么他几乎一点也不值得做这种事情——不可能出现由贸易而增加的利润。再者，大量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是说不清楚的，也是很难说清楚的（例如一位企业家对某种产品可能成功的预感），因此除了动机的考虑外，也不可能把它“公之于众”。

根据并非人人都已知道并提前做了充分说明的信息——即恩斯特·马赫所谓“可观察的和确凿的信息”——采取行动，当然违反了前面讨论过的理性主义要求。此外，不确凿的事情，往往也是不可信甚至可怕的事情。[顺便说一句，不只是社会主义者惧怕——也许是出于不同的理由——贸易的环境和条件。伯纳德·曼德维尔说，“想想在异邦经历的艰辛和不测，想想我们得越过的浩瀚大海，我们需要忍受的不同气候，我们必须屈尊求助的各个民族，这种极可怕的前景”，让他也“不寒而栗”（1715／1924：I，356）。意识到我们得严重依赖我们无法了解或控制的人类努力，不管对于从事还是回避这种事的人，当然都是令人沮丧的。]

自远古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这种担心和惧怕就使普通民众像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贸易本身不仅和物质生产判然有别，不仅混乱而多余，不仅是一种方法上的错误，并且是令人生疑的、低俗的、不诚实的和可耻的。纵观历史，“生意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视和道德诅咒的对象。……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生意人的行为违背了存在于原始群体中的互助模式”（麦尼内尔，1981：35）。我记得艾里克·霍弗说过：“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这种态度有诸多原因，也有许多表现形式。在早年的日子里，经常把商人拒之于社群中的其他人之外。遭此待遇者不限于他们。甚至一些手艺人，尤其是铁匠，被种田人和牧民怀疑为巫师，经常让他们远离村落。的确，不正是这些掌握“魔法”的工匠改变了原料的形状么？买卖人和商人的作为更是远甚于此，他们加入了一个完全处在一般人感觉和理解范围之外的网络。他们从事着改变货物价值这种无形转化的勾当。东西的数量没变，它满足人们需求的能力怎么就变了呢？买卖人或商人，即那些似乎造成这种变化的人，是处在看得见的、公认的、人们所理解的日常秩序之外，结果被排斥在既定的尊贵等级制度之外。因此，甚至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一个多亏了贸易才取得领先地位的城市中的公民，也瞧不起生意人。后来，在封建状态下，商业活动继续被视为低人一等，因为至少在少数小城镇之外，当时的生意人和手艺人的生命和货物的安全，要依靠那些手握宝剑的人以及受到他们保护的道路。贸易只有在以军事为业的阶层的保护下才能发展，他们的本钱是强悍的体魄，所要求的回报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这种态度，甚至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时，仍然会在维持封建制度的任何地方徘徊不去，即使是自治城市中富裕的资产阶级或贸易中心，也不愿反对这种态度。于是，甚至到了上个世纪末，我们听说日本的“造币者仍然是个不可接触的阶层”。

想到商业活动经常笼罩在神秘气氛中，对生意人的鄙视就更容易理解了。“生意上的秘密”意味着有些人是从别人没有的知识中获利，这种知识往往同异邦的——甚至可能是令人憎恶的——习俗以及不为人知的国度，即神话故事和谣传中的国度有关，这就使它更形神秘。“Ex
Nihilo nihil fit”（拉丁语：“无中不能生有”）或许已不再是科学用语（见波普尔，1977／1984；以及巴特利，1978：675－76），但是它仍能主宰常识。看上去没从事任何物质创造，只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倒腾一下，便“无中生有”地增加了现有财富，这样的活动，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

物质努力、体力活动以及“额头上的汗水”，在强化这种偏见上想必也起到了被人忽视的影响。强健的体魄，常用的日常工具和武器，既看得见又摸得着，甚至对于自己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也没有任何“神秘”可言。体力的付出和这方面的能力，其本身就值得赞扬和尊重——这种信念几乎不必等到封建时代的来临。它是小群体遗传本能的一部分，并且一直保留在农场主、庄稼人、牧民、武士甚至小房主和手艺人中间。人们能够看到农夫或手艺人如何增加了有用物品的总数——并且根据看得见的原因解释了财富和权力的差别。

因此，体力上的竞争很早就已出现并受到人们的赞赏，原始人在争夺头领的地位和技能比赛时（见补论E），便逐渐熟悉了检验外在体力优劣的各种方式。但是随着知识，另一些参与者不具备、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不可能具备的知识——它不是“公开的”或看得见的——成为一个竞争因素，于是，熟悉的因素和公平意识消失了。这种竞争威胁着休戚与共的状态和对共同目标的追求。当然，从扩展秩序的角度看，这种反应表现得十分自私，或者说是一种形式奇特的小群体自私行为，它让群体的休戚与共压倒了个人幸福。

这种情感在19世纪依然十分强烈。因此，当托马斯·卡莱尔这位对上个世纪的文人影响甚大的作家发誓说“只有劳动是高贵的”（1909：160）时，他显然指的是体力劳动，甚至是重体力劳动。他和卡尔·马克思一样，认为劳动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这种特殊的情感如今可能正在衰退。我们出于本能，仍然很看重人类强健的体魄，但是它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变小了，如今在这里表现出的能力，常常不再是指体力，而是指法律上的权利。当然，我们仍然缺不了一些十分强壮的个人，但是他们正在成为各种日益缩小的专业团体中不断增加的成员中的一类。只有在原始人中间，四肢发达还能说了算。

无论如何，货物交换和交易、更复杂的贸易形式、对各种活动的组织和领导，以及为了卖钱获利而转移现有货物，像这样一些活动，依然并不总是被人视为真正的劳动。许多人仍然难以同意，生活和享受的物质手段现有供应量的增加，在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改变物品相对数量和价值的物品流动，而不是把一种有形物质转变成另一种有形物质。也就是说，市场过程虽然是在和物品打交道，但它只是让它们流动起来，并不增加（不管说些什么还是就事论事）它们的外在数量。市场传递有关它们的信息，而不是生产它们，传递信息所起的关键作用，脱离了那些受机械论或唯科学主义习惯支配的人的视野范围，因为他们只认可和有形物体有关的事实信息，却不考虑不同物品的相对匮乏在决定价值上发挥的作用。

这儿有件滑稽事：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从肤浅的物欲熏心的角度——即从物品的物理数量的角度——思考经济事务，而是受价值核算的引导，也就是说，他们考虑的是人们对这些物品的需要，尤其是成本价格差，即利润。恰恰是这些人，习惯上却被人斥为物欲熏心的人。然而正是对利润的追求，使从事这种事的人不考虑他所认识的个人的具体需求的物质数量，而是考虑他们能够为总产出做出贡献的最佳方式，这个总产出则是无数素不相识的个人分别做出努力的结果。

经济学在这儿还有一个错误——一种甚至卡尔·门格尔的弟弟安东也在宣扬的观点，即“全部劳动产品”主要来自物质努力；虽然这是个古老的错误，不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大概也像任何要对传播这种错误负责的人一样。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财产”，第二卷，第1章第一节；《全集》，Ⅱ：260）中写道，“财富生产的法律和条件带有物质真实性的特征”，分配却“仅仅是个人类制度的问题。东西一旦在那里，人类不管个人还是集体，便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处置它们”，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能够让这种分配服从它可以想出的无论什么原则”。穆勒在这里把生产规模作为一个独立于分配的纯粹技术问题来考虑，因此忽视了规模取决于对现存机会的利用，这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个技术问题。我们认为产量能够达到如此之大，是因为“分配”方式，即价格的决定作用。能够分配什么，取决于组织生产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取决于价格机制和分配。断言“东西一旦在那里”，我们就能够以我们喜欢的方式自由处置它们，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除非个人确信能够从总量中得到自己的一份，从而提供了价格信息，东西是不会在那里的。

还有一个错误。就像马克思一样，穆勒也把价值完全当作结果而不是人类决策的原因。我们在下面详细讨论边际效用学说时，就会明白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以及穆勒“关于价值规律，再也不存在有待现在或将来的作家加以澄清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已告完成”（1848：Ⅲ，Ⅰ，第一节，见《全集》，Ⅱ：199－200）的说法是多么错误。

贸易，不管是否把它视为真正的劳动，是通过头脑的努力而不是肌肉运动，不但为个人也为集体带来了财富。仅仅把物品换换手，就能为所有参与者带来价值收益，并且这未必意味着以别人为代价取得收益（或人们所谓的“剥削”），这无论过去现在都不是一看就能明白的事情。亨利·福特的例子经常被人用来说明追逐利润如何惠及大众的道理，以便消除各种疑虑。这个例子当然很生动，因为人们从中很容易看到，一个实业家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目标定为直接满足许多人的需要，并且他的努力在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上也确实大获成功。然而这个例子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是十分间接的，无法如此清楚地看到它的过程。譬如在生产金属螺钉、绳线、窗玻璃或纸张上的改进，受益者分布极广，因此也很难再具体察觉到其来源和效果。

所有这些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不少人继续发现，和贸易有关的技巧很容易受到人们的贬低，即使他们没有把它归入巫术之列；或是认为这种技巧所依靠的不过是设套行骗或狡猾的心计。这样得来的财富甚至还不如猎人或渔民的运气，与明显可见的功绩（例如取决于体力付出的功绩）没有多少关系。

但是，如果说这种“倒腾”出来的财富为厚道人所不齿，商人寻找信息的活动则真正引起了巨大的怀疑。涉及到贸易的运输，至少在做过耐心解释和论证之后，通常还能使民众部分地理解到它的生产作用。例如，只要指出不少东西只能通过把广泛分布在各地的物品集中在一起才能制造出来，即可纠正贸易只是在转移已有的物品这种看法。这些物品的相对价值并不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个别物质成分的属性，而是取决于在需要的地点全部现有的相对数量。因此，原料和半成品贸易是增加许多最终产品数量的前提，多亏了能够利用来自远方的原料（大概数量很小），才能把它们制造出来。能够用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的资源生产出来的一种具体产品的数量，有可能取决于只能从地球的另一头获得的数量很少的另一种原料（比如汞、磷粉甚至某种催化剂）。由此可见，贸易为物质生产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

这种生产力，甚至这种把各种供应品带到一起的过程，也得依靠不断成功地找到广泛散布在各地并且不断变化着的信息——这种观点虽然更难以把握，但是对于理解这个过程的人，这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贸易通过这个过程创造并引导着物质生产，因为给生产确定方向的，是有关不同地方的不同物品相对匮乏的信息。

存在于这种对商业活动持续不断的厌恶态度背后的主要原因，也许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无知和观念障碍。然而它也同惧怕陌生事物的天性联系在一起：惧怕巫术和非自然因素，甚至惧怕知识本身，这要追溯到我们的起源，《创世纪》前几章中留下的无法消除的记忆——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一切迷信，包括社会主义在内，都在助长这种恐惧。
边际效用和宏观经济学

这种恐惧可能很强烈，然而它却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活动当然并非真的不可理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所知，经济学和生物科学如今已对自组织过程做出很好的解释，并且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经对它们的一部分历史以及在文明的兴起和扩展上发挥的有益作用，大概地勾画出了一个局部的合理重构（另见哈耶克，1973）。

交换是生产性活动，它确实使现有资源为人类需求带来了更多的满足。文明如此复杂——贸易是如此有效——这是因为生活在文明世界中的个人的主观世界是如此不同。虽然表面上看令人费解，但是和无分你我、千人一面以及管制相比，个人目标的多样性确实导致了满足各种需求的更大的能力。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多样性使人们能够掌握和运用更多的信息。只有对市场过程做出清楚的分析，才能解开这些令人费解之处。

价值的增加——这是交换和贸易的关键——当然不同于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数量的增加。支配着物质世界的规律，至少那些唯物主义和机械论模式中的规律，在价值的增加这种现象中是不起作用的。价值表示某种物品或行为满足人类需求的潜在能力，并且只能通过不同的商品或服务对不同个人的相关（边际）替代品或等价物的交换率，在相互调整中加以确定。价值并不是物体本身所具有的、不涉及到它们与人的关系的属性或物质特性，它恰恰是这些关系的一个方面，它使人们在就这些物品的用途做出决定时，能够考虑到另一些人可能为它们的用途找到的更佳机会。价值的增加看起来只和人的目标有关，并且只有在考虑到这些目标时才有意义。门格尔对此有清楚的阐述（1871／1981：121）：价值“是经济人对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支配的货物之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断”。经济价值表示的是物品满足一些形形色色的个人目标的能力不断变化的程度。

每个人都有对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标进行排序的特殊顺序。这些个人排序很少为外人所知，甚至他本人也很难做到充分的了解。千千万万的个人，他们处境不同，禀赋不同，欲望不同，得到的有关手段的信息不同，对于彼此的具体需要几乎一无所知，并且有着各不相同的目标范围，让他们的个人努力相互配合，依靠的是交换系统。随着个人展开相互合作，一个未经设计的、更高层次的复杂秩序的系统出现了，连续不断的物流和服务流被创造出来了，它使参与其中的数量极大的个人的主导期望和价值得到了满足。

不同目标的不同排序，其多样性为这些目标所要争取的物质手段，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并且是统一的、起中介或反映作用的价值尺度。由于大多数物质手段可用于许多重要性各不相同的目标，而不同的手段又经常能够相互替代，因此这些目标的最终价值便逐渐反映在手段价值的一个惟一尺度上，即价格，决定这种价格的，是手段的相对稀缺程度，以及在它们的所有人之间进行交换的可能性。

由于不断变化的实际环境要求不断调整具体的目标，而为了给这些目标提供服务，又必须安排具体的手段。因此这两组价值尺度注定会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比率发生变化。个人最高目标的各种排序，虽然各有不同，却会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而个人致力于生产的那些手段的相对价值，却要受制于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难以预测，其原因也是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

目标的等级划分可能是相对稳定的（这反映着许多人视为长期或“持久的”价值），而手段的等级划分却是变化无常的，这使不少理想主义者赞扬前者而鄙视后者。当然，为了不断变化的价值尺度而卖力，似乎也是令人生厌的。有些最关心终极目标的人，却经常违背自己的目标，竭力反对那些他们能够用来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这大概是他们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大多数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必须追求那些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而言仅仅是手段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某一点上加入众多环环相扣的活动，这种活动在经过许多目标各有不同的中间环节后，最终会满足某种他不知道的、与他在时空上相距很远的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过程赋予当前的产品的符号，是个人能够得知的惟一事情。例如，在生产金属螺钉的某个环节上劳动的人，谁也不可能合理地确定，他所制造的某个螺钉，将在或应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为满足人类的需要做出贡献。统计数字也无助于他搞清楚，在能够使螺钉（或任何其他类似的部件）得到利用的许多潜在用途中，应当满足哪些用途，不应当满足哪些用途。

但是，手段的价值尺度，即价格，让人感到它是共同的或庸俗的，显然是因为它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而目标尺度则是各具特色，人言人殊。我们通过表明自己的特殊品味，或通过更为挑剔的品质鉴赏力，来证明自己的个性。然而仅仅是由于通过价格传递的有关不同手段之相对稀缺性的信息，我们才得以实现我们尽可能多的目标。

这两种划定价值等级的方式之间的冲突，在扩展秩序中变得格外醒目，大多数人在这里的谋生方式是为素不相识的人提供手段，他们同样也从另一些素不相识的人那儿，获得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所需要的手段。这样一来，手段的价值尺度便成了惟一的共同价值尺度，这些手段的重要性主要不取决于使用某个具体物品的人所感受到的效果，而是来自它们可以随时相互替代。由于千千万万的个人有着形形色色的目标需求，这使人们无法得知其他人所需要的一件具体物品的用途（因而也无法得知别人所赋予它的价值）。手段的这种仅仅起工具作用的价值的抽象性，也使人们感到它们的价值是“人为的”或“不自然的”，因而对它产生鄙夷。

对这种令人困惑甚至是惊恐的现象的充分解释，在100年以前就已被隐约发现，由于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卡尔·门格尔和列昂·瓦尔拉的工作，特别是门格尔之后的奥地利学派，发展成了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观主义”革命或“边际效用”革命，从而使它得到传播。如果以上各节的内容让人感到陌生甚至难以理解，这只能说明这场革命最基本、最重要的发现仍未得到普及。经济事件不能用以往的事件作为原因来解释，正是这一发现，使这些革命性的思想家把经济理论整合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虽然古典经济学，或人们常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对竞争过程、特别是国际贸易使国内合作秩序和国际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做出了分析，但是只有边际效用理论真正使人理解到供应和需求是如何决定的，适应需求的数量以相互调整引起的稀缺程度是如何指导着个人。整个市场过程由此被理解为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和个别接触相比，它使人们能够利用更多的信息和技能。

一种物品或行为的效用，通常被定义为它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这一现象如今看来如此明显，因此人们难以理解，那些严肃的科学家为何会一直把效用作为物品的一种客观、普遍甚至是可计量的属性看待。对不同物品对不同的人的相对效用可以做出区分，这个事实并没有为比较它们的绝对数量提供最起码的基础。即使人们在他们个人打算为不同的效用付出多少成本上取得了一致，但是“集体效用”并不代表一个可以发现的物品：它就像集体意识一样飘渺，充其量只能是个象征。我们时常断定，某件物品对别人比对我们本人更重要或更不重要，这个事实并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让人相信，效用在人和人之间有客观的可比性。

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打算加以解释的活动，涉及到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它是根据物品在具体环境中满足需求的适宜程度，对物质事实做出解释。因此可以说经济学（我现在更乐意称之为“交换学”。见哈耶克，1973）是一门元理论，它是有关人们为解释如何最有效地为不同目标而发现和利用不同手段的理论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无须奇怪，自然科学家在面对这样的论证时，时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片陌生的领地上，或这些时常让他们吃惊的经济学家，更像是哲学家而非科学家。

边际效用理论虽然是一项基本的进步，但它最初却隐而不彰。这一思想在英语世界里最容易看到的早期阐述是由杰文斯提出的，在他英年早逝之后，由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这位支配着学院派的权威不愿意脱离穆勒的立场，也是由于杰文斯惟一的杰出追随者威克斯第德处在非学院派的位置上，使这种思想一直不被人理睬。这一理论在奥地利的共同发现者卡尔·门格尔算是比较幸运，他找到了两位极有才华的学生（庞-巴威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继续他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个传统，终于使这种现代经济理论逐渐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得到普遍的承认。它强调了它所说的经济价值的“主观”性，从而为未经设计而从人类互动关系中产生的结构提供了一个解释范式。不过在过去40年里，因为要在假定为可计算的各种事物或统计数字中间寻找因果关系的“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使它的贡献黯然失色。我承认，这些因果关系有时也许可以指出某些模糊的或然性，但是它们肯定不能解释引起这种或然性的过程。

然而，由于这种认为宏观经济学既可行又有用的谬见（它大量采用数学，因而肯定会打动那些对数学一窍不通的政客，它也确实是和出现在专业经济学家中间的魔术表演最为相似的东西，这也鼓励了那种谬见），因此许多支配着当前的政府和政治的意见，仍旧是以对价值和价格之类的经济现象的幼稚解释为基础，这种解释徒劳地想把它们当作与人的知识和目标无关的“客观”现象。它无法说明贸易和市场在协调大量人员的生产努力中所发挥的作用，或是正确地估计到它的不可缺少性。

在市场过程的数学分析中沾染的一些习惯，甚至经常让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迷失方向。例如，喜欢提“现有知识状态”，喜欢把在市场过程中活动的人所能利用的信息称为“数据”或“现有的”（甚至用“现有数据”这种词组），这种做法常常使经济学家假定，这种知识不但以分散的状态存在，而且它的总和可以由某个头脑加以利用。这掩盖了竞争是个发现的过程这一事实。一些对市场秩序的论述中作为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的，其实根本不是市场中任何人的问题，因为在这种秩序中市场所依靠的起决定作用的实际环境，是任何人都无法知道的，问题不是如何利用作为一个整体的现有知识，而是如何让任何哪个单一头脑都不知道也无从知道的知识，以其散布在四处的形式，能够被许多相互交往的个人所利用——这不是行为者的问题，而是试图解释这些行为的理论家的问题。

创造财富不仅仅是个物质过程，也不能用因果链来解释。对这种活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任何头脑都能掌握的客观的自然事实，而是千百万种分散的不同信息，它们结晶为价格，以此引导人们进一步做出决定。当市场告诉一个企业家以某种方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时，他既可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也能为总量（以其他大多数人采用的相同计算单位为准）做出比他采用其他方式所能做出的更大的贡献。因为这些价格向市场参与者透露了全部劳动分工所依靠的关键性的随机条件：不同资源——不管它是生产其他产品的工具还是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相互之间的实际可转换（或“可替代”）率。就此而言，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可以利用的量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有关不同物品之可用总量的“宏观经济”知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它甚至没有什么用处。对由大量不同的、有着形形色色组合方式的商品所组成的总产量进行测算的任何想法都是错误的：它们对人类的目标的等价物取决于人类的知识，并且只有当我们把物理量转化成经济量之后，我们才能着手评估这些问题。

对产量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以及对生产特定数量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对具体资源分别有所了解的千百万个人，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通过在各种可能性中做出选择，把这些资源组合在一起——如果对价格揭示出的不同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无所了解，那么就这些可能性本身而言，没有一个能被称为最有效的。

理解相对价格对资源最佳利用的决定性作用，关键的一步是李嘉图发现的比较成本原理。关于这个原理，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正确地说，应当把它称为“李嘉图协作定律”（1949：159-64）。价格关系告诉企业家在什么地方收益会超过成本，因而把有限的资本投进特定的项目是有利可图的。这些信号把他引向一个不可见的目标，即远方不为人知的最终产品消费者的满足。

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无知

了解了贸易和有关确定相对价格的边际效用解释，是理解一种秩序的关键，而养活现存的人口数量全靠这种秩序。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当了解这些事务。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普遍采取鄙视态度，却妨害了这种理解。因为边际效用理论所澄清的事实——即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通过他的选择做出贡献，能够使满足共同体的需求成为他们每个人的独特任务——无论对原始人的头脑和盛行不衰的建构主义，还是对明确的社会主义，都是格格不入的。

不夸张地说，这种观点标志着个人的解放。个人主义精神的发展要归功于技能、知识和劳动的分化（见前面第二、三章），而发达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分化上。当代经济史学家如布罗代尔（1981－1984）已经开始明白，被人瞧不起的中间商钻营利润，然而正是他们，使现代扩展秩序、现代技术以及我们目前这种人口规模成为可能。不受群体精神的摆布而受自己的知识和决定指引的能力，就像这样做的自由一样，是理智发展的结果，而我们的感情依然不能彻底顺从这种理智。虽然一个原始群体的成员很愿意承认德高望重的头领更为高明，但是他们的同伴若是知道一种方法，不须明显费力就能得到别人只有辛勤劳作才能得到的东西，他们是会憎恨这个同伴的高明之处的。为了个人或私下的收益而隐藏和利用有利的信息，被认为是不光彩的，或至少是不够友好。专业化成为利用种类繁多的信息资源的惟一方式的时代已经很久了，这些原始的反应却依然如故。

这种反应今天还在继续影响着政治意见和行为，阻碍着最有效的生产组织的发展，鼓舞着社会主义的错误希望。在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上，贸易的贡献一点也不比生产少，认为人类应当厚此薄彼，由此造成了一种非但无益，反而使政治态度受到歪曲的局面。

对贸易作用的无知，最初是导致惧怕，在中世纪导致了不明真相的管制，在相对较晚的时代，它在更好的理解面前做了些让步，而现在这种管制却又以一种新的伪科学形式被复活了。它试图用这种形式为技术官僚操纵经济提供借口，而当它不可避免地失败之后，又助长了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的猜疑。不过，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更深入的秩序形成过程时，事情似乎变得更糟了，因为这些过程，即支配着货币和金融的过程，比贸易更难以理解。

对货币和金融的怀疑

当面对发达文明中为贸易提供了基础的最抽象的制度时，因为不相信神秘现象而产生的偏见，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些制度对个人行为起着最一般、最间接、最遥远和最不易察觉的调节作用，它们虽然是形成扩展秩序不可缺少的，然而却倾向于隐匿自己的引导机制不被人察觉：即货币以及建立在货币上的金融制度。以货易货一旦被间接的货币交换所取代，易于理解的事情便消失了，由此开始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抽象过程，它大大超出了最聪明的个人的认知能力范围。

货币，即日常交往中的“金钱”，在不被人理解的事物中莫此为甚，大概也和性一样，是最严重的非理性奇思怪想的主题。它同时既让人想入非非和困惑不解，又令人深恶痛绝。涉及到它的文献，很可能比讨论任何其他一个主题的都多；浏览这些文献，不免使人与那些作家产生共鸣，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宣布，若论让人发疯，以这个主题为最，虽爱情也不能相比。《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6：10）。不过有关它的矛盾心态大概更为常见：钱同时既表现为自由最强大的工具，又表现为最邪恶的镇压手段。这个得到最广泛接受的交换媒介，唤起了人们无法理解的过程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不安，他们爱恨交加，热切向往它的某些作用，却又憎恶另一些与前者密不可分的作用。

但是，货币和信用制度的运行，同语言和道德规则一样，是最抵制充分理论解释的自发秩序之一，并且仍然是专家中意见严重分歧的来源。甚至一些专业研究人士也不愿屈从于这样的见解：细节肯定会逃脱知觉的范围，整体的复杂性使人不得不满足于对自发形成的抽象模式的说明，这种说明不管多有启发性，也无力预见任何具体结果。

货币和金融不只让研究者心烦。就像贸易一样，并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仍然不断地让道学家们疑窦重重。这种普遍有效的工具，具有以最隐蔽的方式达到和操纵最大数量的各种目标的威力，道学家对它疑虑重重，自有其若干理由。首先，人们随时都可以看到许多财富在得到利用，而货币的用途对某个人自身或别人所产生的具体或特定的作用，常常是难以察觉的。其二，即便它的一些作用是可以察觉的，它也是既有可能用于行善，也有可能用来作恶。因此，它这种超乎寻常的用途多样性，使它对自己的主人非常有用，也使道学家对它生出更多的疑心。最后，运用钱财的技巧，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收益，就像商业一样，好像脱离了体力劳动或公认的功绩，它甚至无须和任何物质基础打交道——例如“纯粹纸上交易”的情况。如果说，手艺人和工匠令人惧怕，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物质的形状，生意人让人害怕，是因为他们把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属性变成了价值，那么钱商对一切经济制度中最抽象、最非物质的东西所做的改变，岂能不让人对他们产生更强烈的惧怕？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过程的至高点，在这个过程中，可感知的和具体的事物日益被形成行为规则的抽象观念所取代：货币及其制度似乎是处在值得称赞的和可理解的创造性体力劳动的疆界之外，在这个王国里，对具体事物的理解力失效了，定规矩的是不可理解的抽象因素。

因此这个问题既让专业人士困惑，也冒犯了道学家：他们都惊恐地发现，整个事情异乎寻常地膨胀，超出了我们所依靠的观察和控制事件过程的能力范围。好像一切都已失去控制，或者像德国人更为生动的说法，ist uns uber den Kopf gewachsen（脑袋不管用了）。这句和钱有关的话如此鲜活甚至夸张，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大概仍然有不少人相信，就像西塞罗在说到老卡托时（DE OFFOCIIS，Ⅱ：89）告诉我们的，放债如同杀人一样可恶。斯多噶学派的罗马追随者，如西塞罗本人和塞内加，对这些事情的确表现出更多的理解，但是对于由市场决定的贷款利息的流行看法，却很难说更令人满意，尽管这种利息在把资本引向最有生产力的用途上是如此重要。于是我们仍然听到“金钱关系”、“不义之财”、“贪得无厌的本能”以及“商贩”行为，等等（对所有这些现象的解释，见布罗代尔，1982b）。

但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些粗俗的诨名而消失。就像道德、法律、语言以及生物有机体一样，货币制度也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并且同样易于受到变异和自然选择的影响。不过，在所有自发生长的形态中，货币制度的发展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例如，几乎没有人敢说在过去70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们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善，因为，一种一直建立在金本位上的、本质上自动运行的机制，在专家们的指导下，已经被任意的国内“货币政策”所取代。不错，人类从货币中得到的经验，为对它表示不信任提供了很好的理由，但这并不是因为普遍相信的理由。这样说吧，选择过程在这里受到的干涉，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进化选择被政府垄断所阻碍，它使相互竞争的实验失去了可能。

在政府的庇护下，货币体系已发展得十分复杂，但是在各种不同的手段中，几乎没有私人实验和选择得到允许，因此我们依然不十分清楚好货币应是什么样子——或它能好到什么程度。这种干涉和垄断也不是新近的发明：它的出现几乎和钱币被用作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一样古老。货币虽然是自由的人民相互合作的广泛秩序中不可缺少的要件，但几乎从它诞生之日起，政府就在十分无耻地滥用它，从而使它成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一切自我调整过程遭到扭曲的首要根源。政府管理货币的历史，除了少数短暂的幸运时期外，历来就是一部不断欺诈行骗的历史。在这方面，同在竞争中供应各自货币的任何私人机构所能做出的事情相比，政府一直表现得更加不道德。我在别处曾经建议——因此不打算在这里再做说明——假如取消政府对货币的垄断，市场经济也许会更能发挥它的潜力（哈耶克，1976／1978，1986：8－10）。

不管情况如何，我们这里的主要问题，即对“钱上的考虑”不竭的反感，是建立在对货币作用的无知上，而正是这种作用，使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和市场价值的一般计算成为可能。要想让相互合作扩展到人的知觉范围以外，从而扩展到可确认的、能够当即视为机会扩大的现象范围之外，货币是不可缺少的。

对利润的指责和对贸易的轻蔑

我们这个时代的beau esprits（才子们）——即我们一再提到的、在前面几章已打过交道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反对，与原始群体中的成员的反对并没有什么不同。有鉴于此，我倾向于把他们的要求和愿望称为“返祖现象”。深陷在建构主义偏见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市场秩序、贸易和货币中发现最该加以反对的事情是，那些生产者、商人和金融家，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相识者的具体需求，而是对成本和利润的抽象计算。然而他们忘了——或是没有学过——我们刚才一再阐述的那些论证。正是对利润的关心，使资源有可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它使能够从其他商业活动中获得的各种潜力有了最具生产力的用途。境界甚高的社会主义口号是：“为用途而生产，不为利润而生产”，从亚里士多德到伯特兰·罗素，从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到巴西大主教卡玛拉，我们发现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还常常对此有所补充：这些利润是“以他人为代价”得到的）。这个口号暴露出一种无知，它不知道生产能力是如何由不同的个人使其成倍地增加，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总和是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也无法集中到一起的。企业家如果是在提供生产另一些工具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又会为另一些人提供服务，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他是在服务于多种多样的最终目的，他在自己的活动中就必须超越已知的用途和目的。大多数生产者为了更有效地给他们不认识的人的需求提供服务，需要的只是价格和利润。它们是搜索工具，就像望远镜是军人、猎人、水手或飞行员扩大视野的工具一样。市场过程为大多数人提供着物质和信息资源，为了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他们需要这些资源。因此，那些在找出以尽量少牺牲其他目标的方式达到特定结果方面一窍不通的知识分子，却嘲笑别人对成本的关心，比这更不负责任的事实在不多见。获得巨大收益的重要机会和具体情况下需要付出的努力不成比例，知识分子被这种现象气得两眼发黑，其实只是因为有此机会，才使这种实验的努力成为可能。

因此很难相信，凡是对市场有正确了解的人，会诚心谴责对利润的追求。鄙视利润是因为无知，是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赞赏禁欲主义者有这种态度，这世界的财富中微小的一点便可以让他们心满意足，但是如果以限制别人利润的方式来落实这种态度，却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这等于把禁欲主义强加于人，当然也是对一切人的剥夺。

第七章  被毒化的语言

言不顺，……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

语言是行为的指南

贸易、人口流动及人口的增长和交融，不仅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而且使他们的语言变得丰富多彩。商人在旅行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异域的语言，于是也就掌握了这些语言，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得不思考那些关键用语的不同含义（即使仅仅为了不冒犯东道主，或不误解交易协议的条款），由此他们也了解了对最基本事物的一些新的不同观点。我现在要探讨的，是涉及到语言在原始群体与扩展秩序之间引起冲突的一些问题。

所有人，无论是原始人或文明人，要想使他们的感知变得有条理，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语言使他们赋予这些感觉信号的特性。语言不仅能使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体分为不同的物体，而且能使我们根据自己的期待和需求，对不同标记的无限多样性的组合进行分类。这种标记、分类和区别当然经常是含混不清的。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所有用法都含有许多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解释或推理。正如哥德所承认的，我们以为是事实的，其实已经是理论：我们对自己环境的“所知”，也就是我们对它们的解释。

于是，在对我们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便出现了各种困难。例如，许多普遍认可的信念只是隐含在表示它们的用词或句子里，可能绝对不会成为明确的信念；于是它们也绝对不会有受到评判的可能，结果是，语言不仅传播智慧，而且传播难以消除的愚昧。

同样，由于一套特定的词汇本身的局限性及它所具有的含义，要拿它来解释与它历来习惯于解释的东西有所不同的事物，也是很困难的。不仅用原有词汇解释甚至描述新事物是困难的，而且要想把语言以某种特定方式做过分类的东西再进行分类也不那么容易——特别当这种方式是建立在感官的内在特性之上时。

这些困难促使一些科学家为他们所从事的学科创造新的语言。改革家，特别是社会主义者也受着相同动力的驱使，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建议对语言进行精心改造，以便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安分守己（见布洛赫，1954-1959）。

鉴于这些困难，我们的词汇以及附着于其中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我们是用建立在错误理论上的语言说话，我们就会犯下错误并使其长久存在。然而，对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相互作用仍然有着深刻影响的传统词汇，还有那些根植于这套词汇中的理论和解释，在许多方面一直是非常原始的。其中有许多是遥远的年代形成的，那时我们的头脑对我们感官所传达的东西，有着十分不同的解释。所以，当我们学会了许多我们通过语言而知道的东西时，每个词的含义会使我们误入迷途：当我们尽力要表达我们对某一现象的新的和更好的理解时，我们继续使用着含有过时含义的词汇。

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及物动词使无生命物体似乎具有某种思维能力。天真或无知的头脑，当它感觉到运动时，总是以为有生命存在，同样，当它以为存在着某种目的时，也总是设想存在着思维或精神活动。以下事实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进化似乎在每一个人类思维的早期发展中重复一次。皮亚杰在《儿童对世界的认识》一书中写到：“儿童最初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目的。”只是在第二个阶段，头脑才开始对事物的目的本身（泛灵论）和造物者的目的（造物论）加以区分。泛灵论的含义附着在许多基本的词语之中，尤其附着在那些表示产生秩序的现象的词语之中。不仅‘事实’本身，而且‘造成’、‘迫使’、‘赋予’、‘选择’以及‘组织’这些在描述非人格过程时必不可少的词语，仍然使许多人联想到人的行为。

“秩序”一词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在达尔文之前，它几乎被普遍用来暗指存在着一个行动的人。在上个世纪初，甚至像边沁那样有名望的思想家，也主张“秩序以一定的目的为前提”（1789／1887，《全集》Ⅱ，399页）。可以这样说，在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理论的“主观主义革命”之前，对人类创造力的理解一直是受着泛灵论信仰的主宰。直到19世纪70年代，在对竞争中决定的市场价格的引导作用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之前，甚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没有完全摆脱泛灵论的影响。甚至今天，除了对法律、语言和市场的科学研究之外，人类事务的研究仍然被一套主要源于泛灵论思想的词汇控制着。最重要的例子来自那些社会主义作家。人们越是仔细审视其作品，就越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更多地是在保护泛灵论的思想和语言，而不是对其进行改革。以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传统将“社会”人格化为例，社会主义，以及它所理解的“社会”，实际上是历史上各种宗教（连同它们各自的“上帝”）所提出的对秩序的泛灵解释的最新形式。社会主义往往反对宗教这一事实也很难削弱这一点。社会主义者以为所有秩序都是设计的结果，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秩序也能够由某个更高明的头脑加以改善。从这一点上讲，在埃文斯-普瑞查德《原始宗教理论》（1965）一书中初步阐述过的权威人物发明各种泛灵论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也应当占有一席之地。鉴于泛灵论的不断影响，在今天要同意克利福德的观点似乎仍为时过早。克利福德是位深刻的思想家，他早在达尔文时期就曾断言“除了人能够独立介入的情况之外，目的性已不再表示设计归功于有教养的人”（1879：117）。

社会主义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持续影响在史学和人类学的描述性研究中也十分明显。布罗代尔就曾问道：“我们中的哪个人不曾讲到过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实践、异化、基础结构、上层建筑、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大约这些术语全是来自马克思或因为他而得到普及。见布罗代尔，1982b）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谈话的基础并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对所讲事实的后果或起因的解释或推理。我们也尤其应当把一件事归因于马克思，即“社会”代替了马克思实际谈论的国家或强制组织。这是一种迂回的说法，它使我们认为可以用比强制更为温文尔雅的手段去支配个人的行为。当然，作为本书主题一直在谈论的自发形成的扩展秩序，几乎不可能像“作用于”或“对待”一个民族或一国人口那样，“作用于”或“对待”具体的个人。此外，“国家”或更为正确的“政府”一词，在黑格尔之前一直是普通的（或较为明确的）英语词，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也直白而明确地包含权力的概念，而模糊的“社会”一词，却使他能够暗示社会的统治将确保某种自由。

所以，正像智慧常常隐藏在字里行间，谬误也是如此。那些我们如今知道其错误的天真解释，以及那些常常不被赏识，但产生了极大作用的建议，通过我们使用的语言流传下来并影响着我们的决定。与我们的讨论尤其有关的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事实，即我们在谈到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不同方面时所采用的许多词，都带有早期社会的误导性含义。实际上，包含在我们语言中的许多词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人们习惯于使用它们，就会得出一些对问题的冷静思考不可能得出的结论，即与科学论证相矛盾的结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写这本书时，我给自己下了一个自我否定的指令，决不用“社会”或“社会的”这样的词（尽管它们难免会不时出现在一些著作的标题和我所引用的别人的言论中，并且我有时也会让“社会科学”或“社会研究”这类说法继续存在）。尽管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用这些词，但是在这一章里，我希望通过讨论这些词以及其他有类似功能的词，来揭露隐藏在我们语言中的毒素，特别是隐藏在涉及人类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制度和结构的语言中的毒素。

本章开头处孔子那句相当简略的引语，也许是被保存至今的这种认识的最早表现。我最初看到的是它简化了的译文，这显然是因为中文里没有一个字或（一组字）来表示自由。但是以下这段话似乎正确翻译了孔子在《论语》（韦利译本，1938：XIII，3，171－2）中对任何一群有秩序的人的理想状态的描述：“If language is incorrect，……the people will have nowhere to put hand and foot”（译按：此译文显然来自《论语》中“……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一段，哈耶克只从中截取“言不顺”和“则民无所措手足”两句，似与孔子原意不十分相合。）我要感谢牛津大学的大卫·霍克斯先生，他为我经常引用的一句翻译有误的话找到了更为正确的译文。

我们现在的政治语汇不令人满意的特点源自它们的祖先，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由于缺乏进化的观念，认为人类事务的秩序是统治者完全了解的固定不变的一些人做出的安排，或者说，像从古代到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宗教一样，是某个高明的头脑设计的产物。[任何人想寻找语言对政治思维影响的人，都会从德曼特（1978）那儿找到大量资料。在英语文献中，可以从科恩的著作（1931）找到有关隐喻语言设下的骗局的十分有益的讨论。但是就我所知，关于政治滥用语言的充分讨论出现在舍克（1973）和谢尔斯基（1975：233－249）用德语进行的研究中。我本人早些时候在我的（1967／78：71－97；1973：26－54；1976：78－80）中对这个问题也作了一些研究。]

词语含混不清和协作系统的差别

我们在其他地方曾试图澄清词义不明确所造成的混乱，诸如“天然的”和“人为的”（见补论A）、“遗传的”和“文化的”，等等，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我一般情况下更喜欢用不太常用但更精确的概念“分立的财产”，而不是更为通行的说法“私人财产”。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含糊和混淆，其中一些更为重要。

例如，在美国社会主义者盗用“自由主义”一词的做法中，就存在着一个巧妙的骗局。熊彼特对此作了恰当的阐述（1954：394）：“一个或许不是有意为之的最高赞扬是，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也认为盗用自由主义标签是明智的。”这一点也越来越适用于欧洲那些中间路线的政党，它们要么像在英国一样，打着自由的旗号，要么像在西德那样，自称自由主义政党，却又毫不犹豫地同明显是社会主义的政党结成联盟。我在25年前（1960，跋）就曾抱怨说，一个格莱斯顿式的自由主义者在把自己描述成自由主义者时，不可能不给人留下他信仰社会主义的印象。这也不是什么新发展：早在1911年，霍布豪斯就出版过一本题为《自由主义》而更确切地说应称为“社会主义”的书，而且很快又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社会公正的要素》（1922）。

这一变化——一个也许已无法补救的变化——的重要性，使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由广泛用于人类相互作用现象的名称所引起的含糊而混乱的语言上，这也符合本书的一般论题。在说明人类相互作用的不同形式方面，我们缺少恰当的用语，这不仅标志或反映着对于各种人类努力的协调过程，现有的知识极不恰当。这些概念实际上是如此不恰当，以至于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甚至不能明确界定我们正在谈论什么。

我们不妨从普遍用来划分人类协作秩序的两个对立原则，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谈起。这两个概念既具有误导性，又包含着政治偏见。它们本来是想对认识这些制度有所帮助，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它们特点的东西。尤其是“资本主义”一词（卡尔·马克思在1867年仍不知道这个概念，并且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只是因为桑巴特在1902年引起轰动的《现代资本主义》一书，才“爆发了一场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对立面”的政治论战（布罗代尔，1982a：227）。由于这个词让人想到一种为资本所有者特殊利益服务的制度，因此我们看到，它自然引起了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即无产阶级成员的反对。资本所有者的活动使无产阶级得以生存并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创造了无产阶级。不错，资本所有者使人类交往的扩展秩序成为可能，这也许导致一些资本家自豪地同意以此称呼他们努力的结果。然而它让人想到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利益冲突，这是个不幸的发展。

一个表示合作的扩展经济秩序的较令人满意的名称，是从德语引入的“市场经济”一词。但是它也有许多严重的缺陷。首先，所谓的市场经济，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真正是一个经济，而是大量相互作用的单个经济的组合。市场经济只具备这些单个经济的某一些而非全部明确特征。如果我们给这个由单个经济形成的复杂结构起一个名称，让人觉得它是一种人为的结构，就会造成人格化或泛灵论的结果，如我们看到的，这正是我们对人类相互作用过程的许多错误认识的来源，而要摆脱它们也是很难的。必须时刻记住，市场产生的经济并不真正像是人类特意设计的产物，它是一种结构，在一些方面与经济相似，而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就它不能服务于一个统一的目标序列而言，它与真正的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

市场经济一词的第二个缺陷是，在英语里它无法产生出一个便于使用的形容词，而这样一个表明具体行为是否适当的形容词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很久以前我就建议（1967／1978b：90）采用一个新的专门术语，一个从我们在许多类似情况下已使用过的希腊词根获得的术语。1838年，惠特利大主教提出用“catal-lactics（交换学）”作为解释市场秩序的理论科学的名称。这个提议不时地被重复提起，最近一次是由米瑟斯提出。从惠特利创造的这个词中很容易派生出形容词“Catallactic”，并已得到相当广泛的使用。这些词尤其吸引人，因为它们来自古希腊单词“kata－lattein”或“katatassein”，不仅指“交换”，而且指“允许进入社群”和“化敌为友”，这进一步证明古希腊人在这些事务方面的深刻认识（利德尔和斯科特，1940，参见“katallasso”一条）。因此我提议我们创造一个词“catallaxy（交换过程）”，用来描述我们通常称为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的目标，并按照惠特利的做法把经济学称为“交换学”。这一发明的有用之处被我的一些更年轻的同行所证实，他们已经采用前一个术语。而且我相信，如果它得到更为广泛采用，将会真正有助于我们的讨论。

我们的泛灵论词汇和混乱的“社会”概念

这些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对人类事务的研究中，交流的困难始于对我们想要分析的对象的定义和命名。理解方面的主要术语障碍是“社会”这一说法本身。这个概念比我们刚讨论过的其他术语都重要。这不仅由于自马克思以来，它一直被用来混淆政府和其他“制度”的区别。用“社会”一词来表示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不同制度，会错误地使人觉得所有这些制度都是一样的。有如拉丁语中源于socius的societas（社会）一样，它是这类词汇中最古老的一个，指的是彼此相识的同伙或同伴，同时它也被用来描述个人之间实际存在的状态和关系。按照通常的用法，它的前提或含义是，存在着对共同目标的一致追求，而这种目标只有通过自觉的合作才能达到。

如我们所知，人类合作超越个人知识界限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这种追求的范围越来越不受共同目标的支配，而是受着抽象行为规则的支配；遵守这些规则，使我们越来越服务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的需求，并发现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同样也满足着我们的需求。人类合作范围延伸得越广，这种合作的动机与人们心中关于一个“社会”中会发生什么的设就越不一致，“社会的”这个形容词也就愈加不是事实陈述中的关键词，而更像是一种古老的、现已过时的一般人类行为理想追求的核心。一方面是在一个特定团体中个人行为的实际特征，另一方面是个人行为（根据古老的习俗）应当如何的愿望，对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真正见识越来越少。不但以任何实际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一群人都被称为“社会”，而且会得出结论说，任何这样一群人应该像一个原始的合作群体那样行动。

所以“社会”一词已成为表示几乎任何人类群体的方便标签。这种群体的结构和结合在一起的原因都无需知晓——一个人们在不十分明白自己谈论什么时只图一时方便的用语。显然，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全部人口，一个公司，一个协会，一个团体，一个部落，一个帮派，一个族群，或种族、宗教、运动和娱乐项目的成员，以及住在一个特定地方的居民，都是社会或能够构成社会。

对于完全不同的形态，如个人之间有着不断接触的人组成的群体，和仅仅利用从漫长而无限延伸的贸易关系中产生的信号而把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的结构，冠之以相同的名称，这不仅在事实上造成误导，而且几乎总是包含一种隐藏的愿望，要用我们感情上所渴望的那种亲密伙伴关系去塑造这种扩展秩序。儒弗内曾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对小团体的本能的怀乡病——“那是最早出现了人类的地方，是对他仍有无限吸引力的地方：但任何想把同样的特征移植到一个大社会的努力，都是乌托邦并会导致专制”（1957：136）。

在这种混乱认识中被忽视的关键差别是，小群体的行为可以受一致同意的目标或其成员意志的引导，而同样作为一个“社会”的扩展秩序，它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结构，却是因为其成员在追求不同的个人目标时，遵守着相同的行为规则。这些在相同规则下的形形色色的努力所造成的结果，当然会表现出少许特征，它们与拥有同一个头脑或想法的单个组织的特征或这个组织特意安排的特征相似。但是，用泛灵论的态度看待这样一个“社会”，或是把它人格化，赋予它一种意志、一种意图或计划，却会把人引入歧途。因此，看到一位严肃的当代学者声称，任何功利“社会”都一定会表现为不是“个人的多元化组合……而是一个伟人的体现”（查普曼，1964：153），这真是让人惴惴不安。

模棱两可的概意——“社会的”

“社会”这个名词尽管也对人产生误导，但和形容词“社会的”相比危害却要小一些，“社会的”一词或许已成为我们整个道德和政治词汇中最能引起混乱的说法。这件事仅仅发生在过去100年间，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的”一词的现代用法及其影响迅速从俾斯麦德国传遍整个世界。在这个词使用最多的领域，它之所以不断传播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不仅用于描述人类合作的不同模式产生的现象，如在一个“社会”中产生的现象，而且也用来描述促进和服务于这种秩序的各种形式。它从后一种用法越来越变成一种倡议，一种用理性主义道德取代传统道德的指令，并正在逐步取代“好的”一词，用来作为道德上正确的事物的名称。正如《新韦氏同义词词典》的恰当解释一样，由于这“特殊的歧义性”特点，“社会的”一词的实际含义与标准含义在不断地变换着，开始似乎是一个描述词，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一个指令。

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德语用法对美语的影响胜过对英语的影响，因为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被称作经济研究的历史或道德学派的德国学者越来越多地用“社会政策”代替“政治经济学”来命名对人类相互作用的研究。没有被这种新时尚冲走的少数人之一，利奥波德·冯·维塞后来评论道，只有那些“社会党时代”的年轻人，即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的人，能够判断出当时将“社会”领域视为宗教替身的倾向是多么的强烈。最生动的表现之一是社会本堂牧师的出现。但是维塞坚持认为，“成为‘社会（主义）的’并不等同于成为好的或正确的，或‘在上帝眼里是正确的’”（1917）。关于“社会的”这一术语传播，具有启发性的史学研究，我们归功于维塞的一些学生（见我列出的参考文献，1976：180）。

“社会的”一词目进入英语以来，它在用法上不同寻常的多样性在我们这里四处开花结果。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方塔那现代思想词典》（布洛克等，1977）中，恰好是在“肥皂剧”（soapopera）这个词条后面，可以找到不下35条与“社会的”（social）一词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词组，从“社会行为”直到“社会整体”。与此相似，在R.威廉斯的《关键词》一书中，作者尽管用习惯上的“参见”方式把读者引向相应的条目，但是对于“社会的”这个词却没有遵循这一做法。很显然，在这里采用他的这一方法是行不通的，作者于是干脆放弃这一做法。这些例子导致我花了一点时间，把我所遇到的出现了“社会的”的情形全都记录下来，于是就产生了下面这份颇有教益的清单，它一共有160多个由形容词“社会的”限定的名词：

核算 行动 调整

管理 事务 协议

时代 动物 呼吁

意识 行为 存在

机构
原因
特征

圈
追求更高地位者
协定

组成
理解
关注

观念
冲突
良知

意识
思考
结构

契约
控制
信誉

缺陷
评论
活动家

决定
需求
民主

性质
发展
范畴

歧视
弊病
倾向

距离
责任
经济

目的
实体
环境

认识论
行为准则
礼仪

事件
邪恶
事实

因素
法西斯主义
力量

框架
职能
集结

地理
目标
利益

风度
团体
和谐

健康
历史
理想

牵连
不适
独立

下层
制度
保险

交往
公正
知识

法则
领导
生活

市场经济 医学
移民

理智
道德观
道德

需要
义务
机遇

秩序
机体
取向

遗弃者
所有制
伙伴

激情
和平
养老

人物
哲学
幸福

观点
政策
地位

权力
优先权
特权

问题
过程
产品

进步
财产
心理

等级
现实主义
领域

法治国家 认可 改革

关系
补偿
研究

反应
责任
革命

权利
角色
法则

满足
科学
保障

服务
信号
意义

团体语言 团结 精神

结构
稳定
立场

身份
斗争
学者

探讨
调查
体系

才干
目的论
信条

紧张
理论
思想家

思想
特征
用途

效用
价值
观点

美德
匮乏
浪费

财富 需求 工作

工作者 世界

这里列出的许多组台词的否定、批判形式用得更为普遍：于是“社会调整”变成了“社会失调”，“社会混乱”、“社会不公”、“社会失序”、“社会不稳定”等也是如此。

只根据这份清单还不能断定，“社会的”一词是否因为具有如此多的不同含义，便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交流工具。不过，它实际产生的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总是险恶地暗示一个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知道被曲解了的概念，即扩展秩序的非人格化和自发的过程所成就的事情，实际上是人类有意创造的结果。第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它要求人们重新设计他们从来没有设计过的东西。第三，它也获得了使它所限定的名词变得毫无意义的力量。

从最后一个结果来看，它实际上已成为一些美国人所谓“黄鼠狼式修辞法”的最有害的例子，这一说法来自莎士比亚的“我能从一首歌中吸出悲哀，就像黄鼠狼吸空鸡蛋”（《当你喜欢它时》，Ⅲ，5）。就像黄鼠狼能吸空鸡蛋而不留任何痕迹一样，这些词也可以使它们所限定的任何词失去含义，而表面看上去却丝毫未损。当一个人不得不用一个概念，而同时又想剔除其中挑战其意识形态基础的所有含义时，就用这个狡黠的词去其锋芒。

关于这一表达在现代美语中的用法，可参见最近马里奥·佩伊《黄鼠狼式修辞法：所言非所指的艺术》（1978），书中认为西奥多·罗斯福1918年创造了这一术语，从而表明70年前美国的政客就很有学问，然而，读者在该书中却无法找到“社会的”这一极为含混的语词。

尽管对“社会的”一词的滥用是国际性的，但是，在西德这一词的滥用恐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西德在1949年颁布的宪法中采用了Sozialer Rechtsstaat（社会法治国家）一词，自此“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就广为传播——但其含义肯定不是其倡导者路德维希·艾哈德所指（他曾在一次谈话中向我保证说，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被改造成社会的，作为社会的产物，它本来就已如此）。尽管法治和市场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概念，但是，限定词“社会的”却使这些词失去了任何明确的含义。德国学者从“社会的”一词的这些用法中得出结论，他们的政府在宪法上服从“社会国家的原则”（Sozialstaatsprinzip），这与悬置法制相差无几。同样，这些德国学者看出“法治国家”（Rechtsstaat）和“社会国家”（Sozialstaat）之间存在矛盾，便把“社会法治国家”（Soziale Rechtsstaat）写在宪法中以防不测——我或许可以说，这部宪法是由受到19世纪“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诺曼启发的那些费边派糊涂虫写成的（梅耶，1972：8）。

与此相类似，“民主”一词一直有非常明确的含义；然而“社会民主”不仅曾用来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激进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名称，而且现在在英国已被用来称呼费边社会主义的任何政党。但是，时下我们所称的“社会国家”用传统的词语表达却是“仁慈的专制”，以民主方式，即在保留个人自由的同时，实现这种专制所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则由于“社会民主”的图谋而荡然无存。

“社会公正”和“社会权利”

“社会的”一词最糟糕的用法，也就是将它所限定的词的含义破坏殆尽的用法，莫过于普遍使用的短语“社会公正”。尽管我已经对这个具体问题作过一些探讨，特别是在我的《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二卷《社会公正的幻想》中作过一些探讨，但由于它在支持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辩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此我至少必须简要陈述一下要点。正如一位比我更有勇气的杰出人士多年前坦率表述的那样，“社会公正”这一说法不过是“与人民民主同出一辙的语义骗局”（柯伦，1958：8）。这个概念使年轻一代的思想产生错乱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这可由一位牛津博士最近写的论文《社会公正》中得到证实，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到传统的公正观时，竟然用了“似乎还有一个个人公正的范畴”这种不同寻常的说法。

我明白，这是在建议“社会的”一词适用于减少或消除收入差别的一切事务。但为什么称这种行为是“社会的”？或许由于它是一种确保多数地位，即出于别的什么理由希望增加选票的手段？似乎确实如此，但它也肯定意味着，给予我们的每一个“社会的”劝戒，都是在要求朝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再迈进一步。所以“社会的”一词的用意，实际上等于是在要求“分配公正”。然而这同竞争的市场秩序，以及同人口和财富的增长甚至维持，都是难以并存的。由于这些缺陷，人们逐渐把“社会的”称为维护“社会”的主要障碍。“社会的”实际上应被称作“反社会的”。

如果人们认为个人的相对地位是公正的，他们就会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感到满意，这十有八九是正确的。然而支持分配公正（即每个人都应得到自己道义上应得的份额）的整个思想，在人类合作（或交换）的扩展秩序中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可获得的产品（它的规模，甚至它的存在）都取决于在一定意义上与道义无关的产品分配方式。确定道义上的奖惩并无客观标准，其原因我们已探讨过。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要使一个大的整体适应有待发现的事实，要求我们接受“成功是基于结果，而非基于动机”（阿尔齐安，1950：213）。任何合作的扩展体制，必须不断适应其自然环境中的变化（包括其成员的生命、健康和力量）；只有结果公正的变化才应当发生是一种荒谬的要求；它就像相信对这种变化精心做出的有组织的反应可以是公正的几乎同样荒谬。没有不平等，人类既不可能达到也无法维持其现有的人口数量，而这种不平等既不受任何审慎的道德判断的左右，也与这样的判断不可调和。发奋努力当然可以增加个人的机会，但只靠努力并不能确保收获。那些曾同样努力进行尝试的人，他们生出的妒嫉尽管完全可以理解，却是违反公共利益的。所以，如果共同的利益其实是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不能屈服于这种人类本能的愿望，而应该由市场过程来确定回报。除了市场以外，没有人能够确定个人对整个产品贡献的大小，也无法确定应该给一个人多少报酬，才能使他选择从事某些活动，能够为向所有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做出最大的贡献。当然，如果认为后者合乎美德，那么市场就能产生最道德的结果。

一些没有任何可实现的内容的承诺，把人类分成了两大敌对群体。妥协的方式并不能消除这一矛盾的根源，因为对于在事实方面的错误认识，每一次让步只能产生更不可实现的期望。然而，一种反资本主义的伦理观仍在继续发展，其基础则是某些人的谬论，他们对创造财富的制度大加挞伐，而他们的生存恰恰是靠了这种制度。他们以自由的热爱者自居，对分立的财产、契约、竞争、广告业、利润甚至金钱本身统统加以谴责。设想如果他们的理由能够告诉他们如何安排人类的努力来更好地为他们固有的愿望服务，他们本身就对文明造成一个重大威胁。他们自以为自己的理性能够告诉他们如何安排人类的努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内心愿望，其实他们自己构成了对文明的严重威胁。

第八章  扩展秩序和人口增长

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 ——亚当·斯密

马尔萨斯主义恐慌症：对人口过剩的担忧

我一直在试图解释，尽管有来自我们的本能的反对，尽管存在着对自发过程中所有不确定的事物的恐惧和对经济的普遍无知，尽管在试图用所谓理性手段取得实际上是返祖目标的运动中，存在着所有这些陈腐的论调，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如何演进的。我也坚持认为，如果这些运动在取消市场上果然大获成功，扩展秩序就会崩溃，许多人就会受苦受难甚至命归黄泉。不管你是否喜欢，目前的世界人口已经存在。摧毁他们的物质基础，以便取得社会主义者鼓吹的符合“道德”或本能的改进，无异于宽恕造成上亿人死亡并让其余的人陷入贫穷这种滔天大罪。（见我的1954／1967：208；和1983：25-29。）

某些逐渐形成的行为模式、制度和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好处，同人口规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算不上是什么新发现。亚当·斯密最深刻的见解之一（1776／1976：31），就是“交换的力量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契机，因此分工的程度必然总是受制于这种力量的规模，或者换句话说，受制于市场的规模”；还可以参见他的《法理学讲义》（1978：582-586）中“关于劳动分工的两个残篇”。我们也已清楚地看到，那些采取了市场竞争做法的人，随着其数量的增长，会取代那些遵守着另一些习惯的人。遵照约翰·洛克在第二篇论文（1690/1887）中的类似主张，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沙利文早在1795年就提到美国土著如何被欧洲殖民者取代，并且现在能让500个有头脑的人过上富足生活的地方，过去只能供一个原始人靠打猎在“饥饿中度日”（1795：139）。（那些继续主要以狩猎为生的美洲土著部落，也被来自另一个方向的人，即学会了农耕的部落所取代。）

尽管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套实践对另一套实践的取代常常伴着腥风血雨，却不一定总是需要这样。毫无疑问，地点不同，事情的过程也会有所不同，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详述，不过人们可以想像到事件的不同结果。可以说，在受到扩展秩序侵入的一些地方，那些采纳了新的做法，因而能够从已有土地上取得更多收获的人，作为对能够利用其土地的回报而向另一些居住者提供的东西（无需这些居住者做任何事，也无须“入侵者”使用武力），往往同他们通过辛勤劳作所能获得东西一样多，有时甚至更多。另一方面，自身极高的居住密度，也使更先进的人民能够抵御那些将他们从一片在以原始方式利用土地的时代就一直为他们所使用和必需的广阔土地上赶走的企图。许多这样的过程都在完全和平的条件下发生，当然，商业上有组织的人所具有的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往往会加速这一过程。

即使市场的扩展和人口的增长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但是见识广博和善于思考的人如今却越来越不愿意继续接受人口增长和文明兴盛之间的联系。相反，当他们思考我们现在的人口密度，特别是过去300年间人口的增长速度时，他们变得高度警觉，视人口增长的前景为噩梦般的灾难。甚至像弗莱（1967：60）这样一向明智的哲学家，也对朱利安·郝胥黎大加赞赏，因为“在人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认识到这一点之前”，他早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是人类现在和未来幸福的首要威胁”。

我一直主张社会主义是对人类现在和未来幸福的威胁，我的意思是，无论社会主义还是任何已知的市场秩序的替代物，都不能承受目前的世界人口。但是像刚才引用过的那种反对意见，往往是出自那些并不提倡社会主义的人，他们认为，既是如此大量的人口的制造者，又是这大量人口之产物的市场秩序，也对人类的幸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现在显然必须来谈谈这个矛盾。

人口增长会让全球陷入贫困，这一近代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于简单化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造成的；马尔萨斯的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第一步，但是现代条件已使它变得毫无意义。马尔萨斯假定人类劳动力几乎可以被看做是同质的生产要素（即工资劳动者全有着相同的性质，他们全都从事农业，有着相同的工具和机会），这在当时的经济秩序下与事实相去不远（理论上的两要素经济）。对回报减少原理的最早发现者之一的马尔萨斯来说，这肯定说明了只要劳动者数量一增加，就会导致我们现在所称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因此工人的收入也会随之下降，在最好的土地被合理划分成小块土地时尤其如此（关于马尔萨斯的两条定理之间的关系，见麦克莱利，1953：111）。

然而，在我们一直讨论的变化了的条件下，情况便不再是这样了，这时的劳动力不再是同质的，而是种类繁多各有所长。随着交流的加强和通讯及运输技术的改进，人口的增长和就业密度，使劳动分工具有了优势，导致了迅速的多样化、差异化和专业化，使人们有可能开发出新的生产要素并提高生产率（见第二章、第三章及下文）。不同的技能，无论是天生的或后天获得的，都成了各具特色的难得的要素，常常在多方面互为补充；这使工人们值得去掌握那些能够得到不同市场价格的新技能。自愿的专业化是预期回报上的差别造成的。所以劳动可以造成回报的增加而不是减少。更为密集的人口也会采用一些在人口稀少的地方毫无用处的工艺技术，如果别的地方已经开发出这些技术，它们也可以通过引进而被迅速采用（假如能够得到所需资本的话）。与更多的人和平相处经常交往，即使仅有这样一个事实，也能够使可获得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不再是同质的生产要素，因此马尔萨斯的结论也就不再适用。相反，由于进一步的分化，人口的增加现在可以导致人口进一步增加，不仅会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时期内自我加速，而且是提高物质文明和（由于个性化）精神文明的前提。

所以，带来生产率提高的，不仅仅是更多的人，而且是更加不同的人。人们变得强大，是因为他们变得如此不同：新的专业化的可能性（不十分取决于个人智力的提高，而取决于个人越来越多的差异）为更成功地利用地球资源提供了基础。这反过来又要求由市场信号机制所保证的间接互惠服务网络的扩展。由于市场揭示了出全新的专业化机会，两要素模式，连同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变得越来越不恰当。

普遍存在的担心，即参与并促成了所有这些现象的人口增长，也会导致贫穷和灾难，主要是因为对一个统计计算的误解。

这并不是否认人口增长可能导致平均收入的减少。但是对这种可能性的解释也是错误的——这一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将不同收入阶层中现有人口的平均收入同后来出现的更多的人口的平均收入混为一谈。无产阶级是额外增加出来的人口，如果没有新的就业机会，其人口也永远不会增长。出现平均收入的下降，仅仅是因为人口的大量增长一般会引起人口中较贫穷阶层而非较富裕阶层人数的增长。但是不能由此便得出错误的结论说，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人都会变得更穷。在现有社会中没有一个人必然变穷（尽管一些富人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被一些后来者取代，因而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事实上，每个已经活在世上的人，都有可能更有富一些；但是由于在现有人口中又增加了大量的穷人，平均收入就有可能下降。一个不值一提的事实是，平均数的减少同所有收入群体人数的增加并不矛盾，但高收入人数的增长低于低收入人数的增长。也就是说，如果收入金字塔的底部的增加大于其高度的增加，增加了的总收入的平均数就会变小。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正确的结论：占数量多数的穷人从增长中获得的益处大于占数量少数的富人。资本主义创造了就业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条件，使那些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得维持自己及其后代的生存所需的工具和土地的人，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这些东西，当然这对双方都有利。这个过程使人们能够在贫穷中生存并繁衍后代，而如果没有生产性的工作机会，这些后代几乎很难长大成人并继续繁衍后代：这一过程使千百万人来到这个世界并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或者即使他们能够生存一段时间，也无力生育后代。就此而言，穷人从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产阶级：它使他们诞生并生存下来。

所以，认为富人剥夺了穷人的东西，如果他们不用武力，这些东西本来是属于或至少可能属于穷人，这整个论点纯属无稽之谈。

一个民族，它的资本储备规模，以及它为获得和交流信息而积累起来的传统和习惯做法，决定着该民族能够维持众多的人口。只有当那些从事着投资活动，在目前的支出和未来的回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能够从这种行为中获得至少同他们将资本挪作它用一样的收益时，人们才会有工作，才能生产出各种物资和工具满足未知人口的未来需求。

所以，没有富人——没有那些积累资本的人，穷人即使能够生存，也只会愈加贫穷，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挣扎，每一次旱灾都会夺走他们尽力抚养的大多数孩子的生命。资本的创造比其他任何方式更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由于资本家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雇佣别人，因此他这种养活他们的能力对双方都有利。当有些人能够雇佣别人，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而且是为了同无数其他人进行货物和服务的交易时，这种能力还会进一步增长。所以说，财产、契约、贸易和资本的运用，并非只对少数人有利。

嫉妒和无知使人们认为，如果有人拥有超过了他当前消费所需的财富，这并不是什么功德，而是应当受到谴责。不过，认为积累这种资本只能以别人为代价的观点，却是退回到了一种毫无根据的经济观点，尽管在某些人来说似乎就是如此，而且它使人们无法正确理解经济的发展。

问题的区域特征

造成误解的另一个根源是，人们往往只从全球范围内考虑人口增长。人口问题必须被看做是区域性的，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态势。真正的问题在于，特定地区的居民数量是否因为无论什么原因，总是比该地区的资源（包括他们可以用于贸易的资源）增长得更快。

只要人口的增长是由于该地区人口生产力的提高，或是更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资源，而不是因为外部对这种增长的人为支持，就不必为此感到担心。从道德上说，我们无权阻止世界上其他地区人口的增长，正像我们没有义务援助这种增长一样。但另一方面，如果物质发达的国家对于像中非的萨赫勒这类地区的人口增长，不断给以援助甚至资金上支持，而这些地区的现有人口（更不要说增加的人口）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不可能靠自身的努力生存，这就会造成道德上的矛盾。试图把人口维持在一个数量之上，使积累的资本无法不断地用于再生产，能够维持的人口数量就会减少。除非我们进行干预，这些人口只有在能养活自己时才会增长。发达国家通过帮助像萨赫勒那样的地区的人口增长，唤起了希望，造成了承担义务的条件，同时也就承担了他们迟早有可能放弃的重大责任。人类并非能力无限，承认自己力量的局限性，而不是凭着本能的冲动去消除遥远的不幸（不幸的是，他并不能提供多大的帮助），这可以使他更能接近于实现自己的愿望。

无论如何，在同我们有关的可预见的未来，并不存在世界总体人口超出其原材料资源的危险，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固有的力量便早已中止了这个过程。（相关研究见西蒙，[1977，1981a，1981b]、博塞鲁普[1981]、诺斯[1973，1981]、鲍尔[1981]以及我自己的1954：15和1967：208。）

在除欧洲以外的所有大陆的温带地区，存在着广大的地区不但能够承受人口的增长，而且那里的居民仅仅通过增加土地居住密度并加强其资源的开发，也有望达到“西方”国家已经达到的普遍富足、舒适和文明的水平。在这些地区，如果人们想达到他们所追求的标准，其人口就必然增加。人口增长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劝说他们减少人口，更不用说强迫他们这样做，不仅显得自以为是，道德上也难以成立。如果我们试图不加区别地养活世界各地所有的人口，也许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但是有些群体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维持其人口的数量，外人反对他们的人口增长便是没有道理的。已经非常富裕的国家的居民，几乎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结束增长”（像罗马俱乐部或新近发表的《全球2000》所做的那样）或对憎恨这种政策的国家横加阻挠。

在这种提议限制人口的政策中，包含着一些蛮不讲理的观点，例如发达民族应将仍由不发达民族居住的一部分地区变为某种自然公园。以为享受着乡村贫困生活的幸福的原始人，会愉快地放弃发展，不在乎它能给他们许多人带来的那些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文明的好处，这种田园诗般的景象，纯粹是建立在幻觉之上。如我们所知，这些好处确实要求做出一些本能或其他方面的牺牲。但是欠发达民族必须自己独立地作出决定：是否值得为物质上的舒适和先进的文化作出这些牺牲。当然不能强迫他们进行现代化，但是也不能通过孤立政策阻止他们寻求现代化的机会。

除了因穷人数量的增加迫使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分配收入的情况外，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由于人口增长而使其中已经达到不同水平的成员生活标准下降的事例。西蒙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没有任何经验资料表明，人口的增长、规模或密度对生活水平造成了负面影响”（198la：18及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作品1977和1981b）。
多样性与差异

差异是理解人口增长的关键，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关键问题稍加展开。人类的独特成就，即导致他的其他许多突出特性的成就，就在于他的差异和多样性。除了少数物种因为人类施加的人为选择而产生了具有可比性的多样性外，人类的多样性无与伦比。这是因为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人类发展出了向自己同伴学习的极为有效的器官。这使人类数量的增长在其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不是像其他物种那样受着自我限制，而是受到着自我激励。人口的增长呈现某种连锁反应的方式，土地居住密度越大，就越能给专业化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导致个人生产率的提高，这反过来又引起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此外，在这大量的人口中间，不仅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内在属性，而且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文化传统，他们强大的智力，特别是在其漫长的成熟期，使他们能够从中作出挑选。人类的大多数现在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正是因为他们具有的高度的灵活性，因为存在着如此众多的不同个体，他们不同的天赋使他们能够通过吸收不同的传统所形成的无限多样性的组合，使他们彼此之间进一步各具特色。

由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提供着新机会的多样性，从本质上说，是劳动、技能、信息、知识、财产和收入的多样性。这个过程既不简单也无因果关系，而且不可预测，因为在每一阶段，不断增加的人口密度仅仅创造了一些有待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发现并迅速得到落实。只有当一些早期的人通过了这一阶段，并且其做法可以被他人仿效时，这一过程才会十分迅速地进行。学习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而且需要一个前提，即个人处境的丰富多彩，以及能够带来合作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交流。

人们一旦学会了利用人口密度增加所提供的新机会（不仅由于分工、知识和财产，而且由于一些个体积累起新的资本形式而引起的专门化），这就会成为进一步增长的基础。由于多样化、差异、距离越来越遥远的交往和相互影响以及跨越时间的传播过程，人类已经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种，它保留着一些有利于其成员进一步增加的结构特征。

据我们所知，扩展秩序很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已经非常复杂的生物有机体又获得了学习和吸收超越个人的传统成分的能力，这使他们能够一刻不停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包含着更复杂秩序的结构。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暂时障碍被逐步冲破，人口增长为进一步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基础，如此往复不已，便产生一个不断进步的累积过程，直到地球上所有肥沃丰饶的地区被同样密集的人口占用为止。

中心和边缘

当然会有走到头的时候，不过我并不认为，极令人惊惧的、导致“房间里只有站票”的人口爆炸，已经近在眼前。人口增长的故事现在也许已经接近尾声，或至少是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因为人口的最高速增长从未出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总是出现在发达经济的边缘，出现在那些不拥有能够维持自己生存的肥沃土地和设备，是“资本家”为他们提供了新生存机会的穷人中间。

然而，这些边缘正在逐渐消失。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再进入这个边缘：人口增长的爆炸过程，大约在上一代就已经几乎波及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了。

因此，对于这样的推测，即过去数百年间人口无限制加速增长的趋势，会在未来无限期地继续存在，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我们可以希望并期待着，现在正进入扩展秩序的那些人，一旦他们用尽了剩余的机会，他们令人倍感担忧的人口增加，也会逐渐减速。毕竟非常富裕的群体并未呈现出这样的趋势。我们所知不多，因此不能说什么时候会到达这一转折点，但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口不可避免的无限期增长这种神话所编造出来恐怖景象，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会来到我们面前。

我以为这个问题正在消失：人口增长率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顶点，不会继续提高，而是会下降。人们当然不能言之凿凿，但是，只要没有蓄意的介入刺激其增长，看来（即使还没有实际发生）人口增长会在本世纪最后10年的某个时候达到最高峰，此后便会逐渐下降。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中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就达到了约2．4％的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达到了目前2．1％左右的水平。而同一时期，较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已开始下降。所以说，到了60年代中期，人口似乎已达到了空前的年最高增长率并开始回落（联合国，1980和科恩，1984：50-51）。正如科恩所说：“人类已经开始实施或体验到了支配着其所有同类的限制。”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处在发展中经济边缘的人口，就可能更容易理解这些运转过程。发展中国家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如墨西哥城、开罗、加尔各达、圣保罗、雅加达、加拉加斯、拉各斯、孟买，其人口在短时间便翻一番甚至更多，老城中心被城市贫民窟或“市郊贫民区”所环绕。

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生活在市场经济边缘的人们尽管已从参与市场经济中获益（例如通过接受更先进的医疗、各种更有用的信息及先进的经济制度和行为方式），但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经济的传统、道德和习惯。例如，他们仍然有可能实践着市场经济以外的的生育习惯，如财富稍有增加，穷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生育一些后代，至少足够供其养老。这些旧习惯正逐渐地，在一些地方甚至是迅速地消失，这些边缘群体，特别是最靠近中心的群体，正在接受更有利于他们节制生育的传统。所以，不断发展的商业中心所以引人入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提供了如何通过模仿使许多人达到自己愿望的模式。

这些城市贫民窟本身就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们证实了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几个论点。例如，这些城市周围的农村人口并没有因城市贫民窟而减少；他们通常也从城市的发展中获益。城市为千百万人提供了生存机会，如果这些人（或其父母）没有移居到城市，他们就会死亡甚至不可能降生。那些移居城市（或城市边缘）的人所以被带到了这里，既不是因为城里人有着为他们提供工作和工具的慈悲心肠，也不是因为富有的乡村“邻里”善意的劝告，而是因为听信了关于同他们素不相识的另一些穷人（也许来自某个遥远的山区）的传言，这些人因为听说能够在那里打工挣钱而去了正在发展的城市，从而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些人所以能够保住性命，是因为他们向往甚至贪图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因为别人的善行，而且这样做的效果要比善行更好。乡下来的人虽然不可能用抽象的概念理解问题，但是他们从市场信号中得知，当前已经不足以支付城里富人消费的收入，被用来向另一些人提供工具和生计，作为对他们工作的报偿，使那些没有继承下可耕地和农具的人能够生存下来。

当然，就某些人而言，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的人是有意选择了贫民窟而不是乡村（对于它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浪漫感情）作为他们生息之地，让他们承认这一点是很难的。但正如恩格斯在当时的曼彻斯特贫民窟里发现的爱尔兰和英格兰农民的情况那样，事情确实如此。

这些边缘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边际效用支配的是那里的居民而不是乡下人。第三世界的政府管理经济的努力所产生的逆“循环”效用，以及这些政府向既得利益的劳动者或误入歧途的社会改革家们做出让步，在消灭边缘群体就业机会上表现出的能力，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最后，人们有时在这里可以直接目睹一些以最明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选择过程，即受到商业道德最残酷而明显打击的，并不是已经学会了以相对较先进的形式实践它们的人，而是那些尚未学会如何应付它们的后来者。生活在边缘的人还不能完全服从新的习惯（所以总是被视为“不良分子”，有时甚至被认为接近于罪犯）。他们也亲身体验了更先进的文明习惯给那些仍按部族和村落道德思维的人们所带来的首次冲击。无论这个过程对他们有多么痛苦，他们毕竟也从商业阶层的实践所形成的分工中受益，甚至可以说他们受益尤多；他们许多人逐渐改弦易辙，由此才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的行为至少要有些最起码的变化，这是他们同意进入已建立的较大群体并逐渐增加他们在总产品中所得份额的前提。

依赖不同规则体系生存的人的数量决定着哪种体系会占优势。这些规则体系未必是广大群众（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里的人只是其中一个生动的事例）本身已经完全接受的体系，而是一个核心群体所遵循的体系，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个核心群体的周围，分享着不断增长的总产品的收益。那些至少部分接受了扩展秩序的习惯并从中获益的人，在这样做时常常并没有意识到因这种变化最终要付出的代价。不仅原始的乡下人会得到这些残酷的教训，统治一地臣民甚至消灭其精英的军事征服者，也常常在日后不无遗憾地认识到，要想分享当地的利益，得入乡随俗才成。

资本主义使无产者生存

在剩余的篇幅里，我们不妨把我们的主要论点做一总结，并指出它们的若干含义。

如果我们问，那些被称作资本家的人，人们最应该把什么东西归功于他们的道德实践，答案是：人们的生存。社会主义者认为，所以存在着无产阶级，是因为一些原本能够维持自己生存的群体受到了剥削，这种解释纯属天方夜谭。如果没有另一些人为其提供维持生活的手段，构成现在无产者的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尽管这些人可能有受人剥削的感觉，政客们也可能煽动并利用这种感觉以获取权力，但西方的大多数无产阶级，以及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将他们的生存归因于发达国家给他们创造的机会。这一切还不限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像俄罗斯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国家维持其国民生存的话，他们现在也会忍饥挨饿，虽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很难公开承认，只要我们成功地维持并改进使扩展秩序成为可能的私有财产基础，我们就能养活目前包括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人口。

资本主义还采用了一种从生产中获取收入的新方式，它能够使人们，常常也包括他们的后代，独立于家族或部落，从而使他们获得解放。事情就是如此，虽然由于“工会”这种有组织的工人团体的垄断地位，资本主义有时不能向希望利用它的人提供它能够提供的全部好处，因为这种工会阻止愿意以低工资做工的人从事这些工作。

用抽象的规则代替具体目标，其普遍的优势在这些事例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谁也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想使人类尽可能快速增长的自觉愿望，或是对已知的具体生命的关切，都不会产生那样的结果。那些最早采用新行为模式（储蓄、私有财产等等）的人，他们的后代也并不总能因此而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因为这些行为模式并不维护特定的生命，它只是增加了该群体人口更快速繁衍的机会（或前景，或可能性）。这种结果只可预见，不能强求。有些行为模式实际上导致了某些个人的生命失去尊严，甚至要有不惜杀婴、丢弃老弱病残或处死危险分子的准备，这都是为了使其他人生存和增长的前景能够有所改进。

我们很难说，人口的增加是件绝对的好事。我们仅仅认为，这种结果，即遵循着特定规则的特定人口的增加，导致人们去选择那些其优势能促进人口进一步增加的行为模式。（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这也不是说，限制和压抑某些固有感情的先进道德应该完全取代这些感情。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在我们同邻里的交往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下，仍然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占了其他秩序的上风，是因为它能够使采纳了其基本规则的群体更好地繁衍，价值的计算就成了对生命的计算：受这一计算引导的个人，就是在做最有益于增加其成员的事情，尽管很难说这是他们的本意。

成本核算就是生命核算

尽管“生命核算”这一概念不能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但它远不止是一个比喻。在经济活动对人类生存的维护中，也许不存在简单的数量关系，但市场活动最终后果的重要性，再怎么估计也算不上过分。然而必须加上几个限制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说，当问题是牺牲少数人以满足更大数量的另一些人的需求时，只有那些未知的生命会被作为很多单位加以计算。即使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也常常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公开或私下的决定中，未知的每个生命都不是绝对的价值，公路、医院或电力设备的建造者从来不会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致命的事故，因为避免由此在别处引起的成本，人类生命的总体风险就会大大降低。当军队外科医生在战斗后采用“应急救治原则”时——他让一个可能得救的人死去，因为在用来抢救这人的时间内，他可以拯救其他三个人（见哈丁，1980：59，哈丁将“应急救治原则”定义为“拯救最多生命的程序”）——他就是在进行生命核算。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如何在拯救更多的人和更少的人之间作出选择，虽然它也许只是对应当作什么的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要求保护尽可能多的人的生命，并不等于把所有个人的生命看得同等重要。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例子里，拯救医生的生命可能比拯救他的任何一个病人的生命更重要：不然没有人能够活下来。有些生命显然更重要，因为他们能够创造或维持其他生命。群体中好的猎手或卫士、能生育的母亲及有智慧的老人，可能比大多数婴儿和大多数上年纪的人更重要。一个好的首领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其他许多人的生命也就有了依靠。能干的人可能比其他成年人对群体更有价值。进化趋势的影响，并不在于人口的现有数量，而是未来人口的出生率。如果一个群体中的所有育龄男女，以及保护他们并给他们提供衣食所需的人有了保障，未来人口增长的机会就不会受到影响，而所有45岁以下妇女的死亡将会毁灭传种接代的所有可能性。

如果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的未知生命在扩展秩序中必须被平等相待（就政府行为而言，在我们的理想中我们已经接近这个目标），但是在小团体或我们的固有反应中，这个目标却从来没有支配过行为。于是有人提出了这个原则的道德或善恶的问题。

就像其他每个有机体一样，人类的生理构造和他的传统的主要“目标”，就是生育后代。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异常成功，他的自觉努力，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只有对这一结果有所贡献才会具有最持久的效力。他那些促成这一结果的行为是不是真正的“善”，这种问题，尤其当这样做的意图是要问我们是否喜欢这些结果时，便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从来都不能够选择我们的道德观。尽管有人倾向于从功利主义角度解释“善”，认为凡是能带来理想结果的，就是“善的”，但是这种主张既不正确也没有用处。即使我们把自己限制在通常的含义上，我们也会发现，“善”这一概念一般是指传统告诉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必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并不是否认对特定的传统总是要找出一些正当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问，在传统视为善的许多相互矛盾的规则中，哪一些规则在特定条件下能保障遵循它们的群体的生命并使其人口增长。
生命只以本身为目的

生命只有在能够维持自身的延续时才存在。不管人们活着有什么目的，今天的大多数人所以活着，仅仅是因为有市场秩序。我们因为人口的增长变成了文明人，而造成这一增长的正是文明：我们可以做人口稀少的野蛮人，也可以做人口众多的文明人。如果将人口数量减少到10000年前的水平，人类也保不住文明。实际上，即使将已获得的知识储存在图书馆里，如果没有足够的人从事广泛的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工作，人们也不能够利用这些知识。书本知识不能使某个地方的10000人在原子弹浩劫后免于退回到狩猎采摘的生活，尽管书本知识能缩短人类在这种状况下生存的时间。

人们开始取得超出他们所知范围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开始让具体的共同目标服从一些抽象的规则，这使他们能够参与一个有序合作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没有人能够进行鉴定或安排，也没有人能够预测。这时，他们会创造出一些意外的、往往没人需要的条件。我们的规则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由于它们适合于让我们增加人口，对这个事实我们可能感到不快，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即使我们曾经有过），因为我们必须应付一个已经出现的局面。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活在世上，只有市场经济能够让他们生存下去。由于信息的迅速传递，各地的人现在都知道生活水平能够达到多高的水平，生活在一些人口稀少地区的大多数人有望达到这种水平，只能依靠增加人口并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这就会使人口进一步增加，而只有市场经济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存。

我们只有遵守相同的普遍原则，才能确保现有人口的生存，因此，除非我们真希望成千上万的人饿死，我们就有责任反对宣扬那些有可能摧毁像分立的财产制度这样的基本道德原则的信条。

总之，我们的愿望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无关。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让人口进一步增加，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人口数量和财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护现有的人免受贫困，我们也必须在有利的条件下为今后会继续发生的事情而奋斗，尽管至少在一段时期以及在许多地方它仍会导致人口的进一步增长。

我不打算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评价，即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们是否还愿意选择文明，但这里所评价的人口问题却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要点。首先，正如我们所知，人口爆炸会使大多数人陷入贫穷的恐怖景象看来毫无根据。一旦这一危险被消除，如果再想一下“资产阶级”生活的现实，而不是摆脱各种矛盾和痛苦、没有责任和道德的乌托邦要求，人们就会认为，文明的乐趣与激励对于还无缘享受的人来说，应是一笔不坏的交易。但我们是否因为变成了文明人就会更加善良，是不能通过这样的思考最终得到回答的。第二点是，惟一接近于对这个问题的客观评价的做法是，当人们能够选择的时候，看他们会做些什么——因为我们已不能做出这种选择。与西方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相反，第三世界的平民百姓似乎欣然接受扩展秩序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即使这意味着有一段时间要住在边缘的城市贫民窟里，这种态度为欧洲农民对引进城市资本主义做出反应的事例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它表明，人们如果有选择权的话，他们通常会选择文明。

第九章  宗教与传统的守护者

在矫揉造作的理性和哲学时代出现以前很久，宗教，即使它只有最为粗陋的形式，便已经颁布了道德规则。 ——亚当·斯密

有些感觉迟钝的人，总是诅咒他们热爱过的东西。 ——伯纳德·曼德维尔

传统守护者的自然选择

在本书行将结束之际，我想就这本书的论点和宗教信仰的作用之间的联系，做一点非正式的说明。它们是非正式的——我的意图仅限于此。这些说明可能让某些知识分子感到不快，因为它们表明，在同宗教的长期对抗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而且十分缺乏鉴别力。

我在本书中揭示了分裂成两种生存状态的人类。第一种人的态度和情感所适应的是小群体的行为，人类在这样的小群体中生活了几十万年，他们相互认识，相互满足对方的需要，并追求着共同的目标。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过时的，很原始的态度和情感，现在却得到了理性主义以及与它结盟的经验主义、享乐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支持。第二种是文化进化中较为晚近的发展，这时我们不再主要服务于熟悉的同伴或追求共同的目标，而是逐步形成了各种制度、道德体系和传统，它们所导致并维持其生存的人口，是生活在文明开始前人口数量的许多倍，这些人主要是以和平竞争的方式，在同成千上万他们素不相识的人的合作中，追求着自己所选择的成千上万个不同的目标。

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那些人们既不喜欢也不理解的传统，对于其效用他们通常并不赞赏，甚至既看不到也不能预测，而且仍在对它激烈抨击，它怎么还是能够继续代代相传呢？

部分答案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道德秩序在群体选择中的进化过程：按这些方式做事的群体就会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这些行为规则的产生，如果并非因为人们理解它们在创造当时还无法想像的合作的扩展秩序中起着有益的作用，它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更重要的是，面对本能的强烈反对以及近代理性主义的冲击，它们又是如何保留下来的呢？我们来看看宗教。

习惯和传统都是对环境的非理性适应方式，在得到图腾和禁忌、神秘主义或宗信仰——从人类以泛灵论方式解释他们遇到的任何秩序的倾向中产生的信仰——的支持时，它们更有可能支配着群体的选择。对个人行为的这些限制作用，最初有可能是作为辨别群体成员的标志。后来，关于神灵会惩罚违反者的信仰，使这些限制得以保留下来。“神灵被普遍看做传统的守护者……我们的祖先现在作为神灵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如果我们不遵守习惯，他们就会发怒并把事情弄糟。”（马林诺夫斯基，1936：25）

但这还不足以产生真正的选择，因为这些信仰以及相关的礼仪，还必须在另一个层面上起作用。共同的行为模式必须有机会对一个群体产生范围不断扩大的有益影响，进化中的选择作用才能得到落实。在这段时间，它们又是怎样代代相传的呢？与遗传属性不同，文化属性是不能自动传递的。代与代之间的传递和不传递对一个传统体系所起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同个人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要想保证任何具体的传统真正延续下去并最终广为传播，很可能需要许多代人的时间。这一切的发生可能需要某种神秘的信仰，尤其是当行为规则与本能相冲突时。仅仅用功利主义甚至功能主义来解释不同的礼仪是不充分的，甚至是没有道理的。

有益的传统被保留下来并至少传递了足够长的时间，使遵循它们的群体的人口得以增加并有机会在自然或文化选择中扩张，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神秘主义和宗教信仰，而且我相信，尤其应归因于一神教信仰。这就是说，不管是否喜欢，我们应把某些习惯的维持，以及从这些习惯中产生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一些信仰的支持，这些信仰从科学的意义上讲是不真实的，即无法证实或无法检验的，并且它们肯定不是理性论证的结果。我有时认为，至少它们中间的一部分，也许可以被恰当地叫做“象征性真理”，即使这只是一种赞赏的姿态，因为它们帮助其信徒“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旧约·创世记》，1：28）。甚至我们中间像我这样的一些人，虽然并不打算赞同存在着一个人格神的拟人论观念，他们也应当承认，过早失掉我们视为不真实的信仰，会使人类在我们正享受着的扩展秩序的长期发展中失去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而且即使到了今天，失去这些无论真实还是虚假的信仰，仍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总之，宗教认为道德是由我们无法理解的过程决定的，这一观点也许比理性主义的欺人之谈更真实，因为后者认为，人类是利用自己的才智发明了道德，从而使他们有能力取得出乎他们预料的成就。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些事情，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那些传教士，据说他们对自己的教诲是否正确已经有所怀疑，却依然继续传教，因为他们担心信仰的失落将导致道德的衰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甚至不可知论者也应该承认，不仅提供了我们的文明，甚至也提供了我们的生命的道德和传统，都要因为接受了在科学意义上不可接受的现实主张。

一方面是宗教，另一方面是一些形成并推动了文明的价值观念，如家庭和分立的财产，它们之间有着无可怀疑的历史联系，但这不一定是指在宗教本身和这些价值之间有任何内在关系。在过去两千年的宗教创始人中，许多是反对财产和家庭的。但是，只有那些赞同财产和家庭的宗教延续了下来。所以，既反对财产又反对家庭（因此也反对宗教）的共产主义主张是没有前途的。在我看来，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曾一度得势，如今则正在迅速衰落。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目睹宗教信仰的自然选择如何清除那些不适合生存的现象。

我所说的共产主义的衰退，当然主要是发生在真正实施过它的地方——因此也可以让那些虚幻的希望破灭。不过它也活在那些并没有体验到其实际后果的人们心中：西方的知识分子，以及处在扩展秩序边缘即第三世界的穷人。在前者中间，似乎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里所批评的理性主义是个冒牌的上帝；但是需要有个什么上帝的愿意依然如故，并且这种需要可以通过回到一种黑格尔辩证法的奇谈怪论而部分地得到满足，因为它允许理性的幻想同一个信仰体系并存，这种信仰因不加怀疑地献身于一个“人道主义整体”（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我所批评的那种建构论意义上极端理性主义的概念）而杜绝任何批评。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个人生存的（而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真正自由，只有在一个专门建构的城邦中，在一个‘合理’组织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引自杰伊，1973：119。如想了解这个“合理”指是什么，参见同一本书的49，57，60，64，81，152及相关各处）。在后一种人中间，“解放神学”可能与民族主义狼狈为奸，生成一种强大的新宗教，给已处于悲惨经济困境中的人带来灾难性后果。

宗教是怎样维护了有益的习俗呢？有些习俗的益处并不为遵守习俗的人所知，这些习俗只有在得到其他一些强烈信念的支持时，才有可能被保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增加它们的选择优势；有些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信仰很容易地起到了这一作用。随着人类相互交往的秩序日益扩大，对本能的要求还会构成更大的威胁，它在一段时间内就更需依靠这类宗教信仰继续发挥影响——它们是一些影响人们去做某些事情的虚假理由，要想维持能够让他们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的结构，他们必须做这些事情（见补论G）。

但是，正像扩展秩序绝不是出于人们有意的策划，同样没有理由认为，来自宗教的支持是有意培养出来的，或认为在所有这些事情中往往存在着什么“阴谋”。特别是鉴于我们不能观察到道德的作用这一论点，以下想法实在幼稚：有些聪明的精英冷静地计算着不同道德的作用，从中作出选择，然后企图用柏拉图“高尚的谎言”劝说民众吞下“人民的鸦片”，由此使他们遵守那些促进统治者利益的规定。毫无疑问，对基本宗教信仰中具体主张的选择，常常是由世俗统治者的权宜之计决定的。而且，世俗统治者也不时有意地动员宗教的支持，有时甚至到了玩世不恭的地步——但这往往只涉及一时的争端，在漫长的进化时期几乎无足轻重，在这种长时间的进化中，得到赞成的规则是否促进了共同体的发展这一问题，要比哪个统治集团在某个特定时期对它表示青睐的问题更具决定性。

在描述和评价这些发展时，也会出现一些语言问题。日常语言不足以非常精确地做出必要的区分，在涉及到知识概念时尤其如此。例如，一个人习惯了一种行为方式，他对这种行为方式一无所知，而这种方式不仅能增加他和自己的家人而且能增加与他素不相识的许多人的生存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当他这样做是出于不同的、当然也十分不正确的原因时，会涉及知识问题吗？引导他取得成功的，显然不是一般所谓的理性知识。把这种后天的习惯称为“感情”也没什么用处，因为支配着这种习惯的，并不是可以合理地称为感情的那些因素，虽然有些因素，譬如受到非难或惩罚（不管它是来自人类还是上帝）的恐惧，常常支持或维护着某些具体的习惯。在大多数情况下，取胜的往往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坚持“盲目的习惯”，或是通过宗教教义学会了“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之类的观念，他们借此击败了那些另有“理性”见解的更聪明的同类。作为生存战略，严守成规与灵活多变相对应，都在生物进化中起着重要作用；以刻板规则的形式出现的道德，有时可能比易变的规则更为有效，这些遵守着易变规则的人，企图根据特定的事实和可预见的后果，也就是可以更易于称为知识的东西，来指导自己的习惯并改变自己的做法。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好在此声明，我认为自己毫无资格断言或是否定上帝的存在，因为我必须承认，我的确不知道人们想拿上帝这个词来表示什么。但是，对于这个词的拟人论、人格化的或泛灵论的解释，我一概断然予以反对，许多人正是通过这些解释给了这个词一定的含义。存在着一个类似于人或类似于头脑的行动者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对一个与人类似的头脑的能力过分夸大的产物。在我本人的思维架构或我的世界观中，如果有些字眼在其中没有占据能够使它获得意义的位置，则我也不能硬派给它一个意义。如果我使用这些词，仿佛它们表达着我的信念，这无异于欺骗我自己。

长久以来，我一直犹豫不决，是否要把个人的观点写在这里，但我最终还是决定这么做，因为一个坦诚的不可知论者的支持，会帮助信仰宗教的人更加毫不迟疑地探求那些我们享有共识的结论。许多人在谈到上帝时，他们所指的也许只是那些维持其共同体生存的道德传统或价值观的化身。宗教认为人格化的神是秩序的来源，它是一张线路图或一名向导，成功地指引着个体如何在整体中运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秩序的根源并不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它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极为复杂，使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把握它的“整体形象”或“全景”。因此，禁止偶像崇拜的宗教反对树立这样的形象是很有道理的。也许大多数人只能把抽象的传统看做某个人的意志，才能对它有所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较为肤浅的超自然主义已被作为迷信清除的时代，他们不是还可以在“社会”身上找到这种意志吗？

这个问题，也许维系着我们文明的存亡。

补论

A  “自然的”和“人为的”

现行的科学和哲学用语受亚里士多德传统影响甚深，因此，现有的二分法和比对词，通常不但不能正确表达为第一章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基础的那些过程，实际上它们还妨碍了对这些问题和难点本身的理解。在这一部分，我将对这种划分上的一些困难加以评论，希望多少熟悉了这些理解的障碍之后，会在事实上促进理解。

我们可以从“natural”（自然的）一词入手，它是许多争论和许多误解的起源。“natural”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和它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physical”的词根，其原义都是来自描述各种成长现象的动词（分别是nascor和physo；见科菲尔德，1981：111-150），因此，可以合理地把任何自发成长的、不是由某个头脑特意设计的东西一概称为“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传统的、自发演化而来的道德规范，完全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的，因此把这些传统规则称为“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也许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惯用法并非随时都会有助于对我刚才提到自然法则的理解。相反，它倾向于把“自然的”一词的所指局限于（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内在的习性或本能，它们与演化而来的行为规则相冲突。如果只把这些内在反应称为“自然的”，如果——更糟糕的是——只有那些维持现状所必需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小群体或相互有直接接触的共同体的秩序，才被说成是“好的”，那么对于在服从规则以适应环境变化上迈出的第一步，即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我们便只能称之为“非自然的”，甚至是“坏的”。

假如“自然的”只能被用来指内在的或本能的，而“人为的”只能用来指设计的产物，那么文化进化的结果（如传统规则）显然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因此它不但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而且还处在“自然的”（即“本能的”）和“人为的”（即理性设计的产物）之间。对“自然的”和“人为的”这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感情”和“理性”的类似划分，使人大大忽略和误解了文化进化中关键性的外展过程（exosomatic process），正是这个过程产生了决定着文明成长的传统。这些二分法实际上是把这个领域以及这些过程打入了乌有之乡。

但是，如果我们超越这些二分法，我们就会看到，真正和感情相对的不是理性，而是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为规则传统的进化——它处在本能的进化过程和理性的进化过程之间——是一种独特的过程，把它视为理性的产物是十分错误的。这些传统规则显然是在进化过程中自然地生长起来的。

生长并不是生物有机体独有的属性。从人尽皆知的滚雪球到风暴的蓄积或晶体的形成——或流沙、或山脉的隆起和复杂分子的形成——自然界充满了尺寸或结构增长的事例。只要想一下有机体之间相互关系结构的出现，我们即可发现，用“生长”一词来形容它们，不管从词源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说，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也就是我给予这个词的含义，即它指出现在一个自我维持的结构中的过程。

由此可见，继续把文化进化和自然进化相对立，会陷入前面提到的陷阱——对自觉设计下的“人为”发展和以表现着不变的本能特点为由而被认为是“自然”的现象之间做出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这种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易于使人走上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方向。虽然建构论的解释毫无疑问优于有机论的解释（如今已被作为空无一物的废话而普遍遭到拒绝），因为它仅仅是用一个未得到解释的过程来取代另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化过程——它们都是完全自然的过程。文化进化虽然是一种独特的过程，但是它在许多重要方面仍然更像是遗传和生物进化，而不像受理性或对决定的后果之预先可知性支配的发展。

人类交往秩序和生物有机体秩序之间的相似性，当然是一种常被注意到的现象。不过，只要我们无法解释自然的有序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只要我们仍缺少对进化选择的说明，我们有所意识的相似性就不会对我们有多大帮助。由于有了进化选择的认识，我们现在便掌握了普遍理解在生命、智力和人类交往关系中秩序形成的关键。

其中有些秩序，就像智力中的秩序一样，有时也能够形成一些低水平的秩序，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秩序的产物。这促使我们认识到，在解释或说明在秩序等级中处在较低水平的秩序时，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正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或设计更高层次的秩序一样。

在对涉及这些传统术语的明确用法的一般性问题做了阐述之后，我们可以拿大卫·休谟为例简单地指出，甚至我们的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一直被这些错误的二分法所造成的误解所迷惑。休谟是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他不幸为我更愿意称为“自然现象”的道德传统选择了“人为的”这个术语[大概是从习惯法作者的“人为原因”（artificial reason）这种说法中借来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居然使他被当成了功利主义的奠基人，尽管他曾强调“虽然公正原则是人为的，它们却不是任意的”，因而“把它们叫做自然法则也没有什么不妥”（1739／1886：Ⅱ，258）。他竭力维护自己避免受到建构主义的误解，解释说，他“只是假定那些想法是一下子形成的，而事实上它们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产生的”（1739／1886：Ⅱ，274）。（休谟在这里利用了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称为“推测的历史”这一构想，见斯图尔特，1829：Ⅶ，90；梅迪克，1973：134-176。这种构想后来常常被称为“合理的重构”——所采取的方式有可能造成误导，但是比它年轻的同代人亚当·弗格森却学会了系统地加以避免。）如这些语句所示，休谟已很接进于进化论的解释，他甚至意识到了“任何形态，除非它具备必要的生存能力和器官，它是不可能持久存在的：必须不间断地尝试一些新的秩序和经营；直到最终某种能够支持和维护它自身的秩序诞生”；人也不能“自以为是一切动物中的例外，（因为）在所有生物间不息的战争”肯定会继续下去（1779／1886：Ⅱ，429，436）。有个人说得好，他实际上认识到了“在自然和人为之间还有第三种范畴，它兼有两者的某些特征”（哈康森，1981：24）。

试图揭示这种自组织结构是如何由一个创造性的头脑形成的，以此来解释它的功能，这种诱惑是极大的；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休谟的一些追随者也以这种方式解释他的“人为的”一词，在它上面建立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按照这种学说，人是在自觉地根据道德规范的功用来选择它们。对于一个强调“道德原则并不是理性的结果”（1739／188：Ⅱ，235）的人来说，把这种观点归到他的名下，看上去未免有些荒唐，但这样的误解发生在爱尔维修这类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者身上是很自然的，边沁正是从他那儿明确地演绎出了自己的构想（见埃弗雷特，1931：110）。

虽然我们在休谟以及曼德维尔的著作里，可以看到自发秩序的形成和选择进化这一对概念的逐渐浮现（见哈耶克，1967／1978：250，1963／1967：106－112，1967／1978a：249-266），不过是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首先对这种观点做了系统的运用。斯密的工作标志着一种进化观的突破，它逐渐取代了静态的亚里士多德观点。19世纪一位宣称《国富论》的重要性仅次于《圣经》的热情分子常常受到讥笑，但是他的夸张或许并不是过甚其辞。甚至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托马斯·阿奎那，也情不自禁地说，multae utilitates impedirentur si omnia peccata districte prohiberen- tur——禁绝一切罪恶，诸多益事亦将受阻（《神学大全》，Ⅱ，n，q．78i）。

有些作者已经承认斯密是控制论的创立者，而最近对查尔斯·达尔文笔记的研究则显示出，达尔文在关键的1838年读了亚当·斯密，使他做出了决定性的突破（沃齐默尔，1977；格鲁伯，1974）。

可见，建立一种进化理论的主要动力，是来自18世纪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这一理论不同的学科变种，即人们现在知道的控制论、一般系统论、协同论、自动生成论，等等，此外还有对市场系统优越的自我生成秩序的过程以及语言、道德规范和法律进化过程的理解（乌尔曼-马伽利特，1978；凯勒，1982）。

然而，甚至在一些经济学家中间，亚当·斯密仍然是个供人逗乐的笑柄，他们至今没有发现，必须把分析自我生成秩序的过程。作为任何研究市场秩序的科学的主要任务。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较亚当·斯密晚一百多年的卡尔·门格尔，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生成因素（genetic element）和理论知识的认识是不可分的”（门格尔，1883／1933：Ⅱ，183及以下各页；他对“生成”一词的早期用法，见门格尔，1871／1934：Ⅰ，250）。主要是由于在理解通过进化和秩序的自发形成而产生的人类交往方面作出的这些努力，使这些观点变成了研究复杂现象的主要工具，因为有关单一因果关系的“机械规律”，已不再适合用来解释这种现象了（参见补论B）。

近年来，这种进化论观点的传播，对研究的发展发生极大的影响，以至1980年的德国自然科学家与医务工作者协会大会的一份报告也会说，“对于现代科学而言，事物和现象的世界已经变成了结构和秩序的世界”。

最近这些自然科学中的进展，说明了美国学者西蒙·帕顿是多么正确。他在将近90年以前就曾写道：“就像亚当·斯密是最后一个道德学家和第一位经济学家一样，达尔文是最后一个经济学家和第一位生物学家。”（1899，XXIII）其实亚当·斯密的地位远不限于此：他所提供的范式后来变成了许多科学工作分支的一件威力强大的工具。

进化观有其人文学科的来源，最好的事例莫过于生物学从人文学科中借用词汇的情况。“genetic”（遗传的；生成的）这个词，如今大概已经成为生物进化理论中一个基本专业术语，在托马斯·卡莱尔把它引入英语之前，最初显然是以德语形式（genetisch）（舒尔茨，1913：I，242）在赫尔德（1767）、弗里德里希·舍勒（1793）和维兰德（1800）的作品中被使用的。在威廉·琼斯于1787年发现了印欧语言的共同祖先以后，它尤其在语言学中得到了采用。到了1816年弗兰兹·鲍普对它做出深入的阐述时，文化进化的观念已经变成了常识。我们发现在1836年洪堡再次使用这个词（1977：Ⅲ，389，418），他在同一本著作中还认为，“如果人们把语言形态理解为最自然的、连续性的现象，那么他必然会像对待自然界的一切起源一样，把它归因于一个进化系统”（我得感谢杜塞尔多夫的凯勒教授提供了这句话）。洪堡也是一位个人自由的伟大支持者，这是出于偶然吗？在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发表后，我们发现许多法学家和语言学家（他们知道在古罗马就有他们的血亲；见斯泰因，1966：第三章）抗议说，他们是“达尔文之前的达尔文主义者”（哈耶克，1973：153）。直到威廉·贝特森的《遗传学问题》（1913）发表之后，“遗传学”才迅速成为生物进化论的特殊名称。这里我们会服从贝特森为它确定的现代用法，即经由“基因”（genes）的生物遗传，以此把它和经由学习的文化遗传区别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区别总是可以得到明确的贯彻。这两种遗传形式经常是相互作用的，尤其是通过决定着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由学习（即通过文化）传递而得到遗传（genetic inheritance）。

B  人类交往问题的复杂性

虽然自然科学家有时好像不愿意承认人类交往问题有着更大的复杂性，但是这个事实本身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不止一个人看到了。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1877写道，“自然科学”这个词经常“以多少受到限制的方式，用来指这样一些科学分支，它们所研究的现象属于最简单最抽象的一类，而那些更为复杂的现象，譬如在生物中观察到的现象，则受到了排斥”。最近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刘易斯·阿耳瓦雷茨强调说，“其实物理学是一切科学中最简单的科学……但是在远为复杂系统中，譬如像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没有哪个人能够确定改变现状的最好方式”（1968）。

随着我们进入这些复杂的现象，简单的因果解释中的机械方法和模式会变得越来越不适用。具体地说，决定着许多高度复杂的人类交往结构的关键现象，即经济价值或价格，就不能用简单的因果理论或“普遍性”理论加以解释，而是要根据大量独立因素的共同作用来解释，而这些因素的数量之大，使我们根本别想哪个人能够加以观察或操纵。

只有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提出一种对市场过程令人满意的解释，亚当·斯密在很久以前，就用他的“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对它做过说明。尽管仍然有着比喻性的、不尽完美的特点，它却是对这种自发生成秩序的过程做出的第一个科学解释。相反，穆勒父子除了根据过去发生的少数事件进行因果判断外，再没有别的方式理解市场价值的决定因素，这种无能的表现，就像许多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情况一样，妨碍了他们对自我调控的市场过程的理解。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基本真理的了解，又因为詹姆斯·穆勒对李嘉图的主导性影响以及卡尔·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而被进一步拖延。在这些领域寻找单一因果解释的尝试（由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及其学派的决定性影响，在英国甚至拖得更久），一直持续至今。

在这件事上，大概约翰·穆勒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很早就使自己处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并且因为这种偏见而在“进步”知识分子中有了巨大的号召力，树立起了自由主义领袖和“理性主义圣人”的声望。被他引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大概任何哪个人都无法相比：费边社最初基本上就是由他的一群追随者组成的。

穆勒持有一种教条主义信念：“在价值规律中，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有待现在或将来的作者加以澄清”（1848／1965，《全集》：Ⅲ，456），这就堵死了他理解价格指导作用的道路。这种信念使他相信“对价值的思考只能涉及（财富的分配）”，而不是它的生产（同上，455）。穆勒假定，只有由过去少数可观察事件引起的有着机械的因果关系的过程，才能算是符合自然科学标准的合理解释，这使他对价格的功能视而不见。由于穆勒的假定长时间发挥着影响，使20年以后当“边际革命”到来时，产生了一种爆炸性效果。

不过这里应当提到，在穆勒的教科书出版六年之后，H．戈森，一位几乎被完全忽视了的思想家，已经预见到边际效用学说的出现，他认识到了大规模生产对价格引导的依赖，并且强调，“只有建立起私有财产制度，才能找到在既定条件下决定每种商品最优产量的标准。

……尽最大的可能保护私有财产，肯定是人类社会延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1854／1983：254-255）。

虽然穆勒的著作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们大概还是应当原谅他，因为他是如此迷恋一位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士——在他看来，因为她的死，“这个国家失去了它最伟大的心灵”，她——用他的话说——“怀着高尚的公共目标，始终如一地把完美的分配公正作为最终目标，那意味着一种在精神和实践上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状态”（1965，《全集》：XV，601；另见哈耶克，1951）。

不管穆勒的影响可能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今天仍然想从单一的因果角度，把高度复杂的交往秩序解释成机械现象，而不是一种使我们有可能对高度复杂现象做出解释的自我调控过程的原型。不过应当提一下，正如约齐姆·雷格（在他为庞-巴威克讨论马克思剥削理论的文章的西班牙文译本所写的导言里，1976）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学过杰文斯和门格尔的著作之后，似乎完全放弃了对资本的进一步研究。果真如此的话，他的追随者显然不如他本人聪明。

C  时间与结构摹仿的出现

有些结构能够形成和增大，是因为另一些已经存在的类似结构能把它们的属性传递给别的结构（受制于偶然的变异）；因此抽象的秩序能够经历一个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从一种物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物质形式，它的产生仅仅是因为那种模式已经存在——这个事实为我们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时间之箭（布鲁姆，1951）。在时间进程中，出现了过去未曾存在的特征：自我恒久化的演化结构，虽然它在任何一个时刻只有具体的物质表现，却变成了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持续存在于时间中的独特实体。

通过摹写方式形成结构的可能性，赋予了那些有能力做得更好的因素以扩张的机会。那些因素会因为其能够形成更为复杂的结构的扩张力而得到选择，它们数量的增加会导致更多这种结构的形成。这样一个模式，它一旦出现，就和任何物质客体一样，成为世界秩序中一个鲜明的成分。在交往结构中，群体的行为模式是由一代人中的个体传给下一代个体的行为方式来决定的；这些秩序保留它们的一般特征，只能通过不断的变化（适应）。

D  异化、逃避现实者和寄生虫的要求

在这一节，我想记下对以上题目列出的那些事情的一点思考。

1．如我们所知，在个人感情和扩展秩序对他的期待之间的冲突，实际是不可避免的：本能的反应倾向于冲破维持着文明的通过学习得到规则之网。但是，对于文明人过去完全视为野蛮行为而放弃了反应方式，只有卢梭对其做出了一种文学的和智力上的肯定。在他的著作中，把自然的（应读作“本能的”）视为好的或可取的，表达着一种对简单、原始、甚至是野蛮状态的怀乡病，其根据则来自一种信念，认为人们应当满足他或她自己的欲望，而不服从据说是人出于私利而发明并强加于人的枷锁。

因为我们的传统道德未能带来更多的愉快而产生的失望情绪，以一种较为温和的形式表现在对美好的小事物的怀恋上，或表现在对“无乐趣的经济”（舒马赫，1973；西托夫斯基，1976，以及许多有关“异化”的文献）的抱怨上。

2，仅仅是生存，并没有为人人彼此相争提供正确的或道德的权利。人或群体可以为具体的个人承担责任；但是作为协助人类成长壮大的共同规则体系的一部分，并非所有现存的生命都有生存的道德权利。在我们看来非常残忍的做法，如爱斯基摩人在季节性迁徙时扔下年老体弱者等死，这可能是他们养育子孙活到下个季节所必要的。是否有道德上的义务利用现代医学尽可能延长患有不治之症的痛苦病人的生命，至少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甚至在我们问能够向谁正确地提出这种道德要求之前，这些问题就已经出现了。

权利是从关系体系中产生的，而权利人是通过协助维护这些体系，才成为其中的一员。假如他不再这样做，或从来没有这样做（或没有人为了他而这样做），便不存在使这些权利得以成立的基础。个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存在，仅仅是他们有此愿望的结果，然而仅有一个权利人的愿望，很难为别人造成义务。只有在长期实践中产生的期待，才能为共同体中的成员造成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造成期待上要谨慎行事的原因，不然的话人们会引起一些自己无法履行的义务。

3．社会主义教给许多人说，不管有没有劳绩，有没有参与，他们都拥有一些权利。根据产生出扩展秩序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在教唆人们破坏法律。

那些声称自己已经从他们显然不了解其大部分内容的事情中被“异化了”的人，那些宁愿过寄生虫式的厌世者生活的人，坐享着他们拒绝为其出力的过程的产品，他们才是卢梭的真正追随者，他呼吁人们回到大自然去，把能够形成人类合作秩序的各种制度说成是主要的罪恶。

我不想质疑任何个人自愿脱离文明的权利。但是这些人享有什么“资格”呢？我们还得给他们的厌世行为发津贴不成？脱离了文明赖以存在的规则，便无任何资格可言。我们或许有能力扶助残弱，养老抚幼，但只有在健康的成年人服从非人格的规则时，我们才会有这样做的手段。

认为这些糊涂看法来自一些年轻人，这是十分错误的。他们反映着别人教给他们的东西，反映着他们父母的意见——教育机构中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各科系及其制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卢梭和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凯恩斯思想的苍白无力的复制品，被一些想入非非的头脑四处传播。

E  游戏——规则的学校

导致了自发秩序形成的行为方式，和可以在游戏中看到的规则有许多共同之处。探寻游戏竞争的起源未免离题太远，不过从历史学家约翰·惠金加对游戏在文化进化中的作用所做的令人信服而透彻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学到不少东西。他的著作（1949：尤见5，11，24，47，51，59和100各页，另见奈特，1923／1936：46，50，60-66；哈耶克，1976：71和注10）尚未得到研究人类秩序者的充分评价。

惠金加写道：“文明生活巨大的本能力量起源于神话和礼仪：法律和秩序，商业和利润，技能和工艺，诗歌、智慧和科学。它们全都植根于游戏的原始土壤里”（1949：5）；游戏“创造了规则，（游戏）就是规则”（1950：10）……“它在自己恰当的时间和空间边界内，遵照固定的规则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1949：15，51）。

游戏当然是这样一种过程的明显事例，在这种过程里，追求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的成员服从共同的规则，由此产生了全面的秩序。此外，现代游戏理论也证明，有些游戏导致一方的收益最终会被另一方收益所抵消，有些游戏则会产生净收益。交往的扩展结构的成长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个人参与了后一种游戏，一种导致生产力全面增长的游戏。

F  对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评论

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就在研究第八章所讨论的问题。可以说，科学的经济学是始于1681年，此年威廉·配第（他是牛顿的同事，年龄比他稍大，也是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对伦敦城迅速发展的原因着了迷。让大家感到惊奇的是，他发现它已发展得比巴黎和罗马加在一起还大，在一篇题为《人类的成长、增加和成倍增长》的论文里，他解释了为何更大的人口密度会引起更广泛的劳动分工：

每一种制品都会被分成尽可能多的部件。在制造手表时，假如这人造齿轮，那人造发条，另一个人镌刻表盘，这个表就会比全部这些工作由一人来做更好更便宜。

我们还发现，在城镇以及大城市的街道，所有的居民几乎在做着同样的生意，那些地方特有的商品便会比其他地方更好更便宜。此外，如果某地制造着一切类型的制品，那么从这里驶出的船只就会一下子用许多各类物品装满它的船舱，所装载物品足以同它为了得到这些商品而必须前往的港口相比。

配第还认识到，“人少才是真正的贫困；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会比领土相当而人口只有四百万的国家富一倍；就承担着重大责任的统治者而言，他为更多的人服务，会像为较少的服务一样出色”（1681／1899：Ⅰ，454-55，1927：Ⅰ，43）。这些一般性的观点显然是经由曼德维尔（1715／1924：Ⅰ，356）传给了亚当·斯密，如第八章中所说，他注意到了劳动分工受着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增长是国家繁荣的关键。

虽然经济学家从早先的时代就十分关注这些问题，近来的人类学家却没有对道德进化（这当然是几乎永远难以“观察的”的事情）给予足够的注意；不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幼稚表现，还有社会主义的偏见，都在使人们没有信心追求进化论的解释。不过我们发现一位杰出的社会主义人类学家，在研究“城市革命”时，把“革命”定义为“共同体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中进步性变革的积累，它是由受到影响的人口之显著增长引起的，或是伴随这种增长”（柴尔德，1950：3）。在赫斯科维茨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重要的见解，他说：

一方面是人口规模与环境和技术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它同人均产量的关系，为研究这种给既定人口带来经济剩余的结合提出了最大挑战……

大体上说，最小的社会生存压力也最大。相反，在出现了专业化——这是提供的商品超过维持所有人生活所需数量的基本条件——的较大的群体中，享受社会闲暇才成为可能（1960：398）。

经常被生物学家（如卡尔-桑德斯，1922；温-爱德华兹，1962；索普，1976）说成是限制人口的主要机制，同样可以被视为增加人口的机制。甚至更好的情况是，由于它利用了可能由一时的人口过量造成的任何危害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即维持更多人口的新机会，因而也是调整人口数量使其与领土承受力做到长期均衡的机制。自然在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有着同样的创造力，人的大脑可能是一个最为成功的结构，它使一个物种在能力和规模上超过了其他一切物种。

G  迷信和传统的维持

在本书就要为出版商准备妥当之际，D．A．里斯博士对我的一次演讲所做的友善评论，使我注意到詹姆斯·弗雷泽先生一篇出色的小作品（1909）：《心灵的任务》，它的副标题就和上面的标题一样。弗雷泽解释说，他在文中想“把善的种子从恶的种子中筛选出来”。它谈到了我的中心问题，其方式在许多方面和我相似，然而由于它是出自一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之手，因而能够提供——特别是在财产和家庭的早期发展方面——大量经验证据，我不禁想把它的全部84页作为本书一份极富启发性的附录在这里重印。在他那些与本书有关的结论中，他解释了迷信如何通过强化对婚姻的尊重，起到了让已婚者和未婚者都更严格地服从性道德规则的作用。在论财产的一章里（17）弗雷泽指出，“使一种事情成为禁忌的效果，是赋予了它一种超自然的或神秘的力量，从而使它变得除了所有者之外任何人都不可接近。可见禁忌变成了一种加强私有财产关系——大概我们的社会主义朋友会说成是打造这种锁链——的强大手段”。然后他又提到了（19）很久以前的一位作者，此人指出在新西兰“禁忌形式是财产最大的保护者”，以及更早的一份有关马昆德群岛的报告（20），那儿“禁忌的第一任务无疑就是为全社会建立起财产的基础”。

弗雷泽还断定（82），“迷信对人类帮助甚大。它为众人提供了行为端正的动机，即使这种动机本身是错误的；人们出于错误的动机做正确的事，与愿望极好却做了错事相比，当然对这个世界更为有利。关系到社会的是行为，不是看法：只要我们行为端正，我们的看法是否错误并不会对别人有丝毫影响”。

序

本书的主旨已在“导论”中有所交代，而我在著述过程中所获得的助益也在书末的“致谢”文字中给出了说明。序言中所须论及的便只是向读者提出一些告诫，并对本书中的一些遗憾之处向读者致以歉意。

本书所主要关注者，并不是科学告之于我们的知识。当然，如果我的大部分生涯不曾专门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在晚近也不曾努力研习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业已获致的种种成果，本书的撰写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尽管如此，我在这里所关注的也不只是事实，而且亦不局限于对因果关系的陈述。我的目的在于构画一种理想，指出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途径，并解释这一理想的实现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因此之故，科学讨论在本书中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个人以为，我诚实地运用了自己关于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的知识。然而，读者最终还须自己决定是否接受我运用这些知识所要捍卫的各种价值。

我之所以要向读者致以歉意，乃是因为我在决定将自己努力研究的结果呈示于读者时仍感到有一些遗憾之处。任务所设定的目标越高，实施此项任务的不尽人意之处也就越多，这或许是无以避免的。本书的论题极为宽泛宏大，欲使对它的探究工作达致一个人所能及之完美，只要生命不息、精力未竭，就绝不可能完成。毋庸置疑，我很快便会发现我本应当就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写得更好一些，并且还会发现自己犯了一些错误，然而对于这些错误，只要我当时再多做些研究、多思考一些时间，则我本来是可以在付梓之前自己纠正的。对读者的尊重，自然要求一个论者向读者提供一相对完好的作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个人应当等到他已无望对其作品做出进一步修改的时候才出版该作品呢？对此我甚有疑虑。这里至少可以指出的是，当一个人研究的问题属于那种有许多其他论者也正在积极探讨的问题时，他如果在确信自己已无可修改其研究成果之后才将其作品付梓出版，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多少是对他自己的重要性的一种高估。如果一个人已将分析推进了一步，这也是我对自己的希望，那么他即使再做努力，也可能不得不受制于回报递减规则。对于我力图能有所贡献的这座大厦来讲，实际上其他的论者很可能更具资格在我的努力之上添砖加瓦。因此，我只能宣称，为撰写此书，我已尽了自己的努力，至少是以我认为的最为简捷的方式恰当地表达了我的主要论辩。

我或许还应当向读者指出，本书虽在美国撰写完成，而且我也已旅居美国约达十年之久，但我仍不敢说本书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观点写成的。我的青年时光是在我的母国奥地利渡过的，而此后在大不列颠则渡过了近二十年的成年生活并且还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所以我的思想也形成于这两个国家。指出我个人的这些背景情况，可能会对读者有所助益，因为我的这部论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个背景的产物。

              F.A.哈耶克    1959年5月8日于芝加哥

导论

我们达致当下境地之道路为何，当下崇高成就的实现所依赖的政制形式（form of government）为何，以及生发它的民族习俗又为何？……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法律，便可发现它们为存在着种种差异的各种人等提供了平等的正义；……我们于政制层面所享有的自由（freedom），亦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但是，我们私人关系中的这种安舒自在，并不能使作为公民的我们可以无法无天。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忧虑，乃是我们的主要防卫屏障，因为这一屏障告诫我们要遵守法律和法官的裁判（尤其是有关保护被损害者的规定），而不论它们事实上是制定法，还是属于只要违反就必定使违反者蒙受大耻辱的不成文法。
              ——Pericles

    旧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对人之心智的支配，就必须根据当下的语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们在过去对旧真理所做的最为有效的表述、已日渐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确的意义。尽管这些旧真理赖以为基础的理念（ideas）之确当性一如往昔，但其语词（甚至当它们指涉的依旧是我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时）却已不再传送其往昔的信念；其论辩的情境也已不为我们所知悉；而且它们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亦几乎无力做出直接的回答。这种情形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任何可能支配人之思想的对理想的陈述，都不可能是全涉的（complete）；因此，这类对理想的陈述，都必须适应于某一特定的语境，必须以当时所有的人所接受的大多数观点为基础，而且还必须根据这些人所关注的问题来阐明一般性原则。

自由理想激发起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亦使得现代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但是对这个自由理想所做的有效的重述，却是发生在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事实上，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西方文明赖以为基础的那些基本原则，已日渐为人们所忽略和遗忘。在这段时间中，人们所做的努力，主要在于寻求各种替代现行社会秩序的方案，而不是力图改善或增进他们对构成西方文明基础的原则的理解或运用。只是在我们开始面临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先前的制度的时候，我们这才发现，我们已丢失了对我们自己的目标的清醒认识，我们也不再拥有任何强硬的原则，去对抗我们的对手所持有的那种教条式的意识形态。

在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道德支持的斗争中，西方世界因缺乏坚定的信念而致使其自身处于特别不利的境地。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领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乃是：不再相信西方文明诸原则，蔑视西方文明已达致的种种成就，而只沉醉于创建种种“更佳世界”（better              worlds）的方案。显而易见，我们不可能期望这种状态会赢得追随者。如果我们想在这场伟大的思想斗争中获取胜利，那么我们就必须首先搞清楚我们究竟相信什么。如果我们不想人云亦云，毫无原则地摇摆不定，那么我们也必须搞清楚我们想保有什么。在我们同其他民族的交往关系中，我们也同样有必要对我们的理念加以明确的陈述。如今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哪一方的政治哲学会胜利的问题；而西方世界的存续问题，也可能恰恰仰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世界上足够强大的各民族联合起来，结盟于一共同的理想之下。

我们所处的境况虽说非常不利，但我们仍需要为此尽最大的努力。正当西方对其自身丧失信心的时候，正当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对那个使其获致如今之成就的传统丧失信心的时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士却正在借鉴西方文明并采纳西方的理想。亦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由信念，然而在西方的历史上，恰恰是这种对自由的信奉，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够导致文明之发展的力量，并使西方文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发展。因此，那些来自较不发达国家的、承担着向其人民传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训练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建构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发的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梦想。

此一发展趋向，甚为不幸，因为这些西方信徒行事所依据的信念，虽说会使他们各自的国家较快地模仿并获致西方的若干成就，但是它们亦将阻碍这些国家做出它们各自的独特贡献；更有进者，并不是西方历史发展的所有成就都能够或都应当被移植于其他文化基础之上的；更进一步看，如果人们容许那些受西方影响的地区所生发出来的文明自由生长，而非自上而下地迫使其生长，那么它们就可能以一种更为快捷的方式获致适当的发展形式。如果缺乏自由进化的必要条件（即个人主动创新的精神），那么不争的是，没有这种精神支援，就绝不可能生成发展出任何有生命的文明。当然，对于个人主动创新的精神是否是自由进化的必要条件，仍存有争议，有人甚至反对这种观点。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一个社会真的缺失个人主动创新的精神，那么，首要的任务则当在催醒或开启这种精神；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自由政权能够有所作为，而实非那种严酷统制体制（a system of regimentation）所能及。

在当下的西方，人们肯定还对某些基本价值存有着广泛的共识。但是，对这些基本价值的同意已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期望这些基本价值重新获得力量，那么对它们做出综合性的重述及重新证明的工作，便是刻不容缓的急务。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部论著对首尾一贯的自由观念所能依据的全部哲学给出充分的说明，当然也不存在一部可供那些希望理解西方各种理想的人士所能研读的论著。关于“西方政治传统”（“The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the West ”）如何演化发展的问题，历史上已有不少论著对此做出了极为精彩的解释。这些论著指出，“大多数西方思想家的目标始终在于建构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个人在最少依赖于其统治者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先定的权利义务框架内享有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和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据我所知，此类论著未能对下述两个问题给出解释：一是当西方思想家所追求的这种目标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具体问题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二是证明此一理念为正当的终极依据究竟为何。

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解自由社会中那些与经济政策相关的原则方面，一直存在着许多重大的混淆。近些年来，人们为厘清并阐明这些问题已经做出了各种大智大勇的努力。我当然无意低估人们在这方面业已获得的成就。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我仍把自己主要视为一经济学家，但我日益深切地体认到，对我们这个时代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的回答，最终须取决于对一些基本原则的认识，而这些原则实超出了专门的经济学或任何其他专门学科的范围。尽管我最初所关注的乃是一些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但我渐渐被导向去承担一项雄心勃勃但也可能极为贸然的使命，即通过对自由哲学之基本原则的综合性重述来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这项工作远远超出了我本人所把握的专门知识的范围，但我仍不会有任何愧怯，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欲对我们的诸目标重新获得明确一致的认识，那么就很可能需要有更多的人士不断地做出与我相类似的努力。事实上，本书的研究告诉我，我们的自由之所以在许多领域都遭到了威胁，实乃因为我们太易依赖专家的决定或毫无批判地接受专家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然而，专家对这个问题所熟知的实际上亦仅是其间很微小的一个方面。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经济学家与其他专门家之间一直存在分歧的问题也会在本书的论述中频繁出现，所以我要在这里明确指出，经济学家亦无力宣称拥有一种可以使他具有某种资格去协调所有其他专门家的各种努力的特殊知识。经济学家所能宣称的只是，他对于诸目标上普遍存在的分歧或冲突所做的经济学探究，使他比其他专门家能够更真切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握指导社会行动的全部知识，从而也就需要一种并不依赖于个别人士的判断的，能够协调种种个别努力的非人格机制（the impersonal mechanism）。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便是这种非人格的社会进程（impersonal processes of society）：在这种进程中，得到运用的知识要远远多于任何一个个人或有组织的群体所能拥有的知识；而正是这样一种关注，致使经济学家得以持之一贯地反对其他一些因认为其特殊知识未得到足够重视而欲求控制权力的专门家的抱负。

从某个方面来看，本书的抱负既可能越出读者所期望的范围，同时亦可能无力满足读者的期望。本书主要关注的并不是任何特定国家或特定时间中所存在的问题，而是——至少在最初几章是如此——那些宣称具有普遍效力的原则。本书的撰写规划以及其中观念的确定，萌发于我对以下事实的认识：一些实际上完全相同的知识思潮，却藉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或伪装，在世界各地摧毁着人们对自由的信仰的基础。如果我们想有效地抵抗这些思潮，那么我们就必须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知识倾向的表达形式虽然各异，但却是以某些共同的要素为支撑的；因此，洞见和把握它们的共同要素便是关键之所在。我们还必须牢记，自由的传统绝非任何一国的独创，而且就是在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宣称独占了此中奥秘。我的主要关注点，并不在于美国或大不列颠的特殊制度或政策，而在于这些国家根据古希腊人、早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和荷兰人所逐渐形成的基础（当然法国人和日尔曼人对此一基础也都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而发展起来的若干原则。此外，我的目标亦不在于提供一项详尽的政策纲领，而毋宁在于陈述一些评价标准：一些具体措施若要为自由政权所用，就必须根据这些标准先加以评判。如果我以为自己有能力设计出一项综合性的政策纲领，那么这种自负就会与本书之整个精神相违背，因为此类纲领只有在将某一共同的哲学适用于解决当时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渐形成。

的确，要充分描述一理想而不将它与其他理想做比照，似无可能；尽管如此，本书的目标也主要不在于对其他理想进行批判。我的意图乃在于打开门户供未来之发展，而不在于一边打开这些门户而一边又关闭其他门户，或者说，本书的意图乃在于防止任何这类门户被关闭，然而当国家对某些发展做垄断控制时，这种关闭门户的现象就势在难免。我的侧重点是建设性的，即旨在改进和完善当下的各种制度；如果说我仅是指出了可能的发展方向，那么我亦能坦然地说，我的确是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应予开放的道路方面，而没有分心去关注那些应予清除的杂草丛林。

作为对一般性原则的陈述，本书当主要探究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推进，本书亦将论及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力图表明我们为何需要自由以及自由的作用何在。这就需要我们对那些决定各种文明发展的因素进行某种考察。也因此之故，此一部分的讨论主要是理论的，而且如果“哲学的”一术语能够恰当地意指政治理论、伦理学及人类学相融通的领域，那么它主要也是哲学的。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究西方人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逐渐形成的各种制度。我们由此进入了法理学领域的探讨，但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去关照其间的问题。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对保障个人自由的各种制度的进化过程所持的认识，主要依凭的既非法律家的观点，亦非历史家的观点。我们所关注的乃是一种理想的发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除个别时期以外），人们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理想或者说不尽完善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因此，如果要使这一理想成为解决当下问题的指导，就必须对其做出进一步的厘定和阐明。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通过把上述原则适用于当下若干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对这些原则进行验证。我所选择的问题拟限于这样一些领域，即在这些领域中，就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我们面临着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然而对这些方案的错误选择极可能给自由造成危害。对于这些论题的讨论，乃意在阐明以不同的方法追求相同的目标在什么情况下会增进自由，或在什么情形下会摧毁自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仅靠经济学一门知识是无力向我们提供足够的指导以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的，而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只有在一更为宽泛的知识框架内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确当的处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每一论题所涉及到的或引发出的极为复杂的其他问题，当然不是本书此一部分所能详尽讨论的。换言之，对它们的讨论主要是为了阐明本书的一个主要目标，亦即我们必须把关于自由的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交融为一体，或者说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

本书意在增进理解，而不在煽动激情。尽管在讨论自由的问题时，诉诸情绪常常是难免之事，但我亦努力于平实的心态中进行此一讨论。虽说诸如“人的尊严”（dignity of man）及“自由之美”（beauty of liberty）等术语中所表达的情操既高尚且可嘉，但在力图理性论辩时，则不应有此情绪之余地。当然，我也知道，用这样一种几近冷血的、纯知识的方法去处理一个为大众视为崇高情尚、为大众全力捍卫且不为他们视为知识问题的理想，会有某种风险。而且我也的确认为，自由伟业之弘扬，需要以我们的热情为支援。然而我们必须加以明辨的是，尽管追求自由的斗争之所以始终得以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得到了人们热望自由这一不可或缺的强烈本能倾向的支援，但是，这些本能倾向既不是一种安全的指导，亦不是某种防止错误的措施。此外，我们还应当承认，一些人在践履某些极不正当的目标时，也始终是凭藉动员与上述相同的高贵情绪以为支援的。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摧毁自由之基础的论点，主要源出于知识领域，因而我们就必须在此一领域中对其做出反驳。

一些读者可能会在阅读本书后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我并没有视个人自由的价值为一不容置辩的伦理预设，从而在力图阐明其价值时，我很可能只是将支持自由的论证作为一种权宜之策而已。这当是一种误解，但是真切的是，如果我们想使那些尚未赞同我们的道德假定的人信服，我们自己就首先不能视这些假定为当然。我们必须指出，自由不仅是一特殊价值，而且还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渊源和条件。一个自由社会所提供给个人的，远远多于他仅作为一个自由者所能做的。因此，在我们尚不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由自由人构成的社会与不自由的社会的差异时，我们是无力充分评估自由的价值的。

我还须告诫读者，此一问题的讨论永远不可能停留在高远的理想或精神的价值层面。实际上，自由往往依凭于平凡之事项，而且那些热望保有自由的人士，也必须通过其关注公共生活中的俗世事务以及通过随时努力去理解那些常常被唯心主义者倾向于视为一般甚或低级的问题来证明他们对自由的真诚。在争取自由的运动中，知识界领袖太过经常地把其关注力局限于那些与他们的所思所虑有最密切之关联的自由面相，而很少去理解和探讨对自由的诸多限制的后果及其严重性，其原因只是这些限制对他们并未产生直接的影响。

如果欲使本书的主要讨论尽可能地切合事实且非情绪化，那么我们的出发点就更须平实。我们在本书的讨论中，所必须使用的若干术语之含义，已变得极为空泛，因此极为紧要的是，我们在一开始就应当对它们的意义予以界定。“freedom”与“liberty”这两个术语的含义便属最为含混之列。长期以来，这两个术语一直为人们所滥用，其意义亦一直为人们所歪曲，难怪有人会认为“自由（liberty）一词已无意义，除非赋予其以具体内容；而且它所载信息也几乎无存，其内容亦只因人所好而定。”因此，我们必须在本书的开篇就对我们所关注的自由之含义做出解释。为了精当地界定自由，我们还必须考察其他同样空泛但却是讨论自由问题时所不可或缺的术语，如“强制（coercion）。“专断”（arbitrarness）和“法律”。然而，为了避免本书第一部分的术语厘定工作太过冗重繁复，亦同样是为了能够顺利地进入对一些较为实质的问题的讨论，我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开篇对此类概念进行分析。

人类共同生活的哲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逐渐得到了发展；我将努力对此一哲学做出重述，而此一努力的勇气则来自于我对下述事实的体认，即此一哲学经常因为遭到贬抑反而不断生发出新的力量。在过去数代人的时间中，此一哲学又经历了一次衰败。如果对一些人，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讲，本书似乎是对一种不复存在的制度之基本原则的探究，那么我的回答则是：如果欲使我们的文明不衰败，我们就必须复苏此项制度。当构成该制度之基础的哲学处于最有影响之际，亦是其处于停滞之时；而当它处于遭否弃而需加以捍卫之际，亦常常是其进展之时。近百年以来，此一哲学显然无甚进步，而当下，它已处于需要人们起而捍卫的时候了。当然，我们亦应当承认，对此一哲学的种种抨击亦向我们表明了此一哲学的传统形式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所幸的是，当下的人士毋需较往昔之伟大思想家更聪慧，便能更好地理解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因为百年来的经验所赋予我们的远非一个麦迪逊（Madison）、一个穆勒（Mill）、一个托克维尔（Tocqueville）或一个洪堡（Humboldt）所能识见。

复苏此一传统的时机是否达致，将不仅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改善此一传统，而且亦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取向。如果人们因认为那种传统只是一种素朴甚或平常的信念（其所基于的乃是对人类智慧和能力的较低级的认识）而不承认人之抱负的任何限度，如果人们认为，在我们所能计划的范围内，即使是最好的社会亦无法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上述取向的支配下，复苏自由传统的努力定会遭受挫折。此外，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复苏此一传统的工作，不仅与至善论（perfectionism）的奢望相去遥远，而且亦与情绪化的改革者所持的“一步到位”及“根本解决”的取向相距甚远，从而是这类改革者力所不及的，因为他们对一些特殊的弊端或恶行的愤慨，往往会使他们对其本身计划的实现亦可能产生的弊端及不公正现象视而不见。上述那种抱负、“一步到位”和“根本解决”的取向，对于个人常常是可羡的，但是当人们用它们来指导强制性权力时，又当自由传统的完善工作需依赖于那些以为其权力之中便存有着最高智慧从而有权将其信念强加于他人的掌权者时，它们就极具危害性了。我谨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习知：正是形形色色的至善论，不时摧毁着各种社会业已获致的各种程度的成就。如果我们多设定一些有限定的目标、多一份耐心、多一点谦恭，那么我们事实上便能够进步得更快且事半功倍；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地坚信我们这一代人具有超越一切的智慧及洞察力，并以此为傲，”那么我们就会反其道而行之，事倍功半。

第一章       自由辨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演说家和诗人都极力赞颂自由，但却没有一位演说家或诗人告知我们自由为何如此重要。我们对于此类问题的态度，当取决于我们视文明为僵固之物，还是视文明为日渐发展之物……。在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任何对于自由的限制，都将减少人们所可尝试之事务的数量，从而亦会降低进步的速率。换言之，在这样一个日益发展的社会中，行动的自由之所以被赋予个人，并不是因为自由可以给予个人以更大的满足，而是因为如果他被允许按其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么一般来讲，他将比他按照我们所知的任何命令方式去行事，能更好地服务于他人。              ——H.B.Phillips

              世界上从不曾有过对自由一词的精当定义，而美国人民现下正需要一个精确的自由定义。尽管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奋斗，但是在使用同一词语时，我们却并不意指同一物事。……当下有两种不仅不同而且互不相容的物事，都以一名冠之，即自由。              ——亚布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１．本书乃是对一种人的状态（condition）的探究；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coercion），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在本书中，我们将把此一状态称之为自由（liberty      or freedom）的状态。由于liberty 和freedom      这两个术语亦一直被用以指称人类生活中的许多其他善美物事，因此，开篇就追问这两个术语的真切意义，显然无益。如果首先陈述我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所意指的状态，然后在更为明确地界定我所采用的概念的时候，再来考虑这两个术语的其他意义，似乎更妥。

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的状态，亦常被称为“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或“人身”自由（personal freedom）的状态；然而，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如果我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时，我将直接采用“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表达方式。有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 ）一术语亦被用来表达与此相同的状态，但我还是决定不采用此一表达法，因为它太容易与所谓的“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相混淆；这两个术语间的混淆之所以不可避免，乃是因为“公民的”（civil）和“政治的”（political）两词虽一源出于拉丁文，另一源出于希腊文，但两词实具有相同的意义。

透过上文对“自由”的含义所做的粗略界定，业已表明它所意指的乃是一种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可能希望尽力趋近但却很难期望完全实现的状态。因此，自由政策（a  policy of freedom）的使命就必须是将强制或其恶果减至最小限度，纵使不能将其完全消灭。

我所采用的自由的含义，恰似该词的原始意义。人，或至少是欧洲人，一跨入历史便被归为自由的与不自由的两类；而且此一类分有着极为明确的涵义。尽管自由人间的自由可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只是他们在独立程度方面的不同，而奴隶却根本没有独立可言。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他凭藉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以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状态适成对照。经常用以描述这种自由状态的古老的说法，因而亦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independence   of the arbitrary Will of an other）。

“自由”所具有的这一最原始的意义，有时被说成是它所含有的平常或粗浅的意义；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哲学家因试图精化或改进此一意义而导致的种种混淆时，我们不妨还是采用其原始的意义为佳。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意义不仅是自由的原始意义，而且还具有明确无误的品格，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而且亦只描述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之为可欲的原因，则与我们欲求其他也被称之为“自由”状态的原因不尽相同。读者将在下文看到，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各不相同的“自由”并非同一类的不同变异形式，而原本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且往往彼此冲突，从而应当将它们明确区别视之。尽管在其他意义上讲，人们也有理由说自由有着不同的种类，例如“免于（或摆脱）……的自由”（freedom   from ）和“做……的自由”（freedoms to），但在本书的讨论中，“自由”只有一种，其差别不在种类而在程度。

就此一意义言，“自由”仅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亦仅来自人的强制。这尤其意味着，人于某一特定时间所能选择的各种物理可能性（physical   possibilities）的范围大小，与自由并无直接的相关性。一个陷于困境的攀登者，虽说只看到一种方法能救其生命，但他此时无疑是自由的，尽管我们很难说他是有选择的。此外，人们如果看到此攀登者跌入深渊而无力脱困，那么我们虽然可以在比喻的意义上称其为“不自由”，但大多数人仍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其状态中间存有着“自由”（freedom）一词的原始含义；说他被“剥夺了自由”或被“因而丧失了自由”，其意义与它们被适用于社会关系时的意义极不相同。

有多少行动途径可供一人选择的问题，固然很重要，但是，它却与下述问题不同：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按他自己的计划和意图行事，他的行动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自己的构设，亦即指向他一贯努力追求的目的，而非指向他人为使他做他们想让他做的事而创设的必要境况。个人是否自由，并不取决于他可选择的范围大小，而取决于他能否期望按其现有的意图形成自己的行动途径，或者取决于他人是否有权力操纵各种条件以使他按照他人的意志而非行动者本人的意志行事。因此，自由预设了个人具有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some    assured private sphere），亦预设了他的生活环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势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

为了更为精当地界定自由这一概念，我们还须考察与之相关的强制（coercion）概念。我拟先就这种自由为何如此重要的问题做出一番探究，然后再就强制问题做系统而全面的考察。但是，甚至在笔者探究此种自由的重要意义之前，似还有必要先对自由的此一意义与自由这一术语所具有的其他意义进行对照研究，因为这种努力也可以使我们更为精准地廓清我们这一概念的特性。自由所具有的那些其他意义与自由的原始意义，只具有唯一一项共通属性，亦即它们所指称的都是被大多数人视为可欲的状态；当然，这些不同的意义之间还存有某些其他的勾连，而这亦说明了人们之所以采用同一术语来描述这些状态的原因。然而，我们于此处的当务之急则是必须尽可能详尽地阐明原始意义的自由与其他意义的自由之间的差异。

２．首先，须与我们自己所采取的自由意义进行对照的，乃是一种被普遍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由，亦即人们通常称谓的“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所谓政治自由，乃是指人们对选择自己的政府、对立法过程以及对行政控制的参与。它乃是一些论者经由将自由的原始意义适用于整体意义上的群体而形成的概念，从而它赋予了人们一种集体的自由（collective   liberty）。但是，此一意义上的自由民族（a free   people），却未必就是一个由自由人构成的民族（a   people of free men）；此外，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个人，亦毋须以享有这种集体自由为前提条件。我们绝不能认为，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生活在美国的外侨、抑或无权投票的未成年人，由于不享有政治自由，因而亦就当然不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full  personal liberty ）。

有人论证说，那些刚具有行为能力的年轻人，因他们已同意他们出生于其间的社会秩序，所以是自由的；然而此一说法亦属荒谬，因为这些年轻人很可能不知道可供替代此一社会秩序的选择。或者说他们对于此一社会秩序很可能毫无选择可言，甚至与其父母思维方式不同的整个一代人，亦只能在进入成年后方能变更此一社会秩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形不会，或者说亦不必使他们变得不自由。人们往往试图在对政治秩序的此种同意与个人自由之间发现某种勾连，然而此一努力恰是当下使自由的意义更趋混淆不清的诸渊源之一。当然，任何人都能够“视自由……为积极参与公共权力（public   power）和公法制定（public law making）的过程。”但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如果有人这样界定自由的话，那么他所论及的状态便与笔者于本书中所关注的状态极不相同，而且即使采用同一术语描述上述不同的状态，也并不意味着这些状态无论如何都是等同的或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此一混淆的危险在于，这一用法有可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人可以通过投票或缔结契约的方式而使自己处于奴役状态，从而同意放弃原始意义的自由。就此而言，我们亦不敢苟同下述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一个人以自愿的但却不可撤销的方式把自己的劳务长期地出卖给类似于外国军团这样的武装组织，但他却仍享有着我们所谓的自由；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一个耶稣会牧师遵循其生活秩序之创建者的理想并视自己为一“行尸走肉”，但他仍享有着我们所谓的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投票而将自身置于一种完全屈从于暴政的状态之中，或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我们这一代人认识到：选择政府未必就是保障自由。再者，如果人民同意的政权从定义上讲便是一自由的政权，那么讨论自由的价值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当我们说一个民族欲求“摆脱”外国的枷锁并力图决定其自身命运的时候，这显然是我们将自由概念适用于集体而非适用于个人的一个结果，因为在这一境况中，我们乃是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不受强制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术语的。一般而言，个人自由的倡导者都同情上述民族自由（national  freedom）的诉求，而且也正是这种同情，导使19世纪的自由运动与民族运动之间形成了持续的联合，虽说当时的联合有些勉强。然而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尽管民族自由的概念类似于个人自由的概念，但它们却并不是相同的概念，因为对民族自由的追求并不总是能够增进个人自由的。对民族自由的追求，有时会导使人们倾向于选择一个他们本族的专制君主，而不选择一个由外族多数构成的自由政府；而且它还常常能够为暴虐限制少数民族成员的个人自由提供借口。尽管欲求个人自由与欲求个人所属之群体的自由，所依据的情感和情绪往往是相似的，但我们仍有必要明确界分这两种概念。

３．与“自由”原始意义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乃是“内在的”自由或“形上的”自由（有时亦称为“主观的”自由）（inner or metaphysical or subjective freedom）。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可能与个人自由更为相关，从而亦就更容易与之相混淆。内在自由所指涉的乃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的行动，受其自己深思熟虑的意志、受其理性或持恒的信念所导引，而非为一时的冲动或情势所驱使。然而，“内在自由”的反面，并非他人所施之强制，而是即时情绪或道德缺失及知识不足的影响。依据这种内在自由，如果一个人不能成功地按其深思熟虑做他所欲做的事情，如果他在紧要关头丧失意志或力量，从而不能做他仍希望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是“不自由的”（unfree），亦即他是“他情绪的奴隶”。当某人因无知或迷信而不去做他在获致较佳信息的情形下会去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会视他为不自由；据此，我们宣称“知识使人自由”（knowledge makes free）。

一个人是否能够理智地在不同的替代方案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是否能够理智地坚持贯彻一项他业已拟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其他人是否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实属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两个问题并非不具有某种勾连，因为某些状况虽说相同，但对一些人而言可能会成为强制，而对另一些人来讲却只是那些必须加以克服的一般性困难而已，因此这个问题须依有关人士的意志力量而定。在上述范围内，“内在自由”与不存在强制意义上的“自由”，将一起决定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其知识以对各种机会做出选择。但我们仍须对这两个概念做出界分；这种界分之所以极其重要，其原因在于：“内在自由”的概念与哲学上所谓“意志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这个含混的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自由理想危害最大者，莫过于这样一种错误信念，即科学决定论（scientific determinism）已经摧毁了个人责任的理论依据。笔者拟在本书第五章中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此处我仅想对读者提出警省，以提防这种特别的混淆以及另一与此相关的诡辩，即只有当我们做那些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是自由的。

４．我们在上文已经讨论了经由运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概念而导致的对个人自由概念的两种混淆，但是较之这两种混淆，个人自由与自由所拥有的第三种意义之间的混淆更为危险。所谓第三种意义上的自由，我们业已在上文简略论及，即把“自由”（liberty）用来指称“做我想做的事情的实质能力”、满足我们希望的力量、或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替代方案做出选择的能力。这种“自由”似乎存在于许多人的梦想之中，具体表现为如下幻想：他们能飞翔、他们能不受地心引力之影响，并且能够“像鸟一样自由”飞到任何他们所想望的地方去，或他们有力量按其喜好变更他们的环境。

此一术语的这种隐喻用法，虽说始终广为人们接受，但直至晚近，才有人真正地将此种“免于（或摆脱）障碍的自由”（freedom   from obstacles），亦即意指无所不能（omnipotence）的自由，与任何社会秩序都能够予以保障的个人自由相混淆。需要指出的是，只是在社会主义者刻意地将这种混淆作为其论点之一部分而予以发展以后，它才具有了现实的危害性。这种视自由为能力或力量的观点，一经认可，就会变得荒诞至极，使某些人大肆利用“自由”这一术语的号召力，去支持那些摧毁个人自由的措施；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一经认可，各种诡计亦将大行其道，有些人甚至可以借自由之名而规劝人民放弃其自由。正是借助于此一混淆，控制环境的集体力量观（the   notion of collective power）取代了个人自由观，而且在全权性国家（totalitarian    states）中，人们亦已借自由之名压制了自由。

那种在界定自由时使用“约束”（restraint）这一术语（注意：本书则使用“强制”这一术语）的哲学传统，促成了个人自由概念向自由的力量或能力观的转化。如果人们能够始终牢记“约束”这一术语，在严格意义上讲，乃是以存在着某一具有约束能力的人或机构为前提的，那么从某些方面来讲，“约束”就可能是一个较为妥当的术语。此一意义上的“约束”，能够颇具正面意义地警省我们：如果有人阻止他人做某事，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构成了对自由的侵犯；而从另一方面讲，“强制”所强调的则是人们被强迫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两个方面可以说同等重要：为了使自由的概念更为精当，我们很可能应当将自由界定为约束与强迫（constraint）的不存在。然而颇为遗憾的是，“约束与强迫”这两个术语亦常常被用来指称那些并非源出于他人对某人的行动的影响；而这一事实确实可以为一些别有意图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他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约束之不存在的自由概念，转换成把自由定义为“实现我们欲求的障碍的不存在”、甚或更为一般地定义为“外部阻碍之不存在”（absence of external impediment）的概念。这种定义无异于将自由解释为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的有效力量（effective     power）。

在一些国家，人们虽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维护着个人自由，然而一些论者对自由所做的上述错误的重新解释却也深深地渗透进了这些国家的具体做法之中，这实为一种不祥之兆，因为这些观念支配下的做法无疑会渐渐侵损个人的自由。在美国，这类观点已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甚至也成了“自由人士”圈子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哲学的基础。就连J.R.Common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那些被公认为“进步党人”的知识界领袖，也一直在传播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一方面认为“自由就是力量，亦即那种做特定事情的有效力量，”而且“诉求自由便是诉求力量”，而在另一方面又认为，强制的不存在仅仅是“自由的消极面相”而且“也只应当被认为是达致那种作为力量的自由的手段。”

５．那种把作为力量或能力的自由与原始意义上的自由相混淆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导向把自由视为财富（wealth）；而且它还可以使人们利用“自由”这一术语所具有的一切号召力以支持那种重新分配财富的要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由和财富都是大多数人所欲求的美好物事，而且尽管它们两者也常常是我们获致我们所希望的其他物事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却依旧不同，更不应当混为一谈。我是否是我自己的主人并能够遵循我自己的选择，与我对之必须做出选择的可能性机会是多还是少，纯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享有豪奢生活但须唯其君王之命是从的朝臣，可能会比一贫困之农民或工匠更少自由，更少能力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和选择自己认为有益的机会。同理，一位统率军队的将领或一位指挥大建设工程的负责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拥有颇无限制的巨大权力，但较之最贫困的农民或牧民将军或工程指挥者的自由却可能更少，更易于按其上级的命令去变更自己原有的意图和计划，更少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或决定何者对其最为重要者。

如果欲对自由进行明确且严格的讨论，那么对自由的定义就毋须取决于是否每个人都视这种自由为一善物。一些人很可能不会珍视我们所关注的自由，也不认为他们从此一自由中获致了巨大的裨益，甚至还会为了获取其他的利益而随时放弃此种自由；有些人可能更极端，甚至认为按自己的计划和决策行事的必要性，与其说是一种利益，毋宁说是一种负担。但是，自由却可能是可欲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利用它。在这里，我们将不得不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大多数人从自由中获致的裨益是否取决于他们使用自由提供给他们的诸种机会，二是对自由的主张是否真的要以大多数人为自己谋求自由为基础。我们从所有的人的自由中得到的裨益，很可能并不是从那些为大多数人公认的自由之效果中获致的；更有甚者，自由不仅是透过它给我们所提供的诸多较为显见的机会来发挥其有益作用的，而且也是透过它对我们所设制的某种戒规来发挥这种作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悲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的确，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有犯重大错误的自由，或有冒生命危险的自由。在我所采纳的自由的原始意义上，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自由因此而在表面上看来并不一定比其他的善更可取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正是这种独特的善需要一个独特的称谓。就这个问题而言，尽管“政治自由”和“内在自由”作为“自由”这一术语的久已确立的替代语仍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我们如果在使用它们的时候稍加谨慎，就不太可能导致混淆。然而，“能力或力量”意义上的“自由”观，是否应当容许，实属问题之所在。

然而，我们必须驳斥这样一种说法，即由于我们采用了同一术语来指涉各种自由，所以它们乃是同类的不同变种。这实是产生危险谬论的根源，甚至是一种会导出最为荒谬结论的语言陷阱。力量或能力意义上的自由、政治自由和内在自由这三者状态，一如上述，实与个人自由的状态不同，因为我们不可能通过少许牺牲其中的一种状态以求较多地达致另一种状态而最终获致自由的某种共通品格。当然，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这种交换的方式而实现以一种善物去替代他种善物。但是，有些人却认为各种自由状态中的确存有某种共通的要素，而且基于这种共通要素，人们可以就这种交换对自由的影响展开讨论。这种观点实属愚昧，充其量也只是那种最为拙劣的哲学现实主义（philosophical  realism）的论调：它居然认定，由于我们用同一术语来指称这些状态，所以这些状态中也就一定具有一种共通的品格。但是，事实上，我们对各种自由状态的诉求，所依据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这些状态是否存在亦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些状态之间做出选择，那么这种选择亦不能通过追问自由作为整体是否会得到增进的方式来进行，而只能通过确定这些不同状态中何者能得到我们更高评价的方式来进行。

６．常常有人批判我们的观点，认为我们的自由概念纯属一否定性（negative）概念。其实，和平亦是一否定性概念，而且安全、稳定、或某种特别的阻碍或邪恶之不存在等，亦都是否定性概念，而自由恰恰属于此一类概念，因为它所描述的就是某种特定障碍——他人实施的强制——的不存在。它是否能够具有肯定性（positive），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它的使用或认识。自由并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获致某些特定的机会，但却允许我们自己决定如何处理或运用我们所处于其间的各种情势。

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自由的用法多样且不尽相同，然自由只有一种。只有当自由缺失时，“自由权项”（liberties）才会凸显，因为“自由权项”乃是指某些群体及个人在其他人或群体多少不自由的时候仍可获致的具体的特权或豁免。从历史上看，人们正是通过特定“自由权项”的实现而逐渐迈上自由之路的。但是，一个人应当在得到允许以后方能做特定事情的状态，并不是自由，尽管这可以被称为“一项自由权”（a liberty）；更有进者，虽说自由与不允许做特定事情的状况相容，但如果一人所能做的大多事情须先获致许可，那就绝无自由可言。自由与“自由权项”（liberty and liberties）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乃指这样一种状态，除规则所禁止的以外，一切事项都为许可；后者则指另一种状况，除一般性规则明文许可的以外，一切事项都被禁止。

如果我们再对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本质差异予以细究，我们便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由绝不会因其所具有的这种否定性品格而减损其价值。笔者在上文业已指出，我们乃是在该术语最为原始的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因此，如果我们对自由人与奴隶在地位上的实质差异予以关注，便会有助于我们更加明了其含义。就最古老的自由共同体——古希腊诸城邦——的状况而言，我们对自由人与奴隶在地位上的差异已知之甚多。人们已经发见了无数的解放奴隶的法令，而这些法令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明细的关于自由之基本要件的图景。所谓获致自由，一般指授予四项权利，而这正是解放法令通常赋予被解放的奴隶的权利：第一，“赋予其以共同体中受保护的成员的法律地位”；第二，“赋予其以免遭任意拘捕的豁免权”；第三，“赋予其以按照自己的意欲做任何工作的权利”；第四，“赋予其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迁徙的权利”。

上述所列之权利，已含括了18世纪和19世纪所认为的自由的基本要件的大部分内容。解放法令之所以并未授予拥有财产的权利，只是因为即使是当时的奴隶亦可享有此项权利。上述四项权利再加上财产权利，已含括了保护个人免受强制的原则所要求的一切要件。但是，它根本不涉及我们在上文中所考察的其他意义上的诸项自由，更未关涉到晚近提出的那些用以取代原始意义上的自由的“新自由”（new freedoms）。如果奴隶只拥有投票权，显然不意味着他已然自由了，此外，任何程度的“内在自由”亦不能改变他的奴隶状况，尽管唯心主义哲学家竭尽全力试图说服我们“内在自由”能改变他的奴役状况。再者，任何程度的奢侈或安逸生活、或者他可能对他人或自然资源施加的支配力，亦都无法改变他对其主人的专断意志的依附状态。但是，如果他与所有其他公民一样，只受制于平等适用的法律，如果他能免遭任意拘禁并能自由选择工作，又如果他能够获致并拥有财产，那么任何其他人或群体都不能强制他按他们的意志行事。

７．我们对自由的定义，取决于强制概念的含义，而且只有在对强制亦做出同样严格的定义以后，我们才能对自由做出精确界定。事实上，我们还须对某些与自由紧密相关的观念——尤其是专断、一般性规则或法律（general rules or laws）——做出比较精确的定义。从逻辑上讲，我们应当现在就着手对这些概念做出同等详尽的分析，而且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这一点。但是，在邀请读者同笔者一起进入探究这些术语精准意义这一看上去颇为枯燥无味的工作之前，我们当努力对我们所界定的自由为何如此重要先行做出解释。因此，笔者拟在本书第二部分的开篇章节中进行其他相关术语的界定工作，同时我们还将着重考察一个自由政权的法律诸面相。在这里，我们暂且先指出对强制做比较系统的讨论所能达致的几个结论，因为这已足以使我们对原始意义上的自由的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当然，对“强制”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做如此概要的考察，难免会有些教条的意味，不过，笔者拟在后文中给出更详尽的论证。

所谓“强制”，我们意指一人的环境或情境为他人所控制，以致于为了避免所谓的更大的危害，他被迫不能按自己的一贯的计划行事，而只能服务于强制者的目的。除了选择他人强设于他的所谓的较小危害之情境以外，他既不能运用他自己的智识或知识，亦不能遵循他自己的目标及信念。强制之所以是一种恶，完全是因为它据此把人视作一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实际上是把人彻底沦为了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所谓自由行动（free  action），乃指一人依据其自己的知识所确定的手段而追求其自己的目标，因此，这种自由行动所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基本依据（data），是不能由他人依其意志所型构的。这种自由行动还预设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领域（a known sphere）的存在，在这一领域中，他人不能对其间的那些情境加以安排，亦不能迫使行动者按他们所规定的选择行事。

然而，强制不能完全避免，因为防止强制的方法只有依凭威胁使用强制之一途（the threat of coercion）。自由社会处理此一问题的方法，是将行使强制之垄断权赋予国家，并全力把国家对这项权力的使用限制在下述场合，即它被要求制止私人采取强制行为的场合。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将完全有赖于国家对众所周知的个人私域的保护（known private sphere of the individuals）以免遭他人的干预，亦有赖于国家并非经由具体的授权而是通过创设条件的方式来界定这些私域，在这些条件下，个人能依凭既定规则来确定他自己的行事领域，因为这些规则明确规定了政府在种种不尽相同的情形中将采取的措施。

一个政府为了达致上述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强制，应减至最小限度，而且应通过众所周知的一般性规则对其加以限制的方法而尽可能地减少这种强制的危害，以致于在大多数情势中，个人永不致遭受强制，除非他已然将自己置于他知道会被强制的境况之中。甚至在必须采取强制的场合，也应当通过把强制限制于有限的并可预见的职责范围，或者至少通过使强制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而使它不致造成它本具有的最具危害的影响。由于政府的强制行动已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并且依据于一般的抽象的规则（它们对特定个人的影响在人们制定这些规则之时尚不能预见），所以这种强制行动也构成了个人制作和实施其计划所凭借的各种基本依据。强制即以众所周知的规则为依据（强制，一般而言，乃是一人置自身于强制场合而导致的结果），所以它就成了一种有助于个人追求其自己目标的工具，而非一种被用以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

第二章  自由文明的创造力

文明的进步，乃是通过增加我们毋需考虑便能运作的重大活动的数量来实现的。思想活动一如战争中骑兵之冲锋：这种冲锋在数量上受着严格的限制，因为它们需要有新马匹予以补充，所以它们只能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发起。              ——A.N.怀特海（A.N.Whitehead）

    １．苏格拉底认为，承认我们的无知（ignorance），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苏氏的此一名言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理解社会的首要条件；我们渐渐认识到，人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往往处于必然的无知（necessary              ignorance）状态之中。社会生活之所以能够给人以益处，大多基于如下的事实，即个人能从其所未认识到的其他人的知识中获益；这一状况在较为发达的社会（亦即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中尤为明显。我们因此可以说，文明始于个人在追求其目标时能够使用较其本人所拥有的更多的知识，始于个人能够从其本人并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并超越其无知的限度。

人对于文明运行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多因素往往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unavoidable          ignorance）状态，然而这一基本事实却始终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哲学家和研究社会的学者，一般而言，往往会敷衍此一事态，并视人的这种无知为一种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缺陷。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以完全知识（perfect           knowledge）预设为基础而展开的关于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讨论，作为一种初步的逻辑探究，偶尔也会起些作用，然而试图用它们来解释真实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们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这里的根本问题乃在于这样一个“实际困难”，即我们的知识在事实上远非完全。科学家倾向于强调我们确知的东西，这可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但是在社会领域中，却往往是那些并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采取科学家那种强调已知之物的取向，很可能会导致极具误导性的结果。诸多乌托邦式的建构方案（Utopian            constructions）之所以毫无价值，乃是因为它们都出自于那些预设了我们拥有完全知识的理论家之手。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要对无知展开分析，实是一项极为棘手的工作。初看上去，即使从定义入手对其做细致探究，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无力对我们毫无所知的东西做理智且深刻的讨论，此乃不证自明之理。然而在我看来，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为何，但至少应有能力陈述这些问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对所讨论的题域具有某种真正的知识（genuine          knowledge），此即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理解社会运作的方式，就必须努力对我们关于此一问题的无知的一般性质及范围给出界定。我们虽不能在黑暗中视见，但却一定能够探寻出黑暗区域的范围。

有论者主张，文明既为人所创造，人亦应当有能力随意变更其制度或结构。如果我们对此一主张的意义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大而化之的认识路径有着极为明显的误导性，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当人是在完全理解其所做所为的状况下经由审慎思考而创造了文明的时候，又只有当人至少是明确地知道文明是如何被维持承续的时候，上述主张才能成立。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确实创造了文明。文明是人的行动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数百代人的行动的产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明是人之设计（design）的产物，甚至更不意味着人知道文明功用或其生生不息之存续所依凭的所有基础性条件。

那种认为人已然拥有了一种构设文明的心智能力、从而应当按其设计创造文明的整个观念，基本上是一种谬误。人并不是简单地赋予世界以一种由其心智所创设出来的模式。人的心智本身也是这样一种系统，它在努力使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如果以为我们只须将各种于当下指导我们行动的理念付诸实施，便可以达致一更高级的文明状态，那就显然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要进步，我们就必须为此后的发展所要求的对我们当下的观念及理想进行不断的修正留出空间，因为随着经验的增多，其间所产生的各种偏差现象必然要求我们对这些观念及理想做出不断的修正。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构设出自此往后500年甚或50年的文明的状况，恰如我们中世纪的先辈或我们的祖父们无力预见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样式一般。

那种认为人经由审慎思考而建构起了文明的观念，乃源出于一种荒谬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种唯智主义视人的理性为某种外在于自然的东西，而且是那种能独立于经验就获致知识及推理的能力。但是，人之心智的发展乃文明发展的一部分；恰恰是特定时期的文明状态决定着人之目标及价值的范围和可能性。人的心智决不能预见其自身的发展。虽说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去实现我们当下的目标，但我们仍须给新的经验和未来的事件留出空间，以决定我们当下的目标中何者将予以实现。

一位当代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并不是人控制着文化，而是文化控制着人”，此一论断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他的另一说法对我们则不无警省，“恰恰是我们对于文化的性质在深度和广度上过于无知，使我们有可能妄断是我们在指导并控制着文化”。他的这一说法至少对唯智主义观念做出了一种重要的纠正。他所提出的警省将有助于我们对于下述状况获致一种较为真实的认识：在我们实现我们的智识所构设的目标这一有意识的努力与制度、传统及习惯所具有的功用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互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制度、传统及习惯这三者常常会混合在一起发生作用，并产生某种与我们所旨在实现的目标差之万里的东西。

指导个人行动的有意识的知识（conscious knowledge），只是使个人能够达致其目标的诸多条件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从下述两个重要方面加以认识。首先，事实上，人的心智本身就是人生活成长于其间的文明的产物，而且人的心智对于构成其自身的大部分经验并不意识——这些经验通过将人的心智融合于文明之构成要素的习惯、习俗、语言和道德信念之中而对它发生影响。因此，其次，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指出，任何为个人心智有意识把握的知识，都只是特定时间有助于其行动成功的知识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对他人所拥有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成功地实现我们个人目标的基本条件这个问题进行反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我们行动的结果所赖以为基础的环境极其无知，而且这种无知的程度甚至会使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诧。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所有个人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all the individuals）的总和，绝不是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an integrated whole）而存在的。这种所有个人的知识的确存在，但却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的，因此如何能够做到人人都从此种知识中获益，便成了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大问题。

易言之，作为文明社会成员的人在追求个人目的方面，之所以比脱离了社会而独自生活的人更能成功，其部分原因是文明能使他们不断地从其作为个人并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每一个个人对其特殊的知识的运用，本身就会对他人实现他们的目的有助益，尽管他并不认识这些人。所有的社会活动为了能向我们提供我们经由学习而不断期待的物事，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与某些事实相调适，而正是这些特定的事实，我们知之甚少。至于那些经由恰当协调个体活动而促成社会活动与某些事实相调适的力量，我们知之就更少了。甚为遗憾的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对于那些使我们彼此进行合作的因素几无所知时，我们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憎恨的态度，而不是感到惊诧或好奇。我们之所以有时候会产生那种试图打碎整个文明复杂勾连的网络的鲁莽且冲动的欲望，全是因为我们无力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

２．然而，如果“知识”仅意指个人有意识的和明确的知识（conscious and explicit knowledge），亦即能使我们陈述此事或他事为何的知识，那么将文明的发展与知识的增长等而视之，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当然，我们更不能将这种知识仅限于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为理解笔者在下文的论证，牢记这一点是颇为重要的，即科学知识甚至不能穷尽那些为社会经常使用的明确的和有意识的知识；我们的这个观点当然与时下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相左。寻求知识的科学方法，并不能够满足社会对明确知识的全部需求。在人们持续不断使用的关于变动不居、千变万化的特定事实的知识当中，并不全都是适宜于被系统解释的知识；甚至其间的大多数知识也只是散存于无数个人手中的知识。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专家知识（expert     knowledge），其间一些重要的知识并不是实质性的知识（substantive              knowledge），而只是关于在何处以及如何去发现所需信息的知识。然而，就本书的讨论而言，上述对理性知识（rational             knowledge）的不同种类进行界分的工作，并非很重要；而且在本书的分析中，笔者实际上是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理性知识集合于一体而统称为明确知识的。

过去的经验业已融入于我们的环境之中，因此，只有在我们对知识的解释包括了人们对于这些环境所做的一切调适的时候，知识的增长与文明的发展，才是同一回事。但是，此一意义上的知识并非都属于我们的智识（intellect），而我们的智识亦非我们的知识之全部。我们的习惯及技术、我们的偏好和态度、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都是我们对过去经验的调适，而这些调适水平的提升，乃是通过有选择地摈弃较不适宜的调适行为而达致的。它们是我们行动得以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一如我们有意识的知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构成我们行动基础的“理性不及”的因素（non-rational              factors）当中，并不全都会始终有助于我们获得成功。一些因素的功用或早已失去，却仍被保留了下来，有些因素甚至在已成为障碍而非助益时，也仍被人们保留了下来。然而不论如何，我们的所做所为却不能没有它们作为基础：甚至成功地运用我们的智能本身，亦需依赖于对这些理性不及的因素的不断的使用。

人往往会对其知识的增长感到自豪和得意。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作为人自身创造的结果，对于人有意识的行动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的有意识知识的局限、从而也是人的无知范围，亦会不断地增加和扩大。自现代科学发端始，就连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承认，“随着科学的发展，公认的无知范围亦会扩大。”不无遗憾的是，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普遍影响，却在大众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的无知范围正在逐渐缩小，因此我们能够更为广泛地和有意识地控制人的所有活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此一信念似乎亦为不少科学家所赞同。正是据此原因，陶醉于知识增长的人往往会变成自由的敌人。由于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的增长会恒久地向我们展现新的无知领域，所以我们依据这种知识而建构起来的文明亦会日呈复杂和繁复，而这也就当然会对我们在智识上理解和领悟周遭世界时造成新的障碍。人类的知识愈多，那么每一个个人的心智从中所能汲取的知识份额亦就愈小。我们的文明程度愈高，那么每一个个人对文明运行所依凭的事实亦就一定知之愈少。知识的分工特性（division        of knowledge），当会扩大个人的必然无知的范围，亦即使个人对这种知识中的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无知的状态。

３．当我们言及知识传承与知识传播（transmiss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时，我们乃意指文明进程的两个方面（笔者在上文业已对此做出界分）：一是我们累积的知识在时间上的传承，二是同时代人之间就其行动所赖以为基础的信息所进行的传播。但是，这二者并不能够截然两分，因为同时代人之间用以传播知识的工具，乃是人们在追求其目的时常常使用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对于科学领域中知识的传承和累积的进程极为熟悉——这种知识既展示了自然界的一般规律，也揭示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具体特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是我们所承继的知识中最为显见的一部分知识，亦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主要知识，然而在日常意义上的“知识”中，它依旧只是一部分知识；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许多其他工具（tools，此处采用该词的最宽泛的意义）；这些工具乃是人类经悠久岁月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产物，而且通过对它们的运用，我们才得以应对我们周遭的环境。更为准确地说，这些工具乃世世代代相传之经验的产物。一旦有更具效率的工具可供我们使用，即使我们并不知道此一工具为什么更具效率，甚或不知道未来的替代性工具为何，我们亦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一工具。

这些由前人逐渐形成并构成适应其所处环境之措施中重要内容的“工具”，所含括的远远不止于物质性的器具。它们还存在于人们习惯遵循但却不知其就里的大多数行为方式中。它们由我们所谓的“传统”（traditions）和“制度”（institutions）构成；人们之所以使用这些传统和制度，乃是因为它们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工具：它们是累积性发展的产物，而绝不是任何个人心智设计的产物。一般而言，人不仅对于自己为什么要使用某种形式之工具而不使用他种形式之工具是无知的，而且对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一行动方式而不是他种行动方式亦是无知的。人对于其努力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遵循的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那种习惯，通常也是无知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既适用于未开化者，亦适用于文明者。在有意识的知识获得增长的同时，此一最为宽泛意义上的工具（亦即经过验证并为大众所普遍采用的行事方式）也始终会有同样重要的累积。

笔者于此处的关注，主要并不在于以上述方式传授于我们的那种知识，亦不在于人们会在将来使用的新工具的形成方式，而在于当下的经验被用来帮助那些并不直接享有此类经验的人的方式。鉴于此，我们将把有关时间上的进步问题留至下一章讨论，而在本章集中探究社会个人成员所拥有的分散的知识、不同的技巧、各种各样的习惯及机会，是如何帮助他们并使其活动与日益变化的环境相调适的。

条件的每一变化，都必将在资源使用方面、在人们活动的方向及种类方面以及在习惯和风俗方面造成某种变化。因受资源变化影响而造成的人的行动的每一变化，亦将要求人们在其他诸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调适，而这种调适则会逐渐扩展至整个社会。这样，每一种变化在一定的意义上都会给社会造成一个“问题”，尽管任何个人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则会在形成一项新的整体调适方式的过程中，逐渐获致“解决”。那些参与此一进程的人士对为什么要为其所为的原因，可以说知之甚少，而且我们也无从预言谁将在这个调适进程中的每一阶段上首先采取适当的调适动作，进而我们也无力预言知识、技巧、个人态度及环境形成何种特定的组合便能给某人提供恰当的解答，甚至更加无从预言某人的范例将通过何种渠道传播于他人并为他们所仿效。欲图事先便设想出知识与技巧的所有组合形式，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只有当各种组合形式付诸实施以后，人们方能从中发现那些恰当的做法或手段，进而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在实践中，恰恰是平凡大众在面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处理其日常事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无数微不足道且平实一般的小措施，产生了种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范例。这些小措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得到明确公认并以明确的方式传播于社会的重大的智识创新。

试图对谁会将本能取向与机会进行正确的组合从而发现较佳的调适方法做出预测，甚为困难，其难度绝不亚于要预测不同的知识与技巧通过何种方式方法加以组合便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所具有的困难。知识与本能取向的成功组合，既非出自于人们经由共同的审慎考虑而做出的选择，亦非出自于人们通过共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做出的选择；它们的成功组合，完全是个人模仿其他较成功者所作所为的结果，而且这些成功者的所作所为往往也是通过不同的象征或符号而对模仿者施以引导的，例如，人们对成功者的产品所提供的价格、对他们所遵奉的行为标准所做的道德上的赞誉或审美上的羡辞，不一而等；一言以蔽之，这些成功的组合乃是个人运用其他人之经验的成就的结果。

此一进程的功用的关键之处，一方面在于它可以使每个个人都能够据其特殊知识（而且常常是独特的知识）行事，至少当他处在某种特定环境之中时是如此，另一方面还在于它可以使每个个人能够在其所知道的限度内，为达致其自己的个人目的而使用他自己的技巧和利用他所能得到的机会。

４．至此，经过上文的分析和阐释，本章的主要论点可以说较易理解了。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        ignorance）。

如果存在着无所不知的人，如果我们不仅能知道所有影响实现我们当下的希望的因素，而且还能够知道所有影响实现我们未来需求和欲望的因素，那么主张自由亦就无甚意义了。当然从反面来看，个人的自由亦会使完全的预见成为不可能。但是，为了给不可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事象提供发展空间，自由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自由，乃是因为我们经由学习而知道，我们可以从中期望获致实现我们诸多目标的机会。正是因为每个个人知之甚少，而且也因为我们甚少知道我们当中何者知道得最多，我们才相信，众多人士经由独立的和竞争的努力，能促使那些我们见到便会需要的东西的出现。

尽管上文所述对人的自尊似有所羞辱，但我们必须承认，文明的发展，甚至维系，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为未知之事象（或偶然之事象）的发展提供最多的机会。这些未知之事象或偶然之事象，是在个人将其所获致的知识与态度进行组合、将技巧与习惯进行组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且也是在有能力的人士遭遇他们有相应知识去应对的特定环境时发生的。正是我们对如此之多的东西都处于必然无知的状态之中，才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去面对或然之事（probabilities）和机遇。

当然，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抑或是在社会生活中，尽如人意的偶然之事通常来讲并不会适时发生，然而我们必须对它们的发生有所准备。但是，即使如此，它们依旧只是机遇，而绝不会因此就变成确然之事（certainties）。这些机遇包含着那些经由审慎思考后仍必须承受的风险、一些个人和群体虽然像成功者那般努力但仍可能遭受的不幸、甚至大多数人都可能会蒙受的重大失败或挫折、以及很可能只是在最后方能获致的净收益。对此我们所能做的，一是增加机遇：促使个人的天赋和环境形成某种特别的组合，从而造就出某种新的工具或改进某一旧工具；二是增进成功的可能：促使诸如此类的创新能够迅速地传播至那些能够利用它们的人士，并为他们所用。

当然，所有的政治理论都假定大多数个人是极为无知的。但是，那些为自由进行辩护和呼吁的人与其他人不同，因为前者把自己和最为明智的人士也都纳入了无知者的行列。与那种在动态的发明进化中不断为人们所使用的全部知识（totality           of knowledge）相比较，那种在最为明智的人士所拥有的知识与最为无知之个人能有意识使用的知识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亦就无甚意义了。

由约翰·密尔顿和约翰·洛克首先提出、后又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Walter    Bagehot重新论述的有关主张宽容的经典论点，无疑是以承认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无知为基础的。这种论点乃是一般性原理的特殊运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非唯理主义者（non-rationaist）对我们心智活动的洞识，才能为这种一般性原理的特殊运用开启大门。本书通篇贯穿着这样一个观点，即尽管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增进自由的所有制度都是适应无知这个基本事实的产物，这种适应旨在应对机遇和或然之事象，而非确然之事。在人类事务中，我们无力达致这种确然性，亦正是基于此一原因，为最佳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我们必须遵循那些为经验表明能在总体上产出最佳结果的规则，虽说我们并不知道在特定情势下遵循这些规则会产生何种后果。

５．人从其期望屡屡落空而产生的失望中习得知识。尽管有诸多事象是我们不可预知的，但是毋庸赘言，我们绝不应当用愚昧的制度去增加各种事象的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地去完善或改进我们的制度，以增加做出正确预测的机遇。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为不确定的任何个人（unknown individuals）提供最多的机会，以使他们有可能知悉那些连我们自己都尚未意识到的事实并在其行动中运用这种知识。

正是通过众人所做的彼此调适的努力，人们在其行动中得以使用的知识方远较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为多，甚至远较在智识上有可能加以综合的知识为多；也正是通过如此这般地使用分散的知识，人们所可能获致的成就方远较一个人的心智所能预见的为大。正是由于自由意味着对直接控制个人努力之措施的否弃，一个自由的社会所能使用的知识才会远较最明智的统治者的心智所能想象者为多。

从主张自由所依凭的上述依据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论断：首先，如果我们把自由仅限于那些我们知道自由会产生助益的特定事例之中，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自由的诸种目的。仅在事先知道自由的效用会产生助益的情况下而授予的自由，实际上并不是自由。如果我们已然知道自由会被如何使用，那么主张自由的论辩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存在的依据。如果在一些人使用自由的结果似乎不尽人意的场合便不授予自由，那么我们就绝不会获致自由的裨益，亦绝不会达致只有在自由提供了机会的情况下方能取得的那些不可预见的新的发展。因此，自由常被滥用的现象，就绝不能被用作反对个人自由的论据。自由必然意指这样一个道理，即许多事情虽为我们所不喜欢，他人仍可以为之。我们对自由的坚信，并不是以我们可以预见其在特定情势中的结果为依据的，而是以这样一个信念为基础的，即从总体观之，自由将释放出更多的力量，而其所达致的结果一定是利大于弊。

其次，我们能自由地做某一特定事情的重要意义，与我们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有可能利用那种特定机会的问题毫不相关。只赋予那种为所有的人都能实施的自由，实际上乃是对自由功能的根本误解。百万人中仅有一人所能使用的自由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对大多数人的助益，可能要超过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自由。

第三，我们甚至还可以指出，有机会使用自由做某一特定事情的可能性愈小，它就对整个社会愈为珍贵。同理，有自由做某一特定事情的机会的可能性愈小，那么当该机会产生时而被人们坐失此一机会，其损失亦就愈严重，因为它所提供的经验将是极为罕见难得的。此外多数也完全有可能对任何个人都应当可以自由做的大多数重要事情并不直接关心。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如果情况正相反，人们可以预知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那么自由的结果亦就可以通过多数决定个人应当做什么的方式来达致。但是，多数的行动却必定局限于那些业经尝试而已然确定的事情，亦即必定局限于人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已然达成共识的那些问题，然而，先于这些共识的乃是不同个人的不同经验和行动，换言之，这些共识乃是根据先于其而在的不同个人的不同经验和行动而达致的。

据此，我从自由中所获致的助益，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他人使用自由的结果，而且其间的大多数助益，乃是他人使用那些我本人绝无能力使用的自由的结果。因此，我本人所能行使的自由，未必对我就最为重要。某人能够尝试做任何事情的重要性，当然要超过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同样事情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主张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能够做特定的事情，亦不是因为我们视任何特定的自由为我们幸福的基础。一如前文所述，促使我们反抗任何人身约束的本能倾向，虽说颇具正面意义，但对于证明或界定自由而言，却并不总是一种可靠的指导或保障，所以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是我本人愿意行使的那种自由，而是某人为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而可能需要的那种自由。我们只有通过将此种自由赋予所有的人，方能确使不确定的任何人都能获致此种自由。

自由的助益因此并不局限于享有自由的人，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讲，一个人并不从他本人所能利用的自由的那些方面获致助益。毋庸置疑，在历史上，不自由的大多数人曾从存在着少数自由人这个事实中获取了大量助益，而在当下，不自由的社会则从它们于自由的社会中获致和习得的东西中得到了甚多助益。当然，我们从他人的自由中获致的助益，随着那些能够行使自由的人数的增长而会扩大。因此，主张一些人应有自由的论据，亦同样适用于所有人都应享有自由的主张。但是，对于所有的人来讲，一些人有自由比无人有自由更好，多人享有充分的自由（full          freedom）比所有的人只享有有限的自由（restricted           freedom）更好。此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有自由做某一特定事情的重要性，与想做此事的人数毫不相关：因为它很可能是反比。将这种做某事的自由的重要性与人数挂勾的做法，只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即一个社会可能因受到种种对人数的要求和控制而遭到侵损，尽管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他们的自由因此而被严重削减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只有为多数所实施的自由，才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势必会创设出一个以不自由为特征的停滞社会。

６．在调适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那些并非出于设计而达成的新颖者，首先，是由那些能够协调不同个人的诸种努力的新安排或新模式组成的，也是由那些在资源使用方面的新组合（其性质只是暂时的，一如导致这些组合的特殊条件一般）构成的。其次，它们亦是由对工具和制度进行改进以适应于新环境的种种努力而促成的。这些改进中亦有一些只是针对即时的境况所采取的暂时的调适性措施，而另一些则是为了增加现存的工具和手段的多样性而采取的改善措施，从而亦会被保留下去。上述第二类改善措施不仅会对特定时空下的境况做出较好的调适，而且也能对我们环境的某种恒久性做出较好的适应。此类自生自发之“型构物”（spontaneous    formations）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自然是受一般性规律支配的。随着经验以累积的方式不断地被融合进工具及行动方式之中，明确的知识——亦即那些能够通过语言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为人们明确阐释的一般性规则——亦将得到发展。新颖者得以产生所依凭的上述进程，可以在智识领域中得到最好的理解，当其产生的结果为新观念时尤然。正是在智识领域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至少意识到了此一进程中的一些个别步骤，因为我们必须对这一进程中的各种细节都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即在一般意义上也能认识到自由在其间的必要性。大多数科学家都承认：一是我们无力计划或规划知识之发展，二是在通向未知之王国的探究——此乃研究的目的之所在——过程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个人天才的奇思异想和变化莫测的境况，三是科学发展，正如一人心智之中突然萌发的新观念一样，也是个人将社会带给他的概念、习惯及环境加以组合的结果：它既是系统努力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偶然事件的产物。

由于我们较为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智识领域中的发展常常出自于那些不可预见的和不可设计的因素，所以我们趋于特别强调自由在这一领域中的重要意义，而忽视做事情的自由——即行动自由——的重要性。但是，研究和信仰的自由，言论和讨论的自由，尽管其重要性已为众人所理解，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自由的重要意义只有在新真理被发现的整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才会凸显出来。以牺牲做事情的自由的价值为代价，而赞美智识自由（intellectual     liberty）的价值，无异于视一大厦之顶部为大厦之整体。我们之所以有新理念供讨论，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可协调，皆因这些理念和观点产生于诸多个人境况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他们在从事具体的工作时采用了他们所习得的新工具和新的行动方式。

对此一发展于智识不及之领域的进程（the             non-intellectual part of this process）——亦即新颖者赖以产生的原有物质环境发生变化和形成的过程——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人们有更大的想象力，而绝非是唯智主义观（intellectualist      view）所强调的那些因素所能够满足的。尽管我们在有的时候能够对导向一新观念产生的智识进程进行探索寻踪，然而我们却几乎不可能对那些我们尚未获致明确知识的贡献间的组合和序列加以重构或复制，我们亦不可能对人们所采用的颇有助益的习惯和技巧、所使用的工具和机会以及有利于产生此一结果的主要行动者所处的特殊环境加以重构或复制。我们为理解此一发展于智识不及之领域的进程所做的各种努力，目前还只能根据某些简单的模式指出何种力量发生了作用以及各种影响力量发生作用的一般性原则，然却无力明确指出它们的具体特征。一般来讲，人只关注其所知道的东西，因此，在此进程展开的过程中，那些并不为人们明确知道的特征通常都会被人们忽视不顾，甚至也很有可能就根本得不到详尽的探究。

事实上，这些并不为人们所意识的特征，不仅通常会被忽视不顾，而且还常常被视为是一种障碍，而非一种帮助或一种基础性条件。它们是“理性”不及者，因为我们尚无从明确根据推理去解释它们；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也常常把它们视为那种与理智行动相悖意义上的非理性的（irrational）因素。然而，虽然影响我们行动的大多数理性不及的因素，可能具有上述意义上的非理性，但是我们在行动中预设并运用的许多“纯粹习惯”（mere          habits）和所谓“无意义的制度”（meaningless         institutions），却是我们实现目的的基本条件；当然，它们也是社会做出的成功调适的一部分，它们一方面经常为人们所改进，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人们能够实现多少成就所赖以为据的基本条件。发现它们的缺陷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发展却一刻也不能不以它们为基础。

我们逐渐学会了安排日常时间、穿着、饮食、装饰居室、演说写作以及使用文明为我们提供的无数其他工具或器具，而正是我们所习得的这种种行事方式，时时刻刻为我们提供着我们自身对文明进程做出贡献所必须依凭的基础，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生产和贸易中的“诀窍”（know-how）。而且，正是在我们以新的方式使用和改进文明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手段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新的观念，而这些新观念只是到了发展进程的最终阶段才会被归入智识领域予以处理。人们一旦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抽象思考，这种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它在延续和发展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受到新的挑战和质疑；而它之所以会受到挑战和质疑，乃是因为人们有能力以新的方式行事，有能力尝试新的做事方式，还有能力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变更整个文明结构。智识进程，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已经形成的观念做详尽阐释、选择和否弃的进程。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行动（常常是理性不及的行动）与重要事件交互影响的领域中源源不断产生的。因此，如果自由被局限于智识领域，那么产生新观念的源泉就会干涸。

由此可见，自由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它使之成为可能的行动是否具有崇高的特性。行动的自由（freedom      of action），即使是从事平凡而日常事务的自由，亦与思想的自由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人们常常通过把行动的自由称为“经济的自由”（economic   liberty）来贬低这种自由的价值，这甚至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但是，行动自由的概念在含义上要比经济自由的概念宽泛得多，可以说前者涵盖了后者。更为重要的是，是否存在着可以被称为纯粹“经济的”那种行动，以及对自由的限制是否能够被局限在那些所谓的“经济”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疑问。经济的考虑只是我们据以协调和调适我们欲求实现的不同目的的根据，而且从最终的意义上讲，我们欲求实现的这些目的，无一是经济的（除了那些守财奴和那些把挣钱本身视作目的的人以外）。

７．上文所述的大部分内容，不仅适用于人为实现其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亦适用于那些目的本身。自由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人的目标是开放的，而且能够不断产生人们为之努力的新目标；尽管这些新目标一开始只是少数个人的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甚至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善的或美的东西亦会发生变化（尽管其变化方式还不至于使我们只能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知道下一代人将把何者视为善或将把何者视为美。更有进者，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视某事为好，而且当人们就某事是否为善而发生分歧时，我们亦甚难断言谁是正确的。不论从人的知识方面来看，还是从人的目标和价值方面来看，人都可以说是文明的造物；归根结蒂，正是这些个人的希望与群体或族群的永久存续之间的相关性，决定着这些群体或族群是持续还是变化。仅仅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价值乃是文明进化的产物，便以为我们能够得出我们的价值应当为何的结论，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却毫无理由怀疑，这些价值亦是由那些产生我们智识的同样的进化力量所创造的和变更的。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关于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的终极判断，并不是由个人智慧所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坚持“错误”信念的群体的衰弱或减少而决定的。

文明的所有手段或工具，都必须在人们追求其当下目标的过程中证明其自身的效度，无效者将被否弃，有效者将被保留。但是，我们更须注意此一事实背后的问题，即随着旧的需求的满足以及新的机会的出现，新的目标也会不断出现。哪些个人及哪些群体会获得成功并持续存在下去，既取决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支配他们行动的价值，亦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工具和拥有的能力。同理，一个群体的繁荣强大抑或贫困衰败，既取决于它所遵循的伦理规则或指导它的美好理想或幸福观，亦取决于它所习得的满足其物质需求的能力。简而言之，在任何特定社会中，特定群体的兴衰，都将取决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以及他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而且获得成功的群体的目的，将趋于成为该社会全体成员的目的。

关于我们所坚持的价值或我们所遵循的伦理规则为什么有助于我们的社会持续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至多只能做到部分理解。我们亦无法确信，那些曾被证明对达致某一特定目的有助益的诸规则，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是否还会依旧具有如此的正面功用。虽然我们可以假设，任何业已确立的社会准则在某种意义上都会有助于文明的维系，但是我们能证明此一假设的唯一方法，就是查证这种准则在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所遵循的准则的竞争下，是否仍能继续证明其自身的作用。

８．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所依凭的竞争，必须从最为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它不仅涉及有组织的群体与无组织的群体间的竞争，而且还涉及个人间的竞争。认为竞争与合作或组织相反对，就会误解它的性质。通过合作和组织去获致某些结果的努力，乃竞争之一部分，与个人所做努力并无不同。群际关系是否成功，同样也是在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群体间的竞争中证明其有效性的。与之相关的界分并不在于对个人行动与群体行动的区分，而在于对下述两种境况的界分：在一种境况中，以不同的观点或惯例为基础的种种可供替代的方法可以为人们所尝试；而在另一种境况中，某个机构拥有排他性权利或权力，阻止他人进行这类尝试。如果这种排他性权利（exclusive    rights）的授予，是以某些个人或群体拥有较优较多的知识为预设，那么此一进程便不再具有试验的性质，而且那些碰巧在某一特定时间盛行的信念亦可能变成知识增长的一种障碍。

主张自由的论辩，并不是一种反对组织的论辩（因为组织乃是人之理性所能运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但却是一种反对所有排他性组织、特权组织和垄断性组织的观点，亦是一种反对所有运用强制力量阻止他人尝试进步的论辩。每一种组织都是以特定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意味着信奉某一特定目标并采用某些特定方法，但是甚至那种旨在增进知识的组织，亦只有当其宗旨的设定所依据的信念和知识为真的时候，才会有效。如果组织结构所赖以为基础的信念与事实发生冲突，那么这种冲突也只有在该组织失败并为另一类型的组织所替代时，才会变得一目了然。因此，只有当组织是自愿的并扎根于自由的领域的时候，它们才可能产生助益和具有效率，而且组织如果不调整自身以适应其观念中并未虑及的情势，那么它就只有失败。将整个社会都纳入根据一项统一计划建构起来的并受这种计划指导的一个单一组织系统之中，无疑会扼杀那些型构个人心智的种种力量，甚至还会扼杀那些计划出这种组织的个人心智。

此处值得我们稍加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只有被公认为可资运用的最佳知识才应当在我们的行动中加以使用，那么其结果将会如何呢？如果所有根据那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知识而被认为是浪费的尝试都遭禁止的话，而且只有那些被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才能提出，认为是重要的试验才能尝试，那么这无异于说，人类已然达致了这样一种境况，即人的知识能够使其预见一切常规行动的后果并避免一切失望或失败。进而，这也无异于认为，人已完全将其周遭环境控制于其理性之下了，因为人们只试图去做那些他们能够完全预知其结果的事情。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境势，以致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

９．那种欲求将每一物事都受制于人之理性的唯理主义者（rationalist），因此而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两难困境。运用理性的目的，乃在于控制及预测。但是，理性增长的进程却须依赖于自由以及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那些夸张理性力量的人士，通常只看到了人的思想与行为间互动的一个方面（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理性既得到了使用又得到了形构），但是他们却未能看到，欲使发展成为可能，理性生成所赖以为基础的社会进程就必须免于理性的控制。

毋庸置疑，人类在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源出于下述事实，即人类始终无力控制社会生活。人类的持续发展，完全有可能依赖于其有意地避免实施其于当下已然获致的种种控制手段。在过去，种种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无论受到多大的限制，通常仍能表明其强大无比，足以抵抗国家所具有的那种有组织的强制性措施。然而，在今天，政府已支配了种种技术性的控制手段，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是否仍可能表现出其强有力的作用，就很难确定了；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在不远的将来，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将不可能如其往昔那般强大了。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经由审慎思考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将会摧毁那些曾经使发展成为可能的自生自发的力量；尽管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离这种境况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三章      进步的常识

              人绝不可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

              ——O.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１．当下，在那些有识之士中，大凡珍视个人声誉的论者，只要论及进步，都会极谨慎地在该词上加引号。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先锋思想家的一个特征，却是对进步的助益性笃信不疑；当然，此后的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笃信进步的信念也渐渐被认为是一种思想肤浅的象征。尽管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芸芸众生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持续的进步，但是知识分子却已普遍对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持续的进步提出了质疑，至少对进步的可欲性提出了疑问。

那种认为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无疑是虚幻且天真幼稚的；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对这样一种观点做出回应，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就已发表的关于进步的论述和著述而言，大多数属于站不住脚的言论，所以在使用该词的时候，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其实在过去，人们从不曾给出理由证明“文明已然、正在、且将会朝着某一可欲的方向演进，”亦不曾给出任何理由可以使人们认定一切变化为必然，或视进步为确然，并会始终有助益于人类。然而，那种宣称人们有能力认识“进步规律”（laws   of progress）而且这些规律能够使人们预见我们必然趋向于的境况的观点，甚或那种视人们所为愚蠢之事为必然进而视其为正当之举的观点，则是那些进步观中最无根据的。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对于时下流行的种种打破进步幻想的观点只做轻描淡写的处理，那亦将不无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便是进步，而进步即是文明。维续那种我们知道的文明，须取决于那些在有利的条件下会导致进步的诸种力量的运作。如果说进化（evolution）并不一定会导向较佳境况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没有那些促成进化的诸种力量，文明以及我们所珍视的一切事态（亦即那些将人区别于动物的绝大多数事态）也将不复存在，或无力长久维续。

文明的历史乃是一种进步的明证；在尚不足八千年的岁月中，它便成就了几乎一切为我们视作为人类生活之特征的东西。在放弃了狩猎生活以后，我们的大多数直系祖先在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便步入了农耕生活，而且很快又进入了都市生活；此一进步可能只用了三千年时间。从某些方面来看，人的生物构造并未能相应地跟上文明迅速变化的速度，人对其理性不及的境况的调适仍有不少跟不上时代节奏的地方，而且较之适应文明生活，人的许多本能和情绪可能仍更适应于狩猎生活等等；这些现象实不足以使我们感到太过惊诧。如果我们文明中的许多特征，在我们看来是不自然的、人为的或不健康的，那么这一定是人类自进入都市生活始便具有的经验，实际上是自文明初始便已有的经验。所有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反对“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资本主义及过度精致生活（Over refinement ）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抗拒；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乃是人类在经历了五十多万年狩猎生活以后，在不久前才接受的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方式还导致了种种人类迄今尚无力解决的问题。

２．当我们将进步与我们个人的努力或有组织的努力结合起来讨论时，“进步”（progress）乃是指一种趋向于某一已知目标的发展。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则不能被称作这种意义上的进步，因为它并不是通过采用已知的手段努力趋向于一既定的目标这种人的理性来实现的。然而上述意义上的进步观并不完全正确，更为确当的观点乃是把进步视为一种人对其智力进行组合和修正的进程，亦即一种调适和学习的进程，在此进程中，不仅为人们所知道的种种可能性，而且亦包括各种价值和欲求，都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由于进步在于发现尚未知晓之事象，因此它的结果必不可预见。由于进步始终将人们导向于未知领域，所以我们至多能够期望的便是对那些导致不断进步的诸种力量加以理解。如果我们想努力创造种种有利于进步的条件，那么对这种累积性发展进程的特性，做出上述那种一般性的理解便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却决不是那种能使我们做出具体预测的知识。然而，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从这种理解中获致我们必须遵循的进化之必然规律的主张，则纯属荒诞。人之理性既不能预见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人之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发现既有的错误。

即使在那种最刻意探求新知识的领域，亦即科学领域，也无人能预见其工作的各种后果。事实上，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甚至那种试图将科学的目标刻意设定为达致实用性知识（a      useful knowledge）（即达致那种人们能够预见其在将来的效用的知识）的努力，也可能滞碍进步。进步，依其性质，是不可能被计划的。在我们旨在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并已经掌握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的特定领域中，我们或许有理由说“我们在计划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努力仅限于实现那些现已可见的目标，如果新的问题也不再持续产生，那么我们很快就不用再做什么努力了。只有探索进而认识我们未知之事物，才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

然而，探索我们未知之事物的努力，也常常会使我们大为沮丧。尽管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在于实现我们所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喜欢由此而产生的所有结果，亦不意味着由此而产生的所有结果都是有助益的。而且，由于我们的希望和目标在进步进程中也会发生种种变化，所以有关由进步创造的新的事态乃是一更佳事态的说法是否还具有明确的意义，也就颇令人怀疑了。虽说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支配力的累积性增长，但是它却并未因此而认定新的事态就一定比旧的事态更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的乐趣可能只在于实现我们始终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的过程之中，而对此一结果的确实拥有，则可能不会使我们产生多少满足感。如果我们不得不止于当下的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就比我们止于百年前或千年前具有更多实质意义上的幸福呢？坦率而言，此一问题很可能是无从回答的。

然而，无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回答，都无关紧要。此处紧要的是人们是否能够成功地达致每一时刻似乎都可能达致的事态。人类智识得以证明自己者，并非昔日之成就，而是当下生活中的努力和为未来所做的奋斗。进步乃是一种为运动而运动的过程，因为人们正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及在习得某些新东西所产生的结果中，享受着人类智能的馈赠。

个人的成功，只有在进步相当迅速的社会中，才能为大多数人所分享。在一个静止的社会中，有多少兴起者，就有多少衰败者。为使绝大多数人在其个人生活中参与社会发展之进程，此一发展进程就必须以一相当的速度推进。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亚当·斯密的说法是正确的，“正是在这种进步的状态（即社会并不满足于已然获致的富足，而正在发展以求进一步的获取）中，贫困的劳动者的境况，亦即大多数人民的境况，似乎是最幸福的和最舒适的。然而在静止的状态中，他们的境况会非常艰难；而在衰败的状态中，他们的境况则会极为悲惨。进步的状态实乃是令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欢欣、所心往的状态。静止的状态令人乏味，而衰败的状态则令人悲哀。”

一个进步社会最具特色的事实之一，就是个人在其间所努力追求的大多数事情，只有通过更深一层的进步方能达致。这是因为此种进步进程的必然性使然：新知识及其禆益只能逐渐地传播和获得，而且众人愿望的实现也始终取决于少数人先行获致新知识并先行获享由此种新知识产生的助益。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些新的可能性，在一开始便是可由社会成员通过刻意安排而为众人分享的社会共有物（a       common possession）；这种观点无疑是误导的，因为这些新的可能性只有经过使少数人的成就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和分享这一缓慢和渐进的过程，方能成为共有物。这一进程的渐进特征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因为人们通常都太过关注发展过程中的少数显见且重大的步骤。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重大的发现多半只是展开了新的广阔前景，因此人们还必须通过长时间的进一步努力，才能使其间产生的新知识为一般大众所享用。或者说，必须经过调适、选择、组合、及改进的长期进程，新知识方能得到充分使用。这就意味着，始终有人在他人尚未获益于新成就之前便已从中获益了。

３．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似乎都是上述那种不平等现象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这样一种高速率推进的进步，不可能以一种齐头并进的平均发展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必须以一些人先发展，另一些人继而跟进的梯队发展方式（echelon         fashion）来加以实现。这样一个道理之所以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乃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经济进步主要视之为更多商品物资的积累。但是，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要凭靠我们在知识上的增进，因为这种知识的增进不仅能使我们大家消费更多相同的东西，而且还能使我们享用不同的东西，而且常常是那些我们在早些时候甚至并不知道的东西。虽说收入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可能更依赖于我们不断习得的知识，因为正是知识，才使我们得以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去运用我们的资源，并使我们不断地开拓出资源的新用途。

知识的增长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乃是因为新知识的用途是无限的（只要我们不以垄断的方式人为地造成知识的稀缺），尽管物质资源始终处于稀缺状况并不得不被保留于有限的用途。知识一旦被获致，便会被无偿地用以服务于所有的人。正是通过知识这种无偿的馈赠（尽管这种知识是社会中的一些成员经由种种实验而获致的），普遍的进步才具有了可能，亦即先行者的成就促进了后继者的发展。

在上述发展进程的任何阶段，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境况，即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许多东西的生产方法，但是其生产成本却仍然太昂贵，所以只能提供给少数人享用。在早期阶段，这些东西的制成，须耗用大量资源，其价格也往往会高出个人全部收入之平均分配的份额的许多倍，所以这些产品只能为少数有能力从中获益的人享用。“在一新商品成为一种公众需要并构成一种生活必需品之前，通常只是少数人的玩品。因此，今日的奢侈品乃是明日之必需品”。再者，新东西之所以常常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完全是因为它们一度曾是少数人的奢侈品。

如果我们这些生活在较富有国家的人，能够在今天给大多数人提供不久前在物质上还不可能如此大量生产的商品和便利设施，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直接结果，即它们最初只是少数人方能享受的奢侈品。大凡舒适家庭居室中的便利设施、交通及沟通之便利工具以及娱乐和享受之便利设施，最初都只能小批量生产；但是，正是在这种小批量的生产中，我们逐渐学会了用少得多的资源去生产它们或与其类似的产品，进而能够向绝大多数人提供这些物品。富有者购买此类新商品的费用，有一大部分被用来支付试验新商品的费用（尽管富有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而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这些物品便可以在晚些时候为贫穷者所享用。

上文所述的重要之点，不仅在于我们逐渐学会了以廉价之方法大规模地生产那些我们先前只知道以昂贵的方法少量生产的商品，而且还在于唯有从先行者的角度出发，我们方能拓展出后继者的种种欲求和种种可能性，这是因为在大多数人有能力追求一些新目标之前，少数人早已选定这些新目标并已经为之实现而努力了。如果少数先行者在既有的目标业已实现后所欲求的新东西很快就能为其所享用，那么那些将在此后２０年或５０年中给大众带去这些商品的种种发展，就势必会受到那些已然能够享用它们的少数人的观点的指导。

如果在当下的美国或西欧，相对贫困者能够用其收入的合理部分来购买汽车或冰箱、支付飞机旅行的费用或购买收音机，那么这完全是因为在过去一些收入较多的人能够支付这些在当时尚属奢侈品的费用。进展之路已因前人的踩踏而大为平坦了。正是由于先行者发现了目标，人们方能为那些较不幸运者或能力较弱者建造起通向此一目标的道路。有些物品在今天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奢侈品或浪费者，只是因为它们是一些只为少数人享用甚或为大众所不敢梦想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必须指出，正是这些奢侈品或浪费者，是人们尝试一种最终会为大众所享用的生活方式的代价。我们可以说，那些将得到尝试并在日后得以发展的物品之范围的扩大、以及那些能使大众受益的经验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现存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如果对新商品的尝试能够早在绝大多数人得以享用这些商品之前便可以展开，那么进展的速率便会大大提高。许多改进之物，如果不能在早期就为一些人所享用，则更不可能为大众所享用了。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得不等到新物品能够为所有的人都享用的那一天才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追求，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一天在许多情形下就永远不会到来。我们甚至还需要指出，即使是最贫困者在当下所享有的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也是昔日不平等的结果。

４．因此，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一如我们所知，比较富有的人也只是在他们所享有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其他人略有领先而已。在进化的进程中，他们先行生活于其间的阶段只是他人尚未达致的阶段，但是他人亦将在此后步先行者之后尘而达致此一阶段。因此，“贫困”亦就成了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当然，这并不能使贫困成为不贫困。尽管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未得到满足的欲求通常已不再是那些物质的需求，而是文明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精神上的需要，但是依然不争的是，在每一发展阶段，绝大多数人所欲求的一些东西只能为少数人所享用，而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方能使大众都享用到这些东西。我们为之努力的大多数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因他人已经拥有它们而欲求的东西。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一个进步的社会依赖于这种习得和模仿的进程，但是它却能把它所引发的欲求视为继续努力的激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进步的社会并不保证这种努力的结果能为每个人都享有，它甚至也不考虑由少数人先行享有一些东西而确立的范例会导致大众因不能实现这些欲求而蒙受痛苦的问题。这似乎很残酷，因为它在增加给少数人以赐予的同时，也激增了大多数人对此的欲求程度，而这些欲求又往往不能马上得到实现。然而不论如何，只要它仍是一进步的社会，那么就定有人领先，而其他人继而追进。

在进步的任一阶段，富有者都是通过尝试贫困者尚无力企及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其不可或缺的贡献的，如果没有他们做出的这种贡献，贫困者的进展便会大为延缓。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观点，在一些人看来，亦只不过是一种牵强附会的堂而皇之的辩词而已。然而，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此一论点确实有道理，而且就此而言，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亦不得不效法自由社会。在计划经济的社会中，如果它不能完全效仿其他较为发达的社会，那么它就必须在大众可资享用之前指定一些个人负责尝试或试验最新的进展成就。如果不是由一些人先行实践或尝试，那些新的但仍旧昂贵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推及大众而为他们所普遍享用。但是，仅让一些个人尝试特定的新商品，也还不够充足，因为这些商品只有作为社会之普遍进展的附属物而被欲求时，它们才会具有恰当的用途和价值。在一个推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为了知道在每个阶段上应当促成哪些新的可能性，以及为了知道应当以什么方式并在什么时候将某些特定的新型商品推及和融入普遍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不得不确定某一阶级（或者诸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为先导，始终先发展于其他人。计划经济社会的这种境况之所以区别于自由社会的境况，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以指定方式而产生的不平等乃是设计的结果，而且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先行发展亦是由权力机构决定的，而不是由非人格的市场进程（the         impersonal process of market          ）决定的，亦非由家庭出身和机会运气的偶然事件所促成的。此外，我们应当补充指出的是，计划经济社会与自由社会的区别还在于，在推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只有那些由权力机构批准的较好的生活方式，才是被容许的，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只有那些被特别指定的人方能享有。但是，计划经济社会为达致与自由社会同等的进步速率，就不得不存在不平等的现象，而且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也不会与自由社会中的不平等有太大的差别。

上文所述的不平等现象，在我们看来乃是一可欲的现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进步的前提下，这种不平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才能被视作合理，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可行的判准尺度，当然，我们不希望见到个人的境况由武断的意志来决定，也不愿意看到权力者根据个人意志将某种特权授予某些特定的人。然而，那种认为某些人太过富有或者认为某些人的进步远远大于其他人的现象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观点，在何种意义上可被视为确当，亦很难有定论。如果先行者与后继者之间在发展速率方面的距离太大，那么提出上述问题或许还有些道理；但是，只要社会分层持续存在而且收入金字塔的每一台阶都以某种合理的方式为人们所占据着，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贫困者或弱势者会在物质上受益于其他人先行致富这一事实。

那些反对我们主张的观点乃源出于下述误解，即那些领先者占有了对某些东西的权利，而根据此一权利，他们独享了原本可为大众所享用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从如何重新分配由过去的进步所达致的成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我们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所促成的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这种反对观点就是有道理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些群体先于其他人而发展的现象，显而易见，实有利于后进者，同理，如果我们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汲取或利用较为先进的知识（这些知识乃是一些在某一先前不为我们所知的大陆上的其他人士在更为良好的境况下获致的知识），那么我们一定会受益无穷。

５．当平等问题涉及到我们自己社会中各阶层的成员的时候，我们很难以一种情感不涉的方式就这个问题做出讨论；当我们从较为宽泛的角度（如从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平等问题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认识到这个问题讨论中的复杂性，我们就不会轻易地为下述观点所误导，即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某种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从其所属群体的收入中分享一确定的份额。虽说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从彼此的努力中获益，但我们却显然没有理由视世界之一切创造物为集体统一努力的结果。

当下的西方人在财富方面要远远富足于非西方的人，这是一个事实；虽说这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资本更大积累的结果，但是细究起来，其主要原因却是西方人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运用了知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西方国家不给出如此之强的领先示范，那么那些正在力图达致西方国家当下生活水准的较贫穷的或“不发达”的国家的前景就不容乐观。再者，如果在现代文明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机构不许某些地区领先其他地区大多并确使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物质利益能平均分配给世界各国，那么世界的发展前景显然会因为如此的安排而比实际发展进程糟得多。在今天，一些国家仅在几十年内就能达致西方国家耗用了千百年时间才得以达致的物质生活水平，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它们的进步之路因西方不曾被迫同其他国家平分其物质成就（亦即西方未被拖拉住后腿，能够先于其他国家而发展起来）而变得更为平坦和便捷了吗？

西方国家之所以较富有，可以说是因为其拥有较发达的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然而，西方国家之所以拥有较发达的技术知识，则是因为其较富有。那些经由先发达国家耗费大量经费、时间、精力等而形成的无偿赐予性知识（free              gift knowledge），则使那些后发达国家能够在耗用远比此少得多的代价的境况下达致与西方国家同等的水平。的确，尽管后发达国家可能不具有自生自发性进步（spontaneous              progress）的条件，但只要有一些国家在领先，那么所有的后发达国家就能够随后继起。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正是那些并不自由的国家或群体也能够从自由产生的诸多成就中获益，构成了自由的重要性未能得到较确切理解的诸原因之一。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而言，文明之进展始终是外部影响的结果，而且，由于受助于现代沟通之便利，这些国家也不致落后太多，尽管绝大多数发明或创新都源出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我们决不应当忘记的是，苏联和日本的发展依赖于努力仿效美国的技术已有多时！只要有人提供了大量新的知识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那么人们甚至有可能在认真考量以后，以那种能使其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并在相同的程度上受益的方式，运用所有这些新的知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说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也能够获致此一意义上的发展，然其进步却基本上是寄生性的，亦即依附于那些业已付出代价的国家或社会所获致的成就的进步。

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我们牢记的有两点：一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在此种具有世界性的发展中起领导作用的因素，乃是其在经济上拥有最为发达的阶层，二是试图经由主观设计而铲平贫富阶层之间差距的国家，定将断送其在这种世界性发展进程中的领导地位，大不列颠所显示之悲剧便是此一方面的一个范例。在此之前，大不列颠的各阶层曾因下述事实而获益，即具有悠久传统的富有阶层所要求的乃是具有高品质和高品味的产品，而这恰恰是他国所不及的，因此英国逐渐能够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其产品。然而，英国的领导地位，后来却随着那个在生活方式上为他国模仿的阶层的消失而丧失了。英国的劳动者用不了多久就可能会发现：一是他们之所以在过去能从其社会中获益匪浅，乃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中有许多成员都比他们富有；二是英国的劳动者之所以在过去比其他国家的劳动者领先，部分原因乃是英国的富有者同样比其他国家的富有者领先。

６．如果从国际层面来看，甚至国与国之间在财富方面的巨大不平等，都可能对所有国家的进步产生重大助益，那么我们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群体或阶层间的不平等，会有助于所有群体或阶层的进步这一点还能有什么疑问呢？就一国而言，其总体发展速度的增进，乃是凭靠那些突进最快的人士来实现的。即使一开始有许多人都很落后，但是用不了多久，先行者打通发展之路的累积效应就很快会促进他们的发展，并能使他们在发展的进程中维系其地位。在一个拥有许多富有者的社会中，其社会成员事实上享有着很大的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则是那些因生活在贫困国家而无法从富有者所提供的经验和资本中获益的人所不具有的；因此，用这种境况来证明个人有权对其所属群体的收入主张更大份额的正当性，显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在一般情形下，事实似乎的确如此，在迅速进步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它所具有的对于落后者的累积性助益，将大到足以使他们的进步速度趋近原来领先者的进步速度，因此领先者与后进者的进步长期速率将趋于拉平。美国的经验似乎至少证明了一点：较低阶层者地位的提高，一旦加快了速度，那么向少数富有者提供物品也就不再成为产生很大收益的主要来源，从而这方面的工作也就让位于那些导向满足大众需要的各种努力。因此，那些一开始促使不平等现象自动升级的各种力量，到后来便趋于削弱这种不平等。

因此，对于采用凭空设计的再分配的方式来减少不平等和消除贫困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一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进路：一是从长远的立场来看，另一是从短期的立场来考察。在任何特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将我们从富有者那里获得的财富提供给最贫穷者的方式来改善他们的境遇。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按这种方式而将贫富者在进步过程中的地位拉平的作法，能够暂时使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但用不了多久时间，这种作法便会延缓整体的发展速度，甚至还会在长期的进程中阻碍落后者或贫困者的进步。晚近的欧洲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确证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一方面，原本进步迅速的富裕社会因采取了平均化的政策而变成了静止的（如果还不是停滞的）社会，而另一方面，原本贫困但奉行竞争政策的国家却变成了极具动态且进步的社会。就这一点而言，大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等推行高度福利政策的国家与西德、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之间的表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福利国家现在也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对此需要证明，那么高度福利国家的上述试验就可谓是一例：将某种相同且平均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人，无疑是使一个社会处于静止且不发展之状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或者只允许最富成就者享有略高于平均数的标准，无疑亦是延缓进步速度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就未开化国家的状况来看，每一位公允的观察者都可能会承认，只要其全民仍处于同等低下且停滞的生活水准，其地位的改善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因此其发展的首要条件乃在于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应当较其他人先行发展起来；然而，颇为奇怪的是，竟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较发达的国家中与此类似的问题。当然，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操握政治特权者发展，或者先行发展者能获致政治权力并运用此一权力去阻碍他人的发展，那么它就不可能比平均主义的社会为优。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所有旨在防阻少数人发展的阻碍因素，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阻碍所有人进步的因素；而且这些阻碍因素也并不会因为它们能满足大众一时的情绪而减少其对大众真正利益的侵损。

７．就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言，人们有时会指责说，它们进步太快且太限于物质层面。速度太快与范围太局限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很可能是密切勾连的。一般而言，物质迅速进步的时代，很少是艺术的辉煌鼎盛时代，而且艺术及智识努力的珍贵极品和华贵品味，往往都是在物质进步的速度延缓的时候出现的。无论是１９世纪的西欧，还是２０世纪的美国，都不是其艺术成就的灿烂时期。但是，那些并不具物质价值的作品的盛产，似乎又是以经济条件的先行改善为其前提的。一般来讲，在物质财富增长极为迅速的时期以后，人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转向对非物质活动的关注，或者说当经济活动不再能够提供迅速进步的魅力的时候，一些最具天赋的人士亦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转向追求其他价值的实现。

当然，上文所述只是致使许多人对物质迅速进步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尚不能断言大多数人对进步的所有结果甚或大部分结果都持欢迎的态度。在多数人看来，进步乃是一非自愿的事情，它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他们所欲求的东西，但却也迫使他们接受了许多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变化。关于参与进步进程的问题，个人毫无选择的余地，唯有参与一途可循；进步虽说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同时也剥夺了许多他们所欲求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他们最感亲切者和最为重要者。对另一些人来讲，这种进步纯属一悲剧，而那些倾向于依赖昔日进步之成就而生活但却不愿意参与进步之未来进程的人则认为，这种进步与其说是一种福音，不如说是一种灾难。

在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时代，总是有一些群体过着一种或多或少静止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经数代人的相传而无所改变。他们的这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因种种发展而受到突然的威胁，但是，他们却对这些发展的进程方向又毫无作为；因此，不仅这些群体的成员而且常常还有一些外界人士，都希望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得到维护。欧洲的许多农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民，便是一范例。这些农民非常珍视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已不可能再获发展，尽管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也已因太过依赖那种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状态之中的都市文明而无力再依凭自身的能力维续下去。然而，保守的农民，一如其他人，其生活方式都是由此前的另一类人创生的，这些人曾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创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新而迫使那些属于更早时期的文化状态的人接受了他们的新生活方式；当年游牧民对那种以圈地的方式侵扰其牧场的做法就可能大加抱怨，这可以说无异于后来的农民对工业的侵扰所给出的指责。

这些人必须屈从于种种变化，而这便是进步的部分代价；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仅是大众，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每一个人，都被文明之发展而引入了一条并非出自其自身选择的道路。如果大多数人被要求对进步所引发的各种变化发表他们的意见，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希望消除进步的许多必要条件和许多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做法最终会扼杀进步本身。此外，我还听说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多数经由审慎思考而做出的投票决定（与某个统治精英做出的决定不同），可以裁断是否应当做出这类牺牲或做出哪类牺牲，以实现自由市场社会所能达致的更好的未来境况。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人们实际欲求的大多数东西的实现，可以不依赖于这种进步的持续性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这些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通过阻止那些他们并不即时同意的后果的发生而终止这种进步的持续性发展，而这最终会致使人们的大多数希望无从实现。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提供给少数人的所有舒适条件，或早或晚都能为所有的人享用。诸如个人服务之类的舒适条件，就显然不可能推及大众。它们属于通过进步而可以剥夺的那些优越条件，即使为富有者所拥有也不例外。但是，少数人所拥有的大多数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确能为其他人所享用。实际上，我们力图减少现下痛苦和贫穷的所有希望，也都是建立在此一期望之上的。如果我们放弃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我们现在所希望的一切社会改进措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们所欲求的在教育及卫生健康方面的一切进展，以及我们对于至少大部分人应当达致他们为之努力追求的目标的希望，亦都取决于进步的持续性发展。我们必须牢记：阻碍领先者进步，很快就会变成对所有其他后进者的进步的阻碍，而这种结果乃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８．上文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或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文明的成员国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昔日进步的结果——例如，知识及种种成就以一种极为迅速且便捷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已把我们置于了一种毫无选择的境地，只能继续高速的进步。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目前状况中，还有一个新的事实也在迫使我们继续向前进步，这个事实就是：西方文明的种种成就已然成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欲求和妒羡的对象。不论从多么高深的观点来判断我们的文明是否真的比其他的文明更优秀，我们都必须承认，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的成就，实际上就是所有渐渐了解西方物质进步的人士所需求的。这些人士也许并不希望全盘接受我们的文明，但确信无疑的是，他们却希望能够从中择取所有适合于他们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下述事实感到遗憾，但却不能无视它，这个事实就是：即使在那些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文明支配着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领导权也几乎全部都落入了那些努力采用西方文明的知识和技术的人士的手中。

尽管从表面上看，当下有两种类型的文明似乎正在彼此竞争，以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依归，然而事实却是，这两类文明对大众所做的允诺，以及它们所提供给大众的便利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虽说自由国家与全权性国家都声称其各自的方法在满足人们的欲求的方面将比对方的速度快，然而这个目标本身在他们看来却一定是相同的。这二者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只有全权性国家会明确认为自己知道应当如何获致那种结果，而自由世界只有通过其往昔的成就来表明这一点，因为就西方世界的性质而言，它们无力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任何详尽的“计划”。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激发了他者的远大抱负，那么它们同时也给予了这些人以一种新的力量，亦即那种在他们认为没有获得其所应得者时摧毁这种文明的力量。由于有关各种可能性的知识要比物质利益传播得快，所以当今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在种种可能性未得到实现的时候深感不满，而这种不满却是他们往日所没有的，更有甚者，他们还会据此决定主张要求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他们的权利。这些人一如任何国家之贫穷者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坚信他们的目标可以通过对既有的财富作再分配的方式而得到实现，而且他们还经由某些西方思想的启示而更坚定了此一信念。随着他们力量的增强，他们便会在财富增长不够迅速的时候强行实施再分配措施。然而，这些会降慢领先者发展速率的再分配措施，必定会导致这样一种境况，即次一轮的改善将不得不更依赖于再分配措施，因为经济增长所提供的东西愈来愈少。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只能通过迅速的物质进步来满足。毋庸置疑的是，就他们目前的状况而言，因他们的期望未能实现而导致的巨大失望，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或磨擦，甚至还可能导向战争。因此，世界和平以及伴随世界和平而存在的文明本身，就必须依赖于持续的且高速率的进步。因此，在此一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仅是进步的创造者，而且同时也是进步的囚困物；而且即使我们希望，我们也绝不能放松悠闲下来，毫无紧迫感地坐享我们业已获得的成就。我们的使命就是必须继续领先，亦即在一条更多的人都会努力步我们之后尘的道路上继续领先。当然，到将来的某个时日，亦即当（在全世界范围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长时期的提高以后）进步之通道极其堵塞（因为后继者会赶上来，而领先者亦因此会缓慢下来）从而导使那些落后者在一段时间内仍能按过去的速度继续发展时，我们还会再一次拥有选择权，以决定我们是否愿意按此一速率领先。但是，在眼下，亦即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只是刚刚意识到人类有可能消灭饥饿、提高卫生条件和根治病害的时候，当他们经历了千百年比较稳定的生活之后刚刚受到现代技术之浪潮冲击的时候，当他们对这种浪潮做出第一轮回应并开始在总体上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拼命赶超的时候，我们的进步速率即使稍有减低，亦可能对我们构成致命的一击。

第四章 自由、理性和传统

最能产生奇迹性硕果的，莫过于自由的艺术；但是，最难习得的，亦仍是自由。……一般来讲，自由只有经历剧烈动荡的种种艰难后方能确立，并通过非暴力的论战和争论（civil discords）才得以完善，而且自由的禆益也只有在它久已确立之后方能为人们理解和享受。 ——A.托克维尔（A. DE Tocqueville）

１. 虽说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源出于设计（design）。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所有其他的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而且为了达致这一目的，他们也会开始探究自由社会发挥功能的种种方式。自由理论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主要发生在18世纪，始于英法两国。然而只是英国认识并懂得了自由，而法国则否。

作为结果，我们于当下在自由理论方面便拥有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一为经验的且非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另一为思辩的及唯理主义（rationalistic）的自由理论传统。前者立基于对自生自发发展的但却未被完全理解的各种传统和制度所做的解释，而后者则旨在建构一种乌托邦，虽说人们此后亦曾反复尝试过这一乌托邦，但却从未获致成功。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由于法国传统的论辩相当唯理、像是有理、似合逻辑，又极为夸张地设定了人的理性具有无限的力量，所以渐渐赢得了影响并为人们所欢迎，但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却未曾阐释得如此清楚，也不那么明确易见，所以日渐式微。

由于我们所谓的“法国自由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源出于对英国各种制度进行解释的努力，又由于其他国家形成的对英国种种制度的认识所依据的也主要是法国论者对这些制度的描述，所以上述英国与法国自由传统间的区别便被遮蔽了。当英法两种自由传统在19世纪的自由运动（liberal

movement）中合为一体时，甚至当一些极为重要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开始在同等的程度上利用本国传统和法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时，这两种传统间的界线就变得更加模混不清了。到了后来，亦即当边沁主义的哲学激进论者（The Benthamite Philosophical Radicals）在英国战胜辉格党人时，甚至连英法两种传统的根本差异也被掩盖了；只是到了晚近，这两种传统间的根本差异才以自由民主制与“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或全权性民主制（totalitarian democracy）之间的冲突方式得以重新显现。

英法两种传统间的差异，在百年以前要比在今日得到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在这两种传统步向统合的欧洲革命的年代，人们仍可以清楚地揭示出“盎格鲁自由”与“高卢自由”之间的区别，当年一位著名的德裔美国籍的政治哲学家Francis Lieber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在1848年指出，“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或治理（goverment）中寻求的自由，然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实可谓找错了地方，因为在这里根本寻求不到自由。高卢观点的必然后果，乃是法国人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抑或是自由的问题，完全决定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然而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种干预永远只能是极权政制或贵族政制，而当下的极权政制，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贵族政制”。

不无遗憾的是，自1848年Lieber撰写此著作之后，法国的传统便逐渐地在各地取代了英国的传统。为了梳理这两个传统的条理，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在18世纪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纯粹的形式进行分析。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随后，他们在英格兰的同时代人塔克、埃德蒙·伯克和威廉·帕列（William

Paley）也对之做出了详尽的阐释；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植根于普通法法理学中的思想传统。与他们观点相反的乃是法国启蒙运动（the French Enlightment）的传统，其间充满了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和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Condorcet），乃是此一传统阐述者中的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当然，我在这里所采取的划分方法，并不完全是以国界为标准的。法国人孟德斯鸠以及晚些时候的贡斯当，尤其是托克维尔等人，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而不是“法国”传统。另外，英国人托马思·霍布斯至少是唯理主义传统的奠基人之一，更不用说为法国大革命而欢呼雀跃的整个一代热情的人了，如Godwin，Priestley，Price和潘恩等人（就像在法国旅居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的杰斐逊一般），都属于此一传统。

２．尽管当下人士一般都将上述两个传统的代表人物混为一谈，视作现代自由主义（modern liberalism）的先驱，但是他们各自关于社会秩序的进化及功用、以及自由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的观点，实在区别太大，难以想象。这一区别可直接归因于一种本质上的经验主义世界观在英国处于支配地位，而唯理主义思维进路则在法国处于压倒之势。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进路导致了实际上完全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之间的主要区别，由J．L．Talmon于晚近出版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中做出了详尽的阐明，他指出，“一方认为自生自发及强制的不存在乃是自由的本质，而另一方则认为自由只有在追求和获致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方能实现”；他还指出，“一派主张有机的、缓进的和并不完全意识的发展，而另一派则主张教条式的周全规划（doctrinaire deliberateness）；前者主张试错程序（trial and error procedure），后者则主张一种只有经强制方能有效的模式（an enforced solely valid pattern）”。一如他所指出的，上述第二派的观点实际上已然成了“全权性民主制”的渊源。

源于法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往昔获得压倒优势的成功，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它们对于人的自尊和抱负的极大诉求。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两个学派的政治结论乃产生于它们对社会之运作方式的不同认识。就这一点而言，英国哲学家为诞生一个深厚且基本有效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而唯理主义学派则完全错了。

英国哲学家已就文明发展的问题给出了一种解释，而此种解释仍是我们当今主张自由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他们认为，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构设或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或者说“赢者生存”的实践［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他们的观点可以表述为，“各民族于偶然之中获致的种种成就，实乃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非实施人的设计的结果”。他们的观点所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秩序，绝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的产物。正如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思想家的直接传人所指出的，斯密等人的所论所言“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实在制度（positive institutions），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出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

“亚当·斯密与休谟、福格森及其他人所共同持有的上述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反唯理主义的洞见”，使他们得以最早理解各种制度与道德、语言与法律是如何以一种累积性发展（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而且还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和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他们的论点，一是与笛卡尔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因为笛卡尔认为，是独立而先在的人之理性发明了这些制度，二是与另一种观点相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乃是由某个大智大慧的最早的立法者或一种原初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所建构的。上述第二种观点（即那种认为世界之所以能够创建一新，完全是因为那些明智之人聚集起来经详思精考而达成社会契约所致的观点），可能是那些设计理论（design

theories）的最具特色的产物。这种观点的最为精当的表述，可能是由法国大革命的大理论家Abbe

Sieyes做出的，他曾主张革命（或共和）议会“要像那些刚摆脱自然状态并为达致签订一社会契约而聚集起来的人那样去行事”。

甚至连古代先哲对于自由的各种境况的理解，都胜于上述那种唯理主义观点。西赛罗（Cicero）曾引证Cato的话指出，罗马的宪政之所以优于其他国家的政制，乃是因为“它立基于众多人的才智，而不是立基于一人的天才：它是人们经过数个世纪的努力后才得以获致的成就，而不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他指出，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那种全知全能的天才，二是因为生活在一个时期的人，就是将他们的全部能力和智慧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能获益于实际经验的帮助和时间的检验，也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共和的罗马还是雅典——古代世界的两个自由的国度——都不能为唯理主义者提供范例。在笛卡尔这位唯理主义传统的鼻祖看来，恰是斯巴达给出了范例：斯巴达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其每一部特定法律的优越，……而是因为所有这些法律都趋向于一个单一的目的，即那种由某个个人最早确立的目的”。同样也是斯巴达，成了卢梭、罗伯斯比尔、Saint-Just以及日后主张“社会”民主制或全权式民主制中的大多数论者的自由理想。

与古代先哲的自由观相同，现代英国论者的自由观念也是根据对制度如何发展的方式的理解而逐渐形成的，而这种关于制度的理解则是由法律家首先做出的。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黑尔（Hale）在其于１７世纪所撰写的一部批评霍布斯的论著中指出，“许多事物，尤其是法律及政府方面的制度，从其调适性、恒久性和结果来看，都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尽管当事者并不能即刻、明显或特别地认识到其合理性之所在。……悠久而丰富的经验能使我们发现有关法律所具有的便利之处或不便之处，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富智慧的立法机构在制定此项法律时亦无力预见的。那些经由聪颖博学的人士根据各种各样的经验而对法律做出的修正案和补充案，一定会比人们根据机智所做出的最佳发明能更好地适合于法律的便利运行，只要这种机智未能获益于悠久而丰富的经验的支撑。……当然，这一点也增加了人们在把握当下法律之理性方面的困难，因为这些法律乃是悠久而累积的经验的产物；尽管这种经验通常被指责为愚妇之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定是人类最为明智的手段，而且它能告诉我们那些仅凭机智根本无法在一开始便预见或无法即刻做出适当救济的法律的利弊。……法律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种种理由，并没有必要为我们所明确预见和充分把握；只要它们是逐渐确立起来的法律，能给我们一种确定性，就足够了；只要人们遵从这些法律，那就是合理的，尽管该法律制度的特定理性并不为人们明确所知”。

３．从上述种种观念中，渐渐发展出一整套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这种社会理论表明，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种理论表明，某种比单个人所思的结果要宏大得多的成就，可以从众人的日常且平凡的努力中生发出来。这个论点，从某些方面来讲，构成了对各种各样的设计理论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来得要比后来提出的生物进化论（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更具威力。这种社会理论第一次明确指出，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的设计：这种理论进一步指出，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它乃是适应性进化（adaptive evolution）的结果。

由于我们特别强调选择（selection）在这种社会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它在今天很可能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借用了生物学的观点；但是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事实正好相反：达尔文及其同时代的研究者恰恰是从社会进化的种种论说中获致启发进而展开生物进化研究的，这一点可谓是一不争的事实。更进一步说，最早提出社会进化观念的乃是苏格兰哲学家，他们当中的一位甚至先于达尔文而将这种观念适用于生物领域；此后，法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各种“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s）也开始运用这些观念，进而将那种认为语言和法律在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共同的起源来加以说明的观点变成了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常识，而这也远远早于“起源观点”在生物领域的运用。不无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社会科学未能在其自身领域中业已确立起来的起点上进行建构和发展，反而重新从生物学中引进了一些这样的观念，其间如“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或译“天择”）、“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等观念，但这些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并不适宜；因为在社会进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个人生理的且可遗传的特性的选择；而是经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和习惯所做出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的运作仍要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成功来实现，但这种实现的结果却并不是一种可遗传的个人特性，而是观念和技术——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而传播沿续下来的整个文化遗产。

４．对英法两国自由传统进行详尽的比较，显然不是本章的篇幅所能及，它需要用一部书的篇幅加以讨论；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选出这两个传统相区别的几个关键要点，加以阐释。

唯理主义传统假定，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而进化论者则明确指出，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经验的总和，其中的一部分为代代相传下来的明确知识，但更大的一部分则是体现在那些被证明为较优越的制度和工具中的经验；关于这些制度的重要意义，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这些制度，亦不会妨碍这些制度有助于人们的目的的实现。苏格兰理论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人为的文明结构极为精致而微妙；在他们看来，这种文明结构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人始终具有一些较为原始且凶残的本能，因此人们须通过种种制度对这些本能进行制约和教化，然而这些制度既不是出于人的设计，也不是人所能控制的。他们根本没有诸如“人生而善良”（natural goodness of man）。“各种利益之天然和谐”（natural harmony of interests ）的存在、或“天赋自由”的禆益（尽管苏格兰哲学家有时也使用过天赋自由的术语）等一系列天真幼稚的观念，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后却有人将这些观念不公正地归结于或怪罪于苏格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苏格兰自由主义者早已经知道，协调利益间的冲突，需要依靠各种制度和传统的人为设置。他们的问题在于，“人性中最普遍的动力（即爱己，self love），如何能够在此一境况中（一如在所有其他的境况中）接受这种引导，于追求自己利益的种种努力中增进公共利益的实现”。毋庸置疑，能够促使上述种种个人努力对公共利益的实现产生有益作用的，并不是任何字面意义上的“天赋自由”，而是经过进化发展得以形成的种种确保“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制度。洛克、休谟、斯密和伯克都不可能似边沁那般认为，“每一部法律都是一种罪恶，因为每一部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犯”。他们的论点，决非那种彻底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论点，恰如这两个词的语种所示，它实际上也是法国唯理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而且就其字面意义来看，它也从未得到过任何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捍卫。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要比其后的批评者更为确当地知道，绝不是某种魔术，而是“建构良好的制度”的进化，才成功地将个人的努力引导到了有益于社会目标的实现的方面，因为在这些制度的进化过程中，“主张利益及分享利益的规则和原则”得到了彼此协调。事实上，他们的论点从来不是反国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这类反国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论点实是唯理主义“自由放任”原则的逻辑结论；英国经济学家的论点既阐明了国家的恰当功能，也说明了国家行动的限度。

英法两派在对个人人性的假设方面的差异，也极为显著。唯理主义的设计理论（rationalistic design theories）必定立基于下述假设：单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而且个人生而具有智识和善。相反，进化的理论则试图表明，某些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引导人们最佳地运用其智识的，以及如何型构制度才能使不良之徒的危害减至最小限度。反唯理主义的传统，就这一点而言，比较接近于基督教的传统，后者认为人极易犯错并有原罪，然唯理主义的至善论则与基督教传统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即使像“经济人”（economic man）这样著名的观念，也不是英国进化派传统的原生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英国哲学家的眼中，人依其本性就是懒惰、放纵、短视和浪费的；而且只有透过环境的压力，人的行为才会被迫变得经济起来，或者说他才会习得如何小心谨慎地运用其手段去实现他的目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虽是青年穆勒所明确引用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唯理主义传统，而与进化的传统没有多少干系。

５．然而，上述两种自由传统之间的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它们对各种传统的作用的不同认识，在于它们对在漫长岁月中并非有意识发展起来的所有其他成果的价值的不同判定。唯理主义进路在这一点上几乎与自由的所有独特成果相反对，并几乎与所有赋予自由以价值的观点或制度相背离——我个人以为，这样看待唯理主义传统，可以说是一种公道之论。大凡认为一切有效用的制度都产生于深思熟虑的设计的人，大凡认为任何不是出自于有意识设计的东西都无助于人的目的的人，几乎必然是自由之敌。在这些人看来，自由意味着混乱或无序。

相反，经验主义的进化论传统则认为，自由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为并非出自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而且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有助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自由发展起来的种种制度的存在。如果对于业已发展起来的各种制度没有真正的尊重，对于习惯、习俗以及“所有那些产生于悠久传统和习惯做法的保障自由的措施”缺乏真正的尊重，那么就很可能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真正的对自由的信奉，也肯定不会有建设一自由社会的成功努力在。这似乎很矛盾，但事实可能确实如此，因为一个成功的自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永远是一个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传统制约的社会（tradition-bound society）。

对那些我们并不知道其起源及存在理由的传统、习惯、业已发展起来的种种制度和规则予以尊重，当然并不意味着——一如托马斯·杰斐逊所具有的典型的唯理主义的误识那样——我们“认为我们的前人具有着一种超人的智慧，而且……假设他们所做出的成就也已达致了毋需修正和补充的完美程度”。实际上，进化论者的观点根本不认为那些创造了种种制度的古人要比今人更智慧，他们的论点反而立基于这样一种洞见之上，即历经数代人的实验和尝试而达致的成就，包含着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

６．我们在上文业已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并认为它们是透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且构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inherited civilization）。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另一些行为规则，因为它们也是作为文明的一部分而演化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既是自由的条件，又是自由的产物。在这些调整人际交往关系的惯例（conventions）和习惯（customs）中，道德规则（moral rules）是最重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是唯一重要的规则。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理解并相互交往，且能够成功地根据我们的计划行事，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时间中，我们文明社会中的成员都遵循一些并非有意构建的行为模式，从而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了某种常规性（regularity）；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行动的常规性并不是命令或强制的结果，甚至常常也不是有意识地遵循众所周知的规则的结果，而是牢固确立的习惯和传统所导致的结果。对这类惯例的普遍遵守，乃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惯例的重要性，甚或对这些惯例的存在亦可能不具有很明确的意识。如果这些惯例或规则常常得不到遵循，那么在某些情形下，为了社会的顺利运行，就有必要通过强制来确保人们遵循它们。因此，强制在有些时候之所以是可以避免的，乃是因为人们自愿遵守惯例或规则的程度很高；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自愿遵守惯例或规则，乃是自由发挥有益的作用的一个条件。当时，在唯理主义学派以外，许多伟大的自由倡导者都始终不渝地强调着这样一个真理，即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自由绝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而且只有当个人通常都能被期望自愿遵奉某些原则时，强制才可能被减至最小限度。

人们能够自愿遵循这类不具强制力的规则，当有其益处，这不仅是因为对此类规则施以强制是不好的，而且也是因为以下两种境况事实上常常是可欲的：一是自愿性规则（voluntary rules）只应当在大多数情形下得到遵守，二是个人应当能够在他认为值得的时候挑战这些定规而不顾此举可能会导致的公愤。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确使这些规则得以遵守的社会压力的强度和习惯力量的强度，都是可变的和不确定的。正是这类自愿性规则在压力方面所具有的弹性，使得逐渐进化和自生自发的发展在道德规则领域中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又容许此后的经验趋向于对先前的规则进行修正和完善。只有那些既不具有强制性亦不是经由审慎思考而强加的自愿性规则，才有可能发生上文所述的逐渐进化——虽说遵守这样的规则会被视为一种美德，从而它们也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遵守，但是我们需要重申的是，当一些个人认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甘冒公众的非难时，他们就可以向这些规则提出挑战或违反这些规则。然而，任何经审慎思考而强加的强制性规则（coercive rules）的变更，却只能以间断的方式进行，而且必需同时对所有的人发生效力。显而易见，自愿性规则与这类强制性规则不同，它们可以通过逐渐而持续的方式发生变更，甚至容许试验性的变更。更有甚者，个人及群体还能够同时遵守一些在内容上略有不同的规则，而这可以说为人们选择更为有效的规则提供了机会。

正是对这类并非出于设计的规则和惯例的遵从（而且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和意义），亦即对传统规则和习俗的遵循，被唯理主义观点视为不可理喻，尽管这种对自愿性规则的遵循乃是自由社会得以有效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对这类传统规则和惯例的遵循，可以从休谟所强调的观点中找到依据；休谟的这个洞见对于反唯理主义的进化论传统来讲，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休谟指出，“道德的规则（rules of morality），因此并不是我们的理性所能得出的结论”。与所有其他价值相同，我们的道德规则也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理性据以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a presupposition），是我们发展人的智能所旨在服务的诸目的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进化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生而便面对的那些价值体系，不断地向我们提供着种种我们的理性必须为之服务的目的。价值框架（the value framework）的这种给定性意味着，尽管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去改进我们的制度，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够从整体上对它们做彻底的重新建构，而且即使在我们努力改进这些制度的过程中，也还是必须把诸多我们并不理解的东西视为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始终在那个并非我们亲手建构的价值框架和制度框架内进行工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假设我们有能力建构出一套新的道德规则体系，我们也绝不能假设我们有能力充分认识到遵循众所周知的道德规则于某一特定情形中所具有的各种含义，并试图在这种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去遵循这些规则。

７．唯理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最充分地见之于他们对所谓“迷信”（superstition）的种种看法。在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人们同那些被证明为谬误的信念进行了不折不挠和毫不留情的斗争，对他们所做出的此一功绩，笔者不愿做任何低估。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将迷信的观念扩大适用于所有未被证明为真的信念，同样缺乏根据，且往往会带来危害。我们不应当相信任何被证明为谬误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应当相信那些被证明为真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任何想在社会中生活得好并有所成就的人，都必须接受许多为人们所共有的信念（common beliefs），尽管我们所持有的这些理由的价值可能与它们能够被证明为真并无多少关联。这些为人们所共有的信念可能立基于过去的某种经验，但并不是立基于任何人都可以给出证明的那种经验。当然，当一个科学家被要求接受其研究领域中的某个一般性判断时，他显然有权追问此一判断所赖以成立的证据。的确，有许多在过去表达人类积累下来的经验的信念，都在这种追问证据的过程中被证明为不可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业已能够达致这样一个阶段，即我们已经能够不再相信任何不具这类科学证据的信念的阶段。人类获得经验的方式，远远多于职业实验家或追求明确知识的人所能认识者。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不知道那些试错过程演化出来的做事方式的根据，就不屑依凭这些方式行事，那么我们就会摧毁诸多成功做事方式的基础。我们行为的妥适性，未必就取决于我们已认识到了这种行为之所以妥适的原因。当然，这种认识是使我们行为妥适的一种方法，但绝不是唯一的法门。如果将信念世界（world of beliefs）中所有在价值上未能得到实证的信念予以否弃，那么这个信念世界就只能是一个无创见无活力的世界，其状况之恐怖很可能会不亚于生物世界的境况。

虽说上述讨论可以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价值，但是以上的讨论对于行为的道德规则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除开语言以外，这些道德规则可能是并非出于设计的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范例；尽管这些道德规则调整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能够调整我们的生活，也不清楚它们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遵守这些规则会对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群体）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然而，唯理主义精神却始终反对遵循这类规则。唯理主义观坚持将笛卡尔的原则适用于道德规则；所谓笛卡尔的原则，就是“只要我们对任何一种观点哪怕还有一点理由去怀疑，我们就应当将它视作完全谬误而加以拒绝和否弃”。唯理主义者始终欲求的乃是经由审慎思考而建构一种综合的道德体系，一如伯克所描述的，在此一体系中，“所有道德义务的践履，以及社会基础的确立，依据的都是他们的理性能向每个个人所展示者和所证明者”。诚然，１８世纪的唯理主义者曾明确地论证说，由于他们知道人性，所以他们“能够轻易地发现适合于人性的种种道德规则”。然而，他们并不理解他们所说的“人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乃是每一个个人通过语言和思考而习得的那些道德观念的产物。

８．这种唯理主义观点的影响日趋增大，而其征兆也颇耐人寻味，即在我所知道的各种语言中，都日益发生了以“社会的”一词来替代“道德的”一词甚或“善的”一词的现象。对于这种发生在术语上的替代现象进行一简略的考察，当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人们用“社会的良知”（social

conscience）以反对仅用“良知”一词时，他们是预设了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对其他人所具有的特定影响，因此，人们的行动不仅应当受到传统规则的引导，而且还要受到对该行动的特定后果所具有的明确认识的引导。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的行动应当受我们对社会进程的作用的充分理解的引导，同时也是在说，我们的目标应当是，通过对相关情境中的具体事实所做的有意识的评估，而产生一种可预见的被他们称之为“社会之善”的结果。

颇为奇怪的是，这种对“社会的”一词的诉求竟隐含了下述这样的要求，即应当用个人的智识，而不是用经由社会演化出来的规则，来指导个人的行动——这即是说，人们应当不屑使用那种能被真正称之为“社会的”东西（即指非人格的社会演化进程的产物），而应当只依赖于他们对特定境况所做的个人判断。因此，倾向于用“社会的考虑”（social

considerations）来替代对道德规则的遵循，从根本上来看，乃是无视真正的社会现象的结果，或者说是坚信个人理性具有优越力的结果。

当然，对于这些唯理主义的要求，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即他们所要求的知识超出了个人心智的能力，而且如果遵循他们的观点，那么大多数人，与他们现在可以在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确立的范围内追求他们自己目标的状况相比，就会变成无甚作用的社会成员。

唯理主义者的论点，就此而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一般的意义上讲，对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的遵从，恰恰是我们因我们的理性不足以使我们把握错综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而渐渐学会使用的一项工具。无论是我们经审慎思考而建构一抽象规则来指导个人的行动，还是我们遵从经由社会进程而逐渐演化出来的共同的行为规则，其原因都在于我们的理性不足以使我们充分理解现实世界中各种具体细节所具有的全部涵义。

众所周知，我们在追求个人目标的时候，只有为我们的行动确立一些我们毋需在每一特定情形中对其正当性再进行考察便会加以遵循的一般性规则，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我们在安排日常活动时，在做并不合自己心意但又必须做的工作时，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控制自己的情绪时，或在压制某些冲动时，之所以常常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作法变成一种不需思考的习惯，乃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那些使这类行动成为可欲行动的理性根据，就不足以有效地平衡各种各样的即时性欲望，也不足以有效地促使我们去做那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当会希望自己去做的事情。为了使我们自己能够理性地行事，我们往往会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行为受习惯而非受反思的指导，而为了避免使我们自己做出错误的决策，我们必须经过审慎思考而缩小我们的选择范围；这两种说法尽管看上去都有些矛盾，但是我们却知道，如果我们欲求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以上所述在实践中就往往是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述在下面的情形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是我们的行动所直接影响的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二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点因此是使我们的行动与其他人的行动及预期相协调，以避免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危害。在这类情形中，任何个人试图凭据理性而成功地建构出比经由社会逐渐演化出来的规则更具效力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即使他成功地建构出了这样的规则，那么也只有当这些规则得到所有人遵守的时候，这些规则方能真正发挥其效力并有助于其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遵循那些我们往往不知道其存在之理由的规则，而且不论我们是否能够确知在特定场合对这些规则的遵循所能达致的具体成就，我们亦只有遵循这些规则。道德规则，就它们主要有助于人们实现其他人类价值的意义上来讲，乃是一种工具；然而，由于我们很少能够知道在特定场合对这些道德规则的遵循所能达致的具体成就，所以对它们的遵守就又必须被视之为一种价值本身，亦即必须被视之为一种我们必须追求但却毋需追问其在特定情形中的合理根据的居间性目的（intermediate end）。

９．当然，上述考虑并不能证明在一社会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各种道德信念都是有助益的。恰如一个群体的发展可以归功于该群体的成员所遵守的道德规则（其意义在于这些道德规则经由成功而显示出来的价值，最终会被这一获致成功的群体所领导的整个民族所效法），一个群体或民族也可能会因其所遵循的道德信念而遭摧毁。因此，只有最后的结果才能够表明引导一群体的种种道德理想是助益性的，还是摧毁性的。尽管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事例，即一个社会渐渐地视某些人的信念为善之体现，但是这绝不能证明他们的信念因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遵循就不会导致该社会的解体。完全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民族因遵循被该民族视为最智慧、最杰出的人士的信念而遭致摧毁，尽管那些“圣人”本身也有可能是不折不扣地受着最无私的理想的引导。在一个社会中，其成员如果仍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实际生活方式，那么上述危险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各种毁灭性的或衰败的苗头和趋势会得到自行矫正：只有那些受“不切实际”的理想指导的群体会衰败，而其他根据当时的社会标准被认为较少道德的群体则会取而代之。但是，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因为在自由的社会中，人们不会强迫其所有成员都去遵循那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迫遵循相同的理想，又如果异议者不得遵循与此不同的理想，那么这些规则也只能通过因遵循它们的整个民族的衰败而被证明为不确当。

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多数对一道德规则的共同同意，是否构成了把这种规则强制适用于对它持有异议的少数的充足理由，或者说这一因多数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否就不应当受到更为一般的规则的限制——换言之，普通的法规是否应当受到一般性原则的限制，一如有关个人行动的道德规则也会排斥某些行动，而不论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何等善良。政治行动一如个人行动，也极需要有道德规则的支撑，而且连续性的集体决策的结果以及个人决策的结果，只有在其与那些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诸原则极为符合的时候，才会是有助益的。

这类调整集体行动的道德规则，发展极为缓慢并充满了困难。但是，正是这一点应当被视为是它们珍贵的表征。由我们人类发展起来的为数本来就不多的这类原则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个人自由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将这种个人自由的原则视作一种政治行动的道德原则最为恰当。如同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那样，个人自由的原则也要求自己被作为一种价值本身来接受，亦即被作为一种必须得到尊重而毋需追问其在特定情形中的结果是否将具助益的原则来接受。如果我们不把个人自由原则作为一种极为强硬的以致于任何权宜性的考虑都不能对其加以限制的信念或预设来接受，那么我们就无从获得我们想得到的结果。

对自由的主张，从终极的角度来看，实是对一系列原则的主张，也是对集体行动中权宜性措施的反对；一如我们所见，这就等于说，只有法官而不是行政人员可以命令采取强制性措施。１９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位知识界领袖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就曾把自由主义描述成“一系列原则的体系”（systeme de principes），我们可以说他把握住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自由是一种体系，在此一体系中，所有政府行动都受原则的指导；但除此之外，自由还是一种理想，此一理想如果本身不被作为一种支配所有具体立法法规的最高原则来接受，就不能得到维续。如果不把这一基本规则作为一种不会对物质利益做任何妥协的终极理想而予以严格的遵守——这样一种理想，即使在某种短暂的紧急状态中而不得不遭暂时的侵损，也必须构成所有恒久性制度安排的基础——那么自由就几乎肯定会一点一点地蒙遭摧毁。这是因为在每一特定情形中，人们总是有可能允诺某些具体的和切实的好处；尽管这种给予具体好处的做法只能以限制自由为代价，但是那些因此而被牺牲了本来可由自由提供的益处，就其性质而言，却始终是未知的和不确定的。一个自由的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允诺，对于特定个人而言，始终只能是各种机遇而非种种确定性，只能是种种机会而非种种明确的赐物，此为一不争之事实；因此，如果自由不被视作最高原则，那么自由社会所提供的种种允诺，就必定会因其性质的缘故而被证明为致命的弱弊，并使自由渐渐丢失。

１０．根据上文所述，自由的政策不仅要求制止主观刻意的管制，而且还极力主张接受不受指导的自生自发的发展，因此读者很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在安排社会事务的过程中，理性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对此所做的第一个回答是，如果有必要对理性之用途寻求确当的限度，那么发现这些限度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且极为棘手的运用理性的工作。我们的第二个回答是，如果说我们在这里的侧重点始终在于理性的限度方面，那么我们的意思就一定不是说理性根本不具有任何重要的建设性使命。毋庸置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秉赋。我们的论辩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理性。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

我们在本书中所持的反唯理主义的立场（antirationalistic position），绝不能与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或任何对神秘主义的诉求相混淆。我们所主张的，并不是要废弃理性，而是要对理性得到确当控制的领域进行理性的考察。这个论点的一部分含义是指，如此明智地运用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多的场合中运用主观设计的理性（deliberate reason）。天真幼稚的唯理主义将我们当下的理性视作一种绝对之物，而这正是我们的观点所要严加反对的；我们所必须继承并推进的乃是休谟所开创的工作，他曾“运用启蒙运动自身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并开一代先河，“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种种对理性的诉求”。

在安排社会事务方面，明智运用理性的首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通过学习而设法理解理性在一立基于无数独立心智的合作的社会运作中事实上发挥的作用及其能够发挥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能够明智地努力重塑我们的社会之前，我们必须理解理性发挥作用的方式；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即使当我们相信我们已然理解了理性发挥作用的方式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仍有可能发生错误。因此，我们所必须学会理解的是，人类文明有其自身的生命，我们所有欲图完善社会的努力都必须在一我们并不可能完全控制的自行运作的整体中展开，而且对于其间各种力量的运作，我们只能希望在理解它们的前提上去促进和协助它们。我们的态度应当与一名医生对待生命有机体的态度一样，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乃是一通过各种力量而持续运行的具有自续力（self-maintaining）的整体，然而这些力量是我们所无法替代的，从而也是我们在试图实现我们的目的时所必须加以使用的。欲改善文明这个整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必须在与这些力量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与它们的对抗中展开。此外，在我们力图改善文明这个整体的种种努力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进行工作，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

上述诸项结论，无一旨在反对运用理性，所反对的只是对理性的滥用，亦即反对各种要求政府拥有强制性的和排他性的权力的主张；上述诸项结论，并不反对试验或尝试，所反对的乃是一切对一特定领域中的尝试或试验施以排他性的和垄断性的控制权——这种权力不仅不容许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存在，而且还宣称自己拥有高于一切的智慧——，当然，所反对的还有那种最终会排斥较当权者所信奉的计划为优的种种解决方案的做法。

第五章 责任与自由

如果一个社会的组织，所依据的原则是治疗而非判断，是错误而非过失，那么民主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是否还能存续下去，则无疑是大有疑问的。如果人是自由而平等的，那么他们必须接受的就是判断而非送入医院治疗。 ——F.D.Wormuth

１．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lity）实不可分。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源出于其行动”这种现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来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或维续自身。尽管自由所能向个人提供的只是种种机会，而且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将取决于无数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它仍将强有力地把行动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他所能够控制的那些境况上，一如这些境况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由于个人被赋予了利用可能只有他才知道的境况的机会，而且一般而言，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否业已最好地利用了这些境况，所以当然的预设就是，他的行动的结果决定于他的行动，除非有显见的反证。

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种对个人责任的信念，同对自由的尊重一起，现在已明显地衰落了。责任已变成了一个不为人们所欢迎的概念，亦即一个为经验丰富的演说家或资深作者都不愿使用的术语，其原因是那个反对泛道德化的一代人都很讨厌甚或反对接受这个术语。有关责任的信念还常常引起另一些人的极端憎恨，其原因是这些人一直被告知，是他们所处的种种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境况，甚至还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而这些人对于这些所谓的环境却根本无从控制。然而，对责任的否定，通常来讲却是因恐惧责任所致，而且这样一种恐惧必定还会变成一种对自由的恐惧。毋庸置疑，正是由于创建一个人自己生活的机会还意味着它是一项无止境的艰难使命（人欲实现他的目的，就必须将这种创建生活的机会作为一项戒律而强加于自身），才使许多人对自由感到了惧怕。

２．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尊重之所以同时发生了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错误的科学解释观所致。早先信奉自由的种种观点，都与那种信奉“意志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will）的信念有着紧密的勾连，但是后者从不具有一精准的含义，而且在晚些时候，其基础似又被现代科学所摧毁。此后，人们愈来愈相信，所有自然现象都无一例外地决定于先行存在的事件（antecedent events）或受制于可为人们所认识的种种规律，而且人本身也应当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当然也就导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必须认为，人的行动及其心智的作用，必然为种种外部环境所决定。那种支配了１９世纪科学的宇宙决定论（universal determinism）的观念，通过上述观点的中介而被适用到人的行动世界，然而恰恰是这种观点，似乎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行动的自生自发性（the spontaneity）。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那种认为人的行动也受制于自然规律以及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人的行动是如何为特定环境所决定的（可能也有例外，但却只发生在极罕见的情形中）观点，只不过是一个一般性的假设而已。但是，承认人的心智的功用必须被认定为（至少从原则上讲必须被认定为）要服从一致性规律（uniform laws）的观点，实际上则标示着对个人人格的作用的根本否定，然而，这种个人人格的作用对于自由观念和责任观念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

晚近数代人的智识发展史，已然向我们提供了诸多例证，说明了这种决定论的世界图式是如何侵损了道德的自由信念和政治的自由信念的基础。当下有许多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士很可能会同意这样一些科学家的观点，这类科学家在为一般大众撰写文章或书籍时承认，自由“对于科学家的讨论而言，乃一颇为麻烦的概念，而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它无法使科学家相信真实的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自由这样的东西”。诚然，在更晚近的一些时候，物理学家以某种较为温和的态度放弃了宇宙决定论的命题。然而，关于世界常规性只具统计意义这个较为晚出的观念，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是否消除了意志自由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仍是一个疑问。因为，在我看来，人们在把握自愿行动和责任的意义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困难，根本不是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认为人的行动为因果律所决定的信念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智识上的糊涂所导致的结果，亦即得出的结论并未建立在其前提之上所导致的那种结果。

我以为，宣称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与那种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并无什么意义，因为整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亦即一种语辞之争，而且在这样一种论争中，论辩各方甚至都不知道肯定性的答案抑或是否定性的答案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指出，那些否定意志自由的人，使“自由”一词完全丧失了它原本具有的通常意义，因为自由一词的通常意义认为，人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而非他人的意志采取行动的；如果那些否定意志自由的人不想做出毫无意义的论述，那么他们就应当给出另外一种定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从未给出过这样一个定义。再者，那种认为具有相关意义的或实质性意义的“自由”完全否定了行动必然为某些因素所决定的观念的说法，也可以经由详尽考察而被证明为毫无根据。

如果我们对争论双方根据各自的立场而可能得出的结论加以考察，此一方面的认识混乱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决定论者一般都认为，由于人的行动完全是由自然原因决定的，所以认为他们要对其他人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负有责任就是没有合理根据的；而另一方面，唯意志论者（voluntarists）则主张，由于人具有某种处于因果链之外的力量，所以这种力量就成了责任的承担者，也是赞扬和谴责的确当对象。现在，已无争议的是，就上述争论双方的具体结论而言，唯意志论者较接近正确的答案，而决定论者的观点就很混乱了。然而，这一论争的显见事实是，上述双方的各自结论都背离了他们所宣称的前提。由于人们经常指出，责任的观念事实上立基于一种决定论的观点（a determinist view），所以决定论者别无他途可循，只有通过建构一形上的“自我”（a metaphysical self）才能证明人免于责任的承担为正当，因为这种形上的“自我”处于整个因果链之外，从而可以被认为是不受赞扬和谴责的影响的。

３．当然，人们为了阐明那种所谓的决定论立场，可以建构起一个自动的怪物（bogey），它会一以贯之地以某种相同的可预见的方式对其所处环境中的种种事件做出回应。然而，这种阐释甚至会与那些最极端地反对“意志自由”观的论者所坚决主张的立场相违背。这些极端论者所主张的立场就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所采取的行动，亦即他对任何外部环境所做的回应或反应，将由他经由遗传而获得的素质和他积累起来的全部经验（含括每一种根据早先的个人经验而加以解释的新经验——这是一种经验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每一种情形中都会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且具独特品质的人格）共同决定。这种人格的作用，就像一种过滤器，外部性事件通过这个过滤器而引发行动，但是在一般的情形中，人们却无法对它将引发什么样的行动做出明确的预测。然而决定论者的立场则主张，那些遗传性素质及过去的经验所累积起来的因素，构成了个人的整个人格，而且除此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性情倾向不受外部影响或物质影响的“自我”或“我”。这意味着，尽管那些否认“意志自由”的人有时也否认诸如推理或论辩、劝说或苛评和对赞扬或谴责的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以贯之地采取这种否定态度，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实属决定人格以及因此决定个人特定行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不存在处于因果链之外的独立的“自我”，所以也就存在着我们能够通过奖惩的方法而施以合理影响的“自我”。

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通过教育和示范、理性的劝说、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方式影响人的行动，这一点很可能从未有人做过持之一贯的否定。因此，鉴于人们知道，他们所采取的一项行动将使其周围的人提高对他们的尊敬或降低对他们的尊敬，而且他们能够对其行动做出奖惩的预期，所以人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追问的就只能是这样的问题，即处于特定环境中的个人，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受上述知识（或预期）的影响而趋向于所欲求的方向。

那种认为“他之成为他，并不是他之过”的观点，往往也是人们常常持有的观点，但是严格来讲，这种观点却是一种谬论，因为课他以责任的目的正是要使他区别于现在的他或者可能的他。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对某一行动的后果负有责任，那么这种说法就不是一种对事实的陈述，甚或也不是一种对因果律的主张。当然，如果他可能的作为或不作为都已不能够改变他行动的结果，那么上述那种说法就是无可证明的。但是，当我们在这些情况中使用诸如“可”（might）或“能”（could）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认为，在某人进行决策的时候，他的身上有着一种不同于特定场合因果律所具有的必然影响力的东西在起作用。相反，有关一人对其所作所为负有责任的陈述，实是旨在使他的行动与他不相信此一陈述为真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有所区别。我们对人课以责任，并不是为了说原本的他便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而是为了使他本人发生变化。如果我因疏忽而对某人造成了伤害，尽管这种疏忽在特定情形中“是我无能为力的”，那么这也不能使我免除对此后果承担责任，而且应当使我比此前有更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将发生这种后果的可能性牢记心头。

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因其特定行动或其行动的后果而课之以责任的那个人，是否是那种会产生正常动机的人（即他是否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有责任能力的人［a responsible person］），以及在特定的情形中这种人是否能够被期望受那些我们想使其牢记的因素及信念的影响。就像在大多数这类问题中那样，由于我们对种种特定情形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所以我们也就只知道那种关于他们将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期望有可能在整体层面上影响他们在某些场合的行动，并使其趋向于一可欲的方向。因此，我们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讲，并不是某些精神因素是否会对某一特定场合的行动具有作用，而是如何使某些理智的考虑尽可能有效地引导行动。这就要求对个人进行赞扬或谴责，而不论对这种奖惩的期望是否在事实上能够影响此人的行动。对于有关责任的预期或知识在特定事例中的具体影响，我们可能无从确知，但是我们却坚信，在一般意义上讲，有关某人将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的知识，将对他的行动产生影响，并使其趋向于一可欲的方向。就此一意义而言，课以责任并不是对一事实的断定，它毋宁具有了某种惯例的性质，亦即那种旨在使人们遵循某些规则的惯例之性质。此类特定的惯例是否有效，可能是一永具争议的问题。换言之，对于这种惯例是否有效的问题，或在总体上看是否无效的问题，我们所能知道的，充其量也只能是经验所揭示的。

责任概念之所以日渐演化成了一个法律概念，或者说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其原因在于就一个人的行动是否造成了一项法律义务或是否应使他接受惩罚而言，法律要求有明确无误的标准以资判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责任当然也是一个道德概念，此一概念构成了我们认识人的道德义务的基础。事实上，责任概念，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我们通常视之为道德的范围。我们对我们社会秩序的运作的整个态度，亦即我们对此一秩序在确定不同个人的相对地位时所采取的方式的赞赏或反对，都与我们对责任的看法有着紧密的勾连。因此，此一概念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强制的范围，而且它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很可能在于它在引导人们进行自由决策时所发挥的作用。一个自由的社会很可能会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都更要求做到下述两点：一是人的行动应当为责任感所引导，而这种责任在范围上远远大于法律所强设的义务范围；二是一般性舆论应当赞赏并弘扬责任观念，亦即个人应当被视为对其努力的成败负有责任的观念。当人们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视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的时候，他们也就必须被认为对其努力的结果负有责任。

４．课以责任的正当理由，因此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这种做法会对人们在将来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它旨在告知人们在未来的类似情形中采取行动时所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只有行动者能够最为确当地知道其行动的周遭环境，所以应当让他们自己进行决策，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需考虑这样的问题，即所创设的各种条件应当能使他们最为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如果我们因假定人具有理性而赋予其以自由，那么我们也必须通过使他们对其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而肯定他们会一如具有理性的人那样去行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一个人永远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只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确知谁比行动者本人能更好地知道他的利益，还意味着我们希望所有的人（亦即那些能为使我们的环境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各种目的的共同努力做出各自贡献的人）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

课以责任，因此也就预设了人具有采取理性行动的能力，而课以责任的目的则在于使他们的行动比他们在不具责任的情况下更具有理性。它还预设了人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学习能力或预知（foresight）的能力，亦即他们会受其对自己行动的种种后果的认识的引导。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由于课以责任的目的在于使人的极有限度的理性尽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理性在决定人的行动方面实际上只起很小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合理性（rationality）仅意指两点：一是一个人的行动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二是知识或洞见具有某种持续的影响力，所以一旦某人拥有这种知识或洞见，它们就将在此后及在不同场合下对他所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

自由与责任的这种关联性或互补性，意味着对自由的主张只能适用于那些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它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它假定一个人能够从经验中习得知识和教训，并能够用这种方式习得的知识和教训去引导他的行动；因此对自由的主张，对于那些从经验中尚未习得足够的知识或无能力习得知识的人，不具有适用力。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完全由种种不可改变的冲动（即使在他意识到了其行动之后果的情况下亦无从控制的那种冲动）所决定，或者完全由真正的人格分裂即精神病所决定，那么这个人在此意义上就不能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因为他关于他将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知识无力改变他的行动。此外，那些受真正不可支配之欲求左右的人，也同样不能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因为经验证明这些人对正常的动机已无从做出反应。但是，只要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关于他将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的意识可能会影响他的行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视他为有责任能力，而不论在特定的情形中对他的这种认定是否会产生可欲的影响或效果。因此，课以责任，并不是立基于我们在特定情形中所知为真的事实，而是立基于我们相信它可能会产生的效果或作用，即那种鼓励人们在考虑周到的情况下（considerately）理性地采取行动的效果或作用。这是人类社会为了应对我们无力洞见他人心智的状况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也是人类社会为了在毋需诉诸强制的情况下便能把秩序引入我们生活之中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

对于那些不能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从而有关自由的主张不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于他们的人所提出来的特殊问题，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应当讨论的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作为社会中一个既享有自由又承担责任的成员，乃是一既具有特权又承负责任的特定地位（status）；如果我们欲实现自由的目的，那么这种地位就不能根据某人的自由裁量而随意授予，而是必须自动地属于所有符合某些可以从客观上加以确定的标准（例如年龄）的人，只要有关他们拥有必要的最低能力的假定未被明确证明为不成立。在人身关系中，从监护向拥有完全责任能力（full responsibility）的转化，可能是渐进的、不明确的，而且那种存在于个人之间的且属国家不应干预的轻微程度的强制形式，也可以根据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责任来加以调整。然而，从政治上和法律上来讲，如果我们期望自由有效，那么责任的程度和种类就必须明确而确定，而且须根据一般性的和非人格化的规则进行决定。在我们对诸如一个人是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还是应当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类问题进行裁定时，我们必须把他视作要么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要么是不具责任能力的人，要么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不为他人所理解、所预知、所欢迎，要么无此权利。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被赋予充分自由（full

liberty）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所有人的自由，都应当受制于那些根据个别情况而调整的限制性规定。未成年人法庭或精神病院所采取的个别化处理方式（individualizing

treatment），所标志的乃是监护，亦即不自由。尽管在人们的私生活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可能会根据对方的情况而调适我们的行动，但是在公共生活中，自由要求我们按照具有责任能力的类型或不具有责任能力的类型来看待人，亦即把人们视为类，而不是视为无数特立独行的个人，并且依据这样一种假定来对待人，即正常的动机和威慑的因素在影响人的行动方面是有效的，而不论这在特定情形中是否为真。

５．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就应当容许个人追求其自己的目的的理想发生了极大的争论，也引起了极大的混淆，因为有人认为，如果赋予个人以此一方面的自由，他就会或必然会只追求他的自私（selfish）的目的。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追求一个人自己的目的的自由，不仅对利己主义者（egotist）极为重要，而且就是对最利他的人士（altruistic person）也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利他者的价值等级序列（scale

of values）中，他人的需求只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位而已。人们将他人的幸福视作自己的主要目的，乃是一种人之常情（可能妇女尤重），也是人之幸福的主要条件之一。视他人的幸福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正当选择的一部分，通常也是人们期望我们做出的抉择。就这个方面而言，从一般观点来看，我们应当把我们家庭成员的幸福视作自己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也常常通过将他人结为自己的朋友、将他们的目的视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来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欣赏和承认。把一些人（即其需求被我们视为我们自己的关注者）择为我们的合作者和好朋友，乃是自由的一个核心部分，亦是自由社会中道德观念的一个核心部分。

然而，泛利他主义（general altruism），则是一毫无意义的观念，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如此这般空泛的方式而有效地关注他人。我们所能承担的责任，必须始终是具体的，而且我们的责任也只能指向那些我们知道其具体情况的人和那些我们所拥有的选择或特殊条件已与其勾连在一起的人。一个人自行决定什么样的需求或谁的需求在他看来最为重要，乃是一个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一。

承认每个人都具有我们所应当尊重的他自己的价值等级序列（即使我们并不赞同此种序列），乃是对个人人格之价值予以承认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对他人进行评价，所依据的就必须是他们的价值等级序列。换言之，信奉自由，意味着我们绝不能将自己视为裁定他人价值的终极法官，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有权或有资格阻止他人追求我们并不赞同的目的，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侵犯我们所具有的得到同样保护的行动领域。

一个社会如果不承认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资格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但是，下述情形在自由的社会中也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即人们会依据某个人运用自由的方式来评价他。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道德评价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个成年人的行动，不论其善恶，乃出于命令的怂恿及强制的压力，那么所谓美德难道不只是一空名吗？受赞誉者难道不只是在这种怂恿和压力下的循规蹈距吗？而所谓严肃认真、公正和节制，难道还具有丝毫意义吗”？自由乃是一为善举的机会，但是只有当它也是一为不良或错误行动的机会时，自由作为为善行的机会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只有当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受一些共同的价值所引导时，一个自由的社会才会成功地发挥其作用，这一事实可能就是为什么一些哲学家有时候把自由界定为与道德规则相符合的行动的原因所在。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自由的这种定义，实际上是对我们所关注的那种自由的否定。作为道德品行之条件的行动自由，也包括了采取错误行动的自由：只有当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只有当他对规则的遵循不是出于强迫而只是出于自愿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加以赞扬或谴责。

我们说个人自由的领域也是个人责任的领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任何特定的人士都负有说明我们行动的责任。的确，我们之所以会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指责，乃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惹怒了他们。但是，我们之所以应当被视为对我们的决定负有完全的责任，其主要原因就是它将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于那些依我们自己的行动方能达成的种种事业。信奉个人责任，其主要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在实现我们的目的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６．自由所设定的选择负担，亦即一个自由社会施予个人的为自己命运负责的责任，在现代世界的境况下，日益变成了一个令人甚感不满的主要根源。一个人的成功，在当下要比在从前更加取决于他对自己所拥有的特定能力的恰当使用，而不取决于他在理论上具有何种特定能力。在专业化较弱、组织的复杂程度较低的年代，亦即当几乎每个人都能够知道所存在的大多数机会的时候，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充分使用自己的特殊技能和才智的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其复杂程度的增强，一个人能够希望获取的报酬，越来越依赖于他对其技能的恰当运用，而不再依赖于他所可能拥有的技能。因此，欲发现一人的能力得以最佳运用的机会，困难日增；拥有同样技能或特殊能力的人，在获取报酬方面的差距，也日益拉大。

当下最令人感到悲哀者，可能莫过于对下述问题的困惑：一个人如何才能对自己的同胞有助益，以及一个人的才智如何才能不被浪费。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要确使他人的才智得到恰当的运用，任何人也没有特权要求获得使用他自己的特殊才智的机会，而且除非他自己发现了这种机会，否则这些技能或才智就有可能被浪费掉；以上所述可能是自由制度受到最为严厉谴责的一个方面，也是对自由制度极度不满的根源。人们对自己拥有某些潜在能力的意识，自然而然会引发出这样一种要求，即其他人有义务使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得到运用。

我们必须自己去发现一个能发挥我们作用的领域或一适当的工作，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自由社会加诸我们的最为严格的也是最为残酷的要求。然而，此一要求与自由紧密相连，不可分离，这是因为除非一个人有权力强制他人使用他的才智，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向他保证他的才智将得到恰当的使用。只有通过剥夺其他人选择谁应当为他服务的权利，并剥夺其选择他将使用谁的才能或哪些产品的权利，我们才能向每个人保证他的才智将按他所认为合适的方式得到使用。但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本质在于，一个人的价值及酬报，并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抽象能力，而取决于他能否成功地将这种抽象的能力转换成对其他有能力做出回报的人有用的具体的服务。自由的主要目的在于，向个人提供机会和动因，以使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然而，使个人在这一方面能够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并不是他的一般性知识，而是他所具有的特殊知识，亦即他关于特定情形和条件的知识。

７．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自由社会在这方面所引发的诸多结果，往往会与前此型态的社会所遗存下来的伦理观念相冲突。毫无疑问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很好地运用一个人的能力的艺术，亦即发现一个人的才智的最有效的用途的技艺，可能是最具助益的一种手段。但是，一个人如果具有太多这方面的资源，通常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而且，尽管某些人的一般能力相同，但是其间的部分人士因较成功地运用了具体环境而获得了较他人为优的利益，这种情况往往也会被人们视为不公。在许多社会中，由于“贵族式”的传统认为，等待直至才智被他人发现乃是高贵之举，所以只有那些为赢得社会地位而艰苦斗争的宗教群体或少数民族才精思熟虑地养成了充分运用这种资源的本领（德语Findigkeit［即指看风使舵、利用各种环境的本领］能够最好地描述这一现象）——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通常都对他们表示不满。在一个具有组织等级的社会中，每一等级都被赋予了相应的任务和职责，这就致使行动的条件具有了差别，而这正是贵族制传统产生的根源，这种传统通常都是由那些因享有特权而使他们不必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发展起来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与“贵族式的”传统不同，一个人能够发现物质资源的较佳用途或他自己的能力的较佳用途，乃是他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所能够为他的同胞的幸福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更有进者，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得比其他社会更繁荣，也是因为它为人们能够做出这种贡献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机会。这种企业家式的能力（entrepreneurial capacity）（因为在发现我们能力的最佳用途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是企业家）的成功运用，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乃是回报最高的活动，而且不论是谁，只要他把发现运用他的能力的某种有效手段的任务交由他人去做，他就必须满足于只获取较少的回报。

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训练的只是那些期望“被使用”的专才，他们凭靠自己并不能发现合适的工作，甚至把确使其能力或技艺得到恰当使用的问题视作他人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为自由社会培养和教育人。不论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有多大的能力，如果他没有能力使那些可以从其能力中获取最大利益的人知道他的能力之所在，那么他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在一自由社会中就必定很低。尽管两个人经过同样的努力而获得了同样的专门技艺和知识，但其中一个人有可能获得成功，而另一个人却有可能遭到失败，这种情况的确会使我们感到不公；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恰是对特定机会的运用决定了我们是否对社会有用，此外，我们还必须对我们的教育和精神取向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自由社会的要求。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报酬，并不是因为我们具有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恰当地使用了这一技术；只要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具体的职业，而不是被要求去干某一职业，那么我们能够恰当地运用我们的技术就一定是我们获致酬报的基础。诚然，我们或许永远不可能断定在某人获得的一项成就中，哪一部分是出于较出色的知识、能力或努力，哪一部分是出于幸运的偶然因素，但是，这绝不会因此而贬损下述做法的重要性，亦即使每个人做出恰当的选择是有价值的。

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一些论者所宣称的一些主张表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上述基本事实，因为他们认为，“每个儿童，一如成年公民一样，都具有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这不仅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他的才智使其能在社会等级中享有一定地位的权利”。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的才智并不“能使”他具有占据任何特定地位的“资格或权利”。如果对此做肯定的主张，就意味着某个机构有权利或权力根据其判断而赋予人们以不同的社会地位。一个自由的社会所必须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寻求一恰当地位的机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此一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始终与这种机会相伴随：只要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才智而去寻求市场，就必定会面临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毋须否认的是，就这一点而言，一个自由社会将大多数个人都置于了一种压力之下，而且这种压力往往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是，那种认为一个人在某种其他类型的社会中不会有这种压力的观点，却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因为如果想替代那种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导致的压力，那么可供选择的就只有那种人们必须服从的个人命令所产生的会令人更为厌恶的压力。

人们还常常争论说，那种认为一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全责的观念，只是那些成功者所持有的观念。但是，这种论争本身的基本设定（即由于他们成功了他们才持有这种信念）则是无法成立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认为，成功与此一信念之间的关系恰恰被颠倒了，实际上正是由于人们先持有这种观念，他们才往往获得了成功。尽管那种认为一人所获得的成就须完全归功于其自己的努力、技术和才智的观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但这种认识对他努力奋进和谨慎选择却具有最富成效的影响。如果成功者那种自命不凡的自豪常常会令一些人感到不可忍受和讨厌，那么那种认为成功完全取决于成功者本人的观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就很可能是促使他获致成功的最富效力的激励。一个人越是习惯于将他自己的失败归罪于他人或环境，他就会变得越发不满，而工作也会变得更无成效。

８．在现代社会中，责任感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个人责任的范围被过分扩大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对其行动的实际后果却不需负责。既然我们是为了影响个人的行动而对其课以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就应当仅指涉两种情况：一是他预见课以责任对其行动的影响，从人的智能上讲是可能的；二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希望他在日常生活中会把这些影响纳入其考虑的范围。欲使责任有效，责任就必须是明确且有限度的，而且无论从情感上讲还是从智识上讲，它也必须与人的能力所及者相适应。无论是宣称一人对所有的事情负责，抑或是宣称一人可以被认为不对任何事情负责，都会对责任感产生相当的侵损。自由提出的要求是：一，个人责任的范围只能以他被认为可以作出判断的情形为限；二，他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他的预见力所及的责任对他行动的影响；三，尤为重要的是，他应当只对他自己的行动负责（或对那些由他监管的人的行动负责）——而不应当对那些同样具有自由的其他人的行动承担责任。

欲使责任有效，责任还必须是个人的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在一自由的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由一群体的成员共同承担的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除非他们通过商议而决定他们各自或分别承担责任。人们有时也可以向个人课以连带责任（joint responsibility）或分割责任（divided responsibility），但这必须是他与有关人员进行商议的结果，而其目的则在于对其间的这个个人的权力进行限制。如果因创建共同的事业而课多人以责任，同时却不要求他们承担采取一项共同同意的行动的义务，那么通常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任何人都不会真正承担这项责任。正如针对一项财产而言，如果所有的人都有所有权，那实际上无异于没有人有所有权，因此，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也就是没有人有责任。

我们毋须否认的是，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发展，尤其是大都市的发展，摧毁了诸多对地方性事务的责任感，而正是这类责任感在过去曾催发了诸多极富助益的自生自发的共同行动。在过去的情形中，责任的基本条件，乃是指个人能够自己判断情势，而且是指个人可以毋庸太多想象便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甚至也完全有理由根据自己的情况而非他人的情况来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然而，此一条件已无法适用于工业化大都市中的境况，因为在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一般而言，个人已经不再是某个小社区的成员，然而在小社区中，个人往往会得到亲切的关照且与他人密切熟识。虽然工业化社会使个人的独立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加，但却也使他丧失了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恰恰是前工业化社会的人际关系及邻里好友的亲密关心所能提供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愈来愈欲求从国家的非人格权力中获得保护和保障；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类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下述情况的结果：一是那些利益密切相关的小型社区的消失，二是个人的孤独无助感的增加——个人已不再可能指望从地方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各种关心和帮助了。

那些利益相关且关系密切的小型社区业已消失，并为各种有限制的、非人格的和临时的关系构成的网络所取代，对此我们可能会有所遗憾。然而，我们却不可能期望那种熟人间的责任感，亦会被那种关系疏远且在理论上讲知道的人之间的责任感所替代。对于我们所熟识的邻人好友的命运，我们能够拥有真切的关怀，而且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通常也知道如何给予他们以帮助；但是，对于那些我们只知道他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其个别具体的状况我们却一无所知的千千万万的不幸的人来讲，我们显然不能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不论他们的疾苦和不幸多么感动了我们，我们毕竟不能仅仅根据那些关于受疾苦的人数的抽象知识来指导我们的日常行动。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行动有助益且有效力，那么我们的目标就必须是有限定的，且是我们的心智能力和同情所能及者。不断提醒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的世界中所有需要帮助或不幸的人负有“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ies）的做法，无疑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它会不断地弱化我们的责任感，直至我们无从界分那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与那种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之间的差别。因此，为使责任有效，就必须对责任予以严格的限定，使个人能够在确定各不相同的事项的重要性的时候依凭其自身的具体知识，使他能够把自己的道德原则适用于他所知道的情形，并能够有助于他自愿地做出努力，以消除种种弊害。

第六章 平等、价值与品行

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O.W.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

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伟大目标，始终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国家强制实施的规则下的这种平等，可由人们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自愿遵从的规则下的一种与其相似的平等予以补充。这种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扩大至包括道德的和社会的行为规则（the rules of moral and social conduct），实乃人们通常所说的民主精神（democratic spirit）的主要表现——这种民主精神在缓和人们对自由必然产生的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方面，很可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乃是有助于自由的唯一一种平等，也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自由不仅与任何其他种类的平等毫无关系，而且还必定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这是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也是证明个人自由为正当的部分理由：如果个人自由的结果没有显示某些生活方式比其他生活方式更成功，那么个人自由的主张亦就丧失了大部分根据。

对自由的主张之所以要求政府给予人们以平等的待遇，既不是因为它认为人们实际上是平等的，也不是因为它试图把人们变得平等。主张自由的论辩不仅承认个人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此一认识为基础的。然而，它坚持认为，这些个人间的差异并未给政府提供任何理由以差别地对待他们。它还坚持认为，如果要确使那些在事实上存在着差异的人获得生活中的平等地位，那么就必须反对国家对他们施以差别待遇。

当下，一些主张更为宽泛的物质平等（material equality）的倡导者，通常都否认他们的要求是以所有的人事实上都是平等的假设为基础的。然而，还是有许多论者认为，这就是要求物质平等的主要依据。就平等待遇的要求而言，最具危害的莫过于把它建基于所有的人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这一显然违背事实的假设之上。把主张平等对待少数民族或种族的理由建基于他们与其他人并无不同这样一种论点之上，实际上是默认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可以证明不平等的待遇为正当；某些差异在事实上的确存在的证据，并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恰恰是，尽管人们在事实上存在着差异，但他们却应当得到平等的待遇。

２．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乃是人类最具独特性的事实之一。人种的进化，很可能使他成了所有造物中最具多样性的一种。一如有论者曾精彩论述的那样，“以变异性或多样化（variability）为基石的生物学，赋予了每一个个人以一系列独特的属性，正是这些特性使个人拥有了他以其他方式不可能获得的一种独特的品格或尊严（a

dignity）。就潜力而言，每一新生婴儿都是一未知量（an

unknown quantity），因为在他的身上存在着无数我们并不知道的具有着相互关系的基因和基因组合，而正是这些基因和基因组合促成了他的构造及品行。作为先天及后天的综合结果，每个新生婴儿都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论这个婴儿是男是女，他或她都具有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的素质……。如果忽视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重要性，那么自由的重要性就会丧失，个人价值的理念也就更不重要了”。该论者还进一步指出，那种为人们普遍持有的人性一致论（uniformity

theory of human nature），“表面上似乎与民主相一致，……然最终将摧毁极为基本的自由理想和个人价值理想，并将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将人与人之间先天性差异的重要性减至最低限度，而将人与人之间所有重要的差异都归于环境的影响，几乎成了当下的一种时尚。然而，不论环境如何重要，我们都不应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生来就极为不同，或者说，人人生而不同。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极为相似的环境中长大，个人间差异的重要性亦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小。作为一种对事实的陈述，“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就显然与事实相悖。不过，我们将继续运用这一神圣的说法来表达这样一种理想，即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所有的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待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想理解此一平等理想能够或应当具有的含义，那么第一个要求便是我们必须否弃那种认为所有的人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观念。

从人们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平等的待遇，其结果就一定是他们在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而且，将他们置于平等的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予他们以差别待遇。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物质的平等不仅不同，而且还彼此相冲突；我们只能实现其中的一种平等，而不能同时兼得二者。自由所要求的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会导向物质的不平等。因此，我们的论点是，国家虽说出于其他理由而必须在某些场合使用强制，而且在实施强制的场合，国家应当平等地对待其人民，但是，自由社会却绝不允许因此而把那种力图使人们的状况更加平等化的欲望视作为国家可以行使更大的且歧视性的强制的合理依据。

我们并不反对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平等。但是，我们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对于平等的要求乃是大多数试图把一预先设计好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人士所宣称的动机。因此，我们所反对的是一切将那种经由主观思考而选定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企图，而不论它是一项平等的措施还是一项不平等的措施。事实的确如此，一如我们能看到的那样，有许多要求扩大平等的人，并不真正要求平等，而是要求一种与其评价个人品行（merit）的标准更相符合的分配模式；我们还将看到，他们的那些要求，实与那些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平均主义要求（egalitarian

demands）无异，都与自由不相容。

如果有人反对使用强制的措施去促成一种较为平等或较为公平的分配，那么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一定视这些目标为不可欲者。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维续自由的社会，那么关键就在于我们要认识到，某一特定目标的可欲性并不构成使用强制的充足理由。人们完全可以赞赏一种不存在贫富悬殊差距的社会，也可以乐观地看待这样的事实，即财富的普遍增长似在逐渐缩小贫富间的差距。我完全赞同这样的态度，而且也完全愿意把美国所达致的社会平等的程度视作为一项令人极为敬佩的成就。

此外，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反对人们用这些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的倾向去引导某些方面的政策。再者，在政府有合法必要的理由采取行动的时候以及我们必须在满足此一必要性的不同方法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完全有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附带地减少不平等现象的措施。例如，如果在继承法中，一种规定将比另一种规定对平等更具助益，那么这就可能是人们更倾向于采取前者规定的坚强理由。然而，如果为了制造实质性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而要求我们放弃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例如，根据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来限制一切强制的原则），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据此，我们认为，经济的不平等虽说是社会恶弊现象之一，但却绝不构成我们把歧视性强制（discriminatory

coercion

）措施或特权当作一种克服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救济方案而加以诉诸的正当理由。

３．我们的论点所依据的，乃是下述两个基本命题；我以为，我们很可能只需对这两个命题稍加陈述，便能赢得极大多数人的赞同。第一个命题表达了所有的人都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信念，即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具有最终确知其他人的潜力的能力，从而我们应当确定无疑地永远不能信托任何人去行使这样一种能力。不论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可能有多大，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差异将大到使一个人的心智能够在一特定情形中完全理解另一个有责任能力的人的心智所能理解的事情。

第二个基本命题是，任何社会成员获得做某些可能有价值的事情的新能力，都必须始终被视为是其所在社会的获益。的确，一些人的境况可能会因其所在领域中某个新的竞争者具有更优越的能力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任何这种新能力的获得，都可能对社会之大多数人产生助益。这意味着增进任何个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可欲性，并不取决于他人的能力和机会是否也可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增进，当然，这是以他人并不因此而被剥夺获得同样的能力或其他新的能力的机会为条件的：只要这种机会没有被那个已掌握了此种能力的个人所垄断，其他人就有可能习得和掌握这些能力。

平均主义论者（egalitarians）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不同。他们一般都认为，个人能力间的差异，一部分为生来之差异，另一部分为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差异，或者说一部分是“天生”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是“养育或后天”的结果。这里需要即刻强调指出的是，这二者都与道德品行（moral

merit）无关。尽管上述两种差异都可能对一个个人是否对他人具有价值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生而具有某些可欲的素质，却很难说比在较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更重要。上述两种差异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前者的优势出于人力明确无从控制的基础因素，而后者的优势则出于那些我们完全有可能变更的因素。这里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大举变更我们的制度，以尽可能地消除那些出于环境影响的优势？我们又是否应当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所有那些以出生和继承所得的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都应当被铲除，而且除非差异是极高的才智和勤劳的结果，否则一切不平等都应当被消灭”？

某些优势的确是依人为安排而产生的，但是这一事实未必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为所有的人都提供相同的优势，也未必意味着如果一些人被赋予了某些优势，那么其他人也就因此而被剥夺了这些优势。就此而言，我们所应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乃是家庭、继承和教育，而当下的一些批评观点所主要指向的对象也是由这些因素所产生的不平等现象。然而，重要的环境因素还不仅仅是这三者，诸如气候、地形等地理性条件（更不用说地方或阶层在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方面的差异这一因素了），就很难说没有上述三者重要。然而，我们在这里还是只考虑前三个因素，因为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受到了最为普遍的质疑。

就家庭而言，人们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和分歧：一方面大多数人都对家庭制度表示敬重，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时对下述事实表示不满，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人出生在一个特定的家庭会使他得到特殊的优势。似乎有很多人都认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有益的素质，如果是出于他因天赋而在与所有其他人相同的境地中获致的，那么这样的素质就是对社会有益的，但是，如果这些有助益的素质乃是他人所无法获致的环境优势的结果，那么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不可欲的。然而，我们却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同样有助益的素质，当作为一个人的天赋的结果时可以为人们所欢迎，而当作为诸如有文化的父母或条件优越的家庭等环境的结果时就应当比前者的价值少。

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家庭制度有价值，乃是立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般来讲，父母在培育自己的孩子以使其在成人后享有一满意的生活的方面，会比任何其他人倾注更多的心血。这不仅意味着人们从各自家庭环境中获致的助益是不尽相同的，而且还意味着这些助益经数代相继而将产生累积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又能有什么理由相信，一种作为家庭背景的结果的可欲的素质，较之不是作为这种背景的结果的那些素质而言，对社会的价值就要少呢？的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有些对社会颇有价值的素质，几乎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就为人们所获得，而一般需要二三代人的持续努力方能成就。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中，有些部分能够通过家庭而得到更为有效的传播和承继。只要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如果素质的提高不只限于一代人，如果我们不应当经由凭空想象而要求不同的个人从同一水平线出发，如果孩子没有被剥夺从其父母可能提供的较好的教育和物质环境中获取利益的机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生成出一个较杰出的精英层（a

better elite）。或者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就无异于承认：出生于一个特定的家庭，乃是个人人格的一部分；一如个人是社会的构成因素那般，家庭亦是社会的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遗产在家庭内部的传播和承继，作为人类为努力获致较佳境况的工具而言，其重要性一如有助益的生理特性的遗传。

４．许多人尽管承认家庭作为传承道德、品味情趣和知识的工具是可欲的，但是对其传承物质财产的可欲性却大加质疑。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为了使道德、品味情趣和知识的传承成为可能，某些标准（亦即生活的外部形式）的延续，乃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欲使这些标准得以延续，不仅有赖于非物质的优点的传承，而且亦有赖于物质条件的传承。当然，一些人出生于富有的家庭，而另一些人则出生于拥有慈爱智慧父母的家庭，就这些个人而言，不存在道德上的优劣、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有一些孩子能够一出生便拥有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富有家庭才能提供的优势，而另一些孩子则承继了较高的智慧或在家庭中获得了较好的道德教育；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二者都同样有益于社会。

那些赞成私有财产继承制的主要论辩认为，私有财产继承制在控制资本方面作为防止财产流失或分散的一种手段以及作为财产积累的一种动因，都是极为重要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的关注点毋宁是，授予一些人以“不当之利”（unmerited

benefits）的事实，是否构成了反对私有财产继承制度的有效论辩。毫无疑问，授予某些人以“不当之利”，显然是产生不平等的诸项制度性原因之一。就本书所论涉的问题而言，我们没有必要追究自由制度是否要求赋予遗产继承以无限的自由。我们在这里的问题只是，人们是否应当有自由将那些会导致实质性不平等的物质财产传赠给其孩子或其他人。

如果我们同意父母所具有的那种“望子成龙”的天赋本能是可欲的，那么将这种努力仅限于非物质利益的传授，似乎就没有什么切实的根据了。家庭所具有的传承生活标准和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与其传赠物质财产的可能性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也实在不明白，将物质条件的收益仅限于一代人去享用，究竟会对社会有什么真正的助益。

此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出一种观点，尽管它听上去颇有些庸俗，但却很彻底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希望最充分地利用父母对其孩子的本能性的偏爱，那么我们就不应当禁止财产的传赠。显而易见，那些业已获致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士在养育子女的方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手段，然而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中成本最低者当为财产传赠。如果没有这一通道，这些有权力和有影响力的人士就会想方设法寻找其他方式去安排其子女，例如将他们的子女安排在高位上，以使他们获得与财产传赠所可能给他们带去的好处相等的收入和名望；而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并会导致比遗产继承所会造成的更大的不平等。众所周知，所有取消了遗产继承制度的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因此，那些反对因继承制度所导致的不平等现象的人士应当认识到，在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种种境况中，即使从他们这些反对遗产继承制度的人的角度来看，遗产继承制度亦属危害最小者。

５．尽管继承制度在过去因被认为是不平等的根源而遭到了最为广泛的批判，但当下的情况就很可能不是如此了。平均主义论者的批评重点，现已转向集中于那些因教育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机会平等的要求：就我们所知道的提供给某些人的最好的教育，应当免费向所有的人提供，而且，即使这一点在今天还不可能完全做到，那么一个人也不能仅仅因为其父母有能力支付此笔学费就可以受到比其他人更好的教育，而只有那些以及所有那些能通过统一考试的人，才应当被允许享用高等教育这一有限资源的利益。

教育政策的问题引发了太多的争论，我们不可能在对平等做一般性讨论的章节中把这个复杂且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加以处理；因此，我拟在本书第三部分专辟一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探究。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教育领域试图通过强制手段而达致平等，依旧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种强制性措施也会阻止某些人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不采取这种手段，他们本来是可以接受教育的。不论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手段是什么，都无法阻止只是某些人才能拥有（而且由某些人拥有这样的优势是可欲的）的那些优势，被那些既不应获得这些优势又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极好地运用这些优势的人士所获得。这个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国家所拥有的排他性的强制性权力而加以圆满解决的。

至此，粗略地考察一下平等的理想在此一领域于现代所经历的变化，当对我们不无启发。百年以前，亦即传统的自由运动（classical

liberal movement）发展至高潮的时候，人们一般都是以这样的主张来表达其平等要求的，即“任才能驰骋”（la

carriere ouverte aux talent）。这一要求包括三个含义：一是阻碍某些人发展的任何人为障碍，都应当被清除；二是个人所拥有的任何特权，都应当被取消；三是国家为改进人们之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只要人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并成长于各不相同的家庭，就不能确保人们起始于平等的起点，这一点在当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并不在于确使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获致某一特定地位的前途，而只在于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利用那些从本质上来讲须由政府提供的便利条件。这些人虽说没有经过严格地论证，但却也能想当然地认为，不论采取什么措施，其结果也必定是有差异的，这不仅是因为个人是有差异的，而且还是因为政府行动只能影响其间的一小部分相关因素。

然而，上述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被允许进行尝试的观念，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又被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所替代，这个观念就是，政府必须确使所有的人都始于一平等的起点并确使他们获致同样的前途。这种观点无异于认为，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为所有的人都提供相同的环境，而应当在于对所有与某个个人的前途相关的条件加以控制并将之与他的能力相调适，以确使他能够获致与所有其他人相同的前途。这种对机会进行调整以适合于个人的目的和能力的凭空构设，当是对自由的反动；再者，这种作法也无法被证明为是一种对所有可资利用的知识的最佳利用的手段，换言之，它只是假定政府知道如何能把个人的能力运用得最好，但却无法做出任何证明。

当我们对这些要求的根据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它们所依据的乃是那些不太成功的人士对一些成功人士的不满，更直截了当地说，是忌妒。当下全力安抚此种不满情绪的倾向而且努力给这种情绪披上一件令人尊敬的社会正义外衣的倾向，正日益演化成一种对自由的严重威胁。晚近，更有人力图将这些要求建基于如下论辩之上，此一论辩认为，铲除一切会产生不满的根源，当是政治的唯一目标。当然，这也就必然意味着，政府的责任乃在于确使任何人不能比其他人更健康、有更高兴的性情、更适宜的配偶甚或更具前途的孩子。如果所有未实现的欲望都真的可以变成向社会提出要求的权利，那么个人责任亦将不复存在。当然，不论人变成什么样子，忌妒都肯定是一产生不满的根源，而且也是自由社会所不可能根除的一种根源。因此，维续自由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很可能就是我们不鼓励妒忌，也不通过将妒忌伪饰为社会正义而支持由它所引发的种种要求，而是将其视为，一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言，“所有情绪中最反社会、最具危害的情绪之一”。

６．尽管大多数极端的平均主义要求，都立基于忌妒，但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在表面上要求更大平等的主张，事实上是一种欲图更公正地分配这个世界上美好事物的要求，从而其动机也是颇为可赞的。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对不平等，而是反对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报酬方面的差异与那些得到这些报酬的人在品行（merit）方面的差异不相符合。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般给出的回答是，尽管其他类型的社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但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从总体上来讲，可以实现此种正义。然而，如果正义在这里是指报酬与道德品行（moral

merit）相符，那么上述回答就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论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任何欲图将自由之诉求建立在这一论辩之上的努力，都将对自由构成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一论辩实际上承认，所给予的物质报酬应当与可承认的品行（recognizable

merit）相符合，从而也是根据一不真实的主张而反对大多数人从真实的主张中推演出结论。正确的回答应当是，在一自由制度中，所给予的物质报酬应当与那些被人们所承认为品行的东西相符合的做法或主张，一般来讲，既不是可欲的，也不是可行的；而且一个人的地位未必就应当依赖于其他人对他具有的品行所作的评价，可以说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一论辩初看上去颇为奇异，甚至有些令人震惊，所以我请求读者在我进一步阐释价值（value）与品行（merit）间的区别以后再行判断。明确阐明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merit”这个术语，乃是可被用来描述我的意思的唯一一个词，但该词却同时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更含混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我在这里使用该词，仅仅是意指行为中值得赞誉的属性，亦即行动的道德特性（moral

character），而不是指成就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achievement）。

正如我们从本书的整个讨论中所见，一个人的工作或能力对他人的价值，与可从上述意义上加以确定的“品行”（merit）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人的天赋或后天获致的才智，显而易见，会对其他人具有价值，然而这种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因拥有这些天赋或才智而获得的赞誉。如果一个人试图改变他自己的天资和才能（或极普通，或极罕见）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在这个方面很难有什么作为。一个智慧的心智或一副好嗓子，一张漂亮的脸或一双灵巧的手，灵敏的机智或极具魅力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一如一个人所具有的机会或经验，都是独立于一个人的努力以外的。在所有上述事例中，一个人的能力或服务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他因此价值而获得报酬），与任何可被我们称之为道德品行或美德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问题在于，一人享有之利益应当与其他人从其活动中获致的利益相符合，这是否可欲，或者说，对这种利益的分配是否应当以其他人对此人品行的评价或看法为基础。

根据品行获酬（reward

according to merit），在实践中就一定意味着根据可评估的品行（assessable

merit）来决定报酬。所谓可评估的品行，即指其他人所能承认者和赞同者，而并不只是指某个较高权势者承认和赞同的品行。这一意义上的可评估的品行，假定我们能够确定一个人已经做了某一为人们所接受的行为规则所要求他做的事情，而且这一事情使他付出了苦心和努力。然而，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却无法从其结果加以判断：因为品行不是一个客观结果的问题，而是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欲实现一有价值的结果的努力，可能具有很高的品行，但此项努力的结果却可能是一彻底的失败，而且，一项彻底的成功可能完全是偶然因素的结果，从而也就不具有什么品行。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已经尽了其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通常都会希望他获得报酬，而不论其努力的结果如何；如果我们知道一项最具价值的成就几乎完全是因幸运或上好条件所致，那么我们对做出该成就的人也不会有大多赞誉。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情形中都对价值与品行做出区分。然而在事实上，我们很少有把握对此做出准确的区分，除非我们拥有行动者本人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其中还包括我们对他的技术和信心、他的心境和情感、他的关注力、他的精力和毅力等方面的知识。因此，确实判断品行的可能性，取决于对上述条件的完全把握；然而，人们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更有进者，正是人们普遍不能把握这些条件，也不可能完全拥有这方面的知识，构成了人们主张自由的主要基本依据。正是由于我们期望人们能运用我们所不具有的知识，所以我们才让他们在应对和处理各种问题时自行决定。但是，既然我们期望他们自由地运用我们所不具有的能力和知识，那么我们也就当然无力对他们的成就的品行做出判断。对他人的品行进行判断，假定了我们能够判断人们是否按照其所应当采取的方式运用了他们的机会，甚至还假定了我们能够判断他们在采取此一行动时所付出的努力和自我克制的程度；此外，这还假定了我们能够明确地区分出他们所获致的成就中，哪些部分出自于他们所控制的环境，以及哪些部分不是出自于这种环境。

７．根据品行获酬，与个人选择自己的事业或职业的自由是根本不相容的，这在下述领域，亦即在努力的结果极为不确定的场合以及在我们每个人对各种努力的机会的评估又极不相同的场合，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研究”（research）或“探索”（exploration）这类思辨性的努力中，或在那些被我们通常称之为“投机”（speculation）的经济活动中，如果我们不给予成功者以全部的褒奖或全部的收益，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把那些最具资格者吸引来进行这些工作；这就是说，尽管许多其他人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极富品行，但却不能分享那些成功者的褒奖或所得。正是由于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谁将成为成功者，所以也就没有人能够指明谁的努力具有更高的品行。如果我们让所有认真努力的人都分享奖赏，这显然会有悖于我们的目的。再者，只要我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必须使某些人掌握权力，以决定谁将被允许加入这些努力者的行列。如果人们在追求某些并不确定的目标的时候必须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那么他们的追求就不应当受其他人关于他们应当如何行事的观点的影响，而应当只受其他人赋予他们所旨在获致的结果的价值的指导。

以上所论，如果对于那些通常被我们视为富有风险的事业来讲明确为真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所决定追求的任何选定的目标，亦无不为真。众所周知，任何这类决定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如果我们欲使此一选择尽可能的明智，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预期中的可供选择的诸项结果的各自价值来评定它们。如果所给予的报酬与一个人经努力而做出的产品对他人所具有的价值不相符合，那么关于是否还值得继续为追求此一特定的目标而去努力和冒风险，他便失去了判断的依据。更有进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得不按他人的要求去做事，而且他人就他的能力如何才能得到最充分运用的估计，也就成了确定他的义务和报酬的标准。

当然，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并不奢望人们能够获致最高限度的品行，而是希望他们能够以最小的痛苦和最少的牺牲，从而亦就是在最低限度的品行的基础上去实现最大限度的效用。不仅我们试图对所有的品行都给出公平的回报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是把获致最高限度的品行作为人们应当实现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可欲的。任何诱导人们这样行事的努力，都必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人们虽说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但却会得到不同的报酬。我们能够有信心做出明确判断的，只是结果的价值，而不是人们为实现此一结果而付出的不同程度的努力和精力。

一个自由的社会对行动结果提供的酬赏标准，具有如下的作用，它们能够告诉那些为这些酬赏而努力的人士付出多少努力是值得的。再者，提供同样结果的人，也会得到同样的报酬，而不论这些人所付出的努力是否相同。以上所论，不仅适用于那些对不同的人所提供的同样服务给予报酬的事例，而且更加适用于那些对要求不同天赋和才能的不同服务给予相应不同的报酬的情况：因为它们与品行无甚关系。从一般的情况来看，市场会赋予每一种类的服务以某种价值，亦即这些服务对那些从其中获致利益的人所具有的价值；但是人们却很难知道为了获得这些服务而付出如此之多的钱是否有必要，而且毋庸置疑，社会通常只会给予这些服务以相对于其应得的要少得多的报酬。近来有报道称，一位钢琴家说，他愿意演出，即使让他出钱以得到演出的特权，他也愿意；这一事例很可能反映出了许多人的境况，即他们能从中挣得大笔收入的活动，恰好是他们的主要乐趣所在。

８．尽管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主张，任何人所得之报酬不应当超过他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但是我们却需要指出，此一主张实是以一种虚假的预设为基础的。这是因为这一主张假定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别情形中精确地判断出人们能多好地运用他们所获致的机会和才智，并且还能够根据所有使其成就成为可能的环境因素而确切地判断出他们成就中的品行。此种主张还假定了某些人能够在终极的意义上确定一个人的价值所在，甚至有资格确定一个人所能达致的成就。因此，这种主张所含有的预设，恰是主张自由的论点所明确予以反对的，即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的确知道引导一个人行动的所有因素。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个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与人们关于道德品行的观念间的相符程度而加以确定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自由社会的对立面。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是因为履行了义务而不是因为获得了成功而得到报酬的；而且每个个人的每一举动，都受其他人认为他应当如何行事的观念的指导，因此之故，个人也被免除了自行决定的责任和风险。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既然任何人的知识都不足以指导所有的人的行动，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根据品行对所有的努力给出报酬。

在我们的个人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都是依据这样的假定来行事的：是一个人的服务或工作的价值而非他的品行，决定了我们对他所应承担的义务。较为亲密关系中的情况如何，暂且不论，但是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在我们能够获得其他人以较小的代价所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某个人虽蒙受了极大的牺牲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同样的服务，他也不能因此要求我们根据他所做出的牺牲来对他承担义务。在我们与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我们还会认为，如果我们对具有同等价值的服务给予同样的报酬，而不考虑向我们提供这些服务的特定个人所可能付出的不同代价，也是公平之举。决定我们责任的，乃是我们从其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服务中所获致的利益，而不是他们在提供此类服务时所具有的品行。我们也希望在与他人的交易中得到报酬，但根据却不是我们的主观品行，而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对他人所具有的价值。的确，就我们根据我们与特定人的关系而进行思考来讲，我们一般都能意识到，自由人的标志乃是其生活并不依赖于其他人对他品行的看法，而只依赖于他给其他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地位或收入视作是由整个“社会”决定的时候，我们才会要求根据品行获酬。

道德价值或品行虽说是价值之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道德价值，而且我们大多数的价值判断（judgments

of value）也都不是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s

）。这在自由社会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极具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不能区别价值与品行的差异，始终是导致严重混淆的根源。一些活动会产出为我们所珍视的产品，但我们却未必会对其间的一切活动都给以赞誉。我们虽然珍视他人提供给我们的大多数服务，但是我们对于那些提供给我们这些服务的人的品行却无力评价。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的能力因三十年的工作而比早些时候更具价值的话，那么这种价值也与此人这三十年是否赢利及愉快或者是否做出了持续的牺牲及长期的操劳无关。如果对一癖好的沉溺产出了一特殊的技能，或者一偶然的发明被证明为对他人特别有用，那么其间几乎不具品行的事实，并不能使它们的价值低于那些经过艰苦努力而获得的结果。

价值与品行之间的这一区别，并不是某一形态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它会存在于任何社会之中。当然，我们可以力图使报酬与品行而不是与价值相符合，但我们却很难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力图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摧毁那些使人们能够自行决定应做什么事情的激励因素。再者，即使将报酬与品行挂钩的努力比较成功，但它是否会产生一种更令人向往甚或更为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仍极具疑问。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一般都认为高收入是品行好的明证、低收入则是不具品行的证明，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地位及报酬与品行相符，而且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得到绝大多数与他所熟之人的赞同，否则别无获得成功之途，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与那种人们坦率承认品行与成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的社会相比，就更可能令未获成功的人士不可忍受。

如果我们不是力图使报酬与品行相挂钩，而是更加明确地指出价值与品行之间的关系是极不确定的，那么这很可能更有助益于人的幸福。在实际生活中，当某种努力对他人只具有某种较高价值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极轻易地就把它归之于个人的品行。的确，当个人或群体拥有一较高的文明水准或较高的教育水平的时候，这肯定标识了一种重要的价值，并且还构成了他们所属社会的宝贵财富；但是一般而言，它并不构成品行。受欢迎和被尊重，与挣大钱一样，都不完全取决于品行。甚至当品行与价值之间的距离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中已大到不容我们再忽视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依旧会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过习惯于认定在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场合就一定具有着某种品行，而事实上这种品行通常并不存在。

我们当有足够的理由去努力崇敬那些并不求得到充分报酬的特殊品行。但是，对于如何奖励那种我们希望被人们普遍视为范例的具有杰出品行的行为的问题，却与如何对待社会日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激励因素的问题不尽相同。自由社会在这个方面也已形成了若干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对于某些人士来讲，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一个人的升迁或晋升当取决于某个上级的判断或与其共事的大多数同行的判断。的确，随着组织日趋庞大且更显复杂，确定个人贡献或业绩的工作亦变得愈发困难了；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根据经理眼中的品行而非贡献所具有的可确定的价值来决定报酬的发放。就这种做法并不会导致政府将一套单一的全面的品行等级序列（scale

of merit）强制实施于整个社会而言，就多样化的组织在为个人提供不同的前途方面仍在彼此竞争而言，我们可以说，上述那种作法不仅与自由相容，而且还扩展了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

９．正义或公平（justice）这个概念，与自由和强制这类概念相同，其含义也颇为含混；为了明确其含义，我们就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将其限定在一些人经审慎思虑后对另一些人采取的作法的题域之内，亦即限定在人与人的关系题域中。正义或公平是一些人对人们生活中的种种状况所做的一种有目的的决定，亦即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受制于公平或正义的控制。就我们期望个人的努力能受其自己对前途和机遇的看法的指导而言，个人努力的结果就必定是不可预见的，从而关于那种因预见而形成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或正义的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正义或公平确实要求，人们生活中由政府决定的那些状况，应当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的人享有。但是，这些状况的平等，却必定会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不论是平等地提供特定的具有公共性质的便利条件，还是平等地对待我们彼此自愿交易中的不同的伙伴，都不可能使报酬与品行相符合。对品行的报酬，乃是对我们在做事情时服从他人意志或他人期望的报酬，而不是对我们通过做那些我们自己认为最佳的事情的方式而提供给其他人的利益的补偿。

国家必须在其所做的所有事情中都力求公平或捍卫正义，事实上乃是人们在反对政府谋划并力图确定收入等级过程中所提出的一项要求。根据品行获酬的原则，一旦被接受下来并被视为分配收入的公平或正义的基础，那么正义或公平就会要求，所有欲求正义或公平的人都应当根据上述原则来获得报酬。用不了多久，人们还会据此要求将此一原则同样地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且与可承认的品行不相符合的收入也会被认为是不可忍受的。甚至只是力求对那些“挣得”（earned

）的收入或收益与那些并不是挣得的收入或收益做出区别的意图，充其量也只能确立一项国家不得不全力适用但事实上却不可能做到普遍适用的原则。任何这类刻意控制某些报酬的意图，都必将产生对种种新控制的进一步的要求。分配正义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一旦被采用，那么只有当整个社会都根据此项原则加以组织的时候，才会得以实现。这会产生一种在各个基本方面都与自由社会相反对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机构将决定个人所应当做的事情以及个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所应当采取的方式。

１０．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们还必须简要地考察一下那些欲求更加平等分配的诸种要求所经常赖以为基础的另一种论点，尽管人们对此一论点很少做过明确的阐述。这个论点认为，某个人既是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的成员，他便因此有权要求享有符合某种物质标准的生活，而这个标准乃是由他所属的群体或社会的一般财富的状况来决定的。显而易见，这种要求与上述力求将收入分配建基于个人品行之上的意图正相冲突。出生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显然不具有什么品行可言，而且任何正义或公平的论辩也都不可能以某一特定的个人出生于此地而未出生于其他地方这种偶然因素为基础。事实上，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通常都会赋予其间的最为贫困者以种种福利条件，而这些福利条件则是那些出生在贫困落后社会中的人所不知道的。在一富裕的社会中，其成员要求得到更多福利的唯一根据，乃是该社会存在着太多的私人财富，政府能够将其没收并加以重新分配；而且那些时常能亲眼目睹此类财富为他人所享有的人，一定会比那些只是抽象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对重新分配财富有着更强烈的诉求。

有人认为；某一群体的成员为确使该社会中的法律和秩序得以维续以及组织某些公益服务活动而做出了共同努力，而这也就当然赋予了其成员以一种要求平均分享该群体的财富的权利；然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根本不具明显而充分的理由。如果提出这类要求的人不愿意将同样的权利赋予那些并不属于与其相同的国家或社会的人，这类平均分享的要求就更加难以成立了。在国家的层面上承认这类要求，结果只会创设出一种处理该国资源的新的集体产权（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尽管这种集体产权的排他性与个人产权相同，然而我们却无法根据个人产权的理由对这类集体产权加以证明。如果把这些平均分享的要求扩及整个世界，更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公平的或正义的。在一特定的国家中，多数实际上具有着推进这些要求的切实的力量，尽管在整个世界中，多数尚不具有这种力量；然而，即使真的存在这一力量，也不能使上述要求变得更公平或正当。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努力运用我们所掌握的政治组织，为贫弱者或为不可预见之灾难的受害者提供福利救济。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为防阻一国公民所可能共同面临的某种危险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予他们每个人以保护以使其免受这些危险的侵扰。而防阻这些共同危险的能力或水平，则必定取决于该社会所具有的总财富。

然而，认为那些贫困者（仅仅是在同一社会中存在着较富裕者的意义上来讲的）有权分享较富裕者的财富，或者认为出生在一个已达致特定文明程度和富足程度的群体之中，便能使某人具有一种要求分享整个群体利益的权利，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每个公民在提供某些公益服务方面都具有某种利益的事实，绝不能成为他把分享整个社会的财富视作为一种权利的合理依据。人们可以针对某些人愿意给予什么的问题确立一项标准，但是绝不能确立一项某些人能要求什么的标准。

如果我们坚决反对的那种观点得以盛行，那么国家就将在这方面变得越来越具排外性。这是因为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国家无疑会采取下述做法，即与其让一些人来该国生活并享有某些利益，不如彻底地把他们完全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一旦被允许来该国生活并享有某些利益，他们即刻会提出分享该国财富的权利要求。因享有一国的公民资格甚或在一国的居留权，就能使某人有权享有特定的生活水准的观念，正日益演化成一个产生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由于在特定国家中适用此一原则的唯一理由乃是该国政府有权强制实施它，所以当我们发现与此相同的原则在国际社会中的运用所依凭的乃是武力的时候，我们也就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了。一旦多数对少数享有的利益具有分享的权利，在一国的范围中得到承认，那人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权利要求会止于一国之范围，而不扩及至奉行这种做法的国家的疆界之外。

第七章

多数统治

虽说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利益的支配，但即使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的人类事务，实际上还须受到观念或意见的完全支配。

——大卫·休谟（David

Hume）

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了这样一个要求，即所有的人在造法（making

the law）的方面也都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乃是传统自由主义（traditional

liberalism）与民主运动的交汇点。但是，二者的主要关注仍有差异。自由主义（我是在欧洲１９世纪知识者所用此词的意义上采用该词的，而且本章都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主要关注的是对一切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非民主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s）进行限制，而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docmatic

democrat）则只知道以一种方式限制政府，即当下盛行的多数意见（current

majority opinion）。如果我们指出这两种理想的对立面，那么它们间的差异便会极为明显地凸显出来：对于民主政制而言，它的对立面是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而对于自由主义来讲，它的对立面则是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两种政治体制都未必会排除另一者的对立面：民主政制完全可能运用全权性权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

与本书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术语一样，“民主”（democracy）一词的含义也颇为宽泛且相当含混。但是，如果我们对它做严格的限定，并只用它来指称一种统治方式——例如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那么它所指的问题就显然不同于自由主义所指的问题了。自由主义乃是一种关于法律应当为何的原则，而民主则是一种关于确定法律内容的方式的原则。只有为多数所接受者才应当在事实上成为法律，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看来是可欲的，但是它并不认为这种法律因此就必然是善法（good

law）。诚然，自由主义的目标乃在于说服多数遵循某些原则。自由主义接受多数统治方式，但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决策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确定决策应当为何的权威根据。然而，对于一个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the

doctrinaire democrat）来讲，多数具有某些要求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了视其决策为善的充足根据；对他们来讲，多数的意志不仅决定着何为法律，而且也决定了何为善法。

关于自由理想与民主理想之间的这一差异，已广为人们承认。然而，有些人在政治自由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并据此将自由主义与民主等而视之。对于他们来讲，自由理想毋需关注民主行动的目标应当为何的问题：因为民主创设的每一状态，从定义上来看，都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这种观点实是对民主和自由等术语的滥用，都甚难将普选权（franchise）的每一可能的扩展视作为一种改善。我们虽说主张成年人的普选权，但事实上，这种普选权有着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权宜性因素决定的。选举权的一般年龄限制为二十一岁，而且刑事犯、旅居的外籍人士、旅居他国的本国公民、特殊地区或领地的居民，也都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限制一般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此外，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是否因为看上去更民主一些就一定是一更好的制度呢？这一点也绝不是显见无疑的。我们同样不能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然要求所有的成年人都应当享有投票权；我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当与此相同的非人格的规则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时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方能有效适用。如果投票权只赋予四十岁以上的人，或具有收入者，或家长，或文化人，那么这也很难被认为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因为这些限制与人们普遍接受的对普选权的种种限制并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也有可能论辩说，如果所有的政府行政人员或所有的公共慈善基金的受益者都被排除在投票者之外，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民主理想的实现；这种观点不能被认为毫无道理。如果说在西方世界，成年人的普选权似是最好的安排，那么就是这一点也不能证明它是根据某项基本原则的要求而达致的结果。

我们还应当牢记，多数的权利通常只是在某个特定国家之内得到承认的，而且恰好构成一个国家者并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然的或显而易见的单位。我们当然不会认为一个大国的公民仅因其人数更多而应当支配其邻邦小国的公民为正当。某民族之多数虽说出于某些理由可以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或某种超民族国家的组织，但我们却也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有权按其所好随意扩展其权力的范围。此外，当下流行的民主理论还因下述事实而表现出不足，这个事实就是民主理论通常都是依据某种期望中的理想型的同质共同体（homogeneous

community）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后来却被适用于由现存诸国家构成的种种极不完善的且常常表现为专断分割的单位。

上文所述仅仅旨在表明，即使是最教条的民主主义者也很难宣称民主的任何扩展都是一善事。不论赞同民主的理由多么充分，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或绝对的价值（an

ultimate orabsolute value），而且对它的评断也必须根据其所达致的成就来进行。民主很可能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却不是目的。尽管在明显要求采取集体行动的场合，人们有很充分的理由采取民主的决策方法，但是扩展集体控制的范围是否可欲的问题，却必须根据其他的判准而非多数统治这种民主原则本身来加以决断。

３．民主传统和自由传统因此都赞同，在要求采取国家行动的时候，尤其在不得不制定强制性规则的时候，相关决策应当由多数做出。然而，这两个传统对应当由民主决策指导的国家行动的范围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由多数投票决定的事项越多越可欲，然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应当由多数投票决定的问题，当在范围上加以明确的限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任何当下的多数（any

current majority）都应当有权决定多数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以及实施这些权力的方式，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即时多数（any

temporary majority）的权力也应当受到长期性原则的限制。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讲，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出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出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

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乃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的关键观念。对于民主主义者来讲，这个观念意味着多数统治是没有限制的，也是不可限制的。民主的理想，其最初的目的是要阻止一切专断的权力（arbitrary

power），但却因其自身不可限制及没有限制而变成了一种证明新的专断权力为正当的理由。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主决策的权威性，立基于它是由一共同体的多数做出的，而此一共同体之所以得以组成，则是因为绝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持有的某些信念所致；此外，多数必须服从这些共同的原则，即使因暂时利益所趋也不得违反它们。这种观点曾经通过“自然法”（law

of nature）和“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等观念而得到表达，但是这些观念早已失去了它们的号召力，而且也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涉。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正是对这些共同的原则的接受，才使人们组成了共同体。因此，对一些原则的共同接受，乃是一自由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群之所以发展成社会，通常都不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遵循着同样的行为规则。这意味着多数的权力要受到那些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原则的限制，而且任何合法的权力都不能凌驾于那些原则之上。显而易见，人们有必要就如何实施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而这种一致意见又应当由多数来决定，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此一多数还必须享有权力以确定其所能做的事情，那就无甚道理了。为什么就不应当存在一些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确定的事情呢？对此我们显然没有理由做简单的否定。对于使用某些强制性权力的必要性，如果未能获得充分的同意，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合法地行使这种权力。如果我们承认少数的权利（rights

of mi norities），那么这就意味着多数的权力归根结蒂源出于少数也接受的原则，并受这些原则的限制。

因此，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当得到多数同意的原则，未必就规定了多数在道德上有资格为所欲为。任何多数通过制定一些有利于其成员而歧视他人的规则来赋予其成员以特权的做法，便显然是没有什么道德根据的。民主政制绝不是指无限的政府。民主政府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都需要对个人自由加以切实的保障。的确，只是到了现代民主政制发展历史的较晚时期，蛊惑民心的大政客才开始论辩说，既然权力现在已然操握在人民的手中，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了。正是人们主张“在民主政制中权利乃是多数制造之物”的观点之际，亦恰是民主政制变质堕落成暴民政制（demagoguery）之时。

４．如果民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那么对它的限制就必须根据我们期望它所达成的目的来加以决定。一般而言，民主之所以为正当，其赖以为据的乃是下述三种主要论点，而每种论点都可以被认为是自成一家的论点。第一种论点认为，当数种相互冲突的意见并存且只能有一种意见胜出的时候，又当为了使数种意见中的一种意见胜出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有必要采取强力的时候，以点人头的方式（即投票的方式）来确定何种意见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要比采取战斗的方式成本更低。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

第二种论点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而且在现今看来依然极为重要的论点，尽管我们已不再能够确信这种观点是否仍将继续有效。这种论点认为，民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１７世纪的一位论者曾经指出，“民主之善在于自由，而自由又孕育勇气和勤奋”。这种观点当然意识到了民主本身还不是自由；因此它只认为民主较之其他形式的政制更能产生自由。就阻止一些个人对另一些个人采取强制而言，这种论点是极有道理的，因为一些个人有权武断地强制他人，不可能有利于多数。但是，保护个人并使其免受多数本身的集体行动之压，则是另一个问题。即使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人论辩说，既然强制性权力在事实上必定为少数人所行使，那么如果赋予少数人的权力能够被那些不得不服从此种权力的人所撤销，这种权力也就不大可能被滥用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个人自由的前景在民主政制下要比在其他形式的政制中更佳的话，这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前景在民主政制下就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民主政制中，自由的前景还要取决于多数是否将它当作自己的审慎追求的目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民主政制的存在来维续自由，那么自由的存续便无甚机会了。

第三种论点指出，民主制度的存在，对于人们普遍了解公共事务具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似乎最强有力。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一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中，由一些受过教育的精英执掌的政府要比一个由多数投票产生的政府更加有效，甚至还可能更加公平。然而，此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比较民主政制与其他政制时，我们不能把任何时期的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为我们分析的根据。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其巨著《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指出，民主是教育多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这一点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是如此，当今亦然。最为重要的是，民主还是一种形成意见的过程。民主的主要优长，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进选统治人员的方法，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了形成意见的活动，所以有相应数量的人员可供遴选。我们可以承认，民主并未将权力置于那些最为明智最为智慧的人士的手中，而且在任何时候，政府的决策若由精英做出，或许能对全体大众更有助益；但是，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能阻碍我们继续信奉民主，因为民主的价值是在动态的过程中而非静态的状况中得到证明的。与自由相同，民主的禆益也只能在长时段中表现出来，尽管在短期中，民主的即时性成就可能不及其他政制的成就那么凸显。

５．政府应当由多数意见加以指导的观念，只有在这种多数意见独立于政府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民主的理想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指导政府的意见必须经由一独立的且自生自发的过程而产生。因此，它要求有一个个人得以形成各种意见的独立于多数控制的广大的领域。我们可以说，人们业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广泛的共识，即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主张民主的理由与主张言论自由及讨论自由的理由才不可分割。

然而，有些人却认为，民主不仅对所应采纳的行动路线而出现的歧见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方法，而且也对意见应当具有什么内容提供了一种标准；可以说，这种观点已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严重混淆了何谓实际有效的法律（actually

valid law）与何谓应当的法律（ought to be the law）的问题。如果我们欲使民主发挥作用，那么重要的就不仅是我们能够始终对前者加以认定，而且还在于我们能够始终对后者保有质疑。多数决策告知了我们人们在做决策时的要求，但却并没有告知我们人们在获知更多信息以后可能具有的欲求；更有进者，如果他们不能经由劝说而改变其意见，那么这些多数意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主张民主的论点，其实预设了任何少数意见都可能变成一种多数意见。

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这个问题，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有时认为，接受多数的价值和观点实乃民主主义者的责任，尤其是民主知识分子（democratic

intellectual）的责任。的确，就集体行动而言，多数的意见应当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点已成共识；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人们不应当努力去改变这种多数意见。人们可以对这种共识或约定（convention）表示深深的尊重，但对多数的智慧却大可不必如此。坦率地说，正是因为多数意见会不断地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才会有进步。在人们形成意见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种意见成为多数意见时，它已不再是最优的意见，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些人的观点有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超过多数所能达致的水准。正是因为我们尚不知道众多竞相冲突的新观点中何者将被证明为最佳的意见，所以我们才须等待，直至它获致足够的支持。

一些人认为，所有人的努力都应当受多数意见的指导，或者说如果一个社会能较严格地遵循多数确立的标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美满。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却是与文明据以发展的原则相悖的。这种观念若被广为接受，极可能导致文明的停滞，如果不是衰退的话。发展的根本在于少数的远见能使众人信服。新观点在成为多数意见之前，一定已经存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经验，无不首先是少数个人的经验，即使是形成多数意见的过程，也不全如（甚或不主要如）那种迂腐的唯智主义观点（overintellectualized

conception）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这种唯智识观认为，民主是一种通过讨论来实现的统治（government

by discussion），我们可以坦率地承认，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是这种道理亦仅适用于意见形成过程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对各种观点及诉求的优劣利弊展开各种各样的论证和讨论）。尽管讨论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并不是人们进行学习的主要过程。多数的观点和诉求，首先是通过那些根据其自己的设计行事的个人在各种活动中形成的；再者，这些多数观点和诉求还获益于其他人在其各自的经验里所习得的知识。除非一些人比其余的人知道得多，而且也更能使其余的人信服，否则意见就不可能有进步。正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谁最有知识，我们才将决策的问题留给了一种不受我们控制的程序去解决。但是有一个道理却是恒久不变的，即正是从行事方式不同于多数所规定的标准的少数那里，多数习得了知识并做出了较优的决策。

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多数决策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有自生自发的社会发展所达致的成就才可能具有这种智慧。多数决议亦绝非是生成这种超越性智慧的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多数决议一定不及一些最明智人士在听取各种意见之后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多数决议往往是考虑欠充分的产物，而且一般都是不能令任何人感到完全满意的妥协之物。尤其从成员构成发生不断变化的多数所连续不断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累积性结果来看，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种结果并不是对一种一以贯之的观念的表达，而是对不尽相同且往往冲突的动机和目的的表达。

多数决策的过程不应当与那些自生自发的过程相混淆，而自由社会也渐渐认识到，只有后者才是产生诸多远优于个人智慧所能达致的观点的源泉。所谓“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如果我们是指能够产生优于主观设计（deliberate

design）的解决方案的渐进的进化过程，那么强行实施多数意志的做法就很难被视为是这样一种渐进的进化过程。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完全不同于习惯与制度得以生成的自由发展进程，因为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所具有的强制品格、垄断品格以及排他品格，完全摧毁了其内在的种种自我纠错的力量，然而正是这些自我纠错的力量在自由社会中能使错误的方案被放弃，使成功的努力得以处于支配地位。多数意志的强施过程也根本不同于法律依凭先例（precedent）而形成的累积性进程（cumulative

process），除非多数意志的强施，一如在司法审判中那样，通过严格遵守在早先场合中所信奉的诸原则的方式而被融入进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之中。

再者，多数决策如果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共同原则所指导，就极容易产生任何人都不期望看到的总体性后果（over-all

results）。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多数因受其自己做出的决定的强迫，而不得不采取一些既不是他们所预期的也不是他们所欲求的进一步的行动。有关集体行动可以不需要原则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幻想：集体行动如果放弃原则，那么集体行动就会被迫陷入前此的多数决策中种种未预料到的含义所设定的逻辑轨迹之中。某一项个别决策可能只是旨在应对某一种特定情况，但是这种决定却会产生一种期望，即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与此类似的情况，政府就将采取相同的行动。这样，那些并不旨在普遍适用（或者说普遍适用有可能是无意义的和不可欲的）的原则，最终却导使人们采取在做出此一决定之初时几乎无人会欲求的普遍化行动。一个政府如果宣称它在处理问题时并不尊奉任何原则而是根据问题自身的是非曲折来进行裁断，那么它通常便会发现它不得不遵循并非它自己选择的原则，而且会被导向采取它从未考虑过的行动。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便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政府一开始总是夸口宣称它能根据审慎思考而控制所有的情势，然而它很快就发现，它在采取每一步骤时都为其早先的行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所困扰，根本无力自拔。正是由于政府渐渐视自己为一无所不知不能者，我们才于当下看到了无数这样的情形：尽管政府知道它的做法不明智，但是它还是必须或不可避免地要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穷于应付它实未考虑到的种种问题。

７．如果政务官员或政治家只能采取一种行动路径而别无他择（或者，如果他的行动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这完全是因为他或其他人的观点认为他别无选择所致，而不是因为客观事实所致。只有对那些深受这种信念影响的人来讲，任何人对特定事件的反应才是由环境因素单独决定的。就关注具体问题的务实的政治家而言，上述信念可以说是决定其各种意图和目的的不可变更的事实。绝大多数这类政治家之所以必定缺乏原创力，乃是因为他们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型构其施政方案的。所谓成功的政治家，也会认为其成就源于如下事实，即他是在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框架中行事的，亦即是说他是以迎合多数意见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的。这对于那种认为政治家应当成为思想领域中的领袖的说法来讲，简直就是一种反动。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何为大多数人的意见，而绝不是传播那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有可能成为多数意见的新观念。

支配解决政治问题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取向，始终是一缓慢进化的结果，它须经由长时间的拓展并在诸多不尽相同的层面予以深化，方能成就。新观念一开始总是由少数人提出，后经广为传播而为多数所采纳，尽管这些多数并不知道这些新观念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理路。在现代社会，这一过程涉及到了职能分工的问题，一方面是那些主要关注具体问题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专门思考一般观念的人，亦即阐释和协调由过去的经验揭示出来的各种行动原则的人士。我们关于我们的行动将产生何种结果的认识以及我们关于我们应当旨在达致何种结果的见解，主要是根据我们获致的作为我们社会遗产一部分的教训和知识而形成的，这些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如同我们的科学信念一般，都是由那些专门探索抽象观念的先辈传给我们的。正是从这些先辈那里，庶民百姓和政治领导人习得了构成其思维框架及指导其行动的基本观念。

在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构成自由原则之基本内容的两种信念：第一种信念认为，从长时段来看，是那些观念从而是那些传播新观念的人支配着进化的进程；第二种信念认为，这个进化进程中的个别步骤应当受到一整套一以贯之的原则的支配。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每个时代提供给人类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此外，“有人总是蔑视思辨哲学；的确，从表面上来看，思辨哲学似乎是一距我们日常生活和即时利益极其遥远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却是这个地球上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东西，而且从长时段来讲，除了它自身必须服从的影响以外，它实际上超过了任何其他种类的影响力”。尽管当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可能比穆勒（J.S.Mill）撰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要差，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论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个问题，各个时代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个事实之所以未得到一些人的理解，完全是因为理论思想家对大众的影响是以间接方式展开的。人们很少知道甚或不关心他们当下的常识性观念究竟是源出于亚里士多德还是源出于洛克，究竟是来自卢梭还是来自马克思，乃至于是否出自某个教授（因为他的观点在二十年前的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正是一些著作或论者所提出的观念及理想构成了大多数人的思想的一部分，尽管这些人根本没有阅读过这些著作，甚至连这些著作的作者的姓名都未听说过。

就直接影响当下事务这个问题而言，政治哲学家的影响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们的观念通过历史学家、时事评论者、教师、著作家和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广为传播而成了社会的公共财富的时候，这些观念就会有效地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新观念通常只有从其提出始经一代或数代的时间以后，才可能对政治行动产生影响，而且还意味着，在思辨哲学家所提出的新观念能够对政治行动产生这种影响以前，它们还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被选择和被修正的过程。

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信念及社会信念的变革，必定是在诸多不同的层面同时展开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一观念变革的进程视作是一水平面上扩展的进程，而应当视其为一从金字塔顶部自上而下地逐渐渗入的过程；当然，此一金字塔的较高的一些层面所反映的是程度较高的概括和抽象，但其是否代表着一种更大的智慧则未必。随着观念自上而下地传播，这些观念本身的品格也会有所改变。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极高程度的概括性的观念，将只会与那些具有同样品格的观念发生竞争，然而这种竞争的目的也只在于赢得那些关注一般性观念的人士的支持。可以说，只有当这些一般性观念被适用于具体而特定的问题时，大多数人才会认识到这些观念的某些意义。至于这些观念中有哪些观念会渗入大众并赢得他们的支持的问题，并不是由某个人一厢情愿决定的，而是由另一个层面的人士所进行的讨论来决定的，此一层面的人士，相较于只关注具体问题的人而言，较关注于一般性观念，因而他们是一些主要根据一般性原则来考虑具体问题的人。

除了某些极少的境况（如制宪会议）以外，民主式的讨论及多数决策的程序，必定只涉及整个法律及政府体系的某个部分。这一程序所引发的渐进且部分的变革，只有在它受到某种关于可欲的社会秩序的一般性观念的指导时，才会产生可欲的、切实可行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一般性观念”，还意指某种关于人们期望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连贯一致的图式。欲获致这样一种图式，绝非一简单的任务，而且即使那些专门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只能比其前辈略有深入而已。那些关注于眼前的即时性问题的人士，对于考察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不尽相同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这种人只是从其他人向他们提供的种种秩序方案中进行选择，最后所接受的也只是其他人提出并加以解释的某一政治学说或一系列原则。

如果人们在大多数时间不受某种共同的观念体系的指导，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对特定而具体的问题形成一种一以贯之的政策，甚至也不可能展开真正的讨论。如果绝大多数人对所期望的社会类型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一般性观念，那么民主是否还能够长期有效地运行，就显然是一个疑问了。但是，即使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观念，它也未必就会在每项多数决定中得到反映。群体并不总是按照它所具有的最佳的知识去行事的，而且它们也不会比个人更加遵循它们在理论上承认的道德规则。然而无论如何，只有通过诉诸这种共同的原则，我们才能期望经由讨论而达致一致意见，经由说理和论辩而非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来解决不同利益间的冲突。

８．如果观念需要更新和发展，那么提供指导的理论家就绝不能使自己受多数意见的束缚。政治哲学家的任务与专门的公务人员的任务不同，因为后者的任务在于执行多数的意志。尽管政治哲学家绝不能以决定人们所应当思考的问题的“领袖”自居，但是指出共同行动的种种可能性和各种各样的后果，以及提供多数尚未能考虑到的各种政策的总体目标，却是政治哲学家的义务。只有在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关于不同政策所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的总体图景以后，民主才能决定何者为其所欲求者。如果政治是一种可能性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那么政治哲学就是一种如何使看上去的不可能者，转变成政治上的可能者的艺术（the

art of making politically possible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如果政治哲学家将自己仅限于对事实问题的讨论，而且惧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中做出决断，那么他们就显然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政治哲学家不能使自己受限于科学家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因为这种实证主义会把他们的职能仅限于指出实然（what

is the case）的现象，而不去讨论任何应然（what ought

to be）的问题。如果政治哲学家真的这么做，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展开其最为重要的工作之前就已经停止工作了。在他们努力型构一幅连贯一致的图景时，他们常常会发现有些价值相互冲突——这是一个为大多数人所未意识到的事实——而且他们还必须就接受何者或拒绝何者做出决断。如果政治哲学家不准备去捍卫他们所认为正当的价值，那么他们就绝不能获致那种必须从整体上加以判断的综合性框架。

政治哲学家在履行这项任务时，往往能够通过反对多数意志的做法而最好地服务于民主。只有当人们完全误解观念更新及发展所依凭的进程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认为，在思想领域中，政治哲学家也应当服从多数观点。如果将现在的多数意见视作多数意见应当是什么的标准，那么这无疑会使观念发展的整个过程循环往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事实上，当政治哲学家发现自己的观点在大众中极为流行的时候，他们甚至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自己是否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正是通过坚持多数所不愿意考虑的种种观点，通过持守被多数视为麻烦或复杂的一系列原则，政治哲学家方能证明他们的价值所在。如果知识分子因某个信念是多数持有的信念就屈从于它，那么他们就不仅背叛了其特有的使命，而且也背叛了民主本身的价值。

主张多数对其权力自行加以限制的原则，并不会因为民主无视它们而被证明为是错误的，同样，民主也不会因为经常做出被自由主义者认定是错误的决定而被证明为是不可欲的。政治哲学家坚信，只要他们的论点得到了确切的理解，就会引导多数对其权力的行使加以自行限制；当然，政治哲学家也希望多数能被说服而接受他们的论点，作为决定具体问题时的指导。

９．自由主义者认为，无视对多数权力施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这一论点极为重要。自由主义者还认为，他们所期望民主施加于自身的限制，同时就是民主得以在其间有效运行的限度，也是多数得以在其间真正指导和控制政府行动的限度。就民主只是通过它自己制定的一般性规则来约束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控制着强制性权力。如果民主试图更为具体地指导个人，那么它将即刻发现它只能够指示一些应予实现的目标，而关于这些目标应当如何实现的方法的问题，仍须交给专门的公务人员去处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旦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多数决策只能指示目标，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则应当交由行政人员自行决定，那么人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几乎所有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亦是合法的。

个人虽说没有理由恐惧多数可能通过的一般性法律，但是却有很多理由去担忧那个为了实施多数的指令而被多数置于个人之上的行政统治者。在今天，并不是民主议会（democratic

assemblies）所可能有效行使的权力，而是它们授予那些负责实现特定目标的行政官员的权力，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由于我们赞同应当由多数来制定我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须服从的规则，所以我们会渐渐地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制于多数之代理者的命令和专断意志。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大多数“无限民主”（unlimited

democracy）的倡导者很快变成了专断意志的捍卫者，而且也成了关于我们在决定何者将有益于社会共同体的问题时应当笃信专家观点的捍卫者；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发现，那些最热心于支持多数应具有这种无限权力（unlimited

powers）的人士，常常就是那些行政人员自己，因为他们极为清楚地知道，这些权力一旦确定下来，事实上将是他们而不是多数在行使这些权力。如果说现代经验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旦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标而将宽泛的强制性权力授予了政府机构，那么民主议会就不可能再有效地控制这些权力。如果民主议会自己并不决定所应采用的手段，那么它们的代理者就此所做的决定便将或多或少是专断性的。

一般性的思考及当下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当政府将它采取的强制性行动严格限于那些能以民主的方式实施的任务时，民主才能有效地运行。如果民主是一种维护自由的手段，那么个人自由便无异于民主运行的一项基础性条件。尽管民主很可能是有限政府的最佳形式，但是，如果它变成了无限政府，那将变得荒谬之极。那些宣称民主无所不能而且不加辨识地在任何时候都支持多数的诉求的人，实则是在挖民主的墙角，致使其衰败。较之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老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是民主的更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所关注的乃是如何保护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条件。如果有人力图说服多数：一是多数行动不能超越某些限度，否则它们将不再有益于社会，二是多数应当遵循那些并不是它自己刻意制定的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努力绝不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民主若要维续，就必须承认民主并不是正义的源泉，而且还必须认识到正义观念未必会在人们有关每个具体问题的流行观点中得到反映。此处的真正危险在于，人们往往会把确保正义的手段误作为正义本身。因此，那些竭力说服多数认识到对其正当权力须加以某些适当限制的人士，就像那些始终为民主行动指示新目标的人士一样，对于民主进程来讲，都具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进一步考虑西方人在法治的名义下发展起来的对政府的种种限制性措施，亦即那些被认为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在这里，我们只需补充指出的是，只有当人们首先熟知法治的各种传统时，我们才有理由期望他们会成功地运作或维续民主的统治机制。

第八章

雇佣与独立

并非为了深藏于树篱之中，亦非为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为了获致独立这一崇高的特权。

——Robert

Burns

１．以上各章所重述的理想及原则，是在先前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社会在某些重要方面已完全不同于我们当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其中的大多数在形成多数意见时具有重要作用）在维持其生活的活动方面都是独立的自我经营者。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作为各大组织的被雇佣成员（employed

members）而工作，使用的也已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资源，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根据别人所给的指令行事的时候，那些在原有社会中得到有效遵循的原则，在今天的社会中还会在多大的程度上仍旧有效呢？尤其需要考虑的是，如果独立者于当下只构成社会成员中极小的一部分并且只具极小的影响，那么他们的贡献是否因此就变得较不重要了呢？或者说，他们是否仍是任何自由社会繁荣的必不可缺的因素呢？

在我们进入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打破一个关于雇佣阶级（the

employed class）发展的神话；尽管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彻彻底底地信奉此一神话，但是此一神话所产生的一般影响也已达到了混淆视听的地步。这个神话认为，无产阶级的出现，乃是剥削过程的结果，因为正是在这种剥削的过程中，大众被剥夺了曾经使其能够独立谋生的物资财产。但是，事实却与此完全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大多数人建立家庭和抚养孩子的可能性，乃依赖于对房产、土地及必要的生产工具的继承。后来，那些并不从其父母处继承土地和生产工具的人之所以得以生存和传宗接代，则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富有者以增大雇佣者人数的方式来使用其资本的做法，不仅对其是可行的，而且也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产者”，那么它也是通过使大多数人能够生存和传宗接代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的。在当今的西方世界，此一过程的功效当然已不再是增加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是在于推进一个被雇佣人员多数（a

majority of employed）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许多方面来看，此一被雇佣人员多数的发展，不仅不能构成自由社会的驱动力量，而且往往还与这些力量相反对。

晚近两百多年中人口的增加，主要表现为都市和产业的被雇佣工人的增加。技术变革推动了大规模企业的创生，进而也推动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职员阶层的诞生；当然，这种技术变革亦毋庸置疑地推进了人口中被雇佣人员的增加，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些靠提供服务而生存的无产者在数量上的增加，很可能反过来也大大推进了大规模组织的发展。

这一发展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因下述事实而得以凸显：依附者（the

dependent

）和无产者数量上增长最快之时，也是他们被赋予选举权之际，然而在此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享有这种权利的。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中，绝大多数选民的观点都渐渐为下述事实所决定，这个事实就是他们都处于被雇佣的地位。由于现在是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政策，所以这在一方面使得被雇佣的地位相对来讲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而在另一方面则使得独立人士的境况的吸引力日趋减少。这样，被雇佣者便可以据其地位而大肆运用其政治力量，以左右政府政策，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极为自然的。据此，社会渐渐沦为了一个庞大的雇佣等级社会（great

hierarchy of employment），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追问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是否符合被雇佣者的长期利益呢？坦率而言，如果被雇佣者这一多数不能认识到，确保足够多的独立人士的存在乃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那么社会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雇佣等级社会这种状况就很可能无从避免。这是因为他们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自由都会遭到侵损，一如他们自己也将发现的那样，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且各不相同的雇主可供他们选择，那么他们这些被雇佣者的地位亦将大大衰落。

２．于此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即许多对自由的运用，对于被雇佣者而言，并不具有什么直接利益，而且被雇佣者也常常不易认识到他们的自由乃依赖于其他人能够进行决策的事实，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决策与被雇佣者的整个生活方式并无直接关联。由于被雇佣者能够不做此类决策就可以生活（当然他们也是不得不承受这种境况），所以他们也就意识不到自行决策的必要性，而且由于被雇佣者在生活中几乎没有进行决策的机会，所以他们也往往低估这些机会的重要性。独立人士在发挥其作用时所必不可少的对自由的运用，在被雇佣者那里却被视作无甚必要；他们所具有的奖惩观念以及对适当报酬的评价，也完全不同于独立者。因此，在当今世界，被雇佣者这一多数将他们的生活标准和观念强加于其他人的趋向，对自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确，为了被雇佣者所在社会的一般利益，因而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长期利益，他们应当维护一些条件以使少数独立人士能够达致多数所不能获得的或认为不值得去努力和冒风险的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试图说服被雇佣者并使他们认识到此点，将被证明是一项最艰难棘手的工作。

即使某些自由的运用与被雇佣者的生活不具有多少相关性，这也不意味着他们是不自由的。一个人就其生活方式及谋生方法所做的每一选择，从选择的结果来看，本身就意味着他对做某些事情不感兴趣。有许多人会选择被雇佣，因为与任何独立人士的地位相比，被雇佣的地位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机会。的确，有一些人并不特别看重被雇佣地位所能提供给他们的相对安全和较少的风险及责任，但是，这些人还是做出了被雇佣的选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使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常常不是他们无力获致独立，而是被雇佣较之作为独立商人更能向他们提供令其满意的活动，挣得更多的收入。

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欲求的每一样东西。在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我们始终要在复杂纷繁的利弊中进行抉择，而且我们一旦做出抉择，就必须为了获得净利而准备面对某些不利的境况。任何欲图通过出售其劳务而获得稳定收入的人，必须用其工作时间去做其他人为他安排或决定的工作。遵照其他人的要求行事，就被雇佣者而言，乃是实现其目的的条件。然而，虽说被雇佣者有时也会对这种境况甚感不满，但是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他们并不是处在被强制那种意义上的不自由的地位，所以他们往往也不会对此过于追究。再者，即使被雇佣者有时会极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放弃这一工作，他们往往要蒙受极大的风险或牺牲，所以他们一般都倾向干安守原有的工作。但是，这类情形也同样可以适用于人们所从事的几乎所有其他的职业，当然也包括许多独立人士所从事的职业。

在一竞争的社会中，除了大量失业的时期以外，被雇佣者都不是处于某个特定雇主的支配之下的，这个事实至关重要，必须认清。就此而言，法律的规定极为明智，它不承认那些永久出卖劳务的契约，而且一般来讲，它甚至都不强制执行具体劳务的契约。不论是谁，都不能强制某人一直为某个特定的老板工作，尽管此人与该老板所达致的契约有如此的规定。此外，在一正常运行的竞争社会中，人们显然可以跳槽或者发现其他的就业机会，尽管这些职业的报酬常常是较低的。

被雇佣者的自由还依赖于数量多且行业不同的雇主的存在，这一点已极为明显，当我们考虑下述假设条件下所发生的情况时尤其如此。这个假设条件即是，社会中只有一个雇主——例如国家，或者接受雇佣乃是唯一被允许的维持生计的手段。持之一贯地运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必将导向单一雇主的情势，而不论它怎样通过将雇佣权授予名义上独立的公共企业或类似的机构的做法来掩盖其实质。不论此类雇主是以直接的方式行事，还是以间接的方式行事，都无从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实际上拥有着可以强制个人的无限权力。

３．因此，被雇佣者的自由，依赖于地位不同于被雇佣者地位的另一部分人的存在。然而，在一个由被雇佣者构成多数的民主制度中，正是被雇佣者的生活观念决定着这一部分人能否存在并发挥其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将是那些绝大多数人的观念，亦即各雇佣等级组织的成员的观念，但是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却对那些决定着他们各自工作的单位间的关系的问题及观点毫无认识。的确，被雇佣者这一多数所提出的标准，可以使他们自己成为社会中起主宰作用的成员，但是，如果该社会要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社会，那么这些由被雇佣者多数形成的标准就不能适用于整个社会。

被雇佣者的价值和利益，必定会与那些承受着安排资源使用的风险及责任的人士的价值及利益不尽相同。一个为了确定的工资并根据指令而工作的人，可能与一个必须不断在不同的方案间进行抉择的人一样，认真、勤奋、和明智；但是被雇佣者却很难像后者那样具有创造力或实践力，因为被雇佣者在工作中的选择范围太过有限。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期望被雇佣者采取那些无从加以规定的或不符惯例的行动，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只会去做分派给他们的工作，除此以外的其他工作他们都不会去做，即使他们有能力做更多的工作，亦毫无例外。一项分派的任务，必然是一有限定要求的任务：它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并以前定的分工为基础。

被雇佣的事实，不只会影响一个人的原创力和主动精神，而且还将在下述方面影响被雇佣者：他们对于那些控制资源且必须不断关注新的安排及资源配置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对于那些因必须对财产及收入的使用进行决策而逐渐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不甚了解。对于独立者来讲，他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分，然而对于被雇佣者而言，这种区分则是明显存在的，因为他们只出售了一部分时间，以挣得一确定的工资。就被雇佣者而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在一定的时间中如何使自己适应并融合入一给定的框架之中的问题，然而对于独立者来讲，工作则是一个建构及重构生活计划的问题，亦即针对不断出现的困难寻求解决方案的问题。关于什么东西可被确当地认为是收入、一个人应当把握什么样的机会以及一个人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最有助于其成功等问题，被雇佣者的观点与独立者的观点之间的分歧尤为凸显。

然而，被雇佣者与独立者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却见之于他们对下述问题的认识，即不同服务的恰当报酬应当以何种方式加以确定。当一个人作为一个大组织的成员并根据指令而工作的时候，他个人的服务的价值就极难确定。他是否忠实且明智地遵守了规章及指令，他是否很好地适应了并融合进了整个运行机制，都是必须根据其他人的观点才能加以确定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雇主往往是根据某些确定的品行标准来决定被雇佣者的报酬，而不是根据他工作的实际结果来确定他的收入。如果要使人在组织内部感到满意，那么做到以下两点就至为重要：一是报酬应当被普遍认为是公平的，亦即报酬应当符合为众人所知的且被认为是明智的规章；二是应当有一个机构负责确使每个人得到其同事认为应当属于他的收入。然而，根据其他人认为他所应得者来确定一个人的报酬的原则，却无法适用于那些根据自己意志主动行事的人。

４．当被雇佣者这一多数决定立法和政策时，相关条件就将趋向于应合此一多数的标准，同时也会渐趋不利于独立者。结果，被雇佣者的地位将会渐渐变得更具吸引力，而且其相对力量也会变得更为强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大组织在今天胜出小组织的许多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些政策的结果，因为这些政策使得被雇佣者的地位对许多原本有可能旨在独立经营业务的人士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无论人们怎样说，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被雇佣不仅变成了人口之多数的实际地位，而且也成了他们更倾向于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发现被雇佣者的地位能够满足他们的主要欲求：获得足够支付日常开支的稳定且确定的收入、工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自动和稳步的增加、而且能够在步入老龄时得到一定的养老金他们因此而摆脱了一些对经济生活的责任；进而，他们亦就相当自然而然地认为，因雇主组织的失败或衰败而导致的经济上的灾祸，显而易见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别人的问题。这样，对于那些他们虽然一无所知但其生活却又依附于其上的经济管理活动，他们希望拥有某种较高的监督权力对之进行监督，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此一阶级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中，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适应此一阶级的需求的工具。这种情形不仅适用于立法，而且也适用于制度安排和商业惯例。税收制度也渐渐以收入概念为基础，而这个概念所反映的正是被雇佣者的根本利益。类似于家长照顾孩子的那类社会服务，也几乎完全是根据被雇佣者的要求来确定的。甚至消费者信贷的方式和标准，也首先是适应于他们的要求而确立起来的。所有涉及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的对资本的占有及运用的问题，亦渐渐被视作为一小部分特权人士的特殊利益，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多数居然可以正当地对之加以鄙视。

对于美国人来讲，上文所描绘的图景似乎有些夸张，但对于欧洲人来说，此一图景中的主要面相则实在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了。一旦公务人员成为被雇佣者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群体，而且他们所享有的特殊权利也被作为一个权利问题而为所有其他的被雇佣者所要求，那么一般而言，趋向于上述图景那个方向的发展就会加速。公务人员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包括公务人员终身任职的权利以及按年限自动增加工资的权利，由于被认为并不是为了公务人员的利益所设，而是为了整个公众的利益所设，所以亦就趋向于被扩展到公务人员群体之外的人士。再者，在大型组织中，个人服务的具体价值的确难以确定，因而必须根据某些确定的品行尺度而非其实际服务的结果来支付报酬，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从某些方面来看，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情况更是如此。在政府机构中通行的这些标准，会通过公务人员对立法的影响以及对那些迎合被雇佣者的需求的新制度安排的影响，趋向于在更大的范围中被适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欧洲国家，由新社会服务所催生的科层制度已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它既是“需求与品行”（need

and merit）这一新观念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落实这个新观念的工具：人们的生活也因此日益受制于根据这一新观念而形成的种种标准。

５．实际上，被雇佣机会之多样性的存在，在根本上取决于独立的个人的存在，因为正是这些独立的个人在积极主动地不断地创建或改组其组织、确定或改变这些组织的方向。初看上去，被雇佣机会的多样性，似乎也可以由无数为领薪经理管理并为众多股东拥有股权的企业所提供，因此具有殷实财产的人士也就可以成为一种多余。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这种类型的企业可以适应于业已确立的产业，然而，如果没有新组织的创建以应对具有风险的新事业（在这些领域，有能力承受风险的有财产的个人仍是不可被替代的），那么竞争的状况就不可能得到维护，而且整个企业结构的僵化也只能是势所必趋。个人决策优于集体决策，不仅只适用于新的风险事业的开创之一方面，而且还在于：不论董事会的集体智慧在大多数情形中有多少上乘表现，即使是规模庞大且地位巩固的企业所获得的杰出成就，也常常是由于某个通过对巨大资产的控制而获得独立地位及影响力的个人的贡献所致。需要指出的是，不论企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了经营管理企业的所有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区别，为消费者和被雇佣者提供了足够的选择从而使任何组织都不可能行使强制性权力的整个独立企业的系统，却依旧是以财产私有权和个人决定资源使用的权利为其前提条件的。

６．然而，拥有殷实财产的私人所有者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存在乃是维护竞争性企业结构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实际上，当拥有独立资产的人，不只是用其资本追求物质利益，而且也将其资本用来实现那些并不带来物质利益回报的目的的时候，他们在自由社会中会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任何文明的社会中，拥有独立资产的人士所具有的责无旁贷的作用，不仅是要维护竞争性市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支持市场机制所不能充分考虑到的目标。

尽管市场机制是确保提供那些能够予以标价的服务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市场机制所不可能提供的极为重要的其他类型的服务，因为这些服务不能出售给个别的受益者。经济学家常常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有那些能使公众付钱的东西才是有用的；当然，经济学家也论及了一些例外情况，但只是作为主张国家在市场不能提供所欲求的东西的场合下应当介入的理由而提出的。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市场所存在的一些局限为主张政府采取某些行动提供了正当的理由，然而市场的这些局限却切切实实不能证明以下论辩为正当：即只有国家应当有能力提供这些服务。我们不仅应当承认存在着市场所不能满足的需求，而且还应当明确指出，政府绝不应当是唯一有能力提供不具物质回报的服务的机构，而且在此一领域也不应当有垄断，相反，应当允许尽可能多的独立的个人或组织运用其各自的能力去满足这些需求。

那些能够从经济上支持其信念的个人或群体，如能在文化娱乐活动、艺术活动、教育及研究、自然环境保护及历史文物保护等领域，尤其是在传播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及宗教上的新观念的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可以说极其重要。如果少数观点想获得机会成为多数观点，那么其必要条件就不仅是那些已经得到多数高度评价的人士能够发起行动，而且还需要各种不同意见和情趣的代表人物能够以投入其资产及精力的方式来支持那些尚未被多数所赞同的理想。

如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确定这样一种群体，那么我们就有很充分的理由主张：随意地从每百人中选出一人或者从每千人中选出一人，并赋予他们以足够的财力去追求他们自己选择的任何目的。既然大多数倾向和意见都通过代表得到了表达，而且每一种利益也都给予了表达的机会，那么让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即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以一种从反向角度来看会有益于社会的方式使用这种机会，就完全值得一试。通过遗产继承的方式进行选择（在我们的社会中，事实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至少具有下述优长（即使我们不考虑继承能力方面的可能性）：一是那些获得这种特殊机会的人通常都接受过如何运用这种机会的教育，二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已使他们对物质财富太过熟悉，所以他们会因视这些物质财富为当然之物而不再将其看作令他们深感愉快的主要渊源。新兴暴发户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通常会沉溺于其间的粗俗乐趣之中，而这些粗俗的乐趣对于遗产继承者来讲一般不会有多少吸引力。有人认为社会地位之提升的过程有时应当延长至数代人，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又如果我们承认一些人不必将其大部分精力用于谋生，而应当有时间和资产去追求他们自己选择的任何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继承很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选择手段。

人们经常忽略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即集体同意的行动（action

by collective agreement）只限于下述情形：一是先前的努力已形成了某种共同观点；二是关于什么是可欲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三是所存在的问题只是对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的各种可能性进行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发现新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公共意见本身并不能决定应当努力将公共意见引向何方的问题，而且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现行有组织的群体，也都不应当享有做出这种决定的排他性权力。这样，就应当由那些自己拥有必要的资源的个人或那些已然赢得拥有独立资产的人的支持的个人，来启动这种有组织的努力；如果没有这样的个人，当下的只为极少数人士所信奉的观点便永远不可能有被多数接受的机会。多数虽说在对艺术或其他活动进行资助的方面取代了富有的资助者，但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极不确当，所以几无可能期望多数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这种情况在那些有可能改变多数道德价值的慈善运动或理想运动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是在孤独的先锋人士为了唤起公众的良知（public

conscience）而贡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及财富以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他们所为之献身的一系列伟大事业，毋庸讳言，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数不胜数；当然，他们经过长期的斗争而最终赢得多数支持的成就，也同样不计其数；但是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之一一列举并详尽讨论，实际上也只需举出数例便能说明问题：废除奴隶制、刑法及监狱的改革、制止虐待儿童和动物、或给予精神病患者以更人道的待遇等等；但是我们仍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所有的努力，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只是极少数理想主义者的希望，换言之，正是这些少数人士竭尽全力地变革着极大多数人关于某些习惯做法的定见，最终才达致了上述成就。

７．然而，富裕者要成功地完成这种使命，不仅需要整个社会不把拥有财富的人的使命只视作运用财富谋利并增加财富，而且还需要富有阶层不只是由那些视运用其资源进行物质生产为其根本利益所在的人构成。换言之，社会还必须允许一些享有“闲暇”的富人（idle

rich）的存在——此处的闲暇并不是指他们连有意义的事也不做，整日游手好闲，而是指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受物质利益考虑的支配。大多数人必须为谋生而挣取工资这个事实，并不会减损一些人不这样做的可欲性，亦即不会减低少数人能够追求大多数人并不欣赏的目标的价值。如果仅由于这个原因而专断地剥夺这些人的财富并将它们分派给其他人，那么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令人厌恶。同样，如果由多数来赋予特权，那也将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会选择那些拥有着他们所赞同的目标的人来享受特权。实际上，这种做法只会创生另一种雇佣的形式，或另一种对某种确认的品行进行酬报的形式，但却绝不可能提供一种机会，使人们去追求那些尚未被大众接受的可欲的目标。

我对那种鄙视“游手好闲”的道德传统敬佩有加，在这里，游手好闲是指毫无明确目的的闲混。但是一如上述，不为挣取收入而工作，未必就意味着游手好闲；从事并不带来物质回报的工作，也完全有理由被视作高尚。诚然，我们绝大多数的需求都可以由市场来满足，而这同时又给大多数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但是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应当允许人们将其毕生精力用于实现并无经济回报的目的，亦不意味着只有多数或只有有组织的群体才应当有能力追求这些目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拥有这种机会，也同样不会减损一些人应当拥有这种机会的可欲性。

富裕阶层的“意索”（ethos），至少要求每个男性成员都通过挣更多的钱来证明他的作用，因此人们对于这种富有阶层是否能够确当地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仍存疑问。虽然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对自由社会的经济秩序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在创造和传播思想及观念或者倾向及信念等方面的重要性可能更大。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知识界领袖、道德捍卫者及艺术先锋人士都属于被雇佣者阶层，尤其是为政府所雇佣，那么这个社会的缺陷就太严重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却正在从各个方面朝着这样一种社会发展。尽管一些独立的思想领袖人士仍旧从自由撰稿人（freelance

writer）、艺术家、法律家和医务阶层当中产生，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提出新观点，但是绝大多数（博学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应当起领导作用的人士，当下却处在被雇佣的地位，而在大多数国家则处在被国家雇佣的地位。此一方面的重大变化始于１９世纪，在此之前，绅士派学者达尔文（Darwin）、麦考利（Macaulay）、葛罗特（Grote）、卢博克（Lubbock

）、墨特利（Motley）、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托克维尔（Tocqeville

）以及施里门（Schliemann）等，都是名望显赫的社会知名人士，甚至像马克思这样一位对当时社会进行无情批判的异端者，也能得到一位富有的保护人的资助，使他能够贡献出毕生精力去阐述和宣传种种为当时之多数切实反对的学说。

当今，这种显贵且独立的知识阶层几乎完全消失了（在当下美国的大多数地区也已不存在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其间，有产阶层（在当下几乎成了一个完全由商人构成的群体）不仅缺乏知识领导，甚至也缺乏一种逻辑一致且可用于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实际上，富有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讲应当是一个有闲阶层，他们当中应有超过一定比例的学者和政治家、文学家及艺术家。在过去，正是通过这些富有者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同那些与其具有相同生活方式的人士的交流和交往，他们才得以积极投入到各种思想运动中去，并积极参与种种有可能形成公共意见的讨论。然而在今天，欧洲的观察家看到美国的情况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这就是那个仍在某些时候被视为统治者的阶层，现在已变得明显孤立无援且作用微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下述事实所致，即美国的各种传统阻碍了有闲阶层——亦即运用财富赋予他们的独立地位去实现除了一般经济目的以外的目的的阶层——在其间的生长和发展。然而，有产阶层中缺失文化精英的状况，在当下的欧洲也已相当严重，通货膨胀及税收制度的综合效应，既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原有的有闲阶层，亦阻碍了新的有闲阶层的兴起。

８．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有闲阶层将产生一大批讲究奢侈生活的人（bons

vivants），其比例会远远大于学者和公务人员，而且这些讲究奢侈生活的人也会因其惊人的浪费而使公众感到震惊。但是，这种浪费在任何地方都属于自由价格（the

price of freedom）的问题；我们很难认为，判定闲暇富有者中最闲暇者的消费为浪费并加以反对，与埃及的农民和中国的苦力判定美国大众的消费为浪费这二者所依据的标准，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从量上来看，富有者在娱乐中的浪费与大众在相似且同样“非必要的”娱乐中的浪费相比较，的确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后者的那种浪费却偏离了一些从伦理标准上来看极为重要的目的。可能是有闲富裕者生活中的摆阔及其所具有的一些为大众所不熟知的特征，才使得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严正的指责。

尽管一些人的奢侈挥霍的确会使人们大感厌恶，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很难断言，在任何特定事例中，那些最为荒谬的生活尝试就一定不会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有益的结果。人们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局面的时候，总是要搞许多无目的的炫耀和排场，对此不会有人感到奇怪。但是我确信——我这样说肯定会引来甚多奚落——即使要成功地享用闲暇也需要有先锋的开创：我们当今已相当流行的许多生活方式，应归功于那些将其毕生精力贡献于生活之艺术的探索者，而且当下已成为大众娱乐用品的许多玩具和体育用品，最早也是由花花公子发明的。

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对不尽相同的活动之功用的评价，居然莫明其妙地被普遍流行的金钱标准所扭曲。常常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正是那些最为激烈地谴责我们文明之实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人，除了承认人们愿意给服务提供的报酬这一项标准以外，竟不承认任何其他评价服务之功用的标准。然而，职业网球手或高尔夫球手，是否就真的显而易见地比那些贡献其时间以完善这些运动的富有的业余球手对社会的作用更大？或者说公共博物馆的一位被雇佣的馆长，是否就真的显而易见地比一位私人收藏家对社会的作用更大？在读者匆忙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将提请读者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开创性活动，是否还会产生网球或高尔夫球的职业选手或博物馆的馆长？据此，我们难道就不能希望那些人士的娱乐性探索（他们能在其短暂的生命周期中热衷于这些活动）还将产生其他新的有益的作用吗？毋庸置疑，生活之艺术或非物质性价值的发展，当能从那些不具物质生活忧虑的人的活动中得益最多。

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大众一方面渐渐相信，他们之所以达到了高物质福利的生活水准，完全是因为把富有者的生活水平拉下来所致；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日益担忧，富有阶层的出现或维续会剥夺他们本应得到或被他们视为其应得的东西。众所周知，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如果不允许少数享有财富，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这些财富还会继续存在。这些财富既非剥夺于其他人，亦非其他人不可享用的东西，它乃是先锋人士所开创的新的生活方式的最初标志。诚然，一些人拥有开创各种可能性的特权，而这些有益的可能性对于其他人而言，却只有其子孙后代才可能享有；当然，这些享有特权的人士，一般而言，并不是最具品行的个人，而是那些出于偶然因素而被置于这些令人羡慕的地位的人。但是，这一事实却与发展之进程不可分离，而且这种事实与发展进程的紧密关系也往往是任何个人或群体所不能预见的。一开始就阻止一些人去享有某些利益，其结果就完全可能是使大众永远无法分享到它们。如果我们由于忌妒而使某些罕见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那么最终蒙受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贫困的，将不仅仅是其他人，而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我们在根除那些令我们感到不满的个人成功的表现的同时，不可能不摧毁那些使发展成为可能的力量。我们可以对新暴发起来的富人的炫耀、低俗以及浪费表示极大的反感，然而我们却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扼杀一切为我们所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因此而在同时被扼杀的那些为我们所未预见到的有益结果，其价值极可能大于其在表面上的弊端。在人类世界上，如果多数可以阻止一切为他们所不喜欢的新生事物的出现，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沦为一个停滞的世界，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日趋衰败的世界。

第九章

强制与国家

当某种政制（regiment）初获批准时，应当采取何种统治方式的问题可能在当时并未得到深切的考虑，人们的智慧及判断力所及的只是由何者来统治的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经验以后，他们才发现此一政制在操作的各个方面都极为不便，以致于他们先前构设的用以救济社会弊端的政制，反而增加了必须加以整治的社会问题。于是他们认识到，如果众人的生活立基于一个人的意志，那么就会致使众人蒙受灾难。这种境况迫使他们开始制定法律；在这些法律的治理下，所有的人都可以预见到他们所应承担的义务，并且知道违反这些法律所要承担的处罚或刑罚。

——Richard

Hooker

所谓绝对的奴役，就是一个人根本无从确定所要做的事情；在这种境况中，今晚绝不知道明天早晨要做何事，亦即一个人须受制于一切对他下达的命令。

——Henry

Bracton

１．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各章的讨论中，曾暂时将自由界定为强制（coercion

）的不存在。但是毋庸讳言，几乎与自由概念一样，强制也是一个意义颇为含混的概念，而且其意义之所以含混的原因也大体相同：即人们没有把其他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与物理环境施于我们的影响明确地区分开来。事实上，英语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词，可以使我们对其做出必要的界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我们因环境或情势所迫而做某些事情，但是这不是“强制”，而是“迫使”（compel）；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说我们被强制（coerced），那么我们所设定的乃是受人或机构的驱使。

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务于另一个人的意志，亦即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的目的时，便构成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强制者根本不做任何选择；如果被强制者真的未做任何选择，那么我们就不应当称他的所作所为是“行动”（acting）。如果我的手为物理力量所引导而画出我的签名，或者我的手指被压而触动了枪的扳机，那么我的这些动作就不能被视为行动。这种使我的身体成为某人的物质工具的暴力，当然与强制本身一样恶劣，从而必须根据同样的理由加以阻止。然而，这种暴力与强制毕竟不同，强制意味着我仍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了他人的工具，因为我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完全是由他人操纵的，以致于强制者想让我选择的行动，对于我来讲，乃是这些选择中痛苦最少的选择。尽管我是被强制的，但还是我在决定在这种境况下何种选择的弊端最小。

显而易见，强制并不包括人们能够施加于其他人之行动的一切影响。它甚至也不包括所有下述情形，在这些情形中，一个人以那种他知道将损害他人并将使此人改变其意图的方式，采取行动或威胁要采取行动。一个人在街上堵住我的去路从而使我从旁道绕行，一个人从图书馆借去了我想借阅的书籍，甚或一个人用他发出的噪音迫使我离开，这些境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都不能被称为“强制”。这是因为强制必须同时以下述两种情况为要件：一是要有施加损害的威胁，另一是要有通过这种威胁使他人按强制者的意志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意图。

尽管被强制者仍进行选择，但是他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却是由强制者决定的，因此他只能做出强制者所期望的选择。被强制者并未被完全剥夺对其能力的运用，但是他却被剥夺了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可能性。一个人想要有效地运用其智能及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其条件乃是他必须能够预见到其所处环境的某些具体境况，并且能够坚持一项行动计划。一个人的大多数目的，一般只有通过一连串的具有关联的行动方能实现，而这些行动一方面是被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加以协调决定的，另一方面亦是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基础的，即情势的发展将符合人们对它们的期望。正是由于我们能够预测事态的发展或至少知道这种发展的种种或然性，当然也是仅此而言，我们才能有所成就。尽管物理情势常常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它们本身却不会恶意地阻挠我们去实现我们的目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那些决定我们计划的事实或环境为某人单独控制，那么我们的行动也将同样受到控制。

因此，强制是一种恶，它阻止了一个人充分运用他的思考能力，从而也阻止了他为社会做出他所可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尽管被强制者在任何时候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竭尽努力，但是在强制的境况下，他的行动所必须符合的唯一的综合设计却出于另一个人的心智，而非他自己的意志。

２．在历史上，政治哲学家们讨论较多的乃是权力，而非强制，这是因为政治权力通常都意指强制的权力（power

to coerce）。从弥尔顿（John Milton）和埃得蒙·伯克（Edmund

Burke）到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和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这些大政治学家无一不认为权力是万恶之首；尽管他们的观点就其所指而言是正确的，但是仅从此一面相讨论权力则是误导的。所恶者，恰恰不是权力本身——即实现一个人愿望的能力；真正的恶者只是强制的权力，亦即一个人通过施加损害的威胁而迫使其他人去实现其意志的权力。某个领导者为了实现某项伟大的事业所运用的权力，并无恶可言，因为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人们将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和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自愿联合起来。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自愿联合于某种统一领导下的方式，才得以极大地增强了他们所在集体的力量，当然，这也是文明社会的部分力量之所在。

扩展我们能力意义上的权力（power）并不腐败，腐败的乃是那种强迫我们的意志服从于其他人的意志的权力，亦即利用我们对抗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其他人的目的的权力。在人际关系中，权力与强制的确常常紧密地勾连在一起，而且少数人所拥有的巨大的权力也会使他们有能力强制其他人，除非这种权力为另一种比它更大的权力所制约。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们关于权力与强制关系的一般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强制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权力的必然后果，甚至也不是权力的一般后果。无论是亨利·福特的权力还是原子能委员会（the

Atomic Energycommission）的权力，又无论是救世军统领（the

General of the Salvation Arm）的权力还是迄今为止的美国总统的权力，都不是强制特定人去实现他们所选定的目的的权力。

当然，在某些情形中，如果我们偶而用“强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这两个术语来替代强制，那么所导致的误导亦不会太大，因为威胁使用强力或暴力乃是强制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但是，这两个术语并不是强制的同义词，因为威胁使用物理强力（physical

force）并不是实施强制的唯一方式。同样，“压迫”（oppression）尽管可能与强制一样，都是自由真正的反面，但是它也只是意指一连串强制行动的持续状况。

３．我们的同胞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愿意向我们提供具体的服务或便利，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将强制同这些条件区别开来，因为只有在极为例外的情形中，亦即当某种对我们极为重要的服务或资源为某人单独控制之时，才会使这个控制者获得真正的强制性权力。在社会中生活，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依赖于其他人所提供的服务，才能满足我们的大多数需求；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种相互性的服务是自愿的，而且每个人都能够自己决定向谁提供服务和根据什么条件提供服务。我们的同胞向我们提供的便利和机会，也只有在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条件的基础上才能为我们所用。

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经济关系，而且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关系。一位友人邀请我参加她的聚会，其条件定是我会遵守某些关于言谈举止和衣着打扮的标准；或者邻人与我交往，其条件是我会遵循某些为人们所接受的待人处事的方式，当然，这些条件都不是强制。此外，一位厂商或商人只在我接受他所确定的商品价格的条件下，才向我提供我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也不能被恰当地称之为“强制”。毋庸置疑，上文所述也适用于竞争市场的情况：在市场上，如果第一位商人的出价不合我意，那么我就可以去找其他商人讨价还价；即使我遇到的是一位垄断者，这种情况通常也不能被称作强制。例如，如果我极想让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为我作画，但这位艺术家因我所出的价钱低于他的要求而拒绝为我作画，那么因此说我受到了该艺术家的强制，显然是荒谬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那些我就是没有也无所谓的商品或服务。既然某个特定的人的服务对于我的生存并不是决定性的，亦非对我最为珍视的东西的维护，那么他就提供这些服务而设定的种种条件，在严格意义上讲，亦就不能被称为“强制”。

然而，如果某个垄断者是沙漠绿洲中一水泉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有可能实施真正的强制。让我们这样说吧，其他人之所以一开始就去那里定居，其原因是他们认为他们始终可以以一合理价格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水，但是他们后来却发现（可能是由于另一水泉干涸的缘故），他们如果要在那里生存下去，就只有去做那条水泉所有者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唯命是从而别无其他选择：这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强制状况。人们还可以想到一些与此类似的其他情况，尽管为数不多，例如一个垄断者可能控制了一种人们完全依赖于其上的基本商品，而没有这种商品，人们就无法生存。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除非某个垄断者能够控制或拒绝出售某一为人们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商品或服务，否则他就不可能实施强制，而不论他的要求对于那些依赖于其服务的人来讲是多么的不合意。

鉴于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限制国家强制性权力的适当方法。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指出，不论何时只要存在着垄断者获得强制性权力的危险，那么防阻此一危险的最为适当且最为有效的方法就很可能是要求他平等地对待所有的顾客，即坚持要求他对所有的顾客都索取相同的价格并禁止他对顾客做任何歧视。众所周知，就限制国家强制性权力而言，我们所习得的也是这一原则。

提供就业机会的个人，一如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个人，通常都不可能实施强制。既然某个提供就业机会的人只能从许多机会中消除一个供他人谋生的机会，或者他只能停止支付某些人的工资（这些人只是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获得同样高的工资而已，但仍可在其他地方就业），所以他就无从实施强制，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给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带去痛苦。毋庸否认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就业的条件也会产生实施真正强制的机会。在失业的高峰时期，解雇的威胁就可以被用来要求就业者采取原定契约并未规定的其他行动。在开采矿业的城镇地区，管理人员就完全可以实施一种专断且任意的手段，以对付他所不喜欢的人。但是，这种境况虽说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然而在一个繁荣且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却实属罕见的例外。

对就业的完全垄断，一如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情形（因为在那里，政府是唯一的雇主，是一切生产工具的所有者）那般，会使垄断者拥有无限的强制性权力。正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所指出的，“在一个国家为唯一雇主的国度，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饥饿至死。那个不工作不得食的旧原则，现已为一新的原则所替代，即不服从不得食”。

除了上述对某一基本服务进行垄断的情形以外，那种只是把持某一便利的权力则不会产生强制。当某人使用这种权力时，他可能确实会改变与我原先的计划相适应的社会境况，并使我有必要重新考虑我的全部决策，甚至有可能要改变我的整个生活规划并使我对我曾经认为不是问题的许多事情产生担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所面临的替代性选择可能会因数量极少和极不确定而令我大为苦恼，而且我的新计划也只能具有权宜的性质，然而无论如何不是某个其他人的意志在决定或引导我的行动。我的行动也可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但却不能因此说我是在强制下行动。即使我及我的家庭所受到的饥饿的威胁，逼迫我接受一工资极低的且不合我心意的工作，又即使我为那个唯一愿意雇佣我的人所“左右”，我也没有受到他或其他什么人的强制。既然置我于困境的行动并非旨在使我做或不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既然使我受到损害的行动之意图并不在于使我去实现他人的目的，所以它对我的自由的影响也就无异于自然灾害对我的影响——一如一场大火或一次水灾摧毁了我的房子，或一次事故损害了我的健康。

４．占领者的武装部队使占领地的人民成为他们的苦力，有组织的暴徒勒索“保护”费，探知他人劣迹之秘密的人以此敲诈某个当事人，以及国家威胁强施惩罚手段并动用对人身所施加的强力而使我们服从其命令等等，都是强制的情形。强制有程度的不同：强制程度最高的极端例子有奴隶主对奴隶的支配或暴君对其臣民的支配，在这种情形中，无限的惩罚权力逼迫人们完全服从他们的君王或主人的意志；程度较低的例子有威胁施加某种灾难，在这种情形中，被威胁者宁愿选择服从威胁者的意志也不愿承受这种灾难。

强制某一特定个人的企图是否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被强制的个人的内在力量（inner

strength），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即使是暗杀或刺杀的威胁的力量有时也可能无法迫使其放弃或改变其目的；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或许只需某种小小的卑鄙计谋的威胁便足以使其改弦易辙，而服从强制者的意志。当然，对于那些仅仅因他人一皱眉一跺脚便会被“逼迫”做出他本来不会做的事情的软弱或胆小敏感的人，我们可以可怜他们，然而我们在这里却并不准备讨论他们的问题；我们所关注的乃是那种可能影响正常且一般的人的强制。虽说这种强制通常都包括某种对一个正常的人或其亲人施以肉体伤害的威胁，或对某种价值昂贵或其极为珍视的物品进行损毁的威胁，但它却不必包括强力或暴力的直接使用。一个人可以通过对另一个人设置种种小障碍便足以阻挠他采取自发性行动的任何努力，因为强制者完全可以通过诡计及预谋而发现强制那些体格强壮却没有什么头脑的人的方法。一群狡诈的孩子逼迫一个不受他们欢迎的大人迁出该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论这些关系是因情爱、经济需要，还是因物理环境（例如在船上或在远征中）而形成的，都为强制提供了种种机会。个人家庭的内部关系，一如所有较为亲密的关系那般，无疑会为一种特殊的压制形式的强制提供种种机会，进而被认为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一位脾气暴躁的丈夫、一位唠唠叨叨的妻子、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都可能使生活极不可忍受，除非其他家庭成员听任并服从他们的性子。但是对于这类情况，除了要求这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真正出于自愿以外，社会在保护这类关系中的个人方面将无甚作为。任何试图进一步调整这类亲密关系的努力，显然会要求对人们的选择及行为施以极为广泛的限制，因此，这种做法只会产生更大的强制：既然人们有自由选择他们的伙伴和亲密朋友，那么从这种自愿交往中产生的强制就不是政府所能考虑的问题。

读者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用了多于必要的篇幅来区别何者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强制”与何者不能被称之为“强制”，以及辨识我们应当阻止的程度较重的强制形式与那种并不应当为当局关注的程度较弱的强制形式。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一如自由概念的情形那般，强制这一概念的外延也由于被不断扩大，而几乎丧失了任何价值。众所周知，自由由于被界定得太过宽泛，而竟然成了人们不可能达致的状态；与此相同，人们也可以通过把强制界定得极为宽泛，而使其变成一种无所不包且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虽说不可能阻止一个人施加于另一个人的一切损害，甚或也不可能阻止我们在与其他人的亲密关系中所存在的一切温和的强制形式，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去努力阻止那些程度较重的强制形式，或者说我们不应当将自由界定为这种强制的不存在。

５．由于强制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动之基本依据（essential

data）所实行的控制，所以人们只能够通过使个人确获某种私域（private

sphere）的方式而防阻这种强制，因为只有在这种确获保障的私域中，他才能得到保护并抵御这种来自他者的强制。然而，只有某个拥有必要权力的当局机构，才能够向个人提供这种保障，并使其确信他所依赖的并不是他人为其蓄意安排的发展境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只有通过威胁使用强制的方式，才能阻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以强制。

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自由领域（an

assured free sphere）的存在，在我们看来，乃是一种极正常的生活状态，以致于我们极容易用另一些说法来界定“强制”，例如：“对合法期望的干涉”（the

interference with legitimate expectations）、“对权利的侵犯”（infringement

of rights）、或“专断的干涉”（arbitrary interference

）等等。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界定强制时，我们不能视那些意在阻止强制的诸安排为当然。一个人预期的“合法性”或某个个人的“权利”，乃是承认这种私域的结果。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域，那么强制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有在一个已经试图以确定予以保障的私域的方式来阻止强制的社会中，诸如“专断的干涉”这样的概念才会具有明确的意义。

然而，如果想使对这种个人领域的承认本身不变成一种强制的工具，那么这种领域的范围及内容，就绝不能通过那种把某些特定的东西刻意分派给特定的人的方式加以确定。如果关于何者应当被包括在个人私域中的问题可以由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所确定，那么这实际上仅仅是将强制的权力转变成了那种意志而已，其实质依旧是强制。同样，试图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个人私域的特定内容，也是极不可欲的。如果欲使人们最为充分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能力及预见力，那么可欲的做法便是：在决定何者将被包括在其确获保障的个人领域中的问题时，他们自己应当拥有某种发言权。

人们在解决这种问题时所发现的种种解决办法，都立基于对一般性规则的承认；这些规则规定了一系列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可以确定一个人或一些人确获保障之领域的具体内容。对这些一般性规则的接受，能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确定其被保障的领域中的内容，并能使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承认何者属于其领域以及何者不属于其领域。

我们绝不能将此一领域视作仅仅包括或主要包括物质性内容。将我们环境中的物质性内容界分为我的和他人的，虽说是那些界定私域的规则的主要目的，但是这些规则还为我们确定并保障了许多其他“权利”，例如：保障我们可以安全地使用某些东西的权利，或保护我们的行动不受其他人干涉的权利，等等。

６．因此，对私有（private）财产权或分别（several）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防止强制的基本条件，尽管这绝非是唯一的条件。除非我们能够确知我们排他地控制着一些物质财富，否则我们甚难实施一项连贯一致的行动计划；而且在我们并不控制这些财富的时候，我们若要与其他人合作，我们也有必要知道谁拥有这些财富。对财产权的承认，显而易见，是界定那个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强制的私域的首要措施；而且人们长期以来也一直认为，“大凡反对私有财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懂得自由的首要要素为何”，以及“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恣意攻击分别财产权的同时，又宣称自己珍视文明。分别财产权与文明这二者的历史绝不能被肢解”。现代人类学也确证了下述事实，即“私有财产权在初民社会阶段就已经极为明确地出现了”，而且“财产权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决定着人与其环境境况（不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之间的种种物理关系，而它的种种原初形式则是采取任何文化意义上的有序行动的先决条件”。

然而，在现代社会，保护个人免受强制之害的基本要件，并不是他拥有财产权，而是使他能够实施任何行动计划的物质财富决不应当处于某个其他人或机构的排他性控制之下。现代社会的成就之一就在于，自由可以为一个实际上并不拥有任何财产的人所享有（除了像衣服之类的个人自用品以外——甚至连这些物品也可以租用），而且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求的财产交由其他人来管理。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财产应当得到充分的分散，从而使个人不致依赖于某些特定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向他提供他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只有他们才能雇佣他。

其他人的财产之所以能够被用来实现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契约的可实行性或可执行性（enforcibility）。由契约创建的整个权利网络（the

whole network of rights），乃是我们确获保障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而且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构想计划和实施计划的基础，所以其重要性一如我们自己的财产。人与人之间基于自愿同意而非强制的彼此互益合作的决定性条件，乃是有许多人都能够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因此任何人都毋须依赖于特定的人以求满足生活的基本条件或达致朝某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正是经由财产的分散而使之成为可能的竞争制度，致使拥有特定资产的个别所有者丧失了一切行使强制的权力。

鉴于人们对康德的一句名言的普遍误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略加讨论，即我们独立于那些我们需要其服务的人的意志，因为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服务于我们的，而且通常对于我们如何利用他们服务的问题也无甚兴趣。如果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只在其赞成我们的目的的时候以及在其不是为了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准备将其产品出售给我们，那么我们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屈从于我们的观点。但是，从很大程度上讲，正是由于我们在日常经济交易中往往只是其他人的非人格的手段（impersonal

means）：这些人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凭借这种由完全陌生的人所提供的帮助并运用这种帮助去实现我们所希望实现的各种目的。

如果那些追求个人的目的所需求的资源或服务处于稀缺的状态从而必定为某人所控制，那么我们就必需用财产权规则和契约规则来界定个人的私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种方式可以适用于我们从他人的努力中获致利益的大多数情形，这也绝不意味着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形。例如，还有一些诸如环境卫生及道路建设之类的服务：这些服务一旦被提供，通常就足以满足所有想使用它们的人的需要。这些服务的提供，长期以来一直是公共努力的领域，当然这也是人们的共识；然而，享用这些服务的权利却是个人确获保障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我们只需想一想对人人可以“通行王者大道”（access

to the King’s highway

）的保障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就可以看到这类权利对于个人自由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毋庸置疑，上述权利或受保障的利益，能有助于确使法律所保护的每个人都获得一个其行动不受阻碍的公知领域（a

known sphere），然而这些权利或受保障的利益甚多，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由于现代人甚少关心下述问题，所以我们或许还应当指出，对一确获保护的个人领域的承认，在自由的时代，通常已包括了隐私权及保密权，这即是说，一个人的住宅乃是他的堡垒（或指不可侵扰的退避所，castle），任何人都无权察看或干涉他在此堡垒内的活动。

７．那些对其他人或国家所实施的强制进行限制的抽象且一般的规则（abstract

and general rules），乃是经由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关于这些规则的特性，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探讨。在这里，我们将只对下述问题做一般性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威胁使用强制（threat

of coercion）这种手段，亦即国家据以阻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以强制的唯一手段，其本身具有的大多数会导致损害并引致反抗的特性是以何种方法被扼制住的。

国家威胁使用的强制，如果仅指向那些众所周知的而且因此可以为任何人（有可能成为强制的对象的人）加以避免的境况，那么它的影响就与那些实在且无可避免的强制（unavoidable

coercion）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区别。一个自由的社会所必须威胁使用的强制，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可避免的类型（avoidable

coercion）。自由社会所实施的大多数规则，尤其是私法（private

law）规则，并不强制私人（区别于国家公务人员，servants

of state）采取特定的行动。法律制裁的目的，也只在于阻止一个人为一定的行为或者促使他履行他自愿承担的义务。

由于这类抽象且一般的规则所具有的特性，使我能够预先知道我的行为的后果，因此，如果我将自己置于一特定境况之中，我将会受到强制，而如果我能够避免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境况之中，我就永远不会受到强制。众所周知，规定强制的种种规则并不指向特定的个人，而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处于相同境况中的人；仅就这一点而言，这些规则充其量也只类似于任何会影响个人计划的自然障碍。由于国家法律先行告知了人们为此行为或为彼行为的后果，所以这些法律对他们而言，其重要性与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相同；人们能够像运用他们在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那样来运用他们关于国家法律规定的知识，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

８．当然，就某些方面而言，国家也运用强制以强迫人们为某些特定的行为。这些行为当中最为重要的乃是纳税及各种义务性服务（compulsory

services），尤其是服兵役。尽管这些义务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却至少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可以执行的，而不管某个个人在其他情况下会如何运用其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类义务所具有的强制的恶性。如果缴纳一定量的税款这项可预见的必要义务成了我所有计划的基础，又如果服兵役的期限构成了我生活经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我可以遵循我自己据此而制定的总体生活计划，并且像其他人在社会中所习得的那样独立于其他人的意志。尽管义务兵役的长期延续无疑意味着程度极高的强制，尽管终身服役制度绝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由，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一个人安排其自身的生活的可能性来讲，一种可预见的有限定期限的兵役所可能施加的限制，要远远小于由一个专断的权力机构为了确使它所认为的善行得到落实而长期威胁使用拘捕等手段的做法。

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对我们生活的干涉，如果是不可预见的和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最大的妨碍和侵害。纵使这种强制甚至在一自由的社会中也属不可或缺者，一如我们被要求参加陪审团或担任临时警察（special

constables），我们也会通过不允许任何人拥有专断的强制性权力的方式来减少这类强制的损害。再者，关于谁必须提供这种服务的决定，我们也可以依据诸如抽签这类随机的方式，而不依据任何个人的意志。这类不可预见的强制行动，虽出于不可预见的事件但却与众所周知的规则相符合，会一如其他“不可抗力”（acts

of God）那样影响我们的生活，但却不会使我们受制于其他人的专断意志。

９．防止或阻止强制是否是国家威胁使用强制的唯一正当理由呢？我们完全可以将所有形式的暴力都归入强制的名下，或者我们至少可以主张，成功地防止强制，乃意味着防止所有形式的暴力。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有害的行为，这种行为初看上去与上文所述的强制似有不同，但是对它加以防止却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可欲的。这就是诈欺和欺骗（fraud

and deception）。尽管将这些行为也称作“强制”可能会曲解诈欺和欺骗这两个词的意思，但是经过详尽考量，我们却可以发现，我们之所以防止这些行为的理由，实与我们防止强制的理由相同。诈欺，与强制相同，都是一种操纵一个人赖以为本的基本依据的方式，以使此人去做诈欺者想让他做的事。如果诈欺获得成功，被诈者也同样会成为他所不愿成为的工具，去实现其他人的目的，而与推进自己的目的无关。尽管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确当的词来含盖强制与诈欺这两种含义，但我们对强制的上述讨论，却也同样适用于诈欺和欺骗。

根据上文的补充说明，我们可以指出，自由只要求对强制及暴力、诈欺及欺骗加以制止，但是政府运用强制的情况除外：当然，政府对强制的运用只限于一个目的，即强制实施那些旨在确保个人活动之最佳境况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在这些境况中，个人可以使他的活动具有某种一贯且合理的模式。

对强制的限制问题，与政府恰当发挥作用的问题并不相同。政府采取强制性行动，绝非政府的唯一任务。的确，政府所进行的非强制性的活动或纯粹服务性的活动，其财政支持通常是通过强制性手段来提供的。很可能只有中世纪的国家，是在不诉诸强制的情况下提供各种服务的，因为这些国家在当时主要是用源出于国家自身财产的收入来资助其活动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设想政府不凭借强制性手段便能从财政上资助它所提供的种种服务，例如照顾身患残疾年老体迈者、建设道路或提供信息等服务，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关于政府提供这些服务的范围究竟多广才是可欲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期望人们会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且至少有一点是我们并不清楚的，即强制人们为实现他们并不关注的目的而做出贡献，能否获得道德上的证明。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发现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策：我们之所以做出贡献，乃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亦将反过来在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过程中，可以从其他人所做的类似贡献中获益。

有人认为，在税收领域以外，我们应当将“防阻程度较重的强制”视作政府运用强制的唯一的正当理由；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欲的。或许，这一标准不能被适用于每项单一的法律规则，而只能被适用于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例如，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作为抵抗强制的一种保障，可能需要有特殊的规定，而这些单个的特殊规定可能并不有助于减少强制，而只是有助于确使私有财产权不会阻碍那些并不损害财产所有者的行为。但是，关于国家干预或不干预的整个观念，却立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私域是通过国家所强制实施的一般性规则加以界定的；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国家是应当将其强制性行动只限于对这些规则的实施，还是应当超越这一限度。

就回答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已做出了种种努力，其中最杰出者当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S．Mill）；这些人都试图对那些只影响行动者本人的行动与那些不仅影响行动者本人而且还影响其他人的行动加以区别，并据此对那个应当免受强制的私域做出界定。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行动会不影响其他人，因此上述界分不能被证明为是完全有效的。只有通过对每个个人的确获保障的领域先做出界定，上述界分才会具有意义。这样做的目的并不能够保护人们以防阻所有其他人所为的可能有害于他们的行动，而只能够使其行动的某些基本依据不为其他人所控制。在确定受保护的领域所应有的边界时，我们必须追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加以阻止的其他人的行动，是否就真的会侵损被保护者的合理期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有可能因知道其他人的行动而感到快乐或痛苦，但这种快乐或痛苦决不应当被视作采用强制的一个合法理由。例如，有人就曾经认为，当人们坚信心系上帝乃是他们社会的集体责任的时候，又当人们认为任何社会成员的罪恶都将使全体成员蒙受惩罚的时候，强制人们尊奉宗教便可以成为政府的一个合法目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某种私人间的行动只会影响自愿的成年行动者，而不会影响任何其他人，那么仅仅是不喜欢这些人的所做所为，甚或知道这些人因其所做所为而侵损了他们自己，都不能成为使用强制的合法根据。

众所周知，文明的发展不断为人们了解和认识新的可能性提供着大量的机会，而这为我们主张自由提供了一个主要理由。如果仅仅因为其他人忌妒我们或者仅仅因为他们不喜欢任何触及其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我们就应当被制止从事某些活动，那么这显然是对自由主张的根本歪曲。尽管在公共领域中强制实施行为规则有着显而易见的理由，但是一些人不喜欢某一行动的事实，却绝不能成为禁止此项行动的充足理由。

一般而论，这意味着私域内部的行动是否道德的问题，并不是国家进行强制性控制的恰当对象。使一个自由的社会区别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很可能就是在那些并不直接影响其他人确获保障的领域的行动方面，大多数人所实际遵循的规则，不仅具有一种自愿的特性，而且不能通过强制予以实施。晚近，全权性政权的经验表明，“绝不将道德价值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等而视之”的原则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确，与那些专做恶事的人相比，那些决定使用强制性权力以消除道德罪恶的人，实则导致了更大的损害及灾难。

１０．的确，私域内部的行为不是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的恰当对象，但是这个事实却未必就意味着，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类行为应当免受舆论的压力或批评性意见的监督。一百多年以前，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较为严苛的泛道德氛围中，同时也是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最少的年代，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就对这种“道德强制”（moral

coercion）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抨击。就此而言，他很可能夸大了自由主张的适用范围。但是无论如何，这很可能帮助我们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绝不能将舆论做出的赞同或反对（为了确使人们服从道德规则及惯例）所产生的压力，误作为强制。

上文业已指出，强制最终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国家为了捍卫自由而必须制止的强制及威胁使用的强制，都只是程度较重的强制，因为当人们受到这种较重的强制的威胁时，这种强制会阻止这些具有正常力量的人去追求对他们而言极为重要的目的。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将社会对那些违反伦理规范者所施加的程度较低的压力也称作强制，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虽说这些道德规范及惯例的约束力要比法律的约束力小，但是这些规范和惯例实际上却起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在推动和维护社会活动方面，道德规范和惯例很可能与严格的法律规则具有着同样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这些道德规范和惯例将在一般意义上被遵守，而不是说一律要遵守，但是这种知识仍将提供有益的指导，而且还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尽管对这类规范的尊重并不能够完全杜绝人们做一些为这些规范所反对的事情，但是对这些规范的尊重却会将“失范”行为限制在下述范围内，即违反这些规范对行动者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有时候，这些非强制性规范可能只是一种试验，它们可能会在日后不断的修正过程中渐渐发展成法律。然而，更为经常的情况是，它们将为那些多少不为人们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提供某种弹性的根据；我们可以说，对于大多数人的行动而言，这些习惯起着一种指南的作用。就整体来讲，这些调整社会交往和个人行动的惯例和规范，并不会对个人自由构成严重的侵犯，相反，它们能够确使行动达致某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无疑，这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将有助于个人之努力，而不会阻碍个人之努力。

第十章

法律、命令与秩序

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

——J．Ortegay

Gasset

１．“每个个人的存在和活动，若要获致一安全且自由的领域，须确立某种看不见的界线（the

invisible border line），然而此一界线的确立又须依凭某种规则，这种规则便是法律”。这是１９世纪的一位大法学家所提出的基本的自由的法律观（the

basic conception of the law of liberty）；他即是冯·萨维尼（F.

von Savigny）。然而自此以后，这种视法律为自由之基础的法律观，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忘了。本章的主要目的便在于恢复这一法律观，并使之得到更为精准的阐述；我们之所以要做此一努力，其原因是法治下的自由理想（the

ideal of freedom under the law，正是以这样法律观为基础的）而且也正是这样一种法律观，才使得人们将法律称为“自由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iberty）有了可能。

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

）渐渐发展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对各种法律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law）的熟悉，却使我们对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界分个人领域的方法所具有的精微复杂之奥秘视而不见。如果这种方法是精心思虑设计的产物，那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当之无愧地应归入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列。但是，它就如同社会生活赖以为基础的语言、货币、或大多数习俗及惯例一样，几不可能是任何个人心智的发明所致。

这种根据规则界定个体领域的情形，甚至在动物世界中亦有发生。在动物界，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秩序，以防止动物在觅食的过程中发生太多的争斗或彼此干扰的情况；这种秩序常常产生于下述事实，即个别动物在远离其兽穴时，往往不愿与其他动物争斗。结果，当两个动物在某个中间地带相遇时，其中的一只野兽通常会在没有进行真正的力量角斗之前就跑开。据此可见，属于每个动物的领域并不是经由具体边界的划定来确定的，而是通过对一项规则的遵守来确定的；当然，这种规则并非为每只野兽所明确知道，只是为其在行动中所遵循而已。这一例证表明，甚至这样的无意识习惯也涉及到某种抽象的问题：例如这里涉及到一个一般性条件，亦即一个动物远离其洞穴的距离，决定了这只动物遇到另一个动物时所可能做出的反应。如果我们力图对那些使动物群居生活成为可能的较为真实的社会习惯加以界定，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的方式对它们加以陈述。

这类抽象规则在行动中通常得到遵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动物都明确知道它们；在这里，“知道”是指动物能够传播或传授这些规则。当个别动物以相同的方式对那些只具一些共同特征的境况做出反应时，抽象就发生了。人类早在其能够陈述这些规则之前，就已经能够普遍地按这种意义上的抽象规则行事了。甚至当他们具有了有意识抽象（conscious

abstraction）的能力的时候，他们有意识的思维和行动仍可能受着大量这类抽象规则（即那些他们虽说遵循但却无力阐述的规则）的指导。一项规则在行动中得到普遍遵循的事实，因此也不意味着，它依旧不需要被发现或以文字加以阐释。

２．这些被我们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抽象规则，其性质可以通过将其与具体而特定的命令（commands）进行比较而得到最充分的揭示。如果我们将“命令”一词作最宽泛的解释，那么调整人的行动的一般性规则（the

general rules）也确实可以被视作是命令。法律及命令都同样区别于对事实的陈述，从而属于同样的逻辑范畴。但是，每个人都遵循的一般性规则，与命令本身并不相同，因为它未必预先设定存在着一个发布此项规则的人。法律与命令的区别，还在于它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抽象性。这种一般性或抽象性在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一些规定某人在此地此时做某一特定事情的命令，到另一些规定某人的任何所作所为在某种境况或与此类似的境况中都必须满足某些要求的命令，不一而足。理想形态的法律（law

in its ideal form），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指向不确定的任何人的“一劳永逸”（once-and-for-all）的命令，它乃是对所有时空下的特定境况的抽象，并仅指涉那些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及任何时候的情况。然而，虽说我们必须承认法律随着其内容日渐具体而会渐渐混同于命令，但是在我看来，最好还是不要混淆法律与命令二者间的差异。

法律与命令这两个概念间的重要差别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应当采取何种特定行动的决定的渊源而言，从命令到法律的演化，实际上就是渐渐从命令或法律的颁发者向行动者的演化。理想形态的命令（the

ideal type of command），都无一例外地对应当采取的行动做出了规定，从而使命令所指向的那些人根本没有机会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或遵从他们自己的倾向。因此，根据这类命令所采取的行动，只服务于发布该命令的人的目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理想形态的法律，却只提供额外的信息，供行动者在决策时加以考虑。

因此，一般性法律与具体命令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指导一项特定行动的目标和知识，究竟是由权威者来把握，还是由该行动的实施者和权威者共同来把握。我们可以用一个原始部落的头领或一个家庭的家长在调整其所辖领域之成员的活动时所可能采取的不同方式来说明这一点。从一种极端的情形来看，头领或家长所凭靠的完全是具体的命令，而且他们的属员除了根据这些命令行事以外，不得做任何其他事。如果该头领在每种情形中都规定了其属员的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那么这些属员就只是该头领的工具。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机会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和判断，而且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所运用的知识也都只是该头领的知识和目标而已。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中，如果该头领只对某些时候应予采取的行动种类和应予实现的目的种类发布一般性的命令（general

instructions），并由不同的个人根据不同的情形（亦即根据他们的不同的知识）来填补这些一般性命令的具体细节，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反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该头领的目的。这种一般性命令业已构成了某种性质的规则，而根据这些规则采取的行动，一部分受着该头领的知识的指导，另一部分则受着行动者本人的知识的指导。在这里，头领将决定应当实现什么目的、由谁来实现、在何时完成，甚或可能运用什么手段来实现等问题，但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具体方式则由相关的责任人各自决定。因此。一个大家庭中的仆人或一个工厂的雇工，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其日常工作乃是执行一般性命令并且随时使这种命令与特定情形相调适，而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接受具体的命令。

在上述情形中，所有活动指向的目的依旧是头领的目的。然而，他也可以允许其群体成员在某些限定的条件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当然，这是以向每个成员分派或指定其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为前提的。对手段所做的这种配置，或可以下述方式表现出来，即对个人成员可能用以实现其自己的目的的特定物质财富或时间加以指定。这就要求对每个个人的权利一一加以规定，而这种规定只能通过头领的具体命令加以改变。或者说，每个个人的自由行动的领域，只可以根据先前就已制定并执行较长时间的一般性规则才能加以确定并修正，而且这类规则能够使每个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例如，与该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物物交易或者因有功而从头领处赢得奖赏）来改变或型构他的行动领域，在该领域中，他能够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根据规则对私人领域进行界定，能够使那种类似于财产权的权利应运而生。

３．我们在习惯性规则（rules

of custom）到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的进化过程中，也能够发现一个类似的从具体性和特殊性向日渐增多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转变。与一个培育个人自由的社会的法律相比较，一个初民社会的行为规则要相对具体得多。它们不仅限制个人自己能够采取行动的范围，而且还常常对他实现特定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式做出具体规定，或者对他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所必须做的事情做出具体规定。在这些规定中，对诸如特定结果将产生于一特定程序的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的表达，与对该程序应当在适当的条件下予以遵循的要求的表达，尚未做出明确的界分。我们只须给出一个例证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班图（Bantu）人所遵循的规则规定，当他在其村落的十四个茅屋间行走时，必须沿着一条根据年龄、性别和地位而严格规定的路线行走；可见，这条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班图人的选择。尽管在这种情形中，他并不是服从另一人的意志而是在遵循某种非人格的习惯，但是他在行走时必须遵循这种习俗的要求，却限制了他对方法的选择，而且这种限制本身也远远超过了确保他人享有平等自由所必要的程度。

“习惯的强制力”（compulsion

of custom），只有在做某一事情的习惯方式已不再是某个行动者所知道的唯一方式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该行动者能思考以其他方式去实现这个可欲的目标的时候，才会变成该行动者的一种障碍。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正是伴随着个人智识的发展以及打破习惯上的行事方式的趋向，明确陈述或重新阐释各种规则并且逐渐把对行动范围的肯定性规定（positive

prescriptions）转变成基本上对行动范围的否定性限制（negative

confinement），才具有了必要性；而这种对行动范围的否定性限制，则以某人的行动不侵犯他人所拥有的得到同样承认的行动领域为标准。

从具体的习惯到法律的转变过程，甚至要比从命令到法律的转变过程，能够更好他说明那种被我们称之为真正的法律（true

law）所具有的“抽象特性”（abstract character）的东西；当然，把真正的法律所具有的特性称之为“抽象特性”并不贴切，实在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更为恰当的术语而做的一种权宜性的选择。抽象且一般的法律规则明确指出，在某些情形下，行动必须符合某些条件；而符合这些条件的行动，就可得到允许。再者，抽象且一般的法律规则只提供了一种个人必须在其间行动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中，所有的决定却都是由行动者本人做出的。就某个人与其他个人的关系而言，禁止性规定（the

prohibitions）基本上都具有一种否定的特性，除非这些禁止性规定所指向的那些人通过自己的行动而创设了肯定性义务（positive

obligations）得以产生的条件。这些禁止性规定是工具性的，它们是个人得以运用的手段，而且也为个人行动提供了部分基本依据；我们可以说，这些基本依据同行动者关于特定时空之情形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一起，构成了该行动者进行决策的基础。

由于法律所规定的只是个人行动所必须符合的部分条件，而且只要某些条件存在，这些法律便可以适用于非特定的任何人，而不论特定情形中的大多数事实为何，所以立法者不可能预见这些法律对于特定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无力预见特定的人将把它们运用于实现什么目的。当我们说它们具有“工具性”时，我们乃意指个人在遵守这些法律的时候，实际上仍是在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而非立法者的目的。具体的行动目的，由于始终具有特殊性，所以绝不应当在一般性规则中加以规定。例如，法律会规定禁止杀人，或者除非法律规定的条件在某时某地得以成立，否则法律会禁止杀人，但法律绝不会规定禁止杀某些特定的个人。

我们对这些规则的遵循，并不是服务于其他人的目的，而且严格来讲，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是受制于其他人的意志。如果我运用他人制定的规则（一如我运用关于某项自然规律的知识那样）以实现我自己的目的，如果这些制定规则的人士并不知道我的存在，不知道这些规则将适用于我的特定情形，也不知道这些规则对我的计划所可能产生的影响，那么我的行动就不能被视作对他们的意志的屈从。至少在威胁使用强制的情形是可以避免的各种境况中，法律只能改变我可资运用的手段，却不能规定我所必须追求的目的。把我履行某项契约的行动说成是服从他人的意志，显然是荒唐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允诺必须遵守”这一公认的规则，我完全有可能不缔结这项契约；或者当我承担自己在完全知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某项行动而导致的法律后果时，说我是在服从他人的意志，亦显然是荒唐的。

个人知道某些规则将得到普遍适用，对于他来讲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这种知识的结果，不同的行动目的和行动方式，对于他来讲，将获得新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知道如何利用这种人为的因果关系（man-made

cause- and-effect relations）去实现他所希望实现的各种目的。这些由人制定的法律对于个人行动的影响，与自然规律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他关于人造法律的知识还是关于自然规律的知识，都能够使他预见到他的行动的后果，并且增进他制定计划的信心。他知道：在其住宅的屋顶上烧火，他的住宅就会被烧毁；他也知道：纵火烧毁邻居的住宅，他就会被捕入监；可见，这两种知识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与自然规律相同，国家的法律对个人必须活动于其间的环境也规定了诸多确定的特征；尽管这些法律扼杀了个人原本具有的一些选择，但是一般来讲，它们却不会要求他只选择其他人想让他采取的某一具体行动。

４．法治下的自由观念（the

conception of freedom under the law），乃是本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它立基于下述论点，即当我们遵守法律（亦即指那些在制定时并不考虑对特定的人予以适用的问题的一般且抽象的规则）时，我们并不是在服从其他人的意志，因而我们是自由的。正是由于立法者并不知道其制定的规则将适用于什么特定的案件，也正是由于适用这些规则的法官除了根据现行规则与受理案件的特定事实做出其判决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法治而非人治（Laws

and not men rule）。由于法律规则是在并不考虑特定案件的状况下制定的，而且任何人的意志都不能决定是否以强制的手段去实施该规则，所以这种法律并不是专断的。然而，法律若想不成为专断，还需要满足一项条件，即这种“法律”乃是指平等适用于人人的一般性规则。这种一般性（generality），很可能是法律所具有的特性（亦即我们所称之为的“抽象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由于真正的法律不应当指涉任何特定者，所以它尤其不应当指向任何具体的个人或若干人。

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限于对一般且抽象的规则的实施，这种制度极为重要，而且人们常常借用一位伟大的法律史学家的话来阐释这一点，即“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始终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运动”。身份的观念，亦即每个个人根据指定在社会中占据的地位的观念，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所适用的规则并不具有很高的一般性，而是指向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并赋予他们以特殊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对作为与身份相对的契约的强调，则略有些含混不清，甚至还有些误导，因为它只是指出了法律提供给个人以型构其自身地位的诸项工具之一，尽管这是最为重要的工具。真正与身份之治（a

reign of status）构成对照的，乃是一般性的、平等适用的法律之治，亦即同样适用于人人的规则之治，当然，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法治”（the

rule of Leges，Leges乃拉丁语，原意指“法律”，与“特权”privileges相对）。

有关真正的法律规则必须具有一般性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一些特殊规则不能适用于不同阶层的人，当然，其条件是这些特殊规则所指涉的仅是某些人所具有的特性。有一些规则或许只能适用于女人，有一些规则或许只能适用于盲人，甚至一些规则或许只能适用于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在大多数这样的情形中，有关规则甚至也没有必要指明该规则所适用的那类人：例如被强奸或怀孕；此时，有关规则就毋需明确指明该规则适用于女人，因为只有女人才能被强奸或怀孕。）如果这样的界分为该群体中的人和该群体外的人同时认为是有道理的，那么这类界分就不是专断的，也不会使某一群体中的人受制于其他人的意志。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类界分的确立须得到一致的同意，而只是说个人的观点不取决于该个人是属于该群体还是不属于该群体。例如，只要某种界分得到了该群体内外的大多数人的赞同，那么人们就有很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一界分将同时有益于该群体内外的人的目的。然而，如果只是该群体中的人赞同这种界分，那么显而易见，它就是特权；而如果只是该群体外的人赞同这种界分，那么它就是歧视。当然，对一些人是特权者，对于其他人就始终是歧视。

５．我们毋需否认，甚至一般性的、抽象的且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也可能会对自由构成严苛的限制。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状况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便会发现这种状况是极为罕见的。这种状况之所以是极为罕见的，乃是因为我们有着一项重要的保障措施，即这些规则必须适用于那些制定规则的人和适用规则的人（这就是说，它们必须适用于被统治者，但同时也必须适用于政府），而且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赋予例外。如果所有被禁止者或被限制者都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的人（除非这种例外源出于另一项一般性规则），甚至当局除了拥有实施这种法律的权力以外也不享有任何其他特殊权力，那么任何人合理希望做的事情就不太可能受到禁止。的确，一个狂热的宗教群体有可能将一些限制性规定强力加于其他人，虽说这些限制性规定是该宗教群体成员所乐意遵循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限制性规定对于其他人来讲，却只是他们追求重要目的时的障碍，而不是其他。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宗教真的常常为那些被认为是压制性的规则提供了理由或借口（从而宗教信仰自由（religious

freedom）被视为对自由极为重要），那么同样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亦似乎是普遍适用那些严格限制自由的一般性规则所赖以为基础的仅有根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这类在名义上强加于每个人的限制性规定，尽管令人讨厌（例如，苏格兰式的礼拜日），但与那些只可能强加于某些人的规则相比较，其危害相对来讲要小得多！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大多数对那些被我们视之为私人事务加以限制的规定（例如禁止奢侈浪费的法律规定），通常只被强加于某些指定的群体，或者一如在禁酒令的情形中那样，这类限制性规定之所以是可行的，只是因为政府保留了赋予例外的权利。

我们还应当牢记的是，就人们的行动与他人的关系而言，自由的意义仅意指他们的行动只受一般性规则的限制。既然任何行动都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人的确受保障的领域，故不论是言论、出版，还是宗教，都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这就是说这些活动领域亦将受到一般性规则的限制。换言之，在所有上述领域中（一如下文所述，其中还将包括契约的领域），自由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只能为同样平等适用于人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真的是法律使我们获得了自由，那么这里的法律只能是那种抽象且一般意义上的规则，或者是我们所指称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律”（law

in the material meaning）；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乃是在法律规则的性质上而非在这些规则的渊源上与那种仅具形式意义的法律（law

in the merely formal sense）相区别。作为一种具体命令的“法律”，亦即那种仅因为它产生于立法当局就被称之为“法律”的命令，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压制性工具。将上述两种法律概念混为一谈，并将法治的信念丢失殆尽（法治在这里是指，人们在制定并实施那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的时候，并不是在强制推行他们的意志），实是致使自由衰微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样一种结果，我们可以说，法律理论和政治学说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关现代法律理论日益混淆上述两种法律观念的方式，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仅举一些极端的观点以指出这两种法律观念的差异。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Chief

Justice，John Marshall）在他的一句名言中表达了关于此一问题的经典观念，“那种与法律的权力（the

power of laws）相区别的司法的权力（judicial power），是根本不存在的。法院只是法律的工具，毫无自己的意志可言”。与此一观点相对者，最经常为人们所征引的乃是霍姆斯大法官（Justice

Holmes）的观点（他的观点得到了所谓的进步党人的最大的支持），即“一般性法律命题并不裁定具体案件”。当下的一位政治科学家也表达了与此相同的立场，他指出，“法律并不能统治。只有人才能行使支配他人的权力。只强调法律的统治而不强调人的统治，结果势必导致人统治人的事实被掩盖”。

事实上，如果“统治”（to

rule）意味着使人服从他人的意志，那么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政府就不具有这样的统治权力。公民之所以为公民，正是因为他不能在这种意义上被统治，被命令来命令去，而不论他在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的工作中占据着什么位置，也不论依据法律他是否暂时是一个政府的官员。然而，他却可以在如下的意义上被统治：“统治”仅意味着一般性规则的实施，亦即不考虑特定的情形且须平等适用于所有的人的一般性规则的实施。因为在这里，亦即在这类规则适用于其中的绝大多数的案件中，并不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裁决；甚至当法院不得不就一般性规则如何被适用于某一特定案件的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也是由人们所公认的整个规则体系所内含的意义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法院的意志来决定的。

６．法律之所以要确使每个个人都拥有一个他能够决定自己行动的公知的领域，其目的乃在于使个人能够充分地运用他的知识，尤其是他关于特定时空下的情形的具体知识，而这些知识往往是他所独有的。法律告诉人们哪些事实是他们所可以依赖的，并据此扩展他们能够预见其行动的后果的范围。与此同时，法律也告诉人们哪些后果是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所必须考虑的，或者什么是他们为此要承担的责任。这意味着，他被允许或被要求做的事情，只能依赖于他被认为是知道的情形或者他被认为是有能力辨识的情形。如果一些规则使某人自由决定的范围取决于他所无力预见的间接后果，那么这类规则就既不可能有效，也不可能使人们自由地进行决策。甚至在那些他被推定为可以预见到的后果当中，这些规则也会指出一些他必须考虑的后果，而同时允许他不顾及其他一些后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类规则不仅会规定人们不得做任何有损于其他人的事情，而且亦将（或者应当）做出如此的规定，即它们在被适用于某种特定情形的时候，还会明确规定行动者所必须加以考虑的后果以及毋须加以考虑的后果。

如果说法律因此而有助于使个人能够根据他自己的知识而采取有效的行动，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法律也增加了个人的知识，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只要人们根据这些规则行事，法律就表现为他们可以加以运用的知识（或过去经验的结果）。事实上，个人根据共同的规则进行的合作，乃是基于知识的某种分工（a

sort of division of knowledge），亦即个人自己的具体知识和法律提供的一般性知识之间的分工，前者是指合作者个人必须考虑他的特殊情形，后者则是指法律确使个人的行动符合于他们所在社会的某些一般的或恒久的特性。个人通过遵守规则而加以运用的包含在法律中的这些经验，讨论起来颇为困难，因为一般来讲，这种经验并不为他们所知，亦不为任何其他个人所知。大多数这样的规则，都不是经由主观琢磨而发明出来的，而是通过渐进的试错过程（a

gradual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慢慢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正是无数代人的经验才促使这些规则发展成当下这个状况。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人都不知道，也不曾知道致使某一规则具有特定形式的所有原因和所有因素。据此，我们必须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以发现一项规则所具有的实际功用。如果我们不知道某一特定规则的存在理由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的话（这实在是司空见惯之事），那么只要我们还试图通过审慎思考的立法工作对其加以改进和完善，我们就必须努力去理解它具有哪些一般性功用或一般性目的。

因此，公民行事时所遵循的规则，既构成了整个社会对其环境的调适，亦构成了整个社会对其成员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的调适。这些规则有助于或者应当有助于个人制定出能够有效实施的可行的行动计划。这些规则之所以能够沿续存在下来，只是因为在某类情形中，人们会就个人有权做什么事情这样的问题发生争议或摩擦；这就是说，只有在规则明确规定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的情况下，这些争议或摩擦方能得到制止。在这里，重要的是存在着某种为人所知的规则规范着这类情形，而这种规则的具体内容为何，可能并不大重要。

然而，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可能有许多规则都符合上述要求，但是它们符合这种要求的程度却并不相同。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究竟哪些权项应当被归入我们所称之为“产权”的这种权利束（that

bundle of rights）之中（特别是在我们考虑地产问题的时候），哪些其他权利应当被归入确获保障的领域之中，而且什么样的契约是国家应予强制实施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所有这类问题的解决而言，只有经验能够表明何者是最为适宜的安排。对这种权利所做的任何特定界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的或天赋的”（natural）品格，例如罗马人将财产权界定为一种随意使用或滥用某物的权利，就此种界说而言，尽管人们经常反复强调它，但事实上完全按此界定的权利去行事，却是极不可行的。然而，所有较为发达的法律秩序的主要特征，都极其相同，可以说只是对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谓的“三项基本的自然法”所做的详尽阐释，这三项基本的自然法在休谟那里是指“财物占有的稳定（that

of the stability of possession），根据同意的转让（of

transference by consent），允诺的践履（of the performance

of promises）”。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而只是它们在自由社会中所应当具有的某些一般特性。由于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受这些规则调整的人会如何运用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所以立法者的目的只能是使这些规则在总体上或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对人们有助益。但是，由于这些规则是通过它们所创造的预期而得以运作并起作用的，所以极为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得到始终一贯的适用，而不论它们被适用于某个特定情形时所导致的后果是否可欲。立法者之所以将其职能仅限于制定一般性规则而非下达具体命令，其原因乃是立法者对这些规则将被适用的特殊情形存在着必然的无知；因此，立法者所能做的就只是为那些必须制定特定行动计划的人提供可资使用的某些确定的基本依据。但是，立法者在制定规则时只规定了行动者采取行动的一部分条件，所以就这些行动者行动的结果而言，立法者仅能够提供某些机会和机遇，而绝非所谓的成功之保障。

针对一些唯理主义者所做的功利主义解释，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抽象的法律规则的实质在于，它们只可能在它们所适用的大多数情形中具有助益，而且事实上，它们乃是人类所习得的用以对付其所具有的必然的无知的诸多手段之一。诚然，证明任何特定法律规则是否具有正当性，所依据的一定是该规则所具有的功效（usefulness）——即使这种功效有可能无法通过理性的论证得到确证，但是它仍可以为人们所知，这是因为这一特定规则在实践中能够证明自己比其他手段更为适宜。但是，一般而言，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对规则进行证明，而不能以其在每一次适用中的功效为准。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法律上的或道德上的每一纠纷或冲突都应当依照这样一种方式加以裁定，亦即那种能够被那些领悟此一裁定的所有后果的人视为最适宜的方式；但是这种观点，实则是对任何规则之必要性的否定。“只有由全知全能的（omniscient）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才能给每个人以那种根据一般的功效观来权衡每项特定的行动的完全自由”。这样一种“极端的”功利主义（extreme

utilitarianism）定会导向荒谬；因此，只有那种被称之为“有限的”功利主义（restricted

utilitarianism）方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关。然而，对尊重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最具损害的莫过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只有在特定情形中遵守某项规则的有益效果能为人们认识的时候，该项规则才会具有约束力。

此种错误观念的最为古老的形式，一直与下述格言常常被错误地引证相关，即“人民的福利应当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suprema lex esto）这一格言，常被人们误引为“人民的福利就是最高的法律”。按照正确理解，此一格言乃意指法律的目的应当是人民的福利，亦即一般性规则应当被制定来服务于人民的福利，而绝不是指任何关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目的的观念，都可以为违反这类一般性规则提供合理根据。一个具体的目的，亦即欲求达致的一个具体结果，绝不可能成为一项法律。

７．自由之敌历来将其论辩立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事务中的秩序乃是以一些人应当颁发命令，另一些人应当服从命令为必要条件。大多数反对以一般性法律为基础的自由秩序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乃是因为它们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活动的有效合作，并不需要某个有权下达命令的人进行刻意的组织。经济学理论诸多成就中的一项成就，便是解释了市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促成个人自生自发的活动彼此相适应、相磨合的，当然，其条件乃是存在着人人都知道的对每个个人之控制领域的界定。毋庸置疑，对个人彼此适应的机制的理解，构成了调整个人行动的一般性规则所应当纳入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知识。

社会活动的有序性展现于如下的事实之中，即个人能够执行一项一以贯之的行动计划，然而，这种行动计划之所以能够得到执行，其原因是他几乎在执行此一计划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能够预期其他的社会成员作出一定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明显存在着一种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的话，则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事其事业，甚或不可能满足其最为基本的需求”。如果我们希望个人根据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只为他们本人所知而绝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个人所完全知道的特殊环境来调适其行动，那么这种有序性就不可能是统一指挥的结果。因此，所谓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

这样一种与环境相调适的秩序，显然不可能通过集中指挥的方式得到建构，因为关于这种环境的知识乃是由众多的个人分散掌握的。这种秩序只能产生于作为社会要素的个人间的相互调适以及他们对那些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事件的回应的过程之中。这就是博兰尼（M．Polanyi）所谓的自生自发形成的“多元中心秩序”（apolycentric

order），他指出，“当社会的秩序是通过允许人们根据他们自发的意图进行互动的方式——仅受制于平等一致适用于人人的法律——而实现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系统。我们据此可以说，这些个人的努力是通过他们发挥其个人的主动性而加以协调的，而且这种自发的协调又通过其对公益的助益性证明了这种自由的正当性。——这些个人的行动之所以被认为是自由的，乃是因为这些行动并不是由任何具体的命令所决定的，而不论这种命令是出自一上级还是出自一政府机构；这些个人行动所受制于的强力，乃是非人格的和一般性的”。

尽管那些较为熟悉人们安排物理事物的方式的人，常常会发现很难理解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过程，但在许多情形中，我们还是必须依赖于个别因素间自生自发的调适以形成一种物理秩序。如果我们试图凭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将每个个别的核子或原子置于与其他核子或原子相互关系中的恰当位置上，那么我们就永不可能形成一结晶式的或复合式的有机混合体。我们必须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核子或原子会将自己排列进一个具有某些特征的结构之中。让这些自生自发的力量发生作用，在这些情形中可以说是我们达致所欲求结果的唯一手段，因此让这种力量发生作用也就意味着，在创设这种秩序的过程中，有诸多方面实是我们控制力所不及者。换言之，我们不能既依赖这些力量，同时又欲图确使特定原子将在由此产生的结构中占据某个具体的位置。

同理，我们能够为社会秩序的型构创造一些条件，但是我们却无力为各种社会要素安排一确定的方式，以使它们在恰当的条件下有序地调适它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者的任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地型构起来并得以不断地重构。实际上，促使这样一种秩序的型构，并不以我们能够预测个别原子的行为为条件——因为这类行为实依赖于那些它们发生于其间的并不为人所知的特殊境况。人们所能要求的只是其行为具有一定限度的常规性（regularity）；而且我们所强制实施的制定法的目的也在于确保这种有限的常规性，因为正是这种常规性使秩序的型构具有了可能。

当这样一种秩序的要素乃是有智识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在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能够尽可能成功地运用他们各自的能力）的时候，这种秩序得以型构的主要条件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在他的环境中有哪些境况是其所能依凭的。为避免不可预见的干预，人们就必须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尽管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所具有的特质。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除非这里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个人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进行自由合作的社会，否则这样一种观点就会将这种避免不可预见的干预的必要保护措施局限于为数甚少的社会安排上。这是因为这些必要的保护措施恰恰是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而保障这一条件亦是法律的主要功能之所在。

第十一章

法治的渊源

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所有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这种自由在不存在法律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如我们所被告知的那样，这种自由并不是每个人为所欲为的自由。（因为当其他人的意志支配某人的时候，该人又怎能自由呢？）但是，一种处分或安排的自由，一如他所列举的那些包括对他的人身、他的行动、他的所有物以及他全部的财产的处分，乃是法律所允许的自由；因此，在这样的法律下，他不受其他人的专断意志的支配，而是能够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

——约翰·洛克（John

L

ocke）

１．现代的个人自由，大体上只能追溯至１７世纪的英国。个人自由最初似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不是某个刻意设计的目的的直接结果；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是个人自由已存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其益处已能为我们所认识。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中，个人自由的维护和完善渐渐成了英国的支配性理想，而且英国的自由制度和传统也已然成了文明世界的示范。

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遗产与现代自由毫无关联，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遗产的重要意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大。诚然，从许多方面来看，中世纪的人所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大于当下人士所一般认为的程度。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英国人在当时所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大于欧洲大陆许多其他民族所享有的自由。然而，虽说中世纪的人已然知道许多种自由，当然这是在赋予某些等级或某些人以特权的意义上的自由，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那种作为人的一般性状况的自由（liberty

as a general condition）却知之甚少。从某些方面来讲，当时所盛行的关于法律和秩序的性质及渊源的一般性的观念，阻止了人们以现代的方式提出自由的问题。然而，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英国较多地保留了中世纪普遍盛行的有关法律至上（the

supermacy of law）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其他地方或国家则因君主专制主义（absolutism）的兴起而遭到了摧毁——英国才得以开创自由的现代发展进程。

中世纪提出的“法律至上”观念，作为现代各个方面发展的背景，有着极为深刻的重要意义，尽管这一观念可能只是在中世纪的早期为人们所完全接受；这一观念明确指出，“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这种行为意味着对正义本身的否弃，而且这是一种荒谬之举，一种罪恶，一种对唯一能够创造法律的上帝的背叛”。在当时的数个世纪中，人们所公认的一项原则乃是，君王或者任何其他的权力机构只能宣布或发现已经存在的法律，或纠正其间所隐含的对既存法律的种种滥用情况，而绝不可能创制法律。只是在中世纪晚期，经由主观构设而制定新法律——亦即我们所知的立法——的观念才开始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英国，议会也渐渐从一个原本主要是发现法律的机构（a

law-finding body）发展成了创制法律的机构（a

law-creating one）。最后在关于立法权的论战中（论战各方彼此谴责对方行为专断，即不根据已被公认的一般性法律行事），个人自由的目标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得到了增进。１５、１６世纪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凭借其新获致的权力，首次将立法作为实施那些经过慎密思考的政策的工具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这种新的立法权在当时有可能把英国导向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

），一如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情况，而这种政体又将摧毁中世纪留存下来的种种自由。然而，从１７世纪英国人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观念，则是一种新的发展，它在当时被用以对付新产生的各种问题。英国早期的学说以及中世纪一些伟大的文献［“大宪章”（Magna

Carta）、大“自由宪章”（the great Constitutio

Libertatis）等等］，之所以对于英国的现代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就在于英国人在那场斗争中把它们当作了斗争的武器。

虽说从本书的目的来看，我们无须详考中世纪的学说，但是我们却必须较为详尽地探究在现代初期得以复兴的那些古典思想遗产。这一考察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对１７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因为古人的那些经验对于今日之世界有着直接的重大意义。

２．尽管古代传统对现代自由理想的影响已属不争之事实，但是其性质却常常被误解。人们经常说，古人并不知道“个人自由”意义上的那种自由。这种说法的确可以适用于古希腊诸邦及某些时期，但却绝不适用于巅峰时期的雅典（甚或亦不能适用于晚期的共和罗马）；它也可能适用于柏拉图时期的衰败的民主政制，但是对于雅典人的自由民主制来说则否。Pericles曾经告诫雅典人，“我们于政制层面所享有的自由，亦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彼此不能以忌妒的方式去监视对方，也不要对邻里据其意愿而做的事情表示愤怒”；而在远征西西里最具危险的时刻，雅典军队的将军则提醒其士兵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为这样一个国家而战：在这个国家中，他们享有着“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进行生活的毫无拘束的裁量权”。那么“自由国家中最自由的国家”（一如Nicias

根据同样的理由对雅典的称谓）的那种自由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在希腊人自己的眼中究竟是什么呢？而都铎王朝晚期及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特征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伊丽莎白时代借之于古希腊的一术语中见到，但是后来，这个术语却不再为人们所使用了，此即isonomia（“伊索诺米”）。英国人在１６世纪末从意大利直接引入了该术语，意指“法律平等适用于各种人等”；稍后翻译Livy著作的学者以英语形式isonomy替之，意指法律对所有人平等适用以及行政官员也负有责任的状况。此一意义上的isonomy在１７世纪得到了普遍使用，直至最后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法律之治”（government of law）或“法治”（rule

of law）等术语取而代之。

古希腊这个观念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启示，因为它很可能展现了文明重复发生的第一个循环范例。在这个概念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所描述的乃是梭仑（Solon）于此前在雅典所创建的那种状态，当时，他确立了“平等适用于贵族与平民的法律”（equal

laws for the noble and the base），从而“不是根据公共政策进行管制，而是提供某种确定性，即根据众所周知的规则以法律的手段进行治理”。此外，isonomy还与僭主的专制统治构成了对照，并成为人们用以庆贺一潜主被刺的流行酒歌中的一个术语。更有进者，此一概念似比demokratia的概念更为古老，而且所有人平等参与政治的要求也似乎只是此一概念所产生的诸多结果中的一个结果而已。即使在Herodotus看来，也仍是isonomy，而不是“民主”（democracy）才是“政治秩序的最美妙绝伦的称谓”。此一术语在民主政制获致实现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仍为人们继续使用着：一开始对isonomy的使用乃是为了证明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后来对该术语的使用，则一如人们所说，渐渐变成了一种幌子，意在掩盖民主制度所呈现出来的负面特征，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在确立以后很快否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然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观念中，民主政制获致了其在当时存在的正当理由。古希腊人清楚地知道这两个理想虽彼此相关，但却并不相同：Thucydides毫不犹豫地用“isonomic

寡头政治”来指称民主，而柏拉图甚至刻意用isonomy来对照民主，而不是用它来证明民主的正当性。到了公元４世纪末期，居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必须强调“在民主制度中，法律应当成为主宰者”。

从此一背景来看，尽管亚里士多德已不再使用isonomia这一术语，但其某些著名的文字段落却仍可以被视作对这一传统理想的捍卫。他在《政治学》（Politics

）一书中强调指出，“较之公民的统治，法律统治更为确当”，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只应当被任命为法律的护卫者和服务者”，而且“那些关注最高权力的人应当相信最高权力操握于上帝和法律之手”。亚里士多德还竭力谴责了那种“由人民统治而非法律统治”的政制形式，也谴责了那种“一切事务由多数表决而非由法律决定”的政制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政制形式并不是一种具有自由状态的政制，“当政制并不操握在法律之手时，就不可能存在什么自由状态，因为法律应当高于一切”。一种政制“如果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人们的表决，那么严格说来，它就不可能是一种民主制，因为由这些表决而产生的律令，就其所涉范围而言，不可能具有一般性”。如果我们再引用他在《修辞学》（Rhetoric

）中的一段文字，那么我们便可以说，他的这些论述已经较为详尽地阐释了法治的理想：“极为重要的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就应当尽其所能地界定各种问题，并且尽可能地少留未决问题让法官去解决；（因为）立法者的决定并不具有特殊性，而具有前涉性和一般性，因此司法机构成员和陪审人员的职责就是依法裁定提交给他们审理的具体案件”。

现代人运用的“由法律统治而非由人统治”的说法，直接源出于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论述；关于这个问题，已有显见不争的证据。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所谓在一秩序良好的国度不应当由人而应当由法律统治的主张，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另一错误”，而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则对霍布斯的观点提出反驳，“市民社会得以建构和维护所依凭的基础乃是共同的权利和利益；而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恰是亚里士多德和Livy的思想，即法律的绝对统治而非人的绝对统治（the

empire of laws，not of men）”。

３．在１７世纪那个时代，拉丁著作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希腊先哲的直接影响力。据此，我们应当简略地考察一下源自罗马共和国的传统。著名的《十二铜表法》（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的制定，虽说有多处是刻意效法梭仑的法规，但是它们却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自由的基础。这些法律中的第一部公法便规定：“不能授予私人以特权或颁布偏利于某些私人的法规，而侵损其他人，因为这与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法律背道而驰；这种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法律，任何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都有权运用之”。这一规定提出了一个基本观念，而正是根据这个观念，逐渐形成了第一个充分发展的私法体系（system

of private law），当然此一形成过程与普通法（comman

law）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此一私法体系的精神与此后的《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大异其趣，但不无遗憾的是，决定欧洲大陆法律思想的却是后者。

自由罗马的法律精神，主要是通过后来在１７世纪拉丁复兴运动（Latin

Renaissance）期间重新具有影响力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和演说家的著述而传至我们的。Livy及其著述的译者使人们熟知了isonomia这一术语（Livy本人并不曾使用这个词），并因此而使哈灵顿得以区别法治与人治；Tacitus以及其他的一些论者，其中以西赛罗（Cicero）为代表，乃是当时主要的著作者，正是通过他们，古罗马传统才广为传播开来。我们须坦率承认，西赛罗的论著的确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权威典籍，而且我们当下大多数最具效力的关于法治下的自由的论述也都得益于他，例如：一般性规则或法律学说（leges

legum）应当支配立法的观念，为了自由我们必须服从法律的观念，以及法官应当只是法律据以说话的代言者的观念，等等。西赛罗最为明确地指出，在罗马法的古典时代，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与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而且自由还依赖于法律的某些特性，如法律的一般性和确定性，以及它对权力机构自由裁量权所施加的限制。

此一古典时代亦是一经济完全自由的时代，罗马之昌盛和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此。然而，自公元２世纪始，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在那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创设的自由，因对另一种平等的日益强烈要求而逐渐被摧毁。在罗马帝国晚期，严格依法行事的做法，也因国家增强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以实现一种新的社会政策而遭到了破坏或削弱。此一发展的结果在康斯坦丁（Constantine）时代达到顶峰，套用一位著名的罗马法学家的话说：“这个专制帝国不只宣布了均平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ty

），而且也主张帝国意志的权威性不为法律屏障所约束。查士丁尼与他的博学的教授们一起完成了这一发展进程”。在此后的千年岁月中，立法应当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的观念丢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当立法的艺术为人们重新发现的时候，却不是任何其他法典和法律观念，而是查士丁尼法典及其有关统治者高于法律的观念，成了欧洲大陆的示范。

４．然而，在英国，古典著作家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所享有的广泛的影响力，则帮助它开拓出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发展路径。伊丽莎白去世后不久，国王与议会之间便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副产品就是个人自由。极为重要的是，这场斗争的焦点一开始就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在当下所面对的问题极其相似。对于１９世纪的历史学家而言，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引致冲突的种种措施，似乎已是久远之问题而毋需详考了。然而对于我们来讲，这两个国王为确立行业垄断而表现出来的种种企图所导致的问题，今天依旧存在。查理一世在当年甚至还试图将煤矿行业国有化，而且他只是在被告之这项措施将导致造反以后才放弃了这一企图。

一家法院在一著名的“垄断案”（Case

of Monopolies）中曾经规定，特许生产任何产品的排他性权利（exclusive

rights）乃是“对普通法及臣民自由的侵犯”；自此以后，关于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公民的要求，便成了议会反对国王目的的主要武器。可以说，当时的英国人要比现在的英国人更加懂得，对生产的控制永远意味着制造特权：即所谓“允许彼得做不容许保罗做的事”（Peter

is given permission to do what Paul is not allowed to do）。

然而，真正引发人们对上述基本原则做出首次阐述的，则是国王在当时所做的另一项经济管制规定，这在今天看来当是壮举。当时，国王为了管制伦敦的建筑和禁止从面粉中提炼淀粉而颁布的种种新规定，引发了１６１０年的《控诉请愿状》（The

Petition of Grievances）。下议院在这一著名的请愿书中指出，在不列颠臣民所享有的各项传统权利中，“他们视作最为珍贵者，即给予那些本属于不列颠君王及其成员的权利，不受任何不确定的及专断的统治，而受具有确定性的法治所引导和调整……；正是基于此一根据，生成并发展出了不列颠王国人民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即适用于他们生命、土地、身体或财物的惩罚，不能超过本国的普通法所规定者，亦不能超过其通过议会而共同同意颁布的法规所规定者”。

后来，

１６２４年颁布的《垄断法》（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又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确立辉格党诸原则（Whig

principles）的伟大鼻祖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对《大宪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他的解释此后又成为新学说的基石之一。在他所著的《英格兰法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该书一完成便由下议院发布命令予以印行）的第二编中，他论争说（与前文论及的著名“垄断案”相关）：“如果特许某人垄断生产梳棉机或垄断经营某类交易，那么这种特许就侵犯了臣民的自由，因为在颁布此种特许之前，臣民可以从事这类活动或者可以合法地从事这类交易活动，因此，这种特许也就违反了这一伟大的宪章”；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柯克爵士不仅反对王室的特权，而且也对议会本身提出了警告：“应当根据法律明确且确定的标准来裁量一切案件，而不应当根据自由裁量这种并不确定且不公正的尺度来裁定案件”。

在查理一世与议会进行的内战期间，人们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正是从这一讨论中，逐渐发展出了日后支配英国政治进化的各种政治理想。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从当时的论战及小册子等文献中追述此一演化进程，因为这些论战及小册子虽说包含了大量的理念，但它们只是在晚近得以重新出版后才为人们所认识。在这里，我们只能列举一些重要的理念，这些理念在成为业已确立的传统的一部分（即王政复辟the

Restoration）之前就已为人们反复阐述，而且在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以后又成了获得支配地位的党派的原则的一部分。

对于后人来说，１６４１年对一系列特权法庭尤其是星座法院（Star

Chamber

）的废除，成了查理一世与议会之战争所取得的永久性的成就的象征；所谓星座法院，套用梅特兰（F.W.

Maitland）经常被引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由强制实施一项政策的政客组成的法庭，而不是一个由适用法律的法官组成的法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几乎也是在那个时代，人们第一次努力去确保法官的独立性。在此后２０年的论战中，如何防止政府的专断行动日渐发展成了核心问题。尽管“专断的”（arbitrary）一词所具有的两种含义长期以来一直被混淆，但是人们还是渐渐认识到，由于议会一如国王那样开始专断行事，所以一项行动是否属于专断，并不取决于此项权力的渊源，而是取决于该项行动是否符合既已存在的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在当时，人们最经常强调的论点乃是：既已存在的法律如果没有规定，就不能进行惩罚；一切法规只具有前涉力（prospective

operation），而不具有溯及既往之力（retrospective

operation）；所有行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其间，贯穿始终的支配性观点便是“法律应当为王”（

the law should be king），或者一如当时的一部政论性小册子的书名所表述的那样，“法律即王”（Lex，Rex）。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又在应当如何保障上述基本理想的方面形成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观念：一是成文宪法（a

written constitution）的观念，二是权力分立（the

separation of powers）的原则。在１６６０年１月，亦即在王政复辟之前，人们以“威斯敏思特之议会宣言”（Declaration

of Parliament Assembled at Westminster

）的方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即在一份正式的文件中陈述了宪法所应具有的诸项基本原则，其间包含了一段惊世骇俗的文字：“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来讲，最为至关重要的乃是人民应当受到法律的统治，正义或司法只有通过对弊政（mal-

administration）负有说明责任来加以实现；据此我们进一步宣告，任何涉及本国每个自由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诉讼（proceedings），都应当依本国的法律进行裁定，而且议会不得干预日常行政，也不得干涉司法机构的活动：规定人民享有免受政府之专断的自由，乃是本届议会的重要原则（原文如此），一如前此的各届议会所规定的重要原则那般”。如果说，权力分立原则于此后并未完全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宪法原则”，那么我们至少也可以说，它仍旧是主流政治学的一个部分。

５．在此后的一百年间，所有上述观念，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和欧洲大陆，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观念乃是以其在１６８８年斯图亚特最终被驱逐出王位以后所获得的那种简略且综合的形式，继续发挥它们的影响力的。虽说当年有一些论著与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编》（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Government）一书具有同样的影响力，甚至比它更具影响力，但是洛克的大作却是其间影响力最为久远者，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详加讨论。

洛克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主要是对光荣革命所做的综合性的哲学论证；他的原创性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政府之哲学基础所做的广泛思考。人们对于这些思考所具有的价值，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洛克著作至少在当时极为重要的一面，亦同时是我们在当下所关注的一面，乃是他对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学说及实践原则所做的清理爬梳和集大成的工作；对此人们都赞同，他所整理的学说及原则，应当被认为是此后控制政府各项权力的基本原则。

洛克在其哲学的讨论中，所关注的虽说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目的这类问题，然而他所关注的事实问题却是权力——不论是谁在实施这样的权力——如何才能够避免堕落成专断性的权力：“处在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即是他们须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可以依循，这种规则为该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此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构所制定。在规则未加规定的情形下，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自由，而不受他人的反复无常的、不确定的和专断的意志的支配”。他的论点主要是反对那种毫无规则可循且极不确定地滥用权力的做法：此处的重要问题在于，“谁拥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有义务根据既已确立的、向全国人民颁布周知的、长期有效的法律来实行统治，而不得以即时性的命令来实行统治；应当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来裁判纠纷；而且对内只能为了执行这些法律，国家才可以使用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甚至就是立法机构也不得享有“绝对的专断权力”，“不得赋予自己以权力，以即时性的或朝令夕改的专断律令来进行统治，而是有义务以颁布长期有效的法律的方式并由有资格的著名法官来执行司法和裁定臣民的权利”，同时“法律的最高实施者……自身并没有意志，也没有权力，有的只是法律的意志和权力”。洛克不承认任何主权者的权力（sovereign

power），其论著亦因此被人们认为是对主权观念本身的抨击。他所提出的用以防止滥用权力的主要的实际手段便是权力分立，但是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却没有其前人那么明确，阐述之方式也并不为常人所熟知。洛克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限制“那些拥有司法权力（executive

power）的人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他却未能提供任何特别的防御性措施。然而，他贯穿始终的终极性目的乃是我们在当下经常称之为的“对权力的制约”（taming

of power）：人们“之所以选择并授权一立法机构”的目的，“乃在于它可以制定法律、确定规则，以保障和捍卫所有社会成员的财产权，以限制并缓和该社会的任何成员或任何机构的权力及支配权”。

６．从公众舆论接受一理想到该理想为政策所完全体现，其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或者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法治这个理想的实施便是一例：在法治理想尚未得到完全实施的时候或者说还未来得及完全实施的时候，法治的发展进程便在两百年以后又被倒退了回去。无论如何，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１８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１７０１年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 of

１７０１）对法官独立性的最终确认起，经由议会于１７０６年最终通过的公民权利剥夺法案（bill

of attainder）那个事件［该事件不仅最终导致人们对所有反对立法机构这种专断行为的论点进行了重述（final

restatement），而且还促使人们对权力分立原则予以了重新确认］，直至１８世纪中叶，这个时期虽然是法治理想推进较缓的时期，但却也是１７世纪英国人为之斗争的绝大多数原则得以平稳扩张的一个时期。

我们在这里可以简要地讨论几个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例如一位下议院议员重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惩罚”（nullapoena

sine lege）这一基本原则的事件［指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报告纠纷各方观点和审判意见时对此一原则予以重述的事件］，但是，直至今天竟然还有人认为该项原则不属于英国法律。约翰逊议员指出：“无法，即无所谓违法之事，此项原则不只是经普遍同意所确立者，而且其本身也是可以自证的且无可否认的；先生们，我们据此可以同样确认无疑的是，无违法之事，亦就无惩罚可言”。另一个事件是指

Camden 勋爵对“Wilkes案件”的审理；他在审理该案件时明确指出法院只关注一般性原则，而不关注政府之特殊目的，或者一如人们有时对

Camden

勋爵的立场所做的解释那样，他认为公共政策并不能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从其他方面来看，进展更是缓慢；这样讲很可能是确切的，即从最贫穷者的角度来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一直是一个颇有疑问的事实。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说根据上述理想之精神改革法律的进程是缓慢的，那么这些原则本身在当时已不再是什么可争议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原则已不再是一党之见，而且亦已渐渐得到了托利党人的完全接受。然而，从其他一些方面来看，演化进程却并没有趋向于这些理想，而是背离了它们。尤其是权力分立原则，尽管从整个１８世纪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视为英国宪法最具个殊性的特点，但是随着现代内阁政府（modern

cabinet government）的发展，权力分立原则却越来越转向了理想的层面，而不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事实。此后随着议会对无限权力的主张，它很快又背离了上述诸原则中的另一项原则，即立法机构不得拥有专断权力。

７．１８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对上述诸理想的逻辑一贯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一百年的观点取向。正如一般情况所常常表现的那样：此类观念得以传播至公众，主要是通过历史学家对事件的解释，而较少是通过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的系统阐述予以实现的。在这些传播者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乃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在他的著作中反反复复地强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人们也恰当地指出：对于他来讲，英国历史的真实意义在于“从意志的统治到法律的统治”（a

government of will to a government of law）的演化。在休谟所著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至少有一段观点独到的文字值得在此处引证。他在论及废除星座法院时指出，“当时在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政府，或在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的政府，都是与某种专断权力相伴随存在的，而这些权力则掌握在某些行政官员的手中；因此在此之前，人们似有理由怀疑，人类社会如果不采用其他控制手段而只凭一般性的及钢性的（rigid）法律和衡平之原则，能否达到那种完美之境况。但是，英国的议会却正确地认为，国王在众行政官员中是最为独特的一员，以致于不能被信托于自由裁量权，因为他极容易用这种权力去摧毁自由。结果，在废除星座法院这一事件中，议会发现，严格遵循法律的原则虽会导致某些不便，但因捍卫此一原则所获禆益足以超过那些微小的不便；据此，英国人应当永远感激他们的先辈，牢记他们的成就，因为是他们历经无数次的抗争最终至少确立起了这一崇高的原则”。

在１８世纪晚期，对于上述理想，人们所采取的一般做法是视它们为当然，而不是对它们进行明确的阐述，所以当现代的读者试图理解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人所指的“自由”含义时，便只有去猜测他们对上述理想的理解了。只是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中，一如在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所著的《英格兰法释义》（Commentaries）一书中的情况那样，我们才可以发现那种力图阐释某些具体观念的努力，如法官独立性的重要意义和权力分立的重要性；同样也是在布莱克斯通的这部大作中，我们方能发现那种通过定义的方式澄清“法律”之意义的努力，如他将法律界定为“一种规则，它既不是一种由上级发布的即时且暂时的命令，也不是一种针对某个特定的人所发布的即时且暂时的命令；它是一种具有恒久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规则”。

当然，关于上述理想的许多最为著名的阐述，可以从埃得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文字段落中发现。但是，关于法治原则最为详尽的阐述，很可能见之于帕雷（William

Paley）的著作，他被后人誉之为“编纂时代的伟大的思想编纂者”。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做较大篇幅的征引。他指出：“一个自由国家的首要原则乃是，法律应当由一部分人制定，并由另一部分人实施；换言之，立法与司法的性质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分。当此类职责集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时，他或它就往往会因为询私情而制定出规定特定情形的特定的法律，旨在实现一己的目的；如果立法机构与司法机构分立，那么立法机构就会制定出一般性的法律，因为立法者在立法之时毋须亦无从预见这些法律将对谁产生影响；而在法律被制定出来以后，它们则必须由另一部分人亦即司法机构来实施，即让这些法律去影响它们将影响的人……如果法律将要影响的当事人和利益群体先就为立法者所知，那么立法者就必然会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如果不仅没有既定的规则来调整立法者的决定，而且也没有超乎于其上的力量去控制立法者的程序，那么立法者的偏向就将严重侵损公共正义的完整性（the

integrity of public justice）。而这种境况必将导致如下结果：这样一种政体下的臣民就会生活于没有恒定之法的境况之中，这即是说，生活于没有任何众所周知的先已确立的司法规则的境况之中；或者说，这些臣民即使生活于有法律的境况之中，这些法律也是为特定的人而制定的，其间充满了矛盾和这些法律所赖以产生的种种不公正的动机。

英国已然通过立法职能与司法职能的分立而有效地防止了上述危险。议会并不知道它所颁布的法令将会影响哪些个人；议会在立法时亦无须考虑任何案情或当事人；议会亦毋需服务于任何私人的计划；因此，作为权力分立的结果，议会在进行决策时就会去考虑普遍效果和普遍趋势，而这定将产生无偏袒的、且通常极具禆益的法则”。

８．伴随着１８世纪的终结，英国对于自由诸原则之发展的重大贡献亦告终结。尽管麦考利（Macaulay）为１９世纪做出了一如休谟为１８世纪所做的贡献，尽管团结在《爱丁堡评论》周围的辉格党知识分子和遵循亚当·斯密传统的经济学家（如J.

1. MacCulloch和N.W.Senior），仍旧在思考传统意义上的自由问题，但却很难说有什么新的发展。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渐渐替代了辉格主义，并越来越多地受着哲学激进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及法国传统的唯理主义取向的影响。边沁（Bentham）及其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s），对迄至当时英国宪政中大多数最令人称颂的特征予以了蔑视和抨击，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英国自中世纪承袭下来的部分信念。他们为英国引入了此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即企图根据唯理原则（rational

principles）全盘重构英国的法律和制度。

那些受法国大革命理想所引导的人士，一般都对英国传统的自由原则缺乏理解，其中最显见的例证可举英国人赞颂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先驱之一Richard

Price 博士。早在１７７８年，他就指出，“当自由被说成是‘一种法律统治而非人的统治’的时候，对它的这种界定也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极差的定义。如果法律在一国中由一个人制定，或由某个小集团制定，而不是经由共同同意（common

consent）而制定，那么由这些人制定的法律而进行的统治实无异于奴役”。八年以后，他出示了一封Turgot

写给他的赞美的信函，“阁下乃是贵国确当阐释自由观念的最早几个论者之一，是你们指出了为几乎所有共和政体论者（Republican

Writers）反复称颂的观念所具有的谬误，即‘自由在于只受制于法律’”。自此以后，基本上是法国的政治自由观念渐渐取代了英国的个人自由理想，直至１９世纪中叶，此一进程方告结束，因为在那个时候，“大不列颠拒弃了法国大革命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理念，并导向了对拿破仑的抵抗，这时那些传统的英国理念才重新获致胜利”。尽管在英国，１７世纪获致的大多数成就得以延续到１９世纪以后，但是我们仍须对构成这些成就基础的理想在其他国度所得到的进一步发展进行详考。

第十二章

美国的贡献：宪政

欧洲似已无力成为自由国度的家园。下述显见的观念却在美国获致了支配地位：人应当可以从事其自己的事业，国家当就其行为对上帝负责（当然，这些观念早已存在于那些孤寂的思想者的心中，并隐含于诸多拉丁文献之中）；此后这些观念在“人权”（the

Rights of Man）的旗帜下，像征服者一样风扫它们注定要变革的世界各地。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

n）

１．“在１７６７年，亦即当现代化的英国议会——它至今信奉无限的且不可限制的议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原则——发表宣言称议会之多数可以通过或批准任何它认为适宜的法律的时候，这个宣言在其各殖民地遭到了极为狂热的反对。麻省的James

Otis和Sain Adams，弗吉尼亚的Patrick Henry以及其他沿海殖民地的领袖人物都愤怒地大呼‘叛逆’！‘我们仍要大宪章’！他们坚持认为，英国议会所宣称的这种原则摧毁了他们的英国先辈曾为之奋斗的所有理想，亦扼杀了英国的圣贤及爱国志士为之献身的那种美好的盎格鲁萨克逊式自由的品格”。据此，现代美国追求“多数无限权力”（unlimited

power of them majorty

）的一位热情倡导者认为，这场论战启动了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则引发了确保个人自由的新的努力。

这场运动在初始时所依据的完全是英国人的传统的自由观念。埃得蒙·伯克和其他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英国人，不仅将殖民地人民视作“献身于自由的人，而且更视作是献身于那种立基于英国人观念及英国人原则的自由的人”；当然不只是他们这样认为，即使是殖民地人民自己长期以来也一直持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所捍卫的乃是１６８８年辉格革命的诸原则；而且“由于辉格政治家推崇华盛顿（Washington）将军，欣喜于美国一直处于抵抗之中并执著地要求对美国的独立予以承认”，所以殖民地人民也推崇支持他们的William

Pitt和辉格政治家。

在英国，当议会赢得彻底的胜利以后，人们却似乎忘记了下述观念：即任何权力都不应当是专断的以及一切权力都应当为更高级的法律（higher

law）所限制。但是，殖民地人民在当时却依旧坚奉这类观念，并在英国议会主张无限权力的时候转而用这些观念来反对议会本身。他们所反对的不只是他们未能在英国议会中获得议席，而且更是该议会对其权力所做的毫无限制的主张。由于殖民地的领袖人士将那种依更高级原则（higher

principles）对权力进行法律上的限制的原则适用于议会本身，所以那种进一步发展自由政府之理想的创议在美国人那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美国人特别幸运，其他民族似乎都不及他们，因为在他们的领袖人士当中有不少是深刻的政治哲学家。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新兴的国家在许多方面仍极为落后，但是人们却能够说，“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美国处在第一流的地位。在这方面，有六位美国人被认为可与最为优秀的欧洲人相伯仲，这些欧洲人包括斯密、Turgot、穆勒及洪堡（Humboldt）”。更有进者，他们还一如前一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那般通晓古典传统，而且对于英国思想家所提出的种种理念也可谓是了如指掌。

２．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与宗主国发生冲突的殖民地人民所提出的各种主张和要求，所依据的完全是他们作为英国臣民视自己有资格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只是当他们发现他们曾经坚定信奉的英国宪法诸原则已丧失了其实质意义而且也已不能为人们有效地加以运用以抵抗英国议会的要求或主张的时候，他们才断言必须重新建构业已失去的宪法基础。他们认为，这个基础性原则就是：一部“确定的宪法”（a

fixed constitution）乃是任何自由政府的必要基础，而且这样一部宪法还意味着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此外，他们还从自己的历史中熟悉了一些界定并限制政府权力的成文文献，如《五月花协定》（Mayflower

compact）及各种殖民地宪章（colonial charters）。

殖民地人民的经验还使他们获知，任何配置和分配各项权力的宪法，都必须限制所有权力机构的权力。尽管人们可以设想一部宪法只限于规定程序问题并只决定所有权力的渊源问题，但是，他们绝不可能认为，那种仅规定某人或某机构所说者将成为法律的文献就是“宪法”。殖民地的人民认为，一旦这样的文献将各种具体权力授予了不同的权力机构，它也将限制它们的权力，这不仅是从其应予追求的目的或目标的角度来讲的，而且也是从其应予适用的方法的角度来讲的。对于殖民地的人民而言，自由意味着政府只应当有权采取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行动，从而任何人都不得拥有专断性权力。

宪法的观念也就这样与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的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这里，代议机构的权力受到授予其特定权力的文献的严格限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原则，与其说是指代表必须经常重选，不如说是意指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民——被组织成一个立宪的群体（a

constitution-making body ）——拥有排他性权利以决定代议立法机构（representative

legislature）的权力。宪法因此而被认为是对人民的保护，以抵抗一切专断性的行动，不论是立法机构所为，还是其他政府部门所为。

以如此之方式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除了应当包括那些调整权力之渊源的规定以外，还必须包含实际有效的实质性规则（substantive

rules）。宪法还必须规定一般性原则，以调整或支配被授权的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法规法令。因此，宪法之理念所涉及的不仅是权威或权力的等级观（idea

of hierarchy of authority or power），而且还涉及到规则或法律的等级观（idea

of hierarchy of rules or laws），在这里，那些拥有较高等级的一般性规则或法律以及那些源出于较高权威机构的规则或法律，控制着那些由被授权立法的机构所通过的较为具体的法律的内容。

３．一项更高级法律（a

higher law）支配常规立法的观念，乃是一渊源极为深远的观念。在１８世纪，此一更高级的法律通常被认为是上帝之法（law

of God ）、或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理性法（law

of Reason）。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那种主张通过将更高级法变成书面文献的方式而使它成为明确易解、便于实施的观念，在当时虽非一全新的观念，然却是由进行独立革命的美国殖民地人民最早付诸实施的。事实上，各个殖民地在编纂这种较之常规的立法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更高级法律方面，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尝试。但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深刻影响的宪法模式，则是美国的联邦宪法（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宪法与常规法律间的根本区别，类似于一般性法律与法院将它们适用于某个具体案件之间的区别：一如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官要受制于一般性规则那般，立法机构在制定具体法律时也必须受制于更为一般性的宪法诸原则。证明上述区别为正当的理由，也适用于下述两种情形：一如司法审判只有在符合一般性法律的情形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那般，特定的法律也只有在符合更为一般性的原则的情形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正如我们要防止法官出于某个特定理由而侵犯法律那般，我们也要防止立法机构出于即时的或临时的目的而侵损某些一般性原则。

我们对坚奉此一原则的必要性所依据的理由，已在上文做了讨论。正是追求即时性目的的人，易于——或者说，由于他们智识的局限性，因而事实上必定会——违反那些他们本希望看到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由于我们心智能力的局限，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即时性目的会始终笼罩着我们的视线，并趋向于使我们为了这些即时性目的而牺牲长远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从个人行动还是从社会行动来讲，我们只有在进行具体决策时服从一般性原则（而不论即时性的需求为何），方能够达致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或连续一贯性。如果我们考虑总体的累积性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与其他任何人类活动一样，都不能没有一些原则的指导。

立法机构，一如个人，如果发现必须明确否弃那些正式颁布的原则方能采取某些措施以实现某个重要的即时性目的，则一定会对是否采取这些措施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违背一项特定的债务或背弃一项允诺，与明确陈述这些契约或允诺在哪些一般性的条件下可以被违背或背弃，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制定一部具有溯及力的法律以及通过法律授予个人以特权或对个人强施惩罚，也与否弃那个规定永远不应当采取上述措施的原则的做法，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立法机构为了实现某个伟大的目标而侵犯财产权或言论自由，与它必须陈述这些权利可以被侵损的一般性条件，实是两个更不相同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

对立法机构的行动得以合法的那些条件加以陈述，很可能具有正面效用，即使是要求立法机构本身对这些条件做出陈述，情况亦无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法官被要求对其进行审判所依据的诸项原则做出陈述一般。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只有另一个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有权修正这些基本原则，尤其此一机构的程序相当复杂，从而允许人们有时间在整个程序的恰当阶段认清那个要求修正基本原则的特定目标的重要性，那么显而易见，它将具有更多的正面效果。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创建制宪会议或与此类似的机构的目的，乃在于规定最一般性的统治原则，因此这类立宪机构被认为只具有此项权力，而不具有通过或颁布任何具体法律的权力。

在这一方面，人们经常使用的说法乃是“请求复审”（appeal

from the people drunk to the people sober），但此一说法只是强调了一个极为宽泛的问题的一个面相，而且由于这个说法太过随意，故它极可能会遮蔽而非澄清其间所涉及的颇为重要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提供时间以使情绪冷静下来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有时也极为重要，而是须认识到人们的能力一般不足以明辨和把握某一特定措施所具有的一切可能的效果，以及人们若要将他们的个别决定融入一连贯一致的整体之中，那么他们就只有依赖于一般性的概括或原则，而别无他法。“人们考虑他们利益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便是普遍且坚定地遵循法律规则的方式”。

众所周知的是，一种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要对人民的意志加以绝对的限制，而只是要将即时的目标从属于或服从于长期的目标而已。实际上，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根据前此的某个多数早已确立的一般性原则，对即时多数（temporary

majority

）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购资运用的手段加以限制。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意味着人们之所以同意服从即时多数对特定问题的意见，是以下述认识为基础的，即这一即时多数将服从一个代表性更为广泛的机构先已确定的更具一般性的原则。

此种权力的分立所具有的深刻含义，远远超过了其表层意涵。它意味着对人们所具有的审慎思考理性（deliberate

reason）的能力之局限性的承认，而且主张对已获证明的各项原则的依赖要优于对特定的解决方案的依赖；更有进者，它还意味着规则的等级未必以明确陈述的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law）的规则为最高等级。与支配个人心智的那些力量相同，有助于形成社会秩序的各种力量也是多层面的；甚至宪法也立基于（或预设了）人们对一些更为基本的原则的根本同意，尽管这些原则可能从未得到明确的表达，但是它们先于成文的基本法（writtern

fundamental laws）以及对这种基本法的同意而存在，而且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这种基本法以及对它的同意具有了可能。我们绝不能因我们已学会了根据审慎的思考去制定法律的方法，从而就认为一切法律都必须由我们根据审慎的思考进行制定。相反，人们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有能力制定法律的社会，乃是因为他们早就享有一些共同的信念：正是这些共同的信念使他们有可能展开讨论和彼此劝说，而且明确阐述的规则为了被人们承认为合法，亦须与这些共同信念相符合。

依据上文所述，我们可以推知，任何人或任何群体在把他或他们所赞同的法律强制适用于他人的方面，都不享有完全的自由。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看法，它构成了霍布斯式的主权观念（Hobbesian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

）的基础（而且法律实证主义也源出于此一观念）；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实际上出自于一种谬误的唯理主义；此种唯理主义居然认为理性是自主的且自决的，并且在根本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理性的思想都活动于一理性不及的信念及制度的框架（a

non-rational framework of beliefs and institutions

）之中。宪政（constitutionalism）意味着一切权力都立基于下述认识，即必须根据为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原则行使权力，被授予权力的人士须经由选举产生，然而选举他们的理由乃是人们认为他们极可能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使他们的所做所为成为“应当正确”的事情。归根结蒂，宪政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权力从终极上看终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a

physical fact），而是一种使人们服从的观念状态（a

state of opinion）。

只有那些煽动民心的政客才会认为，人民用长期决策和他们所信奉的一般性原则来限制即时多数的权力的做法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这些限制权力的措施在过去被认为是对人民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那些他们必须赋予其权力的人，而且从现在来看，它们也是人们在确定他们将生活于其间的秩序的一般特性时所能够依凭的唯一手段。由于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接受了一般性的原则，所以他们在处理特定问题时就会有所顾忌，甚至感到束手束脚，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制止使用那些为多数成员所不希望被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措施，这些多数成员在变成少数时才能阻止其他人采用这类措施。事实上，遵循长期原则，与只注重对特定问题所做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决定相比较，能使人们更好地控制政治秩序的一般性质。一个自由的社会当然需要有限制政府权力的持久性手段，而不论即时的特定目标为何。新兴的美国所确立的《联邦宪法》，绝对不只是一种对权力渊源的规定，而且还是一部保障自由的宪法（a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亦即一部能够保护个人以反对一切专断性强制的宪法。

４．从发表《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到制定《联邦宪法》经过了十一个年头（即１７７６年至１７８７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十三个新独立的州对宪政诸原则进行尝试的阶段。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些州各自颁布的宪法要比最终颁布的十三州《邦联条款》（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更为明确地表现出了对政府一切权力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是宪政的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从它们赋予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的显著地位看出：这些权利规定或是被纳入各州的宪法性文献之中，或是被确定为一独立的《权利法案》（Bills

of Rights）。尽管这些规定当中有许多只是对殖民地人民曾实际享有的权利的重述，或者说是对他们曾被认为始终应当享有的权利的重述，而且尽管新规定的大多数权利也只是针对当时颇具争议的问题而仓促制定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却都明确地表明了宪政对于美国人民的意义。此类规定不止一处预先设定了那些最后促成《联邦宪法》得以诞生的大多数原则。其间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便是，一如先于１７８０年麻州宪法而颁布的州《权利法案》所表述的那样，政府应当是“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laws，not of men）。

在这些《权利法案》中，最为著名者首推弗吉尼亚州的《权利法案》；这部《权利法案》的起草和通过不仅早于《独立宣言》，而且它也是以英国及殖民地的先例（precedents）为示范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他各州权利法案的示范，而且也成了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nd Citizens）的示范，而通过《法国人权宣言》，它在此后又成了欧洲一切与此类似的权利文献的范本。从大体上来讲，美国各州于当时颁布的各项《权利法案》以及它们的主要规定，已为当下的人们所熟知。然而，这些规定当中有一些规定，虽是这些《权利法案》鲜有涉及的，但却值得我们在这里予以列举，例如，有四个州的《权利法案》规定了禁止具有溯及力的法律，又例如有两个州的《权利法案》规定了“禁止永占权和垄断权”（perpetuities

and monopolies）。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州的宪法以明确且严格的文字规定了权力分立的原则——实际上，此一原则在被违反时要比它在被遵守时更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因此也就更为重要。这些州宪法所具有的另外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便是对“自由政府的基本原则”的诉诸，尽管这点对于当今的人士来说不过是修辞文饰而已，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却是极为重要的；就这一点而言，好几个州的宪法都做了规定，而且它们都反复重申，“对基本原则的反复强调，乃是确保自由之赐福的绝对的必要条件”。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讲，上述极可称颂的原则在当时还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且各州立法机构（state

legislatures）也都很快倾向于像英国议会先前所为的那样主张无限权力。事实情况也无疑如此，“根据大多数州所颁布的革命的宪法，立法机构的确拥有了无限的权力，而行政机构则相应软弱无力。上述几乎所有的宪法性文献，都赋予了立法机构以实际上并无限制的权力。在六个州的宪法中，竟然没有任何规定可以阻止立法机构根据常规立法程序进行修宪”。即使有些州的宪法没有赋予立法机构这种无限的权力，但这些州的立法机构也常常以专横的方法无视宪法的规定以及为这些宪法所旨在保护的但却未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当然，要发展出制止这些滥用权力的明文规定的保障手段，是需要时间的。十三州邦联（confederation）时期的主要教训就是：仅在书面上规定宪法，而不同时提供明文规定的机构对之加以实施，这无异于纸上谈兵，从而对现状的变革亦显然于事无补。

５．人们有时对美国制定宪法的事实大为称道，认为美国宪法乃是一设计（design

）的产物，是近代历史上一个民族深思熟虑建构的一种他们希望生活于其间的政府制度。美国人自己也极为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独特性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他们受着唯理主义精神的指导，这种唯理主义精神即是一种追求审慎思考的建构和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pragmatic

procedure）的欲图，它更接近于我们所谓的“法国传统”，而非“英国传统”。此一态度还常常因下述两种倾向得到了强化：一是人们对传统的普遍怀疑，二是过度自傲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结构完全出自于他们自己的建构。尽管新的结构完全出自于美国人自己的建构这种说法，在美国宪法这一事例中要比在许多其他相似的情形中更有道理，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观点在根本上仍是错误的。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最终形成的政府架构与前此任何明确预测的结构之间存在着多大差异？其结果又有多少是因为历史偶然所致，或者说其结果有多少是因为将继承来的原则对一新情境的适用所致？《联邦宪法》所包含的种种新发现，既可能出于将传统原则对特定问题的适用，亦可能只是作为被人们模糊认识到的一般性观念的结果而表现出来的。

当联邦制宪会议（The

Federal Convention）——被责成“使联邦宪法更适合于处理联邦之紧急事务”——于１７８７年５月在费城召开时，联邦主义运动的领袖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邦联的权力尚不足够，因此必须加强；但在另一方面，当时的主要关注点仍是限制邦联政府的权力，此外，力求改革的动机更是为了制止各州立法机构僭取权力。美国独立以后头一个十年的经验表明，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侧重点从提供保护以防专制政府的干预转移到了对一个有效的共同的政府（common

government）的创建。但是，头一个十年的经验发展亦为人们质疑各州立法机构所主张的无限权力提供了新的根据。不过在当时，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也将为解答第二个问题提供答案；再者，将一些基本权力转交给联邦中央政府掌握，而同时将其他的权力留给彼此独立的各州掌握，也同样能够有效地限制各级政府的权力。显而易见，正是麦迪逊（Madison）“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对私人权利提供充分保障的问题以及给美国中央政府提供足够权力的问题，最终乃是同一个问题，因为一个强大的美国中央政府能够成为一种对抗各州立法机构所具有的膨胀特权的平衡力量”。因此，这个重大的发现后来被阿克顿勋爵描述成，“在所有对民主的制衡措施中，联邦制一直是最为有效的和最为适宜的措施……联邦制度限制并制约了主权性权力（sovereign

power），而它所依凭的方法一是对此权力进行分立，二是只赋予联邦政府以某些界定明确的权利。联邦制度不仅是制约多数的唯一方法，而且也是限制全体人民的权力的唯一方法；此外它还为创建第二院（a

second chamber）提供了最强硬的基础，而这种第二院的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对每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的自由的根本保障”。

然而，在不同的权力机构中进行分权，之所以始终能够减少其间任一机构所能行使的权力，其原因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首先，彼此分立的权力机构会通过彼此的忌妒而阻止对方僭越自己的权力；其次，更为重要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实施某些类型的强制，需要对不同的权力予以共同的和协调一致的使用，或者要求对若干种手段加以共同的和协调一致的运用，因此，如果这些手段操握在彼此分立的机构的手里而得不到协调运用，那么任何机构都根本不可能实施上述类型的强制。就这一点而言，各种各样的经济管制（economic

control）措施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因为这些经济管制措施只有在实施它们的权力机构也能控制跨越其管辖领域的人及货的运动时方能有效。如果该权力机构只具有控制其域内事务的权力而不具有控制跨越其管辖领域之事务的权力，那么它仅凭自身的有限权力，就不可能实施需要共同使用上述两项权力方能实施的政策。因此，所谓联邦政府是一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乃是在一极为明确的意义上讲的。

《美国联邦宪法》与此处讨论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乃是其保障个人权利的规定。一开始决定不将一项《权利法案》纳入《美国联邦宪法》之中的各种理由，与后来说服那些甚至一开始就反对将《权利法案》纳入宪法的人士的种种理由，在美国宪法保障个人权利的规定方面，具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一书中明确阐述了反对将《权利法案》纳入美国宪法的理由，他指出，“将权利法案列入拟定的宪法之中，不仅毫无必要，甚至还会造成危害。权利法案会对那些未授予政府的权力做出各种限制性规定；而正因为如此，权利法案将为政府要求获得多于已授予的权力的主张提供貌似有理的借口。既然政府无权处理那些事务，那么为何还要宣布不得处理它们呢？例如，既然未授权政府对出版自由设定各种限制，那么为什么还要声明出版自由不应当受到限制呢？我并不认为这样一种规定将授予政府以某种处理权；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将为那些有意擅权的人提供主张此项权力的貌似有理的借口。他们可能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声称：宪法何能如此荒谬，竟然会限制政府滥用未曾授予的权力，而关于不得限制出版自由的规定则提供了一个明示，即其旨在授权政府得以制定有关此事的适当法规。这无疑是建构性权力论（the

doctrine of constructivepowers）者所能抓住的诸多把柄中的一个例证，而这种结果则是那些鼓吹权利法案的人的盲目热情造成的”。

上述反对将《权利法案》纳入联邦宪法的基本理由因此在于：美国宪法旨在保护的个人权利，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任何文献所能穷尽列举者，而且对某些个人权利的明确列举，有可能被解释成未被列举的权利未得到宪法的保护。经验业已表明，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忧，任何《权利法案》都不可能充分陈述“一般性原则中所意指的”一切权利，“而这些原则乃是我们的各种制度所共同奉享的”；而且人们也完全有理由担忧，即使列举出某些权利，似乎也意味着其他一些权利未得到保护。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快认识到，在美国宪法必须授予政府的权力当中，一定有一些权力是可能被用来侵损个人权利的，因此有必要对这类个人权利加以特殊的保护；而且，由于美国宪法在正文中已经提及了这样一些需要特殊保护的个人权利，所以再增加制定一部载有更为详尽的权利规定的法案则定会有助益而无弊害。稍后又有人指出，“权利法案极为重要，而且常常是不可或缺的；只要它得到运用，就无异于对人民实际赋予政府的各种权力的一种限制。这是宗主国的诸项权利法案、殖民地宪章及法律中的诸项权利法案和各州宪法中的诸项权利法案的真正根据之所在”，而且“权利法案也是对抗人民自己采取的非正义的和压制性的行动的一项重要的保护措施”。

人们在当时就如此清楚认识到的危险，通过《联邦宪法》第九条修正案（the

Ninth Amendment）所谨慎规定的但书（proviso）而得到了防范，该但书规定，“本宪法对一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对人民所保有的其他权利的否定或蔑视”——但是此一规定所具有的意义，后来却被人们彻底遗忘了。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简略地论及《美国联邦宪法》的另一个特征，以免使人认为，自由的倡导者对美国宪法所抱有的一以贯之的崇尚也必然可以扩展至此一方面，尤其是将它视作同一个传统的产物。权力分立原则，使总统制的共和国（presidential

republic）得以形成，在此一制度中，行政首脑（即总统）直接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力，因此他可以属于一个并非控制着立法机构的党派。此外，我们还将在下文中看到，对此一安排赖以为基础的这个权力分立原则的解释，绝不是由它所服务的目的所要求的。对行政机构的效率设置这样一种特殊的障碍，我们很难发现这样做的益处何在；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的其他优长之处，如果不与这个特征相结合，将更加凸显出来。

６．如果我们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的目的主要在于制约各州立法机构，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它就必须做出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即以类似于适用其他法律的方式适用这些制约性措施——例如通过法院的方式。一位认真仔细的法律史学家发现，“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一种如宪法性法律本身一样历史悠久的安排；这即是说，没有司法审查，宪政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对于这样一种观点，人们并不会感到惊讶。相反，从导致设计成文宪法的运动的性质来看，如果有人对法院拥有宣布法律违宪（unconstitutional）的权力的必要性加以质疑，倒是一定会令人大惑不解。但是，无论如何，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认为，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且在联邦宪法被批准以后的讨论中，这些宪法起草者亦以极为明确的论述捍卫了他们的这一观点；此后，经由美国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所做的一项判决，司法审查原则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一项法律。其实在此之前，各州法院就已经在关于州宪法的问题上适用了此项原则（甚至有一些事例发生在《美国联邦宪法》批准之前），尽管没有一个州的宪法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联邦法院在关涉联邦宪法的问题时也当具有与此相同的权力。在“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1. Madison）一案中，马歇尔（Marshall）首席大法官确立了此项原则；此外，他就此案审理所撰写的审判意见书也堪称大手笔，极为著名，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这篇文字总结归纳出了成文宪法的基本原理。

人们经常指出，在此一著名判决做出以后的五十四年中，最高法院并没有发现其他机会重申此一权力。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首先，在此一期间，各州法院经常使用着与此相同的权力；其次，尽管最高法院在这五十四年中未运用此一权力，但是只有在人们能够指出最高法院在应当运用此一权力的场合而未对之加以运用时，方具有意义。再者，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在此一阶段中，司法审查赖以为基础的整个宪法理论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发展。在这一期间，在关于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方面，诞生了一大批观点独到、思想深邃的作品，它们在自由发展史上应当具有的地位，可以说仅次于英国于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所展开的关于自由的伟大论战。如果我们想对此做一更为充分的考察，那我们可以说威尔逊（James

Wilson）、马歇尔（John Marshall）、斯托里（Joseph

Story）、肯特（James Kent ）和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等人的贡献值得我们仔细关注。但是，后人对这些人的学说的反对，却多少有些遮蔽了这一代法学家对美国政治传统的进化所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仅能对此一阶段宪法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人们渐渐认识到，一个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宪政制度，预设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与那些由立法机构颁布但并不属于一般性规则的法律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在这个时期的宪法讨论中发现，当时的论者们不断提到“一般性法律的观念；所谓一般性法律，即是指那些根据深思熟虑而制定的，不受任何情绪影响的，而且也不知道它们将适用于何人的法律”。也有很多讨论涉及了与“一般性”律令相区别的“特别律令”（special

acts）的不可欲性（undesirability）。此外，大量的司法判决亦不断强调，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应当是“一般性的公共法律（general

public laws），它们对于处在相同境况下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当时，人们在将上述一般性的法律与特别的法律之间的差异纳入各州宪法的规定方面，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直至最后，这一区别被视为对立法权的主要限制之一。上述对一般性法律与特别法律的区别，与《美国联邦宪法》明确禁止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的规定（最高法院早期的判决主要限于刑事法律，这有些难以解释）一起，共同阐明了宪法性规则（constitutional

rules）的目的乃在于控制实质性立法（substantive

legislation）。

７．在１９世纪中叶，当美国最高法院又一次发现了重申其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constitutionality）的权力的机会时，此一权力的存在已很难被质疑了。这个问题毋宁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美国联邦宪法》或宪法性原则对立法施以的实质性限制的性质为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法审判曾一度随意地诉诸“一切自由政府的根本性质”和“文明的基本原则”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但是，日复一日，随着人民主权的理想（the

ideal of popular sovereignty）在影响力上的增进，那些在先前反对明确列举被保障的权利的人士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人们渐渐接受了这样一项原则，即法院绝不能“因为它们认为某项法律违背了那种被认为贯穿于《美国联邦宪法》的精神（但却未能得到明确的表述）”而自由地“宣布它为无效”。宪法第九条修正案的意义被人们遗忘了，而且似乎至此以后也一直被遗忘了。

这样，受制于《美国联邦宪法》的明文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于１９世纪下半叶发现，当他们审查议会立法权的合宪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处在一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地位：尽管他们认为，联邦宪法原本的意图便是要对这种立法权的运用施以防范和制约，但是困难却在于联邦宪法对此又没有明文禁止。事实上，他们自己一开始就放弃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所可能提供给他们的一项武器。该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强制实施任何剥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此项规定只生效了不到五年便经由最高法院自己的一项判决而使其失去了“实际效力”。然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的后半部分，即“非经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任何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得拒绝给予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则在此后获得了完全不曾预见的重要性。

此一修正案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只是明确重述了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早已对州立法问题的规定以及若干州的宪法所做的类似的陈述。一般而言，美国最高法院早先是根据毫无争议的“实施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law）的原初意义解释前一规定的。但在１９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一方面，只有宪法的明文规定才能证明最高法院宣布一项法律违宪为正当的观点，已成为一不可置疑的原则；而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似乎背离了联邦宪法精神的立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高法院抓住了上述“正当法律程序”那根救命稻草。并将这项程序性规则（the

procedural rule）解释成一项实质性规则（a substantive

rule）。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的条款，是《美国联邦宪法）中唯一涉及财产的正当程序的规定。因此，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经由最高法院在此一方面的努力，这两条规定成了最高法院建构不仅涉及个人自由而且也涉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包括警察权（police

power）和课税权的使用］

的法律体系所赖以为据的基础。

上述历史发展进程虽说独特，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因偶然事件所致；它所导致的种种结果，在当下的美国宪法性法律中引发了不少错综复杂的问题，但由于那些结果本身并未给我们提供一个充分的一般性教训，所以我们也就毋需在这里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毋庸置疑，几乎没有人会对这种业已出现的境况感到满意。根据这样一种极不明确的权力，最高法院就必定会被导向去裁定立法机构运用其权力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可欲，反而不去裁定一项特定法律的制定是否超越了《美国联邦宪法》赋予各级立法机构的具体权力，亦不去裁定这一立法是否侵损了《美国联邦宪法》意图捍卫的一般性原则（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在这里，问题变成了一个关于实施权力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合理”（reasonable）的问题，或者换言之，变成了一个关于某一特定情形的必要性是否大到足以证明使用某些权力为正当的问题，尽管在其他一些情形中使用这些权力可能是正当的。最高法院显然逾越了其正当的司法职能，并僭越了一些相当于立法权的权力。而这最终导致了最高法院与舆论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种种冲突，而在这些冲突中，最高法院的权威亦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侵损。

８．尽管行政机构与最高法院之间的斗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仍是他们所熟识的当代史，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还是必须就它们间的斗争高潮进行讨论，因为从老罗斯福执政时起，亦即从由老

La Follette

领导的进步党所展开的反对最高法院运动（the anti

Court campaign

）时起，此类冲突便构成了美国当代政治史中的持续性特征。１９３７年美国最高法院与行政机构之间爆发的冲突，一方面使最高法院从其较为极端的立场上退却了下来，而另一方面则使人们对具有恒久重要意义的美国传统的根本原则做出了重新肯定。

当现代最为严酷的经济萧条达到顶峰时，美国总统职位由一位在白芝浩（Walter

Bagehot）看来颇为杰出的人士所担当；白芝浩指出，“他是一位天才人物，操着极富魅力的嗓音并运用平常的心态宣称和坚持，特殊的改革不仅本身便为一善举，而且是一切事态中最善之举，并且还是所有其他善举之母”。而这位杰出的人士便是福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1. Roosevelt）总统。罗斯福深信他自己最为真切地知道当时美国的需要之所在，所以他认为赋予民主政制所信任的人以无限的权力乃是危机时期民主政制的功能，而不必顾及其他，即使这意味着“它据此会构造出一些新的权力工具，而当这些工具落入某些人之手时，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危害”。

毋庸置疑，这种只要目的可欲就视实现这些目的的几乎所有手段为合法的态度，很快就会导致行政首脑与最高法院发生正面冲突，因为最高法院在半个多世纪中已经习惯了对立法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

of legislation）进行裁定。的确，在最高法院做出的一项最具影响力的判决中，亦即当最高法院无争议地推翻《国家复兴法》（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Act）的时候，最高法院不仅使美国幸免于难，未跌入因采用一种极不明智的措施而可能导致的灾难之中，而且也是在其所具有的宪法性权利的范围内行事。但是自此以后，最高法院中微弱多数的保守法官却根据颇有疑问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总统的措施无效，而这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坚信，如要实施他的措施，那么他的唯一机会就在于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或者变更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正是在那个被人们称之为“整顿最高法院法案”（Court

Packing Bill）的问题上，行政机构与最高法院间的斗争达到了顶点。然而，罗斯福总统在１９３６年的大选中却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多数的支持而获连任，这种情形不仅充分巩固了总统的地位，而且还使他试图就此放手与最高法院一搏；与此同时，大选的结果似乎也使最高法院认识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纲领得到了美国选民的广泛赞同。据此，美国最高法院改变策略，从其较为极端的立场上退却下来，亦即不仅在某些核心问题上变更自己的态度，而且实际上不再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用作对立法的实质性限制，这样，罗斯福总统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其采取行动所应具有的最为强硬的理由。最后，罗斯福总统整顿最高法院的措施在参议院被彻底挫败，尽管他所在的民主党在参议院拥有压倒的多数，亦无济于事：就在总统最受大众拥戴之时，他的声望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上述这段历史插曲就我们关于美国对法治下的自由理想所做的贡献的考察，给出了恰当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主要应当归功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的报告对最高法院的传统角色所做的极为精辟的重述。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能摘引此一文献中最具特色的几段文字。此项报告对诸原则的陈述，始于这样一个预设，即对美国宪政制度的维护，“要比即时地采用不论具有多大禆益的立法更具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它宣称“要持续且恒久地维护与人治的政府（government

and rule by men）相区别的依法而治的政府（government

and rule by law），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只是在重申作为合众国宪法基础的那些原则”。该项报告继续指出，“如果要求最高法院去迎合那些因政治上的缘故而引发的一时高涨的情绪，那么最高法院最终必定会受制于一时的舆论压力，而这种舆论很可能会融入当时的暴民情绪，并与一较为冷静的长远的考虑相违背……在处理与人权相关的自由政府这类大问题时，人们可能只有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而不可能在伟大的政治家的著述和实践中，发现关于自由政府的精深且恒久的哲学”。

立法机构对于限制其权力的最高法院表示出如此之高的敬意，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事情。任何记得此一事件的美国人都会认为，立法机构的这一报告表达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感。

９．美国在宪政方面的尝试成绩斐然，而且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成文宪法的存续有它的一半时间长；但是，就它作为一种安排政府制度的新方法而言，它依旧还只是一项试验，而且我们也决不能认为它已然穷尽了人类于此一领域中的所有智慧。美国宪法的主要特征形成于人类理解宪法意义的早期阶段，而且美国人也极少运用修正权力（amending

power）以将习得的经验教训纳入成文文献之中，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讲，联邦宪法的不成文部分要比其成文部分更具启发性。因此，无论如何，就本研究的宗旨而言，构成联邦宪法基础的一般性原则要比它所具有的任何具体特征更重要。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美国业已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即立法机构须受一般性规则的约束；立法机构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特定问题，这种方式就是它在此类情形中适用的基本原则也可以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形；而且，如果立法机构侵犯了一项迄至当时一直为人们所遵循的原则（尽管它可能是一项从未得到明确阐述的原则），那么立法机构就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且必须遵循一精心构设的程序，以确定人民的基本信念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司法审查对于变革而言，并不是一绝对的障碍，它对于变革所能起到的最糟糕的作用也只是延缓变革的进程，并且促使立宪机构必须就争议中的原则做出舍弃或重申的决定。

根据一般性原则而对政府追求即时性目的加以限制的惯例，在某种程度上讲，乃是对背离原则的情形的一种预防措施。为了做到这一点，司法审查要求广泛运用某种类似于公民表决权（referendum）的做法作为对它的补充，亦即诉诸于大多数人的意见以裁定一般性原则的问题。再者，一个只能根据先行确立的长期的一般性原则而不能为了具体且即时的目的而对个别公民施以强制的政府，也并不是与每一种经济秩序都相容合的。如果强制只能依据一般性规则所规定的方式加以运用，那么政府就不可能承担某些任务。因此，如果所谓“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仍是指它在１９３７年美国最高法院与行政部门斗争时的意义（当时最高法院捍卫者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是被当作少数的思想而遭受抨击的），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说，“剥离掉一切表层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亦即‘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就这一意义而言，美国人民能够通过捍卫他们的联邦宪法来捍卫自由。我们会在下文的讨论中发现，在１９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运动（liberal

movement）经由美国范例的激励，亦渐渐地将确立宪政和法治视作其主要目的。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与行政：“法治国”

如果一种并不明确的一般性幸福须由最高权力来判断并成为其目的，那么对于这种最高权力又当如何施以明确的限制呢？人们是否应当视君王及皇亲国戚为人民的家长，而不论他们可能变成暴君这样的危险有多大？

——G.H.

von Berg

１．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在１８世纪中叶以前都经历了约两百年的君主专制统治（absolute

government），而这种统治无疑摧毁了自由的传统。尽管一些早期的观念由自然法理论家承袭下来并得到了发扬，但是真正促使它们得以复兴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英吉利海峡那一边。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伴随着新自由复兴运动的发展，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情形，已迥异于美国在同一时期所遇到的情形，亦不同于英国在一百年以前所面对的情形。

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这一新的因素，就是由君主专制制度建构起来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行政机构（powerful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亦即后来成为人民的主要统治者的一大批职业行政人员。这种科层机构（bureaucracy）对人民的福利及需要的关注，远比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有限政府所能够做的或被期望做的更多。因此，在新自由运动的早期阶段，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就不得不面对英国及美国只在较晚时期方遇到的那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英国和美国是逐渐生发的，故在当时亦不曾有什么机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和研究。

这场反对专制权力的运动的大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法治。不只是那些解释英国制度的学者——其核心人物首推孟德斯鸠（Montesquieu）——将法治确认为自由的实质；甚至连卢梭（Rousseau

）这样的学者也认为（尽管他的思想日后成了一个与此完全不同并与之相反对的传统的主要渊源），“政治学中的大问题，我将之比作几何学上将圆形变为方形这种为不可为的事情，亦即是要发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制形式（a

form of government）”。他所提出的那个使人既恨又喜的概念“公意”（或译“一般意志”，general

will），也促使他对法治观念做出了重要的阐述。法律之所以是一般的，不只是在它是所有人的意志的意义上讲的，而且也是在法律目的上讲的：“当我说法律的目的永远是一般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指，法律所考虑的永远只是全体的臣民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或某一特定的行为。例如，一项法律完全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却绝不能指名道姓地将这些特权赋予某些人；法律可以将公民划分为若干等级，甚至可以规定进入各等级的种种资格，但是它却绝不能指名道姓这个人或那个人可以进入某个等级；法律也完全可以确立一种以世袭继承为基础的王朝政制（a

royal government with a hereditary succession），但是它却绝不能选定国王或指定一王室家族；一言以蔽之，任何与特定个人相关的事务，都不属于立法权力的范围”。

２．因此，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赢得了普遍的欢迎，套用史家Michelet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实乃是“法律的降临”（ravenement

de laloi）。稍后戴雪（A.V. Dicey）又指出，“巴士底狱（Bastille）乃是权力不受法律控制的显见不争的象征。它被攻陷的事实，则意味着，或者说真正地意味着，早已存在于英国的法治进入了欧洲其他国家”。闻名于世的《法国人权及公民权宣言》（Deolaration

des droits del’homme et du citoven），不仅要求对个人权利进行保障，而且还主张权力分立原则（这两项主张已构成了任何一部宪法的实质部分），显而易见，其目的乃在于确立严格的法律统治（a

strict reign of law）。早期的立宪努力，充满了艰难困苦，所以其间的侧重点亦常常在于如何从学理上阐明法治这一基本观念。

不论这场大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导源于法治的理想，但它是否真正推进了法治的进程仍属疑问。在法治理想获致胜利的同时，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理想亦赢得了胜利，而这一事实很快便使前者退至幕后。此外，随着革命的推进，很快又产生了其他一些诉求，然而这些诉求却很难与法治的理想相协调。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任何暴力革命都不可能增进对法律的尊重。A.Lafavette

可能也曾试图诉诸“法律的统治”来对抗“大棒统治”（reign

of the clubs），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只是一种徒劳而已。“革命精神”的普遍影响，很可能在法国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的言论中得到了最为恰当的表述；Portalis在将法国民法典草案呈交给立法机构时指出，“这种热情决意以激烈的手段牺牲一切权利，以达成革命的目标；因此，它不承认任何其他考虑，所承认的只是那种无从界定的且多变不定的国家利益需求至上的观念”。

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努力，原本旨在增进个人的权利，然而这个目的却流产了，导致这个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乃是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这样一种信念：既然所有的权力最终已被置于人民之手，故一切用来制止滥用这种权力的保障措施，也就变得不再必要了。当时还有些人认为，民主的实现，会自动阻止对权力的专断使用。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热情期望的乃是行政机构能够彻底地服务于他们的目标，而不太关注应当如何保护个人以对抗行政机构的权力的问题。尽管从许多方面来看，法国大革命是受到美国独立战争的鼓舞而爆发的，但它却从未达致美国革命所实现的主要成就，亦即一部对立法权力施以限制的宪法。再者，从法国大革命一开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就因现代社会主义先驱者所提出的种种新的要求而受到了威胁，这是因为他们要求以事实上的平等（an

egalite de fait）取代只是法律上的那种平等（a

mereegaliie de droit）。

３．法国大革命未触及的一个问题，亦即托克维尔所恰当指出的那个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数十年的变幻中纹丝未变的问题，就是行政机构的权力问题。的确，法国人在当时亦接受了对权力分立原则的极端解释，然其目的却在于增强三个机构中的行政机构的权力。当时，该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保护行政当局以对抗来自于法院的干涉，从而亦就增强了而非限制了行政机构的权力。

继法国大革命以后而产生的拿破仑政权，必然更加关注如何增进行政机构的权力和效率的问题，而较少关注对个人自由加以保障的问题。在此一发展趋势下，“法治下的自由”，尽管在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这一短暂间隙期中再一次成为流行的口号，但确实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共和国也曾想做出系统的努力去保护个人以对抗专断的行政权力，但是在当时，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极难获得。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１９世纪大部分时期法国所处的状况，致使“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自此以后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中一直身负恶名。

的确，在行政机构内部也渐渐演化出了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它日益承担起了限制行政机构之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

powers）的功能，而这就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当初创设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目的，仅在于确保立法机构的意图能得到忠实地贯彻，但是它在现时代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起来，一如盎格鲁萨克逊的研究者在晚近惊奇地发现那般，即与当代英国公民所能获致的保护相比，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赋予了其公民更多的保护以对抗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行动。法国的上述发展引起了许多关注，然而德国与此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进程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德国，君主专制政制的长期延续，使德国人根本不可能像法国人那样，对民主控制政府的自动功效产生一种天真幼稚的盲信，以掩盖问题之真相。正因此一缘故，德国人对这些真实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讨论，也因而产生了一个有关控制行政权力的精密理论，尽管该理论对实际政治的影响为时甚短，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法律思想。但是那些主要为了反对这种德国式的法治观而发展起来的种种新的法律理论，自此以后却风行于整个世界，然其结果却摧毁了法治；因此之故，我们在这里极有必要对之做一番较深的探究。

４．仅就普鲁士于１９世纪所获得的名声而言，读者一定会很难想象：德国法治运动的始端，竟起之于普鲁士。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１８世纪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在普鲁士已具有了一种极为现代的形式——的确，就其所遵奉的法律原则和行政原则而言，人们完全可以将其说成是一种自由的制度。弗里德利希二世（Frederick

II）视自己为国家的第一公仆，绝不是什么毫无意义的修辞。此一传统主要源出于伟大的自然法理论家，当然也有一部分源自西方其他的思想，而在１８世纪下半叶又因受到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伦理学和法理学的影响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强化。

德国论者在阐释那个趋向于法治国（Rechtsstaat）的运动时，通常都将康德的理论视作其渊源。尽管这种做法很可能夸大了康德法律哲学的原创性，然而毋庸置疑，的确是康德赋予了这些观念得以在德国产生最大影响的形式。康德的主要贡献乃是他所提出的道德规范的一般理论，该理论将法治原则变成了一种对一更具一般性的原则的特殊运用。他所提出的极为著名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 ）（亦即这样一种规则：人应当永远“只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认为是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事实上乃是对构成法治基础的基本伦理观念之一般领域的扩展。一如法治那样，“绝对命令”只提供了一个准则，特殊规则必须与该准则相符合方能被视为公正。如果这些规则是指导自由的个人的，那么这些规则就必须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但是只有在强调所有这些规则必须具有这些特性的时候，这种观念才会在为法律发展奠定基础方面被证明为具有最重大的意义。

本书显然不可能就康德哲学对宪政发展的影响做一充分的讨论。我们在这里仅讨论由青年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就“政府的职责及其范围”（The Sphere

and Duty of Government）所发表的极为重要的论著；该著作在阐释康德观点的时候，不仅使“法律自由的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legal freedom）这一为康德经常使用的术语得以广为流传，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成了一种极端立场的范例；这就是说，他不只是把国家所有的强制行动都限定在执行或实施先已颁布的一般性法律方面，而且还宣称实施法律为国家唯一的合法职能。这种论述未必穷尽了个人自由的观念，因为个人自由的观念还将讨论何谓国家所可能具有的其他非强制性职能这样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日后那些主张法律国的人士之所以时常将康德式的法律自由与个人自由这两种不同的观念混为一谈，亦主要是受了洪堡的影响所致。

５．普鲁士于１８世纪的诸项法律发展中，有两项成就在日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们做较详尽的考察。第一项成就是弗里德利希二世通过他于１７５１年颁布的民法典而有效发起的对一切法律进行“编纂”（codification

）的运动；该项运动扩展神速并获得了最为惊人的成就，即１８００一１８１０年颁布的多部拿破仑法典（the

Napoleonic codes

）。上述整个法律编纂运动必须被视作是欧洲大陆努力确立法治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因为该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大陆法治运动的一般特性及其发展的方向，而这些发展，至少从理论上讲，已超越了普通法国家所达到的阶段。

当然，即使拥有制定得最为完备的法典，亦不可能确保获得法治所要求的那种确定性；因此，它也绝不可能替代植根极深的传统。然而，此点却不应当掩盖下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法治的理想与判例法制度（a

system of case law）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至少是表面上的冲突。当然，在一业已确立的判例法制度中，法官实际造法的范围，可能并没有其在一法典法制度（a

system of codified law）下的造法范围大。但是，明确承认司法和立法为法律的渊源（尽管这与构成英国传统之基础的进化理论相符合），却仍趋向于混淆法律之制定与法律之适用之间的差异。普通法所具有的为人们极为称颂的弹性（flexibility），在法治已成为一种为人们广为接受的政治理想的条件下，的确颇有助于法治的进化，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维续自由所需要的警戒消失时，普通法的这种弹性对于那些摧毁法治的种种趋势是否仍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呢？

对于法律编纂运动而言，至少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法律编纂运动的各种努力促使人们对一些构成法治基础的一般性原则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为重要的，乃是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

）的原则做出了形式上的承认；该原则首先被纳入奥地利１７８７年的刑法典，并在它被纳入法国《人权宣言》以后，又为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法典所规定。

然而，１８世纪普鲁士在实现法治的方面所做出的最为独特的贡献，则在于对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的控制。在法国，由于人们只是从字面上接受了权力分立的理想，所以在实践中，行政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司法对它的控制，然而与此同时，普鲁士的发展则循着相反的方向向前推进。我们可以说，深刻影响１９世纪自由运动的支配性理想，乃是应当使一切对公民财产或人身所施加的行政权力受制于司法审查。在此一发展方向上的一项影响最为深远的试验——亦即１７９７年颁布的一部法律，它虽说只适用于普鲁士东部新建各邦国，但却被视为一种应予普遍遵循的模式——甚至将行政机构与公民之间的一切争议都置于普通法院的管辖之下。此项试验为此后八十年中关于法治国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

６．正是在上述基础上，法治国这一理论概念在１９世纪早期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并且与宪政理想一起成了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然而对于这种现象为什么发生在德国而没有发生在法国等地，论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些论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德国新自由主义运动开始之前，美国的先行范例在德国已得到了比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妥切的理解和认识，而另一些论者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德国的发展是在立宪君主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的框架而非在一共和政制的框架之中展开的，所以它较少受制于那种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会因民主的实现而自动解决的幻想；然而不论是哪一种原因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有一点却是不争的，即在德国，根据宪法限制政府的一切权力，特别是根据法院可实施的法律限制一切行政活动，成了此一自由主义运动的核心目标。

德国理论家在当时提出的许多论辩，所明确反对的便是那种为法国人在当时依然接受的“行政管辖”（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的做法，亦即那种行政机构内部的准司法机关（quasi-judicial

bodies

），这是因为这些准司法机关的主要目的在于监督法律的执行而非保护个人的自由。德国南部的一个邦国的一位首席法官曾经指出，“不论何时，只要发生有关私人权利是得到官方行动的良好维护还是遭其侵犯的问题，该问题就必须由法院加以裁定”；这种观点此后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当法兰克福１８４８年邦国议会试图起草一部适用于整个德意志邦联的宪法时，它在其间加入了这样一个条款，该条款规定所有“行政机构的审判”（all

administrative justice）（按当时的理解）必须停止，而且一切侵犯私人权利的行为都应当由法院进行裁决。

然而，那种试图通过德意志各邦国实行立宪君主制来有效地实现法治理想的希望，却很快破灭了。各邦国新制定的宪法在向法治发展的努力方面成就甚微，而且人们很快发现，尽管“宪法业已确定，法治国也已宣称确立，但实际上警察国家（police

state）仍在继续。是谁在捍卫公法并保护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基本权利呢？不是任何其他人，而是那个力图扩展其活动领域的行政部门，尽管那些根本大法的原初目的是要对它们进行抵制”。事实上，正是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普鲁士获得了警察国家的名声；亦正是在这个时期，普鲁士议会各方不得不就法治国这一原则重新展开激烈的论战，并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方案。在一段时间当中，行政措施的合法性问题须由普通法院裁定的理想仍为人们所接受，至少在德国北部是如此。这一在日后被通称为“司法主义”（justicialism）的法治国观念，很快为一个不同的观念所取代，其主要的倡导者乃是专门研究英国行政制度的学者戈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

７．人们之所以认为普通管辖（ordinary

jurisdiction）应当与对行政行动的司法控制（judici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相区别，乃基于两个理由。尽管这两种考虑都有助于最终在德国确立行政法院体系而且也时常被人们混同为一个问题，但是它们却旨在实现颇为不同的、甚至是不相容的目的，因此必须加以明确分辨。

一种论辩认为，解决各种因行政措施的合法性争议而引起的问题，既要求有一种关于各部门法的知识，又需要一种关于事实的知识，否则很难得到解决；然而，人们却很难期望那些主要接受私法或刑法训练的普通法官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知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且很可能是一颇具结论性的论辩，但是这种论辩只能强化原本就存在于分别审理私法问题、商法问题、刑法问题的法院之间的分立，却无力支持裁定私法争议的法院与裁定行政争议的法院之间的分立。然而，只有使行政法院在这种意义上与普通法院相分离，它才能与后者一样独立于政府，才能只关注于法律的实施，亦即关注于对先行存在的规则的适用。

然而，人们亦可以根据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认为独立的行政法院是必要的，这个理由就是关于一行政措施的合法性争议不能仅当作一纯粹的法律问题加以裁定，因为这类争议始终都涉及到政府政策或权宜之策的问题。据此一理由而确立的行政法院，须始终关注于当届政府的目标，从而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这种法院必须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而且还必须受制于至少来自行政首脑的指导。这种法院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保护个人以对抗政府机构对其私人领域的侵犯，而主要是在于确使个人不与现行政府的意图和政令相违背。它们乃是一种确使政府的隶属机构执行政府意志（包括立法机构的意志）的工具，而不是一种保护个人的手段。

只有在指导和限制行政行动方面业已存在着详尽的法律规则的情形下，我们方能对上述任务的区别做出精准明确的界定。如果行政法院创建的时候，这类规则的制定还只是一个尚待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考虑的任务，那么上述区别就一定很难界定。在这样一种境况中，行政法院的必要任务之一便是将当时仅属行政部门的内部规则规定为法律规范；而且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这种法院亦将发现很难区分那些具有一般性质的内部规则与那些只反映当下政策之具体目标的规则。

这恰是德国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及７０年代所存在的境况：德国人民在种种努力以后，终于将那个为人们长期珍视的法治国理想付诸实施了。但需要强调的是，最终击败那个为人们长期主张的“司法主义”论点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把处理行政措施之合法性争议所引起的复杂问题的任务；委之于那些并未受过此方面专门训练的普通法官，显然是不可行的。结果；德国人终于创建起了分立的新型的行政法院，其意在成为完全独立的法院，只关注法律的问题；而且人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政法院能够承担起对一切行政行动实行严格司法控制的职责。因此，对于那些构设此一体系的人来讲（特别是对于此一体系的主要建构者戈奈斯特教授而言），而且对于此后的大多数德国行政法专家来讲，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的创建，实乃建设法治国的登峰造极之成就，亦即法治的明确实现。到此后的事实表明，此一体系仍存在着许多漏洞，而且还为那些实际上属于专断的行政裁定开了诸多方便之门，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些漏洞只被视作微不足道且暂时的缺陷，甚至还被认为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些人认为，如果欲使行政机构继续发挥作用，那么在制定出调整其行动的明确规则以前的这段时间中，就必须赋予它以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尽管从组织上讲，独立行政法院的确立似乎是旨在确保法治而进行制度安排的最后阶段，但是最为艰巨的任务却仍在未来。如果想使一个位于牢固确立的科层机构之上的司法控制机构发挥有效作用，那么其必要条件就在于必须按照过去认识整个体系的一贯精神去制定规则。然而，事实上，正当人们建成旨在服务于法治理想的结构的时候，却碰巧亦是社会放弃这种理想的时候。这就是说，正当人们开始采用行政法院这种新手段的时候，知识趋向却开始了重大的反向运动；以法治国作为其主要目标的自由主义诸观念，也被放弃了。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正当行政法院体系在德意志诸邦国完成了最后建构（在法国亦然）的时候，趋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新运动也开始聚集起了其自身的力量。行政法院这一新制度的原本目的，是要通过渐渐以立法的方式制约仍为行政机构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有限政府的理念，但是结果，在各种新运动的推动下，人们却已不再愿意实现有限政府的理想了。的确，当时的种种发展趋势不断地扩大着上述新创建的行政法院体系中的那些漏洞，而其方式就是明确规定政府为履行新任务所需要的自由裁量权可免受司法审查。

因此，事实证明，德国人的成就在理论方面远较其在实践方面更重要，但是即使如此，其在实践层面的重要意义也绝不应当低估。德国人乃是自由大潮在退潮之前席卷的最后一个民族。然而，他们可谓是自由大潮席卷诸国中对西方的各种经验做出最系统的探究和理解的民族，他们经由思考而总结出了西方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据此试图解决现代行政国家中的种种现实问题。他们所提出的“法治国”的观念，乃是传统法治理想的直接结果，在法治国的构设中，所应限制的主要机构是精心建立的行政机关，而不是君主或立法机构。尽管他们所提出的新观念还未牢固扎根，但是这些新观念在某些方面却可以说反映了持续发展的最终阶段，而且与许多旧有的制度相比较，它们或许更适应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今天，专职行政人员的权力已成为个人自由的主要威胁，所以德国人提出的旨在制约行政人员的种种制度便值得我们做更为详尽的探究，然而它们在过去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８．德国的各项发展之所以未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无疑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之一乃是在１９世纪末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一种极为普遍的情况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紧张。从理论上来讲，法治的理想早已得到公认；再者，尽管法治理想于制度层面的一项重要发展——行政法院——的作用仍属有限，但对于解决新的问题来讲却依旧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一试图拓展出种种新的可能性的短暂试验的过程中，旧有境况中的一些特性毕竟没有完全消除；此外，欧洲大陆趋向于福利国家的发展也远远早于英美，而这种发展又致使德国很快引入了一些与法治的理想极难相容的新特征。

“此发展的结果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时欧洲大陆与盎格鲁萨克逊等国的政治结构虽说已经极为相似，但是观察法国或德国日常实践的英国人或美国人，却仍旧认为德法的境况与法治相距甚远。就举一个常被引证的例子来讲，伦敦与柏林警察的权力及行事方式之间的差异，一如过去一般，仍旧很大。尽管与欧洲大陆先前的发展颇为相似的种种迹象也开始出现在西方诸国，但是，一个敏锐的美国观察家却仍能够描述出欧洲大陆与西方在１９世纪末期的基本差异：“的确，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在英国），（地方）部门的官员是根据制定法而享有制定行政管理规则的权力的。（大不列颠的）地方政府部门（Local

Government Board）与美国的卫生部门就是这种做法的范例；但是这些情形在西方诸国只是例外，而且大多数盎格鲁萨克逊人认为，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定属专断，因此除绝对必要的情况以外），不得行使”。正是在此一氛围中，英国学者戴雪（A.

1. Dicey）在其所著的一部现已成为经典的论著中，重述了传统的法治观念；他的这一重述构成了他全书讨论的基础，亦构成了他评判欧洲大陆情形的判准。然而，他所描绘的欧洲大陆的图景却多少有些误导。戴雪的重述始于法治只是以一种相当不完善的方式为欧洲大陆各国所接受这样一个已被公认且无可否认的论辩，并且认为这种现象是与下述事实相关联的，即行政强制（administrative

coercion

）仍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司法审查的制约；基于上述前提，戴雪将普通法院（ordinary

courts）审查行政措施的可能性确立为他的主要判准。从他的论述来看，他似乎只知道法国的行政司法制度（即使对此他所知亦不完全），而对德国的种种发展实际上却属无知。就法国行政司法制度而言，他所做的严厉的批判在那个时候多少是有点道理的，尽管在当时，法国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也已开创了一项新的发展趋向，一如一位现代的观察家所指出的，这项发展“迟早会成功地将行政机关的一切自由裁量权纳入……司法控制的范围之中”。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戴雪的严厉批判却绝不能适用于德国行政法院的原则；这些法院不仅一开始就是作为独立的司法机构加以建立的，而且其目的也在于保障戴雪极其热衷于捍卫的那种法治。

毋庸讳言，在１８８５年亦即戴雪先生发表其著名的《英宪精义》（

Lectures Introductory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一书的那个年头，德国的行政法院刚刚开始形成，而法国行政司法制度也只是在此前不久方定型而已。然而，戴雪的“根本错误”却导致了最为不幸的后果，而且他的这种错误“太过根本，以致于人们很难理解或原谅这种错误会发生在像他这样一位如此著名的学者身上”。正是戴雪所造成的这一误导，致使“分立的行政法院”的观念——甚至“行政法”这一术语——渐渐在英国（在相对较低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在美国）被视作是对法治的否定。因此，戴雪为维护他所理解的法治而做的努力，实际上使他关闭了发展法治的大门，而这种发展本来是有可能为维护此种法治提供最好机会的。当然，他不可能有力量阻止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发展出类似于欧洲大陆的行政机器，但是他却在阻碍或延缓那些能将新的官僚机构置于有效控制之下的制度的发展方面，起了诸多负面作用。

第十四章

个人自由的保障

就因这个微小的漏洞，每个人的自由都迟早会丧失。

——塞尔登（John

Selde

n）

１．经过先前章节的讨论，本章的任务便在于努力将各种历史趋向汇总在一起加以分析，并系统地指出法治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的基本条件。人类从长期且困苦的经验中习得，自由的法律（the

law of liberty）必须具有某些属性。那么它有哪些属性呢？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法治是这样一种原则，它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亦即关注具体法律所应当拥有的一般属性。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一原则非常重要，乃是因为在今天，人们时常把政府的一切行动只须具有形式合法性（legality

）的要求误作为法治。当然，法治也完全以形式合法性为前提，但仅此并不能含括法治的全部意义：如果一项法律赋予政府以按其意志行事的无限权力，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所有行动在形式上就都是合法的，但是这一定不是法治原则下的合法。因此，法治的含义也不止于宪政，因为它还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一定的原则。

从法治乃是对一切立法的限制这个事实出发，其逻辑结果便是，法治本身是一种绝不同于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那种意义上的法。无疑，宪法性规定（constitu-

tional provisions）可以使侵犯法治变得更加困难，也可能有助于阻止普通立法对法治的非故意侵犯。但是，最高立法者（the

ultimate legislator）绝不可能用法律来限制他自己的权力，这是因为他随时可以废除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法治（the

rule of law）因此不是一种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a

rule of the law），而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亦即一种“元法律原则”（a

meta-legal doctrine，亦可转译为“超法律原则”）或一种政治理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法治只在立法者认为受其约束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在民主制度中，这意味着除非法治业已构成了此社会共同体之道德传统的一部分（亦即那种为多数所信奉且毫无疑问地接受的共同理想），否则它就不会普遍有效。

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对法治原则的持续抨击成了一种极为不祥的征兆。更有进者，对法治原则的诸多运用，乃是我们能希望极力趋近但却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所以种种对法治原则的抨击所具有的危险也就更大了。如果法治的理想成了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中的坚实要素，那么立法及司法就将越来越趋近于此一理想。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法治的理想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行的、甚至是一种不可欲的理想，而且人们亦不再去努力实现此一理想，那么这一理想就会迅速地化为乌有。在法治理想缺失的境况中，社会将很快堕入专断暴政的状态，而这正是整个西方世界在过去两三代的时间中所持续遭遇的威胁。

当然，牢记以下这点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即法治所限制的只是政府的强制性活动，在我们看来，政府的活动远非只是强制性活动，即使为了实施法律，政府也要求拥有它所能够管理的人力及物质资源的机构。此外，还存在着一些只属于政府活动的领域，例如对外政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通常不会发生强制公民的问题。我们拟在后文中讨论政府的强制性活动与非强制性活动之间的区别。而就我们此处的讨论言，重要的是指出：法治只关注政府的强制性活动。

政府所能运用的主要的强制性手段乃是惩罚。根据法治，政府只能当个人违反某一业已颁布的一般性规则时，才能侵入他原受保护的私人领域，以作为对他的惩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惩罚”的原则，因此是法治理想的最为重要的结果。但是，此一原则的陈述初看上去虽似明确，然而如果我们追问此一原则中“法”（

law

）的确切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陈述还有着一大堆难题尚待解决。当然，如果这个“法”只规定不论谁违背了某个官员的命令，他就将受到特定方式的惩罚，那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惩罚”的原则就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纵使在最为自由的国度，法律也常常会规定这类强制性的惩罚行动。显而易见，一个人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形中（如他不服从警察的命令）“实施公害”、“侵扰公共秩序”或“阻碍警察执行公务”而不遭受一定的惩罚，这样的国家很可能从未存在过。因此，如果我们不对那些综合起来方使法治成为可能的全部原则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充分理解法治原则中的这个核心原则。

２．我们在前文中业已指出，法治的理想以人们对法之含义有着一种明确的界说为前提，而且并非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每一项法规都是此一意义上的法。就当下的情形而言，立法机构以适当形式赞成通过的任何文献，都被称之为“法”。但是，在这些仅具有该词形式意义的法律中，只有一些法律——就今天来看，通常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法律——是调整私人间关系或私人与国家间关系的“实质性”法律［substantive（Or“material”）Laws］。绝大部分这类所谓的“法律”，毋宁是国家对其官员所发布的指令，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他们领导政府机关的方式以及他们所可以运用的手段。然而，在当今的各个国家，规定这类手段之运用方式的规则和制定一般公民必须遵守的规则，都属于同一个立法机构的任务。这虽说是一种久已确立的惯例，但毕竟不是一种必然的事态。据此，我不能不设问，防止混淆上述两类规则是否就不可能是一可欲之举？对此，我们所主张的解决方式是，一方面将制定一般性规则的任务和向行政机构发布命令的任务分别委之于两个独立的代议机构，而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做出的决定都置于独立的司法审查之下，使它们彼此都不跨越各自的范围。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希望这两类决定都能按照民主的方式加以制定，但是这未必意味着它们应当由同一机构进行制定。

然而，当下的制度性安排则倾向于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政府必须管理或运用其所拥有的手段（包括被雇来执行其指令的人所提供的服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当同样支配公民私人的活动。区别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判准乃是，在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个人都拥有一个明确区别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确获承认的私域，而且在此一私域中，个人不能被政府或他人差来差去，而只能被期望服从那些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在过去，自由者可以夸耀地说，只要他们处在众所周知的法律范围内，他们的行动就可以不需要征求任何他人的许可或服从任何他人的命令。然而当下的我们是否还能够做这样的宣称，已属疑问。

一般且抽象的规则，乃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一如我们所见，这些规则在本质上乃是长期性的措施，指涉的也是未知的情形，而不指涉任何特定的人、地点和物。这种法律的效力必须是前涉性的（prospective），而绝不能是溯及既往的。法律应当具有这种特性乃是一项原则，而且已是一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尽管它并不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便是那些元法律规则的范例：欲使法治维续效力，就必须遵守这类元法律规则。

３．真正的法律所必须具有的第二个主要属性乃是，它们应当是公知的且确定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的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the law），对于一自由社会得以有效且顺利地运行来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就西方的繁荣而言，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比西方普行的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所做出的贡献更大。的确，法律的完全确定性，也只是一个我们须努力趋近但却永不可能彻底达到的理想，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能减损法律确定性对西方繁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贬低法律在事实上所达到的确定性的程度，已成了当下的时尚；而那些主要关注诉讼的律师之所以倾向于持这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们处理的案件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但是，法律确定性的程度却不能够根据这些案件的结果加以评断，而必须根据那些并不导致诉讼的争议来判断，这是因为从符合法律的角度来考察，其结果实际上是确定的。正是这些绝不会诉诸于法院的纠纷，而不是那些诉之于法院的案件，才是评估法律确定性的尺度。现代夸大法律不确定性的趋势，乃是反法治运动的一个部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考察。

此处的关键要点在于法院的判决是能够被预见的，而不在于所有决定这些判决的规则是能够用文字表述的。坚持法院的行动应当符合先行存在的规则，并不是主张所有这些规则都应当是明确详述的，亦即它们应当预先就一一用文字规定下来。实际上，坚持主张后者，乃是对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的追求。有些“规则”永远不可能被赋予明确的形式。许多这类规则之所以为人们所承认，只是因为它们会导向一贯的且可预见的判决，而且也将被它们所指导的人视作一种“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表达。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 ）当然不是由明确的三段论（syllogisms）构成的，而且其大前提也常常是不明确的。结论所依据的许多一般性原则只是隐含于明确阐明的法律体系之中，且须由法院去发现。然而，这并不是法律推理所具有的特殊现象，因为我们所做出的各种一般性概括，很可能都依据于那些仍不为我们明确知道但却支配着我们思维活动的更高的一般性概括。尽管我们会努力不懈地去发现那些构成我们决策依据的更为一般性的原则，但从这种工作的性质来讲，它极可能是一个永不可能完成的无尽的过程。

４．真正的法律的第三个要件乃是平等（equality）。它与上述属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在界定方面却要比它们困难。任何法律都应当平等地适用于人人，其含义远不止于我们在上文所界定的法律应当具有的一般性的含义。一项法律可能只指涉相关的人的形式特征，因而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着充分的一般性，然而它却仍可以对不同阶层的人做出不同的规定。显而易见，即使在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公民中，进行这样的类分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抽象意义上进行的这些类分，始终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经选择而确立起来的类或阶层事实上只是由人们所知的特定的一些人甚或单个人构成的。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尽管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诸多切实的努力，但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一个能完全令人满意的标准，亦即那种能告知我们何种类分是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符合的标准。一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宣称法律不得确立不相关的类分标准的说法，或者那种宣称法律不得根据与此一法律的目的毫无干系的理由将人做差别对待的说法，无异于对实质问题的回避。

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诸理想之一，它能指示方向但却不能完全确定目标，从而也始终是我们的能力所不及者，但是这一理想却不会因此而丧失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在上文已经论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满足的一个要件，亦即是说这种界分的合法性必须得到经选择而确立起来的某一群体中的人与此一群体之外的人的共同承认。我们可以追问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一部法律影响特定人的方式，这一点在实践中极为重要。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乃旨在平等地改善不确定的任何人的机会，它与那种以人们可预见的方式致使特定的人受损或获益的做法都是极不相容的。

人们有时指出，法治之法（the

law of the rule of law），除了具有一般性和平等性以外，还必须是正义的。尽管毋庸置疑的是，法治之法若要有效，须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是正义的，但颇有疑问的是，我们除了一般性及平等性以外是否还拥有其他的正义形式标准——除非我们能够判断法律是否与更具一般性的规则相符合：这些更具一般性的规则虽可能是不成文的，但是只要它们得到了明确的阐释，就会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就法治之法符合自由之治（a

reign of freedom）而言，除了法律的一般性和平等性以外，我们对于仅限于调整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干涉个人的纯粹私性问题的法律实没有其他判准。诚然，这样“一种法律可能是恶法（bad

law）或不正义的法，但是这种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的及抽象的特性，可以将这种危险减至最小。这种法律所具有的保护特性，亦即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当可以从其一般性中发现”。

人们之所以常常认识不到一般的和平等的法律可以为个人自由提供最为有效的保护，以抵抗来自于外部的侵犯，主要是因为人们习惯于默认国家及其代理人可以免受这些法律的管辖，或习惯于认定政府拥有权力赋予个人以豁免权。法治的理想，既要求国家对他人实施法律——此乃国家唯一的垄断权——亦要求国家根据同一法律行事，从而国家与任何私人一样都受着同样的限制。正是所有的规则都平等地适用于人人（也包括统治者在内）这一事实，才使得压制性规则（oppressive

rules）不可能得到采用。

５．除非制定新的一般性规则和将它们适用于具体案件这两项职能分别由不同的人或机构予以实施，否则想有效地分立这两项职能实为人力所不可能及者。因此，在权力分立原则中，至少这一部分必须被视作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制定规则时，我们不能考虑具体的情形，同样，审判具体案件时，我们也不能依据任何其他原则，而只能依据一般性规则——尽管此种规则有可能尚未得到明确的规定，从而不得不有待法官去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并不考虑任何政府即时性目的的独立法官在。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在决定是否应当于一特定情形中使用强制之前，立法与司法这两项职能必须分别由两个独立而协调的机构加以执行。

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在严格执行法治的境况下，行政是否应当被视作一种如此意义上的独特且分立的权力，而与立法及司法两权平等地进行协调。当然，在一些领域中，行政机构必须有自由根据它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然而，在法治之下，行政机构可以在某些领域自由行事的事实，绝不意味着它可以对公民行使强制性权力。权力分立原则绝不能被解释成：当行政机构对待私人公民时，它可以始终不受由立法机构制定的并由独立的法院适用的规则的制约。我们必须指出，对这样一种权力的主张，无异于对法治的反动。尽管在任何可行有效的制度中，毋庸置疑的是，行政机构必须享有一些为独立法院所不能控制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当中显然不包括“支配个人和财产的行政权力”。法治要求，行政机构在采取强制性行动时，应当受下述规则约束，这些规则不仅规定了它可以使用强制的时间和场合，而且还规定了它可以使用强制性权力的方式方法。能够确使这种做法得到保障的唯一方式就是，使所有这类强制性行动都受制于司法审查。

约束行政机构的规则是否应当由一般的立法机构来制定，抑或此一职能是否可以委托于另一机构来实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政治手段的问题。这与法治原则并不直接相关，但却与以民主的方式控制政府的问题相关。这是因为委托立法（delegation

of legislation）并不违背法治原则。显而易见，将制定这种规则的权力委托给地方立法机构，如省级议会或市政会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无从反对的。甚至将这种权力委托给某个非民选产生的权力机构，亦未必与法治相背离，只要这种权力机构在适用这些规则之前就将它们公布于众，从而使人们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要求该机构遵循这些规则。现代社会在广泛使用委托立法的方面所存在的困境，并不在于它所委托的是一种制定一般性规则的权力，而是在于行政机构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毋需规则便可以行使强制的权力，因为它不可能制定出那些将明确指导其行使强制性权力的一般性规则。通常所谓的“立法权的委托”（delegation

of lawmaking power），常常都不是制定规则权的委托（delegation

of the power to make rules）——这可能是非民主的或政治上的不明智之举——而是赋予行政机构的决定以法律效力的权力的委托，所以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就像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一般，也必须毫无疑问地为法院所接受。

６．上文所述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在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亦即对行政自由裁量权（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施以法律限制的问题；而这就是那个“微小的漏洞”，如若处理不当，它将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迟早会丧失”。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因“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这一术语的意义含混不清而纷争不已。人们最初使用这个术语时，是指法官解释法律的一种权力。但是，这种解释规则的权力，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那种自由裁量权。法官的任务在于从整个有效的法律规则体系的精神中，发现其间所蕴含的各种意义，或在必要的时候，将那种先前并未得到法院明确陈述或先前并未得到立法者明确规定的原则当作一般性规则加以表述。尽管法官承担着解释规则的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拥有那种遵循自己意志去追求特定且具体目标的权力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关于这一要点，我们可见之于下述事实，即法官对法律的解释，通常来讲，还必须受制于某一更高级法院的审查。判断一项判决是严格遵循了规则，还是由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做出的，最好的判准很可能是看该项判决之实质部分是否受制于另一个只通晓现行规则并了解该案事实的司法机构的审查。人们有可能对一项特定的法律解释发生争议，有时甚至不可能达致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下述事实，即这种争议的解决必须诉诸于规则，而绝不能凭据意志之专断。

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也同样与我们所指的自由裁量权无关，它所关注的乃是整个政府等级体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间的关系问题。从最高立法机构与各行政机关首脑间的关系直至以次各层官僚组织，每一层面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即整个政府权力中的哪一部分权力应当委托给一具体的机构或一具体的官员的问题。由于这种将特定任务分派给特定机构的问题是根据法律决定的，所以个别机构有资格做何事的问题（亦即它被允许实施哪一部分政府权力的问题），也常被认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相关。事实表明，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必须受制于确定的规则；其次，在政府等级的每一个级别上，上级机构也都必须赋予下级机构以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只要政府管理它自己的资源，它就具有极为充分的理由要求享有与任何商业企业在相同情形中所会要求享有的同样多的自由裁量权。一如戴雪所指出的，“政府在经营管理其自己的事务时，严格地讲，也需要有行动的自由，恰如每个个人在运作其自己的计划时必须拥有行动自由那般”。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立法机构在限制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方面常常会表现得过于积极，从而有可能阻碍行政机构的效率。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科层组织较之商业活动，应当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规则，这也很可能是必要的，因为行政机构并不具有商务活动通过利润而确立的那种效率标准。

直接影响法治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限制政府特定机构之权力的问题，而是一个限制整个政府之权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整个行政范围的问题。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为了有效地运用它所拥有的手段或资源，就必须行使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但是需要重申的是，在法治之下，私人公民及其财产并不是政府行政的对象，也不是政府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应加以运用的手段。因此，只是在行政干涉公民私域的时候，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才与我们的讨论相关。法治原则实际上意味着，行政机构在这方面不得享有任何自由裁量权。

的确，行政机构在法治下行事也常常不得不行使自由裁量权，正如法官在解释法律时要行使自由裁量权一般。然而，这是一种能够且必须受到控制的自由裁量权，而控制方式便是由一个独立的法院对行政机构经由这种自由裁量权而形成的决定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这意味着行政机构的决定必须能从法律的规则中推演出来，也必须能从法律所指涉的和能为有关当事人所知道的境况中推论出来。这就意味着，政府所拥有的专门知识、政府的即时性目的以及政府赋予不同的具体目标的特定价值（包括对不同的人所抱有的不同看法），都不得影响其决定。

至此，读者如果想要理解自由在现代世界如何得以维续的问题，就还必须考虑法律上的一个颇为微妙的方面，因为它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常常为人们所不理解。在所有的文明国家中，都存在着这样的规定，即人们可以诉诸法院以对抗行政机构之裁定，但这通常仅指这样一个问题：行政机构是否有权做它已经做出的裁定。然而，一如上文所述，如果法律认为某个行政机构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合法的，那么法院对该机构的所作所为也就毫无约束可言。法治的要求却是，法院应当有权决定行政机构所采取的特定行动是否具有法律根据。换言之，在行政行动干涉个人私域的所有情形中，法院必须有权决定某一特定行动是否属于越权行动，而且还必须有权决定该项行政决定的实质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律的要求。只有当法院拥有这种权力的时候，行政自由裁量权才会被排除。

法治的这个要求，显然不能适用于行政机构力图运用其所拥有的手段以达致特定结果的行动。然而，私人公民及其财产，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应当成为由政府支配的手段；这一点乃是法治的实质意义之所在。在强制只能根据一般性规则方得使用的场合，政府所采取的每一特定的强制行动的正当性，就必须源出于这样一种一般性规则。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只关注规则的问题而不考虑政府的任何即时性目标，并且有权裁定另一个权力机构是否有权做它已做的事情，甚至还必须有权裁定该权力机构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

７．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人们有时也从立法与政策间的区别的角度加以讨论。如果政策这个术语能够得到确当的界定，那么我们就的确能够通过指出下述原则来表达我们的主要观点，即强制只有在其符合一般性法律时，而不是在其作为一种实现现行政策特定目标的手段时，才可以得到允许。然而，这样一种陈述方式，多少有些误导，因为“政策”这一术语还可以做更广义的使用。从此一术语的广义来看，所有的立法都可以被认为是政策。在这一意义上讲，立法乃是制定长期政策的主要手段；而所有适用法律的行为也都是对一先已确定的政策的执行。

另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根源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法律自身的领域中，“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一术语通常都被用来指称某些为人们广为接受的一般性原则；尽管这些原则通常都未被制定成规则，但是却被视作确认较为具体的规则之效力的原则。当人们说法律的政策在于保护善意或诚信（good

faith）。维护公共秩序（public order）或不承认不道德的契约（contracts

for immoral purposes

）时，这里所指涉的规则，并不是根据行为规则加以陈述的规则，而是根据政府的某个长远的目的而加以陈述的规则。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其所被赋予的权力范围内，必须如此行事，方能实现它所设定的那个长远的目的。人们之所以在这些情形中使用“政策”这个术语，其原因似乎是他们认为，具体规定某个应予实现的目的乃是与视法律为一抽象规则的观念相冲突的。尽管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实际情况，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却不无危险。

当政策意指政府对具体的且因时变化的目标的追求时，它便与立法构成了鲜明的区别。行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正是对这种意义上的政策的执行。政府的任务就在于调动和配置其所掌管的资源，以服务于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政府提供给公民的一切服务，从国防到道路维护，从环境卫生保障到维持社区的治安，都属于这类任务。为了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这些任务，人们赋予了政府以一定的手段并允许它雇佣由它自己支付工资的公务人员；此外，政府还必须始终一贯地就不断出现的紧急任务以及所应运用的手段做出决定。职业行政人员关注这类任务的取向，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他们将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源或手段都用来服务于他们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由于法治保护私人公民以对抗行政机构侵入私域这种日益发展的取向，所以法治才在当下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最后，这还意味着被委托执行这些特殊任务的机构，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运用任何最高权力（德国人称其为“Hoheitsrechte”，即“主权”），而只能限于运用专门赋予它们的手段。

８．在自由的统治下，一切未被一般性法律所明确限制的行动，均属于个人的自由领域。一如上文所述，人们发现，为了抵制行政权力机构的侵犯，保护某些较重要的私人权利是极为必要的；然而人们也深感担忧，因为宪法对一些权利的明确列举，可能被解释成只有这些权利才能享有宪法的专门保护。事实表明，这些担忧确有根据，绝非空穴来风。然而从整体上讲，历史经验却似乎又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任何权利法案虽不可能穷尽所有应予保护的权利，但却对那些被认为易于受到侵损的某些权利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保护。在当下，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技术的发展不断对个人自由制造着新的潜在威胁，所以人们绝不应当视任何保护权利的法案业已穷尽了一切权利。在这个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时代，自由获致信息的问题，已不再是出版自由的问题了。在这个药物或心理技术已能被用来控制人的行动的时代，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问题，也已不再是提供保护以抵制对人的肉体施以物理控制的问题了。当旅游者因其国家不同意向他们签发护照而无法出国旅游时，行动自由或迁徙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 ）的问题也都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还只是刚刚跨入这样一个时代（即用技术控制心智的可能性迅速增大而且那些初看上去对个人人身并无害处的支配力量将为政府控制的时代）的时候，上述问题就具有了最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很可能还在于未来。换言之，当权力机关为了自己的目的，能够通过在我们的饮用水中掺入一定的药物或通过其他与之类似的方法，来鼓舞或压抑、刺激或固化全体民众的思想的时候，这样的日子亦就不会太遥远了。如果欲使权利法案保有其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利法案的意图一定在于保护个人以反对一切对个人自由做出的重大侵犯，从而它们必须被推定载有一条保护个人在过去实际上所享有的那些豁免权以对抗政府干预的一般性条款。

最后，对某些基本权利从法律上做出的保障，只是宪政对个人自由所提供的一部分保障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为反对从立法上侵犯自由的做法所能提供的保障，也不可能大于宪法本身所能提供的保障。一如我们所见，它们所能防阻的只是那些草率的且不明智的即时性立法行动，然却无力防阻最高立法者经由审慎思考而对权利进行的侵犯。能够抵抗这种现象的唯一保障，就是公共舆论明确意识到这类危险的存在并对之保有高度的警省。这类法律上的保护性规定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能使公众牢牢记住这些个人权利的价值，而且还能够使这些权利成为民众即使未充分理解其意义亦会起而捍卫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

９．我们在上文对个人自由诸种保障措施所做的讨论，可能会给读者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即我们似乎将这些个人自由视作了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利（absolute

rights ）。

事实上，这些保障措施只是意指，社会的正常运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而且任何侵犯这些权利的做法都要求有充分的特殊理由。然而，甚至连一个自由社会的最为基本的原则有时候也不得不做出暂时的牺牲，例如，当（但也仅仅是当）长期维续自由已成为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战争时期。关于政府在这类情形中运用这种非常时期的权力（emergency

powers）的必要性（以及防止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必要性），人们已经达成了广泛一致的意见。

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并不是那些通过中止人身保护状（habeas

corpus）或宣布戒严状态（a state of siege）以暂时取消某些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的必要性问题，而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定权利偶尔因公共利益而须加以干预的某些条件。毋庸置疑的是，甚至诸如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这样的基本权利，在“明显而急迫的危险”状态中也可能不得不被剥夺，或者政府为了强制购买土地而不得不行使征用权（the

right of eminent domain），等等。但是，如果要维续法治，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首先，这类行动必须是由规则所界定的例外情形，从而对这些行动的证明就不能立基于任何权力机关的专断性决定，而应当受制于独立的法院的审查；第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绝不能使那些受这些行动影响的个人因他们所具有的合法期望受挫而遭到伤害，而应当对他们因这种行动所蒙受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补偿：

“无正当补偿便不能剥夺”（no

expropriation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的原则，在任何实行法治的地方都得到了承认。然而，人们并不总是能够认识到：这项原则实际上是法律至上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law）的不可分割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这项原则也是正义的要求所在；但是更为重要的一项保障措施则是，只有在公共收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对私域予以上述必要的干预。主张对损失进行完全补偿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对这类侵犯私域的行动施以制约，并提供一种手段，以使人们能够确定某个特定目的是否已重要到了足可以证明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对社会正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原则进行破例为正当。由于对政府行动所具有的常常是无形的助益进行评估甚为困难，又由于专职行政人员明显倾向于高估即时性特定目的的重要性，所以采取下述做法就极为可欲，即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应当始终被假定为是无辜的（the

benefit of the doubt），而且对侵害的补偿应当被确定得尽可能的高，以堵塞滥用剥夺权力之门。综而言之，如果要对一正常的规则施以例外，那么相关的公共收益就必须是显见的，且在实质上大于其所导致的损失。

１０．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业已列举了综合起来方能构成法治的一些基本要素，但却还未考虑那些程序性的保障措施，例如人身保护状、陪审团制度等措施；然而，在盎格鲁萨克逊诸国，这些措施则被大多数人视作是个人自由的主要基础。据此，英美的读者很可能会认为我是在本末倒置，只关注小节而忽略了根本。然而，我必须指出，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无意以任何方式轻蔑这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重要意义，而且它们在保障自由方面的价值也绝非是什么夸大之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这些措施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却并没有理解，这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效力实是以接受本书所界定的法治为前提的；这即意味着，没有法治，任何程序性保障措施的价值亦将不存在。诚然，很可能正是对这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尊重，才使得英语世界能够将中世纪的法治观念维续下来。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因此而证明说，在对约束权力当局一切行动的抽象法律规则的基本信念发生动摇的时候，自由还将得到维续。司法程式所旨在确保的乃是法院必须根据规则而不能根据特定目的或价值的相对可欲性来进行判决。所有的司法程序规则，即所有旨在保护个人和确保司法公允（impartiality

of justice）的原则，亦都是以下述原则为前提的，即个人之间的每一争议或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每一争议，只能通过适用一般性法律进行裁定。这些司法程序规则的目的，在于使一般性法律得以普遍适用，但是在法律刻意将审判交由权力机关自由裁量的场合下，它们却无力保障公允。只有在根据法律进行审判的情形下——这意味着只有在独立的法院具有最终裁定权的场合下——程序性保障才是对自由的保障。

我在这里之所以将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那种被种种传统制度设定为前提的基本的法律观念上，实是因为在我看来，那种认为遵循司法程序的外部形式就足以维续法治的观念，实是对法治维续的最大威胁。我并不怀疑，而毋宁是希望强调，对法治的信奉与对司法程式的尊重结合起来方能产生作用，二者相依相伴，缺一不可，否则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效。但是，当下受到主要威胁的乃是法治观念，而且正是那种认为法治能够经由严格遵循司法程式而得到维续的幻想，构成了威胁法治观念的主要渊源之一。“将司法程序的形式和规则置于它们并不应当归属的地方，实不可能拯救社会”。在缺乏司法审判之基本条件的地方，却用司法形式作为装饰，或者赋予法官以权力去审判那些并不能够通过适用规则加以审判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有助益于维续法治观念和司法程序信念，相反，只能摧毁人们对它们的尊重，甚至在应当尊重它们的场合亦无例外。

第十五章

经济政策与法治

众议院……所制定的法律，对他们自己、他们的朋友和社会大众，都必须具有充分的效力。这种（境况）始终被认为是通情达理的政策能够将统治者与人民紧紧联系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之一。它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创造出了共同的利益和同情心，尽管在这方面很少有政府可以被视作为范例；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一境况，则任何政府都将堕落为暴政。

——麦迪逊（James

Madiso

n）

１．古典学派主张经济事务的自由，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与所有其他领域中的政策一样，经济领域中的政策也应当由法治支配。如果我们不根据此一理论背景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洞见亚当·斯密或约翰·穆勒这些学者反对政府“干预”的本质之所在。因此之故，那些并不熟知上述关于法治支配经济政策的基本观念的人，在过去就常常误解他们的立场；而且当英美的诸多论者不再将法治观念作为理解这个问题之前设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那里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混淆。经济活动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说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动。古典学派在原则上反对的政府“干涉”或“干预”（interference

or intervention），因此仅指那种对一般性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私域的侵犯。他们所主张的并不是政府永远不得考虑或不得关注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确实认为某些政府措施应当在原则上予以否弃，而且也不得根据某些权宜性的考虑而将它们正当化。

在亚当·斯密及其当年的追随者看来，实施普通法的一般性规则，当然不能被视作是政府所实施的干预；而且一般而论，只要立法机构修改某些规则或颁布一项新规则的目的，是使这些规则在一不确定的期限内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他们也同样不会认为这种做法就是政府的干预。尽管他们可能从未对此做过明确的表述，但是干预对于他们来说却实在是指政府对强制性权力的实施，而且其实施的目的亦不在于确保一般性法律的执行，而是旨在实现某种特殊的目的。然而，重要的判断标准并非政府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它所运用的手段。只要政府所力图实现的是人民所明显欲求的目的，古典学派可能根本就不会视其为非法；但是，他们明确反对政府采取特殊命令或禁令的手段，并认为这乃是自由社会所不能容忍者。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间接的方式，亦即通过剥夺政府的某些手段的方式，方能剥夺政府实现某些目的所仰赖的权力，因为仅依赖这些手段政府便能实现这些目的。

就上述问题在此后所发生的种种混淆，后来的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确，人们在质疑政府对经济问题的各种关注方面提出了很多理由，而且人们就反对政府积极主动参与经济活动的问题亦阐发了不少道理。但我们必须明辨的是，这些论辩与那些主张经济自由的一般性论点颇不相同。前者所依凭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所主张的绝大多数措施实际上是一些极不明智的方案，它们要么毫无成效，要么成本远远高于收益。这就意味着当政府在经济领域所采取的措施与法治相符时，它们就不能被视作政府干预而即刻加以否弃，相反，必须根据权宜的标准而对其在具体境况中是否妥适的问题进行逐一考察，然后再决定是否采用这些措施。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反对各种考虑欠周或实施有害而无利的措施的斗争中，动辄诉诸不干涉原则，往往也会导致下述结果，即从根本上混淆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与那些不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之间的差异。此外，这种做法也给那些反对自由企业的人士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乘机推波助澜，搅混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主张，一项特定的措施是否可欲（desirability），绝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只是一个权宜的问题。

因此，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一个功效显著的市场经济，乃是以国家采取某些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有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但是，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因此，与一个较多关注经济事务但却只采取那些有助于自发性经济力量发展的措施的政府相比较，一个对经济活动较少关注但却经常采取错误措施的政府，将会更为严重地侵损市场经济的力量。

本章的目的便在于指出，法治为我们区别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与那些并不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提供了一个评断标准。毋庸置疑，在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做出这种区别以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权宜要求对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做进一步的考察。当然，这些措施中仍会有许多是不可欲的甚或会造成危害的措施。但是那些不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则必须被拒弃，尽管这些措施为实现某一可欲的目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或许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一如下文所述，欲使自由经济得到令人满意的运行，遵循法治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却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所采取的一切强制性行动，都必须由一稳定且持续的法律框架加以明确的规定，而正是这种框架能够使个人在制定计划时保有一定程度的信心，而且还能够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不确定性。

２．让我们首先考虑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与那些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之间的区别，当然，在后一类活动中，一般不用实施强制，即使要采取强制性措施，那也仅仅是因为需要通过税收来支撑这些活动。就政府只提供其他机构或个人所不会提供的服务（这通常是因为这些服务性活动的益处不可能只让那些准备为此出钱的人或机构单独享有）而言，唯一的问题便是收益能否抵补成本。当然，如果政府就提供某些特定的服务主张排他性权利，那么，这些服务就不再是完全不具强制性的行动了。一般而言，一个自由的社会不仅要求政府拥有对强制的垄断（the

monopoly of coercion），而且还要求政府只拥有对强制的垄断，从而在所有其他方面，政府的行动应与任何其他人的行动处于平等的地位。

一般而言，政府在上述纯粹的服务性活动领域所采取的且属于上述限定范围中的大多数行动，乃是那些有助于促进人们获得关于那些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实的可靠知识（reliable

knowledge）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最为重要的功能，就在于提供一个可靠且有效的货币体系（monetary

system）。其他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功能则包括：确定度量衡的标准；提供从调查、土地登记及各类统计中所收集到的信息；并支持（而非组织）某种类型的教育，等等。

所有上述的政府活动都属于政府为个人决策提供一有助益的框架的努力，这些活动为个人提供了能用之于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许多其他的更具实质意义的服务，也属于此类活动。尽管政府不得运用强制性权力以支撑那些与实施一般性法律规则并不相干的活动，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政府在从事各种活动时与公民处于平等的地位，那它就没有违背原则。如果说在绝大多数领域政府没有充分的理由采取上述行动，那么也存在着另一些领域，政府的行动在其间的可欲性则是无可质疑的。

所有那些明显可欲的但竞争性企业又不全力提供的服务，便属于上述后一类领域的活动；竞争性企业之所以不提供这类服务，乃是因为要在这类服务中向个别受益人收费，不是不可能，就是太困难。这类服务主要是指市政机构为城市居民所提供的大多数清洁及医疗保健服务、道路的建设与道路的保养的服务。以及种种娱乐性服务。这类服务中还包括亚当·斯密所指称的“市政工程”（

public works ）的那类活动，“尽管这类服务对于一个大型社会具有极高程度的禆益，但它们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其利润根本不够补足提供这类服务的个人或少数个人的开支”。此外，政府还可以合法地从事一些其他的活动，以期据此保护军备的秘密，或鼓励增进某些领域的知识。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在这些领域中，政府可能于任何时候都是最具资格从事这些活动的，然而我们却并不因此而具有任何充足的理由认定情况将永远如此，从而给予政府以从事这类活动的排他性责任。更有甚者，在大多数情形中，政府亦绝无必要在实际上对这些活动进行直接的管理；如果由政府承担一些或全部财政责任，而由独立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竞争性的机构去具体实施这些服务，那么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服务将不仅会得到提供，而且还将得到更为有效的提供。

商业界或企业界不相信国有企业（state

enterprise），是颇有根据的。要确使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经营或竞争，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此一条件得以满足，那么从原则上讲，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只要政府使用它所拥有的任何一种强制性权力，尤其是其征税的权力，以援助国有企业，那么它就始终能够将国有企业的地位转换成一种实际的垄断地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有必要遵循这样一项原则，即政府在任何领域给予国有企业的特殊便利（包括补贴），也应当同样给予那些与其竞争的私营企业。毋庸争辩的是，要使政府满足这些条件也是极其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普遍反对国有企业的观点便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化。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所有的国有企业从自由制度中排除出去。当然，国有企业应当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如果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渐渐受制于国家的直接控制，那么这将对自由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反对的并非国有企业本身，而是国家垄断。

３．再者，从原则上讲，自由制度也不会对所有那些调整经济活动的一般性管理规章都采取否弃的做法，因为它们可以被制定为一般性规则，并对每个参与一定经济活动的人所必须予以满足的条件做出规定。在这些管理规章中，尤其包括那些调整生产技术的规章。在这里，我们并不关注这些规章是否明智的问题，因为它们很可能只在例外的情形中才是明智的。这类管理规章必定会对尝试的范围做出限制，从而也就会阻碍那些可能颇有助益的发展。再者，它们通常还会提高生产成本，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会降低总的生产力。但是，在充分考虑了这种规定对成本的影响以后，依旧认为值得承担高成本以实现某个特定目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了。然而，经济学家却仍对此抱有疑虑，并认为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类管理措施，一是因为人们几乎总是低估它们所导致的总成本，二是因为人们根本不可能充分考虑到它们所具有的一个独特的弊端，即阻碍新的发展。但是，如果含磷火柴的生产与销售由于会影响人的健康的缘故而遭到了普遍的禁止，抑或只有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后方能得到生产与销售的许可，或者如果夜间工作被普遍禁止，那么人们就必须通过对总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来判断这些措施的确当性，因为这种确当性显然是无法通过诉诸一般性原则而得到确定的。为人们所知的“工厂立法”（factory

legislation）这样一些涉及领域极广的规章，便属此例。

然而在今天，仍然有人这样认为，即如果行政当局未获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它所拥有的一切强制性权力亦须受制于法治，那么上述或类似被公认为政府的正当职能的任务，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践履。然而，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对这个问题感到担忧。如果法律并不总是能够明确列举政府当局在某一特定情形中所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那么人们也可以通过详尽规定的方式以使公允的法院来裁定政府当局所采取的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实现法律所指向的一般性结果是否必要。尽管政府可能采取行动的背景因素极不确定，从而也无从预见，但是当特定情况发生时政府当局所会采取的应对行动方式，却能在很高的程度上被预见。为了阻止传染病的流行而将一农家的牛杀死并烧掉、为了阻止火灾的蔓延而拆毁一些房屋、禁止使用一被污染的水井、要求在拆移高压电线时提供保护性措施、对建筑工程实施安全条例等，无疑都要求赋予政府当局以某种适用一般性规则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绝不是一种不受一般性规则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亦不是那种免受司法审查的自由裁量权。

人们对于那些将这类措施视作为必须授予政府以自由裁量权的依据的说法太过熟悉，所以当一位著名的行政法研究者在三十年前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时多少令人们感到有些惊讶。他指出，“一般而言，卫生与安全法规绝不是因其运用自由裁量权而著称的；相反，在诸多这类立法中，显而易见的是并不存在对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因此，英国工厂立法在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只依赖于一般性规则（尽管其间的一大部分是由行政法规加以确定的），……而在许多建筑法规中，也只具最低限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际上，所有这方面的条例都受着能被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的要求的限定……在所有上述情形中，行政弹性的考虑都屈让于对私权的确定性这一更高的考虑，当然这要求以不明显牺牲公共利益为条件”。

在所有上述事例中，各种决定都源出于一般性的规则，而不是源出于指导当届政府的特殊倾向，亦非源出于任何关于应当如何对待特定人士的定见。在这里，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乃是服务于一般性的且长远的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达致具体目的的手段；再者，政府不得对不同的人做区别对待。授予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乃是一种有限的自由裁量权（a

limited discretion），因为具体的官员在运用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时候还将适用一种他所能感知的一般性规则（the

sense of a general rule ）。

这种能被感知的一般性规则之所以在适用的时候无法做到完全明确，实是因为人自己的缺陷（human

imperfection）所致。然而，这个问题毕竟是一适用规则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下述事实得到说明，即一位独立的法官，由于他根本不代表当届政府，亦不代表即时多数的特殊愿望或价值倾向，所以不仅能够裁定政府当局是否有权采取行动，而且还能够裁定政府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严格符合法律的要求。

这里的核心要点与下述问题并不相干，即证明政府行动为正当的条例规定是否一致适用于整个国家，或者这些条例规定是否由一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所制定。就一些条例而言，显然需要经由地方性法规的认可方能有效，而另有许多条例，如建筑管理规章，必定只是在形式上而非在实质内容上为多数表决的结果。此外，这里的关键问题也不关注所授权力的渊源，而只关注所授权力的范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事先以正当形式公布并得到严格遵循的由行政当局自己制定的条例，与那些通过立法行动授予行政机构的含混不清的自由裁量权相比，更符合法治原则。

尽管始终有人根据行政便利（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的原则，主张放宽上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严格限制，但确定无疑的是，这对于实现上文所讨论的目的来讲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只有在为了其他的目的而致使法治遭到侵损以后，对维护法治的考虑才不会比对行政效率（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的考虑更重要。

４．现在我们必须转向讨论那些为法治从原则上予以否弃的政府措施；这些政府措施主要是指那些仅仅通过实施一般性规则并不能实现它的目的、而只有在对不同的人施以武断性的差别待遇的前提下方能实现其目的的措施。其间最为重要的措施包括：决定谁应当被允许提供不同的服务或商品的政府措施，并且以何种价格或以何等数量提供这些不同的服务或商品的政府措施——换言之，亦即那些旨在对进入不同行业和职业的渠道、销售条件、生产或销售的数量进行管制的政府措施。

就进入不同职业的渠道而言，我们的法治原则未必排除某些可行且正当的措施，如只允许那些拥有可明确辨识的资格的人士进入某些职业的措施。然而，强制力只能用于对一般性规则的实施的要求则意味着，任何拥有这些资格的人对这种许可都具有不可否认的主张权，而且这种许可的授予只能依据某人是否能够满足作为一般性规则而加以确定的条件来决定，而不能根据任何特殊情形（例如“地方性需要”这类情形）来决定，因为这些特殊情形只能由授予许可的当局依其自由裁量权才能加以确定。在大多数情形中，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运用那些严格的控制措施，而只需阻止人们妄称其实际上并不具有的资格的作法就已足够了（亦即适用那些制止诈欺的一般性规则）。这是因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只需对某些代表这些资格的称号或权利进行保护，就完全足够了（即使在行医这个领域，采取严格控制的措施亦没有要求开业许可的规定更可取，然而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认识到的）。但是，或许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情形中（如在涉及毒药或武器销售的情形中），规定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知识和道德品格的人士才应当被准许经营这些业务，显然是可欲的，也不会为人们所反对。只要拥有必要资格的人都有权从事相关职业，并在必要的情形下能够请求独立的法院对其要求进行审查并予以执行，那么法治这一基本原则也就得到了满足。

人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做法（不论政府是实际上规定价格，还是仅仅制定那些决定通行价格所须依凭的规则），是与一有效的自由制度不相容合的。在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第一种情形中，试图根据那些将有效指导生产的长期规则来确定价格，实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适当的价格不仅依赖于不断变化的情势，而且还必须持续不断地针对这些情势加以调适。在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第二种情形中，政府并不直接规定但却通过某种规则（例如，价格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成本加以确定的规则）加以确定的价格，对于不同的销售者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它们会阻碍市场发挥自行调适的作用。此外，另一个更具重要意义的理由是，由于这种规定的价格与在自由市场上可能形成的价格不同，所以它们将导致供求关系失衡，而又如果欲使这种价格控制有效，那么政府还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以决定什么人应当被允许进行销售或购买活动，而这种决定则必将是一种自由裁量的决断，一定是那种即时的特定的决策，且必定是根据非常武断的理由对人施以区别待遇的决定。一如经验所恰当表明的，价格管制只有通过对数量的控制（亦即由有关当局决定应当允许特定人士或商行购买或销售多少数量的产品）方能有效。然而，一切控制数量的措施的实施都必定是自由裁量的，因为它们并不是根据一般性规则所确定的，而是根据当局对特定目的之相对重要性的判断所确定的。

因此，自由制度之所以必须彻底否弃这类价格管制和数量控制的措施，并不是因为这些措施所干涉的经济利益比其他的利益更重要，而是因为这类控制措施不能根据一般性规则加以实施，而且从其本身的性质来看，这类措施亦一定是自由裁量的和武断的。总之，将这种武断且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政府当局，实际上意味着赋予当局以决定生产什么、谁来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专断性权力。

５．一切数量控制和价格管制的措施之所以与自由制度不相容合，严格来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所有这些控制措施都必定是武断的，二是这些措施不可能以一种使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方式加以实施。自由制度能够适应于几乎任何基本依据（data

）的变化，大体上也能适应于各种一般性禁令或条例规章，但这必须以这种制度的调适机制本身能维续其功效为前提条件。然而，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正是价格的变化，导致了必要的调适。这就意味着，为使自由市场制度发挥恰当的作用，仅仅要求此一制度的运行所依据的法律规则为一般性规则，显然是不充分的，因此还必须要求这些规则的内容能够使市场在宽容的条件下得以良性运行。主张自由制度的理由，并不在于任何制度在强制为一般性规则所限定的场合下都能够令人满意地运行，而是认为在自由制度下，一般性规则能获致一种使自由制度有效运行的形式。如果欲使不尽相同的活动在市场上达到有效的调适，那么就必须满足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其间较为重要的要求是，一如我们在生活中所见，对暴力与诈欺的防止，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契约的践履，并承认任何个人都享有根据他自己所确定的产品数量进行生产和根据他自己所确定的价格进行销售的平等权利。甚至当这些基本条件得到满足之时，自由市场制度是否就能有效地运行，还将取决于一般性规则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这些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政府将不得不通过颁布直接的命令，去实现原本由价格运动所指导的个人决策所可能达到的目的，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却不敢想象。

法律秩序的性质与市场制度的功效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尚未得到应有的研究，而此一题域中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也是由那些对竞争秩序持批判态度的论者做出的，而不是由此一秩序的支持者做出的。这是因为这些支持者通常都满足于陈述我们在上文所述的市场得以发挥功效的最低限度的条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些条件的一般性陈述，所引发的问题并不少于它所给出的答案。市场的功效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具体规则的性质。决意以自愿性契约（voluntary

contracts

）为调整或组织个人间关系的主要工具，并不能决定契约法的具体内容应当为何；同样，为了使市场机制尽可能有效且有助益地发挥其功能，我们就必须承认私有财产权，但仅此也不能决定这种权利的具体内容应当为何。尽管就动产而言，私有财产权原则所引发的问题相对较少，但在地产权方面，它却的确造成了许多极为棘手的问题。由于任一块土地的使用常常都会对邻近土地产生影响，因此给予土地所有者无限的权力以按其所愿使用或滥用其财产，显然是不可欲的。

从总体上看，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贡献甚少，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也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对社会秩序性质的一般性思考，也只能相应地产生一些对法律秩序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所做的一般性陈述。对这些一般性原则的具体实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留待经验和缓慢的进化去处理。它必须以关注具体个案为前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法律家的领域，而非经济学家的领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很可能正是因为逐渐修正我们的法律制度以使其更有助于竞争的平稳运行，乃是一渐进而缓慢的进程，所以这项工作对于那些忙于为其创造性想象寻求出路的人来讲，对于那些急于为进一步发展构设蓝图的人来讲，毫无吸引力可言。

６．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对另一个问题稍加仔细的思考。自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时代始，人们已习惯于在“契约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

）的论题下讨论我们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观点也一度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契约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个人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契约自由这一术语却也引发了种种错误的观念。首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个人将被允许缔结什么样的契约，而毋宁在于国家将保护或保障实施什么样的契约。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会力图保护或保障实施所有的契约，如果有国家这么做，那也显然是不可欲的。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契约或不道德的契约、赌博契约、限制交易的契约、对一个人的劳务做永远限制的契约，甚或进行某些特殊表演的契约，显然不会得到国家的保护或保障实施。

其次，契约自由，就像所有其他领域的自由一样，其真正的含义乃在于：是否许可一项特定的行为，所依据的只能是一般性规则，而不是政府当局对此行为的特殊批准。这种自由还意味着，一项契约的效力和可实施性必须取决于那些一般性的、平等适用的、且为众人所知的规则（亦即决定所有其他法律权利所依凭的规则），而并不决定于某个政府机构对其特定内容的批准。当然，这并不排除法律只承认那些能够满足某些一般性条件的契约的可能性，亦不排除国家为补充已明确达成的契约条款而制定一些解释契约的规则的可能性。这种得到承认的标准格式契约的存在，只要当事人没有规定相反的条款，那么就可以被认为是所达成之协议的一部分，而这常常能够极大地增进私人间的交易。

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法律是否应当规定源出于一项契约但却与双方当事人的意图相反的义务，例如工伤事故的责任问题（而不论这种事故是否因疏忽所致）。但是，即使这样的问题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权宜的问题，而非一个原则的问题。契约的可实施性乃是法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从而缔结一项契约会导致何种后果的问题，也应当由法律来决定。只要个人能够从一项一般性的规则中预见到这些后果，而且个人为了其个人的目的可以自由地缔结不同类型的契约，那么法治的基本条件亦就得到了满足。

７．因此，与自由制度相容合的政府行动，至少从原则上讲，不仅范围相当广，而且种类也相当多。传统的自由放任原则（formulae

of laissez faire）或不干涉原则，并没有为我们区别自由制度所许可的政府行动与不许可的政府行动提供一适当的标准。在那个恒久的法律框架内，有着足够大的空间，可供进行试验与改进；而正是这样一种可不断改进的法律框架的存在，有可能使自由社会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不敢妄断，以为我们业已发现了能使市场经济发挥最大作用的最佳安排或制度。的确，在自由制度的基本条件得到确立以后，一切进一步的制度上的改进，都必定是缓慢且渐进的。但是，由此一自由制度促成的财富及技术知识的持续增长，却也可能不断地增进政府为其公民提供各种新的服务方式，并促使这些可能性变成可行性。

人们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而对政府设定了诸多限制，但是，为什么始终有人强烈要求放弃这些限制呢？既然法治范围内仍存在着诸多可供改进的空间，那么为什么那些改革家仍要不断地去努力削弱或摧毁法治呢？答案就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人们形成了某些新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却又无法在法治的范围内予以实现。如果一个政府只有在实施一般性规则的情形中才能使用强制，那么它就无权达成那些要求凭靠授权以外的手段方能实现的特定目的，尤其不能够决定特定人士的物质地位或实施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或“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因此，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政府就不得不推行一项经济政策，而用法语词“统制经济”（dirigisme）来描述这项政策则是再确当不过了，因为英语词“计划或规划”（planning

）经济太过含混；所谓“统制经济”，乃是指这样一种政策，它决定应当运用哪些特定手段来实现何种特定目的。

然而，这恰恰是一个受法治约束的政府所不能为者。如果政府可以决定特定的人应当处于何种地位，那么它也就必定能够决定个人努力的方向。人们当然可以提出下述问题：如果政府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人，那么为什么其结果却是不平等的呢？或者，如果政府允许人们按其意愿去使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手段，那么为什么对于这些个人的后果却又不能预见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实没有必要在这里重申其间的道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法治强设于政府的各种限制，也同样否弃所有那些根据他人对个人品行的评定而非根据其服务对于其他人的价值给予酬劳的措施，换言之，亦否弃对那种与相互对等正义（

commutative justice

）相反对的分配正义的追求。分配正义要求由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机构来配置所有的资源；它还要求人们被告之应当干什么以及应当去追求什么目的。在分配正义被视为目的的地方，关于不同的个人必须干什么的决定，并不能从一般性的规则中推知，而只能根据计划当局的特定目的和特殊知识方能做出。一如上文所述，当权力当局（或社会主导意见）有权决定不同的人将接受何种待遇时，它亦一定能决定不同的人将干什么。

在自由的理想与试图“矫正”收入分配以使其更显“公平”的欲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人们通常都未能清楚地认识和理解这一点。毋庸置疑的是，那些追求分配正义的人，将在实践中发现其每一步骤都会受到法治的限制；而且从他们的目标的性质来看，他们也必定倾向于采取歧视性的行动和自由裁量的行动。然而，由于他们通常都未意识到他们的目标与法治在原则上极难相容，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在个别情形中侵损或无视那种他们通常会希望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原则。他们努力的最终结果必定不是对现存秩序的变革，而只能是对它的彻底否弃，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即指令性经济（the

command economy）——来取代它。

如果有人以为这样一种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会比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更为有效，那显然不切实际，但是认为只有一集中指导的制度方有可能确使不同的个人得到其他人从道德的理由出发认为其所应得的待遇，倒是确实的。在法治所确定的范围内，人们在使市场发挥更为有效且稳定的作用的方面，可以有很大的作为；但是，在法治所确定的范围内，人们现在所认为的那种分配正义，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将在下文中对人们因追求分配正义而制定的一些最为重要的现代政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考察。然而，在我们对这些政策领域进行考察之前，我们将首先对晚近数十年中的一些智识运动进行检视，这些运动不仅严重侵损了法治，而且在贬损法治理想的同时还严重削弱了对专制政府复兴的抵御力。

第十六章

法治的衰微

人们一旦假设，绝对权力因出于民意便会同宪法规定的自由（constitutional

freedom）一般合法，那么这种观点就会……遮天蔽日，使残暴横行于天

下。

——阿克顿勋爵（Lord

Ac

ton）

１．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之所以对德国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部分原因是法治的理论（如果不是法治的实践）在这个国家得到了最为深刻的发展，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有必要理解，为什么对法治的反动也始于该国。有如社会主义理论一般，摧毁法治的各种法律理论也源出于德国，并从那儿传播到世界其他各国。

从自由主义的胜利到转向社会主义或一种福利国家，其间的时距在德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短得多。旨在保障法治的各种制度尚未建成，各种思潮便业已转向，并开始阻碍这些法治制度去服务于那些原本建构这些制度所旨在实现的目的。政治情势的变化与纯粹的智识发展二者结合在一起，大大加速了那种对法治的反动进程，而这种进程在其他国家则要缓慢得多。众所周知，德国的统一进程最终是通过政治家的技巧来完成的，而不是经由逐渐的进化来实现的；然而这一事实却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凭空思考的设计（deliberate

design）当可以根据一种预先构想的模式重新建构社会。由这种情势所激发起来的社会自负和政治上的野心，又在另一个向度上得到了当时在德国盛行的哲学思潮的强烈支持。

那种关于政府不仅应当推行“形式正义”（formal

justice）而且还应当实施“实质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即“分配正义”或“社会正义”）的要求，自法国大革命始就不断为人们所主张。到１９世纪末，这些观点已对法律学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１８９０年，一位主要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家曾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那种在此后日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学说，“通过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所有的公民，而不论其个人品质和经济地位为何，并且通过允许他们之间展开无限制的竞争的方式，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即商品的生产也得到了无限的增长；但是，贫困的弱者仅能得到此一产出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新的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都应当力图保护弱者以对抗强者，并确使他们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获得良好生活所必须的财富。这是因为在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最大的非正义莫过于对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做平等的对待”！法国著名作家阿纳道勒·佛朗斯（Anatole

France）也曾讽刺过“崇高的法律平等：这种法律赋予富者和贫者以平等待遇，竟然一视同仁地禁止他们栖宿于桥梁之下、沿街乞讨并偷窃面包”。此一名言曾被那些善意但却不动脑筋的人无数次地引证，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摧毁着无偏无倚的正义之基础。

２．这些政治观点所获得的强势地位，亦得到了那些虽产生于１９世纪初叶但却在当时才影响日隆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极大支持；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但它们却有一相同的方面，即它们都不赞成用法律规则去限制政府的权力，并欲求给予政府的组织化力量（organized

forces）以更大的权力，刻意根据某种社会正义的理想去型构社会关系。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有四大知识运动一直在推进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依其重要性的顺序来看，它们是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历史主义（historicism）、“自由法”学派（free

law school）”和“利益法理”学派（the school of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我们在讨论第一大运动之前，先简要地考虑后三大运动，因为第一大运动需要我们多费些笔墨。

只是到了晚近才广为人知的“利益法理学”的传统，乃是一种社会学的法律研究进路，多少有些类似于当代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至少就其间较激进的观点看，利益法理学力图否弃那种主张在审理案件时适用严格法律规则（strict

rules oflaw）的逻辑建构论（logical construction），而代之以对具体案件中的重大特定“利益”进行直接评估。“自由法”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与“利益法理学派”相平行发展的一种智识运动，其主要关注点在刑法。“自由法”学派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地将法官从既有规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赞同法官主要根据其“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去审理个别案件。“自由法”学派的观点，一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它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全权性国家（totalitarian

state）的专断政治之道。

对于本书所指的“历史主义”，必须加以精确界定，以严格区别于此前伟大的历史学派（包括法理学及其他学科中的各种历史学派）；“历史主义”乃是这样一种学派，它主张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加以认识，并宣称能够从此洞见中推演出何种制度更适宜于现状的知识。这种观点导向了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它不承认我们是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产物，也不相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我们所承继的观念或理念，相反它以为我们能够超越这些限度，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各种情势是如何决定我们现有的观念的，并且还能够运用这种知识以一种适合于我们时代的方式重构我们的制度。这样一种观点自然会导致对所有无法从理性上证明的规则的否定，也会对那些并不是根据凭空思考而设计出来以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规则的否定。就这一点而言，历史主义支撑了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论点。

３．各种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提出，其直接目的便在于反对自然法传统（the

tradition of a law of nature）。尽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自然法传统为人们讨论本书所涉及的那些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然而本书却未对自然法传统本身进行讨论。对于许多人来讲，自然法观仍能解答我们在当下面对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然而，我在前此各章节讨论本书的问题时，却没有使用这个观念，而这当然是审慎考虑的结果，其原因是以自然法为旗号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学派，所主张的理论实在差别太大，而要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分疏和探究，恐怕需要一部专著方得以完成。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这些不尽相同的自然法学派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强调关注同一个问题。自然法论的捍卫者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的最大的冲突在于，前者承认自然法这个问题的存在，而后者则根本否认自然法问题的存在，或者至少认为法理学的范围中不存在自然法的问题。

所有的自然法学派都认为，有一些规则并不是由立法者精心设计或制定出来的，它们也都认为，所有实在法（positive

law）的效力都源出于一些并不是人所制定的（仅就实在法是人制定的意义而言）但却可以被人所“发现”的规则；它们甚至还认为，这些规则不仅为人们评断实在法是否正义提供了标准，而且还为人们遵循实在法提供了根据。不论这些自然法理论是从神的启示中寻求答案，还是从人的理性所具有的内在力量中探求答案，或者从那些并不是人的理性一部分但却构成了支配人的智能发挥作用的理性不及因素（non-rational

factors）的原则中寻找答案，亦不论它们是把自然法的内容视作恒久不变的，还是将之视作因时有变的，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它们都试图对实证主义并不承认的问题给出回答。然而，对于实证主义而言，法律，从定义上讲，只能由人的意志经由审慎思考而形成的命令构成，别无他途。

因此之故，法律实证主义从一开始就不赞同，甚或反对那些构成了法治理想或原初意义上的“法治国”观念之基础的超法律原则或元法律原则（meta-legal

principles），亦反对那些对立法权构成限制的种种原则。法律实证主义在１９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所赢得的无可争议的地位，乃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从比拟的。因此之故，法治的理想最早也是在德国被抽离掉了实质内容，变成了一个空洞之词。实质性的法治国观念为一种纯粹形式的观念所替代，前者要求法律的规则具有一些明确的特性，而后者只要求所有的国家行动得到立法机构的授权即可。简而言之，所谓“法律”，就只是表明了这样一点，即不论当权机构做什么，只要是立法机构的授权行为，它在形式上就都应当是合法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形式合法性（legality）的问题。在１９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下述观点已被人们广为接受，即实质性的法治国那种“个人主义”理想已成了昨日黄花，“并已为民族观和社会观所具有的创造性力量所征服”。正如一位行政法权威人士所描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情形那般，“我们又重新尊奉起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的原则，致使我们再一次承认‘文化国家’（Kulturstaat）的观念。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差异只存在于手段方面。在法律的基础上，现代国家可以做任何事，而且其程度甚至也远远超过了警察国家。因此，在１９世纪，法治国这一术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根据这一含义，国家的整个活动不仅须以法律为基础，而且也须采取法律形式。因此，法治国在当下的意义，已不再含括国家的目的和国家能力的限度等问题了”。

然而，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才获得了最为有效的形式，并开始将其影响扩及到德国版图以外。这种新的理论由凯尔森教授（H.

Kelsen）所阐释并以“纯粹法学”（pure theory of law）一名而著称于世，它标示着前此所有的有限政府的传统观点都已暗淡无光。的确，凯尔森的观点为下述两类改革者所热情接受，一类改革者视传统上对政府的各种限制为实现其抱负的重大障碍，另一类改革者则欲图否弃一切对多数所拥有的权力的限制。凯尔森本人先前就考察了下述问题，即“基本且不可替代的个人自由是如何逐渐退至后台，而社会集体的自由又是如何占据前台的”；此外，自由观念的这种变化还意味着“民主主义（democratism）从自由主义中的解放”，而凯尔森本人对于这一变化也抱着热情欢迎的态度。凯尔森理论体系的基本观念，乃是将国家和法律秩序等而视之。因此，法治国变成了一个极端形式化的概念，成了所有国家的特性，甚至也成了专制国家的特性。在他的观点中，对立法者的权力不可能加以任何限制，也不存在“所谓的基本自由（fundamental

liberties）”；而且任何企图拒绝赋予武断的专制主义以法律秩序特性的努力，“都只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或者是一种源出于自然法思想的傲慢”。凯尔森不仅竭力混淆具有抽象且一般性规则那种实质意义上的真正的法律（true

laws）与仅具形式意义的法律（包括立法机构制定的所有的法规）之间的根本区别，而且还通过将这些法律和权力机构所颁布的各种命令都笼而统之地置于“规范”（norm）这个含混的术语之中，从而使命令（亦不论这些命令的内容为何）与法律无从区分。甚至司法管辖与行政措施间的区别，在凯尔森教授的理论中，实际上也遭否定。一言以蔽之，传统法治观念中的所有原则在他那里都被认定成了形而上的迷信。

根据这种在逻辑上自恰一致的法律实证主义所阐释的种种观念，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以前就渐渐支配了德国人的思想，并且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各国。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末，这些观念完全征服了德国，“以致于遵奉自然法理论亦成了一种罪过，甚至还是一种智识上的耻辱”。实际上，这种思想状况为实现一种无限的专制政制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早在希特勒试图执掌大权之际就已经为一些敏锐的观察家所明确指出了。在１９３０年，一位德国的法律学者在其对“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国相对）的努力所导致的种种结果”的详尽研究中指出，“这些理论上的发展已然扫清了否弃法治国的所有防御屏障，并打开了通向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国家意志的胜利大门”。对于日后由希特勒最终完成的上述发展，人们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只一位学者在德国的宪法学者大会上表达了这种观点，然而却为时已晚。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的各种势力在当时已经透彻地领悟了法律实证主义的要害，即国家绝不可以为法律所约束。在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也包括在俄国，人们渐渐认定，法治之下国家“无自由”，亦即国家是“法律的囚徒”，而且他们还认定，国家若要“正当”行事，就必须从抽象规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一个“自由的”国家，就是要能够据其意志去对待其臣民。

４．人身自由与法治间的不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在推进现代专制主义最盛的国家中，因对法治的根本否定（甚至因在理论上对法治的否定）而得到了最为明确的彰显。法律理论在俄国共产主义早期阶段（亦即仍在严肃考虑社会主义理想和广泛讨论法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的问题的时期）的发展历史，对我们就极具教益。俄国的社会主义法律理论家在这些讨论中所提出的种种论点，极富逻辑，而且较之西方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更为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因为西方的论者通常都试图做到两全其美，既想否定法治，又想获得法治的禆益，而不能专注于对法治的否定。

在讨论初期，俄国的法律理论家经谨慎思考后，一开始就力图沿着他们所认可的在西欧久已确立的那种否定法治的方向发展。正如其中的一位法律理论家所言，法律观念本身已普遍消失，而且“重心也已从颁布一般性规范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个别裁定和命令，以此调整、协助和协调各种行政活动”。同时另一位法律理论家也争辩说，“由于对法律与行政规章加以区别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两者间的区别只是资产阶级理论与实践的拟制而已”。对于此一发展的最佳叙述，乃是由一位非共产党员的俄国学者做出的；他指出，“苏联制度与所有其他专制政制的区别在于……前者表明了这样一种努力，即力图根据与法治原则相反对的诸原则建设国家……，并且发展出了一种使统治者免负责任或不受限制的理论”。又如一位共产党的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立法的基本原则和私法的基本原则，尽管资产阶级理论家绝不会承认它们，乃是‘非经特殊许可，任何情形都将被禁止’”。

最终，俄国的共产党人渐渐将抨击矛头转向了法律观念本身。１９２７年，苏联最高法院院长在一本官方出版的私法手册中解释说，“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法律的胜利，而是意指社会主义对任何法律的胜利，因为伴随着具有敌对利益的阶级被消灭，法律亦将彻底消亡”。

俄国法律理论家E.

Pashukanis

最为明确地分析并解释了这一发展阶段的各种情况，他的论著曾一度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他稍后便因失去了最高领导层的信任而失踪。他这样写道，“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将技术指导从属于一般的经济计划，乃是与在制定生产和分配规划时所采取的直接的、由技术决定的指导方法相一致的。此一取向的逐渐获胜，意味着法律的逐渐被消灭”。简而言之，“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由于不存在自发的私的法律关系的余地，只存在着为了社会利益的管理的空间，所以一切法律都转换成了行政，所有的既定规则亦都转变成了自由裁量和种种基于社会功利的考虑”。

５．在英国，背离法治的发展虽早就开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只限于实践的领域，而未受到理论上的关注。尽管在１９１５年前戴雪便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自古便受到尊奉的法治，在英国经历了明显的衰败”，但是对此一原则的日益增多的侵犯，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１９２９年，一本书名为《新专制主义》（The

New Despotism）的著作出版了；该书作者上诉法院法官Hewart

在该书中指出，晚近发展的情形与法治甚少相符之处；在那个时候，该书虽说因对时世的苛刻抨击而赢得了名声，但却无助于改变英国人的自满信念，即法治的传统极为安全地保障着他们的各项自由。该书在当时仅被视作一本反动的小册子，而且对它的谩骂，即使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也极难令人理解，尽管在今天不仅如自由主义者的喉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甚至连社会主义论者也都已同样的方式论及了这种事态的危险。《新专制主义》一书确实促成政府任命了一个官方的“大臣权力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on Ministers’ Powers），但该委员会的报告，尽管多少也重申了戴雪的论点，却在总体上最为轻描淡写地论及这方面的种种危险。我们需要明辨的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使法治的反对者得以用更加巧妙的方式炮制了更多的文字以阐释反法治的理论，自此以后，这种反法治的理论渐渐地为社会主义者所接受，甚至还为许多非社会主义者所接受。

这一运动由一批团结在拉斯基（Harold

J．Laski）教授周围的社会主义法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所领导。詹宁斯（Jennings）博士（现被封为Ivor爵士）在评论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和以其为基础所形成的各项文献时，首当其冲地对法治观念展开了批判。由于他完全接受了当时极为时髦的实证主义学说，所以他以这样的方式指出，“法治的观念，按照那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赋予它的意义来讲，就是指人人在普通法院所实施的法律（亦即国家的法律）面前平等，从字面意义上看，这纯属无稽之谈”。他进一步论辩说，这种法治“要么各国都有，要么根本不存在”。尽管他不得不承认“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乃是英国数个世纪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他之所以承认这一点，只是因为他对下述事实感到极不耐烦，即人们在打破这个传统时“还极为羞羞答答”。而对于那个“为该调查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和大多数证人所持有的……关于法官职能与行政官员职能明确不同”的信念，詹宁斯博士则更是嗤之以鼻。

晚些时候，詹宁斯在一本为人们广为使用的教科书中详尽阐释了上述观点；在这本教科书中，他明确否认“法治与自由裁量权之间存在着冲突”，还明确否认“‘常规法律’（regular

law）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着对立。他甚至认为，戴雪所谓的那项原则，例如公共当局不应当具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原则，乃是“辉格党人的行事规则，其他人可以不予理会”。尽管詹宁斯博士承认，“对于１８７０年，甚或１８８０年的宪法学者来讲，英国宪法根本上是以个人主义的法治为基础的，而且英国的国家也是以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为基础的法治国”，但是他却认为，这只意味着“英国宪法不赞成‘自由裁量’权，除非这些权力由法官行使。当戴雪说英国人‘受法律统治并且只受法律的统治’时，他意指的乃是‘英国人受法官的统治并且只受法官的统治’。这实是一种夸张之言，但却是一种善的个人主义”。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詹宁斯博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之所以只有法律专家，而非其他专家，尤其不是关注特定目的的行政官员，才应当有权颁布采取强制性行动的命令，实乃是法治下的自由理想的一个必然结果。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詹宁斯爵士修正了他的观点。他在晚近出版的一本极为畅销的著作中，在开篇及结尾的章节中都对法治给予了极高的赞扬，甚至对英国当下仍盛行的法治的程度给出了一幅多少有些理想化的图景。但是，在他改变观点之前，他对法治的种种抨击却早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与詹宁斯爵士这本书同属一套丛书但却早其一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即《政治学词汇》（Vocabulary

Politics）便可以佐证此点：该书作者指出，“岂不怪哉：社会上居然有这样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法治乃是一种为某些人所有而为另一些人所不具有的东西，就像汽车和电话一般。那么，没有法治又意指什么呢？是否就指根本没有法律呢？”对于《政治学词汇》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甚感担忧，如果这个问题所反映的，真的就是在实证主义的支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较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的立场，如何得了。

拉斯基教授圈子中的另一成员罗布逊（W.A.Robson）教授，在其所著的一本极为流行的关于行政法的论著中对法治所做的讨论，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他在讨论中注入了高度的热情，主张对当下控制行政行动的混乱状态进行整顿并使之规范化；为此，他对行政法庭的任务进行了解释；但是，如果行政法庭按照他所阐释的任务去行事，那么行政法庭在保护个人自由的方面，便会变得毫无作为。他的目的极为明确，即旨在加速“背离被已故教授戴雪视作英国宪政制度根本特征的法治”。他在开篇就抨击了“那种古老而破旧的摇摇晃晃的两轮马车”，即“传说般的权力分立制度”。他认为，将法律与政策加以区分“纯属谬误”，而且那种以为法官并不关注政府目的而只考虑实施法律的观点，亦属无稽之谈。他甚至认为，“行政法官能够实施某项不受法律规则和司法先例（judicial

precedents）束缚的政策”，乃是行政法庭的主要优点之一；……“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禆益的莫过于行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内的社会改良政策，并有权根据这个公开宣称的目的去审理它所受理的案件；以及行政法庭为了满足这种社会政策的需求，有权调整自己对有关争议的态度”。

上述论点最为清楚地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进步”观点是多么反动的真相！正因为如此，发生下述情形亦就不足为怪了：诸如罗布逊教授的这类观点很快就得到了保守主义者的赞同，而且一本新近出版的关于《法治》（Rule

of Law）的保守党小册子也响应了罗布逊教授的观点，对行政法庭大加赞赏，因为行政法庭“具有灵活性且不受法律规则或司法先例的束缚，所以它们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保守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接受，可能是此一发展中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保守主义者走得太远了，以致于他们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自由”（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的专题讨论会中居然宣称，“关于英国人受法院保护而免遭政府及其官员的压迫的观点，我们久已否弃，以致于本次研讨会上没有一位与会者认为我们现在有可能再回到那个１９世纪的理想的立场上去了”。

关于这些观点会导致何种结果的问题，可从那个社会主义法律学家圈子中较不著名的人士的不太慎重的言论中见出。其中的一位成员在一本关于《计划的国家与法治》（The

Planned state and the Rule of Law）的书籍中，一开篇就指出“要重新界定”法治。他劈头盖脸地抨击说，传统的法治观实际上是将作为最高立法者的议会的“所作所为视为法治”。这种论断致使这位作者“极为自信地断言，计划与法治的不相容合（此论最早由社会主义论者自己提出）乃是一则神话，只有偏见或无知才会认为它正确”。此一圈子中的另一位成员甚至认为，虽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希特勒如果是以一种合宪的方式获得其权力的话，那么纳粹德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法治国，但是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答案是肯定的；多数总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多数选举他掌权，法治就在运行之中。多数可能是不明智的，也有可能是捣蛋的，但法治亦存。因为在一民主制度中，所谓正确，乃是由多数决定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荒谬且最混淆视听的观点，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观点居然是以一种最坚定的口吻表达出来的。

在这类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生如下这样的变化也就不足为怪了：行政机构在支配公民私人生活和私有财产方面的各种权力，得到了迅速增加，但对这些权力的限制措施却极不完善。新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立法都赋予了行政机构以日益增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只是偶尔提供救济措施，即使规定了某种救济方式，也存在着极大的缺陷，即当事人可以向人员构成混杂的行政法庭委员会提出上诉。在一些极端的事例中，法律居然授予行政机构以权力，以确立采取那些类似没收财产的行动所赖以为据的“一般性原则”，也正因为此，行政当局竟拒绝受任何硬性规则的束缚。只是在晚近，尤其是在一位富有却极具公共精神的人士经持续不断的努力而将一政府公然高压的行动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之后，少数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一直对这些发展所抱持的忧虑，才开始引起更多的人士的注意，并产生了新一轮的回应迹象。关于这些回应，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

６．美国沿此方向的发展，从诸多方面来看，并不亚于英国，这多少有些令我们感到惊讶。事实上，无论是法律理论中的种种现代思潮，还是那种鼓吹不需接受法律训练的“行政专家”（expert

administrator）的观念，在美国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其在英国的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在上文所论及的英国的社会主义法学家，通常更能从美国的法律哲学家而非英国的法律哲学家那里获得激励。促成此一情况发生的外部环境，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甚理解，所以值得我们更好地去把握它。

事实上，美国的情形是极为独特的，因为美国从欧洲的改革运动中所获致的激励和鼓舞，很早就在那里凝聚为此后渐渐为人们所知的“公共行政运动”（public

administration movement）。此一运动在美国的作用多少有些类似英国费边社运动（Fabian

movement）的作用，或德国“社会主义者争取议席”运动（socialists

of the chair movement）的作用。由于美国的公共行政运动以政府效率为口号，所以它设计了非常精巧的手段去获得商业界或企业界人士的支持，企图实现那些经过包装但实质上未变的社会主义目的。此一运动的成员，从一般意义上讲，在“美国进步党人士”的同情性支持下，对个人自由的种种传统上的保障措施［例如：法治、宪法性限制、司法审查和“基本大法”（a

fundamental law）等观念］展开了最为激烈的抨击。这些“行政专家”的特征乃是，他们既敌视（一般而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视）法律领域中的专家，亦敌视经济领域中的专家。在他们努力创建一门行政“科学”的时候，指导他们的毋宁是一种极为幼稚的“科学的”程序观（conception

of“scientific” procedure）；他们不仅对传统甚至对原则都大加鄙视，而这正是极端的唯理主义者的特色。正是他们竭尽全力，才使下述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即“为自由而自由（liberty

for liberty’sake），显然是一毫无意义的观念，因为所谓自由，一定是做某事和享有某物的自由。如果有更多的人购买汽车和去渡假，那么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自由”。

主要是通过这些人的努力，才使得欧洲大陆的行政权观念输入美国较输入英国为早。因此，早在１９２１年，美国的一位最为杰出的法理学家便指出，“美国正在出现两股趋向：一是背离法院和法律的趋向，而第二种趋向则企图以复兴行政正义（executive

justice）和立法正义（legislative justice）的方式以及依赖政府的专断权力的方式，退回至无法正义（justice

without law）的状况中去”。几年以后，一位法学家在其所著的一部关于行政法的权威著作中竟然宣称下述观点已成为公认的准则，该准则就是，“每一位政府官员根据法律的规定都具有一定的‘管辖’领域。在这个管辖的领域中，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而自由地行事，而且法院也会将他的行动视作最终决定而加以尊重，甚至不会对其行动的正当性加以追究。但是，如果他逾越其管辖领域的界限，法院就将做出干预。法院据此对政府官员的行动进行审查的法律，便只是一种关于超越权限的法律。法院所关注的唯一问题就是管辖权的问题，而关于政府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法院则无权施以控制”。

反对法院对行政行动和立法行动施以严格控敝之传统的趋向，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出现了。然而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这种反对法院的主张最初则是在参议员富莱特（La

Follette）于１９２４年竞选总统时才开始变得特别重要的，当时这位参议员甚至将控制和削弱法院的权力作为其竞选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基于参议员富莱特所确立的这个反对法院的传统，进步党人士才得以在美国远甚于在其他国家成为主张扩大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的主要倡导者。在本世纪３０年代末，美国进步党人的这个特征愈已显著，以致于连欧洲社会主义者“在首次面对美国自由主义者与美国保守主义者之间就行政法和行政自由裁量权等问题所展开的论战时”，都倾向于“警告美国进步党人要注意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展所具有的内在危险，甚至还告诫他们，我们（即指欧洲社会主义者）在这个方面可以为美国保守主义者的立场的正确性作证”。但是，一当欧洲社会主义者发现美国进步党人的这种态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的制度渐渐地以一种不为人们注意的方式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时，他们又很快停止了他们的抨击。

美国进步党人与保守主义者的上述冲突，当然是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达到了最高峰，但是此前数年中盛行的智识思潮已为罗斯福时期的种种发展铺平了道路。本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一大批反法治的文献，势同浪潮，并对此后的发展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处我们仅举两个颇具特色的例子作为证明。对美国的“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的传统，发动正面攻击的积极人士中的代表人物，乃是查尔斯·海因斯（Charles

G.Haines）教授，他不仅将这种传统理想视作一种幻想，而且还严肃地辩称：“美国人应当根据一种对公共官员的信任理论（a

theory of trust in men in public affairs）来建构政府”。要认识到海因斯的观点与构成美国宪法基础的整个观念彻底相悖，人们只须记住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观点即可，杰斐逊总统指出，“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jealousy）而非信任基础之上的，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根据信任才规定了限权宪法（limited

constitutions），以约束那些我们当授予其以权力的人……。因此，我们的宪法确立了我们的信任可能所及的限度。就权力问题而言，希望不要再让我们听见所谓的对人的信任的言论，而是用宪法的种种限制措施去约束被授权之人，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伤害”。

更能反映当时智识趋向特征的，可能是已故法官杰里米·弗兰克（Judge

Jerome Frank）所撰写的著作《法律与现代精神》（Law

and the Modern Mind），该书首版于１９３０年，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已是一件极不易理解的事情了。该书对法律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the law）的理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弗兰克甚至将这种理想讥讽为“需要一个权威父亲的小儿科式的要求”的产物。该书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为那一代不愿意接受任何对集体行动进行限制的人对传统理想所采取的蔑视态度提供了理论根据。然而，正是在这些观念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变成了推行新政这一父权式政策的工具。

到本世纪３０年代末，人们对这类发展的忧虑和不安日益激增，结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此类问题，即“美国检察总长关于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the

U.S. Attorney-General’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其任务与英国在十年前成立的“大臣权力调查委员会”的任务很相似。但是，该调查委员会的《多数报告》（Majority

Report），与英国那个委员会的报告相比，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然将当时所发生的事态描述成既不可避免，亦无损害。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Dean

Roscoe Pound）最为恰当地指出了该报告的大要，“虽说该调查委员会之多数很可能是无意为此，但他们实际上就是循着行政专制主义（administrative

absolutism）的路径在思考问题，而这种行政专制主义，则是全世界于当下日益兴盛的专制主义的一个方面。他们主张法律消亡的观念，认为社会将不会再有法律，或者只有一种法律，那就是行政命令；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权利之类的东西，法律只是要实施国家强力的威胁，规则和原则只是迷信和宗教期望，权力分立原则乃是过时的１８世纪的思想方式，法律至上这一普通法原则也已失效；他们甚至还认为，公法乃是一种‘人们必须从属的法律’

（subordinating law），亦即使个人的利益从属于政府官员的利益，并允许政府官员根据公共利益来裁量纠纷，从而给予公共利益以更大的价值，同时无视其他利益；最后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即法律乃是官方所为，从而官方所为便是法律，而且不容法学家的批判——以上所述便是我们认识该调查委员会多数建议所必须正视的背景”。

７．颇为有幸的是，有种种明显的迹象表明，许多国家对于发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的反法治的取向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并且还做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回应。这些迹象可能在那些经历了极权政制从而深知放松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所具有的危险的国家中最为明显。社会主义者在不久以前还在对个人自由的传统保障措施进行冷嘲热讽，但是现在，甚至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士也开始改变了态度，这实在可敬可嘉。几乎没有人能够像著名的社会主义法律哲学家，已故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那般坦诚地表达了这种观点的转变过程。他在其晚年所撰写的一部著作中指出，“尽管民主确是一颇值称道的价值，但法治国却像我们每日食用的面包、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实是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民主仅凭自身的力量就能作出调适以维护法治国”。然而，从拉德布鲁赫对德国发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在德国事实上未必就能做到对法治国的维护。可能更为恰当的说法是，如果民主不维护法治，民主就不会存续多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司法审查原则的推进以及德国论者对自然法理论的关注的恢复，乃是上述发展趋向的又一象征。当时，在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正在开展类似方向的运动。在法国，雷坡（G.Ripert）通过对《法治的衰微》（The

Decline of Law）的研究而对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这部论著中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对这些法学家做出谴责。正是这些法学家在这半个世纪中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他们甚至丝毫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将这些个人权利拱手交给了强大无比的政治国家。一些法学家想证明他们是进步的，而另一些法学家则相信他们重新发现了那个为１９世纪的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所遮蔽的传统原则。这些学者常常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偏狭，而这阻碍了他们去认识其他学者从无偏见的学说中所可能推演出的真实的结论”。

在英国，许多人也提出了诸多类似的警告，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日益关注的第一个结果便是在晚近的立法中重新恢复了这样一种趋势，即恢复法院作为审理行政争议的终极权威。最近，从一个专门调查法院（即除普通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上诉程序的委员会的报告中，人们也能发现这类极鼓舞人心的迹象。在该项报告中，这个调查委员会不仅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以消除现行制度中所存在的大量缺陷和失范现象，而且还颇令人赞赏地重新确认了“司法与行政的区别，以及法治与专断的区别”。该报告还强调指出，“法治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应当根据众所周知的原则或法律做出裁定或判决。一般而言，这些裁定或判决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公民也知道他处于何种法律境地”。但是在英国，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行政领域未得到专门法院的管辖或规定”（这个问题并不属于该调查委员会所讨论的问题）；在这些领域，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公民实际上也依旧处于专断的行政裁定的支配之下。如果要扼制住这种侵蚀法治的趋向，似迫切需要建立某种独立的法院，由它来受理所有行政案件的上诉请求，一如各国人士所提出的建议那般。

最后，我们还需要论及一种国际性的努力，这就是１９５５年６月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大会上所通过的“雅典条例”（Act

of Athens），它以一种强硬的姿态重新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却很难说，在这种复兴原有传统的普遍愿望中，人们对于其间所可能涉及的问题也具有着明确的意识；同样我们也很难说，人们在原有传统的诸原则成为实现某个可欲的目标的最为直接而显见的障碍时，会依旧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在不久前似乎已是人所周知的常识，实毋需重述，甚至在今天，人民大众似乎也要比那些当代的法学家更熟知这些原则；然而就是这些原则，已为当下的一些法学家所遗忘，所以极有必要对这些原则的历史及其特性给出详尽的阐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以更为详尽的方式，对在一自由社会的框架中实现各种现代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不同方式进行考察，亦能对这些政策之所以无从实现的各种原由进行检讨。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的衰落与福利国家的兴起

在人之上，存有着一种巨大且监护的力量，此一力量凭靠自身的意志而确使人们获得满足，并监护他们的命运。此一力量具有绝对、无微不至、恒定、远见和温和的品格。如果它的目的在于养育人以使其长大成人，那么它就似父权；但是它也异于这种权威，因为它力图使人们处于恒久的孩童状态：当然，如果人们只想欢乐，那么人们得以欢乐也是颇令人满足的。这样一种政府虽说愿意为人民造福，但是它却力图使自己成为人们幸福的唯一代理者和唯一裁定者；它虽说会为人们提供安全，能够预见并确使人们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增进人们的快乐，处理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引导人们的努力，规定人们财产的承继方式，并分配处理人们的遗产，但这岂不是人们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劳烦恼琐碎的生计吗？而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托克维尔（A. De Toqueville）

当政府的目的在于行善便民时，经验告之我们更应当保有警省以保护自由。生而为了自由的人，对于抵抗藏有恶意的统治者侵犯其自由的行径，自然具有极高的敏感力。然而，对自由的最大的危险，则潜藏在那种热心者的诱人但却剧毒的行径之中，潜藏在那些善意但却令人无法理解其为何如此之善的行径之中。

——布兰代斯（L.Brandeis）

１．在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在社会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这主要是因社会主义理想的激励所致。在这个世纪的一段时间中，甚至在诸如美国这样一个从不具有重要的社会主义党派的国家中，也出现了这种倾向。在这百年的岁月中，社会主义赢得了知识界一大部分领导人士的支持，并渐渐被广泛认为是社会发展势所必趋的终极目的。这一发展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巅峰，当时连英国这样的老牌自由国度竟也盲目地展开了社会主义的尝试。这似乎标示着社会主义发展高潮的到来。未来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将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到约１９４８年的这段时间视作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世纪（the centu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在这一期间，社会主义不仅有着相当精确的含义，而且也拥有着一项明确的纲领。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目的，都在于将“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国有化（nationalization），从而有可能根据一个趋向于某种社会正义理想的全盘计划来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意图重组社会（reorganization of society）所依凭的各不相同的政治手段。马克思主义与费边主义之所以有区别，乃是因为在政治手段上，前者是革命的，后者是渐进的；但是，这两种学派在它们所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观念方面，却基本上是相同的。社会主义意指生产资料的公有，而且对这些生产资料“使用的目的，乃在于发挥其用途，而不在于追求利润”。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却发生了一项重大的变化，即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那种实现社会正义的特定方法的社会主义开始衰落了。它不仅失去了它往日在知识上的号召力，而且还明确遭到了大众的否弃，以致于各地的社会主义党派纷纷开始寻求能够确使其追随者继续给予支持的新纲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党派并没有放弃它们的终极目标，亦即它们关于社会正义的理想。但是，它们曾经希望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以及为这种手段所杜撰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却都已声誉扫地。毋庸置疑，“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还会一如继往地被用来指称现有的社会主义党派所通过的一切新纲领，但是那个旧的具有明确意义的社会主义，在今日的西方世界确已不复存在了，真可谓是名存实亡。

尽管这样一种粗线条的概述多少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对各国社会主义者所撰写的充满失望的文献进行考察，对社会主义党派内部的争论进行分析，却足以确证这一点。对于那些仅关注单一国家内部发展的人士来说，社会主义的衰落充其量只是一种暂时的挫折，亦即是对其在政治上的失败的一种反应而已。但是，不同国家的发展所具有的相似性和国际性质，却使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的衰落绝不只是一时的挫折问题。如果说在十五年前，教条的社会主义（doctrinaire socialism）还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的话，那么在今天，一个人若再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如此这般的批评，将无异于对一假想的敌人开火，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早已不复存在。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外部，然而当下的大多数抨击，则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其目的乃在于呼吁变革社会主义的原有纲领。

２．引起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多重且多面的。就那个一度具有最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学派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实验”的范例本身命运的变化，可以说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苏联这个社会实验范例的失败而致使其在西方世界惨遭扼杀的。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只有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乃是系统地适用传统社会主义纲领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当下，如果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将无疑构成一个极为有效的论辩，即使在社会主义圈子中亦是如此；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期望或想要一个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那么苏联的错误何在”？］但是苏联的经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只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丧失了声誉而已。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失望，乃是由一些更为直接的经验所致。

直接导致这种普遍失望的主要因素可能有三个：第一，人们日益认识到，社会主义式的生产组织，其生产效率并不比私有企业高，相反，而是远远低于后者；第二，人们还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同此前的制度相比，与其说社会主义导向了那种曾被认为的更大的社会正义，不如说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专断的、更无从逃避的等级秩序；第三，人们还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没能兑现其所允诺的更大的自由，反而意味着一种新专制的出现。

最早感到失望的乃是那些工会组织，它们发现，当它们不得不与国家（而不是私营雇主）发生关系时，它们的力量先已被大大削弱了。紧接着，甚至连个人也开始发现，由于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得不直面国家的权威，所以他们原本在竞争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其力量反而遭到了削弱。这些现象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即当时欧洲诸国的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独特的无产阶级观念以及与其相伴随的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结果，这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产生了一种与美国的情形颇为类似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在美国曾经有效地阻止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那些经历过全权性政制的国家中，较年轻的一代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取向，他们变得不再相信任何集体性措施，并开始怀疑一切权威。

导致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日渐失望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乃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扼杀。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士提出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互不相容的观点时，这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虽说也曾做出过强硬的回击和否定，但是当这种观点是由他们内部的一位论者以激烈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并产生一种深深的影响。近来，这种情形已由英国工党的一位极重要的知识分子做出了极为坦诚的描述，他就是克罗斯曼（R.S. Crossman）先生；他在其所著的一部题为《社会主义与新专制主义》（Socialism and the New Despotism）的小册子中，记述了“越来越多的认真思考的人对他们曾经认为的中央计划和国有制的扩展所具有的明显优点进行反思的过程”，他这样解释说，“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建立大量的官僚企业”和“建立一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系，而这确确实实对民主构成了一种潜在且重大的威胁”；然而对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涵义的发现，则促使那些认真思考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者在当今的主要任务乃在于使全国人民相信，他们的各项自由正受着这种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的威胁”。

３．尽管捍卫那种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collectivist socialism）所特有的方法的西方人士已寥寥无几，但是它的终极目的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对西方人士的吸引力。虽说社会主义者对于应当如何实现他们的目的已不再具有一种明确的计划，但他们仍希望操纵经济，以使收入的分配与他们的社会正义观相符合。然而，社会主义时代所导致的最为重要的后果，乃是它摧毁了传统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手段。由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根据全新的原则彻底重组社会，所以它就一定会把现行制度所依凭的原则视作必须予以清除的障碍。但是，既然社会主义自己已不再具有任何独特的原则，所以它只能在不知道任何可资使用的明确手段的境况下展示其各种新的抱负。作为结果，我们只能视这些根据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抱负所确立的新任务为毫无原则的使命，然而过去却不是如此。

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尽管人们一般已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作值得慎思追求的目标，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确定无疑地宣称我们在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不会导向社会主义的建构，尽管这种做法可能是无意识的。一些改革者只重视和采用那些在他们看来能够最为有效地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根本不关注那些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制度安排，所以他们很可能被导向对经济决策施以越来越多的中央控制（虽说私有财产权仍在名义上得到了维护），直至形成那种中央计划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却是当下人士（当然也包括那些改革者本人）极少真正愿意见到其实现者。更有进者，许多传统社会主义者也发现，人们在重新分配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因此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看来要比强行采取那种早已声誉扫地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措施更为容易。他们似乎已经认识到，通过增加政府对那些在名义上仍被保持为私有的产业的控制，他们可以更为容易地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而这也正是他们在过去采取的那个更令人惊恐的剥夺政策所欲求达致的真正目标。

的确，一些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极为坦诚地放弃了那种明显具有全权性形式的“热”社会主义（hot socialism），而于当下转向了那种所谓的“冷”社会主义（cold socialism）；因此，当人们对他们再进行批评的时候，有时就会被指责为有失公允，甚至被斥责为是瞎了眼的保守主义者的偏见在作怪。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所谓的，“冷”社会主义，实际上与“热”社会主义并无多大区别；如果我们不能够对那些能够在自由社会中予以实现的新抱负与那些只有采取全权性集体主义的手段方能予以实现的目标做出正确的辨识，那么我们实际上仍处于危险之中。

４．与社会主义不同，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的观念并不具有一个明晰确定的含义。这个术语有时被用来指称这样一种国家，它不仅“关注”维续法律与秩序的问题，而且还“关注”其他问题。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虽说有少数理论家主张政府的活动应当仅限于维续法律和秩序，然而这样一种立场却不能被自由原则证明为确当，因为只有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才需要加以严格的限制。我们在上文（前述第十五章）已经明确指出，毋庸否认，政府具有着一极为广泛的非强制性活动的领域，而且也存有明确的需要以征税的方式来支持这些活动。

的确，在现代，不曾有过任何政府将自己的活动仅限于有些人偶尔主张的“个人主义式的最小范围”（individualist minimum）之中，而且对政府活动的这种限制也不曾为“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实际上，所有的现代政府都对贫困者、时运不济者和残疾者进行了救济，而且还对健康卫生问题和知识传播问题予以了关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不应当随着财富的普遍增长而增加。此外，也的确存在着一些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满足的公共需求，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满足公共需求，也不会限制个人自由。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随着我们日趋富有，社会为那些无力照顾自己的人所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维系生计的标准（而且它能够通过市场以外的手段加以提供），亦将逐渐随之提高；而且我们亦无从否认，政府有可能以极有助益的且不会造成任何损害的方式，推进甚或领导这方面的活动。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政府不应当在诸如社会保障和教育之类的领域中发挥某种作用甚或进行领导，或者说政府不应当暂时资助某些试验性的发展工作。因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与其说是政府行动的目标，不如说是政府行动的手段。

人们为了说明反对福利国家是没有道理的，常常会列举政府活动所具有的极为温和且无损害的目标以资证明。但是，一旦那种主张政府根本不应当关注此类问题的狭隘立场被放弃（人们虽说能够对这一立场加以辩护，但它却与自由没有什么干系），那么自由的捍卫者通常就会发现，福利国家的纲领所含括的许多内容竟也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和无可反对的。例如，如果他们承认他们并不反对洁净食物法（pure-food law），那么这就可以被认为他们也不应当反对任何指向某个可欲目的的政府活动。因此，那些试图根据目的而非方法来界定政府功能的人士，经常会发现他们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反对某些政府行动，尽管这些行动似乎只会产生可欲的后果；有时候他们则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反对那些对于特定目的的实现极具效力但从其集合效应来看则有可能摧毁自由社会的措施的时候，又没有一般性的规则可以依凭。只要人们将国家仅视作强制性机器，那种主张国家不能涉入与维续法律和秩序无关的问题的立场就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服务性机构，国家有可能在不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有助于实现那些以其他方式可能无从实现的可欲的目的。然而，为什么政府诸多新的福利活动还是对自由构成了威胁呢？其原因就在于，尽管这些活动从表面上看是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但它们事实上却构成了对政府的强制性权力的实施，并且是以政府宣称其在某些领域拥有排他性权利为基础的。

５．当下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由捍卫者的任务，并使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如果对自由的危险仅来自于显见的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了当地指出，社会主义者的信条乃是彻底的谬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者所欲求的目的，而且这种社会主义还会产生社会主义者自己都不喜欢的其他后果。但是，我们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反对福利国家，因为这一术语并不意指一种明确的制度。这个称谓实际上是许多不尽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要素的混合，它们当中的一部分要素会使自由社会变得更具吸引力，而另一些要素则与自由社会不相容合，或至少会对自由社会的存续构成潜在的威胁。

我们将在下文的讨论中看到，福利国家的一些目标（亦即福利国家的第一种抱负）可以在无损于个人自由的情形下予以实现，尽管所采用的方法未必是众所周知且为人们普遍赞赏的方法；福利国家的另一些目标（亦即福利国家的第二种抱负）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实现，尽管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人们所想象的或人们愿意承受者，或者这种代价只是人们在财富得到增长的情况下才会逐渐愿意承担的；最后我们还将发现，福利国家的其他一些目标（亦即福利国家的第三种抱负）——而且也是社会主义者最为珍视的目标——在一力图维护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社会中则是无法实现的。

再者，社会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可欲的公众娱乐需求，而通过共同努力来满足这些需求并提供这些设施，可能会符合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例如公园、博物馆、影剧院和体育运动场馆等等——尽管人们有很充分的理由主张，这些需求应当由地方当局而非由中央政府予以满足。此外还有重要的保障（security）问题，亦即向人们提供保护，以使他们免受那些对所有人都可能带来损害的风险；而在这个方面，政府通常都能够减少这样的风险或者能够协助人们预防这些风险的发生。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两种保障概念做出区分：一是有限的保障（a limited security），亦即所有的人都能获致的保障，从而它不涉及特权问题；另一是绝对保障（absolute security），亦即那种在自由社会中不可能为所有的人获得的保障。第一种是抵御严重物质贫困的保障，亦即对所有的人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生计保障；第二种保障是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得一定生活水平的保障，它是经由对一人或一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与另一人或另一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而决定的。因此，这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前者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享有的最低限度收入的保障，而后者则是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致其被认为应当享有的特定收入的保障。后者与激励福利国家的第三个主要抱负紧密相关：即欲求运用政府的权力以确保一更公平或更正当的财富分配制度。这意味着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可以被用来确使特定的人得到特定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它要求对不同的人给予一种差别待遇或不平等待遇，而这与自由社会是不相容合的。这就是那种旨在达致“社会正义”并“基本上变成一收入再分配者”（a redistributor of income）的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必将退回到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并且采用社会主义的强制性方法和基本上属于专断性的方法。

６．尽管福利国家的一些目标只能通过采用那些有损于自由的方法方可实现，但是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福利国家所有的目标却都可以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追求。当下的主要危险在于，一旦政府的一个目标被认为合法而得到接受，那么人们也就因此而认定，甚至采用那种与自由原则相悖的手段也是合法的。颇为不幸的是，在绝大多数领域中，达致一特定的目的的最为有效的、最有把握的和最为迅速的方法，似乎就是将所有可资运用的资源都用于现下可见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急功近利且指望一步到位的并对特定的恶弊充满着愤怒的改革家而言，不采取最为快捷的和最为直接的手段去彻底铲除这种恶弊，简直可以说是不正当的。如果现在每个蒙受失业、健康不佳和老年救济不足的人都要一举解决其问题，那么不采用一种全盘的强制性方案，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急切地期望即刻解决这类问题而给予政府以那种排他且专断的权力，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极为短视。如果采用最为快捷的手段以解决现下可见之问题，成了人们唯一可被允许采用的方法，而且所有可资替代的其他试验方法都被排除在外而不允许加以使用，又如果眼下满足某种需求的最佳方法被视作此后一切发展的唯一出发点，那么我们确实有可能较为迅捷地达致我们当下的目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也极可能与此同时致使其他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胎死腹中。事实表明，常常是那些最急于充分运用现有知识和权力的人，最有可能因其所采用的方法而侵损未来的知识发展。此外，毕其功于一役和行政便利方面的考虑，也经常会促使改革者倾向于采用由其控制的单一渠道发展模式，尤其是在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领域，这种模式已成为福利国家的特征；就此而言，正是他们所采纳的那种单一渠道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

如果政府不只是想为某些个人达致一定的生活标准提供便利条件，而且还力图确使每个人都达致这样的标准，那么它就只有通过剥夺个人在此问题上的选择权方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福利国家便成了一个家族式国家（a household state），在这种国家中，“家长”控制着社会的大多数收入，他根据他所认为的社会成员需求或应当得到满足的需求的数量和品种来分配这些财富。

在许多领域，人们可以基于经济和效率的种种考虑而提出极具说服力的论点，以支持国家统管某一特定的服务业；但是当国家真的统管这种服务的时候，通常导致的结果就不仅是那些被认为的裨益很快会变成泡影，而且这种服务所具有的性质亦会变得完全不同于由彼此竞争的机构提供的服务所具有的性质。如果政府不是运用它所控制的有限资源以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而是运用它的强制性权力以确使人们得到某类专家认为他们需求的东西，又如果人们因此不再能够就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健康卫生、就业、居住、老年救济）进行抉择，而是必须接受某个被任命的权力机关根据其对他们的需求的评价而为他们做出的决定，又如果某些服务变成了国家排他性控制的领域，而且整个职业——医疗、教育或保险等——也渐渐只是作为统一行政等级的机构而存在，那么人们便会发现，真正决定人们将得到什么东西的，已不再是自由的竞争性试验，而是权力机关所做的决策。

通常导使激进急躁的改革家希望以政府垄断的方式组织这类服务的理由，也同样会使他们认为，有关责任机关应当被赋予支配个人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政府的目标仅在于依据某一规则向所有的人提供某些特定的服务以改善他们的机会，那么这基本上是可以根据竞争性的商业作法而实现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竞争性商业作法去办事，那么我们就无从确使每个个人因此而获得的那些结果都能够切实地符合我们的想法。如果欲使每个个人都在某个特定方面受到政府安排的影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只有有权对人们施以差别待遇的具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通过采取家长式的个殊化的解决办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人认为，当公民的某些需求仅由单个官僚机器统管负责满足的时候，人们只需要采取民主手段对这个官僚机器施以控制，便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不遭侵犯，然而，我们却认为，这种观点纯属幻想。就维护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而言，对仅规定“应当”做什么的立法机构与享有排他性权力以实施这些命令的行政机构进行分工，实乃最具危险的制度安排。所有的经验都确证了“英美经验所表明的结果：行政机构实现它们认为紧迫的目的的热情，会使它们看不清它们的职能，而且还会致使它们认为宪法对它们的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在面对它们热情努力实现其所认为的最为重要的政府目标时，都应当让路”。

有人认为，当今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现代政府中之骨干人士和最强有力的人士，例如那些只关注他们所谓的公共利益而且行动极具效率的专职行政官员；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绝非夸张之辞。尽管理论家们仍会大谈特谈如何用民主的手段来控制这些活动，但是所有在这方面具有直接经验的人士都会赞同（一如晚近的一位英国论者所指出的），“如果大臣对这些活动进行控制……都已变成了一种神话，那么期望议会能够对此施以控制，就更是纯属传奇寓言了”。对人民的福利采取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将不可避免地使有关管理机构成为一种一意孤行且无从控制的机构；面对这样的机构，个人既是无能为力的，亦是孤立无援的，而且这种机构亦将日益获得最高权力才具有的那种神秘性——亦即德国传统中的Hoheitsverwaltung或Herrschaftstaat；这些术语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来讲曾经是极为陌生的，所以后来人们不得不杜撰一个奇怪的词“霸权”（hegemonic）来表达此一含义。

７．本书以下各章的目的并不在于详尽阐释一项适合于自由社会的完整的经济政策纲领，而主要是关注那些新近提出的政策目标或抱负，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自由社会中的作用尚无定论，而且更是因为对于这样一些新的目标，我们所持的各种各样的立场仍在那些极端之间来回摇摆，无从确定，所以我们极需要确立一些将有助于我们明辨它们的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否定福利国家的所有行动，显然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态度；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较为妥适且正当的目标与那些应当否弃的目标做出明确的区别；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将选择一些对此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

对于维护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讲，政府的许多活动都具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活动进行全面的考察。首先，我们须搁置而不予讨论的乃是产生于国际关系中的全部问题——这不只是因为对这些问题展开严肃认真的讨论，会大大增加本书的篇幅，而且是因为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之的考虑，还要求我们对超出本书论题以外的哲学根据展开讨论。只要我们把历史给定的实体（即主权民族国家［sovereign nations］）视作国际秩序的终极单位，那么我们就很可能无从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方案。如果我们有权进行其他选择的话，我们又应当将政府的各项权力委托给哪些群体呢？这实在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因此任何简单的回答都一定无法令人满意。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法治所需要的道德基础，在今天还完全不存在，而且如果我们在今天将政府的任何一项新的权力委托给某个超国家的机构，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丧失法治原本在一国范围内所具有的全部优点。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就我们还须学习如何有效地限制一切政府的权力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权力等级间分配权力而言，我们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眼下似乎还只可能采取一些权宜性的解决办法。此外，还应当指出的是，国家政策在现代的发展，使得国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它们在１９世纪时更为困难和棘手。我想在这里再提出另一个观点，即在个人自由的保障尚未达致比当下更为坚固的程度的时候，贸然创建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对于文明的未来发展，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它的危害程度甚至会超过战争。

政府职能的集中与分散（centralization versus decentralization）的问题，在重要性方面绝不亚于国际关系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与我们将要讨论的大多数问题都具有着历史的联系，但我们却不可能对它做出系统的考虑。一些赞成增加政府权力的人士，往往会支持政府权力的最大限度的集中，而另一些主要关注个人自由的论者则普遍倾向于主张政府权力的分散。在无从依赖私人企业提供某些服务的场合，从而亦即在需要采取某种集体行动的场合，人们有极充分的理由认为，地方政府的行动一般可以提供次优的解决方案（the next-best solution），因为地方政府的行动具有着私有企业的许多优点，却较少中央政府强制性行动的危险。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或一个允许迁徙自由的地区内部较大单位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供对各种替代方法进行试验的机会，而这能确保自由发展所具有的大多数优点。尽管绝大多数个人根本不会打算搬家迁居，但通常都会有足够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较具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会对地方政府形成足够的压力，要求它像其竞争者那样根据合理的成本提供优良的服务，否则他们就会迁徙他处。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那些权力机构的规划者，会出于齐一性、政府效率和行政便利等因素的考虑，而支持中央集权的倾向，而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贫困者的强烈支持，因为这些贫困者希望通过集权政府的干预能够分享到较富裕地区的资源。

８．在经济政策方面，除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以外，还有不少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只能对它们加以简要的讨论。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保持经济稳定和防止经济大衰退，在一定程度上须依赖于政府的行动。我们将在就业和货币政策的论题下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欲对这个问题做出系统考察，我们还必须涉入经济理论中高度技术性的且极具争议的问题，而这显然不是本书的篇幅所能允许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所应当采取的立场，作为我在经济学这个领域中专门研究的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本书所讨论的诸原则。）关于运用税收筹集来的基金以补贴某些活动的问题，我们亦将在后文结合居住、农业和教育等问题一起加以讨论。同样，这种补贴措施也会产生一些更具一般性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通过主张不应当给予任何政府补贴的方式而拒绝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在一些无可质疑的政府活动领域，例如国防这样的领域，政府补贴很可能而且常常是激励必要发展的最佳且危险最小的方法，而且人们也常常认为这种做法要比政府采取直接管制和负责的措施更可取。就补贴问题而言，人们或许能够确立的唯一的一项一般性原则乃是，补贴的正当与否绝不能够根据直接受益人（而不论是受资助的服务的提供者，还是其消费者）的利益加以证明，相反，它只能根据那些可以为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的一般性利益（亦即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性福利）加以证明。补贴乃是一合理的或合法的政策工具，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手段，而只是一种运用市场提供服务（即那些不能够为某些凭个人实力偿付得起的人士独享的服务）的手段。

在本书以后各章的讨论中，被略去而未加系统考察的最为明显的问题，很可能是企业垄断（enterprise monopoly）的问题。我之所以在认真考虑以后还是将这个问题略去不论，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如人们通常赋予它的重要性那么大。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反垄断政策通常都是他们的改革热情所指向的主要目标。我相信我自己在过去也曾运用过这种策略性论点，即除非我们能够同时打击企业垄断的做法，否则我们就无望对工会（labor unions）的强制性权力施以控制。然而，我现在愈来愈坚信，对现存于劳工领域中的垄断与企业领域中的垄断不加区分的作法，显然是不诚实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其他一些论者的立场，这些论者认为，企业垄断，从某些方面来看，是有益的和可欲的。我现在仍然认为，一如我在十五年前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垄断者被视作经济政策的代之受过者（whipping boy），这可能是件好事；而且我还认为，在美国，立法已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极不利于垄断的舆论氛围。就一般性规则（例如非歧视规则）的实施能够束缚垄断权而言，我们可以说，实施这类一般性规则的行动便有百益而无一害。但是，欲图在这个领域中真正有所成效，就必须依赖渐进的方式对我们现有的企业法、专利法和税法进行改革，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能够简单下结论的。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怀疑，政府为反对特定的垄断行为而采用自由裁量的行动，是否真的具有裨益？而且那些旨在限制个人企业规模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专断性质，亦使我大为震惊。如果政府政策创造了这样一种事态，即一如美国的某些企业那样，大公司不敢采用降低价格的手段进行竞争，因为这有可能使它们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制裁，那么这显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状况。

现行的政策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并非上述那种垄断，而只是那些阻止人们进入某个行业或某项贸易的障碍和某些其他垄断措施，才是具有危害的。垄断一定是不可欲的，但这种说法只能在稀缺（scarcity）亦被视为不可欲的时候方能成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说这两种情形都不可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避免它们。某些能力（和一些组织的某些优点及传统）是不可复制的，这确实是生活中并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之一，就如某些物品或资源注定是稀缺的那个事实一般。无视这个事实并力图制造竞争“似乎”始终有效的境况，实在无甚意义。法律并不能够有效地禁止事态（states of affairs），而只能禁止某些行动。因此，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不论何时只要竞争的可能性出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利用这种可能性。如果垄断所依赖的是那些阻碍其他人进入市场的人为障碍，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排除这些障碍。只要有可能采用一般性规则，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禁止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的做法。但是，政府在此一领域中的表现却实在令人沮丧，以致于人们震惊地发现，赋予政府以自由裁量权，除增加这类障碍以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有益作为。各国的经验都表明，一旦赋予政府以处理垄断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就很快会被用来区别“善的”垄断和“恶的”垄断（“good” and “bad” monopolies），而且当局也会很快采取各种措施去保护所谓善的垄断，而不是去努力防阻恶的垄断。我甚至怀疑是否存在那种值得保护的“善的”垄断。的确，一些过渡的和暂时性质的垄断始终是很难避免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性质的垄断常常在政府的关照下，变成了一种持久性的垄断。

尽管人们对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反对企业垄断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如果政府刻意促进垄断的发展，甚至通过对一般性的法律规则确立例外的方式而不履行其基本职能（如阻止实施强制），一如它们长期以来在劳工领域中的所作所为那般，则问题就完全不同了。颇为不幸的是，在民主国家中，有利于某一特定群体的措施在执行了一段时期以后，人们竟然会用反对特权的论辩来反对这些群体，而这些群体只是因为曾被认为需要和应当获得特殊的帮助而在近年享受着公众的特殊关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法治的基本原则近年来一直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侵犯，但是其遭受侵犯的普遍程度及后果的严重性可以说在工会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关于工会的政策问题，将成为我们在下文讨论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第十八章 工会与就业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都敌视其他各种垄断，而现在却突然转而支持和促进形形色色的广泛的劳工垄断（labor monopolies）；这种垄断是民主制度所不能容忍的，但是，民主制度如果不采取摧毁性手段，就无从控制这些垄断，甚至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民主制度如果不摧毁自身，便无从摧毁这些垄断。

——希蒙斯（Henry Simons）

１．关于工会的公共政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已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最初的时候，工会即使没有遭到完全禁止，其所采取的行动，也只有极少数几项是被视为合法的；而现在，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会已变成了一种独特的特权制度（privileged institutions），甚至连一般性的法律规则也无法适用于它们。工会已成为政府明显无法执行其首要职能——防阻强制和暴力的运用——的唯一重要的范例。

这一发展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工会不仅一开始便能够诉诸一般性的自由原则（例如结社自由），而且还能够在所有对它们的歧视不复存在、进而获得例外性特权（exceptional privileges）后的很长时间中，继续得到自由主义人士的支持。在绝大多数领域中，进步党人几乎都会追问特定措施的合理性问题，然而只是在工会这个领域，他们却一反常态，只愿意做些笼统的追问，“是支持工会，还是反对工会”，或者一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支持劳工，还是反对劳工”。然而，上述对工会发展历史所做的最为简略的考察足以表明，尽管上述两种极端情形凸显出了工会发展史的最为明显的特征，但是人们应予采取的合理的立场，一定不是简单的反对工会的极端，亦一定不是简单的支持工会的极端，而毋宁在于采取某种居间的立场。

然而，当“结社自由”（freedom of association）这个术语已丧失其实际意义并且真实的问题已变成个人是否享有加入或不加入工会的自由的时候，大多数人却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转化及其导致的后果，依旧坚信工会是在为“结社自由”而斗争，所以继续给予工会的目标以支持。目前状况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有关问题的性质变化得太快所致；在许多国家，工人的自愿结社（voluntary associations）刚获得合法地位，它们就开始运用强制力迫使那些并不愿意加入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并致使非工会会员失业。大多数人很可能至今还仍然认为，“劳工纠纷”（labor dispute）通常意指报酬和就业条件方面的分歧，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纠纷的真正的原因往往是工会力图迫使那些不愿意加入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

从工会获得特权的角度来看，最为显著者，乃是英国；在那里，《1906年劳资纠纷和解条例》（Trade Dispute Act of 1906）赋予了“工会一种免除民事责任的自由，即使它或其成员实施了最为严重的侵权行为，亦可以不用承担此种行为的民事责任；总之，它赋予了工会一种任何其他人或群体（而不论它是企业抑或是社团）并不享有的特权和保护”。此后，美国也同样颁布了有利于工会的法规，并支持了工会的发展；在美国，《1914年克莱顿条例》（Clayton Act of 1914）最先使工会免受《谢尔曼法》（Sherman Act）有关反垄断规定的限制；《１９３２年诺里斯－拉加蒂条例》（Norris-La Guardia Act of 1932）“在这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实际上就劳工组织的侵权行为确立了完全的免责条款”；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在一极为关键的判决中，确认了“一个工会对其下述权利的主张，即它有权否定雇主参与某个经济领域活动的决定”。与英美两国的做法多少有些类似，大多数欧洲国家到１９２０年代也渐渐出现了这种支持工会的做法，但确认这种情形的方式却与英美不尽相同，亦即“通过明文的立法许可较少，通过政府当局和法院的默认较多”。但是有一点在所有的国家却是相同的，即工会的形式合法化（legalization）都被解释为工会的主要目的的合法化，被解释为对它们的下述权利的承认，即它们有权做任何实现它们的目的所必须的事情（例如垄断）。工会渐渐不再被视作一种追求合法私利目标的群体，而且也不再被看作一种必须受到其他享有同等权利的处于竞争地位的利益群体的制约的群体（一如其他利益集团那般），而是被认作为这样一种群体，它们的目的（即彻底而广泛地组织所有的劳工）必须得到支持，以实现公众利益。

尽管工会经常滥用权力的情况，近年来也时常令公众舆论大哗，而且那种毫无批判的一味支持工会的情绪也已开始降温，但是公众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即现有的法律立场存在着根本的错误，而且自由社会的整个基础也正由于工会僭越各种权力而遭受着严重的威胁。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那些近年来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的工会滥用权力而触犯刑法的现象，尽管它们与工会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权并不是完全没有关联。我们将只关注那些为工会在近日普遍享有的权力，亦即那些为法律明文许可的权力，或至少是那些为司法当局默许的权力。我们的论辩并不旨在反对工会本身，而且也不限于反对那些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滥用权力的做法。相反，我们将把我们的关注力指向一些现在被广泛认为合法的权力（虽说不是“神圣的权利”）。尽管工会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节制，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削弱我们用以反对工会这些权力的理由，反而加强了这些理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下的情势之所以还没有恶化到我们绝不能允许它继续下去的地步，完全是因为在现行的法律环境中，工会本可以做出更多的损害，但是它们却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也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工会之所以不这样做乃是众多工会领袖的节制和善意的结果。

２．工会被允许实施的强制，主要是对同行工人实施的强制，因此我们说它与法治下的各项自由原则相违背，实乃不争之事实，而且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不论工会可能对雇主实施什么样的强制性权力，它都是强制其他工人这一基本权力所产生的结果；如果工会所具有的这种强制非自愿者给予支持的权力被剥夺了，那么工会对雇主的强制也就失去了诸多会引起争议并遭致反对的特性。工人间自愿达成协议的权利，甚或他们一起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原本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后者——即罢工的权利（the right to strike）——虽说是一种正常的权利，却很难被视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某些职业中，工人放弃这种权利应当成为就业的部分条件；这就是说，这类职业取决于工人一方对其长期义务的践履，而且任何试图违背这种契约的集体性努力也都应当被视作为非法。

的确，任何有效控制了某一公司或行业的所有工人或者有可能成为工人的人的工会，都能够对雇主实施几无限制的压力，尤其在那些对特殊设备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本的场合，此类工会实际上还能够剥夺所有者的财富，并且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该企业的全部回报。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做法的结果绝不会有利于所有的工人——除非此类行动的全部收益为所有工人平均分享，而不论他们是被雇佣者抑或不是被雇佣者；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从而工会就只有通过强制一些工人在违背他们的利益的情况下去支持这样一种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的方式，才能实现它们的目的。

工人的情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工人只能够通过限制劳动力的提供（即只提供部分劳动力），来提高实际工资（real wages），亦即使其超过自由市场所确定的工资水平。因此，那些将获得较高工资的就业者的利益，将始终与另一些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只能在工资较低的职业中获得就业，甚或根本就得不到就业。

工会通常都会先迫使雇主同意给付一定的工资，然后确使每个人都在不低于这个工资的水平上被雇佣；尽管这是事实，但它亦将导致工人内部间的利益冲突。的确，先行确定工资乃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手段，其有效程度一如将那些可以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被雇佣的人排斥在外的手段。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雇主只会在他确知工会有力量将其他人排斥在外的时候，才会同意工会要求的工资。一般而言，先行确定工资的方式（无论是工会来确定，还是当权机构来确定），只有在所确定的工资也高于所有自愿的工人都能被雇佣的工资水平的时候，才可能提高工资。

尽管工会时常也会根据相反的信念采取行动，但其通常的情况却使我们确信无疑，它们无力长期提高所有自愿工作的人的实际工资，亦即使他们的实际工资超过自由市场所形成的工资水平；虽说它们可以推进现金工资（money wages）水平的提高，但这种做法却会导致种种其他后果，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即使工会能够在较长的时间中成功地提高实际工资以超过自由市场形成的工资水平，这种做法亦只能在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同时有利于某一特定群体的前提下得以维续。因此，工会只能服务于部分工人的利益，甚至在它们得到所有工人支持的时候，情形亦复如此。这就意味着，那些严格以自愿为基础的工会，由于其工资政策并不是指向所有工人的利益的，所以也就不可能长久地获得所有工人的支持。那些没有权力对工会以外的工人施以强制的工会，因而也就不具有足够的力量迫使雇主将工资提高到超过所有寻找工作的人都能被雇佣的工资水平，亦即在一个真正的一般劳动力自由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工资水平。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所有就业者的实际工资只有通过工会联合行动以部分失业为代价才能提高，但是特殊行业或职业的工会却可以通过迫使非工会会员处于较低工资的职业之中来提高其工会成员的工资。这种状况在实际过程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工资结构（wage

structure），很难断言。然而，人们只须记住，当一些工会认为有理由运用暴力以阻止其他人进入它们的行业的时候，又当一些工会有能力向工人索取极高的入会费（甚或能够为工会现有会员的子女保留这个行业的一些职位）的时候，毋庸置疑的是，工资结构的扭曲程度一定是相当大的。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政策只有在相对兴隆和工资较高的行业中方能得到成功的实施，从而它们也将导致较富有的工人对较贫困的工人的剥削。虽说工会的行动有可能趋向于缩小工会内部工人间报酬的差异，然而同样不争的是，就大行业或大企业间的相对工资（relative

wages）而言，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对当下的这种不平等现象负责，因为这种不平等毫无经济效能可言，而完全是特权导致的结果。这意味着工会的活动必定会降低整个劳动生产率，从而也必定会降低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这是因为，如果工会行动成功地减少了高薪职位的工人人数，并成功地增加了低薪职位的工人人数，那么它就一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致使工资总平均数降低。事实上，我们可以极为明确地指出，在那些工会力量极为强大的国家，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都要低于工会力量较弱的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真实情况便是如此，在那里，工会政策通过普遍使用那种具有“制造工作”（make-work，又译“增业”）性质的限制性措施而得到了加强。

如果说仍有许多人将下述问题视作一个显而易见且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一般的工资水平由于工会的种种努力而得到了迅速的提高，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认为，完全是因为他们未能考虑到理论分析业已得出的那些明确无误的结论，而且也根本没有顾及经验性证明所揭示的相反现象。实际工资往往是在工会力量衰落的时候要比其强大的时候提高得更快；再者，甚至在特殊行业或职业中，工资提高的速度也常常是在劳工没有得到组织的地方要比在劳工得到高度组织的和同样兴隆的行业更快。人们一般的印象之所以与上述经验现象相反，部分乃是由于下述事实所致，即工资的提高，在今天大多是通过工会谈判而获致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工资的提高也就被人们认为只能以这种方式获致；这种情况更是由于下述事实所致，即一如我们所见，工会的活动事实上的确促使现金工资的提高速度不断超过了实际工资的提高速度。但是，现金工资的提高之所以在不导致普遍失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国家通常可以利用通货膨胀的手段致使这种工资的提高变得无甚实际意义——实际上，如果要维持充分就业，这种情况就不可避免。

３．如果工会运用其工资政策所达致的结果，事实上真的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少得多，那么工会在这个领域中的活动就将对经济导致极大的危害，而在政治上产生更大的危险。工会运用权力的方式，一方面趋于使市场制度失效，而另一方面却使它们自己获得了控制经济活动方向的权力——这种权力由政府控制虽说是危险的，但是如果由某个特殊群体操握也同样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工会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主要是通过下述两种方式加以实现的：一是通过对不同的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施加影响，二是通过对现金工资水平施以持续上升的压力（而这种做法必定会导致通货膨胀）。

对相对工资的影响，对于一个由工会控制的群体内部人员的工资而言，通常是指其在工资上的更大的划一性和刚性，而对于不同群体间的工资而言，却意指其在工资上的更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不具经济功效的。伴随着这种影响，劳动力流动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然而对于后者来讲，前者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这种现象虽会有利于特定群体，但却必定降低生产率，进而在总体上降低工人的收入；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毋需详论，就已显见于众了。在这里我们也同样毋需太过强调，人们便能洞见这样一个事实，即特定群体的工资有可能经由工会的活动而获得较大的稳定性，但这也可能导致就业更不稳定。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工会实力会因行业和产业的不同而具有纯属偶然的差异性，然而工会在实力方面的差异，将不仅导致工人之间在报酬方面的总体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并不能获得经济上的证明），而且也将导致不同行业间的不平衡发展和不经济发展。那些对于社会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行业，例如建筑业，就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极大的阻碍，从而无力满足社会的紧迫需求，然而其原因却只是这类行业的性质为工会提供了特殊机会，使它们得以采取强制性的垄断做法。由于工会在雇主投入最多资本的领域最强大有力，所以它们就有可能成为阻碍雇主进行投资的一种遏制因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工会在这方面的阻碍作用很可能仅次于税收。最后，工会垄断与企业的勾结，也常常会成为工会对有关行业施以垄断性控制的主要基础之一。

工会制度（或译工联制度

unionism）在当下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工会将通过其在提供各种劳动力方面所确立的有效垄断而扼杀竞争的功能，使其无法成为配置所有资源的有效调节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竞争不能成为有效的调节资源的手段，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采用某种其他手段以取代其地位。然而，能够替代市场的唯一手段便是权力机构的计划指导。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种指导权既不能交由代表局部利益的特定工会去掌握，也同样不能交由一个将所有劳工统一组织起来的组织去实施；如果将指导权交由这种统一的劳工组织去实施，那么这种组织就不仅会成为国家中最强大的力量，而且也将成为一种能够完全控制国家的力量。然而，一如当下的发展趋势所标示的，工会运动的发展却正在导向那种几乎没有一家工会期望见到的全面的社会主义计划制度；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避免和否弃这种制度，才是工会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４．除非工会对它们所关注的劳动力的提供获得了完全的控制，否则工会不可能实现其主要目的；再者，由于服从这种控制并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所以其中的一些工人肯定只有在受到引诱后才可能违背自己的利益去服从这种控制。这种引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心理的压力和道德的压力而获得成功，亦即散布那种错误的信念：工会有利于所有的工人。在工会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关于每个工人为了其阶级的利益都应当支持工会行动的普遍看法的时候，强制亦就渐渐地被人们视作是一种迫使不顺从的工人履行其义务的合法手段。在这一方面，工会一直依赖于这样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例如传播一种神话，即正是由于工会的努力，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才得到了迅速快捷的提高，而且只有通过工会的持续的努力，工资才有可能得到尽可能快的持续提高——工会在不断散布这个神话的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反对工会者的支持。如欲摆脱这种境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人们更为真切地洞见事实的真象；然而人们能否获致这种洞见，则又取决于经济学家是否能够有效地开启公众的智慧。

尽管工会施加的这种道德压力可能会非常强大，却还不足以给予它们以施行实际侵害的力量。工会领导人显然会赞同工会制度研究者的论点，即工会欲达到其目的，还必须拥有更为强硬的强制手段。为了把工人加入工会变成一种实际上的强制性义务，工会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强制性技术，亦即它们所谓的工会“有组织的活动”（在美国又被称为“工会安全措施”（union

security）——这完全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委婉语）；正是这些强制性技术，才给了它们以真正的力量。由于真正以自愿为基础的工会的力量，将限于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方面，所以这些工会就会渐渐地把它们的主要工作放在迫使反对工会的工人就范的方面，以使他们服从其意志。

工会如果得不到一种被误导的公众舆论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积极怂恿，就绝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不无遗憾的是，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说服了公众，使人们认为彻底完全的工会化（unionization）不仅合法，而且对公共政策的实施也极为重要。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说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并不是说工会有权独立于个别工人的意志而存在。当然，如果工人认为组织工会并非必要之务，那么我们说这的确是一种极可欲的事态，而绝非是一种公害。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诱使工人加入工会成了工会的一个天赋目的，而且这个事实竟然被解释为工会应当有权做任何其认为有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必要之事。同样，工会力图获得和确保较高工资的做法被视作合法这个事实，也被解释成必须允许工会做任何其认为能使这些努力成功的必要之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罢工一直被视为是工会的一项合法武器，所以人们亦渐渐相信必须允许工会做任何其认为能使罢工成功的必要之事。总而言之，工会的形式合法化，渐渐被理解为任何被工会视作实现其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也应当被视为合法。

因此，工会现在所具有的强制性权力，主要立基于下述方法的运用：这些方法为实现任何其他目的所不容，并与保护个人私域的一原则相反对。首先，工会依赖——其程度要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运用纠察线（picket

line）作为恐吓的手段。甚至所谓的群众“和平”纠察（peaceful

picketing）也具有着极高的强制性，而且对这种行动的许可居然也因其目的被认定为合法而构成了一种合法特权；人们可以透过下述事实而洞见这种手段中的问题：在现实中，这种手段能够而且正在被那些自身并不是工人的人运用来强迫他人组成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工会，而且这种手段甚至也可以被用来达致纯粹的政治目的或发泄仇恨以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人。由于工会的目的常常得到认可，所以工会也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合法的外衣本身并不能够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代表了一种施加于个人的有组织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自由社会原本是任何私人机构所不能实施的。其次，除了上述许可的纠察行动以外，工会还拥有另一种重要的手段可以用来强制个别工人，那就是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所准许的企业只雇佣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the

closed or union shop）以及与此类似的其他种种变异形式。这些做法实际上构成了贸易限制契约（contracts

in restraint of trade

）；而且正是这类做法可以免受一般法律规则调整这一点，也使它们成了工会“有组织的活动”的合法目的。立法竟然常常做出这样的规定，由一家工厂或一个行业的多数工人的代表所缔结的契约，不仅可以被任何一个希望利用该项契约的工人所用，而且还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被雇佣者，尽管被雇佣者个人希望能够获得某种不同的利益安排。工会还常常运用各种从属性的罢工和联合抵制（boycotts

）等手段，但这些手段并不是作为与雇主就提高工资问题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手段，而是专门作为强迫其他工人服从工会政策的手段；对于这些手段，我们也必须将其视为自由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强制性方法。

就此我们还须指出的是，工会之所以能够运用上述强制性策略或做法，完全是因为法律业已豁免了工人群体在采取联合行动时所应承担的一般责任；法律赋予豁免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准许它们不采用正式的法人组织形式便可以进行活动，二是明文规定适用于企业组织的一般性规则不适用于工会。此处已无必要对当代工会政策的种种其他方面一一加以考察，仅举出一个方面便足以说明问题，如在整个行业范围进行讨价还价或在全国范围进行讨价还价的措施。这类措施之所以具有可行性，完全依凭于工会可以合法地采取上文述及的种种强制性措施；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工会所具有的那种基本的强制性权力被取消，那么它们所采取的那些强制性措施也就丧失了根基，无从存在了。

５．我们毋需否认，运用强制以提高工资，乃是当今工会的主要目标。然而，即使这是工会的唯一目标，通过法律对工会加以禁止也不能被证明为正当。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有诸多不可欲之事必须予以容忍，除非不采用歧视性立法便可以防阻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对工资的控制，即使在现在也不是工会的仅有功能；它们无疑也有能力提供不仅应大加赞扬的而且也是明确有益的服务。如果工会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强制性行动来迫使工资提高，那么当工会被剥夺了强制性权力以后，它们就很可能会不复存在。但是工会还要履行其他有益的功能，而且虽说考虑是否存在将工会完全禁止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本身会与我们所有的原则相违背，但明确指出如下问题仍是可欲的，即为什么这样的行动不具有经济上的根据，以及作为真正以自愿为基础的和非强制性的组织，工会为什么仍能够提供极为重要的服务。事实上，只有当工会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杜绝使用强力从而使自己放弃现在的那种反社会的目标以后，它们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它们所具有的潜在的功效。

不具有强制性权力的工会，很可能会起到一种有益且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确定工资的过程中亦复如此。首先，人们通常可以在下述两种境况中进行选择：一是增加工资，另一是雇主根据同样的成本向工人提供其他替代性利益，但是，这种替代性利益只有在所有或大多数工人更愿意接受它们而不愿意接受额外工资的情况下，雇主方能够提供。其次，另有事实表明，个人在工资等级上的相对地位，对于他来讲，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他在工资等级上的绝对地位。在任何等级制的组织中，有一点极为重要，即大多数人认为各种工作报酬间的差距和晋升规则是公平的。确使众人同意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很可能是使有关工资的总体方案在能够代表各方不同利益的集体谈判中获致通过。即使从雇主的立场来看，也极难构想出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以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然而，这在一个庞大的组织试图形成一令人满意的工资结构的过程中，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从大规模组织的需求角度来考虑，似乎必须确立一套为众人所同意的标准条件（它们可供所有希望利用这些条件的人所采用，尽管在个别情形中并不排除采取特殊的安排）。

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上文所述也可以适用于那些与工作条件而非与个人报酬相关的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谓是所有被雇佣者的真正关注之所在，而且从工人与雇主间的相互利益来看，这些问题也应当以一种考虑尽可能全面的方式加以调整。一个大企业组织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讲，必须由一些规则加以调整；因此，在制定这些规则的过程中，如果有工人参与这项工作，那么这些规则就很可能是最为有效的。雇主与被雇佣者间所缔结的契约不仅调整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调整着各个被雇佣者群体间的关系，所以最好是赋予这种契约以一种多边协议的性质，并且在某些方面（如投诉程序问题）规定被雇佣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最后，工会还有一种历史最为悠久且最为有益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就像“助友会”（friendly

societies）一样，工会能够帮助其成员预防其行业中的某些特殊风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工会的这种功能都必须被视为一种极为可欲的自助形式，尽管这种自助形式现已渐渐为福利国家所替代。然而，至于上述论辩是否能够证明那种在规模上超过一家工厂或企业的工会为正当，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

工会主张参与企业业务管理，乃是一个与上文所述完全不同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这里亦只能稍加讨论。在“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的名义下，或是在晚近的“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的名义下，工会的上述主张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欢迎，英国可以为例，而德国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代表了１９世纪社会主义中工团主义（syndicalist）一脉的思想观点在本世纪的明显复兴，然而这却是社会主义各种学派中思辨最不够且最不具实践意义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如果我们对它们稍加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有着许多内在的矛盾。显而易见，如果一家工厂或产业欲服务于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它的运作就不能同时永远满足某个特殊工人团体的利益。再者，有效参与企业的管理乃是一专职工作，而且任何参与这一工作的人即刻便会失去作为一个被雇佣者的视角和利益。因此，不仅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而且也从被雇佣者和消费大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计划都应当予以否弃；而且这也是美国的工会领导人断然拒绝承担管理业务的责任的根本理由之所在。然而，欲对这个问题做更为详尽的考察，读者还必须运用现在可资利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极为充分的研究文献。

６．只要一般舆论还视工会强制为合法，那么保护个人以使其完全免受工会的强制，就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却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只要在法律和司法方面进行相对较少且看似微小的变革，就可能足以导致现状发生深远且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变革。只要将法律明文授予工会的特权或因法院的宽容而使工会僭取的特权取消，就足以使工会丧失其现在实施的危害较大的强制性权力，并足以将工会合法的自利引导到对社会有益的方向上去。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下述两个基本要求：首先必须确保真正的结社自由；其次不论是雇主还是被雇佣者，只要运用强制来反对组织或支持组织，都必须同样被视作非法。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为正当以及工会的目标并不能证明工会免受一般性的法律规则的管辖为正当这两项原则，必须得到严格的适用。在今天，这首先意味着必须禁止工会的各种群众纠察活动，因为它不仅是导致暴力的主要且通常的原因，而且就是其最为和平的形式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其次，工会不得使任何非工会会员处于失业状态。这意味着，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契约（包括诸如“工会会员资格保留条款”［maintenance

of membership］和“优先雇佣”［preferential hiring］条款等形式）必须被视作贸易限制契约，并拒绝给予法律保护。这些契约与那种“以被雇佣工人不加入工会为条件的雇佣契约”（或称“黄狗契约”，yellow-dog

contract）并无二致，后者通常都为法律所禁止。

剥夺所有这类契约的法律效力，还能够通过否弃从属性罢工和联合抵制的主要目标而使这类以及相似的压力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无效。然而，还有必要废除所有下述的法律规定，即那些使一个工厂或产业的大多数工人的代表所缔结的契约对所有被雇佣者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此外还有必要剥夺所有有组织的群体的下述权利，即缔结对那些并未自愿授予它们以此种权利的人具有约束力的契约的权利。最后，就那些与契约责任或一般性法律相冲突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而言，必须明确地对那些操握着决策权的人课以责任，而不论其所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的特殊形式为何。

有一种观点主张，剥夺某类契约之法律效力的任何立法，都会与契约自由原则相违背；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反对观点毫无道理可言。我们在上文第十五章中业已指出，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契约自由原则只意味着所有契约都必须根据同样的一般性规则加以裁断，而且任何权力机构也都不应当被赋予许可或不许可某些契约的自由裁量权。贸易限制契约便属于那些法律应当拒绝承认其效力的契约。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契约，显而易见也属于此类不应加以承认的契约。如果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机构的宽容不曾为工会夺得特权制造条件，那么普通法国家就很可能没有必要制定关于这些特权的特殊法规了。这种必要性的存在，无论如何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而且自由的信奉者也都会痛恨此类立法。但是，一旦特权业已成为一国法律的一部分，那么要取消它们，也就只有通过特殊的立法，而无他途可循。尽管没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工作权法”（right-to-work

laws），但是我们却殊难否认，在美国由立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所造成的情势，有可能使特殊立法成为恢复自由诸原则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当然，一个国家试图在劳工领域重新确立自由结社原则时究竟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还须依这个国家的发展境况而论。美国的情形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在美国，立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可能在使工会强制合法化方面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而且在赋予行政机构以自由裁量权和实际上不用承担责任的权力方面也已走得很远。但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更精微的讨论，读者可参阅裴特洛（Petro）教授的重要论著《自由社会的劳工政策》（The

labor policy of the Free Society），在该书中，裴特洛教授对此方面所必需进行的改革问题做了详尽而充分的讨论。

尽管为了制约工会那种有危害的权力所必须进行的种种变革，其目的仅在于使工会服从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人的一般性法律原则，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现今存在的那些工会定会尽其全力进行抵抗。工会知道，要想实现它们现在所欲求的目标，它们就必须完全依赖于那种强制性权力，然而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讲，如欲维系自身，就必须对这种强制性权力进行制约。当然，当下的情形并非已经毫无希望。颇为令人欣慰的是，一些方面已经有所改观和发展，而且这些改观和发展迟早会使工会信服目前的状况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工会将发现，就它们所面对的进一步发展的替代路线而言，服从防止一切强制的一般性原则，从长时段来看，要比继续推行其现行政策更可取、更有益，因为继续推行其现行政策必将导致某些不幸的后果。

７．从长期来看，工会虽说不可能对所有工人都能挣得的实际工资水平做出实质性的变革，而且事实上它们更可能降低而非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但是现金工资水平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就这些问题而言，工会行动的效用将取决于支配货币政策的诸原则。从那些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学说和金融机构所期望的相应的政策来看，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当下的工会政策一定会导致持续且累进的通货膨胀。导致这一境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处于支配地位的“充分就业”学说（“full-

employment” doctrines），不仅明显解除了工会对失业问题的一切责任，而且还将维续充分就业的职责交给了金融和财政机构去承担。然而，金融和财政机构得以防阻工会政策所导致的失业状况的唯一方法，便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工会政策有可能促成的实际工资的过分上涨。

为了理解我们业已陷入的境况，我们有必要对“凯恩斯”版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知识渊源做一简要的考察。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所提出的理论，首先立基于这样一种正确的洞见，即大规模失业的通常原因乃是实际工资太高。因此，他在理论上的第二步便是主张直接降低现金工资，但是这一措施只有通过一极其痛苦且长期的斗争方能成功。据此，凯恩斯得出结论道，实际工资必须通过降低货币的价值而予以降低。这的确构成了整个“充分就业”政策基础的逻辑依据，而现在也已为人们广泛接受了。如果劳方坚持的现金工资太高，以致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就必须增加货币供给（the

supply of money），以将价格提高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现行现金工资的实际价值不再大于寻求就业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实践中，这必然意味着每一独立的工会，在其试图追上货币价值的努力中，将会不断地坚持现金工资的进一步提高，从而诸多工会的集合努力将导致累进性的通货膨胀（progressive

inflation）。

即使个别工会防阻了某一特殊群体的现金工资的削减，也会导致上述结果。尽管一方面工会使现金工资的削减变得不可行，而另一方面一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工资在总体上所呈现的则是“刚性下降”（rigid

downward）的趋势，但是不同群体由于情势的不断变化而必然在相对工资方面也发生各种变化，其方式乃是除了那个相对实际工资（relative

real wages）必须降低的群体中的工人以外，其余所有工人的现金工资都得到提高。再者，现金工资的普遍提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一般而言，也将促使所有的群体（即使那个相对实际工资必须降低的群体亦不例外）都全力推进现金工资的提高，因此，在相对工资达到重新调整之前，必须经过好几轮持续性的工资增长。由于任何时候都会产生调整相对工资的需要，所以仅这一进程本身就会导致工资——物价螺旋上升，这种情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如此，亦即是自人们普遍接受充分就业政策以来一直是如此。

人们有时把这个进程描述为：工资的提高，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如果货币和信贷的供应量没有扩大，那么工资的增加将迅速导致的则是失业。但是，有一种学说认为，金融机构有义务提供足够的货币以确保在任何特定的工资水平上的充分就业；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从政治上讲必定会发生如下的情况，即工资的每一轮增加，都一定会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或者说，在物价上涨太过明显且时间过长以致引起公众极为震惊之前，工资的每一轮增加，定不可避免地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于是，人们会努力去控制金融制动闸。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经济已然适应了对进一步通货膨胀的期望，而且大多现行职业也将依赖于持续的金融膨胀，所以试图停止这种膨胀的努力就会迅速导致严重的失业。而这又将产生一轮新的和不可抵抗的压力，要求更大的通货膨胀。随着通货膨胀一次一次的加大，人们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阻止失业的发生，否则工资的压力早就会导致失业发生了。对一般公众而言，累进性的通货膨胀似乎是工会工资政策的直接结果，殊不知这实际上是试图纠正工会工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的直接结果。

尽管工资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竞相提高很可能会持续某些时日，但是它不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人们渐渐会认识到无论如何都必须终止这两者间的竞赛。我们必须否弃那种通过引发广泛且长期的失业来打破工会的强制性权力的货币政策，因为它会给政治和社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但是，我们仍必须及时地从根本上遏制住工会的权力，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工会迅即会面临这样一种要求，即人们会针对工会的问题要求采取一系列其他救济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个别工人（若不是工会领导人士）来讲，较之要求工会服从法治更令人厌恶：因为这种呼吁很快就会变成要么要求政府来确定工资，要么要求完全取缔工会。

８．在劳工领域，一如在其他领域，扼杀市场作为主导机制的作用，必然会导致行政指令制度对它的替代。为了达致市场所具有的那种维续秩序的功能，行政管制就不得不协调整个经济活动，这样的情况推至极端，这种管制就不得不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力机关来实施。尽管这种中央机关很可能在一开始时只关注劳工的分配和劳工的报酬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策却必然会导使整个社会转变成一个受中央计划指导和管制的体系，从而引发这种计划和管制体系所会产生的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

在那些通货膨胀趋势已延续某些时日的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正日益要求推行“一项总的工资政策”（an

“overall wage policy”）。在通货膨胀趋向最甚的国家，典型者如英国，左派知识界领袖则倾向于将这样一种理论视作当然，即一般而言，工资应当由一项“统一的政策”来决定，而这最终意味着必须由政府来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市场因此而被剥夺了它所具有的功能的话，那么关于如何有效地分配各产业、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劳工的问题，除了由权力机构决定工资一途以外，别无他途。然而，正是依此之途，我们不得不一步接着一步向前迈进：先是确立一个官方的具有强制执行权力的协调和仲裁机构，进而是创建工资委员会，最后发展至这样一种境况，即工资必须由权力机构以基本上专断的方式进行决定。

所有上述都只是工会现行政策所会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些工会受下述欲望所驱使，力图根据某种“正义”观，而非市场力量来确定工资。但是，任何一个可行有效的制度都不会允许某个群体以威胁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实施它认为自己应当享有的工资。如果不只是少数几个特权群体，而且也是大多数重要的劳工部门，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实施强制性的行动，那么再允许每个群体或每个部门独立行事，就不仅会产生非正义，而且也将导致经济混乱。当我们不再能够依赖市场所具有的那种非人格的对工资的决定作用时，我们能够维续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的唯一途径，便是将工资交由政府以命令的方式加以确定。然而，这种决定一定是专断的，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适用的客观的正义标准。如所有其他的价格或服务，工资比率也与所有人都拥有的寻求就业的公开机会相适应：但它并不与任何可资评价的品行或任何独立的正义标准相符合，而是必须依赖于任何人都不能控制的种种条件。

政府一旦着手确定整个工资结构，并因此而被迫去控制就业和生产问题，它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现在所具有的各种权力，其程度会远远超过工会服从平等适用于人人的法治的境况。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工会只能在下述两种境况中择其一：一是甘愿成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并被纳入政府机构之中，另一是被政府全部取缔。面对这样的选择，工会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因为它能够使现行的工会科层制（union

bureaucracy）保持它们的地位和它们原有的一些权力。但是，对于工人来讲，这种选择意味着完全服从于总体国家（或称“组合国家”，a

corporative state）的控制。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然而人们却别无选择，只有等待这类结果的降临；如果说还有什么出路的话，那就只有重新确立法治原则一途可循。工会于当下的地位已无法再保持下去，因为工会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却是工会自己正在尽其所能地拼命地摧毁着市场经济。

９．工会的问题，构成了对我们的原则进行考察的一个极佳的判准，而且通过证明这些原则蒙遭侵损后所导致的种种后果，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教益的启示。诸多国家的政府由于在过去未能践履它们所承担的阻止私性强制（private

coercion）的义务，所以现在它们为了纠正因过去的失误而导致的种种后果，只有拼命逾越其本身的职权范围，被牵着鼻子去做其份外的事情；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却只能如工会那般采取专断的方式。只要工会被允许享有的权力被视作是不容置疑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纠正它们所导致的损害，除非赋予国家以更大的具有专断性的强制性权力。我们在劳工领域的确已经验了并且还在继续经验着明显的法治衰微。然而，真正得以救济这种境况的乃是重新确立法治诸原则，以及要求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一以贯之地适用这些原则。

然而，这个改变当下状况的唯一途径，却仍为时尚论点中的一些最为愚昧的观点所阻碍。例如，这些观点嚷嚷道，“我们不能让时钟倒转”。我怀疑，那些习惯于使用这类陈词滥调的人是否意识到这种观点所表达的乃是一种宿命的观点，即我们不可能从我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这无异于最为卑下地承认，我们没有能力运用我们的智识。我甚至怀疑，具有远见的人士是否会相信，多数在充分理解了当下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以后，便能够经由凭空思考而在恢复法治诸原则以外发现另一种能够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某些迹象表明，甚至一些颇有远见的工会领袖也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不愿意看到自由被渐渐地扼杀，那么他们就必须扭转当下的发展趋向，并转而恢复法治，而且为了保存工会运动中有价值的部分，他们也必须否弃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他们的种种幻想。

我们唯有根据那些已被一些人放弃的原则对当下的政策进行再思考，才能够防阻这些政策对自由构成的种种威胁。我们所迫切需要的乃是对经济政策的变革，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在不断发生的紧急状态中为了满足短期需求而必须采取的种种策略性决策，只会将我们更进一步地导向日益增多的专断控制之中。因追求相互矛盾的目标而必然导致的姑息疗法所会产生的累积性效应，定会被证明为战略上的致命错误。一如经济政策上的所有问题那样，工会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只能是一以贯之地适用所有领域都予以遵奉的原则。众所周知，只有一项原则能够维续自由社会，这项原则就是严格阻止一切强制性权力的适用，除非实施平等适用于人人的一般性的抽象的规则需要者以外。

第十九章

社会保障

社会安全网络之说，虽足以摄取命运多舛者之心，但对于我们当中那些能自强自立者而言，公平分享之说才具有真实意义。

——《经济学人》（The

Econo

mis

t）

１．在西方世界，向那些因自身无法控制的情势而蒙受极端贫困或饥谨的人提供某些救济，早已被视作社会的一项职责。自大都市兴起以及人口流动日益增长瓦解了旧有的邻里纽带以来，最初用以满足此类需求的地方性制度安排便已不敷需用了；而且（如果地方政府的职责不是阻碍人口流动）这些服务的供给也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加以组织，并由专门创设的特殊机构予以提供。我们在当下称之为公共援助或公共救济（public

assistance or relief），尽管在各个国家所具有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却都只是传统上的济贫法（old

poor law）适应现代条件的变异而已。工业社会采取此种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只是从保护那些贫困者避免堕入绝境的角度而言的。

在提供公共救济的过程中，下述两种情形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一是社会不可能在一相当长的时间中只向那些无力自我保障的人（按照过去的称谓，他们是“法定贫困者”［deserving

poor］）提供这种公共救济；二是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现在所给予的救济量一定会多于维持生存和健康的绝对必需量。当然，我们也一定会希望，这种公共援助的可获得性，能够促使一些人在他们还能够自力维持供给时不去依赖这些本应在紧急境况下才提供的救济。由此看来，唯一合乎逻辑的便是，那些虽说可以主张这种救济的人，但凡处于尚有能力自我维持供给的境况下，都应当被要求自力维持。有一种观点认为，必须为那些因年迈、失业、疾病等原因而极度需求救济者提供救济，而不论其个人是否能够和是否应当自力维持供给，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作法一旦被公认为社会的职责，特别是当公共援助的获取已达到了促使个人放弃自我努力的程度，那么，显而易见，我们的逻辑结论就只能是强迫这些人参加保险（否则就不提供救济），以应付生活中常见的各类危险局面。这种作法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大众应当被强迫去做符合其个人自身利益的事情，而在于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便会成为社会公众的负担。与此相类似的是，我们要求汽车车主投保汽车对第三者的责任风险，决非是为了考虑汽车车主的利益，而是为了考虑那些可能会因驾车人的疏忽行动而蒙受损害的人的利益。

最后，一旦国家要求每个人都加入此前只有一些人加入的社会保险行列，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家也应当帮助推进适当的机构制度的发展以利其事。由于是国家的行动加速了相应机构制度的发展（否则它们的发展便会极为缓慢），所以开创和尝试这些新型制度机构的费用，也会像在其他事关公众利益之领域中从事研究或传播知识的费用一样，被认为应由公众或政府来承担。为推进制度的发展而用公共资金提供的援助，就其性质而言，应当是暂时的，是一种用于帮助推动公共决策认为必要的制度发展的补贴，而且只能用于此类制度的尝试和建构时期，一旦现行制度的发展足以满足新的需求，这种援助就应当终止。

就此而言，人们完全有理由赞同这种“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的设置，甚至连最坚定的自由倡导者也很可能会接受这种安排。尽管许多人会认为走到这一步是不明智的，但是我们却认为，这种制度性安排并不会与我们在前文所述的各项自由原则相抵触。上文论及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实施，也许需要运用某种强制性措施，但是采取这种强制性措施的目的，只在于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以预先规定的方式阻止个人采取更大的强制；而主张此一计划的根据，一方面是个人力图保护自己以免受其他人因极端贫困而导致的结果的牵累，另一方面则立基于要求个人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以自力地解决自身需求的愿望。

２．只是在“社会保障”的主张者由此再跨出一步的时候，才会导致事关要害的问题。甚至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亦即德国实施“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

）的最初阶段，个人就已不仅被要求加入社会保险以自行抵御一些风险（对于这些风险，如果人们不加入保险，国家就必须向他们提供救济），而且还被强迫通过政府统一管理的组织去获得这种保护。尽管这种新型组织的想法出自于工人自己的创议而建立的制度——在英国尤为明显，而且尽管在德国，这类由工人自己创设的制度在某些领域——尤其是在疾病保险领域——也已发展起来并且被允许继续存在，但是德国政府还是决定，在所有有必要提供保护的新领域（如对年迈、工伤事故、残疾、孤寡和失业等风险进行保障的领域），都应当采取统一组织的形式：它不仅是所有这些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而且所有那些被保护的人也都必须隶属于这一组织。

因此，“社会保险”从一开始就不仅意味着强制性保险（compulsory

insurance

），而且还意味着强制个人加入由国家控制的统一组织。支持这一决策的主要理由，乃是人们假定这样一种统一的组织具有着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行政便利，也就是说比较经济。这种观点曾一度遭到人们的普遍反对，但现在却已被普遍视作无可争议者。常常有人宣称，这种组织方式是确使所有需要援助者能同时获得充足救济的唯一途径。

这一论辩的确有一些道理，但绝非定论。就某一特定的时间来讲，由当局所能遴选到的最好的专家们所设计的这种统一组织，确有可能是人们能够创设的最有效能的组织。但是，如果试图使初始的构设成为其后一切发展的出发点，又如果最初负责此一构设的人士可以成为裁断何为必要的变革的唯一仲裁者，那么欲使这种统一组织的效能维持长久而不变，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以为做事的最佳且最经济的方式，可以通过事先的设计永久获致，而毋需通过随时对可用资源的即时性重估的方式来获得，那一定是大错特错了。一切不受竞争挑战的垄断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导致低效，这一原则在此一领域，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都适用无误。

诚然，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想尽快地实现已经被明确认为是可能的目的，那么，经由审慎思考而对所有用于这一目的的资源加以组织和运用，实可以说是一最佳途径。然而，在社会保障领域，人们所依赖的往往是适当制度的逐步进化和发展，而这无疑意味着一个由中央集中控制的组织所能够立即加以关注的某些个人需求，有的时候往往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对于那些只醉心于一举扫荡所有可以避免之弊端的毫无耐心的改革者而言，创设一个单一的并拥有全权去做即刻可做之事的机构，似乎是唯一恰当的方法。然而，就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却不得不为这种做法付出高昂的代价；即使是依据某一特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来衡量，其代价也是极为昂贵的。如果我们只是因为一种单一的综合性组织能够即刻提供大额保障费用而盲目地致力于创设并固守这种组织，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因此而阻止其他类型的组织的进化和发展，而恰恰是这些组织有可能最终对人们的福利做出更大的贡献。

虽说起初为支持这种单一的强制性组织而强调的主要理由乃是效率问题，但是在这些主张单一的强制性组织的人士的心目中，实际上一开始就还有着一些其他的打算。他们认为，事实上，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组织可以同时实现两个虽则相互勾连但却截然不同的目标，然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却绝不是那些按照商业规则运作的组织所能及者。私人组织所能够提供的只是那些以契约为基础的具体的服务，也就是说，它们所能够保障供给的并不是那类仅出自于受益人经由审慎思考而单方导致的需求，而是那些可以根据客观标准加以确定的需求；再者，它们采用的方式也决定了它们只能对那些可预见的需求提供救济。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我们将一种保险体系扩展至什么样的领域，受益人所能得到的救济都不可能超过有关契约的规定，例如，受益人所可能得到的救济，不可能是人们根据受益人的实际境遇而判断出的他所需要的那些救济。相反，由政府组织所提供的垄断性的服务，则完全可以立基于“按需分配”的原则，而不考虑契约的规定。因此这些论者认为，只有这样一种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组织，才能够给予个人以他们“应当”拥有的东西，或者说，才能够使他们去做他们“应当”去做的事情，以实现一种划一的“社会标准”。以上所述乃是具有强制性权力的组织所能达致的第一个目标，而其所能达致的第二个主要目标，即这样一种政府组织还能够对个人或群体的收入做似乎合理的重新分配。尽管所有的保险都会涉及到风险统筹的问题，但是私人的竞争性保险机构却无论如何不可能经由刻意的安排而将一个预先指定的群体的收入转移给另一个群体。

这样一种收入再分配的安排，在当下业已变成了那种仍被称之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目的——尽管此处所用的“保险”称谓，名不符实，甚至在这类方案实施之初，它便是一个选用不当的名称。１９３５年美国采用此类计划时，规划者之所以采用“保险”一词，只是为了使这一计划显得更加美好，因此这一术语乃是被人“灵机一动”而保留了下来。其实从一开始，它就与保险无甚关涉，而且此后又进一步丧失了它可能有过的某种与保险相类似的东西。尽管大多数国家在初期实行的此类计划都与保险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此后的发展情况，却与美国的情形大体相似，可谓是与保险风马牛不相及。

尽管收入再分配从来就不是社会保障机构在一开始就公然宣称的目标，但是现在，“收入再分配”已在各个国家变成了社会保障的实际的且公认的目标。任何垄断性的强制保险制度都无法抗拒这种异化，这即是说，它们最终只能变成一种对收入进行强制性再分配的工具。在这种制度下，并不是由给予者的多数（a

majority of givers）决定应当给予不幸的少数以什么东西，而是由接受者的多数（a

majority of takers）决定他们将从比较富有的少数那里获得什么；关于这一制度的伦理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做专门的讨论，而在本章中我们将只关注那些原本旨在救济贫困的机构普遍转变成为平均主义再分配（egalitarian

redistribution）的工具的过程。对于许多人来说，由于福利国家是一种对个人收入实现社会化的工具，是一种创建家族式国家（household

state）的工具（它将各式福利用金钱或其他形式分配给那些它认为最值得拥有它们的人），所以它已经变成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替代物。尽管福利国家被认为是一种替代现已臭名昭著的直接管制生产的方法的制度性安排，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福利国家乃是一种试图按照它所认为适当的比例和形式分配收入以实现“公正的分配”的方法，所以它事实上只是一种追求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新方法而已。而较之于传统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其原因无非是它在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仿佛只是一种救济特别贫困者的有效方法。但是，对这种似乎合理的福利组织方案的接受，却很快就被解释成是对一种与济贫完全不同的目标的信奉。正是通过那些在大多数人看来只关涉微不足道的技术细节的一系列决定，济贫制度终于实现了向收入再分配制度的转变，这是因为在这些似乎不重要的决定中，救济贫困与收入再分配这两种目的之间的关键区别，常常为不断推出的且技巧高超的宣传手法所刻意掩盖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在一个社会将消灭贫困和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视作自身职责的事态，与一个社会认为自己有权确定每个人之“公正”地位并向其分配它所认定的个人应得之物的事态之间，实存在着天壤之别。当政府被授予提供某些服务的排他性权力的时候，自由就会受到极为严重的威胁，因为政府为了实现其设定的目标，必定会运用这种权力对个人施以强制。

３．社会保障制度极为复杂，从而也很难为人们所理解，因此它给民主制度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庞大的社会保障机构的发展已经成为促使我们经济生活发生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人们对其实质却知之甚少。这个问题可以在下述两个方面见出：一方面是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个别受益人对于享用社会保障服务具有一种道德上的主张权（amoral

claim），因为他已为此类服务做出过贡献；另一方面则是这样一种怪异的事实，即人们在把主要的社会保障法案提交给立法机构批准时，常常采取的是一种置立法机构于毫无作为之境地的方式：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彻底反对，毫无修改之余地。这种情况明显造成了一种悖论：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以大众中的多数无力为自己做出明智的选择为借口而主张为其管理大部分收入，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依照这一多数的集体能力来决定个人收入应当如何使用的方式。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还不仅仅是那些社会公众中的一般人士视社会保障的复杂程度直如神话一般，就连当下那些一般的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或法律人士也对这一复杂且变化不定的制度的诸多细节茫然无知。结果，专家渐渐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如同在其他领域一般。

这种新型的专家，如同我们能在诸如劳动、农业、住房建筑和教育等领域所见到的专家一样，乃是一些对于某一特定制度框架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士，或者说是一些置身于某一特定制度框架中的专家。我们在这些领域里所创设的各种组织日益庞大复杂，以致于一个人必须耗用其全部时间方能做到完全了解和认识这些组织的复杂性。制度性专家（institutional

expert），未必是那些掌握了所有使之能够判断该制度价值所在的知识的人士，而往往只是一些全面理解其组织构造并因此而变得不可或缺的人士；制度性专家之所以对某一特定制度感兴趣且表示赞赏的理由，实与任何专家资格条件无关。但是，这类新型专家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一个极为凸显的特征，即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拥戴或赞同他们据以成为专家的那个制度。情况之所以变成这样，不仅是因为唯有赞同此一制度之目标的人才会有兴趣、有耐心去掌握该制度的细节，而且更是因为不赞同该制度目标的人不值得做这样的努力：众所周知，任何不愿意接受现行制度之原则的人，其观点不可能得到认真的考虑，而且在确定现行政策的讨论中也将被视为无足轻重。

这一事态发展的结果就是，在越来越多的政策领域，几乎所有那些被公认为“专家”的人，从定义上来讲，都是些对现行政策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原则持赞同意见的人士；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事实具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导致当代许多发展不论是否合理都趋于自我膨胀的诸因素之一。政治家在主张进一步推进现行政策的时候，往往会宣称“所有的专家都支持这一主张”；在很多情形下，作如此宣称的政治家确实是诚实的，因为只有那些支持这一发展的人士才能成为这一制度的专家，而那些反对且不信奉这种发展的经济学家或法学家却不会被视作此一制度的专家。机构或制度一旦建立，那么其未来的发展就会受制于那些被决定为其服务的人的观点，并按他们认为的该机构或制度的需要进行规划，因为这些制度专家的观点对于这种机构或制度的发展来讲是最为重要的。

４．今天，在一个较之其他领域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制度安排乃出自于渐进且进化的过程而非出自人为设计的领域中，国家却竟然不顾事实地宣称，那种依凭权威方能推进的排他性单轨发展在其间具有着优越性，这实在是咄咄怪事。我们当今通过保险而抵御风险的观念，绝非是某个人洞见有此需求从而设计出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的产物。由于我们对保险的运作太过熟悉，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任何有智识的人稍经思考就能迅速发现其中的各项原则。事实上，保险制度演化发展的道路本身，便对下述主张做出了最为有力的批判，因为这种主张竟然试图将保险制度的未来发展仅限于由权威所强制推行的单一轨道之中。有论者曾经恰当地指出，“与晚些时候创设的社会保险制度不同，当时并没有人拥有明确的目的要去创设什么海上保险制度”，而且，我们今天在此一保险领域所拥有的技术亦源出于一种渐进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持续的进步都可以说是“无数的无名氏或历史上无数个人所做的巨大贡献的结果；正是这些逐渐的发展最终造就出了这样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而且从整体上与这种制度的完美相比较，所有那些仅依凭权威智识而产生的充满了小智慧的观念，实难望其项背”。

我们难道真的敢妄称我们已穷尽了一切智慧？为了更为迅速地达致某些现已可见的目标，我们是否仅凭现有智慧就已足够了？我们是否因此可以不再需要在过去从无计划的发展中所获得的各种帮助？我们是否也因此不再需要在过去从我们逐渐调整旧的制度安排以适应新的目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帮助？以下事实足以说明这些问题：在国家威胁施以垄断的两个主要领域——对于老年人的保障领域和对于医疗的保障领域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些新的方法正在国家尚未实现完全控制的场合所获得的极为迅猛的自发性发展，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些新方法的各种各样的实验，几乎肯定会对当下的需求做出新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绝非是那些预先计划者所能设想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就长远来看，我们的生活在国家的垄断控制下真的能够变得更好吗？如果有人试图将某一特定时候的所谓最佳的知识视作规范所有未来努力的强制性标准，那么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这种做法只会阻碍新知识的产生，而别无他效。

５．众所周知，目前实施的措施乃是那种用公共资金救济那些急需之人并配之以强迫人们加入保险以解决这些需求而使之不致于成为他人之负担的做法；然而，这样一种双管齐下的做法的结果，却是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形成了一种与它们完全不同的第三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处于特定境况中的人们，如年届老迈或身罹疾病，都会得到救助，而不论其需求与否，亦不论其是否先已给自己做了安排。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都会得到被认为是他们应当享有的福利水准的救济，而不论其能否自力救助自己，亦不问其已经做出了什么贡献，甚或不论其是否仍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一般而论，上述双管措施向这种第三类制度的转换，乃是通过下述做法实现的：首先是用公共资金来补充由强制性保险（compulsory

insurance）所获得的钱款，然后用它们来救济所需之人，并且认为这些人有权获得这种救助，但是，这些人先已支付的费用却只占他们获得救助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当然，把这种强制性的收入转移（compulsory

income transfers）视作一种法律上的权利的做法，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收入转移只能根据特别需要的程度而被证明为正当，因此它们仍是一种施舍措施，而并不是什么法律权利。但是，强制性的收入转移所具有的这一特性，却常常因为下述做法而被掩盖了起来，这种做法就是一方面将这一权利授予所有的人或几乎所有的人，而另一方面又从那些较富裕者的钱袋中拿走数倍于其能从福利中所获得的东西。一些人宣称，大多数人都厌恶接受自己知道并不是通过其劳动所挣得的而仅仅是根据个人需求而被给予的东西，而且他们也不喜欢“资产调查”（ameans

test）之类的做法；的确，就是这样一些说法，成了遮掩整个安排之内幕并使其成为黑箱作业的借口，从而个人也无从知道自己已经支付了什么和没有支付什么。所有这些观点的目的，都在于用蒙蔽的方法诱使公众舆论接受一种新的收入分配方法，然而，这种新机制的管理者似乎一开始就只是将这种新的分配方法视作一种过渡性的折衷措施，他们的真正目的乃是使其发展成为一种旨在直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安排。如果人们想阻止这种发展，就必须从一开始就对下述两种救济做出明确的区分：一是受益者因为在事先已做出了充分的偿付从而在道德上和法律上享有权利而获得的救济，二是受益者仅根据需求并因而依赖于对需求的证明的方式而获得的救济。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还必须指出上述由国家单一控制的社会保障机构所具有的另一特性：它有权使用经由强制性手段而征集起来的资金，为扩张这一强制性制度进行宣传。一个多数规定自己交纳税款，竟然是为了维持一个宣传机构旨在说服多数自己不顾自己的意愿而一味沿此途发展下去，这种做法之荒谬，当毋庸赘言。在一些国家，至少在美国，尽管公共机构使用那些原本只在私人企业中合法的“公关”（public

relations）手段的做法，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我们必须质疑的是，在一个民主制度下，这类公共机构将公共资金用于有利于扩展它们自身活动的宣传的做法是否确当。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在一国范围还是在国际范围，这种做法在社会保障领域都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其滥用程度实在是任何其他领域所无法比拟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做法无异于允许一小撮对某一特定制度的发展抱有兴趣的专家运用公共资金，以达成操纵公众舆论做有利于自己活动的目的。这种做法的结果极为明显，就是造成选民和立法者都只能从那些专家的宣传中接受信息，然而那些专家所从事的活动本来却是应当受选民和立法者指导的。如果人们能够获得其他信息，那么上述专家炮制的信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加速这种制度的发展，而同时又不遭到人们的反对，恐怕很难高估。这样一种由一个单一的只靠税收维系的组织加以运作的补贴性宣传，绝不能与竞争性广告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这种补贴性宣传赋予了这种组织以一种支配人们心智的权力，我们可以说，这种权力与那些垄断着所有信息供应手段的全权性国家所拥有的权力毫无二致。

尽管从形式上来看，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由民主决策而创建的，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如果受益人中的多数充分意识到了他们所陷入的境地，他们是否还会真的继续赞同这些制度。在那些相对贫困的国家中，由于允许国家征收大众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实现国家所选定的目标，所以人们因此而承受的负担沉重不堪；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说是最为紧迫的首务。有谁会真的相信这样的事情：意大利的半熟练工人因其雇主将本应付给他的全部劳动报酬中的４４％交给了国家而会生活得更好！我们或可以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位半熟练工人为其雇主做工一小时，该雇主本应向他支付４９美分，但他却只能得到２７美分，而另外２２美分却要由国家为他来花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生活得更好吗？换言之，如果这个半熟练工人在了解了他所处的境况以后还可以在这一境况与没有社会保障则会使他可支配的收入增长一倍的境况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还会选择前者吗？再以法国情形为例，全部工人的保险费用，相当于全部工人平均费用的三分之一，此一比例难道真的是工人为了得到国家所提供的服务而心甘情愿地交给国家的比例吗？又如德国，国民总收入中大约有２０％交由社会保障机构掌握，这难道还不是一种远远超出了人们愿意承受的限度的强制性收入转移吗？据上所述，那些主张由国家单一推行强制性社会保障制度的人还能有什么一本正经的理由来否认这样一点呢：亦即如果把钱交给人们自己使用并由他们自由地向私营机构购买保险，那么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定会生活得更好。

６．在这里，我们只能对社会保障中的一些主要领域做较为详尽的考察，即对老年人的救济、对因非天生原因而终身残疾者的救济、对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的救济；提供医疗和住院的保障；以及对因失业而丧失收入的人进行保护。不同国家所提供的大量的其他服务（或是上述主要服务的一部分，或为一种单独的服务，比如孕妇津贴和儿童津贴），由于往往被看成是所谓的“人口政策”（popula-

-tion policy）的一部分，所以也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问题，然而对于现代政策的这个方面，本书将不予讨论。

绝大多数国家承诺最多因而也可能导致了最为严重的问题的领域，乃是供养老年人和救济受抚养者的领域（可能只有大不列颠除外，但是一种免费的“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I

Health Service］体制在英国的建立，也已产生了同样多的问题）。老年人的问题特别严重，因为在当今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正是政府的错误使得老年人被剥夺了他们本可以用来供养自己的谋生手段。各国政府由于未能兑现诺言而且也未能很好地履行维持稳定通货的职责，所以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势，即那些将在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中迈入退休年龄的那一代人被剥夺了绝大部分他们原本为其退休而准备的储蓄；而且远比本应有的多得多的人正在面临着他们不应面临的贫困，尽管他们早年曾致力于避免在晚年跌入此一困境，然而也无济于事。毋庸置疑，我们无论如何宣称都不会过分，即通货膨胀绝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它实际上始终是那些掌管货币政策的人的无知或他们所犯错误的结果——尽管职责分工已被推行得如此之广，以致于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任何单独的个人。权力当局完全有可能认为，它们通过通货膨胀而全力预防的东西一定是更大的罪恶；由此可见，恰恰是他们的政策选择，导致了通货膨胀。

然而，即使一如我们应当做的那样，我们应当在充分意识到政府负有特别责任的情况下来讨论供养老年人这个问题，我们仍旧能够追问，对一代人造成的侵害（对于这种侵害，归根究底，这一代人自己也要分担部分责任），是否能够证明国家把一种制度安排永远地强加给其民众为正当：在这种制度下，超过一定年龄的人所获得的正常收入乃是一种从政治上决定的退休金，而这种退休金的来源则是即时的税收。不无遗憾的是，整个西方世界都正在向着这种制度迈进，而这种制度注定会导致一系列支配未来政策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将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未来的政策，尚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在我们致力于救济一种灾祸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会把一种远比我们的后代所愿意承受的更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他们，进而束缚他们的手脚；而他们在为解救他们自己而做出众多的努力之后，最终在无他途可循的情况下也极可能通过违背承诺的方式而将更为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他们的后人，其程度甚至有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所作所为。

如果政府致力于对所有的老年人不仅发放一种最低限度的津贴而且还力图提供“适当的”津贴，而不论个人的需求为何，亦不论其所做的贡献为何，那么这种做法立刻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旦国家获致了提供这种保障的垄断权，它就势必会采取下述两个至关重要的步骤：第一，国家不仅会给予那些凭其贡献而获得了对这种保护的要求权的人以保护，而且还会给予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做出这种贡献的人以保护；第二，当退休金应予支付时，这笔退休金并不是从为此目的而积累起来的资金所带来的收益中支出的，从而也不是从受益人因努力而获得的额外收入部分中支出的，相反，它们乃是从那些当前正在从事生产的人的工作收入中转移出来的一部分。这种判断在下述两种情况中也同样正确：一种情况是政府在名义上建立一种储备基金并将它“投入”公债之中（亦即政府将资金贷给自己而且事实上当时就开始花费这笔钱），另一种情况是政府公开地用即时的税收来偿付其当下的债务。（有人甚至提出了一种主张政府将储备基金投入生产资本之中的替代方案，但是这种方案会迅速导致政府日益加强它对工业资本的控制；所幸的是，这种方案从未付诸实施过。）需要指出的是，由国家提供老年退休金所造成的上述两种通常的后果，一般也是政府坚持这类组织方式的主要原因。

显而易见，像这样完全摒弃这种安排原有的保险特性的做法，同时又伴之以承认所有超过一定年龄的人（以及所有的受抚养者或残疾者）都有权利获得由即时多数（受益人构成了此一多数的绝大部分）决定的“适当的”收入的做法，必定会使整个保险制度演变为一种政治工具，亦即蛊惑民心的政客为拉拢选票而使用的一种筹码。如果有人相信下述情况，那亦纯属愚昧：客观的公正标准能从年龄上限定应获特权的人数，而这些特权者只要到了所规定的年龄（即使这是个还能够继续工作的年龄），就都可以要求那些仍在工作的人士“适当地”供养他们——这些仍在工作的人反过来也只能通过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也将获得此种权利的方式而找到一点慰藉，这即是说，当他们的人数占有更大的比例而且相应地拥有更为强大的选举力量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使后来的工作者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

政府和制度专家所掀起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宣传攻势，已完全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向所有的人都提供适当的退休金的方案必定意味着：许多最终到了盼望已久的退休年龄的人士本来是可以凭其储蓄而安度晚年生活的，但是在这样一种制度下，这些本可以自力生活的人亦将以那些还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如果保证给予他们以同等的收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立即退休——为代价而成为退休金的领取者；这种方案还必定意味着：在一个未遭到通货膨胀侵袭的富裕社会，大多数退休者通常要比那些仍在工作的人过得更舒适。政府及那些制度专家经由刻意安排而严重地误导了公众舆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其严重程度则可以通过那个经常被引证的说法而得到极佳的说明（美国最高法院也已接受了这一主张），这个主张声称，在１９３５年的美国，“６５岁以上（含６５岁）的人中有接近３／４的人的生计，部分依赖于或完全依赖于他人的救济”；此项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主张还明确意味着，在美国，老年夫妇所有的财产已全为丈夫所占有，而作为结果，所有的妻子变成了“受赡养者”！

这种情况所具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每个大选年度一开始，就会出现大量的关于社会保障福利又将提高多少的推测和议论；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与在美国相同，居然变成了一种一般性的特征。众所周知，人想实现的欲求是没有什么限度可言的；这一点已经由英国工党晚近的一份公告得到了最明确的说明；该项公告指出，一份真正适当的退休金，“意味着有权继续生活于原来的邻里关系之中，有权维续原有的爱好，也有权出入于原有的朋友圈之中”。我估计要不了多久时间，就很可能会有人提出下述论点，即由于退休人员有较多的时间去花费金钱，所以给予他们的金钱必须多于那些仍在工作的人士；而且就年龄分布而言，人们也没有理由说４０岁以上的多数就不可以即刻让那些比他们岁数小的人成为他们的苦役。事态如果真的发展至此，那么身体较为强壮的年轻人就会起而造反并将老年人的政治权利连同他们应当得到保障的法律权利统统剥夺掉。

上文提及的英国工党的公告之所以至关重要，除了它反映出了工党人士帮助老年人的欲求以外，还因为它明确地表现出了其欲使老年人不能自助并使他们只能依赖于政府救济的期求。这份公告充满了对私人保险机构提出的各类退休金方案和其他与此相类似的制度安排的敌意；而更值得人们关注的乃是此一规划方案中的数据所赖以为基础的冷酷假设：价格将在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８０年的二十年中间翻番。如果这就是先已确定的通货膨胀幅度，那么事实上就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绝大多数将在本世纪末退休的人，都将依赖于年轻一代的赈济或施舍。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人们不会再根据道德伦理而只会依凭年轻人供养着警察和军队这个事实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老一代人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对年轻一代的强制，所以这些无法自养的老年人最终被安排进集中营，就很可能是他们的命运之所在。

７．疾病保险不仅引发了我们在上文所考察的大多数问题，而且还导致了其自身特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无法以下述方式［即认为需求问题对于所有符合某项客观标准（例如年龄）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的方式］来解决“需求”的问题，这是因为疾病问题纯属个案性需求，它所产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问题，必须根据满足此项需求的费用来加以权衡，亦即是说，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只有两途可循：一是必须由个人自己来决定，另一是必须由他人替他作出决定。

毋庸置疑，健康保险的发展是可欲的；而且主张将此项保险发展成强制性保险也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了这项制度，许多人便能够救济自己，而没有此项制度，他们则可能成为一种公共负担。但是，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单一的国家健康保险方案；而对于为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健康服务的方案，人们似乎有着更为充分的理由予以反对。从我们已见到的这类方案的实施情况来看，这类方案所具有的各种棘手问题已在那些采纳它们的国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尽管政治情势的发展很难使人们在采纳这类方案以后再否弃它们。事实上，人们可用来反对这类方案的最强有力的一个理由是，这些方案的采纳，乃是一种在政治上不可撤销的举措（politically

irrevocable measure），这即是说这种措施一旦实施，就必须执行下去，而不论这种措施是否已被证明为一种失误之举。

支持免费健康服务的主张，通常所依据的乃是下述两种基本认识，但却是对此一问题的错误认识。首先，相信医疗需求通常都具有一种可在客观上加以确定的特征，因此这些需求在每一个案中都能够而且也应当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毋需考虑经济因素；其次，满足这种医疗需求在经济上也是可能的，因为业经改善的医疗服务通常会导致经济效益的提高或盈利能力的恢复，从而也就能够使医院自负盈亏。这两个论点均误解了大多数有关维持健康和保护生命的决策所牵涉的问题的性质。实际上，在判定某一特定情形究竟需要多少照顾和需要付出多少努力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可以依循；此外，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做客观上所有有可能的事情，那么所需花费的资金量就是没有限度的。更有进者，即使从我们个人的评价来看，那种认为为了确保健康和生命而去做人们有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绝对优先于其他需求的观点，也并不一定正确。一如在所有其他决策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我们在保护健康和维续生命的决策中所必须面对的并不是确定性，而是或然性和偶然性，所以在这种决策中，我们也会不断地面临风险，从而必须根据经济的考虑去决定采取某种预防措施是否值得，亦即通过对这种风险与其他需求加以权衡的方式来决定这个问题。甚至是最富有的人通常也不会去做医疗知识认为有可能的一切事情以保护他的健康，这可能是因为他所关注的其他事务也极需他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一些人则不得不对在医疗方面是否再需要做出额外的努力和追加额外的费用等问题进行决策。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是否应当由需求者自己来决定通过牺牲其他时间和精力而获得更多的照顾和更好的治疗，或者说是否应当由其他人来为他做出这项决定。尽管我们都讨厌对物质利益与健康和生命这类非物质价值进行权衡，甚至不希望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我们无法变更这些事实，所以我们还是不得不对此进行抉择。

一如上述，一些人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向所有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一项客观且确定的标准可供人们遵循；这种观点后来成了Beve-

ridge方案以及整个“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制的基础，但它却与现实不相符合。众所周知，在一个正经历着迅速变化的领域，一如当下的医学领域，人们能够平等地向所有的人提供的服务，充其量亦只是那种水平较差的平均服务。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在所有不断发展的领域中，关于在客观上有可能向所有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的问题，必须根据我们先已为一些人士提供的服务加以评断，所以，如果我们将这些超出平均水平的服务的价格定得太高，从而使大多数人无力获得超出平均水平的服务，那么这种做法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必定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此种平均服务的水平将变得低于不采取这种做法的时候的水平。

免费健康服务所导致的上述问题，因下述事实而变得更为棘手，这些事实就是医学进步所产生的成就，主要并不旨在恢复病人的工作能力，而是愈来愈倾向于减轻病人的痛苦和延长病人的生命；当然，这些做法并不能在经济上被证明为合理，而只有根据人道主义的立场才能被证明为正当。然而，与那些会使某些人丧失能力的严重疾病作斗争，相对来讲只是一项有限的任务，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定面临死亡，因此如何延长我们的生命乃是一项无尽的任务。后者所提出的问题，在可以想象的条件下，并不能通过提供无限的医疗服务而得到解决，因而这个问题也就必定会继续要求人们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作出痛苦的抉择。在国家控制医疗的制度下，这种抉择一定是由当局机构强加给个人的。而在自由的制度下，那些具有充分工作能力的人所得的不具危险的暂时伤病；通常都会得到迅速的医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忽视老年人的疾病和绝症的医治为代价；这种做法看上去颇为残酷，但却很可能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实行国家医疗制度的地方，我们通常都会发现，那些本能够通过及时医治而使全部工作能力得以迅速恢复的人不得不等待很久而无法工作，其原因只是那些不可能再对所有其他人的需求作出贡献的人占用了医院设备。

医疗国有化（the

nationalization of medicine）所导致的严重问题如此繁多，以致于我们甚至无法对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然而我们还是要对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进行讨论，其严重性虽说鲜为公众所觉察，但它却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医疗国有化的措施，不可避免地要把那些作为对病人负有完全责任的自由职业人员的医生吸纳入国家机构之中，成为领薪的公务人员；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薪公务人员，他们又必须听从于当局的指令而且不能向当局保密其所知道的情况。经验表明，此一方面的新发展所具有的最大的危险很可能在于：每当医学知识的发展趋向于赋予那些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以越来越多的支配他人心智的力量的时候，国家便会把他们归属于某个受单一指导的统一组织之中，并根据国家用以决定政策的理由来指导或命令他们。这种制度的前景实在令人可怕：医生一方面是个人之不可或缺的帮助者，另一方面又是国家的代理人员；这种制度既使医生可以洞察到病人最具私性的事情，同时也规定了种种条件，迫使医生不得不将他所知道的事情泄露给上级领导并且将这些情报用于实现当局所决定的目标。在俄罗斯，国家医疗被用作实施工厂纪律的一种手段，已向我们预示了这种制度所可能具有的用途。

８．为失业者提供救济，似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段时期中社会保障之最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可是在晚近却显得相对不重要了。尽管防止大规模失业无疑要比为失业者提供救济的方法更为重要，但是我们仍不能确信无疑地说，我们已经彻底永远地解决了前一个问题，所以后一个问题也就不再具有重大意义了。同样，我们也不能确信无疑地宣称，我们为失业者提供救济的特定做法，就不会被证明是决定失业规模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为各种业经证明的需求提供统一的最低限度救济的公共救济制度，而这种制度足以使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不再为温饱问题感到忧虑。但是，由失业者所引起的特殊问题乃是应当以什么样的方法和由谁来根据失业者的正常收入对他们提供额外的援助，除此之外，人们尤可以追问，这种需求的存在是否便能证明那种根据某一公正原则对收入进行强制性再分配的做法为正当。

赞成确保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以上之救济的论点，所根据的主要理由如下：造成劳动力需求方面突然且不可预见的变化的种种情势，不仅是工人自己无法预见的，而且也是他们本人所无法控制的。就经济大萧条期间的大规模失业而言，这个理由是颇为充分的。但是，失业还有许多其他种种原因，不可一概而论。在大多数季节性行业中，便会反复发生一些可预见的失业状况；当然，在这些行业中，采取下述两种措施显然是符合一般大众利益的：一是限制劳动供给，从而使一个工人的季节性收入能够维持其一年的生活，另一是通过职业间的周期性流动来维持劳动力的流动。除此以外，某一特定行业中的工资过高，也会直接造成失业，这或者是因为工资被工会行动抬得过高，或者是因为有关产业的衰败；这可以说是失业的另一种重要情况。在上述两种情况中，要消除失业，就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工资必需具有弹性，二是工人本身也必须具有流动性；但是不无遗憾的是，那种确保所有的失业者都能够根据其原有所得获得一定比例的救济的制度，却不仅减低了工资的弹性，而且还阻碍了工人的流动性。

毋庸置疑，我们有理由在各种可行的境况中针对失业的风险确立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制度，在这种保险制度中，各种行业的不同风险会在所支付的保险费中得到反映。如果某一行业因特别不稳定而需要在大多数时候储备有失业人员待用，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行业来讲，它就可以通过提供足够高的工资以救济这种特别的风险，而使足够多的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并随时准备应聘参加工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保险制度在某些职业（例如农业劳动和家庭服务）中，似乎还不能立刻付诸实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人们在这些领域中采纳了国家“保险”这类方案，然而事实上，这类国家“保险”方案，却是运用从其他领域的工人那里征集到的款项或从大众那里课征到的一般性税收来救济这些领域中的失业者的。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当某一特定行业所特有的失业风险并不是用此行业中的收益而是用此行业之外的收益来救济时，它将意味着，由于对此类行业中的劳动供给所提供的补贴来自其他行业，所以只能说明这种行业的扩展已超出了其在经济上可欲的程度。

然而，所有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全面的失业救济制度，其主要意义在于，这些制度是在由工会的强制性行动所支配的劳动力市场中进行运作的，而且它们也是在工会的强大影响下被设计出来的，而工会的目标很明确，即希望这些制度有助于它们的工资政策。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只要某个工人所申请工作的公司或行业中的工人正在罢工，那么这个工人就可以被认为无法找到就业机会从而也就有权要求救济；显而易见，这种制度必然会成为工会在工资方面施压的主要支撑者。由于这种制度一方面解除了工会对其政策造成的失业所应承担的责任，而在另一方面又迫使政府承担起维续那些因工会的缘故而失业的工人的生活并使这些工人感到满意的责任，所以从长期来看，这种制度只能使就业问题更趋尖锐复杂。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合理办法似乎只有一途，即一方面，国家为所有因失业而无法自食其力者只提供一统一的最低限度的补贴，并且努力通过采取恰当的货币政策尽可能地减少周期性失业，而另一方面，维持通常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进一步的补贴，则应当交由那些竞争性企业和自愿提供救济的企业来实现。正是在此一领域中，工会一旦被剥夺了所有的强制性权力，便能够做出最为有益的贡献；的确，当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工会的强制性权力的时候，工会实际上已经是在发挥正面作用并在满足需求了。但是，所谓强制性的失业保险方案（a compulsory scheme of so-called unemployment insurance）的用途，却始终在于“矫正”不同群体间的相对报酬，以稳定的行业为代价去补贴不稳定的行业，并支持与高就业水平不相协调的工资需求。因此，从长期来看，这种强制性的失业保险方案只可能恶化它原本力图救治的弊病，而不可能对这种弊端做出整治。

９．社会保险制度在各个领域所遭遇的各种棘手问题，已成为人们反复讨论“社会保障的危机”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却需要明辨，这些棘手问题本身并不是根本要害之所在，因为它们乃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即为救济贫困而设计的制度性安排，已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这种再分配在表面上所依据的乃是某些人认为的社会正义原则（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社会正义原则），然而在实质上却是由特定的决策所决定的。当然，即使是为所有无法自食其力的人提供统一的最低限度的救济，也必定会关涉到对收入进行某种再分配的问题。但是，在这二者（一是根据那些无法自食其力者在正常运作的市场上所能得到的收益来为他们提供一种统一的最低限度的救济，二是为了“公正地”酬报较为重要的职业而进行的再分配）之间却存在着天壤的差别，因为前者是一种绝大多数能够自力谋生的人所同意的给予那些无法生存的人以救济的再分配，而后者则是一种多数因为少数拥有更多的财富而从少数那儿取走其部分收入的再分配，更有进者，前者所维护的乃是一种非人格的调整方法，而根据这样的调整方法，人们能够自行选择自己的职业；而后者却会使我们越来越趋近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将不得不根据当局的指令去行事。

提供这类救济服务的方案，如果只受政治统一的指导，那么其命运就似乎只此一途，即被迅速地转变成那种决定绝大多数人的相对收入的手段，进而转变成那种对经济活动实行普遍控制的手段。实际上，Beveridge方案的起草者并不曾将它看成是一种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而是那些政治家们迅速地使之变成了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当然，Beveridge方案仅是众多这类事例中最著名的一个罢了。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由社会有可能为所有的人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福利，然而这种社会却与那种根据某一先入为主的正义观来平均分配收入的制度不相容合。确使所有的贫困者都能够获得某种同等的最低限度的福利，不仅预设了只有在需求者能够就其需求提出证据的基础上才能提供这一最低限度的福利，并且还预设，没有这类证据，便不能提供这一救济，因为这种救济不是根据个人缴纳的款项给付的。为了确使所提供的救济真正以需求为根据，我们就必须进行“资产调查”，但是有人却对此类调查持完全不可理喻的反对态度；正是这种反对态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导使一些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荒唐至极的要求，即为了使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至感到卑微低下，应当给予所有的人以救助，而不考虑其是否需求救济的问题。这种论点造成了这样一种境况，即一般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努力救助贫困者，而且与此同时还要求人们努力使那些贫困者感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均是其自身努力或主观努力的产物。

尽管传统自由主义者反对权力当局拥有任何形式的自由裁量权，并在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反对自由裁量性的强制，却绝不能为那种允许所有有责任能力的人可以无条件地主张救助并且允许其有权成为自己需求的终级裁判者的做法提供正当理由。在自由的社会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正义原则，即它会在不要求人们提供需求证明的情况下而赋予那些反对“威慑性权力”或“自由裁量性权力”的人士以某种获得救济的权利。如果这类主张是在“社会保险”的幌子下并通过公然蒙骗公众的方式而为人们所采纳的（这种蒙骗乃是其制造者引以自豪的资本，那么它们便显然与法治下的平等正义原则不相符合。

现今的自由人士有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希望，即“整个福利国家的构设，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过渡现象”，被看成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随着财富的全面增长，这个过渡阶段很快就会变得毫无必要。然而，这种希望必定会遭到人们的质疑；对此，人们完全有理由从下述两个方面进行追问：首先，是否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特的进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那些为国家垄断的制度的净效果可能是颇具裨益的；其次，一旦这些垄断的制度被创建出来，那么再将它们否弃掉，在政治上是否仍有可能。在贫困的国家里，国家垄断机构日益膨胀的势头所导致的负担，可能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减缓财富的增长（姑且不论它所具有的加重人口过剩之问题的倾向），因而也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这些垄断性制度的寿命；这样，那些自由人士所认为的会使这种制度变得毫无必要的“时刻”，就有可能根本不会到来；即使在较富裕的国家中，这种负担也会阻碍那些能够替代垄断性制度某些功能的新制度安排的出现。

把疾病和失业救济制度逐渐转变成具有真正保险性质的制度，可能并不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真正的保险制度下，个人可以自由地向彼此竞争的保险机构购买保险。较为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确信是否有可能放弃那种为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制度，因为在那种制度下，每一代人由于满足了上一代人的需求从而也就获得了同样要求下一代人予以救助的权利，所以这种制度一经采用，似乎就必须持久地维续下去，否则整个制度就会彻底崩溃。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制度的采用，显然会束缚演化的进程，而且还会给社会添加一项日益沉重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则极可能是社会在将来要反复通过通货膨胀而全力摆脱的东西。然而，不论是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规避责任，还是故意不去履行已产生的义务，都不是恰当的选择，它们都不可能为一个文明的社会提供基础。在我们能够希望切实可行地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民主政制必须首先认识到，它必须为自己的愚昧支付学费，而且也绝不能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对未来大开无限额支票。

人们业已恰当地指出，在过去，我们是因社会弊病而蒙受诸多痛苦，但是在今天，我们却是因对这些社会弊病的矫正或救济而蒙受着同样的痛苦。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先前的社会弊病会伴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逐渐消失，而如今我们所采用的矫正方案却正在威胁着未来各项改进措施所赖以为基础的财富的持续增长。当年，Beveridge报告设计的福利国家所要打击的乃是“五大巨魔”，然而我们在现今所面对的却已不再是这些巨魔，因为我们正在制造五大新恶魔，而且这些新恶魔完全有可能被证明是我们文明生活的更大的敌人。尽管我们历经各种努力而在克服贪欲、疾病、无知、贫穷以及懒惰五大旧恶魔的方面只取得了些许成就，但是当我们的主要危险来自于通货膨胀、积重难返的税制、具有强制力的工会、在教育中日益起支配作用的政府，以及社会服务机构开始具有极大的专断权的时候，我们在未来与这些新恶魔进行的斗争中却可能会表现得更糟，因为在这场斗争中，个人仅凭其自身的努力是无从摆脱这些危险的，而且政府机构的过度膨胀势头也只可能加剧而绝不可能减缓这些危险。

第二十章  税制与再分配

事物的本质是：其发端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人们对其掉以轻心、不加戒备，则其发展速度将迅速加快，最终将达致一种没有人能够预见的状态。

——贵希阿迪尼（F. Guicciardini）（ca. 1538）

１．从许多方面来讲，我都希望能在本书中略去对本章内容的讨论，因为本章所提出的论点直接指向那些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信念，所以它注定会触犯许多人。甚至那些至今关注我的论点甚或认为我的观点在总体上讲颇有道理的人士，也可能会认为我关于税制（taxation）的观点太过教条、过于极端且不具有可行性。许多人可能愿意恢复我一直致力于为之辩护的那种自由状态，但却主张以下述做法为条件，即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他们认为是这种自由所导致的）应当通过采取恰当的税收措施而加以纠正。经由累进税制（progressive taxation）进行再分配的做法，渐渐地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正当之举。然而，我却不能不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故意回避讨论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是不坦诚的。再者，采取回避的做法，还会无视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经由累进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做法，不仅是产生不负责任的民主行动的主要根源，而且还涉及到未来社会之整体特性所赖以为基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一个人欲否弃这个问题中已成为教条的观点，需要做出相当程度的努力，然而一旦这个问题得到明确的阐释，我们便会发现，正是在税收这个领域，政府政策的专断趋势，要比在其他领域更为凸显。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对累进税制的原则提出过质疑，也罕有较具新意的讨论；只是到了晚近，才出现了对此一问题的较具批判性的研究取向。然而，对于整个论题，仍极需给出一更富洞见性的评论。不无遗憾的是，在本章中我们只能对我们反对累进税制的观点做一简要的概述。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本章中，只关注这样一种累进制——我们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与自由制度不相容——即整个税制的累进安排（progression of taxation as a whole），换言之，在通盘考虑各种税收以后，对较高收入者课以较比例重税（proportionally heavy taxation）更多税收的做法。个别税种（individual taxes），特别是所得税，被分成等级，似有很充分的理由——因为这种安排可以对许多间接税种趋于从较低收入者那里课以较高的比例税的负担的做法进行补偿。毋庸置疑，这也是支持累进税制的唯一有效的论辩。然而，这种论辩只适用于作为某一特定税收结构之一部分的特别税种，而不能扩展适用于整个税收制度。在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累进所得税（a progressive income tax）的各种影响，因为晚近以来，它一直被当作推进整个税收制度更趋累进化的主要手段。对于一特定税收制度内部的不同税种应当以何种恰当的方式进行相互协调的问题，我们将不予考虑。

我们必须承认，累进税制虽说在今天已成为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是它却并不是唯一的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这里也不对其他会导向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显而易见，在比例税制（proportional taxation）下，也可能达成相当程度的再分配。这是因为所谓收入再分配，其必要条件无外乎下述二者：一是用一大部分财政收入来提供那些主要有利于某一特定阶级的服务；二是用此收入直接给予这个阶级以补贴。然而，令人颇感疑惑的却是，处于较低收入等级的人，在何种程度上愿意让税收来降低他们原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以换取免费服务。同样，比例税制这种手段又如何能在实质上改变较高收入群体间的差异，也是一个极令人难解的问题。当然，比例税制完全可能导致相当一部分收入从整个富有阶级转向整个贫困阶级，然而，它却并不能铲除收入金字塔的顶层，而铲除收入金字塔的顶层则恰恰是累进税制的主要功用所在。对那些比较富裕的人来说，比例税制很可能意味着，尽管他们的全部收入都会根据比例而被课税，但他们所获得的服务方面的差异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由累进税制所导致的相对收入（relative in-comes）的种种变化，却会对这个富有阶级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累进税制对技术的进步、资源的配置、激励的提供、社会的流动、竞争和投资等方面的种种影响，可以说主要都是通过对这个富有阶级的影响而实现的。不论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仅就现在而言，累进税制无论如何都是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而且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手段，则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这类政策的范围亦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２．一如许多与此相似的措施那样，累进税制之所以能够获致其在当下的重要性，乃是一些人在“欺诈手段”（false pretenses）等障眼法下将其蒙混过关的一个结果。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此后又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前夕的社会主义运动期间，累进税制都被明确地宣称为一项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手段，但却遭到人们断然地否弃。“人们应当处决该计划的草拟者，而不应当枪毙这一方案”，这就是自由主义者Turgot对此类早期的建议所作的愤慨回应。在１８３０年代，当人们较为普遍地倡导累进税制的主张时，J.R.McCulloch以下述经常被引证的文字表达了他反对这类主张的主要观点，即“一旦你放弃了对所有个人的收入或财产按相同比例课税这一基本原则，你就会一如在航海时丧失方向舵或罗盘而不知所措，你就可能干出种种不公正的和愚蠢的事情”。１８４８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曾坦言建议，“高额累进或递进所得税”应是在革命第一阶段以后所采取的诸项措施之一，根据这一税制，“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他们将这些措施描述为“对财产权和资产阶级生产条件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没有效力和不具根据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超越自身，必须进一步侵袭旧的社会秩序，成为彻底变革生产方式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但是，人们在当时对这一措施的一般态度仍在A. Thiers 的论述中得到了较好的总结，即“比例税制是一项原则，而累进税制却只是一可恶的专断安排”，或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持的那种观点，他将累进税制描述为“一种温和的抢劫形式”。

但是，在累进税制的第一次冲击被击退之后，鼓动实行累进税制的运动却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改良者，尽管一般来说都不承认他们具有任何欲求改变收入分配制度的企图，但却一开始就论辩说，全部的税收负担——曾经被认为应由其他因素来决定——应当依“支付能力”（ability to pay）来分配，以求获致“平等的牺牲”（equality of sacrifice），而依累进税率课收所得税的方法能够最好地达致这个目的。在支持此项措施的众多论点（我们仍能从当今公共财政的教科书中看到这些观点）中，有一种看似最为科学的论点获得了支配地位并被人们广为传播。我们需要对这一论点做一些简要的考察，因为仍有些人相信它为累进税制提供了一种科学上的证明。这个观点的基本要点是，持续性的消费行为会使边际效用递减。撇开此一论点的抽象性质不论，或许也正由于此，它在把那些先前被公认为以专断观点为基础的措施说成是具有科学依据从而应当得到尊重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然而，效用分析（utility analysis）领域本身在现代的发展，却完全摧毁了前述论点的基础。此一论点之所以丧失了解释的效力，部分是因为人们已普遍否弃了那种认为有可能对不同个人的效用进行比较的观点；部分则是因为人们已从根本上开始怀疑边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否能够被恰当地适用于对全部收入的分析，这即是说，如果我们将某个人从利用其资源中所获得的各种益处都视为收入，那么这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论点是否还具有意义。人们现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效用乃是一纯粹相对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说，同其他事物相比较，某物具有较大的、相同的或较小的效用，然而仅从某物本身出发，就说它具有某种程度的效用，则毫无意义可言），因此根据这个论点，我们便可以从逻辑上推论说，只有当我们根据某种其他可欲的利益，比如闲暇（或不需费力工作），来表达收入的效用时，我们才能讨论收入的效用问题（以及这一效用递减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另一种论辩的要点来进行思考，即依据获得收入的“努力”来说收入效用正在递减，那么我们将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事实上这意味着，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为诱导同样的边际努力所必需的对额外收入的激励也将增加。这可能会导致我们主张累退税制（regressive taxation），而决不是累进税制。然而，循此思路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已毫无意义。在今天看来，毋庸置疑的是，在税收理论中运用效用分析，全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它之所以是一种遗憾，乃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也都犯了这个错误），而且我们如能更快地摆脱由其所导致的思想混乱，我们就能更好地把握这个问题的实质。

３．１９世纪晚期主张实行累进税制的那些人，一般而言都强调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达到牺牲的平等，而不在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再者，他们一般也都认为，这一仅旨在达致牺牲的平等的目标，只能证明一种“适中”程度（a moderate degree）的累进税制为正当，而对累进税制的“过度”使用（excessive use）——如在１５世纪的佛罗伦萨，累进税率竟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则当然应受到谴责。尽管试图为适当的累进税率提供一客观标准的所有努力都已宣告失败，尽管这种累进税制的倡导者并未对其他人的质疑做出回答（这种质疑的观点认为，一旦此项原则被接受，那么人们就根本无从确定出一种明确无争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累进税率的实施就会丧失它原本所依赖的根据），但是我们却仍有必要强调指出，当时的有关讨论完全是在那种设计“适中”的累进税率的范围中展开的，从而亦就完全忽略了这种税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重要性。此外，那些主张适中累进税率的人还认为，那种认定累进税率不会维持在前述“适中”限度之内的观点，乃是对主张累进税制的论点的蓄意歪曲，而且也是对民主政府的智慧毫无信任的表现，应当受到谴责。

正是在当时处于“社会改革”领先地位的德国，累进税制的倡导者们首次压倒了反对者，从此累进税制步上了现代发展的征程。1891年，普鲁士采用了累进所得税制，其税率从最初的0.67％上升到了4％。鲁道夫·冯·戈内斯特（Rudolf von Gneist）这位在“法治国”运动中令人们大为尊敬的领袖（此一运动至当时已达到顶点），曾在议会中宣称，采取这种累进所得税制的做法，意味着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放弃，亦即对“最为神圣的平等原则”的否弃，然而只有这一原则才能防止对财产的侵犯，但是他的呼吁却徒劳无效，并未引起人们的觉悟。由于当时所采取的新方案所涉及的税赋非常低，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任何试图把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加以反对的企图变得无甚意义了。

尽管欧洲大陆的一些其他国家很快开始步普鲁士之后尘，纷纷采取了累进所得税制，但是此项运动拓展至诸盎格鲁萨克逊等国却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只是到了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１３年，大不列颠和美国才分别采纳了递进所得税制（graduated income taxes），税率分别达到了在当时令人惊异的数字：８．２５％和７％。然而在此后的三十年里，这些数字却又分别激增至９７．５％和９１％。

这样，只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几乎所有的累进税制支持者倡导了半个世纪却未能实现的目标。绝对税率（the absolute rates）发生的这种变化，当然彻底改变了这个问题的性质，使其不仅在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结果，人们很快就放弃了基于支付能力来证明累进税率为正当的一切努力，而累进税制的支持者们也开始转向诉诸最早对它的那种证明，亦即视其为一种能使收入得到更加公正分配的手段；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理由却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避免采用的。渐渐地，人们再度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捍卫对全部税收实行累进等级制所能依据的唯一理由就是改变收入分配的可欲性，而且此种论辩也不需要有任何科学的论证，相反它必须被视为一种明确的政治要求，这即是说，它必须被看成是一种企图把一种由多数决策（majority decision ）所决定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努力。

４．关于累进税制的上述发展进程，人们通常提供的一项解释是，如果不诉诸于累进税率的急剧上升，过去四十年里公共开支的大幅度增加就不能得到支撑，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不诉诸累进所得税制，则贫穷者就不得不承担其无法承受的负担，而且一旦承认有必要减轻穷苦人的负担，则采取一定程度的累进税制就会变得不可或缺。但是，经过认真的考察，我们却可以发现，上述解释实为一纯粹的神话。向高收入者（特别是那些收入最高阶层的人士）课征高额累进税率所获得的财政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只占极小的比例，因此可以说它并不足以减缓其他人所承受的负担；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在采用累进所得税制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实际上并不是最贫困者能从中获益，相反却是那些构成最大多数选民的经济境况较好的劳动阶级与中产阶级中的较低收入阶层成了受惠者。从另一方面来看，事实也可能的确如此，即那种以为可以通过累进税制而在很大程度上将税收负担转由富裕者承受的幻想，构成了税收得以迅速增加而未遭抗阻的主要原因；而且在此种幻想的影响下，大众也渐渐接受了比原本更为沉重的税负。此项政策之唯一的重要后果，乃是它严格限制了那些在经济上最具成就的人士有可能赚得的收入，因此也满足了那些不太富裕的人对富有者的妒忌感。

累进税率（特别是对最高收入者所征收的高额惩罚性税率［the high punitive rates］对一国财政总收入的贡献极小，这或许可以从美国和大不列颠的一些数据中得到说明。就美国而言，有数据表明，在１９５６年，“对社会上流阶层所征得的全部累进税收仅占对个人收入所征全部税收的１７％”——或约占联邦财政总收入的８．５％——而且在那些税收中，“有一半是征自须纳税的收入等级，即收入在１６０００一１８０００美元之间的那些人，就他们而言，税率已高达５０%；而另一半则来自更高的收入等级，税率也相应更高”。至于大不列颠，其累进等级上行跨度更大，也持有更高额的比例税负；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所有的附加税（包括劳动赚得收入附加税和非劳动赚得收入附加税［earned and unearned incomes］）仅占全部公共财政收入的２．５％；如果我们对每年收入超出２０００英镑（５６００美元）以上的每一英镑计税，则对于财政总收入来讲，我们仅净征收１．５％的额外税收……。事实上，所得税和附加税的主要来源是收入每年在７５０英镑至３０００英镑（２１００美元一８４００美元）之间的那些人，即恰恰是那些居于一般管理人员与经理等级之间的人，或居于最低级别的公务管理人员与行政机构及其他机构之部门领导人之间的那些人”。

一般而言，以及从上述英美两国两种税制的累进的总体性质来看，这两个国家累进税制所做的贡献似乎只占全部财政收入的２．５％一８．５％之间，对国民总收入的贡献则为０．５一２％。这些数字显然无法表明累进税制是国家获致所需财政收入的唯一方法。在现实中，极有可能发生的却是这样一种情况（尽管任何人都没有把握这么说），即在累进税制下，利于公共财政收入者少，导致实际收入的减少则大。

如果那种认为对富人所课征的高税率乃是财政总收入之不可或缺的来源的观点已成为虚幻之见，那么我们也因此可以说，累进税制主要有助于减轻最贫困阶层的负担的观点，实是民主国家在采用累进税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发生的情况所造成的一种误解。在美国、大不列颠、法国和普鲁士等国所完成的各自独立的研究一致表明，一般来讲，正是那些收入居中（modest income）的人士占据了选民中的最大多数，因此他们所承受的税负最轻，而与此同时，真正承担全部税收中较大比例的税额重负者，却只是那些收入较多的人士和那些收入较少的人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可以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对英国情况所做的一项详尽研究的种种结果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在１９３６至１９３７年的英国，有两个小孩的双职工家庭就其全部劳动赚得收入所承担的全部税负是：每年收入为１００英镑者，每年承担的税负达１８％；然后税负比率逐渐降至最低点，即每年收入为３５０英镑者，承担税负仅为其收入的１１％；接着税负比率又再度升高，每年收入为１０００英镑者，承担税负高至１９％。这些数字（以及表明其他国家情况的相似数据）明确表明，一旦否弃了比例税原则，受惠者未必就是那些具有最大需要的人，相反，受惠者更可能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的选举力量的阶层；这些数字还明确指出，由累进税制所获致的财政收入，毋庸置疑也能通过对拥有适中收入的大众课以与对最贫困者所课征的一样高额的税收予以实现。

诚然，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也可能包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所得税的累进性质，以致于使整个税负都具有了累进性质；此外，在补贴和服务方面，通过对公共开支所做的再分配，使得社会最低阶层的所得（这是就这些所得可以进行度量而言的，因为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数据所能表明的只是所提供的服务的成本，而非这些服务的价值）也增加了２２％，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后者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当时推行高额累进税率的结果，而主要得益于中产阶级中的中上层人士所提供的其他资助。

５．累进所得税制主张者对这种税率将保持适中限度所做的各种保证，之所以最终被证明为是欺人之谈，以及累进所得税制的发展之所以远比其论敌所做的较为悲观的预言更糟，其真正的原因乃在于，所有支持累进税制的论点，也同样可以被用来证明任何程度的累进税率为正当。累进税制的倡导者也可能已经认识到，累进税率一旦超过某一限度，便会对经济制度之效率造成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进一步推进累进税制的做法，显为不明智之举。但是，在超过特定额度的收入遭全部没收以及对低于此额度的收入并未课以税负以前，那些以假想的累进税制能够确保公平为基础的论点却并未提供任何限定，这一点也已常为此论点的支持者们所承认。与比例税制不同，累进税制并未提出任何可以确定不同个人的相对税负应为多少的原则。这无异于对比例税制原则的否弃，亦就是在没有确立任何限制歧视程度的标准的情况下赞成歧视富有者的做法。由于“并不存在可由某种程式加以明确表明的理想的累进税率”，所以只有凭靠原则的更新才能阻止累进税率即刻达致惩罚性税率（punitive rates）的水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比过去略多一点”就应当永远是不公平且不合理的。

然而我们认为，一旦民主国家实行了这样一种政策，那么它就注定会比原初设想的走得更远；当然，我们的观点毫无诋毁民主制度之意，也丝毫没有鄙视或不信任民主政府之智慧的想法。换言之，这并不是说“自由的和代议的制度是一项失败之举”，也不是说它必将导致“人民对民主政府的完全不信任”，而是意指民主政府必须认识到，为了达致公正，它的行动就必须受到一般性原则的指导。个人行动必须受原则指导，集体行动也不能不受原则指导，这是因为多数较之个人，可能更难做到明确把握其决策的长远意义，从而也就更需要用原则来指导其行动。一般来讲，在累进税制的情形中，多数所采纳的那种所谓原则，无异于对歧视的公然主张，更为糟糕的是，它实则是对多数歧视少数那种做法的公然主张；在这种境况下，假冒的正义原则也就必定成为真正专断的托词。此处所需要的毋宁是这样一项规则，即它不允许多数把它自己所认为正当的一切负担强加给少数，尽管它可以保留多数通过自身纳税以帮助少数的可能性。那种认为多数（也仅仅因为他们是多数）应当有权对少数实行某项并不适用于其自身的规则的观点，实是对一项比民主更为根本的原则的侵犯，亦即是对一项民主的正当性所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的侵犯。正如前文所述（第十章和十四章），如果法律必须对人们进行类分，而又不想导致特权，也不想导致歧视，那么这些类分就必须以那些被类分出的群体中的人和该群体外的人共同承认的特征为依据。

比例税制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提供了一项可能会得到那些将缴纳绝对意义上较多税款的人士以及那些将缴纳绝对意义上较少税款的人士一致赞同的规则，而且此项规则一旦被接受，就不会再产生只适用于少数的特殊规则的问题。即使累进税制并未明确指定谁应当成为较高税率的承担者，但是它通过采用一种旨在将税负从决定累进税率的那些人身上转嫁至他人肩上的差别待遇的方法，却导致了歧视。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累进税级都不能被视为一项可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规则——而且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我们也绝不可能认为对某个人的收入课征２０％的税与对另一个拥有较多收入的人课征７５％的税这二者是平等的。累进税制并未就什么应被视为公正以及什么不应被视为公正的问题给出任何可以依凭的标准。就累进税制的具体应用而言，它也未规定任何最高限度；此种制度的捍卫者通常只是把人们的“善意判断”（good judgement）作为其唯一的防御措施，然而人们的这种“善意判断”，其实只是由过去的政策所逐渐形成的人们于当下的一般舆论而已。

累进税率之所以能在事实上增长得如此迅速，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即通货膨胀——这个因素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一直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人们现在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即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仍保持原有水平，总现金收入的增加依旧趋向于将所有的人都提升入一较高的税收等级。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多数”之成员一次又一次地且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自己竟成了他们投票赞成的带有歧视性的累进税率的受害者，然而他们在投票赞成这种税制的时候，本以为他们自己是不会受到这种税率的影响的。

累进税制所具有的这种功效，通常被视为一种优点，因为它有助于使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自我调控。如果预算赤字（a budget deficit）是通货膨胀的根源，那么财政收入以超过个人收入的比例增加，便有可能因此而弥补预算赤字；如果预算盈余（a budget surplus）导致了通货紧缩，那么因此而导致的收入下降也将迅速导致财政收入更大辐度地削减，从而也就消除了预算盈余。然而，当下盛行的却是赞成通货膨胀的偏激看法，因此在这种境况下，累进税制所具有的上述作用是否还属于一种优点，便颇令人怀疑了。甚至在没有累进税制这种影响的情况下，预算需求在过去也一直是周期性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而且长期以来，也只有那种关于通货膨胀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制约通货膨胀的作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说存在着这样一种税收体制——在这种税制下，通货膨胀能够通过那种并不需要立法机关批准的变相增加税收的作法而使财政收入获得超比例的增加，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税制手段便可能会产生一种几乎完全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６．一些论者有时也争辩说，比例税制同累进税制一样都是一种专断的原则，而且除了其在数学上所具有的较为显见的明晰及精确性之外，比例税制亦无甚其他可取之处。然而，除了我们在上文提及的理由（即比例税制提供了一项缴纳不同税额的人有可能都同意的统一原则）以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支持此一税制。人们在早些时候提出的一种论辩就极有道理：既然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得益于政府所提供的基本服务，那么这些服务就多少构成了我们所消费和享受之所有项目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控制较多社会资源的人也将相应地从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中获益较多；因此，人们就应当按这种比例进行纳税。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比例税制能使不同种类工作的净报酬（net remunerations）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同下述那种传统原则并不完全相同，该传统原则认为，“除非税收能使个人仍处于其原有的相对位置，否则它就绝不是什么善良之税”。这两种观点之所以并不完全相同，乃是因为前者所关注的并不是税制对个人收入间关系的影响，而是对提供特定服务所获净报酬间关系的影响，而且也正是这种影响才是经济上的相关因素。此外，前述观点也没有提出不同收入的比例税额不应当发生变化这样的假设，然而那种传统原则却提出了这种假设，不过它所采取的方式则是那种“用未经证明的问题来设问”的方式。

当两种收入按同等的数额或同等的比例被减少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仍保持原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两种服务在征税之前所获得的同等的净报酬，在税款按比例被扣除之后无论如何仍会保持原来的关系。而这就是累进税制之影响与比例税制之影响的重要区别之所在。对特定资源的使用，取决于所提供服务的净收益，而且如果要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税制要像市场决定回报一样，让特定的服务自行决定其相对补偿的问题。然而累进税制却会使这种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为它使提供某一特定服务的净报酬取决于有关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所获得的其他收入。如果一名外科医生动一次手术的所得在征税之前与一位建筑师设计一幢房宅的所得一样多，或者如果一位销售员卖十辆轿车的收入与一位摄影师照四十张照片的收入一样多，那么按照比例税率将他们的收入扣除税款后，他们收人间的关系无疑仍会保持原样。但是若对他们的收入采用累进税制，则他们间的那种关系就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不仅税前获致同等报酬的服务会在税后发生极大的变化，而且某一因提供一项服务而获致相对较高报酬的人，其经累进税后所剩下的实际报酬，最终还会比那些获致较低报酬的人更少。

这意味着累进税制必然会与“同工同酬”（equal pay for equal work）原则相抵触，而“同工同酬”原则却很可能是唯一得到普遍公认的经济公正原则。如果两个律师都被允许从他们所受理的完全相同案件的律师费中截留一部分为其收入，但是截留的数额却要取决于各自在一年中的其他收入的数额，那么事实上他们在代理的案件中尽管付出了相同的努力，然而收益却常常会截然不同。在这种税制下，一个工作非常努力的人（其工作由于某种缘故在社会上具有较大的需求），尽管比一个懒惰的人（其工作在社会上具有较少的需求）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却可能会比后者获益更少。而且在这种税制下，一个人的服务越是为消费者所珍视，他也就越不值得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累进税制对激励（就激励［incentive］这个术语的一般意义而言）的这种负面影响，尽管严重且经常为人们所强调，但却绝不是这种税制所具有的最危害的影响。反对累进税制的理由，与其说是这种税制的结果，即人们可能不会像他们在没有这种税制时那样努力地工作，而毋宁说是这样一种境况，即不同活动之净报酬的变化经常会使人们将其精力转移至他们作用较小的那些活动之中。因此，在累进税制下，一切服务之净报酬都会随着收益增加的时率（time rate）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不仅构成了不公正的根源，而且也成了误用资源的缘由。

在人们的努力（或支出）与其所产生之报酬不能立刻趋近一致的各种情况中，亦即人们为达致一长远且不确定的结果的预期而进行努力的各种境况中——简而言之，也就是在人们的努力表现为一种长期且具风险的投资形式的各种境况中，累进税制导致了种种为人们所共知但却无从解决的棘手问题；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也不打算对这些问题进行详考。众所周知，任何对收入做平均化处理的实施方案，都不可能公平地对待作家或发明者，艺术家或演艺家，因为他们在几年之内所获致的报酬，可能是数十年之努力的结果。高额的累进税制还扼杀了人们从事有风险的资本投资活动的欲图，这一点也已为人们所周知，因此此处不赘。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税制会对那些具有风险的进取性投资大加歧视，但是正是这类投资对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只要它们获得成功，它们就会带来巨大的回报，足以补偿其全部亏损的重大风险。所谓“投资机会的耗竭”（exhaustion of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其真正的含义更可能是指，政府的财政政策强有力地扼杀了私人资本可以从事的有利可图的投资的广泛领域。

关于累进税制对激励和投资所具有的上述有害影响，我们只能粗略地讨论至此，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整体上对它们已经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因此，我们将在下面有限的篇幅中，集中检讨累进税制所具有的其他一些为人们不甚了解但却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负面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有一种影响可能值得我们在这里予以特别强调，这就是累进税制频繁地对劳动分工施以的限制或阻碍。在专业工作并不是依照商业途径加以组织的领域以及在事实上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生产力的大部分支出并不计入成本的领域，累进税制的负面影响尤为凸显。举例来讲，一个期望专门从事创造性较高的活动的人，在累进税制下，或许为了能够雇佣一个人为他做一个小时的其他琐碎之事并能够偿付他的服务费，而不得不在一小时内挣得超过其须支付的服务费二十倍、甚至四十倍的收入，否则他便无力偿付这笔较低的服务费；如果事实真是如此，这个人就必须自己动手去干这些琐碎之事，进而影响他的创造性活动，并阻碍了劳动分工；这便是累进税制促成的“凡事自己动手干”的趋势所造成的最为荒唐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也只能简单地提及累进税制对储蓄所产生的极为严重的影响。如果在二十五年前，那种认为储蓄太多从而应当减少的论点还具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大凡有责任心的人在今天就都不会怀疑：如果我们欲完成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甚至想完成的只是其中的部分任务，那么我们就会期望人们尽可能地提供高储蓄率（a rate of saving）。一些论者就累进税制对储蓄所具有的这种负面影响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对于这种批评，社会主义者虽说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在回应的过程中，实际上已偷换了论题，它已不再是说这些储蓄是不需要的，而是说它们应当由社会来供给，亦即应当从所课征的税收中支出。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当人们的长远目标是实现旧式的社会主义（即政府占有生产资料）时，前述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

７．累进税制之所以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其主要原因之一乃是绝大多数人把适当收入（an appropriate income）视作是唯一合法的报酬形式，而且对社会而言也是唯一可欲的报酬形式。他们认为，收入同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并不相关，而是授予人们的某种被认为是适当社会身分的东西。这种观点极为明显地见之于下述那种常常被用来支持累进税制的论辩，即“任何人的工作都不值每年１０，０００英镑的收入，而且在我们当前的贫困状态下，绝大多数人每周所赚的钱不到６英镑，因此年薪值得超过２０００英镑者”，亦只能是极个别非常特殊的人士。当我们明白了此一论辩所意指的乃是任何个人在一年中的努力，对于社会来讲，其价值都不能超过１００００英镑（２８０００美元）的时候，上述论辩便即刻表现出毫无根据可言，而且所诉诸的也只是情绪和偏见。事实上，个人行动的价值，能够而且有时候确实应当数倍于那种价值。在一项行动所花费的时间与社会从此行动中所获致的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

这种将高额收入看成是不必要的且对社会来讲也是不可欲的态度，实是持这些观点的人的心态所决定的，因为他们习惯于根据一固定的薪水或固定的工资来出卖其时间，从而亦就将每一时间单位的这个固定报酬视作是正常之事。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尽管此种酬报的方式在日益增多的领域中已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只有在人们所出卖的时间被根据另一人的指令用于他途时或其行动至少是代表或实现他人的意志时，这种酬报方式才是恰当的。然而，这种酬报方式对于另一些人士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的基础上来管理并使用资源，而且他们的主要目标也在于用他们自己的收益来增加他们所控制的资源。对于这些人来讲，对资源的控制构成了从事他们职业的前提条件，一如拥有某种技术或特定知识是从事各种行业工作的前提条件那般。赢利和亏损乃是这些人彼此进行资本再分配的一个主要机制，而不是为他们提供眼下生计的手段。那种认为现时的净收益通常是为了支付当前的消费的观点，尽管对于领薪人员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却与那些将目标定为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士的想法大相径庭。对他们来讲，甚至连“收入”这个概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他人通过所得税而强加于他们的一个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从他们的预期和计划来看，收入概念只是对他们所能承担的费用所作的一种估计，从而使他们在未来的支付能力不致低于当下的水平。一个主要由“自营职业的”（self-employed）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是否会像我们这样在毫不思考的情况下就将“收入”概念视作当然，是否就会像我们这样根据某段时间中累积的收入比率而对人们提供某种服务所获得的收益予以课税，对此我甚为怀疑。

有的社会除了承认其多数认为适当的收入以外不承认任何其他酬报形式，也不把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便获致大量财富的现象看成是从事特定类型活动的合法报酬形式；这样一种社会能否长期维续私有企业制度（system of private enterprise），颇令人怀疑。尽管将一发展良好的企业的所有权广泛地分散给大量的小所有者并没有什么困难，尽管由那些位居于企业主和领薪雇员这两者之间的经理人员来管理和经营这类企业也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企业的创建却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且可能永远是由那些控制着相当资源的个人的事情。而且从一般的情况来看，种种新的发展亦仍须依赖于少数特别熟知特定机会并能把握这些机会的人士的支持；此外，我们也不能期望所有未来的演进都依附于久已确立的老牌金融公司和工业公司。

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是，累进税制对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之另一方面的影响，它与我们在上文业已讨论过的储蓄问题不尽相同。竞争制度的优点之一在于，成功的新的风险投资极可能在短期内就获得极丰厚的利润，从而开发所需的资本将由那些拥有使用这种资本的最佳机会的个人来形成。成功的创新者所获取的丰厚利润在过去意指的是，由于他展示了他拥有以新的投资方式来利用资本并获利的能力，所以他很快就会有能力以更多的资产来支持他的判断。大多数由个人投资所形成的新资本，由于它是以前人或他人的资本损失作为其成功基础的，所以应当被实事求是地视作是企业主之间资本再分配之持续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根据那种或多或少达致了没收程度的税率对这类利润课以税收，实质上就是以重税的方式对上述资本周转（turnover of capital）进程设置障碍，而这一资本周转过程恰恰是一个进步社会得以发展的部分驱动力。

然而在存在着赚取丰厚利润的瞬间机会的场合，以这种方式阻遏个人资本形成所会导致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对竞争造成限制。一般来说，这种税制都有助于支持公司的发展而无益于个人储蓄之累积，特别有助于强化老牌公司的地位而无助于新兴公司的发展，从而也就会造成种种准垄断（quasi-monopolistic）的情形。由于税收在今天吞食掉了新兴公司之相当一大部分的“超额”利润（excessive profits），所以一如某位论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些新兴公司无力“进行资本积累；它们亦无力拓展自己的商务事业；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大企业，也永远无法与既得利益群体相匹敌。老牌商号或企业不必担忧这些新兴公司的竞争：因为它们受着课税者的庇护。这些老牌商号或企业可以耽迷于成规而泰然自得，它们可以蔑视公众的期望而变得保守。的确，所得税会阻碍这些老字号去积累新的资本，但是对它们来说更具重要意义的却是，所得税在同时也阻碍了那些充满挑战性从而对它们构成威胁的新兴公司积累任何资本。事实上，它们由于税收制度而成了特权者。正是在此种意义上讲，累进税制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致使经济趋于僵化”。

累进税制所具有的一个更具自相矛盾的且对社会侵损更为严重的影响是，尽管累进税制原本旨在减少不平等的现象，但事实上却反而致使现存的不平等现象得以长期存在下去；的确，一个推行自由企业制度（free-enterprise system）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具有不平等的现象，然而累进税制却根除了自由社会所具有的对这种不平等现象进行补救的最为重要的机制。自由企业制度原本具有一种自我补救或救济的机制，其特征乃是富有者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群体，而且任何人只要获得成功，就都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在时下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大不列颠，升入富有者阶层的机会却已变得越来越少，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步入现代以来最少的时期。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后果是，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资本的管理或运用，渐渐为这样一些人所控制：他们享有着极丰厚的收入以及由此而确保的愉快舒适之设施或便利，但是他们控制和掌握大量的财产却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更不需要用他们自己的财产去冒风险。这种状况究竟是否就是一种社会福音，仍有待探讨。

的确，人们越是不可能获得新的财富，现存之财富对于他们而言，也就越会表现为毫无正当理由的特权。因此，政府政策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将这些财富从这些私人手中拿走，其实现的方式无非两种：一是通过对遗产继承课以重税的缓慢过程，二是通过直接采取没收措施这一更为迅捷的方式。以私有财产权和生产资料私人控制权为基础的制度，其基本预设乃是：任何人只要获得成功，就都能够获得这种私有财产权和生产资料控制权。如果这一预设无法兑现，即使是那些原本会成为新一代中最杰出的资产者的人士，也注定会成为既得富裕者的敌人。

８．在那些所得税率非常高的国家中，所谓较高程度的平等，事实上是通过对所有人都能挣取的净收入加以限制的方式来实现的。（大不列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税后最高的净收入约５０００英镑或约１４０００美元——尽管这在某种程度上因资本收益（capital earnings）未被视作收入这个事实而有所缓和。）我们已在上文中指出，由于累进税制对较高收入阶层的课税对公共财政收入所做的贡献太过微小，所以累进税制只能根据那种任何人都不应当拥有高额收入的观点来证明其为正当。但是，何谓高额收入的问题，却取决于特定社会所持的特定看法，而最终则取决于有关社会的平均财富水平。因此，一个国家越贫困，它所允许的最高收入也就越低，而且其国民要达至“较富裕国家内仅为中等的收入水准也就越困难。这种观点将会导致的结果，可由“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The 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of India）于晚近提出的一项建议得到说明，尽管它最终因微弱多数而遭否决；根据这项建议，各种收入的最高限额被规定为每年６３００美元（而且工薪收入的最高限额只为４３００美元）。我们只需设想一下人们把与此相同的一项原则适用于一个国家中不同的地区或适用于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时所会导致的结果，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其间的底蕴了。当然，这些结果无异于对那种认为某一群体中的多数应当有权对收入的适当限度做出规定的信念的道德基础所做的一项注解，甚至也是对那些相信这种方式将有助于大众之福祉的人士的智慧所做的一项注解。贫困国家经由阻碍个人致富也将减缓其财富的普遍增进，难道这一点还有什么疑问吗？更有进者，那些对于贫困国家的道理，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富裕国家，难道这一点不是不证自明的吗？

当然，累进税制的问题，最终乃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在民主制度中，真正的问题乃在于，如果人们充分理解了累进税制原则的运作方式，那么它在当下所获得的支持是否还能维续。如果人们将累进税制之实践所依据的那些观点明确且概括地阐发出来，那么大多数人就很可能不会赞成这些观点：（１）多数应当可以自由地把一种不公平的或歧视性的税负（a discriminatory tax burden）强加给少数；结果，（２）同样的服务却应当得不到同等的报酬；（３）某个阶层的全体成员仅因为其收入未能达致其他阶层的收入水平，就应当在实践中摧毁正常的激励因素——所有这些均是不可能根据公正或正义而加以辩护的原则。此外，如果我们再对累进税制在众多方面所导致的对人的精力和努力的浪费做出检讨，那么欲使通情达理的人士相信这种税制的不可欲性，应当是有可能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一领域的实际经验却表明，习惯会以极为迅捷的速度摧毁正义感或公正观，甚至将那种在事实上仅以妒忌为根据的观点提升为某种原则。

如果要确立一合理的税收制度，人们就必须将下述观念作为一项原则予以承认，即决定税收总量应为多少的多数人，也必须按照最高的税率来承担税负；如果该多数决定以一种在比例上较低的税率形式给予经济贫困的少数以某种救济，则当然无可反对。为了防止滥用累进税制，我们必须建构起一防御性的屏障，但是这项任务的实施却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复杂了：这个事实就是，一如上文所述，对个人所得税采取某种累进制，很可能可以被证明为是一种对间接税制（indirect taxation）之影响进行补偿的途径。我们需要设问的是，是否存在着这样一项原则呢：它既有望被众人所接受，而同时又能有效地防止人们滥用累进税制所固有的那些诱惑？就我个人而言，我绝不相信确定一个累进税制所不能超越的上限，就能达到上述目的，因为这样确立的百分数将会与累进原则一样专断，而且在国家需要增加财政收入的时候，国家也可以像改变累进原则一样，轻易地改变这种百分数。

我们所需要的毋宁是这样一项原则，它将根据总税负来限定最高的直接税率。就此种做法而言，最为合理的规则似乎是，它将根据政府对国民总收入所课征税收之百分比来确定直接税制之最高许可（边际）税率（maximum admissible ［marginal］rate）。这将意味着，如果政府从国民收入中课征２５％的税，那么２５％也将是对任何个人收入所课征的最高直接税率。如果国家发生紧急状况，有必要提高上述税收比例，那么最高许可税率也将提高至同一水平；而当总税负被降低的时候，最高许可税率也将相应下降。确立这样一项原则，税制仍会具有些许累进性质，因为那些就其收入支付最高税率的人士，还将支付某些间接税，而这将使他们的总税负比例超过国民的平均税负。然而，坚奉这项原则，会产生颇为有益的后果，因为每一项预算都必须以估计政府计划从国民收入中课征的税额比例为条件。此一百分比将提供一标准的直接所得税率，而这一标准税率对于较低收入者来说，则会依据他们所被课收的间接所得税比例而降低。当然，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将是推行一种全面的低额累进税制，其中最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虽高，但就平均所得税率而言，不会超过多于间接税率的总额。

第廿一章       货币框架

若要推翻当下的社会基础，破坏它的通货体系乃是最精妙且最有效的方法。这一过程会把所有摧毁经济规律的潜力都激发出来，并以一种几乎无人可以诊断的方式进行破坏。

——凯恩斯（J．M. Keynes）

１．过去五十年的经验已使大多数人认识到了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monetary        system      ）所具有的重要性。与上个世纪相比较，这五十年乃是货币体系大混乱的五十年。在这段时期，政府在控制货币方面起着比以前更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说，这既是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后果，也是造成货币体系不稳定的原因。因此，一些人也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政府不具有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权，结果可能要好得多。人们有时甚至这样追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在大多数其他领域中所采取的做法那样，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spontaneous forces）来提供人们所需要的一种能令其满意的类似于货币的交换媒介呢（medium of exchange）？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在今天，试图依靠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在政治上不可行，而且即使可行，也很可能是不可欲的；坦率而言，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如果政府对此一领域从未进行过干预，那么，或许还有可能逐渐生成出一种毋需刻意控制的货币制度安排；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曾广泛地用信用票据（credit instruments）代替货币或用类似货币的票据替代货币，那么我们或许还有可能依赖某种自我调节的机制（self-regulating mechanism）。然而，做出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在当下已不复存在。现代商业的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贷机构（credit institutions），而且我们也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与其存在实质性差别的货币机制可用以替代它们；再者，历史的发展也造成了这样一些环境，在这些环境中，信贷机构的存在，致使我们必须对货币制度与信用制度间的互动作用施以某种深思熟虑的控制。更进一步看，还有一些境况则肯定不是我们能够仅希望通过改变现行的货币制度就加以改变的，而且就当下的情况言，正是这些一时无法改变的状况，又不可避免地使政府成了实施这种控制的主要组织。

造成这种事态有三个基本的理由，然三者在解释的范围及解释效力方面又各不相同。第一个理由涉及所有时代的所有货币，并解释了为什么货币供应量（supply of money）的相对变化在影响生产与价格方面，要比所有其他因素的变化具有更大的干扰性。第二个理由涉及的乃是作为现代经济生活基础的各种金融制度，并指出在这些制度中货币供应量与信贷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系。第三个理由所讨论的是政府于当下的财政开支额度，进而探讨了我们在制定所有货币政策时都必须面对的这种状况；尽管我们希望最终能够改变这一状况，但眼下却不得不接受它。

上述第一个事实使货币变成了整个市场机制中的一个松动的关节；尽管市场机制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做出自我调节，但是它对货币却无能为力，因此，它的存在足以干扰整个调整机制的运作，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误导（misdirection of production）；人们只有对货币的这些影响作出预见并采取防御措施，才能抵销它的影响。货币之所以具有这种影响，乃是因为货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的用途不在于被消耗而在于被流通。因此，货币供应量（或者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会直接导向一种新的平衡。货币供求关系的变化，在某种特定意义上讲，乃具一种“自我倒转”（self-reversing）的性质。例如，如果货币总量（the stock of money）的增加部分被用于某种商品或服务，那么它不仅会产生一种在性质上稍纵即逝的新需求，而且也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这将最终“倒转”原初需求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最先得到这部分增加货币的人，随后又会把它用于其他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上。需求的增长就像一块石头被扔进池塘中所泛起的涟漪一样，将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扩展开来，并将在每一个波及点引起相对价格的暂时性变动，而且只要货币的数量持续增加，这种现象便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货币停止加量，则这种现象便开始出现“倒转”。如果货币存量的某部分遭到毁坏，甚或从人们的收支状况看，如果人们藏握的现金开始比平常有所增加或减少，那么上述现象也同样会发生；任何这类变化都将导致一系列需求的变化，但这些变化与那些真正的基本要素所发生的变化不尽相同，因为这些变化会导致生产和价格的种种变化，进而打破供给与需求间的既有平衡。

如果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因此而具有着特别大的冲击性影响，那么一如我们所知，货币供应量也极容易以一种颇具危害的方式发生变化。因此至关重要的便是，货币的使用率不应当发生不适当的波动。这意味着，当人们依照自己的支出决定改变现金持有量（或按经济学家的说法，人们决定改变其现金流动率）的时候，货币量亦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论我们如何界定“现金”（cash）的含义，短期的波动和长期的波动都将影响人们以现金这种方式保有自己部分资源的倾向，而且各种形式的自发性发展（例如信用卡以及旅行支票等）也都可能对人们的这一倾向产生深远影响。在货币需求或货币替代物的供给方面所发生的上述变化，会对价格和就业产生重大且有害的影响；但是在它们产生这种负面影响之前，我们不可能期望货币供应量通过自动调整的方式而做出某些可欲的调适。

更为糟糕的是，在所有的现代货币制度中，货币供应量不仅不能够通过自我调整的方式而与这类需求的变化相调适，而且还趋于朝相反方向运动。当货币债权（claims for money）渐渐起到货币的作用（这在现在看来已是无可避免之趋势）的时候，这类货币替代品的供应量的“弹性”就会变得“异常”之大。导致这种结果的乃是这样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即那些促使人们想持有更多货币的理由，亦将同样促使那些以借贷方式提供货币债权的人士减少货币债权的供给，反之亦然。当每个人都想提高自己现金的流动性时，银行也会基于相同的原因希望提高自己的资金流动性，因而就会减少信贷；这一为人们所熟知的事实，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信贷形式所固有的一般取向的例证之一。

除非有人有权力经由审慎思考而把某种公认的交换媒介的供给朝相反方向变更，否则就无法阻止货币供给过程中所存在的上述自发性波动。因此之故，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把这一职能委托给一个单一的国家机构；此一领域的国家机构，在过去乃是指中央银行。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始终反对建立这种机构的国家，最终也认为，要想避免周期性的金融大恐慌，就必须让那个广泛使用银行信贷的金融制度依赖于一个中央机构，这个机构不仅能够随时提供现金，而且还能够通过控制现金供应量的方式影响信贷供给总量。

但是，人们也有极为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机构应当尽可能地独立于政府及其财政政策（financial policy）；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理由很可能在今天依旧成立。然而，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本章开篇所论及的第三个理由：即我们在短时间内必须接受政府财政开支这个历史发展的结果，尽管严格来讲，这种境况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如果政府财政开支只占所有支出的一小部分，而且政府债务（特别是短期债务）只占所有信用票据的一小部分，那么人们就有可能制定出独立于政府财政政策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了。结果，一项货币政策只有与政府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相配合，才能得到有效实施。然而，所谓协调或配合，在这里必然意指：任何名义上独立的金融机构事实上都必须根据政府的财政政策来调适自己的货币政策。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了人们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似乎只有通过政府的这种干预，方能够对货币状况施以较为有效的控制；这种做法得到了一些人士的赞成。然而，我们在下文中却要探讨，这种做法是否就真的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推行一项可欲的货币政策。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只要各国的政府财政开支都像现在这样占据国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我们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必定会支配货币政策，而且欲改变这种状况，除了大幅度削减政府财政开支以外，别无他途。

２．政府控制货币政策，在此一领域所导致的主要隐患或威胁乃是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通货贬值（de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主要都是由政府造成的。尽管历史上偶尔也发生过几次金属货币持续贬值的事实，但是过去几次重大的通货膨胀却都是因为政府行动所致：不是减少了硬币投放量，就是投放了过量的纸币。众所周知，政府常常会通过发行纸币的方式来偿付债务，然而这显然会对流通体系造成破坏；虽说当下这一代人对政府的这种拙劣做法或许提高了许多警惕，但是我们仍须强调指出的是，即使在今天，政府还会采用公众更难以觉察的巧妙方法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一如上文所述，福利国家所具有的各个主要特征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而且我们也已知道，来自工会的提高工资的压力与当下的充分就业政策结合在一起，也会促成通货膨胀；再者，政府因提供退休金而承受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也会导致其不断试图以降低市值的方式去减轻这一负担。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问题未必与上述情形有必然关系，但是只要政府财政取之于国民收入的份额超过了２５％时，它就必定会诉诸通货膨胀来减轻其应负的责任负担。此外，一如我们所见，由于在累进税制下，通货膨胀有助于政府增加税收，而且其增加幅度将在比例上超过收入的增加，所以诉诸通货膨胀的诱惑力也就变得愈来愈大了。

然而，如果说福利国家的各种制度都趋于刺激通货膨胀的话，那么更为真切的是，通货膨胀的种种后果，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对福利措施的需求。这不仅对于我们业已分析过的一些福利措施是如此，而且就是对于我们未曾详考或仅能在此列举的许多其他措施亦复如此，例如，对住房的租金限制措施（rent restrictions）、食物补贴措施，以及各种管制价格和控制开支的措施，等等。通货膨胀于晚近的影响范围已大幅度扩大，而这又为一些人主张扩大政府的控制权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由；不过这个问题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此处不赘言。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四十多年来整个世界的发展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由这股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决定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尚未有充分的认识。或许，我们能够从那个在这四十多年通货膨胀背景下工作而现在需要用其工作所获来养老的一代人身上，最清楚地看到通货膨胀这股潮流对他们的影响。

借助于一个小小的统计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我们便可以看到这股通货膨胀的潮流对当前即将退休的这一代人的储蓄所产生的影响。该项调查的目的是要确定若干国家中的个人从１９１３到１９５８年这四十五年中累积储蓄的现值：这些个人在这四十五年中每年都拿出实际价值相等的一笔钱储蓄起来并按４％的固定利率进行投资。这一利率与一个西方国家的小储户从他可以进行投资的领域中所能够获得的回报大致相等，而不论其投资的实际形式是储蓄帐户、政府债券，抑或是人身保险。如果货币价值一直未变，而我们又把该储户到了第４５个年头时所拥有的货币总量确定为１００，那么，到１９５８年，这个储户的货币究竟能保留多少实际价值呢？

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瑞士，货币的实际价值可以达致７０%；美国和加拿大的储户还算过得去，其实际价值约为５８％。英联邦中的大多数国家以及“英镑集团”（sterling bloc）中的其他成员国的货币实际价值大概可以保持在５０％上下，而德国尽管损失了１９２４年以前的储蓄，其实际价值仍可维持在３７％；然而，与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相比，上述所有国家的投资者都还属幸运者之列，因为在法国和意大利，到１９５８年初，投资者于此前时间中的整个储蓄，其实际价值仅为１１一１２％。

在今天，人们之所以不去考虑这一漫长且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潮流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往往是因为人们视这种情况为当然，并且认为，人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不论这种说法在一般意义上多有道理，它对于现代经济制度高速发展和财富及收入以空前的速度得以增长的那个阶段来说，解释力却是欠充分的。在１９１４年以前的两百年间，亦即当大不列颠遵循金本位制（the gold standard）的时候，价格水平，就其在那个时期可以得到有效估量而言，大体围绕着一个恒定水准上下波动，最后的水平基本上与初始水平无甚差别，其间罕有的波动也未超过或低于平均水准的三分之一（除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外，因为当时否弃了金本位制）。在美国，从１７４９到１９３９年这段期间，价格也同样没有发生很严重的上涨趋向。与此相比，亦即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上述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中的价格上涨速率却标示着一个重大的变化。

３．尽管现在仍有少数人执意主张使价格持续上升的做法，但是偏执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却并不是上述主张，而是另一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信念，即与通货膨胀相比较，通货紧缩的后果更令人惧怕，所以，为了确保安全起见，宁可继续承受通货膨胀这个危害相对较小的错误。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价格保持完全稳定，而且也由于只能通过对无论是膨胀现象还是紧缩现象都予以严格纠正，才能实现价格的稳定，所以不惜代价地去避免通货紧缩，就一定会导致累积性通货膨胀（cumulative inflation）。再者，作为经济资源再分配机制的必要部分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常常是一种局部的现象或地方性现象，所以若试图阻止任何对重要经济部门发生影响的通货紧缩，就必定会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

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从长远的角度看，通货紧缩是否就真的比通货膨胀更具危害？在某种意义上讲，通货膨胀确实要比通货紧缩危险得多，而且也更不易把握，从而也就需要人们对其保持更大的警惕。如果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错误，那么通货膨胀便是一更容易犯的错误。这是因为在一开始推行适度通货膨胀（moderate inflation）的时候，人们一般不会感到什么痛苦，然而通货紧缩却会带来立竿见影的大痛苦。对于那些影响重大，而且人们也能即刻觉察到的作法，一般来讲用不着采取什么防范措施，然而对于另一些作法，即那些虽会带来一些暂时的好处或能够缓解眼前的一些困难，但却隐含着只在晚些时候才会暴露出来的更大危害的做法，却必需严加防范。人们常常将通货膨胀比作吸毒，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类比还只是道出了一种表面现象，通货膨胀的问题实际上更大。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以各自的方式导致物价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并经由此种变化而产生各自独特的影响，因此它们都注定会使人们的预期两度落空。第一次是价格的变化结果比人们预期的要高或低，而第二次落空——这迟早会发生——是这些价格的变化在渐渐为人们所预知的时候，却已不再具有它们在未被人们预料到其变化时所具有的那种影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区别在于：就前者而言，初期发生的乃是令人惊喜的变化，然而在晚些时候却会产生重大的反作用；然而就通货紧缩而言，其对商业和企业产生的影响一开始就是令人沮丧的。尽管两者间存在着上述差异，但它们的影响，却同样都是自我倒转的。产生上述任何一种影响的通货膨胀力量或通货紧缩力量都趋于在一段时间内自我支撑，而且价格变动超过预期的阶段也会因此而延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非价格运动以一种加速率一直朝着同一方向不断加速，否则人们的预期就注定能够赶上这些变化。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影响的性质也就变了。

通货膨胀造成的最初局面，乃是有较多的人可以获取利润，而且所获利润之高，一般都会超乎寻常；到处都是成功和兴旺，很少有人失败；利润一次又一次超出预期的事实，以及大量投机也都获得成功的事实，造成了一种促使人人都去冒险的一般氛围；甚至连那些只有在价格出乎意料的普遍上涨进而导致其暴发的情况下才不致被淘汰出局的人士，在通货膨胀的初期阶段，也能继续维持，而且还能够使其所雇人员相信不久之后便可分享到普遍繁荣的利益。然而，当人们开始期望价格以同样的速率上涨的时候，这种状况却会终止。换言之，一旦人们开始指望价格在数月中会保持如此之高的百分率时，他们就会把决定成本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哄抬到与其预期的未来售价相应的水平。如果价格不再按其预期攀升，那么利润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且获利者的人数比例也会降低；再者，在可以获得暴利的阶段，由于许多本来会被迫改变经营方向的人却一直在维持，所以当价格不再按预期上升的时候，便会有更高比例的人蒙受亏损。

因此，只有当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未被预见到的时候，它才会有效地起作用；一旦人们开始预见到它的存在，那么只有在一种加速持续膨胀的条件下才能维持同等程度的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格的上涨低于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的影响就会与未预见到的通货紧缩的影响相同了。即使价格的涨幅只与普遍预期一样高的话，这种状况也不会再提供额外的刺激因素，而只会将那些因即时的刺激因素的存在而被推迟且积压下来的调整因素展现出来。总而言之，要想使通货膨胀保持它初始的刺激效果，就必须让它永远以一种超过预期的速率持续下去。

除了上述情形以外，还存在着种种其他的复杂情形，它们使人们不可能对预期中的价格变化作出完美无疵的反应和调适，特别是使人们不可能对长期和短期的预期做出同样的调整；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所有这些复杂的情形进行详考。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深入探究通货膨胀对当前的生产和投资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尽管这些问题对于全面研究工业波动来讲乃是至关重要的。仅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指出，除非通货膨胀率以累进的速度不断提高，否则它的刺激作用就必定会消失，而且，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无法与预期中的价格变化完全适应这一事实所造成的某些不利的后果也将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些后果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切企业决策基础的核算方法，只有在货币价值基本稳定时才具有意义。随着价格的加速上涨，为所有商业计划提供基础的资本和成本核算技术便很快会失去它们的全部意义；实际的成本、利润或收入，也很快会无法按人们惯常接受的方法加以核算。而且，根据既有的税收原则，越来越多的增益部分也会被视作利润而课税，然而实际上，为了维持资本的稳定，这部分收益本应当被用来再行投资的。

因此，通货膨胀至多只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刺激，而且即便只是这样一点点有益的影响，也只有在某些人始终受骗上当以及某些人的预期蒙受不必要的落空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来源于它所制造的错误。这一点尤其危险，我们必须予以明辨，因为小幅度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后患，只能凭靠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才能抵销。一旦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即使是阻止它加速增长的做法也定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其间，一种自发性的通货紧缩将势所难免。如果某些因通货膨胀而被扩大了的经济活动只有靠持续的通货膨胀才得以维系，那么这些经济活动因通货膨胀的中断而同时终止，便足以造成可怕的恶性后果：某些收入的下降将引起另一些收入的下降，一直如此蔓延下去，无以复收。一如我们所知，通过防范通常先于大萧条发生的通货膨胀，我们似极可能阻止大萧条的发生，但是通货膨胀一旦启动，那么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不无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担忧萧条之时，已是萧条病入膏肓之际，而在此前他们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通过对通货膨胀所起作用的方式的讨论，使我们认清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政府政策主要考虑特殊情况而非一般情形、主要考虑短期问题而非长远问题的时候，它就极难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从功利的角度看，通货膨胀通常是政府和私营企业解决眼下困难的较为简便的手段，也是一条会遭遇最少反对的途径，有时候也是帮助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摆脱政府政策设置的种种障碍的最为便捷的出路。如果政府执行的一项政策把其他所有的决策都视作货币供应量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基本依据，从而使其他措施所造成的损害尽可能地不为人们所察觉，那么通货膨胀就是这种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从长远来看，这样一种政策会使政府成为它们自己先前所做的决策的俘虏，因为这些早些时候的决策常常会迫使它们在此后采取一些它们明知有害而又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的确，凯恩斯的一些观点可能是被误解了，然而这也绝非偶然；我们可以说，正是他比其他论者给予了这类通货膨胀的倾向以更多的鼓励，因此他也须对“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死人”（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这样一个本质上反自由的说法负责。现今对通货膨胀的偏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短视之盛行所致，而这种短视又是因对当前措施的较为远期的后果难以辨识所致，同时也是那些只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士（特别是政治家）在解决眼下的急务及实现近期的目标时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急功近利所造成的。

由于通货膨胀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远比通货紧缩难于防范，同时又由于它在技术上远比通货紧缩易于防范，所以经济学家应当始终强调的，乃是通货膨胀的危险。通货紧缩一旦为人们所察觉，人们当即便会做出种种努力以与之对抗——而且，往往是在通货紧缩尚处于不该加以阻止的局部状态和必要阶段的时候，人们便起而与之相抗了。然而，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就提防通货紧缩，可能会比不采取必要的对应措施更危险。没有人会把局部的或地方的繁荣误以为是通货膨胀，但是人们却常常在局部或地方发生萧条的时候，要求采取完全不合时宜的货币对策。

以上分析的结果似乎表明，人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往往会采取这样一些原则，它们赋予了权力当局以更多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并因此而使它们更受制于政治的压力和它们自己高估当时事态之紧迫性的倾向；但是较之这些原则，就总体而言，某种旨在实现长远可欲的目标并旨在制约权力当局短期决策的机制性规则（mechanical rule），很可能有助于制定出一项更好的货币政策。然而，这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做出较为系统的讨论。

４．主张“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以规则对抗金融机构”的理由，已为已故的亨利·西门斯（Henry Simons）先生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做了极有说服力的论证。该论文对严格规则（strict rules）的阐释极为严密，理由亦极为充分，以致于现在的主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以适当的规则（appropriate rules）制约金融机构有多少现实可能性。事实或许真是如此，如果人们能够就货币政策的目标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那么，成立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一个完全不受政治压力并可以自由决定所应予采用的手段以完成委派它负责实现的目的的机构——或许仍是一种最佳的安排。以往赞同设立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观点，现在仍有其依据和道理。但是，制定货币政策的责任，在今天不可避免地主要是由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虑及政府财政的机构来承担的，所以，这个事实很可能强化了下述两种论点：一种论点反对赋予制定货币政策的机构以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货币政策之决策应尽可能地为人们所预见。也许应当明确指出的是，反对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与反对政府使用强制性权力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即使控制货币的权力操纵在一个垄断组织的手中，对这项控制权的行使也未必会导致对个人的强制。反对制定货币政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的论辩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货币政策及其效果应当尽可能地为人们所预见。因此，这一论辩的效力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出一种自动机制（automatic

mechanism），使货币供给以一种比任何自由裁量措施都更具预见性的且更少扰乱力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变化。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尚无定论；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有什么自动机制能使货币的供给总量丝毫不差地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自我调节，而且我们之所以赞成某种机制（或者根据严格规则来决定行事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我们怀疑在实际操作中，经由审慎思考而进行的控制是否就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而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疑虑，则部分是因为金融决策机构在进行决策时所面对的局面往往会使它们只关注短期的利益，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金融机构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如何决策这个问题毫无把握，从而它们如果不按照确定的规则行事，那么它们的决策的不确定性就必定会增大。

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国所采取的政策先后否弃了金本位制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尖锐地存在着。这也就难怪一些人为什么会把重新启用过去那套金本位制的做法视作解决此一问题的唯一法门了。在今天，则很可能有更多的人会认为传统金本位制的弊端被严重夸大了，从而他们怀疑放弃这一制度是否真是有益之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于当下重建这一制度就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方案。

首先，我们应当牢记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其一己的努力而使金本位制得到有效的恢复。这是因为只有当金本位制是一项国际标准的时候，它才能有效运作；而且，即使美国现在回复到了金本位制，这也主要意味着美国的政策将决定黄金的价值，但却未必意味着黄金将决定美元的价值。

其次，且同样重要的是，国际金本位制的运作，还须依赖于某些态度和信念，然而这些态度和信念很可能已不复存在了。国际金本位制在当时之所以得以有效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被逐出金本位制之外乃是一种大灾难，并会给国家带来耻辱。然而，如果人们已经知道各国都不打算为维持这一标准而采取某些颇具痛苦的措施的话，那么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只能同甘而不能共苦的制度就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在我看来，黄金的这种“神秘性”已经永远消失了，当然我的这个观点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在我看到更多的反证以前，我仍将坚信，企图恢复金本位制的各种努力，充其量亦只能是昙花一现般的成功。

赞成恢复金本位制的论点，与反对单一国家标准而主张国际标准的论点密切相关。囿于本书论题所给定的限制，我不拟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我只想再指出一点，即如果人们想要确立的是一种高度自动且同时也是一种国际化的标准的话，那么在我看来，现在已初具轮廓的“商品储备本位制”（a

commodity reserve standard）的方案，仍不失为一最好的选择，因为它集中了金本位制的所有优点而同时避免了它所具有的缺陷。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对这样一种制度的建议或方案应当给予更多的重视，但它们还很难说是一项在近期就能予以实施的替代性做法。即使现在有机会把这样的一个方案立即付诸实施，实际上也很难达到它所欲图实现的目的，即只是稳定所选定的大批商品的总价格，而不是去稳定该方案所包括的任一单项商品的价格。

５．对于那种主张建立能迫使权力机构正确行事的制度安排的观点，我当然无意反对。随着货币政策受公共财政因素的影响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主张这样一种制约机制的理由也就变得越来越充分了。但是，如果我们随意夸大这种机制所能达致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只会减小而不会增大这一论辩的理由。我们很可能无从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能够限制这一领域中的自由裁量权，但却无力将其完全根除；因此，关于决策机构在这一无从避免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究竟可以采取什么行动这个问题，就不仅异常重要，而且实际上还可能决定着这一制约机制能否得到实施并发挥作用的问题。

所有的中央银行都面临着一个基本的两难困境，而这一两难困境又使它们的政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诸多自由裁量权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央银行对所有的流通媒介只能起到一种间接的控制作用，因而也是一种有限的控制作用。它的权力主要基于它可以在人们需要现金的时候威胁不予提供现金。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又认为它有义务在人们需要现金的时候绝不能拒绝按某个价格提供现金。正是这个问题，而非政策对价格或币值的一般影响，决定着中央银行的日常行动。这种考虑使得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在事前阻碍或在过程中抵制信贷领域中的种种发展，因为在这个领域并不存在可以提供充分指导的明确规则。

上文所述基本上也可以适用于那些旨在影响价格和就业的措施。这些措施最主要的目的应当被设定为在价格和就业发生变化之前阻止这些变化，而不是等它们开始变化后才去纠正它们。如果一家中央银行总是坐等到规则或机制迫使它去采取行动时才有所动作，那么因此而导致的波动就会毫无必要地增大许多。而如果此家中央银行在其自由裁量权允许的范围内先行采取了与规则或机制将作用于它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措施，那么这种规则或机制很可能要不了多久时间就会丧失其原有的效力。因此，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在决策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的领域，其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要取决于该机构在其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所作所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而非它的具体作法来限制货币政策，而且除此之外，我们也别无他策。因此，当今的具体问题乃在于我们是应当维持某种稳定的价格水平，还是应当维持某种稳定的就业水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把货币的稳定放在第一位而让其余的经济政策去适应货币稳定的要求，那么在所允许的不可避免的小幅度波动的条件下，上述两个目标，若是恰当诠释的话，未必就会相互矛盾。然而，一旦“充分就业”被解释为在短期内能靠货币手段达到的就业最大化（人们有时也正是这样解释的），并被作为首要目标来追求，那么价格稳定与就业稳定两个目标之间就会发生矛盾；而且这种作法也定会导致累积性通货膨胀。

当我们以一个稳定的综合价格水平为目标时，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一个高水平的稳定的就业率。从实践意义上讲，只要这一价格水平并不仅指最终产品的价格（因为如果是这样，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时候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而且只要它尽可能多地立基于国际价格而非地区价格，那么这个价格水平究竟该如何确定，就可能不是至关紧要的了。此外，这样一项政策，即使为两三个大国同时执行，也应当与汇率的稳定保持和谐一致。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金融机构必须把价格控制在众所周知的某个确定的限度之内，使之不致于逾越此一限度——甚或使之不能接近这样一种水平，否则金融机构就必须对其政策做出重大修正。

６．尽管有些人明确主张采取持续性通货膨胀（continuous

inflation）的方案，但是有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即我们并不会因为多数赞成这种持续性通货膨胀的方案，就毫无原则地接受这一方案。当我们指出即使像每年３％这一似乎小幅度的价格增长都意味着它会使物价水平在２３年又６个月中翻一倍并可能在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年限内达致四倍的时候，我想没有几个人再会乐意接受持续性通货膨胀这种方案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之所以会持续存在，并不是因为执意主张通货膨胀的人的力量强大，而是因为反对它的人的力量太小。要想防止通货膨胀的危险，公众就必须明确认识到我们所能够采取的措施以及不采取这些措施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大多数资深学者都认为，阻止通货膨胀的困难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似乎又没有人相信金融机构的确有权力阻止通货膨胀。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货币政策能够创造短期奇迹抱有最为乐观的看法，乃是与他们在同时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又持有完全无奈的宿命观相伴随的。

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应当特别强调两点：首先，如果通货膨胀趋势不被制止，我们便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滑向国家控制之途；其次，膨胀价格的任何持续性上涨都是危险的，这是因为我们一旦开始依赖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最后的结果便是我们只能在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与作为我们错误代价的衰退和萧条之间进行选择，而无他途可循。即使程度很低的通货膨胀也会十分危险，因为它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每当问题发生时，最为简便的解决之途似乎只有再推进通货膨胀，依此逻辑发展下去，负责制定政策的人的手脚便被捆住了。

个人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以对付通货膨胀，例如“按价格变动而调整条件的合同”（sliding-scale

contract）等手段，但是，这类措施不仅会促使通货膨胀过程自动升级，而且还会促使通货膨胀率提升到必要的高度以维持其所具有的刺激效应；但是本章已无篇幅对这些个人对策进行详尽讨论了。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通货膨胀会使中等收入的人士越来越难以靠自己的收入安度晚年；通货膨胀不鼓励储蓄却鼓励负债；而且，通货膨胀经由摧毁中产阶级而在彻底的无产者与富裕者之间造成了一道危险的鸿沟，这可以说是经历了长期通货膨胀的社会都具有的一项可怕的特征，而且也是这些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也许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是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更为广泛的心理效应，它在整个社会中传播着对长期观点的漠视和对眼前利益的追求，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寸目鼠光的倾向已经支配了公共政策的取向。

那些期望增加政府控制权力的人士；一般都主张通货膨胀的政策，这实非偶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还不只是这些人主张这种政策。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讲，他们之所以赞成通货膨胀，乃是因为通货膨胀会导致个人对政府的日益依赖，以及它能促使人们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然而，大凡希望维护自由的人士必须认识到，如果政府有什么行动能使其拥有越来越多的控制权，那么这就是通货膨胀，而且它很可能是造成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之恶性循环过程中的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因此之故，所有希望阻止增加政府控制趋势的人士，都应当把自己的关注力集中在货币政策上面。或许，最令人沮丧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下有许多智慧开明的人士，虽说在诸多其他领域中一直在努力捍卫着自由，但是在货币政策领域，却受着通货膨胀政策的眼前利益的引诱，竟然去支持从长远看来必定会摧毁自由社会根基的种种倾向。

第廿二章

住房与城镇规划

如果政府在废除住房补贴的同时，又根据与住房补贴完全相同的费用削减劳工阶级的税收，那么劳工阶级的经济状况就不致变得更糟；但毋庸置疑，这样做的结果是，劳工阶级宁愿将钱花在其他方面而不花费在住房条件的改善方面，并继续居住在过度拥挤的、设备极差的住房中；一些人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较好的住房条件所具有的裨益，而另一些人之所以如此行事，乃是因为他们在将住房方面的投资同其他的消费途径作比较时低估了其价值。这就是主张发放住房补贴的理由，也是其唯一的理由；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以一种最为直白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实是因为左翼文献常常是在无视现实的情况下讨论这

个问题的。

——刘易斯（W.A.

Lew

is）

１．一如我们所知，文明与都市生活紧密关联，不可分割。几乎所有使文明社会与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得以区别的因素，都与我们称之为“城市”（cities）的大规模人口聚集密切相关，而且当我们言及“文雅”（urbanity）、“礼貌”（civility）或“有教养”（politeness）的时候，我们所意指的也是那种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举止。甚至农村人的现今生活与初民生活之间的大多数差异，也是由城市所提供的一切所致。此外，由于在今天，人们即使生活在乡村也完全有可能享用到城市的丰富产品，所以在高度文明的国家中，这种现象也常常使得乡村的悠闲生活演变成了一种高雅文明生活的理想境界。

然而，城市生活的优势，特别是城市工业的发展所实现的生产力的大幅度的提高（它们可以使一小部分仍旧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得到优良高质的农具装备并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以供养所有的其他人），却是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实现的。城市生活不仅比农村生活更为多产，而且也比后者需要更多的花费。只有那些因生活在城市而使其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增进的人，才有可能在支付城市生活所附加的费用以后获致净收益。伴随城市生活而来的娱乐活动的名目与费用，是如此的繁多和昂贵，以致于在城市中过上体面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标准也会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的收入标准。那种在乡村中仍能为人们所承受的贫困线上的生活，在城市中已极难为人所忍受，而且因贫困而造成的邋蹋贫穷之外在形象也会令其周围的人大为震惊和厌恶。因此我们说，城市既赋予了文明以价值，也已为追求科学和艺术、追求物质享受提供了各种手段，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指出，城市也必须对它给这种文明所造成的最为肮脏的阴暗面负责。

再者，大量的人口因居住于特别稠密的地区而导致的花费不仅非常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费用也是公共的，这即是说，这些费用并不一定会或不会自动由那些导致这些花费的人来承担，而可能必须由所有的人来共同承担。从许多方面来看，城市生活的紧密纷繁，使得原有的种种构成简单划分地产权（simple

division of property rights）之基础的假说归于无效了。在城市生活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地产所有者不管如何处理他的地产都只会影响他自己而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观点，只能在极为有限的程度上被认为是正确的。经济学家所谓的“相邻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s），即一人因对自己地产的处理或使用而对他人的地产所造成的种种影响，在此具有了重要意义。城市中几乎任何一块地产的用途，事实上都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此块地产所有者的近邻的所作所为，而且也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公共的服务——如果没有此种公共的服务，则分立的土地所有者就几乎不可能有效地使用这块土地。

因此，私有财产权或契约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的一般原则，并不能够为城市生活所导致的种种复杂问题提供直截了当的答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当时不存在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权威当局，较大规模的土地单位所具有的较大优势仍有可能促成新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亦即依照某种方式把控制权在下述两者间进行分割，即一方持有决定一有待开发的大区域之性质的优越权（superior

rights），另一方则持有决定较小土地单位之用途的次要权（inferior

rights），然而后者在前者所决定的框架中）可以自由地决定一些特殊具体的问题。从许多方面来看，当今有组织的市政公司所学习实施的功能，乃与前述优越权持有者所具有的功能相符合。

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在不久以前，经济学家还很少关注城市发展中各个不同方面的协调合作问题，此事令人甚感遗憾。尽管一些经济学家也激烈抨击城市住房条件恶劣（大约在五十年前，一份以讽刺著称的德文周刊甚至建议，应当把经济学家界定为一种巡察且丈量工人住房面积并指出住房太小的人！），但是，就都市生活中的那些重要问题而言，他们长期以来则一直效法亚当·斯密，然而斯密对于这些问题所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斯密曾经在其讲演中这样解释说，城市整洁与治安问题，“即是清除街道污物的正确方法与执行法律的问题，它们虽说与预防犯罪的规定或维护城市治安的方法有关，但由于太平常无奇而不能以此种论述方式在本演讲中对它们进行考虑”。

经济学家既然忽略了对这样一个高度重要论题的研究，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报怨说，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解决。事实上，此一研究领域的某些发展，几乎完全是由那些专门处理和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促成的，然而关于各方的努力如何得以相互协调这个核心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何使个人所有者所具有的知识和技术的有效运用与有关行动“不得损人利己”这样一项原则相符合的问题；在本书的讨论中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从整体上看，市场在引导城市发展的方面虽不能说完美无暇，但却比人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要成功得多；而另一方面，大多数致力于改善此种不完善境况的主张——其方法并不是使市场运作得更好，而是要在市场之上强加一个中央指导或管理系统——却极少意识到这种中央管制系统将成就什么结果，甚至也没有追问这种管制系统是否能够达致市场的效力。的确，许多政府由于对那些支配着城市发展的力量根本就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时所采取的一般都是极其随意的方式；在我们了解了政府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后，我们当然不会再对这种随意方式所导致的“愈是治理城市弊端或恶行，它们愈是猖獗的结果感到奇怪了。许多原本旨在同那些具体的恶行或危害作斗争的政策，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那些问题，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了。更为重要的是，较之其他任何政策领域可见到的发展，晚近的经验表明，这个领域中的某些发展，为当局直接控制个人的私性生活（private

life）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

２．我们必须首先考虑这样一项措施：这就是对住房的租金进行限制（rent

restriction）的措施或对住房租金施以“封顶”（ceiling）的措施。一般而言，这种措施只是在应付某种即时的紧急情况时为政府所采取的一种手段，而且从来也没有人将它当作一项持久性的制度安排加以捍卫，但是，事实上它却变成了一种具有永久性质的安排；而且在西欧的许多国家或地区，这项措施在限制自由和阻碍繁荣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已超过了其他任何措施，当然通货膨胀政策除外。最初实施住房租金限制措施的目的，乃是为了阻止住房租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涨，但是在许多国家，虽经过多次重大的通货膨胀，这项措施却并没因为大战的结束而遭废弃，相反，它却持续实施了四十多年；更为糟糕的是，在这四十多年的岁月中，这些国家虽经历了多次重大的通货膨胀，但是住房租金限制措施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其结果是住房租金被降至比它在自由市场中所应获得的价格低得多的水平。因此，房产权（house

property）事实上被剥夺了。较之任何其他同类措施，从长期来看，这项措施很可能更加恶化了它原本旨在整治的恶行或弊端，也使行政当局获得了控制人口迁徙或人口流动的高度专断的权力。再者，这种住房租金限制措施还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财产权的蔑视和个人责任感的降低。对于那些并不曾受到这项措施长期影响的人来讲，我们在这里所作的的论断可能过分严重了。然而，不论对于谁来说，只要他注意到住房条件的不断恶化，注意到这种住房条件的恶化对巴黎人、维也纳人、甚至伦敦人的一般生活方式的影响，他就能够洞见到这项措施对经济的整体性质——甚至对一个民族的整体特性——所造成的致命影响。

我们必须首先强调指出的是，任何将住房租金限定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措施，都必定会使住房短缺的状况持久地维续下去。如此，需求就会持续地超过供给，而且如果限价封顶也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即“溢价”（premiums）的情况得到了禁止），那么就必须建立一种由当局来分配住房的机制。因此之故，人口流动的频率在很大程度上也被降低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街区和不同类型住宅之间的人口分布状况也不再与需求或欲求相符合。正常的循环流动，亦被中止了；所谓正常的循环流动（normal

rotation），在这里是指一个家庭在其家长具有挣取最多收入能力的时期，会比一对年轻的夫妇或已老迈退休的夫妻占据更大的住房空间，因此住房空间往往会随着挣取收入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住房空间的正常的循环流动。在住房租金被限制的情形下，由于政府不得命令人们到处迁移，所以人们就会固守他们原有的住所，这样，原本租用的房屋也就变成了一个家庭所具有的一种不可剥夺的财产，它经由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而不论其需求与否。那些继承了租用住房的人，常常会比那些租不到住房的人要过得舒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住房租金被限制的情形下，越来越多的人却要么根本不可能租到独立分住的住房，要么只有在官方的恩惠下、或者承受他们极难偿付的费用、或者通过某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手段，才能租到独立分住的住房。

与此同时，房产所有者在住房维修方面也完全丧失了投资兴趣，即使不得已而为之，也只是在法律规定他们能从房屋租用者那里获得修缮住房的费用的限度内行事。一如在巴黎这样的城市中，通货膨胀已使租金的实际价值降至它们原来价值的二十分之一或者更少。房屋损坏或破损的速率已达历史之最，以致于试图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它们维修或重建完毕，似无可能。

不过，物质方面的毁损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住房租金的限制措施，使得西方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在其日常事务中愈来愈受制于当局的专断决定，甚至在做个人生活的重大决策的时候也习惯于寻求当局的许可和指导。这些人已渐渐将下述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即花费于他们住房方面的资金应当由其他人无偿提供，而且个人的经济福利也应当依赖于执政党的恩惠，而执政党也常常运用它对住房的控制去帮助它的支持者。

当局不断地被要求对人们的各种需求的相对价值做出裁定，对基本的服务项目进行配置，并根据当局自己对不同个人需求的急迫性所做的判断来处理那些在名义上仍属于私有产权的问题；这样的事例在当今的西方国家可以说比比皆是，然而正是这些事例极大地摧毁了人们对产权、法律和法院的尊重。例如，“一所住房的所有者，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他希望收回出租的房屋；但是当他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的境况一定很糟；但是当他的请求获得同意时，他在其请求遭到拒绝时的境况是否就比此房屋的租用者（他只有一个孩子但却有一位病魔缠身并卧床不起的岳母）于此时的境况更痛苦呢？”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诉诸任何已获公认的法律原则而获致解决，而只有通过当局的专断干预才能得到解决。这种对人们私性生活中最重要的决策进行控制的做法，赋予了当局以极大的权力，这一点可以经由德国行政上诉法院（the

Geman Administrative Court of Appeal）在晚近做出的一项判决见出。该判决的事实情况如下：由于一位在甲地生活居住的人先前并未获得房管当局对其迁徙的许可，也未曾得到分配居处的承诺，所以乙地的地方政府的劳工介绍所就拒绝为他在此地寻找工作；德国行政上诉法院认为这种做法必须被宣布为违法——这并不是因为有关当局没有权力拒绝他的要求，而是因为有关当局的这种拒绝实际上是因“原本分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的共谋所致，而这是不能允许的”。事实上，不同当局活动之间的协调合作，乃是规划者们热衷于寻求的结果，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所谓的合作，却极易使那些本来只是特定决策中的专断性，渐渐转变成了对整个个人生活的专断控制权。

３．尽管住房租金限制这种措施（一如大多数人所知，即使在最早实施此种措施的地方亦复如此），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是一项在政治上不可否弃的紧急措施，直到今天情况亦无多大变化，但是，力图通过提供公房（public

housing）或建筑补贴来降低人口中较贫困者的住房费用的种种努力，却逐渐被人们视作了福利国家的永久性政策的一部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极少有人认识到，如果不对这些福利性措施在实施范围和适用方法等方面施以极为谨慎的限制，那么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就很可能会与住房租金限制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别无二致。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力图通过提供公房以帮助的任何一群人，只有在政府能够向他们当中所有的人都提供他们欲获得的新住房的情形下，才会受益。如果当局只提供部分住房，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就不是对私人建筑活动所提供的住房的一个补充，而是对它的一种替代。第二，政府所提供的较廉价的住房，必定严格限于它所旨在帮助的那个阶级，而且为了在较低租金的水平上满足这个阶级的要求，政府还不得不提供比这个阶级原本可能获得的更多的住房，这是因为租金便宜，所以这些人可以租用更大面积的房屋。第三，这种规定公房只能由那些最贫困家庭享受的措施，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只有当政府并不企图提供既廉价又在实质上比他们原先所拥有的住房的条件为好的住房时，才是可行的；要不然那些因此得到帮助的人，就会比那些经济生活条件稍优于他们的人住得更好；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那些经济生活条件较好的人也定会要求将他们也纳入政府帮助的方案之中；显而易见，这个过程又会不断地重复往环并逐步升级，渐渐地把越来越多的人拉人这个过程之中。

一如住房改革者所反复强调的那样，试图通过政府行动以实现住房条件的普遍改观，只有当相关城市的全部住房问题在实际上都被视为一种公共服务且由公共资金来偿付的时候，才能做到；采取提供公房或建筑补贴的措施，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此。然而，这种力图使住房成为一项公共服务项目的努力，不仅意味着一般大众将被迫在住房方面支付比他们愿意支付者为多的费用，而且还意味着他们的人身自由或个人自由将受到严重的威胁。除非权力当局能够成功地按照私人住房租金的价格提供较舒适的和较廉价的住房，否则就不得不确立起一种由权力当局来分配住房的长期制度。在这种分配制度下，人们应当支付多少房费以及每一家庭或每个个人应当分得何种住房等问题，都将由权力当局来决定。如果连获得公寓或住房都须由权力当局来决定，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权力当局对个人生活拥有着何等的控制权。

此外，我们还应当认识到，那种力图使住房成为一项公共服务项目的努力，由于遏制了那些力图逐渐降低建筑成本的各种力量，因而从许多方面来看，已经变成了住房条件得以普遍改善的主要障碍。众所周知，所有的垄断者均是不经济的，而政府的官僚机器则更是如此；遏制竞争机制并替之以中央指导发展，不仅会使经济日趋僵化，而且还将注定阻碍那种可欲的且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的实现——这个目标就是逐渐地且实质性地将建筑成本降低到所有的住房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的水平。

因此，公房（和补贴住房［subsidized

housing］等措施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帮助贫困者的手段，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却是它将使那些接受这种帮助的人依附于权力当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些人构成了人口中的多数，那么它还将导致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当然，一如其他给予某些不幸的少数以帮助的措施那样，这样一种措施也并不是不能与一般的自由制度相容合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措施的确产生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这种措施导致危险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应当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正视它所产生的那些严重的问题。

４．城市生活所提供的较大的获利或收益机会以及其他的一些有利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这种生活所需要的较高费用所抵消，而且一般来讲，城市生活费用还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因在城市工作而大大提高了其生产能力的人，尽管必须为他们狭小的居住陋室付出较多的房租，而且还可能必须为每日的长距离交通支付费用，却仍将获得一些净收益。然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就不是如此了，他们只有在满足下述条件的情况下方能获得一些净收益：即他们不必支付交通费用，亦不必租用昂贵的住房，或者他们只要有略多的钱购买其他东西就不会在意拥挤不堪的住房条件。在城市发展的大多数阶段，旧建筑楼群一般都位于城市的中心区；由于人们极想把城市中心区用以满足其他的目的，因此在这些地区建造新的住宿区就不是有利可图的选择。尽管这些旧建筑住宅为富裕者所不求，然而它们却可以为那些只具较低生产能力的人提供一种获得净收益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居住在这些房租非常低廉当然也非常拥挤的楼房中而节省许多费用。只要贫困者准备在这些旧建筑楼群中居住，那么让这些旧建筑仍旧保存下去，通常就是利用这片土地的最为有利可图的方式。因此，这就造成了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城市中最贫困的居民往往住在地价非常昂贵的街区，而土地所有者却从城市中可能最贫困的地区赚取非常高的收入。在此种境况下，这类房产之所以可以继续被用于居住而获利，一是因为这些旧建筑不需要花费什么修缮或维修的费用，二是因为它们可以为人们充分居住。如果这些旧楼群不能以这种方式为人们所利用，或者不能被用来供人们充分居住，那么对于居住在这些旧建筑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本可以用来增加其收入并足以抵消生活于城市的附加费用的种种机会就不复存在了。

大多数城市在发展期间，都以某种集中的方式形成了这类贫民区；它们的存在，向人们提出了两组应当加以区分但却经常被混淆的问题。毋庸置疑，这些极其肮脏因而有碍健康的贫民区的存在，不仅导致了一般居住条件的悲惨，而且也常常会导致违反法纪事件的发生；这种状况无疑会对城市的其他地区产生有害的影响，也将迫使该城市的行政管理机构或其他居民去承担那些居住在这些贫民区的人自己并不加以考虑的费用。贫民区居民之所以认为居住在城市的中心区对他们有利，乃是因为他们不用偿付由他们的决定所导致的所有费用；仅就这一点而言，人们便完全有理由主张通过对贫民区的房产课收费用来支付上述所有费用以改变这种状况——当然，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贫民区将会消失，并被那些用于商业目的或工业目的的建筑所取代，然而这种结果显然会不利于贫民区的居民。因此，主张对贫民区采取这种行动的观点，并不是以这些贫民区居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这些问题乃是由地产权所具有的“相邻效应”所致，且属于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的问题，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

与前述主张明显不同的是这样一些论辩，这些论辩主张根据他们所认定的贫民区居民的利益或需求来清除贫民区。这些论点导致了一种真正的两难困境。一般来讲，正是因为这些贫民居住于拥挤不堪的旧建筑楼群之中，他们才能够从城市所提供的额外挣钱机会中获致某种收益。如果我们想清除这些贫民区，那么我们就只有在下述两种选择方案中择其一：一是我们必须通过把廉价但却肮脏的住宿区从贫民区居民认为存有挣钱机会的地方迁移出去的方式，来阻止他们利用在他们看来构成其部分机会的条件，并且通过坚持所有城镇住房必须满足某些最低标准的方式，有效地将他们挤出城市；另一种选择是我们必须按照某种并不足以偿付成本的价格向他们提供较好的住房条件，从而也就必须既为这些呆在城市中的人提供补贴，同时又必须为更多迁入城市中的贫困者提供相同的补贴。这种做法无异于激励城市以其经济无法承受的负担进行发展，亦无异于经由主观安排的方式创造出一个依赖于整个社会为他们提供需求之物的阶级，当然，他们的需求之物乃是由当局所认定的，就此而论，我们几乎不可能在权力当局不要求拥有决定谁应当或谁不应当被允许迁入某一特定城市的权利的情况下，期求政府当局能够长期地提供此类服务。

一如在众多领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政府在住房领域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一开始也都旨在为一定数量的人提供服务或便利，但是政府却未能考虑到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即它必定会使政府不得不为更多的人提供同样的服务或便利。的确，在大多数城市中，贫民区的部分人口是由那些只具有城市生活经验的老城居民构成的：这些人如果去农村生活，可能更无力维续生计。但是，更为棘手且尖锐的问题却是由大批大批地从较贫困的农村地区涌入城市的贫民所带来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城市中陈旧且失修的建筑中的廉价住房，为他们在通向更富裕境地的阶梯上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尽管他们必须在拥挤且肮脏的环境中居住，但他们仍然认为迁入城市对他们有利。因此之故，政府所采取的那种以同样较低的价格为迁入城市的人提供相对较好的住房的措施，无疑会吸引更多的人涌入城市。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一般也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让经济制约因素起作用，另一是直接控制人口的涌入；而信奉自由的人士，将会认为前一种解决办法负面较少。

住房问题并不是一个能够单独加以解决的独立问题，相反它是一般贫困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且也只有通过收入的普遍提高方能逐步解决。然而，如果我们为人们提供补贴以使他们从其生产能力高于其生活费用的地区迁至其生产能力低于其生活费用的地区，如果我们阻止那些相信通过迁入城市便能以较差的居住条件为代价（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居住条件太过悲惨）而改善其生活前途的人迁入城市，那么这个问题仍将得不到解决。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其他市政措施的原初目的尽管也在于满足一定人口的需要，但是这些措施的结果在事实上却趋于推进大城市以超出其所能适当承受的经济压力的方式进行发展；然而，囿于本书的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所有这类市政措施进行探讨。大多数关于公用事业率（public

utility rates）的政策，其直接目的都在于通过提供低于成本的服务来缓解城市的拥挤程度，并促进城市郊区或边沿区的发展，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类政策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上文对当今英国住房政策的讨论，也同样适用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为这样一种做法所困扰并深深地陷于其中，这种做法就是用从全国人民那里征集到的税收，从财政上支撑并维持那种过度发展且过度集中的城市结构；而就大城市仍在继续发展而言，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财政手段延续一种在本质上不经济的发展”。

５．在城市繁忙的生活和频仍的交往中，价格机制（price

mechanism）并不能够充分地反映地产所有者的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对其他人的益处或害处；这个事实提出了与上述问题不尽相同的另一组问题。与动产（mobile

property）所具有的一般情况——使用动产所产生的利益或危害通常只发生在控制该动产的人身上——不同，对一块土地的使用则常常会影响到相邻土地的用途。在城市生活条件下，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私人地产所有者的行动，甚至更适用于公共土地的使用，例如那些被用来建造对城市生活而言至关重要的街道和公共娱乐场所的土地。为了使市场能够促成个别努力间的有效协调及合作，无论是个人所有者，还是控制公有地产的权力当局，都应当被置于某种地位，至少使他们考虑到他们的行动对其他地产所会产生的那些较为严重的影响。只有当个人的地产价值和城市当局的地产价值反映了他们使用其地产所产生的各种影响的时候，价格机制才会像它本应发挥的作用那样起作用。如果没有特殊的制度安排，则价格机制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作用。此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任何一份地产的价值也将受到邻人使用其地产的方式的影响，甚至更会受到权力当局所提供的服务和所实施的管理规定的影响；除非公私各方的决策都能够考虑到这些影响，否则总收益超过总成本就无甚可能。

尽管价格机制对城市土地的使用来说，只是一项不尽完善的导引机制，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土地的开发有待私人的创见，如果欲使分散于人人的知识和预见得到有效的运用，那么价格机制仍不失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导引机制。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主张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只要它们能够通过促使土地所有者考虑其决策所可能具有的各种影响而使价格机制得到较为有效的运作。因此，在城市土地使用的领域中，有关规则框架（framework

of rules）——在这种框架中，私产所有者的决策有可能与公众利益保持一致——必须比其他类型的财产所需要的规则框架更详尽，更适合于有关地方的特殊环境。这类“城镇规划”（town

planning），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其对市场的影响和经由确立一个地区或邻区之全面开发所必须遵循的一般性条件而得以有效运作的，但是，在这些条件下，这类城镇规划必须允许个别所有者自行决策。可以说，只有这样的城镇规划才能使市场机制变得更为有效，当然，这只是此一方面诸多努力中的一部分。

然而，还有一种极为不同的控制形式，它也以“城镇规划”的名义进行运作。与上述那种城镇规划的控制形式不同，此种控制乃由废除价格机制并以中央指令替代价格机制的欲求所致。事实上，大多数城镇规划，特别是那些由一些根本不知道价格在协调个人活动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建筑学家和工程师们所执行的城镇规划，都属于此类控制。甚至在城镇规划的目的并不在于将未来的发展都束缚于那种规定了每一块土地之用途的预先设想的计划的情况下，这类城镇规划亦能通过致使市场机制日趋失效的方式而趋于达致这种控制状态。

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应当赞成城镇规划，而在于所采纳的措施是补充和有助于市场还是废止了市场机制并以中央指令来替代它。在这个领域，政策所引发的实际问题极为复杂，因此也不可能期求这些问题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一项措施是否具有助益，乃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某种可欲的发展，然而，这些发展的细节，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知的。

主要的实际困难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城镇规划的措施在增进某些个人地产的价值的同时，却降低了其他一些个人地产的价值。如果城镇规划要成为有助益的措施，那么它们就必须使收益总额超出亏损总额。如果要使损益达致有效的抵消，那么有关计划当局就必须能够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即对那些地产价值得到增益的个别所有者课收费用（即使那些课收费用的措施被认为是违背了某些所有者的意志），并对那些地产价值蒙遭损失的地产所有者进行补偿。要达成这个目标，只须授予权力当局以基于公平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进行征收费用的权力即可，而毋须授予它以专断且不受控制的权力。一般而言，这种解决办法已足以使权力当局既能够获取因其行动所致的地产增值部分，又能够买下那些借口这项措施减损了其地产价值而反对此项措施的人的全部产权。在实践中，权力当局通常无须购买产权，但是由于它有强制购买权（compulsory

purchase）作为后盾，所以它能够与有关所有者经由协商而达成双方同意的支付额或补偿额。只要基于市场价值（market

value）的征收费用权力是政府当局唯一的强制性权力，那么所有的合法利益就都会得到保护。既然在这类情形中，“市场价值”并非一明确无争的数值，而且人们关于何谓“公平市场价值”的问题也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而它依然只是一项不尽完善的手段。然而，关键的问题乃在于，这类纠纷最终可以由独立的法院来裁定，而毋需交由制定规划的当局进行自由裁量。

当然这里也存在着种种危险，而这些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许多规划者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欲求，即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对他们所提出的方案的各种成本进行核算，然而这本来应当是一必要的程序。他们常常借口说，如果他们被要求根据市场价值进行补偿，那么他们就必须执行某些改进措施，而执行这种计划的成本太高，实无从落实。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就意味着他们提出的这项计划有问题，因此不应当加以执行。最令人怀疑的乃是下述一些论点，即城镇规划者用以证明其根据低于公平市场价值的标准征收土地的做法为正当的那类论点；坦率而言，那些论点通常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极为荒谬的理由，即他们据此能够降低其规划方案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s）。这样一种规划方案，无异于是在说它将不考虑某些成本：规划者之所以能够使其规划看似有利可图，其原因乃是他们已将一些成本强加给了私人，实际上是置这些私人的利益于不顾。

支持城镇规划的论辩中，最有道理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论点，即为了实现某些目的，人们有必要创建大于个人所拥有的地产单位之通常规模的规划单位。规划的某些目标，可以通过分割地产权的权项来实现，其分割方式就是让优越权（superior

right）的享有者进行某些决策，亦即让某个代表整个地区或地方的并拥有估算个人次级所有者（subowners）的利益及征缴费用的权力的市政公司进行某些决策。在房地产的开发中，房产开发者经常会对一些个别的小片土地的用途保有某种永久性控制权，我们可以说，这种做法至少对由当局实施此类控制的做法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性方案。此外，这种论辩还有一个优点，即较大的规划单位只是众多的规划单位之一，从而它在执行其权力的过程中，必定会因与其他类似的单位间的竞争而受到制约。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讲，即使是市政当局之间或者其他的政治附属部门之间的竞争，也会产生类似的制约性影响。然而，城镇规划者们的欲求并不止于此，他们还经常要求对区域范围甚或全国范围做城镇规划。的确，在规划中始终存在着一些只能由较大的单位加以考虑的因素。然而更为真确的是，由于统一规划区域的扩展，有关地方环境的特殊知识就势必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全国范围的规划所意指的并不是竞争单位越来越大，而是指竞争将被彻底地根除。这当然不是一种可欲的解决办法。由于这个问题本身就极为复杂，因此就它所导致的种种实际困难而言，目前还很难找到一种尽如人意的解决办法。但是，既然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能像市场那样，能使分散于个人的有关地产开发前景及其可能性的知识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也就只有市场这种方法——主要通过向私人所有者提供激励因素和基本信息资料的方式起作用，并使私人所有者自由地使用某块特定的土地——可能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此外，一些有组织的群体则坚持认为，前述的所有困难都可以通过采纳“单一税”计划（single-tax

plan）而得到解决，这即是说，将全部土地的所有权都让渡给社会公有并且根据市场决定的租金额租赁给私人开发商。这种使土地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nd）的方案，从其逻辑来看，可能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规划中最富吸引力且似最合理的方案。如果这种方案所依据的事实性假设（factual

assumptions

）是正确的，这即是说，如果它能够对土地所具有的“永久性和不可毁灭性”这种价值与土地因两类不同的改良投资措施（一为社会共同努力，另一为个别所有者的努力）而产生的价值做出明确的区分，那么人们就有极其充分的理由去支持采纳此种方案。然而，上文论及的几乎所有的困难，都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可能对上述两种价值做出明确无误的区分。为了提供必要的范围以供私人开发土地之用，那种必需根据一固定的租金额所提供的租约，就必须是一种长期的租约（也必须是可以自由转让的租约），并使其同私有地产权无甚差异，否则私人开发商不敢着手开发此地产；这样，私人地产权方面的各种问题又会随之重新出现。尽管我们常常会希望事情都像单一税方案所假定的那么简单，但是通过认真的思考，我们却发现，这种方案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可能提供任何解决办法。

６．城镇规划者倾向于将整个经济都置于行政管制下的事例，已在《１９４７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The

British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of 1947）所规定的一系列严苛条款中得到了明证。尽管这些条款在几年之后就不得不被废除，但是它们在其他国家仍不乏颂扬者，甚至在美国还一直被作为一应予效仿的范例。这些条款所规定的严苛办法，无异于完全没收城市地产所有者因其土地用途发生重要变化而赚取的全部收益——而且收益也被界定为超出土地用途禁止变更时所具价值的一切增加值，尽管在土地用途不发生变化时，此土地可能毫无价值。然而，对这种没收所有开发收益权所采取的补偿措施，只是使有关地产所有者在供此土地开发之用的一笔款项中享有一股份。

构成此方案基础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只能根据一种价格自由地买卖土地，而这种价格所依据的假设是任何一块特定的土地的当下用途都不得变更：变更该土地用途所获得的任何收益都要作为准许变更其用途的代价而交给规划当局，而固守该土地用途时其价值的下跌以及导致的一切亏损，却只由该土地所有者自己承担。在一块土地的当下用途已不再能带来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开发费用”（development

charges），一如所谓的征收费用，将因此而等同于该土地在新的用途中所能达致的全部价值。

为实施《１９４７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所规定的那些条款而专门成立的机构，被赋予了对非农业用地之用途的一切变化的全面控制权，所以该机构事实上被赋予了决定英国土地用途在新工业或新商业开发方面的垄断权，还被赋予了运用此项权力对所有这类用地的开发进行有效控制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力，就其性质而言，乃是一种不受规则限制的权力，而且享有这项权力的中央土地委员会（Central

Land Board）从其成立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它不能自己制定一项它必须一贯遵循的加于自身的规则来限制自身。中央土地委员会在执行此项职责一开始所颁布的《实施细则》（Practice

Notes），也以一种直言不讳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这些细则明确规定，“由于特殊缘故，当正常规则不能适用时”，该机构可以保留不遵守其业已颁布的工作规则的权利，以及“随时变更其政策”的权利；它还明确指出，“如果某项一般性工作规则不适用于某一特殊情形”，则它有权将“该项规则视为可变更的规则”。

《１９４７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的上述特点，在实践中渐渐被认为毫不可行，因而不得不于七年以后在未对任何土地之“开发价值国有化”作任何补偿之前就被废除，这当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该项法律被废除以后，留存下来的情形是所有土地的开发须由规划当局批准，然而，规划当局认为，只有当这种开发不违背业已宣布的总体计划时，才可以获得批准。因此，个人所有者再次对如何更好地利用其土地发生了兴趣。只要上述实施《１９４７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的整个实验过程，在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的逻辑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一荒谬的历史插曲，亦可视之为对考虑不善的立法蠢行的一次明证。显而易见，任何力图终止市场机制于土地交易领域中的作用并替之以中央指导的努力，都注定会导致某种类似于此的控制制度，亦即那种授予权力当局以完全控制一切开发的权力的制度。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国此次注定流产的实验却并未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其原因比较复杂，但主要是因为在《１９４７年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法》自被宣布有效的七年中，实施该法所必需的机制并未得到充分运转。这部法律以及实施该法所必需的司法机构太过复杂，除了极少数陷入其间的不幸者以外，根本没有人能够理解其间的实际情况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

７．建筑管理规定（building

regulations）的问题，在许多方面同一般的城镇规划问题相类似。尽管它们并未产生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但我仍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对它们做一简要的探讨。准许对城市中的建筑进行某种管理之所以被认为是完全可欲的，主要有下述两项理由：第一，当下的人都具有这样一种忧虑，即城市建筑物可以说是引起火灾或危害健康的隐患因素，因此有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侵害；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所谓的“其他人”，包括某一栋建筑物的邻人以及所有使用此建筑物的人：这些人并不是该建筑物的居住者或占用者，而只是该建筑物的占用者的客人或消费者，他们需要有人对他们所进入的建筑做某种安全的保证（或至少是某种能证实安全的保证）。第二，就建筑而言，实施一定的建筑标准，可能是防止建筑者进行诈欺和蒙骗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因为建筑条例（building

codes）所规定的建筑标准，不仅为解释建筑契约提供了可资依凭的根据，也向人们保证了建筑者将在建筑过程中使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适当的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除非有关建筑契约对此做了其他的明文规定。

尽管对建筑做此种管理的可欲性已毋需论证，但在其间的少数领域中，政府的管理措施仍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性，或者在事实上已被滥用，并对建筑业的发展施加了有损害的或完全没有道理的限制，因此，政府的管理措施也常常被用来强化地方生产者的准垄断地位（quasi-monopolistic

positions）。每当这种管理超过了最低标准的要求时，特别是当它们倾向于使某种在一特定时空中实施的标准方法成为唯一准许采用的方法时，它们也就变成了可欲的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据此我们认为，由于政府在建筑管理方面阻止人们尝试新方法，也由于它支持地方对企业和劳工进行垄断，所以政府就应当在许多事例中对建筑的高昂成本承担部分责任，也应当对住房短缺和居住拥挤负主要的责任。当政府的管理措施不仅要求建筑物符合某些条件或检验标准（即“技术规章”）而且还规定应当采用某些特定技术（即“实施规章”）的时候，政府就更应当对上述结果承担责任。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前一类“技术规章”对自发性开发所设定的限制比“实施规章”要小，因此人们在同时面对这两类规章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于选择前者。然而，只需做一简单的分析，我们就能发现，恰恰是“技术规章”更符合我们的原则，因为它们授予了权力当局较少的自由裁量权；而，“实施规章”所授予当局的自由裁量权则是那种不能反对的自由裁量权。在“技术规章”的情形下，某一特定的技术是否符合一项规则所规定的实施标准，可以由独立的专家所确定；如果发生争议，甚至还可以由法院加以裁定。

另一个相当重要且棘手的问题是，应当由地方当局还是应当由中央当局来制定建筑管理规定。事实可能确实如此，即地方性建筑管理规定在地方垄断者的影响下较容易被滥用，而且在其他情况下也较可能对建筑业起阻碍作用。人们或许有较为充分的理由支持经由深思熟虑而确立起来的全国统一的建筑标准或模式，对于这类标准或模式，各地方当局在采纳的时候可以根据地方情形而对这些标准或模式进行在它们看来适当的修正。然而，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如果由地方当局来决定建筑管理规章，那么较之那种通过法律为整个国家或某一大区域而统一制定这些建筑管理规定的做法，地方当局之间的竞争能更为迅速地根除掉那些起阻碍作用且不合理的限制。

８．城镇规划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可能会因为与全国范围内的工业选址（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问题相关联，而在将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个论题已开始引起规划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也正是在此一题域中，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有害的。

面对那种断言工业实际选址不合理的观点以及那种假定经由中央规划可以对这种状况做出改善的观点，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其间究竟存在着何种不合理，还须追问的是中央规划在改善这种状况的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做法本身究竟是否合理？的确，如果人们在过去就能够正确地预见当下的种种发展，那么许多关于工厂选址的决策当然也就会大不相同，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它们确实显得极不明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期望人们根据当时可获致的知识，便能够做出一种不同的决策；而且这也绝不意味着，如果当时的发展为国家当局所控制，其结果就会更令人满意。尽管在这一领域我们必须再一次面对价格机制并非完美无缺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价格机制的运作的确不能尽如人意，而且也未能考虑到我们期望它考虑的许多事情），但是我们是否据此就能够推断说一个中央规划者能像市场一样成功地引导发展，这实令人感到怀疑。众所周知，市场通过使个人考虑到他们并不直接了解但却为价格所反映的那些因素而在此一方面获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罗希（A.

Losch）先生对这些问题所做的最为著名的批判性考察，足以使他得出如下结论，即“拙作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结果，很可能是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自由力量所具有的有助益的作用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他接着指出，市场“尊重人类的所有希望——即未知的状况——而不论它们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而且“自由市场机制对于公益所具有的助益作用，也远比人们一般所猜想的要大，尽管存在着一些例外”。

第廿三章

农业与自然资源

我的观点是反对任何行政上的过分行动，而与其他

一切相比，我尤其反对的是最令人可怕的由当局所施加的干预，亦即对大众生计的干预。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

e

）

１．在当代的西方世界，财富的积累和文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长。然而，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的增长，不仅在比例上而且在绝对数字上都导致了农业人口的减少。科技的进步大大提高了人类在粮食生产方面的生产力，从而使历史上最少的农业劳动者能满足较多人口的生活需要。尽管人口的增长相应地导致了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不过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渐趋缓慢而且进一步的发展也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加，所以在这部分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粮食消费上的开支也越来越少。如果市场有更合口味的食品种类供应，那么人们仍有可能受到诱惑，把更多的钱花在食品上。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人均谷物产品的消费便会停止增长，而且实际上还有可能减少。粮食生产力的提高连同需求的无弹性（an

inelastic demand），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意味着，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如果想要维持他们的平均收入（更不用说跟上收入的一般增长水平了），他们的人数就必须减少。

如果农业和其他行业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人力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of manpower），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那些继续从事农业的人不应当从经济进步中获致与其他行业的人同样多的利益。但是，只要农业人口相对来说过于庞大，人力分配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会继续下去）就必定于农业人口不利。而且一般来讲，只有当农业收入相对低于城市职业的收入的时候，才会引发脱离农业的自发性运动（spontaneous

movement）。在变迁期间，农民或农夫向其他职业转移的疑虑越重，农业与其他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就会越大。特别是当这种变迁持续好几代人的时候，那么只有在这种脱离农业的运动相对比较迅速的情形下，农业与其他职业间的收入差距才有可能被控制在一个较小的水平上。

然而，政策处处都滞延了这种适应性调整，其结果便是致使上述问题更趋严重。众所周知，经由审慎思考而采取的政策举措，将大量人口都滞留在了农业领域；而且由于这部分农业人口增长太快，所以为了达致农业人口和工业人口在生产力间的平衡，就必须要求有一部分农业人口向其他职业分化，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从当下的许多情形来看，要做到农业人口与工业人口在生产力间的平衡，它所要求迁出农民的人数太多，从而在任一限定的时期内完成这一分化都是不切实际的。

推行这种把农业人口滞留在农村的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工业化发展迅速的欧洲国家，这项政策最早源于某种关于工业与农业之间应当维持“适当平衡”（proper

balance）的含混观念，在这种观念中，所谓“平衡”，无外乎是指保持工业与农业二者间的传统比例。在那些因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而渐趋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里，那些主张滞留农民的论点，得到了那种“战时自给”（self-sufficincy

in wartime）的战略性考虑的支持。此外，人们在当时还常常认为，农业人口转移的这种必要性只是一种暂时现象，而且也不会再发生了，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把农业人口转移的整个过程扩展到一个较长的时间里而使这个问题得到缓解。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促使各国政府干涉此一问题的最重要的考虑，则是确保当时从事农业的人士能够得到“适当的收入”，而非其他。

这种政策之所以在当时得到了一般公众的支持，往往是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看法：整个农业人口，而不只是其中生产能力较低的那一部分人口，都无法挣到合理的收入。此类想法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必要的再调整措施奏效之前，农产品价格要比它们在一般的情形中下跌许多。但是，正是这种农产品价格下跌所产生的压力，将会使农产品成本下降并使有适应能力的农民得以生存下来，因此，这种压力将不仅要求减少农业人口，同时也将促使采用新的农业技术。

制止耕种边远土地和开设边远农场，当会降低平均成本，并且通过减少供给，还可以停止甚或在某种程度上扭转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趋势。但是，这只是必要的再调整措施中的一部分。为了恢复农业的繁荣，变革其内部结构也具有同等程度的重要性，而这种变革则可以通过调整农业各种产品的相对价格而诱发。然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原本力图帮助农业摆脱困境而采取的种种政策，通常都阻碍了上述有益于农业的调整措施的推行。

在这里，我们只能举一个与此相关的意味深远的事例予以说明。一如前文所述，一旦收入的普遍增加超过了一定水平，那么除非市场向人们提供了他们所喜爱的新的食品，否则他们不可能在食物上增加开支。在西方世界，所谓提供“新食品”，主要是指用诸如肉制品和奶制品这类高蛋白食品替代谷物和其他淀粉食品。如果能促使农业以相对较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这类为人们所喜爱的食品，将大大有助于上述食品的替代过程。如果允许降低谷物价格，直到把它们当作牲畜的饲料并因此而间接地生产出消费者所需求的新食品，上述替代过程就可以得到实现。这样的发展变化不仅可以阻止谷物消费总量发生萎缩，并且同时也会降低肉制品的成本和其他食品的成本。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政府却常常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把谷物的价格维持在人们的消费无法吸收其全部供给的水平线上，而且由于所定价格太高，所以即使把这些谷物转用于其他用途也不会有利可图；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政府的这种政策常常使上述食品的替代过程无从实现。

上文所举事例当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所采用的各种措施，阻碍了农业本身对业已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适。如果农业能够做出适当的调适，那么一小部分生产者（但仍比在采用其他方法时的受益人数为多）便能够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力，从而分享到总财富增长的利益。当然，农业的部分困境，乃在于农业生产过程及其生产者的特性都趋于使农业在适应变化的方面表现得尤为迟缓。但是，对此种困境的救济方案，显然不应当是使农业更加抗拒对变化的调适；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恰恰是政府采取的大多数重要的调控措施（特别是它采取的所有价格管制［control

of price］的措施）所表现出来的趋向。

２．从长远来看，价格管制并不能实现可欲的目的，而且即使是在短期内，也只有当这些价格管制措施与对生产的直接控制相结合时，才能取得成效；关于这一观点，已无必要加以重申。如果要使这些价格管制措施对生产者有所禆益，就必须采取种种其他措施来补充它们，亦即由当权者来决定谁将进行生产，生产多少并生产什么。既然政府的意图是为了使那些正在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能够留在农村并使他们能够挣得令他们心满意足的收入，既然消费者不愿在食品上花费更多的钱以使农民维持这种水平的收入，那么当局就必定会诉诸强制性的手段将收入转移。关于这种做法将导致何种结果的问题，大不列颠的发展境况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范例。在英国，据估测，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援助的总额，不久将达到“约农业净收入总额的三分之二”。

关于这一发展趋向，应当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在大多数国家，将农业从市场机制中切割出来并使之受制于日益增多的政府指导这个过程，都早于政府对工业采取这类管制措施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通常也是在保守主义者的支持甚或发动下得以展开的。保守主义者就是如此，只要社会主义的措施有利于实现他们所赞成的目标，那么他们就不会反对社会主义的措施。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发展趋势在下述国家中也许会更强烈：在这些国家中，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中的相对少数，但由于他们占据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地位，所以他们获得了其他类似的群体从未获得过的特权，而且这种特权也是任何制度不会授予所有人的东西。最令我们感到怀疑的是，一旦民主政府把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并力图确保某些特殊群体的地位，那么这种民主政府是否还能够理性地行事或是否还能够实施任何明智的方案？我们在农业领域中确实已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况，即几乎所有地方的较具思想的专家，都已不再追问什么是政府应予实施的合理政策，而只追问那些在政治上可行的政策中何者将导致最小的危害。当下的舆论一般都认为，政治必要性（political

necessities）在目前的种种决策过程中极为重要。然而，在像拙作这样的论著中，我们却毋需对这种所谓的政治必要性予以关注。本书的宗旨只在于表明，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农业政策一直为这样一些观念所支配，它们不仅是自拆台脚的（self-defeating），而且一旦普遍推行，必将导致对一切经济活动的全权式控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群体的利益而适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这样行事，我就不能指望其他群体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即要求政府当局以同样的方式根据那些被他们视为当然的正义原则来确定他们的收入。

能够最好地说明此类政策后果的，很可能是美国在努力运用了“平价”（parity）观念二十年以后所出现的情势。那种向农业生产者保证使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保持一固定的比例关系的努力，势必导致对各种自发力量的否弃，然而这些力量原本会使那些以最低成本作业的生产者去承担农业生产，而且还会使他们只生产那些仍能赢利的产品。不可否认，如果允许这些自发的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在变迁期间，农业收入的增长也将滞后于其余人口的收入增长。但是，只要我们不阻止科技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那么我们就必须对此做出各种调适；然而那种试图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将收入从城市人口转移到农业人口以削减科技和财富之进步所产生的影响的努力，由于延缓了这种进步，所以必定会在较大的程度上阻碍那些调适的进程，并因此而增加这个问题的棘手程度。

美国执行这种“平价”政策的结果——剩余的农产品堆积如山，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对美国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也对世界农业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而且对于耕地，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基本上也是专断的且缺乏效率和不合理的分配方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已是众所周知之事，此处毋需再做详考。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当下的主要问题已变成了政策本身如何能从它所造成的情势中摆脱出来的问题；而且同样也不会有人否认，如果美国政府从未干涉过价格、产量和生产方法等问题，那么美国农业的发展会健康得多。

３．尽管现代农业政策的不合理乃至荒唐，或许在美国最为显而易见，但是一如人们所知，此类政策的系统实施不仅极易使农民（与此同时，他们所具有的“坚固的独立性”［sturdy

independence］也常被用来作为这样一种论辩的理由，即为了维护他们所具有的这种独立性，应当以公共费用对他们进行补贴和救济）遭受各种限制，而且还极容易把他们变成所有生产者中蒙受控制最严、接受监督最多的一种生产者；如果我们想对系统实施这类政策所造成的这些严重后果有充分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必须转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探讨。

这种发展趋向很可能在大下列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换言之，在英国，对于绝大多数农业活动的监视和控制所达致的程度，可谓是西方世界之最。一旦农耕在很大程度上以公共开支来运作，那么当局强制实施某些标准就无从避免；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对当局认为的恶性农耕作业方法课以那种迫使违反者放弃其地产的惩罚，或许也无从避免。毋庸置疑，当耕作方法必须受“邻居委员会”（a

committee of neighbors）的监管的时候，当多数或者某个上级机构将其视为良性的耕种方法规定成普遍通行的标准方法的时候，还指望农耕会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不定的环境，那就只能是荒唐的幻想罢了。这类限制措施对于维续那种我们知道的并且为许多人（其中的多数可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出于感情的考虑而希望加以保护的耕种方式来讲，也许是最佳的途径，但是它们最终导致的结果却只能是使农业人口变得更具依附性。

事实上，英国大众之所以对农耕的命运表现出如此之强烈的关注，更多的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非经济上的考虑。在奥地利或瑞士这样的国家，大众为了保护山村农民或农夫而表现出来的关注程度甚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其原由也同样不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在所有上述情形中，这些社会都承担了一项沉重的负担，这既是由于他们担心现存耕种技术的灭绝将会改变人们所熟悉的农村面貌所致，也是由于他们担忧农民或农夫因得不到特别保护而将完全消亡所致。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担忧，致使他们对农业人口的任何递减都会感到恐惶，并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农户被根除时渺无人烟的山村或山谷的图景。

然而农业能够独立发展的首要敌人，恰恰是这种所谓的“保存”（conservation

）观。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变化从来不可能对所有的农民或农夫构成同样的威胁。如同其他行业一样，在相似条件下工作的农民之间，也存在着贫富的巨大差距。同样，有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中的情况那样，如果农业能够针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做持续不断的调适，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说，那些因为发现了如何对变化作出适当反应从而成功的个人所确立的范例，一定会为其余的人所仿效。而这必定意味着某些农作类型将遭淘汰。特别是在农业领域中，它意味着农民或农夫如果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使自己渐渐变成一个商人——尽管许多人为此哀叹并想遏制这个过程，然而它却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对于农业人口而言，任何试图替代农民变成商人这种过程的方案，只会越来越使农民成为国家保护公园的一种附属品，亦即将那些具有古老生活方式的村民当作一种风景保存下来，并经由深思熟虑的措施而阻止他们进行观念调适和技术调适，而这种调适原本能使他们自力更生。

这些试图通过保护农民以使他们不对其顽固的传统和习惯进行变革从而保存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的种种努力，一定会把农民变成永远受政府监护的人，亦即靠其他人的努力而糊口的领取抚恤金者，并且还会把他们变成长期依赖于政治决策生活的人。相反，如果允许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迁走，而且在某些地方，如果使那些在不同境况下曾一直被作为可耕地使用的土地变成牧场甚至森林，那么危害肯定要小得多。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允许某些生活方式彻底消失，而不是将其当作过去某个时代的历史珍品而保存下来，那么我们当是在对人的尊严表示更大的尊重。

４．我们认为，在农业领域中，没有任何理由主张实行价格管制或生产控制的措施，也没有任何理由主张实施任何类型的全面规划；这类措施中的大多数措施不仅本身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而且也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威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当然地认为，农业政策所关注的问题不切实际或不重要，或者说政府在农业领域无重要职能可以履行。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在农业领域，一如在其他领域一样，政府所承担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逐渐完善法律制度，以使市场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促使个人更充分地考虑其行动所会产生的各种影响，而另一方面是进行一些真正的服务性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者，主要是为农民提供某些信息上的便利，因为这种信息上的便利在发展的某些阶段上不大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提供——即使在这个方面，政府也绝不能硬性地将提供信息的排他性权利据为己有，而应当促进那些到一定的时候能取代政府这些功能的自愿性机构的发展。

所有属于上述第一方面的问题，在农业领域同在都市生活中一样，都产生自“相邻效应”（the

neighborhood effects），并产生自一块特定土地的使用所可能给社会上其他土地造成的较为深远的后果。其中的一些问题与保护自然资源这类一般性问题相关，因此我们拟在下文考察自然资源保护的问题时对它们加以讨论。然而也有一些只属于农业的特殊问题，而就解决这些问题言，我们的法律框架，特别是有关所有权和土地保有权（tenure）的法律都还存在着改进的余地。当然，价格机制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较为严重的缺陷，然而，这些缺陷只有通过那些在单一控制下的具有企业性质的适当单位的演化发展，而且有时也可能只有通过适当的群体为了某些特定目的而进行适当的合作，才能得到救济。这类适当的组织形式能发展至什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法的性质，也包括在具有必要的保障的前提下，该法做出强制性征收（compulsory

expropriation）规定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欧洲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合并分散土地的做法或英格兰对公共土地的围圈措施，都是必要的立法性措施，而正是这些措施使个人进行变革尝试具有了可能。尽管“土地改革”的实际经验并未使我们获致足够的信心，但是我们至少仍可以想见的是，在一定的情势下，土地法的变革会有助于瓦解那些已变得不经济但由于现行法律的某些规定而使其仍得以存在的大地产。既然在法律框架内，此类渐进改革还有余地，那么允许在现行安排中进行尝试的自由越大，亦就越有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生变化。

就上述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而言，政府带有服务性质的行动也具有很大的施展范围，特别是在传播信息方面。在一个动态且生机勃勃的社会中，农业面临的真正困难之一在于，农民或农夫所具有的那种特性使其比之其他行业的人较少关注知识的进步和变化。就像农民常常坚持采用传统耕种方法一样，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个人甚至不知道存在着可资运用的有用知识并值得花钱去购买这些知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社会来承担传播此类知识的费用便常常是一笔合算的投资。使我们的同胞能够进行明智的选择，对于我们大家都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如果科技的发展所提供的种种机会尚未引起一些个人的足够重视，那么社会只需承担一笔相对来说较少的支出就常常足以导引这些人去利用这些新机会，进而发挥他们自己的主动性，“更上一层楼”。需要重申的是，政府不应当成为知识的唯一传播者，也绝不拥有那种可以决定什么应当为个人所知、什么不应当为个人所知的权力。再者，政府方面如果采取太多的措施，也有可能因阻碍更为有效的自愿性机构的发展而不利于这些知识的传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原则上都没有理由反对政府提供这类服务。至于这些服务中有哪些是值得提供的以及它们应当被提供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纯属一权宜性的问题，而且也不会引发根本的问题。

５．尽管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低度发展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的特有问题进行详考，但在面对下述这样一个悖论性事实（the

paradoxical fact）时，我们恐怕只有在对它做出简要的评述后，才能结束我们在上文中对农业问题的讨论。这个悖论性事实便是：一方面老牌国家（old

countries）为了防止其农业人口的衰减而陷入了最为荒唐的复杂困境之中，而另一方面，新兴国家（new

countries

）却更为迫切地通过人为手段来加快工业人口的增加。新兴国家的这种努力，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于“把发生在后的事实或现象作为发生在前的事实或现象的原因”（post

hocergo propter hoc）这类非常幼稚的“倒果为因”的逻辑谬误：由于在历史上，财富的增长通常都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所以它们就设定工业化会导致财富更为迅速的增长。这里显然涉及到对居间性因果关系（intermediate

effect with cause）的混淆。的确，人均生产力的提高乃是将更多的资金投放在工具上的结果，而且更是将资金投放于知识和技术上的结果，因此，随着人均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亦将要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产量。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在那些粮食生产获致实质性增加的国家，也将要求增加生产工具的供给。但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无从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要使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增加平均收入的最为迅速的途径，那么就必须存在着可资使用的农业剩余产品，以供养工业人口。如果有无限的资金可供使用，又如果仅仅对充足资金的运用就可以迅速地改变农业人口的知识和态度，那么这类新兴国家按照最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有计划地重构它们的经济，也许就是合理的。然而，这却显然不具有实际的可能性。需要指出的是，像印度和中国这类国家如果要实现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似乎只应当将很小一部分可资利用的资金投放于生产精密的工业设备，甚至不应当将资金投放于建造那些为劳动力价格非常高的国家所特有的高度自动化的、“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此外，这些国家似乎还应当着眼于把那些紧缺的资金尽可能广泛地扩散到那些会直接增加粮食产量的用途上。

通过将先进的科技知识运用于那些极度缺乏资金的经济，有可能会产生基本上不可预见的种种发展；然而，较之那种把一种模式强加给经济的社会，上述做法在提供自由发展机会的社会中更可能加速这类经济的种种发展，因为那种强加给经济的模式，实际上是从其他发达社会舶来的，然而这些发达社会中的劳资比例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则完全不同于新兴经济中的劳资比例关系。无论在新兴国家中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支持政府主动提供范例并免费传播知识和开办教育，但我仍以为，在这些新兴国家里反对就经济活动采取全盘计划和进行总体指导的理由，要比在较为先进发达的国家里甚至更为充分。我这样说，既有经济的理由，又有文化的理由。只有自由的生长或发展，才有可能使那些新兴国家发展出其自己的富有活力的文明，才有能力对整个人类的需求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６．在西方，大多数明理敏锐的人士已然意识到，当下的农业政策问题，乃是如何使政府从一种它已自缚于其中的管制系统中摆脱出来并恢复市场作用的问题，但在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开发这个相关的领域内，流行的观点却依旧认为，这个领域中所存在的特殊情况要求政府采取广泛的控制措施。这种看法在美国表现得尤为强烈；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运动”（conservation        movement   ）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鼓吹计划经济的主要根源，而且还大大助长了激进经济改革者所主张的那种狭隘的本土意识形态（indigenous        ideology）。有些人甚至还广为运用那种宣称私人企业造成自然资源浪费的观点，以说服公众相信“竞争导致浪费”（wastefulness        of competition）以及由中央当局对重要经济活动进行集中指导的可欲性；这种观点在说服公众方面极为有效，实为其他大多数论辩所不及。

美国乃是一个由大量移民迅速定居而成的国家，而且这些移民还带来了许多先进技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源保护的问题之所以比其在欧洲诸国更为尖锐，主要由下述一些情况所致。在欧洲，社会进化一直是渐进而缓慢的，并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某种平衡（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早期阶段的开发所造成的恶果已无可复加，例如，阿尔卑斯山脉南面的森林曾大遭砍伐并因此而导致了水土流失）；然而在美国，一望无际的处女地的迅速开发却产生了诸多在重要性序列上完全不同于欧洲诸国的问题；在仅仅一个世纪的进程中便把整个美国首次置于拓荒开垦之下而引起的种种相关变化，当会造成诸多回想起来令人深感遗憾的自然平衡失调的现象，不过这也无须令我们感到惊讶。然而，大多数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谴责并大加抱怨的人士，实际上只是些事后“诸葛亮”而已，而且从当时拥有的知识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明智的政府政策在当时便能够阻止出现那些在今天看来最令人痛恨的后果，即便是最为明智的政府政策亦不例外。

我们不应当否认，资源浪费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资源浪费方面的最重要的事例——森林大遭砍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下述事实所致，即森林这一类的自然资源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私人地产，而是被当作公用土地转交给私人开发的，但是当时所规定的开发的条件却并没有给开发者以任何保护这些资源的激励。确实，对于某些自然资源来讲，尽管产权安排（property arrangements）在一般的意义上已极为详尽，但却仍不能确保这些资源的有效使用，因此对它们做出专门的法律规定便极为可欲。即使就这个方面而言，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所产生的问题也会各不相同，故我们须依次加以考虑。

就一些自然资源比如矿物矿床而言，对它们的开发，必然意味着它们将一点一点地被耗尽，而其他的一些资源却可以在一无限的时期内不断产生回报。资源保护主义者通常指责的，一是前者——“储藏资源”（stock resources）——消耗太快，二是后者——“流动资源”（flow          resources）——的使用并未按照它们所能产生的利益来取得较高的长期回报。这些论点部分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私人开发者缺乏一种足够长远的眼光，或者说即使私人开发者对于未来的发展拥有一些先见，但也无法与政府相比拟；而且一如我们所见，这些论点还在某种程度上立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但它却是一种明显的谬误；正是这一谬误，使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大部分论点归于无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

在自然资源保护领域也产生了上述“相邻效应”的问题。除非地产单位之规模的大小，足以使任一所有者的行动所产生的较为重要的影响得以在其自己的地产的价值中得到反映，否则这种相邻效应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就会导致采用浪费的开发方法。在有关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资源”（fugitive

resources）方面，诸如野生动物、鱼类、水、原油或天然气（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还包括雨水），尤其会发生“相邻效应”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些资源，我们只有通过对它们的消费或耗用才能占用它们，而且任何个别开发者都不会关注保护这些资源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你不去使用，别人就会去使用。上述问题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形：要么是私有地产权无法适用（就像对于深海鱼类资源和大多数其他形式的野生动物资源那般），其结果是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替代性安排；要么是私有地产权得到合理运用，但是其条件却是统一控制的范围必须与所开发的同一资源的范围（一如油田）同样大小。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这些资源开发所存在的技术上的问题，个人所有者不可能对这些资源进行排他性的控制，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诉诸那些替代性的管理形式。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不再生资源（irreplaceable   resources）的大多数消费，都基于这样一种普遍观念，即在某种资源消费耗尽之时，人们将发现某种新的资源，而这种新资源要么能满足我们同样的需求，要么至少可以因我们不能再拥有那种旧资源而对我们做出补偿。这样，从总体上看，资源供给能像以前一样充裕。同样，我们不断地耗用着各种资源，所依据的也只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关于可资运用的资源的知识会无限地增力——这种知识的确会增加，但其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以极快的速率在耗用着那些可资运用的资源。诚然，如果我们想充分利用那些可资运用的资源，我们就必须根据这种知识会持续增加的假设行事，尽管我们的一些特定期望注定会受挫。毋庸置疑，如果在六十年或八十年前，人们便切实关注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就煤炭供给面临着耗尽的危险所发出的警告，那么工业发展便会大大地受到抑制；又如果内燃机的用途在那时只能限于当时探知的原油量（在汽车和飞机时代的最初几十年内，当时探知的原油资源如果以现在的使用速率使用，十年内就将被用尽），那么它就永远不会致使交通运输发生革命。虽然在所有上述问题上，倾听专家关于自然现象的意见这一点颇为重要，但是我们必须引以注意的是，如果这些专家有权通过政策来推行他们的观点，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就只能是灾难性的。

７．劝说人们相信有必要对自然资源保护实行中央指导和管理的主要论据是，社会比之个人更关注未来且对未来具有更丰富的先见知识，而且保护特殊资源所产生的问题也不同于泛泛地为未来提供储备所会产生的那些问题。

那种认为社会比个人更关注未来的观点，其所具有的含义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这个论点并不只是认为只有整体社会才能够满足诸如安全或国防等某些未来的需求，而且也是指社会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将其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为将来提供储备的工作上去，而且其投入的资源应当比个人分别决定者要多。或者，一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社会应当比个人更珍视未来的需求。如果这种说法站得住脚，那么这种观点就确实能够证明由中央计划控制大多数经济活动为正当。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除了那些主张这种做法的人的武断判断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佐证这个观点。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我们不仅没有理由要求过去几代人应当为我们提供多于他们已提供的东西，而且也同样没有任何理由为个人开脱其对未来的责任。上述认为社会比个人更关注未来的论辩，由于这样一个常被人们征引的逻辑荒谬的论据而变得毫无意义，这个论据指出，由于政府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贷，所以它能够较好地关注未来的需求。这个论点之所以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乃是因为政府在这个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完全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在投资上所具有的失败风险实际上并不是由它们承担的，而是由纳税人来承担的；事实上，就判断特定投资是否值得而言，风险并未减少。由于政府——如果投资未带来预期的回报，它们可以通过税收而使自己得到补偿——通常只把它们实际偿付的利息看作其所使用的资本的成本，所以我们说，这个论据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是反对而非赞成政府投资。

那种认为政府具有更丰富的知识的论断，导致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毋庸置疑，有一些涉及到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势的情况，政府可能比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个人所有者了解得更清楚。新近的许多科学成就便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对具体资源进行决策时，人们须加以考虑的还应当包括更大量的关于特殊情势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有个人所有者才会拥有，并且永远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单个的当局机关的手中。因此，如果说政府确有可能知道某些鲜为他人所知的事实，那么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政府也将必定不知道更大量的为一些其他人所知道的相关事实。只有把政府拥有的一般知识向下分散，而不是把个人拥有的特殊知识集中在当局手中，我们才能把与特定问题相关的全部知识聚集在一起。所谓政府当局对影响一项具体决策的所有情况都拥有更为优越的知识，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更有进者，使特定资源的所有者知道他们应当加以考虑的较为一般性的信息，无疑是可能的，但是中央当局欲获知为个人所知的所有的且不尽相同的事实，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当我们将上文所述的问题与我们在本节开篇所论及的储藏资源（例如矿物矿床资源）应当以什么样的速率加以使用这样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时，上述问题可能会表现得最为凸显。所谓一项明智的决策，乃是指那种对相关资源在未来的价格走向已做出了合理估计的决策，当然，这种估计反过来又依赖于对未来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所做的确当预测；因此要做出这样的决策，通常是个人小所有者在智识上所不可能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不会诱导个人所有者依这样的方式行事，去明确地考虑这些因素；也不意味着不应当由那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许多能决定某一特定矿床当下用途的情况的个人进行这样的决策。虽然对于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这些个人所有者或许知之甚少，但是他们在进行决策时却会受到其他人的知识的影响，后者就是那些也把估计未来发展的可能趋向作为他们自己的事情并且准备根据这些估计所确定的价格购买这类资源的人士。如果个人所有者把某种特定资源出售给那些想保有它的人要比他自己进行开发这一资源能够得到更高的回报，那么他就一定会把它卖掉。在正常情况下，资源都有一种潜在的销售价格（a  potential sale price），而那种关于可能影响该资源的未来价值的所有因素的判断将在这种价格中得到反映；同时，在把这种资源作为一种可销售资产所具有的价值与对其进行开发所带来的收益进行比较后做出的决策，当会考虑到各种有关的知识，甚至有可能超过中央当局的决策所会考虑到的知识。

人们常常指出，在稀有自然资源（rare  natural resources）方面，采用垄断的方式进行开发，有可能把它们的使用时间延长很多，这也许是在一个自由经济体制中有可能形成并维续这类垄断的唯一事例。但是我仍然不能完全赞同那些运用这一事例作为支持这类垄断的论据的人的观点，因为他们无法让我相信，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由一个垄断实体实施的较高程度的资源保护是可欲的。但是不论怎么讲，上述情形中有可能自发形成的种种垄断趋向，已经对那些因相信市场通常会低估未来需求而力图对自然资源加以更多的保护的人士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８．然而，大多数主张自然资源保护的论点，所依据的只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偏见。这些论点的主张者想当然地认为，一种特定资源在任一时间所能够提供的服务性助益（flow           of services），都有某些特别可欲的价值；此外，他们还想当然地认为，应当永远保持这种产出速度。虽然他们承认对于储藏资源来说要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却认为，如果流动资源的回报率递减到在物质上不可能再维持它的水平，那么这便是一场大灾难。人们在考虑一般土壤的肥力、野生动物和鱼类等资源问题时，常常会采取上述立场。

为了有力地阐明这个问题中的关键之点，我们将在这里考察这种偏见的最为显见的事例，因为在这种事例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不经批判便接受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论点中的谬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应当保持土壤的自然肥力，而且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都应当避免那些所谓“土地开垦”（soil mining）的行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作为一个普遍命题，这种论点是毫无根据的；再者，肥力应当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上的问题，也与一块特定的土地的原初状况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土地开垦”在某些情形下，会像对任何其他储藏资源的耗用一样，可能极符合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

通过有机物的不断沉淀来培育一片土地，常常会使它达到一定的肥力水平；然而，一旦这块土地被投入耕种，那么试图继续维持这种肥力水平，其成本就一定会超过回报。在某些情形中，值得用人为的手段给某些土地施肥，从而使其肥力达到每年所投入的成本能通过产出的增加而得到补偿这样一个水平；同理，在某些其他情形下，允许肥力降低到投资仍能够得到补偿的水平，也是极可欲的。在一些情形中，这甚至意味着把土地永久耕种确立为目标反而会不经济；它可能还意味着，在累积的自然肥力耗尽后，此块土地就应当被废弃，因为在特定的地理或气候条件下，永久耕种某块土地是不可能有利可图的。

在上述事例中，彻底地享用大自然慷慨的馈赠，就如同彻底地开发或利用储藏资源一样，既谈不上浪费，也不应当受到谴责。当然，正如人们所熟知且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样，一片土地在质上发生了持续的变化以后也可能产生其他的后果，应当加以考虑。例如，在土地耕种方面采取恶性的短期行为，有可能会使土地丧失其原有的属性或潜力，而这些属性或潜力原本是可以用于一些其他目的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无甚关系。我们在这里只验证这样一种观点，即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可能，人们就应当将任何自然资源所提供的服务性助益保持在一个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上。这种观点在某个特定的事例中可能碰巧是有道理的，但它之所以有道理，却绝不是因为它与某块特定土地或某种其他资源的属性有关所致。

这类资源与大多数社会资本（the  capital of society）一样，都有着可以被耗尽的性质。同时，如果我们想维持或增加我们的收入，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以一种至少同样有助于维持或增加将来的收入的新资源来替代那种正在被消耗的资源。然而，这并不是说应当保存这一类资源或以另一种相同种类的资源来替代它，甚至更不是指自然资源的全部储存都应当保持完整无耗。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只是我们所具有的全部的不再生资源中的一种；而且我们的要点也并不在于以任何特殊形式来保有这种储藏，而是要采取一种会对总收入作出最为可欲的贡献的形式来维持它。某种特定自然资源的存在，仅仅意味着在这种资源尚存在的情况下，它能够暂时有助于我们收入的维持或增加，而这又将有助于我们开发那些在将来会对我们有同样帮助的新资源品种。在通常情况下，这并不是指我们应当以一种相同种类的资源来代替某种既有资源。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当一种资源变得越来越稀少时，依赖于此种资源的产品也会在将来变得更为稀缺。由一种自然资源日渐稀少而引起的产品价格的可以预见的上涨，实是人们决定在保存这种资源方面的投资量的因素之一。

精要地陈述我们的主要观点的最佳方法可能是指出，所有的资源保护都涉及到投资，而且这种投资也完全应当根据适用于所有其他投资的相同标准来进行判断。在自然资源的保护方面进行投资，显然没有对人造设备或人之能力进行投资那么可欲；同时，只要社会预见到某些资源将耗竭，并按这样的方式（即它所获致的收入总量同可资运用的投资资金所能赚取的收益一样多）来引导其投资，那么我们就没有经济上的理由去主张保存任何一种资源。如果把用于某种特定资源的保护的投资扩大到这样一种水平，即从中获致的回报低于将它投资于其他方面所会带来的回报，那么未来的收入就会下降，甚至低于不扩大投资所可能达到的收入水平。正如有论者正确指出的，“敦促我们应对‘未来提供更多储备的’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实际上是在主张为子孙后代提供更少的储备”

９．尽管大多数为了保护自然资源而赞成政府控制私人活动的论点，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是毫无根据的，尽管在这些观点中除了那个主张政府提供更多的信息及知识的论点还有些道理以外，其他就简直毫无意义可言；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乃在于提供娱乐活动场所及设施或机会时，或者当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在于保护自然风光、历史名胜古迹、具有科学价值的区域等等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娱乐活动所提供给大众的种种服务（它们常常能使个人受益者得到他们不用花钱便可得到的益处）以及这些娱乐活动通常所需要的一块块场地，使其变成了一个需要采取集体行动的适当领域。主张建立自然公园以及自然资源保护区的理由同要求市政当局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提供类似的环境或娱乐场所的那类理由完全相同。毋庸置疑，由志愿性组织，比如大不列颠国民信托所（the

National Trust in Great Britain）这类组织，尽其最大可能来提供这类服务，而不是通过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权力来做到这点，其理由也举不胜举。但是，当政府恰巧是娱乐场所或公园所需土地的所有者时，或者当这些举措确实要依靠由税收积累起来的资金予以支持时，甚或当土地的获得必须采取强制性购买（compulsory

purchase）的方式时，只要社会在完全知晓其成本后同意由政府来负责这些工作，并同时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同其他目标处于竞争地位的目标，而不是一个压倒所有其他需求的唯一的目标，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反对由政府来提供这些娱乐环境。这即是说，如果纳税人知道他们所必须支付的帐目的全部数额，并拥有对有关决策的最后发言权，那么从一般的情况来看，他们亦就不会再反对由政府来负责这类工作了。

第廿四章

教育与研究

一般的国家教育（State

education），仅是一项将人们模塑成完全相似的人的人为设计：而通过此种教育强加于人们的模型，则又定是那些能令政府中的支配性力量——不管它是君主、牧师、贵族还是当今社会的多数——感到满意的东西；随着这种国家教育的效率及成功程度的提高，它将渐渐确立起一种控制人们心智的专制，而这也势必会导致确立一种对人身的专制。

——约翰·穆勒（J．S．M

il

l）

１．大凡能以极高的代价获得之财富，知识可能是其间的最为重要者，然而那些并不拥有知识的人却时常不能认识到知识的用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有效运作，须依赖于知识资源的获得，然而知识的获得，又首先须以掌握一定的技术——其中首要的乃是“阅读”的技术——为前提条件；换言之，人们在能恰当地为自己作出何者对自己有益的判断之前，就必须获致这些技术。尽管我们赞成自由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对于知识传播来说，竞争乃是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而且竞争这种工具通常也能向那些并不拥有知识的人表明知识的价值，但是，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运用也可以经由刻意的努力而得到极大的增进。人们的努力之所以常常未被导向有益于他们的同胞，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无知（ignorance）；当然，我们还有种种其他理由认为，把知识传授给那些没有多大兴趣去寻求知识的人或没有多大兴趣去为获得知识而作出一定牺牲的人，乃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这些理由在儿童的事例中特别具有说服力，而其中的某些论点对成年人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就儿童而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当然是，他们并不是那种自由的主张可以完全适用的具有责任能力的个人。尽管在一般意义上讲，把儿童身体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福利交由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去负责，乃是儿童的最大利益之所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父母双亲应当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可以按其所愿去对待他们的孩子。社会的其他成员当然也与儿童的福利问题利害攸关。要求父母或监护人为他们所养育或照管的儿童提供某种最低程度的教育所依据的理由，显然非常充分。

在当代社会，主张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要达到一定的最低标准，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我们的同胞与我们共享一定的基础知识和信念，那么我们大家都将面临较少的风险，同时也将从我们的同胞那里获得较多的益处。另一方面，需进一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如果有一部分人为文盲，那么民主就不可能有效地运行，除非这种民主制度在一极小的区域内推行。

此处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并非只是一个——甚至有可能并不主要是一个——传播知识（communicating

knowledge）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一个社会中，人们需要确立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standards

of values），而且尽管过多地强调此种必要性有可能会导致非常不自由的后果，但是，倘若没有那些共同的价值标准，那么人们便显然不可能和平共处。在那些久已形成的并由绝大多数本地人组成的社会中，上文所论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其他一些社会中则可能非常重要，对此我们可以举出诸多实例为证，比如大移民时期的美国就可能是一个极佳的例子。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美国没有借公立学校制度（public

school system）在其社会中刻意推行那种“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政策，那么美国就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有效的“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同时也很可能会面临种种极为棘手的问题。

然而，所有的教育都必须且应当根据某些明确的价值观念加以指导的事实，却也是公共教育制度（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会产生真正危险的根源。人们必须承认，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对于那些由知识传播所能达致的成就有着一种天真幼稚的信赖。他们根据唯理式的自由主义观（rationalistic

liberalism），常常主张普通教育并为之提供理由，似乎知识的传播可以解决所有的重要问题，似乎只要将那种受过教育的人多余出来的少许知识传播给大众，就能够实现“对无知的征服”（conquest

of ignorance），并且经由这种征服而可以开创一个新对代。然而，我们实在没有多少理由可以相信，一些人所获致的最优知识如果在某个时候能为所有的人都拥有，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更完美的社会了。知识和无知都是相对的概念；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一个社会中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与受过较少教育的人之间于某个时候所存在的知识上的差异，会对社会的特性产生如此这般的决定性影响。

２．如果我们接受那些主张义务教育的一般性理由，则仍存在着下述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应当以何种方式提供义务教育？应当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义务教育？享受较高程度义务教育的人又应当如何挑选，以及由谁来承担这部分开支？对于那些支付教育费用将是一项沉重负担的家庭来说，教育费用应当由公共资金来支付，这很可能是采用义务教育的必然后果之一。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多高程度的教育应当由公共资金来提供以及以何种方式来提供。诚然，从历史上来看，在推行义务教育之前，政府通常都是通过建立国立学校（state

schools）的方式来增加各种教育机会的。使教育发展成义务教育的最早试验——实行于１８世纪初期的普鲁士——事实上仅限于政府已建立学校的那些地区。毋庸置疑的是，正是通过此种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加速了教育成为普通教育的进程。众所周知，将普通教育强加给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熟悉这种教育制度及其益处的民族，事实上是很困难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现今推行的义务教育甚或由政府资助的普通教育，就应当以政府来建立或管理这些教育机构为必要条件。

一个颇令人费解的事实是：最早的且极具效率的教育制度之——亦即那种将义务教育同政府所提供的大多数教育机构相结合的教育制度——乃是由一位伟大的个人自由的倡导者，即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所缔造的；然而，仅在他创建这一制度的十五年以前，他甚至还论辩说，公立教育（public

education

）是有危害的和不必要的：公立教育之所以是有危害的，乃是因为它阻碍了成就的多样性，而它之所以是不必要的，乃是因为自由的国度决不可能没有教育机构。“教育”，他曾经指出，“在我看来，完全超出了政治机构应当受到恰当限制的范围”。正是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国防的需要，致使洪堡放弃了他前此的立场。当他对强大的、组织化的国家的追求，致使他将其后半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专注于建构一种国家教育制度（a

system of state education）——此种教育制度后来成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范式——的时候，曾经激发他早期的努力和撰写论著的那种使“个人人格得到最为多样化的发展”的欲求，也就退居次要地位了。人们很难否认：普鲁士因此而达致的一般的教育水平，乃是促使普鲁士经济得以迅速崛起以及后来全德意志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人们仍有理由追问，此种成功难道不是以一种极高的代价而获得的吗？在此后几代人的时间中，普鲁士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有可能使人们怀疑，那种曾经倍受赞誉的由普鲁士国家主管的教育制度，对于世界，甚或对于普鲁士本身来讲，是否就属一纯粹的幸事。

正是那种高度集权化的且由政府支配的教育制度，将控制人们心智的巨大权力置于了权力机构的操握之中；这种境况当会使人们不致贸然地接受这种制度。证明义务教育为正当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政府对这种义务教育的部分内容加以规定。如前所述，在一定的情势下，人们有极为充分的理由主张由权力当局为所有的公民提供一种共同的文化背景。然而，我们必须牢记，正是政府提供教育这种制度产生了诸如在美国发生的隔离黑人这类令人棘手的问题——在政府控制了文化传播的主要工具的地方，注定会产生这类颇为棘手的种族的或宗教的少数派（ethnic

or religious minorities）问题。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应当由谁来控制学校制度这个问题，已逐渐成为民族之间摩擦的主要根源。对于那些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奥匈帝国这类国家中的种种冲突的人来说，下述论点具有着相当强的说服力：与其让一些孩子在争夺谁应当控制正规教育的权力的战斗中被杀死，不如根本不让他们接受这种正规教育。

然而，甚至在那些单一民族的国家，人们也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赋予政府以控制教育内容的权力，亦即政府通过直接管理大多数民众就读的学校便能拥有的那种控制权力。即使教育是一种为我们提供了实现某些目标的最佳方法的科学手段，我们亦不可能期望那些最新的方法应当得到普遍的运用并在同时完全排除其他方法的适用——更何况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亦不应当是一致的。然而，如果所谓科学问题乃是指它们可以根据客观的检验标准加以判定，那么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教育问题属于科学问题。教育上的问题多半为彻头彻尾的价值问题，或者至少是这样一类问题：就它们而言，相信某些人的判断而不相信另一些人的判断的唯一根据，是前者在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好。事实上，在国家教育制度下，所有基础教育（elementarv

education）都有可能被某一特定的群体所持有的理论观点所支配，亦即那种想当然地以为其拥有着解决那些问题的科学答案的群体（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所发生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特定群体支配教育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应足以警告我们：将整个教育制度置于国家管理或指导之下，切切实实地隐含着种种危险。

３．事实上，人们对教育所能拥有的对人的心智的控制力评价越高，则人们就越应当相信将此一控制权置于任何单一权力机构支配之下所具有的危险。但是，即使我们对教育的这种力量所给予的评价，不如一些１９世纪唯理式的自由主义者所给予的评价那么高，然而只要我们承认教育具有这种力量，我们就会得出与这些自由主义者几乎完全相反的结论。此外，我们之所以应当提供最为丰富多样的教育机会，其原因之一，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实际上对不同的教育技巧所能达致的成就还知之甚少的话，那么在我们越来越了解产生某些类型之结果的教育方法以后（按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是迟早的事），主张提供多种教育机会的论点就会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在教育领域中，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于心理技术的发展，因为这些心理技术可以赋予人们以某种前所未有的能力，以蓄意地型塑人们的心智；毋庸讳言，这个问题在教育领域要比它在其他任何领域都严重得多。诚然，我们要控制人类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就必须拥有能够洞察人类发展条件的知识——尽管这会提供一种可怕的诱惑，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纵使如此也未必意味着，我们只要通过对这种知识的运用，就能够对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由发展的人类的状况作出改善。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教育而型构并生产出为人们普遍认为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人（the

human types），则将是一项有益之举；实际上，这种观点绝非是无疑不争的。因此，在我们看来，教育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或许很快就会转变成一个如何防止人们滥用其已确实拥有的能力的问题，而且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能力的运用，对于那些认为一种受控制的结果必定要优于那种失控的结果的人来讲，恰恰具有着最大的诱惑力。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发现，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乃在于：政府不再充当教育的主要管理者和提供者，而应当成为个人的公正保护者以防阻一切滥用此类新近发现的能力的作法。

反对政府管理学校的理由，可以说在今天要比在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而且不仅如此，甚至人们在过去所提出的大多数用以支持政府管理学校的理由现在也已经消逝不存了。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现在已无人怀疑，教育不仅须由政府资助而且须由政府来提供的这种状况已不再成为必要，因为普通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的传统和制度在今天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且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也已解决了大多数因学校与学生住家相距太远而导致的种种棘手的交通问题。

诚如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教授业已指出的，通过向双亲提供保证负担每个孩子教育费用的凭证——他们可以将这种凭证交给他们为孩子所选择的学校——的做法，现今在毋需维系政府开办的学校的状况下，用公共资金（public

purse）来支付普通教育的费用在实践上已完全可行。当然，由政府直接为少数偏僻的社区提供学校教育仍然是可欲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学龄儿童的人数非常少，从而教育的平均成本也就非常高，所以不适合开办私立学校。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的教育而言，毋庸置疑，完全由私人致力于教育组织和教育管理，而政府仅提供基本的资助并为所有的学校确立担保之费用的最低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此一方案的一个重要益处在于，孩子的父母毋需再面临下述抉择：要么必须接受政府所提供的任何教育，要么自己为一种不同的、稍微昂贵的教育偿付全部费用；此外，此一方案的另一个重要益处在于，如果他们选择一所公私共管的特殊学校，那么他们也只需支付基本费用以外的费用便足够了。

４．在教育领域中，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多高程度的教育应当由公费来支付，而且在所有人都能获得的最低限度的教育之外，应当由谁来获享上述那种较高程度的教育。几乎毋庸置疑的是，教育虽说能够增加人们对公共需求的贡献，然而超过一定时段而加以延长的教育必须证明就此所付成本为正当，所以享有这种较高程度教育的人将始终只能是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可能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并不拥有某种可靠的方法，可以预先确定年轻人中谁将从高等教育（advanced

education）中获致最大裨益。再者，不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下述情况似乎都无从避免，即许多获致高等教育的人，后来都将享受超出其同辈人所能享有的物质利益，其原因只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士认为值得对他们的教育做更多的投资，而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具有更高的天赋能力或者比其他人做出了更大的努力。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对下述问题进行讨论：应当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教育，或者应当要求所有的孩子上多长时间的学。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讲，必须视特定的情形而论，如有关社会的总财富、该社会经济的性质、甚至还有可能包括影响青少年成熟年龄的气候条件等，都是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这乃是因为在比较富裕的社会中，它的问题通常已不再是何种教育训练将增进经济绩效的问题，而毋宁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以一种能在将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的方式，使他们在得以自己谋生之前合理地支配他们的时间。

此处真正重要的问题乃是方式问题，亦即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从那些接受一般的最低限度之教育的人当中，挑选出一些接受较高程度教育的人。无论是从物质资源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延长教育时间（prolonged

education）所需的费用，即使对于一个富裕的国家来说也是相当大的，因此为大部分人提供高等教育的欲求在某种程度上将始终与为所有的人延长教育年限的欲求发生冲突。当然，一个社会如果希望从有限的教育经费中获致最大程度的经济回报，那么它就应当为相对少量的精英集中提供较高程度的教育；而这在今天则意味着，应当增加接受最高程度教育的那部分精英人数，而不应当为大部分人延长教育年限。然而，如果那种试图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数的做法以政府管理教育为依托，那么这种做法在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显然是不可行的，而且应当由权力当局来决定谁可以获致此种教育的做法，也是不可欲的。

一如在所有其他的领域那般，主张对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和研究）进行补贴的理由，一定不是这种补贴能给接受者带去利益，而肯定是这种教育或研究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种种益处。因此，我们似没有什么理由主张对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vocational

training）也进行补贴，因为在职业培训中，较为熟练地把握一门职业技术将在受训者获得的更强的收益能力中得到反映，而这一点已构成了判断投资此种职业培训是否可欲的相当恰当的标准。在需要这类培训的职业中，大部分所增加的收益，只是对投资于此种职业培训的资本的一种回报。对这个问题的最佳的解决办法似乎是：应当使那些似乎能够对其所做的投资作出最大回报的人获得信贷，然后再由这些人在将来用其增加的收益偿还这部分借贷，尽管这样一种安排会在实践中遇到相当程度的困难。

当然，高等教育的情势与这种职业培训略有不同，因为对高等教育投入高昂费用，并不可能导致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士在将其服务出售给其他个人时获得相应较高的报酬（医疗、法律、工程等行业的情况即是如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使知识在整个社会内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增进。一个社会从它所培养的科学家和学者那儿获致的收益，是不能根据这些人出售其特定服务所标明的价格来衡量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大多数贡献对于该社会所有的人来说，均是免费可得的和可资利用的。因此人们有极为充分的理由主张，社会应当资助那些有指望并倾向于从事这类研究的人士，至少是对他们中的部分人士提供资助。

然而，认定所有在智力上能够获致高等教育的人都有权要求享受高等教育，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有人认为，使所有具有特别才能的人士都成为博学之士，会有益于整个社会；也有人认为，所有具有特别才能的人士由于接受了此种高等教育，所以就应当获得富足的物质利益；甚至还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只应当由那些对接受这种教育拥有无可置疑之能力的人士享有，而且也应当成为人们迈向更高地位的正常的（甚或是唯一的）路径；但是在我们看来，所有上述观点都绝非自明之理。一如有人在晚近指出的那般，如果所有具有较高天赋的人都被刻意地且成功地吸纳入富裕者群体之中，又如果相对贫困的群体具有较少才智这一点不仅成了一种一般性的预设而且也成了一种普遍性的事实，那么贫富阶级之间的分野或分裂就会变得更为尖锐，较为不幸的人也会遭到更为严重的蔑视。此外，在某些欧洲国家还存在着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当牢记在心，这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数量已超出了我们能以一种有效益的方式加以利用的数量。对政治稳定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比存在着一个为自己的所学找不到销路的知识无产阶级（intellectual

proletariat）更具危险的事情了。

因此，我们在所有的高等教育中都将面临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即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必须依某种方法被挑选出来——而且是在人们不能确信谁将从高等教育中获益最多的年龄的时候——使他们接受一种能使他们比其他年轻人赚得更高收入的教育；而且为了证明这种教育投资的正当性，人们还必须依某种方法去挑选这种教育的接受者，从而使他们获享赚取更高收入的一般资格。最后，我们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社会上的其他人通常都不得不承担支持高等教育的费用，所以那些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的人，因而一直享受着一种“不劳而获”（unearned）的优势。

５．晚近，由于政府愈来愈把教育当作一种实现平均主义目标的工具来运用，所以前述问题的棘手程度也就大大增加了，甚至试图合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也变得微乎其微了。尽管人们有理由主张尽可能地确使那些最可能从高等教育中获益的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是，政府对教育的控制的主要目的，却一直在于确使所有人的前途得到平均的安排，当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人们因此而指责平均主义者说，他们的目标在于实现一种机械式的平等（mechanical

equality），而这种平等无疑会剥夺那些只能由某些人享有而不能提供给所有的人的利益；尽管平均主义者通常都反对这种指责，但是此一趋势在教育领域中已表现得极为明显，实无可抗辩。此种平均主义的立场在R.

1. 托尼（Tawney）所著《论平等》（Equality）一书中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论述；在这本具有深远影响的小册子中，托尼明确指出，“在对聪明才智者提供教育的方面慷慨大方地花费，而在对反应迟钝者进行教育的领域则投资吝啬”，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讲，确保机会平等与使机会同能力相适应（adjusting

opportunity to capacity）（一如我们所知，这种能力与任何道德意义上的品行无甚关联）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欲求，已被那些平均主义者搞得混淆不清了。

我们应当承认，就公费教育而言，主张平等地对待一切人的论点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当人们把这种观点与那种反对给予较为幸运的人以任何特别的利益这一论点结合在一起时，它的含义便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意味着：必须给予所有的儿童以任一儿童所能获致的东西，而且任何儿童都不应当拥有不能提供给所有儿童的东西。如果我们进一步就这一观点进行推论，那么它就意味着对任一儿童教育所支付的费用不得超过对每个儿童教育所支付的费用。如果这就是公共教育的必然后果，那么人们便拥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政府关注基础教育（只有这种基础教育确能为所有的儿童所享有）以上的任何教育，并主张将所有的高等教育交由私人去管理。

无论如何，某些利益必为某些人享有这个事实，绝不意味着某个单一的权力机构应当拥有排他性权力，以决定这些利益应当归谁享有。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由权力机构支配此类权力，事实上不可能推进教育的发展，或者说此类权力也不可能创造出能被认为比它们原本更令人满意或更公正的社会状况。就上述第一个问题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任何单一权力机构在下述几个方面都不应当享有垄断性的判断权：一是判断某种特定类型的教育具有多少价值，二是判断应当对进一步的教育给予多少投资，三是判断应当对不同类型教育中的哪一种教育进行投资。任何社会都不存在一种唯一的标准（而在自由社会中则是不能够存在这种标准），可供我们据以对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作出判断，或对不同方法的相对可欲性作出判断。人们能够不断地获得各种替代性方法以作选择，这一点在教育领域或许要比在其他任何领域都重要，因为教育领域的任务乃是使年轻人获享各种能力以适应变化不定的世界。

就上述第二个问题亦即公正问题而言，我们应当明白的是，从社会的一般利益来看，那些最“应当得到”高等教育的人，未必就是那些通过做出努力和付出代价而被认为具有最高主观品行（subjective

merit）的人士。天赋的能力和天生的才能，乃是环境的偶然成就，一如“不公之利”（unfair

advantages）；而且将高等教育的利益只给予那些我们自以为能预见从高等教育中获致最大利益的人，也必将增进而不是消除经济地位与主观品行之间的脱节。

那种力图根除偶然因素的影响的欲求——此乃要求“社会正义”的根本理由之所在——在教育领域中，一如在其他领域，只有通过根除所有那些不受计划控制的机会方能实现。然而，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下述两项条件：一是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们所遭遇的一切偶发因素；二是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一种知识在新的环境中所能赋予他们的那些基本上不可预测的有利条件。

一些人为了实现正义，竟然强硬地主张，所有的人都应当以同样的机会为出发点；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不论这些人的动机多么值得称道，他们的主张却是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再者，任何妄称已经实现了这个理想或已经接近这个理想的说法，都只能使那些较不成功者的状况变得更糟。尽管人们完全有理由根除现行制度可能对某些人的发展所设置的各种具体障碍，但是欲使所有的人都始于同样的机会，却既不可能也不可欲，因为只有通过剥夺掉某些人所具有的但却不可能提供给所有的人的机会这种方式，才能达致这一点。虽说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拥有尽可能大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每个人的机会都不能大于最不幸者的机会，那么我们肯定会扼杀大多数人的机会。那种认为所有生活于一个国家的同时代人都应当从同一地位出发的观点，实无异于那种主张应当确使生活于不同时代或不同国家的人获享这类平等的观点；毋庸置疑，这两种观点都与日益发展中的文明不相符合。

一些人在学术研究或科学探索方面显示出了卓越的能力，所以，不论其家庭财力如何，都应当赋予他们以继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机会，因为这可能会有益于整个社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赋予了任何人以主张这类机会的权利，也不意指只有那些被确认为拥有这种卓越能力的人才应当享有此类机会，甚或也不意味着如果不能确保所有通过同样客观考试的人都获享这种机会，就没有人应当享有它。

并不是所有能使人们作出特别贡献的素质，都能够藉由考试或测验而被确定，因此至少使某些具有这类素质的人得以享有某种机会，要比将这种机会给予所有能满足同等要求的人的做法更重要。热爱知识的欲求或多种兴趣的特殊组合，可能要比显见的天资或任何可测得的能力更重要；而那种可以养成一般性知识和兴趣的背景或者由家庭环境养成的对知识的高度尊重，可能会比天赋能力更有助于成功。某些人得以享有一种极为有益的家庭氛围的影响，这对社会来说乃是一项财富——而平均主义政策无疑会毁掉这项财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对这项财富的运用，只有在存在着那种不应当根据道德品行加以评价的不平等（unmerited

inequalitis）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既然对知识的欲求是一种可能通过家庭得以传承的品格，那么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主张，通过物质上的牺牲而使那些对教育予以极大关注的父母能够确使他们的孩子获得良好的教育，尽管从其他的角度来看，这些孩子似乎比其他没有得到这种教育的孩子更不值得享有这种教育。

６．那种主张只应当把教育机会给予那些已被证明具有一定能力的人的观点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全部人口按某种客观的考试标准被分成三六九等，而且也只有一套关于何种人有资格受益于高等教育的观点盛行于其间。这意味着将人按科层分级的方式纳入一等级制度之中：被证明具有天才的人位于顶层，被证明低能的人则处于底层；此种等级制度会因下述事实而变得更糟，这些事实就是：一、这种等级制度被认定可以反映不同等级的人的“品行”（merit           ），二、这种等级制度将决定人们获致“价值得以表现自身”的机会的途径。如果人们只试图通过一种政府教育制度去实现所谓的“社会正义”，那么这个社会将只盛行一种关于高等教育的内容或制度的观点——进而也只盛行一种关于具有何种能力方有资格获得高等教育的观点；更有进者，某些人业已接受高等教育的事实，亦将被认为他们原本就“应当得到”这种高等教育。

在教育领域中，一如在其他领域，公众的确有志于帮助某些人，但是这个公认的事实，却绝不意味着只有那些根据某种一致同意的观点被认定应当得到公共资金援助的人才应当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甚或也不意味着除了根据这种一致同意的观点以外，任何人都不得根据其他理由帮助特定的个人。我们还有更为充分的理由认为，由于一个国家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群体，所以应当给予每一群体中的某些成员以接受这种教育的机会，尽管某些群体的最优者可能不如其他群体中并未获得这种机会的成员有资格。正是基于此一理由，不同地域的群体、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不同职业的群体甚或不同的种族群体，都应当能够帮助某些年轻的成员获享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通过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反映各自群体对教育的尊重程度以及它们对教育的看法。

普遍依据“认定的能力”（presumed      capacity）的标准而提供教育机会的社会，较之家庭出生这类偶然因素被公认为具有重大作用的社会，对于那些不成功的人士来讲，是否更容易承受？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至少应当存疑。在英国，尽管战后的教育改革使教育制度愈来愈依赖于那种“认定的能力”标准，但是由此导致的种种后果却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忧虑。晚近，一项对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 ）的研究表明：在今天的英国，“文法中学（grammar              schools）已成为新精英的摇篮，此种精英由于是根据‘测定的才智’（measured              intelligence）标准挑选而得，因而他们的地位极为牢固，较少受到挑战。这种挑选程序将趋向于强化那些在社会地位等级中已位于高层的职业者的声望，并趋向于将所有的人都划分成三六九等——许多人渐渐将这种等级间的区别视之为（实际上已经视之为）黑白分明，其程度一如好人与坏人的区别（distinct            as sheep and goats）。一个人现在不能上文法中学，要比过去人们知道教育制度中存在着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更能体会到没有资格的滋味。此外，未能考上文法中学的个人也会感到更加愤怒，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体认到，正是这种挑选程序的效力，才使他们无法考上文法中学。就此而论，表面上的公平可能比不公平更难令人忍受”。或者，正如另一位英国论者所说，“福利国家并没有使社会模式变得充满活力，反而使它变得更加僵化了，这实是福利国家所产生的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为所有的人增加机会，然而，我们在做这种努力的时候应当充分认识到，为所有的人增加机会，有可能会只有利于那些能够较好地利用这些机会的人，而且常常会在努力的初期增加不平等的现象。如果对“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要求导致了人们努力根除上述“不公之利”，那么其结果就只可能是对社会造成危害，而别无其他。毋庸讳言，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不管它们是天赋能力方面的差异，还是机会方面的不同——都创造了这种不公之利。然而，由于任何个人的主要贡献都在于最充分地利用他所遭遇的偶然因素，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讲，成功一定是一个机遇的问题。

７．从最高层面看，由教育传播知识的工作，实与通过研究而增进知识的工作无从分离。只有那些主要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才能够对那些会突破现有知识边界（the          boundaries of knowledge）的问题进行探究。１９世纪的大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当时的那些大学，事实上只是一些研究机构——它们所提供的教育，充其量只是其研究的副产品，而且在那些研究机构中，学生是通过给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或学者担当学徒（apprentice）的方式来获得知识的。自此以后，由于在达到知识边界以前必须掌握的知识量已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又由于根本不想突破知识边界但却接受了大学教育的人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大学的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时至今日，相当一大部分仍被称为“大学工作”（university          work）的事务，在性质和实质上其实仅为大学前教育的一种沿续。只有“研究院”或“研究生院”（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schools）——事实上，只是这些研究院或研究生院中的最优秀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前个世纪欧洲大陆的大学所特有的那类研究工作。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可以不再需要那种更为先进的和更高水平的研究工作了。一个国家的智识生活的一般水平，在今天仍然主要依赖于此类研究工作。此外，尽管在那些试验性质的科学领域，由年轻的科学家在其间担当学徒的研究机构，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着此一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危险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在某些学术领域中，那种按民主方式对教育加以扩展的做法，会不利于开展那种使知识得以保持发展之势的原创性工作。

一些人认为，当下西方世界生产出来的受过大学训练的专家人数不够，而另有一些人却认为西方世界所培养的真正具有顶尖水平的人数奇缺；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我个人以为我们可能更有理由关注后者。至少先在美国，此后也渐渐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缺乏真正具有顶尖水平的研究者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尽管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学前教育所提供的准备不充分，以及研究机构所具有的种种功利性偏见致使它们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授予职业资格方面，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民主制度在这方面所起的负面作用，因为这种制度的关注重点在于为绝大多数人提供更好的获得物质利益的机会，而较少关注知识的增进问题——增进知识的进步始终是少数人的工作，而且也的确最有理由要求公众给予支持。

像旧式大学那样的研究机构——致力于拓宽知识范围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之所以仍然有可能继续成为产生新知识的主要源泉，其原因在于只有这类研究机构才能提供选择研究问题的自由，才能为不同学科的代表人物提供沟通和交流的条件——而正是这些方面的保障为认识和探究新观念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的确，对旨在实现某一已知目标的工作进行刻意的安排和组织，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知识在某一已知的方向上向前迈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知识的普遍进步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且不可预见的重要成就，一般来讲并不产生于对具体目标的追求之中，而是产生于对各种机会——亦即每个个人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天赋能力、特定环境和社会交际等因素之间的偶然性组合所创造的机会——的把握和运用之中。尽管专门化的研究机构，在开展所有具有“应用”性质的研究工作方面，可能最具成效，然而这类机构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讲却始终只是指定性（或针对性）的研究（directed     research），因为这种研究的目标乃是由专门化的设备、聚集在一起的特定队伍，以及该机构所旨在实现的具体目的所决定的。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在为拓展知识领域所作的开拓性“基础”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中，通常并无固定的论题或题域，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通常都是由于否弃传统的学科分工（division          of disciplines）而带来的。

８．因此，以最有效的方式支持知识进步的问题乃与“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问题密切相关。最初提出学术自由观念者，乃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学者；在这些国家中，一般来讲，大学一开始都是国立研究机构，因此这些关于学术自由的观念的提出，在当时完全是为了反对国家从政治上干预这些机构的研究工作。然而，学术自由所涉及的真正问题，远比上文所论要宽泛得多。我们不仅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由外行的政府机构对所有的研究做任何单一统筹的规划和指导，而且也同样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由一些具最高声望的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学术评议会（senate）对所有的研究进行这类指导和规划。虽然，某个科学家对基于那些在他看来全不相干的考虑所作的对其课题选择和研究的干涉，自然会深恶痛绝，但是，比起所有研究机构统统受制于关于特定时期何者最有益于科学发展的某种单一观念这种情形，有多种多样的研究机构，即使它们各自受制于不同的外部压力，其危害一定会更小。

学术自由当然不是指每个科学家都应当进行在他看来最为可欲的研究，也同样不是指整个科学应当自治。学术自由毋宁是指应当有尽可能多的独立的研究工作中心，在这些工作中心里，至少那些已被证明有能力增进知识发展并被证明能专心于自己研究工作的人士，能够自行确定其将为之付出精力的研究问题；在这些工作中心里，他们能够阐述和讨论他们已经获得的结论，而不论这些结论是否符合其雇主或大众的愿望。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那些在其同行心目中已具资格的人士，以及那些因此而获致可以决定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和其助手的工作的高级职位的研究人员，应当享有工作或职位的保障或终身任职的保障（security   of tenure）。授予此项特权的理由，与确保法官终身任职的理由相类似；同时，授予这种特权也不是为了特权享有者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人们恰当地认识到，从总体上来看，处于这类位置上的研究人员在得到保护而不受外部观点压力的状况下，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当然，这绝不是一项不受限制的特权；它仅仅意味着，这种特权一旦被授予，就不得撤销，但是授权书或任命书中有特别规定者除外。

随着我们获得的新经验越来越多，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不可以就新的任命或授权的条件进行修改，尽管这类新条件不能适用于那些已享有美国的所谓“终身教职”的人士。例如，晚近的经验似乎表明，任命的条件应当做出如下特别规定，即此一教职的任职者，如果故意参与或支持任何反对此一特权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原则的运动，那么他就将丧失这项特权。宽容不应当包括对不宽容的提倡。正是基于此一理由，我认为不应当给予一个共产党人以“终身教职”的权利，但是，如果他在没有这类明确限制的情况下已经获得了此项“终身任职”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像对待其他类似的任命一样，去尊重对他的任命。

然而，上述一切仅适用于“终身任职”这一特权。除了上述关于终身任职权的考虑之外，任何人似乎都没有理由把按其所愿进行研究和教学的自由作为一项权利来主张，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任何规则也没有理由硬性规定任何持有某一特殊观点的人士不得享有此项自由。一个旨在达到高水准的研究机构虽说很容易认识到，只要它授予其研究人员（甚至是最年轻的研究人员）以选择研究课题和所持观点的广泛的自由，它就能够吸引到第一流的学术人才，但是尽管如此，任何人也都没有权利要求该研究机构在不考虑他所具有的兴趣和所持的观点的情况下便雇佣或任命他。

９．人们在今天已极其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保护研究机构或教学机构（institutions of learning），以使它们免遭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较粗蛮的干预，所以在这种情势下，声誉较高的研究机构已毋需对此有太多的忧虑。但是，人们仍需要保有高度的警省，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压力或干预的实施，常常是假高度理想化的且得到普遍支持的目标之名来实现的。对一尚未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施以压制，可能会比反对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更为有害。甚至连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人在当年都主张，在政治学（或称政府学，        government）领域内，弗吉尼亚大学所教授的原则以及所采用的课本均应当由当局来规定，这是因为下一任教授可能是一名“过时的联邦主义学派的成员”。这种情况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省！

然而，当下的危险与其说在于显而易见的外部干预，不如说在于那些掌管金钱的人因研究对经费的日益需求而谋取到的越来越多的控制权。这种对研究经费的控制权，对于科学进步来讲，可以说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因为某些科学家本身也持有那种力图以一种统一的和集中的方式指导所有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想法，而对研究经费的控制则有可能有助于此一想法的实现。尽管一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影响下打着科学规划的旗号于１９３０年代所发动的第一次巨大的攻击已被成功地击退，尽管由此引发的讨论也已使人们充分意识到了自由在此一领域中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种种试图将科学研究活动“组织”起来并使之迈向特定的目标的企图，仍有可能以新的形式再表现出来。

苏联人在某些领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后来又成了人们重新关注以刻意安排的方式组织科学研究活动的起因，这当不会令我们感到惊奇，更不应当使我们改变我们关于自由之重要性的观点。无可争议的是，对于人们已经知道可以实现的任一目标或任何数量有限的目标来讲，如果人们在集中配置所有资源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实现这些目标，那么人们就很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它们；这就是在短期战争中全权性组织（totalitarian            organization）事实上能够更为有效的原因，同样这也是人们认为这样一种政府对其他国家极具威胁的原因——因为它能够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时机发动战争。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如果所有的研究活动均指向那些在现今看来最为重要的目标，知识的普遍进步就能更加迅速；而且从长期来看，这也同样不意味着，刻意将科学研究活动加以组织的国家，就会变得更强大。

致使人们相信指定性或针对性研究具有优越性的另一因素，乃是这样一种多少有些言过其实的观念在起作用，即现代工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大工业实验室或研究室之间所展开的有组织的协调作业。事实上，一如新近的某些详尽研究所指出的，在晚近实现的主要的科技进步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其比例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乃出自于个人的努力，而且也经常是出自于这样一些人的努力，他们是在对业余兴趣的追求中或者仅因偶然因素而开始对其问题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做出这些贡献的。这在较侧重于应用性研究的领域中是如此，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就这种研究的性质来看，重大的进步更难预见。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当前那种对协调作业和合作研究的强调，事实上是很危险的；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说，很可能是欧洲人对基础性研究所表现出来的较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这部分是由于欧洲人不太习惯于对物质的依赖，从而也较少对充足的物质支持的依附），使他们在最具原创性的基础性研究领域中拥有着某种超过美国科学家的优势。

科学研究并不是根据某种用以判定其社会功效的统一观点来决定的，因此，如果每个被证明为具有研究资格的人都能够致力于他自己认为最利于其作出贡献的那些工作，那么知识就可能得到最快的发展，而且这也是对我们所主张的论点的较为重要的实践。一如试验性研究领域中的情形所日益表现出来的那般，如果通过确使每个有资格的研究者决定如何运用自己时间的方式已不足以使他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大多数工作亦必须以大量物质手段作为支撑，那么在这种境况下欲求知识的进步，存在着各种独立的资助机构就一定比那种由某个单一的权力机构依据一项一元性计划来控制资金的状况更可取，因为在存在着各种独立的资助机构的情况下，甚至那些非正统的思想者都可能有机会找到同情的倾听者并获得资助。

尽管在如何以最佳的方式管理那些用于支持研究的独立资金的方面，我们仍缺乏足够的经验，尽管我们还无从确信大基金会是否会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始终能够产生有助益的影响（这些基金会不可避免地会依附于多数的观点，而作为结果，它们便会倾向于强调追随科学研究的时尚），但几乎毋庸置疑的是，通过各种私人捐款而形成基金，以资助有限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美国状况最有希望的特征之一。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现行的税法可能暂时会使这类基金得到继续增加，但是我们应当牢记，同样也是这些税法使得新的资产的积累更为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基金的财源便有可能在未来渐渐干涸。一如在其他领域那般，在思想和精神领域内保持自由，从长远来看，将依赖于对物质资源的控制权的分散，亦将依赖于那些能够将大量资金用于他们所认为的重要目标的个人的始终存在。

１０．在我们最无知的地方——亦即现有知识之边界，换言之，在没有人能够预言迈出下一步的结果为何的地方——自由亦就最为重要。尽管在这个领域中，自由也已蒙受了威胁，然而亦正是在此一领域中，我们还能够指望大多数研究人员在他们认识到这种威胁时会团结起来捍卫自由。我们在本书中之所以主要关注其他领域的自由，乃是因为人们在今天常常忘记智识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是以更为宽泛的自由为基础的，换言之，没有这种更为宽泛的自由作为基础，智识自由亦就无法存在。但是，自由的终极目的乃在于扩大人们超越其前人的能力，对此，每一代人均须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亦即为知识的增长和为道德信念和审美观念的不断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此一领域中，任何上级或上级机构都无权将一套关于何为正确或何为善的观念强加给人们，而只有进一步的经验才能决定什么观点应当盛行。

只有当人们超越了其此在的自我（present  self）时，亦即只有当新颖者得以产生且对他的评价也有待于未来时，自由才会最终显示出其自身的价值。因此，教育和研究等问题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本书的首要论题——从分析自由和对自由的限制各自所具有的较间接且较不显现的后果，到探究它们最直接地影响各种终极价值的问题。我以为，冯·洪堡的精辟论断——百年前约翰·穆勒将其登录于《论自由》的篇首——最适于用作本书的结语，“本书所阐明的每一论点，都明确且直接趋向于这样一个首要的大原则，即人得到最为多样化的发展具有着绝对且本质的重要性”。

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自古到今，自由的真诚朋友可以说寥寥无几，而且自由所获得的成功也始终是少数者努力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胜出，其原因乃是他们一直与其他辅助者相联合，尽管这些辅助者的目标常常与自由人士本身的目标不尽相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联合始终存在着危险，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这为反对者提供了正当的反对理由。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被认为是进步的运动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侵蚀着个人自由，而与此同时，那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在反对这些运动的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珍视自由的人士却发现自己在很多时候竟与那些习惯于抗拒变迁的人处于同一阵线。从当下的政治现实情势来看，他们除了支持保守党派（the       conservative parties）以外，通常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我在本书中所试图界定的立场也经常被称作为“保守主义的立场”，但事实上它却距传统上这一名称所指称的立场之含义相去甚远。不加辨析地看待这两种立场，当会导致极大的危险，因为它会使人们把自由的捍卫者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混为一谈：自由的捍卫者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会共同反对那些发展趋势，乃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理想都遭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威胁，但是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他们的理想实际上并不相同。因此，将本书所采取的立场与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公认的——可能也是较为确切的——保守主义的立场做出明确的界分，是颇为重要的。

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乃是一种反对急剧变革的正统态度，这很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且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广为人们持有的态度。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保守主义在欧洲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一直是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历史中，则不存在与此类似的冲突，因为欧洲所谓的“自由主义”，在这里正是美利坚政体赖以建立的基本传统：所以美国传统的捍卫者亦就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欧洲版的保守主义（the           European type of conservatism），由于具有着一种多少有些独特的性质，所以与美国传统并不相容；然而，晚近那种试图把这种保守主义植入到美国的做法，却使得既有的混乱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更为糟糕的是，在这些人做出这类努力之前，美国的激进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以“自由主义者”自称了；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不尽相同的立场，加以严格的辨析。出于某种考虑，我暂时还是把我自己所采取的立场继续称作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但是我认为这一立场既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根本不同，亦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大相径庭。我必须坦率承认，我对把自己的立场称作自由主义的立场也忧心忡忡，所以我将在后文为自由党派（the           party of liberty）考虑一个更合适的名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不只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一词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了频繁导致误解的根源，而且也是因为在欧洲，居于支配地位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rationalistic             liberalism）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社会主义的先驱之一。

在这里，我将首先指出那些在我看来对于那种名符其实的保守主义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反对意见。保守主义，从其性质来看，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保守主义的命运就必定是在一条并非它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被拖着前行。保守主义者与进步党人之间的持久论战，只能影响后者在当代的发展速度，而不能影响其发展的方向。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进步之轮需要有一个制动装置”，然就我个人而言，我却无法满足于仅仅使用这个制动装置。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必须首先追问的，并不是我们应当发展得多快、多远，而是我们应当向哪里发展。事实上，自由主义者与今天的集体主义激进分子间的差异，要比保守主义者与这些集体主义激进分子间的差异大得多。保守主义者对于那些不利于其社会发展的偏激影响，一般只持有一种温和且适中的反对态度，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却必须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反对为多数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所共同拥有的一些基本观念。

２．人们一般就上述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三方的相对立场所给出的图景，与其说是厘清了他们间的真正关系，不如说是更加掩盖了他们间的真正关系。人们通常都将他们三方的不同立场置于一条水平线上加以理解：社会主义者在左端，保守主义者在右端，而自由主义者则在中间的某个位置上。这种图景可以说造成了最大的误导。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图解，较为恰当的做法乃是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他们间的关系：保守主义者已占据其间的一角，社会主义者竭力把他们拉向另一个角，而自由主义者则试图把他们拉向第三个角。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能够强力拖拉，所以保守主义者一直趋向于追随社会主义者的方向，而不是自由主义者的方向，并且在一定的时距内接受那些因激进主义者的宣传而谋得尊重的观点。保守主义者不仅向社会主义者妥协，而且还常常掠其之美，这已经成了一种惯常之事。保守主义者由于没有自己的目标，所以只能是“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的倡导者，而且他们也只为一种信念所支配，这个信念就是真理一定存在于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个地方——结果，不论哪一翼出现一种更为极端的运动的时候，他们都会随之转移其立场。

因此，在任何时候，欲恰当地描述保守主义的立场，都要视现行发展趋势的方向而定。由于过去数十年中的发展主要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的，所以从表面上看，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在竭力延缓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速度。但是，就自由主义而言，其要害在于它试图迈向另外一个方向，而不是处于原地不动。的确，自由主义曾一度得到了人们较为广泛的接受，它的一些目标也几近于实现；正是这个事实在今天常常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自由主义正在逆行，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种印象与事实不符，因为自由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向后看的学说。毋庸讳言，自由主义的理想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的实现，而且自由主义也从来不曾停止过追求或展望对既有制度的进一步改进或完善。自由主义并不反对进化和变革；凡是在自生自发的变革被政府的控制所窒息的地方，自由主义便要求对政策进行重大修改。就目前的大多数政府行动而言，当下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理由期望维持现状，亦不可能不要求变革。实际上，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最为迫切需要的乃是彻底清除对自由发展所构成的一切障碍。

在美国，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捍卫长期确立起来的制度来保护个人自由，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这个事实来掩盖上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别。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美国的那些制度之所以极具价值，主要不是因为它们已确立久远，也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们符合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理想。

３．在我对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与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之间所存在的主要的明显区别进行讨论之前，我必须首先强调指出，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亦从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获得了颇多教益。我们（至少是在经济学领域之外）从他们对于业已确立的各种制度的价值所进行的令人尊敬的和值得称道的研究工作中，获得了诸多对我们理解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说具有真正贡献的精辟洞见。不论柯勒律芝（Coleridge）、伯纳尔德（Bonald）、De     Maistre、Justus Moser 或 Donoso Cortes     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多么反动，他们还是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发展起来以前，就已经对种种自生自发形成的制度（如语言、法律、道德和风俗等等）所具有的意义做出了颇为深刻的理解，而自由主义者极可能已从中得益良多。但是，保守主义者对自由发展的赞誉论说，一般来讲只适用于过去的那些自由发展。他们的特点就是缺乏勇气去迎接同样属于不是出于设计的种种新变化，而正是在这些变化中会生发出人类奋斗所依凭的各种新工具。

上文所论使我们看到了保守主义者的倾向同自由主义者态度间的第一个根本区别。正如保守主义论者自己也常常承认的那样，保守主义者的态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恐惧变化，怯于相信新事物，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则是基于勇气和信心，基于一种充分的准备，即使不能预知变化将导向何方也要任它自行发展。如果保守主义者仅仅是不喜欢制度和公共政策发生迅猛激烈的变化，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大加反对的；而且仅就这点而言，主张谨慎、稳健和渐进的观点，也确实很有说服力。但是，事实上保守主义者却倾向于根据他们怯懦的思路运用政府的权力去阻止变革或者限制变革的速率。在对未来进行展望时，保守主义者又对自生自发的调适力量缺乏信任，然而正是对这种自生自发调适力量的信任，使得自由主义者毫不犹豫地接受各种变革，即使他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必要的调适。事实上，自由主义者认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市场所具有的自我调节力量无论如何都能够做出适应新情况的必要调适，尽管任何人都无从预见这些力量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势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人们之所以常常不赞成任由市场自发地起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人们无力想象离开了审慎考虑的控制以后如何能够在需求和供给、出口和进口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达致某种必要的平衡。保守主义者，只有在确信有某种更高的智慧在关注和监督着变革进程的时候，只有在知道有某个权力机构在负责使变革“有秩序地”（orderly）展开的时候，才会感到安全和满意。

保守主义者这种不敢相信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的特点，是同它的另外两个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它对权力机构的偏爱，二是它对经济力量的不理解。由于保守主义者不相信抽象理论和一般原则，所以它既不理解一项自由的政策所依凭的那些自生自发的力量，也不拥有一个制定政策性原则（principles    of policy   ）的基础。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秩序乃是权力机构不断加以关注的结果；因此，为实现秩序这一目的，就必须允许权力当局根据特定情况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而不能用僵化的规则将它束缚起来。遵从原则，实则预设了对社会各种努力得以协调所依凭的一般性力量的理解，但正是这样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特别是有关经济机制的理论，是保守主义明显缺乏的。保守主义者在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一般认识方面是如此地贫乏，以致于他们的现代追随者在试图建构一个社会秩序的理论基础时，都会毫无例外地发现他们所求诸的几乎全是那些自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著作家。麦考利（Macaulay）、托克维尔、阿克顿勋爵和莱克（Lecky）等人，当然都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且也为人们所公认；即使是埃德蒙·伯克，自始至终也是位“老辉格党人”，而且他如果知道有人会将他视作托利党人的话，那么他也定会感到不寒而栗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主要的问题上做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保守主义者对业已确立的权力机构所采取的行动往往表示出一种特有的亲善态度，二是保守主义者的主要关怀乃在于如何使这种权力机构的权力不被削弱，而不在于将它的权力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种态度和关怀很难与维护自由的立场相容。从一般的层面上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只要强制或专断的权力被用来实现保守主义者认为是正确的目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反对这种强制或专断的权力。他们确信，如果政府掌握在正派人的手中，它就不应当受到太多僵化规则的束缚。既然保守主义者在本质上是机会主义者且毫无原则可言，那么他们的主要期望也就必定依赖于明智善良者的统治——然而，这种统治所依据的不仅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见到的那种示范，而且还要依靠人们赋予他们并由他们强制实施的权力。如同社会主义者一般，保守主义者较少关注应当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他们更为关注的则是由谁来行使这些权力的问题；同时，如同社会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还认为自己有权将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人。

当我说保守主义者没有原则时，我并不是想说他们没有道德信念（moral   conviction）。事实上，典型的保守主义者通常都是具有极强的道德信念的人士。我说保守主义者没有原则，实是指他们并不具有这样一些政治原则，亦即那些能够使他们与持有不同道德价值的人进行合作以建立起一种双方都能遵循各自信念的政治秩序的原则。正是对这类能够使不同的价值共处共存的政治原则的承认，才使得人们有可能在使用最少的强力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和平的社会。对这类原则的接受，意味着我们同意宽容善待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当然，较之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保守主义者的许多价值观念，对我更具吸引力；但是对一个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个人赋予特定目标的重要性，并不足以构成强迫他人去追求这些目标的充分理由。我相信，我在本书第三部分所做的讨论，将被我的一些保守主义的朋友们视为对现代流行观点的“妥协”，并且会对此感到震惊。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可能同他们一样不喜欢现行的一些措施，并可能就这些措施投反对票，但是我知道，事实上在这方面我还拿不什么一般性的原则，可以使我说服那些抱有不同观点的人，并向他们指出在我们彼此共同期望的受一般性原则指导的社会里，是不能允许人们采取那些措施的。欲与他人一起成功地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忠诚于一个人自己的具体目标，而且还需要对某种类型的秩序有一种智识上的承诺，在这种秩序中，即使在那些对某个人来说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应当允许其他人追求不同的目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理想和宗教理念都不是强制所能施加的恰当对象，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承认强制所应当具有的这种限制。我有时觉得，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认为，那些关于行为善恶的道德观念，并不能证明强制为正当，因为这些道德观念本身亦不能直接干涉或侵入他人确受保护的领域；而正是自由主义所具有的这一特征，使其既明显区别于保守主义，也根本区别于社会主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翻然悔悟的社会主义者在保守主义老巢里要比在自由主义阵营里更容易找到新的精神家园。

最后，保守主义者的立场还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些受到公认的优越者，他们所承袭的生活标准、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应当受到保护，而且他们对公共事务也应当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力。当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某些优越者的存在——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平均主义者——但是，他们却不承认任何人拥有判定谁是优越者的权力。保守主义者倾向于捍卫某种业已确立的等级制度，并且希望权力机构能够保护他们所看重的那些人的社会地位；然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任何对业已确立的价值的尊重，都不能证明下述做法为正当：为了保护这些优越者免受经济变革力量的冲击而诉诸特权、垄断或任何其他源出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虽然自由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elites）在文明进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自由主义者还是认为，这些精英并不具有特权，他们必须在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人的规则之下通过对自己的能力的证明来维护其地位。

与此紧密相关的乃是保守主义者对民主的一般态度。我在上文已经明确指出，我并不认为多数统治是一种目的，相反，我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手段，甚或可以认为它是我们所必须加以选择的诸种统治形式中所具危害最小的一种形式。但是，我相信，当保守主义者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弊端归罪于民主制度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毋庸置疑，首恶乃是无限政府（unlimited    government）。这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行使无限的权力。现代民主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坦率言之，若是为某些少数精英所掌握，会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我们应当承认，只是当权力为多数控制的时候，人们才开始认为对政府权力做进一步的限制是不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制度和无限政府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我们所要反对的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无限政府。同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使我们认为，我们不应当像限制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那样，去学习限制多数统治的权力。无论如何，与任何其他制度的优点相比，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和平变革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具有更大且更多的优点；因此，我无法对保守主义的反民主倾向抱有丝毫同情。对我来讲，实质性的问题不是谁来统治，而是政府有权做什么。

保守主义者反对过多的政府管制，绝非出于原则的考虑，而是其关注政府的特定目标所致，这一点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保守主义者通常都反对工业领域中的集体主义措施和指令主义（directivist）措施，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者常常能够与他们结盟。但是与此同时，保守主义者通常又是保护主义者（protectionists      ），且频频支持农业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措施。尽管今天在工业和商业中所存在的种种管制措施，主要是社会主义观念的结果，但是在农业领域中所具有的同等重要意义的那些管制措施，通常却是由保守主义者在更早的时候提出并采用的。此外，许多保守主义领导人还曾同社会主义者争抢风头，竭尽各自之能事，对自由企业大加贬损。

４．我在前文中早已指出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纯智识领域里的种种区别，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把它们再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因为保守主义者在这个领域中的特殊态度并不只是保守主义自身的一个严重弊端，而且还倾向于损害任何与之结盟者的目标和它自己的目标。保守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是新观念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更能引起变革。但是，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他们之所以惧怕新观念，乃是因为保守主义者自身并没有独特的原则可资抗拒这些新观念；更有进者，由于保守主义者不相信任何理论，并且除了接受那些已为经验所证实者以外对未知事态又毫无想象力，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思想的斗争展开之前就已丢失了自己的武器。与自由主义对观念具有长远影响力的根本信任不同，保守主义被种种从某个特定时期继承来的观念所束缚。而且，既然保守主义并不真正相信论辩的力量，那么它最后的依凭通常就只能是诉诸某种更高的智慧（superior     wisdom），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智慧之所以是“更高的”，实是以某种自我妄称的优越品质为基础的。

上述区别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传统对知识增进的不同态度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显示。尽管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把所有的变化都视作进步，但他们确实把知识的增进视为人类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并期望在知识的增进过程中能够逐步解决那些我们希望解决的问题和难题。一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述，自由主义者并不只是因为新事物是新的才偏爱它，而是意识到创新乃是人类成就的本质所在。自由主义者时刻准备接受新的知识，而不会考虑这种知识的即时性影响是否为他们所喜欢。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保守主义者的态度中最应当加以反对的一点，就是它拒绝接受有充分根据的新知识的倾向，而他们之所以采取拒绝的态度，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新知识似乎会带来的某些后果，换言之——或者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蒙昧主义所致。我并不否认科学家也同其他人一样会受流行时尚的影响，而且也不否认我们在接受他们从最新理论中得出的结论时完全有理由保持高度的警省。但是，我们在谨慎对待这些结论时所依据的理由，其本身却必须是理性的，而且也不能因为愤恨新理论推翻了我们所珍视的信念便对它们加以拒斥：理性与情感必须分离开来。一些人之所以反对——比如说——进化论或者所谓的对生命现象的“机械论”解释（mechanistic           explanations   ），其原因只是他们不喜欢某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些理论所导致的道德后果；对于持这种态度的人，我几乎无法忍受。对于那些甚至把人们追问某些问题的做法都视作违背本分和大不敬的人，我就更不能忍受了。由于拒绝面对现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自身地位。另一方面，唯理主义者因其预设的缘故，而致使其从新的科学洞见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常常与事实和这些洞见根本不符。众所周知，唯有通过积极参与对新发现的后果进行分析或阐释，我们才能了解它们是否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如果适合，那么我们也需要通过分析和阐释，以认识它们是如何适合于我们的世界图景的。如果我们的道德信念真的被证明为是建立在一些已被认定是错误的事实性假设（factual     assumptions）之上的，那么通过拒绝承认事实的方式而顽固地捍卫这些道德信念，就很难称得上是道德的。

由于保守主义者对新颖和陌生的事物不信任，所以他们也会敌视国际主义，并强烈倾向于民族主义。这是保守主义在思想斗争中之所以脆弱无力的另一个根源。其实，保守主义的态度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在改变着我们文明的种种观念，绝不会承认任何国界的限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新观念，那只能使其丧失在必要时有效抵制这些观念的力量。显而易见，观念的丰富和增进，乃是一个国际过程，而且只有那些充分参与这些观念讨论的人，才能对此一进程施以重大的影响。仅仅宣称一种观念是非美国的，非英国的或是非德国的，就不予接受，这显然不是一种真正的论辩；同样，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于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设，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论辩。

关于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间的密切联系，我们还可以做更为详尽的讨论，但我不想就这一问题再做发挥，因为有人可能会认为，是我的个人境况使我不可能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予以同情。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即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偏见常常为保守主义架起了通向集体主义的桥梁：根据“我们的”工业或资源进行思考，可以说与要求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把这些国家资产置于国家管制或指令之下，只距一步之遥。但是仅就这一点而言，从法国大革命导源出来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并不比保守主义好多少。不言自明的是，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乃与爱国主义（patriotism）相去甚远，而且反对这种民族主义与珍重一个民族的各种传统亦是完全相容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珍爱并敬重自己社会的某些传统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我对陌生的和不同于这些传统的事态抱有敌意的理由。

我们认为，保守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反国际主义的倾向，还时常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确，这一论点初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但是人们只需稍加思考，便能理解此一道理；这是因为人越是不喜欢新颖陌生的事物、越是认为他自己的方式优越，就越是容易把“教化”别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其方法并不是通过自由主义者所欣赏的那种自愿的且自由的相互沟通，而是以那种赐予别人以有效统治的恩惠的方式加以实现的。颇具意义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又能经常发现保守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联手对付自由主义者的现象，这不仅发生在英国或是德国，而且还发生在美国。在英国，韦伯夫妇（the   Webbs）和他们所领导的费边主义者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者；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殖民扩张主义同流合污，并得到“社会主义者争取议席运动”集团的支持；在美国，即使是在老罗斯福执政时代，人们也可以看到：“沙文主义者同社会改良者联手，并组织起一个政治党派；它甚至威胁要执掌政府大权，并运用此一权力去实现他们的凯撒式家长政制（Caesaristic    paternalism）的纲领。这个危险之所以在今天看来是被躲过了，乃是因为其他党派只是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和在相对微弱的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纲领”。

５．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自由主义者占据着保守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中间的位置，因为他们既与保守主义者常常诉诸的那种神秘主义（mysticism）相去甚远，也与社会主义者所采用的那种赤裸裸的唯理主义相距千里；社会主义者居然想根据其自己的理性开出的模式来重建所有的社会制度。然而，我所描述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与保守主义者有一共同点，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不相信理性：自由主义者极其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而且自由主义者也并不能确信他们所知道的答案就是正确的答案，甚或也不能确信人们能找到所有的答案。同时，自由主义者也极乐意从任何已经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理性不及（non-rational）的制度或习惯中寻求帮助。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愿意正视这种无知，并承认我们所知甚少，但却不会在其理性所不及的地方声称存在着一个掌握着超自然的知识渊源的权威。我们必须承认，从某些方面来讲，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怀疑论者——但是，除此之外，它似乎还要求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以便让其他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他们的幸福，以便一以贯之地坚持作为自由主义本质特征的宽容。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怀疑和自我怀疑，就一定意味着自由主义者缺乏宗教信仰。与法国大革命的唯理主义不同，真正的自由主义与宗教并无冲突，而且我只能对那种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19世纪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好战的且本质上属于非自由主义的反宗教主义（antireligionism）感到悲哀。自由主义之本质并不反对宗教；自由主义的英国前辈——老辉格党人，就清楚地标示出了这一点：这是因为老辉格党人与某种宗教信仰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就这个问题而言，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前者从不认为自己有权把自己的精神信仰强加于其他人，而不论他们的精神信仰有多么深奥神圣，而且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精神领域和世俗领域乃是完全不同的领域，绝不应当加以混淆。

６．上文所述，已足以说明我为什么不把自己视为一个保守主义者的道理了。然而，很多人会认为，我在上文所表明的立场很难说是他们惯常所称的“自由主义”，因此，我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自由主义这一称谓在今天是否仍可确切地适用于自由党派。我已经指出，虽然我一生都把自己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晚近以来，每每当我称自己为一自由主义者时，所感到的疑虑亦愈来愈多，这不仅是因为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美国常常会引起误解，而且也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我的立场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自由主义之间，甚至与英国的功利主义者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the utilitarians）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1827年，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曾把1688年革命说成是“诸原则的巨大胜利，这些原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自由主义的原则或宪政的原则”。如果自由主义在今天仍然具有这位历史学家所意指的含义，或者它仍然具有着阿克顿勋爵所说的含义（他曾经将伯克、麦考利和格拉斯通视作三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它甚至还具有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所意指的含义（他把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视为“１９世纪至关重要的自由主义者”），那么我用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来标示自己，我将对此感到不胜荣幸。尽管我也极想把欧洲大陆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称为真正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必须指出，他们所主张的那些观念，乃为上述诸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所强烈反对；而且我还必须指出，欧洲大陆式的自由主义者所欲求的乃是将一种前设的理性模式强加于世人，而不是为自由发展提供机会。英国那些自封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取向也大致如此，而这种情况至少从Lloyd     George 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因此，我们当有必要认识到，我所谓的“自由主义”，与今天那些打着自由主义这一旗号而进行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无甚关联。而且那些在今天依旧用这个称谓进行统合的历史上的组织或党派，是否有助于任何运动的成功，也同样大有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应当努力排除这个术语的种种误用并还其原本含义，亦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然而，我个人越来越觉得，不加详尽解释或限定就使用这个术语会引起大多的混淆，同时我也感到，作为一种标志，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所代表的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而不是一种力量的源泉。

在美国，按我理解的那种意义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个称谓，现在已是不可能了，美国人倾向于用“严格限权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取而代之。这可能是个解决办法，但是我个人以为该术语毫无吸引人之处。就我来看，它带有过多的人造术语的和代用品的味道。我所希望的乃是这样一个术语，它可以被用来描述一个极具生命力的党派，亦即一个赞成自由发展和自生自发进化的党派。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我虽说已绞尽脑汁，试图发现一个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描述性术语，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７．然而，我们应当牢记，当我努力加以重述的那些理想最初在西方世界传播的时候，代表那些理想的党派拥有着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名称，这便是“辉格”。正是英国辉格党人的理想，激励了在整个欧洲展开的那种后来被称之为自由主义的运动，并为美洲殖民地的开拓者提供了种种思想资源，他们把这些理想带到美国，并用它们来指导独立战争和创建宪政。事实上，这种传统的性质后来因具有全权性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的增加而被改变了，然而，在这个传统的性质被改变以前，自由党派便一直是以“辉格”这一名称而著称于世的。

这个名称后来之所以在它的诞生地消声匿迹，部分原因是辉格这一名称所赞颂的诸原则曾一度不再是某一特定政党的鲜明特色，另一部分原因乃是一些具有辉格这个名称的人士已不再忠诚于那些原则了。在１９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一些辉格党派中的激进主义者最终也都不再信赖这一名称了。但是更为重要的事实却是，由于自由主义只是在自由运动吸收了法国大革命所弘扬的赤裸裸的和好战的唯理主义之后才取代了辉格主义，又由于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把那种辉格传统从侵入其中的唯理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种种影响中拯救出来，所以，从历史上看，辉格主义才是我所信仰的那些观念的确当称谓。我对思想观念的进化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真切地认识到我简直就是一个至死不悔的老辉格党人（Old Whig），而这个名称的重点在这个“老”字上。

承认自己是一个老辉格党人，当然并不意味着我想重新回到１７世纪末去。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表明，那些在１７世纪末首次提出的原则，直到七八十年以前还一直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尽管它们在当时已不再是一个独立党派的主要目标了。而且从那时起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而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和更为有效的形式重述这些原则。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必须根据目前的知识重新陈述它们，可基本的原则还依旧是那些老辉格党人的原则。确实，以辉格命名的这个党派的后来的历史，甚至会使一些历史学家都感到怀疑：过去是否真的存在过一套独特的辉格原则？关于这个问题，我同意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即虽然许多“原则的倡导者，最初只是一些最不知名的人士，但是由辉格党人最早提出的市政法之上存在着一种更高级法的观念，则是英国人的最高成就，也是辉格党人留给这个民族的最伟大的遗产”，对此，我们还可以做一点补充：这一观念也是辉格党人留给世界的最伟大的遗产。此一原则构成了盎格鲁一萨克逊诸国共同传统的基础；它是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从中吸取的最具价值的一部分；它也是美国政府制度赖以为基础的根据。在美国，它的纯粹形式并不是经由杰斐逊的激进主义为代表的，也不是通过汉弥尔顿甚或约翰·亚当斯的保守主义为代表的，而是通过“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思想反映出来的。

我不知道复活那个古老的名称是否符合实际政治的要求。不论是在盎格鲁一萨克逊世界，还是在其他地方，对于人民大众来说，这个名称很可能是一个与当下的生活并没有明确关联的术语，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或许是一个优点而不是缺陷。对于那些谙熟思想观念史的人士来说，它很可能是唯一能确切表达这个传统所具有的意蕴的名称。对于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尤其是对于许多从社会主义者转变而来的保守主义者来说，辉格主义是最令他们厌恶的名称，而这也表明了他们的本能倾向。辉格主义始终是一个一贯反对各种专断性权力的唯一一套理想的名称。

８．人们完全可以追问，这个名称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总体上仍然是自由政体，因此在那里，保护现存事态常常就是保护自由。如果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的捍卫者自称是保守主义者，的确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尽管仅仅根据倾向而将他们与保守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时常会引起很多麻烦。即使人们赞同相同的制度安排，我们也必须追问，他们赞同这些制度安排，究竟是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已经存在，还是因为这些安排本身是可欲的。的确，不同取向的人虽然都全力反对集体主义潮流，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因此一表面现象而掩盖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对完整自由（integral  freedom）的坚信，乃是以一种在本质上是前瞻性的态度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任何怀旧的情感为基础的，也不是建立在对既存事态的罗曼蒂克式的赞慕的基础上的。

然而，如同在欧洲许多地方所展现的情况那样，在保守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大部分集体主义的纲领——这种纲领长期以来一直左右着政策，以致于与之相关的许多制度都已经被人们视为当然而接受下来，甚至还成了创制这些制度的“保守主义”党派的骄傲之本——的地方，要求对自由的捍卫者与保守主义者做出明确的区分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正是在这里，自由的信奉者定将与保守主义者冲突交火，而且他们也只能采取一种本质上激进的立场，以反对种种流行的偏见、业已确立的立场和根深蒂固的特权。愚昧和滥用，绝不会因为已成为业已确立的政策性原则而有所改观，变成善事。

对于政治家来讲，“不要扰乱已然确立的事务”（quieta nonmovere）的原则虽说有时是一明智箴言，但它却绝不会令政治哲学家感到满足。政治哲学家可能会希望政府小心谨慎地推进政策，并且也可能主张在未得到公众舆论支持之前不要轻易地推行政策，但是他们却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当下的舆论支持某些安排就接受它们。在当下的世界，一如１９世纪初期的世界那般，主要的任务乃在于将自生自发的发展进程从那些因人的愚昧而造成的障碍或困扰中解放出来，所以政治哲学家的希望就必须立足于说服那些——根据倾向来看——“进步”的群体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这些群体目前可能正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化，但是他们至少愿意用批判的眼光去检视现状，并且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去改变这种现状。

我在考虑那种捍卫一整套知识原则和道德原则的群体时，偶尔也用“党派”（party）这样的术语来指称它们，但我不希望因此而误导读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党派政治问题，不属于本书的讨论对象。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本书中试图通过将一种破碎的传统拼合起来的方式重新建构一系列原则，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然而，如何将这些原则转变成为大众欢迎的纲领，则实属另一个问题；不无遗憾的是，政治哲学家必须把后一个问题留给那些“世故且狡猾的人去处理，他们的俗称便是政治家或政客，而且他们的决定往往会受到即时性的变幻不定的情势的支配”。政治哲学家的任务只能是影响公众舆论，而不是组织人民采取行动。只有当政治哲学家不去关注那些在当下政治上可行的事务，而只关注如何一以贯之地捍卫“恒久不变的一般性原则”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是否真地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a  conserv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的东西。保守主义可能常常是一种具有实际效用的箴言，但是它却无从为我们提供任何能够影响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前言

    本书有其双亲：我们早些时候出版的一本名叫《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的书；和一套与本书同名的电视节目“自由选择”。该套电视节目将于1980年由公共广播公司连续播放十个星期。
    《资本主义与自由》考察了“竞争资本主义——通过私人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的作用组织大部分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经济自由体制和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所起的作用。”该书阐明了政府在自由社会中应起的作用。
    《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说：“我们的原则并不是要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说明在运用政府的力量来联合完成我们个人通过严格自愿的交易所难以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方面，走多远算合适。在人们提议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时候，我们必须造一张比较表，分别列出利弊。我们的原则可以告诉我们哪些项目应放在有利的一边，哪些项目应放在有害的一边，从而使我们在权衡不同项目的轻重缓急方面有所依据。”
    为了说明这些原则的实质及其运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考察了一些具体问题——如货币和财政政策、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资本主义与歧视以及减轻贫困等。

    《自由选择》是一本抽象论述较少而内容较为具体的书。读过《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人会发现，贯穿这两本书的基本原理在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本书联系具体问题的实例较多，空洞的理论论述较少。而且，本书对政治科学取用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主要是由以下一些经济学家发明的：安东尼·唐斯、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乔治·Ｊ·施蒂格勒以及加里·Ｓ·贝克尔，他们同其他许多人一起，在对政治作经济分析方面正在进行令人兴奋的研究工作。本书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者都被看作市场，在其中，结果取决于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广义的）时的相互作用，而不取决于参加者认为可以大肆宣扬的社会目的。这一点暗含于全书，而在最后一章中予以明确指出。
    电视节目涉及的问题与本书一样：书中的十个章节同电视的十个节目相对应，而且（除了最后一章）标题也一样。但是，电视和书籍毕竟有许多不同之处——各有各的特点。本书涉及的许多内容，电视节目限于时间不得不删除或只一笔带过。而且本书的论述也较为系统和透彻。
    我们是在1977年初应宾夕法尼亚州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台长罗伯特·奇特斯特的要求着手搞这套电视节目的。他想象力丰富，工作勤奋，对自由社会的价值充满信心，因而成功地制作了这套节目。在他的建议下，米尔顿在1977年9月到1978年5月这一段时间内向各种听众作了十五次公开演讲，演讲后举行问答讨论会，所有这些都录了相。威廉·乔凡诺维奇委托哈考特·布雷斯·乔凡诺维奇公司发行录相磁带，并慷慨解囊帮助录相，这些录相磁带现在就由哈考特·布雷斯·乔凡诺维奇公司发行。演讲稿是设计这套电视节目的原材料。

    在演讲完成之前，奇特斯特就弄到了足够的经费，使我们能着手制作电视节目，我们选择了伦敦电视艺术公司来制作。经过几个月的初步计划，在1978年3月开始实际的摄制，直到1979年9月才完成。
    伦敦电视艺术公司的安东尼·杰伊、迈克尔·皮科克和罗伯特·里德在电视节目的最初设计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其后也起了重要的监督作用。
    在几乎整个摄制和剪辑的过程中始终同我们在一起的五位电视工作者是：迈克尔·莱瑟姆（制片人）、格雷厄姆·梅西（导演）、谈本·威尔逊（副制片人兼主要研究人）、玛格丽特·杨（助理导演兼制片秘书）和杰基·沃纳（制片主任）。在他们的耐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我们很快就了解了制作电视纪录片这门神秘的艺术，他们以娴熟的技术和良好的配合克服了种种困难。他们使我们在一个陌生而复杂的世界中的冒险成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愉快经历，假如没有他们的帮助，这很可能会是一场噩梦。
    他们坚持要把电视片搞得既简洁，又精确易懂，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许多思想，删掉不必要的东西，而只保留最基本的核心。同他们的讨论以及同来自其他许多国家的制片人员的讨论——这是摄制工作中最令人高兴的事情之———帮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论证上的弱点，迫使我们去寻找新的论据。由于不象在电视里那样要受严格的时间限制，我们在这本书里充分利用了这些讨论的结果。

    我们感谢爱德华·Ｃ·班菲尔得和大卫·Ｄ·弗里德曼，他们阅读了整部初稿；感谢乔治·施蒂格勒、阿伦·迪莱克脱、查基·尼希雅马、科林·坎贝尔和安娜·施瓦茨。罗斯玛丽·坎贝尔花了许多时间，在图书馆辛苦地核对事实与数字。即使出现差错，我们也不能怪她，因为我们自己也作了一些核对工作。我们非常感激米尔顿的秘书格洛里亚·瓦伦丁，她既耐心又能干。最后，我们感谢从哈考特·布雷斯·乔凡诺维奇公司那里得到的帮助，其中一些帮助来自不知其名的人，一些帮助来自威廉·乔凡诺维奇、卡罗尔·希尔和本书的编辑佩吉·布鲁克斯。
    电视是富于戏剧性的。它使人激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而我们还是认为，书籍是更有效的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具。一本书的作者可以深入地探讨某些问题，而不受滴答作响的时钟的限制。读者可以停下来思索，可以回过头来再看没有弄懂的问题，而不会被电视屏幕上不断变换的情景所激动，注意力也不会被分散。
    谁要是在一个晚上（或甚至十个晚上，每晚一小时）就被人所说服，那他肯定不是真的被说服、他会因为同另外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人呆一晚上而改变看法。唯一真正能说服你的人是你自己。没事儿的时候，你脑袋里必须翻来覆去地捉摸这些问题，必须细细咀嚼许多论点，这样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的临时选择才会变成坚定的信念。

    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斯·Ｄ·弗里德曼    于伊利，弗蒙特    1979年 9月28日

 导言

    自从欧洲人首次向美洲殖民——1607年在詹姆斯敦，1620年在普利茅斯——以来，美国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有来冒险的，有从暴政下逃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谋求较好的生活的。

    开始时是涓涓细流，但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后，细流慢慢变粗，到十九世纪就成了一股洪流。千百万人不堪忍受苦难和暴政，被自由和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来到了美国。

    他们踏上美国国土时，并没有发现黄金铺的路；生活也不象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他们确实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靠着苦干、精明、节俭和老天爷的保佑，大多数人实现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诱使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来参加他们的奋斗行列。

    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于世的。

    一套思想体现在《国富论》里，这部伟大的杰作使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成了现代经济学之父。该书分析了市场制度为什么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我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亚当·斯密最重要的见解是：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对于社会来说，同他的盘算不相干并不总是坏事。他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我没听说过，那些装作是为公众的利益做交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第二套思想体现在独立宣言中，该宣言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表达了他的同胞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成立，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的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用更为偏激和绝对的话说：

    “人类有理由为之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一部分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对文明社会的某一成员正当地强制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他对别人进行伤害。人类自己的长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不是足够的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对社会负责的部分只是关系到别人的部分。就其仅仅关系他自己的那部分来说，他的独立按道义说是绝对的。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

    美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各项原则而奋斗的历史——开头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最后通过一场流血的内战而解决），后来是促进机会均等的斗争，最近则是力图达到收入均等的斗争。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前提。如果人们在没有高压统治和中央指挥的情况下能够相互合作，那么这可以缩小运用政治权力的范围。此外，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力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

    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美国甚至比英国更繁荣。它以清白的历史开始：阶级和等级的余毒较少；政府的限制较少；而土地则较为肥沃，人们可以去努力开发，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还有一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等待着人们去征服。

    自由的繁殖力在农业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在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只有不到三百万欧洲人和非洲血统的黑人（即不包括印第安土著）占据着沿东海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当时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要用95％的劳力来养活全国的人口和提供粮食剩余，以换取外国货物。今天，只用不到５％的劳力就能养活二亿二千万居民并提供大量的粮食剩余，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这一奇迹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指导，因为俄国及其卫星国、大陆中国、南斯拉夫和印度等国目前虽然依靠中央指导把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劳力用于农业，但仍然时常要依赖美国的农业来避免大规模的饥荒。在美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大部分时期，政府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可以得到土地——但却是些以前什么也不出产的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建立了一些由政府赠与土地的农学院，它们依靠政府的资助传播情报和技术。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农业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的个人积极性。这个自由市场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当然，可耻的奴隶制下的奴隶是无法进入自由市场的。而最迅速的增长是在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自由地为自己而劳动，其中有些是独立的农民或工商业者，有些则按照相互协议的条件为别人工作。他们可以自由地试验新技术——试验失败的风险由自己承担，试验成功的好处归自己所有。他们得到政府的帮助极少。更重要的是，他们遭到政府的干涉极少。

    政府开始在农业中起主要作用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限制产量，以保持人为的高价。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靠了在自由的刺激下同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了使农业发生革命的新机器。反过来，工业革命又依赖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工业和农业手携手地共同向前迈进。

    斯密和杰斐逊都把政府权力的集中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公民免受政府的专制统治。这就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76年）、美国权利法案（1791年）以及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的目的；也是英国十三世纪颁布大宪章和十九世纪末改革法律机构的推动力。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应该是仲裁者，而不应是当事人。杰斐逊的理想，正象他在1801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它将制止人们互相伤害，但仅此而已，在其他一切方面将放手让人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从事自己的事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成功，减少了它对后来的思想家们的吸引力。十九世纪后期的政府受到严格限制，集权甚少，不危及老百姓。但另一方面，它的权力也很少，使好人做不了好事。在一个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上，还有许多罪恶。的确，正是社会的进步使残余的罪恶显得更加可恶可憎。象往常一样，人们认为事情必然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忘记了一个强大的政府对自由的威胁，心里想的只是更为强大的政府所能做的好事，认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好人”手里，政府就会做好事。

    这些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美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但直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时，才开始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所影响。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大萧条是政府在金融领域中的失败造成的。在金融领域，政府自建国初期以来就一直在行使权力。但是，政府对于大萧条的责任，当时和现在都没被认识。相反，人们却普遍认为大萧条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造成的。这个神话使公众也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改变了<q>?</q>过去对于个人和政府的看法。原来人们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现在却强调个人应象象棋中的小卒那样由外界力量来摆布。原来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充当仲裁者，防止人们互相强迫，现在却认为政府应充当家长，有责任迫使一些人帮助另一些人。

    这种看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支配了美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各级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本来由地方政府掌管的事业，被越来越多地移交给了中央政府。政府以安全和平等为名，越来越经常地把从某些人那里得到的东西给与另一些人。政府制定出了一项又一项的政策来“管理”我们“对目标和事业的追求”，把杰斐逊的名言完全颠倒了过来（见第七章）。

    人们本来是出于好意，是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但现在即便是最起劲地鼓吹福利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政府活动的领域，正如在市场中一样，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的作用正好同斯密的那只手相反：一个人如果一心想通过增加政府的干预来为公众利益服务，那他将“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增进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私人利益。这一结论将在本书一些章节考察政府行使权力的那些领域时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无论是建立安全（第四章）或平等（第五章），或是促进教育（第六章），保护消费者（第七章）或工人（第八章），还是防止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第九章），总之，在政府行使权力的一切领域，都证明了这一点。

    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迄今为止，“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亚当·斯密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强大得足以克服活动在政治领域里的那只手造成的麻痹作用。

    近来的经历——经济增长缓慢，生产率下降——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继续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政府，继续把权力授给公务人员这样一个“新的阶级”，让他们代表我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收入，那么，个人的独创性是否还能克服政府控制的麻痹作用。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摧毁独立宣言庄严宣布的人类自由。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预料的要早。

    我们还没有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是继续沿着“通向奴役的道路”（这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他的一本意义深刻而颇有影响的书起的名字）疾驰下去，还是加紧对政府的限制，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人们自觉自愿的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听任黄金时代结束，而沦入大多数民族过去一直遭受而且目前仍在遭受的专制统治和苦难呢？还是运用我们的智慧、先见之明和勇气来改弦更张，记取经验教训，而从“自由的复兴”中得到好处？

    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我们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则（见第一章），又要了解杰斐逊提出的政治原则（见第五章）。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试图以中央指导代替合作会造成那么多损害（第二章）。我们也必须懂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

    幸好，潮流在转变。在美国、英国、西欧各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里，人们对政府作用的增大带来的威胁越来越有所认识，对所遵循的政策越来越不满。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在舆论上，也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对于我们的议员们来说，唱不同的调子乃至采取不同的行动，正在变成政治上有利的事。我们正经历着公众舆论的另一次重大改变。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使人们更加相信个人的积极性和自愿的合作，而不是转向完全集体主义的另一极端。

    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们探讨为什么在一个按说是民主的政治体制里，特殊利益会压倒一般利益，探讨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纠正造成这种<q></q>结果的制度上的缺点，探讨怎样才能既限制政府又使它能够履行自己的主要职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防御外来敌人的侵略，确保我们的每一个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强迫，调解我们内部的纠纷，以及使我们能一致同意我们应遵循的准则。

 第一章 市场的力量

    每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吃、穿、住，或干脆为了享乐，消耗无数的货物和劳务。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什么时候我们要买这些东西，就能买到。我们从不停下来想一下，有多少人这样那样出了力，提供这些货物和劳务。我们从不问一问自己，为什么街角那个小店——或者现在的超级市场——的货架上总有我们想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挣到钱来购买这些货物。

    人们自然可以假设，一定有谁在发号施令，保证以“适当的”数量生产“适当的”产品，投放到“适当的”地方。这是一种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方法，即军队的方法。在军队里，将军下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再下命令给士兵。

    但是，完全靠这种方法或主要靠这种方法，只能指挥一个很小的集团。即使是最专断的家长，也不可能完全靠命令来控制家里其他成员的每一行动。没有哪一支庞大的军队能够真正完全靠命令来统率。将军显然不可能掌握必要的情报来指挥最低级的士兵的每一行动。在指挥系统的每一级，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注意考虑特殊情况，即考虑上级不可能了解的情况。指挥必须以自愿的合作来补充——这种合作不那么明显可见，比较难于捉摸，但却是协调大批人活动的最为基本的方法。

    俄国是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那巨大经济被认为是靠命令来组织的。但这只是想象而并非事实。在经济的每一层，都有自愿的合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或抵消它的硬性规定——有时是合法地进行，有时是非法地进行。①

    ①参看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纽约：方形丛书和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6年）；并参着罗伯特·G．凯泽：《俄国：人民与权力》（纽约：阿瑟纽姆公司，1976年）。的因素，它运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在农业方面，国营农场的全日工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小块自留地上种粮食、饲养牲畜，供自己用或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自留地只占全国农田总面积的不到百分之一，但据说提供了苏联全部农产品的将近三分之一（“据说”，这是因为大概有些国营农场的产品，暗中当作自留地的产品出售了）。

    在劳动市场方面，个人很少受命去做特定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没有什么指导。倒是用人单位为各种工作提出工资，而个人去求职，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很相象。只要受雇，人们就可能被解雇，也可能主动辞掉工作而去从事自己所喜爱的工作。但实际..上有许多限制影响了人们挑选工作的自由，而且法律也禁止任何人成为雇主。尽管如此，却仍有许多地下工厂为商品齐全的黑市服务。靠强制来大规模地分配工人，干脆就行不通；而且很明显，要完全压制私人经营活动也是办不到的。

    在苏联，各种工作的吸引力，常常取决它们能提供多少非法兼职的机会。莫斯科的居民碰到家里什么设备坏了，如果找国营的修理站，他可能得等几个月才能得到修理。但他可以不这样做，而去雇一个兼职的人——很可能就是在国营修理站工作的人。住户的设备马上就能修好，那个兼职的也可得到一些外快，真是两全其美。

    这种自发的市场因素虽然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抵触，但却获得了很大发展，因为要消灭它们，代价太大。自留地是可以被禁止的，但人们一想起三十年代的饥荒，便感到不寒而栗。现在苏联的经济已很难说是高效率的典范了。要不是有那些自发的因素，它运行的效率肯定还会更低。最近柬埔寨的经验悲剧性地说明，完全不要市场，会使人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正如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按指挥原则运行那样，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通过自愿的合作来运行。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指挥的成分。它们可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是直截了当的。如征兵，禁止买卖鸦片或甜味素，法院禁止被告或要求被告采取某些行动；也可以是非常隐蔽的，如征收重税来劝阻人们吸烟——如果这不算命令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一种暗示。

    两者如何搀合，关系极为重大。或是自愿的交易基本上是地下活动，其发展是由于占支配地位的指挥成分过于死板城是自愿的交易成为主要的组织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指挥成分的补充。地下的自愿交易可以防止统制经济崩溃，可以使它艰难地运行，甚至取得某些进展。对于主要以统制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来说，它起不了什么破坏作用。另一方面，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内部就具有促进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它也许在这两方面不能完全发挥其潜力，但就我们所知，凡达到过繁荣和自由的社会，其主要组织形式都必然是自愿交易。不过我们要赶紧补充一句：自愿交易并不是达到繁荣和自由的充足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达到繁荣或自由，虽然它们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独裁社会大得多。但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通过自愿交易进行合作

    有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叫“小铅笔的家谱”①，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自愿的交易怎样使千百万人能够互相合作。里德先生用“铅笔——即所有能读书会写字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通木杆铅笔”的口气，异想天开地这样开始讲他的故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造出来的。”然后他就讲述制造铅笔的前前后后。首先木头来自一棵树，“一棵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运到站台需要“锯、卡车、绳子……和无数其他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过程涉及许多人和各种各样的技能：“先采矿、炼钢，然后才能制造出锯子、斧子和发动机；先得有人种麻，然后经过各道工序的加工，才制造出了又粗又结实的绳索；伐木场里要有床铺和食堂，……伐木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面，就不知包含有多少人的劳动”

    ①载《自由人》杂志；1958年12月。

    接着，木料被运进木材加工厂，在那里圆木被制成板条，然后把板条从加利福尼亚州运到威尔克斯巴勒，在那里做成这支讲这个故事的特定的铅笔。但这还只是铅笔的外皮，那个铅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它最初是从锡兰开采出来的石墨，经过许多复杂的加工，最后才制成铅笔的铅心。

    铅笔头上的那一圈金属是黄铜。他说：“请想想看所有那些开采锌矿和铜矿的人吧，想想看所有那些运用自己的技术把这些自然的产物做成闪亮的铜片的人吧。”

    那个我们叫做擦子的东西在铅笔制造业上叫“疙瘩”。一般以为那是橡皮的。但是里德先生告诉我们说，橡皮只用于结合的目的。起擦除作用的实际上是“硫化油膏”，这东西看起来象橡皮，其实是用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产的菜子油和硫氯化物反应制成的。

    讲了这一大通之后，铅笔说：“有哪个愿意出来反驳我上面说过的那句话：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制造我？”

    成千上万参与制造铅笔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需要铅笔去干那一行的。他们中间有的人从未见过铅笔，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每一个人都把他的工作看作是取得他所需要的货物和劳务的方法———而这些货物和劳务则是我们为了得到我们所要的铅笔而生产的。每次我们到商店里去买一支铅笔，就是在用我们的一点点劳务去交换那制造铅笔的成千上万人的一小点劳务。

    令人惊奇的是，没有谁坐在中央办公大楼里，号令那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宪兵队来强制人们执行不曾发布过的命令，但竟然制造出了铅笔。这些人居住在许多地方，讲不同的语言，信不同的教，还可能互相仇视——但是这些区别全都不妨碍他们合作生产铅笔。这是怎么回事，亚当·斯密在二百年以前就给了我们答案。

    价格的作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主要思想，简单得常常使人发生误解：如果双方的交换是自愿的，那就只有在他们都相信可以从中得益时，才会做成交易。经济上的谬论，大都是由于人们忽视了这个简单的道理，而往往认为，就那么一块饼，一方要多得就必得牺牲另一方。

    斯密的这一见解在两个人之间的简单交易中是容易理解的。但要懂得它怎么能使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合作来促进他们各自的利益，就困难多了。

    价格制度就是这个机制，无须中央指导、无须人们相互对话或相互喜好，就能完成这个任务。你每天买铅笔或面包时，并不知道铅笔是谁做的，麦子是谁种的，是白人还是黑人，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价格制度使人们能够在他们生活的某个方面和平地合作，而每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则各行其是。

    亚当·斯密的天才的闪光在于他认识到，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愿交易中——简单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能够协调千百万人的活动。人们各自谋求自身利益，却能使每一个人都得益。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秩序可以作为许多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人的行动的非有意识的结果而产生，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思想，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价格制度运行得这样好，这样有效，以至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感觉不到它。直到它的运行受到阻滞，我们才认识到它的良好作用，但即使到那时，我们也很少认识到麻烦的根源。

    197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石油禁运之后突然出现的排长队买汽油的现象，和1979年伊朗革命后的春夏两季再度出现的同样现象，是最近这方面的显著例子。这两次石油危机，使原油的进口供应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但这在完全依靠进口石油的日本和西德并没有导致人们排队买汽油。而在自己生产许多石油的美国却导致了排长队，其原因，也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政府部门执掌的法规不允许价格制度起作用。在一些地区，价格被指令控制得过低，而价格稍高一点本来是可以使加油站有足够的油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石油按命令分配给全国各地，而不是按在价格上反映出来的需求的压力，其结果是在一些地方过剩，而在另一些地方是缺货和排长队。价格制度的顺利运行——数十年来它保证了每个消费者能够随自己的便在任何一个加油站不必怎么等待就买到汽油——被一种官僚主义的即兴之作代替了。

    价格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三个作用：第一，传递情报；第二，提供一种刺激，促使人们采用最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把可得到的资源用于最有价值的目的；第三，决定谁可以得到多少产品——即收入的分配。这三个作用是密切关联的。

    传递情报

    假设，不管是什么原因，对铅笔的需求有所增加——也许是因为出生的孩子多增加了学生人数。零售商发现铅笔的销路增加了。他们会向批发商定购更多的铅笔。批发商会向制造商定购更多的铅笔。制造商会定购更多的木料、黄铜、石墨——用于制造铅笔的所有各种产品。制造商为了使他们的供应者更多地生产这些产品，就得出更高的价钱。较高的价钱会促使供应者增加他们的劳动力，以便应付增加了的需求。为了得到更多工人，他们就得出较高的工资或较好的工作条件。这样，就象水波似的愈来愈扩大，把消息传给全世界，知道对铅笔的需求增加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对某种他们生产的东西的需求增加了，他们可能知道其原因也可能不知道其原因。

    价格制度只传递重要的情报，而且只传递给需要知道的人。举例说，木材商并不需要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是因为小孩出生得多还是因为有一万四千份政府公文要用铅笔填写。他们甚至无需知道铅笔的需求增加。他们只需要知道有人愿意为木料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这个价钱会维持很久，值得去满足这种需求。这两种情报都来自市场价格——前一种来自现时价格，后一种来自期货价格。

    要有效地传递情报，一个大问题是保证每一个能使用这种情报的人得到它，不让那些不需要它的人把它束之高阁。价格制度自动解决了这个问题。传递情报的人受到一种刺激，去寻找能使用情报的人，而且他们最后是能够找到的。能够使用情报的人也受到一种刺激去获得情报，而他们最后也是能够得到情报的。铅笔制造商同卖给他木料的人接触。他总是试图找到新的供应者，能够提供较好的产品或是要较低的价钱。同样，木材商人同他的顾主接触，并总是试图找到新的顾主。另一方面，那些眼下不从事这些活动而且将来也不打算从事这些活动的人，则对木料的价格不感兴趣而予以漠视。

    通过价格传递情报，当今由于有组织良好的市场和专业化的消息传送设施，而大为方便了。看一看《华尔街日报》上每天的行情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且不说许多更专业化的商业出版物。这些价格几乎是当即反映全世界发生的事情。在遥远的一个主要产铜国家发生了革命，或是由于其他原因，铜的生产中断，铜的现价会立刻陡涨。要了解熟悉行情的人估计铜的供应会受多久的影响，你只需要查一下同一版上的期货行情就行了。

    即使是《华尔街日报》的读者，大多也只关心少数几种价格。他们可以不管其他的价格。《华尔街日报》提供这种情报，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也不是因为它认识到这个经济的运行是何等重要。促使它提供情报的，就是那个它促进其运行的价格制度。它发现，公布这些价格——即另一套价格传递给它的情报——能增加报纸发行量从而赚更多的钱。

    价格不仅把情报从最终的购买者那里传给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和拥有各种资源的人，它们还以其他方式传递情报。假定有一处森林失火或是工人罢工，使木材供应减少而木材的价格上涨，这就告诉铅笔制造商应该少用木料。如果还生产原先那么多铅笔而又不能加价售出，那就要吃亏。铅笔的产量缩减，会使零售商提高价格，而加价会使使用者把铅笔用得更短或者改用自动铅笔。使用者用不着知道铅笔为什么涨价，而只需知道铅笔涨价就行了。

    阻止价格自由地反映供求状况，会妨碍情报的精确传递。私人垄断——由一个生产者或生产者卡特尔操纵一种特定的商品——就是一个例子。这并不妨碍通过价格制度传递情报，但它的确歪曲所传达的情报。1973年石油卡特尔把油价提高三倍，传递了很重要的情报。但是这个价格所传递的情报并不反映石油供应的突然减少，也不反映关系到未来石油供应的新技术知识的突然发现，或是别的什么能够确实影响石油和其他能源供应的事情。它只是传递了这样一个情报：一些国家成功地达成了定价和分销协议。

    美国政府对石油和其他能源实行价格管制，妨碍了价格把石油卡特尔的影响精确地传送给用油者。其结果是，由于不让价格的上涨来促使美国消费者节约石油而加强了石油卡特尔的地位，同时迫使美国建立庞大的控制机构，来分配不足的供应（一个能源部1979年开支约一百亿美元，雇用了两万人）。

    私人对于价格的歪曲固然重要，但在当今，政府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干扰源。干扰的方法是征收关税和对国际贸易实行其他限制，采取冻结或影响价格（包括工资）的国内措施（见第二章），管理某些行业（见第七章），以及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造成反常的通货膨胀（见第九章）。

    反常的通货膨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之一，可以说是使价格传递情报的作用失灵。例如，如果木材的价格上涨，木材制造商无法知道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使物价普遍上涨呢，还是因为在涨价前木材同其他产品相比，需求有所增加而供应有所减少。对于组织生产来说，重要的是关于比较价格即一种东西和其他东西相比的价格的情报。

    高度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变化无常的通货膨胀使这种情报陷于无意义的静态。

    刺激

    精确情报的有效传递，如果不能刺激有关的人去根据这种情报采取适当的行动，那传递情报就毫无意义。如果有人告诉木材生产者市场对木材的需求有所增加，但这并没有刺激木材生产者生产更多的木材来对涨价作出反应，那就没有必要告诉他这件事。自由价格制度的妙处之一是，传递情报的价格也提供刺激，使人对情报作出反应，还提供这样做的手段。

    价格的这个作用同第三个作用——决定收入的分配——密切关联，不把后者考虑在内就说不清楚。生产者的收入——他的活动所得——取决于他出售产品的所得和制造产品的开销之间的差额。他反复权衡二者，最后确定的产量使他处干这样一种状态：再多生产一点会使增加的成本同增加的收入相等。而价格的提高改变了这种状态。

    一般说来，他生产得越多，生产的成本也越高。他必须采伐更偏僻或其他条件更差的地方的树木；他必须雇用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或者付出较高的工资以从其他行业吸引熟练工人。但是现在价格提高了，使他能够承受较高的成本，这就提供了增加生产的刺激和这样做的手段。

    价格还提供另外一种刺激，使人不仅按关于需求增加的情报行动，还按关于最有效的生产方法的情报行动。假定有一种木材因短缺，而比别的木材贵，铅笔制造商便获得这种木材涨价的情报。由于他的收入也取决于售货所得和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他就受到一种刺激去节省那种木材。换一个例子，伐木工人使用链锯还是手锯，那要看链锯和手锯的价格，哪一种成本低，要看每种锯需要的劳动量以及不同种劳动的工资。因而伐木行业受到一种刺激去获得有关的技术知识，并把它同价格所传递的情报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还可以举另一个更为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价格制度的微妙作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石油的价格，增加了使用链锯的成本，使情况变得稍稍对手锯有利。如果这个例子似乎太牵强，不妨想一想石油涨价对运送木材的两种卡车的影响，一种是烧柴油的，另一种是烧汽油的。

    把这例子推进一步，石油的涨价，就其容许发生的程度来说，增加了用油多的产品的成本，增加的幅度要大于用油少的产品的成本。因而消费者受到一种刺激而改用后一种产品。最明显的例子是人们从前喜欢体积大的汽车，现在喜欢体积小的汽车，从前用石油取暖现在改用煤炭或木柴取暖。让我们进一步来看更深远的影响：生产成本的增加或需求量的增加（由于把木头作为替代能源），使木材的比较价格上涨，由此引起的铅笔的涨价，这给消费者一种刺激，使之节约铅笔；凡此种种，价格的变化会带来无穷的影响。

    迄今我们只论述了价格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刺激作用，实际上它对其他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和工人也起作用。木材需求量的增加会使伐木工人的工资提高。这是一种信号，表明对那种劳动的需求增加了。工资的提高刺激了人们，使一些原来不想当伐木工人或干其他活儿的人现在愿意当伐木工人了。进入劳动市场的年青人更多地成为伐木工人。在这里，政府和工会的干预同样会歪曲所传递的情报或阻碍个人根据情报而自由行动，前者的干预手法是规定最低工资，后者的干预手法是限制人们进入这个行业（见第八章）。

    关于价格的情报——不论是各行各业的工资或地租，还是资本用于各种用途带来的收益——并不是唯一关系到决定如何使用某一种资源的情报。它甚至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情报，特别是当关系到如何使用自己的劳动的时候。最后的决定除价格外，还取决于个人的兴趣和本事——即取决于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称之为一种职业的、货币的或非货币的全部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对一种职业感到满意可以补偿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可以补偿不惬意的工作。

    收入的分配

    我们知道，一个通过市场获得收入的人，他的收入取决于他出售货物和劳务的所得同他在生产这些货物和劳务时所花费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所得主要是直接付给我们拥有的生产资源的款项—一如付给劳动的工资或付给土地建筑物或其他资本的使用费。企业家——如铅笔制造商——的情况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他的收入也取决于他拥有的每一种生产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市场为使用这些资源确定的价格。不过企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源主要是组织企业，协调企业资源以及承担风险等方面的能力。他也可以拥有一些企业所使用的生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部分就取自使用这些资源的市场价格。同样，现代公司的存在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泛泛地说到“公司收入”或有收入的“企业”。这是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公司是业主即股东和除股东资本（公司所购买的这种资本的劳务）外的资源这二者之间的媒介。只有人才得到收入，他们通过市场，从他们拥有的资源上面得到收入，不管这些资源采取什么形式，是公司股票、债券、土地还是他们个人的能力。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主要的生产资源是个人的生产能力，即经济学家的所谓“人力资本”。美国通过市场交易产生的总收入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雇员的报酬（工资、薪金以及补助），其余部分约有一半是农场主和非农业企业主的收入，这里面既有对个人劳务的报酬又有使用企业主资本的费用。

    物质资本——工厂、矿山、办公楼、商店；公路、铁路、机场、汽车、卡车、飞机、船只；水坝、炼油厂、电站；住房、冰箱、洗衣机，等等——的积累对经济增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物质资本的积累，我们决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经济发展。不维持代代传下来的资本，一代的所得就会被下一代花光。

    但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形式是知识技能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寿命的延长——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相辅相成的。物质资本为人提供工具，使他大大提高生产力。而人能够发明新形式的物质资本，懂得使用物质资本，从中得到最大好处，并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组织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使物质资本更富于生产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必须得到照管和替换。人力资本要比物质资本更难于照管和替换，而且照管和替换的费用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人力资本得到的报酬要比物质资本得到的报酬增长得快得多的主要原因。

    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的每一种资源的数量，部分取决于偶然性，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或别人的选择。偶然性决定我们的基因，基因影响我们的体格和智力。偶然性决定我们的出身和文化环境，从而决定我们发展自己体力和脑力的机会。偶然性还决定我们可能从父母或其他施舍人那里继承的资源。偶然性可能破坏或增加我们最初的资源。但是选择也起重要的作用。我们决定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是勤奋工作还是随随便便，是干这一行或是另一行，是从事这种冒险还是另一种冒险，是积蓄还是花费——这些可以决定我们是消耗资源还是改善和增加资源。我们的父母、其他施舍人以及千百万可能同我们毫无关系的人的同样决定也会影响我们继承的东西。

    市场为使用我们的资源规定的价格，也受偶然性和选择的影响。弗兰克·西纳特拉的嗓子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备受欢迎。要是他碰巧出生和生活在印度，是否也能受到欢迎呢？狩猎的技能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美国用处很大，而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用处就小得多了。棒球手的技术在二十年代要比篮球运动员的技术得到高得多的报酬，但在七十年代却正好相反。所有这些事情都牵涉到偶然性和选择——一就这些例子来说，大多是劳务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不同项目的相对市场价格。但是我们通过市场从资源的劳务上面所得到的价格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在哪儿定居，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把资源的劳务出售给谁，等等。

    在任何社会里，不管它是怎样组织的，总有对收入分配的不满。我们大家都感到难以理解，我们的收入为什么少于那些看来并不比我们强的人，或者，我们的收入为什么多于大多数人，他们不是也很需要，哪一方面也不比我们差吗？远处的田野总是显得更绿——于是我们就归咎于现存的制度。在统制制度下，妒嫉和不满针对统治者。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就针对市场。

    结果之一是人们试图把价格制度的这种作用——分配收入——同它的其他作用——传递情报和提供刺激分开来。在美国和其他主要依赖市场的国家，近几十年的政府活动有许多就是为了改变收入分配受市场支配这种状况的，以便用另一种更为平均的方式分配收入。目前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大，要求在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们将在第五章里较为详尽地讨论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不利用价格来影响收入分配，且不说完全决定收入分配，那么，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要利用价格来传递情报，刺激人们行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人的所得如果不取决于其资源提供的劳务应得到的价格，那什么会刺激他寻找有关价格的情报或根据这个情报采取行动呢，如果不管雷德·阿德尔干不干堵塞失去控制的油井这种危险工作，他的收入都一样，那他为什么要干这样危险的工作呢，他可能因一时冲动干一会儿。但是他会以此为职业吗，如果不管努力工作与否，你的收入都一样，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呢，如果你费了很大劲儿找到了愿意出最高的价钱购买你要出卖的东西的买主，但实际上却得不到任何好处，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如果积累资本得不到报酬，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现在可以享受的东西推迟到将来享受呢，为什么要积蓄呢，人们的自愿节制怎么会积累现在这么多物质资本呢？如果维持资本得不到报酬，那么人们为什么不把积累或继承的资本消耗掉呢，由此可见，如果人们不让价格影响收入的分配，他们也不能利用价格干别的事情。唯一的替代办法是实行控制。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决定谁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决定谁该扫街，谁该管理工厂，谁该当警察，谁该当医生。

    在共产党国家，价格制度的这三种作用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些国家思想意识的基础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遭受着所谓剥削，而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马克思的名言建立的社会则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是，由于纯粹的统制经济是无法运转的，它们不可能把收入完全同价格分开。

    对于物质资源——土地、建筑物等等——共产党国家采取了极端措施，把它们变成了政府的财产。其后果是减少了维持和改善物质资本的刺激。大家都拥有某种东西而又没有一个人拥有它，维持或改善物质资本的状况同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建筑物——象美国的公共房屋那样——才建起一两年就显得破旧，为什么国营工厂的机器经常出故障，需要修理，为什么公民不得不求助黑市来维持他们个人使用的资本的缘故。

    对于人力资源，共产党政府没有能够走得家处理物质资本那么远，虽然它们曾经尝试过。它们不得不容许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运，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不得不让价格来影响和指导这些决定并规定收入的分配。当然，它们歪曲了价格，不让它成为自由市场价格，但它们终究没能取消市场力量。

    统制经济效率的明显低下，使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中国——的计划人员不得不认真考虑在组织生产时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可能性。在一次东西方经济学家的会议上，我们有一次听到匈牙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侃侃而谈，声称重新发现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如果不是有点多余的话。他试图改造这只手，想利用价格制度来传递情报和有效地组织生产，但不让它分配收入。不用说，他在理论上失败了，正如共产党国家在实践上遭到了失败一样。

    更广泛的见解

    人们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只对货物或劳务的买卖起作用。但经济活动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领域，在其他领域里，也同样是在每个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同其他人合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错综复杂的结构。

    让我们以语言为例。语言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结构，但却秩序井然，丝毫不乱，这并非有任何中央机关在计划它。没有人决定什么词该用到语言里，文法应该是什么样，哪些词应该是形容词，哪些词应该是名词。法兰西学院倒是试图控制法国语言的变化。但为时已晚。它建立时，法语早已成了结构精巧的语言，它只不过是批准已经发生的变化而已。其他国家还很少设立这样的机构来控制语言。

    语言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语言的发展同经济秩序通过市场而发展的过程很相象，也是由于个人之间自愿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不过在这里相互谋求交换的是思想、情报或传闻，而不是货物和劳务。人们赋予一个词这样或那样的意义，或者当需要的时候创造新词。人们越来越多地按某种顺序运用语言，后来就形成了规则。愿意相互交流思想的双方对他们所使用的词规定相同的意思，由此而得到了便利。当越来越多的人这样做时，一种共同的用法就传开来，这个词也就被收入了字典。在这里，没有任何强制，没有中央计划人员发号施令。不过近来公立学校在使字词的用法标准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科学知识。各学科的结构—一物理学、化学、气象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并不是任何人深思熟虑的产物。它象托普西（译注：小说中一孤儿名，她毫不费劲地成长）那样，“只管一个劲儿地成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者们感到这样方便。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各种需要的发展而变化的。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与经济市场的发展极其相似。学者们相互合作，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相互有利。他们从相互的工作中接受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他们通过交谈、传阅未出版的材料、出版杂志或书籍等方式交换研究成果，合作是世界范围的，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学者同行们的尊敬和赞同所起的作用，同货币报酬在经济市场上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为了博得人们的尊敬，让同行接受他们的成果，学者们往往在最有科学价值的方面下功夫。一个学者在另一学者的成果上发展，使总体比单个加在一起的总和更大。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正如现代的汽车是货物自由市场的产物一样，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自由市场的产物。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科学知识的发展也受到了政府干预的许多影响，这种干预影响了资源的利用和社会需要的知识的发展。不过到目前为止，政府的影响还不是特别严重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曾经强烈赞成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中央计划的学者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由政府对科学进行中央计划会给科学的发展带来多么大的危险。他们担心各门学科的先后发展顺序将由上面来确定，而不是通过科学家的探求和摸索自然而然地形成。

    一个社会的价值准则、它的文化、它的社会习俗，所有这些都是通过自愿的交换和自发的合作发展起来的，其复杂的结构是在接受新东西和抛弃旧东西、反复试验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演变的。举例来说，没有哪一个君王规定过，加尔各答居民欣赏的音乐应该根本不同于维也纳居民欣赏的音乐。各国大不相同的音乐史，没有经过任何人的“规划”，而是通过一种与生物进化相平行的社会进化发展起来的。当然，个别的君主以至民选的政府可以象大富翁那样，倡导某种音乐或资助某个音乐家，从而影响音乐的自然发展。

    自愿的交换产生的结构，不论是语言、科学发明、音乐风格还是经济制度，都有其自己的生命。它们能够在不同情况下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自愿的交换能够在某些方面产生一致而又在其他方面产生不同。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过程，它的总的运行规律不难掌握，但它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却很少能被人们预见到。

    上述例子不仅说明了自愿交换发生作用的巨大范围，而且还说明必须给予“私利”这个概念以广泛含义。狭隘地专注于经济市场，导致了人们狭隘地解释私利，说私利就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只关心直接的物质报酬。经济学受到斥责，说它只是依靠与现实完全脱节的“经济人”来得出一般性经济结论，而这个“经济人”不过是一架计算机，只对金钱的刺激作出反应。这是巨大的误解。私利不是目光短浅的自私自利。只要是参与者所关心的、所珍视的、所追求的，就都是私利。科学家设法开<u></u>拓新的研究领域，传教士设法把非教徒变成教徒，慈善家设法救济穷人，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他们认定的价值追求自己的利益。

    政府的作用

    政府是怎么牵扯进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是自愿合作的一种形式，是人们挑选来达到某些目标的方法，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是实现某些目标的最有效的方法。

    最明白的例子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在哪里，也就是说可以自由选择受什么样的地方政府的统治。你决定住在这个地方而不住另一个地方，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不同。如果它从事的活动你反对或不愿为之出钱，它们不是你赞成和愿意为之出钱的活动，那你可以迁到别处去。只要有选择，就有竞争，尽管竞争往往是有限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政府并不仅仅是一种选择。它还是一个机构，广泛地被认为拥有独断的权力，可以合法地使用强力或以强力为威胁，来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得以合法地强制另一些人。政府的这一更为基本的作用，在大多数社会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任一特定时期里，政府的这一作用在各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别。本书的其余部分将用许多篇幅来论述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的作用是怎样变化的和它的活动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开始简要地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先考虑一个看起来很不相关的问题。假设有这样一个社会，其成员希望作为个人、家庭、自愿集团的成员或有组织的政府的公民，获得尽可能多的选择自由，那政府应该起什么作用呢，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最为圆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做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任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①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2－253页。

    前两项义务是简单明了的：必须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免遭外国人或自己同胞的强制。没有这种保护，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选择自由。手执凶器的强盗在抢劫的时候常说，“你要钱还是要命？”这也是一种选择，但谁也不会说这是自由的选择，说受害者的交换是自愿的。

    当然，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反复看到的那样，一个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应该”实现的目标是一回事，而这个机构实际实现的目标则是另一回事。负责建立某一机构的人的意图，同管理这个机构的人的意图往往大不相同。同样重要的是，所取得的结果常常同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大不一样。

    防止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强制，需要有军队和警察。但军队和警察并不总是成功的，它们有时把权力用于同自己的职能很不相干的目的。要建成并维护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赋予政府的强制力量只用于维护自由，而不变成对自由的威胁。我国的创建人在起草宪法时曾为此煞费苦心，但我们却往往忽视这一点。

    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二项义务，不仅包括警察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保护人们不受肉体的强制，而且还包括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自愿的交易，只要是复杂的或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难免有含混的地方。世界上还没有那么好的印刷品，能事先写明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事件，确切说明交易各方在每一场合下的义务，因而总得有某种方法来调解纠纷。这种调解本身可以是自愿的，无须政府插手。在今天的美国，商业合同方面的纠纷，大多靠事先选好的私人调解人来解决。为适应这一需要，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私人司法体系。但是，最后的裁决，往往仍然要由政府的司法机关来作出。

    政府的这个作用还包括制定一般性规则，也就是制定自由社会的公民在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时应遵守的规则，以便利自愿的交易。最明显的例子是私有财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拥有一所房子。如果你驾驶私人飞机在我屋顶上方十英尺的空中飞过，这算不算“侵犯”了我的私有财产，如果是在一千英尺或三千英尺的空中飞过呢，我的产权止于什么地方，你的产权始于什么地方，并没有“自然的”规定。社会主要是靠习惯法来规定产权的含义，虽然近来立法所起的作用不断增加。

    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是人们最争论不休的问题。他本人认为这项义务适用的范围很窄。但有些人却一直用它来为政府开展极为广泛的活动作辩护。依我们看，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是政府应当肩负的一项正当义务，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自由社会；但政府也可以以此为理由，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

    其所以正当，是因为通过严格自愿的交易生产某些货物和劳务花费太大。让我们来看斯密在说明第三项义务时所举的一个简单例子：城市的街道和公路可以通过私人的自愿交易来建造，费用靠征税偿付。但征税的开支同建造并维修这些街道或公路的花费相比，往往过于庞大。所谓“公共工程”，是指那些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益而建立和维持的工程……但它们”却值得“大社会”来建立和维持。

    一个更不易捉摸的例子涉及对“第三者”的影响。“第三者”是指某一交易以外的人。这个例子说的是“烟尘的污害”。你的炉子喷出烟尘，弄脏了第三者的衣领。你无意中让第三者付出了代价。如果你愿意赔偿，他也许乐意让你弄脏他的衣领——但是要找出所有受到影响的人，或者这些人要找出谁弄脏了他们的衣领，要求你各个赔偿损失或者同他们各个达成协议，是根本办不到的。

    你加给第三者的影响也可能并不需他们付出代价，反倒给他们带来好处。你把房屋周围绿化得很美，使所有过往行人都享受到这景色。他们可能愿意为得到这样的特权偿付点什么，但是要他们为观看你可爱的花草而缴钱，是行不通的。

    用行话来说，“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会使“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让受到影响的人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因为这样做费用太大；第三者被强加了不自愿的交易。

    我们做任何事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对第三者产生一些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小，或受到影响的人距离我们多么遥远。结果，乍看起来，似乎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正当的，都是亚当·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允许的。但这纯粹是误解。政府的措施也会对第三者产生影响。“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不仅可以使“市场失灵”，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灵”。如果这种影响对于市场交易是重要的话，那它对于政府采取的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多半也是重要的。私人活动对第三者的影响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难以弄清给外界带来的损失或好处。在容易弄清谁受到损失、谁得到好处而且损失、好处各有多大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自愿交易代替不自愿交易，或者至少是要求得到补偿。如果你的车子撞了别人的车子，责任在你一边，那政府可以迫使你赔偿对方的损失，即使这种交易是不自愿的。如果能很容易地弄清谁的衣领将被弄脏，那你就可以赔偿将要受到影响的人，或者反过来，他们可以付钱给你，好使你的烟囱少冒些烟。

    如果私人方面要弄清谁给了谁损害或好处，是困难的，那么要政府做到这一点也是困难的。因此，政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最后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把损失加到无辜的第三者头上或者让侥幸的旁观者得到好处。为了开展活动，政府必须抽税，这本身就影响纳税人的作为——这是对第三者的另一种影响。此外，政府权力的每一次扩大，不管是为了什么目的，都会增加这样一种危险，即政府不是为其大多数公民服务，而是变成一些公民压迫另一些公民的手段。可以这样说，每一项政府措施都背着一个大烟囱。

    自愿安排接受第三者影响的能力，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举个小例子，在饭馆里面付小费是一种社会习俗，可以使你为你并不认识或不曾见过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反过来，也使你从另一些不知其尊姓大名的人那里得到较好的服务。不过，私人行动的确对第三者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因而政府有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我们应当从滥用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带来的恶果中吸取教训，但教训不是政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进行干预，而是主张干预的人要肩负严格把关的责任。我们应当对提议中的政府干预详加考察，权衡得失，再行定夺。这样做，不仅因为政府干预的看不见的代价难以估计，而且还出于其他一些考虑。经验证明，政府一旦从事某项活动，就很难停止这项活动。那项活动可能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但却可能不断扩大，其预算不是被削减或取消，反而是不断增加。

    政府的第四项义务，是保护那些被认为不能“负责的”社会成员。亚当·斯密没有明确提到这一义务。象亚当·斯密提出的第三项义务一样，这项义务也很容易被滥用。但这是不容推卸的义务。

    自由只是对于负责的个人具有实在意义。我们不相信疯子或孩子的自由。我们必须设法在负责的个人和其他人之间划一界线，但这样做却会使我们最终维护自由的目标变得极为模糊不清。我们不能断然拒绝照管那些我们认为不负责的人们。

    对于小孩子们，我们把责任首先交给他们的父母。家庭，而非个人，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单位，虽然它已明显削弱——政府干预活动增加的一个最不幸的后果。然而，把管孩子的责任交给父母大多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一条原则。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父母比别人更关心他们的孩子，可以信赖他们会保护孩子，并保证他们成长为能负起责任来的人。但我们认为父母无权对孩子为所欲为——打他们、杀他们或者把他们卖给别人当奴隶。孩子生来就是负责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基本权利，而不只是双亲的玩物。

    亚当·斯密提出的三项义务，或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确实是“很重要的”，但它们远不象斯密所想象的那样“易于为一般人所理解”。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根据这些义务来确定政府已经进行或打算进行的每一项干预活动是否可取，但它们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原则，可以用来权衡利弊。即使作最自由的解释，它们也屏除大部分现有的政府干预，即所有那些“不是优惠就是限制的制度”。亚当·斯密曾坚决反对这些制度，而且最后摧毁了它们，但后来它们又以如下各种方式重新出现了：关税、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管制、对从事各种职业的限制、以及其他许多背离了斯密的“简单的自然自由制度”的干预。（其中许多将在以下各章里讨论。）

    实践中的有限的政府

    在当今世界上，似乎到处都是庞大的政府。人们也许要问，当今是否有这样的社会：它们主要依靠自愿交易，通过市场组织它们的经济活动，其政府只限于履行我们提出的四项义务。

    也许最好的例子是香港。这是与大陆中国相邻的一块芝麻粒大小的地方，面积不到四百平方英里，却拥有差不多四百五十万人口。人口的密度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十四倍于日本，一百八十五倍于美国。然而，香港人却享有全亚洲最高的生活水平，仅次于日本也许还有新加坡。

    香港没有关税或其他对国际贸易的限制（除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施加的一些“自愿”限制外）。那里不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指导，没有最低工资条例，没有固定价格。居民自由自在，想向谁买就向谁买，想把东西卖给谁就卖给谁，想怎么投资就怎么投资，想雇什么人就雇什么人，想给什么人干活就给什么人干活。

    政府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主要是履行我们上面所说的四项义务，而且它对这四项义务进行非常狭义的解释。它实施法律，维持秩序，提供制定行为准则的手段，裁决争端，方便交通运输，以及监督货币的发行。它为从中国去的难民提供公共住房。虽然香港政府的开支随着经济的增长也有所增加，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属于世界最低之列。因而，低税保持了刺激。工商业者既可以因成功而获利，又必须为失败付出代价。

    具有几分讽刺意味的是，英国的一块直辖殖民地香港，竟然成了现代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范例。管理这块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之所以能使香港兴旺发达，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政策与其母国采取的福利国家政策根本不同。

    虽然香港是当代的一个杰出范例，但它并不是实践中的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社会的最重要的例子。这样的例子，我们得回到十九世纪去找。一个例子是186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日本，这我们留到第二章去说。

    另外两个例子是英国和美国。在为结束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展开的斗争中，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对这种限制的最早的打击之一。这场斗争经过七十年，最后在比听年以取消所谓“谷物法”获胜，该法律对进口小麦和其他粮食（统称谷物）征收关税并施加其他限制。这样开始了历时四分之三世纪的完全自由的贸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完成了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的向高度有限政府的过渡。用上面引用的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这个变化使每个英国居民享有了“完全的自由，可以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经济因此而迅速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更显出了某些贫苦地区的惨景，对此狄更斯和当时的其他小说家都有极其生动的描述。人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加。在上面所有一切获得发展的同时，政府开支却缩减到只占国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从十九世纪初期的接近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降到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六十周年大庆时的大约十分之一，这一年可以说是英国鼎盛时期的顶峰。

    美国是另一个惊人的例子。十九世纪的美国是征收关税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曾为之进行辩护，试图——一肯定没有成功——反驳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的论点。但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关税是很低的，而且政府对国内外自由贸易没有施加多少别的限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移民入境仍然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只是对从东方来的移民施加限制）。正如自由女神铜像上的铭文所说的那样：
    给我，你们那疲劳的，你们那穷苦的，
    你们那挤作一团、渴望自由的人们，
    你们那富饶的海岸抛弃的可怜垃圾。
    送给我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
    我在这金门旁举灯相迎。

    移民成百万到来，我们成百万地接受。他们不受任何人的干涉，自由自在地生活劳动，日子越过越好。

    有些人毫无根据地把十九世纪的美国描绘成剥削成性的资本家和极端个人主义横行的时代。据说，当时垄断资本家残酷地剥削穷人，他们鼓励移民，然后敲骨吸髓地榨取他们的血汗。华尔街被描绘成了欺骗小城镇居民的恶魔，说它专门吸吮中西部农民的血，幸亏他们身体强壮，尽管受尽折磨，还是活下来了。

    实际远非如此。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最初来的可能受骗，但十年二十年后仍有成百万人继续到美国来受剥削，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了。他们来是因为那些先来的人大都实现了自己的希望。纽约的街道不是黄金铺成的，但是苦干、节俭和冒险精神带来了在欧洲不可想象的报酬。新来的移民从东往西扩展。随着他们的扩展，出现了一座座城市，越来越多的土地得到耕种。国家越来越兴旺发达，移民分享了繁荣。

    如果农民受到剥削，他们的人数怎么会增加呢，农产品的价格确实下跌了。但这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失败的标志，它反映了机器的发展、耕种面积的扩大和交通的改善，所有这一切使农业产量急速增长。最后的证明是农田的价格不断上涨——难道可以说这是农业不景气的迹象吗。

    据说，铁路大王威廉·Ｈ·范德比尔特在回答记者问时曾说：“公众真该死”。这句话后来竟成了人们指责资本家残酷无情的口实，但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正是在十九世纪，美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私人资助的学校成倍增加；对外国的传教活动急剧扩大，非赢利的私人医院、孤儿院和其他许多慈善机构如雨后春笋地涌现。差不多每一种慈善机构或公共服务组织，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从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到救世军，都是在那个时期产生的。自愿的合作，在组织慈善活动方面的效率，一点也不比在组织生产谋取利润方面的效率差。

    除慈善活动外，文化事业也获得了巨大发展，不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边疆小镇，都修建了美术馆、歌剧院、博物馆以及公共图书馆，而且成立了交响乐团。

    政府开支的数额是衡量政府作用的尺度。除了在几次大的战争期间外，政府的开支从1800年到1929年一直没有超过国民收入的约12％。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大都用于资助教育事业和修建道路。1928年，联邦政府的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约３％。

    美国的成功常常被归因于资源丰富和幅员辽阔。这些自然起了作用——但如果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的英国和日本或二十世纪的香港呢？

    常有人坚持说，十九世纪的美国人烟稀少，所以政府可以限制自己的活动，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但在人口集中的现代工业社会里，政府必须起大得多的、确确实实的主导作用。这些人如果在香港呆上一小时，肯定会放弃这种看法。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第二章 控制的专横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关税和对国际贸易的其他限制时，写道：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向他们购买。”“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①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和66页。

    斯密的这些话，现在仍然同当时一样正确。在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中，从售价最低的地方购买物品而向出价最高的地方出售物品，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的。然而“自私自利的诡辩”却导致出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使我们买卖什么、向谁买卖、以什么条件买卖、雇用谁或为谁工作、住在哪里以及吃什么、喝什么，总之，所有的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亚当·斯密指责“商人和制造业者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在他那个时代，商人和制造业者可能是主要的罪人。现在他们有了许多同伙。的确，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哪个人不在这一或那一领域进行“自私自利的诡辩”。用波哥的不朽名言来说：“我们碰到了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责备“特殊利益”，但当“特殊利益”关系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责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对自己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因而，我们的“特殊利益”便各不相同。其最后结果是，各种约束和限制一起向我们涌来，使我们大家的处境如此之糟，以至如果取消所有这些限制，我们的处境反倒会好一些。为别人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为我们“特殊利益”服务的措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最明白的例子是国际贸易。某些生产者因关税或其他限制所得到的好处，抵不上给其他生产者尤其是一般消费大众造成的损失。自由贸易不仅能促进我们的物质福利，而且还能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协调，鼓励国内的竞争。

    控制对外贸易会发展成控制国内贸易。它们会同经济活动的各方面交错在一起。这种控制经常受到辩护，认为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更是这样。把1867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同1947年独立后的印度作一比较，我们就能检验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和其他例子一样，这一比较说明，国内外的自由贸易是贫穷国家改善其人民生活的最好途径。

    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经济控制，不仅限制了我们利用经济资源的自由，而且也影响了我们在言论、出版和信仰等方面的自由。

    国际贸易

    人们常说，如果经济学家意见不一致，那就一定是坏的经济政策；相反，如果所有经济学家意见一致，那就一定是好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确实时常意见不一，但就国际贸易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不管在其他问题上思想立场如何，在国际贸易这一问题上却几乎一致认为，自由贸易最符合各贸易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可是各国都征收关税。仅有的几个较为重要的例外是：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英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三十年的自由贸易和今天香港的自由贸易。美国在整个十九世纪一直征收关税，二十世纪，特别是1930年国会通过了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后，美国进一步提高了关税。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法案加重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自那时以来，通过签订一系列国际协议，关税有所削减，但目前仍然很高，也许高于十九世纪的水平。由于国际贸易中的项目种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现在无法作精确的比较。

    同以往一样，现在仍有许多人支持征收关税，并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国内工业。钢铁生产者和钢铁工人工会要求限制从日本进口钢材。电视机生产者及工会则疏通国会议员，试图用“自动协议”的办法限制从日本、台湾或香港进口电视机和电视机零件。纺织品制造商、鞋类制造商、养牛业者、制糖业者和无数其他的人也都抱怨受到了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的”竞争，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当然，没有哪一个集团在赤裸裸的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要求。每个集团都讲“总的利益”，讲维持就业或加强国家安全的必要性。近来，在这些传统的主张限制进口的理由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条理由，就是需要加强美元对马克或日元的地位。

    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理由

    历来很少听到的是消费者的呼声。近年来，所谓消费者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多。但是，任你查遍报章杂志或是国会作证记录，也找不到任何记载，表明他们发起过对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的集中攻击，尽管消费者是这种限制的主要受害者。我们将在第七章里看到，那些自称为消费者说话的人，关心的是别的事情。

    个别消费者的呼声，在工商业者及其雇员的一片“自私自利的诡辩”的吵嚷声中被淹没了。结果是把问题严重歪曲了。例如，主张征收关税的人认为，创造就业机会本身就是一个可取的目标，不管受雇者干些什么，而且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工作，我们可以创造任何数目的工作——例如，让人挖坑再填上，或者做其他无用的事。工作有时候自身就是酬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我们为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我们真正的目的不光是要有工作，而且要有生产性的工作——那些意味着将有更多的货物和劳务供消费的工作。

    另外一个很少受到驳斥的谬论是，出口好，进口不好。实际远非如此。我们并不能吃、穿或享受输出的货物。相反，我们可以吃中美洲的香蕉，穿意大利的鞋，开德国的车，并在日本产的电视机上欣赏节目。我们从对外贸易中得益的是输入。出口是我们为进口付出的代价。正如亚当·斯密非常清楚地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能为出口换回尽可能多的进口，或者为进口支付尽可能少的出口，那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我们所使用的使人产生误解的字眼，反映了我们的一些概念性错误。“保护”实际上意味着剥削消费者。“贸易顺差”的实际意义是出口超过进口，也就是说输出货物的总值超过输入货物的总值。在自己家里，你一定愿意少付多得，而不是相反，可是在对外贸易中，这却被称作“收支逆差”。

    支持关税的一个最得人心的论据，是所谓需要保护美国工人的高生活水平，使之免遭日本、朝鲜或香港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因为这些工人愿意为低得多的工资工作。这个论据错在哪里，难道我们不想保护我国人民的高生活水平吗？

    这个论据的错误，在于滥用“高”工资和“低”工资这些字眼。高工资和低工资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美国工人得到的是美元；日本工人得到的是日元。怎么比较以美元支付的工资和以日元支付的工资呢？一美元合多少日元，它们之间的汇率由什么来决定？

    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先假设一美元合三百六十日元。这是多年间的实际汇率。按这个汇率，假定日本人能够比我们在美国在比较少的美元生产和销售各种东西——电视机、汽车、钢铁以至大豆、小麦、牛奶和冰淇淋。如果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我们将试图从日本购买我们的所有货物。也许这就是为关税辩护的人们所描绘的那种极端可怕的情景——日本货泛滥成灾而我们什么也卖不出去。

    在吓得不知所措以前，先来进一步分析一下。我们怎样来偿付日本人呢，我们将给他们美钞。他们拿了这些钞票将干什么，我们上面假定，按三百六十日元对一美元的汇率，什么东西都是在日本便宜，因此在美国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是他们想买的。如果日本出口商愿意把美钞烧了或是埋了，那于我们就太好了。我们可以用这些能够大量地很便宜地制造出来的绿票子换得各种货物。我们将有一种能够想得出来的最了不起的出口工业。

    自然，日本人事实上不会把有用的货物卖给我们，换取无用的票子去烧掉或埋掉。他们同我们一样，想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一些实在的报酬。如果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汇率，所有的货物在日本比在美国便宜，出口商将试图卖出他们手中的美元，将试图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卖掉它们，以购买便宜的日本货。但是谁愿意收购美元呢，不仅日本出口商想卖掉美元，日本的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如果三百六十日元能够在日本比一美元在美国多买到每一种东西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会愿意拿三百六十日元换一美元。出口商发现没有人愿意按三百六十对一的比价买进美元，就会少要一些日元。于是美元的日元牌价就会下跌——跌至三百比一，或二百五十乃至二百比一。反过来说，要购买一定数量的日元，需付越来越多的美元。日本货是以日元标价的，所以它们的美元标价会涨。反之，美国货是以美元标价的，因此，日本人用一定数额的日元得到的美元越多，对日本人来说，美国货的日元标价就越便宜。

    美元的日元标价，将一直下跌到日本人从美国购买的货物的美元价格基本上等于美国从日本购买这些货物的美元价格为止。按那个价格，每个想用美元购买日元的人，都会找到愿意卖出日元换取美元的人。

    自然，实际情况要比这个假设的例子复杂。参加贸易的是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和日本，而且贸易常采取迂回的方式。日本人可能把他们赚得的一些美元花在巴西，巴西人又把它用在德国，德国人又花在美国，总之，实际情况无比错综复杂。但原则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要美元总是为了购买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囤积。

    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美元和日元并不只是用于购买货物和劳务，还用来投资和送礼。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几乎每年都有国际收支逆差，但这种贸易逆差却给每个人带来了好处。外国人想在美国投资。例如英国愿意向我们输出货物，以换取纸片——不是美钞，而是些保证过些日子连本带利偿还借款的债券。英国人愿意送货物给我们，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债券是好的投资。一般说来，他们是对的。因为同其他方法相比，他们从这种积蓄中得到的报酬比较高。而我们也得到了好处，外国投资使我们能够比完全依靠自己的积蓄发展得更快。

    二十世纪，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国的公民发现，他们向外国投资可以得到比在国内投资更高的报酬。结果，美国把货物送出国外，换取债务凭证，即债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以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的形式给外国送礼。我们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外国，以表示我们确实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除政府的馈赠外，还有私人的礼物，如慈善团体开展的活动、教会资助的传教活动、个人对国外亲戚朋友的资助等。

    这些复杂情况并不改变上述假设的极端情况所说明的结论。在现实世界里，象在假想的那个世界里一样，只要美元的日元标价或马克标价或法郎标价是在自由市场上由自愿的交易决定的，就不会发生收支差额的问题。说美国高工资工人作为一个整体会受到外国低工资工人的“不公平的”竞争，这话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自然，某一部分工人可能因为国外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外国生产者能够更便宜地生产某些产品，而受到损害。但这同其他美国公司制造出了新产品或改进了产品或是发现了更节省成本的生产方法而给某一部分工人带来的影响，并无区别。实际上这就是市场竞争，正是依赖于市场竞争，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的。我们若想从一种生气蓬勃的、充满活力的、富于创造性的经济制度中得到好处，就必须认识到运动和调整的必要性。使这种调整进行得轻松些，也许是可取的，我们为此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实行失业保险等。但我们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不应破坏制度的适应性。破坏制度的适应性，无异于杀鸡取蛋，自绝生财之道。不论我们做什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对国内外贸易一视同仁。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开展对外贸易有利可图？当前美国工人的生产率要高于日本工人的生产率。究竟高多少难以确定，每人的估计不一样。我们暂且假设高一半。那么平均说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可以买到的东西就应该是日本工人的一倍半。让美国工人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效率达不到日本工人的一倍半，就是浪费。用一百五十多年前创造的经济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相对有利条件原则。即使我们生产每种东西都比日本人更有效率，我们也不应样样都生产，这样做是不上算的。我们应当集中搞那些我们最内行的事，那些最能发挥我们优越性的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位律师会打字，比他的秘书快一倍，他就应当把这个秘书解雇而自己打字吗？如果这位律师打字比他的秘书强一倍，而干律师工作强五倍，那么他搞法律事务，让秘书去打字，他们的生活都会过得更好。

    另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根源据说是外国政府向它们的生产者提供补贴，使他们能够在美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假定一个外国政府提供这样的补贴（无疑，有些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受损失的是谁，得好处的又是谁，外国政府为了提供补贴，就得向公民征税。出钱补贴的是这些公民，得益的是美国消费者。他们得到便宜的电视机或汽车或是别的什么得到补贴的东西。我们应该抱怨这种反过来的外国援助计划吗，我们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或后来的援外计划把货物和劳务送给别国作为礼物是高尚的，难道外国以低于成本的价钱把货物和劳务卖给我们，以这种间接形式送礼就不光彩了吗？倒是外国公民应该抱怨。为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和本国受到补贴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的利益，他们必须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无疑，如果外国政府突如其来地或毫无一定规律地提供补贴，会给美国国内生产同样产品的工业的业主和工人造成不良影响。然而这是做生意通常要冒的危险。企业决不会抱怨使它发横财的不平常事件或意外事件。自由企业制度就是一个赢利和赔钱的制度。正如前面指出过的，任何用来缓和调整以适应突然变化的措施，都应该对国内和国外贸易一视同仁。

    总之，混乱很可能是暂时的。假定由于某种原因，日本决定大量补贴钢铁工业。如果不增加关税或施行限额，输入美国的钢铁会急剧增加。这将使美国国内的钢铁价格下跌，迫使钢铁生产者减产，造成钢铁业的失业。另一个方面，钢铁制品的价格则可能下降。买这些产品的人将有多余的钱可用来买别的东西。对其他东西的需求会增加，生产这些东西的企业的就业人数也会增加。自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吸收现在失业的钢铁工人。但是其他工业里原来失业的工人将有工可作，能抵消这种影响。总的就业人数不一定会减少，而由于钢铁业不再需要的工人可以用来生产别的东西，生产将会增加。

    这种由于片面地看问题而产生的谬见，同样表现在有些人为了增加就业而要求征收关税的行动上。譬如说对纺织品征收关税，国内纺织业的就业和产量会增加。但是，外国生产者不能在美国出售他们的纺织品，他们赚得的美元就会减少。赚得的美元减少，他们能花在美国的钱也就随之减少。因而进口减少多少，出口也会减少多少。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会增加，但出口工业的就业人数会减少。而工人转移到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去，会使总产量减少。

    说国内钢铁业兴旺是国防所必需，这种国家安全论也没有更多根据。国防的需要只占用美国国内用钢量的一少部分。而且不可想象，钢铁的完全自由的贸易会毁掉美国的钢铁业。由于接近材料和燃料的来源，接近市场，只会有利于保障国内相对巨大的钢铁工业。的确，由于需要应付外国的竞争而不是受到政府的壁垒的掩护，很可能造就一个比我们现有的更为强大和有效的钢铁业。

    假定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果真发生了，假定确实到国外去买全部我们需用的钢更来得便宜。也还有其他办法确保国家安全。我们可以囤储钢铁。这很容易，因为钢铁占地方较少而且不会腐烂。我们可以封存一些钢厂，就象封存船只一样，需要时再启用。无疑还可以有别的办法。钢铁公司在新建一座钢厂以前，先研究几种不同的方案，以选择最优、最经济的厂址，然而钢铁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提出那么些补贴的要求，却从未说明采用其他方法来保障国家安全要花费多少。除非他们能说明，我们可以肯定国家安全论是工业的自我利益的饰词，而不是补贴的正当理由。

    无疑，钢铁业的经理们和钢铁工人工会人员提出国家安全的论据是真诚的。真诚这种德性被估价得太高了。我们都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相信对我们好的对国家也好。我们不应当埋怨钢铁生产者提出这种论点，而应怪我们自己相信了它。

    说我们必须保卫美元，我们必须不让它同其他货币——日元、西德马克或瑞士法郎——的比价跌落，这个论点怎么样？这完全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如果外汇率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它就会定在收盘时的比率。这样产生的美元对譬如说日元的比价，可能暂时跌到合理的水平以下，低于按美元算的美国货和按日元算的日本货的相对成本。要是这样，这就会给予注意到这个情况的人一种刺激去买进美元，留存一些时候，等其比价上升来获利。由于降低了出口到日本的美国货的日元价格，就会刺激美国出口；由于抬高了日本货的美元价格，就会减少从日本的进口。这些发展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而纠正开始时过低的比价。美元的价格，如果是自由确定的话，就同所有其他的价格一样，起同样的作用。它传递情报，提供促使根据情报采取行动的刺激，因为它影响进入市场的人的收入。

    那为什么对美元的“疲软”生那么大气？为什么反复发生外汇危机？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外汇兑换率不是在自由市场上决定的。各国政府的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来影响其货币的价格，在这一过程中，它们损失了它们公民们的巨额的钱（就美国来说，从1973年到1979年初，损失了将近二十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它们阻止了这一套重要的价格起其应有的作用。它们并没有能够阻止基本的经济因素对汇率最后产生影响，但却能够使人为的汇率维持很长时间。其后果是妨碍了适应基本因素的逐渐的调整。小的混乱累积成了大的混乱，最后发生一场严重的外汇“危机”。

    为什么政府要干预外汇市场，因为汇率反映国内政策。美元比日元、西德马克和瑞士法郎弱，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通货膨胀意味美元在国内能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它在国外能购买的东西也少了，这有什么奇怪呢，日本人、德国人或瑞士人不愿意按从前的比价兑换美元，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政府也象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样，总是费尽心机试图掩盖或抵消它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恶果。所以一个通货发得过多的政府就试图操纵汇率。当它失败的时候，就把国内通货膨胀归咎于汇率的下跌，而不承认正好相反的因果关系。

    几世纪来，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各种论文书籍浩如烟海，主张征收关税的，只有三个论点在原则上还多少站得住脚。

    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国家安全论。虽然这个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征收某些特定关税的饰词而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确实需要维持一些不经济的生产设备。如果我们已不是在讨论理论上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在某种情况下确认为了加强国家安全有必要征收关税或对贸易实施其他限制，那就得比较一下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特定目标的代价，并确立至少表面上是确凿的证据，证明征收关税是代价最低的方法。但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作这种比较。

    第二个是“婴儿工业”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提出过这个论点。据说，有一种潜在的工业，一旦建立并在其痛苦的成长时期得到帮助，就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进行竞争。据说，暂时征收关税是有道理的，是为了保护那处在襁褓中的潜在的工业，使它能长大成人，能自立地发展。即使那工业在建成后真正能成功地竞争，那也不能说明开始的时候征收关税是有道理的。就消费者来说，只是在一种情况下值得在开始时去补贴（他们用征收关税实际上做的事）那种工业，即他们往后通过某种方式，至少能收回补贴，例如使该工业产品的价格低于世界水平，或由于拥有这个工业而得到好处。但在这种情况下，补贴就是必需的吗，如果不提供补贴，最先进入那个工业的企业家开始时遭受的损失就真的得不到补偿了吗？归根结底，大多数公司在兴起时，头些年都要蚀本。它们进入一门新的工业是这样，进入一门已有的工业也是这样。也许由于某种特殊原因，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值得给予最初的投资，但最初的加入者遭受的损失却不能得到补偿。但推敲起来，其实并非如此。

    婴儿工业论是一种烟幕。那所谓的婴儿老也长不大。一旦征收关税，就难再予以取消。而且，这个论点很少用来为真正还没有生下来的婴儿说话，这种婴儿要是能得到暂时的保护，本可以生下来并生存下去的。没有人为它们说话。这个论点用来主张征收关税，是为了那些颇上了些年纪的婴儿，他们已经能够施加政治压力了。

    第三个不能立即排除的主张征收关税的论点是“以邻为壑”论。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或者能够联合一些别的生产者一起控制大部分生产，可能利用它的卖主独家垄断地位抬高产品的价格（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当前的一个例子）。这个国家可以并不直接提价，而是间接地通过对产品征出口税——出口关税。它本身得到的好处可能抵不过其他国家的损失。但从本国的观点看，可以有所得。同样，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种产品的主要购买者——用经济学行话来说就是拥有买主独家垄断力量——它可能通过同出售者讨价还价强使他们接受过低的价格，从中得到好处。一个办法就是对这种产品征收进口税。出售者净得的是减去了关税的价钱，这就是为什么征收进口税相当于以低价购买。事实上关税是外国人付的（我们想不出一个实在的例子）。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的办法很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进行报复。此外，就婴儿工业论来说，实际的政治压力产生的关税结构，事实上既不利用卖主独家垄断地位，也不利用买主独家垄断地位。

    第四个论点，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来而迄今被重复着的，是说自由贸易，要是所有其他国家都实行的话，会是件好事，但只要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美国也就无法实行自由贸易。这个论点，无论从原则上或在实践上都完全站不住脚。其他国家对国际贸易施加限制的确于我们有损，但那也损害它们自己。撇开上面谈过的三种情况不说，如果我们反过来也实施限制，我们只会给我们自己增加损失，也损害它们。竞相虐待绝不是处理敏感的国际经济政策的良方！这种报复行动不但不会使其他国家减少限制，相反，只会招致更多的限制。

    我们是一个大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我们不应当要求香港、台湾规定纺织品的出口限额，以“保护”我们的纺织工业，而让美国的消费者和香港、台湾的中国工人吃亏。我们大谈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却运用政治经济力量使日本限制钢铁和电视机的出口。我们应当单方面走向自由贸易，不是一下子，而是经过一个时期，例如五年，按照事先宣布的速度进行。

    很少有什么我们能够采取的措施，能比完全自由贸易更能促进国内和国外的和平事业。我们不应该以经济援助的名义赠款给外国政府，同时又对它们出产的东西施加限制，而应该采取一种一贯的和有原则的立场，因为赠款会促进社会主义，施加限制会妨碍自由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信仰自由并愿意实行。我们不能强迫你们实行自由。但我们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一切人提供充分的合作。我们的市场对你开放，没有关税或其他限制。你能够并愿意卖什么，就来这里卖好了，你能够并愿意买什么，就来这里买什么好了。这样，个人之间的合作就会成为世界范围的和自由的合作。

    实行自由贸易的政治理由

    相互依赖是当今世果上到处存在的特点；在经济领域本身，相互依赖存在于一套价格和另一套价格之间、一个工业和另一个工业之间、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之间。在更广泛的社会内，它存在于经济活动和文化、社会、慈善活动之间。在社会组织中，它存在于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之间、存在于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

    在国际领域中也是一样，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交错在一起。国际自由贸易哺育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国内自由贸易哺育不同信仰、态度和利益的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一样。

    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就如在任何国家的自由经济中一样，交易在私有的实体——个人、企业、慈善机构——之间进行。任何交易的条件，都由参加各方协议。除非各方都相信他们能从交易中得到好处，否则就做不成交易。结果，各个方面的利益取得了协调。普遍存在的是合作而不是冲突。

    政府一插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国家里，企业从它们的政府那里谋求补贴，或者是直接的，或者以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的形式。它们将诉诸政治压力来使其他企业受到损失，规避威胁它们的利润以至生存的竞争者的经济压力。一国政府为了本国企业的利益进行干预，导致其他国家的企业向它们自己的政府寻求援助，来对抗外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私人之间的争议变成了政府之间的争议。每一次贸易谈判成了政治事件。政府高级官员乘坐喷气式飞机到世界各地去参加贸易会议。摩擦越来越大。各国人民对会议结果感到失望，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结果，普遍存在的是冲突而不是合作。

    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果大战的那一百年提供了一个显明的例子，说明自由贸易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多么良好的影响。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那一百年里，它实行了几乎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其他国家，尤其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各西方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也许在形式上稍微有些不同。人们大体上都能按相互同意的条件，同任何人自由买卖，不管是住在哪里，住在同一个国家或不同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也许使我们在今天更感觉惊奇的是，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整个欧洲旅行，或在世界大部分其他地方，不需要护照，也不受那重复的海关检查。他们可以自由移居，在世界大部分地方尤其是美国，可以自由入境并成为居民和公民。

    结果，从滑铁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一百年，成了人类历史上西方国家之间最和平的时代。在这期间，只有过一些小战争，最著名的是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自然还有美国国内的大内战，它本身就是美国背离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实行奴隶制的结果。

    在现代世界上，关税和与此相类似的对贸易的其他限制，变成了国家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根源。但带来巨大麻烦的根源，却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当年的集体主义国家如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现在的共产党国家如苏联及其卫星国和中国，都对经济进行干预。关税之类限制歪曲价格制度传递的信号，但至少还让个人有对这些信号作出反应的自由。集体主义的国家引入了影响深远的控制成分。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同集体主义国家的公民之间，不可能进行完全的私人交易。有一方必定得由政府官员为代表。政治考虑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实行市场经济的政府容许其公民尽可能直接地同集体主义的政府作交易，摩擦可以减少。要想用贸易作为政治武器或用政治措施作为手段来增加同集体主义国家的贸易，那只会使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变得更厉害。

    国际自由贸易和国内竞争

    国内竞争的规模同国际贸易安排有密切关系。十九世纪后期，公众反对“托拉斯”和“垄断”的呼声导致建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并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这个法案后来受到许多其他立法行动的补充，来促进竞争。这些措施产生了很混杂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它们增加了竞争，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但是，即使这些措施完全达到其发起人的预想，也不能象取消国际贸易的一切限制那样，保证有效的竞争。在美国，虽然仅仅存在三大汽车生产者，而且其中之一已濒于破产，但这却对垄断价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让全世界的汽车生产者都来同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竞争美国的买主，那垄断价格的幽灵肯定会消失。

    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没有政府以关税或其他办法公开和暗中的帮助，在一个国家里是很难确立垄断地位的。在世界范围，这更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德比尔公司对钻石的垄断，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看来成功的例子。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能没有政府的直接帮助而维持很久的垄断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早先的橡胶和咖啡卡特尔也许是受到政府帮助的最突出的例子。但是大多数这类由政府主持的卡特尔都维持不了多久。它们在国际的竞争压力下垮台了——我们相信石油输出国组织也会是这个下场。在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世界上，国际卡特尔会更快消失。即使在贸易受到限制的世界上，美国也能够通过实行自由贸易（必要时单方面实行），来基本上消除国内的大垄断集团带来的威胁。

    中央经济计划

    在不发达国家旅行，我们一次又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象，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认为的事实同事实本身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

    各地的知识分子都想当然地认为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是用来剥削人民大众的办法，而中央经济计划是未来的潮流，会把他们的国家推上迅速发展的道路。前不久，一位美国人批评印度的中央计划搞得过细，对此，一位很富有的而且文化修养极高的著名印度企业家——他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讽刺的那种大腹便便的资本家——进行了反驳。他明确告诉我们，象印度这样穷的国家的政府，只有控制进口、国内生产和收入的分配，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些使他发财致富的领域，授予他特权，才能保证社会的需要优先于个人的自私的需要。他只不过是重复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教授和知识分子的见解而已。

    事实本身与这种见解大不相同。凡是个人自由的成分较大，普通公民的物质享受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增加，人们普遍对未来的发展抱有信心的地方，我们总是发现其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组织的。凡是国家严密控制其公民经济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详细的中央经济计划统治一切的地方，那里的普通公民就受到政治的束缚，生活水平低下，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国家可能兴旺，可能开创不朽的功业，但普通公民成了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收入仅够维持他们适度的生产。

    最明显的例子是东西德的对比。那本是一个整体，战争把它分成了两部分。居住在两边的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文明，具有同样水平的技术和知识。哪一部分兴旺了，哪一部分不得不用墙来把它的公民关在里面，哪一部分今天必须用武装警卫并借助猛犬和地雷来对付那些勇敢而绝望的公民，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要离开他们的共产主义天堂，投向墙那边的资本主义地狱。

    在墙的一边，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自全球的货物。另外一些人奔向众多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他们可以自由地买到表达各种意见的报章杂志。他们可以互相或同陌生人交谈任何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各种见解。走上几百步，排上一小时的队，填好表格，领到要交回的通行证，你就可以象我们那样去到墙的另一边。那里，街道是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积满了污垢。三十多年了，战争的破坏还没有修复。在东柏林短暂的访问期间，我们发现，洋溢着欢乐气氛的唯一地方是娱乐中心。在东柏林呆上一小时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当局要修建那堵墙了。

    西德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被打败和被摧残的国家变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是自由市场创造的奇迹。当时德国的经济部长是个经济学家，名叫路德维希·艾哈德。1948年6月20日是星期天。在这一天，他下令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就是今天的西德马克，同时取消了差不多所有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正如他常说的那样，他之所以在星期天采取行动，是因为法、美、英占领军当局星期天不办公。他深信，要是在其他日子采取行动，那些对管制抱赞同态度的占领军当局准会取消他的命令。他的措施象是具有魔力。几天之内，商店里便摆满了货物。几个月之内，德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

    即便是两个共产党国家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形成了类似的对比，虽然不那么极端。苏联是严格地由中央控制的。它没有完全取消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但它尽可能地限制它们的范围。开始时，南斯拉夫走同样的道路，但在铁托同斯大林的俄国破裂之后，它急剧地改变了它的路线。它仍是共产主义的，但谨慎地实行分散化并运用市场力量。大部分农田归私人所有，其产品可以在比较自由的市场上出售。私人可以经营雇工不超过五人的小企业。小企业，特别是手工业和旅游业方面的小企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大企业是工人合作社——一种效率不高的组织形式，但至少使个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肩负责任并发挥主动精神。南斯拉夫的居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生活水平比邻国奥地利或其他西方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低得多。然而，南斯拉夫还是给从俄国去的有观察力的旅游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较之下它是天堂。

    在中东，尽管以色列宣布的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和政策，并且政府广泛地干预经济，但它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市场因素，这主要是对外贸易在以色列的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产生的间接后果。它的社会主义政策妨碍了它的经济成长，但是它的公民比起埃及的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埃及的政治权力更比以色列集中得多，其经济活动受到的控制也要比以色列严格得多。

    在远东，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台湾、香港和日本，都广泛地依赖私人市场，因而都很兴旺发达。它们的人民充满希望，经济正在迅猛发展。最好的衡量标准是，七十年代后期，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最低的约达七百美元（马来西亚），最高的约达五千美元（日本）。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共产党中国都严重依靠中央计划，因而都经历了经济停滞和政治压制。这些国家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不到二百五十美元。

    主张中央经济计划的知识界人士曾经为毛的中国高唱赞歌，可没想到毛的继承人则大讲中国的落后并埋怨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没有取得进步。他们所设想的促进现代化的措施之一，就是让物价和市场起比较大的作用。同在南斯拉夫一样，这种策略将使中国当前低下的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只要对经济活动仍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私有财产仍受严密限制，这种提高就将大大受到限制。而且，即使是在这样有限程度上放出个人积极性的妖怪来，也会引起政治问题，迟早大概会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另一种结果，共产主义垮台，被市场制度所取代，看来远不那么可能，虽然作为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并不完全加以排除。同样，一旦年迈的铁托元帅去世，南斯拉夫将经历政治上的不稳定，可能产生反应，导致更大的独裁，或者远不那么可能的，导致现存集体主义的安排的破产。

    值得更详细地考察的一个特别显明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对比——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和日本在1867年明治维新后最初三十年的经历。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般说来很难象物理学家那样作有控制的实验，这种实验在验证假设上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这里，经验产生的一些东西，很接近于有控制的实验，我们能够用以检验经济组织方法上的差别的重要性。

    中间相隔八十年。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在我们拿来比较的开始时期，两国的情形很相象。两者都有古老的文明和发达的文化。两者都有高度结构化的人口。日本是封建结构，有大名（即领主）和农奴。印度是严格的等级制，按照英国人“排定的等级”，最上面是婆罗门，最底下是贱民。

    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安排方面发生剧烈的变动。在两国内，都有能干的、虔诚的领袖掌权。他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决心使经济的停滞变成迅速的增长，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大国。

    几乎所有的差别都对印度，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日本先前的统治几乎使它同其余世界完全隔绝，国际贸易和接触限于一年一次的荷兰船只的访问。少数被准许呆在那个国家的西方人，被圈在大阪港口一个小岛上的居留地内。三个多世纪的强行隔绝，使日本对外部世界茫无所知，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除中文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讲或者读外语。

    印度要幸运得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得到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在两次大战之间因从英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变成停滞，但并没有倒退。运输的改进结束了过去反复发生的地区性饥荒。它的许多领袖曾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受教育，尤其是在英国。英国的统治留下了一批高度熟练和有训练的民政人员、现代的工厂和一个非常完好的铁路系统。这些在1867年的日本一样也没有。印度在技术上虽比西方落后，但差距小于1867年的日本同当时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印度的物质资源也比日本优越得多。日本在物质资源上的唯一优势大概是海洋，使得交通方便并提供大量的鱼。日本只有此一项优势，其他全不如印度。印度的幅员约为日本的九倍，而且有大得多的面积是比较平坦和交通便利的土地。日本则大部分是山区，它只沿着海岸有一条狭长的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地带。

    最后，日本没有得到半点外援。在日本没有外国投资，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基金会赠款给日本或提供低利贷款。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筹措资金来发展经济。它也曾有过一次幸运的例外。在明治维新后的早期，欧洲的蚕茧严重歉收，这使得日本能够靠出口生丝赚得比平时要多的外汇。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偶然的或有组织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印度的境况要好得多。自从1947年独立以后它从世界上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大部分是赠送的。这种输送现在也还在继续着。

    尽管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情况相似，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摆脱了封建结构，让所有的公民都有社会和经济的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境况迅速改善，虽然人口陡然增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虽然它没有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在这方面却取得了巨大进展。

    印度口头上废除等级限制，但实际上很少进展。少数人和多数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象八十年前的日本一样，印度的人口猛增，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却没有按同样的速度增长。其经济仍然近乎停滞。那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英国统治结束后，印度曾夸耀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没过多久，就开始实行独裁统治，限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目前，它正处于重新这样做的危险之中。

    怎样解释这两种结果的差别，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人的性格所造成的。据说，宗教戒律、等级制度、宿命哲学——所有这些把印度人民禁锢在传统的束缚之下。据说印度人缺少进取心而且懒惰。而日本人则受到称赞，说他们有干劲、精力旺盛、热心于接受外来的影响，而且难以置信地善于把从外边学到的东西加以改造利用。

    关于日本人的这种描绘在今日可能是对的。但在1867年却不是这样。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一个外国人写道：“我们不认为它（日本）会变得富有。自然赋予的长处，除了气候，以及人民自己的爱好懒惰嬉戏，妨碍了它。日本人是一个愉快的种族，有一点就满足，不大可能取得很大成就。”另一个写道：“在世界的这部分，西方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好象失去了它们原先具有的效力和活力，并致命地倾向于芜杂和腐败。”

    同样，关于印度人的描绘也可能符合今天印度国内的一些印度人，甚至可能符合大多数，但它肯定不符合侨居别处的印度人。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香港、斐济群岛，巴拿马以及新近在英国，印度人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还成了企业界的台柱子。他们常常是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印度国内，只要是能避开政府控制的铁手的地方，事业心、积极性和干劲都有所表现。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许多外界观察者探讨的这种印度人的特征，与其说是缺少进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反映。当卖力干和冒风险得不到报酬的时候，懒惰和消沉就会滋生。宿命的哲学是同停滞相适应的。印度并不缺乏人材，能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就象日本在1867年所经历，或者甚至象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的确，印度的真正悲剧是，它本可以——我们相信——成为一个繁荣昌盛而生气勃勃的自由社会，但目前却仍然是一个满是穷困潦倒的人民的次大陆。

    我们新近碰到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经济制度如何能够影响人的性格。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流入香港的中国难民，推动了它的经济飞快发展，并以他们的积极性、事业心、勤俭和干劲得到了应有的尊敬。中国新近放宽对移民的限制之后，产生了一批新的侨民——来自同一种族，具有同一基本的文化传统，但经过三十年共产党统治的抚育和塑造。我们听到一些雇用这些难民的公司说，他们与早先来香港的中国人大不相同。新来的移民非常缺少主动性，需要人家确切告诉他做什么。他们懒惰，不合作。无疑，在香港的自由市场呆上几年之后，他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那么，对于1867年至1897年的日本和1947年到现在的印度之间的不同经验该作何解释呢？我们相信，其解释同东西德之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以及台湾和红色中国之间的差别一样。日本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和自由市场。印度则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依靠中央经济计划。

    明治政府也曾多方面进行过干预，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送许多日本人出国接受技术训练，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它在许多工业中建立了领头的工厂，并给与其他工业许多补助。但是没有哪个时候它曾经试图控制投资的总额或方向或是生产的结构。国家只在造船业和钢铁业保持大量的股权，因为它认为这是军事力量所必需的。它维持这些工业，因为它们对私人企业没有吸引力，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这些补助消耗日本的资源。它们妨碍而不是刺激日本经济的进展。最后，一项国际条约禁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头三十年征收高于５％的关税。这种限制证明对日本完全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曾遭到埋怨，而且在条约的限制期满后就提高了关税。

    印度执行了一条与此大不相同的政策。它的领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帝国主义的同义语，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避免。他们制订了一系列俄国式的五年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投资项目。某些领域的生产为政府所保留；私人公司容许在其他领域经营，但必须同计划一致。关税和限额控制了进口，补贴控制了出口。自给自足是理想，不用说，这些措施造成外汇短缺。这又用严密而广泛的外汇管制来对付，外汇管制成了无效率和特权的一大根源。工资和物价受到管制。要盖个工厂和进行其他投资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无处不有的税，纸面上定得很高，实际上大量逃漏。各种各样的走私、黑市和非法交易，就象赋税一样无处不有，破坏了法制的威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计划的死板，使得有可能满足紧急的需要，从而起了有价值的社会作用。

    在日本，依靠市场，挖掘了潜在的、意想不到的能力和才干的资源。它阻止了妨碍改革的既得利益。它强使发展接受效率的严峻考验。在印度，依靠政府的控制，挫伤了积极性或将它付诸东流。它保护了既得利益不予改革。它用官僚主义的批准代替市场的效能，作为生存的尺度。

    这两个国家的家庭纺织品和工厂纺织品的经历可以说明政策上的区别。1867年的日本和1947年的印度，家庭纺织业的规模都很大。在日本，外国的竞争没有对家庭生产的生丝产生多大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的生丝优越，加上欧洲的歉收；但它几乎完全排挤了土制棉纱，后来又排挤了土布。日本的纺织业工厂发展起来了。开始它只制造最粗糙的、最低档的纺织品。后来制造越来越高级的纺织品，最后成了一门大出口工业。

    在印度，手工纺织得到补助并保证有其市场，据说是为了缓和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工厂生产逐渐增加，但为了保护手工纺织业，被有意地加以限制。保护意味着扩大。手工织机从1948到1978年大约增加了一倍。今天，在全印度成千上万的村庄里，从早到晚可以听到手工织机的声音。如果是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其他工业竞争，有一门手工纺织业并不坏。在日本，现在还存在一门虽然极小但是兴旺的手工纺织业。它织造高级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在印度，手工纺织业的发达是因为得到政府的补助。实际上，政府向那些生活并不比手工织机工人好的人征了税，以使手工织机工人的收入高于他们从自由市场上赚得的收入。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面临的问题，同几十年后日本所面临的和一个多世纪后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正好一样。动力织机有摧毁兴旺的手工纺织业的危险。英国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这门工业。它显然考虑了印度采取的那种政策：补助手工纺织业，保证它的市场。但该委员会立即否定了这项政策，理由是这只会使根本的问题——手工织工过多，变得更严重。这正是印度所发生的情况。英国采取了同日本一样的解决办法——暂时是严酷的，但最后是慈善的政策，让市场力量起作用。8

    印度和日本的这种对比很有趣，因为它不仅如此清楚地表明两种组织方法的不同结果，而且表明在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政策之间并无关系。明治维新统治者——他们立志要加强他们国家的权力和荣誉而很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目标同印度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印度的新领袖们——他们热衷于个人自由——一的目标同日本人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

    控制和自由

    美国虽然没有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在经济中扩大政府的作用已经够多了。这种干预使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对经济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国两个世纪来的经济发展有归于结束的危险。干预也使我们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它大大地限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

    美国主要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之一。但是，正如林肯在那有名的“分裂的家”的演说中所说：“一个家分裂开来反对自己，就不能维持。……我不期望这个家会垮掉，我确实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归一，要么完全变样。”他是在讲对人的奴役。他的预言同样适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是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分裂的家会倒向集体主义一边。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正在认识到这个危险，决心阻止并扭转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现状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这种看法：当前的局面是理所当然的，是事情的正常状态，特别是当事情是由一系列小的和渐进的改变来形成的时候更是如此。要估计那累积起来的影响有多大是困难的。需要发挥想象力，超脱现状，用新的眼光来加以观察。这是很值得做的事情。结果要不是令人吃惊的话，大概也是会出人意外的。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我们的收入：多少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花在什么项目上；多少存起来，用什么方式；多少给别人，给谁。现在，我们收入的40％以上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代表我们花掉的。有人曾提出规定一个新的国庆日，叫个人独立日——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不再为政府的开支而工作……而是为了支付几个人或单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选定的项目而工作。”9在1929年，这个节日也许应该定在2月12日，林肯的生日这一天；今天，也许应该定在5月30日；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到1988年左右它会碰上另一个独立日，7月4日。

    自然，我们对政府代表我们花多少我们的收入，有一些发言权。我们参与了那个政治过程，这个过程使政府花费了我们40％以上的收入。多数通过的办法是一种必要和可取的权宜之计。但是这同你在超级市场上买东西时的那种自由很不一样。当你一年一度去投票的时候，几乎总是投一揽子的票而不是投特定项目的票。如果你是多数，最好的情况是，你在得到你所愿意要的项目的同时也将得到那些你反对的项目，只是比较起来不认为那么重要罢了。通常的结果是，你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你当初投票赞成的东西。如果你是少数，你就必须服从多数的表决，等待下一次机会。当你每天在超级市场上投票时，你得到的就是你投票要的东西，别的人也是一样。投票箱产生的是遵守而并不一致，市场产生的是一致而无遵守。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可能把表决方法只用于那些必须遵守的决定的原因。

    作为消费者，我们甚至不能自由选择怎样使用纳税后剩下的那部分收入。我们现在不能自由购买甜味素，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连糖精也不能随意购买了。我们的医生不能自由地为我们开许多药，尽管他认为这些药对我们最有效，或者这些药在国外已经广为使用了。我们不能自由地购买一辆没有座位安全带的汽车，虽然眼前我们仍可以自由选择是系它还是不系它。

    经济自由的另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按照我们自己对价值的看法自由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自由从事任何职业，加入任何企业，同任何别人作买卖，只要是在严格自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诉诸强力来强制别人。

    今天，你不能自由地作为一个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管子工、理发师、殡仪人提供你的服务，或是从事其他许多职业，除非先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批准或证书。你不能自由地按照你同你的雇主协商好的条件加班，除非条件符合政府官员定下的规章。

    你不能自由地设立银行、进入出租汽车行业或从事出售电力或电话服务的企业或经营铁路、公路或航线，除非先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

    你不能自由地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除非你填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的多种表格，而且能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于你提出的计划书。该计划书必须把前景描绘得如此暗淡，以至没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投资者会愿意对你的计划投资，才会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而且，要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得花费十万多美元——这肯定会吓退我们的政府声称要资助的小企业。

    拥有财产的自由是经济自由又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确广泛地拥有财产。我们当中的多数人拥有所住的房子。但是谈到机器、工厂和类似的生产手段，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自称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自由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就公司企业的所有权来说，我们大概46％是社会主义的。拥有１％的股份意味着你有权分到１％的利润，并必须用你全部资产的价值分担１％的损失。1979年联邦的公司所得税率是十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必须缴纳46％的所得税（1979年以前为48％）。联邦政府从每一美元的利润可得四十六美分，它也分担每一美元损失的四十六美分（如果有早先的利润可以抵消这种损失的话）。联邦政府拥有每一公司的46％——虽然不是以直接参预决定公司事务的形式。

    甚至仅是列举出加于我们经济自由的全部限制，也得一本比此书更厚的书，更不用说来详细描述了。上述例子只是用来说明，这种限制已变得多么普遍。

    人类自由

    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一般的自由，以至言论出版自由也受到了影响。

    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些从李·格雷斯1977年的一封信中摘出来的话，他是那时一个石油煤气协会的执行副会长。关于能源立法问题，他写道：

    如你们所知道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一千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应该定多高价格的问题，而是宪法第一号修正案的延续，即保障言论自由的问题。随着限制的增加，就像老大哥越来越紧地盯着我们，我们胆怯起来了，不敢说出真相，不敢揭露谎言和错误。我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查帐、官僚主义的扼杀或政府的刁难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是反对言论自由的一项强大的武器。

    10月31日（1977）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华盛顿小广播”栏里指出：“石油业的职员们声称，我们接到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的最后通碟：‘支持政府提出的原油税——不然就要面临更严格的规定和可能发动的一场运动来拆散石油公司’。”

    他的判断为石油业人员的公开行为所充分证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斥责他们赚取“污秽的利润”，一批石油业的经理中间竟没有一个人顶他，或是退出会议室，拒绝再受人身攻击。石油公司的经理们私下对现行限制他们活动的复杂的联邦控制结构或卡特总统提出的大大扩大政府干预的办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却发表措辞温和的公开声明，赞成控制的目标。

    几乎没有企业家认为卡特总统的所谓自愿的工资物价管制是对付通货膨胀的可取的或有效的办法。然而，他们却争先恐后地颂扬那个计划，并答应予以合作。只有少数人，如前国会议员、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勇气公开加以谴责。另一个敢于讲的人是那个八十高龄的执拗的前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

    为了言论自由，人们完全应当付出代价——如果只是不吃香、挨批评的话，也许还能忍受。但这代价应当是合理的而不是过分的。决不应该如有名的最高法院裁决所说的对自由言论产生“令人胆寒的影响”。然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是，当前对企业的经理们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影响。

    这“令人胆寒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在企业经理们身上。它影响我们全体。我们最熟悉学术界。我们的同行中间，有许多人，搞经济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搞人文的得到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补助；所有在大学教书的教师都从州的立法机关那里得到他们的一部分薪金。我们认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对高等教育的税款补助都是不可取的，应当予以取消。这无疑在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但这个少数人比人们从公开声明中所能搜集到的要多得多。

    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政府——一不仅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是这样，而且在许多日常事务中也是这样。看一看英国的一个惊人的例子。伦敦《泰晤士报》这样一份大报，几年前有一天被它的一个工会阻止不能出版，原因是该报打算发表一篇报道，讲工会企图影响报纸的内容。结果，劳资纠纷使这家报馆完全关闭，有关的工会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得到政府的特别的庇护。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记者联合会正在发起成立记者组织，并威胁要抵制那些雇用不属于他们这个联合会的人员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堪称为自由发祥地的国家里。

    就宗教自由来说，在美国，阿密希的农民的房屋财产曾被没收，因为他们以宗教的理由拒绝交纳社会保险税——也不接受社会保险。教会学校的学生曾被作为逃学者、违反强制上学法被传讯，因为他们的教师没有那必要的纸片，证明他们满足了州政府的要求。

    虽然这些例子只是反映了些表面的现象，它们却说明了基本的道理：自由是个整体，任何事情如果减少我们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自由，它也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对我们的自由施加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以免遭受其他更坏的限制。但是，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当今迫切需要的是取消限制而不是增加限制。

 第三章 危机的剖析

    1929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这一空前水平。这次萧条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场灾难。萧条逐渐扩及到其他国家，各国的产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民遭受饥饿和苦难。在德国，萧条帮助了希特勒上台，铺平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日本，它加强了那个立志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人集团。在中国，它导致了货币改革，这种改革最后加速了恶性通货膨胀，注定了蒋介石政权垮台的命运，使共产党上了台。

    在思想上，萧条说服了公众，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公众转向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越来越被接受的看法：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它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它应充当平衡轮，促进稳定和保证安全。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公众对私人企业和政府的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自那时起到现在的迅速扩大。

    萧条也使经济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经济的崩溃，动摇了那个长期持有并在二十年代曾得到加强的信念，即货币政策是促进经济稳定的有力工具。经济学家几乎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货币同经济稳定不相干”。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凯恩斯革命不仅俘虏了经济学专业，也为广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吸引人的论据和处方。

    公众和经济学家看法的转变，是由于误解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却很少有人知道———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这个责任，用美国宪法第一款第八节的话来说，就是“铸造货币，调节它与外国货币的价值”。不幸的是，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政府管理货币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稀奇事，而且也是今天的现实。

    联邦储备系统的起源

    1907年10月21日，星期一，大约在一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后五个月，纽约市的第三大信托公司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开始遇到金融困难。第二天对这家银行的“挤兑”迫使它倒闭（结果证明是暂时的；它在1908年3月恢复了营业）。聂克波克信托公司的倒闭，加速了对纽约市内的后来也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别的信托公司的挤兑——一次银行的“恐慌”发生了，就象在十九世纪不时发生过的那样。

    不到一个星期，全国的银行对这种“恐慌”作出了反应，“限制付款”，也就是宣布它们不再付给要求提取存款的储户以通货。在某些州里，州长或司法部长采取措施，给予限制付款以合法的批准；在其他州里，干脆就容忍这种做法，银行被许可继续开业，尽管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它们违反了州的银行法。

    限制付款遏制了银行的倒闭，结束了挤兑风潮。但这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它导致硬币通货不足，使木质的分币在私下流通，并使其他暂时的代用品代替合法的货币。在通货最短缺时，得用一百零四美元存款买一百美元通货。恐慌加上限制，直接地和间接地使那次衰退变成了美国当时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所谓直接地，是指恐慌和限制对信心和有效地经营企业造成的影响，间接地是通过强使货币的数量减少。

    不过，衰退的严重阶段为时不长。银行于1908年初恢复付款。几个月之后，经济开始恢复。这次衰退总共只持续了十三个月，而它的严重阶段只拖了大约一半那么久。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要对1913年通过联邦储备法负大部分的责任，它使得在货币和银行领域采取某些行动在政治上成为必要。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和党政府期内，建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Ｗ·奥尔德里奇。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政府期内，著名的民主党众议员后来成为参议员的卡特·格拉斯重新草拟了该委员会的建议。从那以后，由此产生的联邦储备系统就成了国家管理货币的主要权力机构。

    “恐慌”、“挤兑”和“限制付款”这些字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们会产生我们归因于它们的那些深远的影响？联邦储备法的作者又是怎样提议防止同样的事件的？

    对一家银行挤兑，就是它的许多储户全都在同一个时间试图“提取”他们的存款。挤兑的发生，是由于有谣言或事实，使储户担心银行偿付能力不足，将不能履行它的义务。因而每个人都试图在存款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把“自己的”钱取出来。

    不难理解，为什么挤兑会使得一家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更快地陷于破产。但是为什么挤兑也会给可信赖的和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带来困难呢？答案同英文里的一个最引人误解的字眼——“存入”有关，它被用来指对银行的一种要求权。如果你向一家银行“存入”通货，你往往会认为银行拿了你的钞票，把它们放进银行的保险柜里保存起来，等你来取款。它并不是这样做的。要是这样做的话，银行哪来的收入去偿付开支，去付存款利息呢？银行可能拿一些钞票放到保险柜里作为“储备”。其余的钞票它贷给别人，要借款人付利息，或者用于购买有息证券。

    如果你存入的不是通货而是其他银行的支票（人们经常这样做），那么银行手头上就连可存入保险柜的通货也没有。它只有对另一家银行提取通货的要求权，而通常它并不行使这种权利，因为其他银行对它也拥有与此相当的要求权。对每一百美元存款，所有银行只在保险柜里存放几美元现金。我们实行的是“部分储备银行制”。只要人人都相信随时能够从存款中提取现金，因而只在真正需要时才提款，这种制度就能很好地运行。通常，新存入的现金大致与提取额相等，所以那一小部分储备就足以应付暂时的差额。但是要是人人都一下子取回现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多半会造成恐慌，就如有人在拥挤的戏院里喊“起火了”，每一个人都会赶紧往外跑一样。

    如果只有一家银行碰到挤兑，那它可以从其他银行借款或是要求其借款人归还贷款来对付。借款人可以从别的银行提取现款来偿还贷款。但如果一场银行挤兑风潮扩大，银行是无法共同这样对付挤兑的。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干脆就没有那么多的通货，来满足所有储户的要求。此外，动用库存现金来对付广泛的挤兑——除非能立即恢复信任，结束挤兑，从而现金再次被存入银行——会使存款额大为减少。1907年，每一百美元存款，银行平均只有十二美元现金。每一美元存款换成现金从银行的保险柜转到存款人手里，需要另外减少七美元的存款，银行才能保持原来储备金同存款的比率。这就是为什么一场挤兑，结果使公众贮藏现金会减少总的货币供应量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挤兑风潮如不立即终止会造成巨大痛苦的缘故。各个银行会催借贷户还债，拒绝延长贷款期限或拒绝发放新的贷款以取得现金，应付储户的要求。借贷户整个地告货无门，于是银行倒闭，企业破产。

    如何能在一场恐慌一旦发生时就使之停止，或者更好的是如何能在它开始之前就加以防止呢？制止恐慌的一种办法，是象1907年那样：银行一起限制付款。银行仍然开业，但它们相互约定，储户提款时不付给现金，而是通过转帐来处理。对于自己银行的某一储户开给另一储户的支票，各银行的承兑方法是：减少前者帐下的存款，而增加给后者。对于那些由自己的储户开给其他银行的储户的支票或是由其他银行的储户开给自己银行的储户的支票，它们就几乎象往常那样，“经过票据交换所”来处理，也就是用所收到的其他银行储户的支票，抵消其他银行所收到的自己银行储户的支票。一个区别是，它们要付给其他银行的款项同其他银行要付给它们的款项之间的任何差额，是用支付保证来解决，而不是象通常那样拨付现金。银行也支付一些现金，不过不是付给要求提款的储户，而是付给一些老主顾，以供他们发放工资和其他紧急需要之用，同时银行也从这些老主顾那里得到一些现金。在这种制度下，某些“不殷实的”银行仍然可能倒闭。但它们倒闭，不是因为它们不能把殷实的资产转换成现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慌逐渐得到平息，对银行的信任得到恢复，银行又重新付款给提款的储户，而不致引起一系列新的恐慌。这是制止恐慌的颇为严厉的方法，但它确实起了作用。

    另外一种制止恐慌的办法，是使殷实的银行能够把它们的资产迅速转换成现金，不是通过损害其他银行来转换，而是通过取得额外的现金——也可以说是通过紧急印刷机来转换。这就是体现在联邦储备法中的方法。据认为，该方法甚至可以防止限制付款引起的暂时混乱。根据该法建立的十二家地区银行，在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督下营业，受权充当商业银行的“最后可以求助的放款者”。它们可以发放以下两种贷款，一种是以货币形式发放联邦储备券（它们有权印刷这种储备券），另一种是发放银行帐目上的存款信贷（它们有权创立这种信贷，只要薄记员把大笔一挥就行了）。它们充当银行家的银行。美国的地区银行相当于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

    最初，人们预计，联邦储备银行的大部分业务是直接贷款给银行，以这些银行自己的资产，特别是以它们的期票即提供给企业的贷款为担保。但在许多这种贷款上，银行对期票进行“贴现”——也就是付出的款项比面值少，其折扣代表银行收取的利息。联邦储备反过来对期票进行“再贴现”，以此从银行收取贷款的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开的市场活动”——即买卖政府公债——而不是再贴现，变成了联邦储备系统放松和收紧银根的主要方法。当一家联邦储备银行买进政府公债时，它支付联邦储备券（那是它保险柜里有的或者新印刷的），更通常的办法是，在它的帐本上为一家商业银行增加存款。这家商业银行可以自己是公债出售者，也可以是公债出售者保有存款户头的银行。这些额外的通货和存款就充作商业银行的储备，使它们整个能够成倍地扩大它们的存款，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储备银行的通货和存款被称为“高能货币”或“货币基础”的原因。当联邦储备银行售出公债时过程正好相反。商业银行的储备下降。它们被引向收缩。直到不久前，联邦储备银行创造通货和存款的权力，还受到联邦储备系统掌握的黄金量的限制。这个限制现在已被取消，所以今天除了负责这个系统的人的谨慎外，已不再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三十年代初期，联邦储备系统未能做到建立它要做的事情之后，最后在1934年采取了一个防止恐慌的有效方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保证存款最大限度地不受损失。该保险公司使存款人相信他们的存款是安全的，因而防止了不殷实的银行的倒闭或金融困难造成对其他银行的挤兑。在那拥挤的戏院里的人们相信，再不会有火灾了。自1934年以来，虽然也曾有过银行倒闭和对个别银行的挤兑，但还没有发生过那种老式的银行恐慌。

    早在1934年以前，为了防止恐慌，银行就已经常对存款进行担保了，只不过担保的范围较小，没有那么有效罢了。一次又一次，当一家银行碰到金融困难或是因为谣传发生问题而有挤兑危险时，其他银行就自动联合起来凑集一笔资金，为处于困难中的那家银行的存款担保。这种方法防止和阻止了许多恐慌。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或者是因为没有达成一项满意的协议，或者是因为没有立即恢复信心，该方法却没有奏效。关于这种失败，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考察一个特别富有戏剧性的重要事例。

    联邦储备系统的早年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年底，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开始活动。这场战争大大改变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该系统建立时，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国。据说，当时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样可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当初建立联邦储备系统，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促进商业；其次是充当政府的银行。当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将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围内活动，对国外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去左右它们。

    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而且，即便是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也还是这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国外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已成了一个能够影响世界货币结构的独立的巨大力量。

    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是好还是坏，总之，联邦储备系统显示了其巨大力量。象在以前的（和后来的）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战费，印刷机又被派上了用场。不过，联邦储备系统使用印刷机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机构更为老练和隐蔽。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用联邦储备券支付，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交付一些费用，只有在这时，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只是在帐册上给后者记一笔存款，以此作为付款。财政部用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购买的东西。当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这样，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业银行系统得以不断扩充，这种扩充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它们自己购买政府公债或是贷款给它们的主顾使他们能够购买公债取得的。用这种办法，财政部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战费，但增加的货币大都以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通货的形式出现。采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增加货币数量，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但它确实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作用，掩盖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减少或是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战争结束以后，联邦储备系统继续迅速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是在这一阶段，增加的货币不是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营企业活动。我们整个战时的通货膨胀，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不仅战争结束而且政府的战争开支赤字也已结束之后。联邦储备系统很晚才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后，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把国家投入了1920－1921年为时不长但很严重的萧条。

    无疑，联邦储备系统取得最大成功的时代，是在二十年代剩下的那段时间里。在那些年，它的确象一个有效的平衡轮似的起作用，当经济显露出摇摆的迹象时就提高货币的增长率，当经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扩张时就降低货币的增长率。它并没有使经济免于波动，但它的确缓和了波动。不仅如此，它是不偏不倚的，因而避免了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形势的稳定，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当时有人大肆鼓吹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商业周期完蛋了，被一个警觉的联邦储备系统排除了。

    二十年代的成就，大都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本杰明·斯特朗的银行家。此人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一直到1928年他突然病故时为止。在他死以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可以说是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而本杰明·斯特朗无疑是最最关键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描述的，是“一个天才——银行家中的汉密尔顿”。同联邦储备系统内的其他人相比，斯特朗得到了该系统内部和外部金融界领袖们的更多信任和支持，他能够使金融界的领袖们相信他的看法，而且他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斯特朗的死在联邦储备系统内部引起了权力之争，这场 6597.” >斗争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正如斯特朗的传记作者所说，“斯特朗的死使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它失掉了一个有胆有识、深孚众望的领导人。〔设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不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起那个作用。但该委员会自己又不能大胆地发挥那个作用，它当时仍然是软弱和分裂的……而且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大都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样，不愿接受该委员会的领导。……因而，该系统陷入了遇事作不出决断、各方意见僵持不下的困难境地。”①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权力之争竟然大大加速了权力转移，权力从私人市场转给了政府、从地方和州政府转给了联邦政府。事实证明，这场权力之争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

    ①莱斯特·V．钱德勒：《大银行家本杰明·斯特朗》（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58年），第465页。

    萧条的开始

    流行的看法是，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10月24日。那天是星期四，天阴得非常厉害，纽约的证券市场崩溃了。其间经过几上几下，最后证券价格在1933年跌落到1929年那令人眩目的水平的六分之一。

    证券市场的崩溃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萧条的开始。企业活动在1929年8月，即证券市场崩溃前两个月就已达到了其顶峰，到10月时已经大大减少了。崩溃反映了经济困难的不断增加，反映了无法维持的投机活动的破产。当然，一旦发生崩溃，它就会在企业界人士和其他曾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无限希望的人们中间散布疑虑。它使消费者和企业经营者都不愿花钱，而希望增加他们的流动储备以备急需。

    联邦储备系统随后的做法，更加重了证券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影响，危机进一步加深。当崩溃发生的时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几乎是出于斯特朗时代养成的条件反射，立即自行买进政府公债从而增加银行的储备，来缓和冲击。这使商业银行能够向证券市场上的公司提供额外的贷款，并从它们那里和其他受到崩溃的不利影响的公司那里买进证券，以缓和冲击。但是，斯特朗已经死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想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它迅速行动，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遵守纪律，后者屈服了。此后，联邦储备系统的做法就同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先的经济衰退中的做法大不一样了。它不是积极放松银根，使货币供应量多于平时，以抵消收缩，而是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听任货币数量慢慢减少。在1930年末到1933年初这段时间里，货币数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与此相比，1930年10月前货币数量减少的幅度仍显得很小，仅仅减少了2．6％。不过同已往相比这个幅度却很大。的确，同以前的衰退相比，不论是在衰退期间还是在衰退之前，几乎哪一次货币也没有减少这么多。

    证券市场崩渍的余波和1930年间货币数量的缓慢减少，最终导致了一场相当严重的衰退。即使那次衰退在1930年末或1931年初就告结束——如果不是发生货币崩溃的话，它本来很可能会是那样——它也会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衰退。

    银行业的危机

    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直到至1930年秋天，收缩虽然严重，但还没有发生银行业的困难或向银行挤兑的情况。当中西部和南部一系列银行倒闭破坏了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并使人们广泛地想把存款变成通货时，衰退的性质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银行倒闭的浪潮最后蔓延到了全国的金融中心纽约。1930年12月11日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那一天美国银行关了门。这是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一家商业银行。此外，虽然它是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它的名称却使国内外许多人认为它是官方银行。因而它的倒闭是对信心的特别严重的打击。

    美国银行能起这样的关键性作用，是有几分偶然因素的。由于美国银行业的结构分散，加上联邦储备系统采取的政策是让货币储藏量减少而且不对银行倒闭作出有力反应，所以小银行的倒闭迟早会造成对其他大银行的挤兑。即使美国银行不倒闭，也会有其他大银行来诱发雪崩似的银行倒闭浪潮。是美国银行而不是其他银行倒闭，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它是一家殷实的银行。尽管它是在萧条最严重的几年里被清算的，但最后还是为每一美元存款偿付了九十二点五美分。无疑，如果它当时能挺住，储户一分钱也不会损失的。

    当关于美国银行的谣言开始传播的时候，纽约州的银行总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协会曾试图制定一个计划挽救这家银行，为它提供保险基金或使它同其他银行合并。这是早先发生恐慌时标准的做法。直到银行关闭前两天，人们还认为这些努力一定能成功。

    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主要是因为美国银行的特点加上银行界的偏见。它的名称本身，因为吸引移民，所以为其他银行所忌恨。更为重要的是，这家银行是犹太人拥有和经营，并主要是为犹太人服务的。它是在这一行业里少数几家犹太人拥有的银行之一，这个行业比几乎任何其他行业都更加照顾达官贵人。救助计划包括使美国银行同唯一另外一家纽约市内主要为犹太人所有和经营的大银行以及两家小得多的犹太人拥有的银行合并，不是偶然的。

    计划失败是因为纽约票据交换所在最后一刻退出了所提议的安排——据说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界头面人物的反犹主义。在银行家们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纽约州银行总监约瑟夫·Ａ·布罗德里克曾试图说服他们，但没有成功。他后来在法庭审讯时作证说，

    “我当时说，它［美国银行］有许许多多借款人，它资助小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它的关闭可能会使大批储户和借户破产。我警告说，它的关闭会使市内至少另外十家银行关闭，还可能影响储蓄银行。我告诉他们，关闭的影响甚至可能超出本市的范围。

    我提醒他们，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拯救过市内两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曾经愿意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我回忆说，不过七、八年前，他们曾帮助过纽约的最大一家信托公司，提供的资金比拯救美国银行所需的数目要多许多倍，不过只是在制止了他们一些人之间的争吵之后。

    我问他们，他们放弃这个计划的决定是否仍然不可更改。他们告诉我是这样。于是我警告他们，说他们正在犯纽约银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①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美园货币史，1867～1960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310页。

    美国银行关门，对它的所有人和储户来说都是悲剧。两个所有人受到审讯，据说违反了法律而被判处徒刑。储户的钱虽然最后得到部分偿还，但却被扣押了好多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后果更为深远。全国各地的存款人担心他们存款的安全，加入了早先已经开始的零星的挤兑活动。银行成批倒闭，仅1930年12月一个月，就有三百五十二家银行倒闭。

    如果没有建立联邦储备系统，而发生挤兑风潮，那么，毫无疑问，银行会采取1907年采取过的措施，即限制付款，这种限制会比1930年最后几个月实际实行的要严厉得多。但是它会防止银行储备金的流失，几乎一定会防止后来1931、1932和1933年的银行大倒闭，正如1907年的限制很快就制止了当时的银行倒闭一样。的确，如果真是那样，美国银行也许会重新开业，就象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在1908年那样。恐慌过去，信心恢复，经济很可能在1931年初就开始复苏，就象在1908年初那样。

    联邦储备系统的存在阻止了银行采取这种激烈的治疗措施：直接地是因为大银行的担心减少了，它们相信向联邦储备系统借钱可以使它们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事实证明它们错了；间接地是因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银行界相信，现在有联邦储备系统对付挤兑风潮，再不需要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了。

    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提供好得多的解决办法，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政府公债。这将为银行提供额外的现金以应付它们储户的要求。这会制止大批银行倒闭，至少是急剧减少倒闭的银行数目，防止公众把存款换成通货，从而不致使货币数量减少。不幸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犹豫不决，采取的行动很少。总的来说它是袖手旁观的，听凭危机自由发展——在后来的两年中，它一再重复这种行动方式。

    1931年春天，当第二次银行业危机来临时，联邦储备系统就是这样行事的。1931年9月，当英国放弃金本位制时，它甚至采取了更为反常的政策。联邦储备系统的反应是——在发生严重萧条两年以后——前所未有地大幅度提高利率（贴现率）。它采取这个行动是为避免持有美元的外国人来汲取它的黄金储备，这是它担心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提高利率，结果使国内的通货高度收缩——给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更增加了压力。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可以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公债，来抵消它给予正在挣扎的经济的这一剧烈打击，但它没有那么做。

    1932年，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联邦储备系统最后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买进债券。有利的影响刚开始被感觉到，国会休会了，而联邦储备系统立即就停止了它的计划。

    这一惨痛故事的最后一段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又一次以一系列的银行倒闭开始。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班更加重了这次恐慌。罗斯福于1932年11月8日当选，但到1933年3月4日才就职。胡佛不愿意在未得到新当选总统合作的情况下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不愿意在他就职以前承担任何责任。

    恐慌在纽约金融界蔓延开来，联邦储备系统自己也慌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试图说服胡佛总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天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但没有成功。他于是就会同纽约票据交换所银行和州的银行总监，说服纽约州长莱曼宣布全州各家银行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职那一天休假。联邦储备银行与商业银行一起停业。其他州的州长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最后罗斯福总统在3月6日宣布全国休假。

    中央银行系统的建立，最初是为了使商业银行无需限制付款，但后来它却同商业银行一道，对银行付款实行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比广泛和完全的限制，严重地扰乱了经济。人们一定会赞同胡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这样一句话：“我的结论是，它［联邦储备委员］在全国发生困难的时候，的确是一根不中用的稻草。”

    ①《胡佛回忆录》，第3卷《大萧条，1929-1941年》（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2年），第212页。

    在1929年中期经济处于顶峰时，美国有近二万五千家商业银行开业。到1933年早期，.减少到了一万八千家。在罗斯福总统于银行休假开始十天后宣布其结束时，只有不到一万二千家银行获准开业，后来也只增加了三千家。因此，在四年的时间里，由于倒闭、合并或清算，在二万五千家银行中，总共大约消失了一万家。

    货币的总量也同样急剧减少。如果1929年公众手头的存款和通货为三美元的话，那么到1933年就只剩下了不到两美元，真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货币崩溃。

    事实和解释

    这些事实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应当强调指出，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却没有看到这些事实，包括约翰·Ｍ·凯恩斯在内。人们可以对这些事实作不同的解释。货币崩溃是经济崩溃的原因呢还是结果，是联邦储备系统本来应该能够防止货币崩溃，还是象当时许多观察家得出的结论那样，联邦储备系统已经作了最大努力，但货币崩溃仍然不可避免，萧条是在美国开始然后扩及到国外呢，还是发源于国外而把美国国内本来可能是颇为温和的衰退加重了？

    原因或结果

    联邦储备系统本身对自己的作用没有任何怀疑。联邦储备委员会竭力为自己辩护，竟然在它的1933年《年度报告》中大言不惭地说：“联邦储备银行能够应付危机期间对通货的巨大需求，这显示了我国根据联邦储备法建立的货币制度的效能。……要不是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地购进债券，很难说萧条会怎么发展。”

    ①《年度报告》，1933年，第1页和20-21页。

    货币崩溃既是经济崩溃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货币崩溃主要是联邦储备政策的，而它无疑加重了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一旦开始，又使货币崩溃恶化。银行贷款，在比较温和的衰退时期可能是“好的”贷款，但到了严重的经济崩溃时，就变成“坏的”贷款了。拖欠偿付贷款，削弱了发放贷款的银行，更促使存款人开始向它挤兑。企业倒闭，产量下降，失业增加——都加重不放心和担忧的感觉。把资产变换成其最流动的形式货币，变换成最保险的货币通货，成了广泛的愿望。“反馈”是经济制度的普遍特征。

    现在，几乎已可确证，联邦储备系统不仅被授权防止货币崩溃，而且要是它把联邦储备法赋予它的权力运用得当的话，本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这个系统的卫护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借口。但其中没有一个经得起仔细推敲。没有一个足以说明，这个系统没有能完成它的创始人建立它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有道理的。联邦储备系统不仅有力量防止货币崩溃，而且也知道如何运用这个力量。在1929、1930和1931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反复敦促联邦储备系统在公开市场上大规模购进债券，这是联邦储备系统本应采取的关键性行动，但它没有采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并不是因为这些建议不对头或行不通，而是因为系统户部的权力斗争使得其他联邦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不愿意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领导。结果只得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混乱而犹豫不决的领导。该系统以外的有识之士也曾要求采取正确的行动。伊利诺斯州的议员Ａ．Ｊ．萨巴思在众议院说：“我认定，解除金融和商业的困苦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某些提出批评的学术界人士——包括卡尔·鲍勃，他后来成为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在一次联邦储备会议上——这次会议在国会的直接压力下批准了1932年的公开市场购进——当时的财政部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奥格登·Ｌ·米尔斯在说明他赞成那个行动时指出：“一个拥有70％黄金储备的大中央银行系统，在这样的形势下站在一边，不采取积极步骤，这几乎是不可想像、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然而这恰恰就是这个系统前两年的做法，而且在几个月后国会刚一休会以及在1933年3月最后银行危机达到高潮时，他又采取了这种做法。

    ①详见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货币史》，第362－419页。

    萧条从哪里开始

    萧条是从美国扩及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相反，这可以从黄金的流动情况得到肯定的证明。1929年，美国实行的金本位制规定了黄金的官价（每盎司二十美元六十七美分），按照这个价格，美国政府将应要求买进或售出黄金。多数其他大国实行的是所谓金汇兑本位制，它们也给黄金规定按它们自己的通货计算的官价。用美国的官价除以按它们的通货规定的黄金官价，便得出官方兑换率，也就是以美元表示的它们通货的价格。它们可以按照也可以不按照官价自由买卖黄金，但他们负责把汇率保持在按这两种黄金官价确定的水平，需要时按这个兑换率买进和售出美元。在这种制度下，如果美国的居民或其他持有美元的人在国外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接受这些美元的人愿意在美国花费（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后者就会用多余的美元兑换黄金。黄金就将从美国流向外国。如这差额是相反方向的，持有外国通货的人想在美国花（或借出或赠送）的美元，比持有美元的人愿意兑换外国通货在国外花（或借出或赠送）的多，那么，他们可以向他们的中央银行按官定兑换率购买额外的美元。他们的中央银行将把黄金送到美国以得到这额外的美元。（当然，实际上这种交换并不需要真的远渡重洋运送黄金。外国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有许多就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金库里，加有所属国家的“标记”。转换的时候只要改变华尔街地区自由大街33号银行大楼地下室深处盛放金条的容器上的标签就行了。）

    如果萧条是起于国外，而美国经济在一段时间里继续繁荣，那么，国外恶化的经济情况会减少美国的出口，而外国货的价钱降低，会鼓励美国进口。结果会是想在国外花（或是借出或赠送）的美元，要比接受者想在美国花的多，这样黄金就从美国流出。黄金的流出会减少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储备，从而促使联邦储备系统减少货币数量。固定汇率制就是这样把通货收缩（或通货膨胀）的压力从一个国家转移给另一个国家的。如果当时情况是这样，那么联邦储备委员会会理直气壮地说，它的行动是为了对付外来压力的。

    反过来，如果萧条起于美国，那么最初的影响就会是持有美元的人想在国外花的美元数目减少，而其他人想在美国花的美元数目增加。这会使黄金流进美国，从而迫使外国减少它们的货币数量，这样，美国的通货收缩就转移给了外国。

    事实是清楚的。从1929年8月到1931年8月，即通货收缩的头两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增加。这确凿地证明，美国是萧条的发动者。如果联邦储备系统遵循金本位制的原则，那它应当增加货币的数量来对付黄金的流入。相反，它实际上却听凭货币的数量减少。

    一旦萧条发生并传给其他国家，自然就会对美国产生反作用。这是又一例证，说明复杂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着反馈作用。处在一场国际运动前列的国家，并不一定永远处在前列。法国1928年重新实行金本位制后，所规定的兑换率使法郎贬值，因而积聚了一大笔黄金。所以它完全能够抵挡来自美国的通货收缩的压力。可是法国执行了甚至比美国还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不仅开始增加它的本来已经很多的黄金储备，而且，从1931年末起开始从美国收购黄金。它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所得到的报酬是，虽然美国经济在1933年3月降到最低点，停止支付黄金，法国的经济却直到1935年4月才达到最低点。

    对联邦储备系统的影响

    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好心劝告而执行反常的货币政策，其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之一是，在同纽约和其他联邦储备银行争权的斗争中，该委员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流传的神话是：私人企业包括私人银行系统失败了，政府需要更多权力以对付据说是自由市场固有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储备系统的失败，产生了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得以对地区银行进行更多的控制。

    这种变化的象征之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从美国财政部大楼里的朴素的办公处迁到了宪法路它自己的一座堂皇的希腊庙宇里（从那以后又加建了巨大的建筑）。

    这场权力转移的最后一个标志是，改变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名称和地区银行负责人员的称号。在中央银行圈子里，受尊敬的称号是行长而不是总经理。从1913年到1935年，地区银行的头头称作“行长”；华盛顿的中央机构叫作“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该委员会的主席称“行长”，其他成员就叫“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1935年的银行法把这些都改了。地区银行的头头不再叫“行长”，改叫“总经理”，而“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紧凑的称呼改成了臃肿的“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只是为了使每一个成员都有“行长”称号。（译注：“联邦储备系统行长会议”的习惯译法是“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总经理”亦译“行长”。这里为了便于看清其改变的意义，故改成以上译法。）

    不幸，增加权力、威望和办公处的装璜并没有相应改善工作。自1935年以来，这个系统主持了——而且大大促进了——1937－1938年的大衰退、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从那时以来起伏不定的经济，通货膨胀时高时低，失业时增时减。每一次通货膨胀的高峰和每一次暂时的通货膨胀低落点。都一次比一次高；平均的失业水平也逐渐升高。该系统没有再犯它在1929－1933年犯的那种错误——容许或促进一场货币崩溃——但它犯了相反方面的错误，促使货币数量过分迅速地增加，这就助长了通货膨胀。此外，它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不仅制造景气，而且也制造不景气，有些是温和的，有些是剧烈的。

    该系统只在一个方面完全保持始终如一。它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非它所能控制的外部影响，而把所有有利的情况都归功于自己。它就是这样继续助长那个说私人经济不稳定的神话，而它的行为则继续证明这个现实：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第四章 从摇篮到坟墓 -1

    1932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政治上的分水岭。争取再次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的赫伯特·胡佛面临着严重的萧条问题。数百万人失业。排队领取救济食品，失业者站在街头卖苹果，成了这一时期的标准写照。虽然责任是在独立的联邦储备系统，是它的错误的金融政策使衰退变为灾难性的萧条，然而，作为一国元首的总统，也不能推卸责任。公众丧失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信心。人们感到绝望，需要得到一个能够摆脱困境的保证。

    民主党候选人是具有超凡魅力的纽约州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作为一位新人，他洋溢着希望和乐观情绪。果然，他按老章程竞选，许诺说要是他当选，将解决政府的浪费，平衡预算，并指责胡佛政府开支无度，听任国家赤字上升。另外，在选举前和就职前的交接班期间，罗斯福经常在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与他的一伙被称为“智囊”的顾问们碰头。他们制定了罗斯福就职后要执行的措施，后来就形成罗斯福在接受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时，向美国人民保证要奉行的“新政”。

    1932年的总统选举，仅仅就其政治意义来讲，也堪称为分水岭。在1860至1932年的七十二年中，共和党执政五十六年，民主党十六年。在1932到1980年的四十八年中，纪录颠倒了过来，民主党执政三十二年，共和党十六年。

    这次总统选举还在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上是分水岭。它标志着在公众眼中政府应有的作用和实际上赋予政府的作用的巨大变化。其变化之大可从一组简单的统计数字中看出。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到1929年，各级政府的开支（包括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除遇重大战事，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12％。而且，其中三分之二是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联邦的开支通常只占国民收入的３％或更少。然而，自1933年起，政府开支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20％，而目前已超过40％，其中三分之二是联邦政府的开支。不错，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冷战或热战中度过的。然而自1946年以来，光是非国防开支就从未低于国民收入的16％，目前大约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仅联邦政府开支一项就已超过国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光是非国防开支就已超过五分之一。靠这种方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扩大了大约十倍。

    罗斯福是在1933年3月4日，即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刻就任总统的。许多州宣布了银行停业。罗斯福就职两日后，下令关闭全国所有银行。但是，罗斯福借就职演说的机会，向全国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演说。他说：“我们唯一该恐慌的是恐慌本身。”接着。他就发起了一场狂热的立法活动，即所谓国会特别会议“一百天”。

    罗斯福的智囊团的成员，主要来自大学，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反映了在这以前已经在校园内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变化，即从信仰个人负责、自由放任和权力分散的、有限的政府，转到信仰社会负责和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能在于保护个人不受不测风云的影响，并根据“总的利益”来控制经济活动，即便是需要政府来拥有和运用生产资料也罢。这两条原则，早在爱德华·贝拉米1887年发表的著名小说《回顾》中就已提出来了。在那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小说中，有一位叫里普·范·温克的人物。他一觉从1887年睡到2000年，醒来时发现世界变了样。在“回顾”时，他的新同伴们向他解释了那个令他吃惊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预言的日期——的乌托邦是怎样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苦难中出现的。那个乌托邦就包括了许诺“从摇篮到坟墓”（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个词）的保险，以及详尽的政府计划，其中有一规定，所有的人有义务为国家服务一段时间。

    ①应该把出现这些词语的整个句子引录下来，因为它十分精确地描述了我们正在走的道路，并无意中暗示了由此造成的后果。原话是这样说的：“再也没有人为自己的未来或是儿女的未来担心了，因为国家为每个公民一生担了保，他们将得到良好的抚养和教育并将过舒适生活。”爱德华·贝拉米：《回顾》（纽约：现代丛书公司，1917年；1887年第1版），第7O页。

    罗斯福的顾问们都来自知识界，因而自然把这次萧条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并认为，政府，特别是中央集权政府的积极干预才是对症良药。仁慈的政府官员和无私的专家们，应当从狭隘、自私而又“保守的实业界巨头”手里接管他们滥用的权力。用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的话来说，“货币兑换商从我们文明圣殿的宝座上逃走了。”

    顾问们在制定罗斯福的纲领时，不仅能从校园中，而且还从过去俾斯麦的德国、费边的英国和介乎于二者之间的瑞典的经验中得到借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产生的“新政”，明显地反映了这些观点。它包括一些旨在改革基本经济结构的计划。有些计划在最高法院宣布它们为非法之后不得不放弃，最明显的是放弃了建立国家复兴署和农业调整署的计划。其他计划则照旧执行：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在全国规定了最低工资限额。

    “新政”还包括一些灾祸保险计划，主要有社会保险（老年和遗属保险）、失业保险和政府补助。本章将论述这些措施及其后果。

    “新政”还包括一些完全临时性的计划，以对付大萧条带来的紧急情况。这些计划既然是政府计划，因而毫不奇怪，其中一些临时性计划后来就变成了永久性计划。

    最重要的临时性计划有：“创造就业机会”（该计划由工程进度管理署执行），利用失业青年改善国立公园和森林（该计划由地方资源养护队执行），以及联邦政府直接向贫困者提供救济。这些计划的确发挥了作用。当时人们的情绪普遍都很沮丧，迅速采取某种行动来消除这种情绪，帮助陷于苦难中的人们并恢复公众的希望和信念，是重要的。这些计划制定得很仓促，无疑是不完善、不经济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罗斯福政府在消除当时的沮丧情绪和恢复公众信任方面，颇有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新政”，但同时大大加强了它的基础。战争带来了庞大的政府预算以及政府对具体经济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控制：通过法令规定物价和工资，实行消费品配给，禁止某些民用品的生产，分配原料和成品，以及控制进出口。

    失业现象的消灭，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军火库”的战争物资的大量生产，以及使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所有这一切表明，同“无计划的资本主义”相比，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管理经济。战后通过的主要法令之一是1946年的“就业法”。该法令表达了政府在维特“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方面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把凯恩斯的政策变成了法律。

    战争对公众态度的影响与萧条所产生的影响极为相同。萧条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有毛病；战争使人们相信中央集权的政府是有效的。其实，两种结论都不正确。萧条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私人企业。在战争中，为了一个压倒一切的目的，政府可以暂时行使巨大的控制权。这个目的是几乎全体公民所共有的，他们都乐于为它作出重大牺牲。而政府为促进含糊不清的所谓“公共利益”永久控制经济，则是另一回事。这个“公共利益”是由公民们的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愿望构成的。

    战争结束时，中央规划经济似乎成了未来的潮流。其结果受到一些人的衷心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新世界的黎明，大家将平等地分享富裕生活。其他人，包括我们在内，则是同样衷心地感到恐惧。在我们看来，它是走向专制和苦难的转折点。迄今为止，无论是前者的希望还是后者的恐惧，都没有成为现实。

    政府的作用扩大得多了。然而，这种扩大并没有采取我们许多人曾经担心的那种形式，即中央制定具体经济计划，并对工业、金融和商业实行愈来愈广泛的国有化。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不再制定具体的经济计划了，部分地是由于它未能成功地实现已宣布的目标，同时也是由于它与自由的原则相冲突。这种冲突明显地表现在英国政府企图支配人民就业上。公众的反抗迫使政府放弃了这种企图。英国、瑞典、法国和美国的国有化工业效率极其低下，亏损额极其巨大，以致今天只有少数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进一步国有化是可取的。一度曾广泛为人接受的，以为国有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幻想破灭了。诚然，现在政府有时仍然对个别部门和企业实行国有化，如美国的铁路客运和部分货运、英国的雪兰汽车公司以及瑞典的钢铁业。但实行国有化的原因却大不相同：有的是由于市场情况要求削减服务，但消费者希望予以保留，由政府补贴；有的是由于无利可图的企业的工人害怕失业。甚至那些支持这种国有化的人们，也不过是将它看成是不得已的事情。

    计划和国有化的失败，并没有解除要求建立更为庞大的政府的压力，只是改变了压力的方向。政府的扩张现在采取了实行福利计划和开展调节活动的形式。正如Ｗ·艾伦·沃利斯用另一种说法所阐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关于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论据一个又一个地被戳穿，在理论上破产了，现在又谋求生产结果的社会化。”

    ①《被过分管制的社会》（纽约：自由出版社，且976年），第235页。

    在福利方面，方向的改变导致了最近数十年福利事业的激增，特别是在1964年林顿·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穷开战”之后。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和直接救济等“新政”时期实行的计划，扩及到了新的集团；付款额增加了；增添了医疗照顾、医疗补助、食品券和其他许多计划。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也扩充了。现在总共有数以百计的政府福利和收入转让计划。1953年，为把零散的福利计划集中起来，建立了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开始时预算为二十亿美元，不到国防开支的５％。而二十五年后的1978年，它的预算达到一千六百亿美元，为陆海空三军总开支的一倍半。它的预算之大在世界上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政府的预算和苏联政府的预算。该部管辖着一个庞大的王国，渗透到全国的每个角落。国内每一百名雇员中就有一名以上受雇于这个卫生、教育和福利王国，不是直接为该部服务，就是为由该部负责的、但由州或地方政府机构执行的计划服务。我们大家都受到了其活动的影响。（1979年底，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分离出了一个教育部。）

    谁也解释不了下面这样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是人们对福利事业激增的后果普遍不满；一是人们继续施加压力要求进一步扩大福利事业。

    目标都是崇高的，结果却令人失望。社会保险开支剧增，政府在财政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公共住房和城市复兴计划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提供给穷人的住房。尽管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但接受公共补助的名单却越来越长。普遍一致的看法是，福利计划一团糟”，充满弊端和腐化。全国大部分医药费用由政府支付后，病人和医生却都抱怨开支剧增，抱怨医疗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在教育方面，随着联邦政府干预的扩大，学生的成绩不断下降（见第六章）。

    这些好心的计划接连遭到失败，并非偶然，也不单单是因为实施方面的错误所造成。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用恶劣的手段来达到良好的目的。

    尽管这些福利计划失败了，然而，要求扩大这些计划的压力却有增无减。有人把失败归咎于国会在拨款时太小气，因而呼吁实施更广泛的计划。某些计划的得益者为进一步扩大这些计划而施加压力，其中首先就是实施这些福利计划的大批官僚。

    一个吸引人的代替当前福利制度的办法是，向收入低于法定标准的家庭提供联邦补助。这个主张得到了具有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个人和集团的广泛支持。目前已有三位美国总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然而，这种建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难以在政治上付诸实施。

    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

    最早大规模采用福利措施（这些措施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现代国家，是“铁面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统治下的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社会保险方案，向工人提供事故、疾病和老年保险。他的动机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出于对下层群众的家长式的关心，同时也是狡猾的政治手腕。他的措施是用来破坏当时刚刚出现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吸引力的。

    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那样的一个本质上是贵族独裁的国家（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就是右派独裁国家），竟会带头采用通常只有社会主义和左派才会采用的措施，似乎是咄咄怪事。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即使撇开俾斯麦的政治动机，也是如此。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徒们都信奉中央集权，信奉靠命令进行统治，而不靠自愿合作。他们的分歧在于由谁来统治：是由血统决定的杰出人物来统治，还是由?择优而取的专家来统治。他们都非常真诚地宣称，他们想要提高“全体大众”的福利；宣称他们知道什么是“公共利益”，而且知道怎样才能比一般人更好地为其服务。为此，他们都宣扬家长式的哲学。但是，一旦掌权，他们就都会在“全体福利”的幌子下，为其本阶级谋利益。

    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保险措施更为接近的先例是英国采用的措施。这些措施始于1908年通过的养老金法和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

    养老金法规定给予任何年过七十、收入低于规定数额的老年人以周养老金，金额按领取者的收入情况而定。它绝非捐助性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直接救济，即在英国存在了数百年的济贫法的延续。然而，正如Ａ．Ｖ．迪塞指出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养老金被认为是一种权利。用养老金法中的话来说，不能因为领取养老金而“剥夺人们的任何公民权、权利或特权，也不能因此而使人们丧失任何资格”。养老金法颁布五年后，迪塞在评论该法令时写道：“一个乐善好施的聪明人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领取养老金也即救济金的人依然有权参加下院议员的选举，这种规定是否将对整个英国有利。”①当时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但现在如果接受政府的慷慨赐与意味着丧失选举资格，那就是打着灯笼也不会找到一个有选举资格的人。这说明我们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多么远。

    国民保险法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给所有受雇于联合王国的年龄在十六至七十岁之间的人保健康险，即保证他们有钱看病；第二，给受雇于该法令规定的那些部门的人保失业险，即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得到补助。”②与养老金不同的是，国民保险法是捐助性质的，它的资金由雇员、雇主和政府共同负担。

    ①A．v．迪塞：《关于十九世纪英格兰法律同舆论的关系的讲演》，第2版（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1业年），第XXXV页。

    ②同上，第XXXVI－XXXVll页。

    由于它是捐助性质的，也由于它着眼于防止意外事故，该法令甚至比养老金法还要激进，更离开了以前的做法。迪塞写道：

    根据国民保险法，国家招致了新的、可能是很沉重的负担。而挣工资的人则得到了新的、很广泛的收益。……在1908年以前，一个人不论贫富，是否为自己的健康保险，完全是每个人自由定夺的问题。他的选择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还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样，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民保险法到头来会给国家，也就是给纳税人带来比英国选民们所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责任。……失业保险……实际上是国家承认自己有责任使每一个人免受失业之苦……国民保险法正符合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与自由主义，甚至与1865年的激进主义很不协调。①美国早期的这些措施，同俾斯麦的措施一样，表明了贵族统治与社会主义的相近之处。1904年，温斯顿·丘吉尔脱离贵族的保守党，加入了自由党。他作为劳合·乔治内阁的成员，在制定社会改革的法令方面起了主导作用。改换政党（后来证明只是暂时的）并不象半个世纪以前那样，需要改变原则，半个世纪前，自由党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对内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他所提出的社会立法，虽然在范围和种类上同以前的立法有所不同，但还是继承了家长式工厂法的传统。该法令是十九世纪主要在所谓的激进保守党人②的影响下通过的。这批激进保守党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贵族，浸透着要靠工人的赞同和支持，而不靠强制来照顾工人阶级利益的责任感。

    ①见第100页注①，第XXXVll－XXXIX页。

    ②塞西尔·德赖佛：《激进保守党》（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年）。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英国成为今天的样子更多地要归功于十九世纪保守党的原则，而不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思想。

    无疑，影响罗斯福“新政”的另一样板是瑞典。瑞典走的是“中间道路”，这是马奎斯·蔡尔德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瑞典于1915年颁布了强制性的养老金法，该制度的资金来自人们的捐助。规定给予所有年过六十七岁的人以养老金，不论其经济状况如何。养老金的数目依个人向该制度捐款多少而定。该制度也得到政府的财政补助。

    除养老金和后来的失业保险外，瑞典还大规模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兴建公共住房以及建立消费者合作社。

    福利国家的结局

    长期以来被标榜为福利国家的成功典型的英国和瑞典，遇到了愈来愈多的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英国感到越来越难以承担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税收成了不满情绪的主要根源。通货膨胀更给人们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见第九章）。一度成为福利国家桂冠上的明珠而且至今仍被多数英国公众视为工党政府的伟绩之一的国民保健事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受到罢工、费用上涨和病人等候时间延长等问题的困扰。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依靠私人开业医生、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尽管私人成份在整个健康事业中仍占很小部分，但这部分却正在迅速增长。

    英国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一起增长。政府不得不收回它实现充分就业的许愿。最糟糕的是，英国的生产率和实际收入再好也只能算是停滞不前，这使它大大落后于欧洲大陆上的邻邦。保守党在1979年选举中大获全胜是这种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这一胜利是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保证彻底改变政府的政策而获得的。

    瑞典的情况比英国好得多。它在两次大战中都没有负担，从中立地位中的确得到了好处。尽管如此，它近来也经历了与英国同样的困难：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高额所得税使一些最有才能的人移居国外；人们对社会纲领普遍不满。在这里，选民也以投票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1976年，选民们结束了社会民主党四十多年的统治，代之以其他政党的联合执政。然而，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美国，纽约市是企图依靠政府规划来做好事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纽约是美国最注重福利的城市。按人口计算，纽约市政府的开支比美国其他任何城市都大，为芝加哥的两倍。我们可以从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1965年的预算演说中看到指导该市活动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不主张让财政问题来限制我们应对满足市民的基本需要承担的义务。”①瓦格纳及其继任者对市民的“基本需要”作了非常广义的解释。但是，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福利计划、更多的税收都无济干事。它们导致了财政上的灾难，不要说瓦格纳讲的广泛需要，就连起码的“人民的基本需要”也未能满足，只是靠了联邦政府和纽约州的资助才免于破产。这种资助的代价是纽约市交出了控制自己事物的权力，受到了州和联邦政府的严密监护。

    ①引自肯·奥莱塔的《金子铺的街道》（纽约：兰德出版社，1979年），第255页。

    纽约市民自然要把自己遇到的问题归咎于外界势力的影响。但是，正如肯·奥雷塔在新近的一本书中写道的，纽约“并非出于被迫，搞那规模巨大的医院和市立大学体系，也没有谁迫使它实行免费教育，无限制地招生，忽视预算的限制，征收国内最高的赋税，胡乱借款，向中等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严格控制房租，给城市工人以优厚的养老金、工资和其他小恩小惠。”

    他讽刺道，“受自由主义的热忱和财富再分配的理想主义信念的驱使，纽约的官员们帮助把许多税款和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分配给了纽约以外的地方。”①

    ①见第103页注①，第253页。

    值得庆幸的是，纽约市不具有发行钞票的权力。它不能利用通货膨胀作为征税的手段，这才延迟了灾祸的到来。可惜，它并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只是向纽约州和联邦政府求救。

    让我们更加仔细地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社会保险

    美国在联邦一级的主要福利国家项目是社会保险。它包括对老年、遗属、残废和健康的保险。正如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发现的，一方面，它是一头任何政治家都不敢碰的圣牛；另一方面，它又是众矢之的。领取津贴的人抱怨说靠补助金维持不了应有的生活水平。为社会保险纳税的人们则抱怨负担太重。雇主们抱怨说，在雇主多雇一名工人所花的钱和这个就业工人所得的净收入之间插进这些税造成了失业。纳税人抱怨说，这个未备基金的社会保险系统的负担总额已达数百亿美元，即便是目前的高税率也不能维持很久。这一切抱怨都有其道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实行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是为了使工人能够为自已准备退休金或暂时失业时的补贴，而不必依靠救济。政府只是补贴那些真正贫穷的人，而且本来打算随着就业情况的好转和社会保险事业的普遍开展，逐步取消政府救济。这两个计划开始时规模都很小，但后来却盲目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目前看不出社会保险有取代政府救济的迹象。在耗资和领取补助的人数方面，二者都空前巨大。1978年为退休、残废、失业、医疗保健和遗属抚恤支付的社会保险金总共超过一千三百亿美元，领取者超过四千万。①四百多亿美元的政府救济发给了一千七百多万人。

    为把讨论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这一节的探讨将仅限于社会保险的主要部分，即对老年人和遗属的补贴上。他们得到的津贴几乎占整个福利开支的三分之二，人数占领取福利金总人数的四分之三。下一节再讨论政府救济计划。

    社会保险法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通过，自那时以来，社会保险事业便贴着假标签，通过骗人的广告宣传，被到处推销。如果是一家私营企业进行这种骗人的宣传活动，无疑会遭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斥责。

    一直到1977年，在一本题为《大众社会保险》的未署名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发行了上百万份的小册子上，年复一年刊载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社会保险的基本思想很简单；就是在就业期间，雇主、雇员和自雇人员支付社会保险金，用这些钱设立特殊的信托基金。当工人由于退休、残废或死亡而没有收入或减少了收入时，将按月给予一定的、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家庭收入的减少。”②

    ①这些数字只包括老年、遗属和伤残卫生保险以及州失业保险，不包括铁路公司和政府雇员的退休金、退伍军人津贴和工人抚恤金，这些被看作是自愿就业合同制下的补偿费的一部分。

    ②社会保险署：《你的社会保险》，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第（SSA）77－10035（1977年6月）号出版物，第24页。我们所见到的这本小册子的最早版本是1969年版，不过我们猜想这小册子最初发行的日期还要早好多年。在1978年2月版里，字句作了改动，那时，关于“信托基金”起重要作用的神话已被看穿了。

    修改后的版本写道：“社会保险的基本思想是简单的，在有工作的年代里，雇员、雇主和自由职业者捐助社会保险费。这钱只用于支付三千三百多万受益人的福利津贴和这个计划的管理费用。当今天的工人的收入终止或因退休、死亡或伤残而减少时，将用当初从事被保险的职业和自由职业的人捐助的资金支付福利津贴。这些福利津贴将弥补有关家庭的收入损失。”

    这肯定是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说法，不过它仍然把“赋税”称作“捐款”。当我们最初发现这一改动时，我们曾认为它可能是我们进行批判的结果。我们在1971年的《新闻周刊》上曾发表过批评文章，而且同年与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威尔伯·Ｊ·科恩进行辩论时重复了这一批评。然而，过了六年才作此改动，否定了我们的猜想。

    以下是奥韦尔（译注：奥韦尔是美国社会党人布莱尔的笔名，下文《一九八四年》一书的作者。）的矛盾观念。

    工资税被称为“捐款”（或象该党在《一九八四年》那本书中说的，“强制即自愿”①）。

    在人们的想象中，信托基金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它们的数目向来很少（1978年6月，老年和遗愿保险基金为三百二十亿美元，按当时的支出情况，不足半年之用），而且，只是政府的一个机构答应向另一机构付款。当前按社会保险法已经答应给退休或尚未退休的人的养老金的总值，已达数万亿美元。要证明小册子的话正确，就需要这样数目的信托基金（用奥韦尔的话说，“少即多”）。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工人的“福利”是靠自己的“捐款”来支付的。实际上，支付给退休工人、退休工人家属和工人遗属的福利金，是从就业工人那里征收的税款。根本就没有设立真正的信托基金（“我即你”）。

    今天纳税的工人从信托基金那里得不到保证，他们退休时将得到福利。任何保证都取决于未来的纳税人，要看他们是否愿意为现在的纳税人许诺给自己的津贴纳税。这种单方面的“隔代契约”被强加给一代代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同意。这与“信托基金”是两码事，倒不如说更象一封连锁信。

    现在发行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小册子还说：“在美国，每十名就业者中有九名为自己和家庭挣得社会保险计划的保障。”②

    ①乔治·奥韦尔：《一九八四年》（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49年）。

    ②社会保险署：《你的社会保险》，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第（SSA）79-10035（1979年1月）号出版物，第5页。这句话在1973年作了修改，“正在挣得的”改成了“目前正在积累的”。

    更为矛盾的是：现在每十名就业者中，有九名在为非就业者的津贴纳税。向私人养老金机构捐款的人可以说是在为自己“挣取”保障。而向政府机构纳税的人则不能说是在为自己和家庭“挣取”保障。他只是在政治意义上“挣取”保障，即满足政府的一定要求以取得享受福利的资格。现在接受补助的人们所得到的，要比他们自己缴纳的税和别人为他们缴纳的税的总值高得多。而许诺给现在缴纳社会保险税的年青人的，要比他们将要缴纳的税和别人将为他们缴纳的税的总额少得多。

    社会保险并不是一种交多少钱就能拿到多少津贴的保险计划。甚至它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也承认，“个人所捐的钱（即工资税）与他所得到的津贴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①社会保险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税和一种特殊的转移开支计划的混合体。

    ①J.A.皮什曼、H．J、阿伦和M．K．陶西格：《社会保险：改革的前景》（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68年）。

    有意思的是，我们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人，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会替税收制度或福利制度本身辩护。如果把这两种制度分开来考虑，哪种制度也不会被人们采纳。

    至于福利方面的赋税，虽然最近作了一些小改小革（即根据收入情况给予回扣），但仍然是对所有等级的工资按统一比率征税。因而这是一种累退税，低收入者负担最重，是对工作征收的税，使雇主不想雇用工人，人们不想找工作。

    至于津贴的安排，它既不由领取者所付的钱数来决定，也不由他的收入情况来决定，既不能公平地偿还原先所付的钱，也不能有效地帮助贫困者。在所付的税款和所得到的津贴之间虽然也有某种联系，然而它最多不过是一块遮羞布，以使人们能大言不惭地把这种结合叫做“保险”。一个人能够得到多少津贴完全取决于各种偶然因素。如果他恰好在保了险的行业工作，他可得到津贴；如果他恰好在一个没有保险的行业工作，他就得不到津贴。如果他在一个保了险的行业中干的时间不长，不管他多么贫困，也是什么也得不到。而一位从不工作的妇女，如果她是一位可以享受最高津贴的人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话，那她得到的津贴会和一位同她情况相同的劳动妇女除工资外得到的津贴相等。一位年过六十五岁的人，如果决定去干活，而且每年挣得中等以上的收入，那他不仅得不到津贴，再倒霉的是，还要额外纳税——想来是为了补偿那没有支付的津贴。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险计划是“新政”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该计划把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赋税和一种人们不能接受的补贴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能比这个计划取得更大的成功。

    纵观社会保险方面的各种文章和书籍，我们对那些用来为该计划辩护的论证感到震惊。一些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朋友或同事撒谎的人，一些在日常的私人交往中最让人信得过的人，竟然会在社会保险这一问题上宣传错误的观点。他们的才智和对相反观点的揭露，使人难以相信他们在进行这种宣传时，是出于无意和无知。他们显然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精华，最知道什么对别人有益，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去说服选民为那些会对他们有益的法律投票，为此，即使欺骗他们也在所不惜。

    长期以来，社会保险计划的财政困难是由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比可以为福利津贴纳税的人数增长得快，而且今后还将更快。1950年，每一个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有十七个人为其纳税；到1970年只剩下了三人为其纳税；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到二十一世纪初，最多将只有两人为其纳税。

    上述情况表明，社会保险计划把收入从青年人那里转移给了老年人。从整个历史来看，这种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存在了，以往青年人总是供养他们的父母或其他上了年纪的亲属。的确，在许多象印度那样有着很高死婴率的贫穷国家。养儿防老是造成高出生率和大家庭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险和早先供养父母的习惯的区别在于，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非个人的事情，而供养父母则是自己愿意的个人私事。道义的责任是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事情。孩子照顾自己的父母是出于爱或责任感。现在，他们为供养别人的父母解囊是由于受到政府的强制和出于恐惧。早先的那种转移加强家庭的纽带，而强制的转移则削弱这种纽带。

    除了从青年人向老年人的这种转移，社会保险还包括从不那么富裕者向比较富裕者的转移。福利津贴的发放确实是偏于照顾工资较低的人。然而，这种照顾被另外一种情况大大地抵消了。穷人家的子弟开始工作因而开始纳税的年龄都比较早；而富人家的子弟则晚得多。另一方面，就生命周期而言，低收入者的寿命平均比高收入者的寿命短。结果，穷人纳税的年头比富人长，领取福利津贴的年头比富人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穷人。

    社会保险的其他一些特征更加强了这种反常的效果。福利津贴领取者的其他收入越高，从所得税中扣除的福利额就越大。对于年龄在六十五至七十二岁（1982年将改为七十岁）之间的老人，发给的津贴数额完全取决于他在那些年的工资收入，而不看其他方面的收入——有一百万美元的股息收入也不妨碍领取社会保险津贴；而年薪超过四千五百美元的人，却要为他所得的每两美元收入损失一美元的津贴。①

    总而言之，社会保险是“董事法规”在起作用的极好范例，即“公共开支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基本福利，而作为公共开支来源的赋税则主要由穷人和富人来负担。”②

    ①约翰·A．布里顿：《用于社会保险的工资税》（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72年）。

    ②乔治.J.施蒂格勒：《重新分配公共收入的董事法则》，载《法律和经济学杂志》。第13卷（1970年4月），第1页。

    政府补助

    讨论“一团糟的福利”可以比讨论社会保险简单得多，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我们现行的福利制度的弊病已被广泛地认识到了。尽管富裕程度在增长，但领取救济金的人数也在增加。庞大的官僚机构主要忙于来往公文的处理，而不是真正为人民干事。人们一旦靠上救济，就很难脱离救济金而生活。国家日益分化为两类公民，一类人领取救济，另一类人为救济出钱。那些领取救济的人就不想再挣钱了。救济金在国内各个不同的地方差异很大，这鼓励了人们从南方和农村地区向北方特别是城市中心移居。尽管经济情况可能相同，但是，正在接受救济或受到过救济的人与没有受过救济的人（即所谓穷工人）却往往受到政府的不同对待。贪污腐化和欺诈行贿，以及大事报导的福利“皇后”驾着用多种救济券买来的高级轿车到处周游的新闻，一次又一次地激起公众的愤怒。

    在对福利计划的抱怨增加的同时，受埋怨的福利计划的数目却在不断增加。已经通过的帮助穷人的联邦计划，乌七八糟地有一百多个。其中主要的计划有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对老年人的医疗照顾、对穷人的医疗补助、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保险收入补助、食品券；还有大多数人未听说过的无数小计划，如对古巴难民的援助、对妇女、婴儿和儿童的营养补助、对婴儿的特别照顾方案、房租补助、城市灭鼠方案、综合治疗血友病中心等等。许多计划是重叠的，有些设法得到多项福利补助的家庭，其最后的收入肯定要比全国平均收入还高。而另一些家庭或则由于行动得慢了些，或则由于不太关心这种事，往往申请不到补助来减轻他们真正的贫困。然而，每项计划都需要有官僚机构去管理。

    社会保险每年耗资一千三百多亿美元，除此之外每年还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开支大约九百亿美元（十倍于1960年的开支）。这显然是太多了。1978年的所谓贫困线是：一个非农业的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在七千美元以下。据人口普查估计，当时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这是个粗略的过高的估计，因为它仅仅根据工资收入来划线，全然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收入，如房产、花园、食品券、医疗补助、公共住房。有些研究报告认为，算上这些收入的话，“人口普查”的数字可以减少一半或四分之三。①但是，即使根据人口普查的估计数字来计算，福利计划的开支分给每个贫困线以下的人，也合三千五百美元左右，分给每个四口之家合一万四千美元左右。约为贫困线水平的两倍。如果这些福利资金确实都花在“穷人”身上，就不会还有穷人，至少他们也可以舒服地过富裕的生活了。

    ①看马丁.安德森：《福利》（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胡佛学会，1978年），第1章，该章非常精辟地讨论了有关贫穷状况的估计数字。

    显然，大部分福利开支没有用在穷人身上。其中有些被行政开支挪用，以优厚的薪金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有些到了那些绝不能被认为是穷人的手中。这些人中间有领取食品券或其他补助的大学生，有收入相当不错而又领取住房补贴和其他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补贴的家庭。还有些则到了骗取福利金的人手中。

    我们有必要在这些福利计划上多费些口舌。同领取社会保险津贴的人们不同，靠这一巨额福利款项补助的人们的平均收入，可能比为补助他们而纳税的人们的低，不过即使这一点也很难确定。正如马丁·安德森所说：

    “我们的福利计划可能效率很低，弊病很多，管理质量很差。有些计划彼此重叠，福利金的分配很不公平，而且没有能够在物质上刺激人们去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倒退一步，按照以下两个基本标准来考查各色各样的福利计划，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个标准是：福利计划服务的对象之广泛和人们得到的服务之全面。按这两个标准衡量，我们的福利制度是辉煌的成就。”①

    ①见第111页注①，第39页。

    住房补助

    政府提供住房的计划在“新政”年代初始之时规模不大，后来迅速扩大。1965年新设立了一个部，即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该部现有近两万名雇员，每年开支一百亿美元以上。联邦住房计划得到各州和市政府计划的补充，特别是在纽约州和纽约市得到了大力补充。开始实行该计划时，政府只是为低收入家庭建造住房。战后，又增添了城市复兴计划。许多地区扩大了住房计划，向“中等收入的”家庭也提供公共住房。最近，又增加了“房租补贴”计划，政府为租赁私人住房提供房租补贴。

    按最初的目标来看，这些计划显然是失败了。遭到破坏的住房，比建造起来的住房要多。住在享有房租补贴的公寓里的家庭，得到了好处。而那些由于自己的住房毁坏，无处栖身而被迫迁入更差的住宅的人家，住房情况则有所恶化。今天美国的住房和分配情况胜于公共住房计划开始实行之日，然而，这全赖私人企业之力，跟政府补贴没有多大关系。

    公共住房常常沦为贫民窟和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的温床。最明显的例子是圣路易斯的普鲁特·艾戈公共住房工程。该工程是一个占地五十三英亩的巨大的公寓群。其设计曾荣获建筑奖。然而，它已损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不得不炸掉它的一部分。那时节，它的两千个单元中只有六百个住了人。人们说，它看上去象是个发生过巷战的地方。

    1968年游历洛杉机市瓦茨区时遇到的一件事，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陪同我们参观的是一位管理完善的自助工程的负责人。该工程是由工会倡议的。当我们赞扬这一地区的一些公寓时，他气愤地打断了我们的话，说：“瓦茨区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正是那些公共住宅。”他接着又说：“你怎么能指望那些住在完全由破裂家庭组成的开发区里、几乎完全靠福利救济为生的年轻人，养成良好的品德呢？”他还慨叹开发区对少年犯罪和附近学校产生的不良影响。那些学校的孩子很多都来自破裂的家庭。

    最近，我们从纽约南布朗克斯的一个叫做“血汗资本”住房工程的领导人那里听到了类似的议论。该地区看上去象是被轰炸过的城市。许多建筑由于房租控制而被抛弃，另一些则毁于暴乱。“血汗资本”团体同政府商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复那些被废弃的住房，修好后，所有权归私人所有。开始时，他们从外界只得到少数私人捐款的支援，最近，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帮助。

    当我们问他人们为什么不直接搬进公共住宅而费这么大的力气去修复旧房时，他作了我们在洛杉矶听到的同样的回答，不过又添了一句说，建造并拥有自己的住宅会使参加这一工程的人具有一种自豪感，这会使他们精心维修住宅。

    “血汗资本”团体得到的政府援助，一部分是工人的劳务。这些工人根据综合就业训练法由政府支付工资，被派到各种不同的公共工程去接受训练，以便获得技能后能在私人企业中就业。当我们问他，“血汗资本”团体是愿意让综合就业训练法雇用的工人来帮忙，还是宁愿得到支付给工人的钱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宁愿得到钱。总之，人们在这种自助工程上表现的自力更生精神和干劲与他们在公共住宅工程上表现的那种明显的冷漠、无谓和厌倦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看到这些是令人鼓舞的。

    纽约市实施的据说可以防止“中等收入家庭”逃离城市的住房补贴计划，情景大不一样。宽敞豪华的公寓以补贴的方式租给那些只有在极宽裕的意义上才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对每套公寓的补贴平均每月在二百美元以上。“董事法规”又在起作用。

    城市复兴计划旨在消灭贫民窟——“城市枯萎病”。对于需要重建的地段，政府出钱征用和清除，清理了的地皮大多以人为的低价供私人开发者利用。城市复兴计划“要拆迁四座住宅，才能建造一座住宅，拆迁的大都是黑人居住的房屋，而建造好的房屋大都供中等或上等收入的白人家庭居住。”①原先的住户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常常又使新的地段害“枯萎病”。某些批评者把城市复兴计划称为“贫民窟迁移计划”和“黑人迁移计划”，倒是名副其实的。

    公共住宅和城市复兴计划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穷人，而是某些房地产主（他们的财产被政府征购来建造公共住房或者其财产正好位于要重建的地段）、中等和上等收入的家庭（它们能在高价公寓中或者在那些常是靠拆除低租房子重新盖起的市内公寓中找到住房）、市区商业中心的开发者和占有者以及能够利用城市复兴计划改善自己附近环境的大学和教会等公共机构。

    正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社论指出的那样：

    “联邦贸易委员会考察了政府的住宅政策，发现这些政策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该委员会的一份政策简报发现，联邦住房政策的主要推动者似乎是那些靠盖房发财的人，如承包商、银行家、工会、建筑材料商等。一旦住宅建成后，政府和上述各色各样的‘赞助人’就对它不那么感兴趣了。因此，联邦贸易委员会常常听到人们抱怨住宅的质量，指责根据联邦计划建造的房子屋顶漏水，管道不足和地基不牢等等。”②

    ①见第111页注①第91页；根据他早先的一本书：《联邦推土机：关于城市重建的分析批判，1949-1962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4年）。

    ②《联邦贸易委员会揭露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载《华尔街日报》，1979年3月21日，第22页。

    另外，由于政府实行房租管制等措施，即使不是由于故意毁坏，一些低价出租的住宅也因无人修缮而日益破旧。

    医疗照顾

    医药是政府在最近一个时期扩大其作用的一块福利阵地。在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传染病等）以及提供医院设施方面，州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发挥作用，联邦政府也在较小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另外，联邦政府还为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医疗照顾。但直至1960年，政府用在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即不包括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开支仍然不到五十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的１％强。自1965年实施医疗照顾方案和医疗补助方案后，政府在保健事业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1977年达到六百八十亿美元，约占国民收入的4.5％。政府在全国医疗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1960年的25％增加到1977年的42％。然而，要求政府起更大作用的呼声仍然越来越大。卡特总统已对实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表示赞同，但限于财力，只能以有限的方式来搞。参议员爱德华·Ｍ·肯尼迪没有这种顾虑，他主张立即通过法律由政府对全国公民的保健负完全责任。

    政府在医疗上的额外开支与私人健康保险的开支齐头并进。从1965年到1977年，医疗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一倍。医疗设施也增加了，但费用没有增加得那么快。其必然结果是医药费和医生以及其它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的收入猛增。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曾试图管理医疗服务并压低医生和医院的收费。这是它应当做的事。政府既然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自当关心花了钱得到了多少好处：这叫作出资者做主。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其最终结果不可避免地会是医疗社会化。

    国民健康保险是使人产生误解的另一个例子。国民健康保险不同于私人保险：在你所交的钱与你可能得到的福利总额之间没有联系。另外，国民健康保险并不是为了给“国民的健康”（一个毫无意义的词）保险，而是为本国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它的倡议者所提倡的实际上是社会化的医疗制度。著名的瑞典医学教授、瑞典一家大医院的内科主任根纳·俾奥克博士曾写道：

    “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是病人作为医生的顾客和雇主。今天，国家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自命为雇主，要由它来规定医生工作的框框。这些框框可能不会——最后一定不会——限于工作小时、薪金和药品的规格；它们可能影响病人和医生的所有关系。……如果今天不打这一仗并取得胜利，明天就没有仗可打了。”①

    ①引自一篇未出版的论文《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大夫》，1976年作于芝加哥大学。

    美国提倡医疗社会化的人们，为了使其事业名正言顺，过去总是引用英国，最近总是引用加拿大的例子作为成功的样板。加拿大最近才实行医疗社会化，还不能对它下结论，因为新扫帚总是扫得特别干净，但它现在已经出现了困难。美国的国家卫生局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对其作用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下一结论了。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被举出来代替英国作为样板的原因。英国医生马克斯·甘蒙博士用了五年时间研究国家卫生局。他在1976年12月提出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国家卫生局）实际上使全国所有医疗服务都由中央政府提供资金，由中央政府进行控制。在过去二百年中发展起来的民间医疗事业几乎已完全被消灭。现行的强制性医疗制度经过改组实际上已成为普遍的医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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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国家卫生局建立的最初十三年中，实际上没有新建一座医院，而现在，1976年，英国拥有的医院床位比在1948年7月刚建立国家卫生局时还要少。”

    ①马克斩·甘蒙：《健康与安全：关于英国公费医疗的报告》（伦敦：圣迈克尔组织，1976年12月），第19、18页。

    而且，这些床位中的三分之二是设置在1900年以前由私人医生和私人资金建立起来的医院里的。

    甘蒙博士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他所谓的官僚取代论：即机构越官僚化，无用工作取代有用工作的程度也越大，这可以说是帕金森定理的一种有趣的延伸。他<u></u>用英国1965至1973年医院服务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理论。在这八年期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和协助办事人员增加了51％，但按每日床位的平均使用率来计算的产量却下降了11％。而且正如甘蒙博士赶忙补充的，这并非是由于缺少病人使用的床位。在任何时候，都总有六十万左右的人等待医院的床位。许多被保健机构认为是可收可不收或可以等些时候的病人，要等几年才能得到手术治疗。

    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约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一。近来，私人行医、私人健康保险、私人医院和私人疗养所迅速增加，也是对国家保健事业不满的结果。

    在美国，实行医疗社会化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大多数美国人负担不起医药费；二，医疗社会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医药费用。第二个论据可以立即排除；至少是在有人能找到一个政府管理比私人经营更为经济的事例以前。至于第一个论据，可以说人民总是要这样或那样支付医药费用的，问题只在于，是人民直接自行支付这些钱，还是通过政府官僚来支付。这些官僚们会从中抽去相当大的一部分作为他们自己的薪金和开支。

    无论如何，大多数美国家庭支付得起普通医药费用。他们可以进行私人保险，以应付意外的特大开支。住院费用的90％已经由第三者偿付。人们有时肯定会遇到特殊困难，这时应该由私人或政府提供某种帮助。但偶尔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并不能证明强加给全国人民一套制度是合理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比较感觉到医疗费用的巨大：私人和政府花在医疗事业上的费用，总共为住房建设费用的三分之二，汽车制造业开支的四分之三，烟酒制造业开支的两倍半。烟酒业的开支无疑增加了医疗费用。

    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实行医疗社会化。相反，政府在医疗方面的作用已经太大了。它的作用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违反病人、医生和保健人员的利益。在第八章“谁保护工人”中，我们将讨论医疗的另一方面，即发放医生执照和这一措施对美国医学会的权力的影响。

    福利国家的谬论

    为什么这些计划都如此令人失望呢，它们的目标肯定是人道的和崇高的。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新纪元初始之时，一切看来都好。要救济的人很少。能资助他们的纳税人很多——这样每人只需支付不大的数目，就可以为少数穷人提供可观的救济金。随着福利计划的扩大，这些数字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个口袋里掏出钱，又把它或它可以买得的东西）装进另一只口袋里。

    把开支作一简单的分类，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一过程会导致不良的结果。当你花钱时，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是别人的钱，你可能是为自己花，也可能是为别人花。把这两对可能性编在一起，可以得出以下简图中归纳的四种可能性：①

    ①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述方式，是我们和电视节目的到制片人埃本·威尔逊共同讨论产生的。

    你是花钱者

    为谁花

    谁的钱你别人

    你的III

    别人的IllIV

    Ⅰ类指的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如你到超级市场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美元都花得尽可能合算。

    Ⅱ类指的是你为别人花你的钱，如你买圣诞节或生日礼物。你会象Ⅰ类中那样希望省钱，但并不同样想要花得最上算，至少根据接受人的爱好来判断是如此。当然，你要买接受者喜爱的东西，只要它能产生好的印象而又不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假如你的主要目的是让接受者能获得尽量多的价值，你会送给他现金，将Ⅱ类中由你花钱变为Ⅰ类中由他花钱）。

    Ⅲ类指的是你为你自己花别人的钱。例如，可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会有强烈的愿望想使钱花得上算。

    Ⅳ类指的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例如，你用报销单替另一个人付饭费。在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省钱，也不会想让客人吃得最为满意。然而，如果你同他一起用餐的话，那么，这顿饭就成了Ⅲ类和Ⅳ类的混合体，你就会有强烈的愿望满足你自己的口味，必要时可以牺牲他的口味。

    6240.” >所有福利计划不是属于Ⅲ类——如社会保险，福利金领取者可以按自己的愿望随便花他领到的钱——就是属于Ⅳ类——如公共住房；只是在Ⅳ类中带有一点Ⅲ类的特征，即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们分享这顿午餐；而在Ⅲ类的所有计划中都有官僚们夹在福利金领取者中间。

    我们认为，福利开支的这些特点是其缺点的主要根源。

    立法者投票表决时是决定如何花别人的钱。选出立法者的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投票决定如何为自己花自己的钱，但不是在Ⅰ类那种直接花费的意义上。在个人缴纳的税款与他投票赞成的花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实际上，选民同立法者一样，倾向于认为是别人在支付由立法者直接投票赞成、由选民间接投票赞成的计划。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也花别人的钱。因此，开支数目激增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僚们为别人的需要花别人的钱。只有用良心，而不是用那强烈得多和可靠得多的私利的刺激，来保证他们以最有利于福利金领取者的方式花钱。这就造成花钱上的浪费和不求效果。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拿别人钱的引诱力是强烈的。包括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在内，许多人都设法为自己得到钱，而不让钱落到别人手里。进行贪污和欺诈的诱惑力也是强烈的，而且并不总是能遭到反抗或制止。那些不愿进行欺骗的人，会用合法的手段使钱归于自己。他们会运动议员通过于他们有利的立法，定出他们能从中获利的规章。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员们会力求为他们自己得到更高的薪水和额外的好处——这正是较大的福利计划可以帮助达到的目标。

    人们试图把政府开支归入自己的腰包，产生了两个不大容易被人查觉的后果。首先，它说明了为什么如此多的计划施惠于中等和上等收入者，而不是那些本应当得到好处的穷人。穷人变得不仅缺少市场上所看重的本事，而且缺少在政治斗争中成功地争得资金的本事。的确，他们在政治市场上的劣势看来比在经济市场上的劣势更大。一旦好心的改革者帮助通过了一项福利措施，转入下一项改革时，穷人就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他们几乎总是被那些已经表明更善于见机行事的集团所压倒。

    第二个后果是，福利金领取者得到的净额，往往少于转移金的总额。如果有别人的一百美元可以攫取，那么为得到它你花上自己的一百美元也值得。花钱运动立法者和制定规章的当局，为政治运动和无数其他事项捐款纯属浪费——既损害出钱的纳税者，又无益于任何人。必须把它们从转移总额中除去，才得到净所得——当然，它们常常超过转移总额，结果剩下的不是净所得，而是净损失。

    争取补贴的这种结果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有人要施加压力来增加开支和福利计划。最初的措施未能达到提倡它们的好心的改革者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就得出结论认为做得还不够。并谋求增添福利计划。他们同那些希望管理这些计划的官僚们，以及相信能从福利开支中捞到油水的人们结成了同盟。

    Ⅳ类开支还容易腐化接触到它们的人们。所有福利计划都使一些人处于决定什么对别人有利的地位。结果是，一部分人感到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则感到自己象孩子那样需要别人照顾。被救济者的独立自主的能力由于弃而不用而萎缩了。除了金钱的浪费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外，其最终结果是腐蚀了维持一个健全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结构。

    Ⅲ类或Ⅳ类开支的另一副产品具有同样的效果。除了人家白给你的钱外，如果你要花别人的钱，就只有象政府那样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手里。因此，福利国家到头来总是要使用强力，这一有害的方法往往使良好的愿望落空。这也是为什么福利国极其严重地威胁我们的自由的原因。

    怎么办

    大多数现行的福利计划，当初根本不应该制定。如果没有制定这些计划的话，许多现在依赖福利金的人很可能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而不是受政府保护的人。这样做，对某些人来说一时可能显得不近人情，因为这使他们不得不干报酬低微而乏味的工作。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却是非常人道的。不过，福利计划既然已经实施，就不是一夜间能够一扫而光的了。我们需要某种方法使我们从目前所处的状况顺利地过渡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状况，为现在依赖福利金的人提供援助，同时鼓励人们从领福利金有条不紊地转到领工资。

    这样一个过渡纲领可以增强个人责任感，结束目前把人们划分为两个阶段的状况，缩小政府开支和现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保障国内每个人的安全，到那时谁也不会再受贫困的煎熬。不幸的是，眼下要通过这样一个纲领似乎只是乌托邦的幻想。挡道的既得利益集团太多了，有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财政上的，等等，许多许多。

    尽管如此，看来仍值得向人们介绍这样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它会在最近的将来被采纳，我们只想指明应该努力的方向，从而促进事态向这个方向发展。

    这个纲领有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改革现在的福利制度，用一个单一的内容广泛的现金收入补贴计划（这是一种与正所得税相联系的负所得税）取代目前杂七杂八的单项计划；第二，在履行现有义务的同时，逐步取消社会保险，要求人们自己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出安排。

    这种广泛的改革，将使我们目前实行的既不人道、又无效率的福利制度变为比较人道、比较有效的制度。它将向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确有保证的最低限度的补助，而不问他们需要的原因。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尽可能少的损害他们的名誉、独立性或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主动性。

    一旦我们透过那掩盖正所得税的本质特征的烟幕，负所得税的基本概念就简单易懂了。根据现行的正所得税制度，允许你有一定数目不必纳税的收入。其确切数额，视你家庭人数的多少、你的年龄和你是否列举清楚你的扣除额而定。这个数额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个人豁免额、低收入免税额以及标准扣除额（最近它被重新定名为零级数额），总额相当于一般赋税优惠额。另外，据我们所知，还有偷税漏税的能手加进的许多数额，他们很会在缴纳个人所得税上玩一些鬼把戏。为便于讨论，让我们用“个人免税额”这个较为简明的英国术语来称呼这个基本数额吧。

    如果你的收入超过免税额，超过的部分得按累进的税率纳税。如果你的收入低于免税额呢，在现行制度下，那免税额一般是无价值的。你只是无需纳税而已。①

    如果接连两年你每年的收入恰好与免税额相等，那么，在这任何一年中你都无需纳税。假设你这两年加起来的收入还是这么多，但有一半多是头一年得到，那你就有正数值的应纳税收入，也就是说你第一年的收入超过了免税额，因而必须纳税。而到第二年，你则有负数值的应纳税收入，也就是说免税额超过了收入。但一般来讲，你从免税额上得不到什么好处。最后这两年加在一起，你将比这笔收入均分在两年中缴纳更多的税款。②

    ①但是，一种新方法是，有一个以上孩子要抚养的家庭有资格得到一种叫做“劳动所得收入优惠”的款项，它类似于负所得税。

    ②有一项关于如何计算若干年内的平均收入的规定。但条件相当严格，因此一个收入高低不定的人，要比一个平均收入一样但收入稳定的人缴纳更多税款。而且，收入不定的人大多完全享受不到它的好处。

    有了负所得税，你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未用上的免税额的一部分作为补贴。如果你得到的这一部分与正收入的税率相同，那么，无论你的收入在这两年中如何划分，你所缴纳的税款总额总是相等的。

    当你的收入高于免税额时，你就要纳税，税额现收入额的多少而定。当你的收入低于免税额时，你会得到补贴，其数额根据未用上的免税额的多少而定。

    正如我们所举的例子所表明的，负所得税将考虑到收入的波动，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毋宁说是要提供一种简便的方法，确保每个家庭有一份最低的收入，同时避免庞大的官僚机构，使人们具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打心里想去工作，想挣大钱来纳税而不是领补贴。

    请看下面这个具体数字的例子。1978年，一个四口之家（其成员无人超过六十五岁）的免税额是七千二百美元。假定当时有所谓负所得税，其补贴率为未用上的免税额的５％，那么一个无收入的四口之家就有资格获得三千六百美元的补贴。如果这个家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补贴将被削减，但是，这个家庭得到的总收入（补贴加挣得的收入）将增加。如果收入为一千美元，补贴将减少到三千一百美元，而总收入上升为四千一百美元。实际上，所挣的收入一半用来弥补减少的补贴，一半用来增加总收入。一旦家庭所挣收入达到七千二百美元，补贴就降为零。七千二百美元是平衡点。在这个点上的家庭，既得不到补贴，也用不着纳税。如果家庭所挣收入继续增加，它就要开始纳税了。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研究行政管理的细节——补贴是按一星期，按两星期，还是按月支付，怎样检查执行情况，等等。所要说的只是：对这些问题都已作过彻底的研究，并拟有详细的计划，提交给了国会（这件事我们以后还要提到）。

    负所得税制如能取代我们现有的许多专门的福利计划，我们现在的整个福利制度将会得到令人满意的改革。如果它只是变成整个福利垃圾堆里的又一件破烂，那就弊多利少了。

    如果负所得税制果真取代了各种福利计划，那将带来巨大的好处。该制度是专门用来对付贫困问题的。它将以最实用的形式，即用现金来资助接受者。它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因为接受者年纪大，有疾残，患病，或生活在某一地区，也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使人们在现行福利制度下可以得到救济金的原因。它给予资助，是因为接受者收入低。它明白地规定由纳税人承担费用。象任何其他设法减少贫困的措施一样，它也会减少促使人们自助的刺激。但是，只要把补贴率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它就不会完全消除这种刺激。因为多挣一块美元，总是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花。

    同样重要的是，负所得税制可以免除目前管理这一大堆福利计划的庞大官僚机构。负所得税可以直接成为现行所得税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一起管理。由于每个人都要填报所得税单，它可以减少现行所得税制度下的逃税漏税现象。可能要增添一些人员，但增添的人决不会多于目前管理福利计划的人。

    通过取消庞大的官僚机构，使补贴制与税收制相互结合，负所得税可以铲除目前的不正常现象，即一些人——掌管福利计划的官僚们——操纵着他人的生计。它将有助于消除当前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级的状况：纳税阶级和依靠政府救济过活的阶级。只要平衡点和税率定得合理，负所得税制将比我们现行的制度省钱得多。

    对于某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无能力料理自己事务的家庭，给予个人帮助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由负所得税来维持穷人家庭的收入，这种帮助可以，而且会由私人慈善活动来提供。我们认为，现行福利制度最大的代价之一在于，它不仅破坏家庭，而且减少私人慈善活动。

    社会保险怎么能够实现这一在政治上总是行不通的美妙梦想呢？

    依我们看，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实行负所得税制与逐步减少社会保险结合起来，同时继续履行现有的义务。其方法如下：

    １．立即废除工资税。

    ２．按现行法律规定的数额，继续付给现在享受社会保险的人以应得的钱。

    ３．给予每个已经挣得保险的工人以享受退休、残废或遗属福利津贴的权利。这些福利金是工人根据现行的法律迄今已付的税款和所挣得的收入使他有权获得的，但要减去由于废除工资税而今后少缴纳的税款所折合的福利金数额。工人可以选择他所要的福利津贴的形式，可以是将来的一份年金，也可以是公债，其价值与按照目前规定他有权得到的福利津贴的价值相等。

    ４．给予每个尚未挣得保险的工人一笔钱（同样采取公债券的形式），数目等于他或他的雇主为他已缴纳的税款的累计价值。

    ５．停止积累保险津贴，让个人按自己的愿望为退休后安排养老。

    ６．从总的税收和政府发行的公债中为上述第２、３、４项开支提供资金。

    这样一个过渡性纲领丝毫不会增加美国政府的实际债务。相反，它会由于不再向未来的福利津贴接受者许诺而减少债务。它只是把现在隐蔽的债务公开化。它为现在未备基金的计划提供资金。这些步骤会导致大多数现存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立即解散。

    逐步减少社会保险，将消除目前社会保险制度给就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它将增加个人储蓄，从而导致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更快的收入增长率。它将刺激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和扩大，从而使许多工人感到生活更有保障。

    哪些是政治上可行的？

    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不幸的是，在目前根本没有实施所可能。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三任总统都考虑或推荐过包含有负所得税成分的计划。但政治上的压力迫使他们提出的计划只是作为现行福利计划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它们。补贴率都定得如此之高，以致这个计划对福利津贴领取者挣钱起不了什么刺激作用。这种畸形的计划只会把整个福利制度搞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尽管是我们最先提出用负所得税制代替目前的福利制度，但我却在国会作证，反对尼克松总统根据负所得税的想法提出来的“家庭补助计划”。①

    一项可实施的负所得税制，在政治上往往遇到两种互相关联的障碍。较为明显的障碍来自现行福利计划的既得利益者：福利津贴领取者，认为自己可以受益于福利计划的州和地方政府官员，而首先是管理福利计划的官僚。②不那么明显的障碍是，福利改革的鼓吹者，包括现有的既得利益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互相冲突。

    ①我们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书中提出来的（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2章；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证词，见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有关社会保险和福利的建议，意见听取会》，第91届国会第1期会议，1969年11月7日，第6部分，第1944－1958页。

    ②关于掌管福利事业的官僚机构在挫败尼克松总统的计划方面所起的作用，参看丹尼尔·P．莫伊尼汉：《有保障的收入政策：尼克松政府和家庭补助计划》（纽约：兰德出版社，1973年）。

    关于福利问题，马丁·安德森著有一本书，其中写得非常好的一章是“不可能彻底改革福利制度”，在这一章中他写道：

    “所有彻底的福利改革计划都由三个政治上极为敏感的基本部分组成。第一是改革后基本的福利水平，例如为一个四口之家提供多少福利津贴。第二是改革计划在刺激接受福利津贴的人寻找工作和挣更多的钱方面将起什么作用。第三是改革是否会给纳税者带来额外的负担。

    ……改革计划要成为政治现实，必须在改革后仍然为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提供象样的补助，必须能强烈地刺激人们工作，而且给纳税者带来的负担必须是合理的。这三者必须同时兼顾。”①

    争论的焦点是怎样才算“象样”、“强烈”和“合理”，特别是怎样才算“象样”。如果“象样的”补贴意味着：现在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没有谁将因为改革而比当前少领津贴，那么，无论“强烈”和“合理”作何解释，也不可能同时达到上述三个目标。然而，正如安德森所说：“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国会决不会通过任何实际上会减少数百万福利津贴领取者所得的改革措施。”

    让我们来看前一节中介绍的简单的负所得税制：一个四口之家的免征点是七千二百美元，按50％的补贴率计，凡没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可以得到三千六百美元的补助。50％的补贴率将给人以足够强烈的刺激去工作，而花费要比目前繁杂的福利计划省得多。但是，这种补贴标准今天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正如安德森所说：“现在（1978年初），美国典型的享受福利津贴的四口之家，每年可以得到大约六千美元的劳务和现金。在象纽约这样花销更大的州里，有些享受福利津贴的家庭每年得到的津贴在七千至一万二千美元之间，有的甚至更多。”②

    ①安德森：《福利》，第135页。

    ②同上。

    如果免征点定在七千二百美元，即便是收入六千美元的“典型”家庭，也需要有83.3％的补贴率。这样高的补贴率会严重地挫伤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大大增加开支。补贴率可以通过提高免征点来压低，但那又会极大地增加开支。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要缩减从名目繁多的福利计划中得到高额福利津贴的人们的所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正如安德森所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政治条件。”①

    ①安德森：《福利》，第142页。

    但是，今天政治上行不通，明天则可能行得通。在预言什么将成为政治上可行的事情上，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绩非常糟。他们的预言一再被事实所否定。

    我们的受人尊敬的伟大导师弗兰克·Ｈ·奈特喜欢用大雁由一只带头按人字形排队飞行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领导方式。他常说，当头雁一个劲儿地向前飞时，后面的大雁可能会飞向其他方向。头雁回头发现没有大雁跟随时，会赶紧掉头，重新带领人字形队伍朝前飞。这是一种领导方式。无疑，美国政府就常常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承认，我们的建议目前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充分地说明我们的设想，不仅因为它是可以指导我们逐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而且还因为我们希望它终将成为在政治上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结论

    直到最近仍由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统治的王国，每年为我们的健康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钱。其主要结果只是增加医疗和保健费用，而医疗质量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改进。

    教育经费也一直在激增，但教育质量却普遍地认为在下降。费用的上涨和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使我们不得不推行种族合校，而我们的社会看来却更为分崩离析。

    我们每年在福利事业上耗资数十亿美元。然而，在美国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的时候，领取福利津贴的人数却有增无减。社会保险的预算大得惊人，但社会保险却在财政上陷于严重的困境。年轻人颇有道理地抱怨，为接济老年人而要他们付的税太高。而老年人也颇有道理地抱怨，说他们无法维持被许诺的生活水平。制定的计划是要保证老年人不再成为救济对象，而看到的现实却是靠福利津贴生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根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自己的计算，该部每年由于贪污受贿和铺张浪费损失的资金，足可以建造十万栋以上每栋耗资五万美元的住宅。

    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但这不过是膨胀到这样大的家长式福利计划的祸害中最轻的一个。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们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才是应当用来衡量福利计划的基本标准。

 第五章 天生平等

    “平等”“自由”——《独立宣言》中的这两个词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它们所表达的理想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平等与自由是相互一致的，还是相互抵触的，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早在《独立宣言》之前，就已对美国历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形成了知识界的舆论，导致了血腥的战争，造成了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巨大改变。寻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继续是我们政治辩论的主要内容。它将象影响我们的过去一样，影响我们的未来。

    在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年代，平等指的是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自由指的是决定个人命运的自由。《独立宣言》和奴隶制之间明显的冲突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南北战争最后解决了这场冲突。辩论于是转到另一个高度。平等越来越被解释为“机会均等”，即每个人应该凭自己的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谁也不应受到专制障碍的阻挠。对于大多数美国公民来说这仍然是平等的主要含义。

    无论是上帝面前的平等还是机会均等，都同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不存在任何冲突。恰恰相反，平等和自由是同一个基本价值概念——即应该把每个人看作是目的本身——的两个方面。

    最近几十年来，平等这个词在美国开始具有一种同上述两种解释很不相同的含义，即结果均等。每个人应享有同等水平的生活或收入，而且应该结束竞争。结果均等显然是与自由相抵触的。努力推进这种均等，是造成政府越来越大并使我们的自由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上帝面前的平等

    当托马斯·杰斐逊在三十三岁上写下《人人生而平等》时，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并没有就字面上的含义来理解这些词。他们并不认为“人”——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在身体特征、情绪反应、技艺和知识上是平等的。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出类拔萃的人。在二十六岁那年，他设计了坐落在蒙提塞洛（意大利语意为“小山”）的漂亮房子，亲自监督建造，据说还自己动手。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经是发明家、学者、作家、政治家、弗吉尼亚州州长、美国总统、驻法国大使和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总之，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杰斐逊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们对平等的理解，可以从《独立宣言》的下一段话中看出：“造物主赋予人们以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其自己的价值。他有不可转让的权利，任何人不能侵犯。他有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应简单地被当作达到他人目的的工具。“自由”是平等定义的一部分。并不与平等相冲突。

    上帝面前的平等——人身平等①——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不是个个一样的。他们的不同价值观、不同爱好、不同能力使他们想过很不相同的生活。人身平等要求尊重他们这样做的权利，而不是强迫他们接受他人的价值观或判断。杰斐逊毫不怀疑，某些人优于另一些人，也不怀疑杰出人物的存在。但这并不赋予他们统治别人的权利。

    ①参看J.R．波尔：《美国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伯克利和洛杉矾：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51－58页。

    如果说杰出人物集团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那么，任何其他集团，即便在人口中占大多数，也不拥有这种权利。每个人应该是他自己的统治者，只要他不去干涉别人同样的权利。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这种权利，使其不受其它公民或外界的威胁，而不是让多数人毫无约束地统治其他人。

    杰斐逊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他生前取得的三项成就：一、在他任州长时，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宗教自由法（该法是旨在保护少数人不受多数人统治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前身），二、起草《独立宣言》，三、创办弗吉尼亚大学。由杰斐逊的同时代人起草的美国宪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以保卫国家，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但同时要严格限制它的权力，以保护每一个公民和各州政府不受全国政府的支配。统治民主，是指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府活动，显然不是指政治上由多数人实行统治。

    著名的法国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Ａ．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对美国作了长期访问后，写了一本不朽的著作，名叫《美国的民主》。他在书中认为美国的突出特征是平等，而不是多数人统治。他写道：

    “在美国，贵族政治因素从一开始就是微弱的。即使它们尚未被完全肃清，它们现在也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很难再对事态产生任何影响。相反，民主原则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以及各项法律的制定而得到极大的加强，该原则不仅压倒了其他一切原则，而且成了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在美国，没有哪个家族或公司能够发号施令。……

    因而，美国社会展示了最为奇特的现象。那里的人们看上去在财富和智力上，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力量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或任何有文字可考的古人，都享有更大的平等。”①

    托克维尔对他的所见所闻大加赞美，但他并不是盲目的吹捧者，他担心民主搞得过火，会败坏人们的德行。他写道：“有……一种大丈夫气概的合法的要求平等的热情，激励人们追求权力和荣誉。这种热情会把卑微者提升到伟大人物的行列；但是，在人类的心灵中也有一种对平等的卑劣憎恶，它驱使弱者将强者降低到与他们相同的水平，使人们宁可要奴隶制下的平等，也不要自由下的不平等。”②

    ①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两卷本，第2版，亨利·里夫译，法朗西斯·鲍温编（波土顿：出版者约翰·阿林，1863年），第1卷，第66-67页。（法文第1版出版于1835年。）

    ②同上；第67－68页。

    最近几十年中，美国民主党成了加强政府权力的首要工具，而在杰斐逊和许多他的同时代人的眼中，政府权力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这是字义变化的惊人证据。民主党是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增加政府的权力的，而这种“平等”的概念，同杰斐逊认为与自由等同和托克维尔认为与民主等同的平等的概念，几乎截然相反。

    当然，开国元勋的实践并不总是符合他们所宣扬的理论。最明显的言行不一，表现在奴隶制问题上。托马斯·杰斐逊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还拥有奴隶。他生前一再表示对奴隶制痛心疾首，他在笔记和通信中，都提过消灭奴隶制的计划，但他从未公开提出任何这种计划，也没有在竞选中反对过奴隶制。

    然而，如果不废除奴隶制，他苦心建立的国家就将公然违背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因而毫不奇怪，在共和国最初的几十年中，关于奴隶制的论战越来越凶。这场论战的结果是一场内战。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讲演中所说，内战考验了“一个在自由中诞生的、以人生而平等为宗旨的……国家，能否长期坚持下去。”

    这个国家坚持下来了。然而，是以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社会动乱为代价坚持下来的。

    机会均等

    内战一旦废除了奴隶制，人身平等——在上帝和法律面前平等——接近于实现后，知识界讨论的重点和政府与私人政策的重点，就转到另一个概念，即机会均等上来了。

    实实在在的机会均等——即所谓“同等”——是不可能的。一个孩子天生就是瞎子，而另一个则视力完好；一个孩子的父母从小就对他的幸福特别关心，提供良好的文化学习和智力发展的条件，而另一个孩子的父母则生活放荡，对孩子放任不管；一个孩子出生在美国，而另一个出生在印度、中国或苏联。显然，他们并不是生下来就享有同等的机会。而且，也无法使他们的机会同等。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平等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来理解。它的真正含义的最好的表达也许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话：前程为人才开放。任何专制障碍都无法阻止人们达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而且其品质引导他们去谋求的地位。出身、民族、肤色、信仰、性别或任何其他无关的特性都不决定对一个人开放的机会，只有他的才能决定他所得到的机会。

    按照这种解释，机会均等只不过是更具体地说明人身平等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含义。与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之有意义和重要，正是因为人们的出生和文化素质是不同的，因此，他们都希望并能够从事不同的事业。

    同人身平等一样，机会均等与自由并不抵触。相反它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些人仅仅因为某个种族出身、肤色或信仰而受到阻挠，得不到他们在生活中与他们相称的特定地位的话，这就是对他们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干涉。这就否定机会均等，也就是为一些人的利益牺牲另一些人的自由。

    象每一种理想一样，机会均等很难完全得到实现。毫无疑问，对这一原则的最严重的背离是在黑人问题上，特别是在南方，但在北方也不例外。然而，在为黑人和其他集团取得机会均等方面，也有巨大的进步。“大熔炉”的概念正是反映了机会均等的目标。另外，大、中、小学“免费”教育的扩大，也反映了这一目标，尽管这种扩大，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并不纯粹是好事。

    内战后，在公众普遍接受的价值等级中，机会均等居于优先地位，这特别表现在经济政策上。当时流行的字眼是自由企业、竞争和自由放任主义。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做任何生意，从事任何职业，购买任何财产，只需得到交易对手的同意。干得成功，他就有发迹的机会。但如果失败，就要自食其果。那时没有任何专制障碍。成败的关键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出身、信仰或民族。

    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被许多自认为是学者名流的人斥之为庸俗唯物主义的东西获得了发展。庸俗唯物主义强调金元万能，以财富为成功的标志。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强调反映了人们不愿意接受传统的看重出身和门第的封建贵族社会的标准。着重点明显地换成个人的才能，而财富的积累则是衡量才能的最方便的尺度。

    另一个必然的结果自然是人的能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它使美国成为生产率日益提高、越来越生气勃勃的社会。在这里，社会的流动成为日常的现实。还有一个可能令人吃惊的必然结果，就是慈善事业蓬勃兴起。这同财富的迅速增长是分不开的。在当时占优势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特别是由于对机会均等的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采取了以下特有的形式：如非营利的医院、私人资助的院校以及旨在帮助穷人的各种慈善机关。

    当然，在经济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现实同理想并非总是一致的。当时政府的作用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对企业没有设置严重障碍。到十九世纪末，政府采取积极措施，特别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来消灭竞争中的私人障碍。但是，一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传统，继续妨碍着人们进入某些行业或从事某些职业的自由，而且毫无疑问，社会传统使那些出生在“正统”家庭、生来就有“正统”肤色，而且信奉“正统”宗教的人享有特别有利的条件。然而，各种不那么有特权的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迅速提高表明，这类障碍决不是不可逾越的。

    就政府的措施而言，对自由市场的主要背离在对外贸易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把为保护本国工业而征收关税看作是美国方式的一部分。关税保护同彻底的机会均等（见第二章）是不一致的，而且与自由移民也是不一致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除东方人外，世界各地的人均可自由移居美国。然而，人们可以为这种背离寻找国防需要方面的理由，也可以提出另一个性质很不相同的理由，即平等只限于国内。这后一种理由是不合逻辑的，但今天却被大多数鼓吹另一种平等的人所采用。

    结果均等

    那另一种平等即结果均等，是在本世纪深入人心的。它首先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继而影响到欧洲大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它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某些知识分子中，结果均等成了宗教信条：大家应当同时停止竞赛。正象《艾丽丝漫游记》中的渡渡所说：“人人获胜，都该得奖。”

    这一概念同另外两种概念一样，“均等”也不能按字面解释为“等同”。其实，谁也不主张不问年龄、性别或身体素质，人人都分得同样份额的食品或衣服等等。虽然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当“公平”，但“公平”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一个确确实实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给以精确定义的概念。“对所有人公平分配”是取代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新口号。

    结果均等的概念与前两个概念有着天壤之别。促进人身平等或机会均等的政府措施增大自由；致力于“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政府措施减少自由。如果人民的所得依“公平”来定，又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公平的”呢？就象大家同声问渡渡的：“可是谁来发奖呢？”“公平”一旦离开比较的对象，就不成为客观决定的概念了。“公平”如同“需要”一样，全在怎么看。如果所有人都要“公平份额”的话，那就必须由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来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而且他们必须能够把他们的决定强加给别人，从财产多于“公平”份额的人那里拿走一部分，给予财产少于“公平”份额的人。那些作决定并强加于人的人与听从他们决定的人能是平等的吗？我们不就进了乔治·奥韦尔的《动物饲养场》了吗？在那里，“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另外，如果人们的所得是靠“公平”而不靠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来决定，“奖品”又从哪里来呢？还能有什么刺激人们去工作和生产呢？怎样决定谁来当医生，谁当律师，谁捡垃圾，谁扫街呢，由什么来保证人们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并按他们的能力来完成呢？显然，只有靠强力或强力威胁。

    这里的关键不光是实践会同理想分离。同另外两种有关平等的概念一样，它们当然是要分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平分配”或其前身“按需分配”的理想与人身自由的理想之间有着根本的冲突。在人们试图使结果均等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的所有尝试中，都存在着这种冲突。其无法避免的最终结果是恐怖国家的出现：苏联、中国以及新近的柬埔寨可以说是清楚而令人信服的例证。而且，即便采取恐怖手段，也不曾使结果均等。在上述的每个国家中，无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都存在着广泛的不平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仅在权力上，而且在物质生活上都不平等。①

    ①参着史密斯的《俄国人》和凯泽的《俄国：人民与权力》。尼克.埃伯施塔特：《中国失败了吗？》载《纽约书评》，1979年4月5日，第37页。埃伯施塔特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收入的分配自1953年以来似乎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西方国家在促进结果均等的名义下采取的远不那么极端的措施，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只是程度稍轻罢了。它们也限制个人的自由，但它们同样没有达到其目标。这说明要把“公平份额”按普遍能接受的方式规定下来，或使社会成员对所受到的“公平”待遇感到满意，是不可能的。相反，越是试图扩大结果均等，越会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

    推动结果均等的道德热情，大部分来自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认为一些孩子仅仅因碰巧父母有钱就比其他孩子优越是不公平的。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不公平可采取多种形式。它可以采取财产继承形式，如继承债券、股票、房产和工厂，也可采取天资继承的形式，如继承音乐才能、体力、数学天才等。财产继承比天资继承更容易遭到干涉。但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然而，许多人对财产继承感到愤恨，而对天资继承却不在乎。

    现在，让我们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想使你的孩子一生中有较高的收入，那你可以采取各种方法做到这一点。你可以花钱让他（她）受教育，使他（她）有条件从事高收入的工作；或者，你可以为他开个店，使他能得到高于受雇人员的收入；你还可以给他留下一笔财产，让他靠财产收入过富裕日子。从伦理上看，这三种运用财产的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再说，如果国家在课税后给你剩下任何钱的活，难道国家只允许你拿它过放荡的生活，而不准你把钱留给你的孩子吗？

    这里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是微妙而复杂的，不能用“对所有人公平分配”那种简单化的公式来解决。因为，假如我们当真那么做的话，我们就得给予音乐才能差的青年的最大量的音乐训练，以弥补他们天分之不足；而对那些音乐天分高的青年，却要剥夺他们受到良好音乐训练的机会；在个人天资继承的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这样做对于天资差的青年可能是“公平”的，但对于天资好的青年，这是否“公平”呢，更不必说那些不得不为支付训练天资差的青年而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本可以从培养有才华者得到好处却因此得不到的人们了。

    生活就是不公平的。相信政府可以纠正自然产生的东西是诱人的。但是，认识到我们正是从我们所哀叹的不公平中得到了多少好处，也同样是重要的。

    马琳·迪特里希天生一对诱人而美丽的大腿，穆罕默德·阿里天生就有使他成为拳王的本事，这没有什么公平可言。但就另一方面讲，千百万喜欢看马琳·迪特里希的大腿或阿里的拳赛的人，却从自然界不公平地产生了迪特里希和阿里这件事中得到了好处。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是一个样，这个世界还成什么世界呢？

    穆罕默德·阿里一晚上能挣数百万美元，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为了追求某些抽象的平等理想，不允许阿里一个晚上的拳击（或每天为这场拳击进行的准备）的所得，比一个最底层的人在码头上干一天粗活挣得多的话，这对于那些喜欢看他比赛的人来说，岂不是更不公平吗，就算能够这样做，但其结果将是剥夺人们欣赏阿里拳技的机会。如果把给阿里的报酬限于码头工人一样的水平，我们很怀疑阿里还会忍受赛前的艰苦训练，并投身他经历过的那种搏斗。

    公平这一复杂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可以通过赌牌这类碰机会的玩意儿来说明。晚上纸牌开局的时候，各个赌家的筹码的数量是相等的。但玩了一段时间后，数量就会不相等了。当晚收局时，某些人成了大赢家，另一些人成了大输家。按照平等的理想，是不是赢家得把赢的钱还给输家呢，如果真是这样，游戏就会变得毫无趣味，连输家也会觉得没意思。他们也许会玩上一两次，但如果他们知道，不论输赢，收局时还会同开局时一样的话，他们还会再玩吗？

    这一例子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每天，我们各自都要做出一些决定，碰碰机会。有时是大的机会，如决定从事什么职业，与谁结婚，买房子还是作一笔大的投资。更经常的是一些小的机会，如决定去看什么电影，在不在交通拥挤的情况下横穿马路，买这种保险还是那种保险。每次的问题在于由谁来决定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这个问题又取决于谁承担这些决定的后果。如果是我们承担后果的话，我们就可以作决定。但如果是别人承担后果的话，那么，该由我们或者能够由我们来做决定吗，如果你用另外一个人的钱，替他打牌的话，他会允许你自由作出决定吗，他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你作出决定的权力，而且定下一些规矩让你遵守吗？再举一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如果政府（即你的纳税伙伴们）负责补偿洪水给你的房屋造成的损失，那还能够由你自由决定把房子再建到洪水淹了的平原上吗？政府对个人决定的干涉随着“对所有人公平分配”的运动的开展而不断增加，这并非是偶然的。

    人民自己作出抉择并承担这些决定的大部分后果，这是贯穿着我国大部分历史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在过去二百年间刺激了福特家族、爱迪生家族、伊斯特曼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彭尼家族去改造我们的社会。正是这种制度刺激了另一些人，使他们乐意担风险、掏钱来资助这些野心勃勃的发明家们和产业大亨们从事冒险事业。当然，一路上有许多失败者，失败者也许比成功者要多。他们的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甘愿冒风险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在碰机会。而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整个社会由于他们愿意碰这个机会而得到了好处。

    这个制度所生产的财富主要来自发展新的产品或服务，来自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新方法，也来自广泛分配这些产品或服务的新方法。由此给整个社会增加的财富和给人民群众增加的福利，要比这些创业者积累的财富多许多倍。亨利·福特发了大财，而国家得到了一种廉价而可靠的运输工具和成批生产的技术。另外，个人财富最后大部分还是用在社会福利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只是无数私人慈善活动中最为著名的。这些私人慈善事业是一个符合“机会均等”和“自由”的制度运行的突出结果。这里的“机会均等”和“自由”，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均等和自由。

    我们只需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海伦·霍罗威兹在一本论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1907年芝加哥文化慈善事业”的书中写道：

    “在上世纪初和本世纪末，芝加哥是个被各种相互对立的力量推动的城市：它一方面是一个经营工业社会生产的基本商品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地方。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这个城市是‘一个猪肉和柏拉图的奇怪的混合体。’

    “芝加哥文化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建立起了该城的一些伟大的文化机构，如艺术研究所、纽伯里图书馆、芝加哥交响乐团、芝加哥大学、费尔德博物馆、克里勒图书馆。……

    “这些机构是该城市的新气象。无论最初建立时的动机是什么，它们大部分是由一伙工商业者所组织、维持和控制的。……尽管是由私人支持和管理，这些机构却都是为整个城市设计的。它们的托管人转向文化慈善事业，主要不是为满足个人对艺术或学术的向往，而是为了达到社会的目的。这些工商业者受到他们无法驾驭的社会势力的困扰，满怀文化的理想主义情绪，把博物馆、图书馆、交响乐团和大学看作是净化城市和发动城市（文艺复兴）的手段。”①

    慈善事业绝不仅仅限于文化机构。正如霍罗威兹在另一处写道的，这是“一种在许多不同方面爆发的活动”。芝加哥并不是孤立的例子。用霍罗威兹的话来说，“芝加哥似乎是美国的缩影”。②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简·亚当斯的倡导下，芝加哥建立了赫尔贫民习艺所。赫尔贫民习艺所是在全国建立的许多贫民习艺所中的头一个。这些贫民习艺所是用来在穷人中传播文化和教育，并帮助他们解决日常问题的。另外，在这期间还建立了许多医院、孤儿院和其他慈善机构。

    ①海伦·莱弗克成兹·霍罗威兹：《文化与城市》（列克星敦：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IX－X页。

    ②同上，第212和31页。

    在自由市场制度与追求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目标之间，或在自由市场制度与对不那么幸运者的同情之间没有相抵触的地方，不管这种同情采取十九世纪私人慈善活动的形式还是采取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通过政府来援助的形式——只要它们都反映一种帮助他人的愿望。由政府援助穷人的两种形式表面看上去相似，其实有天渊之别：第一种形式是，我们90％的人都赞同自己纳税来帮助处于底层的10％的人。第二种形式是，80％的人投票赞成让处于最上层的10％的人纳税来帮助处于最底层的10％的人。这就是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关于由Ｂ和Ｃ来决定Ｄ应为Ａ做些什么的著名事例。①第一种形式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不明智的；可能是帮助不幸者的有效率的方法，也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方法。但是，它与机会均等和自由的信仰是一致的。第二种形式追求结果均等，与自由是完全对立的。

    ①《被遗忘的人》，见艾勃特·G．凯勒和莫里斯·R.戴维斯编的《威廉·G·萨姆纳文集》（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34年）；第1卷，第466—496页。

    哪些人赞成结果均等？

    支持结果均等这个目标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在知识分子中，它简直成了宗教信条，在政治家的演说和各项法律的序言中被大肆宣扬。政府、最狂热信奉平等的知识分子们以及一般大众的所作所为，都使这种关于结果均等的谈论变成空话。

    拿政府来说，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对彩票和赌博的政策。人们普遍而且正确地认为，纽约州特别是纽约市，是平等情绪的堡垒。然而，纽约州政府就经营彩票，并为赛马中的赌博提供方便。为引诱市民购买彩票和在赛马中打赌，它大作广告，以便为政府捞得巨额利润。同时，它尽力压制“数字彩票”赌博，因为“数字彩票”赌博比政府彩票更有赢头（特别是考虑到赢家容易逃税）。英国即使不是平等思想的发源地，也是平等思想的堡垒，但它却允许开设私人赌场，允许在赛马和其他体育项目中进行赌博。赌博确实成了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活动和政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拿知识分子来说，最清楚的证明是他们未能把他们那么多人宣扬的事付诸实践。可以由他们自己亲自试一试怎样实行结果均等。首先得确定所谓均等指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在美国国内实行，还是在整整一批选定的国家内实行，还是在整个世界实行？以哪种收入作标准，个人的？家庭的？一年的，十年的，还是一生的，是单指货币形式的收入呢？还是也包括下面这样一些非货币的项目，如自有自住的房屋、自种自食的粮食、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主妇的非花钱雇用的服务？身体和智力的优劣又怎么算？

    无论你如何断定这些问题，只要你是平等主义者，就可以估计出什么样的货币收入符合你的平等概念。如果你的实际收入高于这个标准，你可以留下标准内的部分，把多余的部分分给收入低于这一标准的人。如果你的标准要包括全世界，象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主张的那样，那么，每人的年平均收入将低于二百美元（以1979年美元价值计算），这个数量将是符合大多数平等主义言论所讲的平等概念的。这大约是全世界平均每人的收入。

    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所谓“新阶级”：即政府官僚、由政府基金资助进行研究或由政府资助的“智囊团”雇用的学者、许多所谓“总体利益”或“公共政策”集团的成员、记者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其他人员，都是平等学说最热烈的鼓吹者。然而，他们使我们想起了关于公馆会教士们的一个古老的（如果是不公正的话）谚语：“他们到新世界来行好，结果自己过得挺好。”新阶级的成员总的来说属于社会上挣钱最多的人，而且，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宣扬平等，设法通过并实施这方面的法律，已证明是得到这种高收入的有效手段。我们大家都容易把自己的福利等同于社会福利。

    当然，平等主义者可能会提出抗议，说他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如果别人都被迫那样做的话，他将乐意拿出他认为超过平等水平的那部分收入来重新分配。一方面，认为强制手段将改变事态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其他人都这样做，他对别人收入的贡献也仍将只是沧海一粟。不论他是唯一的捐献者还是许多捐献者中的一个，他个人的贡献总是那么大。的确，他可以把他捐的钱直接给予那些他认为是合适的接受者中最贫穷的人，从而使他的捐献成为更有价值的事。另一方面，强制手段将使事态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这类再分配行动是自愿的话。将要出现的社会将同强迫人们进行再分配而出现的那种社会截然不同。按照我们的标准，前一种社会比后一种社会好千百倍。

    如果有人认为实行强制性平等的社会更可取，那他们可以亲身实践一下。他们可以加入我国或其它国家的许多现有的公社，也可以建立新的公社。而且，任何一批希望这样生活的人能够自由地这样做，当然是完全符合人身平等、机会均等和自由等信念的。我们的论点，即对结果均等的支持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从希望参加那种公社的人数之少，和那些已经建立的公社之脆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美国的平等主义者可能会反驳说，公社的数量少和脆弱是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对它们进行污蔑和因此而使它们受到歧视的结果。这在美国可能是真的，但是，正如罗伯特·诺吉克①所指出的，在有一个国家这不是真的，那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在那里，恰恰相反，平等主义公社受到高度重视和赞赏。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的早期，集体农庄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继续在以色列国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领导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成员非但不会受到非议，反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欢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或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然而，不论在任何时候，肯定也包括今天，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人从未超过以色列犹太人口的5％。我们可以把5％这一比例看作是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最多人数，这部分人自愿选择一种强制实行结果均等的制度，而不愿要不平等的、多样性的和有机会的制度。

    ①罗伯特·诺吉克：《谁将选择社会主义？》载《理由》杂志，1978年5月，第22－23页。

    公众对于累进所得税的态度各不相同。最近，在一些还没采用累进所得税的州曾就征收这种税进行了公民投票，在另外一些州则就提高累进率进行了公民投票，结果一般都被否决了。另一方面，联邦所得税的累进率则很大，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尽管它也包含许多实际上可以大大降低累进率的条款（即“漏洞”）。这表明，公众对于重新分配适当数量的税收还是能够容忍的。

    但是，我们要冒昧地说一句，人们对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的喜爱，也同样真实地反映了公众的偏好，其真实程度丝毫不亚于联邦所得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以及《纽约书评》所反映的情况。

    *雷诺、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系三个盛行赌博的美国城市。——译者

    平等政策的后果

    我们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们与它们具有共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我们的许多价值概念都来源于它们。英国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例子。它在十九世纪实行机会均等方面以及在二十世纪实行结果均等方面，都起了表率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的国内政策，一直为寻求更广泛的结果均等所左右。政府采取了一项又一项措施，旨在从富人手里拿走一些财富，分配给究人。所得税率不断提高，最后提高到占不动产收入的98％和“所挣”收入的83％，而且遗产税也越来越重。在向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救济的同时，国家还大规模地增加了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事业。不幸的是，其结果与那些对几世纪来一直占优势的阶级结构十分恼火的人所希望的大不相同。虽然财富被广泛地重新分配，但到头来分配还是不公平。

    实际上只是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来代替或补充原有的特权阶级。新的特权阶级包括：握有铁饭碗的官僚们，不论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他们都受到保护，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工会头头们，即劳工运动的贵族，他们自称为最受压迫的工人讲话，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这块土地上收入最高的工人；还有新的百万富翁们，他们善于规避从国会和官僚机构中倾泻出来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税漏税；并把财产转移到收税官力所不及的海外去。如果说这是收入和财富的巨大改组，那倒是真的；但如果说这是更大的平等，却不大象。平等运动在英国失败，并不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尽管某些方法的确是错误的；不是由于管理不善，尽管某些方面的管理的确很糟；也不是由于管理人员无能，尽管某些管理人员的能力的确很差。平等运动的失败有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它违背了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天性，即亚当·斯密所说的，“每个人都为改善自身的境况而作一贯的、经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①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人们也为改善其子孙后代的境况而努力。当然，斯密所说的“境况”不单指物质福利，尽管物质福利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所想的是更为广阔的概念，这一概念包括了所有人用来判断自己成就的价值标准，特别是那种在十九世纪曾促使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价值标准。

    ①见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5页。

    当法律妨碍人民去追求自己的价值时，他们就会想办法绕道走。他们将规避法律，违反法律，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道德规范，认为强迫人们为他们不赞成的目的交出自己创造的许多东西去帮助不认识的人是合理的。当法律同大多数人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而且正当的准则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违反法律，不论这种法律是在促进平等这样高尚的理想的名义下通过的，还是赤裸裸地为一个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其他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守法，只是出于害怕受到惩罚，而不是出于正义感和道德观念。

    当人们开始违反某一类法律时，不守法的情况就会不可避免地波及所有的法律，甚至影响到那些公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和正当的法律，如反对暴力、盗窃和破坏行为的法律。说来也许难以置信，近几十年中，英国有增无减的犯罪活动，很可能正是平等运动的后果。

    另外，平等运动把一些最有才能的、最训练有素的、最生气勃勃的公民赶出了英国，而使美国和别的国家大受其益，它们使这些人有更好的机会为自己的利益发挥才能。最后，谁能怀疑平等运动对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英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经济增长方面大大地落后于它的欧洲邻国、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美国在促进结果均等方面没有英国走得那么远。然而，许多同样的后果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促进平等的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财富以决非平等的方式进行再分配，犯罪率上升，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下降。

    资本主义和平等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这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愤慨。看到一些人在奢侈挥霍，另一些人则饱尝贫困的煎熬，谁都会感慨万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流传着一种神话，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机会均等，加深了这种不平等，在这种制度下是富人剥削穷人。

    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了。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情况发生在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独立前的印度以及现代南美洲的许多国家。也发生在社会地位取决于能否进入政府部门的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如俄国、中国和独立后的印度。甚至发生在象这三个国家那样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引入中央计划的社会。

    俄国是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国家：一边是官僚、共产党官员、技术人员组成的一小撮上层特权阶级，另一边是今天的生活比他们的祖先好不到哪儿去的广大群众。上层阶级可以进入特殊商店和学校，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而广大群众却注定只能享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一辆大型轿车，就向向导打听它的价钱，向导说：“噢，那不出售，是专供政治局委员用的。”最近由美国记者写的几本书，极为详细地记录了俄国上层阶级的特权生活同广大群众贫困生活的差距。①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下层，俄国工厂里的一个工头与一个普通工人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也比在美国工厂大。无疑，苏联工头的收入应该更高些，因为美国工头担心的毕竟只是被解雇，而苏联工头还要担心被枪毙。

    ①参看史密斯的《俄国人》和凯泽的《俄国：人民与权力》。

    另外，中国也是一个在有政治权势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里一些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收入悬殊的国家。一位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曾经写道：“1957年在中国的富庶地区与贫穷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比世界上除巴西外的任何较大国家都大。”他援引另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结构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工资结构平等多少。”他在总结他对中国的平等的考察时说：“中国今天的收入是怎样平均分配的呢；肯定不如台湾或南朝鲜来得平均。……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分配又显然要比巴西和南美洲平均……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远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事实上，中国在收入上的差别可能要比一些公认为是‘法西斯’分子当权而广大群众遭受剥削的国家大得多。”①

    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所有新时代的伟大奇迹，对于有钱人来说，关系较少。古代希腊的富翁，从现代的供水管道得不到什么好处：有跑步的仆人提水代替自来水。电视机和收音机也不足道，罗马的贵族们能够在家里享受到最好的乐师和演员的表演，能够把最出色的艺术家留在家里。现成的服装、超级市场和其他许多现代文明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不了什么色彩。他们也许欢迎运输和医疗上的改进，而其他一切西方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些成就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和乐趣，而在过去，这些只是富人和权势者专有的特权。

    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迄今为止，所有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日常的艰苦劳动，是很值得怀疑的。机器发明使更多的人过单调乏味的生活，也使更多的制造商发财致富，同时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舒适。按其性质来说，机器发明必将使人类命运发生重大变化，但目前还没有带来重大变化。”②

    ①尼克·埃伯施塔特：《中国：成功了多少？》，载《纽约书评》，1979年5月3日，第40－41页。

    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9版（伦敦：朗曼和格林公司，1886年），第2卷，第332页（第9编，第6章）。

    今天谁也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只要从工业世界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会发现，目前仍然从事极艰苦劳动的，几乎只有那些开展体育活动的人。要找到日常的艰苦劳动没有被机器发明所减轻的人，那你只有到非资本主义世界去找：俄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南斯拉夫的一些地区；或者到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找：非洲、中东、南美洲，以及前不久的西班牙或意大利。

    结论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尽管更大的平等是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阻止某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它不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地位，但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使之处于其他有才能、有野心的人的不断攻击之下。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也意味着流动性。它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从上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裕的生活。

 第六章 学校的问题在哪里？-1

    教育一直是美国梦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教徒的新英格于家长的压力所造成，而是由于教师、行政人员和好心的知识分子的压力所造成。他的结论是，政府的接管降低了教育质量，减少了教育的多样性。④

    ①R．弗里曼·巴茨：《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92页。

    ②W．O．L．史密斯：《大英百科全书》，第7卷（1970年），第988页。

    ③同上，第988一989页。

    ④E.G.韦斯特：《教育和国家》（伦敦：经济事务协会，1965年）。

    教育同社会保险一样，也是证明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的一个例子。贵族专权的普鲁土和法兰西帝国都是国家管理教育的先驱。美国、英国和稍后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们，则是国家控制教育的主要支持者。

    在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就如同被自由市场的汪洋大海包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它的建立只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早期对自由市场和自愿交换的不信任。它最多不过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机会均等的理想的重视。霍勒斯·曼和他的助手们巧妙地利用这种强烈的情绪，在改革运动中获得了成功。

    不用说，公立学校制度并不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而只能看作是“美国式的”。决定该制度运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极权的政治结构：美国宪法严格地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使它无法发挥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学校的权力大部分都留给了地方团体、小市镇、小城市和大城市内的各个区。家长密切监视管理学校的政治机构，部分地代替了竞争，同时也确保了家长们的普遍要求得以实现。

    在大萧条之前，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学校区得到巩固，教育区得到扩大，职业教育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大萧条过后，公众加入到知识分子的行列，开始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无限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单间教室的学校和地方学校委员会的衰败就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控制学校的权力，也就很快从较小的地方机构转给了较大的地方机构，如县、市、州一级的机构，最近则转给了联邦政府。

    1920年，地方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83％，联邦拨款还不到１％。1940年，地方拨款下降到68％，而目前还不足一半。剩下的经费由州政府提供：1920年州政府拨款占公立学校收入总额的16％，1940年占30％，现在占40％以上。联邦政府拨款所占百分比虽然很小，然而增长迅速，目前已经从1940年的不到２％上升到８％左右。

    由于职业教育者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削弱了。另外，赋予学校的职责也改变了。人们仍然希望学校教会孩子们读、写、算，并向他们传授基本的价值概念。但是，现在学校还被认为是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的手段，而且认为可以用它来达到其他一些与学校的基本任务关系甚少的目标。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过马克斯·甘蒙博士的“官僚替代论”，这是他考察完英国的全国卫生局后提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讲，在“官僚体制内……费用的增加将与生产的下降并驾齐驱。……这样的体制就象是经济宇宙中的‘黑洞’，它在吸收资源的同时，‘释放’的生产却在收缩。”①

    甘蒙的理论，完全适用于美国公立学校体制官僚主义的不断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所产生的结果。自1971－1972学年至1976－1977学年的五年中，美国公立学校教职员工的总额增加了８％，以美元计算，每个学生的费用增加了58％（扣除通货膨胀率后为11％）。输入明显上升了。

    学校学生人数下降４％，同时，学校数目也减少了４％。我们相信，几乎没有读者会反对教育质量比数量下降得更厉害的说法。这是通过正式考试记录的成绩下降情况所说明的事实。输出明显下降了。

    每单位输入量的输出减少，是不是由官僚主义的增长和权力的日益集中引起的呢，让我们来看下面的证据，学校区数目从1970－1971至1977－1978学年的七年中减少了17％，这可以说是权力日益集中的长期趋势的发展。至于官僚主义，我们来看稍早一些时候即1968－1969至1973－1974学年的情况，因为我们目前只能得到这段时期的资料。在这五年中，学生人数增加1％，专业人员总数增加15％，教师增加14％，而学监增加44％。②

    ①甘蒙：《健康与安全》，第27页。

    ②我们要感谢赫勃特.洛布森兹和辛西亚·萨沃，他们整理出了《市场数据汇集》，我们从该《汇集》的《教育数据库》中得到了所需要的数据。

    学校教育的问题并不仅仅同规模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学校区的扩大或每个学校学生人数的增加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因为事实证明，在工业中，规模庞大往往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可以说，美国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大规模生产和经济学家的所谓“经济效果按规模递增”的原理。那么，为什么规模的大小对教育的影响不同呢？

    其实并不是影响不同。问题并不出在教育同其他活动的区别，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安排：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还是让生产者说了算，而消费者没有发言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企业要想扩大，就得生产出消费者所喜爱的质高价廉的产品。企业单单靠规模庞大是不能把消费者不喜欢的产品推销出去的。通用汽车公司的庞大规模并不妨碍它继续发展。而格兰特公司的庞大规模也不能使它免于倒闭。在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只有当庞大规模产生效率时，它才能存在下去。

    但一般来说，在各种政治安排中，规模的大小确实会影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单个公民会感觉到，自己在较小的地区内比在较大的地区内对政治当局的所作所为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他可能不具有买东西时的那种选择自由，然而，他至少具有相当可观的机会去左右周围发生的事情。另外，假如有很多小地区的话，个人就可以选择在哪里生活。当然，这是牵涉到很多因素的复杂选择。尽管如此，它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向它的公民提供与他们所纳税款的价值相符的服务。否则，它就会被取代，或者失掉一些纳税人。

    但是，当权力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单个公民感到，自己对于高高在上的、缺乏人情味的政治当局没有，或很少有任何发言权。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可能性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是极为有限的了。

    在学校教育中，家长和儿童是消费者，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是生产者。学校教育的集中化意味着教育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消费者的选择能力越来越小，生产者的权力增加。教师、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们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地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作为家长的利益和他们所教的孩子的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代和官僚化来增进的。尽管这与家长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

    每当政府官僚们不顾牺牲消费者的选择来接管某件事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情况在邮政方面、垃圾收集方面或其他章节所列举的许多例子中，比比皆是。

    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仍然享有选择自由。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他们实际上为孩子交两次学费。一次是为资助公立学校体制纳税，另一次是为自己孩子上学交学费。另外，他们也可以根据公立学校的质量，选择居住地点。好的公立学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比较富裕的郊区。在那里，家长对学校仍有控制权。①

    ①确实，许多这种公立学校可以说实际上是赋税漏洞。如果上私立学校，学费是不能减免联邦所得税的。公立学校是用地方税收资助的，因而不必纳税。

    情况最糟的是大城市的城区，如纽约、芝加哥、洛杉机和波士顿等市的城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交得起双重学费，因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能让孩子上教会学校。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把家搬到有好学校的地方。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力图影响主管公立学校的政治当局。然而，这样做通常是徒劳的，或者是困难很大的，而且他们根本无力做这种事。市内居民在孩子的上学教育方面恐怕要比所有其他方面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防止犯罪，这是政府提供的另一项“服务”。

    具有讽刺意味而且十分悲惨的是，一个致力于使所有孩子掌握共同语言，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的制度，实际上却在加深社会的分化，而且造成了极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市内每个学生的教育费往往与富裕郊区的一样高，但质量却差得很远。在郊区，几乎所有钱都用在教学上，而在市内的学校，经费大部分都花在维持纪律，防止破坏，或补偿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上。一些市内学校的环境象是监狱，而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就为使子女受教育而纳税而言，住在郊区的家长比住在市内的家长划得来。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凭单计划

    即便是在市内，学校并不一定非得是现在这种样子。过去，在家长有较大的控制权时，情况不是这样。今天，在那些家长仍能控制学校的地方，情况也不是这样。

    美国人我行我素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提供了许多很好的例子，说明家长能有更多的选择时会出现什么情况。现举我们参观过的一个教会小学为例，该学校名叫圣约翰·克里索斯姆小学，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最贫穷的一个街道内。它的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个叫做“纽约市奖学金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一部分来自天主教会，其余来自学生所交纳的学费。孩子们上这个学校，是家长的选择。这些孩子几乎都来自穷苦家庭。然而，他们的父母至少都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学费。这些孩子品行端正，求知欲强。教师专心任教。校园里非常宁静，没有噪杂的吵闹声。

    甚至把那些身为修女的教师们所提供的无偿服务的费用计算在内，每个学生的花费也比公立学校的学生少得多。然而，这些孩子的平均分数却比公立学校的同年级学生高出两个等级。这是由于教师和家长可以自由选择如何教育孩子的方法。私人资金代替了税款，官僚手中的控制权被夺走，归还给了应该掌握控制权的人。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中等教育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六十年代，哈莱姆区暴力活动猖撅。很多孩子离开了学校，一些为此而担忧的家长和教师决定设法改变这种情况。他们用私人资金买下了几家空店铺，办起了所谓沿街学校。其中最出色和最成功的一所，名叫哈莱姆预备学校，专门吸收不能用传统方法进行教育的年轻人。

    哈莱姆预备学校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很多教师不具有教公立学校所要求的文凭。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把事情办好。尽管许多学生过去功课很差，曾经中途退学，但是，在哈莱姆预备学校，他们找到了所期望的教育。

    这所学校办得非常成功。许多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且有些考上了第一流大学。遗憾的是，它并没善始善终。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经济危机的打击后，学校又面临着缺少现金的困难。教育委员会提出给予卡彭特（该校校长和创办人之一）一笔款子，条件是他今后按照该委员会的规章制度办事。在为保持独立性作了长期斗争后，卡彭特让步了。学校被官僚接管。“我觉得”，卡彭特先生评议道，“在教育委员会的僵化的官僚主义统治下，象哈莱姆预备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一定会夭折，不会发达兴旺的。……对于将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等着瞧。我不相信事情会有任何转机。我是正确的，自从我们隶属于教育委员会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不都好，也不都坏，但毕竟是弊多利少。”

    这类私人冒险是有价值的。但它们最多只是触及了那些所要做的事情的皮毛而已。

    一种能够取得较大进展的、把知识带回课堂的办法是，给予所有家长以较大的控制孩子教育的权力，就象我们中间那些高薪阶层的人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那样。这样做，对于那些目前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的父母，尤其重要。比起别人来，父母总是更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也更清楚自己子女的能力和需要。社会改革主义者，特别是教育改革主义者，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父母，特别是那些贫穷的、受过很少教育的父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而且不具有为自己的子女选择教育的能力。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父母确实很少有为子女选择的机会。但是，美国历史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旦有机会的话，他们为了子女的幸福，总是愿意作出很大的牺牲，而且会作出很明智的选择。

    无庸置疑，一些父母不太关心自己子女的教育，缺乏明智地进行选择的能力和愿望。然而，他们是极少数。遗憾的是，我们的现行制度在帮助他们的子女方面所做的事，无论怎样说都是太少了。

    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是实行凭单计划。假设你的孩子正在上一所公立小学或中学。就全国范围来讲，1978年纳税人（你和我）平均要为每个入学儿童付大约两千美元。如果你让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那你每年就为纳税人节省大约两千美元。但是，你得不到一点儿节省下来的钱，除非把这笔钱退给所有的纳税人，即使如此，你最多也只能少交几分钱税款。除去纳税外，你还得付私人学费，这就是促使你让孩子上公立学校的强大动力。

    但是，假定政府对你说：“如果你不要我们为你的孩子出教育费，那你将会得到一张凭单，用这凭单你可以为孩子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上学交纳一定金额的学费。”凭单上的金额可能是两千美元，或者，为了使你和其他纳税人都能分得节省下来的钱，也可能是一千五百或一千美元。但不论是二千美元还是少于这个数字，它至少可以解除一部分目前限制着家长选择自由的资金困难。①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最初是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一文中提出该计划的，见罗伯特.A.索洛编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新泽西州新布伦端克：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55年）。这篇文章改写后为《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六章。

    凭单计划所体现的原则正好同退伍军人领取教育津贴的原则一样。退伍军人可以得到一张只能用于教育的凭单。他可以拿这份钱随便挑选学校，只要这所学校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标准。

    家长也应被允许在任何一个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不论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也不论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城市或州，还是在其他地区、城市或州。这样，不仅将给每位家长较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迫使公立学校通过收学费而自筹资金（如果凭单金额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完全自筹资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开支，则学校必须部分地自筹资金）。这样，不仅公立学校之间要展开竞争，而且还要同私立学校竞争。

    这个计划并不减少任何人为教育纳税的负担。它只是在社会有责任向孩子们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给予家长较为广泛的选择余地，让他们自己决定孩子应受什么样的教育。这个计划也不会影响目前为私立学校规定的标准，这些标准是为实施强迫入学法而制定的。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因为它既不影响教育经费，也不影响强迫入学法。我们主张走得更远一些。一般说来，社会越富裕，分配越平均，政府资助教育的理由就越少。无论如何，家长们担负了大部分教育费，而且毫无疑问，就获得相同的教育质量所花的费用来说，家长直接交学费要比通过纳税而间接承担教育费用来得便宜——除非教育活动同其他政府活动极不相同。然而，实际上，随着美国平均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更加均等，政府资金在整个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却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学校的管理。父母的收入增加时，自然就想为孩子的教育多花些钱，但由于学校归政府管理，所以实现他们这种愿望的最简便方法就是增加公立学校的开支。凭单计划的一个优点在于它将鼓励更多的家长直接交纳学费。如果父母想在教育上多花些钱，那他们可以补足凭单金额，直接交纳学费。为救济困难学生的公共助学金仍会保留下来，但是，这同90％的孩子上学要靠政府的补助比较起来，情况是大为改观了，因为需要救济的困难学生只占5％或10％。

    强迫入学法是政府掌握私立学校标准的根据。但我们弄不清，实行该法律本身有什么根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当我们最初泛泛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实行这种法律，其理由是：“如果大多数公民不具备最低限度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一个稳定和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①我们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理由。但是二十五年来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教育情况的研究报告表明，为获得最低程度的文化知识，大可不必采用强迫入学法。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类报告表明，在入学法实行之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几乎已经普及。在英国，实行强迫入学法和政府资助教育之前，中小学教育也已经几乎普及。强迫入学法同大多数法令一样，有利也有弊。我们不再相信利多于弊了。

    ①见第164页注①，第86页。

    我们意识到，这些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和强迫入学法的观点对大部分读者来说也许是过于偏激了。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是提出这种观点，而不要求读者给予全面支持的原因。我们主张实行凭单计划，这是摆脱目前做法的最稳妥的方法。

    当前，唯一最有可能代替地方公立学校的是教会学校。因为只有教会能够大规模地资助学校教育，而只有得到资助的学校教育才能与“免费”学校教育相竞争。（试图出售别人丢掉的产品！）凭单计划将提供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如果它们不被政府“批准”所要求的极其死板僵硬的标准扼杀掉的话。人们在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机会将会大大增加。公立学校的规模将由它吸引的顾客的数目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当局划定的地理界限或分配学生数额来决定。凡建立非赢利性学校的家长（目前已有少数家长这样做了），政府都将确保他们得到教育经费。民间组织（从素食主义者团体到童子军以及基督教青年会）都可以建立学校并吸引顾客。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新型的私立学校将会崛起，开发广阔的新市场。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凭单计划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人们已经对它提出的一些异议。

    （１）宗教和政府问题。如果父母可以用凭单支付教会学校的学费，这是否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呢，不论这是否违背第一号修正案，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小学教育中采取一项加强宗教作用的政策是否合适呢？

    最高法院对于各州资助家长送孩子上教会学校的法令一般都予以否决，尽管它还从来没有机会裁决一个既包括公立学校，又包括私立学校的成熟的凭单计划。但是，它今后很可能对这样一个计划作出裁决。很显然，最高法院采纳的计划将把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排除在外，而适用于所有私立和公立学校。这样一种有限制的计划将远远胜过现行的制度，而且也不逊于一个毫无限制的计划。目前与教会有关系的学校可以通过把自己划分成两部分来达到政府所要求的条件：一部分与宗教无关，是独立的学校，可以接受凭单；另一部分带有宗教性质，主要组织课外活动和星期日活动，由家长或教会直接提供资金。

    这种牵涉到宪法的问题只能由法院来解决。但是，要强调的是，领取凭单的是家长，而不是学校。根据美国军人法案，退伍军人可以自由选择天主教学校或其他学校。而且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社会保险金和福利津贴领取者可以随意在教会商店里购货，甚至可以把政府救济金捐献给教会，对此，也没有人提出过第一号修正案的问题。

    无论律师和法官如何花言巧语地狡辩，我们确实认为，目前惩罚不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的家长的做法，违背了第一号修正案的精神。公立学校也在传授宗教，只不过不是信奉哪一个神的正式宗教，而是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信仰，但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宗教。目前的做法剥夺了一些家长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不相信公立学校传授的那种宗教，但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子女接受这种宗教教育交纳学费，而要让孩子逃避这种宗教教育则必须花更多的钱。

    （２）财政耗费。对凭单计划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由于要为大约10％的目前正上教会学校或其他私立学校的孩子们提供凭单因而会增加纳税人为整个中小学教育所付的钱。其实，这只对那些忽视把孩子送到非公立学校的家长所受的歧视的人才成为“问题”。凭单计划的普遍实行将结束那种用税金来教育一部分儿童，而不管其他儿童的不平等现象。

    不论怎么说，我们可以采用以下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凭单金额大大低于每个公立学校学生的费用，以保持公共费用总额不变。在竞争性的私立学校上花少量的钱，很可能带来比现在在公立学校上花大量的钱更好的教学质量。这可以由教会学校每个学生的费用之低来说明。（名牌贵族学校收费高昂也不值得奇怪，正象1979年“二十一家俱乐部”对它的第二十一只汉堡包收费超过十二点二五美元一样，这并不意味着麦克唐纳饭店不能以四十五美分的高价出售汉堡包，或以一点零五美元的高价出售“大麦克”。）

    （３）欺骗的可能性。谁能确保凭单用来给孩子交学费，而没有用来给爸爸买啤酒或给妈妈买衣服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把凭单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已经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只允许在这类学校中将它兑换成现金。这不能防止所有欺骗行为（因为政府官员可能把它作为“酬金”送给家长），但是，它将把欺骗行为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４）种族问题。有一段时期，南方一些州为防止白人和黑人享有同等待遇而实施了凭单计划。这样做被判为非法的。防止公立学校在实行凭单计划时采取歧视做法也是非常容易的：政府将只兑换那些没有歧视行为的学校的凭单。研究凭单计划的学者遇到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由于持有凭单的人可以自由选择学校，这就有可能增加校园内的种族隔离和阶级隔离，从而加剧种族冲突，而形成一个日益分裂和等级更加分明的社会。

    我们认为，凭单计划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它会缓和种族冲突，促成一个黑人和白人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的社会，同时，又将互相尊重各自的权利和利益。许多人之所以反对强迫的种族合并，并不是出于种族主义情绪，而是因为他们多少有些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这种担心也是很有理由的。如果种族合并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自由选择产生的话，那才是最成功的。非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类型的学校，常常站在消灭种族隔离的前列。

    一些公立学校发生暴力行动，仅仅是由于政府强迫人们上指定的学校造成的。只要给予学生足够的选择自由，无论是黑人学生还是白人学生，无论是穷人家出身的学生还是富人家出身的学生，无论是北方学生还是南方学生，都会离开那些不能维持纪律的学校。那些培养无线电和电视技术人员、打字员和秘书或无数其他专业人材的私立学校，很少发生纪律问题。

    让其他学校象私立学校那样专业化，共同的利益就将战胜肤色的偏见，实现比目前更为广泛的种族平等。种族平等将成为现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凭单计划的实行，将废除为大多数黑人和白人共同反对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制度。也许人们还会用校车接送学生，而且接送的学生可能会更多，但这将是自觉自愿的，正象今天接送孩子上音乐课、舞蹈课那样。

    黑人领袖不支持凭单计划的态度，是我们长期以来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他们的选民从凭单计划中得到最多的好处。这将给予他们控制子女上学受教育的权力，摆脱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摆脱教育机构的顽固控制。黑人领袖们通常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帮助别人也这样做呢？我们怀疑这是因为凭单计划将使黑人摆脱其政治领袖的控制。这些领袖通常把教育的控制看作是获得政治支持和权力的来源。

    然而，由于向广大黑人群众的子女开放的教育机会日益减少，越来越多的黑人教育家、专栏作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领袖们已经开始支持凭单计划。争取种族平等会议已把支持凭单计划作为其主要的政策目标。

    （５）经济等级问题。凭单计划将对社会和经济等级结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许是研究该计划的人们分歧最大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公立学校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象是一个熔炉，使富人和穷人，本国人和外国人，黑人和白人能够融洽地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形在小社区内，过去和现在都是真的，但在大城市里，却几乎全然不是这样。在那里，由于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和收取的学费同所在地区关系很大，因而造成了居民的分化。所以毫不奇怪，国内大多数名牌公立学校都设在高收入居民区之中。

    在凭单计划下，大多数儿童很可能仍将上附近的小学，而且就近入学的人数肯定要比现在多，因为该计划实施后将不再用校车强迫接送学生。但是，由于凭单计划将使各居民区的组成更加参差不齐，因而某一地区内的学校种类可能要比现在多得多。中等学校的等级几乎肯定要比现在少。侧重某一方面的学校，如艺术学校、理科学校或外语学校，将广泛地吸引来自各个不同居民区的学生。当然，自愿选择仍将严重地影响学生的阶级组成情况，但这种影响将比今天的小得多。

    对于凭单计划，人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家长是否能够并乐意“添补”凭单金额。如果凭单金额为一千五百美元，家长可能另外添上五百美元，把孩子送到学费为两千美元的学校。但有人担心，由于广大中等和高等收入的家长愿意添补不足的学费，而收入低的家长拿不出钱，结果，凭单计划可能在提供教育机会上造成比现行制度更大的不平等。

    这种担心致使一些支持凭单计划的人提议禁止“添补”。①

    ①参看克里斯托弗·詹克斯及其合作者：《教育凭单：关于向家长提供初等教育补助费的报告》（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公共政策研究中心，1970年12月）；约翰.E.孔斯和斯蒂芬·D．修格曼：《教育选择：节制生育的理由》（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

    孔斯和修格曼写道：

    私人添补学费的自由，使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不能接受弗里德曼的计划。……无力添补学费的家庭将不得不去上那些凭单之外不再另收学费的学校，而比较富裕的家庭则可以自由地在学费高昂的学校中进行选择。今天全靠私人资金和个人财富进行的选择，明天将会变成一种由政府资助的、令人反感的特权。……这违背了一项基本的价值准则，即：任何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必须保证所有家庭的孩子享有同等的上某一所学校的机会。

    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在一项允许添补学费的提供选择自由的计划下，穷困家庭的处境可能要比他们今天的处境强一些。然而，不论该计划将使这些家庭的<u>?</u>教育得到多大改善，政府有意识地资助经济分离的做法，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弗里德曼的计划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计划，那我们不会对它抱有多大热情。①

    对我们来说，这种观点似乎是前一章讨论的那种平等主义的一个例证：宁让父母把钱花在放纵的生活上，也不让他们把钱用在改善自己子女的教育上。这种观点在孔斯和修格曼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他们曾在另外的场合说过：“以牺牲个别的孩子的发展为代价的平等的许诺，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腐败，不论其本质上有任何好的东西。”②这是一种我们衷心赞同的情绪。但我们认为，从凭单计划中受益最大的是非常贫穷的人。一个人怎么能够避免“政府资助”所谓“经济分离”，就闭眼不看它“使穷人的教育得到了多大的改善”，而自以为是地为反对凭单计划的意见辩护呢，即使能够确实证明这种计划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分离”，也不能这样做，更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事实呢。相反，通过大量的研究使我们相信，它将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另外，我们要指出的是：“经济分离”这个词的意思非常含糊不清，难以明白它所表达的确切含义。

    ①孔斯和修格曼：《教育选择》，第191页。

    ②同上，第130页。

    平等主义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以至赞成有限的凭单计划的人甚至不同意试一试无限制的凭单计划。但是，据我们所知，除了有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宣称无限制的凭单制度将导致“经济分离”外，再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别的理由。

    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知识分子往往小看贫穷家长的又一证明。即使最穷的父母也能（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积蓄几个钱来改善子女的教育状况，尽管这笔钱不足以支付当前公共学校的全部学费。我们估计，穷人家庭也会象其他人家一样添补学费，尽管添补的数额可能较小。

    如前面指出的，我们认为一项无限制的凭单计划将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最有效的途径。这种教育制度非改革不可，因为正是这种制度注定了市内的许多孩子过贫穷悲惨的、行凶犯罪的生活。这项计划还将摧毁现行经济分离的大部分基础。在这里，我们无法提供这种见解的全部根据，但只要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早先的一个论断，就能显示我们的看法的合理性：在各经济集团所获得的各种商品和劳务（除防范犯罪行为的保护措施外）中，有比教育质量差别更大的东西吗，对各种不同经济集团开放的超级市场，是否象学校一样在质量上差异那么显著，凭单计划几乎丝毫不会改善为富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却可以适当地改善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教育的质量，同时极大地改善为穷人提供的教育的质量。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穷人得到的好处，将大于某些富人或中产阶级的家庭由于能够避免为孩子交纳双重学费而得到的好处。

    （６）对新学校的怀疑。这是想入非非的计划吗，现在的私立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或纨袴子弟学校。凭单计划会不会是只补贴了这些学校，结果把大量的来自贫民窟的学生留在质量低劣的公立学校呢？有什么理由认为会出现新的学校呢？

    理由就在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市场。目前，市、州和联邦政府每年在中、小学上花费将近一千亿美元。这个数目比餐馆和酒吧间每年花在食品和酒上的钱多三分之一。后者为各阶层和各地区的人们开办了足够的各式各样的餐馆和酒吧间。前者或甚至它的一部分也一定能开办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学校。

    凭单计划将开辟一个庞大的市场，吸引来自公立学校或其他职业的许多顾客。在同各类人谈论凭单计划时，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很多人都说，“我一直想去教书（或办一所学校），但我不能忍受教育机构的官僚主义、烦琐的办事程序和公立学校普遍的思想僵化。如果实施你的计划，我愿意试着办个学校。”

    很多新学校将由非赢利组织来办，其他的则由赢利组织来办。对于未来学校工业的最终结构，现在尚无法预言。这将由竞争来决定。现在可以预言的是：只有那些能够满足顾客需要的学校才会生存下去，正如只有满足顾客需要的餐馆和酒吧间才能够生存下去一样。竞争将确保它们满足顾客的需要。

    （７）对公立学校的影响。把管理学校的官僚的花言巧语同实际存在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全国教育协会和美国教师联合会宣称，凭单计划将会断送公立学校体制，而按照他们的说法，公立学校体制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和基石。但他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没有列举出事实证明：今天的公立学校体制取得了预想的结果——不管早先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组织的发言人也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办得那样好的公立学校会害怕私立学校的竞争？如果公立学校办得不好，为什么要反对它“垮台”。

    其实，对公立学校的威胁来自其自身的缺陷，而不是它们的成就。目前，在共同利益把人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小地方，公立学校，特别是公立小学，还是办得比较令人满意的，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最全面的凭单计划也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多大影响。公立学校将继续保持其统治地位，或许由于潜在竞争的威胁，而使它有所改善呢。但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公立学校办得十分糟糕的城市贫民窟内，大多数家长无疑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

    这将引起一些过渡性的困难。那些最关心子女幸福的家长很可能首先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去。尽管他们的孩子并不比剩下的孩子更聪颖，但他们将受到更多地鼓励去念书并有着更有利的家庭支持。结果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一些公立学校只剩下一些“渣滓”，他们受到的教育从质量上来说可能比目前还要糟糕。

    随着私人市场接管教育事业，整个教育质量将极其迅速地提高，以至最差的学校在绝对质量上也会有所改善，尽管相对水平还是低的。正如哈莱姆预备学校和其他类似的例子所表明的，在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而不是使人们互相仇视，和对一切都淡漠无情的学校，许多原来的“渣滓”学生在学校的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正如亚当·斯密在二百年前所说的：

    “讲授果真值得学生到堂倾听，无论何时举行，学生自会上堂，用不着校规强制。对于小儿……为要使他们获得这幼年时代必须取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确有强制干涉之必要。但学生一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无论哪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强制的干涉。……

    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①

    凭单计划的障碍

    自从二十五年前我们首次把凭单计划作为解决公立学校制度缺陷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提出以来，支持在增加。今天，一些全国性组织也表示赞成。②自1968年起，先是联邦经济机会办公室，而后是联邦教育委员会，相继鼓励和资助了对凭单计划的研究工作，并且表示愿意为这方面的试验提供资金。1978年，密执安州为通过一项有关凭单计划的修正案进行了投票。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展开了一场运动，要求在1980年对凭单计划进行投票表决。最近，又成立了一个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凭单计划。③在联邦一级，有人提出法案，打算对交付给私立学校的学费实行某种程度的免税，这些法案几次险些被通过。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凭单计划，但它们却是这种计划的部分翻版，这是由于免税额是有限度的，也由于这种方法很难把无力或有很少力量纳税的人都包括进去。

    ①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3一324页。

    ②例如“争取教育自由公民会”，“全国争取个人教育权利协会”。

    ③“教育凭单研究会”1979年5月正式成立于密执安州。

    教育界官僚们的自私自利，表现在他们是反对在学校教育中推行市场竞争的主要障碍。正如埃德温·Ｏ·韦斯特教授所说，这个在美国和英国公共教育事业的建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的特殊利益集团，坚决反对研究、考察或试验凭单计划的所有尝试。

    黑人教育家和心理学家肯尼思·Ｂ·克拉克总结了管理学校的官僚们的态度：

    ……看来，为提高城市公立学校工作效率的必要改革，并不会由于它应当到来而到来。……如想了解教育机构抗拒这种改革的能力，最要紧的是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公立学校制度是很少受到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竞争的，是受到保护的公有垄断集团。批评美国城市公立学校的人，甚至包括我这样严厉的批评者，几乎没有哪一个敢于对目前公立教育组织的现状提出疑问。……也不敢对选拔学监、校长和教师的标准和水平提出疑问，不敢问一问所有这一切给公立教育的目标——即培养从事民主事业的有知识和文化的，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尊严、创造性而又尊重他人的人——带来的影响。

    垄断组织根本不必关心这些问题。只要各地的公立学校可以确保得到州政府的补助和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补助，只要它们不必为激烈的竞争节省开支，指望公立学校的效率有所提高的一切想法就是痴心妄想。如果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现行的教育制度——不包括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它们的发展几乎已经到头了——那么，改进公立教育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①

    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后来被教育机构对联邦政府出资进行凭单计划的试验的反应所证实。当时许多地区主动制定了颇有成功希望的计划。但只有加利福尼亚州阿卢姆罗克一个地方的计划，经过艰苦磨难，获得了成功。我们根据亲身经历了解得最清楚的例子发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当时该州的教育委员会主席威廉·Ｐ·比特本德进行了一项试验。条件似乎满好，联邦政府拨了款，定出了详细计划，选出了作试验的一些地区、家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也达成了初步协议。正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当地学校的学监和其他头头却劝说一个又一个地区退出了预定的试验，结果，整个探索夭折了。

    阿卢姆罗克的试验是实际进行的唯一试验，但很难说它是真正的试验。试验仅仅限于几所公立学校，而且除政府拨款外不允许家长或其他人捐款。一些所谓的小型学校建了起来，它们的课程各不相同，家长可以任选一所学校让孩子在那里上三年学。②

    ①肯尼思.B.克拉克：《可供选择的公立学校制度》，见《哈佛教育评论》的《平等教育机会》特辑，第明卷第1期（1968年冬季），第100－113页，引自第110－111页。

    ②丹尼尔·韦勒：《公立学校凭单的示范：阿拉姆·洛克试验的第一年》，第1495号兰德公司报告（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1974年）。

    正如负责这项试验的唐·艾尔斯所说：“所发生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事情是：教师第一次有了一些权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适合学生需要的课程。州和地方学校委员会对麦卡科兰学校的课程安排不予干涉。家长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校的事情，更经常地参加学校的会议。另外，如果他们看中了另一所学校，他们有权让孩子转学。”

    尽管这项试验的范围有限，但由于家长可以进行更多的选择，因而对教育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考试分数上看，麦卡科兰学校从所在地区的第十三名上升为第二名。

    但是，现在这项试验已经成为一件过去的事了。象哈莱姆预备学校的命运一样，教育机构断送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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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也有同样的阻力。英国的一个叫做“选区教育凭单试验之友”的非常有力量的组织，在英格兰的肯特郡的一个小镇上进行了四年的努力来推行一项试验。政府当局表示赞同，然而教育机构却极力反对。

    职业教育者对凭单计划的态度，可以从丹尼斯·吉所说的话中清楚地看出来。此人是肯特郡阿什福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当地教师协会秘书，他说：“我们把这项计划看成是我们与家长之间的一道障碍。他们拿着小纸片（即凭单）来找你，指使你干这干那。我们之所以要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做对每个孩子最有利，而不是因为有人说：‘要是你们不干，我们就自己干。’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市场上的那种生意经。”

    换句话说，吉先生反对让顾客（在这里指家长）决定自己的子女应受什么教育，而想让官僚们来决定。

    吉先生说：

    “我们通过管理机关向家长负责；通过检查人员向肯特郡议会负责；通过女王陛下的检查官向国务大臣负责。这些人是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内行和专家。”

    “我不能肯定家长都知道什么样的教育对他们的孩子最有利。他们知道给孩子吃什么最好，知道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最有益。但我们学的却是弄清孩子们身上存在的问题，发现他们的弱点，纠正那些需要纠正的毛病。我们希望在家长的协助下，而不是在不正当的压力下，自由地干这些事。”

    不消说，至少有一部分家长是对此持不同看法的。住在肯特郡的一位电工和他的妻子为使他们的儿子上一所他们认为最适合于他的学校，竟与官僚们斗争了一年的时间。

    莫里斯·沃尔顿说：

    “我认为，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当家长的没有一点选择的自由。他们要由教师来告诉怎样做才最有利。他们被告知说，教师们正在从事伟大的工作，对此不要多加过问，如果实行凭单计划的话，我认为它将使教师和家长结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为自己的子女感到担忧的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从办得不好的学校转到办得好的学校去。……如果一所学校一无是处，存在着破坏公共财产的现象，而且纪律非常松弛，学生无法念书，那它会因此而垮台，在我看来，这倒是件好事。

    “眼下，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教师把它当作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但同时又用它作紧箍咒套在家长们的头上。家长找到教师说，我对你们的教学不满意。但教师会相当粗暴地回答说，你不能把孩子带走，也不能给他转学，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走开，别来麻烦我。这可能是今天某些教师新采取的态度，而且他们确实常常这样对待家长。但是，现在（有了凭单计划以后），他们的地位颠倒过来了，只有家长们能大声大气地对教师讲话：让他们卖力气干活，让家长的钱花得上算，能够更多地参与学校事务。”

    尽管教育机构坚决反对，但我们相信，凭单计划或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很快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被采纳。我们对教育事业要比对福利事业更乐观，因为教育同我们许多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比起消灭救济金分配上的浪费和不公平来说，我们愿意尽更大的努力来改善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对教育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就我们来看，目前减少这种不满情绪的唯一途径是使家长有更大的选择。这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尽管凭单计划一直受到抵制，然而，却一再被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提出来。

    高等教育的症结

    同初等和中等教育一样，今天存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也是双重的：既有质量问题，又有平等问题。在这两个方面，由于没有强迫入学制而使问题大为改观。法律没有规定某人必须上大学，因此，对有志继续受教育的学生来说，在上哪所大学方面，他们可以进行广泛的选择。广泛的选择减轻了质量问题，但加剧了平等问题。

    质量：由于没有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或其家长的意愿）上一所学院或大学，因此，任何一所大学要想办下去，就得满足学生的最低要求。

    这里存在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在收学费低的官办学校，学生是二等顾客。他们是部分靠纳税者花钱资助的慈善事业的施舍对象。这一特征影响到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

    收学费低的事实意味着，市立和州立的高等学校除了吸引许多想接受教育的、用功的学生外，还吸引了许多其他男女青年，他们来这里是因为学费低，有住宿和伙食补贴，能同其他年青人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只不过是高中毕业但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时的一段令人愉快的歇息期。上课、考试和取得毕业分数并不是他们来上学的主要理由，而是他们为获得其他好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由此而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退学率很高。例如，在国内公认的最好的州立大学之一，洛杉机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中，被录取的学生中大约只有一半人完成整个大学的学业，而这在官办大学中，毕业的比率还算是高的呢。当然，有些学生退学后又转上了其他学校，但这只对退学总人数产生很小的影响。

    另一结果是，课堂上的气氛往往使人感到压抑，而不能激发学习的热情。当然，各学校的情况并非千篇一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课程和教师。各个学校内用功的学生和尽职的教师总可以想办法凑到一起，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同上述情况一样，这只能对所浪费的时间和税款起很小的补偿作用。

    在市立和州立大学中，不仅有勤奋的学生，而且有优秀的教师。但是，在有名望的官办学校中，对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酬劳办法是不利于那里的教学的。教师们靠研究和出版成果来提升，管理人员靠从州立法机关那里争取到更多的拨款来擢升。结果，甚至最有名的州立大学，如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的威斯康星大学或密执安大学并不以其教学质量闻名。它们是以培养研究生的工作、科研工作和体育运动队而出名的，这才是给它们带来好处的地方。

    私立大学的情况颇不相同。这些学校的学生需要付很高的学费，即使学费支付不了大部分教育费，也可以支付相当一部分教育费。所交学费来自家长、学生自己挣的钱、政府贷款以及奖学金。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学生成了一等顾客；他们为得到的教育而付钱，因而他们想要得到与他们所付的钱价值相等的教育。

    学校出售教育，学生购买它。同在大多数自由市场上的情形一样，买卖双方都受到强烈刺激来为对方服务。如果某一大学不能提供学生所指望的那种教育，他们就会上别的大学。学生想得到他们所付学费的全部价值。正如一位在颇负盛名的私立大学达特默思学院上学的学生所说：“当你想到修一门课程要花三十五美元，而又考虑到用这三十五美元能干其他事情时，你肯定会专心致志地听课。”

    一个结果是，上私立大学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大大多于公立大学完成大学学业的人数。达特默思学院的毕业率为95％，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率仅为50％。达特默思学院的比率在私立大学中可能是较高的，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比率在官办大学中也是较高的一样。尽管如此，它们之间的差距也还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样来谈论私立院校是过于简单了。除教育外，它们还出售另外两种产品：纪念物和研究工作。个人和基金会捐赠了私立院校的大部分建筑和教学设备，资助了教授职位和奖学金。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捐赠、联邦政府的特别拨款或其他来源。捐赠者出钱，是因为他们想促进某件他们认为值得促进的事情；另外，以个人命名的建筑、教授职位、奖学金也可以纪念某位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们称为纪念物的原因。

    出售教育和出售纪念物能够结合在一起，说明自愿合作具有被人们大大低估了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通过市场的作用可以利用人们自私自利的动机来为广泛的社会目标服务。亨利·Ｍ·莱文在谈到高等教育的筹资问题时写到：“人们怀疑：这个市场是否会资助古典文学系或其他许多人文学科方面的教学计划。这方面的教学活动可以促进文化知识的发展，而人们普遍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文化知识的发展将广泛地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使这些活动维持下去的唯一途径是靠直接的社会补贴。”这里的所谓补贴指的是政府拨款。①莱文先生显然是搞错了。广义上的市场，一直维持着私人机构的社会活动。正因为这些活动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不是只为捐赠人的眼前私利服务，才使得它们对捐赠人具有吸引力。假设某某太太想为其丈夫某某先生增添荣誉，那么，她或别人是否会认为只委让某一大型工业企业（这可能是这位先生的真正纪念物和对社会福利事业的真正贡献）用这位先生的名字命名一座新建的工厂就行了呢？他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另一方面，如果这位太太出资帮助。一所大学修建一座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或建筑物，或资助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教授职位或奖学金，那就会真正被认为是对其丈夫的赞颂。它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确实提供了一项社会服务。

    ①亨利·M．莱文：《高等教育凭单计划种种》，第72－7号不定期文件，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1972年7月，第16页。

    学生们以两种方式参加制造教学、纪念物和研究工作的合资企业。他们既是顾客，又是雇工。他们靠促进纪念物和研究成果的出售，为教学基金作出贡献，从而获得他们的一部分教育。这是说明自愿合作的途径和潜力是多么复杂而又难以捉摸的另一个例子。

    许多名义上官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是一种混合体。它们收学费，从而把教学卖给学生。它们接受盖建筑物的捐赠，从而出售纪念物。它们同政府机构或私人企业签订研究合同。很多州立大学得到大量的私人捐赠，如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执安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这些只是其中的少数几个。我们的印象是：一般来说，市场的作用越大，学校的教学也就搞得越好。

    平等。使用税款来资助高等教育的理由通常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莱文先生在上面提出来的：高等教育除了给学生本身带来好处外，还产生“社会福利”。第二个理由是说，为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需要政府的资助。

    （１）社会福利。当初我们第一次论述高等教育时，我们对第一种理由是抱有极大同情的。现在则不然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力图引导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搞清楚他们所说的“社会福利”到底指的是什么。然而，得到的回答几乎总是很差劲儿的经济学概念。我们被告诉说，国家可以因为拥有更多的掌握高超技术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而得到好处；为得到这种技术水平而进行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更多的受过训练的人可以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条可以成为补贴高等教育的正当理由。这些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有形资本（即机器、厂房等），但是，没有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用税款来补贴通用汽车公司或通用电器公司的资本投资。如果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经济生产率，那么人们可以通过收入的提高获得由此而产生的好处，因而个人的私利刺激人们去接受高等教育。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无形的手会使人们的个人利益服务于社会利益。靠补贴教育来改变他们的个人利益的做法本身违背了社会利益。那些只愿意上有补助的学校的多余的学生，恰恰是那些认为得到的好处低于所付的学费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愿意自己付学费了。

    偶尔得到的回答是很好的经济学概念，但它们所依据的常常是武断的假设而不是有根有据的事实。最近的一个例子见于由卡内基基金会建立的高等教育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在最后的一份题为《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谁应该出钱？》的报告中，该委员会对所谓的“社会福利”作了总结。该报告中包括上面一段讨论过的不恰当的经济论据——也就是说，它把受教育的人得到的自然增长的福利，当成是第三者得到的福利。但是，它也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好处。如果这些好处确实存在的话，它们将增加那些并非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福利，由此而可能证明政府补贴高等教育是有道理的。它列举的好处有：“知识的总进步……；民主社会的更大的政治效能……；由个人和集团之间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更大的社会效能；对文化遗产更有效的保护和发展。”①

    ①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谁付钱？谁受益7谁应该出钱？》（麦格劳-希尔公司，1973年6月）第2－3页。

    卡内基委员会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至少对可能产生的“高等教育的不良后果“在口头上谈了谈，尽管所列举的例子只是“由当前多余的博士学位（这不是社会，而是个人造成的）所引起的个人的失败情绪和在过去由于校园里爆发的混乱而引起的公众的不悦。”①读者应注意，他们列举的好处和“消极后果”，经过多么仔细的选择，带有多么深的偏见。在印度那样的国家，大批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成了社会和政治极度不稳定的根源。而在美国，“公众的不悦”几乎算不上是“校园混乱”所带来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消极后果。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对大学的管理、对“民主社会的政治效能”，以及对“通过……更好的了解和相互谅解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而这些都是该委员会毫无保留地列举出来的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该报告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它认识到，“即使没有政府补贴，高等教育给社会带来的某些好处也会作为私立教育的副作用而出现。”②然而，这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尽管该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很费钱的专门研究，但是，它并没有采取任何认真的态度去鉴别各种所谓的社会效果，没有从量的方面粗略地估计它们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粗略地估计一下。如果政府不提供补贴会产生多少社会效果。结果，它提不出任何证据，来说明总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更不必说能够充分证明花在高等教育上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款是否取得了任何真正的积极效果。

    ①见第184页注②，第4页。

    ②同上，第4页。

    该委员会满足于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没有任何精确的——甚或不精确的——方法能够估计出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和政府开支中得到了多少好处。”然而，这并不妨碍它坚决地、毫不含糊地建议增加早已是非常庞大了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特殊要求。卡内基委员会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校长克拉克·科尔领导。在包括科尔在内的由十八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中，有九人现在担任或曾经担任过高等学府的校长，另外五名成员任职于与高等教育机构有关的部门。剩下的四人曾在大学的董事会或评议会里干过事。当工商业者高举着自由企业的旗帜，呼吁得到关税、定额或其他方面的优惠向华盛顿进军时，学术界会很容易地看出这是一种特殊要求，从而对之加以嘲笑。如果一个钢铁工业委员会有十八名成员，其中十四名来自钢铁工业，而它建议增加政府给予钢铁工业的补贴，学术界又会说些什么呢？我们至今还未听到学术界对卡内基委员会的建议发表过任何意见。

    （２）教育机会的均等。促进“教育机会均等”是通常为使用税款资助高等教育辩护的主要理由。用卡内基委员会的话来说，“为了使教育机会尽可能地均等，我们赞成让公众暂时为教育多掏一些钱。”①用卡内基基金会的话来说，“高等教育是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它越来越为出身贫寒的人、妇女和少数民族所拥护。”②

    ①见第185页注①，第15页。

    ②卡内基促进教学质量基金会：《不只是生存；不稳定时期的高等教育展望》（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1975年），第7页。

    这一目标是可嘉的，事实的叙述也是正确的。但是，它们之间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政府的补贴是促进了还是阻挠了目标的实现？高等教育是否由于有了政府补贴才成为“通向更广泛的机会均等的主要途径”，还是没有这种补贴也能促进机会均等呢？

    卡内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的一组简单统计数字说明了问题：1971年入私立大学的学生中，20％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17％来自收入在五千——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25％来自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家庭。换句话说，私立大学为来自家庭收入最低和最高的青年男女提供了比官办大学更多的机会。①

    而这仅仅是冰山之巅。来自中等和上等收入家庭的青年上学的人数为来自低收入家庭青年的二倍或三倍，而且，他们往往上收费较高、学制较长的大学（他们通常上四年制的专科或本科学校，而不上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结果，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从政府补贴中受益最多。②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76页。书中的数字不是根据卡内基委员会制作的表格计算的，而是根据该委员会引用的资料来源：美国1971年国情普查报告P－20，第241号，第40页，表140我们在计算肘发现卡内基报告中的数字有些小错误。

    我们给出的数字多少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与配偶住在一起的已婚学生是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配偶的家庭的收入归类，而不是按他们父母的收入归类。如果除开已婚学生，数字会更大：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孩子有22%上私立学校，收入在五千至一万美元之间的家庭为17%，收人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为25%。

    ②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数字，在1971年在校的十八至三十四岁之间的公立院校学生当中，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的学生不到14%，虽然在这一年龄组，22%以上的人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57%的公立院校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家庭，虽然在这一年龄组，来自这些高收入家庭的人只占40%。

    以上数字也是有偏差的，因为它们计入了同配偶生在一起的已婚学生。在公立院校学生中，只有9%来自收入低于五千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有18%来自这些低收入家庭。将近65%的未婚学生来自收入高于一万美元的家庭，虽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人口中，只有50%多一点的人属于这些家庭。

    顺便提一下，关于本注释和前一个注释，有一点值得指出，就是卡内基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列举数字时，甚至没有说明它把已婚的和未婚的学生无区别地混在了一起，而这样做显然使结果偏低，未能充分说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实际上是使收入从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

    一些出身贫穷的青年确实从政府补贴中得到了好处。一般说来，他们是穷人中生活境况较好的人。他们具有的天赋才能和技能使他们能从高等教育中受益，这种技能甚至能使他们用不着上大学就能挣到较高的工资。不论怎样，他们注定要成为穷人中境况好的人。

    这里有两份详细的研究报告，一份是关于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份是关干加利福尼亚州的，它们说明了政府的高等教育经费从面向低收入阶层转向高收入阶层的程度。

    佛罗里达州的研究报告把四个收入阶层中的每个阶层在1967－1968年度中从政府高等教育经费中得到的全部好处与他们以纳税形式所花的钱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只有最高收入阶层得到了净收益，这个阶层得到的好处比他们付的钱多60％。最下面的两个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40％；中等阶层付的钱比他们得到的好处多20％以上。①

    1964年关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了令人吃惊的重要结论，不过表达方式稍有不同，它所比较的是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和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得到了相当于他们平均收入1.5－6.6％的纯收益，得好处最多的是那些有孩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念书而且平均收入最高的家庭。没有孩子在公立大学念书的家庭，平均收入最低，而且还要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8．2％资助高等教育。②

    ①道格拉斯.M.温德姆曾两次估算了四个收入等级在1967－1968年从公共高等教育中得到的好处和由此遭受的损失。按他的估算，收入转移的程度较小，其估算结果如下：

    年收入 总收益 总代价 净失（－）净得（＋）

    （美元） （美元）（美元） （美元）

    0－3,00010,419,600 14,259,360-3，839,760

    3,000－5,00020,29632028,979,110-8,682,790

    5,000-10,00070,395,980 82,518,780-12,122, 800

    10,000以上 64,278,490  39,603,440＋24,675,050

    道格拉斯·M．温德姆：《教育、平等和收人再分配》（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教：希思·列克星教公司，1920年），第43页。

    ②W．李·汉森和勃尔登·A．魏斯布罗德：《得益、代价和公共高等教育经费》（芝加哥：马尔科姆出版公司，1969年），第76页，表中第五行的数字是我们计算的。注意：第三行有关赋税的数字，与佛罗里达州的数字不一样，包括所有赋税，而不只是用于资助高等教育的赋税。

    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甚至卡内基委员会也承认，高等教育经费的再分配产生了违反政府意愿的结果，不过，人们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卡内基委员会的各份报告，才能在下面这样的话语中发现他们的这种态度：“一般说来，这一‘中等阶层’……得到的公共补贴是相当可观的。通过补贴的合理的再分配，我们可以达到更大的公平。”①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对策还是老一套：进一步增加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就我们所知，似乎没有比政府资助高等教育更为不平等的政府计划了，也没有哪一项计划能更清楚地说明“董事规则”。我们这些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阶层的人们，诱骗穷人大规模地补贴我们，然而，我们不仅丝毫不感到耻辱，反而大吹大擂我们的大公无私精神。

    没有孩子在有孩子在

    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

    州受公共高州受公共高

    等教育的家庭等教育的家庭

    所有家庭 全部初级大学 州立学院 加州大学

    1. 平均家庭收入 80007900 9500 8800 10000 12000

    2. 平均每年高等教育补助- 0880 720 1,4001,700

    3. 平均州和地赋税总额620 650 740 680 770 910

    4. 净转移（第2行-第3行）－650＋140 ＋40＋630＋790

    5. 净转移占平均收入的百分比 -8.2％ +1.5％ +0.5％ +6.3％ +6.6％

    ①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7页。

    高等教育：解决办法

    每个男女青年，无论其父母收入、社会地位、居住地区或种族怎样不同，只要愿意现在交付学费或愿意毕业后用挣得的较高工资来补交学费，都应得到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为确保所有的人都有上学的机会，有充足的理由提供足够的贷款，有充足的理由传播有关这种贷款的消息。并敦促经济情况较差的人们去利用这一机会。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那些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为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掏腰包。如果是政府经管高等教育机构，它收取的学费<u>..</u>应该相当于向学生提供的教育和其他服务的全部费用。

    虽然确实应该废除纳税人为高等教育出钱的做法，但目前这在政治上似乎是办不到的。为此，我们将附带论述一项代替政府出资的、不那么激烈的改革方案——高等教育凭单计划。

    代替政府出资的办法。由于大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差别很大，因此，以固定金额的贷款资助上大学的青年是有缺陷的。有些人干得很好，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有些人最终只能挣得有限的收入，偿还贷款对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在教育上花钱就是对一个有风险的企业进行投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新建立的小企业进行投资。资助这种企业的最佳方法不是提供固定数额的贷款，而是对其股本进行投资，即“买进”某企业的股票，将来按股分红。对于教育来说，就是“买进”某人未来的一部分收入，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同意在未来的工资中拿出一规定部分还给投资人，投资人就预付给他上学所需要的资金。采用这种方法，投资人可以从比较成功的人那里收回多于他当初投资的钱，从而补偿在那些不成功者身上投资损失的钱。按这种方式签定个人合同虽然在法律上似乎没有障碍，但这种方法并没有被人们普遍采用，我们猜测，其主要原因是这种合同的期限很长，实施起来费用高，困难多。

    二十五年前（1955年），我们提出过一项计划，建议通过某一政府机构对高等教育进行所谓“资本投资式的”资助。该机构可以向任何符合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提供或帮助他们筹集上学所用的资金。它将在规定的年限内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条件是所提供的资金必须用于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高等院校接受教育。反过来，个人将同意从他未来的超过一定数额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偿还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资金。偿还给政府的钱可以很容易地与所交纳的所得税结合在一起，因而额外牵涉到的行政管理费是非常少的。偿债基额应与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的平均收入相等；每年应偿还的数额要加以仔细的计算，以使整个方案能自给自足。这样，实际上使入学者负担了全部学费，投资金额就可以由个人的选择来决定了。①

    ①最初发表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重印时稍作修改。引文摘自该书第105页。

    最近（1967年），一个专门研究小组建议实施一项与我们的计划相类似的计划，其名称很吸引人，叫做“教育机会银行”。该小组是约翰逊总统下令成立的，组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杰罗尔德·Ｒ·扎卡赖亚斯教授。它对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和为使其能够自足自助所需要的费用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③该计划遭到了“州立普通大学及农业大学联合会”的猛烈攻击，想必本书读者是不会对此感到奇怪的。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自利的谬说”①的一个极好例证。

    1970年，卡内基委员会提出了资助高等教育的十三条建议，其中第十三条提议建立一所“全国学生信贷银行”。该银行将提供长期贷款，偿还条件将部分地取决于届时的收入情况。该委员会说：“……我们认为，全国学生信贷银行不同于教育机会银行，它为学生提供补助金，而不是全部教育费用。”②

    ①研究小组提交给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教育机会银行》（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7年8月）。支持该报告观点的材料有K．谢尔、F．M．费希尔、D．K．弗利、A.F.弗里德兰德（与J．贝尔、S.费希尔、K．莫森逊协作）的《教育机会银行：关于高等教育应急偿还贷款计划的经济分析》一文，载《国民税务杂志》，1958年3月，第2－45页；还有扎卡赖亚斯研究小组未发表的文件。

    ②该协会的声明见全国州立大学和州立农学院协会的《会议录，1967年11月12－15日》，第67-68页。斯密的引语见《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8页，斯密指的是寻求政府保护免受外国货竞争的商人。

    ③卡内基委员会：《高等教育》，第121页。

    最近，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研究或采纳了一些由它们自己管理的、偿还条件暂且不定的计划。由此可见，这种计划还是有活力的。

    高等教育凭单计划。在用税款补贴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弊端最少的补贴方法就是前面谈到的在中小学采用的凭单计划。

    让所有官办学校根据所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全部费用来收学费，从而在平等的条件下与非官办学校竞争。用每年希望得到补贴的学生的人数除以每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全部税款，所得的数目便是每一张凭单的金额。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教育机构使用凭单，唯一的条件是他们所上的学校是需要补贴的学校。如果申请得到凭单的学生人数超过现有凭单的数目，就以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标准来分配凭单，如根据考试测验的成绩、体育才能、家庭收入或其他各种各样可能的标准来分配。由此可见，这种方法大致上与美国军人法向退伍军人提供教育的做法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军人法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所有退伍军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正如我们第一次提出这项计划时写道的：

    采取这种方法，将更有效地促使各类学校之间开展竞争，更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它将消除要政府直接资助私立院校的压力。这样，一方面将使私立院校相对于州立院校获得发展，同时又使它们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和多样性。作为附带的好处，它还会起到严格控制补贴的作用。这种补贴教育机构而不是补贴人的做法，最终将导致不加区别地补贴所有大专院校的活动，而不是仅仅补贴各州认为应该补贴的活动。即使作一粗略的考察也可看出，尽管这两种活动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但决不是一码事。

    为促进公平而采用凭单计划的理由……是很明显的。……例如，俄亥俄州对本州公民说：“如果你们有小孩想上大学的话，我们将连续四年向他们主动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只要他们能够满足起码的入学条件，并明智地选择上俄亥俄大学（或其他一些由本州政府资助的大学）。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想上（或你想让他们上）奥柏林学院或西部储备大学，那他一个钱也甭想得到，更不要说去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北大学、贝洛伊特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了。“我们怎么能为这样一种方案辩护呢？如果把俄亥俄州打算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花在所有高等院校的奖学金上，并要俄亥俄大学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其他院校竞争，难道不是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奖学金的水平吗？①

    ①引自《资本主义与自由》，第99—100页。

    自从我们最先提出这一建议以来，一些州相继有限度地实施了这方面的计划，颁发了可以在私立院校使用的奖学金，尽管只限于本州内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虽然纽约州立大学的董事会也根据同样精神制定了一项非常出色的奖学金计划，但这个计划却被该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一项宏伟计划代替了。洛克菲勒计划是要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样式办纽约州立大学。

    高等教育方面的另一重要事态发展是联邦政府在资助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大大增大了，尤其是对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管理更多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干预是联邦政府活动大规模扩张的一部分。而联邦政府活动是在争取更大的民权的名义下采取的所谓“积极行动”。这种干预引起了高等院校教职员工的极大关注，他们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官员过多地干预教育。

    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遗憾的是高等教育的前途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学术界曾极力鼓吹对其他部门进行干预，只有干预到他们头上时，他们才感觉到干预带来的种种弊病：耗资巨大，学校的基本教学任务受到干扰，以及适得其反的效果等。此时，他们成了当初信仰的牺牲者，成了继续从私利出发仰给于联邦政府的牺牲者。

    结论

    按通常的习惯，我们把“受教育”和“上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但是，区别这两个词的意思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较为细心地使用这两个词的话，就会发现：“受教育”并不一定都得“上学”，“上学”也并不都“受到了教育”。许多学历很高的人并没有受到教育，而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并没有上过学。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我国的创建者当中是一位真正受过教育的、博学多才的人，然而，他只上过三、四年正规学校。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疑问，每个读者都认识一些学历很高，但他认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认识一些没有上过学，但他认为很有学问的人。

    我们认为，政府在资助和管理学校方面作用的不断加大，不仅导致了纳税人金钱的巨大浪费，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再没有比学校更令人不满意的机构了，几乎没有比它更能引起不满情绪，更能破坏我们的自由了。教育机构极力捍卫其现有的权力和特权。它得到了许多具有集体主义观点、热心公共事业的人们的支持。但它也受到了攻击。学生考试成绩普遍下降；城市学校中犯罪行为、暴力行动和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绝大多数白人和黑人起来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生上学；在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感到惶惶不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教育事业中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日益严重和社会化日益增强等趋势的严厉批判。

    在这一章里，我们曾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凭单制度，该制度将给予不同收入的家长以选择子女所上学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采用贷款资助制度，偿还条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该制度不仅将使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将消除目前征穷人的税来资助富人家子弟上学的不合理现象；或者，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凭单计划，该计划将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同时促使补贴高等教育的税款的分配更加公平。

    这些计划是富有想象力的，然而，并非是行不通的。阻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偏见，计划的实施和管理根本不成问题。在我国和其他国家，早已有人小规模地实施过类似的计划。公众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这些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在目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巩固我们自由的基础，并使教育机会的均等具有更为实在的意义。

 第七章 谁保护消费者 -1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生活。”（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

    我们的确不能靠恩惠而获得我们的饮食——但是，我们能全然靠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吗，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改革家和社会批评家们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利己心将使得卖方去欺骗他们的顾客。卖方会趁机利用顾客的单纯和无知，向他们漫天要价，并把劣等货塞给他们。卖方会哄骗顾客去购买他们不需要的商品。此外，批评家们已指出，假如你对市场听之任之，其结果还会影响到直接受害者以外的人们。它可以影响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我们所吃的食品的卫生。据说，为了保护消费者不受他们自己和贪婪的卖方的侵害，保护我们所有的人不受市场交易所产生的消极的毗邻效应①的侵害，市场必须另行予以安排，使其臻于完善。

    ①消极的毗邻效应（spillhborhoodeffects）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甲的行动往往对某乙有不利影响，但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比如在同一条河流上，上游的化工厂以耶为壑，它所排出的污水对下游的酿酒厂和水厂会造成危害。——译者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对看不见的手的批评是有根据的。问题是，为了克服上述弊病而被推荐或采取的目的在于完善市场的那些安排，是不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精心设计的，或者是不是象我们所常见的那样，对策不会比弊病带来更大的危害。

    这个问题在今天特别迫切。十几年前由一系列事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对制药工业的调查，以及拉尔夫·纳德对通用汽车公司科维牌汽车“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的抨击——所展开的运动，使政府在市场上以保护消费者名义进行的干预，在广度上和性质上都起了较大的变化。

    从1824年建立的陆军工兵部队到1887年建立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再到1966年建立的联邦铁路管理局，这些机构都是联邦政府为管理或监督经济活动而建立的，它们在范围、重要性和目的方面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几乎所有机构都管理某一行业，对该行业拥有明确规定的权限。至少从州际商务委员会建立以来，保护消费者——主要是其经济利益——已是改革家们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一了。

    在新政以后，干预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66年共有三十二个联邦政府机构，其中一半是在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建立起来的。然而干预仍然是颇有节制的，并继续采用分别对各个行业进行干预的模式。1936年设立了《联邦登记册》，记载全部规章制度、申诉和涉及各种管制机构的其他事务，它起初颇为缓慢地，随后就急剧得多地扩大篇幅了。1936年它充其量只有三卷共二千五百九十九页，并在书架上占有空间六英寸；1956年增至十二卷，共一万零五百二十八页，占用书架空间二十六英寸；1966年达到十三卷，共一万六千八百五十页，占用书架空间三十六英寸。

    接着，在政府的管制活动方面，出现了真正的迅猛扩展。随后十年里，建立的新机构不少于二十一个。这些新机构不涉及特定的产业，而是包括广阔领域：环境、能源的生产和分配、产品安全、职业保险，等等。除了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保护他们不受卖方的剥削以外，最近建立的各机构主要关心象消费者安全及其福利一类的事情，保护消费者不仅不受卖方、而且也不受他们自己的侵害。①

    ①马西亚.R.沃利斯和罗纳德·J.彭诺：《联邦管理机构名录》，第36号工作文件，美国企业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1978年9月，第II页。

    政府用于所有新老机构的支出迅猛上升——从1970年不足十亿美元，剧升到1979年粗略估计的五十亿美元。物价一般说来大体上翻了一番，但政府上述支出则翻成五倍以上。被雇用于管制活动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增加了两倍，从1970年的二万八千人增至1979年八万一千人，《联邦登记册》的页数则从1970年的一万七千六百六十页增加到1978年的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页，占用书架空间一百二十七英寸，即足足有十英尺的书架。

    在这十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变慢了。从1949年到1969年，私人企业全体雇员每一人时的产量——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简明而综合的指标——每年增长３％强；其后的十年中，每年增长还不到1．5％；在这十年的末期，生产率事实上是下降了。

    为什么把这两种发展联系起来呢？一种发展是与保证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洁净的空气和水有关；另一种发展则与我们怎样有效地组织自己的经济有关。为什么这两种好事情会发生矛盾？

    答案就是，过去二十年里，无论标榜的目的如何，所有的运动——消费者运动、生态学运动、回到田园的运动、嬉皮士运动、有机食物运动、保护自然环境面貌运动、人口的零增长运动、“小的就是美妙的”运动、反核能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反增长的。它们反对新的发展，反对工业革新，反对加强利用自然资源。为此而建立的一批机构，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一个又一个产业，以满足日益详尽和广泛的政府要求。这类机构阻止了某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按政府官员规定的方式，要求工业必须把部分资金用于非生产性投资。

    到目前为止，其后果是深远的，而且似乎今后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后果。正如大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有一次说过的：“我们用了十八个月制造第一台核动力发电机；现在要十二年；这就是进步。”对纳税人说来，管制的直接费用，是其总费用中最小的一部分，政府每年用掉的五十亿美元，只是执行各种规章制度给各行各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开支的很小一部分。按保守的估计，这笔费用一年大致为一千亿美元。这还没有把消费者因买到的商品很少有挑选余地和因价格高昂而遭受的损失计算在内。

    政府作用方面的这种大变革，多半是随着公众主张所取得的成就而引起，而能和这种主张匹敌的则是很少的。若想一想什么产品目前令人最不满意并许久以来改进极少，那么，邮政业务、中小学教育、铁路客运业务无疑地会名列前茅。若想一想哪些产品或事业最令人满意并改进最大，那么家用器械、电视机和收音机、高保真度设备、计算机，而且，我们还可以加上超级市场和市郊商店区，将一定会列在那类名单的前列。

    劣等货全都是政府的工业或政府管制的工业生产的。优质产品则全为私人企业生产的，这类企业同政府只有少许牵连，或者毫无关涉。然而，公众——或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已被说服相信，私人企业生产劣等货，我们需要有经常保持警惕的政府雇员监督商业机构，不让它们把包装漂亮但是不安全的商品，以过高的价格来欺骗那些不了解内情因而轻易上当的顾客。这种宣传运动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致我们正把极为迫切的生产与分配能源的任务转移到我们提供邮政服务的人的手中。

    拉尔夫·纳德对科维牌汽车的抨击，是破坏私人工业品信誉的运动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它作为一个例子，不仅表明了上述运动的威力，而且也表明了这一运动给人造成了多么错误的印家。纳德抨击科维牌车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结果引起公众对一系列商品的质量提出了疑问，政府建立了许多机构来管理商品。大约十年以后，上述机构之一终于对科维牌汽车进行了检验。他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对比检验了科维牌汽车和其他汽车，并且得出结论：“同检验的其他各种汽车相比，1960—63型科维牌汽车是值得赞许的。”①现在科维牌汽车迷俱乐部遍布全国，科维牌汽车已经变成收藏家的对象了。可是对于多数人，甚至见多识广的人说来，科维牌汽车仍然是“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是不安全的”。

    ①《关于1960－1963型科维牌汽车操纵和稳定性的评价》（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运输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署，1972年7月），第2页。

    铁路业和汽车工业是个极好的例子，说明受政府管制而免受竞争危害的产业与竞争非常激烈的私人工业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这两个产业部门服务于同一市场，并且基本上提供同样的服务即运输。前一个产业是倒退的，没有效率，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改革，只是内燃机替换蒸汽机。现今由内燃机牵引的货车，比起较早年代由蒸汽机牵引的那种货车，几乎没有区别。客车同五十年以前相比，而今开得更慢，服务更差劲。各铁路公司都在亏损，正在逐渐被政府接管。另一方面，汽车工业在国内外竞争和革新自由的刺激下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推广了一项又一项改革，以致五十年以前的汽车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消费者享受到利益——汽车工业的工人们和股东们也是如此。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可悲的是汽车工业现在急剧地转变成政府管制的工业。在汽车工业中，我们眼前又出现了象过去那种阻碍铁路进步的状况。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受其自身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不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条例，而是科学的规律。这种干预服从于强制力量，并按照与其创议者或支持者的意图或愿望很少相关的方向进行。我们已经考察了福利活动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当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时，不管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管制物价和劣等货的出售，还是为了增进消费者的安全，或者为了保护环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一项干预法令都确立起权力地位。这一权力将怎样运用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运用，与其说取决于最初的创议者的目的与目标，倒不如说取决于那些得以控制上述权力的人们，取决于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于1887年，是通过一场政治运动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机构，这场运动是由自称的消费者的代表——当时的拉尔夫·纳德之流——领导的。该委员会已经历了几代人，已有人对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与分析。它是一个很好的事例，说明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发展史。

    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揭露了芝加哥各屠宰场和肉店不卫生的状况，作为对随之而来的抗议的回答，最初于1906年建立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已经历了几代人的时光。除了在规定的范围内起作用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还在较早的特定行业的管制型式与较近期的职能或跨行业的管制型式之间起着某种桥梁作用。它之所以能起这种作用，是因为1962年凯弗维尔提出的修正案使它的活动发生了变化。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环境保护局，都是管制机构的更现代化型式的范例——跨越行业进行干预，不太关心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对上述各机构进行全面的分析远远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只扼要讨论它们如何表现出同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所具有的共同趋势，以及它们为将来提出的各种问题。

    虽然州和联邦政府对能源的干预是长期的立场，但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禁运以及随后将原油价格提高三倍以后，这种干预有了量的飞跃。

    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假如我们不能依靠政府干预来保护我们这些消费者，我们能够依靠什么，市场采取什么方法来达到这种目的，以及这些方法如何能得到完善？

    州际商务委员会

    南北战争以后，接着是史无前例的铁路扩张——以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普罗孟塔利钉进用黄金铸成的最后一颗道钉为象征，标志着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接轨和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的完工。不久建成了第二条、第三条、甚至第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1865年已经营业的铁路有三万五千英里；十年以后，接近七万五千英里；到1885年超过了十二万五千英里。1890年已有一千条独立营运的铁路。铁路遍布全国各地，通向每一个偏僻的村庄，横贯整个大陆。美国的铁路线长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铁路线长度的总和。

    竞争在当时是激烈的。其结果，货运和客运运费往往很低，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的。自然，铁路公司人员曾抱怨过“无情的竞争”。每当经济动荡，在经济周期性衰退的一击之下，一些铁路公司便陷入破产并转归其他人，或者干脆关门大吉。经济复苏时，铁路建筑的另一高潮便随之而到来。

    当时的铁路公司人员彼此联合，组成联营集团，并按照利润水平确定运费和瓜分市场，试图以此改善他们的处境。令他们沮丧的是，各种协定经常遭到破坏。只要一个联营集团的其他成员不降低运费，任何一个成员就能通过削减运费和从其他成员那里抢走生意而获利。当然，他不能公开削减运费，只能隐蔽行事，要使联营集团的其他成员尽可能长久地蒙在鼓里。于是受优待的托运人得到秘密的回扣，各公司对不同地区或不同商品订有差别费率。运费的削减迟早会为人知道，联营集团也就随之而垮台。

    在象纽约与芝加哥这样距离遥远、人口稠密的地区之间的竞争，当时是非常激烈的。托运人与旅客们可以在由不同铁路公司和沟通两地的运河水运公司营运的一些交错的线路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这些铁路的任何一条较短路段中，例如在哈里斯堡与匹兹堡之间，也许只有一条铁路。那条铁路拥有某种垄断地位，只是容易受到可替代的运输方式的竞争，诸如运河或河流等运输方式。当然，这类铁路总要尽可能利用其垄断地位，收取尽可能高的运费。

    一种结果就是，由各短程运输——或者甚至一段短程运输——收取的运费总额，有时大于从两个远距离地点之间的长程运输所收取的全部运费。诚然，没有消费者抱怨长程运输的运费低廉，但是，他们确实抱怨短程运输的运费高昂。同样，在秘密的运费削减战中获得了回扣的、受到了优待的托运人不会有怨言，而那些没有得到回扣的托运人，则对“差别定价”怨声载道。

    铁路公司是当时的主要企业。它们的地位非常显眼，相互竞争激烈，同华尔街和东部财团有密切联系，报纸上报道的金融控制和欺诈事件很多都与它们有关。各铁路公司成了天生的靶子，特别是中西部农民们攻击的靶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格兰其运动，对“垄断的各铁路公司”进行了攻击。农民们通过绿背纸币党、①农民同盟②等组织联合起来了。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议会大厦进行鼓动，要求政府管制货运的费用及活动，并往往取得成功。平民党③不仅要求对铁路公司施行管制，而已要求彻底的政府所有制和政府经营，威廉·哲宁斯·布利安是通过平民党而出名的。④当时的漫画家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他们把铁路公司描绘成章鱼，章鱼在扼杀国家，在对国家施加极大的政治影响（各铁路公司确实干过这些事情）。

    ①绿背纸币党（GreenbackParty）系1875年成立的美国农业家的政党，它反对当时美国政府的收缩通货政策，争取维持廉价币值，以利于农民清偿南北战争中的负债。——译者

    ②农民同盟（Farmers’Alliance）为1882年在美国北部成立的农民组织。——译者

    ③平民党（PopulistParty）于1892年在美国成立，针对当时美国政府的通货收缩政策，它标榜自由铸造银币的纲领和一般的反对垄断的方针。——译者

    ④参看玛丽·贝内特·彼得森：《受管制的消费者》（洛杉矾：纳什出版社，1971年），第164页。

    当反对铁路公司的宣传运动高涨的时候，有些有远见的铁路公司人员认识到，他们能使这场运动转而对他们有利，可以利用联邦政府去执行他们确定价格和划分市场的协定，保护他们不受州和地方政府的侵犯。他们加入改革家的行列，一起支持政府管制，其结果是1887年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建立。

    大约过了十年，州际商务委员会才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到那个时候，改革家们已在进行另一场改革运动了。铁路只是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之一。他们已达到了目的，他们只偶尔粗略地查看一下州际商务委员会正在做的事情，而没有很大兴趣去领导铁路公司干更多的事情。对于铁路公司人员说来，情形就完全两样了。铁路就是他们的事业，是和他们有关的头等大事。他们准备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花费在铁路上面。而且，除了他们外，有谁能够充当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员并去管理这个机构呢，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该委员会去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第一任政府专员是托马斯·库利，他多年来是代表各铁路公司利益的律师。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会要求更大的管制权力，并且被授予了这种权力。正如克利夫兰总统的司法部长理查德·Ｊ·奥尔尼，在州际商务委员会刚刚成立六年的时候给伯林顿和昆西铁路公司董事长、铁路巨头查尔斯·Ｅ·珀金斯的一封信中所说的：

    在目前州际商务委员会的职能受到各法院限制的情况下，它是或者可以使之成为对铁路公司非常有用的机构。它平息了公众要求政府对各铁路公司进行监督管理的喧闹，而在同时这一管理几乎完全是名义上的。但是，这样的委员会历时愈久，就会愈多地倾向于采取商业和铁路公司对事物的看法。这样，该委员会将变成介于各铁路公司与人们之间的一种障碍，保护铁路的利益免受轻率而粗鲁的立法的侵犯。……明智的办法不是毁灭该委员会而是利用它。①

    州际商务委员会解决了长程运输或短程运输问题。该委员会做到了这点主要是通过提高长程运输的收费率，使之等于短程运费的总和，你得知这一情况是不会惊奇的。除了顾主以外，人人都高兴。

    ①马修·约瑟夫森：《政客》（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38年），第526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委员会的权力强大，它开始对铁路公司的各种业务实行日益严密的控制。此外，权力从各铁路公司直接选出的代表那里转移到了人数日多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手中。可是，这对于各铁路公司没有什么威胁。许多官员都来自铁路行业，他们的日常业务是同铁路人员打交道，因而他们未来发迹的主要希望是同铁路公司联系在一起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货运汽车作为长途运输工具出现时，对铁路产生了真正威胁。州际商务委员会坚决维持了铁路公司异常高昂的货运费率，使汽车货运业得以飞速发展。后一行业是不受管制的，并具有高度的竞争性。拥有购买一部运货汽车资本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该行业。在要求政府管理铁路公司的运动中，人们提出来的主要理由是：铁路公司是垄断企业，对它们必须加以控制，以阻止它们剥削公众，但这一理由对于汽车运货无论如何是不成立的。要找到比汽车货运业更能满足经济学家的所谓“完全”竞争条件的行业，那是困难的。

    然而，上述情况并没有阻止各铁路公司去鼓动要把长途汽车货运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并且，铁路公司成功了。1935年的汽车运输法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汽车运输业者的权力——以保护铁路公司，而不是保护消费者。

    汽车货运重复了铁路的历史。它组成了卡特尔，收费率被固定下来了，线路被划分了。随着汽车货运业的发展，汽车货运业的代表对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取代了铁路公司代表的统治地位。正如保护铁路公司免受货运汽车的侵害一样，州际商务委员会已成为全力保护汽车货运业免受铁路公司以及不受管制的货运汽车侵害的机构。尽管如此，该委员会只不过是把保护其官员的利益掩盖起来罢了。

    为了能在各州之间开展运输业务，一个汽车货运公司必须具有州际商务委员会签发的执照，即载明便利公众且属需要的执照。1935年国会通过汽车运输法后，州际商务委员会对一下子提出来的大约八万九千份申请执照的报告书，只批准了大约二万七千份。“从那时以来……该委员会一直非常不愿意批准新商号参加竞争。而且，开业的汽车货运商号的合并与破产，减少了这些商号的数目，从1939年的二万五千多家减为1971年的一万四千六百四十八家。在同一时期，受该委员会管辖的在各城市之间营运的货运汽车运载的吨位数增长了，从1938年的二千五百五十万吨增加到1972年的六亿九千八百一十万吨，增加了二十六倍。”①

    执照是可以买卖的。“运输量的增加、商号数目的减少以及运费管理局和州际商务委员会对运费竞争的干预。大大增加了执照的价值。”据托马斯·穆尔估计，1972年执照的价值总额介于二十至三十亿美元之间②——只有这一数字可以衡量出政府确立的垄断地位的价值。对于拥有执照的人们来说，上述价值构成财富，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说来，却是一种由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损失，而不是一种生产能力。每种研究都表明，取消州际商务委员会对汽车货运的管制，会使托运人的花费急剧地降低——穆尔估计或许会降低四分之三。“你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而且必须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而且消费者也得付出代价。”

    ①托马斯·盖尔·穆尔《卡车运输条例的受益者》，载《法律和经济学杂志》，第21卷（1978年1O月），第340页。

    ②同上，第340、342页。你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而且必须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付出代价，而且消费者也得付出代价。”

    俄亥俄州的一家汽车货运公司，戴顿航空货运公司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它有一张州际商务委员会签发的执照，执照特许它从戴顿运货至底特律。为在其他线路上运货，这家公司不得不从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持有者手里，包括一个连一部货车也没有的持有者手里购买运货权。为取得这种特权，它每年得付出十万美元。这家公司的老板曾试图买下某些线路的执照，但迄今为止没有成功。

    该公司的一位名叫马尔科姆·理查兹的顾主说：“非常坦白地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州际商务委员会止步不前，什么都不干。据我所知，这是第三次我们支持戴顿航空货运公司的申请，以便帮助我们省钱，帮助自由企业，帮助国家节约能源。……所有开支最后都要由消费者来付。”

    戴顿航空公司的一位老板特德·哈克补充道：“就我个人而言，在州际贸易中没有自由企业。自由企业在我国已不复存在了。”

    但是，另一位老板赫谢尔·温默却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他说：“我不想同已经获得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人进行争论，只是想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国，但从1936年州际商务委员开始行动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新成员加入汽车货运业。他们不准新成员进入该行业，不准他们同已营业的那些成员竞争。”

    我们推测，这就是我们在铁路人员和汽车货运业务者中间一再遇到的反应：给我们执照或者让我们自行放弃各种规章，行；停止签发执照或者废除政府管制体制，不行。考虑到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上述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让我们再来看铁路问题，政府干预的最终影响目前仍未消失。日渐增多的各种严格的规章，使铁路公司不能作出有效的调整，来同小汽车、公共汽车和飞机争夺长途客运业务。铁路公司再一次求助于政府，这一次是以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的形式实行客运国有化。货物运输也实行了国有化。紧接着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触目惊心的破产之后，通过联合铁路公司（rail）的创立，东北部的许多铁路货运线路实际上国有化了。至于其他地方的铁路行业，前景也十分相似。

    飞机运输重演了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历史。1938年成立了民用航空委员会，当时由它管理的国内主要（即干线上的）航空公司为十九家。尽管空运量大大增加，尽管对“方便公众并满足公众需要的执照”的申请极多，但现在国内航空公司的数目却减少了。不过，飞机运输的历史同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历史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有：一家大国际航空公司的有胆量的英国老板弗雷德·莱克，成功地削减了横越大西洋航线的运费，以及民用航空委员会前任主席艾尔弗雷德·卡恩的个性与能力——近来在行政和立法两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对飞机运输费的管制。对于某一领域来说，这在摆脱政府控制、争取较大自由方面，是人们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它取得的显著成就——航空公司的低运费和高收入——促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废除了对地面运输的管制。然而，一些强大的势力，特别是汽车运输业中的势力，正在组织反扑，所以到目前为止，废除管制仅有极微小的可能性。

    最近，航空业中也出现了长短途运输问题，而且附带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插曲。航空业中的运费差别正好同铁路行业中的差别相反，短途运费反而比长途运费低。事情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该州的面积很大，设立若干家大航空公司不成问题，它们的飞机可以只在该州境内的航线上飞行，结果它们可以不受民用航空委员会的管制。在旧金山与洛杉机之间的航线上，各公司激烈竞争，产生了一种州内运费，它比民用航空委员会批准州际航空公司对同样航程收取的运费低得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1年自称为消费者保护人的拉尔夫·纳德，向民用航空委员会提出了关于上述差别的控告。而事有凑巧，在这之前，纳德的一家子公司公布了一份有关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出色分析报告，着重说明了长短途运输的区别对待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关于怎样解决航空公司的问题，纳德几乎不可能抱有任何幻想。正象研究政府管制的学者所预料的那样，民用航空委员会的裁决要求各州内航空公司提高它们的运费，以赶上民用航空委员会许可的运费水平，这一裁决后来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幸亏这一裁决由于法律上的各种细节问题而没有执行，并且可能因废除对航空运费的管制而无效。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是可以称之为政府干预的合乎规律的历史。一种真实的或想象的灾难，要求人们采取某些行动。于是出现了政治联盟，由真诚而高尚的改革家和同样真诚的有关各方所组成。联盟成员的目标（例如对消费者的低价格和对生产者的高价格）虽然互相矛盾，但却被“公众利益”“公平竞争”等漂亮词藻掩盖了起来。该联盟说服国会（或一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的序言充满了动听的词语，而法律正文则授予政府官员“干某件事”的权力。高尚的改革家们感受到了一种胜利的喜悦，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新的事业上去。有关的各方则尽力确保上述权力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使用。他们一般都是成功的。成功本身产生了自己的问题，于是通过扩大干预范围来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官员分享利益后，甚至连当初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不再得到好处。最终的结果往往与改革家的目标完全相反，并且一般说来，达不到特殊利益集团的目标。然而，这项政府活动确立得非常牢固，同时，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又与它联系在一起，以致废除原有的立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新的政府立法被用来对付由过去立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一个新的循环由此而开始。

    州际商务委员会清晰地展示了这些步骤的每一步——从对它的成立负有责任的不同寻常的联盟起，直到因全美铁路客运系统成立而引起的第二个循环的开始。该系统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在许多情况下不受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制，因而可以做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准许单个的铁路公司做的事情。自然，冠冕堂皇地讲，建立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的目的是改善铁路旅客运输。这个系统得到了各铁路公司的支持，因为它将允许取消当时存在的许多客运业务。本世纪三十年代出色的和赚钱的客运业务每况愈下，由于飞机和私人汽车的竞争，它变得无利可图了。然而，州际商务委员会却不准许各铁路公司削减客运业务。全美铁路客运系统现在既允许削减客运业务，又对保留下来的那些客运业务予以资助。

    假如根本没有建立州际商务委员会而是让市场力量起作用，那么，美国今天就会有一个令人满意得多的运输系统。在竞争的刺激下，铁路行业会取得更大的工艺改革，铁路公司会根据运输量的不断变化对线路进行更为迅速的调整，铁路行业也许会因此而小一些，但效率会更高。旅客运输可能为较少的公众服务，然而车辆和设备则会比现在精良得多，服务也会更为周到和迅速。

    同样，由于效率的提高和浪费的减少，汽车货运公司的数目将增加，而运货汽车的数目可能减少。现今的浪费表现在回程放空车，以及州际商务委员会要求一些运输公司采取迂回公路线等方面。汽车运输费用将降低，而服务则更好。凡让领有州际商务委员会执照的公司运送过个人行李的读者，会毫不犹豫地同意上述判断。虽然我们不是商业托运人，但我们猜想他们也会同意上述判断的。

    整个运输业的状况会与现在完全不同，也许会更多地采用联合运输方式。近年来，少数赚钱的私人铁路营业项目之一，是同一列火车既运送旅客又运送他们的小汽车。铁道平车运输方式无疑会远为迅速地被采用，而且会出现其他许多联合运输方式。

    听任市场力量起作用，很难料想结果会是什么，但这正是让市场力量起作用的主要理由。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用户对某项运输业务的评价不高，不愿为它支付价格，或同意支付的价格不能使提供这项服务的人获得的收入高于他从事其他运输业务可能获得的收入，那么，这项业务就无法维持下去。用户和生产者都不能慷他人之慨，来维持一种满足不了上述条件的服务业务。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与州际商务委员会不同，联邦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第二项主要措施——1906年通过的食品和药物法——不是起因于对高价的抗议，而是起因于对食品卫生的关心。当时是揭露丑闻的时代，是记者进行调查的时代。厄普顿·辛克莱被一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派到芝加哥，去调查牲畜围场的状况。他根据这次调查出版了著名小说《丛林》，他写这部小说本来要引起对工人的同情，但是小说却更多地激起了人们对肉类加工不卫生的愤慨。正象辛克莱当时所说的：“我瞄准的是公众的心，但却击中了公众的胃。”

    早在《丛林》这部小说问世并激起公众要求制定有关法律的感情以前，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和全国禁酒协会等组织已经成立了全国食品与药物卫生代表大会（1898年），目的是开展宣传运动，促使国会颁布禁止出售假药的法令。当时出售的大部分假药都掺有大量酒精，因而酒精被当作药品来出售和消费。面对这种情况，禁酒组织怎么能不开展斗争呢。

    在这里，特殊利益集团也加入了改革家的行列。肉类罐头厂的老板们“在这一工业的历史中早已意识到，使顾主中毒对他们是无利的，特别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市场上，消费者可以选择其他厂商的产品。”他们特别担心欧洲各国借口屠宰的牲畜有病，限制从美国进口肉类。他们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机会，让政府证明他们出口的肉类是无病菌的，而且让政府支付检验费。①

    ①加布里埃尔.科尔柯《保守主义的胜利》（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63年），引自第99页。

    另一特殊利益集团是药商和医生，他们通过其职业联合会发表意见。同肉类罐头厂的老板相比，或者同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时的铁路公司相比，药商和医生的卷入较为复杂，单纯经济方面的考虑较少。他们的经济利益是明确的：如果专卖药和假药由江湖医生或其他人直接卖给消费者，那将同他们的业务相竞争。此外，药商和医生还从职业上关心现有的各种药品，敏锐地知道那些自称能医百病（从癌症到麻疯病无所不医），但实际上疗效甚少的药品给公众带来的威胁。热心公益的精神同自身利益相一致了。

    1906年的法令主要限于检查食品和给专卖药加标签，不过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是事先计划，它也管理处方，这一权力是很久以后才加以运用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前身隶属农业部。大约十五年前，不论是最早的机构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制药工业都没有多大影响。

    1937年年中磺胺问世以前，几乎没有制造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新药。其后，一个化学家力图使磺胺对不能服用胶囊的病人发生疗效，结果就发生了所谓“特效磺胺”灾难。他所使用的溶剂和磺胺的化合物证明是致命的。悲剧的结局是“一百零八人死亡——其中一百零七名是服用了‘特效药’的病人，一名是畏罪自杀的化学家。”①“从上述……经验中，药品制造商认识到了出售这类药物可能担负的责任，因而在投放市场前开始进行安全试验以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②同时他们认识到政府的保护对他们可能是有利的。结果，1938年通过了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令，这一法令把政府管制扩及到广告与商标，并且要求所有的新药品在它们进入州际贸易之前，在安全方面须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管理局应于一百八十天以内批准或驳回申请。

    ①里查德·哈里斯：《真正的呼声》（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64年），第183页。

    ②威廉·M．沃德尔和路易斯·拉萨格纳：《管理和药物发展》（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1975年），第8页。

    另一悲剧，即1961—1962年的撒利多迈德事件发生以前，制药工业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的共生关系。根据1938年法令的规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准撒利多迈德进入美国市场，只是医生为作实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使用这种药物。当一些报告披露了欧洲的孕妇服用撒利多迈德后生下了畸形胎儿的消息时，就连医生也不能以实验为借口使用这种药物了。继之而来的抗议浪潮冲击了1962年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是参议员凯弗维尔1961年对制药工业的调查引起的。上述悲剧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修正案的攻击矛头。凯弗维尔最初指控的是价格，即价值可疑的药品售价过高——这是关于垄断企业剥削消费者的一般性的抱怨。但国会通过的修正案则把矛头更多地指向质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这些修正案“在1938年法令规定的安全检验之上，又加上了功效检验要求，同时取消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处理新药申请书方面所受的时间限制。一种新药只有得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也就是说只有当它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药品符合1938年法令的安全要求，而且在其未来的使用中可以达到预期效果时，该药品才能在市场上出售。”①

    ①萨姆·佩尔兹曼：《药物发明的管理》（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1947年），第9页。

    1962年的修正案是同下面列举的一系列事件相一致的，它们使政府的干预活动剧增，同时改变了政府干预的方向。这些事件是：撒利多迈德悲剧；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它发动了环境保护运动；以及有关拉尔夫·纳德的“以任何一种速度行驶都不安全”的辩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促进了政府作用的改变，而且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积极主动得多。对于环己基氨基磺酸盐（cyclamates）的禁止以及要禁止糖精的威吓。受到了多数公众的注意，但是，这些决非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为重要的行动。

    在1962年修正案中达到最高点的那些立法目标。没有人会不同意。当然，应该保护公众免受不安全而没有疗效的药品的侵害。然而，也应该促进新药的发展，应该把新药尽可能快地供应给那些能从新药中得到疗效的人。正象常有的情况那样，一项有益的目标同其他一些有益的目标发生了冲突。一方面的安全与谨慎，可能在另一方面意味着死亡。

    重要的问题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管制在协调上述各个目标方面是否有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已有人详细地研究过这两个问题。当前，已有大量证据表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管制是有损于生产的，它阻止生产和销售有用的药物带来的害处，大于它禁止出售有害的或无疗效的药物带来的好处。

    政府管制对新药品的创新率产生了极大影响：1962年以来，每年推广的“新化学物质”的数目下降了50％以上。同样重要的是，对一种新药品说来，得到批准要花长得多的时间，而且，发明一种新药品的费用增加了许多倍。费用的增加是同政府批准时间的拖延有一定的关系。根据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的估计，当时发明一种新药品的费用约为五十万美元，从试制到投入市场约需二十五个月。如果计入自那时以来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发明一种新药花费一百万稍多一点美元也就够了。但1978年“要使一种新药进入市场，得花费五千四百万美元，需要大约八年的努力”——也就是说所需费用增加一百倍，所需时间增加三倍，而与此相比，一般物价则仅仅上涨了一倍。①其结果是，各医药公司在美国已没有力量来为患有罕见疾病的病人发明新药品，它们越来越多地依赖销售量大的药品。长久以来在新药品发明方面居于首位的美国，现在迅速地落到了后面。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从国外发明中得到充分的好处，因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往往不承认国外有关机构对药品性能的鉴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同铁路客运一样，对新药发明也实行国有化。

    ①沃德尔和拉萨格纳对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的估计：《管理和药物发展》，第46页；拉萨格纳对1978年的估计：《药物发展前途未定》，载《药物知识与临床配药学》，第13卷（1979年4月），第193页。

    由此而产生的所谓“药品时滞”，表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药品供应上存在的差异。例如，罗彻斯特大学药品发明研究中心的威廉·沃德尔博士提出的一份详尽研究报告表明，许多在美国买不到的药品在英国可以买到，而在英国买不到的药品在美国同样难于买到，而且在上述两个国家，可买到的药品投入市场所需要的时间，平均算起来在英国要快一些。沃德尔博士在1978年说：

    某些很有疗效的药品在美国买不到，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如英国却可以买到，如果调查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许多美国病人正是因为缺乏这些药品在忍受病痛的折磨。例如，有一两种称为贝他——封阻剂（Betablockers）的药品，现在发现它们能防止心脏病患者因突然发病而死亡，也就是说能够防止冠状动脉因心肌梗塞而死亡。假如在美国有这类药品，它们一年中可以拯救上万条生命。在1962年修正案通过后的十年里，医治高血压——即为了控制血压——的药品在美国没有一种得到批准，而英国却批准了好几种。在全部心血管领域，从1967年到1972年的五年期间，仅一种药品得到了批准。这是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组织机构上存在的众所周知的问题相联系的。

    与病人有关系的是，治疗方案过去常常由医生和病人来决定，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由联邦一级的专家委员会来决定，这些委员会及其上属机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非常偏重于避免危险，以致使我们常常能够得到较为安全的药品，但却得不到有效的药品。最近我从上述一些诸询委员会那里听到一些值得重视的言论。它们在考虑某些药品的取舍时经常说，“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的人不多，无需在市场上广泛出售这种药品。”如果你努力干的事情，是为了全体居民的利益而把药品的毒性减到最小程度，那是很好的；然而，如果你碰巧是那“人数不多的病人”之一，也就是说你患有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或一种很罕见的疾病，那么你则交了恶运。

    假定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不让危险的药物进入市场，防止撒利多迈德这种药物引起一系列灾难，能否证明所付出的代价是合理的呢，萨姆·佩尔兹曼根据以往的事实对这个问题作了非常仔细的研究，而且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上述做法的害处大大超过了好处。他解释他的结论部分地是通过指出这一点：“1962年以前，市场使无效药品的卖主受到的惩罚似乎已经足够了，不需要管制机构再来插手干涉。”①生产撒利多迈德的各厂家终究支付了几千万美元的赔偿费而收场。这对防止任何类似事件的发生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当然，错误——撒利多迈德悲剧就是一个错误——仍将发生，但将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发生。

    ①佩尔兹曼：《药物发明的管理》，第45页。

    事实证明了一般推论的正确性。尽管愿望是良好的，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实际上阻挠了新的可能有用的药品的发明和销售。

    如果你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名官员，负责审批一种新药品，那就可能犯两种很不相同的错误：

    １、批准一种新药品，它具有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即导致大批人的死亡或受到严重损害。

    ２、拒绝批准一种药物，而这种药物能拯救许多生命或减轻巨大的痛苦，并且没有不良的副作用。

    假如你犯的是第一种错误，批准生产撒利多迈德，每家报纸就会在头版刊登你的名字，使你大为丢脸。假如你犯的是第二种错误，谁又会知道呢？知道此事的只有推销这种新药的药商和若干研制这种新药的药剂师和医生。前者会被斥为不顾人民死活的贪得无厌的商人，后者发发牢骚也就没事了。那些生命本来可以得到挽救的人们不可能提出抗议。他们的家人也无从得知心爱的亲人是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一名素昧平生的官员的“谨慎小心”而丧失其生命的。

    销售撒利多迈德的欧洲各医药公司受到了攻击，而不批准在美国使用撒利多迈德的那位妇女（弗朗西斯·Ｏ·凯尔西博士，曾由约翰·Ｆ·肯尼迪授予一枚政府优异服务金质奖章）则获得了声誉与名望。你究竟更急于避免哪一种错误，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你或者我，假如处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官员的地位上，一定会趋向于拒绝或推迟批准许多好的药品，以便避免批准一种具有副作用的药品，引来一则值得报道的新闻，哪怕这种可能性很小。

    这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因制药工业的反应而加强了。这种倾向导致过分严格的标准。得到政府批准要花更多的钱，要等待更长的时间，要冒更大的风险。研究新的药品带来的好处减少了。各公司不再那么害怕竞争者的研究工作取得新成果。现有各厂商和现有各种药品受到保护不要竞争的影响。新的参加者受到阻挠，研究工作可能集中在争论最小即革新最少的方面。

    我们当中一人在1973年1月8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上提出，因为上述种种理由，应该取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后来该刊物收到了药厂工作人员的一些信件，信中谈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些不幸经历，从而证实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阻碍药品的发明这一断言。但是，大部分人也发表了如下的看法：“和你的意见不同，我认为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应该取消，但是我确实认为它的权力应该”这样或那样地加以改变。

    其后，以“汪汪叫的猫”为题的一篇文章（1973年2月至9日）答复说：

    有人说：“如果猫能汪汪叫，我希望有一只猫。”你对这种人会有什么看法？实际上他的这种说法同你下面的说法是完全一样的：如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行为符合我的想法，那我将支持它。说明猫的特征的生物学法则，比起说明政府机构在其一旦建立后的活动的政治法则，并不更为严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活动的方式及其有害的后果，并非偶然的原因所造成，也不是人们容易改正的某种错误所造成，而恰好象喵喵的叫声同猫的本能有关系一样，是该管理局成立本身的结果。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你承认不能任意把特征归因于各种化学和生物的实体，不能要求猫发出汪汪的叫声，也不能要求水燃烧起来。那你为什么假定在社会科学中情形是不同的呢？

    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各种社会机构的行为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这是多数所谓改革家犯的根本错误。这种错误说明为什么他们如此经常地感到，过失在于人而不在于“制度”；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赶走坏人”，让好人管事。这种错误说明他们的各项改革为什么在表面取得成功时，常会走上歧途。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带来的害处，并不是主管人的无能造成的，除非说人类本身就是无能的。他们大都是有才干的和忠实的公务人员。然而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主管某一政府机构的人的行为的影响，要比他们对该机构活动的影响大得多。无疑会有例外，但例外是极少的——差不多象汪汪叫的猫那样稀少。

    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有成效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使改革成功需要考虑支配政府机构活动的政治法则，而不要单纯责备政府官员效率低、浪费严重，或者怀疑他们的动机，觉得他们没有真正卖劲干活。凯弗维尔修正案改变了对公务人员的压力和刺激，在此之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虽然也带来害处，但要比现在少得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作为例子说明了管制活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变化。这个委员会跨越各个产业部门。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价格或成本，而是安全。它拥有广泛的处理权限，并仅在最一般的授权条件下活动。

    1973年5月14日正式成立的上述“委员会，被授予特别权力，保护公众不因消费品具有过大危险而遭受伤害，帮助消费者评价这些产品的安全，制定有关消费品安全的标准，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把上述标准相互抵触的地方减少到最低限度，并调查研究消费品造成死亡、疾病和伤害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①该委员会的权限适用于“任何物品及其构成部分，其生产和分配是（Ⅰ）为卖给消费者……或（Ⅱ）为消费者使用、消费或享受”。不属于该委员会管制的是“烟草及烟草制品；汽车及汽车备件；药物；食品；飞机及飞机部件；某些船艇；以及其他一些物品”——所有这些差不多都属于其它管制机构如酒、烟和火器局、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海岸警备队等的权限之内。②虽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刚刚建立不久。但它很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机构，这一机构对我们行将购买的产品和劳务说来，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各种产品，从安全火柴到自行车，从儿童们的玩具火枪到电视接收机，从垃圾箱到圣诞树上的小灯泡，该委员会均进行检验并颁布安全标准。

    ①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年度报告，1977财政年度》（美国首都华盛顿，1978年1月），第4页。

    ②沃利斯和彭诺：《联邦管理机构名录》，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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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产品的安全性显然是个很好的目标，但将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又将按照什么标准来衡量安全或不安全呢？“过大的危险”不能说是一个很科学的词，因为我们无法给它下一个客观的定义。对于儿童（或成年人）的听觉说来，火枪发出多大分贝的声响构成“过大的危险”，我们认为火枪的声响有危险，是因为有时看到训练有素而拿高报酬的“专家”在玩火枪时戴着耳套，这根本不能使纳税人相信他们的钱花得是地方。同不够“安全”的自行车相比，一辆“较安全”的自行车可能速度较慢、较笨重又比较昂贵。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颁布标准时，根据什么尺度来决定自行车的最大速度和应有的重量，根据什么决定应花更多的钱来达到更大的安全？较安全的标准能带来较多的安全吗？还是只会促成使用者不太注意和不太留神，大部分自行车事故和类似的事故毕竟是由于人们的疏忽大意造成的。

    大多数这类问题没有客观的答案——可是，在制定和颁布标准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无疑必须加以回答。这种回答将会部分地反映有关公务人员的任意判断，偶尔也反映消费者或消费者组织的评价，他们碰巧对有关产品具有特殊兴趣，然而多半是反映产品制造者的影响。一般说来，只有产品制造者对拟议的标准具有浓厚的兴趣，能够发表有见解的意见。的确，制定产品标准的工作大部分已移交绘了各同业公会。毫无疑问，制定的标准将增进同业公会成员的利益，特别是保护他们不受国内外可能出现的新生产者的竞争。结果将加强现有的国内工厂主的竞争地位，使得研制新产品和改进老产品花费更大，困难更多。

    当产品按照事情的正常发展进入市场时，就有机会进行反复的试验。无疑，会生产出劣等产品，会犯错误，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缺点。但是，所犯的错误通常是小错误——不过也有一些大错误，如最近生产的燧石500号涂料车胎——而且可以慢慢纠正。消费者可以亲自进行试验，看自己喜欢哪些产品，不喜欢哪些产品。

    当政府通过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介入时，情形就不同了。在产品得到广泛试用和在实际使用中出差错之前，必须作出许多决定。产品的标准不能适应于不同的需要和爱好。它千篇一律地对待一切需要和爱好。消费者将不可避免地失去试验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产品的机会。仍然会犯错误，一旦犯错误，就是大错误。

    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有关的两个事例可说明这一问题。

    1973年8月，该委员会刚刚成立三个月，“就宣布某些牌子的雾喷粘胶剂具有直接的危险，禁止人们使用。该决定主要是根据某研究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的初步发现，这位研究人员认为粘胶剂会使孕妇生下有缺陷的孩子。由于更为彻底的研究无法证实最初的论断，该委员会在1974年3月解除了禁令。”①

    这样迅速地承认错误是值得大加赞许的，并且对于一个政府机构说来是极其难得的。但最初的决定已经带来了危害。“看来至少有九名使用过雾喷粘胶剂的孕妇，做了人工流产，对该委员会的初步决定作出了反应。她们害怕生下有缺陷的孩子，因而决定停止怀孕。”②

    ①默里·L．韦德鲍姆：《政府管理的代价》，第12号出版物（圣路易斯：美国企业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1977年2月），第9页。

    ②同上。

    一个严重得多的事例是所谓特里斯（Tris）化学药品事件。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负有实施1953年通过的“易燃纺织品法令”的责任，该法令企图减少因产品、纺织品及有关原料意外燃烧而引起的死亡与伤害。该委员会的前身于1971年颁布了有关儿童睡衣睡裤的安全标准，这一标准在1973年年中被该委员会固定了下来。当时达到这一标准的最经济的方法是把一种名叫特里斯的能防止燃烧的化学药品换进布料中去。不久，在美国制造和销售的儿童睡衣睡裤约99％含有特里斯。后来发现这种化学药物是一种很厉害的致癌物质。1977年4月8日，该委员会宣布禁止在儿童服装方面使用这种化学药品，并且要求从市场上收回用这种化学药品处理过的服装，要求消费者退货。

    不用说，该委员会在其1977年年度报告中，并没有承认正是它以前的行动造成了这种危险局面，没有承认它对此应负的责任，而是装出一副面孔，好象是它发现了这一问题，现在正由它来加以解决。最初的要求使千百万儿童面临得癌症的危险。最初的要求和其后禁止使用特里斯，两者都把大量费用强加给生产儿童睡衣睡裤的厂商，归根到底，意味着把费用强加给顾客们。可以说，最终一切费用都要落在顾客头上。

    这个例子有助于说明全面管制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区别。要是当时允许市场发生作用，某些制造商无疑也会使用特里斯，使其产品具有抗燃性，从而增加对顾客的吸引力，但采用特里斯的进程将是缓慢的。在大规模采用这种化学药品之前，人们会发现它的致癌性质，因而<u></u>停止使用。

    环境

    环境保护是联邦干预活动发展得最迅速的领域之－。1970年为“保护和改善物质环境”而建立的环境保护局，被赋予日益增大的权力与权限。它的预算从1970年到1978年增加了六倍，现在超过了五亿美元。它拥有大约七千名职员。①为了使环境符合它规定的标准，该局每年向工业部门以及地方和州政府征收几百亿美元的费用。目前，在企业新的资本设备净投资总额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用于防止污染。这还未算入由其他机构征收的必要费用，如旨在控制机动车废气的费用，或是土地利用规划或荒地保持的费用，或是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大量其他活动的费用。

    ①沃利斯和彭诺：《联邦管理机构名录》，第19页。

    保护环境和避免过度污染是现实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当一种行为的全部代价和利益，以及受害者或得益者易于分辨时，市场可以非常有效地确保人们只采取这样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对所有参加者来说，利益大于代价。然而，当代价和利益或者受影响的人不好分辨时，市场就会失灵，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说过，这是“第三方”或毗邻效应造成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某一个住在上游的人污染了河水，他实际上是用脏水去同下游的人交换好水。下游的人很可能愿意根据某种条件进行交换。问题是，不可能使这种交易成为自愿的交易，不可能辨认出谁得到了应由上游某人负责的脏水，而且不可能要求居住在上游的人事先征得居住在下游的人的同意。

    政府是一种手段，通过它我们可以弥补“市场的失灵”，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较为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生产出所需要的清洁的空气、水和土地。不幸的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那些因素，也同样使政府难以找到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一般说来，政府同市场参加者相比，前者并不能比后者更容易地辨认出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也不能更容易地估计出上述两种人各得到多少好处受到多少害处。利用政府来补救市场的失灵，常常只不过是以政府的失灵代替市场的失灵。

    公众在讨论环境问题时，常常是感情多于理智。在许多讨论中，好象问题是要么有污染，要么没有污染，似乎应该而且可以有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空想。凡严肃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会认为应该使或可以使世界没有污染。我们可以不让汽车污染空气，例如，只消废弃一切汽车就行了。但这却使我们无法享受现在已享有的工农业生产力，从而使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置许多人于死地。大气污染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大家呼出的二氧化碳。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终止这一状态。但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正象得到我们需要的其他好东西要付出某种代价一样，得到清洁的空气也是要付出某种代价的。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因而必须权衡减少污染带来的好处和付出的代价。而且，“污染”不是一种客观现象。对一个人来说是污染，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是享乐。对于我们当中某些人来说，摇摆舞音乐是噪音污染；对于我们当中另一些人而言，却是一种享乐。

    实际的问题不是“消灭污染”，而是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污染量“适当”，“适当的”污染量的意思是：减少污染得到的好处刚好大于为了减少污染我们必须放弃其他好东西（如房屋、鞋子、上衣等等）而作出的牺牲。如果我们做得过分，牺牲就会大于得到的好处。

    妨碍我们合情合理地分析环境问题的另一个障碍是，人们往往从善与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似乎有一些怀有恶意的坏人心肠很黑，是他们把污染物送入大气中的，因而这是一个与动机有关的问题，只要我们当中那些高尚的人愤怒地起来制服这些坏人，一切就会好起来。骂人总是比有理智而艰苦细致地分析问题要容易得多。

    就污染说来，被指责的魔鬼往往是“工商企业”，即生产商品和劳务的企业。事实上，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人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可以说，消费者造成了引起污染的需求。对于从发电厂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尘，用电的人是应该负责的。假如我们想得到只带来少量污染的电，我们将直接或间接支付很高的电费，使之足以补偿额外的费用。获得比较清洁的空气、水和其他一切所支付的费用，最终必须由消费者负担。没有人会为此付款。企业只是一种媒介，借以协调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活动。

    因为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带来的好处和造成的损害往往落在不同人身上，所以问题大大复杂化了。例如，从荒地利用面积的增加，从江河湖泊环境的改善，或者从市内空气污染物的减少等方面得到好处的人，通常和那些因为食品、钢铁或化学制品的成本增加而受到损害的人不是同一类人。我们一般的感觉是：因减少污染而得益最多的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养上，都比因允许较多的污染，从而使物品的成本较低而得益最多的人要强。后一种人宁愿要较便宜的电力，而不要较清洁的空气。董事规则在控制污染方面仍然起作用。

    总的说来，政府在控制污染方面采用的方法，同政府在管理汽车运输、管理食品和药物以及增进产品安全等方面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为控制污染，建立了一个拥有处置权力的政府管制机构，该机构颁布了私人企业、个人以及州和地方团体必须遵守的各项规章制度。由上述机构和各级法院确保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

    这种控制污染的方法不能有效地确保成本与收益相等。由于完全靠强制命令的方法解决问题，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面是，谁违反规定谁受惩罚，而不是买与卖；是对与错，而不是多与少。而且，它具有和其他领域中的管制方法相同的缺点。受管制的人或机构卖力去做的，不是花费人力物力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而是对政府官员施加影响，以获得对他们有利的规定。另外，管制人员的自身利益同保护环境的基本目标关系极少。正如官僚统治下的一般情况那样，广为分散的个体利益受到漠视，集中起来的利益则备受照顾。过去，所谓集中起来的利益一般是指商业企业，特别是规模巨大、有权有势的企业。最近，除大企业外，又增加了一些组织得很好、自称代表“公共利益”的集团。这类集团自称代表某些顾客的利益，而顾客可能对它们的存在一无所知。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和现有的专门的管制与监督方式相比，一种有效得多的控制污染的方法是对排出物征收费用，让市场规律起作用。举例来说，可以对排出的每单位废物征收特定数额的税款，而不是要求各厂商建立专门处理废物的工厂，也不是要求它们排入江河湖泊的水必须达到特定的标准。这样一来会刺激厂商采用最经济的方法减少排出物。同样重要的是，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客观地衡量出减少污染的费用。如果低额税率导致污染大量减少，那将明确告诉我们，允许排出污染物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另一方面，如果征收高额税仍有大量污染物排出，那将表明相反的情形，但高额税将提供足够的金额赔偿受损失的人或者消除损失。税率本身应随着费用和收益的变化而变化。

    和管制一样，废物排出税将自动地把费用加到对污染负有责任的产品使用者身上。那些减少污染花费大的产品，相对于减少污染花费小的产品，价格将上升，正如现在那些因管制活动而被征收重税的产品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上升一样。前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上升，后一类产品的产量将下降。废物排出税和管制之间的区别在于：废物排出税将以较低的费用更有效地控制污染，而且给不造成污染的活动带来的负担较少。

    Ａ·迈里克·弗里曼第三和罗伯特·Ｈ·哈夫曼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写道：“我国不采用经济刺激的方法，是因为该方法行之有效，这样说并非完全开玩笑。”

    正如他们所说的，“结合环境质量标准建立污染税制度，会解决有关环境方面的大部分政治冲突，而且将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解决这些冲突，让这一政策的受害者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决定政策的人们力图避免的正是这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作风。”①

    ①A.迈里克·弗里曼第三和拉尔夫.H．哈夫曼：《语清水浊》，载《公共利益》，第28期（197年夏季），第65页。

    上面我们非常简要地论述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影响深远的问题。最后我们指出这样一点也许就够了：在政府根本不应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如在汽车货运、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的价格确定及线路分配中——政府管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在政府应发挥某种作用的领域中也出现了。

    建立污染税制度也许还会导致人们重新看待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中的作用，在这些领域中，人们一般认为市场机制起的作用是不理想的。毕竟，不理想的市场可能和不完善的政府干得一样好，或者更好一些。在控制污染方面，重新看待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假如我们看一看现实而不是书本上的词句，那么同一百年以前相比，今天的空气一般说来要清洁得多，水也比较卫生。现在，比起落后国家，在世界先进国家中空气较为清洁，水也较为卫生。工业化产生了新的各种问题，但是它也提供了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的手段。汽车的发展确实增加了一种污染形式——但它却基本上结束了人们更不喜欢的一种污染形式。

    能源部

    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美国实行禁运，引起了一连串能源危机，并且，加油站不时发生排长队的现象，从那时起，能源问题一直使我们很伤脑筋。政府的反应是成立一个又一个的官僚机构以控制和管理能源的生产及使用，最后是在1977年成立了能源部。

    政府官员、报纸报道和电视台时事评论员，都把能源危机的原因习惯性地归之于贪婪的石油工业，或者浪费的消费者，或者恶劣的气候，或者阿拉伯的酋长们。但实际上，它们对能源危机都没有责任。

    石油工业毕竟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期了——并且它一向是贪婪的。消费者不会突然变得浪费起来。我们过去也有严酷的冬天。早在人类有史以来，阿拉伯酋长们就已经在追求财富了。

    那些用上述愚蠢的解释来充塞报纸和广播的、精明而老练的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自问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在1971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为什么没有能源危机，没有汽油短缺，没有关于燃料油的问题，

    能源危机是政府造成的，当然，不是故意造成的。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位总统从来没有致函国会要求制定带来能源危机和使人们排长队买汽油的法案。但是既然说到问题的一方面，就得说另一方面。自从尼克松总统1971年8月15日冻结工资和物价以来，政府就对原油、零售汽油以及其他石油产品强行规定了最高价格。令人遗憾的是，取消对所有其他产品的最高价格时，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把原油价格提高了三倍，这阻碍了美国取消对石油及其产品的最高价格。对石油产品规定最高法定价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1971年以来的时期共有的关键性因素。

    经济学家们不可能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即如何造成产品过剩和产品不足。你想使产品过剩吗？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低价格，并让这一价格高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流行的价格。我们曾多次采用这种方法使小麦、食糖、奶油和其他许多农产品过剩。

    你想要产品不足吗，让政府通过法律规定最高价格，并让这一价格低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流行的价格。这就是纽约市以及最近其他城市对出租的住宅做过的事情，并且，这也是所有这些城市正在遭受或即将遭受房荒之苦的原因。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种产品短缺的原因，也是现在出现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的原因。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在明天结束能源危机和汽油短缺——我们指的是明天，不是今后六个月，不是今后六年。那就是废除对原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的一切价格管制。

    政府的其他错误政策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行为，可以继续使石油产品保持高昂的价格，但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四分五裂、一团混乱的局面。

    或许令人惊奇的是，上述解决办法会降低消费者的汽油费用，我们说的是真实的费用。油泵中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可能要上涨几美分，但消费者不用再为排长队和寻找有油的加油站浪费时间和汽油，也不用再为能源部的年度预算付款了。能源部1979年的预算达一百零八亿美元，或每加仑汽油大约九美分。

    为什么这种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法没有被采用呢，就我们所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一般的原因，另一个是特殊的原因。使每一个经济学家失望的是，要使除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外的大多数人了解价格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新闻记者和电视台时事评论员似乎特别反对他们在大学一二年级学过的那些基本原理。其次，废除价格管制会使真相大白，告诉人们能源部二万名雇员的活动是多么无益，多么有害。有人甚至可能会想：要是没有成立能源部该有多好。

    卡特总统宣称，政府必须实施一项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计划，否则到1990年我国的能源将被耗尽。这一主张又怎么样呢，这也是一种神话。政府计划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这仅仅因为政府处处阻止采用有效的自由市场解决办法。

    根据长期合同，我们付给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每桶石油大约二十美元，在现货市场（立即交货的市场）上，我们所付的价格甚至高于此数，可是政府却迫使国内生产者按每桶五点九四美元的低价出售石油。政府对国内生产的石油征税，用以补助从国外进口的石油。我们付给从阿尔及利亚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比政府允许的国内天然气生产者所收的价格，要多出一倍以上。政府把严厉的有关环境方面的要求强加给能源使用者和生产者双方，而极少或者毫不考虑经济上所包含的费用。复杂的规章制度和拖拉的官僚作风，大大拖长了兴建以原子核、石油或煤炭为燃料的发电厂所需要的时间，拖长了充足的煤炭供应量进入生产过程所需要的时间——并且成倍地增加了成本。政府的这种不利于生产的政策，扼杀了国内的能源生产，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依赖外国的石油——尽管卡特总统说过：“依赖于一条几乎环绕整个地球的、靠不住的油船运输线是很危险的。”

    1979年年中，卡特总统提出了一项为期十年、耗资八百八十亿美元的生产合成燃料的庞大政府计划。让纳税人为产自油页岩的每桶石油直接地或间接地花费四十或更多的美元，而同时却禁止国内油井所有者从某些类别的石油中每桶收取五点九四美元以上，这果真有道理吗？或者，象爱德华·Ｊ·米切尔在《华尔街日报》（1979年8月27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要问……就算我们花费八百八十亿美元能在1990年生产出一些每桶定价四十美元的合成石油，这又怎么能够使我们不论在今天还是在1990年不依赖石油输出国组织每桶定价二十美元的石油呢？”

    从油页岩、含油砂层等等提炼燃料是有意义的，如果把所有的费用都考虑进去之后，这种方法生产能源比各种替代办法更便宜的话。市场是决定上述方法是否便宜的最有效的机制。如果这种方法较为便宜，那么私人企业开发这些替代资源就将是有利的——只要它们获取利益同时负担费用。

    只要私人企业相信将来的价格不受管制，它们就可以指望获取利益。否则私人企业就等于是在打一场“反正我都输”的赌。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假如价格上涨，管制及“暴利税”会赫然出现；假如价格下跌，私人企业就要两手空空。这种前景削弱自由市场，并使卡特总统的社会主义政策成为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

    只要要求私人企业为破坏环境而付款，它们就将负担所有的费用。执行这一政策的方法是对排出物征收捐税，而不是让某一政府机构任意制定各种标准，随后又建立另一个机构来杜绝前一个机构的官僚作风。

    对于私人企业发展各种替代性燃料说来，价格控制和管制的威胁是唯一重要的障碍。据说发展替代性燃料风险太大，资本费用太多。这完全错了，冒险正是私人企业的本质所在。把风险强加给纳税人而不是资本家，并不能消除风险。阿拉斯加输油管表明，私人市场可以为有前途的工程筹集巨额资金。打发税务员征税，并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力，增加国家财力的方法是让证券市场发挥作用。

    不管怎么说，我们人民将要为我们所消费的能源付钱。假如我们直接付钱，并能够自己决定怎样使用能源，而不是通过纳税和通货膨胀间接付钱，也不是由政府官员告诉我们怎样使用能源，那么，我们为所消费的能源支付的总金额将会少得多，得到的能源将会多得多。

    市场

    这个世界不是尽善尽美的。永远会有质量低劣的各种产品、庸医和诈骗能手。但总的看来，如果允许市场竞争起作用，那它同强加到市场头上的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相比，将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正象亚当·斯密在本章开头我们引用过的那段话中所说的，竞争保护消费者不是因为商人比官僚们心肠软，不是因为商人有更多的利他主义思想，或更慷慨大方，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有才能，而只是因为为消费者服务正是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

    假如一个店主向你出售的商品比其他店主出售的商品质量低或价格高，你就不会继续光顾他的商店了。假如他买来供出售的商品不合你的需要，你就不会购买。因此，商人们在全世界搜购可能适合你的需要并受你欢迎的各种产品。而且他们极力推销购买来的商品，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垮台。你走进一家商店，没有人强迫你买什么。你可以随便买哪一样东西或者到另一家商店去。这是市场和政治机构之间的基本区别。你能自由选择。没有警察从你口袋里掏钱去为你不想要的某样东西付款，没有警察要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

    然而，鼓吹政府管制的人会说，如果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怎么能阻止企业出售搀了假的或者有危险的产品呢？正如特效磺胺、撒利多迈德以及其他许多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故所表明的，出售这类产品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这是一种非常卑劣的做生意的手法——不是招揽忠实而可靠的顾客的方法。当然，如果没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会出现各种差错和事故，但正如特里斯事件所表明的，政府管制并不能阻止事故的发生。区别在于犯严重错误的私人企业可能垮台，而犯严重错误的政府机构则很可能因此而得到更多的预算。

    只要无法预测不利情况的出现，就肯定会出现一些差错和事故，但同私人企业相比，政府并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预测不利情况。防止差错和事故的唯一方法是停止前进，但停止前进也就消除了出现意想不到的有利情况的可能性。

    鼓吹政府管制的人还会说，没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消费者怎么能判断各种复杂的产品的质量呢？市场的回答是消费者无须自己作出判断。他有一些可以依赖的对象，其中之一就是中间人。例如，百货公司的主要经济职能是根据我们的利益检查质量。我们购买的东西很多，一个人不可能对所有东西都懂行，即便是衬衫、领带或鞋子等最平常物品，我们有时也不能正确地判断其质量。如果我们买了一件不好的东西，我们多半会退给出售商品的零售商，而不会退给工厂主。在判断产品质量上，零售商所处的地位远比我们优越。同百货公司一样，娄巴克·西尔斯公司和蒙特文梅里·沃德公司不仅是销售机构，而且是为消费者有效地检验和证明产品质量的机构。

    另一种可以依赖市场手段是商标的声誉。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罗尔斯一罗伊斯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获得生产安全可靠的产品的声誉。这是它们“信誉”的源泉，作为一家公司这种信誉甚至比厂房设备更有价值。

    还有一个手段是私人检验组织。这样的检验组织在工业部门中是很普遍的，并在证明大量产品的质量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消费者来说，有象消费研究会一类的私人组织，该研究会创立于1928年，并仍在它每月出版的《消费研究》杂志上评价各种各样的消费品；还有1935年建立的消费者联合会，它出版《消费通讯》。

    消费研究会和消费者联合会都很成功，有充足的资金雇用大批人员，其中包括工程师以及经过训练的检验人员和办事人员。可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它们至多只能吸引1％或2％的可能的追随者。这两个组织中规模较大的消费者联合会现在拥有大约二百万名会员。它们的存在是市场对消费者需求的一种反应。它们的规模很小，而且没有出现其他类似的机构，这表明只有少数消费者需要这类机构，并愿意为它们提供的服务付钱。大多数消费者一定正在从其他方面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并愿意为此支付费用。

    有人宣称消费者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这一论断怎么样呢，正如许多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的可耻失败所表明的，我们的回答是消费者不会被广告牵着鼻子走。埃德塞尔牌汽车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最不受欢迎的汽车，但该公司却开展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运动推销这种汽车。从根本上说，广告是做生意的一种成本，企业家都想从付出的钱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设法满足消费者真正的需要和愿望，比起试图制造人为的需要和愿望，不是更为合理吗，的确，同制造人为的需要相比，向消费者出售满足他们现有需要的商品，一般是比较便宜的。

    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所谓人为制造出来的要求改换汽车型式的愿望。可是，尽管开展了耗资巨大的广告宣传运动，福特汽车公司终究没能使埃德塞尔牌汽车成为畅销货。市场上总是有一些不经常改换型式的小汽车，如美国制造的苏珀巴牌小汽车（这种汽车是奇克牌出租汽车的仿制品）以及许多外国小汽车，但它们所能吸引的顾客一直不过是很少的百分之几而已。如果不经常改换型式的汽车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则制造这种汽车的公司就会兴旺起来，同时其他公司也会仿效它的做法。多数批评家反对广告宣传，不是因为广告宣传操纵嗜好，而是因为一般公众具有浮华庸俗的嗜好——即同批评不一致的嗜好。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光凭想象下结论，应该对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一番比较。即要货比货。如果商业广告是骗人的，那么，不要广告或者政府对广告加以控制，是否更为可取呢，至少私人商业方面有竞争，你登广告，我也可以登广告，而一牵涉到政府，就比较难于做到这一点了。政府也从事广告宣传。政府拥有数以千计的与公众联系的代理人，他们用最动听的语言介绍政府的产品。同私人企业的广告宣传相比，政府的广告宣传更加骗人。我们只要看一着财政部为出售其储蓄债券进行的广告宣传就够了。美国财政部为了出售储蓄债券特地印制了一种宣传卡片，由各家银行分发给广大顾客，上面印有以下引人进行储蓄的话：“美国储蓄债券……多么伟大的储蓄方式！”可是，在过去十几年里，凡购买储蓄公债的人都上了当。他在公债到期所得到的金额，同他购买公债所付出的金额相比，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他还得为不利的“利息”纳税。所有这一切是通货膨胀造成的，而通货膨胀则是向他出售债券的政府造成的。然而，财政部却继续散发上述宣传卡片，为储蓄债券做广告，宣称储蓄债券可以“增进个人安全”，是“自行增值的礼物”。

    有人说垄断的威胁导致了国会颁布各项反托拉斯法令，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垄断的确是一种威胁。消除这种威胁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在司法部下面设立更为庞大的反托拉斯机构或者给联邦贸易委员会拨更多的款。而是废除阻碍国际贸易的各种现有的关卡。这样，来自全世界的竞争将比各项反托拉斯法令更有效地削弱国内的垄断。英国的弗雷德·莱克无须从美国司法部取得帮助以破坏航空公司的卡特尔。日本和西德的汽车制造商迫使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生产较小型的轿车。

    对消费者的最大威胁是垄断——不论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垄断。保护消费者的最有效方法是国内的自由竞争和遍及全世界的自由贸易。要想使消费者不受单一的卖主的剥削，就必须有另外的卖主，消费者能向他购买，而他也渴望卖东西给消费者。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要比全世界所有的拉尔夫·纳德之流有效得多。

    结论

    “流泪的日子即将过去。贫民窟将只是昔日的回忆。我们将把牢房变成工厂，使监狱变成仓库和粮仓。男人将挺起胸膛，妇女将面带微笑，孩子将又蹦又跳。地狱将一去而不复返。”①

    ①赫勃特·阿斯伯里：《伟大的幻想：关于禁止的野史》（纽约州加登城：道布尔德公司，1950年），第144一145页。

    著名的福音传教士和禁酒运动的领导人比利·森代，就是以上面一段话迎接1920年禁酒运动的开始的。这场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人们突然发现真正的道德标准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目前的道德觉醒，即目前开展的保护大家不受自身侵害的运动将向何处发展。

    禁酒运动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开展起来的。酒是一种危险物。每年饮酒过度而丧生的人数，往往超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管制的所有危险物毒死的人数。但是，禁酒运动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结果是谁喝酒谁就犯有违反国家法令罪，而不得不建造新的牢房和监狱收容罪犯。艾尔·卡彭及巴格斯·莫兰得以横行一时，他们谋财害命，敲诈勒索，抢劫禁卖的酒，并且非法酿酒卖酒。那么，谁是他们的顾客？谁买他们非法供应的酒呢？一些令人尊敬的公民买他们的酒，他们虽然决不会赞同或参与艾尔·卡彭及其同伙干的那种罪恶勾当，但他们却想喝一点酒。为了喝上一点酒，他们不得不违反法律。禁酒运动没有能阻止人们饮酒。它只是使许多在其他方面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了违法者，给饮酒这件本来很平常的事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从而吸引了许多青年人。它压制了许多具有制裁作用的市场力量，这些力量通常可以保护消费者不受质量低劣的、弄虚作假的以及有危险的产品的损害。它腐蚀了监狱看守，并使道德风尚败坏。它并没有阻止酒的消费。

    在禁止使用环己基氨基磺酸盐、滴滴涕和莱特里尔方面，我们目前还远远没有造成上面那种状况。可是，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在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出售的药物方面，已经出现了某种半黑市；人们已开始到加拿大或墨西哥购买他们在美国不能合法买到的药品，正象禁酒运动期间人们为了得到一点合法的酒所做的那样。许多认真负责的医生感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使用解除病人痛苦的药品而违反法律，要么不使这种药品而严格遵守法律。

    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最终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政府有责任保护我们不受危险物的侵害，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势必要禁止人们饮酒和吸烟。如果应该由政府保护我们在骑自行车和玩火枪时免遭危除，那么根据逻辑推理，势必要禁止悬式滑翔、骑摩托车和滑雪等更加危险的活动。

    甚至主管各管制机构的人想到这种前景，也会不寒而栗。就我们其余的人说来，公众对于控制我们行为的更为极端的尝试——如要求汽车安装连锁安全装置以及提议禁止生产糖精等——的反应，充分证明我们丝毫也不需要这种政府控制。假如政府真的掌握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有关我们咽下的东西或我们从事的活动的优缺点的情报，那政府应该提供给我们这方面的情报。但政府最好还是听任我们自由选择，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第八章 谁保护工人？

    过去两个世纪里，在美国和其他经济上先进的社会里，普通工人的状况有了极大改善。今天，在上述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人从事那种繁重不堪的劳动，这种劳动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是常见的，而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现在仍然是不足为奇的。工作条件得到了改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享受假期和其他小额优惠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收入大大增加，使普通家庭得以享有早些时候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享有的生活水平。

    如果进行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促使全体工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很可能是“工会”，其次是“政府”——尽管作出“没有任何原因”或“不知道”或“没看法”的回答的人也许比前两种人要多。可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这些回答都是错误的。

    在大部分时期中，工会在美国并不重要。直到1900年，全体工人中只有３％是工会会员。甚至在今天，工会会员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仍然不到四分之一。很显然，工会不是促使美国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

    同样，在“新政”以前，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是最低限度的。政府所起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是保护自由市场的正常活动。但是，很显然，直接的政府行动不是促使全体工人的状况得到改善的原因。

    至于有人说工人状况的改善“没有任何”原因，当前工人的状况正好证明这样回答是错误的。

    工会

    滥用语言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是把“劳方”看作是“工会”的同义词——例如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词句：“劳方反对”某某提案，或“劳方”的提案如何如何。这是双重的错误。首先，在美国四分之三以上的工人不是工会会员。甚至在英国，那里的工会长期以来远比美国的工会强大，大部分工人也不是工会会员。其次，把“工会”的利益及其成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工会与其成员的利益是有联系的，而且联系密切，但有许多事例表明，工会头头常常利用合法手段或非法手段如滥用和私吞工会基金，牺牲工会会员的利益而为自己谋私利。这警告我们不要不自觉地把“工会”的利益同“工会会员”的利益等同起来，更不用说把工人整体..的利益与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

    语言的这种滥用现象是由于过高估计工会的影响和作用而产生的。工会的行动是看得见的，并且是有新闻价值的。它们常常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晚间的电视节目也常常不加删节地加以报道。而决定美国大多数工人工资的“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亚当·斯密语），则不那么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大引起注意，其结果是讨价还价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语言的上述滥用也导致了这样的信念，即工会是现代工业发展的产物。事情决非如此。实际上，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期，追溯到封建时期城市和城邦内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特有组织形式，即行会。的确，现代工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年代，追溯到大约二千五百年前希腊的医生之间达成的协议。

    公认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于公元前460年左右出生在希腊的科斯岛上，该岛距离小亚细亚海岸只有几英里之遥。当时，科斯岛是一个繁荣的岛屿，已经是医学中心。在科斯岛上研究医学之后，希波克拉底邀游远方，他作为医生，特别是因为他消灭瘟疫和流行病的本事，逐步树立了崇高的声望。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科斯岛，在该地他创立并主管了一所医学院和一个医疗中心。他教导所有希望学习的人——只要他们付学费。他的医疗中心在希腊全境出了名，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病人和医生们。

    当希波克拉底于一百零四岁（这完全是根据传说）去世时，科斯岛到处都是行医的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门徒。争夺病人的竞争是激烈的、因而毫不奇怪，必须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解决有关竞争的问题——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使医生的行为“合理化”，以便消灭“不公平的竞争”。

    所以，在希波克拉底去世大约二十年以后（这也是根据传说），医生们聚集到一起创立了行为守则。他们以自己老师的名字给守则命名为希波克拉底誓约。此后，在科斯岛上并日益遍及世界其他地方，每一个新培训的医生，在他开业之前，都要宣誓忠于上述誓约。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美国已成为大部分医学院校毕业典礼的一部分。

    象大多数职业法规、商业交易协定和工会合同一样，希波克拉底誓约充满了帮助病人的美好理想：“我将用自己的力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和判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无论来到哪一家，我都要帮助病人解除痛苦，而决不存心做损害或伤害人的事情。……”等等。

    但是，该誓约也包含着一些同上述精神不相符的内容。例如誓约上有这样的话：“我将把医术、讲稿和所有其它学问传授给我的儿子、我师傅的儿子以及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人，而不传给别人。”今天，我们也许会把这称作封闭式雇用制度（即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的前身。

    誓约还提到了患有肾结石或膀胱结石的病人，原话是这样的：“哪怕是结石病，我也决不动手术，我将交给具有这种技能的医生来处理此事。”①这可以说是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划分市场的极好协议。

    ①这誓言有各种译文，本文根据约翰·查德威克和W.N.曼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牛津：布莱克威尔公司，1950年），第9页。

    我们猜想，当医学院的毕业班宣誓时，希波克拉底在九泉之下定然不得安宁。当年，他曾经把知识传授给每一个对医学感兴趣并且愿意交付学费的人。他可能会强烈反对那种划分市场的做法。自从制定出希波克拉底誓约到今天，全世界的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竞争的危害，一直采用了这种做法。

    美国医学协会很少被看作是工会，人们认为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普通工会的范围。它向其会员及整个医学界都提供重要的服务。然而，它实际上是工会，而且我们认为，是我国最成功的工会之一。几十年来，它缩减了医生人数，抬高了医疗费用，同时阻止了来自外行业的人同“受过正式训练并宣过誓的”医生们相竞争——自然，这一切在名义上都是为了帮助病人。关于这一点，本书无须重复的是，医学界领导人确实真诚地相信，限制从医人数对病人有好处。现在，我们大家已逐步熟悉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为自己谋福利就是为社会谋福利。

    随着政府在医疗事业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承担越来越多的医疗费用，美国医学协会的势力日趋衰落。另一垄断集团即政府官僚集团正在取代它。我们认为，这种结果部分地是由该协会本身采取的行动造成的。

    医疗事业方面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未来将得到什么样的医疗以及为此将付出多少费用可能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本章讨论的是工人。不是医疗事业，因此我们只讨论与工会有关的医疗事业方面的一些经济问题，从而说明运用于所有工会活动的原理。我们将把医疗事业目前遇到的其他一些重要而使人迷惑不解的各种问题暂且放在一边。

    谁得到了好处？

    医生在美国属于享有最高报酬的劳动者。这种状况对于已经从工会得到好处的人们说来并不是例外情况。尽管人们经常得到的印象是，工会保护低工资工人免受雇主的剥削，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最成功的工会总是这样一些工会，其会员从事的职业需要熟练的技能，不论有没有工会，他们的工资都比较高。这类工会只是使本来已经很高的工资更高。

    例如在美国，航空公司驾驶员每周工作三天，1976年他们的平均年薪是五万美元，而且这以后又有相当大的提高。在一份题为“航空公司驾驶员”的研究报告中，乔治·霍普金斯写道：“今天飞机驾驶员惊人的高薪金，与其说来自他们承担的责任或他们掌握的技术，不如说来自他们通过工会获得的受到保护的地位。”①

    ①①乔治·E.霍普金斯：《航空公司驾驶员：对杰出人物工会的研究》（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1页。

    在美国，最老的传统工会是行业工会，如木匠、水管工、泥水匠等工人组织的工会，他们同医生一样，也是技术熟练、工资较高的工人。最近，发展最快的工会——而且的确几乎是唯一有所发展的工会——是政府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警察、卫生工作者以及其他各种政府雇员）组织的工会。纽约市的市政工人工会，通过把该城市推到破产的边缘显示了它们的力量。

    中小学教师和市政雇员的情况，说明了一条在英国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证明的一般原理。他们的工会不直接同支付他们会员薪金的纳税人打交道，而同政府官员打交道。纳税人和工会与之打交道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愈松弛，政府官员和工会相互勾结牺牲纳税人利益的趋势就愈益加强——这是某些人把另一些人的钱用之于第三者身上的另一个例子。这就是为什么纽约等大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比小城市中的市政工人工会强大的原因，同时也是随着政府对学校活动和教育经费的控制日益集中化，日益脱离地方政府，中小学教师的工会越来越强大的原因。

    同美国相比，英国政府对更多的工业部门实行了国有化，其中包括煤炭工业、公用事业、电话和医院。在英国的国有化工业部门中，工会一般特别强大，劳资问题也最为严重。同样的因果关系也反映在美国邮政工人工会的力量中。

    假定强大的工会的会员工资比较高，明显的问题就是：是因为工会强大，会员们才得到高工资呢；还是因为会员的工资高，工会才强大，为工会辩护的人宣称，会员的高工资可以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而且，一当全体工人都是工会会员时，所有工人都将领取高工资。

    然而情况是复杂得多的。极为熟练的工人的工会无疑地能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可是，不论怎样都会得到高报酬的人，在组织强有力的工会方面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而且，工会提高某些工人工资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普遍实行工会制度会提高全体工人的工资。正好相反，这是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强大的工会能为其会员赢得利益，首先是靠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了解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即需求法则：某种东西的价格愈高，愿意购买它的人就愈少。使某种劳动较为昂贵，这种劳动提供的工作机会就会减少。使木匠活较为昂贵，则建造的房屋减少，并且所造的这些房屋会采用木匠活不多的建筑材料和方法。提高航空公司驾驶员的工资，乘飞机旅行将变得更贵。乘飞机的人将会减少，因此对于航空公司驾驶员来说就业机会也会少一些。反过来说，减少木匠、飞机驾驶员的人数，他们就会得到较高的工资。缩减医生的人数，他们就能收取较高的酬金。

    一个成功的工会可以减少它所控制的工作机会。其结果是，希望按照工会的工资标准获得这类工作的某些人，就不会达到目的了。他们被迫转向别处。更多的工人会寻找其他工作，压低了这些工作的工资。普遍组织工会不会改变这种局面。这对于找到职业的人意味着高工资，与此同时，对于其他人则意味着更多的失业。更为可能的是，会出现一些强大的工会和弱小的工会，强大工会的会员会象现在这样，在损害弱小工会会员利益的情况下得到较高工资。

    工会领导人经常说可以通过减少利润来提高工资。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富余的利润来提高工资。美国的全部国民收入目前约有80％用于支付工资、薪金和小额优惠。余额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租金和贷款的利息。公司利润——这是工会领导人常常提到的——总额不到国民收入的10％。这还是纳税前的利润。纳税以后，公司利润大约是国民收入的６％。即使全部利润都投放进去，也几乎不可能使所有人都领高工资。而且，这不啻于杀鸡取蛋。最低限度的利润，为投资于工厂和机器以及发展新的产品和新的方法，提供了刺激。这种投资和这些革新，近几年来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并为高而又高的工资准备了必要的资力。

    提高某些工人的工资必然损害其他工人。将近三十年以前，我们当中有人曾经估计，在我国平均约有10－15％的工人，通过工会或者类似美国医学协会这样的组织，得以使他们的工资比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多提高了10－15％，而另外85—90％的工人挣得的工资则因此而减少了大约４％。最近的研究表明，现在的情况大体上仍然是这样。①高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高，低工资的工人工资越来越低。

    ①①米尔顿·弗里德曼：《论工会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见大卫·麦科德·赖特编的《工会的影响》（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51年），策204-234页。十多年以后，H．G．刘易斯经过更详细和更广泛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估计，见其著作《美国工会主义和比较工资》（芝加哥：乏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5页。

    我们所有的人，包括由工会高度组织起来的人们，作为消费者，由于工会会员的高工资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而间接地受到损害。对于包括木匠在内的每一个人说来，房屋的售价太高了。工会阻挠工人运用他们的技能生产价值最高的东西，工人被迫从事那些生产率较低的活路。对于我们全体说来，可得到的物品的总量，比应有的数量要少。

    工会力量的来源

    工会为什么能够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工会力量的基本来源是什么？回答是：工会可以缩减可得到的就业机会，换言之，可以缩减适于从事某类工作的人数。通常在政府协助下，用实行高工资率的办法，工会得以缩减就业机会。同样在政府协助下，主要是通过发给许可证的方式，工会得以缩减合用者的人数。工会偶尔还同雇主相勾结，对其会员所生产的产品实行垄断，以这种办法来增加其力量。

    实行高工资率。如果工会可以设法使承包人支付给水管工或木匠的工资不少于，比如说每小时十五美元。那将会减少这方面的就业机会。当然，这也将增加愿意从事这类工作的人数。

    假定目前可以实行这种高工资率。那么，必须采取某种办法来在寻求这种有利可图的工作的人们中间分配有限的就业机会。已采用过的许多方法包括：搞裙带关系，即把工作保留给家庭成员；按照资历和学历招工；超额雇用工作所需要的人员，即随便安排工作；以及不折不扣的行贿受贿。由于牵扯到很多利害关系，因而采用哪种方法对于工会来说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某些工会不允许在公开会议上讨论有关资历方面的规定，因为这种讨论常常引起殴斗。为了优先获得工作而向工会官员们付酬金，是一种普通的行贿形式。工会采取的种族歧视措施虽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但仍然是分配工作的另一种方法。如果申请工作的人过多，供分配的工作有限，则招工方法必定是武断的。用偏见及类似的不合理的方法来解决把谁关在门外的问题，这种做法常常得到“已入会者”的大力支持。种族和宗教歧视也渗入到了医学院校的入学方面，原因同上面一样，即可接受的申请者过多，因而需要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

    让我们再来看工资率，工会采用什么方法实行高工资率呢？一种方法是采取暴力行动或以暴力相威胁：宣称如果雇主雇用非工会会员，或付给工会会员的工资低于工会指定的工资率，将毁坏雇主的财产或者殴打他们；宣称如果工人同意为较低的工资干活，就揍他们或破坏他们的财产。这就是工会在进行工资调解和谈判时，为什么经常伴随有暴力行为的原因。

    一种更为容易的方法是取得政府的帮助。正因为这个缘故，工会都把总部设在华盛顿美国国会的附近，而且在政治活动上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霍普金斯在有关航空公司驾驶员工会的研究报告中特别提出：“该工会得到了联邦立法的充分保护，使职业航空公司驾驶员实际上成了受国家保护的人。”①

    ①霍普金斯：《航空公司驾驶员》，第2页。

    政府帮助建筑工人工会的主要形式是戴维斯一培根法案，该联邦法令规定，凡是同联邦政府签订有价值二千美元以上合同的承包人，支付的工资率不得低于有关地区由劳工部长决定的“同等工人和技工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实际上，“在决定工资的绝大多数场合……不论建筑面积和种类如何，普遍享有的工资率”往往被规定为工会的工资率。①②后来，这一有关工资率的条款写进了其他许多有关联邦政府援建项目的法令，写进了三十五个州（截至1971年）颁布的有关建筑开支的法令，从而扩大了上述法案涉及的范围。②实施这些法令的结果是，政府对于大量建筑活动实行了工会的工资率。

    ①约翰·P．古尔德：《戴维斯-培根法案》，第15号专题研究（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71年11月），第10页。

    ②同上，第1、5页。

    甚至使用暴力暗中也包含有政府的支持。一般说来，在劳资争议中公众是同情工会的，这导致了政府当局容忍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容忍的行为。在劳资争议中，某人的小汽车被推翻，工厂、商店或住家的窗子被捣毁，甚或有人遭到殴打并严重受伤，肇事者不大可能被罚款，更不用说去坐牢了，但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发生同样的事情，情形就不一样了。

    政府实行工资率的另一套措施是最低工资法令。颁布这些法令据说是为了帮助低收入者。其实，它们损害了低收入者。要求颁布最低工资法令的压力，来自那些在国全面前作证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这些人不是贫苦人民的代表。他们主要是劳联－产联以及其他劳工组织的代表。在这些工会中，没有一个会员挣得的工资接近法定的最低工资。尽管有一套关于帮助穷人的漂亮话，但他们主张提高最低工资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其工会的会员免受竞争的危害。

    最低工资法令要求雇主们歧视技术低的人。没有人这么明说过，但事实确实是如此。且以受教育很少而没有什么技能的青少年为例，其劳务比如说每小时仅值二美元。他或她也许渴望为这种工资干活，为的是掌握较多技能，从而得到较好的工作。但最低工资法令宣称，只有雇主愿意付给他或她（在1979年）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这样的人才能受雇。也就是说，除非雇主愿意仁慈地把九十美分加到青少年劳务所值的二美元上面，否则他们是不会被雇用的。青年人因不能得到每小时二点九美元而失业，反而说这种境况比接受每小时二美元的工资而就业要强些，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青少年特别是黑人青少年的很高的失业率，既是一种耻辱，又是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根源。青少年失业率的增加主要是最低工资法令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四十美分。战时的通货膨胀曾使这个数目低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此后最低工资急剧上升，1950年升至七十五美分，1956年上升到一美元。五十年代初期，全体工人的失业率大约为４％，青少年的失业率平均为10％——对于刚加入劳动大军的人们说来，10％的失业率也许比人们预料的稍微高了一些。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大致相等。在最低工资率急剧提高之后，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扶摇直上。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在白人和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之间出现了差距。目前，白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15－20％之间，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在35－45％之间。①我们认为，在所有法令中，最低工资率法令是最歧视黑人的一项法令。政府先是开办中小学，其中许多青年人，特别是黑人青年，所受的教育很差，以致他们未能掌握必要的技能从事工资较高的工作。随后政府再一次惩罚了他们，阻止他们为了得到在职训练而为低工资干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帮助穷人的名义下进行的。

    ①参看耶尔·布罗曾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最低工资率》（美国首都华盛顿：自由社会协会，1966年4月）；菲尼斯·韦尔什：《最低工资：争议和证据》（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78年）；《总统经济报告》，1979年1月，第218页。

    限制人数。实行工资率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限制可能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数。当雇主众多，难于实行某种工资率时，这种方法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医疗事业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某工会的大量活动是以限制开业医生为目的的。

    正象实行工资率一样，要想在限制人数方面获得成功，通常需要政府的帮助。在医疗事业中，发放医生开业许可证是关键问题：凡想要“行医”的人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不用说，只有医生有可能被认为有能力判断医生候选人的资格，因此各州（在美国，发放许可证的工作在州政府的管辖权限之内，联邦政府不管此事）签发执照的部门通常由清一色的医生组成，或者医生占优势，这些医生一般又是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

    上述主管部门或州的立法机关提出了批准许可证的各项具体条件，实际上是让美国医学协会来左右获准开业的人数。条件包括：必须受过长期的训练，必须毕业于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并在某一“得到政府批准”的医院担任过实习医生。绝非偶然，“得到政府批准”的学校和医院的名单，一般是与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和医院委员会公布的名单完全相同的。任何学校如不得到美国医学协会的医学教育委员会的批准，是建立不起来的，或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维持很久。得到批准有时需要按照该委员会的意见限制医生人数。

    在经济压力特别大的三十年代萧条时期，有组织的医学界显示了限制从医人数的巨大力量。尽管当时从德国和奥地利（那时都是先进医学的中心）涌入了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难民。但希特勒上台后的五年中，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外国医生，并不比前五年多。①

    ①参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西蒙·库兹内茨：《独立职业行当的收入》（纽约：国家经济研究局，1945年），第8－21页。

    营业执照的发给被广泛用来限制各种职业的从业人数，特别是医学等职业的从业人数，在这类职业中有许多单个的开业医生，他们同大量的个别主顾打交道。象在医学中一样，主管发放执照的部门，主要是由该行业持有营业执照的成员组成——不论他们是牙医、律师、整容专家、航空公司驾驶员、水管工，还是殡仪业者。没有哪个职业如此冷僻，以致无须用发给执照的办法来限制从业人数。据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说：“在某州议会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职业集团纷纷要求发给执照，其中有拍卖人、采矿者、房屋改建承包商、宠物饲养人、电学家、性病医生和性生活顾问、数据处理者、估价人以及电视机修理人。夏威夷州签发文身艺术家执照。新罕布什尔州签发避雷针推销员执照。”①签发各种执照的理由总是一样的：保护消费者。然而，要发现真正的理由，我们得看一看在各州议会里是谁在为实行或巩固营业执照制度进行游说。游说者一律是有关从业人员的代表，而不是顾主的代表。千真万确，水管工也许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顾客。然而，当水管工在背后竭力谋取合法权力以决定谁可以当水管工时，就难以把他们对顾客的利他主义的关心看成是主要动机了。

    加强对本行业就业人数的限制，同时增加领有执照的开业者的业务，各有组织的职业集团总是千方百计使其业务活动范围规定得尽量宽一些。

    ①迈克尔·佩茨丘克：《需要和收入》，载《管理》杂志，1979年3月/4月。实施脊柱按摩疗法和整骨术。

    通过签发执照限制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数，其结果之一是创造出了一些新学科：例如在医学中出现了整骨术及脊柱按摩疗法，这些医疗科目试图采取发给执照的办法，限制其人数。美国医学协会已提出许多诉讼，指控一些脊柱按摩医生及整骨医生非法开展其他医疗业务活动，企图把他们限制在尽可能狭小的营业范围之内。而脊柱按摩医生和整骨医生则控告其他医生没有得到执照就实施脊柱按摩疗法和整骨术。部分地由于新的高度精密的手提设备的出现，最近在各类居民区中发展起一种新的保健服务项目，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提供急救服务。这类服务有时由市政府或市政府的一个机构提供，有时由不折不扣的私人企业提供，这类机构的人员主要是医务辅助人员，而不是持有执照的医生。

    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个附属于城市消防队的上述私人企业的老板乔·多尔芬，描述该企业的效能如下：

    在我们服务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地区，这是一个拥有五十八万人口的县，在提供急救服务以前，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通过住进医院而活过来并且病愈出院的不到１％。提供急救服务以后，仅在头六个月中，23％的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被成功地救活了，他们病愈出院并且回到了社会生产岗位上。

    我们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实说明了一切。然而，说这同医学界有关系有时是很困难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更为一般地说，导致工人停工一个最经常的原因，是所谓管辖范围争议，即有关各职业业务活动范围的争议。曾采访过我们的一个广播电台记者，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强调采访要短，以便在他的盒式录音机的录音带上只录一面。翻录音带的工作必须留给电工工会的一个会员去做。他说，如果他自己把它翻过来，当他回到广播电台时，录了音的磁带会被洗掉，采访就白费了。这种行为正同医生反对辅助医务人员提供急救服务一样，并且其动机也是一样的：增加对一个特殊集团的服务的需求。

    工会和雇主的勾结。工会有时通过帮助工商企业联合起来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来增强自身的力量，而规定价格或者分配市场等活动在反托拉斯法令条件下对工商企业说来是违法的。

    从历史上说，三十年代的采煤业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例。当时的两个格费伊煤炭法案试图为煤矿经营者共同规定价格的行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当三十年代中期第一个法案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法案时，约翰·Ｌ·刘易斯以及他所领导的美国矿工联合会挺身担负起了重担。每当开采出来的煤炭量多到似乎将迫使价格下跌时，刘易斯就与采煤工业进行默契般的合作，通过号召罢工或停工，控制产量并从而控制价格。正如一个煤业公司的副董事长在1938年指出的：“他们（美国矿工联合会）已做了大量事情来稳定烟煤工业，并尽力使该工业能够继续盈利。虽然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他们按上述方式所作的努力……比起煤矿经营者自己的努力……要稍许更加有效一些。”①

    ①瓦利·坎普煤炭公司执行副经理威廉·泰勒，引自梅尔文·杜波斯基和沃伦·范‘蒂恩的《约翰·L．刘易斯传》（纽约：方形丛书和纽约时报图书公司，1977年），第377页。

    利益在经营者和矿工之间被瓜分了。矿工得到了高工资，这自然意味着更多的机械化和较少的矿工被雇用。刘易斯明确承认这种结果，并且更愿意接受这种结果——他把受雇的矿工的高工资看成是对受雇人数减少的一种充分补偿，假如受雇者都是该联合会会员的话。

    矿工联合会之所以可以起这种作用，是因为工会不受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限制。利用这一便利条件从事非法活动的工会，与其说是工人组织，倒不如说是出售使整个行业卡特尔化的劳务的企业。卡车司机联合会也许是最受人注意的工会。关于詹姆斯·霍法以前的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戴维·贝克（两人都已入狱），有一个或许不足凭信的故事。当贝克与华盛顿州的各啤酒厂就啤酒厂卡车司机的工资进行谈判时，他被告知他所要求的工资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东部啤酒”的价格会因此而低于华盛顿州的啤酒价格。他问东部的啤酒应该是什么价格，才能接受他要求的工资。有人回答说，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应该是Ｘ美元。据说他当时许下愿：“从今后东部啤酒每箱的价格保准会变成Ｘ美元。”

    工会可以而且的确经常为其会员提供有用的服务，例如：就会员的就业条件同雇主进行谈判，反映会员的疾苦，以及使会员感觉到有所依附，有所作为。作为自由的信仰者，我们赞成给予人们最充分的机会，自愿组织工会，并且认为工会可以提供会员所希望并愿意为此出钱的任何服务，只要工会尊重其他人的权利而且不使用暴力。

    然而，工会以及职业协会等组织，并没有依靠严格自愿的活动和全体会员来达到其公开宣布的主要目标，即提高会员的工资。工会及类似的组织在使政府给予它们特权与豁免权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些特别权利使他们在牺牲其他工人和全体消费者利益的条件下，得以让它们的某些会员和官员受益。总的说来，受益者的收入要比受害者的收入高许多。

    政府

    除了保护工会会员之外，政府还通过了旨在一般地保护工人的大批法令：向工人提供补偿费的法令，禁止雇用童工的法令，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法令，建立保证实行公平就业的各种委员会的法令，促进积极行为的法令，建立调节就业的联邦安全和卫生管理局的法令，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法令。

    某些措施对工作条件的改善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大多数法令，如工人补偿费法令和童工法，在它们颁布以前，就已体现在人们的自觉行动中了，颁布这些法令也许只是对边远地区具有实际意义。其他法令，你知道后不要感到惊奇，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害处。它们在减少普通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同时，却为某些工会和雇主提供了权力的来源，为官僚们提供了官职的来源。安全和卫生管理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可怕的官僚主义机构，人们已对它怨声载道。正如最近流传的一个笑话所说：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知道需要多少美国人安一个电灯泡吗？另一个人回答说：需要五个人，一个人安灯泡，四个人填写环境影响报单以及安全和卫生管理局要求的各种报告书。

    政府确实在很好地保护一类工人，即由政府雇用的工人。

    马里兰州的蒙特戈梅里县，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半小时的路程，是许多高级文职人员的住宅区。在美国所有的县份当中，该县是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蒙特戈梅里县每四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为联邦政府工作的。他们不担心失业，有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薪金。退休后，他们享有文职人员养老金，这种养老金也同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并且不依赖于社会保险。许多人又极力取得领取社会保险金的资格，成了所谓拿双份养老金的人。

    上述高级文职人员在蒙特戈梅里县的许多邻人，或许是大多数邻人，作为国会议员、院外活动人员、同政府订有合同的公司的董事长，也与联邦政府有某种联系。同华盛顿周围的其他住宅区一样，蒙特戈梅里县的发展是迅速的。最近几十年中，政府已变成了一种十分可靠而且发展很快的行业。

    所有文职人员，甚至低级文职人员，都受到了政府的良好保护。根据大多数的研究报告，他们的平均薪金要高于同等私人企业雇员的薪金，并且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他们享有大量的额外优惠，而且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职业安全感。

    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所说：

    当（文职人员）管理规章激增，录满二十一大本，堆起来高达大约五英尺的时候，政府主管人员感到越来越难于解雇雇员了。与此同时，提级和增加工资则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几乎没有刺激、不受任何人控制的官僚统治机构。……

    去年符合增加工资条件的一百万人当中，只有六百人的工资没有增加。几乎没有一个人被解雇；去年丢掉工作的联邦工作人员不到1％。①

    ①卡伦.埃利奥特.豪斯：《推不动的司局：文官条例可能埋葬卡特提高效率的努力》，载《华尔街日报》，1977年9月26日，第1页，第1栏。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事例：1975年1月，环境保护局一名打字员上班一贯迟到，以致他的上司要求将他解雇。这件事办了十九个月。如果把记录有关步骤的纸张连在一起，足有二十一英尺长。为了满足所有规章制度方面的要求，满足所有劳资协议上的要求，缺少哪一步骤也不行。

    卷入这一过程中的有这个雇员的顶头上司、局长和副局长、人事处长、局内该部门的主管人、两名雇员关系专家、专门的调研办公室以及该办公室主任。不用说，这一大串官员为此而做工作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的。

    在州和地方政府各级，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在许多州以及象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大城市中，情况或者同联邦政府相类似，或者比联邦政府还要糟糕。纽约市落到它目前实际上的破产状态，主要是由于市政雇员工资的急剧增长，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对提早退休人员给与优厚的养老金。在拥有大城市的各州，政府雇员的代表常常是州立法机关中的主要特殊利益集团。

    没人提供保护

    以下两种工人是得不到任何人保护的：一种是仅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工人，另一种是没有任何可能的雇主的工人。

    那些实际上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报酬，因为他们的技能实在罕见，价值极高，只有一个雇主能够加以充分利用。

    我们三十年代学习经济学时，教科书中的标准例子是棒球大王巴比·鲁思。他作为棒球之王译名叫做“最佳击球手”，他是那个时代最最受人欢迎的棒球选手。当时有两个主要的棒球俱乐部，不论鲁思为它们中的哪一个打球，都能使运动场卖满座。纽约扬基俱乐部恰巧拥有最大的运动场，因而它可以比任何其他俱乐部付给鲁思更多的钱。结果，扬基俱乐部实际上成了他唯一可能的雇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比·鲁思不能获得高薪金，但确实意味着没有人保护他；他不得不同扬基俱乐部讲价钱，把不为他们打球作为他进行威胁的唯一武器来使用。

    没有可能选择雇主的人大都是政府措施的受害者。其中一类人我们已经提到过，即那些由于法定最低工资而找不到工作的人。正象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政府措施的双重受害者：低劣的教育加上高额最低工资，后者阻碍了他们获得在职训练。

    依靠政府救济的人多少处于相似的境地。只有当他们能挣到的收入足以补偿救济金或其他政府补助的时候，就业才对他们有利。但他们的劳务也许对于任何雇主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七十二岁以下的依赖社会保险津贴生活的人，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他们可以挣得超过某一限额的收入，他们就会失掉其社会保险津贴。这就是近几十年超过六十五岁而仍然工作的人所占的百分比，为什么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对男性来说，这一比重由1950年的45％下降为1977年的20％。

    其他的雇主

    许多雇主的存在，可以为大多数工人提供最可靠而且最有效的保护。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的人，几乎或者根本得不到保护。保护工人的是那些愿意雇用工人的雇主。雇主对工人劳务的需求，使得他们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向工人支付其工作的全部价值。如果某一雇主不愿交付，另一雇主会支付。真正保护工人的，正是这种争夺工人劳务的竞争。

    当然，其他雇主的竞争有时激烈，有时不激烈。一些机会会相互冲突，而另一些机会却不被人们所知。雇主要找到理想的受雇者，受雇者要找到理想的雇主，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的世界并非尽善尽美的世界，因而竞争不能提供十全十美的保护。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工人说来，竞争是迄今被人们所发现或发明的最好的，也即害处最少的保护。

    竞争的这种作用是我们一再提到的自由市场一种特性。其他雇主的存在保护了工人免受其雇主的剥削，因为他可以到别处干活。其他工人的存在保护了雇主免受工人的剥削，因为他可以雇用别人。其他卖主的存在保护了消费者免受某一卖主的剥削，因为消费者可以到别的商店买东西。

    我们的邮政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长途火车服务质量为什么低劣，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为什么低劣，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只能从一处得到上述服务。

    结论

    当工会用限制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办法来为其会员获取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其他工人的利益获得的，这些工人发现他们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当政府向其雇员支付较高工资时，这种较高工资是通过损害纳税人的利益获得的。但是，当工人们通过自由市场获得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时，当工人的工资由于各厂商为得到最好的工人彼此进行竞争，由于工人们为得到最好的工作彼此进行竞争而增加时，这种较高工资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种较高工资只能来自较高的生产率、较大的资本投资以及更加广泛推广的技能。整个馅饼是增大了——不仅工人得到的份额增大，而且雇主、投资者、消费者乃至税收官员得到的份额也增大了。

    这就是自由市场制度在全体人民中间分配经济进步的果实的方式。这就是过去两个世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巨大改善的秘密所在。

 第九章 通货膨胀的医治

    先让我们比较一下两张差不多大小的长方形纸片。一张的背面大部分是绿颜色，正面有一幅林肯像，在这纸片的每一个角上印有数目字“五”，还有些别的图案。你用这纸片可以换到一定数量的食物、衣服或其他货物。人们将愿意和你做这种交易。

    另外一张纸片也许是从一本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剪下来的，正面可能也印有一幅画像、一些数目字和其他图案。背面可能也是绿颜色的。可是它却只适于点火。

    不同在哪里呢，五美元的钞票上面印的东西解答不了这个问题。上面只是简单地印着“联邦储备券／美利坚合众国／五美元”，还有些小字：“本券为合法货币，可偿付一切公债和私债”。不多年以前，在“美利坚合众国”和“五美元”之间还有“可兑现”字样。看来这能说明两张纸片之间的区别。但它只是意味着，如果你到联邦储备银行要求出纳员兑现，他将给你五张同样的纸片，只是那数目字“五”换成了“一”，林肯的像换成了华盛顿的像。如果你从换得的五张纸片中拿出一张进一步要出纳员兑换，他会给你一些硬币。如果你把这些硬币熔化掉（尽管这样做是非法的），当作金属出售，肯定卖不到一美元，现在票子上印的字样虽然同样不说明问题，但至少是比较老实的。合法货币的含义是，政府将接受它作为向它偿债和纳税之用，法院将承认它们可以清偿按美元计算的债务。为什么私人进行货物和劳务的交易时也应该接受它们呢，

    简单些回答，这是因为接受它们的每一个人都相信别人也会接受。这些绿色纸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大家都认为它们有价值，是因为经验告诉大家它们有价值。要是没有一种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或这种媒介的数量不够多），美国就只能运用它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一小部分；然而，大家共同接受的交易媒介的存在，却依赖于某种约定俗成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接受了一种从某种观点看来不过是虚构的东西。

    但不论是约定俗成还是虚构，都不是脆弱的东西。相反，拥有一种共同的货币是非常有用的，以至人们即使在信念受到极严重的挑战时也仍然死抱住这种虚构不放。我们将要看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货币发行者得以从通货膨胀中得到好处，从而诱使他们造成通货膨胀。但也不是说这种虚构是不可摧毁的：“不值一文”（notworthatial）这个短语，使人想起美国大陆会议为了支持美国革命而过量发行的大陆货币的虚构是怎样被摧毁的。

    虽然货币的价值是虚构的，但货币却具有非常有用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也只是一层面纱。决定一个国家财富的“真正的”力量，是它的公民的能力、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以及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式等等。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一百多年以前写道的，“简言之，在社会经济中，没有什么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比货币更不足道的了；它仅仅是一种发明物，用来节省时间和劳动。它是一种机器，用来把事情办得便捷，没有它，同样能办事，只是不那么便捷罢了。而且它同其他许多机器一样，一旦出了毛病，就只发挥它特有的、独立的作用。”

    这样描述货币的作用完全正确，只是我们的承认，社会拥有的发明物，哪一件出毛病时也没有货币造成的危害大。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个例子：大萧条，那时由于急剧减少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本章讨论的是相反的、更常发生的情况：由于急剧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

    货币种种

    历史上，曾有许多东西被当作货币。“金钱”（peiary）这个词，来自拉丁文中的“pecus”，意为“牛”。牛是许多曾充当货币的东西之一。其他还有盐、丝、毛皮、鱼干儿以至羽毛，在太平洋的雅浦岛上，人们曾用石头当货币。贝壳和珠子是用得最广的原始货币。在纸片和会计用的笔取得胜利以前，在比较先进的经济中，金属——金、银、铜、铁、锡——曾经是使用最广泛的货币。

    所有这些曾用来充当货币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在特定的地方和时间，人们接受它来交换货物和劳务，相信别人也同样会接受。

    美洲早期的定居者用来同印第安人作交易的“瓦姆庞普”（um）就是一种贝壳，与非洲和亚洲使用的贝壳相类似。美洲殖民地使用过的一种最有意思、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货币，是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使用的烟草货币：“1619年7月31日〔约翰·史密斯上尉登上美洲，在詹姆斯敦建立起在新世界的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之后十二年〕，弗吉尼亚州第一届议会通过的第一个法律就是关于烟草的，它规定‘上等烟草的价格为三先令一磅，次等烟草的价格为十八便士一磅。’……烟草成了当地的货币。”①

    ①安德鲁·怀特：《货币与银行业》（波士顿：吉思公司，1896年），第4和6页。

    烟叶在各个时期都被宣布为唯一合法的货币。直到美国革命以后很久，将近两个世纪的一段时期，烟草一直是弗吉尼亚州及其邻近殖民地的主要货币。殖民者就用它来购买食物、衣着，用它来纳税——甚至用它来买新娘子：“弗吉尼亚州的作家威姆斯牧师说，每当有船从伦敦到达的时候，去看看漂亮的弗吉尼亚小伙子们个个挟着一捆上好的烟草跑到岸边，每人带回一个美丽而贤惠的年轻妻子，是令人开心的事。”①另一位作家引用了这段话之后说，“他们一定既漂亮又高大，才能挟着一捆一百到一百五十磅重的烟草飞跑。”②

    当时烟草和货币同时流通。它最初按英国货币规定的价格高于种植它的成本，于是种植者就一心一意的种，产量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应量不仅表面上有所增加，而且实际上确实增加了。与通常的情况一样，由于货币供应量比可以买到的货物和劳务的数量增加得快，因而发生了通货膨胀，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急剧上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这场通货膨胀结束时，按烟草计算的物价上涨了四十倍。

    烟草种植者对这场通货膨胀极为不满。按烟草计算的其他东西的价格如果上涨，烟草能够购买的货物量就会减少。按货物计算的货币的价格，是按货币计算的货物价格的倒数。自然，烟草种植者要求政府提供帮助。于是通过了一项又一项法律，禁止某些人种植烟草；要求毁掉一部分已收获的烟草；禁止种植烟草一年。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最后，人们自己行动起来，结成一帮一伙，跑到乡下去毁坏地里的烟草：“破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议会在1684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这些破坏分子的行动极其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他们的目的是颠覆政府。同时宣布，如果有八个以上的人纠合在一起毁坏烟草田，就要判他们叛国罪，处以死刑。”③

    ①罗伯特·查默斯：《英国殖民地通货史》（伦敦：艾尔和斯波蒂斯伍德公司为皇家驻军办事处印，1893年），第6页脚注，引自更早的出版物。

    ②A．欣斯顿·奎金：《原始货币概论》（伦敦：梅修思公司，1949年），第316页。

    ③怀特：《货币与银行业》，第9－10页。

    烟草货币生动地说明了一条最古老的经济学法则，即格雷欣法则：“劣币逐良币。”烟草种植者在纳税或者支付其他按烟草计算的债务时，自然用质量最差的烟草，而保留质量最好的供出口，以换回“硬”货币，即英镑。结果作为货币而流通的往往是质量低劣的烟草。人们挖空心思把烟草弄得样子好一点：“马里兰州在1698年发现有必要通过法律来防止人们弄虚作假，人们经常在大桶的上面盖一层好烟叶，而下面塞的却是甘蔗叶。弗吉尼亚州在1705年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显然并没有解决问题。”①

    “1727年烟票合法化后，”质量问题才有所缓和。“所谓烟票在性质上同存款单相类似，由验收人员签发。法律规定它可以在签发烟票的库房所在地区流通，并可以用它偿还一切债务。”②尽管实行烟票制的弊病很多，“但直到十九世纪前夜，这种收据却起到了通货的职能。”③

    这并不是最后一次把烟草当作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和日本的集中营里，人们曾广泛地拿纸烟作为交易的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军当局对德国的法定货币规定了远远低于收盘水平的最高限价。结果使德国的法定货币丧失了作用。人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作交易，小交易用纸烟作媒介，大交易用法国白兰地酒作媒介——无疑，这两种东西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为流通的货币。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货币改革结束了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而又具有破坏性的——插曲。④

    ①C．P．内特尔斯：《1720年前美洲殖民地的货币供应》（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1934年），第213页。

    ②怀特：《货币与银行业》，第10页。

    ③保罗·艾因奇格：《原始货币》，增订第2版（牛津和纽约：佩尔加蒙出版社，1966年），第281页。

    ④参看第二章。

    弗吉尼亚烟草货币所表明的一般原则，在当代仍然适用，虽然政府发行的纸币和叫做存款的簿记项目，取代商品统库房的进货收据，成了社会的主要货币。

    现在仍然同当初一样，如果货币数量增加的速度，超过能够实到的货物和劳务数量增加的速度，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按这种货币计算的物价就会上涨。这同货币量为什么增加不相干。在弗吉尼亚州，烟草货币量增加，产生了按烟草计算的物价的上涨，是因为用劳动和其他资源生产烟草的成本急剧降低了。在中世纪的欧洲，金银是主要的货币，按金银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西班牙从墨西哥和南美洲弄来的贵金属充斥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中叶，世界范围按黄金计算的物价上涨，是因为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后来，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1914年，物价上涨是因为成功地在商业上应用了氰化处理法，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从低品位矿石——主要是在南非——中提取黄金。

    今天，大家接受的交易媒介，不同任何商品发生关系，在各大国，货币量由政府决定。政府，也只有政府，应对货币量的迅速增加负责。这个事实是造成人们目前对于通货膨胀的原因和治法众说纷坛的主要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