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eepoo

目录
楔子：20年前的寻找 一、发现径肚村 二、小松树下的孤坟
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一节 浅浅的界河 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共高层最初的决策 二、“隔岸村惨案” 三、深港边境三道防线的建立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
第四节 荷叶塘故事——一个地主后代的回忆
第五节 强扭的瓜不甜——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一、新中国的集体化尝试 二、宝安县的反“退社风”运动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第一节 三十年牛郎织女：文素巧寻夫
第三节 逃港的广州女大学生
第四节 “木脑壳”八次逃港传奇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一节 “六二”大逃港为什么会发生 一、历史怎样让毛泽东失误——从莫斯科会议到“三面红旗” 二、狂热的深圳河 三、从“反瞒产”到“大饥荒”
第二节 逃港：饥荒中的出路 一、毛泽东尝到了“苦果” 二、“六二”大逃港的形成
第三节 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 一、“陶铸派我去宝安” 二、东莞和宝安的民兵排长为什么逃港 三、“不行，我们得去找省委” 四、从陶书记手上要到了特殊政策 五、最早的“对外开放”是这样搞起来的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一、大饥荒旋风刮过神州大地 二、中英士兵持枪对峙 三、大军区政委亲令撤岗哨 四、“钦差”密访香港 五、广州火车站告急 六、总理致电：赶快收 七、究竟逃了多少人？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一节 涌过边界的洪流 一、被尘封的历史 二、逃港大军撼动香港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 一、华山救亲与港警大搜捕 二、万名市民以身阻车队
第三节 梁成功九龙寨奇遇
第四节 暴雨下的冤魂 一、边界大惨剧 二、饥饿，你懂得是什么滋味吗？ 三、铁丝网下的冤魂
第五节 潮水冲击之后 一、狂潮是怎样平息的 二、逃港群众进入香港以后 三、港英政府失算了 四、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六二”大逃港 五、港台“紧急援救”
第六节 全港大审判 一、行善者被法处 二、非礼逃港妇女案 三、港警夫人“窝藏”案
第七节 从逃港者到“洋参大王 一、从“富农狗崽子”到“投机倒把分子
二、为活命挥泪别爱妻 三、深圳河上枪口逃生 四、从苦力熬到大老板
第五章 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第一节 北戴河的错误判断 一、毛泽东北戴河一夜未眠 二、“反对者”变成“支持者”
第二节 在深圳河边筑起“铁壁铜墙 一、宝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西乡大算账——两个制度的对比
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 一、“反偷渡”典型魏天粦 二、神奇的西坑俱乐部 三、梧桐山下的“红旗”倒了
第四节 “爱”也拴不住的“心” 一、李美容揭发丈夫偷渡 二、美女罗秀姑轶事
第五节 刑场上的鲜血——老头与青年殊死血斗
一、有偷渡者被枪毙？ 二、四青年密谋逃港 三、四千军民夜围羊台山 四、群众齐喊：杀、杀、杀——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一、“群众外逃，我们总得想个法子呀！” 二、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意思？ 三、省委书记与大队支书的一场辩论 四、宝安县等来了“尚方宝剑” 五、历史，在随时光远去
后记

楔子：20年前的寻找

一、发现径肚村

眼前这片一望无际，长满芦苇的河滩，当年是一片流淌着鲜血、回荡着走投无路的百性惨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与火的迸发，是一场比之元宋大决战更为悲壮更为惨痛的历史大悲剧！
有历史学者告诉我说，东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广裹的空旷地，便是700多年前南宋王朝与元军最后决战的古战场。我想他一定是搞错了。我记得崖山之役发生在海上，从福建逃来的南宋皇帝，带着军民在深圳的大鹏半岛登陆后，因为害怕在陆上遇到追赶的元军，于是从海上绕道走。行朝的目的地是崖山，根本就没有去过深圳墟。
而顽固的老头言之凿凿，说是南宋的军队大败之后，小皇帝是由人抱着沿深圳墟东北的一条小路逃跑的，仓皇中还把一条护肚的锦帕失落在小径上，所以深圳墟东北的那个小村子后来就叫做“径肚”。
真是这样的吗？
打开那本70年代印制的深圳市宝安县地图，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深圳东部各个村落的名字和位置。
没错，径肚。一个芝麻大的村庄，就贴在蜿蜒的深圳河边上。而且，现在从罗湖通往沙头角的公共汽车有一个站就叫“径肚”。
见鬼，难道史载的“崖山之役”都成了空话？
我一定要到那个什么“径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条鬼才知道的小径，看到底是不是史书出了问题。
于是我带了地图，骑上“笨驴”——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宝贝单车上路了。
这是2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准确地说是1985年11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时光。

远处响着振动地皮的打桩声。深圳城里正在轰轰烈烈搞经济特区的大建设，国贸大厦正在拔地而起，满街尘土飞扬。我却跑到深圳河边去探古，似乎有点不合时宜。
脚下是从深圳墟通向沙头角的一条鹅卵石公路。贴着深港的边境线蜿蜒向深圳墟的东面伸去，“笨驴”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东晃西晃着，简直要把主人“晃”下来。
在一块写着“边防禁区”的木牌前下了单车，一支木杆拦住了路。路边孤零零立着的矮小砖房，想来就是著名的“长岭边防哨所”。这里就是边防禁区了。当年这寂寞的边防哨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罗湖区行人如织豪华气派的“兰亭豪苑”附近。

哨所里走出一个端着冲锋枪的边防军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记者证拿过去端详一阵，又拿了进屋去，同里头一个年纪稍大的军人商量了什么。
哨兵挥手，表示我可以进人边防禁区了。那年头，一个党报的记者是挺吃香的。
于是，我来到一片广阔的田地，开始打量那块被史学家称为“战场”的地方。
其实这儿就是香港的山脉和深圳的山脉之间形成的一片开阔地。没错，地势平坦，三千元军和他们的马队足可以展开惯用的弧形阵势。

我在四周寻找着，沿着宋军退败时可能选择的路径。希望在小路上发现点什么，比如一片马甲、一截兵器什么的。
深圳河在身边的芦苇丛中无声地流淌，只有隔着铁丝网，在离我三十米处竖着英国旗的碉堡上，传来执枪走动的英国兵沉重的皮鞋声。
那位英国大兵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大概值勤的生活太枯燥了，才又慢慢地走过去……
难道700多年前南宋与元军的最后决战，真的就发生在这里？
我睁大了眼睛注视地面。没有啊，什么战斗痕迹也没有。
奇怪！
我趴在地上打开地图，手指沿着深圳河边上一个个地名找：莲塘村，有，在梧桐山底下；罗芳村，也有，更靠近深圳河……
照地图上的方位，在长岭村边，莲塘村偏南，也就是在这条小河靠北一点的地方，应该就是径肚村了。
我真糊涂，此刻，它不就应该在我的脚下吗？
可是，哪儿是“径肚”？哪有什么“径肚”村？我跺跺脚，身边除了松软的沙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和从深圳河上吹过来的风拂动芦苇的声音……
究竟是我找的方位错了，还是地图错了？我开始怀疑顽固老头的说法了。
我沿着河边的山地往芦苇深处走去……走近河边，扒开芦苇。
啊，那是什么？
在长满野草的一条荒芜小道边，地面上有一些灰色的东西，蹲下身去看时，发现那是一些砖瓦的残片。
没错，这儿的确有一个村落。
接着，我拨开密密的芦苇，终干看到路边上几截残破的土墙。
对了，径肚！这里就是径肚村！
“喂―有人吗？”我把双手做成话筒大声喊。
四周除了风吹动芦苇的“沙沙”声和深圳河在转弯处冲击石头的“哗哗”声之外，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村子！

我很快想起了半年前在调查深圳（宝安县）历史时，翻看的那些蒙着厚厚灰尘的案卷。当时，我无意中发现了那中问记载着的，深圳河边上几十年前发生的一段历史―大逃港！
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我记得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明明白白写着：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
难道这芦苇丛中、这朝霞掩映下的断壁残垣，就是当年因为大外逃而造成的“鬼村”之一？

大逃港啊，几十年前那段震撼深港的偷渡潮！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什么“崖山之役”，什么“径肚锦帕”，在我心中一下都失去了重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绵延三十年不断的深圳河边的大外逃。中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无法忍受“左”祸带来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饥荒等种种政治和经济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枪弹之下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
逃亡的群众涉及广东、湖南、福建、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市（县），实际人数超过了百万！
守卫在河边上，荷枪实弹、刺刀出鞘的边防军人，面对的是成百成千黑云一般涌过来的群众。一位脱下了军服的老军人曾告诉我，那些年轻的端着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为着良心和军令的冲突而颤抖！那是一场保卫共和国的法纪尊严与人民群众挣脱饥饿煎熬，寻找自由、幸福之间的血火大碰撞啊！

眼前这片一望无际，长满芦苇的河滩，当年是一片流淌着鲜血、回荡着走投无路的百姓惨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与火的迸发，是一场场比之元宋大决战更为悲壮更为惨痛的历史大悲剧啊！
悠悠三十年，谁的是，谁的非？以往的恩恩怨怨已成过去，唯留下而今的芦苇一片，朝霞如血，黎明静悄悄……

铁面无私的历史啊，你在把矛盾推向极致的同时，已经悄悄安排了下一段的启动！不正是那一场场残酷的碰撞，鲜血的迸发，才促使了中国人沉思、觉醒、推动改革开放的车轮前行吗？
这，便是历史，永远藏着谜底的历史！
冷风阵阵，芦苇沙沙，深圳河无语西流……我默然肃立、低头，祭奠那些在这场历史的阵痛中，献出了鲜血和生命的农民、军人、共产党员、地主富农、右派分子……在这里，在这片芦苇中，他们曾一度不分阶级、不分贫贱、不分地域，为了一个共同的追求而亲密拥抱……
我不觉热泪盈眶。
无情的深圳河啊，你轻轻流淌．不虑不忧。你还记得只十年前，你身边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泪血掺和的辛酸吗？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二、小松树卜的孤坟

我知道这个题材意味着什么。当年，对于这样一个“左”风未尽，某些人正讳忌、千方百计掩盖的题材，一个党报记者的披露显然要冒着丢掉记者证的风险。
那是在几月之前，罗湖区的某家酒店开业。酒店的总经理亲自登门我任职的单位，要求派记者出席，任务轮到我。
一切都很平常，主人十分热情，迎宾，嘉宾入座，放爆竹……可到了主人致词时，情况起了变化。本来还平静地站在台上的总经理，在念了一半的欢迎辞之后，突然捧着演讲稿号啕大哭。
台下猛然一片寂静。
这太突然了，主人竟在喜庆开业的典礼土痛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各位嘉宾，”主人稍稍冷静了一下，嗓音依然带着硬塞，“请原谅我的失态。我实在是太难抑制住自己，在今天这个地方……”他用脚蹬了蹬铺展着红色地毯的地面。“我的父亲……二十多年前，”他又重新变得激动起来。“就是在我现在站着的这个位置……”他又硬咽起来。“倒下的……”他擦了擦眼睛，“当时我还小，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上了，一颗子弹打来……”主人抑制不住自己，痛哭失声。
“我没有辜负他——”他擦了擦眼泪，镇定了一下。
“不瞒大家说，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活得有出息。我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

以下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在我对一家港资工厂采访之后，一位邱姓香港厂主突然把我拉到一个无人的客厅中：“你是记者吗？”
我莫名其妙，“当然——当然是。”
“那么，你有一个记者的良心吗？”
我又点点头：“当然，当然有。”依然一片狐疑。
“好了，你是记者，你也有良心，有一段历史，你应该记录下来的，这对我们民族是笔财富。你敢写吗？”
他的问话使我为难。那年头，对于“记录”是有许多限制的，尤其对于一位党报的记者来说
“请你说说是什么？”
“逃港——深圳河上的逃港。”他说，“我亲身经历的事。敢写吗？”
他上下看了一下我，似乎在掂量我够不够分量写他的故事。
我知道这个题材意味着什么当年，对于这样一个“左”风未尽，某些人正讳忌、千方百计掩盖的题材，一个党报记者的披露显然要冒着丢掉记者证的风险。
“敢啊！”我说，“充其量就是丢了这个饭碗吧！”
“那好。你跟我来吧。”

汽车沿着前面说的那条从深圳通往沙头角的简易公路往东走。公路崎岖蜿蜒，进人一片大山中。公路下面便是深圳河。我们在一条崎岖的山路边下了车。
“看见了吗？”他指着深圳河南面说。
一片随着山势绵延的英军铁丝网。
 “不对，你再朝南看，在那片小树林，对，那株小松树的底下。”
我看见了，那是一丘小小的坟墓。
“那里是我的哥哥……”
顿时，我发现，这位香港人，眼睛里涌上来一层白花花的东西。
“20多年前，我过去了，他没有过得去。当时，他的脚受伤了。我小，才几岁，是有人背着的，他没有。我回头，看见哥哥倒在河里了。唉——”
他擦了一下眼睛，“也没办法拉他哟……”
“其他的就不用说了……20年后，我在那边富了。就又到边界上来，站在那边的铁丝网下，想看看哥哥过不去的那地方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二十年了，河都拐了弯了。”他摇着头，硬咽起来，泪流满面。
“于是我在河那边对着河堆了一座空坟，立了一块碑。还好，现在它还在那，看见了吗？”
我远远看去，河对面是一片野草的山墓前是立有一块碑，留有红色的墓字。只是隔得太远，字看不清。
“记住，这里叫闸门山。”他说，“愿意听我的故事吗？”
我们在公路旁的草地上坐了下来。山谷中吹来了凉凉的山风，拂动我们的头发。
迎着山风，我打开笔记本……

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一节 浅浅的界河

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共高层最初的决策
20世纪40年代末，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两大阵营相互仇视，几无往来。罗湖桥便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极为珍贵的“对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这条“对外走廊”成为毛、周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课题。

“咕、咕……”这是海拔214米的深圳牛屋岭上。拨开密密的乱枝树叶，我看见一块不到50平方米的沼泽地。水流，更准确地说是从地下涌出的泉水，在那儿发出轻微的咕咕声……
这便是深圳河——深圳和香港的界河的源头。
深圳河自梧桐山发源，从东北往西南流入深圳湾，全长37公里，河最宽处75米，最窄处仅为2米，人一跃就可以跳过去。
1898年，中英谈判代表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香港新界“租借”给英国，以深圳河作为港英方和中方的分界线。
紧靠着深圳河北岸中方的村镇有沙头角、罗芳、径肚、莲塘、长岭、深圳镇等。
紧靠着深圳河的南岸是香港的沙头角、莲麻坑、新屋岭、老鼠岭、粉岭等。两方陆地接界处有开阔的田野和山地。
深港西端的深圳湾是两地分界。深圳的最东面是南海，两方的边界为大鹏湾的海水。

1949年以前，草深叶密的深圳河边基本上处于无人管辖的状态。虽然在深圳镇边有一座罗湖桥，法定上它是香港与内地来往的唯一通道。但两地农民一般不走罗湖桥，他们习惯挽着裤腿，牵着牛、背着犁越过深圳河，想从哪里下水就在哪里下水。沿河两岸虽然有卫兵巡逻，大都装作没看见。
河两边的村庄姓氏主要有陈、庄、叶、万、黄等。沿河两岸村庄，田地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说，中方的村庄有田地在港英方；而港英方的村庄也有田地在中方。因而两地的农民常要过河到对岸去插田割禾。
有时收工晚了，过境的农民便不再回家，就在对方所属的河边搭个茅草篷过夜。香港一方，有一个小村叫较寮村，据说就是罗芳村的农民为耕作方便在河对岸建起的。
两地的人，常是同一个祠堂分出去的，各姓又结亲联姻，常结着亲戚。

1949年10月，由陈赓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了广州后向南挺进，直逼深圳。
河南岸紧张起来。解放军的目标在哪里？伦敦弄不清底细。于是两个精锐师，从南洋群岛的丛林调到深港边境。而另一封要求增派军队驻守深圳河防线的请示，也很快呈递到英国首相的长桌上。
然而，情况突然变化，如滚滚洪流南下的数十万解放军，突然停在深圳北面的布吉一带不走了。
1949年7月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令叶剑英向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传达命令：为避免引起边界冲突和国际纠纷，部队不再往南。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
从此，深圳河北岸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深圳河南岸隶属于英国政府下辖的港英政府。

港英一方在河南边的边境线上建起了铁丝网，据守的是精锐的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中方也在深圳河边设立了检查岗哨，派遣的是在河北组建的精锐的解放军公安一O师三O团。
据说公安三O团刚来的时候，河边巡逻的英兵听见对岸解放军操纯正的北方话，以为是中共主力“四野”到河边上来了，香港报纸也好一阵的报道，担心大军进攻香港，弄得人心惶惶，离港的轮船票曾一度紧张。

依照中英双方的协定，两地不再允许自由来往了。但习惯了“大家庭”生活的两岸农民，尤其那些会缠着哨兵磨嘴吵架的大婶大嫂们，是不认什么铁丝网和冲锋枪的。而习惯了在田埂上鸟雀似的飞跑的小孩们，也从来不问脚下踩的是港英的界土还是深圳的界土。
香港报纸登过一张照片：一群深港边境村落的妇女围住执枪的英方哨兵，理论要过河，另一群妇女则趁机把粽子从铁丝网上抛过去。
一开始，边境上中方与港英方的关系也还不错。
从盐田到蛇口，除了沙头角的一段山路有港英方用铁制的英国小旗插在路上作标志外，整个深港边界不设边界标志。人员车辆任意出人。由于从沙头角到深圳开会要走70里山路，不方便，中方军人常把军帽军服脱了，到港英方搭公共汽车往文锦渡，绕近路进深圳。港英方警察认出，也不加阻拦。由于深港两地的农田互为“插花”，五六十年代，中方曾一度允许给农民办过界耕作证去港方耕种并指定了出入路径：长岭村的农民通过一条10米长的石桥到香港境内的莲麻坑村耕作；罗芳村的村民通过河边的一个检查哨，到港方的打鼓岭耕作；黄贝岭村也有部分田地在打鼓岭，所以同罗芳村村民同经河边缺口出人境耕作；赤尾村有田地在港英方马草龙、落马洲，所以村民经深圳河边检查哨，下船出人境耕作；罗湖村有田地分布在港英方的罗湖、廖堂村和上水等地，村民经罗湖桥口出人耕作……
这，便是罗湖桥。

从民国年间广九线通车起，由于铁路经过深圳墟，罗湖桥头成为大陆通往香港的最后一站。

桥中间的木板上，用红漆划出的一道线便是边境线，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分界线。红线的北边，站着执枪的中国卫兵；红线的南边，站着执枪的大鼻子英国兵。

说起罗湖桥，至少到清代中期，它还只是过河种田的农民用几株树搭起来的“树桥”。清代后期，村人合资修建了石桥。广九铁路修建时，中英双方同意，由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建造铁路桥。桥上设立“出境检查站”。

当时的“出境检查”是怎么回事呢？

桥北边的中方有两排低矮的平房，十分简陋，以致你可能误以为是某个单位的员工宿舍，但那便是代表着堂堂中华民国实施管理出人境事务的“深圳海关”。

当然，平时出人境的中外公民是不多的。“平房海关”面向着罗湖桥，平房中有一个窗口，窗口边贴有一张白纸，白纸上面有人用毛笔工整地写了四个字：“出入检查”。南来北往的旅客，把行李恭恭敬敬放到窗口上，接受“中华民国海关人员”检查。

那年头，细心的检查员，会在行李上按一按，用生理感应一下包中的藏匿；不细心的，看也不看，举着一个大大的红印，在你的证件上“啪”地一声盖了，你便可以“出境”。

相对来说，港英方的检查要严格得多，除了检查来者的出境证件外，还要检查行李的重量、皮箱中有没有携带违禁品。

火车过桥则比较麻烦，双方的火车头是不能越过那条红漆分界线的。只能开到红漆线后，一方把火车头卸下来，对方在另一头接上一个车头，把车拉走。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边境检查突然放宽了。几乎不需要证件就可放人过关，这是因为：在中国大陆一个巨大的政治变化发生了。

1949年，蒋介石被中国共产党打败，仓皇退往台湾。出于对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害怕”或者“担心”，成千上万的不愿在共产社会中生活，又来不及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大陆百姓，潮水般地涌向罗湖桥，企图避往香港。
如同一夜涨水，1949年的下半年罗湖桥头突然变得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据当时香港的报纸记载，最高峰时，每天过境的人数不下十万。

共产党政权来得太突然，群众成千上万涌来。港英政府手足无措，生怕香港涨水。

怎么才又“人道”，又不会“水浸”呢？

港英警方临时订了个奇怪的“过桥标准”——广东人可以过，非广东人则不可以。

港报这样描述“奇怪的标准”：“难民”们牵儿带女、大包小箱地到了罗湖桥。先检查车票，看行李，英方海关人员（不一定是英国人）眼睛膘过来，看看你的皮肤、长相，判断一下像不像广东人。然后问你：“嗨丙到？”（粤语：“去哪里”）如果你能答得上：“嗨烘公。”(“去香港”）那就是广东人，让你过去。要回答不上的，便从队伍中拉出来，推回到桥那边去！

我的堂兄陈秉卓，原国民党的一位军官，就是这样被港英方人员从队伍中拉出来的。

过桥受限制了，一些非广东籍的“逃难者”便生出另一些路径来。

这也许就产生出深圳河上最早的“偷渡”。

我的那位国民党少校堂兄对我这样描述了最早的“偷渡”：
我不会说广东话，只好离开桥上的队伍往深圳镇里头走。那时罗湖桥边上的街道两边，都搭着一排排的木板房子，说是旅店，专门接纳从内地跑来深圳等候过香港的人。我有个朋友介绍的朋友住在镇上，他把我领到一间木板房子里头，贴着耳朵告诉我，晚上就在这房子里坐着等，哪儿都别去，会有人来找我的。
大约后半夜吧，我看看表，正是三点，听见有人用两个手指头轻轻敲门。我把门开了一道缝，进来一个三十多岁渔民模样的人。也不说话——不过说广东话我也不会懂的。用两个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然后伸出巴掌，意思是要钱。我按朋友的吩咐，在他手心里按了两根金条，他就把手掌朝门外摇了两下，意思是可以跟他走了。
这简直就像干间谍工作的呀。外头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我跟着他，经过了一条好像是铺着石板的街道，又转了几道弯，前面便出现了一片芦苇。穿过芦苇丛，我便听见水声，面前是一条河。我想，这大概就是人家说的深圳河了。好像比现在的河面宽，因为能行船嘛。芦苇也比现在多很多，都遮得看不清人。
那人在河边上轻轻拍了一下手掌，芦苇里就慢慢穿出一条船来。
那人在我背上赶紧拍了两拍，意思是叫我快快上船。我上得船去，还想回头说什么感激的话，他已经把船一推，小船便朝香港那边去了。
船一到河中央．撑船的——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女人——立起身来告诉我，说我没事了．因为水是属港英地界，共产党没法抓你了……
我就这样偷渡到了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年，政府对于罗湖桥如此“放宽”，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是同当时毛、周对国内形势的考虑分不开的。
20世纪40年代末，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两大阵营相互敌视，几无往来，罗湖桥便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极为珍贵的“对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这条“对外走廊”成为毛、周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大陆财政拮据，粮食、生活物资的供应都趋紧张。军政人员数目一度突破了900万。政府要养活的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旧人员就高达数百万。另外，一些国民党军队残余上山藏匿顽抗，放火，杀害共产党干部，严重影响新政权的稳定和国内的治安。

让一些依然留恋蒋介石政府的人出去，既可节省财政开支，又有利于国内秩序。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最体面的做法：从罗湖桥放人。
从1947年到1950年，究竞有多少所谓的“大陆难民”通过’‘对外走廊”逃到了香港呢？估计总数达200万人之多。
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资本家，南京、广州的达官贵人。有躲避共产党土改反霸的地主豪绅，更多的是躲避战火的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像唐炳源、王云程、荣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内地逃到香港的。
50年代，在香港的调景岭和摩星岭的山头上，曾出现大批数里相连的木屋，据说就是大陆逃港者居住的地方。
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每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的双十节），这里就变成了青天白日旗的旗海，成为香港的一道特殊的风景” （见深圳市政协编《深港关系史话》）。
想走的，都走啦。少了分饭吃的，倒是好事。新生的国家，换来了一时的安宁。

二、“隔岸村惨案”

深圳，原意就是一条深的河沟。两万人口的小镇，属于县府设在南头的宝安县管辖。镇中一条十字形的老街，两旁是两层的广式骑楼。每逢三、五、七日赶墟的日子，附近四乡的农民挑了蔬菜、鱼虾集拢到小镇上来了。广式骑楼下人声鼎沸、买三吆四，分外热闹。
清末有了广九铁路通过，深圳的位置便变得格外重要，它是国内通往境外的最后一站。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只玻璃瓶，深圳就是瓶底。国民党政府被打败到台湾时，所有大陆上想要去香港的人，都集中到这个瓶底下来了。火车站旁的罗湖桥边上，搭满了一片片的赌寮、妓寮……最高峰时，深圳镇的常住人口达到4万多人，来自全国22个省市、 96个县。

1949一1950年，深圳镇市面上流行着5种以上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南方券（中共南方局发行）、港币、银元、银毫。各种不明身份的人聚集、出入。各种货币的流行，加上宝安县当地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对新生政权的敌视和反抗，共产党在宝安县的政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1950年3月，一支征粮工作小组6人，在宝安县西乡的隔岸村被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杀害了。这就是惊动了北京的“隔岸村惨案”。

当年的两广纵队三团女兵，而今已80多岁的工作队员邬少慰，是至今唯一一位面对记者，还能较详细叙述“隔岸村惨案”的人。

大约是冬天吧，我们在深圳领了任务，就准备下村去。我和彭振儒在一个工作队。工作队分了两个组，我去了上川村，彭振儒他们组6个人去了隔岸村。

这样搞了大约十几天，我们组的任务完成了，准备回县。我让手下的一个小战士去叫老彭他们一起走。那战士回来报告说，组长，不好了，找不到老彭他们了。

我说，是不是上村里访贫去了？他说，恐怕不是。我便问，住地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床褥，被子很乱呢，像是有打斗过的痕迹。我说糟了，恐怕遇上了顽固地主，赶快通知大队。

隔岸村跟香港就隔了个海湾，很窄，上船就到。地主反革命要过海来搞破坏，是一眨眼功夫的事。

第二天一早，20多人带枪进入了隔岸村。村头村尾地找，找了一个上午，也没线索。一直到中午，才有战士在山上喊：在这里啦！

这是隔岸村后面的山上，一个水塘边。6位烈士，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18岁，一个才14岁。手都被反绑着，脸朝下排成一排趴在那里，背上的枪眼血迹未干，地上留着一大滩的血。周围的地上还有香港出产的烟蒂……

“你要杀我，我必杀你！”

50年代初的深圳一带，杀机密布。

1951年2月，一张深夜贴到深圳戏院墙上的反动标语说，原国民党宝安县公安局长肖天来在香港许愿：“捉一个村干部赏300元、捉一个共产党员赏2000元。”

随之，靠近深圳河的长岭村三次被袭。佛子坳木桥被烧，守桥民兵被杀。

宝安县公安局内部的《敌情综合》指：仅1953年3月份就“发现反动传单3宗、国民党旗l宗、燃烧炸药1宗……”

“3月15日10时左右，新图乡大口村村民刘六，在村口口米坑山牧牛发现松山挂着一面青天自日（该旗长9寸4分，横6寸）反动国民党国旗。”

“3月24日下午3时正，深圳火车站从新界过来的火车箱内发现放有大小反动传单38张……内容完成反共大业、实行三民主义、反攻大陆、打倒苏联走狗等等。”

“1952年7月31日，肖天来的‘广东反共救国军’匪部6人，从新界潜入，枪杀了一名在村口放哨的民兵。”

“1952年8月4日，盐田乡南山村村民钟天生、钟煌友两人上山砍竹子，发现外国香烟盒和罐头盒。公安部门随之前往追浦，全歼敌特6名，牺牲了排长陈德才和战士唐生源。”

这种情况是不能够长期下去的。门，得关上了。
1950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要对深港边界实行封锁，整顿边防。
深港边境大清理开始了。

三、深港边境三道防线的建立

开始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南方的封闭从此开始了！它将延续，并将影响到以后几十年深港上空的风云……
首先是：杀一批。
1951年初，中共宝安县委在《关于防特镇反推动群运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在3月10日前，一齐动手，将已批准的死刑犯公审控诉，杀他一批，不得迟疑。再检举，再收集，再请示，再逮捕，再呈报杀一批。各地杀人，必须大张旗鼓，以安定农村。”

除了临时绑赴野外山头外，当年宝安县的刑场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南头西门，即现在的南头加油站附近。一处是深圳镇的晒布岭，即现在深圳中学背后。

据说由于隔岸村“反革命杀人”事件惊动过毛泽东，北京大为不悦，1950年6月30日，宝安县委特意给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信，称：“毛主席：关于这里镇反，过去现在都做得不大好，1949年解放到1950年底，共杀3人，地委说，你们宝安县至少得杀200人……”
在铁腕打击“镇反”，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后”，中共华南分局文件称，深港边境的敌我斗争形势已大有好转，可以对边防实行大的清理了，以便下一步对边界实行封锁，结束长期以来“有边无防”的状况。

深圳边防大清理由宝安县委书记于斯夫、副书记李馨亭、三O团政委宋云舟等直接指挥。

深圳边防的建立分两步走。第一步：把“不可靠”的人员清理出边境。

初时，公安派出所设在而今深圳老街大江南商城附近。街头上，佩着木盒枪、穿着褪色黄军装的公安人员，操着东北或者山西口音，十分和气地到每个居民家中进行户口登记，询问出身、个人历史、来源。

经过逐人逐户的户口登记和严格的询问调查，深圳公安部门再对镇上人口进行“有选择性居留”登记。

什么叫做“有选择性居留”呢？就是留在深圳镇上的居民，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祖籍本地或广东省籍、身份清白，没有同国民党政府合作的经历。外省迁来的一律退回原籍（由国家派往深圳工作的除外）。

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表现出开明的姿态：即使是敌对者，在清理出去时，也发给基本路费。第一批从深圳镇被清理出去的人共计351户、892人。这中间包括来不及跑往香港，躲藏在镇上的国民党残余，也包括一些一直居住在深圳镇的地富反坏分子。

经过选择，被允许留在镇上的，基本上都是忠于共和国的“良民”。

但深圳是个特别的地方，即使是共和国的“良民”，也必须在严密的“内控”之中。这种内控，主要通过居民自身严密的管理组织来完成。

镇上设有专管治安的派出所。每条街道都将十户以上的居民组织起来，建立“居民小组”。居民小组中选定成分好、政治性强的积极分子担任小组长。小组长直线与派出所“专干”联系。

居民小组每五天开一次会，对号点名。会上各家各户汇报五天来的劳动、学习情况。小组长细心听取“情况”，遇有居民“思想波动”或者出现“动向”，从夫妇不和到外来不明客人，小组长都会深人家庭“了解”、“帮助”。当然，情况很快登记到派出所专干的记录册中。

外地进人深圳镇的人，必须持有所在地公安部门签发的边防证件。到达镇上后，要由户主陪同上派出所登记，接受询问和证件检查，经签字批准后才能留住。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每条街，每个巷子，甚至一草一木，都已经在层层控制之中了，任何对共和国不忠的行为，都会碰响派出所门上的钢铃。
深圳，变“单纯”了。
车站旁的寮棚、妓院、光怪陆离的舞场商店通通都拆除了，就连那条老街的青石板路也似乎变得干干净净、安安稳稳了。

完成了镇内严密的控制网络后，华南分局便开始着手第二步：建立“边防区”，即在镇外的边境一带建立一个隔开内地和香港的安全保护区。

最初的“安全保护区”包括三道防线，从北向南看，第一道是边防线，第二道是禁区线，第三道是警戒线。三道线的戒备步步升级，越来越严密。
华南分局在1956年的文件中称，在宝安县内划出的“边防区”，其指向是：东起大鹏湾，西至矛洲河；南从深圳河起，北至山厦。横长91公里，纵深19公里。
任何外来人须持有由公安部门开出的边防通行证，才能进人深港边防区的第一道防线：边防线。
通过了边防线，再往南走，须持有由深圳当地边防开出的“特许证”，再经哨卡执枪边防军验证，方可进人第二道防线，即“禁区线”。
进人“禁区线”后再往南，即在距离边境线（如深圳河）还有50公尺至100公尺的地方，划有一条“警戒线”。这条警戒线常常是一条约两米宽的简易公路。越过了“誓戒线”的人，再前行50~100米，就有可能到达河边，即“深港边界线”（主要是深圳河）。这里是“最高警戒区”。
需说明的是，能够进入第二道线，即边防“禁区”的人员，除公务者外，为数已极少。凡是无手续而踏进了“禁区”的，便可视为偷渡，随时可拘捕。
对于偷渡者，初时的命令是：制止不驯，或有武力反抗行为者，可以鸣枪警告乃至射击。
三道誓戒线，警犬枪弹、严密防守，层层警戒，深港边境可谓戒备森严。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公开发布命令：从即日起，深港边境“封锁河口”。自清与英签约以来、包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岸群众实际上存在的自由来往至此终止。那些私自进人三道防线，企图从深圳河偷渡者，将被视为“叛国投敌”。

第一张盖有钢印的深港通行证明，于1951年3月3日上午发出，是由深圳镇上的一位中年农民从派出所领到的。

据经事者回忆，为了表示“感谢”，当时派出所的人还特意向中年农民端茶递烟，并赠送了奖状。因为边民“觉悟提高了”，不再是打着赤脚，想“过界”便“过界”了，能第一个规规矩矩地来办证件的，当然是大大的良民！

那第一个拿到出人证的农民，大概不可能想到，如同数年后东德矗起了柏林墙一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南方的封闭从此开始了！它将延续，并将影响到以后几十年深港上空的风云……
而一场中国人的劫难，一场偷渡者与“执法者”之间的血与火的大拼斗，也将随之开始！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

一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当年三○团的边防军战士，已经年近古稀。他从深圳边防转业后也没有走远，一直在惠阳商业部门工作，1981年儿子来特区，他又跟来了。他说，这一辈子像是同深圳结了缘似的。
“你也知道那回事啊？”他反问我，“你们记者也够会钻的。”
对于５0年前的那一次“闸门山事件”，他记忆依然十分清楚，并且愿意告诉我。
“但有个条件：不要提我的名字。”
我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解密了，在他们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

二

“那是1956年的９月，或者是10月吧，几号我记不清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新兵。”王志刚（化名）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站岗的地方就在闸门山，就是现在从深圳往沙头角去的路上。有人把它说成夹门山，那是错了。为什么叫闸门山呢？因为我们这边的山离香港那边的一座山特别的近，看起来就像一座闸门一样。
那天大约是上午11点，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叫人昏昏欲睡。我觉得那时也怪，太阳都不像现在这样烤人。我抓了枪在边境线上走。
突然发现身后的树枝在摇动。
“谁？”

“是我——”一个30多岁的汉子笑着向我走过来。我认出是部队请来打石的工人班长老潘，潘子良。

“你来这儿干什么，这是禁区！”我严肃地说。

“我来看石头，那边的石头都打完了。”

“你不要过来了——这里是警戒线了！”我警告他。

“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会逃。”老潘还在笑眯眯向我靠近。已经就要到我身边了。

“你站住！要不我要鸣枪了。”

“怎么这样——”

潘子良的话还未说完，我刚把冲锋枪朝天举起想吓吓他，突然被身后的一个人抱住。

我猛地感到头上被重重的东西击了一下，便“扑通”倒在地上。

“哔——”一声尖锐的口哨声，从山头上的灌木丛中猛地冲下来三十几个人。中间有妇女，还牵着两个五六岁的小孩。潘子良大喊：“快——过河！”

“扑通”“扑通”“扑通”只听得一片水响，一片水花。几十号人跳进了水浅得只盖脚肚的深圳河。

就在这时，猛听见山头上“哒哒哒……”“哒哒哒……”的枪声，冲锋枪响了！

我对照着档案材料看了，事情发生在1956年10月6日。
1956年下半年，驻深港边境的边防部队接到国防部命令，要在边境旁的梧桐山脚下建一个大的国防工程，据说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亲自批准的。山洞要大到可以开坦克，于是要招募一批民工开洞。
但是，深圳镇上的人大都只会做生意、开铺子，不会打石头，更不会砌石墙。砌地下的工程，得请外来的民工。
８月的一天，有人给梧桐山下的边防驻军引来了一个湖北口音的中年人，部队领导一看，虎头虎脑，像是有一把子气力的。
“叫什么？”
“潘子良。”
“干过活吗？”领导问，关心是不是劳动人民。
“干过的——在家专干粗活。”那人说。
领导点点头：“什么成分？”
“贫农。”
“嗯，把你的手给我看看。”领导说。
那人伸出手掌来，领导在上头磨了磨，粗粗的，结了茧，果然是干活人的印记。
“好吧。你留下来。”领导说，“以后你就是班长，打石民工班的班长，过两天你就去招民工，快些去，活很急。”

两天以后，潘子良来到了东莞县石龙镇的一家旅店里，他的四个朋友正在苦苦等他。他们是龚维卫、杨照业、王国忠、任殿奎。
五人都是在原籍无法存身的国民党军、警、宪人员。而潘子良则是正规军中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军官。家乡“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后，他们呆不下去了，只好流落在衡阳一带做泥水匠。谁知“清查反革命”一地接着一地，看看衡阳也无法呆，五人又从湖南逃到了江西，藏身在赣南的一座山洞里。
住山洞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像野人一样，到山坡上掰点苞米、到山户人家门上偷点粮食过。终于有一天，龚维卫在下山寻食时让人发觉了。山洞不能再呆了。

“潘哥，往下怎么走呢？”几个人躲在农家防野猪的茅棚里又冷又饿。
“逃香港去！”潘子良是见过世面的，“咱们的人都去那儿了，共产党管不到那块天。”
“好啊，可那地方去得了吗？”
“去得了，从深圳跑。”
“深圳我知道的。”龚维卫说，“有铁路，我去做过生意的。”
潘子良说：“就一条河，过去就到了香港。以前可以过桥，现在让共产党封了。”他说的是罗湖桥。“我们早点行动就好了。”
他们很快到了广州。

潘子良带了些干粮，先去深圳镇打探，打算摸到了虚实，再靠近深圳河。竟然乘黑夜溜进了边防线，平安到达了深圳镇。

出乎潘子良意料的是：一观察，深圳河边上边防军来往巡逻，镇子里走来走去到处是民兵。潘子良傻了。没想到边防警戒这么严。

“要是不行，”潘子良想，“那就又得折回去，朝云贵走，从西双版纳那条线逃缅甸了。”他对众人说。

正当潘子良准备往回走时，情况又变了。

潘子良到杂货店买一包烟，发现一位军人正好也倚在柜台上买烟，他很快发现那军人口音中的江苏味。
“兄弟敢么是徐州人？”机灵的潘子良问。
“你怎么知道？”那军人马上便来了兴趣。
“我是泗洪的。”潘子良说。
“啊，那不远啊。”那军人说，“你怎么上这来了？”在南方这么个边远地方能遇到江苏老乡，军人显然很高兴。
“出来找碗饭吃啦。你知道，咱们家乡日子苦啊。”潘子良递上一支烟，“听说香港那边要人干活，就想去干份活。”
那人大惊，压低了嗓子：“你怎么还敢说这话！你是溜进来的吧。那是几年前的事，现在不行了，要坐牢的，知道吗？”
潘子良显得“懵”了。
那“江苏军人”接着又问：“你没办边防证的吧？”潘子良点点头。
“我就知道你胆大包天。你还是快点离开这。我没抓你算看你是老乡了。”军人说。
潘子良显得可怜巴巴的：“我回去也是老婆孩子干挨饿。再说，咱老家都千多里地，怎么回呀！出门靠老乡，你给行个好吧。”
“行好？行啥好？要我也坐牢呀，快走——”那人推着他走，猛地推着厚厚背脊的手停住了，“你在家干过力气活没有？打石头。”
“打石头？”潘子良心头一喜，“打过啊，你们要人干活？”
“会砌墙不？”
“会啊，我干过这行啊。”
绝处逢生！
“算你小子福分好，正好找不着人，你跟我去见我们连长，碰碰运气。”

两个小时后，潘子良回到旅店。龚维卫等四人正等得焦心，以为潘子良出什么事了。
好差事！潘子良把事情同四个朋友一合计：到深圳河边上打石头，那不是送个机会给我们跑吗？
潘子良把人一一领到连长面前，让连长挑。连长是个爱兵的，看着这一排精壮的后生，捶了捶龚维卫强壮的胸肌，显然很高兴，对那江苏兵说：“挑得不错嘛，我们全要了。”
“谢长官，谢长官！”五个人一个劲地鞠躬。
“你们说在哪儿打呢？”连长望了一下山头问。
“长官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潘子良回答，其实他早瞄中了一块地方，对他的江苏老乡说过了。
“就在闸门山吧。”江苏兵在一旁说，“那儿青石多，还都露苗了的。”
“那是禁区呀。”连长有点不放心，但压头的任务更让他着急。“都是贫农吧？”连长望了望劳力们问。
“都是！”潘子良带头回答说。
“贫农就好，你们要提高警惕。对面有时朝这边放枪的。”连长说，“明天我通知一下三排，你们去就是了。”
“是！”潘子良太高兴了，照着部队的样式行了个礼。

这时，连长皱了一下眉头。

后来在追查责任时，这位连长回忆说：“我当时也奇怪，怎么那家伙敬起军礼来，姿势那么正规啊？”不过他没有再往去深处想，工程任务太急。

打石队建立起来了，在从深圳镇到沙头角之间的山路边，开始搭起帐篷，烧起炊火，替建山洞的驻军供应石料。打石队也很快发展到二十几人。

潘子良看准闸门山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儿离深圳河最近，地势最有利。

从香港那边延过来的山头，同从深圳这边滑下去的山头，在这地方好像就要拉上手了，隔开仅仅几十米，像留着一道闸门。浅浅的深圳河就从这“闸门”中间穿过去。

靠河边是一段斜坡，向香港方向倾斜，有利于快速冲跑。

潘子良计算了一下，只要到达河边，冲过深圳河，就是再慢，也只需20秒左右的时间。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第二，这儿是边防军三排与二排接岗的衔接点，容易出现衔接上的时间差。埋伏在山上的打石工们，完全有可能抓住宝贵的“20秒”。

打石队中，又有人提出了“新思维”。

“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只管自己跑。”龚维卫说，“不如把老婆孩子都接来，一起过香港去。”

杨照业对潘子良说：“也对，反正要死一起死，我也去把你二姐接来。”杨照业的老婆就是潘子良的二姐。

潘子良犹豫了。他以前不是这么想的，尤其是在江西躲山洞时，想的是如何保命。现在命保住了，大伙儿想法又多了。这渡河是件难事，危险性极大，弄不好是要死人的。他想的是让五个男人先逃出去，在那边定下来，找机会再回来接家属跑。

但是，二姐夫说到自己的姐姐，弄得他的心也有些动了，他不由想起自己的妻子，她正怀着几个月的身孕呢。

“子良，你想想，如果我们能过去，分隔两地，要再回来接他们，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姐夫杨照业悲伤地说，“一家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分开，让他们在共产党手里挨斗受苦，我就是过了河也活不安生啊！”

有的人眼圈都红了。

“行吧！”潘子良同意了。

“他们早晚要派人出去招打石工的，顺道就去内地接人。但是，只能是带老婆一个人！”他对杨照业说，“孩子都不能带的，记住了吗？跑不动，要害事的。老婆接来，这儿是不准进的，都放在石龙镇，有火车，来这很快的。等这边的通知。”
10月５日，杨照业偷偷来找潘子良，告诉他一个消息：“家属已经到了石龙。你老婆也到了。”
“好。”潘子良眼里的火花一跳。“那就把他们领过来。”
“怎么领？”
潘子良吩咐道：“你和大家都准备好。我到部队去开招工的证明，开了马上到石龙去接人。人到了深圳后，我们走山路来与你们汇合，看准机会就从闸门山冲过去！”
杨照业想了一下，有个疑问：“是单个偷偷过河好，还是集体过河好呢？集体涉水目标太大了吧？”他眼睛看了潘子良半天。
对于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潘子良没有回答，只是说：“你先别问这个，听我的。人到了再说。”

三

潘子良带了龚维卫和任殿奎，拿到了证明，迅速到了石龙的车站。可是一看，立刻又叫他凉了半截。

不但几个人的老婆来了，而且跟来了四个孩子，一个十二三岁，三个才五六岁。

“叫你们不带不带的嘛！”潘子良生气了。乱弹琴啊！哪有拖儿带女去偷渡的！

但看见这些女人孩子，一身褴褛，同叫花子也差不多了，是不知吃了多少苦才挨到这里的。他又叹了一口气。

这时，他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咬咬牙，把四个小孩扔在石龙车站，让他们自己讨饭回老家去，大人则赶快奔深圳河。但是，他犹豫了。当看见多时没见任殿奎的孩子一声“爸爸——”亲热地扑在任殿奎身上时，他的鼻子也酸了。

潘子良无可奈何地瞪了杨照业一眼：“全都是你们害的！现在是要退也没得退了，往下就拼命吧。”他对任殿奎说，“就看我们命大不大了。拼过了深圳河，你们一家人过上安心日子。要是拼不过，大家就一起死。”

大家一时黯然。任殿奎的老婆便流着眼泪说要带孩子回去。

“算了！”潘子良一看情绪不对，马上安慰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一条河吗？有什么了不起？几分钟的事。明晚到了香港，你们一家请我吃团圆饭！”

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露出一丝笑，情绪又上来了。

“宽不宽的嘛？”任殿奎的妻子有点恐惧。

“不宽，就只几米，水又不深，跨过去就是英国的土地，下水他们就不能开枪了。”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小孩，”龚维卫说，“怕他们哭。”

潘子良皱皱眉：“大人背着，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能出声，小孩不准哭。哭就拿手巾捂住！听好了啊，别到时候下不了手！”

一群人没有声息，但只有一个意思：放心吧！都横了心了！

“上车吧！”

十几人就这样上了火车，往深圳去。

一到深圳，潘子良就直奔派出所。

潘子良原来以为凭边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会给他们一行开出去沙头角禁区的通行证。但是，那办证的人是个老公安，他拿介绍信看了半天，又看了看潘子良，表示怀疑：“你不是招人到沙头角打石头的吗？还带些女人小孩去干什么？”
潘子良笑着递上一支烟：“是家属，嘿嘿，去煮饭的。”
老公安用肘把递来的烟碰开：“煮饭？小孩也会煮饭吗？不行，通通回去——要探亲也只能在深圳镇上见。”
老公安拿出笔在纸上写下：“可在深圳旅店住宿，不能进入边防禁区。”撕下来递给潘子良：“去吧，同意这些人在深圳住旅社。三天。”

事情大出潘子良所料。他只好拿着住宿证明，出了派出所。

大队还在闸门山那儿等着呢，现在，管不了什么“禁区”不“禁区”，只有冒险领着这帮妇女小孩往禁区走了。

天昏黑，他们出了镇子，就看得见高高的梧桐山。路上有警戒，他们提心吊胆，绕着山走，沿着梧桐山脊翻过去。

那天正好部队杀了猪，大部分士兵都聚餐去了，值勤的不多。熟悉道路的潘子良得以带人避过了岗哨，爬过了梧桐山，来到了边界附近。

杨照业早已领着一群打石工在草丛中等着了。

“到底来了。”杨照业看见潘子良领人来了，不知有多高兴。其余的人看到自己的亲人来了，都欢喜得抱成一团。

“不许高声！”潘子良制止团聚了的人们。他点着脑壳把大大小小的人清点一下，包括后来招来的打石工，一共是32个人。

“好的。”潘子良说，“大家都听从我的指挥。”

现在，深圳河与对岸的香港已经历历在目了。“大家看见了吗？”潘子良指着山下亮着灯光的铁丝网说，“就是那——铁丝网下面的那条河，就是深圳河。”

一条带子一样的小河，在昏暗中闪着白光，轻轻松松地向远方流去。隐约看得见，山下边有端着枪的边防军在走来走去。

河那边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有些稀稀落落的屋舍。“那就是香港新界，我们就要胜利到达的地方！”

他说：“今天夜里大家先躲起来，明天白天再过河。”

“明天白天？”有人不明白，现在夜间正是好时候啊，为什么不利用夜色作隐蔽冲过去。

“你们不懂，他们巡逻的重点就在晚上。白天这一线两公里只有两个巡逻的，晚上就有十几个，你穿针都穿不过去，等于是送死。”

潘子良用树枝在地上划着，把他的分析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河边已经不到一千米了。靠河是一片灌木。明天冲河前我们可以接近灌木丛，到达离河两百米甚至一百米处。越近，当然冲河的时间就越短，越容易成功。”潘子良交代说。

“他们明天那班岗是早晨8点换岗，到那时候这一公里的边防线，就只两个人巡逻了。他们两个人，要看一公里的芦苇灌木丛，我看，怎么都看不过来。”潘子良继续说。

“我为什么把冲河的时间选在十二点前的十分钟？这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因为已经站了快四个小时了嘛，快换岗了嘛。太阳又大，人最累。”潘子良说。

“我看表算过了，他巡逻过去再转身回来，到看清这边发生的情况，大约需要5分10秒以上的时间。我们那时离边界已经很近，5分钟还跑不了一二百米？跛子都行了啦，过河才几秒钟。等他们回头来巡逻到这里，”潘子良手中的树枝指着闸门山的山脚说，“我们已经冲过了河，他们想抓也来不及了。下了水就平安了，他们就不敢开枪了。”

大家不能不对这位出缅打过战的连长投过去佩服的目光。

“好了，没事了。现在，大家养好精神，睡觉去。”

所有的妇女儿童当夜就在梧桐山的灌木丛中睡了。打石队的人全部回山下的营地，一切照常，以免部队的人突然来访发现。

第二天一早，潘子良突然出现在山头上。

“起来——起来。”大家起来时，发现潘子良轻装打扮，绑腿、武器是一根木棍，已经站在一个小坡上了。大家便很快地集合。

“我们拼命的时候到了。”潘子良说。

大家都有些紧张。

“我把话给大家说明白了：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回去也是给共产党抓起来，进监狱、枪毙。反正一个字：死。只有拼出一条命来冲过去，才有一条活路，才能挺起腰来做人！”

他突然“沉”了一下，显得有些悲痛

“我为什么要32个人一起冲呢？”眼圈有些红，“有些弟兄还不明白。他一个哨兵再有本事，回过头来，也抓不了我们32个人。就是开枪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冲过去30个；打死我们10个，我们也能冲过去22个。值！”

大家一下子都静悄悄的看着潘子良。

有女人在“凄凄”地哭……

“不许哭！”有人制止说。

潘子良说着眼泪也往下掉：“过河时男人都走在最后，我在最后的最后——我也许会死，要是我死了，我的儿子拜托各位了，他现在住的地方是××省××县××乡××村。各位将来好了，要还记得我潘子良，能回来把我儿子也领到自由世界去，给我多烧几炷香，我就感激不尽了。”

一片死前的寂静。

“记住，到了香港的人，将来好了，发了，不要忘了死了的人啊！”有人说。

几个女人的哭声由于被抑制而显得格外凄惨。奇怪的是小孩似乎感觉到事情的危险，反而一点也不哭，只是紧紧地贴在女人怀里，根本用不上原来准备的毛巾。
“走！”
潘子良猛地变得凶狠异常，拿了一根木棒：“我先上，先干掉那个当兵的，然后大家听我的命令，冲！照业，走！”
潘子良的分析失误了，因为那次新兵王志刚没有巡逻到一公里外的顶点处，就提前转了回来……

四

烟卷烧起的青烟袅袅上升，那是从坐在我对面的王志刚嘴边飘过来的。
“杨照业抱住了你的腰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很清楚了，后来告诉我是潘子良在我头上打了一棒，当时我只知道，眼里是一片金花，耳朵里嗡嗡的，什么也看不清，就迷迷糊糊倒了。后来，我依稀听见劈劈啪啪的，像平时炒豆子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是枪声，顿时清醒了许多，我知道那是开枪了。我想爬起来，可是爬不动。就有人来救我了。”
“你还看见了什么？”
“眼睛看不清，蒙眬中，好像有被打死的越境者被拖过河来，男的女的都有。”“再后来呢？”
“再后来……”他似乎在搜寻着记忆。“我记不起来了，已经在医院了。留下了这个——”他拢起头发，头上有块疤。
有一种说法是，当32个越境者一齐冲向深圳河时，可能是被枪声吓懵了，有小孩突然往回跑，潘子良于是又回过头来，跑向北岸去抱小孩……

2009年5月，当我去向那位向我提供线索的香港老板问询文章意见时，两鬓白发，年近六十的他正忙着准备参加一个政协招待会，由于对特区建设作出的贡献，他新近被评为“优秀投资商”。
“是的，是这么回事。”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把我的文字在手中缓缓抚摸着，眼圈都红了。“谢谢你，谢谢你，记者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他摘下眼镜来擦着眼睛说。
我发现老人的声音在颤抖：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７月2９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一

1955年下半年，有一位着花条格衫的香港中年男子，在经过罗湖桥时因为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的行李而被带到了调查室询问。在调查室里，中年男子突然提出要同深圳市某机关某人通电话的要求。

十几分钟后，一辆吉普车开来把香港男子接走。

神秘的香港男子被带去宝安县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杯清茶、一把蒲扇，还有一位宝安县公安局的领导。

“辛苦了，辛苦了。”公安局的战友握着香港男子的手摇着。

香港男子说的是广东的客家话。局领导李馨亭是北方人，所以当时在场的还有侦察科懂客家话的小Z。充当“翻译”。

“４号同志叫我向你们问好。”香港男子说，“他叫我口头带来情报：刘立福为陈镜辉收买，过河来爆破铁路。国庆节前就可能从香港莲麻坑一带渡河。请你们注意防范。”

半小时后，宝安县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个工人在单车后尾搭着该名香港男子进入深圳火车站，消失在回香港的人流中。

香港情报机构不通过其他途径，而是派人亲自过河来送情报，说明此一情报的机密性。

50年代的宝安县公安局局长李馨亭在办公室向作者回忆深港边境往事

陈镜辉是什么人？刘立福是什么人？这位中年男子送来的情报说的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后，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在派遣特工潜入大陆，策动对红色政权的颠覆破坏。台湾海峡不易跨越，中立的香港自然成了国民党势力潜入大陆的最好通道。

当然，共产党也不是等闲之辈。深圳河北边早作戒备，布满眼睛。据说，广东的一位作家在公安部门的陪同下参观罗湖桥时，问：“我们的地下线索在哪里？”陪同者指着布满车站前的杂货店、报摊、卖云片糕的小贩说：“这些人中有一半是我们的人。”

双方的情报部门都在竭力利用香港。

据说，在香港，有人是专干“贩卖情报”这一行的：共产党给钱，给共产党弄情报；国民党给钱，给国民党弄情报。谁给的钱多，情报给谁。

当时，国民党针对深圳河边境的特工组织主要由台湾的“中委二组”直接指挥，首领是一个宝安县观澜乡人，名叫陈镜辉。

双方的“特工”虽然彼此从不见面，却非常“熟悉”。李馨亭等人清楚“中委二组”头目是谁，隶属台湾的哪个系统领导，最近主要的行动目标是什么。陈镜辉同样也知道：河对岸那个对手叫李馨亭，是山东东明县人，老家地名叫五霸乡。甚至连李馨亭什么时候南下、老婆在哪儿上班，他手下最得力最英俊的侦察员周水君最近在同一位姓杜的女教师“谈恋爱”……他们都清楚。

所谓高手过招，谁也不服谁，往往是你策反了我一个人员，我还你一次秘密爆炸……角力，在无声地进行着。

1955年，台湾方面给予“中委二组”指示：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期间，派人偷渡过河去，炸掉广九线的一段铁路。

一旦铁路瘫痪，按时驶入广州和香港的列车突然停开了，消息会很快传到国内外，这不仅会在广州和香港造成恐慌，还能在国际上造成中共政局不稳的假象。

“上百公里的路段，在哪里放颗炸弹不行啊？以各位对宝安县的熟悉，不说放颗炸弹，就是放颗炮弹，也只是湿湿碎（小意思）的事啦！”陈镜辉端了一碗酒，绕场一周，敬着各位兄弟。

“小意思，小意思。”众弟兄一齐举杯。

陈镜辉在会上布置任务的事，第二天就成为宝安县公安局秘密会议桌上的讨论题目。以致后来被捕的国民党特工不能不摇头感慨说：“还以为我们的内线厉害呢，你们的更厉害！”

但实际上，宝安县公安局知道的也只是计划的表层，“中委二组”的核心组织还没有人打进去。这个计划派谁来执行？偷渡走什么路线？手法打算怎么样变化？依然不清楚。

当时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是：执行人很可能不走罗湖桥的正常通道，而采取从深圳河边芦苇丛偷渡的路线。这是因为从罗湖桥以“港澳同胞探亲”身份通过，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带上炸弹不容易；而陈镜辉身边有不少宝安县人，熟悉地形从深圳河一带偷渡，较为容易。

让李馨亭感到为难的是，边防线这样长，很不好防。过河就靠近铁路了，放个炸弹就是几分钟的事，对于熟悉边境的人来说，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要避免“爆破成功”，最佳的办法当然是：掌握核心机密，得到偷渡位置，在“人”一过河时就先抓住。

宝安县公安局把得到更“进一步机密情报”的要求向上级提出来了。

真要感谢那位神秘的“4号”，现在，情报送来了，准确地指明了：人叫刘立福，渡河的位置在莲麻坑一带。

有人，有方位了，事情好办多了。

至于送来情报的4号究竟是谁？这连当时宝安县公安局的最高层也不清楚。也许就是前面说的代４号问好的中年人本人：“宽脸膛”、“三十多岁”。

当然，也许根本不是。

二

“刘立福。”侦察人员打开秘密档案，细细寻找着那个准备过河来爆炸的人。

找到了——所有必须注意的人物，都在秘密档案中记录着。

“刘立福，男，宝安县平湖白泥坑村人。文化程度，高中。未婚。1950年由蛇口乘船偷渡去香港。”

下面是有关人员对刘立福的外相描写，也在记录中：
“20多岁，白净面皮、面貌俊秀，有点像女人。人非常机灵、善变，行动诡秘。喜欢同女人说笑，好色。说话时喜欢用食指和中指并合打手势。”
据说刘立福在读书期间还被“中统”相中，学习过有关的谍报知识。
由于宝安县的偷渡者过河之后，往往会找不到工作。国民党的特工组织便常常在偷渡者身上做工夫，发现好的“苗子”便下工夫培养，然后再派过来。
刘立福一偷渡到香港，陈镜辉就把他网罗为准备送往台湾深造的“重点训导对象”。

有趣的是，据说，当时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也注意到了刘立福，开始还准备把他发展成为中方的谍报人员。当时有关方面的指示是，只要刘立福不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服务，他可以脚踏两只船，为国民党方面提供一般性情报，以掩护自己，而暗中应为我们提供更机密、更重要的情报。

但是，刘立福的一个叔父在镇反时被共产党枪毙，他反共立场很坚定。陈镜辉用重金把他发展成“中委二组”的谍报人员后，他拒绝了中共驻港情报机构对他的“收买”。

对于这样的危险人物，广东省公安厅特别指示：一旦偷渡过河，立即利用机会，执行武力抓捕！

陈镜辉选择刘立福，当然还考虑到刘立福是宝安县当地人，说话、利用地形，都有条件。反过来说，一个操江浙口音的人，一接近边界就会被监视。

但陈镜辉万万没想到，选择宝安县当地人，又给宝安县公安局的侦察人员对爆破点位置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的条件。

情报分析人员认定，因为被派遣人一般会选在自己熟悉的地段下手，刘立福不可能选择到深圳镇或者龙岗乡等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段去作不必要的冒险。所以，“中委二组”计划的爆破地点，很可能就在刘立福长期生活过的广深铁路的平湖一带。这就大大缩小了防范的范围。

很快，在准备“过莲麻坑便抓捕”的同时，宝安县公安局还作了如果“抓捕不成”的第二手应对：广深线的平湖及附近路段的警戒，在暗中加强，变得水泼不进。

根据4号提供的情报分析，刘立福的潜入爆破时间，可能是在1955年的国庆节前后，所以到了9月的下旬，一切抓捕的工作都已做好，只等鱼儿上钩。

但是，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没有动静。

1955年的国庆节，宝安县城里开了庆祝大会，晚上舞龙灯。刘立福没有来。

又过了几个月，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情报说，没有什么变化，刘立福天天在尖沙咀泡歌厅，同舞女们打牌、喝酒，看不出他有什么要行动的迹象。

是４号的情报有错，还是陈镜辉的计划改了？

1956 年2 月的一天，罗湖边检站的监视哨突然报告：刘立福出现了，执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在海关接受检查呢。奇怪，没走莲麻坑了。他怎么还选择了这么一个时间进来？就是离五一节，也还有两个多月啊！

“是让他入境还是马上抓？”电话那头，侦察员小周悄悄的声音。

“有没有带违禁物品？”公安局长问。

“没有——什么也没带，就一个包。”

当然，这是个好时机。抓了他会省了很多后患。但是没有现行，就是有血债的国民党警宪，过境时也不能抓呀。

一时已容不得考虑那么多了。人已在站台边，再拖他的时间说不过去。

“先放他进来。”

当时的判断是：刘立福必定是带有任务来的，有任务就会行动，只要盯得紧，不怕他行动，行动了就好抓。

奇怪的是，刘立福来到深圳镇上后，什么也没干，在杂货店买了一包香烟，在车站的旅客休息室坐了十分钟。好像很无聊似的，漫步到摊上买了一份《羊城晚报》，突然转身上了往广州方向去的火车。

车站旁卖报摊的王老头，立刻把情况传给了走过来买报的“港客”——侦察员刘志新。

这家伙上火车是要到哪里去呢？想干什么呢？

火车在往他的老家平湖的方向开。

宝安县的公安机关，立刻通知在他的老家平湖白泥坑村周围和铁路沿线加强警卫，等着刘立福回老家来。一边派人跟踪刘立福上了火车。

但是，刘立福没在平湖下车，火车拐了一下，朝广州去了。

刘立福一直到广州才下车。

一下车，他身边突然冒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他领着孩子在广州火车站转了一圈，又突然跳上了火车，往深圳香港的方向回去。

这家伙在卖什么药啊？他潜入过来的“任务”，难道仅仅是给那些在香港的父母，雇来领孩子偷渡的吗？

打掩护，这小子不会那样简单。

他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他会要在这个时间搞爆炸吗？

不管怎样，先上火车，盯住了他再说，别让他跑了。

在刘立福后面的座位上，有四个高声叫着打扑克的青年；在刘立福座位前面的过道上，一个找不到座位的“农民”正将行李“横摆”在过道上抽卷烟。两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欣赏窗外的风景。

现在，前后有7个侦察员堵住了刘立福，刘立福可说是插翅难飞了。当时的计划是：到了深圳，先以“带小孩偷渡”为名扣押刘立福，把他关起来再审。
但是，此刻，刘立福似乎一点警惕都没有，火车刚出广州站，他竟靠在长椅上打起盹来。躺在地板上装睡觉的侦察员从地板朝上看，看得见刘立福悬着的两只脚和穿着的皮鞋。心想：今天你就是再有本事，怕也难飞出去了！
车过了石龙就是平湖，到他老家了。
他没下。
过了平湖就是布吉，过了布吉就是深圳。
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像从地上蒸发了一样，一到深圳，刘立福就不见了！
座位上留下的是那个孩子。

三

当夜，香港方面的内线情报人员就报告说，刘立福此次过境，目的还不是爆破，是转手另一个情报。本来要在平湖下车回老家，顺势观察的。但在车上，他同侦察员的目光偶然相碰的时候，发现了危险。于是不走罗湖桥，中途突然下车，临时决定“偷渡”回去。现已回到了香港观塘家中，窗口的灯已经亮了！
好个狡猾的刘立福！他在广州火车站已经顺利交接了情报，很有可能就是利用小孩转的手。
“我们上当了！”
“一定要抓住刘立福！”第一次的耻辱让侦察员们分外气愤。
还好，根据香港方面的情报，刘立福并不知道他最重大的行动任务——节日爆破铁路的计划已经暴露。因此，照分析，他仍会再来。

又是两个月过去。侦察员们等着。

1956年4 月26日，宝安县公安局突然再次接到可靠情报，刘立福将在五一节前夕过来，这次他的任务次才真正露出陈镜辉的底牌：爆破深圳的平湖—布吉之间的铁路。

绝密的命令下到了守卫边境的三○团部队各岗哨，尤其是与莲麻坑接界的哨所：“就在边境上抓他！如果他反抗或逃跑，可以开枪。不能抓活的就把死的带回来！”

铁路沿线也加强了岗哨，平湖—布吉一线的铁路线上，哨哨相望。加上附近公路上巡逻车来往巡逻。即使刘立福通过了边境线，也根本无法靠近铁路实施爆破。

这回，李馨亭把刘立福的破坏计划再多作了一种考虑。万一刘立福不走罗芳村渡河呢？万一他直接走罗湖桥，作为港客回乡合法入境呢，怎么办？

对刘立福来说，这样做也是完全可行的，作为“港澳同胞”，只要没有“现行”，谁也不可以抓他。他可以平安地回到白泥坑村家中，而爆破用的炸药，可能早已经有人先带过来，藏匿在他家中或者什么地方了。

他可以在家中睡个好觉，然后突然在某个时候出现，到某个地方，取出炸药，瞅着机会，飞快地靠近铁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完成爆破。

为了对付这一种可能，李馨亭又再加派了一支队伍，将白泥坑村周围的山头、道路以及刘立福的家秘密包围起来。

“我记得是26号下午开的会，27号我就与叶盛湘、周水君去了白泥坑村。”老公安陈恩祺回忆说。几十年的事情，至今还记得在哪一天发生，可见老侦察员独到的记忆力。

“我们去的时候，民兵队长还不以为然呢，”陈恩祺说，“还说，不会吧，刘立福人挺老实的呀，他怎么会干这个呢？”

白泥坑的山上，有一条小路，是刘立福要潜回来必走的，十几个民兵，还加上我们公安局的五个人，提前埋伏在路边上。

虽然是四月份，天气已经是闷热难耐。尤其是夜晚，十几个小时趴在草丛中，蚊子一团团地来围攻人。“也许是太盼望抓到刘立福了，蚊子叮在身上都没感觉了。”老侦察员们回忆着。

“28、29、30——”他掰着指头说，“我们就这样在草丛中整整等了刘立福三天。没来。”

“五月一号晚，大约11点的时候，我伏在地上累了，正想到偏僻处小便，猛听到笋岗桥方向‘轰——’地一声巨响，爆炸了。”

“狗日的，给他爆炸成功了！他根本没有上白泥坑来！”

刘立福顺利地在平湖附近完成了爆炸。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过境时也没有被抓住吗？

刘立福是怎么爆破成功的呢？这在当时成为一桩轰动的疑案。

据后来侦破的情况，狡猾的刘立福突然不选择他熟悉的莲麻坑路线偷渡，而选择了他不熟悉的从香港新界到深圳黄贝岭的路线偷渡。那儿深圳河上有一段芦苇特别密。据说，这条路线是他从被香港方面收容的偷渡者口中得知的。

“当时，我也早有一点预感，这家伙可能爆破成功。”另一位侦察人员说，“因为据香港方面情报，他应该在4月28日就已经离开了香港，就是说，我们有三天时间失去了他的踪迹。对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这么久，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么，这三天中，刘立福到哪儿去了？

直到后来刘立福被抓获，才揭开这个谜。

为了隐蔽行踪，在到达了深圳方面的黄贝岭后，刘立福哪儿都没有去，就一直趴伏在酷热的稻田里，整整躲了三天！全靠干粮和露水生活，根本就不接近铁路，也不回他的老家。就这样，他凭着坚韧的毅力，终于得以在宝安县公安人员的眼皮下消失三天，无法跟踪。

“这个人好耐心啊！”老侦察员们至今还感叹说。

好个刘立福！

那么，他又是如何接近铁路而未被抓获的呢？

其实，哨兵是有机会抓住他的。刘立福在4月30日时已经第一次接近了目标，即平湖的布吉桥一段。那是深夜两点。那时，在严密的警戒下，只要一行动，他就可能被生擒。然而两点半左右，负责埋伏的铁路公安中，有人熬不住了，点了一根烟。据后来刘立福交代，就是这两下红闪提醒了他，使他停止了冒险，再次折回到隐蔽处。

潜伏在草丛中的刘立福发现，他的行动已经暴露。可能内部有共产党的内线，不然，自己要爆炸的目标，怎么会突然有如此严密的监视，并且设有潜伏？

面对密密层层的潜伏哨，刘立福想：回去肯定不行了，他已经给陈镜辉立了军令状。只有麻着胆子，炸！不管在哪里，爆破了一段就算成功！

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抓住时机，还是要接近铁路。

5月1日深夜，他离开了布吉桥，像蛇一样滑到了深圳铁路的另一段，即清水河路段附近，在草丛中苦苦等待时机。

由于兵力都抽去防“重点”了，这里的巡逻要松弛很多。他悄悄等着：十点、十点半、十一点！

就在巡逻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他突然窜上了铁路，安放下了炸药，飞快地点燃了引线……

清水河路段的铁轨被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炸翻了十几米。

第二天，通往香港的广九火车停开，数千旅客停滞在香港和广州车站。

香港、台湾的右翼报纸没命地狂呼：“爱国志士英勇爆破”“共党五一节一片恐慌”。

趁着人们的注意力为昨晚的爆炸所吸引，天刚蒙蒙亮，刘立福已经按照原路，经罗芳村附近的山地，平安回到香港。

刘立福炸损铁路被看成“中委二组”的巨大成功，受到了台湾国民党情报组织的高度嘉奖。在庆贺酒会上，陈镜辉高举酒杯不可一世地称：“我们现在有了一位可以来往深圳河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

当记者问他“英雄”叫什么名字时，陈镜辉说：“我们暂时无法告知英雄的真实姓名，这要等到我们成功光复大陆以后。不过我们已给他一个绰号，你们可以在报上这样称呼他：‘飞鱼’！”

当时负责深圳保卫的公安局副局长李馨亭，在1956年被免去了职务，调往广东省龙门县。

四

广东省公安厅震动了！
北京公安部也生气了！
最高国家安全部门严词切峻，为此事专门成立的工作组赶到了深圳，带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签署的命令。
“公司”（当时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的代号）严令限期破案。
抓住他！一定要擒获这条为大陆安全带来巨大危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带来巨大损失的所谓“飞鱼”！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已动用了香港“4号”。
正当“英雄”刘立福在灯红酒绿的尖沙咀“泡”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已经逼近。

一个月后，他突然接到更高的“上峰”急令，因广州地下反共组织要加快行动，急需电台，着“飞鱼英雄”刘立福立刻携带电台部件赶往广州。此次成功后，他将不再在香港行动，台湾当局将提升他去台湾特工总部任职。
对于上司的器重，刘立福兴奋不已。在“胜利”的狂热中，他向陈镜辉表示：３天内可以成功返回。“共产党的防线”“不过是薄薄的一张纸”！
他，太骄狂了！
只有老练的陈镜辉对刘立福的前往表示过迟疑，他曾向“上峰”提议“刘立福方建奇功，中共方面必严加防范。是否稍事休整，再行渡河”云云。但是，“上峰”严词切峻，以“广州情势急如星火，望勿狐疑至误”为由，催刘立福立即启程。

二话没说，刘立福稍加准备就再次偷渡黄贝岭。

结局是这样的简单：当刘立福带着电台部件，按照由“上司”精心策划过的路径，刚钻过稻田就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员按倒在地。

情报之准，令人惊异！

当时被抓住的有两人，另外一个是刘立福的助手。他们被抓的位置在而今罗芳村附近一间电子厂里。现在是一个篮球场，当时是一片芦苇。

1956年6月，所谓的“飞鱼”，终于在严密监禁下，以“反革命特务”罪，接受了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的刑判。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７月2９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五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想到另一个重要的人物——4号。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在哪里？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无名英雄。”
几十年后的座谈会上，深圳的老公安们，无不这样谨慎地回答我。

对于4号，我可以告诉读者的是：到90年代末，他已是快80的老人了。他一直在香港生活，开着一家不大的商场。有时也会到台湾的儿子家小住。喜好种花，他的兰花据说还在香港某展览会上展出过。
1999年，他在香港静静地去世，只有老伴陪着，葬礼也像普通的香港居民一样简单无华。
他的儿女所能知道的是：爸爸一辈子都是个生意人。只有大陆最核心的公安部门，才会用代号记着他的真实姓名。
当然，记录谍报人员的那些册页，照规定到一定的年月就会被销毁，是几乎所有的世人都不可能再记住的，包括他们的亲人……
在香港的山头上，有许多公墓，墓前立着他的碑，不知是哪一块，但那名字一定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也许——连碑也没有。

第四节 荷叶塘故事——个地主后代的回忆

“孩子，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就说明你出来了，妈妈已经没了，你的家也没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赶快跑吧——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

得到他的允许，我公开这段故事。

1997年2月的一天，香港旺角一间酒楼里，十分热闹，不大的酒楼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喝早茶的广东人。

对面这位头发斑白的老人按辈分是我的表哥，名叫何增璜。原住湖南省桂阳县的何家巷，50年代从老家潜到深圳，然后偷渡到香港。

“大虎表哥不想回老家去看看？”我用小名叫他。还带着县里请港台人士回乡去办厂的“拜托”。

“不回了，不回了。”他摇着斑白的头，“回去做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了。”有些凄凉。

半天，他忽然问我：“石板街还在吗？”似乎在想什么。“还有，我家后门园里的石榴树，还在吗？红红的，这么大——”他拿手比划着，像当年爬在树上摘石榴的孩童。

他想着他的家呢，这位离乡几十年的老人。其实，他哪还有家？他家所有的砖瓦．都早在“大跃进”中被拆了建炼铁炉了。

我的心便不觉有几分悲凉。

他忽然停顿了一下，靠拢我，紧张地问：“还有，荷叶塘呢？还在吗？”他似乎很怕提起那个地方。

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家乡在湖南的南部，是个小县，名叫桂阳。

县虽小，却出了一个全世界都有名的伟大人物，那就是蔡伦。

也许是造纸的缘故罢，小县城的水井特别多，水也特别清甜。

清清的小溪水，与长长的青石板街道平行着，构成了一道诗意的景观，一同向南缓缓“流”去……于是一些人家的门槛边，就会架上一道道弯弯的像桥一样的砖拱，用来过人。月牙形的，别致得很。

小溪的水流过了何家湾、七里街、洋行角……最后接上一片水塘。塘里长满了绿绿的荷叶，红红的荷花，都在夏天的风中一摇一摆，美丽极了。那便是大虎表哥问的他小时候抓鱼的地方：荷叶塘。

“在的，在的。”我只好告诉他。

他嘘出了一口气：“啊，在就好——不要破坏了。”

五十年前，美丽的荷叶塘附近，便是大虎表哥的家。

大虎家的房子很气派，门额上题着三个字：家风第。

大虎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五表姑，出身官宦门第，她算起来，应该是曾国藩的重孙辈了。

五姑丈是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营长的。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散兵游勇到处乱躲，五姑丈便失去了踪迹。

那一日，已经是深夜了，五表姑突然听到有人在窗口叫：“文琪、文琪——”文琪是五表姑的名字。她一回头，便吃惊地看见窗口上露着一双眼睛：五姑丈回来了！
“哎呀，你还敢回来呀！”她赶忙开了门，把五姑丈迎进来：已经换了便服了。
五姑丈背靠着门，却不进来：“快，收拾东西，快跟我逃！”
“逃？去哪里？”
“香港——大虎二虎呢？”
“在床上。”五表姑指着熟睡中的大虎兄弟。
“快叫醒他们——人家还在山后头等着。”“人家”指的是准备一起跑的城里的几个大户。

据说那次成功逃去香港的，还有桂阳城里“大北关”刘家两兄弟、县城姓李的国民党党部书记，还有一个少校军医、后来都住在香港的调景岭，一辈子没再回来。

熟睡中的大虎二虎怎么也叫不醒“你别叫这么大声啊，外面听见啦——”姑丈很担心。

五表姑忽然想起，带着孩子是逃不了的，便催五姑丈：“你逃吧，他们能拿我母子怎么样？又没做坏事。”

话还没完，就听到有人擂前厅的大门——是民兵！

五表姑一把就把丈夫往后门推：“快跑！”两人转身就到了后门。

走到墙边，五姑丈爬上了梯子，泪珠就掉下来了：“但愿菩萨保佑你们没事。今生不知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日子！”说完，翻身就出了后院的墙。从此跑了香港。

等两个端着枪的民兵进来时．五姑丈已经逃远了。

“为什么不开门？”民兵问。

“我没听见。”五姑扣着衣襟说。

但梯子是来不及搬了。

“呀——后墙还有梯子呢！”一个民兵在后院发现了木梯。

五表姑因此被抓去派出所关了一个月，从此成了日日被“批斗”的对象。

我至今还记得五表姑被游斗的情形。

一长串衣衫槛褛的队伍，从石板街道的尽头上走过来了。队伍中的人，用一根长长的麻绳串在一起，像孩子手吸的一串大蚂蚌。民兵拿着竹片在后头吆喝着：“走！走！”如同赶牲口。五表姑就跟在这行列中，胸前挂着牌子，上头的红叉里写着：地主分子陈义琪。

她低着头走。头发有一半己经花白，身上的蓝布衣却十分整洁。

她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敲着一个破热水瓶。走几步，后头的押解人就在她的头上拍一巴掌警告：“敲响点！”

于是，筷子敲着破热水瓶的“念经”声，便响得更高：
“坦自从宽，抗拒从严。”她自念。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她依旧自念。
“打倒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家属陈文琪。”她还是自念。

有时母亲隔着窗口，看着从石板街上走过的“地主婆”队伍，会惊慌地关上窗子：担心这“风”也会吹到我们家里来。然后着急地对父亲说：“文琪呀，怎么旧社会的习惯还不改呀，都押着游街了，还穿得那么整齐，找死呀！”
父亲不做声．他本身就很危险。

“游街”结束的当晚，大抵都是“斗争会”，由居民小组组织。
晚饭过后的时间，长长的石板路上，便回响着铁皮喇叭筒的喊声：“各家各户注意了！今天晚上，在三厅屋开斗争大会。”
顺便说一句，这种“斗争会”是可随意举行的，主要用来“抓革命、促生产”。比如居民工作碰到了困难、修马路的任务完不成、“除四害”还欠着数字……那一定都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搞的“破坏”，可以搞一次“斗地主”来“促生产”。

至于那天的“斗争会”斗哪一个，也是随意的。看居民组长的喜好而定，如同抓出关在笼里的鸡。

厅屋的地下用木柴架着，烧着一堆大火。火堆旁，密密麻麻坐满几十个街邻。古街邻居，年年结亲嫁女的，如果照人们血缘看，四分之一都是五表姑的亲戚：或是叔伯舅舅，或是表弟表兄。
但是，这些曾经亲亲热热，一张凳上磕瓜子的街邻亲戚，开起斗争会来，个个像是有深仇大恨，争着“大义灭亲”!
“陈文琪站出来！”喊五表姑出来的，正是她的远房表妹，居民小组长。
五表姑就站出来了，在一圈“群众”中勾着头……
火山爆发般愤怒的口号声：
“打倒反动分子陈文琪！”
“陈文琪老实交代！”
“快说！你是怎么放走伪营长老公的！”
“我上次已经交代过了。”五表姑回答，语气很硬。
有人尖叫：“你同反革命老公有没有联系？”
五表姑反问：“人都跑香港了，怎么去联系呀？”
“呀，还不老实啊！”这里“老实”其实是“驯服”的意思。

“这是要打！”就有人愤怒地叫着，正义地从队伍中跳出来，对着五表姑就是一耳光！

“打得好！打得好！”人群中有人叫好——打人的正是准备入团的街邻秀秀。

“端渣子来呀！”秀秀声嘶力竭地叫着。

就有人端了一箩炉渣子进来，“噗——”地倒在地上，锋利的渣尖向上朝着，像张着口。

“跪下！”秀秀在五表姑后头推了一把，她便“哎哟”一声惨叫，双膝已经跪在了炉渣上……鲜血从她跪着的膝盖边——自然会有人把她的裤腿挽上去的——流出来。
终于，一个小时后，五表姑晕死在地上了。
于是，有人把关在屋里的大虎二虎放出来，让他们把母亲背回去。主持人也满意地宣布“斗争会很有成效”，大会结束，明天上水库。
餐桌边的大虎擦着眼泪对我说：“他们就是这样折磨我无辜的母亲。母亲怕我们多事，晚上回来，还安慰我们兄弟说，没啥，这年头，挨斗的人多呢。运动过了就没事了，平安了。”
不过，五表姑的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不久，小虎就出事了。

二

我同小虎在初中是同班，所以他出的这事我前后都清楚。

那是一天快放学的时候．教室里突然进来了面色严肃的校长和班主任，而且后头还跟了比他们更严肃的公安。

我很快感到气氛不对。

“今天下午，有哪些同学进厕所了？”

问得太突然，被恐惧笼罩的教室中，几十个小脑袋木木地竖着，像水面的一根根桩。一片死寂。

“听见没有——进了厕所的站起来！”校长气愤得涨红了脸。

我的身后站起来四个同学，其中就有小虎。

“你们都在那做什么了？”校长问。

“拉屎……”其中一个大点的怯怯地说。

要是平时，这种回答一定会在教室中引起哄堂大笑，但这次没有。整个教室静悄悄地，紧张得像落下一根针都可以听见。

“我也是。”

“我也是拉屎。”其他二个都说。

“拉屎？谁在厕所里写字了 ?”校长问。

四个学生都互相望着，没有人承认。

“这是谁的？”黄军装公安拿出一张作业纸来，举过头顶，上面用钢笔写着几个字：“苛政猛于虎也。”

这不是我们正学着的《孔子过泰山侧》中的话吗？

“还要顽固吗？”这回是公安问，态度倒平和，眼光在四人中扫射。慢慢集中在小虎的身上，不动了。

“我……我，”小虎声音在颤抖，“我，错了——”

两行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

“说得轻松，”公安说，“带走！”

就有另外两个公安跑上来，抓住了小虎，像抓着一只小鸡往教室外头去。我听见小虎在被架出去时叫着：“我不是啊，我不是啊——”

我至今不懂小虎最后说的“不是”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只是随意写上的，并没有“反动”的意思。

后来知道，是去了厕所的团支书到校长室报告的，说在厕所里发现“反标”。那团支书后来被“录取”到省城的高中。

当年学校的厕所很简陋，只是一层木板楼。排着十几个锯出了粪洞的格子，用木板隔开。

“反标”——就是那张作业纸，被人贴在格子中的板壁上。

“作案”工具是钢笔。字迹显然是小虎的，更有小虎被撕去一页的作业本为证。

那时，我弄不清，孔子过泰山侧干吗要说那些话？我更弄不清，小虎把那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作业纸贴在厕所中，究竟有什么意义？

事情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案件。十五岁的小虎被关进了监狱，接受共和国法律的刑判。

这究竟是无意的，还是“阶级斗争情结”的发泄？今天想来，恐怕的确是后者。世上本应无“仇”，本应无“斗”。仇恨却因为煽动，你要斗我，我也斗你，越煽越烈。

小虎最后被判了十年徒刑。

但是，犯人才15岁，“阶级报复”得要被证明“有人指使”才顺理成章啊。当然，“指使者”便是他的母亲和哥哥了。

五表姑和大虎也同时被捕，关押了半个月，追查同“反动标语”的关系。从此，十七岁的大虎就被共和国“内部监控”起来了——照规定：凡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如其直系亲属中有被无产阶级专政“关、管、杀”者，他本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进人无产阶级政权的秘密“监视”之列。这在《公安条例》中称为“十六种人”——直到后来宣布“阶级斗争”的错误才取消。

“你们进十六种人了，不能乱说乱动，知道吗？”公安指着两母子：“要互相监督，互相揭发。谁敢于揭发，准改造得好，谁就早解放。”

三

香港的酒楼上，大虎在继续往下说：“事情在慢慢起着变化，二虎关进去以后，一个夜晚，我刚修水库回家，母亲把饭端到我面前，看我吃着，突然说：大虎，你逃吧。”
逃？大虎一时还不明自她的意思。
“逃香港，找你爸爸去”
大虎迟疑了一下，问：“不，我要走了，你怎么办？他们会找你的。”
“娘都快五十的人了，他们能拿我怎么样？”五表姑说。
“不，我不能走。”大虎搂住了娘，“现在就剩咱娘俩了，要死咱娘俩死在一块！”
昏黄的灯光下，大虎的眼泪滴落下来了。

几天以后，居民小组派大虎到离城二十里地的地方去修水库。

这是个大晴天，清早起来，大虎吃了一碗母亲准备的甜酒，背起行李和锤子同几个一起干活的青年上路了。

阳光暖暖地照着，拱桥下的绿水轻松地唱着歌。

“走到那条石板路的转弯处，也就是在离荷叶塘不远的地方，突然我想回过头去……看一眼我的母亲”大虎声音哽咽。“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平时我出门，全不是这样的，难道这就是心灵感应？这时，我发现母亲也站在窗口望我呢……”

“没想到这就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老人的泪水溢出了眼眶。

四

两天后的傍晚，四个孩子到小城外的荷叶塘游水。昏暗中，有人看见水面浮上来一大块东西，还以为是一段木头，就用竹竿去捅。等游过去看时，才发现是一具尸体。

五表姑是抱着一块石头沉到塘底的。她学过游泳，担心自己沉不下去。

没有人看见她投塘。

只是在前一天黄昏，有人看见她穿得干干净净，把门锁了，提了一桶衣服，往荷叶塘洗衣去。

当年五表姑投水的地方——桂阳县城南荷叶塘，面貌已非昨日尸体扔在塘边上，很久没有人敢管。据说公安并没有去——死的只是一个地主婆，用不着去的。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她为什么会自杀，地主婆自杀是常有的事。

事情传出去，小县城中还是有了议论，都说是畏罪自杀。

“大约是还有没坦白出来的吧。”革命人民怀疑。

“八成，那写反标的事，同她也有关。”更有人肯定说。

得到凶讯的大虎是第二天才从工地赶回来的。二公安局表现出人道，同意让狱中的小虎也由人拿枪跟着出来，看他的母亲一面。

两兄弟于是得以相聚。先是抱着母亲湿漉漉的身子哭，后来是兄弟抱在一起哭，再后来是跪在地上哭。

两兄弟求一位路边的老奶奶为母亲换下湿的衣服，这是做儿子的没办法做到的事。天上的乌云聚积，两兄弟求人的头磕得地皮“嘣嘣”地响，天地动容！

街邻都只是远远地围成一圈看着，不敢走近，更不敢同他们搭话。

三天后，回到工地的大虎就从水库上跑了，毫无牵挂地踏上了偷渡香港的路——找他父亲去了。

逃跑前他还打伤了一直盯着他的烧石灰的伙伴——在五位派去修水库的青年人中，有一位是被公安局交代了任务，要监视“十六种人”的大虎的“哥儿们”。

“我命大，过河很顺利，也没遇上警犬，很快就到了香港。”大虎说，“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只有她死了，我才会下决心跑！”

当然，此后，大虎再也不可能知道他逃跑后家中发生的事了。两地隔绝，没有人会传给他家乡的音讯。

“你是78年才出去读书的吧？”大虎哥问我，我点点头。“后来我家的情况，你清楚吗？”

我只好摇摇头，我能说什么呢？

其实，“家风第”第三天就被政府收走了。后来改住了一户姓葛的商业局的干部。据说半年后，干部的妻子无意中在旧的壁缝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是五表姑留下的，信交给政府了。是五表姑留给小虎的，其中有这样的话：“孩子，如果你看到了这张条，就说明你出来了，妈妈已经没了，你的家也没了。你哥哥可能也到了香港了。你也赶快跑吧——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让你们同你爸爸跑……”
那干部的妻子是位小学教师，有文化的。她后来告诉别人：“到底是读过书的，一笔好娟秀的字啊，竖着写的！”
大虎表哥在东莞办有三间电子厂，有一千多名工人。桂阳县里的外经部门做了许多工作，想请他回家乡去投资办厂，帮助家乡解决年轻人就业的问题。他始终没有去。我去做工作也没用。
2007年4月17日，大虎病逝于香港观塘。

第五节 强扭的瓜不甜——宝安县的合作化和“退社风”

“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时，是不是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悲剧？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反面！”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一、新中国的集体化尝试

1956年。武汉。
毛泽东轻松地浮在长江水面上。
大江浩荡，滚滚倾往天际。好一派壮观景象！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此刻他的心情格外豪迈。
在他的心中，还有另一番壮观的景象：一年来，全中国的形势，真是好极了！
城市实现了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改造、工业指标连续被突破……尤其是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大变化，那真是翻天覆地。
前不久，秘书送上的报告称，直至1956年4月，全国的农村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合作化。几亿中国的农民拿着申请书，敲着锣打着鼓，高高兴兴进了“合作社”，走到集体化道路上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就在农村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富农的田地财产都没收过来，分给了那些穷苦的农民，人人有田可种，有饭可吃了。农民的生活比动荡下的国民党时候好了，人民群众从内心拥护共产党。
他又发动农民搞起了互助组。让一户两户、三户四户的农民“互帮”,贫苦农民相互协作，农具耕牛交换使用。

但是，好景不长，新的问题出现了。
土地分到农民手里后，农村很快又出现了“分化”：那些劳力弱的、孩子多的、生活穷困的，宁愿把手里的地卖了了。而劳力强的、富裕的农民想发家，又把穷人的土地买到自己手上来……土地往富人一边流，平均分下去的土地又不平均了。
原来，共产党就是把土地送到农民手里，如果任其下去，还是会穷的穷，富的富呀！

汇报的材料告诉他，一些穷苦的农民，是靠着互助组的乡亲把粮食借给他们度过荒年的；那些没有劳力耕地的老人．生病在床的寡妇，是靠着互助组的乡亲替她们耕地下种的……

要这样下去，那还革什么命，流什么血啊？这是谁都没有想到！

于是，毛泽东在巾臾的会上警告说，如果这个时候不拉农民一把，“农民会说我们共产党见死不救！”

在中国，既要让农民富裕，又要避免再回到贫富两极分化的路上去，是个难题。有什么办法避免呢？

只有靠三个字：集体化。

这是一条不是哪一个人“富”，而是大家都“富”的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么，这条路怎么走呢？

首先，把儿亿农民都组织起来，组合到许多的“集体组织”中去。再进一步解决产生贫富悬殊的生产资料——土地问题。

发动农民把已经分下去的土地、耕牛、农具……再交回来，重新组织到“集体”中去。

只有这样，地是集体的地、田是集体的田，打的谷子是集体的谷子，农具、耕牛……全都是集体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分配，才不会有哪家贫，哪家富，哪家剥削哪家。

这样就铲除了资本主义的土壤，消灭了“不平等”，最后就可以实现千百年来多少圣贤的愿望！
他给中国的这个“集体”取了个名字，叫做“农业合作社”。
从个体到互助组．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一步步把农民朝高处引。这就是“集体化”的道路。将来还要把农民引向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社会：共产主义，最后让农民进人丢掉小“我”，溶入大“我”的至高境界中！
这，就是毛泽东的集体化理想！

但事情并没有如预想中的那样顺利。
1955年7月11日，颐年堂。
刚刚从农村调查回来的毛泽东风尘仆仆，便急着召见邓子恢、廖鲁言、谭震林、陈伯达等人。
“你们说农村的形势那样不好，农民要求退社的多。有那么严重吗？”
邓子恢：“的确是这样的，主席。有些农村干部强迫农民入社。农民思想不通，生产就没积极性，庄稼也就长不好……”
“我刚从外地回来，怎么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很好嘛，农民生产消极了？”
邓子恢插言：“农民缺粮是真的。”
毛泽东：“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嘛。我调查了。是地主、富农们闹的。他们对搞集体化本来就一肚子火。柯庆施对我说，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几人都没作声。
“你们原来发展合作社的计划太慢了，要改！”他把送来的计划放到桌上，“下半年我们的合作社要发展到130万个！”

“我看还是维持原来计划的100万个吧。慢一点好。”邓子恢壮着胆子反对，“这不像我们土改，把土地交给农民，现在是要从他们手中收回来，工作就不好做了。”

毛泽东没作声，继续抽烟，听。

邓子恢越说越起劲：“大规模普及的条件也不成熟，前段时期试办的那些合作社，有些连会计都找不到……有些地方，把农民的棺木、老羊皮袄都拿来入社了……”

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了：“你好像比我还有理！”
他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当然，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他同陈伯达谈起过多次，这在同邓子恢争论时，没有去展开。

那就是，不仅防止“贫富分化”必须搞“集体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逼着你不能不搞“集体化”。

就在此前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重工业的目标制订了。这中间遇到一个问题：发展重工业就得要粮食、要棉花、要原料。这些原料从哪儿来？只有从中国农村这个大仓库中来。照新中国成立初年农村的状况：薄地、耕牛、水车……农民吃的都不充足，拿什么去支持五年计划？

说白了，用什么办法来让地里快点多打粮食，多生产棉花、多出油料来支援工业化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靠农村快点实现合作化，靠“集体化”来促进生产发展！

用一句经济学上说的话就是：用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

这个道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的：18世纪手工工场的生产力，正是通过“分工”创造出来的！祖师爷马克思也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过。

通过发展集体化来提高生产力，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取得了醒目的成就。

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大会上，马林科夫就宣布：通过“集体化”，苏联已经使小麦的产量比1940年增加了48％。长期困扰俄国人最严重的“吃”的问题，就是在“集体化”中解决的！（后来证明，这个增长数字是虚夸的——作者）

毛泽东身边的“秀才”陈伯达更是力主这一经济观点。毛泽东在批复山西省关于办合作社的报告中，更特别提醒刘少奇、薄一波等人注意社会主义可以创造高速度的问题：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_{（见《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l期第9页）}不加快办合作社的步伐，不靠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你邓子恢的农村部张着个巴掌，拿什么去支援工业化呀？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指出，全国农村在1958年之前，要全部实现合作化！

这比原来刘少奇设想的花二十年的时间先搞机械化再搞集体化的速度翻了几番！

一个“加人农业合作社”的热潮，随之就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起来了！

到1956年5月止，全国91.2％的农户都人了合作社，到11月底，更增加到96.1％。

毛泽东决定继续扩大战果：又把矛头对准了城市“集体化”!

按照中共中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于1967年完成，结果1956年就完成了。提前了12年之多！

从农村到城市，双喜临门！仅仅几个月的功夫，全国山河就都“集体化”了，真是飘在南海里的一只小渔船，也是农业合作社的了！

但是，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另一个问题：亚当?斯密的手工工场例证，能不能运用于20世纪的中国农村实践？18世纪的英国赤贫无产者，与20世纪有田有地的中国农民，对于搞“集体化”会有怎样不同的心情？

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强行快步走“集体化”的道路，必然导致“隐性反抗”——消极怠工、生产效率低下，种种恶果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那是后话。

而他的“大办快办”合作社，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始。

现在，我们离开万里长江那个浩大的背景，去找一个小“点”看一看。

在遥远的南方，在“合作化”的高潮被掀起，一片敲锣打鼓之后，深圳河边的那个小县——宝安县是怎样的？

当那些无奈地牵着老牛的农民、拿着“申请入社”的红纸，强作“欢笑”走进合作社的大门时，毛泽东可能并不知道，在这一些的后面，在发生着什么……

二、宝安县的反“退社风”运动

宝安县的历史档案，记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宝安县农民的生活状况。宝安县80％以上的土地权都集中在少数人——地主阶级手中。

民国时期的中国，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决定了社会处于极大的不合理与不安定之中。没有土地的宝安县的大部分农民，生活必然贫困。

正是这种贫困导致了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否定。

以一例为证：
宝安县桥头村农民林嘉福耕了地主林良旺三石种田，一年只能收谷三十五担。除交租二十担外，每年还要交“文田谷”二十斤、“巡丁谷”九十斤、“保长谷”一百五十斤、“族房谷”十斤、“征兵谷”二百零六斤……
辛苦付出血汗一年，林嘉福最后拿到手中的，只有不到三担谷子。就是说，不到其实际生产的十分之一。一年一家人只有二个月的口粮。

三四月，青黄不接，是地主向农民盘剥的最好时机。农民不忍一家老小饿死，高利向地主借粮。往往是借一还三，甚至借一还四。

在这种情况下，战乱中的国民党政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壮丁谷、保甲谷、靖安谷等等苛捐杂税。

种种盘剥之下，宝安县农民一年的收人，大约是其收获的一成到两成。

这样可怜巴巴的收获，怎么养活妻子儿女？

为穷困所逼迫的农民常常走上绝路。

资料记载：“林嘉福在此情势之下，只得带着一家老小七口出去讨饭，七十几的老母亲不忍心拖累儿女，出门前上吊而死。妻子和小儿子饿死在去东莞逃荒的路上……”

有此遭遇的宝安县农民，在民国时期，非此一例，不在少数。

蒋介石政权在农村的失败，农村的贫富悬殊，农民的穷困境遇，正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拥护的“立政”基础。

共产党来了，改变了这一切。

1949年10月19日下午4点25分，在今天的深圳剧院原址，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深庄严宣布：深圳解放了！一切权力归于人民！

这是多么大的喜讯啊！群众自发地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炮仗庆贺。

如同当年在解放区开展的，使得后来的解放战争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持的“土地革命”一样，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在广大农村发动“土地改革”,“斗富济贫”，把集中在农村少数人手中的土地，拿来分给在农村占大多数的贫苦农民。

1950年6月，宝安县人民政府向人民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没收地主的生产资料和多余的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的土地和其他公地。”

人民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农民世世代代盼望的“均贫富”。共产党，真正获得了贫苦农民的心！

宝安县的“均贫富”是分成这样几步走的：
第一步，镇压反革命。首先把农村的反动势力打下去！
1951年3月9日，宝安县政府分别在深圳、南头、西乡召开群众大会，判决了163名反革命和不法地主。一次就枪毙了大匪特首领林强、刘色风等16人。
1951年3月至6月，宝安县共扣押“反革命”1324人，枪毙180人。反动阶级的气焰被打下去了！
第二步，派出工作队进人农村“访贫问苦”、“串连扎根”。

一队队背包上挂着毛巾和漱口杯的工作队进人了农村。他们大都来自底层的劳动人民，与穷苦的“阶级兄弟”吃一锅饭，睡一张床。贫苦农民把他们当成了“贴心人”。

第三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跟地主阶级势力斗争。

怎么把农民组织到一块呢？什么是农民的共同点呢？那就是他们在旧中国同样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充满着对国民党旧社会的怨恨。
共产党在农村广泛开展“忆苦思甜”教育。
一次次的“访贫问苦”，一次次的“诉苦大会”，共同的遭遇，使分散的农民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黑暗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国民党”身上，农村的组织坚强了。穷人的心紧紧地同共产党连在了一起。
第四步，农村工作队顺势发动组织“农会”，并开始了中国农村革命的“重要”一步：划分“阶级”。
怎样划分阶级呢？
有关资料记载，1951年宝安县的土改工作队刚进人农村时，无法分清“阶级”，曾用过一个最朴素的“方法”：穿烂衣服的就是贫雇农，谁家壁上挂着腊肉腊鸭的就是地主。

同一个祠堂姓氏的子孙，按照经济状况被分成：贫（雇）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多个成分。前三者为人民政权的“依靠对象”，富裕中农为“团结对象”，富农、地主为“专政对象”。

“千年百代一姓人”的中国农民，从此有了不同的身份——“阶级”。

为什么要划分阶级呢？

有了阶级的划分，阵营就分明了，斗争的对象才能清楚，才能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人，进人“革命”的下一步。

第五步：斗争地主分田地！

而今互联网上网的年轻人常常不解为什么“斗地主”：地主和农民有深仇大恨吗？分了人家的田地得了，为什么还要“斗”他们呢？

事实上，斗倒地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把地主阶级的威权打下去的过程，更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在农村获得道德支持的过程。

做牛做马的贫苦农民翻身了，而当年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被斗倒在脚下了。是共产党来了，让他们扬眉吐气，“当家作了主人”。

在大会上被批判斗争的地主“交代了罪行”，穷苦农民上台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群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口号喧天，群群激愤。

打倒少数，底得大多数，新生政权更加稳固了。

勇敢的农民冲进地主的高墙大院，强迫地主交出账本、地契，然后一把火烧了。地主所有的土地、房屋、牲畜都被充公，按农会的指定一一分给农民。

宝安县的历史记录充满了激动：“那些盖满官印的田契，从此随着整个封建剥削制度的灭亡而焚烧殆尽！”

我在宝安县土地改革有关的历史资料中发现了一张图，图中的说明写着：”1951年5月29日，宝安县举行土改没收典礼大会，做成猪栏形状的地主栏设在主席台的右边。低眉顺眼，垂头丧气的地主被一个个押上来，被定为不法地主的都戴一顶五寸的白色高帽，守法地主则蹲在地主栏的前面。献田契仪式开始，地主们一个接一个上台，向毛主席像叩头谢罪，然后双手向农民代表献上红纸包着的地契……”

毫无疑义，50年代初的土地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20世纪90年代，深圳作家苏伟光、杨宏海主编了一部《深圳民间歌谣》，其中有一段《土改快板》，用宝安县农民的话，记录了土地改革后农民喜悦的心情：
我名叫亚福，今年五十六。
想起解放前，住个茅寮屋。
着个烂衫巾，食个盐傍粥。
解放翻倒身，分田又分屋。
涯阿福，涯阿福。
不忘共产党，永远过幸福。

可惜的是，中国农民的这种欢天喜地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为了“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一场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卷地而来，交给农民的土地又要重新收回去！

人民对共产党那种感激的心情，从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宝安县的合作化运动来得很快，一开始曾让人感到突然，人们原以为“集体化”是多年后的事，1953年底，宝安县委在试办了第一个合作社——“新桥农业合作社”后，还在文件中得意地认为速度已很快了：“这样，5年时间内，我们就可以实现全县合作化。”

可是北京一声号令，全国的“合作化”突然加速！随着毛泽东批判邓子恢等的“小脚女人”，所有的人都不敢冉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击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

一般人都熟悉共产党在城市发动的“反右运动”，而对于农村进行的反“退社风”却知之不多。

我们来看看，宝安县农村是怎么“反退社”的。

宝安县的农村“整社”，即反击“退社风”运动，是在1957年8月后进入高潮的。

“整社”方法同“反右”类似，先让农民提意见，搞“大辩论”。让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再根据“辩论”划分阶级队伍。组织群众，对暴露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反击。

据称，最初在宝安县农村搞的“反退社”比在城市搞“整风反右”还难。雪片似的向县委飞回来的报告都称：“大辩论搞不起来。”

农民开会不积极，喊了半天开会，稀稀拉拉就来十几个人。拿张凳子坐在大屋中，只抽烟，听干部讲，就是不吭声。

开了一晚的会，煤油都烧过半盏灯了，还没有人肯说共产党一个不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此时的农民已有了“参照物”。

我查了一下宝安县开展农村反“退社风”的时间，其时为1957年的9月到10月。此时，城市的“反右”斗争已经先开展起来，凡是向共产党提了意见的右派分子，正被揪了出来批判斗争。

城市的右派分子“多嘴”已经尝尽了苦头，宝安县的农民有“前车之鉴”，不肯讲话了，是情理中事。

工作组十分着急。群众不说共产党的不好，就找不到“靶子”，找不到靶子，怎么好开展“斗争”呢？不“斗争”一些人，合作化怎么能继续走下去呢？

于是做细致的工作：农民不开口不能“吊捆打”，得要有一套叫他们开口的办法——在这点上，城市的“整风反右”为农村的“反退社”积累了经验。

一位老工作队队员回忆说：“经验就是启发式运动，就是由贫下中农、干部带头揭问题，把反动的话引出来。”

有关这类的资料，留下来是不多的。我有幸找到了记录宝安县农村“大鸣大放”历史的，1957年惠阳地委（当时宝安县属于惠阳地区）农村工作部所编的《东江在前进》一书．书中有一篇《和平社大鸣大放斗争的经验》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宝安县和平农业社“大鸣大放”是怎么做的。

“宝安和平社大鸣大放大争搞了15天，有273人鸣放了729条意见。”

“鸣放”热情分明很高。

那么，和平社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片先是召开党支部会议，解除顾虑。其次是队、组长、贫农要带头鸣放。不管（群众）提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对的意见要沉住气听下去，不要立即反驳。

估计到反动力量主要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向党“进攻”：一是攻击合作化后生活今不如昔、粮食不够吃。二是工农悬殊大。三是物价太高。四是集体不如单干。所以，要在这几个方面充分作好“应战”准备。

应战的准备是这样做的：

“以队组织为核心，每队准备一个（人），驳斥（一个）谬论。事先收集材料，（如由）四队收集合作化后生活大大改善的材料：黄耀中全家5人，每人每月吃了34斤米；黄伯如说，全队现有54支水笔（钢笔）, 20把电筒，解放前只有伪军官才有一支水笔。”

当“反击”的材料准备充分后，“大鸣大放”会就可以召开了。

开会前要反复讲清不打击报复，解除顾虑。号召群众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引导”是循序渐进的：第一晚“一般都是由干部、贫农先带头发言。都集中在领导方法、生产安排（这些不很要害的间题）上。社委队长当场要表示接受批评……”

通过第一晚的“放松’后，第二晚．一些心怀不满的人便会蠢蠢欲动了。

“第二晚主要是引导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合作化优越不优越？统购统销好不好等方面。”

真正的交锋这才开始。

政府征购是否太重？档案记载，富裕中农黄观生、黄和兴说：“全社全年人口增加了43人，增加口粮2万斤。”但上交的任务不减，粮食当然不够吃。除非“减少公余粮才满足口粮需要”。

早准备好的人们是如何“驳斥”的呢？

贫农童田生起来发言说，不能因为我们困难就要求国家减少征粮：“一个社减少2万斤，全省全国那么多社，不知要减多少多少。这样军队、工人吃什么？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增加生产。”

第二个问题，农民生活是不是“苦”了？

黄观生说：农民“年年口粮220斤，生活没改善”。“同志（工人）白雪雪，农民乌黑黑。”

“贫农黄秤生拿出一包黄金龙香烟说，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农民都能抽香烟了)？谁说生活没改善？”

农民黄亚居说：“过去100斤谷子换100斤盐，现在200多斤才换100斤盐，是政府剥削了农民。”

“贫农黄秤生说，政府只向农民收点公粮，不从盐、烟、酒多收点税，哪里有钱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可以去惠州看看建设糖厂要多少钱？”

那时，邻近的惠州要建一个大糖厂，看了回来的农民无不赞叹祖国的大建设好。“叫苦派”没说的了。

第三个问题，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

说单干好的人说：“入了社．我比以前干的还多了，收入还没增。”

“今日是有得做冇得食。还不如以前给地主打工好，三餐饱饭热烘烘。”

说集体好的人反驳说，旧社会我一家流浪讨饭，进了合作社我才有吃有穿。谁说合作社不好啊？

“社主任廖伟荣说，大陂头的水利，过去（单于力量单薄——作者）打架也搞不成（为争水利村与村械斗——作者）。只有转了高级社，才修得成。2000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增产了8万多斤，这不是集体的优越性吗？”

“你们说合作社这不好那不好，难道国民党还好些吗？”

反驳者的最后一句发言很有杀伤力，否定合作社的一方马上不再说什么了。

没发言的富裕中农一看不行了，便纷纷附和着说社会主义的好话。

南头社的富裕中农求饶说：“大家不要计较过去的意见啦，都系撮（坐）一条船啦，我们以后积极生产就是。”

“我歹（们）再不敢哇（说）退社啦！行不行？”那些发了言的社员感到后悔了。

贫下中农说，哼，你们放了这么多天的毒，就这样罢休了吗？不行！没那么便宜！

那些提了意见的富裕中农，尤其是地主、富农，后来被一个个揪出来，在武装民兵的押解下，戴上“攻击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高帽子再一次“斗地主”，游村、游田垌……

最热闹的算是南头的一次反击“退社风”大游行了。被牵出来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像一长串蚂蚌，绕着南头乡的田桐转，排了一里多路长。“队伍到天黑还没绕南头城一个圈”。

与此同时，宝安城镇的“整风反右”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共有852名教师被集中到深圳镇学习在积极分子的“带头”下，很快出现了“鸣放”的高潮。文教卫系统’‘头5天就有863人鸣放了4485条意见，贴出了180658张大字报。运动结束后统计，平均每人写大字报258张。”我不知道这个统计数字是否有水分，如是这样，写大字之多堪称惊人！

由于大字报写得太多，令当时深圳镇上所有的文具店里的白纸都一售而空，文教局只好派汽车到惠州拉纸。

我们看看，深圳镇上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究竟都写了些什么话呢？

县食品公司有人贴了一张“猪肉倒海”的漫画，说1956年公司猪肉管理不善，落盐过少，霉烂了1500多斤。全部倒进了海里，是浪费。

县医院有人贴大字报，说1953年医院买了一套价值9500元的人工呼吸器，谁也不会使，结果积压四年多，浪费了人民财产。

此两个写大字报的人后均被划作右派。

大鹏小学教师何志超被划为右派的“罪行”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理由是：“因为那段时间经常买不到猪肉，（他）对一个叫胡瑜的同事发牢骚：‘每天有四两酒，四两肉，谁做皇帝都一样。’胡瑜发火柴点烟，划了几根都划不着，何志超又说牢骚话：‘屌！亡国火柴。’”

何志超因此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1979年3月7日，宝安县委为他平反时，他已在多年前病死在劳改场中。

南头中学教师黄锦瑞被划为右派的罪行是“辱骂毛主席”。

怎么辱骂的呢？

“大鸣大放”期间，黄锦端说：“（共产党干部）拿橡皮包钢丝做的鞭子，抽人伤骨不伤皮。北京这么远，你能向毛主席诉苦吗？”黄锦瑞参加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青团”，他的话很快被积极分子汇报。专案组定性他为“诬蔑伟大领袖拿鞭子抽人”。

黄锦瑞在被划为右派后送罗田水库劳动改造。他不能忍受这种“欲加之罪”，于1959年上吊自杀，用死亡了表示了最后的反抗。

1957年宝安县的反击“退社”和“整风”的运动，是在枪声中画上句号的。

1957年8月4日，闹“退社”最厉害的库坑乡举行大会，斗争地主分子叶孝忠。罪名是串连农民“退社”，妄想“挖空社会主义墙脚”。叶孝忠是国民党时期的土豪劣绅，本来民愤就很大。一时会场上群情激愤，口号声震天，到会农民一致同意“枪毙”。

叶孝忠被五花大绑，还想辩什么，早被人按着头，押上了一辆牛车，跳上三个背着长枪的民兵，两个公安。老牛一开步，会场上立刻有人带头喊口号。

“坚决镇压地主分子叶孝忠！”
“谁反对合作化就叫他灭亡！”
“合作化就是好，就是好！”
口号声落的时候，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后来有人形容：“就像炒豆子的声音’”。
全场猛地死一般沉寂。

中国的农民明白了，顺着共产党说话比说真话好。他们开始学会了用两副面孔做人。

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出现了裂痕，这可以从偷渡逃港群众的成分中看出。

1956年前，逃港者主要为新政权的“敌对者”，地、富、反、坏，蒋介石遗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余部。而1956年后，逃港者中第一次出现了新政权的“受益者”：贫农、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这显然同城市的反右，农村的强拉入社以及反“退社风”有关。

但是，这些“光明下的阴影”，是很难呈送到高层的办公台上被“看到”和被“知觉”的。

“退社风”被打退了，上报的材料写着：“宝安县上下出现了一片人人走社会主义路，个个爱社如家的喜人景象”

1957年末，宝安县委的一份总结材料更不无得意地称：“人民群众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坚定、意气风发。真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材料的最后欢呼说：“全县人民正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信心百倍地奔向1958——”

而事实，是这样的吗？

中国，在离真理越来越远……

“1958”就在前面、“大跃进”正在前面、“大炼钢铁”熊熊的炉火正在前面。

一段更为危险更为狂热的历史，就这样等候在前面了……

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颤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

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就在这一“放”一“收”的历史中产生……

有人对1957年宝安县的反“退社风”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牛不想喝水，按了牛头也不会喝。”

宝安县那些被强迫入社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镇压、被批斗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比起内地的农民来，多了一条出路，那就是：逃港。

逃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被定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并且认定造成逃港的原因不是大陆政府在政策上有什么过失，而是外部台湾、香港的美蒋特务煽动的结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逃港者，就是“叛国”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30年逃港的潮起潮落，可说是中国政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

我在笔记上，用红色的波纹线详细标明着30年来深圳河上偷渡的情况。

波纹线在1952年到1956年的一段，变化是平缓的。波纹线没有大的起落。在每天的记录上，甚至出现过“0”的记录。

很明显，国民党在大陆的势力基本被消灭、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人已被放出去香港。国内政治清明，人民群众满意。政局稳定。

这个态势在1956年下半年后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红色波纹线在1957年后更突然急剧动荡，随之上升。毋庸置疑，这表明国内政治斗争开始激烈，一部分群众对政治、经济的状况不满而开始“背叛”。

红色波纹线节节上升，开始是每月偷渡几十人，接着是每月出现数百人，到了1957年的6月以后，猛然上升到每月近千人，最高上升到7月的几千人。
这就有点反常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不满“入社”而引起逃港，它应该是断断续续的，不应该形成集中的大规模的偷渡潮。

陡然上升的“水银柱”仿佛在提醒我，这后面有个什么事情在推动着“逃港”。

难道在1957年的六七月份，宝安县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堆积如山的有关宝安县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着。企图找到打开疑问的钥匙。我坚信，造成一个月几千人规模的大逃港，不会没有原因。

一份由中国共产党宝安县委员会所发的《边防字21号》文件，引起我的注意。

这是1957年6月8日，由王志任县委书记的中共宝安县委，向中共广东省委和惠阳地委呈递的一份报告，报告题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

我仔细地翻看了这份文件：果然不错，看来，1957年六七月群众逃港高潮的形成，与这份文件有着某种联系。

这份文件主要谈的是深圳河上的偷渡的事，内容分为：偷渡情况的分析、矛盾的性质和意见和我们采取的措施三部分。

在谈到群众偷渡的原因时，报告中的认识同习惯的把“逃港”看成“叛国”的看法是不同的，而有其“新观点”。

报告称：
由于英方的坚持，1956年3月以来，中英双方实行了“出入平衡”政策。即香港每天过来多少人，深圳这边每天就只能放多少人过去。由于要求去香港的人数大大多于香港来大陆的人数，宝安、东莞、惠州一带成千上万要求去香港的群众，探亲的要求不能得到批准，造成了不少群众选择“偷渡”这条路。
报告说：“对于人民群众去香港的问题，采取放宽还是继续从严呢？我们认为放宽较好些。”

报告大胆提出了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在这里，作者把“逃港”改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出港打工”。十分聪明。报告还认为，与其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不如把“出港打工”的这道门打开得更大一点，更“放宽”一点。

“这样，就可将矛盾转向英帝国主义”对群众、对政府，都是好事。

表面看，这份报告没什么，而细看则柔中有刚，内含着要求“对港政策”改变的潜台词。

那么，广东省委是怎么样对待这份报告的呢？

广东省委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意“放宽”。

广东省委为什么会同意“放宽”？

进一步说，宝安县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向上面提出要“放宽”呢？

这是个什么样的时候？

看来是农村政策出现了问题。农民对强迫入社不满，整风整社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宝安县委难以控制局势，只好请求上级“放宽”让一部分群众去港。

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

但同时另一个反过来的解释是：群众逃港越多，应该只会促使宝安县把边防卡得越严，为什么反倒“松”了？

放宽政策是为什么出台的？

是不是有一件“突发”的事情，让宝安县委无法“卡”下去，从而“有理由”要求上级把政策“放宽”？

终于找到了。

也许65岁以上的广东的老百姓会记得，1957年的三四月，对于依靠田里的收成来填饱肚子的广东农民来说，是一个难熬的春天。一方面是政治运动，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一方面是青黄不接，粮食紧张，群众没饭吃。粤北地区更有甚之。

1957年春，粤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水灾，致使数以万计的农民失去了家园，大批农民自北往南避荒。

当时，广东的南部，宝安、惠阳一带没有受灾。于是，流浪到广州一带的成千上万的灾民，又像潮水一样流向广东南部。

关于群众流落边防的报告

广东省委（56）字第131号文件《中共广东省委批转宝安县公安局“关于外省、外县居民大量流落边防区的专题报告”》称：流亡到深圳边防线上来了的灾民，手里拿着乡里、社里开的证明，拖儿带女、哭哭啼啼，成千人围聚在罗湖桥海关一带，口口声声要到香港去“投亲”。说如果不让他们去，就躺在罗湖桥上不起来。

都是没吃没喝的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边防军也不好硬性驱赶他们离开。

那时，从香港来往内地的旅客，都要在深圳罗湖桥下车换车。深圳镇上灾民集体要饭的情景，被“港澳同胞”看得清清楚楚。不少右翼记者抢着拍照，港台的报纸上，立即登上了“粤北大饥荒，数万难民南逃边境”、“共党政权料难维持”的醒目标题。

对于灾民流边，当地部门十分为难，因为数万群众来边，无论在治安上或者在食物的供应上，都成了问题。于是向上反映这种情状：“由香港返来的同胞看了十分难过，买东西给她们吃，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希望引起上级的重视并尽快解决。

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当时的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

有关资料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自2月1日至4月6日，据不完全统计，（涌来深圳的流民）计有21县3个市。
揭阳县十六区美德乡王印庄等5人带有小孩2个，已饿得骨瘦如柴。
东莞县石鼓墟青乙乡妇女吴玉带着三个小孩捶胸大哭，想去香港。高呼：“冒得食饿到死。”_{（见广东省委（56）字第131号文件《中共广东省委批转宝安县公安局“关于外省、外县居民大量流落边防区的专题报告”》）}

显然，上报文件是有意披露群众在罗湖桥边，迫切要求去香港的凄苦情状的。

按照往常的做法，那些擅自进入边防，而且在“影响着共和国形象”的人，是要被强行驱赶离开罗湖桥的。但是，这一次有关方面却显得格外的“宽松”，竟没有提强行遣返群众，在一些场合反而站在流浪群众一边说话：“既然人民群众有了困难，我们难道能见而不管吗?”

这样，在“强迫入社”而导致群众逃港的情势下，本来就希望上级“放宽”的宝安县委，由于灾民事件的出现，找到了更多的向上要求“放宽”的理由。

上级，即广东省委，分明也在配合宝安县委的要求。

20天后，即1957年的6月28日，广东省公安厅便向广东省委、省人委上呈了报告，称已经研究出了“放宽”的具体措施，请求省委、省人委批准。

很快，一天以后，即1957年的６月29日，广东省委、省人委便向各地批转了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对外的第一次向香港的“放宽”，就这样出台了。

批复称：
省委、省人委同意省公安厅关于放宽人民群众前往香港的请示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希各地认真研究执行。在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们。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 1957年6月29日

“批复”所称广东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即是“放宽”。放宽的范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的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在珠江口以东靠近香港的地区，包括惠阳、汕头两专区的各有关县，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
这中间，宝安县边防开放的程度是最高的。出境的“秘密口子”包括“沙头角区的梅沙、盐田，福田区的沙嘴、沙头、石下、沙尾，南头区的白石洲、后海、粤海门、湾下，蛇口等地”。
在这些地方，群众可以“凭证件到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外出”。

除非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群众只要向村治保主任申请，即可办理证件，“均可批准其出口”：
一、有现行反革命活动。
二、正在执行管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
三、专案侦查的对象。
这就是年纪在65岁以上的宝安县人，至今记忆犹新的所谓“57年大放河口”！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某种原因的打断，文件所设想的还将“正式放宽和取消入港限制”本来很有可能成为广东省委的下一步政策。
但是，谁也没想到，文件下发不久后就突然被收回！
这是因为情势的发展，突然变得不可控制！
“开放河口”的秘密文件还刚刚在县一级传达，还没有到基层去，“可以自由去港了！”“边防军秘密引路出去！”的消息不知怎么就突然传遍了宝安县，接着飞快地传遍了惠阳地区、广东省。
风集云汇，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广东各地成千上万的群众，黑云一样涌到深圳河边上来了。

宝安县委在1957年向省委政法边防部、省公安厅、军区司令部等呈递的报告中惊呼：“自今年7月以来，我县群众大量外流去香港，其情况是解放以后从未有过的，其中尤以７月份最为严重。由个别到集体、有组织……”
“从东莞乘火车经我县平湖下车，最多的7月14、20、21日，每天成群结队集结边境偷渡，每天晚上均有1000余人。”
“一个突出严重的问题，已经从边防到内地，从大人到小孩，从暗中到公开煽动，日益发展成严重趋势。”
“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中竟外逃了13人，不久，连剩下的2个也跑了。”
“沙湾乡团支部26个团员中，除了6个表示不会逃以外，有20个团员在准备外逃。”
“集结在乡府和派出所要领通行证，未达到要求就无理谩骂我干部。”

边境的铁丝网边涌满了群众，边防也承受不住了。各种告急的汇报不断从边境发到宝安县委、省政法边防部甚至中央的桌案上。

汇报材料称，有情况表明，群众的外流正在逐步蔓延到内地，湖南、广西农村，已有数县得讯的群众准备涌港。

港英当局也慌了。香港的报纸惊呼：“共产党偷放河口，难民潮水涌港！”“中共违背中英对等原则，出入平衡被破坏。”所谓对等原则，就是每天港英方进入大陆多少人，大陆才可放出多少人到香港。

不良的国际影响出现了：英国的本土主要报章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深港边境“难民涌入香港”事件。英国政府立即向北京发出了“照会”。

香港的左翼人士也向北京惊呼：“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北京也紧张了，直接质问宝安县委是怎么回事，命令“从速反映情况”。

在难以控制的形势面前，广东省委、宝安县委，都不敢再走下去。

1957年10月6日，宝安县委政法边防部向上级提交了题为《关于放宽群众去港及外流情况的总结报告》

在回顾了几月来的边境“放宽”后，不能不提出要采取铁腕措施。重新封锁边界，一边又再拾“阶级斗争”的法宝，号召宝安县的群众起来：“坚决打退外逃风”！

报告称：“凡是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自己偷渡，或为首积极参与煽动组织偷渡，带渡引渡者，经查证实后，一律依法逮捕惩办。”

“凡是放弃正当生产，专门进行引渡带渡的，不论其什么成分，一律逮捕，予以判刑。”

“虽属基本群众，经教育不改的应判处管制或逮捕法办。”

“凡属无合法证件进入边防区的，可由当地民兵扭送当地公安派出所拘留审查……”

深圳河边的铁丝网下，荷枪实弹的部队增加了，有行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如参与偷渡逃港，可以被判刑，以至枪毙！

一时，正在惠宝公路、平湖铁路沿线潮水一般涌向边界的满怀热望的群众，惶恐地停住了脚步。

潮水在宝安县北打了一个圈后，又逐步向北退去。

……

有人曾评议过中国农民的盲目性，常常是盲目而起，盲目而退。

这次逃港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几天的时问，深圳河边境就恢复了平静。

1957年年底，宝安县委关于1957年的边防工作总结似乎松了一口气写道：“一年来，在上级公安机关的指挥下，依靠边防军和广大群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偷渡风，终于被刹住了。”

发生在1957年深圳河边的第一次大逃港，除了在蔡屋围经常开大会的广场上，留下了片片监禁、枪毙地富反坏分子和偷渡犯的布告的残页外，只是把更多的痛苦留在了人民的心头。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战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

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就在这一“放”一“收”的历史中产生……

第二节 三十年牛郎织女：文素巧寻夫

自愿立写离婚书。口口健自（一）九五八年由家长主婚与文口口结婚为夫妻。本人因谋生关系移到香港现居法国十余年，而受环境所迫，未能归家，使之夫妻有名无实。为免误人青春，故此自愿题（提）出离婚。从今日起，与口口巧脱离夫妻关系，双方后男婚女嫁各有自由双方并无干涉。特立离婚书为凭。

立写离婚书人口口健 于法国一九百七十七年正月廿二日立

一

宝安县牧牛山的山下有两个小村子，靠北边的一个叫向北村，靠南边的一个叫向南村。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领导”说是向南那不是向到“香港”去了吗？要改。于是改成了“超南村”。后来，“文化大革命”来了，说是“超南”还不够革命，要改。于是又改成了“平南”村——当然是针对香港的。倒有点像古小说中“平南王”的味儿了。“文化大革命”完了，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说还是改回去吧，于是依然叫向南村。

事情要回到50年代。

那时村村兴“扫盲”，上面很关心，乡里派了小学的老师，逢墟日的晚上来给大嫂子、姑娘们上课。“人、手、牛……”地把着手教。向南村的“学员”多一些，因此夜校的老师说：“向北村的妇女都集中来向南村上课。”

向南村姑娘文素巧（代名）与向北村的大嫂子昊水容是同桌。吴水容每晚回家还要走好几里的夜路，所以每到夜里，总有一位腼腆的小伙子拿着一支电筒，忠实地站在教室外面等她。然后，又默默地拿电筒照着田埂小路，护着水容回向北村去。

有一天，文素巧忍不住逗水容问：“那小伙子是谁呀？怎么那么俊呀？”

谁知水容“咯咯”地笑了起来：“傻女——我老公在河那边呢，那是我弟弟。”

看见低着头不做声的文素巧，吴水容反倒“哈哈”笑起来：“怎么样？长得挺俊气吧，看上了？那你就给我做弟媳妇呀！”

猛地，19岁的文素巧心中像是被鼓槌锤了一下，“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偏偏邻座的小媳妇撩她：“你们看啦！脸红了，脸都红了呀！”

谁知道呢，就是因为这么一次无意的玩笑，促成了一段姻缘。向北村的英俊小伙吴立健（化名），同向南村漂亮的姑娘文素巧结婚了。

那是1957年9月的一个夜晚，文素巧清清楚楚地记得，当闹洞房的人散去，留下了满地的糖纸和瓜子壳的时候，立健轻轻地走近了自己新婚的妻子。

“巧巧。”他叫着她的小名，巧巧低着头，故意不理他。她在等待着那幸福的时刻的来临。

“你——会同意吗？”丈夫问。

新娘子温柔地看了一眼丈夫，虽然不言语，那意思已是说：“都说你傻呀——你真傻。”

丈夫的眼睛在紧张地看着新娘子．但是却犹犹豫着，充满了不安。

文素巧只把头靠上丈夫的怀里，不说话。

吴立健终于大了胆子：“过几天，我想去南边找活。”

文素巧一惊，她没想到丈夫说的是这个：“你是要——”她用手指着靠南的窗户，意思是：逃港？

吴立健连忙向她摆摆手：“现在不叫逃港了，大放河口，叫自由探亲了。这边搞合作社了，田都要交公。以后做什么都不行了。要再不走，以后就没机会了。”立健停了一下，“当然，如果你不答应，”他看着美丽的妻子，“我就不走了。”

“真的不抓了吗？”猛的，她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倒不是眼前这个男人想做什么，而是这个男人做什么最安全。

“真的，这是政府准许的。还来了文件呢。”立健说。

巧巧“咚咚”跳着的心才平静了些：“随你。”

立健高兴了：“等我过香港发了财，我就来接你过去。”

说心里话，巧巧压根儿是不愿丈夫走的，才刚刚在一起啊，就又要分开。但是丈夫要做什么，巧巧能反对吗？

妻子的头在丈夫怀里扭动着，“我就怕你过去变心，好多人过去都变心了。”

立健温柔地靠近巧巧耳边上：“你还不相信我吗？我要变了心——”丈夫“啪——”的一下掰断了一截筷子。

第二天，左邻右舍来家里坐的时候，大家都议论开了去香港的话题。尤其是一班年轻人，恨不得马上就到香港发财去，来吃喜糖的还有边防军的干部，提到这事，连他们都笑着说：“也许有吧，反正我是不会抓你们咯，哈哈——”

村里的人私下在议论着，干脆就在香港租一排房子，也像在这儿搞生产似的，男人出去干力气活，女人都在家做饭做手工。每年春节，男人赚足了钱，开一条大船——回家来看老婆孩子！

两天后，立健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同村里的一帮青年高高兴兴上了一条大船。全村的人都到海边来送行。

立健他们这次倒不像是“逃香港”，像是早晨起来，背着锄头去合作社田里上工似的。有人在船上放了扑克象棋―边打扑克边开船。

大船轻快地消失在的大海远方……

二

就在一班年轻人坐船去香港不久，村口的大树上突然贴上了“布告”。人们惊惶地传播着：“不准过香港了！”

巧巧已经识得字了，她看见那红鲜鲜的圆印上印着的是：宝安县公安局。

布告上那大意是，不能随便去香港了，已经跑了的要劝他们回来。村上的船都到乡里登记，一只也不准随便下海。谁要是再到香港去，就得抓起来，那就是“偷渡犯”了。

巧巧望望大海，真的，大鹏湾冷清了，碧蓝碧蓝的大海一望无际，再看不到一片帆影。

怎么说变就变啊？

“怎么办呢？”巧巧想，这样一来，立健怎么办？

她放心不下。

不过，巧巧又想，丈夫说了的，无论怎么样，他都会回来接她，俩人一起过香港去。啊，那时可就是偷渡了呀，偷渡就偷渡吧，只要同他在一起。就是给边防军抓去，也值得。

是的，丈夫是天底下最有办法的人，他会有办法来接巧巧去的。

巧巧等着，等着丈夫的消息。

等啊、等啊，两个月过去了，连个音讯都没有，原来同丈夫约好的，只要一到香港，第一件事就是写信。是村干部卡了信吗？邮局的信照例是要先由村干部拆的。不会，生产队长就是她家的堂叔。

难道，难道……他们在半路遇到不测了 ?

巧巧很快想到前两天，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从海的那边飘过来的三具偷渡者的尸体，是屋后的二公公说可怜，拿了两床席子把尸体包了，埋在海边的小山包上……后来，村里的地主王桂生被挂着牌子游了田桐，因为他公开对别人说，那三个人是被边防军开枪打死的，说还在海边听见枪响。

啊，不会，不会的。丈夫出去的那天，天清气朗的。那时候还可以去香港的，是有布告的，巧巧看过的，边防军不会开枪的，不会。

女人的心啊，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难怪人家都说，女人是最没出息的，还是要有男人在身边。

牧牛山下的巧巧，窗口是向着南开的，每天晚上，她在窗口点上一盏灯。巧巧向南望去：夫啊，夫啊！你在哪里呀？你在做什么呀？

正当巧巧快绝望了的时候．一个喜讯传来了：同立健一起走的旺狗来信了！

巧巧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忙跑进旺狗家里。

旺狗媳妇一脸神气：“进厂啦！这天杀的！还是高鼻子的厂子呢！先在手表厂，管仓库，现在快要做到拉长了，这天杀的！”

可是，我的丈夫，我的立健呢？他怎么样？

巧巧紧张得不敢问那句话，只说着要看信。

这信确实是旺狗从香港寄回的，可是巧巧通篇找遍了，连“立健”两个字都没有。

她神情恍惚地迈出门，还听见旺狗媳妇在后头的粗嗓子：“巧巧——你别急啊，我明天就去信给你问。”

旺狗媳妇还真是讲信用的，她叫人写的信，第三天就发出去了。

照理说顶多半个月就能收到回信，但是，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巧巧不知往旺狗媳妇家跑了多少趟了，希望旺狗来信告诉她立健的消息。可是旺狗媳妇的回答总是：“没有信。”

旺狗真的没有来信？

这可奇怪了，好好的，为什么旺狗也不来信了？

其实谁都知道，事情就是瞒着巧巧一人的。旺狗的信是来了的，只是他在信中叮嘱：“千万不可以告诉巧巧，立健人是过来了，但后来跟着龙仔去法国开餐馆，突然发病，死在法国了。”

他死了，立健死了！

这叫善良的旺狗媳妇怎么跟巧巧说呢？一起出去的人，自己的丈夫好好的，巧巧的丈夫却没了。

一天，巧巧很冷静地登门来了：“旺狗嫂，你不必瞒我了，我已经听说了。”

巧巧的话叫旺狗媳妇吃了一惊：“傻妹妹．你听说什么啊？”

“但我不相信，他不会死。我不信他们说的话。”巧巧说，“我要过那边去，去找我老公。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死了！”

“什么？你要过香港去，现在去就是偷渡了啊？你不要命了？”

巧巧眼里早流出泪来：”要他真死了，我还要命做什么？”她掏出手绢来“嘤嘤”地哭起来。

痴心的女人啊，丈夫胜过她们生命！

“封了河口了，你怎么过得去呀？”旺狗媳妇说。

“封了我也要走。我自己划着小船过去。”巧巧说，“要是边防军抓住我，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去找我的丈夫，看我有没有罪！”

水容说：“去吧，你去我也去。我陪你去找。死活都得找到他！”

三

真是苍天也怜有情人，机会果然来了！

虽然上头这禁那禁，村里的人哪个心里不还是向着南边？这回，村里有十几个年轻人在向北村借了一条大船，准备要跑香港，还是团支部书记春山带的头。

这事情露不得风声，是喊走就得走的。

那天中午，得了消息的村民都往海边上跑，几分钟就上了船，水容得的消息晚，上得船来时，船都要开了。看看船中的十几个人，黑狗、猫仔、春山媳妇……都在，就是没巧巧，真急死人！水容求着船老大：“慢点，慢点——还有巧巧呀！”她“扑通”跳下了船，湿着两个裤腿上岸找巧巧。

“巧巧，巧巧——”水容到处喊啊，到处找，找过了巧巧家，又找遍了村前村后，只有紧闭的门儿，冷清清的墙，就是找不到巧巧——唉，那时，勤快巧巧正在山上打草呢。

船开了，打草的巧巧回来，只能痴痴地望着茫茫无人的大海……

“我要走，就是死，我也要找他去！”面对着越来越空旷的大海，巧巧流着眼泪发誓。

机会又来了。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补鞋的胡子老头。有人在她耳边上说：“别看这个老头啊，他有本事，领过几拨人过去了。你就找他。”

胡子二叔答应了！巧巧拿了5元人民币、提了一桶油给他，胡子二叔便答应划船送她过去了，钱都没收，就收了油。

他们约好在海边一片芦苇地里等。过了芦苇地，就可以下海了。

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胡子二叔和巧巧分头接近了那片芦苇地。

这里已经是警戒地段，巧巧从来没做过这种事，躲在沙丘后头，心里好紧张。忽听见有人大吼一声：“谁？”接着就是拉枪栓的“哗——”声。巧巧一头钻进了芦苇地。她听得很清楚：那是民兵队长六六的声音啊！六六在反偷渡的批斗会上是最积极的。

完了，落在他手里。还会有好事？她躲在芦苇丛中，气都不敢出，就听见有人走动的脚步。

天啦，不要挨近我才好啊！

近了、近了……就在他的脚边了。

她被一只粗大的脚碰了一下：天啦！她仰起头来，六六的眼睛正瞪着她呢，她的心头一冷。

“狗仔——”他听见六六在朝远处呼喊。

“完了！”巧巧瘫在了地上。

“这边没事——我们过海角头去吧！”六六若无其事地对狗仔说。

她听见人脚踩着沙地的“沙沙”声，远远地去了……

啊，啊，好人六六！好人六六！巧巧这辈子忘不了他。

原来人心都是一样的啊！

出了芦苇地，胡子二叔一把拉着巧巧就往海边奔，只下五下就撑开了船。

巧巧是幸运的，她们的船顺利地绕过了边防军的巡逻艇，很快，香港城市夜晚万家灯火的场景就出现在眼前了。

直到登上了香港的岸边，巧巧的一颗“嘭嘭”跳动的心才平静下来。

好了．终于来到立健在的地方了！

四

香港真大啊！

巧巧手里捏着水容的母亲给的一张纸条，满街找。

她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先去找水容。找到了姐姐水容就一定可以找到立健。

按照地址，她真的找到了水容住的地方。这是荃湾的一间阁楼。原来这香港，一间楼中要住好几户人家的。哟，这里的人穿得那么阔气，怎么住的还赶不上咱村子呢？

楼梯弯弯曲曲的，黑黑的也没有亮灯．她终于将纸条上的号码对上了门牌：A一3号。

门上一把大铁锁！

听见擂门声，隔壁的门倒响了，从铁门的缝间探出一位老太婆的头来——香港人是不随便开铁门的。

“你找那个大陆女吗？”那老太婆把她通体“审查”了一遍，足证没有“危险”后问。巧巧点点头。

“搬走了。”

巧巧一下愣了：“搬去了哪里？”

老太婆摆摆手：“不知道”接着铁门“砰——”地关上了。

巧巧感到头“轰”地一响。

失去了水容，她怎么办？到哪里去寻丈夫？

还有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希望能找到旺狗。

巧巧的运气还算好，她终于在一家工厂的仓库里，找到了正在搬货的旺狗，一身汗水，原来他并没有当上“拉长”。

旺狗支支吾吾地半天也没说清楚：“是啊，立健是同我们一起上岸的啊，后来……后来就离开了我们，说是到码头上打工了……”

啊，原来他没有死，我的丈夫没有死啊，他在码头上啊，她太高兴了。

“你就再没看见他？”

“没有，这儿的人都忙着挣钱活命，谁也没联系了。”

啊，码头，香港这么大，哪个码头啊？这怎么找啊？

巧巧几乎走遍了香港所有的码头，在街头来往的人群中分辩着，在一个个背着箱子的苦力中寻找着苦盼过多少遍的丈夫的面孔……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看不到，看不到自己的丈夫。

这以后，为了找寻丈夫，她给人做过保姆，在街头卖过针线活……

最怕的是警察查身份证。香港的大道上随时有警察巡逻，发现偷渡的马上抓起来“打界”回大陆。蹲在街角落的巧巧，大凡看见穿制服的就发疯似的跑。从此落下个症：听见皮鞋声就怕，看见挂肩章的人心就“惊”!

有人对她说：“这么大个香港，你往哪儿找啊，你还是回去吧！”

回去？我怎么能回去啊，找不到他，我一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

巧巧想起丈夫掰断的那截筷子：为了这样忠心的丈夫，不说我巧巧吃点苦，就是死，我也值得的啊！

但是立健啊，立健，你在哪里啊……

一天深夜，她正在街角用蔑席搭成的窝棚里睡觉，蔑席被一只大手掀开了，接着她看见眼前一双可怕的大皮鞋！

她还没来得及尖叫一声，就被揪上上了囚车，关进了偷渡者的“难民营”。

一天以后，她与几十个偷渡者被一辆大卡车拉着，送过了深圳河。

对于这个“打界”回来的女人，中国方面的收容人员看了向北村送来的保人材料后，没有送她去劳教营，也没有体罚她。

“什么成分？”

“贫农。”

“几次？”问的是逃跑的次数。

“我就这一次。”

收容所的所长，是村里二宝的舅舅，他看了看巧巧那付老实的模样：“记住，偷渡是犯法的哟。要是再跑，就会送去韶关了，再跑，就送到河南襄阳。回不来了的。知道吗？”巧巧老实地点着头。

“走吧。”所长挥手说。

五

这是一个黄昏，她回来了，干辛万苦寻夫的巧巧又站在牧牛山的山顶上了。

山下是隐隐约约的牧牛村，生她养她的地方，却像是她的牢笼。

看得见深圳河对面香港闪闪点点的灯火，看得见河边那一长绺逶迤的铁丝网。立健啊立健，你在哪里呀！你找得我好苦啊！

——

回到村里的巧巧变了，变得像另一个人了。

她变得沉默寡言了。下地便下地、割禾便割禾。晚上早早的把门儿关了，灯儿熄了，上床……床前还隔着放张条凳——孤身女人担心坏人。

“新寡”的生活是多么难熬啊，每当看见别人夫妻双双背着锄头下地，她总是远远地挪在后面，不去看。

下田插秧，每当有男人凑过来同她说话，哪怕是十八九岁的小兄弟，她也会找岔转到隔壁田里去。

别人抱着胖乎乎的孩子在村中晃悠，她会隔着窗羡慕地偷看着。只要村中有人生孩子，她总是赶去忙里忙外，从别人的欢乐中，挤出属于自己的那一丝丝甜味来。

时间，一年年过去。

有一天，旺狗媳妇对她说：“巧巧呀，你还是找一个吧，你还年轻，一个人这样过多难啊！”一边点着前面一个人的背影说，“我看他就很好。”

旺狗媳妇说的不是别人，就是巧巧常常感恩在心的民兵队长六六。

“他也可怜的，媳妇扔下他死了，身边还带着个一岁的孩子，又要上工又要给孩子喂饭。上月人家介绍的那个附寮村的，一见他家这样的情况，掉头就走了。唉！”

是的，六六的情况巧巧也不是没看到，她仍然时时记住芦苇丛中放她的恩情。

这以后，要是六六上工了，她就会悄悄地溜到六六家：孩子放在门角边的谷箩里，听话，也不哭。巧巧给孩子换了尿布，熬了米粉，把家里弄得熨熨帖帖，悄悄把门又掩上．出门去。

回到家里，把门关上，她感到心日里一跳一跳，也不知自己是做了好事还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要是叫别人撞见了，那不义要风言风语了吗？

管它呢，六六难啊，巧巧想。

有一天，当她正把米粉锅子从灶上拿下来时，门“吱吱”开了。是六六进来了。一时俩人都愣住了，站着。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半天，还是六六结结巴巴地开了腔：“巧巧，你要是不嫌弃，你就来我家……”

猛地，巧巧感到心头一阵猛跳，红着脸就冲了出去。

夜，来临了。巧巧又在窗口点起那盏灯。

海，在远处发出“哗哗——”的浪声。

灯影中，她的眼睛里仿佛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立健：秀气、腼腆。一个是六六：高大、结实。一个远在他乡，音讯渺渺，一个近在眼前。

“不——不。”巧巧突然感到，她是这样爱她的丈夫，她不能失去他，没有他，她不能活。

她像风一样地跑到了旺狗媳妇家，把一袋磨好的米粉交给旺狗媳妇，突然往地上一跪！

“拜托你了，嫂子，你帮帮六六，带带孩子，替我还了他的恩吧！”

六

牧牛山上的红叶呀，红了又谢。牧牛山下的稻子呀，黄了又黄。又是五年过去了。

六六娶的新媳妇都又生下细仔了。细仔长大了，都会叫巧巧“婶”了。

立健啊立健，你在哪里，你怎么还不回来？

有一天，在村头分红薯，旺狗媳妇发现巧巧挑不动了，忙去帮她担上肩，叹了一口气说：“唉，要你老了怎么办啊？”

巧巧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是啊，老了怎么办？她得有个孩子，哪怕是抱一个。带在身边，心里踏实，有个依靠。

对了，邻村的亲戚最近在路边拣到一个半岁的女孩，把她抱来吧，又做了件好事，又有个安慰。于是巧巧抱来了养在家里，给她喂米糊，逗她张嘴笑，给她取了个名叫“月月”。

月月一天天长大，从抱在怀里到学会走路，到翘出两支小辫儿．巧巧身边有人了。

寂寞得像死一样的水潭，似乎又有了一丝微波。

月月上初中了，长得像一朵花了。

有一天，月月在照镜子的时候，她本能的伸过头去，想看看自己。发现那是一朵花和一截老树啊——自己的头上己长出了儿根白发了。

啊，啊，我老了。

月月大了，终归要出嫁的，到头来，还是我一个人啊。

等床上的月月熟睡，等皎洁的明月挂上海空，巧巧又在窗口点上那盏灯，望着大海，她在想啊，想：难到永远是一个人，永远是一个人啊，……

一年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也过去了。

大鹏湾的潮水啊，一波接着一波，梧桐山上的云啊，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你们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他的去处啊……

吃食堂、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一幕幕政治风云，在她眼前掠过……

一根根的白发添满了巧巧的鬓角。她还在守着、守着……

这已经到了80年代初了。

深圳办特区了！一个消息传遍了大鹏湾畔的山山水水。

很快，生产队改了，变成了向北公司。村里的地都不再种了，从河那边过来了香港人，他们租了地办厂，一幢幢工厂立起来了，湖南的、江西的、四川的，……一群群青春活泼的女孩子像潮水般地涌来打工了……

现在，人们都不再叫她巧巧、巧巧姨，而是叫她巧巧阿婆了。

她不再下田干活，说准确点，是再也没有“田”下了！每年坐在家中就可以分到上万元的“红利”。

有钱了。巧巧生活上不愁了。但是钱，又有什么用啊？人都老了，能吃多少？能用多少啊？

巧巧常回忆起年轻时同乡亲们一起十活的时光，在田里说啊、笑啊，偷偷把水滴在同伴的颈窝里……那时没钱，但有快活，现在能买回快活吗？能买回时光吗？还有，能买回人——买回我的立健，我的丈夫吗？

他在哪？他到底在哪？他死了吗？难道旺狗没向她说实话，他真的是死了的吗？

不，他不会死，我的丈夫怎么会死呢，我要等他，等到梧桐山崩塌、等到南海的水干……

1995年冬，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遍了向南村：偷渡出外30多年的吴水容回来了！

这个消息，是公司的总经理，也就是六六打电话告诉她的。

巧巧的脚右些发软、她的额头上沁出了汗，如果没有赶回来的月月的搀扶，她真是难以走到吴水容住的宾馆门前。

等了30多年的巧巧，脚都打颤了，她真的等老了！

两姐妹抱在了一起。啊啊，水容姐啊，你也老了，你也老了啊！

以前粗布赤脚的水容呀，如今你穿着的是旗袍、坐着的是洋车，还打着口红，你好洋气啊。

老姐姐啊，你还记得吗？记得当年咱们一起上夜校，一起学识字的事吗？哎呀，那时你那脚板上的茧有多硬啊，夜里走路踩在田埂上都不用穿鞋啊。

这一切不都像做梦么？

当人们都散去，屋里只剩下老姐妹俩时，巧巧终于鼓足了勇气问：“水容姐，你说实话给我，他呢？他……还在不在人世？”

七

那天，准确地说，是30多年前，1957年的那一天。立健和旺狗乘的船一点风浪也没有遇到，很顺利地就到达了香港。

他们只知道，大陆这边的解放军是不抓了，但香港的警察抓不抓呢？

奇怪，香港海上的巡逻艇远远地看着，也不过来。

他们还是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停，把船驶到了一处山崖下。

这里是一片荒山，四周也没有人。选择的时间不错，已经天黑了，是上岸的好时候。

旺狗碰碰立健的手朝一座山崖奔去。

看看没人，两人悄悄地往崖上爬。等他们往崖上一探头，妈呀，崖上面有两个挎着枪走来走去的英国兵。

他们正要往草丛中躲，一个高大点的分明看到了他俩。这时，只要那个“鬼佬”走过来十步，他俩就只有举手了。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听见那“鬼佬”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上来吧，上来吧，不抓你们。”

立健和旺狗以为是听错了，但那两个英国兵还在向他们挥手：“上来啊——不抓你们——”

后来才知道，英国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香港要劳工。

“起来，立健！”旺狗突然神气起来．拍拍身上的泥说：“走——这是咱们中国的地方！”

他们就这样顺利到达了香港市中心。

香港工作好找，他们很快进了一家手表工厂。一日三餐都在厂里。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用破货柜改装的“房间”里面，连窗户都没有。香港天气又热，闷得像蒸笼。可第一个月发下工资来，立健竟拿了200多块！这是在家里做一年的钱啊！

拿着一叠钞票，立健喜呆了，巧巧有钱了!

按照同巧巧约好的，在租住的黑暗的货柜里，他弓着身子，赶快给巧巧写了第一封信。

命运这个东西多么奇怪啊，本来，如果这封信寄出去了，巧巧收到了，两个人的后来，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他们夫妻可能就像许许多多的“偷渡家庭”一样，巧巧在河北边干社会主义的“公社”，立健在河南边干资本主义的“工厂”，每月给巧巧寄钱过去，过年回宝安“探亲”……

可是，就在立健拿着要给巧巧寄的信要上街时，有人跑到“货柜”来告诉他：“外面有人找你。”

来人不是别人，是早就逃到香港来的同村的小兄弟。

“龙仔——是你呀！”立健发现，当年村里一起玩大的小伙计，西装革履，变得洋气十足了。

“是的，我做老板了”一番拳打后，龙仔拉着他进了一家咖啡馆。

一听说是给老婆寄钱，龙仔说：“慢点寄——我先给你说件事。”龙仔拦住他，又问：”如果有一沓钱放在这里，”龙仔点点桌面，“你愿拿吗？”

怎么这样问？这谁不想发财啊，立健傻傻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我带你去发财！”

立健不明自：卖白粉呀？

“傻瓜，我才不干那犯法的事呢。我带你去法国。”

“法国？”立健吓了一跳。

“对，开餐厅，当老板。”龙仔说。

立健又把这位当年看牛的小伙伴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下。

“法国人的钱，好赚。我在那里开了一家中餐馆。”啊，是这样。

“我得从香港进货。”龙仔说，“普通的酱油啊、醋啊、干货啊……拿到那里烧出来的中国菜，价格就是十倍、几十倍的翻。你要愿意，就同我干！”

立健很矛盾，他想着巧巧。

“嗨，你呀！”龙仔说他太老实。“出门的人，谁不是家里放一个，外面住一个？还是金发碧眼的。”

立健想的可不是这，他担心的是：“我去―能干什么呀？”

“做厨啊，就到我店里去做厨”

立健摇摇头说：“我不行，我哪能做中国菜呀，平时做菜都是我姐……”

“傻瓜，外国人哪知道什么叫中国菜呀，只要是扁鼻子的中国人，系个白裙，往那一站，就认你是中国厨师。切碎了，下了锅，就是中国菜。”

他心动了。心想，到赚足了钱，风光了，再给巧巧一个惊喜。

然而，事情并不像设想的那么顺利，立健来到法国不久，龙仔的中餐馆就倒闭了。

分手的那一天，龙仔把一叠钱放到立健手心中，无奈地说：“我也顾不上你了。立健，是我害了你。你拿了这个钱买机票回去吧。”

但是，立健怎么能回去呢？就这样一文不名地像个流浪汉回向北村去？去见巧巧？他拿什么脸见人啊？

“还有一条路。”龙仔说，“附近有一家职业介绍所，那里有个老华裔，我介绍你去他那里，也许可以找到打工几的活干。”

职业介绍所的老华裔挺热情：“别急，老乡。总能给你找个谋生的地方。你每天来这儿等着吧。”老华裔安慰他。

夜色落在巴黎城中，立健孤身一人走在陌生的大街上。人家窗口，灯火辉煌，一家人幸福团聚，他钻进公园的灌木丛中，垫两张报纸栖身……

白天，他来到介绍所，坐在长沙发上等招雇的主人。来介绍所要雇工的人倒不少，但看看沙发上坐的是个华人，都摇摇头走了。

是的，谁会要他这个语言不通的华人呢？

他只有对天祈祷，但愿有人看上他．哪怕让他去做搬运、做扫地、清理厕所……什么都可以。

上帝似乎有意在安排一段命运：让吴立健在法国扎根，让巧巧有一段痴心的苦待。

奇迹真的发生了！
”Bonjour .”（法语：你好）
有一天，他迷迷糊糊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听见耳边有一个声音，一个银铃般细小而好听的声音。

眼前站着的是两母女：一个五六岁的金发法国小女孩，在女孩旁边是一位美丽的法国中年女子。
立健简直是跳了起来，一下燃起了希望。
但是那位法国太太对他审视了一下，一声没吭，牵着女儿，走了。
又没戏。别做梦了——立健又闭上眼睛打瞌睡。

“起来，起来！”不一会，老华裔过来了，捅着他，“老乡，你的好事来了。”

原来，这是一个刚刚失去了男主人的法国家庭，爱丽沙的丈夫是个司机，不久前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

也许一个家庭真的太需要男人的存在了，而一个外乡人和他诚实的面孔更叫人觉得可靠。爱丽沙决定替华人吴立健申请留下来，帮他做一些粗重的家务活。

最先，立健的工作仅仅是帮助两母女收拾花园、清理房屋。爱丽沙和艾妮出门时，他牵着艾妮的手，充当母女俩的保卫者。另外，收拾完桌上的刀叉后，教艾妮学儿句中文……

就是在对艾妮的教习中，这个牧牛山下的中国青年，也慢慢学会了用生硬的法语同俩母女交流了。

几个月后，爱丽沙对立健说：“如果你愿意，可以长期留下来。”

又是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借着丁香花的阴影，爱丽沙温柔的身体主动靠近这个俊秀的中国青年。她轻轻地抬起头，那是一句所有的年轻人都难以抵御的请求和命令：“你可以吻我——”

吴立健的心中．真是太矛盾了，这……这叫我怎么办？

后来吴立健在回忆中说：“那一刻，我的确想到过巧巧，想到我今后怎么办……但是，在生活面前，我投降了。”

立健啊立健，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散满丁香花香味的夜中，地球的那一头，牧牛山头的太阳正在升起，勤快的巧巧正清晨起来踏着露水去割草，她在村口遇到胡子爹．商量着要去香港找你啊。

啊，世上的事情是这样的难料！

这以后，英俊的吴立健就同比自己大10岁的爱丽沙结婚了。

八

“巧巧啊巧巧，你不要慌，不……要恨他……”水容说。

她看见巧巧的身体在摇晃，她赶忙扶住了她。

啊啊，你是那样的绝情啊，你知道我在这边是怎样苦苦等你吗？

三十年啊三十年，我等你，年轻的我等成了满头白发了呀。

“他——他——还说了什么吗？”

就像是一个人到了最后一刻，还希望着奇迹出现，巧巧眼巴巴地看着水容这位大媒人。

你是媒人啊，你是我们俩的牵线人啊，他说了什么？他还在想念我吗？

可是水容摇摇头：他什么也没有说。

巧巧再也没有想头了。

不过，她还有个想法。

啊，我不怪你，你就是在那边成了家，我也不怪你，是生活让你这样的。

牧牛山还在，老屋还在，你掰断的筷子还在，我就守在这老屋里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没有更多的愿望，我只希望你能够回来，回来让我见你一面。对我说一句，你没有忘记我，让我没有白等你。说完你就可以走。我还是你的巧巧，你还是我的立健。就这一点了，行吗？

水容没说话，她用眼神告诉巧巧：立健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其实，就是在巧巧那次找到她阁楼上时，水容就在隔壁的邻居家。但是，当时她刚刚得到立健与爱丽沙结婚的消息不久。

她怎么好说出来呢，她这个媒人怎么好意思见巧巧呢？

这以后，立健在那边做了父亲，曾来往法国和香港做生意。也许因为在心里放不下巧巧，他一直没有加入法国国籍——直到六十年代中期。

时间一天天过去，年青英俊的吴立健一大天老。他不仅成了法国人，也做了外公了。他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吴立健请求水容：“老姐啊．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告诉她吧，让她别等了。她也苦啊。把那东西给她吧”

水容拿着那样东西，就像是一块沉甸甸的铁。她太矛盾了！

立健在电话那头说：“姐，我就求你，做件好事吧。总不能欺瞒她一辈子啊”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在多次催促之后．吴水容终于下了决心。

她回来了。她回来就是要做那件33年都想做，但又不忍心做的那事。

“巧巧哇，你不要哭，不要哭啊……我给你看吧……”

她拿出了一个手绢包。打开手绢，里头是一张纸。

这是立健逃港后的第20年，就是1977年写给文素巧的“休书”。

自愿立写离婚书。
口口健自（一）九五八年由家长主婚与口口巧结婚为夫妻。本人因谋生关系移到香港现居法国十余年，而受环境所迫，未能归家，使之失妻有名无买。为免误人青春，故此自愿题（提）出离婚。从今日起．与口口巧脱离夫妻关系，双方后男婚女嫁各有自由双方并无干涉。特立离婚书为凭。
立写离婚书人口口健 于法国一九百七十七年正月廿二日立

据后来文素巧的姐姐告诉我，“休书”中所说与文素巧结婚的时间是“九五八年”是错的，准确地说应为“五七年”。

九

我得知这个故事是在2000年，当时我正采访研究特区妇女问题的一个报告会。会上，文素巧33年不嫁等丈夫的故事，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在妇女们中进行宣传教育的。与会者一致谴责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精神毒害后，似乎都持批评文素巧的态度。

我感到事情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简单，决定寻找文素巧，听听她本人是怎样说的。

费尽周折，我终于找到了文素巧的电话。

“嘀——嘀——”香港的电话是种特殊的声音。电话通了，我屏住了呼吸。

“丙个（哪位）?”从遥远的空中，传来一个有些苍凉的老女人的声音，是个宝安县人的粤语。

啊，是她，天啦，这就是我千辛万苦要寻找的文素巧啊！

我不知该怎么介绍自己。我们从来都不认识，我还担心说到我是记者很可能会把她吓跑。

但是，我又不能不说真话。因为，最后她还是会知道的。

我鼓起勇气，也许是找不到太好的理由，所用的都是惯用的套话。我说报社和区政府都很关心她，都很同情她的那段身世，希望她能回来，我们见一见。

那头突然就没有了声音。

她大概在犹豫、在回忆、在斟酌……

终于，那头传来了声音：“还说那吗？不说了吧，记者。都是过去好久好久的事情了……我都记不清了。”

“没关系，你过来吧，我们会帮你慢慢回忆、整理。对后人也是笔财富。说明还是改革开放好呀！村子里的人，旺狗、旺狗媳妇……都会来的，他们都在等着你呢。”

这回等的时间更长一些了。

半天，那边传来声音：“我看还是算了吧，我都是快进坟墓的人了……”

我还想再坚持。她似乎在哀求我了：“我的心已经干涸，记者……对不起了。”

我还能再说什么？我还能为了自己的需要，再去揉碎可怜了一辈子的老人那颗破碎的心吗？

我缓缓地放下了电话。一切都安静了……

文素巧就这样从我的，也从几乎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如同消失在傍晚天边的一抹暮霞，……

我所能做到的和我有幸得到的，也仅只是这个“苦命人”的背影的小小一角。

就像这世上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一样，他们匆匆走过这个世界，身上那些辛酸的故事，只能由他们自己嚼碎了，自己咽下……

第三节 逃港的广州女大学生

那些疲惫不堪的偷渡者，在饥饿、恐慌之中，抱着无穷的愿望，于千难万险之后，登到了山顶，突然看到了山下隔河香港的灯光，一派辉煌的景象。那种即将获救时候的惊喜、紧张、兴奋……陡然一齐袭来，那是何等的高兴和幸福啊！

他们太兴奋了。

而就在这种神经极度的兴奋中，他们忘记了悬崖就在脚下！

一

现在是1996年的11月，即1957年大放河口后的第39个年头，我与万冠平老伯同坐在莲塘村边的一株大树下。他当年是莲塘村的生产队长，而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村口的下面看得见边境。

香港很快就要回归，河边的岗哨实际上已形同虚设。以前边界是不让靠近的，现在那儿变成一片菜地。从湖南、四川……各地请来的菜农都在“禁区”悠闲地浇菜，与站岗的战士分享着三五牌香烟……一片平宁景象。

四围青山、半壶清茶，一抹晚照。听白须老人遥话当年，真有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味道。

“一听说放河口，内地就全乱啦。”万伯摇着蒲扇说，“也不知怎么一下就来那么多的人，四面八方，潮水一样。广州、惠州、韶关……哪里的都来了。傻啊，一群一群的，围着村子转，找不到口子出去呀。我就叫民兵给他们带路。”

“带路？”我问，“你不怕上头批判。”

“不会。”万伯说，“上头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万伯喝了一口茶：“后来不是不让过了吗？但不听，还是来。就发动民兵抓。有些胡乱撞着就撞到你家里来了，就像一群给赶得没处飞的雀子，还跪着哭着求你。看着真难受。当时我还是民兵队长啦，叫我也去抓。你能不去？唉，好多事说来心疼啊。”

我知道已经触到他记忆最深处了。

“哪件事是你最难忘的？”我竭力想唤起他的回忆。

他露出难过的神情，忽然扭过头：“看见那里吗？”他的蒲扇指着北面的一座山峰问，“那儿叫什么？”

那不就是深圳人人熟悉的梧桐山吗？为了这部书，我不止一次爬上过这座深圳最高的山峰。

“不是，我说的是那。”他站起身来，拿蒲扇根指着，“在那山尖旁边，下边还有一个最险的悬崖。看见了吗，那叫什么？”

我手搭凉棚往上看，那是一个突兀的山峰边的一个悬崖。我摇摇头：说不出名字。

“那叫鹰嘴崖。”

啊，是它！我猛然想起香港的报纸上披露的，逃港者经常提起的梧桐山上可怕的“老虎嘴”。

“是的，也叫老虎嘴，香港报纸还叫它阎王壁。当年，好多从南边跑过来的人，夜黑看不到路，就是从崖上摔下来死的。”他说。
“你见过？”
“见过，多啦。”
不知是不是过分的谊染，传说当年逃到梧桐山中的人，饥饿、疾病缠身，为了获得最后一口活命粮而抢夺……鹰嘴崖下的尸体，一个挨着一个，上面的死了，下面的还在抽着气。
“惨啊！”他露出十分凄惨的面色：“有时上山，猛然就会发现草丛中的死尸，我就顺手拿锄头刨了坑，把人家埋了。”
他停了一下：“好吧，我给你说吧。那件事，就是发生在鹰嘴崖下面的。”
那是在大放河口后不久……

二

海边的气候就是怪，平常又温暖又湿润的，可一到干燥时，就干燥得不行，常常引起山火，也不知那湿润的海风都到哪里去了。所以．梧桐山下的莲塘村，安排有专门巡逻防山火的人。

“当时村里派了我做防火员，每年给我记一百工分。”万冠平老伯说。

那一天下午，准确说是傍晚了，大约五六点钟，天色昏昏暗暗的，已经不大看见人了。我下了工，还想在山上割把柴回去，远远地看见鹰嘴崖下的山腰中升起了一缕青烟。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有人失手，把山草点燃了。

我赶忙撕开喉咙喊人：“起火了——快来人呀——”我这一喊，周围还在山上千活的村民，都丢下手上的活，你呼我喊都往鹰嘴崖下跑。村里的锣声也响起来了。提桶的、拿盆的，人都急着朝山上跑。

眼看着满山遍野的村民上来了，我猛然一想：奇怪了，现在还不是干燥时候呀，草还湿着呢，怎么就发山火了？

怕是有阶级敌人搞破坏！

我便警惕地抓起了路边的一根木棒，朝起火的地方跑。

火舌在灌木丛上空旋转着．发出“僻嚼啪啪”的声响。满野都是被烧化的草叶像一只只蝴蝶飞舞……

“快啊！”人都上来了，几个年轻人冲在前头，我领着一帮青年冲进了大火中。

“你说我发现了什么？”万伯问我。
“我看见一个女学生。安安静静地就坐在火圈子中央。顶多就二十岁吧，大火烧出了一个圈子，围着她，熊熊的，可就是没烧到她。”
“火是她放的？”

三

林玮（化名）从小就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女孩子。

1950年．做商人的父亲逃到了香港，他是去“避”一“避”共产党的，以为早晚还能回来，所以把妻子和女儿留在了广州。

留在广州的林玮很争气，1956年上了广州的名牌大学。

1957年上半年，学校号召给党整风，向领导提意见。系里派下任务来，每人给党提的意见必须在五条以上，谁提得多谁就是对党忠心。

提什么呢？她绞尽了脑汁，也尽是些鸡毛蒜皮的意见，比如系领导架子大，见面不理人啦；公私合营后，家里住的房子太窄啦……之类的意见交给了团支书。

谁知，就因为提了这些意见，不久有消息传出，说这次“大鸣大放”,班上有四个同学被内定划成了右派，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原因是对党的公私合营政策不满。

班上资本家出身的人，除了两个男同学，还会有谁呢？难道是我？

林玮害怕起来。这时，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父亲打电话．问父亲怎么办。

正是这个电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邮局的电话亭是一间间的小格间。

“孩子，你来得正好，爸爸正要找你。”爸爸在香港那头说。

爸爸反要找她？

“听着，不要急——周围没有人吧？”爸爸说

“没有。”林玮看看四周，都是用玻璃板隔着的，在小格里打电话，外人是听不到的。

“最近深圳放宽了，边防不设岗，想过香港的人都放行。这事他们不宣传的。你赶快抓住机会，过河来。”

第二天一早，踏上往南去的火车，她才发现，车厢内的人格外多，大多数是年轻人，都拿着小包和简单行李，而且都是到深圳下车的。

这还用说吗？

快到黄昏时，火车到达了靠近深圳的布吉车站，再过去一站就是深圳了。

忽然，列车员走过来说：“下车，都下车——列车不开了。”

大家一下子愣了：“为什么不开？”

列车员：“上面来的通知，深圳那边不让车开去了。”

满车厢的人都急了：“怎么回事啊？”

趴在车窗上往下一望，布吉车站边站满了人，都是从深圳退回来的。

有人敲着车窗玻璃：“下来吧，不让去香港啦。”

“共产党改口啦！”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车站坪里．成千的人都不知道何去何从。

人群中有人议论：“不让过，我们自己过。”

“我们上梧桐山，走小路！”有人提议。

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说：“我知道路，上了梧桐山，下面就是香港！”

“走——上梧桐山啊！”有人呼喊着。

人群便像股潮水，朝山上涌去。

此时的林玮，已经身不由己了，她一想，回去了也要挨“批”了，不如随着人群去闯。

天色已黑了，山上的路又陡又滑，分不清哪是草、哪是石头，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走。

猛地听见远处有人欢呼的声音：“到了——到顶了啊！”

那声音，夜里听来多么清晰，多么激动人心啊。

“香港——”山顶上一个激动得有些颤抖的声音．“香港呀！”她看见前面有人在跳起来呼喊。

“我们看到香港了！”到了山顶的人叫喊着。

林玮抓住了一把树枝，拉着身体上了一个斜坡。

猛然，她好像听到前面有滚动的声音，像一块很大的石头滚下山去了。

原来是一座悬崖，好险啊，差点没掉下去！

往下一望，呀，山下，南边天空一片光芒，像白天一样。那是什么？像是天上的繁星，比繁星还要多啊，原来那是灯光啊，香港的灯光，只隔着一条窄窄的深圳河，那么辉煌灿烂啊！

啊，香港．爸爸在的地方！她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突然，她感到脚下的石头在滑动，在“溜”……啊，猛地，她的身体像一个车轮，朝几百米的山下滚了下去。

她从悬崖上掉了下去了……

四

据她后来对人说，她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下午。

从手表上的日期看，她已在山上晕死了一天。

她发现自己是在一棵小树旁边，一棵长在悬崖上的小树把她拦在了半山腰，救了她一命。

太阳正在朝西去，暖暖的阳光照着，云雀鸟儿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调情唱歌。四周静极了。

人群呢？喧哗呢？那满山的人，都到哪里了？啊，她记起，大家说好是要下山过深圳河到香港去的。

猛然，她听见不远处有人呻吟的声音

下午的阳光照得眼睛迷迷糊糊地，她看见离她一百米远的草丛边，有一个满身血的人在呻吟。

还有人摔下悬崖了，我要去救他！

她正准备起身，猛地感到左腿剧烈疼痛她这才发现，左腿的小腿已经折断了。没有出血，只是青紫青红的一大块内淤。不能动了。

不能，不能停，在这空旷的山上，得有伴，得跟“人”在一起。

她本能地向那位“同伴”爬去，有伴就好！

“你醒醒！”她摇着他的肩膀。这人不知是从哪儿来的，胸前的口袋上还插着一支水笔。

然而，她失望了．就这十几分钟的工夫，他已经不再呻吟，头歪在胸前：死了！

猛地，她又看到，崖中间的石头上，还挂着一具尸体，血糊糊的头都破了！可能也是晚上摔下来的。

真叫人害怕。

“喂——有人吗——”她拼出了最大的力气，用手合着喇叭朝着大山喊。

哪怕就是一位砍柴的农民听见都好。

“喂——有人吗——”山野响着回声。

没有回答。

空旷的山野，一片死寂。

突然，她明白了，自己已身处绝境。

现在，唯一的希望只有等待，等进山的农民，来砍柴啊打猎啊什么的，能偶然发现她。

太阳一下山，四周就变得冷飕飕的。

就在离她五十米的地方，突然间串起来一旋旋的蓝色火苗，一闪一闪，一下明，一下又暗下去。林玮突然明白，这就是书本上说的“鬼火”。

“唔——唔——”她突然听见一种更恐怖的声音，有时拉得很长，有时又十分短促。一会儿很远很远，一会儿又好像逼到灌木丛边上来了。

她记起外婆小时候讲的故事，说那是“鬼”的声音。鬼同人不同，叫起来是没有后音的。这一想，林玮的毛发都竖起来了，她壮着胆子大喊：“打——打——”用木棍死劲敲动树枝壮胆。突然听见一阵翅膀的扑腾声：哦，原来是一只猫头鹰。它飞走了

她再也不能睡，再也不敢睡。越是怕，越是不敢睡。直到东方露白时，她再也支持不住，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等她醒来，已经又是一个山中的傍晚。

现在，她可以看见山下的村庄，还有村庄上空升起来的炊烟。她甚至看见了山下的那些黑点，那是晚归的农人。

“救命啊——”“救命啊——”她拼出最后的力气叫喊。

空旷的大山依然回响着“救命啊——”的回声。

离得太远了，声音太微弱，山下的人根本听不到。

无论如何，再不能过第二个夜晚了没有水，食品也不多了，这样下去，要么就是被野兽吃掉，要么就会饿死在这里。
猛地，她碰到一个东西。

五

她碰到一盒火柴。
火在呼呼地燃着，救火的群众慢慢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来看这个围在大火中的女孩。
说到这儿，万伯似乎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中。
“那女孩，一点儿也不怕，我想她是在等我们来抓她。你想，好奇怪啊，怎么大火围成一个圆圈在烧，树啊、草啊，都烧光了，可就是烧不到她呢？”
后来火是被扑灭了。林玮是万冠平和两个青年用树干做成的担架抬下山去的。
“好瘦啊，抬在手里，也就八九十斤吧。怕是饿乏了。”

万冠平搜她的包时，发现有三样东西：一张学生证、一个打碎的瓶子、一盒火柴。

“算她聪明，救了自己一命。”

“后来呢？”我问。

“可能是太久没吃了，一见我们就问，阿叔，能不能给点东西吃？我就说你先到我家去好不好？我就叫老婆给她做了一大碗面条，她呼噜噜都吃了下去。”

“她说了些什么？”

“她反复向我解释说她是好人，说包里还有她的学生证。说本来快人团了，是她父亲害了她，让她走了这条路……”

“她不担心公安会来押她走吗？”我问。

“那倒不担心，她就想有这个结果。”

晚上八点左右，公安到村里来了。给林玮戴手铐时，她一点都没反抗。

“临走时，我老伴还贴着她耳朵说，孩子，我们送你去公安也是没办法，你别恨我们啊，唉——”

夕阳中，万冠平老伯满是皱纹的脸上分明泛上来一丝痛苦。

“万伯，你算是救了她一条命啊。”我说。

“你还说我救命啦，”万伯摇摇头说，“就这，后来搞‘四清’的时候，还说我是同情右派啦。”

万伯低声说：“那女孩子是个右派——她是害怕运动才逃港的。听说后来还判了刑。”

六

林玮是判刑了吗？这倒给了我找到她的希望，因为现在应该早平反了，可以通过法院的档案找到她的去向。

1996年大热的7月，我在得知故事后，从深圳赶到了广州。

大学的老人事处长早已经退休，找到他时，却依然十分热情。

“是有这个事，我还记得一点：送回来后，通知我们去了人。定性是反革命纵火案。她看见学校的人来了就哭，说她有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还要求不要告诉她的妈妈。当然，这哪可能啊，人很单纯。”

“现在呢？她人在哪里？”

我想，她到现在，应该最多就六十多岁吧。

“可以查杳的，档案应该还在”老处长肯定说。

“没有，没有了。”年轻的女干事不知是对这些事情不屑一谈，还是担心会泄漏“党的机密”。

她又把我上下看了一下，说：“是放火的吗？死了，早死了。”那女人一边往她孩子的书包里塞中餐．一边淡淡地说：“我这里没档案，你去韶关劳改场找吧。”

我感觉，她是在推脱我。

“没问题，可以看啊，都在这里。”韶关某劳改农场，已变成一个乡的种养场了。一位农场干部从玻璃柜中拿出保管好好的厚厚一叠卷宗“看吧，有乜（啥）——都四十几年的事了。”

终于找到了！林玮在劳改场的档案。

这就是做大学生时候的林玮吧？穿着一件花格子的衣服，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后头透露出不谙世事的日光。

我拿出了相机，老干部马上把卷宗合上说：“同志，照相不行——”

“她的确是死了，就是死在场里的。你看，这里——”老农场干部指着犯人的最后结语说，”62年4月15日。病卒。”

她大概死在大饥荒的年月。

“其实，她原来在校评语还是很好的”农场干部指着档案念道，“积极上进，忠于党和人民……政治评定给了她乙上嘛。学校对她也不错，她的那些言论根本就没有追究。也算不上。她自己害怕，精神紧张，逃港了。”

那位大学老处长也说过类似的话：“她其实没有被划右派，要划的是另一位女学生。”

七

林玮的故事完了，有一个疑问却还压在我的心里。那是我在梧桐山顶留下的疑问。

在所谓的“阎王壁”我看到悬崖并不怎么陡险，更不像香港报纸说的是“惊心动魄”。如果稍加留心，是不应该摔下去的。

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摔下崖去呢？

天黑？人累？饥渴？紧张？还有什么原因吗？我在悬崖边上走着，想着……

站在梧桐山脊远望，隐隐约约，看得见落在地平线上的香港望不到边的高楼大厦……

我猛然明白了。

从梧桐山上看“老虎嘴”并不大险峻

那些疲惫不堪的偷渡者，在饥饿、恐慌之中，抱着无穷的希望，于千难万险之后，登到了山顶。突然看到了山下隔河香港的灯光，一派辉煌的景象。那种即将获救时的惊喜、紧张、兴奋……陡然一齐袭来，那是何等的高兴和幸福啊！

他们太兴奋了。

而就在这种神经极度的兴奋中，他们忘记了悬崖就在脚下！

悲呼，当年苦苦追求幸福的青年男女们！

第四节 “木脑壳”八次逃港传奇

“你们别找我——我不信共产党，也不信你们国民党，我是老百姓，我要的是我老公。你们让我过几天安静日子吧！”

那年头，宝安县曾有个出名的人物，大名刘水生，小名“抓不怕”。据说他的“逃港”次数最多，创了记录：逃了抓、抓了又逃，一共是12次。

他的成分好，贫农，父亲是土改根子，说他是阶级敌人，挂不上边。说他是蜕化变质，“那你们共产党怎么教的？”公安局也拿他没办法。直到第13次“偷渡”深圳河，打了招呼的边防军便半睁半闭眼：“过去吧。”他才成功了。

我有些纳闷，偷渡12次都不能成功？

人们告诉我，这就像人脸上长了块疤，刘水生偷渡出了名，到哪儿都认识。所以他只要一动腿，马上就有线报说那个“抓不怕”又来了。

这事情成了宝安县的一段笑话。

我一直没有找到“抓不怕”，据说是早死了。但是我见到了另一个人物，小名叫“木脑壳”，他也是逃了抓、抓了逃的。是个“跛子”。前后偷渡也达8次之多。当然也有人说是7次，最后一次不算的。

“木脑壳”的原名叫做贺德林（化名）。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七十几的人了，脚的确有点跛。他跛着脚怎么还能跑8次呢？

他的“外逃”，是从1957年“大放河口”开始的。

一

50多年前的牛古村小学，是借着贺家的祠堂办的。

贺德林上学时，年岁就比同班的孩子大，个头也长得高，像个小后生了。

毛头毛愣的，人显得俊气又憨厚。

有人说，女孩子就特别喜欢这种憨厚、腼腆的男孩子。因而，德林在班上遭遇的“欺负”可就多了。女孩子们好像老同他过不去：发作业本，明明是德林的作业本，举着就是不给：“没有你的。”让你自个儿去求她们，还有，德林从课桌中间的道上走过去，她们偏偏就拦着不让路。一不小心还会绊了脚，让挤在一堆的女孩并笑得前俯后仰。这时，年岁最大的班长唐玉英（代名）就会出来打抱不平了：

“你们别欺负老实人”

“德林，你是个脓包啊，过去啊！”

于是女生中又是一阵笑，笑得德林红着脸跑了。

时间一长，德林就感到，身边好像多了一双眼睛在“保护”他。他的心里乱乱的。

又一次，星期天回来上晚自习时，德林发现课桌的抽屉里多了两个红鸡蛋。老实的德林叫着：“谁的——谁放到我这来了啊？”

“哈，做好事还没人认啊！谁的？谁的？”满教室的女同学都笑开了，扭着脑袋找人。

有的说要侦破，有的说索性把蛋分了，全班同学一人吃一点点。整个晚自习课堂像一锅粥，都乱套了。

班长玉英气红了脸，走过去夺下德林手中的蛋：“交老师去！”

玉英刚走，就有女生“吃吃”笑着说：“哈哈，怕是玉英家的老母鸡找错了窝，下到德林的抽屉里了吧！”

满教室又是一阵大笑。

德林开始走神了，上课冉也听不进去了。玉英的成绩也在下降。

有时台上老师在讲课，德林瞟过眼去看玉英时，发现玉英也在瞟自己。

嗨，这课简直没法上了 !

到了级末，两人都有三门补考。

“我下学期不想读了，玉英。”放假的时候，德林在坪里等着玉英，猛着胆子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

谁知玉英回过同样的话：“我也不想读了。”投过来温柔的一瞥，“现在不是号召青年回乡生产吗？咱们们都回去算了。”

“那你说我们回乡——好吗？”

“好啊，当农民为什么不好啊？”玉英说。

“那我……”德林没有敢说，其实他是想说：“那我回去了，还能再看到你吗？”

他俩不在一个村子的。

玉英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我们是邻村，地都连着呢，割禾插田都可以见面。还没了那多管闲事的人”玉英眼睛向左右瞟了一瞟。

最后这句话说得很轻。但是，这回玉英的意思，德林都听进去了。

“那我回去了。”德林一下子高兴了。

“欸——”玉英叫住德林，“你回去怎么找我啊？”

“不知道。”德林摸着脑壳。突然又说：“啊，我知道了。”

“怎么找？”见德林突然聪明了．玉英高兴地问。

“我天天到锄把丘去望你”锄把丘是德林家分的一块靠玉英村子的自留地。

玉英用手指点了一下德林的脑袋：“木脑壳——那你就望吧。”

二

傻傻的德林天天到锄把丘去锄地，伸长着脖子，盼着玉英从村子里出来。可是盼来盼去，就是见不到玉英。

他在想，玉英说了的，叫我望她，她一定会来的。

父亲看他扛了锄又要出去，说：“德林．你是怎么啦？锄把丘的地你不是锄过了吗？你是失魂啦！”吓得德林的脑袋缩了回去。

玉英啊玉英，你怎么没影了，说话不算数的啊。

那时候，宝安县里的电影队，常来乡里放电影。一到断黑．周围几个村的男女老少，细仔们背凳子、阿婆们夹蒲扇．都来牛古村门前的大坪里看电影。

《南征北战》刚放了一半，德林就听见身后头有个女人的声音：“嗨——好专神呀！”他回头一看：呀，这不是玉英吗？

她今天特地打扮过吧，真漂亮啊，花格子的衣服，长长的辫子卜还打了两个花蝴蝶呢。

“你怎么来了？”德林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问。

“我怎么不能来啊？”玉英好像有些不高兴呢，“我来看电影！”

啊，她根本就不是为了我来的。德林心中冷了一截。

可他又听见玉英说了：“那你是在这里做什么呀？”

“等你啊，啊，是看电影！”德林慌慌乱乱的，玉英扫了他一眼，他吓得赶忙说实话：“是等你。我老等你来，你老不来。”

玉英故作不懂地问：“来哪里啊？”

“来锄把丘啊。”德林说。

“我到那里去做什么？”

“你说的呀，你说过的到锄把丘啊。”

“我说了吗？我说了吗？我哪里说了！木脑壳！”玉英辫子一甩，脚一蹬．生气地走了。

正好几个同村的小伙子走过来了，问：“那女的是谁？”“怎么脾气这样大啊？”

有人插嘴说：“不就是榕树下村的唐玉英吗？是好漂亮啊。难怪福贵会托人上她家说媒呢！”

什么？说媒？德林急了，直追问：“你说什么？给谁说媒呀，给福贵？”

其实是逗德林的。大伙们都笑了：“哈，德林啊，你急什么，你心中有鬼啊？”

德林感到心里像虫子在爬，乱麻麻的。他听不出同伴是在逗他。他在想，要是玉英她爹真答应了怎么办？幸好电影快“胜利”了，小伙子们都在解放军的冲锋中欢呼，他赶紧走开，往人堆外去找玉英。

“嗨——”忽听见后面有个声音，把他吓了一跳。他一看：面前站着那个“蝴蝶结”。

“嗨，你呀，让我找得——”德林擦着额头上的汗。

“过来。”英英在向他招手呢。德林魂都快没了，赶忙过去。

“拿着。”玉英那声音很细很细，细到虽然周围满是人，却除了他俩，谁也听不见——恋爱的女孩子就有这本事。

玉英递过来的是一个折叠好了的小纸条。

人堆中暗，等德林拿到星光下去看时，玉英旱已经不见了。

纸条上是德林熟悉的歪歪斜斜的笔迹：“明天晚上吃了晚饭，我在锄把丘的榕树边等你。”

“啊！”德林简直要叫了起来，他是飞回家去的。

那是多么美好的乡村夜晚啊！湛蓝湛蓝的天空，像一面擦得透亮的蓝镜子。蓝镜子上悬挂着一轮白晃晃的月亮。月光啊，那么透明，干净，照在地上，像是洒着了一层白白的盐。

月光太亮了，周围的村落啊，山坡啊，树木啊，甚至田里游荡着的小鱼儿，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以致你会怀疑：这是不是夜晚啊？这是白天吧？

风在轻轻地吹过，大榕树的树叶在悄悄私语：远处的田里，传来“呱呱——”的蛙声。

两个年轻人，第一次靠在起了。

“你说，你在学校是不是就有我？”玉英问。

“你怎么知道了？是有。”德林傻傻地抹着脑壳说，“你把我拦住那阵，我就有你了!”

“那你为什么不追？”

“追？”德林不理解，“你都没跑我怎么追啊。”

玉英气得鼻孔里“哼”了一声：跟这个木脑壳说“新名词”那是自搭。不过，反过来，玉英爱他的正是这点：实在。

“那你每次都要提前半小时来这等我。”玉英罚他说。

“可以，可以。”德林说，“我家有钟。”那年头说自家有钟是挺光鲜的。

此后，他们就有了约定，每逢赶墟日子的晚上，都到大榕树下来会面。

终于，有一次，德林猛着胆子说：“王英，你要是不反对，我就叫人去说媒吧。”

玉英说：“都还没到年龄呢。明年吧，明年我们就都20岁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1957年。20岁德林被合作社派去乡里修水渠。

一天中午下工，厨房的炊事员告诉他，有人来找过他了，是个女的，两个“蝴蝶结”，很漂亮的。德林一猜就是王英。

“她说什么了?”

“没说，看样子很急的。她说下午还会来找你。”

玉英一定有事。

下午，德林正在挑土，远远看见玉英来了。

“德林，你把担子放了。”玉英一把把他拉到一旁，“我问你，你给我说一句实话。”

“什么事这么紧张呀？”

“你真的愿死活跟我在一起吗？”

“愿啊，当然愿。”德林傻傻地眨巴着眼睛。这是怎么啦？

玉英说：“告诉你个消息，边防开口子了，不抓人。你跑不跑？一起去香港。”

德林听明白了：“逃港？”

玉英说：“这不叫逃，是准过去了。听说就给三天。赶紧走吧，在这边，我们一辈子也别想过好日子”

只要跟玉英在一起，到哪儿都行：“行啊，我听你的。”

玉英说：“你就光知道听我的，到香港去过日子了，你自己愿不愿意嘛？”

“我当然愿啦！”德林想．跟玉英在一起过日子还不愿意？

“你还不能给别人说，自个儿走就行了，知道吗？”玉英老担心德林“死心眼”。

“我知道的。”德林这才一注意了一下工地，发现好像已经少了一些面孔，“唉呀，都在走人了，咱们要快呀！”

玉英说：“那就抓紧行动，你去拿两件衣服，带两包人丹。”

“干什么用啊？”

“天气热了，容易中暑啦”

“还要什么？”

“不要了，越少越好。那边什么都有。我还得准备几块钱。你先走。”

“怎——”

“你就直接从这下莲塘去。对，别走罗湖桥，那儿不让过。走莲塘村山下面的那个口子。记住了吗？那里是留着让过人的，不抓。”

“知道了，走莲塘村的那个口子。”

“记住，不见不散。”玉英再吩咐。

“知道了，你快走吧。”

玉英转眼就不见了。

德林赶忙回到工棚，包了两件衣服，飞脚就出水库。炊事员老头问他：“德林，急着干吗去啊？”他说：“家里人病了，请了假。”

上了去梧桐山的小路，他就发现，路上的人一个接一个，都是带着干粮，包着衣服的人，都往边境口子去。

原来．人们都知道了！

德林到了莲塘村时，一看，人络绎不绝。还有抱着孩子的妇女、由人搀着的老人。有全家出动拖儿带口的。德林这才懊悔，当时要把父亲和妹妹叫来就好了。

莲塘村的人真好，还把水捅装了凉水．放在村口上。德林又累又渴，从水桶中抓起瓢来喝了一瓢。又拿一瓢泼在赤脚上，凉快！

这里就是莲塘村口。

路边有一块大石头．德林把它搬过来．拿汗巾在上面扫了两扫，坐在路口等。

人群一路路地过去。

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玉英是搞什么呀？要去这么久？

路上也有他认识的人，都说：“这不是牛古村的德林吗，还傻坐着干吗啊，快些走啊！”

德林的心动了一下，但马上想，玉英说了的，她说了会来。要我走了,她找不到怎么办？

其实，那一头，玉英也把德林给等苦了。

玉英到了南头，找到弟弟，姐弟两人马不停蹄，抓了两件衣服就往边境口赶。

她说的莲塘村的那个“口子”，就是下面的罗芳村开的“边境出入日”。德林没弄懂，在莲塘村边的路口死等。

赶到边境口的玉英，在人流中到处找人，到处叫：“德林——”弟弟四仔也帮着喊：“德林哥——”

出人口边人山人海，人越涌越多．哪里找得到？

四仔说：“姐，你别动，我上边境口那边找找就来。”

哪知弟弟刚走，人流越涌越大，根本就站不住，玉英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被裹挟着涌出了检查口。

“四仔——德林——”王英没命地喊。

等她能站住脚，定定神，发现岗楼上站的已经是英国大个子兵。

站岗的英国兵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她说：“小姐，你不能在这里停留，你必须马上离开！”

这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姐姐——”啊，人流中，是四仔过来了。

“怎么样？”玉英很急

“还是找不到，姐姐”四仔拿衣服抹一抹脖子上的汗水说：“说不定他已经过来了”

“不会的，他不会过来，他人傻”

玉英对着河对岸死命地喊：“德林——德林——”

“我要回去，让我回去！”

“小姐，请你马上退回到香港地面，否则，你可能因为偷渡被刑拘！”一位执枪的华人港警走过来，用中国话对她说。

涌过来的人群，已经由不得玉英了，眨眼间就把他们推到了香港的新界。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

同样的时刻，老实巴交的德林，还坐在河北岸莲塘村口的石头上，望着落山的太阳死死地等。

其实，莲塘村的路口离出人境的路口，就只几里路。

猛地，德林心中涌出一个解释，个唯一的解释：玉英一定是出事了，一定是发病了！

他担心得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赶快去找她！

此时，在德林的心里，什么过境．什么香港，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的玉英！

“玉英——玉英——”他真情的呼唤声在夕阳映红的山坡上回荡。

他离开了村口，逆着人流往回跑。

找遍了玉英住的村庄．可哪里还有玉英啊？

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他不信，不信玉英会骗他！

那晚上，他坐在床上怎么也想不通。找不到玉英，他也没心思跑香港。

两天后，当边境口的闸门因为上级指示重新关上时，德林想再返回出境已不可能。一对现实中的牛郎织女的分离生活，从此开始。

“你们约好的啊，德林？”村口上，村里的伙伴逗笑他。

“是约好的啊。”德林抱着脑袋说。

“你没记错地方吧？”

“没记错，是她自己说的”

“是她那边有男朋友吧，那么漂亮。”

“不会，不会。”德林着急了，“你们不要乱说。”

正在这时，有人来找德林．是中心小学的董校长。样子很急：“德林，你快来，有急事。”

赶到学校的办公室，董校长一把将门关了，指着桌上的电话说：“你坐下，玉英等下会给你电话。”

什么？玉英给我打电话？

“铃——”电话响了。

德林还从来没接过电话，拿起话筒来手都在发抖。

“这一头是听的，拿这头”董校长把他的手掰过来。

听筒里一个熟悉的声音，呀，同平时说话的声音一模一样。

“是德林吗？”

“是的，我是德林。”

那边开始扫机枪了：“木脑壳啊，你在哪里啊？”

“我在小学。”

“我问那天你在哪里？”电话里的王英又生气了，“你没行动吗？”

“我行了啊，我坐在村口石头上等的。”

“你呀——我说的是莲塘村下面那个出境口啊！”

德林这才知道搞错了。

“那怎么办？”他又要请示玉英了。

“怎么办？你又问我，能不能问间你自己？”那边的玉英在发火。

“我——”

“你不来，我要嫁洋鬼子了! ”玉英气他。

德林简直要急哭了

“玉英，你等我．你别嫁．我一定要过去，我一定会去找你，你等着我啊！”

贺德林找唐玉英的漫长历程，从此开始了。

四

靠近深港边境的祠堂村，有几十亩双季稻田。今年由于干部抓得好，田肥下得足，稻子长得飞块。到十月份，都长到了齐人腰高。有老农说，熟啦，可以收割了。

齐腰的稻子，是偷渡者最好的隐蔽。贺德林的第一次偷渡，就是在现今的深圳福田区祠堂村的那片稻田中隐蔽的。

一个星期之前，德林收到了玉英从香港寄来的信。他们成分好，治安主任是德林的表叔，信是不拆的——要是有问题的家庭，治保主任是可以随意拆看的。

玉英告诉德林，傻瓜，我真会嫁洋鬼子吗？我是那号人吗？我是死活都在等着你的呀。

德林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玉英告诉他，现在罗芳村是防偷渡的重点，可别走那。祠堂村可以，稻子已经长上来了，埋得住人了。你上墟买肥料去过的啊，就在下步庙附近。

信中还详细告诉德林，从观澜乡到福田乡该怎么走。她就担心德林又搞错。

玉英叫德林从祠堂村走是对的，祠堂村外就是深圳河，河边上有执枪的边防军巡逻。从村子到深圳河之间是一片稻田，只要在稻田时等到天黑，就有机会靠近深圳河。巡逻的边防军是有限的，只要边防军走过去了，就可以直奔深圳河下水。

“我就在这边河岸接你。”

这是德林接信的第三个晚上。

这边玉英已经买通了新界种菜的农民，乘夜到了河边一家菜农的小屋中。小屋虽然离边界还有距离，但已经可以看到祠堂村的稻田了。只要德林穿过稻田、下水、过河就到了港方。穿进菜地，玉英已请了摩托车等他。跨上摩托车，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以直奔香港市里去了。

玉英通过窗口朝祠堂村那边望，村子里已经升起了炊烟。她担心，也不知道德林有没有到达河边上。

这边，德林的行动也很快．幕色刚刚降临时，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匍匐在稻田里了。

草丛中的虫子在轻轻地叫着，一只小青蛙甚至跳到德林的头上来了。远远地，村里有人拉着声音叫小孩吃饭……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应该是黑麻麻的时候了，怎么天就是不黑啊？

呀，糟了。德林骂了一句娘，他没想今天是农历十四，出月亮了！

朦朦胧胧的月光照在稻山里．什么都看得清。这还怎么跑啊？嗨，要早冲出去就好了。

现在，动，还是不动？要是玉英在就好了。德林朝河那边看看，看不到玉英。

就在这时候，有两个人向这片稻田走来，还背着锄头。这么晚了还会有农民下地？

啊，是稻子快熟了，大概是来放水的。放十田里的水，第二天好割稻子。

嗨，早不来迟不来，真倒霉！放水口也许不在这丘田里，德林想。

谁知道，有一个竟然走到他身边的田里来了。德林慌了，一紧张，身子就不自主的动。

“谁在那呀？黑黑一团的。”德林就更筛糠了，弄得稻叶子沙沙地响。

“谁？”，他听见一个警惕的声音。

“老四，快过来呀，田里有人！”他听见有人喊。

当祠堂村边的稻田里传出狗的吠声、“抓偷渡”的人声和铁笼的火光时，那边的玉英跺着脚：完了！

这回她看见德林了，被人从稻田里揪了起来，在一阵火把人声中向村里走去。

唯一让玉英安慰的是．抓走德林的不是边防军，所以没碰上警犬。

五

德林的第一次偷渡就这样结束了，被送到了蔡屋围旁边的一排竹棚里——收容站关押拘留。

第一次关的时间不长，才一天多，表叔派的保人很快就来到了深圳墟。收容站的人看看来人带的证件也齐，乡政府还来电话说是初犯。加之那一段偷渡的人也多，竹棚也有此不够用。

所长挥挥手：“回去吧，小伙子，在家安心生产，下次别跑了啊！”叫他签了一份“不跑”的保证书，放了。

本来，德林是个怕事的人。但这人啊，就怕起心。只要起了心，就什么也不怕了，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二次……在我访问过的老宝安中，要么是从来没跑的，要么是跑过多次的，很少有抓过一次之后就不会再跑的。

德林的第二次偷渡是准备从现在的福田白石洲“买船”跑的。

年纪大的宝安县人也许还记得，1958年时，某乡有个叫张明初的合作社主任，是个复员军人，1957年偷渡到香港后，被特务机关收买，派回宝安县来做了内奸的事。

那已经是1958年收割完稻子的时候了。

一到农活闲下来，就常走亲戚。德林有个表兄在沙井，德林便到表兄家散心。三杯土酒下了肚，对座一位表哥的朋友，自我介绍是复员军人，二十七八模样，开始煽起香港的好处。

“那可是大城市啊，北京还没它一半大！两层楼的汽车，电灯是通晚都不熄的呀，有钱，夜晚白天一个样。”他喷着酒气说。

“人家吃的是什么？天天都是海鲜鱼翅，不种田的，也没田。天天在家看小电影（电视）、吹空调”他又说。

德林觉得这人好勇敢，见识好广。表哥附着耳朵说，他叫张明初，跑了香港又回来。是知道你跑过没跑成，才专门来同你说这事的。

“怎么样？德林，还有大贵，你们还跑不跑？”大贵是表哥的名字。

“跑啊！”表哥说。

“跑！我死了也要跑”德林激动地说，他想起了等他的玉英，“我未婚妻还在那呢。”其实也没订婚。

“我知道的，”张明初说，“大贵都同我说了。这叫幸福爱情，德林，你就等着到香港去抱美人吧！”

“哈哈哈——”大家都笑。

酒喝完时，五六个年轻人就商量定了，谁都不许声张，也不准给亲人打电话、写信，等候张明初的通知。白石洲有下海的渔民，是张明初的内线，他先去挂钩，安排好后带人过白石洲。然后乘夜黑驾船过去，对面的香港元朗转眼就到。

“上了岸，那边有人接的吗？”德林想到的是没法通知玉英了。

“不要接！”张明初说德林太老实，“过了以后，会有安排的，就在新界青山住一晚。起身到九龙再找广洪油漆工会，第二天就安排你上班当工人，穿制服了。”

当工人！德林看见过惠州糖厂那些穿制服的，好威啊！

但是，德林万万没有想到，张明初回来是带着“任务”的。国民党组织命令他先杀死治保主任张丙球后，再带人逃港。而在十多个要求偷渡的群众中，有一个就是公安局的内线。

张明初的一切都在宝安县公安局的监控之中。就在德林赶到白石洲，准备登船前5分钟，张明初和十几个偷渡群众全部被埋伏的公安和民兵抓获。

这一次情况严重了，张明初被关押判刑，后来送到湖北的襄北农场改造。其他的逃港群众虽说是无辜，但也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了。

德林被拉到水库“强制劳动”了三个月。也是因为成分好，判了他“无罪释放”。

六

有人说，一个女人，有时可以决定一个男人的一生。德林就是这样。

回到老家牛古村后，德林不但没给“教育”成功，反而更加坚决了，满个脑袋中只有一个字：跑。

下田插秧吧，他的头也扭在路上，看有没有陌生人“上路”。到深圳墟挑化肥吧，肥料往箩里倒，眼睛望的却是深圳河边的稻田：稻子又长到半人高了，又遮得住人了，唉……肥料倒出了一地。

乡里办了一个书店，本来德林是不看书的，这回他没事就往里头钻，专找地图册看。他也弄明白了，香港在哪里，深圳在哪里，河在什么位置。

贺德林看地图册的事，很快有人反映到村里的治保会，新的治安主任本来同德林的表叔就有隙，便开始注意他了。

每次团员开会，新治保主任都敲着桌子说：“有些团员啊，这里有问题，”点点脑袋，“都两次了。现在我看还不太安心，这样下去很危险呀！”

这是在说我呀，德林想。头次听还有点紧张，听多了便不当回事了。要说你说去吧，我未婚妻在那边，我就是要跑！

“要开除就开除吧，这个团员我早就不想当了！”后来德林连团费也不交了。

从那以后，他又跑了二次，一次从大鹏湾“买船”，碰上巡逻艇；一次从现在蛇口海上世界附近的海面跑，一次从沙头角跑，都没成。蛇口那次遇上了警犬，差点没把小腿上的肉咬去。

前后五次不成，就有人劝他了：德林，别去了，挂上号的人了，走不出去的，就在村里做农算了。玉英虽好，但去了那边这么久了，还能不能看得上你啊？这半年也没来信了。

就有家里人开始为他物色对象。德林人老实，长得又俊气，上“偷渡册”，宝安县的姑娘们是不当回事的，有人还把“不会跑的男人”看成“没本事”。

俊气的姑娘还真不少，可德林一口一个“你们别瞎操心。”“我的未婚妻是唐玉英。”把别人姑娘家弄个大红脸跑了。

又是一年过去了，玉英还是没音信。村里人都说，玉英可能在那边“找”了。

那一天，天快黑，要下工了，德林还在田里赶着牛犁田。邻居的孩子在田头上喊：“还不上岸呀，你家来客了！”

德林刚进门，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就扑过来，趴在他肩上。德林定了定神，借着昏黄的灯光，才看清是玉英！

玉英哭着．也不顾周围有人，竟敢亲德林的脸：“我害苦你了，德林，是我害苦你了!”

周围的人赶忙走开。

玉英过去以后，开始在一家酒楼端盘子。她人能干、泼辣，又长得漂亮，老板很快看上了她，提她管楼面。现在，还在酒楼当领班，一月都拿400元了！在牛古村，做两年才当她一个月啦！

德林这才打量了一下玉英，烫了头发，大花格衣服，完全变样了，像个阔小姐啊。

德林心里有股十分复杂的滋味。

“你的头上还有香水香呢。”德林说。

玉英的头在德林怀里蠕动着：“哪是香水呀？”白白的手指点着德林的脑袋，“那叫洗发露。”

“玉英，你不会变吧？”德林记起书上说的“资产阶级思想”，心里想香港那么多老板，那么多有钱人。

“香港就全是坏人啦？”玉英撒着娇说：“这辈子，要变就变你的老婆！”把德林听傻了。

玉英楼着德林的脖子，声音低而坚决：“今晚我不走了，我就要做你的人！”

他太感动了．他太幸福了，想不到玉英是这么一个衷情的女子！

这温存的第一夜德林怎能忘怀？

煤油灯发出暗暗的光，小小的泥砖屋中，有股淡淡的泥香。玉英先是深情地吻着他鼓鼓的胸肌，然后，慢慢地伸出了手指，解开了德林粗布衣上的领扣。仿佛山洪暴发，德林冉也控制不住了……

“你看——”，朦胧中，他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那是玉英跪坐在他身边，她的手中神圣地捧着一方白色的手绢，雪白的手绢上开着一朵鲜红的花：那是玉英的！

他听见玉英在他耳朵悄悄说：“傻瓜，我是你的了！”

七

第二天，玉英一定要同德林去下地。下地的时候玉英问他：“那次在祠堂村，你都到河边了，怎么就不过来呀？”

德林怕说害怕玉英会骂他，就说：“有月亮。”

玉英说：“有月亮又怎么样？你到了河边，就可以下水了啊。”

“那河里有船，运沙子的。”德林说，“一喊，边防军下水就会把我抓了。”

“木脑壳啊，水是属港英界的，边防军不能下水抓人的。”

啊，是这么回事啊！

回来探亲的玉英满了七天期，便回香港了。德林还像从前那样，日日下地，他俩暗暗定下了“计划”。

而今的深圳罗湖区靠火车站的地方，有个五星级酒店，叫做富临大酒店，旁边还开有一个中式酒店叫做侨社。侨社酒店可以说是深圳最靠南的酒店了。早年细心的住客会知道，如果谁违反酒店规章，大着胆子推开向南开着的一扇小门，就会发现，几丛芦苇的下面，就是界河——深圳河。

深圳华侨旅杜后门铁丝网下面是边境深圳河，原来河边是一片芦苇，对面有港英方的碉堡。

深圳特区开办以前，这儿周围是一片深圳镇居民的平房。

每天上午，侨社食堂的采购员就要上老街的墟集买菜。有时菜买得多，采购员的菜篮子盛不下，又懒得挑，就会叫卖菜的农民直接把菜挑进侨社的厨房来。

这是1962年的一个上午，是德林第一次偷渡后的第五个年头，他已经跑过六次了。

他挑的箩筐，一头大蒜芹菜．一头黄瓜，进了侨社的厨房。炊事员早已经混得很熟了，拿起秤就钩上了箩筐。

“黄瓜四十七斤，三四一十二……”炊事员拨动着算盘。

“大蒜芹菜多少？”

“你秤吧，多少就是多少，老熟人了。我去解个手……”德林起主意了，转身就往后面去。

“上楼去吧，”炊事员指指楼上说，“那里干净。要不你就出门拉芦苇里，那边。”炊事员指着靠河的门。

真是天赐良机！

德林转过一间房，往前走两步，打开一道门，门前是几丛芦苇。拨开芦苇，深圳河就在眼前。对岸香港的菜土，种着一样的青菜，隔着就几十米啊！

他突然听到那炊事员在后头喊：“德林，德林——”他大概想起公安局“不能让外人进人此地”的警告，慌慌忙忙在后头追。

这时的德林，已不是当年的德林，哪还管得后头的呼喊，他一个箭步冲出了芦苇丛，像兔子一样朝河边上飞奔。

“站住―站住！”芦苇丛里突然站出来两个穿军装的人―潜伏哨！

深圳河就在一米的地方了，他已经看得见粼粼晃动的河水。他记起玉英的话，纵身往水里一跳。

就在他停在空中的一刹那．枪响了。德林感到小腿上一热，他已经掉在河里了。

他猛然一下子放心了：下水了。胜利了！他拼着最后的气力，朝南岸游去。

这时，他听见对面英方的岗楼上，有英国兵用生硬的广东话在向他喊：“槐，槐（快）”

但这个时候，两个边防军人也一跃下水，向他包抄过来。很快到了他身边，一人架着他的一只胳膊，强把他拖上了北岸。

对石岗楼上发生一阵“抗议一抗议”的不满声，有华警在楼上大喊：“违反！违反！”但是，那年头，违反协议又怎么样？边界上多少事情是按了协议办的？

静静的河面上只留着一绺红色……

德林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公安车接走，送进了医院。一个月以后，当他在两个公安的押送下走出医院时，他跛了。

脚虽然跛了，但事情并没有完，这回再顾不得是“根正苗红”了。德林被送去韶关的农场煮饭，劳改两年。

两年后，当英俊伟岸的德林拖着消瘦弱小的身子，胁下夹着拐杖再次回到牛古村时，看到一个叫他永生难忘的镜头：

破旧的泥屋已经变成了一幢贴着瓷片的新房，门上贴着红对联，房中坐着新娘玉英，她在等着劳改犯新郎回来结婚。

玉英毫不隐讳地在村中说：“有人不守协议，打断了我老公的一条腿，我要补给他一个老婆。我还要替我老公办香港纸（香港身份证―作者）过那边去，看看谁活得更好！”

1963年．贺德林以香港亲属的名义，被批准去香港定居。这次，他是通过罗湖桥大大方方过境的。但他一再催促推他过桥的妻子快点，说一看见深圳河的水心里就发虚。

他是留下心理恐惧症了。

据说，两口子在香港建立了家后，台湾的国民党机构曾经多次找过唐玉英，希望她能到台湾去。希望她能在电台上，向大陆同胞控诉共产党。

唐玉英的回答是：“你们别找我——我不信共产党，也不信你们国民党，我是老百姓，我要的是我老公。你们让我过几天安静日子吧！”

两夫妻到香港后，不久就随新开的酒店去了巴拿马，德林学会了做厨师。两人退休后又回了香港。1995年，老两口商量，还是叶落归根，回去的好。那时他们村还没大开发，那些荔枝林都还在，两人就在荔枝林中建了栋小洋楼。

老两口身体都很好，一儿一女在香港住。我是在2003年见到他们的。找到他们时，玉英阿婆坐在牌桌正中的位置，她精神得很，麻利地搓动着麻将。村干部指着在圈外背着手看热闹的一位老头说：“那就是德林公。”德林身材瘦高，背有点弯了。

村干部又附在正“麻将”得紧张的玉英阿婆耳朵边，用客家话说：“阿婆．有记咋（者）找你，放一哈（下）啦。”

玉英婆抬起头来，望下我．吩咐伸着脖子在后面看的老公：“去给记者倒杯茶啊，只会站着啊。”

德林阿公“呵呵”地笑着答应，跛着一条腿一瘸一瘸就去拿茶杯。“不用，不用”，当我拉他的手时，感到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是那样有力。

我一直等到麻将结束，德林公倒的茶都凉了，才等到玉英阿婆讲了以上的故事。村干部说，德林公不善言辞，讲不好，还得请玉英阿婆讲。

两年后，也就是2005年，我去观澜开会，顺路再去看看两老，德林公已经不在了。

“是的，去年3月走的。”玉英阿婆淡淡地说。坐的仍然是牌桌正中的位置，围成一圈的那几个牌友头发在变白。玉英阿婆“哗哗”撮动麻将的手，也不像上次麻利了。

“病？也没什么病的，人到时候了嘛”她依然搓着麻将，并不哀伤。就像告诉你一个人出远门了似的，也许，到了这个年纪，就是这种感觉吧。

临死前，德林抓着玉英的手，想要坐起来说最后的话。玉英就扶着他坐起来，也抓着德林的手不放。两个60年的有情人，眼对着眼，知道相守不离的伴侣，这回真的要分离了。

德林还想说什么，但说不出，只是拿手指无力地朝窗外头点了一下，又在自己心口上点了一下。

玉英懂了：“老头子，你是说你会在那边等我，是吗？”

德林微微地点点头。玉英把德林放平了：“我也快去了的，老头子，你等着我。”

说着，玉英阿婆便把脸贴在德林满是皱纹的脸上，也流泪了。

“这回你别再搞错啊，我的木脑壳——”玉英的老脸上满是泪。

德林脸颊动了一下，好像在点头，走了。

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一节 “六二”大逃港为什么会发生

一、历史怎样让毛泽东失误——从莫斯科会议到“三面红旗”

毛泽东登上了火车，迎着扑面而来的真理之风，告别了武汉、告别了长沙、告别了那些唠叨的亲人、朋友，不会再回头了！

他将更加坚定、更加顽强地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要“干出个样子”来，让一切支持或者反对他的人看！

1957年11月7日，莫斯科。

这是一个格外寒冷的日子，但所有的苏联人都感到十分振奋，因为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正在莫斯科召开。

其时，正是社会主义阵营最为强大的时候。在经历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等风波之后，社会主义阵营重新恢复了团结；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却因为苏伊士河问题正陷入矛盾中。就在上一个月的1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这样一个“东风劲吹”的全球气温下，选择十月革命40周年之日来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大会，是为了体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空前强大和团结。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首脑，包括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东德的鸟布利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还有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首脑，全都集中到莫斯科来了。

真是盛况空前！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二大国家，中国代表团和毛泽东本人，受到了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们普遍的尊敬。

当苏联共产党与波兰共产党意见不统一时，无奈的赫鲁晓夫曾请毛泽东出面去说服哥穆尔卡，毛泽东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让所有的代表团都放下分歧，坐到了会议的桌边来；在各个代表团对苏共起草的《莫斯科宣言草案》产生分歧时，是毛泽东派遣了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等人重新起草《莫斯科宣言》草本，并最后成为让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首脑都认可并签字的《莫斯科宣言》。

毋庸置疑，中国代表团和毛泽东本人显现出来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作为东道主首脑的赫鲁晓夫。以致当时的中共代表团成员杨尚昆在回忆的日记中记录道：

“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经过协商，他们（指苏共——作者）接受了。”

大凡公众场合，只要毛泽东一出场，立刻会获得超常热烈的欢迎。杨尚昆的日记中记下了那些动人场景：

今天主席（指毛泽东——作者）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毛泽东传（l 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31页）

夜晚，克里姆林官里灯火辉煌，苏共中央在这里举行热烈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酒会。

雪亮的灯光下，赫鲁晓夫声调激昂：“我们的目标是：约在15年内，钢的产量达到一亿吨、煤七亿五千万吨、石油三亿五千万吨！”

这是一个追赶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宣战书！

反响极为强烈，全场起立，掌声如同雷鸣一般，响了近半分钟！

毛泽东也在鼓掌人之中。

但是，他一边在鼓掌，一边在考虑另一件事。这位血性的湖南农民的儿子，是不甘落人之后的！

就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主动要求会见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显然，他有话要说。

“15年后，英国的钢产量能增加到多少？”在谈过了两党的关系之后，毛泽东突然关切地问。

“英国政府计划是两千五百万吨，顶多三千万吨吧。”高兰说。

“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点了一下头：“我们中国今年有520万吨，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35页）

他的手掌习惯地在胸前扫过，如同扫去眼前的一片灰尘。

高兰惊诧了，落后的农业国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先进的工业国英国，这未免太乐观了。看着面前这位信心十足的“战友”，高兰高兴之余不由得有几分担忧。

高兰的担忧已经没有用了。“中国要向英国挑战”的消息，已像一阵风传遍了世界。成为全世界，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上义国家的报纸的突出新闻！

当然，腔调是各不一样的。波兰、捷克、朝鲜……的报纸虽然一片叫好，字里行间却能看出隐约的担忧。一家波兰报纸说：“我们如同相信自己一样，相信中国兄弟不会没有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标！”太平洋西岸传出的是一片嘘声。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直截了当地说：“毛泽东的计划是不冷静的和不负责任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估量毛泽东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一个人是毫不怀疑的，那就是毛泽东本人。

坚强的毛泽东主意已定。11月21日，他率中国代表团回到中国。仅隔11天，经过授意的刘少奇就在代表中共中央致词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达了中国赶超英国的决心。

1958年1月l日．《人民日报》失版发表了《乘风破浪》的社论。用强烈的信心鼓舞中国人民要用“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毛泽东决心扫除党内那些“阻碍前进”的不同思想，给“犹豫不前，小脚女人走路”作风的人“打预防针”。

1958年l月3日和4日，他在南宁点名批评了提出不可“冒进”的总理周恩来。指着提倡“快”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一时感到很尴尬，只好回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71页）

为了获得“高速度”，竟然在公开场合批评自己的亲密战友，这使所有参加会议的中共高层人士都感到“突然。”他们都隐约感到，一场大的“高速”运动即将到来。

1958年5月1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怀仁堂召开，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仁义”的总路线。

1958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钢产量翻一番的重大决策，即从1957年的

钢产量535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1100万吨。

事情还在不断加温中。就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王鹤寿敲定枚关中国建设前途的“1100万吨钢”时，又从河南省传来一桩更令毛泽东“兴奋不已”的新鲜事——人民公社出现了！

在农村，将“集体化”的程度再往前推一步，把几个甚至十几个“农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人民公社”。除了所有的田地、牲畜、房屋……都交集体所有外，还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农民在一起开餐，一起下地，吃一样的饭，过共产主义的集体化、军事化生活！

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人民公社的好处时，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好么，好么，人民公社好”。

第二天，“人民公社好”就被作为伟大领袖对新生事物的评判词，赫赫登上了河南的报端。

1958年7月底，全国钢产量累计才380万吨，到年底只有153天了。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再完成700万吨钢，达到1100万吨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事！

8月17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把主管计划和工业的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叫来问情况。当他们汇报到全国钢铁生产的进度时，谨慎的毛泽东已经感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

他想起了自己对世界说过的话。他完全明自完不成任务会是怎样的一种后果。

每当碰到困难时，这位一直靠紧紧依靠群众而走过了无数艰难险阻的领袖，这次想到的依然是人民，是群众的力量。

1100万吨，从哪儿来？只有从群众运动来，只有从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中来！

依靠1956年发展起来的那种分散的、千把人的农村合作社是干不起“大兵团作战”的，是创造不了“高速度”、“超高速度”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迅速地走“高集体化”的道路，把原来的农村合作社做成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

还是搞合作化时候的老办法——用改变生产关系的方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向“集体化”规模来要“经济高速度”!

两天后，即8月19日，毛泽东宣布说：“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他对河南等地的“创造”一锤定音：“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

一开始，他还想慢一点，“先搞试点吧”。但是如同1956年一样，车轮一动，下面就层层加码，车速越搞越快，挡都挡不住。到1958年9月，风起云涌，才个把月时间，全国就冒出了两万多个人民公社，90％的中国农民都成了公社社员！

惊人的相似，又出现了1956年那样的情景，又是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庆祝，又是群众代表慷慨激昂上台表决心，说伟大领袖路引得好，“千年的理想实现在今朝”，口号震天。

当心有狐疑的毛泽东匆匆从北戴河赶回中南海时，各省红彤彤的“报喜”早已摆满了他的案桌：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中国就提前“进人共产主义”了！

人们的热情使他失去了惯有的谨慎。他太高兴了，说：“我们叫高山低头，它敢不低头吗？我们叫河水让路，它敢不让路吗？”

一语之下，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近亿人上山找铁矿，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大炼钢铁。中华大地上高炉林立、火光冲天、通宵达旦。领袖与人民“共同上阵”，盲目狂热．却又干劲冲天。

这里，工业钢元帅升帐，那里，农业频传“捷报”。

“稻谷亩产三万斤！”

“徐水县小麦亩产12万斤！”

“一颗大白菜重500斤！”

少年时代就在田中割禾、插田的毛泽东，会不知道稻谷亩产三万斤，就得把稻谷在一亩大的田里垫儿寸厚？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好，好”，他却笑着，甚至在公开场合说只要有了人，“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有些问题一直让人不解，这此明显的浮夸怎么能逃过这位一贯“精明卓绝，洞察秋毫”，曾经战无不胜的统帅的眼睛呢？

其实，毛泽东心里比谁都清楚。中国没有先进的科技，没有现代的设备和资源准备，只有个优势——六亿人口。失去了群众，拿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所以一定要保护群众的热情，哪怕有些话说过了头，有些事做过了头，也得把劲“鼓起来”而不是“打下去”!

当然，他又不愧是有过长期指挥作战经验的统帅，在热烈鼓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热情的同时，他的头脑却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冷静。

在河南，他问跟着他摄影的胡秀云：“小胡，你说说，这事情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他想，自己身边的人，说的应该是真话了。

“你们到农村走过的啊！人民公社到底怎么样？”他显得有些着急。

“我也说不清”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倒是挺高兴的，吃大食堂了，不用做饭，解放了。”

“你是不是也给我吹牛啊？”毛泽东看着胡秀石，有点不信，“大锅炒的菜，就是不如小锅炒的香嘛。群众会喜欢？”

事情太大了，年轻的胡秀石也拿不定主意，她不知道毛泽东到底是要她说人民公社、大食堂好，还是要她说不好。

“我……也有点纳闷，”胡秀石说，“怎么晚上亩产还是400斤，一到早晨就成了1000斤了？”

毛泽东望了一下旁边主管农业、此时也被铺天盖地的喜报数字弄晕了头的谭震林和廖鲁言说：“你们查查，有这么高吗？这到底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啊？”（《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实际上，毛泽东对自己也没有十分把握。他决定亲自出去找他的老同学，老同乡、老同事了解情况，盼望能听到些反面的话。往下一段时间，他到过许多地方，包括上海、安徽、湖南，等等。

应该说，如果沿着这条路再走下去，他总可以有机会探寻到问题的本质。

不少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常常会提起发生在这段时间中的毛泽东与老友李达的会见。

谁知一到武汉，两人一见，竟然发生了顶撞。李达进房劈头就问：“润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他指的是湖北鄂城县委门口贴着的一张标语。

毛泽东一愣，怎么问这个？虽然是一张标语，点到的可是中国问题的要害，即他最关心的“群众热情”。

“那要看怎么看。这个口号有两重性、如果讲的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有些不悦，“就是有道理的。”

李达是个认真的人：“这是哲学上的错误啊！这样把群众热情捧到天上去，脱离了实际，国家不是要乱套了吗？”他急于要改变这位“亲密朋友”的看法，以免“下面太热”，祸及黎民。

“如果现在谈两重性，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李达变得更加激动。

毛泽东也不相让了：“肯定又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

李达说：“现在人们头脑发热，主席（他不称润芝了）你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中国就会遭难了！”

“遭难？谁遭难？”毛泽东愣了一下，他想发火，但忍住了。

一看势头不对，一旁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赶忙过来打圆场：“二位不要争了，这个标语由省委负责去处理好了。”

毛泽东缓缓吐出一口烟，轻轻把烟灰弹进烟缸里，他已经不言语了，看了一眼脸还涨红着的李达，他选择缓和。

但倔李达还要进攻：“不行，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意思是让毛泽东的思想转过弯来。

什么？毛泽东吃辣椒的性格，一下子被激活了！难道要我毛泽东认错？要我向你作检讨？太过分了！

有学者曾经指出，研究毛泽东不能不研究毛泽东这个“人”。就是说研究他的特殊的性格，一种湖南人的，从曾国藩“扎硬寨、打死战”就开始了的“宁折不弯，越压越倔”的性格。

李达也许没好好想想，他与毛泽东辩论时，是什么环境。

北面，几千公里之外，那个一年前还相约“共同超越美英”的社会主义盟友——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不点名的讥笑毛泽东的“承诺”是“一张废纸”，是“小资产阶级狂热”。

东南面，那个被压缩在台湾的，曾是他手下败将的蒋介石，隔着海放言“共产党自乱其局”，讥笑毛泽东“根本不懂经济”。

历史，这时正把所有的讥笑、所有的批评、所有的压力，包括善良人们的规劝，都集中到这个“不信邪”的人身上。

李达铁骨铮铮的“进谏”恰得其反！

迎面而来的真理之风，反与这位钢铁般性格的领袖擦身而过！

毛泽东登上了火车，迎着扑面而来的真理之风，告别了武汉、告别了长沙、告别了那些唠叨的亲人、朋友，不会再回头了！

他将更加坚定、更加顽强地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他要干出个样子来，让一切支持或者反对他的人看！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三辆高速的列车——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他的驱动下，义无反顾地向前狂奔……

多灾多难的中国啊，多灾多难的小民，包括多灾多难的深圳河，它们正在走近那个永铭史册的“苦难三年”。

二、狂热的深圳河

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县委第一书记王志走上台，发表了豪情激昂的讲话。宣布“从今天起，全宝安县的人民，已经路上共产主义的通天路了”！

上面的雷声推动着下面的雷声。乘着北方来的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号角在深圳河边吹响了。

1958年5月，宝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宝安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坚决贯彻总路线”的号召！

照例，在推开运动之前，要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宜传运动。记载称：书记动手，全党动员。所有的宣传工具，包括全县的报纸、广播站、剧团、电影队……全部出动，要掀起一个千军万马的大声势！（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照县委的安排，巴掌大的宝安县要成立一个一万人的“总路线宜传队”，就是说，按计算每五户就要出一个人，上田头上街头去做宣传员！

气势如虹，一呼百应。仅仅开会九天后，上报资料就称，30万人口的宝安县就成立了文艺宣传队290个！从六七岁的娃娃到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30个宝安人中间就要有一个人系上红绸扭秧歌、打腰鼓，搞宣传。

一时深圳墟的街头上，农村的田垄上，村边的大树下……到处张灯结彩，处处红旗招展，万家欢腾。

在强烈的宣传风下，普通干部、群众的脑袋也开始发热，荒唐的事情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

最先别出心裁的是深圳镇的人，在面对莲塘村的路边上挂上一条一米多宽、十多米长的大标语：“总路线万岁”。莲塘村的人不相让了，立刻组织百人队伍，在梧桐山头上也铲出了半亩大一个字的“总路线万岁”五字，说让深圳镇的人出门“抬头就吓一跳”!

沙井乡另有新招，命令所有的打渔船都拉上“总路线就是好”、“大跃进万岁”的红幅，开到香港水域去打鱼，让英帝国主义看了“胆战心惊”；还有人说，香港的革命人民看了，年内就会起来，成立一个“香港人民公社”,香港可以提前归还中国！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东方的霞光万丈高。”

热情还要更高！十劲还要更大！要开展一个“人与人、社与社、县与县”之间的大比武、大竞赛！

1958年9月5日，惠阳地委在海丰县召开“比武大会”（当时，宝安县属惠阳地区）。所谓“比武”者，就是比较谁提出的指标更高，谁的“牛”皮吹得更大！

东莞县的口号是押韵的：“胆量似悟空，干劲赛武松、决心超愚公、苦战三个月，不压海丰（县）不算英雄！”（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惠东县口号富有想象力：“赛海丰、超惠阳、吓倒惠州！不吓跑宝安不算英雄！”（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而宝安县的气概更大，口号更为响亮，接连用了下个“以”：“苦战百天，以武松打虎的十劲，以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声势，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压倒惠阳，横扫东莞、海丰、博罗……称雄惠阳地区！”（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一些荒唐事也出来了，当时各代表团都住在地区招待所。宝安县代表团中有人提出，把挑战书贴到了各个县委书记睡觉的门上,“让兄弟县委起床后勾着头出门”，以示决心。

随之，“冲破天”的实际行动开始。

《万丰村志》记载，宝安县曾放出过“水稻亩产超万斤”的“卫星”。

平时亩产就几百斤，最好的年成也难收到1000斤，怎么一下就产出了亩产万斤呢？他们是这样做的：把10亩接近收割的水稻拔出来，集中到一亩田中“密植”，检查组一到就收割，万斤亩就出来了。稻子太重，就用绳子捆绑防倒伏。哪知稻子太密，捆绑太紧，大面积发热腐烂，结果变成了一片烂草泥。

档案记载说，宝安县发出了竞赛口号的第三天，就传来喜报，“长岭社苦战了一天两夜，积肥65万担！”（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一个千人合作社，一天两夜积肥六七十万担，已属超人，但还有更超人的：“长岭社60岁的老人吴松生，学习总路线后．七天积肥579571担。”（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这数字是铁板钉钉记在宝安县的历史档案中的。

照这样算，这个60岁老头一天就得积8万担肥，这就是叫他一个小时挑走3000多担肥！天方夜谭！牛皮吹到这地步，真是活见鬼！

奇就奇在这里：在那个时代，被“热风”刮晕了的人还不在少数。我采访的当年的那些“风中者”，不少都说，奇怪，当时我们竟也没怀疑，我们自己也说过头话、说牛皮话，这是事实！

“太热了，热得人都摸不清方向了!”

有没有冷静的、正直的人，对这种“放大炮”的行为表示过怀疑呢？有的。上川社的干部黄发权就是一个。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宝安县的历史档案，是从反面记载这位本来坚持着“真理”立场的好干部的。

“上川社的生产队长黄发权指责总路线说，针无两头利．要多快就不能好省。”“这样浮夸，早晚得翻船。”“他还诬蔑积肥放卫星说，那是放大炮。假的就是假的。”

结果可想而知，黄发权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剿”、批判。

“反击右倾保守”的大字报贴满了黄发权的家门上、墙上、甚至吃饭的饭桌上。一张批判黄发权大字报是这样写的：“黄发权，你真保守，次次开会带头溜。提出早播不接受，如果下次再甘（这）样，我们社员要赶你走。”

好汉不吃眼前亏。在那种气氛下，谁还敢坚持下去呢？

“在群众的热情帮助和教育下，黄发权认识提高了，终于服输。”

一颗正义的火种，就这样熄灭了！

“保守势力”既然不能抬头了，反面的声音听不到了，狂热的人当然会更狂热！

1958年9月，惠阳地委向宝安县发出要求，要在3个月内完成700吨钢铁的任务。

宝安县的群众会种田、会打鱼、会扯风箱打镰刀。但炼铁钢炉是什么样，谁都没见过。怎么变得出700吨钢铁？

于是开动脑筋“找窍门”，手板心里也得要煮出饭来！

宝安县委发号召：各家各户，把不用的锄头、犁耙、镰刀……凡是沾了“铁”字的，都找出来，收到公社去炼铁。完不成任务的社队，开批判会作检查。

上川社群众开大会。干部亲自带头上台表态，生产队长黄万喜“现身说法”：“现在是人民公社了，吃大食堂了。还要什么锅，煮什么饭啊——拿过来！”

“好！”台下的老婆应声而上，左手家里的两口菜锅、右手一口饭锅。

“从明天起，我家就是共产主义的了，不再做饭了，大家看着！”

“咣——咣——咣——”黄万喜家的三只锅都砸在石头上。

于是全场呼口号：“向黄万喜学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完成700吨钢铁决不收兵！”

发动群众就是快，光明公社通过这些办法，在两天内就收集了“钢铁”6000多斤！

“南天门公社分片包干，当天夜晚，群众通晓送废铁，天亮以前，收到废铁24000斤。”

11月6日和7日两天，全县就收集废铁86000斤。

但是，光有废铁还是不够的，还要把废铁炼成钢。

全民炼钢运动在1958年9月后开始席卷宝安县。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深圳、铁岗等地方建成高炉400多座。

平心而论，凭小小一个宝安县有限的人力、才力，三个月建了400多座小高炉，这得益于“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组织力量和绝对服从的行政权威。

“咱土包子要有志气，开动脑筋，炼出洋钢铁！”

要炼700吨钢，光是废铁当然不够。县委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上山找铁矿！

据统计，“大跃进”期间，宝安县发动了30万人（次）“上山找宝”。就是说，30万人的宝安县，前后几乎能上山的都上山了！

于是，机关干部停班、学校停课、商店关门……

宝安人，认惯了稻谷、认惯了鱼虾，就是不会认“矿”。于是从广州请来了“铁师傅”，在全县的大会上传经送宝：“带黑色纹的是磁铁矿、带红色纹的是赤铁矿……”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小学的教师、深圳湾的打渔人……都来识别矿苗。

成千上万的人在宝安县的山头上找矿。

青年突击队员文正德保留的一本日记中，记录了当年上山找矿的革命热情：“宝安县幽静的山沟里，到处是爆破声、锤击声、吃在山上，睡在山上，通宵达旦、狂风冷雨，数日不眠是常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愿意奉献出鲜血乃至生命……”

另一位青年突击队员劳风雷这样向我描述当年的情景：“我们四个男女，白天找矿，晚上就睡在一张大床上，也不是床，就是架着的板子。哪分什么男女？中间放一个随身的水壶隔一下，睡到早晨起来，水壶里的水都没荡出来。那时候啊，我们脑袋里只有一个字：铁。什么邪念都没有。”

也许今天的人读到这，都会觉得它荒唐，但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在我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不对这段生活充满怀念。

这是怎样的一个疯狂而又纯情的年代啊！

宝安县的战绩是：“仅仅两天的苦战，就打了矿石477吨，矿砂47吨，锰1200吨。”（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大炼钢铁的部分铁料，就是这样通过收集废铁和群众上山找矿石获得的。

炼铁还要燃料呀，宝安县本身就缺烧的，靠什么来炼铁？

于是发动干部、学生、社员上山砍树。

档案记载：“全县各钢铁基地发动8872人上山砍柴烧木炭。”（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一些村子漂亮的“后龙山”上的树木被砍得精光，至今青山难再。

到1958年底，宝安县共“生产了钢1225吨，生产了铁700吨。”都堆放在火车站的仓库边，基本上是不合格的。

这些由全县人民发疯般热情炼出的钢和铁，后来就这样听凭雨打风吹的堆着。究竟作什么用，没人知道。后来作了怎样的处理．也没人知道。

付出的代价和热情如此之高昂，对其结果却如此的不屑于闻！

宝安县“大跃进”的另一个重点是“水利”。

从宝安县兴修水利这件事上，史家们也许可以看到除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外，产生“人民公社”在当时某种客观上的原因。

宝安县的地势北高南低，水都流到海里去了，从来缺水，所以，必须修水利。

要兴修大的水利工程，首先碰到的是人力问题。

1958年9月之前，宝安县农村的组织单位还是农业合作社。要靠一个社几百、上千劳力来兴修大的水库是无法想象的。即使水库建成了，一个两千人的社也用不了一个水库的水。而且，水库的水渠怎么走？经过邻近社的田土怎么协调？水利问题联系极广，这不是一个“小社”能解决的。

于是，在经济生产的需要下，宝安县的农村组织形式发生蜕变：

宝安县档案载：“从水利运动开始，首先从劳动力的使用上突破了原来的社界、乡界。后来在资金、资质的使用方面也打破了社界和乡界，进行大协作。”（参见《建因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就是说，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在那种“大跃进”、高速度的生产要求下，是必然要出现的。

事实上，当时的宝安县干部、群众早就有人提出，如果要大修水利，县里就应该出面，把几个或多个合作社的农民“联合起来”。但是，众多的人一集中，又出现新的情况：几千人要吃饭，就得有大的食堂；几千人要修工具，就得建修理厂；几千人中有负伤、病痛，就得有医院……这些不仅涉及劳动力数量的问题，还涉及农村统一领导和调拨的组织形式问题。

于是有人提出索性搞“统一的社”，把几个“社”联合起来，“三社合一”“五社合一”。一个大社就可以“分工”，什么都有，有农业、有工业（修理工厂）、有其他行业（医院、商店……），以方便生产调配。

这样就出现了工、农、商、学都有的综合型农村组织。

有学者在论述东方中国的封建王朝时指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需要高度集中的组织力量，这是中国大一统的皇朝为什么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这是否印证了由毛泽东在中国倡导的“人民公社”?

老人们对于当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有了这些，修水库就方便了。工具修理厂、百货供销店、邮电局、小银行、缝纫店什么都有，都设在水利工地上，扣子掉了都有专门的人缀，很方便……”

我调查人民公社产生的基层原因时发现，在宝安县，“办大社”的要求的确首先是由群众提出来的。当时还有妇女抱着孩子到乡政府吵，要求解决“怎么带孩子”的事情。

1958年夏，宝安县的428个农业社自发组成了261个大社。有些地方更组成了一个乡的“超级”大社。

宝安县的农村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上下结合出现的！

而今的深圳市最高的的建筑叫地王大厦。50年前，那是一个广场。1958年10月l日，庆祝宝安县全县实现公社化的大会，就在这里举行。

其时，有20万人分别在宝安县的深圳、南头、新桥、观澜、松岗、沙河等地举行集会．鞭炮锣鼓震天，狮子麒麟翻滚，庆祝全县实现了“公社化”!

当时，全县成立的人民公社有：南天门、超英、超美、光明、红色、红旗六个，每个名字都带着浓厚的时代特点。

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县委第一书记王志走上台，发表了豪情万丈的讲话。言布“从今天起，全宝安县的人民，已经踏上共产主义的通天路了”。

随着震天的口号，王志也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他要求为大会赋诗一首，话一出，下面又是一阵雷鸣般的锣鼓和掌声，大家都欢迎王书记赋诗。

王志临场而作的原诗，至今还留在宝安县的史册上：

“人民公社力量大，干起活来笑哈哈。

生有养来死有葬，有吃有穿不用怕。”（参见《建国卅年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

诗后振臂高呼：“人民公社好——”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上台赋诗的，还有几位身份特殊的农民，他们是来自羊台山下不窝村的农民。

宝安县有些偏僻地区的山民、渔民，自古与世隔绝，不与外界交道。据说有一种由内陆逃亡来宝安县一带的人发展而成的“疍民”，长年隐居海上、山中，其语言、长相都格外不同。现在，“人民公社”的风暴，把所有的人都聚到在这个“大集体”中来了。

几乎与世隔绝的羊台山下不窝村的这几户农民听说办公社了，特地派了代表下山要求入社。他们用特殊的语腔，合唱了一首自编的山歌。其歌词也记载在史册上：

“公社歌声篇连篇．歌声冲上九重天。

仙女听歌心思动，情愿下凡做社员……”

当然，歌词肯定是经过了“秀才”们润色的。这些长年在山中生活的“仙女”，是不是真的就愿意“下凡”，看法不一。但当时这些山民的确是这样做了，除了少数冷静的人觉得是被“逼”外，宝安县绝大多数的群众是自愿加人公社的，没有捆绑、也没有强逼……这是事实。

心理学家认为，在一种特定氛围下，人的“从众”的心理，可以让人离开冷静的思维。更何况，即使有反对的情绪，有1957年反“退社风”的前车之鉴，谁又敢表现出来呢？

但如果把这种行动判断为人民群众“自觉”的“热情”．并且支持它，甚至鼓动它，那就错了；如果把这看成中国社会己经成熟到可以进人共产主义的程度，那就更是错上加错！

由“中国鸟托邦”所导致的恶果，很决就将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三、从“反瞒产”到“大饥荒”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有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必须迅速予以解决。

事情在起着变化。

从1959年初起，各地有关缺粮、缺油、缺菜，甚至缺肥皂、缺火柴的报告就一份份地呈到中南海的案头上来。

毛泽东感到很奇怪，去年明明是个丰收年，怎么才几个月就缺起粮来了？怎么连日用生活品都会缺呢？就连肥皂火柴也生产不出来？

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撑开肚皮吃，农村剩余的一点粮食已经吃光了。“浮夸风”却瞎吹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粮食吃不完”。造成了收购部门错误地“高估产”，把农民的口粮、甚至“种子粮”都征走了。一些农村一开春就揭不开锅！

大搞炼钢，一切都给“钢铁元帅”让路，把日用生活品的生产部门都给“压缩”了。现在，连生产足够的肥皂、火柴都有困难！

粮食缺，发行粮票；布匹缺，发行布票；肥皂火柴缺，发行肥皂、火柴票……啥都缺，啥都要票。

这是为什么啊？毛泽东找不到原因，他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

他彻夜难眠，衔着烟，对着夜空沉思。

据说，这个时候．一件来自广东的报告，使他“恍然大悟”。

《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了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参见《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这个材料使毛泽东有两个方面的发现：

第一，他发现了人民群众心里对他有意见，人民公社搞早了，群众在搞瞒产了呢。

所以，他看后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所以，我就想一想……”（参见《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不久，人民公社真的“退101去”了。虽然还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但实际上搞的已不是1958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基本退回到1956年的农业合作社状况，“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了。

薄一波在回忆文章中认为，如果没有这次“退却”，“我们的事业有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第二，他得出了个错误的结沦：全国的形势，远不是原先想象的那么严重：有人瞒产。

于是，他在作出了一个正确判断之后，又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农民缸里还有粮！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的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司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满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必须迅速予以解决。_{（参见《毛泽东传（1949一l 976）》，中共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一个全国性的“反瞒产”运动、很快“刮”了起来：强令农村干部、群众交出粮食。
当年“反瞒产风”究竟是怎样的恶果，各地不一，我们只能用“十分严重”一词来作形容。

以下引用的是《陶铸与反瞒产运动》中的内容，可见广东当时的情况：
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的夫人袁溥之，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的”（林里：《陶铸与反瞒产运动》，载《中外书摘》2001年第9期）

广东省委对于能否反出粮食来，已经产生了怀疑。因此，在布置“反瞒产”的同时，再三交代下乡人员，要先作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摸真实情况。派到四会县的同志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腾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女主人看见来人，抢先一步，挡住了炉灶，又粗声粗气地嚷道：“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转念一想，忽地转过身去，顺手掀耳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反瞒产”工作队员看了锅里煮的，确实是野菜。

这年三四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

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购。报告还说，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有了这个教训，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

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特地走到袁溥之同志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在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立刻制止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林里：《陶铸与反瞒产运动》，载《中外书摘）2001年第9期）

第二节 逃港：饥荒中的出路

一、毛泽东尝到了“苦果”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应该把我们犯的错误，立下碑来，刻在县委、地委、省委甚至中央委员会的门口。让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这个血的教训！

1960年的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炼钢铁，一个国家的国力已经消耗殆尽。

这也许是毛泽东一生最困难的时期之一。

“三面红旗”仅搞了两年时间，农业大幅度减产，全国的粮食已减产了600亿斤，农民吃的油减产了一半，养的猪减产了三分之一。农民每年的平均消费只有65元！

尽管如此，农村干部还在逼着农民多交粮食。

安徽省的凤阳县1959年实际总产只有10960万斤，刚好够全县百姓一年的口粮，却要上交5974万斤粮食。交去了粮食，农民没了口粮，只好吃草根、树皮，甚至连观音土也挖来吃了了。农村普遍发生浮肿病，农民饿死荒郊。

人们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普遍发生浮肿病，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公开报道的数字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100万，问题突出的信阳地区这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了100%。_{（《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无论愿望如何美好，事实都证明，搞“三面红旗”、搞国民经济“大跃进”实在是一场大跃退、大灾难。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一场大的灾难正在降临中国！

他接过周恩来差人送来了有关全国大面积灾情的报告，又忧心忡忡地拿起笔来，在上面作了批示。最后，把原来的文章题目圈掉，重新给文件起了个醒目的题目，以便发给他的战友们去：《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_{（《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3页）}
放下笔，他长叹了一声。在庭院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房中。

1961年冬，北京的雪特别大，盖满了昆明湖边的柳梢，盖满了菊香书屋的瓦背……他在窗前望雪沉思。
在中南海的围墙外，在莽莽中国的原野上，成千上万的生灵在这奇寒中被冻死、饿死……
1961年1月11日至2月7口，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会议，通知了包括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该是我。”
“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不是有一出戏就叫《霸王别姬》吗？如果我们的党员坚持不听群众的意见，那么，难免有一天要霸下别姬就是。”
刘少奇的报告更加直率。他说：“这年的农业生产有相当大的减产。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两条，一条是天灾，还有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去。我问农民，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最近媒体公开的材料还表明，刘少奇曾在大会上激动地表示：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应该把我们犯的错误，立下碑来，刻在县委、地委、省委甚至中央委员会的门门让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这个血的教训！

这时，会场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会场中有人喊：“刘主席万岁！”“少奇同志万岁！”
当然，无沦是“刘少奇万岁”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颇有些刺激的话，对于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 。_{（《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6页）}

1961年l月30日，对于中国人民、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这天下午的会议上，这个倔强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终于直面自己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诺言。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终于说：“要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但是，他的这个觉悟已经显得太晚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其时，早已经在整个中国蔓延开了……

二、“六二”大逃港的形成

我盖上1961年宝安县的档案时，却感到额头上有点汗。宝安县小小一些县干部，就敢叫“打开国门、对港开放”，这可是要坐牢的呀！

2000年的3月，我在查阅宝安县的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份宝安县委呈递给广东省委的报告，要求省委允许宝安县组织群众将柴草出口去香港换肥料。时间是1961年6月9日。
为什么要搞柴草出口？
这份毫不起眼的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报告是这样写的：
省委：
我县大鹏、葵涌、沙头角等边沿公社……面向海，背靠山，出产柴草很多，为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争取晚造粮食生产丰收。（我县）迫切要求自行组织柴草出口换取肥料。既不影响国家外贸计划收入（据说现在香港居民柴草是靠从澳洲等地进口），也不影响内销。好处很多。约250~300市斤松柴换一担化肥。一年换回一万担化肥，边沿公社农业生产用肥料完全解决。
报告还特别强调了：“采用物物等价交换。不发生货币关系，不收入现金”以示清白。
事情有些蹊跷。
据我所知，当时中国的对外联系（当然包括对英国管理下的香港的联系），是被严格控制的。所有的对外贸易都是由国务院统一管理。

既然这样，地方要自行出口，同帝国主义“发生关系”，那就是犯“天条”的事。轻则免职，重则判刑。这种“犯天条”的事，宝安县委如何敢碰？照说，广东省委也没有这么大权力“批”呀。

意外的是，当我翻到档案的下一部分时，发现就在接到报告不到两个月，即1961年8月2日，广东省委竟同意了宝安县委的要求。允许宝安县的农民自行出口柴草到香港去卖。

陶铸和他的同事，为什么胆子会这么大？

我注意到这个时间：1961年的6月。

那么，1961年的6月，这是个什么时间呢？
5个月前，就是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就是说，开始从“大跃进”的热度中清醒过来了。
1961年2月，毛泽东在同浙江、湖南两个省的领导人讲话时说，公社太大了。这个队不知那个队在干什么，贫富不均，这怎么会有积极性？食堂问题，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
他特地借5月14日给张平化的信告诉全党：一切问题都要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
他身边的战友们思想也都“解放”了，也敢冲着“人民公社”说话了。
4月1日，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调查，回来后对毛泽东直白说：“食堂没有优越性，要散。”
5月7日，周恩来在河北邯郸调查后，向在上海的毛泽东发电报说：“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回家做饭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的评工记分办法。”
5月10日，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调查后写的报告说：“政策要调整。”“平均主义害死人。”
原来，这是一个毛泽东正在向后“退”的时期。也是个他身边的战友敢于大胆发言、边远的封疆大吏们也敢十自作主张的时期。

为了度过饥荒，各地背着中央搞土政策对于各地出格的事，中央也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能度过荒年，你们就看着办吧。

于是，安徽、湖南等地在搞田土承包，广东则打起了香港的主意。而深圳河边呢，就开始“卖柴草”了。

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时，专家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一个规律：每当面临困境，中央政府的控制便会有所“放松”，而各基层政府呢，便抓住机会，极力向上级要求更多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上面松一松，下面攻一攻”。上面松了，下面又再攻！

但是这次“攻”非同一般，这次，”伏笔”埋在后头……

广东省委批“同意”，缝隙一开，宝安县的要求又接上来了！

既然给“柴草”网开一面了，为什么不给“人”也网开一面呢？既然“柴草”可以过河，“人”，为什么不可以过河啊？

果然，就在广东省委同意宝安县委出口柴草后仅两月，即1961年的8月29日，宝安县委给广东省委“要求放宽边境”的报告便上来了。

这个报告的名字比较长，叫做《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宝安县委提出了让“人”自由去香港的要求。以下是报告的“要求”和“理由”摘要：
宝安有28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历来有下海捕鱼的生产习惯。56年封锁边境后，强加群众接受，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生产，剥夺了他们生产的权利……带来了严重损失。如附城公社下沙大队……合作化时代一年下海捕鱼搞副业收入14多万，去年仅收入1.4万元……劳动力逃跑到香港的有250多人。甚至在政法、公安和民警部队与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抗情绪。

全县有2万多华侨，6万人在港澳。过去正常情况下一天有二百多人来往香港。56年封锁边境后，每天只准许出入两个人。丈夫有病，妻子不能去伺候。结婚了的夫妻长期得不到同居。父母在港逝世，儿女不能出去料理丧事。有些妇女公开大骂我们：我丈夫在外另娶，你们政府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我们剥夺了群众的生产的权利，生产下降、大批劳动力逃亡，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边防部队连青菜都买不到吃。

注意，这份报告把偷渡外逃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是因为“我们剥夺了群众的生产权利。”可谓直率而大胆！
最后，报告提出要求：
除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凡是公社社员经当地批准，都可以自由出境生产。但渔民不要上岸，民兵不要带枪。
开放边境口子，让农民自由出境。允许农民与香港做小额的贸易。
最后，报告满怀信心地表示：“放宽边防管理制度后，党群关系一定能得到迅速改变。”
有理、有据，振振有词。

我盖上1961年宝安县的档案时，却感到额头上有点汗。宝安县小小一些县干部，就敢叫“打开国门、对港开放”，这可是要坐牢的呀！

这报告是谁弄的？而更叫人难理解的是，广东省委在9月25日竟然“同意”了宝安县的要求。

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为什么要批示“同意”？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内情？

第三节 宝安县委书记李富林

一、“陶铸派我去宝安”

所以派你去，这情况一定得改变过来，一定要让老百姓有碗饭吃——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蛮艰巨。

（一）

“陈记者，你一定要去找找李书记。”

当我还是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单车，走在宝安农村的山间小道上时，不管在哪里，一听说我在采访宝安的历史题材，从坐在大班台边的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到“哗哗哗”推着麻将的桌旁的农妇，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用这句话来提醒我。

他们话中的“李书记”，就是60年代出任宝安县县委书记李富林。“小陈，你别写错了。”李富林在东山宾馆接受采访时说，“富裕的富、双木林的林。”他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时，大字报写成李福临，说我父亲想发财，哈、哈、哈……”

（二）

1923年l0月，我出生在山西省历城县。抗战时期，我们那儿的年轻人都闹着打东洋，我就上了太行山，跟着八路军整天在山沟里转。到抗战胜利时，我已是河南新乡地区的区委书记了。

1949年南下，部队从武汉一直往南打。我们简直是跑步前进，不几个月就过了韶关，连里的文书告诉我，要这样下去，再有一个月，就到海边了。啥是海？我没看过呀，我就叫警卫员拿出地图来给我找。找了半天，就在海边上找到了宝安县，没想到，那地方就是后来给我这辈子留下记忆最深的地方。

广东解放后，领导就对我说，战打完了，李富林，你不在部队了，你下地方去吧，现在是搞建设，你要好好干。这样，我就留在了广东。

合作社的时候，我已经做到了东莞的县委书记了。到1958年，又做了佛山地委的农村部部长。

农村部部长不是管农村吗？经常要下去，我身体又好，整天赤着脚在田埂上跑，所以对下面的各个县的情况都很了解，领导问起来．子丑寅卯答得都顺当，也许正是这一些，让陶铸看上我了——当时他是省委书记。

1958年底，也许是1959年了吧。有一天陶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富林啊，你明天到广州来一下。”

我就去了。

“富林，派你到海边去——怎么样？”陶书记一见面就对我说。“哎——坐下呀。”他向我压压手。我站着，依然是当年当兵的作风。

我没吱声，因为我还没弄明白，“去海边”是啥意思？“就是去宝安县——去做七品官。”陶书记开玩笑说。

“首长指哪里，我就打到哪里。”派个县委书记也亲自过问，可见当年宝安县的重要。

“嗯，好。那地方又重要，又复杂，难搞，知道吗？”

陶书记好像有很多话要对我交代。

“富林啊，那儿可是咱们出香港的最后一道关口啦，重要啊。人家就在河边上，你说句话人家都会评三道四。那里的老百姓不是长着一个脑子，是长着两个脑子，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资本主义的，不好领导。外逃，这你是知道的，全国全世界都出名啦：每年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人偷渡。总理都问过我几次了，说陶铸啊，这事怎么就老治不了啊？”

他停顿了一下，把头仰起来，摇摇：“真丢人，丢社会主义的人，也丢我陶铸的人。”

他继续说：“经济上呢，更是糟透了。一个多好的地方啊，田里一年收三季、南头的荔枝、沙井的蚝……吃什么没有啊？这几年让运动搞得没饭吃，田也荒了，人也跑了，留下来的，吃野菜、番薯根根过日子。”

说着说着，陶铸好像动了感情：“河对面，人家资本主义的孩子吃着牛奶面包，我们的孩子瘦得像颗秧，还在唱社会主义好，还没跑，还在跟我们共产党走。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亏待了他们！”

“前些日子，我到那里视察，老百姓给我说了个事，说沙头角对面有人给这边扔糖果，我们的孩子拣了想吃，娘走过来扇了孩子一耳光，把糖果又扔回到界碑那边去。哪个孩子不是娘的肉啊，富林，就这么好的百姓，我们还忍心让他们跟着我们受罪吗！”

我发现陶书记眼里有股自花花的东西在动——他是个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所以派你去，这情况一定得改变过来，一定要让老百姓有碗饭吃——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蛮艰巨。”

他在房问里踱着步。

我说：“陶书记，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临走时，他特别叮嘱我：“你们那是个特殊的地方，我总在想，是不是该给你们开点小灶——就是搞点特殊政策。你先做吧，有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

从陶书记屋里出来，我感到信心百倍。

（三）

但是，当我登上征程，车越往南开时，我的心情就变得越沉重了。我就知道陶书记为什么会说这事“蛮艰巨”了。

一路上，一顷顷的良田在荒芜，走十几里也没看见有人。我特地在路边一个村庄停下来讨水喝，目的是看看里面的究竟。一个打着赤脚的五六岁的孩子，摇摇晃晃提着一个水罐出来，他大概因为饥饿而站不太稳。我问他：“爸爸呢？”开始摇摇头，后来把手向南指——意思是“香港”。又问：“妈妈呢？”又把手向南指，还是香港。

父母都跑了，这么大的孩子，谁带啊？我这才发现，一个白发的老阿婆在门后边偷偷望着我们。这可能就是家里剩的唯一的大人了。

我们都穿着中山装，一看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从老人那警惕的、带点敌意的眼光中，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突然想起当年在太行山打游击时，老乡们是怎么给我们领路打鬼子的，是怎样宁可自己挨饿，也把粮食藏起来留给我们的。变化真大呀！

可怕呀，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我们！

资本主义怎么就那么大的吸引力呀？我们真的就不行吗？

汽车还没进深圳镇，就听见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唱着“快板词”:“木薯渣好，木薯渣好，木薯渣全身都是宝……”

我下车就问县广播站长：“喇叭里说什么呀？什么东西有那么好呀？”

广播站长苦笑着过来说：“木薯渣，就是木薯的渣渣。嘿嘿，没有吃的了，连木薯都没有了，所以县委决定，瓜菜代，发动老百姓用木薯渣代替主粮。”他大概还想听到我的表扬，接着说：“这十大好处，是我刚刚总结出来的，准备在全县推广，同还不顺口……”突然看见我阴沉的脸。

“还十大好处呢，好个屁！”我发了火，“就发动老百姓吃这个东西呀，不害躁，丢社会主义的脸！”

第二天，我就下到个县各地去摸情况。

真是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党内的“浮夸风”、冒进风，真把边境的农民害苦了。

小陈啊，我给你说两件事吧，你看看我们干了多少傻事，是怎么把好端端的群众给逼得逃港的。

二、东莞和宝安的民兵排长为什么逃港

1960年的5月，有两个民兵排长在同一天逃港，一个被抓住了，后来还被判了刑，是东莞塘厦的，叫梁五贵；另一个跑脱了，是深圳镇附近的，叫庄大龙。两人都是参加过全省民兵模范大会的代表，很出名的。

为什么两个排长都要跑呢？

（一）“白背心”的故事

球赛打了一半．情况就不对了。所有围着看球的观众的眼晴都盯住了梁五贵的背脊看。

全场猛地一静。

全场的人都在看什么，你想都想不到。

梁五贵的白背心浸透了汗水，竟然慢慢显出来四个字来：“反攻大陆”!

60年代初，梁五贵是东莞塘厦镇的一个民兵排长。他有个爱好：打篮球。上中学的时候，常引得场外的姑娘们眼睛跟着他。他也不找老婆，他说：“我已经找到爱人啦，我的爱人就是篮球。”

有一回，军区的首长来东莞视察，临走留影。别人站在首长身后都两手贴裤缝，笔直笔挺，他却一定要抱个篮球。县武装部的老齐很生气，叫他扔了，他硬是不肯。谁知军区首长也是个爱篮球的：“他要抱着照就抱着照吧，毛主席说了，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嘛！”

谁知后来，这梁五贵就因为打篮球出了事，差点儿丢了性命。

那时节，蒋介石正叫喊“反攻大陆”，海峡两岸，打不完的“攻心战”。还搞“海飘”，就是把宣传品放到海水中，利用潮水的涨落将“一定要解放台湾”、“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标语飘到金门岛去，或者将“反攻大陆”、“大陆同胞团结起来推翻共党暴政”的标语飘到厦门来。如同金门一样，香港的国民党组织也往定安、东莞放气球。

说来有趣，那时国内连吃饭都困难，飘到金门去的“宣传品”竟还带着一扎扎的贵州茅台、北京果脯、甚至张小泉剪刀……说是“拯救苦难中的台湾人民”。而台湾方面飘过来的呢？也都是好东西，一袋袋的白面、一铁盒一铁盒的猪油、饼干、牛奶糖……有点像相互送礼了。后来“海飘”不够“过瘾”了，又发明了“空飘”。西风起的时候，大陆一方的渔民民兵将标语系在风筝上，放到对面的金门岛卜去；东风起来，台湾一方将标语系在气球上，放到厦门来。如同金门一样，香港的国民党组织也往宝安、东莞放气球。

那时，政府有严格规定，饿死不为五斗米折腰。凡是国民党反动派飘过来的东西，检到了一律要交公。眼睛看到了的，不但要被查问“那些东西”的来源，有些公社的红头文件还写着，要给看到宣传品的群众“洗眼”。

这一天，梁五贵正在山头上锄地，就看见蓝空中飘忽忽地飞过来一个白白的东西。“他妈的，又来了，国民党气球！”梁五贵正骂着，果然就听得“啪——”地一响，掉下来许多的饼干啊、香烟啊．还有男女的衣服裤子，有的落在地里，有的落在荆棘丛中。

民兵排长首先盯住看周围有没有斗胆拾了反动物品的人，没有。他便骂咧着，一边从地上、荆棘中检空飘过来的物品，准备上交公社武装部去。

梁五贵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到武装部去了，只有一样没舍得上交，那是两件白色的运动背心，太漂亮了，他舍不得。

公社书记大大表扬了梁五贵的思想觉悟高，还通知他再上一次县里的“先进民兵会”，吃三天“甑蒸饭”。

事情就坏在这三天的民兵会上。

民兵会散会的前一晚，照例要进行一场篮球比赛，梁五贵高兴极了，又有了表现机会，他特意穿上了那件白色背心上场。

球赛打了一半，情况就不对了。所有围着看球的观众的眼睛都盯住了梁五贵的背脊看。

全场猛地一静。

全场的人都在看什么，你想都想不到。

梁五贵的白背心浸透了汗水，竟然慢慢显出来四个字来：“反攻大陆”!

人们都吓坏了！事情来得太突然，所有的人都只敢看，不敢喊出第一声。

在公开场合显示反动标语，那是要杀头的！

“觉悟”得最早的还是老齐，他像一头狮子窜到梁五贵的身边，用身体挡住了“反标”，用东北话骂了声：“兔崽子！”然后高声宣布：“比赛停止，都回去！”

最后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梁五贵被五花大绑起来。他被脱光了上衣，反吊在屋梁上。审问是怎样成为“美蒋特务”的。有人在旁边用木棍抽他，每一棍下去，人就在空中摆动一遭，屋梁就发出一遭“吱吱——”的声音。他就痛叫一声：“是白心呀，是白背心呀——”那意思是，他不知道，拾到的时候还是一件空白背心的。

他被解下来，晕死过去了，一盆凉水下去又活过来。

从此，梁五贵就落了个“白背心”的浑名。

后来，梁五贵被送到看守所。好在他成分好，加上的确是无意，他们公社书记也是个爱篮球的。梁五贵关了二十天．放了，其实没判刑，但民兵排长当不成了。每日下地还有“内控”监视着他。

谁知这小子还不安分，1962年大逃港时，拉着“内控”他的人一起逃往香港。后来香港报纸说一个东莞的民兵排长拉了一个民兵班逃香港，那是国民党吹牛的，不对。

（二）红树林田边烧肉的故事

结果，哨子吹“爆”了，也找不来民兵排长庄大龙。原来他也夹在群众中吃了肉，躲了。

深圳的滨海大道边，有一个地方叫红树林，听说而今男男女女假日常去那地方。红树林靠着深圳湾，海湾的堤边长满了红树，落满了白色的水鸟，对面就是香港的高楼，风景好看得很。

几十年前，那里是一片荒凉的海滩，海堤内是一大片稻田，稻田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上沙村。如今还在的。上沙村的人常在堤下干活。香港隔得近，从稻田里伸直腰就可以看见那边的高楼大厦。到落潮的时候，两地似乎就更近了。有人形容：要逃港啊，赶早起来上堤，到了香港，还能赶上喝早茶。

只是海堤上有巡逻的边防军人，你上不了的。

上沙村的人却不同，可以上堤。因为他们有下海证，可以到海湾中打鱼，卖给香港的渔船，只是不准上香港的岸，上了就是“偷渡”。香港的渔船也带着这边缺乏的物资，如肥皂、卫生纸等，偷偷在海上卖给大陆渔民。就是不敢带到大陆的岸上来，上了就是“走私”。

那年头，人民公社不许私人养猪，食堂又没油水，几个月甚至成年没肉吃，年轻人肚子里的油都刮尽了，“肚慌慌”哪忍得住？于是有个叫虾仔的，拉了几个大胆的青年，到香港船上买了十斤猪肉，想着可以饱食一餐。

虾仔不敢进村，更不敢进家，怕被说走私。几个人一商量，干脆就在稻田边上烧着吃了算了。于是，在田边上拾了树叶、抱了稻草，偷偷摸摸躲在堤下面，拿树枝挂了烧猪肉。

谁知刮的是南风，肉在架上烧得“吱吱”冒着油，香味直往深圳这边吹。

“这是什么香啊？”在田里割稻子的青年人都闻到了。

“呀，是油香。谁在烧肉？”有人鼻子尖。

“是虾仔在烧肉啊！”有人欢呼起来，镰刀、打谷机也不要了，欢呼雀跃着都围过去了。

“好啊，你们独食啦！”

“我们也吃一点——人民公社大食堂，哈！”

有捣蛋的年轻人便拿树枝当筷子插将过去。

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饥饿是什么滋味了。天天喝着地瓜汤的，谁抵得住诱惑？先是年轻仔抢肉吃，年轻媳妇、年轻姑娘在田里偷偷往远处看一眼，不好意思，又低下头锄地。到后来，那香气越飘越浓，如何抵挡得住？接着就有中年人、老年人，最后是“穆桂英战斗队”的媳妇、再最后是年轻闺女们都丢了镰刀、打谷机跑过去。

“啊——好香啊，”

“我们也来吃一口。”

这样一来，田里没人割禾了。正好福田大队治保主任李华保带了民兵路过，一看，大骂：“人都到哪里去啦？他妈的，又是虾仔做的好事！”

治保主任带了几个持枪的民兵赶到：“好啊，你们吃走私肉！”把柴火踩灭，把肉提了走。又警告说：“虾仔，你下回再搞资本主义，让你上公社！”就是关起来的意思。

这下子可惹怒了群众：“我们吃口肉也犯法啦？”

“还让不让老百姓活啊！”

虾仔也不怕：“老子贫下中农，怕你？把肉给我放下！”

双方僵持起来，几十个群众同几个民兵对峙，双方你推我推，竟然打了起来。于是，治安主任便吹哨子，召唤武装民兵赶过去抓人。

结果，哨子吹“爆”了，也找不来民兵排长庄大龙。原来他也夹在群众中吃了肉，躲了。后来追查的时候就说，庄大龙立场不稳，怎么民兵排长还吃走私肉呢，要革他的职。他一气之下，索性逃港了。

“这是我到宝安县遇到的头一桩事。”县委书记李富林回忆说，“唉，那年头，人家想吃口肉，也是肚子太饿了，有多大的罪啊？”

三、“不行，我们得去找省委”

谢金祥又站起来了，边点着烟，边向我走来。

“大伙放心，”谢金祥给我接上火，“李书记肯定会去的”，他把点好的烟伸到我嘴边。显然在“将”我的“军”啦。

这些事情虽然是给处理了。但我的心里，依然像悬着块大石头，党群矛盾这么尖锐，我担心啊！

当夜，我又赶回县里，召集县委委员在我的办公室开会。我开头说了几句，意思是党群矛盾很大，要想办法把农村政策放宽些，特别是多给群众自留地。不然，群众没吃的，都在点我们的背脊骨骂，我们不知道，还当群众多拥护呢。

开始我还但心宝安县委保守，谁知一看我这一把手也提要“放宽”，县委们那情绪就像火苗蔓延开来。

“李书记，你跟我们想的一样，就是政策搞得太死了呀！”

“书记说对了，要农民不跑，就应该让农民多搞点自留地。有地，就能绊住农民的腿。”

“咱也不用管他中央的7%了，多给农民点自留地。”当时按规定农民只有7%的自留地。

“李书记．你是搞过土改的，你还记得土改那年头不？”说话的是附城公社的书记谢金祥，早听说他是最敢说话的。

“那时就是因为土地归了农民，生产上得多快啊。到了秋收，家家都酿米酒，工作队过路都过不了，都拦住往家里拖。现在呢，为吃肉的事差点要同群众干起来了，这像话吗？”

“农民的自留地多了，会不会出资本主义呢？”我故意问。

这一问，摸不准我的心思，大家又缩回去，没人发言了。

“大家说呀！”我催。

唉，你看，当年的党风就是这样，都跟着一把手的态度转！

“你要听实话还是假话？”又是谢金祥挺出来。

“当然是实话。”

“不定罪的？”

“讲，我这屋里不定罪”我说。

“好的。”谢金祥从桌边站起来，“咱们天天这主义那主义，下面都快饿死人了，光喊社会主义好能填饱肚子吗？”

下面便有人说：“老谢说的是实话，农民就是这样想的。”

谢金祥说：“要我说实话，我主张把土地都分回给老百姓去。就像搞土改那样。要是老百姓分了田地，还混不到饭吃，我敢这样，”他把手掌放在脖子上，“砍我脑袋！”

这不是公开嚷分田吗？他真的很大胆！这位为民请命的公社书记，几年后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疯了，最重要罪行之一就是60年代的这次“大闹单干”。

“说得好！”下面的人都应合。

“老谢讲得对，我投他一票！”站起来补充的是沙井公社的书记刘斌。

“我们是打渔的，话说得粗，李书记你别在意。”刘斌说，“李书记，就一条，你允许我沙井的渔民自由下海，产品允许去那边卖，我们就拥护你！你要是还照老的搞，老百姓就不会拥护你，我也不会拥护你！”

他激动起来：“香港又不是马来西亚，为什么我们自己国家的地方不能去！”他是从马来亚回来的共产党员。

“刘斌，你敢给县委上交吗？”有人故意鼓动。

“敢啊，怎么不敢？李书记，只要你松口，让我搞独立王国，”刘斌敢拍着胸脯，“我一年就叫沙井富起来，第二年后，每年给你县里交二十万！”

二十万，那时是个天文数字啊！

“哈哈，李书记，刘斌要给县里盖招待所啦！”有人说。

会场气氛又轻松、活跃起来。其他发言的县领导，有要求放宽出入的，有要求进口化肥的……都涉及一些敏感的政策性问题。

有的说，咱可以先在莲塘搞个试点，试试放宽老百姓出入。上面要批评咱就收。有的说可以在船上同香港人做生意，赚到的钱交给县财政，一年百把万没问题……议论纷纷。

我暗暗在想，小小一个宝安县，为什么干部的胆子这么大啊！

“算了算了，”刘斌摇摇手说，”我看闹来闹去都没有用，毛主席也听不到。要想搞得长久，还得李书记上省里去反映，拿政策来。”

大家都看着我。

“总要给点特殊政策吧，咱这是边防呀。”大家怂恿我。

“李书记是陶书记的红人，李书记要出马找陶书记呀，保险有准。哈哈。”他们给我戴高帽子了。

原来是要我去“搞政策”？我没吱声，光抽烟。

其实，我没吱声是在想着怎么做。

这时，我记得，谢金祥又站起来了，边点着烟，边向我走来。

“大伙放心，”谢金祥给我接上火，“李书记肯定会去的，”他把点好的烟伸到我嘴边，显然在“将”我的“军”。

我白了他一眼，衔了。

“哈，李书记，这烟你接了，就是答应了啊！”谢金祥忽悠我说。

我抽了一口烟：“谢金祥，你别给我要花花，我知道你在给我抹光油。该做的我会做。”

我浓浓地吐出一口烟：“我同意大伙意见，明天就去找省委。”

“哈哈……”达到了目的的县委们都欢呼着笑了。

四、从陶书记手上要到了特殊政策

富林啊，这个问题蛮大呢，只能试着来呀。要么这样吧，我们一边开会研究，你们一边先搞，只做不说嘛，我们也装着不知道，好吗？要碰上问题我再出面替你撑腰。

（一）

当夜我就想给陶铸打电话了，太晚，拿起话筒来又放下了。

我的心情很复杂。

宝安县的干部反应这么强烈，是我此前没有想到的。而下面群众同党和政府已经发生对立。这些情况上面不知道，北京更不知道，可我在边境上看得清清楚楚。

我是亲身从北往南一直打过来的，那时候战无不胜，原因是什么？是人民拥护我们，支持我们啊。老百姓给我们推车、给我们喂伤员、把自己最后的一粒粮食拿出来支援前线。我们胜利了，为什么群众倒反过来跟我们对立了呢？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要往资本主义跑呢？

我想来想去，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年人民要跟着共产党走，是因为相信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好日子。可是新中国成立了，没过几年好日子，穿衣要布票、买油要油票，连饭都没得吃了，他们怎能不跑呢？

说来说去是个经济问题嘛。

不行，得把这情况对陶书记说！

天一亮，我就叫司机开了车往广州去，我要去说真话，向陶书记说我的心里话！

“什么事呀？”陶书记正在小岛宾馆开会，在电话里跟我说话。

“严重的事，陶书记！”

“什么事这么严重啊，天塌下来了啊？”陶书记学着毛主席的语气。

“差不多，共产党这样下去要完蛋！”话一说出口我又有点紧张，对省委书记说得这么直，这话是要被打成右倾的呀。

“嗯？你了解到什么了？”电话那头没有批评，语气反倒变成商量的了：“真有那么严重吗？富林，说出来我听听。”

“有啊，书记。”我的胆子大了，“有肉也不让老百姓吃，都要造反了！”我就把情况简单向他说了。

“中央不是来了60条吗？”陶书记说，“政策要退，要退够。以后不吃食堂了，不搞公社核算了，还可以有7％的自留地，农民自种自收。政策放宽多了，你大胆发动大家搞啊。”

“7%远远不够呀，书记。”我说．“宝安县得有特殊政策。这里是边境，旁边那个资本主义吸引力大得很，要想留住人，没有特殊政策，怎么吸引人？你来60条，来80条都不行！”我发牢骚说。

“你想怎么样？”

“放人自由进出！”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没声音。看来，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陶书记在思索。

“你是想……开口子，对不对？”

怎么一说他就明白？难道省委也交流过这个事情？我便说：“是啊，应该适当允许老百姓自由出入，让他们上香港去弄些东西，食品、日用品等回来。他们都有亲戚在香港的，摆着个食品店在旁边，干吗还要让群众饿肚子呀？”

他似乎在思考什么，半晌，他说：“你同县委的人商量一下吧，先拿个方案来，我们好考虑。”

电话中的陶书记似乎又考虑了一下，接着说：“不，你明天来我这里一趟吧，我们当面交换一下想法。”

（二）

第二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我到省委拨通陶书记的电话，说又要开一天的会，“你先回去，改时间再谈行不行？”

我一想不行，这一拖又不知到什么时候。立马得找到他，最好直接上他家去。那样好说话。

我知道陶书记家在哪。上楼时我有点紧张，不说一声就来了，怕得挨骂。

我一按门铃，开门的是曾志同志——陶书记的爱人：“哟，是富林啊！快进来。”带点湘南口音，态度挺好。

进到客厅就听见书房里的陶铸的声音：“好啊，李富林，你后门钻到我家里来了呀。”

曾志对我使眼色，悄悄说：“别怕他，他就这样，喜欢说笑话。要说什么，你尽管说。来，喝茶。”她给我冲了茶便回到后厅去。

陶书记就出来了。

我壮着胆子说：“陶书记，我可不是来走后门的，这个要求不提，是对党不负责任呀。就像我在电话中给您汇报的，老百姓就差没造反了。”

“嗯，怎么你也用这个字眼？”陶书记在思索，“陈毅元帅在我这里也这样说。真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宝安是广东省的门面，说大点，也是中国的门面，得做出个漂亮的样子。”

“对啊。”陶书记点着头

“目前老百姓要吃没吃，要用没用，偷渡成风。原因就是一个，经济上卡得太死，要放宽。”

“嗯。”

“我们研究了两点，一个是对农村经济的，一个是对边境管理的。对于农村经济，要把生产的主动权放到农民自己的手里去。为什么公社集体养猪就是养不好，老百姓叫集体的猪是‘两头尖’？因为猪不是他自己的嘛！为什么田里干起活来积极性不高？因为土地不是他自己的嘛！只要多把一些权力交给群众，积极性马上可以起来，粮食就能增产，老百姓就能有饭吃！”

我偷偷注意陶书记的表情，该不会说我右倾吧。还好，在听。

“你是说中央60条的7%的还不够，是吗？”陶书记问。

“不够啊，陶书记，起码要允许我们翻一番，让农民留14%的自留地。

这样农民就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起码不会饿死人了。要想农民生活再好些，就得把自留地再扩大些。”

陶铸问：“搞14%，违规的哟！”

我说：“我们是边境嘛，中央要问起来，你就打伞说广东搞的还是7%嘛。要查出14%来，你就说粤港两地的差距太大，要稳定边防嘛。”

陶书记向我微微一笑，可能心在想：还遮瞒三部曲呀，李富林呀，你外表老实，心还蛮“鬼”的嘛。

“嗯，还有什么鬼点子呀？”陶书记问。

“宝安不是人都往香港跑了，弄得田多人少吗？我有个办法，集体种不了的地，号召农民把它种起来，自种自收。以前荒地不准群众种，宁可荒着，谁种谁是资本主义，还开会斗人家，那是做蠢事嘛。以后谁种的地多，要表扬！还有，集体养不过来的猪、鸡、经济作物，就让群众去弄，交一部分给队里，剩下的自己吃，自己用。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就好解决了。”

陶书记仔细地听着。

“我敢保证。如果你允许我这样干，宝安县的生产马上就上去，上交国家的粮食，不在广东省数第一也要数第二。”

这个决心让陶书记乐了：“富林，你这是夸海口吧。一个人都快跑光了的县，你还想搞出个全省排头呀？”

我说：“陶书记，我敢夸口当然敢负责任呀。”我又拿出“物资利诱”说：“曾大姐和斯亮她们不是爱吃红薯吗？以后宝安增产了，我每年给你挑最好的送两担来，红心的，甜啊。行不行？只要你答应。”

陶书记乐得“哈哈哈”大笑了：“别送了，别送了，富林，能让省委的人上你宝安吃两顿饱红薯，我就知足了，大家都饿呢。嗯，可以。还有什么？第二个想法。”

陶书记答应了！

我的胆子更大了；“第二个想法就是放宽边境。要放宽群众来往深港，放他们过去做生意。”

“这——”陶书记对这事感觉很警觉，不表态。

我说：“我知道，这是大事。”

难怪陶书记这么紧张。所谓“边防无小事”，针尖大的事都能引起国际反响。前不久，一个美国水兵在香港度假，不知怎么开着小艇就进到沙头角附近的海面上来了。谁知潮水一退，搁了浅，被我们抓了。我到省里请示。书记说，老李你傻啊，抓了个烫手的山芋了。放又放不得，丢面子；惩罚呢，又怕把问题闹大，很难办啊！据说当时陶书记还打电话到中央，要听总理的意见。现在说到放宽边境的事．要是那边“抗议放人”，引起了国际纠纷怎么办？陶书记当然谨慎。

我说：“所以要给您汇报，看行不行啊，我哪敢作主呀。”

“是啊，富林啊。”陶书记说，“我们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呀！”

我说：“不是我们宝安要在太岁头上动土，是的的确确群众有困难，不让他们出去是我们不对。我算了个数．我说出来，书记看是不是道理，您可以批评，批判也成。”

陶铸说：“什么数啊？”他摊开了笔记本，“你说。”

我的话匣子打开了。

“宝安县有多少人？实际数字28万，可在香港的宝安县人有多少？20万还有多。就是在外头的同宝安本身的人差不多是一对一了。都是些什么人啊？丈夫、父亲、儿子、舅舅、表兄……在宝安，哪家哪户都有人连着香港的亲。人家总要见面呀，亲人见面还不允许人家吗？可是我们呢？出入平衡，就是说每天香港进大陆来多少人，就允许多少大陆人到香港去。当然这是英国人做的坏规定。您想想看，中国有几千个县，一天才允许不超过50个人出去，按这样轮到我们宝安县，一年才准批四个半人去港。每年宝安要求出去的人呢，上万。这要等多少年？人家夫夫妻妻、子子女女就在家里等着？您让人家等到死呀？您说不批人家去有道理吗？”

陶书记没作声，认真地记着。

“丈夫害病了，妻子不能去看。父亲要死了，想叫儿子去见最后一面，不准去，你说人家跑不跑？人家跑了就是偷渡？派狼狗追人家、对天鸣枪吓人家、抓住了关人家……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没有的道理啊！”我越说越气愤。

陶书记在记着，飞快地记着。我感到他听进去了。

“你想要怎样搞？”陶铸突然停下手中的笔，脸上的表情也有些温怒。

“我想搞‘三个五’，就是边境的小额贸易。具体说就是允许边境的老百姓一个月去香港五次，每次可以带五斤重的物资过去，包括蔬菜、鸡、蛋、鱼等等，每次可以带价值五元的物资过来。这样宝安人就有出去的机会了，不是‘非法探亲’了。还可以弄点香港的物资，生活好点了，人家也就不会跑了。”

陶铸停下笔：“这个想法很大胆啊。”他在笔记本上打了一个圆圈后说，“但也很现实。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偷渡问题的办法，还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我放心了：“那么，书记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这样干？”

陶书记停了一下：“你等等，我叫陆荧来一下。”陆荧当时是省委的副秘书长，管外事的。

不一会儿，陆秘书长就来了，看见我，点了一下头。陶书记把情况给他说了后说：“现在宝安县要求在经济政策上给放宽，同时，给他们‘三个五’的政策。你的看法怎么样？可不可以上常委会研究？”

“我看可以。”陆荧看了报告说。

“有什么外事上的障碍吗？”

其实我来之前就同陆秘书长打过招呼，所以陆荧一直在旁摇绿旗：“我看行，如今是休养生息时期嘛，要稳定边防，给些特殊政策是必须的。”

我马上跟进说：“如果省委同意，那就请以省委的名义发一个红头文件。”我想，要是把我们的要求作为省委的文件发下去，就有了“后背山了”。

陶书记考虑了一下说：“别这样，一发红头文件阻力就多了，弄不好给谁送到中央去，那又给毙了。”

我感到这说法对。

他沉思了一下：“富林啊，这个问题蛮大呢，只能试着来呀。要么这样吧，我们一边开会研究，你们一边先搞，只做不说嘛，我们也装着不知道，好吗？要碰上问题我再出面替你撑腰。”

只做不说．好办法，陶书记开绿灯了！

“行！”这还有啥说的，我乐了，起身出门，打算连夜赶着回县。

我的那批“忽悠”我的弟兄们，还在等我的消息呢。

五、最早的“对外开放”是这样搞起来的

宝安县“三个五”政策的实行，可视为后来办经济特区的“史前戏”。中国第一步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这样出现了！

就这样，1961年6月9日，中共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递呈了要求出口柴草的报告后，1961年8月27日，中共宝安县委义向广东省委递呈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

报告中划出了“开放”地区的范围：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附城、沙头、南头、蛇口、西乡、福永、沙井、松岗等十四个公社和沙河农场。后一步再开放龙岗、平湖等八个公社。

当时的决心已很大，准备在开放了沿海之后，还要进一步“开放”整个宝安县！

广东省委在研究了一个月之后，即1961年的9月25日，同意了这－要求。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批复）发文（61)（四）字第111号》，文中说：

宝安县委：

省委原则上同意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

（一）开放地区，以边防线为界，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在边防线以外的大队，不得直接进行小额贸易。

（二）出进地点，目前可暂以罗湖、文锦渡、大铲、沙鱼涌、沙头角、沙头、蛇口七处为特定地点。

……

（四）社员个人携带出口的物品……进口的物品以自用、家用为限。严禁贩卖贩买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每月去港来往不得超过五次；每次每人带出的农副产品价值不超过5元，带入的物品重量不得超过五市斤或价值不得超过5元。

这就是有名的对外开放“三个五”。

这就是说，由于60年代的困难环境所迫，当时的宝安县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一块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政策的“特殊地区”。

宝安县“三个五”政策的实行，可视为后来办经济特区的“史前戏”。中国第一步的“对外开放”，也就是这样出现了！

当然，对于要不要“放开边境”的问题，即使在当时的广东省委内部，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认为不可放得太急、太宽。在省外也可能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

这可以从以下的一些动向得知：

1962年1月28日，宝安县委又向主管外事的副省长魏今非上呈了一个报告，解释允许“群众携带物品进出”的原因。

魏今非副省长在回文中，特意在“同意放宽”的同时，说明此政策：“主要是对边境地区的一种照顾，这不是增加开放口岸，也不是允许小额贸易。”

这些话，是魏今非为了保护“放宽”，对付可以想象的各种非议而说的，还是他内心的想法，难以定论。

魏今非还在回文中准确地划明了“开放地区”为：“限于与香港、九龙交界的边境线起，深20华里以内的地区。”

1962年1月20日的广东省委发出的文件指出：“省委认为可按魏今非同志1961年11月3日所提的四点意见办理，省委在1961年9月25日批示的有关规定，应即停止执行。”

这种对“放宽”问题前后有伸缩的说法，还出现于其他宝安县委的有关文件中。可见这一段时间，对于这种有限度的“开放”，党内外两种认识，两种观点的交锋从上到下都是很激烈的。

尽管如此，“三个五”还是得以保留。获得了部分开放的群众，对于新政策都充满了感激。至今，老宝安们在回忆时，无不说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宝安县最好的时光。

宝安老人黄景章回忆：“政策一放宽，生活改善了，人民的积极性大提高啊。边境上，来来往往，耕作啊，买卖啊，宝安县农民个个笑呵呵合不拢嘴。不到一年，老百姓不仅吃上了米饭，喝上了糖水，还可以抽到香港的‘三个五’啦。”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宝安县就有了第一批过河来做生意的香港商人。这应该是1950年后，最早踏入大陆的第一批境外商人。可惜现在由于无法找到确切的资料，已无从得知这批商人和企业的名字了。但可以肯定这段史实是存在的。李富林在回忆中说，初时公社干部还不敢公开接待这些港商，县委为他们壮胆，公开表态说：“公社不敢接．县委接！”宝安县委还开出证件，让港商在县委楼里进出。

1962年底，宝安县的经济情况已有了较大改观，李富林在党代会上信心十足地提出：“要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把宝安县建设成商品粮、水产、鲜果、肥料、游览的五大基地！”

“后来还真的给陶书记送了红薯吗？”我开玩笑地问。

“那是说笑话的。”李富林说，“不过那时省委大院的可没少来我这拉过红薯。当然，同现在不一样，就是拿了条板凳，也是要给钱的。嗨哟，那是多么叫人高兴的日子啊。”老人沉浸在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段的回忆中。

“那家伙，地里种的红薯都吃不完啊，五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那时周围的县都困难嘛，坪山一带的老百姓，没吃的，都跑到我们县的地里，看见红薯就刨——坪山那时属于惠阳县。告状告到我这里来了，说李书记怎么办？惠阳的群众不讲理，抓不抓？我说，抓啥？让人家刨嘛，红薯这东西仓库放多了也容易坏。好家伙，我这一开口，来了千多人，乌云一样涌到我们的地里来刨红薯。我们县里的同志还笑着帮他们往袋里装红薯啦。”

稻谷也是大丰收。那年人均完成了差不多500斤。还真的拿了全省第二呀。第一是番禺，只多我们几十斤。

1960年宝安上交的稻谷的任务是60万担，我完成了80 . 2万担，除去各种开销，还留有102万担，干什么？我留在仓库里打了埋伏。这都是后来修深圳水库给农民的补贴粮呀。那时，不是过苦日子吗？海丰县饿死好多人，书记蒋瑞智去求陶书记想办法。陶书记说，你去找李富林吧，他那里有粮。

我给了他5000担粮食，让他自己派汽车来拖！

我敢说，即使在国内过苦日子最苦的1961、1962年，就全县来说，我也没让宝安老百姓过太苦的日子！上面还来了记者，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个报道，叫“风景这边独好”。好了，宝安的名声传出去了，一次在省里开会，陶书记高兴地把我叫去，满脸堆笑地敲着报纸：“行啊，富林，都上头版啦！”我说：“有啥呀，没有你的支持便没宝安的今天。”陶书记开玩笑说：“算了吧，是你开后门有成绩嘛”我急了：“书记，你可别这么说，你是按政策批，我是按政策干的啊，红心薯的事，我还老记着呢。”我记起承诺。“算了,”陶书记说．“你那包地瓜干，老曾收到了，斯亮她们说好吃，甜死了。我还吃了几块啦！”“是我老伴烘的”我得意地指出。“老曾说要我谢谢你。我说，别谢他，他还从我手里拿了政策哩！哈哈哈，就这事叫你来的，去吧——”“哈哈”，我们都轻松地笑了。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一、大饥荒旋风刮过神州大地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在特殊政策下，宝安县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从全国、全省来看，饥荒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

1962年的3月，一份报告递到陶铸的案头。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8县，已经出现严重饥荒。已经有9468户农民断粮，731人出外逃荒，25家卖小孩。甚至有一家男人因为无法养活孩子而自杀。

可怕的饥荒已像瘟神一样传遍南粤大地——

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 . 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 . 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 . 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饿得走投无路的人，只好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以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开始吃起观音土来。

1962年广东省缺粮情况的统计数据

某学者不相信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真的像西方学者所估算的，饿死了3000万人，“当时中国才约六亿半人口，要是饿死了三千万，每二十人就饿死一个。这似乎不可能”。但是，他义指出：“在1959到1961年的三年中，严重的饥荒迫使饥民吃观音土、野菜……充饥、大批的人饿死，所谓的‘大跃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在这种大饥荒、人民群众要找活路的背景下，中共部分领导人，对于历来被看成“叛国投敌”的深圳河上的偷渡逃港，有了新的认识：

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饿死，不如放老百姓一条生路！

当时，中央有文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良好形象，要求各地制止外出逃荒，对于“盲流”城市的逃荒者，要坚决“收容、遣送”回去。

广东省却不同，不是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鼓励走投无路的农民出外找一口饭吃。允许地方开具证明，让想逃荒的人出外逃荒。

而对于广东的逃荒者来说，“出外”意味着什么呢？哪里是最理想的去处呢？无疑是衣食丰足的香港了。

与此同时，1962年中央号召各省压缩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去。大批厂矿、中技学校停办。据称，1962年的头5个月．仅东莞县“压缩精简”了的人口就有8773人。

无疑有不少人把香港当成了最好的去处。各种流落者集中涌向深港边境。在这背景下，“六二大逃港”被拉开了一个口子。

而此时，广东一些思想开明的领导，更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逃港”的“新思准”。陶铸就在公开场合表示：

“我们广东减少几十万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做，既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等我们的经济情况好转了，可以再回来嘛。这样不叫偷渡。”

时任厂东省政法委员会主任的寇庆延则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另一个是）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让人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

“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

深刻、睿智，实事求是，在那个年代，地方领导能说这种话，的确是很大胆了！

针对中央要求各地压缩城市人口，中共广州市委的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表达这样的看法：“去香港也是压缩城市人口的出路之一嘛。压缩人口，首先是回农村．其次是上山下乡，再就是去香港。”

后来有人评论，这批中共干部能够有这样开明的认识，一方面是出于困难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感情——共产党打天下，不就是要让人民群众不饿肚子吗？

一篇文章在写李富林为什么会同情逃港群众时，说：“李富林从小家境贫苦，两个姐姐饿死，全家人逃荒到山西。因此当他当上了‘父母官’后，他认为天下第一要议，就是让老百姓吃好饭。”

吃饭，吃饭，为了老百姓有口饭吃，各地对去港的限制，明显地放松了。

1961年7月20日，广东省公安厅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

“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1962年3月．广东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决定把“来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

把去香港的审批权力下放到公社、大队，就相当于说想走的群众都可以走。哪个公社、大队干部会愿意乡亲坐在家里等死呢？

群众纷纷拿着由公社、大队开具的证明，像一股股黑流，涌往深港边境……

二、中英士兵持枪对峙

“听说62年那次的大外逃，比57年那次还厉害？”我牵起话头。

“是的，厉害多了，”李富林说，“内部材料的统计是总人数不下十万吧，当然主要还不是宝安的，还有东莞、惠阳、广州……甚至外省的，一股脑儿都涌到宝安县来了。弄得我们宝安县怎么也撑不住，乱了。最后宝安县的人也跟着逃！”

有“汇报材料”上说，各地像潮水一样涌来的群众，把深圳镇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镇上所有的店铺都只好关门，莲塘村附近的边界铁丝网都被推倒……

“62大逃港的最高潮是在哪一段？你还记得吗？”

“应该在５月初。”老人的记性很好，“好像是５月５号开始大放宽吧，没一个月就收紧了。”

李富林的话印证了笔者查阅的材料。1962年５月５日开始放宽，而全面大堵截是从５月22日开始的。真正“放宽”只有半个多月。

“你还记得引发那次大外逃的直接原因吗？”这是“六二”大逃港的关键。

“直接原因？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吧。”他思索了一下说。

“你还记得那次陶铸去沙头角的事吗？”

“沙头角……”老人似乎在回忆着，“你是问62年对吧，哦，是有一次，他去过沙头角，是为解决与香港的纠纷去的。但很难说就是‘六二’大逃港的直接原因吧？”

“对，就是那次。你给我说说那件事好吗？”我紧张地追问，担心老人有什么顾虑。

沙头角事件

这时，我们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枪实弹。你想，有多危险呀，就是面对面，只相隔几米远。英国兵和我们的士兵，眼瞪着眼，只要谁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来了。

有关“六二”大外逃的直接原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李富林是当时的县委书记，他的看法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

他看了看我，深深地喝了一口茶：“好吧，我说，你记——”

沙头角那地方，一直多事。一条街分成了两半，中间有一块光绪年立的界碑。街北边是我们管辖的，街南边是英方管辖的。你知道，两边相隔那么近，小孩子滚个铁环，也常常从中国滚到了那边去了。偷渡当然就更容易了。所以外交啊、边防啊常常出事。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头疼。

那阵不是过“苦日子”吗？我们这边物资供应紧张。英国兵明明知道，可巡逻的时候还故意嚼着口香糖，抱着饼干桶，在界碑边抢啊，笑啊，做给我们看。引得我们这边的一些小孩子馋着嘴跟着。父母拉都拉不回。

“妈的！黄毛佬，这不是欺负人吗？”沙头角的书记曾福每次向我汇报这事都忿忿不平，“是不是搞他一家伙啊，李书记？免得他们那么嚣张。”

我每次都劝他忍着点，避免出事。

后来，曾福又给我打电话了：“李书记，黄毛佬不是人，越搞越猖狂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妈的，敢过界碑这边来给小孩派糖了！抓不抓？”

我也感到英国人实在太猖狂，但想想，这涉外的事情，乱搞不得的，就叮嘱：“别乱动，我过去看看再说。”

那时宝安县委的配备是很好的，我都坐美国“别克”车，内地的县级干部一般是没有的。当然，这同当时我们的外事活动多有关。

等我赶到沙头角，英国巡警已经走了。小孩的家长把糖果拿出来，伸给我看：“你看这——李书记，还有英文呢。我崽没吃啊。”

当时，沙头角的群众情绪很激愤，尤其是孩子父母们，感到自己的儿女受外国人嘲弄了，很丢脸。孩子的叔叔拿了枪杆子来见我，蹬着脚嚷：“吊他妈，老子一枪崩噻亏（他）！”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很气愤。咱中国人受了外国人一百多年的气了，如今我们生活困难，他们还在奚落我们!

那时候，英国人搞出的那个“对等”原则，老百姓也都知道的。不让他们过去，早就窝着一肚子气，这一来，火气就更大了。

“李书记，”曾福领着一群人过来，“你发命令吧，再来派糖，我就开火了！”

“你疯啦！”我瞪了曾福一眼，“不能开火！打死人怎么办？外交纠纷啊，脱得了壳？”

不过，在临上车的时候，我还是丢给了他一句话：“惩罚惩罚那几个家伙还可以。”

一天以后，曾福给我打电话来了，很兴奋：“李书记，他妈的，惩罚了！”电话那头传过来“哈哈哈”的笑声。

原来，几个英国巡警故伎重演，又到界碑边来给小孩发糖果了。曾福他们早已经找好了几个小孩，埋伏在街对面店铺楼上，“啪、啪、啪”数弹齐发，果然打中了一个巡警的眼睛。

“李书记，哈哈哈，那两个小鬼，真准啊——”曾福在电话中高兴得很。

我也想，反正是小孩干的，他英国政府找谁去。要问起来，就说小孩调皮。心里也暗自高兴。

“出了气就行了啊，不要老没完啦。”我又叮嘱他们。

但是，事情还真没完。

那几个吃了英国糖的小孩，在学校里让同学们说笑，说吃了英国糖就会生“英国仔”，抬不起头。家长也窝着气，说一定要亲手揍那几个英国佬一顿才甘心。群众议论纷纷，情绪很不稳定。

不出两天，我又接到曾福的电话：“李书记，打了，解恨呀——”

“怎么回事？打人家了？”我赶紧问。

原来，那两个散糖的英国佬又出来了。这边的人早钓着他们的线呢，等他们一到界碑边，那小孩习过武的叔叔，冲过去就是两拳头。两个英国兵“哇哇”叫着，逃进了对面的商店里藏了起来。

“不过，现在有点不对了——”曾福说，“来了好多鬼佬，像是要打架，李书记，你来不来呀？”

我感到事情有点复杂：“还能不来吗？”便在电话中骂人：“叫你适可而止，你偏要闯祸！”

我急忙叫司机：“快，沙头角——”

到沙头角一看，情况果然不妙，两个被揍的英国兵叫来了二十几个英国兵，吉普车也开来了，端着枪，在界碑边“哇哇”乱喊乱叫，把枪对着天，好像要开枪。

当时县委副书记曹若茗也一起去了，他是管外事的，懂英语，我问他：“他们叫些什么？”曹若茗说：“抗议！要我们交出打人的人来。否则就要冲过来！”

我冲对面说：“来呀！冲呀！我看你们有胆！”

这时，我们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枪实弹。你想，有多危险呀，就是面对面，只相隔几米远。英国兵和我们的士兵，眼瞪着眼，只要谁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来了。

事情真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我一面给陶书记打电话，汇报情况，一面叫曹若茗赶着往北京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示——什么？你问宝安县怎么能往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这你可不知道了。那时有个规定，有关外事情况，宝安是可以直接同最高层联系的。所以，别人说宝安县早就是“通天”了的。

传来的指示是：“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发生冲突。正在进行外事调解。”

当时我们这边有一个班的士兵，都荷枪实弹，便叮嘱他们不要随便动，等指示。

大概到了夜里11点多钟，界碑那一边的鬼佬，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全撤走了。

有老百姓就跳到街上去喊：

“胜利了——”

“毛主席万岁！”

“打倒英帝国主义！”

看来是上面的外事部门，通过香港甚至是伦敦做工作了。

我于是下令：“撤——”。

我们一个班的战士也撤下来了。

事情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看看表，已经是第二天的4点多了，这才开了车回深圳去。

三、大军区政委亲令撤岗哨

陶铸似乎很生气，把茶杯一放，站了起来：“说得对！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来人，把岗哨撤了！”

事情根本没有完，沙头角的事传到省委后，大约是第三天吧，也许是第二天，有人通知李富林说陶书记来了。陶书记去沙头角看了，很生气，已经在铁路外宾室等你了，让你赶快去。

我一进去就看见陶书记脸色阴沉沉的。

“富林，你来了，好，你说说，事件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当然是他们！”

“怎么要打人家呢？”

“书记，你不知道，那家伙本来就尽做坏事，群众不惩罚一下，他们更嚣张。”李富林就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陶铸没作声了，呆了一会，问：“你们对事情有什么看法？”他又转过头去，扫了一圈，问同去的县委的人。

“英国佬太欺负人了！”有人愤愤不平。

“老百姓都在说，新中国抬头做人了，怎么还在受英国鬼子的气？”

“我们每年反偷渡，替他们保平安日子。现在好了，他们把日子过安稳了，反倒拿咱们开心，放他几万人过去，看他香港吃得消？”

陶铸似乎很生气，把茶杯一放，站了起来：“说得对！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来人，把岗哨撤了！”

什么？撤岗哨？李富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吓了一跳，所以迟迟没有动作。

“陶书记一看我还在犹豫，便大声说：‘听见吗？叫你去你就去呀，把团长、政委都叫来！’

“当时在深港边防的有三个团：边防3团、布吉野战军42军6团、黄贝岭42军还有一个团。

“我还是不敢动，这个事情太大了，这个电话不好打的，就说：‘陶书记，你是大军区政委，还是得你打才行吧。’

“陶铸说：‘你不是这的边防委员会主任吗——算了，我来！’说着，拿起了电话。

“不一会，几个团长政委都急匆匆赶来了。包括6团的李庭格、3团的鲁山江、还有一个政委姓宋。

“陶铸看人来了，就说：‘英国人欺人太甚，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行，你们回去，明天就把岗哨撤了！’”

“当时大家都傻眼了，但这是大军区政委亲自下的命令，谁敢不执行？”

——

会议是下午开的，到第二天，深港边境耕作口的岗哨果然都撤掉了。

老百姓到耕作口一看，呀，撤了，马上喊起来了：

“放人啦——”

“可以走啦——”

这种消息，没有腿，可比长了腿跑得还快。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省内省外都传遍了。

几天之后，人流涌来了，广州的、韶关的、梅县的、挑担的、扶老携幼的……村庄里、马路上、到处是人。都沿着铁路线走，因为沿铁路不会走错。

——

关于当时的情形有人写文章做了详细描述：

“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确实留下来了，这样又带动了第二批。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达11547万人，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另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地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至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有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

——

“你认为，62年的逃港潮就是这样起来的吗？”

30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李富林内心仍难以平静。

他考虑了很久。

“当然有关系，但我想，沙头角事件还仅仅是个表面现象。其实并不那样简单。”李富林不愧是个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我也在想，陶书记打过那么多年的仗，是个精明透了的人。他怎么会一时冲动就开口，说放十万人过香港去呢？事这么大。”

“你是说，放人过去，可能早研究过了，不仅仅因为沙头角事件，是另有考虑，对吗？”

“我不敢肯定，只是这样想——”

“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吃的，粤北饿死了好多人，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等着饿死，不如放一部分老百姓出去。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也就是出于人道而放人吧。”

李富林说的真是陶铸或更高领导人当时的想法？

表面“出气”，实为“放人”，这是不是“沙头角事件”后，睿智的陶铸真实的意图？

“六二”逃港潮中的深圳

“一、二、三”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提。

“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

1962年5月前后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在短时间内涌人宝安县深圳河边，小小的深圳镇不堪重负，顿时陷人一片恐慌和骚乱中。

这么多的群众，要吃要拉……开始，政府还一天发两次稀饭，后来人越来越多，不敢再发。一发就乱，就抢。

为了安全．镇上的商店大都关门了。

一些难以忍受饥饿的外来人群，如同洪水淹过了深圳镇周围的莲塘、长岭、沙头角、皇岗、沙头、水围等村庄，把一些地里的青菜全拔光吃了。好生生的稻田在万人脚下被踩成平地。逃港的群众甚至威胁敢于干预的民兵说：“你还敢干涉我？老子缴你的枪，把你的村子踩平！”

人们洪流般冲进村里，有人敲门要吃的，不给就打人。

大陆逃港群众蜂拥香港。这是被香港警方在边境截获后的逃港群众，无奈地等候发落。

谣言更是满天飞——“太平有个高级军官带一批士兵逃跑了！”——“彭德怀视察福建，被接到台湾去了！——”“惠阳县委书记跑了”……

宝安县公安局派出便衣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部分意见被记在报告：“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倒不如死在这里（深圳戏院）算了。”

“生产队的耕牛都杀了，现在就是想回去也无耕牛了，怎么活？不如再去拼命（指冲边界）。”

“丙个（谁）拦我，我就同丙个（谁）去死了——”

报告还称：“大量的群众廪集在深圳镇边的梧桐山”，“他们有组织、有指挥，当总指挥的是一名大学生”。

“黄昏以后是‘冲边界’的好时候，逃港群众相约等到昏暗的时候一同冲下山去。”

“大多数是17至40岁的青壮年，有男有女。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 尺多长的木棒。他们的总指挥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阻挠我们都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谁后退就要用棍打谁。”

“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大逃港的严峻形势上报到了省里，当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带着省公安厅及李富林等宝安县委的人，迅速赶赴深港边境处理。他们躲在边境的山头上观看动静。

深圳莲塘、罗芳村一带，大概集中了两三千外逃群众，当他们冲过边防线，靠近边境线时，铁丝网拦住了他们。有人就喊：“倒掉它——”，于是山摇地动的一片高呼声：“倒掉它——”

“一、二、共”随着上千人有组织的呐喊，“轰——”地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铁丝网被推倒在地上。边境线上就像缺了口的河堤。

“冲啊——”随着惊天动地的喊声，滚滚人流涌过了边界……

——

赵紫阳把望远镜放下，摇摇头说：“简直就是淮海战役了！”一脸的无奈。

形势已经失去了控制，就是想堵，一时也堵不住了。

四、“钦差”密访香港

全部是谎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能有饭吃。我接触到很多偷渡过去的人，哭，却没一个说后悔的。

这时，一位中央党报的记者，秘密来到了深圳河边上。他叫连云山，《人民日报》军事组组长。

“那时深圳发生了大逃港事件，当时的说法是美蒋特务策划的偷渡行为。我也这样认为。”他回忆说。

当时官方发有一份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对香港是这样描述的：

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

二、香港黑社会横行；

二、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

……

连云山想，既然这样，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群众还甘愿抛家别舍往地狱里跑呢？他决定要过境到香港那边看看。

在广东省公安厅派人陪同下，连云山来到了宝安县。那时，全县正在一片逃亡风的恐慌中。中央记者到边境来，这就如同“钦差”下来了。县委对他特别的客气。

“县委书记李富林心情很沉重，情绪很低落。他让农村工作部的一个同志陪我前往边境。”

“公安部门为我办了一个过境耕作证，化名叫李进山。一位会当地语言的公安科长（后来了解此人是公安局侦察科长周水君），陪着我随着逃港的群众，从大鹏湾的一个耕作口过境。到了九龙。

我看到逃难的深圳边民在山脚下用塑料布搭成一个个窝棚，到处都是，跟他们聊，他们就哭，说我们也是党员、贫下中农啊，说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给社会主义丢了人！”

香港是不是人间地狱呢？当自己用眼睛看过了以后，连云山惊异了。他说：“全部是谎言。在香港做乞丐都比我们这边好得多，只要你干活，就能有饭吃。我接触到很多偷渡过去的人，哭，却没一个说后悔的。”

于是连云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国内所宣传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高出了许多倍。大陆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连云山。

“回到县委招待所，有一个多星期，我闭门不出。陷人了深深的苦恼中。边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蒋特务的挑动，地富反坏策划内应的结果，是别人的生活比我们好群众才跑的，可是我们还在欺骗，说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

“群众逃港表面上是自然灾害、集体吃食堂等造成。而实际上是一个政策问题。只有从我们宏观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找原因，才能解释。”

在连云山离开宝安前夕，李富林把他请到县委小食堂吃饭，一个劲检讨自己，说是工作有错误，才造成群众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却老瞪着连云山，像是话中有话。

连云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担心自己这个“钦差”回京后“告状”,把大逃港说成是宝安县的责任，便说：

“这能怪你吗，你作为县委书记，你不知道吗？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吗？那也叫水深火热？谁是水深火热？你这里饭都没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热？真是瞎说八道。”

李富林说：“老连呀，这话别人说可以，我就不能说呀。”意思是，连云山可以说，他回北京了，可以把这个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说什么，对不对？我只说几个字好不好？说你宝安县负不了这个责任。是政策问题，行不行？”

“当时李富林感动得就差没哭出来了，眼睛都湿润了。他说：‘老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能理解。’离席时，我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这么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说不能说，还都是个问题啦”

连云山决定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向中央报告二希望中共中央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我先后写了四篇内参，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写了大概四个内容：一个是香港的情况；第二个是大逃港的深层次原因，责任不在宝安县，也不在广东省委，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个讲了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第四个讲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粮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从樟木头到宝安这个地方，建立一条政策优惠区。

“他看过后，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我都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我担心他会给我扣帽子，幸好没有说。他也得想想。

“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恐怕不能发表．建议我去新华社找找人。看能否通过新华社送上去。要送给中央的最高一级领导。

“我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我们的私交关系不错。在朝鲜战场上一起呆过。我就约他到宣武门一家烤肉馆吃烤肉，那里人不多、说话安全。他看后吓了一跳：‘哎呀，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呀，我给你送了，连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么送？他拿着考虑了好几天。”

连石山也不能不为事情的后果担心：“顶多把我关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坏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个农民出身，我家连个保长、甲长都没有，拿我也没办法。”

但是，送给谁呢？连石山回忆说：“夏公然说，就送一个人，送邓小平吧。他说邓小平不整人，不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于是连云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国内所宣传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高出了许多倍。大陆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连云山。

“回到县委招待所，有一个多星期，我闭门不出。陷人了深深的苦恼中。边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蒋特务的挑动，地富反坏策划内应的结果，是别人的生活比我们好群众才跑的，可是我们还在欺骗，说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

“群众逃港表面上是自然灾害、集体吃食堂等造成。而实际上是一个政策问题。只有从我们宏观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找原因，才能解释。”

在连云山离开宝安前夕，李富林把他请到县委小食堂吃饭，一个劲检讨自己，说是工作有错误，才造成群众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却老瞪着连云山，像是话中有话。

连云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担心自己这个“钦差”回京后“告状”,把大逃港说成是宝安县的责任，便说：

“这能怪你吗，你作为县委书记，你不知道吗？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吗？那也叫水深火热？谁是水深火热？你这里饭都没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热？真是瞎说八道。”

李富林说：“老连呀，这话别人说可以，我就不能说呀。”意思是，连云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山可以说，他回北京了，可以把这个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说什么，对不对？我只说几个字好不好？说你宝安县负不了这个责任。是政策问题，行不行？”

“当时李富林感动得就差没哭出来了，眼睛都湿润了。他说：‘老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能理解。’离席时，我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这么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说不能说，还都是个问题啦”

连云山决定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向中央报告二希望中共中央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我先后写了四篇内参，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写了大概四个内容：一个是香港的情况；第二个是大逃港的深层次原因，责任不在宝安县，也不在广东省委，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个讲了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第四个讲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粮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从樟木头到宝安这个地方，建立一条政策优惠区。

“他看过后，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我都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我担心他会给我扣帽子，幸好没有说。他也得想想。

“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恐怕不能发表．建议我去新华社找找人。看能否通过新华社送上去。要送给中央的最高一级领导。

“我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我们的私交关系不错。在朝鲜战场上一起呆过。我就约他到宣武门一家烤肉馆吃烤肉，那里人不多、说话安全。他看后吓了一跳：‘哎呀，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呀，我给你送了，连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么送？他拿着考虑了好几天。”

连石山也不能不为事情的后果担心：“顶多把我关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坏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个农民出身，我家连个保长、甲长都没有，拿我也没办法。”

但是，送给谁呢？连石山回忆说：“夏公然说，就送一个人，送邓小平吧。他说邓小平不整人，不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也回忆了此事：“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当时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过他反映到总理处”

“报告送上去后，情况怎么样呢？连云山和夏公然都很着急。等了半年多．没什么反应……

但是，实际上，一些“改变”在暗中演化着。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回忆，内参送上去以后，国内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如果夏公然所述属实，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就不仅“放”了李富林等一批在宝安县的闹“开放”的县级干部们“一马”，也“放”了陶铸、寇庆延等一批支持“开放”的广东省的领导“一马”。

松动还表现在更多的方面。

“最能看出政策变化的，是大陆通过香港买粮食一事。”夏公然的遗著指出买粮食是一件对中国的老百姓很要紧的事。这对中国后来渡过大饥荒起过很大作用的事。

在此之前，中国是基本上不向外国进口粮食的，提倡“饿死不吃美国粮”。国内老百姓没吃的，又要面子不进口粮食。大批饿死人是必然的。自从政策允许从香港进口粮食后，外国粮进人国内，饥荒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许多嗷嗷待哺的饥民才得以活下来。

“可是在表面上看，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有南方的逃港风，在愈演愈烈。

五、广州火车站告急

与此相同，在深圳河边上，守卫深港边防的部队增加到一万多人。那场席卷天地，数以十万人计的大外逃，硬是被上万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给堵截了回去……

而给予宝安县的“三个五”政策，也在不久后叫停。

当然，最初的试验性“开放”——给予深港边境范围内的“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也就同时刹车了！

就在深圳河边上发生群众大逃港事件后，厂州发生了大批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我们也要去香港！”

1961年9月，宝安县放宽边防地区群众出境的政策传到广东省内外，码上加码，口风就变了。

1962年年初，一个“谣言”悄悄在各地饥饿的老百姓中传开：“女皇诞辰，香港大开边境”，“内地居民只要愿意去，不抓人，全部都安排工作”。

——

饥饿的广东疯了，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地方都疯了！.

一时间，广州整条白云路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堵塞，形成了震惊全国的广州火车站“六六大逃港事件”。

有关1962年广州车站的大骚乱，由于当时禁止报道，所以能得到的资料是很有限。后来偶然在收容所的档案柜中发现了一本在边境被抓捕的偷渡者的日记，其中有几页记录了1962年5月以后广州车站大骚乱的情况：

1962年5月17日

晴。……排队买火车票的人骤然增多起来，都是往南去的。而且买的票多数是到平瑚的（买到靠近深圳的平瑚站不用边防证）。明眼人一看就都知道是想跑香港的。上面都没说不可以，下面怎么不跑啊。售票员也不问。

单位昨天也开了会，叫大家注意可能有意外情况发生。

……

1962年5月22日

晴。……天气越来越热，排队要去香港的人也越来越多。从窗户望去，火车站坪里的长队排到了汽车站那头了。什么人都有。广东各县的，还有外省来的，衣衫褴褛，好像是叫花子那样的……满街上都是拖儿带女的外乡人，见了你就伸手要吃的。

听说海珠桥那边还发生抢吃的，公安都去了。情况很混乱。老妈叫我和华仔不要出去。

……

1962年5月30日

晴。……火车站上人山人海．到处是人。

……

1962年6月l日

……情况还在变化，今天，整条白云路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堵塞了。火车站坪里，恐怕有一两万人。有些地方，买票的群众出现起哄。车站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样恐怕会出事呀。

1962年6月4日

……今天果然出事了。成千上万的旅客，因为买不到去深圳的票，就冲进车站去，自己爬上开往香港的火车。听说有爬墙的，有砸破了车窗玻璃往车上爬的，有狂呼乱叫，强行要上车的。运输秩序完全乱套了。车也发不出去。现在还停在车站上。结果，开往北京、上海……哪里的车都开不了。大堵塞。

戴红袖章的民兵也出动了，一排排来了好多。车站坪里也乱了套。我们楼下的小店都吓得关门了。连车站旁边的树上都爬着人。

我们上班也上不安了。谁还有心上班？都是议论去香港的事。有些人也打算跑。听说车站已经向省委紧急报告，要求派解放军、公安维持秩序。我看可能会抓人……

日记到这里就突然没有了。可能后来作者本人也行动了。

对于广州火车站出现的骚乱，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望着广东省委，看省委如何动作。

京广大动脉堵塞、各地告急的电话电报、雪片似地飞来。中央严辞追问……

而实际上，此时的广东省委，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一时也举棋不定。

1962年6月5日，省长陈郁家中气氛沉闷，屋子里坐满了广东省的领导，包括陈郁、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广祥等人。

陈郁首先打僵局，说：“铁路派出所来电话说，已经聚集了两万多人了。场面很混乱，警车都给放火烧了。孙乐宜的处境很危险。我担心他出事。”

陈郁说的孙乐宜是当时广州市的副市长。由他直接指挥处理火车站事件。

孙乐宜带着一队民警，开着广播车，放着高音喇叭，企图驱散坪里的群众。结果被群众团团围住双方相持之下难免冲冲撞撞。聚集的群众乘机起哄说民警打人。上百人一声吼，把广播车也掀翻了，有人拿来了汽油，划亮火柴，汽车霎那间燃起滚滚大火。几十个民警赶来制止，反倒被群众抓走了三个。

“群众”对几个民警进行了“审问”被告知：“不准你们干涉老百姓的行动”，这才放了。

现场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人。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现场拍照、录音……

“这是有人策划的。背后有人。逃难的群众不会组织得那么好。”陈郁说。

“没错。很清楚嘛，这是一起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可能有港台情报组织插手了，”林李明说，“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嘛。”

“问题是现在怎么办？”赵紫阳说，“老孙围在里头出不来了。要是群众动手打人就更糟。”

这时，社会上已有人给政府提意见，说政府太软，烧警车，打公安人员，这已经是敌我矛盾了，要求赶快派军队——戒严。

大家都有些犹豫。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

“是不是要分清一下是什么矛盾，”赵紫阳说，“港台特务插手毕竟还不是矛盾的根本，矛盾的根本还是老百姓没饭吃，要跑香港。还是要以劝说为主吧，免得事情扩大。”大家定不下主意。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

陈郁放下电话：“好了，陶书记从广西赶回来了。”

刚下火车的陶铸听了情况，一锤定音：“现在还什么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车都烧了，还人民内部？”

会议决定，立即调动部队．实行戒严。

1962年6月6日，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的汽车，一辆辆开进了广州市，把车站包围起来。首先封住了车站两头，许出不许进。然后开始清场。往外驱赶群众。

广州火车站事件中，进驻车站的解放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当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十兵列队进入时，衣衫褴褛的百姓，惊惶惶四散奔逃，如鸟兽散。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留。1600多叫花子一样的逃荒群众进了收容所后遣送回原籍。

如同一地的落叶被秋风扫去，仅隔一天，即1962年的6月7日，广州火车站的车坪里，已是冷寂寂空无一人。

据有关资料显示，对于“去香港”的问题，北京严令广东收缩：“迅速处理群众外逃问题。”

国务院指示，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

与此同时，在深圳河边上守卫深港边防的部队增加到一万多人。那场席卷天地，数以十万人计的大外逃，硬是被上万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给堵了回去……而给予宝安县的“三个五”政策，也在不久后叫停。

可惜啊，一卡就死，一放就乱！最初的试验性“开放”——给予深港边境范围内的“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刹车了！

六、总理致电：赶快收

深圳河边的“放宽”政策起于1962年的5月，“紧缩”于1962年9月（实际上从5月22日已开始），正好在这个波谷的“转折”时期，无疑同这个国内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这场初启的“铁幕开放”，中共高层为什么要突然刹车，从而推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这也许会成为将来史家们研究的课题。除了外逃之风蔓延得太快太猛烈，超出了“容忍度”的原因之外，可能还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着关联。

有文章说：

“几乎同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做法。”

此外，1962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中共高层对于形势的认识有着一个“波浪型起伏”。

上半年，中共高层总结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较强调在政策上的“后退”“放松”。一月份还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检讨工作中的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等人更是主张“包产到户”。

L962年的上半年，党内比较一致的声调是：“退”，放松。新上任的中央财经组长陈云甚至主张，为了让老百姓吃上饭，啥办法都可以使，哪怕“非常措施”以后“弃之不用。”他用一句形象的话说：“现在是国际歌唱的，全靠我们自己。”

两个月后，陶铸在宝安县放开了边境。

紧接着，下半年形势就因为毛泽东的“认识改变”而发生了变化。8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时，风向一改之前“缓和”的调子，提出要批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翻案风”。

9月24日毛泽东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狠抓“阶级斗争”的问题。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了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页）统一了认识，即立即转入“紧缩”。

深圳河边的“放宽”政策起于1962年的5月，“紧缩”于1962年9月（实际上从5月22日已开始），正好在这个波谷的“转折”时期，无疑同这个国内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直接在深圳河边工作的共产干部，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呢？李富林回忆说：

“究竟中央为什么要收，上面的事情，我们说不清楚。就是听说要堵截，不能放人了。”“这事是赵紫阳亲自来布置的。从放到收，也就是很短的时间吧。”

李富林饮了一口茶，继续说。

“其实，要不要放人，一开始，我们中间就有不同意见。加上放人以后，群众一乱来，一冲，事情就朝反面的方向发展了。

“英国外交部向中国提抗议。周总理问陶铸怎么回事。陶书记那时在长沙嘛。说是放些人出去也好，没吃的了。总理说那不行，限你半个月，赶快收！

“陶书记急了，赶忙打电话给赵紫阳，让他把群众动员回去。电话中说得可急了：‘制止不了，你自己也别回来了！’”

“赵紫阳带了人到了深圳后，就召集我们在现在的新园招待所开会，东莞、惠东……周围好几个县的公安局长都来了。决定要重新封锁边界，堵截偷渡。大家要当第一位的任务来抓。”

为了迅速解决逃港问题，首先决定立即切断逃港的源头。

一、从湖南到广东之间的铁路、公路、分段设卡。

比如从湖南郴州到广东韶关设卡；从韶关到广州设卡；从广州到深圳设卡。几道卡下来，把人流的源头卡住。

二、从惠阳方面加调部队过来，加强边境防守。对留在深圳尤其是边境附近山头上企图逃港的群众，一律清散回去。向群众解释，不是我们不让去，是英国人不同意你们过去。

三、增加遣散的人手和车辆。广州铁路局负责每天派出火车到深圳送人。

四、边境恢复岗哨。凡以后再行偷渡者，被抓获后要给以严惩。

于是，从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

此后，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边界基本不能去了。

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基层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群众做工作，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群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瞥，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再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

关于遣返工作的进度，当时的边境支队有详细的“执勤记录”：1962年5月22日：滞留边界群众人数大约一、二千人

……

1962年5月25日：今日边境滞留群众大约二、三百人

……

1962年6月17日：今日拘捕偷渡者5人……

到1962年的年底，宝安县政府的总结材料已称：“今年的反偷渡工作已经取得了胜利。”“深港边境的秩序恢复了正常。”

“六二大逃港”的风潮就这样平息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风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官方说是几万，但据调查，应该是三十万左右。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逃出的饥民，侥幸到达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保全了饥饿之躯。有些人后来更以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一份可观的事业。这些谋福之举，同那些冒着危险，顶着压力救人性命的人们的勇气是分不开的。

2009年2月11日，家属把李富林的遗骨撒向大亚湾。冯宙锋等摄

为民谋命者理当青史留名！

“谁都不怀疑，如果不是陶铸等一批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毅然放人民一条生路，广东省乃至其他地方将要饿死更多的人。”一位退下来的领导人这样说。

七、究竟逃了多少人？

“六二”逃港潮的高峰期，约在1962年的5月5~22日。

这儿似乎有一个疑问，即批准宝安县放宽边境，是在1961年的9月25日，为什么群众逃港的高峰期并没有发生在宝安县“放宽边境”的时候，却发生在半年多后的1962年5月呢？

应该指出，“放宽”并没有引起宝安县群众的大逃港，在放宽半年的时间中，宝安县的经济活跃，群众逃港的数量是下降的。“六二”逃港潮中的数以十万计群众，主要不是来自宝安县，而是来自外省、外县饥荒中的群众。

究竟“六二”大逃港逃过去多少人？我采取了一个最简单，但也是较为可信的办法。我手中掌握有香港1950年、1960年、1970年的人口数，把每十年的两个数字相减，就得到了10年中香港人口的增长数，再减去10年中人口的自然增长（生育）数，当然就是10年中“意外来港”的人数。

那么，照这样算，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我们采用港督姬达的港英官方表述：“香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那么，照此自然增长香港的人数本来应是：

1950 1960 1970

223.7万 264.8万 313.4万

而香港那几年的实际人数是多少呢？

1950 1960 1970

223.7万 307.53万 395.9万

显然，实际人数大大高于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

用“实际人数”减去“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便是“非正常增长”人数。这个数字为：

1950年~1960年：

307.53-264.8=42.73万

1960年~1970年：

395.9-313.4=82.5万

以上数字相加：42.73万+82.5万=125.23万。

这就是说，从1950年到1970的2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是1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约18万人）外，2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接近90万。

同样计算，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达8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允1.8万人）外，这1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在60万以上。

由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除1960年、1961年逃港人数较高外，其他年份的逃港人数都在一两万之内，逃港集中在1962年的高潮期中出现，所以，保守估计，高潮期中逃出的人数也不会少于20万人。

而实际逃港（包括未逃出）的人数，当然更多。

◆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一节 涌过边界的洪流◇

一、被尘封的历史

不过，这些宝贵的资料多少年来，都被冷落在这间小阁楼上。登记本显示，数十年来，光顾它们的竟然只有两个人。悲哀！

长沙，湖南省图书馆。1995年的6月，为了写深圳的大逃亡，我回到老家的图书馆，查阅刚刚解密的历史档案。

一个几十万人铺天盖地越过深圳河的大逃港事件，严严实实，内地报纸竟然几乎只字不提。而国内的一般人又不能看到境外的报纸。所以，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近于消失。

早期的采访非常艰难，我只有凭“关系”，走后门去接近这些在如今已对平民开放，而在当年是难以接近的港台报刊。

深圳的图书馆是80年代以后才建起来的，没有六十年代的报刊。因此，我带着一封私人信件，坐通宵火车赶到长沙，希望在湖南省图书馆能有所收获。

湖南省图书馆管港台报刊的“领导”从老花眼镜的缝隙里把我打量了半天，站在他面前，横背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军包，因为长途跋涉而一身汗渍的小伙计让他感觉有点古怪——“深圳人”应该是“有着港味”的，衣冠楚楚，带着一口“细（是）啦，细啦”的港式普通话，怎么来人像个来找工作的流浪汉。

“港报，对，1962年1月到11月的香港《文汇报》、《成报》、《星岛日报》、《大公报》——都行。”我忐忑地说。

“几十年前的事了，你还从那么远跑来，做么子啊——”他用地道的长沙话对我说。

作为党的资料工作者，他显然对于我找资本主义报刊的举动表示了警惕。但还是客气地推辞说：“恐怕我们这里也没有咧——”

我急忙向他作了许多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的解释。

显然我的解释苍白而无力，他说：“那不行咧——你又没有介绍信，又不是处级。那怎么行咧——”

就当我要绝望了的时候，他突然同意了——我答应为他正想调到深圳去的儿子找份工作。当年，到深圳去工作是块很诱人的钓饵。

“你还真算是记者咧——冒见过你这样发狠（卖劲）的。”最后，他把我的记者证端详了半天。

“在储藏室——”

他把我领到了楼上图书馆的顶层，顶层的小屋灰尘厚厚的。然后，“啪”地打开了一间恐怕十年也难打开一次的门。

“都在这里——你自己找吧。”

阳光从唯一的窗户中挤进来。照着一间冷寂寂的屋子，满屋的灰尘，满屋的乱报纸，到处堆着。墙边上有一个橱柜上写着“港澳台旧报刊”。

我高兴坏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它们了！

打开一看，里头根本什么都没有，空空的一个书柜。这是怎么啦？

我实在是太失望了：“怎么搞的啊？那些报刊呢？”

“我也搞不清楚，我十几年冒上来过哒。”

“图书馆让红卫兵冲了几次的，那时候港报不是反动报纸吗？可能是都烧了。”他轻松地说。

简直就是一瓢冷水泼来！

“没有了，就对不起啦——”他一边锁门一边说。

材料一无所获，倒贴上要给人找工作的承诺。这以后，我的“悲剧”——当然同样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剧”，还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地方上演，包括凭着一腔热情白费跑遍的武汉、南昌、郑州、广州的几家图书馆都基本如此。

失望和惋惜笼罩着我。

1992年5月15日，事情竟然有了变化。

这天上午天气闷热。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见我开出的是这么一个陈年报刊的清单，感到有些为难：“甘久（这么久）的啊，唔（不）知有冒（不知还有没有）。”

我开始有些紧张，跟着她上楼的脚步便有些踌躇。但当她把我领到同样是积满灰尘的“旧报室”，看到那些堆积如山的旧报刊时，我简直要欢呼。

真是万幸！这里的历史报刊逃过了那个灾难的年头！

“登记——”她扔给我一个发黄的小本本，我猛然察觉。

“不行，你不能看这么多的——”带我前往的管理员突然说。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不满意于我的惊喜。也许，这些本应当是由“高贵身份”的人看的。这么多宝贵的资料，竟被这样一个背着一只黄军包，白衬衣被汗渍弄得像黄衬衣的“毛头小伙子”所占有，有点太那个了一点！

“你就看《星岛日报》，其他的你都不能看——”好心的她却又给了我一个“残忍”的警戒线。——不知道她为什么单单点了《星岛日报》，也许根本就没有原因。

她把我要看的所有的《星岛日报》搬到我面前。我不敢争辩，怕把这个机会也给丢掉。

唉，《星岛日报》便《星岛日报》吧，还得感谢她终于给了我这个机会呢。

“登记——”她扔给我一个发黄的小本本，我猛然察觉：这些宝贵的资料多少年来都被冷落在这间小阁楼上。登记本显示，在我之前光顾它们的竟然只有两个人的名字。悲哀！

可怜的港台报刊啊，你们当年遇到的就是这样的命运！

她又不放心地再看了我一眼，然后走下楼梯。

但是，她失算了。因为，她没察觉到，在小书库的地板上，其实到处摆满着从香港进口的杂志。有美人图的、有消闲算命的，有教打麻将的……当然，还有新闻类的。

万岁！

六二年大逃港的内容，几乎本本新闻杂志都有刊载，包括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

所以，我只能这样告诉我的读者：不幸中之万幸，却是挂一漏万。

查阅了香港的《星岛日报》和各类新闻杂志，以及后来在香港各家图书馆中的斩获，在有限的“进口武器”的武装下，我可以站在深圳河的南岸，来看北岸发生的那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了！

亮了墙边的电灯，有点昏暗的房间内一片光明。

拂去沉落在装订本上的灰尘和碎片，历史历历呈现在我的眼前……

二、逃港大军撼动香港

为了阻档洪流，港府出动到边境的警察、军队共多达5千人，并出动了上百条警犬，十八架直升机。曾有上千警察在边界手牵手结成人墙，阻档冒死冲来的群众。使用了警棍打、警犬咬……只欠没有对人开枪了。

1962年5月3日，《星岛日报》赫然打出标题：《中共大量放人出境万人伺机偷渡》。

“由于中共边防禁闭放宽的原因，廪集于边界准备偷渡人境者，现已至三四万人之多。”

洪流般的人群涌向南岸，涌向香港新界的莲麻坑、打古岭。香港警方顿时慌了手脚。

港方有限的警力要想阻挡成千上万的偷渡者，简直就是蝗臂当车，不敢一碰。

冲过了深港边界第一道防线后，偷渡者“如同黄流流向原野”，蜂拥在香港新界的大路上，拖儿带女、络绎不绝。

香港杂志形容：“他们自由自在，毫无惧色，仿佛就在大陆清晨起来上工、平时上乡开会一般。”“看见警察后，（他们全无恐俱），还上前问去差馆（警署）边（哪）条路去呀？对于警察的拘捕是平凡的事一样。”

这里说群众问警察怎样去“警署”，是群众主动到警署去报到。有一个时期，跑过边境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曾给予安置。

这时候，如果站在香港的粉岭的山头上，看到的像是一幅大战役般的场景：在绿色的香港新界的平原上，一股股杂色的人流越过了边界后，便开始分散，并开始化作股股更小的杂色流，逐步向香港市区分流而去。

人数太多，港英政府害怕了，急忙通过伦教，同中国政府交涉。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阻止难民进入香港。

路透社5月23日发电报：《中共装聋作哑拒谈难民问题》。

法新社则认为：“相信中共严重之农业情况，与对饥荒之恐惧，引起放纵难民出境。”

霓虹灯闪烁的香港街头．徒然涌来了一群群衣衫槛楼、面黄肌瘦、拖儿带女的大陆人，仿佛水中陡然冲进来股黄流。

“他们随处向人乞讨，拉住人的衣衫就不放。走进食店不给吃就不走。”香港原来平静的生活被搅乱了。

“共产党放纵难民逃港”，一些右翼人士，在各种场合大骂“共产党缺德”,“嫁祸水于香港”。

与北京的交涉毫无进展。

5月14日前后，惊魂甫定的港英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也不再寄希望于与中共的“交涉”，决心自行组织起有效的拦截。

5月15日《星岛日报》刊发新闻《当局商定决策必要时调驻军加强封锁》：

“鉴于大陆逃港的难民不断从新界边境涌人本港，此间的高级官员，连日举行会议，必要时将使用军队”

为了阻挡洪流，港府出动到边境的警察、军队共多达5000人，并出动了上百条警犬，18架直升机。曾有上千警察在边界手牵手结成人墙，阻挡冒死冲来的群众。使用了警棍打、警犬咬……只欠没有对人开枪了。

即使是这样，也无法阻挡成千上万的群众“集团式”的冲锋。

港英政府不能不采取新的措施，先后通过传媒对外宣布，从14日开始，对于涌人的群众开始采取“即捕即遣”的办法，不再准于在港停留。即是向外宣布，不再接受逃来的“难民”：你们不要来了！

原以为这样一宣布，凡跑来的必送回去，就可以断了“难民”的希望，就不再有“大批大陆难民涌港”，谁知还是不起作用，逃港的群众，还是如潮水一般涌来。

《星岛日报》5月14头条刊载：《大陆难民改变偷渡路线昨由平原入境》。

港英政府开始抓人了，偷渡群众的办法也“变”：停止了用“涌”的办法，采取分散的办法找布防的空隙人境。

又载：《偷渡深圳河扁舟任纵横》。

“精壮之青年男女爬上梧桐山，进入英界后，经拒水坑山、麻雀岭、万屋边——转入市区。”

“较为老弱的妇孺辈，多用船偷渡深圳河、人落马洲、从元朗方面流入市区。”

“每当黄昏，落马洲对面华界之小丘即出现两面白旗，不断在动——接着，多辆木筏，即会载满蛇客，划入英界之边缘。”

《星岛日报》5月20日载《饥饿进军化整为零 万人沿边伺机涌入》

“饥民白天入境，多化整为零。至于人夜后，则为集体行动。每人数近千，最少也有数百。令防守军警无法阻止。”

“老弱妇孺之辈，由铁丝网底挖洞，或由桥涵底下穿越而过。”

5月21日，天突降暴雨，深圳河边境，逃港群众，无法躲避，但依然冒死泅渡深圳河。

《星岛日报》5月21日载《泅深圳河偷渡者日间千名 河现浮尸》

“从深圳河中游而泅，水甚深。两岸河面二三百尺。饥民以百多人做一批，尤以女人为多。据泅渡的难民说，现在深圳河里浮尸累累。她在渡河时脚踢到尸体。”

九死一生逃上岸来的群众，又被香港警方追赶、抓捕。

《星岛日报》报道《哨所前竟闻哀嚎》“大陆难民中，近发现有扶老携幼、举家逃亡者……由晨至晚，不少妇女抱子负孙而来，涕泗滂沱，苦苦哀求。见者多为同情泪。”

尽管有大批越境者躲过追捕，进人了香港市内，但据统计，最初大约还有二分之一以上的越境者被香港警方抓获要送返。估计前后总人数达十万。

十万难民好抓，但这十万哭哭啼啼的偷渡者，不是马上走得了的。至少要同中方联系好送人的外交事宜。得在香港停留一到两日。十万之众，如何安置？如何遣返？成了问题。

蝗虫般挤在香港新界的偷渡者要住、要水喝、要饭吃……就是整个香港，一时赶搭十万人的帐篷也来不及！

危难之时，香港市民表现了高度的人道精神。由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全港市民“援助有困难的人民”的行动。自发给边境的逃港群众送衣、送食、送水。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投人了感人的“拯救”行动。

据《金庸传》记载，5月15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香港各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明报。狭窄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

香港市民与逃港者，往往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不少逃港者就是香港居民的亲属、朋友、同乡。甚至有的是妻子来港找丈夫、有的是儿女来港找父母、有的是弟妹来港找哥嫂……有些就是亲人指示他们逃来香港的。港英政府实行“即捕即遣”的决定，自然遭到普遍的反对。

报纸、电台，都有港民抗议，一片反对之声。

但是港英政府坚持“拦截遣返”，毫不动摇！

但“出于人道考量”，由于饥饿将毙的大陆难民，长时间都没吃过一餐饱饭了，“会让他们好好吃一顿饱饭，才送他们走。”

《星岛日报》在随后的报道中说：“被捕获的逃亡者，在凌晨送往和间山训练营后，必给予饱食一顿。”

港英政府在新界一带临时建立了十几个收容所。草草搭起帐篷，供给一顿丰盛的晚餐。据说，有鱼有肉，也有面包香肠，采取自助餐的形式开餐，想吃多少吃多少。

香港《明报》的社论标题显示出对大规模逃港潮的焦心

逃亡者在河北面，连饭都吃不上。“这样的美餐，不说吃，许多人一辈子连听都没听过。”当年的逃港者告诉我，有许多人就是冲着这餐饭偷渡的。

“逃过去就有餐好饭吃。就是留不下，也饱了一餐肚皮，死了，也甘心了！”他们说。

饥饿至极的人们，放开肚皮猛吃。

据说一个姓黄的惠阳农民，一餐吃了8个面包、10个包子，还加3碗大米饭，吃下去的鱼、肉、青菜还不算。由于暴食过量，第二天死在返回的车上。

吃过了一顿饱饭的逃港群众，第二天再被押上汽车——后来是火车遣送回大陆。据报载，仅5月23日一天开出的火车就达5班之多！

为了不被送回大陆，逃港群众牵衣顿足，对港警苦苦哀求。不肯上车！

《星岛日报》连发新闻《逃亡后被解回大陆，如出生天再入地狱》、《落马洲打鼓岭边境一妇当堂自刎》：

“割颈之利刀，可能是她随身所携带，可知她早已抱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华侨日报》更是报道：《拘留所中哭声震天，51人不免遣返，难民跪地求情》。

坐在窗前，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逃港百姓在那边的遭遇。如鲠在喉，真想痛哭一场，为求生不得的妇孺，为失去尊严的老少爷们。

但更让人心潮难平的是振动香港朝野，使万人落泪的“华山事件”。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

一、华山救亲与港警大搜捕

华山血泪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难得看到几户人家。

然而，在1962年的5月，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立刻沸腾起来。

一份资料称，当时“集结在香港市区附近华山一带的偷渡者，前后人数大约３万”。

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华山，还有一个目的：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就是香港警察来了，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

的确，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警力显然不足。其次，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朋友在香港。稍稍处理不当，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

华山上的逃港者，该不该抓捕？什么情况下抓捕？抓捕中会不会出现“执法过当”、抓捕了该不该送回大陆？在港英政府内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右翼的人士认为，应该全部接纳这些衣食无着的“背叛者”，因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避难”。能够把“政治避难”者当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样，“再送回屠宰场吗”？

据香港传媒的统计，以一人牵动10个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计算，华山的3万人就等于牵动着３0万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说，大约每１０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同乡、朋友的处境担忧。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

５月１６日，《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下了100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

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报纸、杂志、电台，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出动了，一批批记者冲向华山抢新闻，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情景。

——

南粤的五六月已经进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晒、酷热难当。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越境者麇集在华山的山头上。因为害怕被抓，像小野兽一样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丛中，一些孩子因为恐惧在瑟瑟发抖。

山路上，年轻点的扶着老父亲老母亲，头发凌乱的妇人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长途跋涉之后，又饥又渴，有人晕倒在地上挣扎，口里吐着白沫……即将崩溃的越境者们一看到是背着相机的记者，认为救星来了，顿时，整条山道上的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下叩头求助。哭泣之声震动草木……

五月十六日香港媒体整版整版地刊载发自华山的消息：

“因为害怕军警抓捕，他们大都白天躲在山上，到晚上下山来到附近村里人家讨要吃的。有些难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生命已十分危急。”

“记者赶到该区采访时，华山打靶场后的山边，已有数名难民死亡在那里。他们因风声紧，不敢下山，但在此烈日炎热天气中，极度疲乏饥饿。造成死亡。”

“记者曾赶往现场拍尸体照片，但为警戒人员坚拒。”

……

到底怎么对待华山上的３万人？议案一次又一次摆到港督的会议桌上。

因为不得不下决心对这３万只羔羊下手抓捕，有港报形容：港督在公众场合也痛苦地“擦了眼睛”。

决策最终还是在争吵中作出：“依据香港法律，所有越境难民，只可视为偷渡处理，不予接纳。”

“立即全部抓捕，迅速遣送回大陆，以避免事态扩大。”面对悲惨的越境者，法理也更加显得无情、冷酷！

很快，数千名军警被迅速调到华山，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由于集结的越境者太多，军警只能先驱赶，驱散了再抓捕。

一家杂志这样形容香港警方的行动：“你看过牧羊人抓羊吗？羊儿太多，太密。所以让牧羊犬把羊群冲散，牧人再挑中意的羊下手，拖到屠宰场去。”

羊儿被冲散了，母亲在唤着孩子、老人在叫着孙儿、儿童在哭喊父母……华山痛了，像被塞进了一架绞肉机。

亲人像羊群一样被驱赶，这对香港市民来说，是何等地痛苦！

消息传来，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他们要去华山，去救自己的亲人！据统计，自1962年的5月15日开始，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带着食品、饮水赶到了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对抗”！

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

据事后估计，华山上的越境者，大约有五成以上，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当然，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抓捕不力”不无关系。

抓捕行动开始后，媒体又做了连续报道。５月１７日的《星岛日报》刊载新闻《华山被包围送粮人不断》：

“本港亲友及见义勇为市民，纷纷自购面包粮食，到上述地点寻找难民。山头上，呼儿唤母，一片混乱。”

5月21日《星岛日报》上的《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牵动了所有香港人的心：

“本报专讯。这是中英边境上一件人间悲剧。一个在香港居住的居民，寻找他的妻子儿女，会见了他的妻子及儿子，却失去了女儿。

前往寻找妻子及儿女的香港居民叶若英，在本月上旬接到了家书，知道他的妻子李一善、儿子叶庆贤、女儿叶庆英（12岁）已到达边境。叶若英数日来在华山一带寻找，高呼妻子姓名，昨日终于在平泰山头会见了他的妻儿，但女儿叶庆英在两日前在纷混的逃亡行列中失踪了。夫妻抱头痛哭。”

然而，像叶若英一家的惨剧，在华山上还发生了多少？

——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试想，谁又忍心下手抓捕正在痛哭拥抱中的亲人呢？

香港警察是从未经历过这种“非人道”命令的，警察们同逃难者在一起流着眼泪，举不起警棍。

《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1962年5月21日《星岛日报》登载指挥官看看无法调动执行，只好命令暂停对难民的抓捕，回过头来把重点放在阻止香港市民上山上。命令警察手拉手结成圆圈，不让越来越密集的香港市民进入山中。

于是，在华山的山头上，又出现了另一幕奇特的景象：人群被警察隔开，内圈的越境者呼唤着“妈妈——”、“哥哥——”……外圈的市民呼唤着“女儿——”、“妹妹——”……

相隔数米，不能接近。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悲哭，一幅人间惨景！一幕人间悲剧……

但是上命难违，训词切峻。两小时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几千名警察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

一声声呼号、哭泣再次撕裂华山……

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上——不是，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其时，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

“哥——”

“妈妈——”

“细仔——”

看见亲人上车，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叫喊声。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形成一条条长龙，追向边境的集中营——

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然后等第二天天亮，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

夜晚，在集中营的外面，公路上、山边上，密密麻麻，到处坐着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同乡、朋友……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

茫茫黑夜，收容营外四处挤满了人，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

——

夜晚，星星依旧闪烁，树叶依旧沙沙，墙外人望墙内人，墙内人望墙外人，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

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儿的命运。

一向理性、现实的香港，正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良知所震撼！

或许今天香港的年轻一代知道“华山望亲”的人寥寥无几，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讲，这是侵人骨髓的记忆。

二、万名市民以身限车队

本来分列道路两旁的人墙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档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百个―成百的人档在了路中央。

天，终于亮了。

打开收容营的大门，当遣返偷渡者的车队长龙开出时，警方惊呆了：一片排山倒海般的呼喊声向车队压来。

绵延数公里的路上，集结的不是四五千，而是上万市民。他们中有不少是趁着微明，从市内驱车赶来送亲人的。

他们大多手里还拿着准备送给亲人的饼十、面包、粮袋。

当汽车驶出营门，人们不约而同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

上万人的呼爹叫儿，是个什么情景？也许比杜甫笔下咸阳桥“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场面更浩大，更悲惨吧。

香港新界一带的山林、大地都在震动！

“你们要走了，你们又要去受苦了！”

有人在车中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于是，把手中的粮食纷纷向车上抛去——要是被送回去，就把这点粮食也带去吧，带到惠阳，带到东莞，带到潮汕……给白发的亲娘、给病中的老爹，给那个一把米就能救活一条生命的村庄！

霎时，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泪雨倾盆。

——

慢慢走啊，好心的司机你慢慢开啊，让我们再看亲人一眼！车上的司机似乎理解亲人的心肠，他们真的把车子开得很慢。于是，车队就像是一条懒蛇，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

但是，司机的心肠再好，车开得再慢，法律在催促、理性在催促，还是要一寸一寸地把亲人带离香港。

就在车队缓缓前行时，又一个令香港警方目瞪口呆的感人场面出现了。

本来分列道路两旁的人墙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百个——成百的人挡在了路中央。

几十辆汽车，像一条瘫软了的长蛇，停了下来。

“跳车——”

“跳啊——”

人墙里有人发出一阵阵呼喊。

车上的越境者好像突然明白了，纷纷从车上往下跳。

人群中暴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场面乱了。

过了一会，被惊呆的警方突然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场面将失去控制，遣返不可能完成，必须施行强硬措施！

于是，随着哨令，大批武装的军警防暴队被调来，强行把躺在地下的人们拉起，驱赶人群。

长长的车队，在泪水和惨痛的哭喊声中，又强行穿过人墙，向深圳河北岸缓缓驶去了……

逃港者上车走了，香港警方松了一口气。

然而，石湖墟收容营地上的泪水还未干，在市区、在边境的丛林中，在深圳河边树荫笼罩的小村庄里，一个个越境者的惨痛的故事，还在上演着……

◇第三节 梁成功九龙寨奇遇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香港九龙寨（文中人名做了改动）。

华山上的泪水，并没有打动到他的心，他的心，已经死了。

用梁成功自己的话来说，他要痛的，都痛过了。

他用不着那么关心，因为他没有亲人，也不可能有亲人从河的那边来投奔他了。

当人们都赶去华山时，街道上仿佛安静了许多，梁成功就喜欢这种安静，一个人的孤独的安静。

他是大陆广东惠州白花乡人，说得更准确一点，他应该是福建人。他们全家是在十二年前随母亲逃到惠州的。

梁成功还记得，就在泉州城里到处是一片红旗的海洋，到处都飘荡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时，他的父亲，印象中，一个长相魁梧结实，个子高高的人，被捆走了。那年他10岁，弟弟7岁，最小的妹妹才4岁。

梁成功更记得后来的情景：那大约是5月后的一个黄昏了吧，他记得，是50年的上半年。妈妈正披头散发地对着门口望，一个人推门进来，吓得妹妹紧紧地搂住妈妈。

“行了！你们去吧——”那人汹汹地对妈妈说。

母亲抱着妹妹，梁成功也莫名其妙地就牵了弟弟的手，天色昏暗暗。他们跟着母亲走，走。

风在呼呼地吹，刮得路边的草丛发出一声声尖叫，四周冷飕飕的。

他们很快到达了城边的一片空旷地。空旷地周围已经没有人迹。几声鸦叫，老树上贴着白纸标语：“打倒罪大恶极的梁忠诚”、“镇压反革命，人民得安宁”。

父亲的名字上还打了一把大大的红叉叉。

母亲猛然爆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原来，就在路边的一丛草边上，躺着一个人。母亲发疯似的朝躺在地上的人扑去，仿佛一头绝望的母狼。

梁成功看清了，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他的身旁，流着一大摊血。

“快点，快，就要拉走的了——”旁边一个人朝母亲吼着。

母亲赶快拉着梁成功和弟弟跪下。梁成功和弟弟都跪了，都哭了。只有妹妹，好像什么都不明白，只是死死地揪住母亲的衣服，她大概以为她的爸爸还像以前逗过她之后睡了，惊恐的大眼睛看看妈妈又看看地上的那个人。

妈妈把爸爸被血浸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一件带来的干净衣服。

“行了，行了——”旁边的人吼着，一人拖着爸爸的一只手，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爸爸的尸体扔到一架板车上。有人拖着车走了。

“忠诚——”妈妈惨叫着。

“爸爸——”

他还记得他们几个和妈妈最后的惨叫声。

在梁成功的印象中，自那以后，他们就搬了家，没有在以前那间大房子里住了。新搬的地方是巷子中的一间小屋，妈妈在门口摆了一只茶几，放着一些针线、鞋底。但是，小巷子里也不会安静，有时候会有人进来，把一些信纸类的东西拿给妈妈，要她填写。那是街道的干部来检查的。

有一天晚上，妈妈突然对止在做功课的梁成功说：“孩子，我们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晃了一天一夜，停下来了。妈妈告诉他，到了广东了。这地方，叫惠州。

妈妈牵着他们的手，走到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弟弟再也走不动了。要找人家吃饭。

“就是这里吧。”妈妈说。他们就这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中住下来。

这儿——惠州的百花乡，成了他们的家。

离开山村二三里地，有一个小学校。梁成功和弟弟便在那儿开始上学了。

有一天，他们放学回家时发现，家里来了客人。一个腿上黑红黑红的男人用甜薯干逗着妹妹。一个胖胖的女人在一旁望着妹妹傻笑。不知为什么，梁成功恨死了那两个人了。

不到两天，放学回家的兄弟就发现，梅天都守在门边等着哥哥回来的妹妹不见了。妈妈告诉他们，妹妹跟那两个人走了。

“妈妈给妹妹找了个好去处，他们是贫农。你妹妹可以一辈子过安生日子了。”

每逢到过年过节，两兄弟还会想着他们的妹妹，希望妈妈能把妹妹接回来。但是妈妈不肯。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地方叫淡水，兄弟俩知道，妹妹就在那个地方。有一天，兄弟俩沿着蜿蜒的山路去找妹妹，让母亲追到半路追回来。妈妈死死地打了他们两人一顿，叫他们发誓不要再去找妹妹。

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相继成立，戴着反革命家属帽子的母亲总是干最脏最苦的活。插田，人家任务一天插3分，反革命家属就得插半亩、大炼钢铁的时候，母亲被驱赶着挑铁矿、背树……全劳力的男人一天挑多少背多少，母亲一天也要挑多少、背多少。

那时候，小学生被组织起来为炼铁炉做煤球，两兄弟都来到铁场上。看到疲惫不堪的母亲，抬着同瘦弱的她一样粗的树木，力不从心地一晃一晃，两兄弟心里头都在冒血。

有一天，召开公社学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誓师大会。一件他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邻公社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上台表演背诵毛泽东语录。大人提上句她就能背下句：台下一片鼓掌声看着看着，梁成功的眼睛瞪大了，那个站在台上的贫下中农小女孩，多像是妹妹啊！两兄弟猛然喊起来，那是我们的妹妹啊！

会场上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遮盖了他们的喊声。等到两兄弟追到台下，看见四周到处是来欢呼妹妹的人。尽管两兄弟喊哑了喉咙．妹妹还是听不到。她被一个戴着红花、满脸堆着笑的农民抱走了了。

梁成功认识，那人不是别人，就是他最恨的，那年到他家来给妹妹甜薯干的那个农民。

回去之后，两兄弟把看到妹妹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开始是流泪，后来不伤心了，把泪擦干，反而笑了：“你妹妹有出息了！”

照大陆的规矩，做了贫下中农的孩子，以后就能上大学，过好的日子。

母亲是1960年去世的。临死前，她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把所有的事情，包括欠人的钱粮、受人的人情、还有生产队的工分账都交代了兄弟俩后，母亲说：“孩子，妈还有一件事，要交代你们。”

两兄弟热泪横流说：“妈，你放心去吧，我们知道是什么事了。我们不会去找妹妹的。”

母亲点点头，去了。

没有了母亲的家，仿佛空了。每当下地回来，推开门，第一声，还是叫的“妈——”但是，屋子里空空的，已经再没有妈了。

妹妹没有了、母亲也没有，用乡下人的话说：“水桶没有了箍了”。家要散了。百花乡也不是自己的家乡了，所有生活的希望．对于这两个少年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有一天，弟弟对哥哥说：“哥哥，咱们跑吧！跑香港去！”

两个少年就这样背着两斤炒熟的米，翻上了梧桐山的山头。

1961年3月的那个晚上，梁成功和弟弟顺利地穿过了深圳河边的芦苇丛，当他向深圳河冲去时，听到身后狼犬“噢噢”穿过芦苇的响声。

完了！他的头脑中猛的一个感觉。但是狼犬没有朝他来，他听见的是弟弟的一声惨叫。

他平安地过河了，回过头，站在深圳河的北岸，他看着那个黑洞洞的原野，呼叫着：“弟弟——弟弟啊！”

无论是怎样撕肝裂胆的哭喊都无济于事。弟弟被狼犬旁的两个穿军装的人拖走了。

梁成功是成功了，他顺利地到达了香港，拿到了香港的身份证。在一个印染厂打上了一份工。但是弟弟没有了。

半年后．得到了一个叫他伤心又叫他庆幸的消息：弟弟没有死，他被关在韶关的一座监狱里了。“十六种人”——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加上他们的直系亲属，如果有偷渡行为，罪加一等，要被判刑的。

妈妈死了，弟弟关监狱了。妹妹改了姓跟了别人了，他梁成功还有什么希望呢！

他，梁成功，可能永远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每当从工厂做完工回来，他就躲到几平方米的棚屋里。把双手枕在头下，看天空的月亮发呆。

他太孤独了，太需要人的抚慰了。有一天，他终于走进了九龙寨的阁楼，在陌生的女人的温抚中度过了他处男的第一个晚上。

从此，他发觉自己上瘾了，像是赌棍迷上了牌桌、烟棍迷上了烟枪。一到发工资的那天，他就要揣着仅有的几个钱，到九龙寨去走一遭。

华山的事闹得整个香港都地覆天翻时，他却很平静。

他的命太苦。也许，他所有的人间情感都在大陆的那些年月中流尽了。

正如他说的，“那是别人的事了”他不愿再想大陆的任何事情。

街上很少行人，好像安静了许多。也许人们都朝华山去了。

商店都关着门，他熟悉的那家转着红灯的小店，门竟然开着。

“哎呀，是梁老板呀——”。“妈咪”就迎了上来，生意不好，老鸨特别地亲热：“快，芙蓉。三妹、春梅——快都出来”。众刻有三四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排了过来。梁成功拿眼睛瞟了一下，顺便就点了一个年轻点的：“就她吧——”

“妈咪”连忙赶上来：“梁老板真好眼力啊。红妹最年轻，是80闷（元）的啊。”

“随便吧，80就80——”梁成功烦躁地说。

“妈咪”把梁成功引上了楼，门上粉红色的广告牌亮着、旋转着。里面的房间却十分阴暗。

房间顶上的灯放着粉红的光，叫人一进去就感觉软绵绵的。“妈咪”把空调开了：“梁老板自便。”便转身出去，顺手就把门关了。

那叫红妹的还站着不动，似乎还羞答答的样子，梁成功把她的手拉住了，牵到身边来：“你不要怕，好快的，一会我就给你钱了。”

梁成功发现她的身子在发抖，像个刚人道的。

“你是才来的吗？”

她很怕，半天才吭了一个字：

“是——”

“什么时候？”

“昨天。”

“啊，那你是从山上下来的罗——”梁成功说的“山上”就是华山。

那女子点点头。

“你是哪里人？”

“惠阳。”

梁成功翻身就从床上跳起来：“什么，你——惠阳？”

难道？他盯住发着抖的红妹，啊，不是，不是妹妹。

他仔细看了看，不是，不像。

他此刻真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要是面前的红妹是妹妹倒好了。可惜不是，不是她。

不知为什么，梁成功突然又轻松地嘘出一口气：“你过来，不要怕，过来——”他把红妹拉到身边来了，开始轻轻地解开了她的衣扣。当红妹的衣领揭开以后，梁成功惊呆了。不是被雪白的颈项惊呆了，而是被后颈项的一块疤！那是母亲抱着妹妹在福建老家烤柴火时，不慎被柴火星烫出来的。

他记起了那个在台上背毛泽东语录的小女孩。

“妹妹啊！果然是你啊！”

——

后来据1962年6月27日《星岛日报》报道：

“……兄妹抱头大哭。才知其妹以四百元的代价卖与鸨母。乃与鸨母商量救其妹出火坑。终以港币四百元赎回其妹。”

——

梁成功意外找到了妹妹的事情，很快像风一样传遍了香港。各个报纸、电台，纷纷来找他们。有些公司还特意要以高工资聘请他们兄妹去上班。

梁成功只好同妹妹躲到了一个同乡的阁楼上，避开人群。

据一位香港杂志的记者说，他们最后还是被接去了台湾，在那里开了一家小餐馆。因为不少人来看他们兄妹俩是个啥样，小餐馆的生意很火。

不过，此刻，我们已没有时间去追寻他们后来的故事了。因为1962年的5月26日，深港边境上，一件更大的、更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了！

◇第四节 暴雨下的冤魂◇

一、边界大惨剧

洪水吞噬逃港大军

“前晨一股洪流卷去无数难民。据住在落马洲的乡民说，26日发现的浮尸有126具。昨天，经过了24小时以后，被水冲去的难民尸体，纷纷在深圳河的下游浮起被发现。随潮水退落后飘出后海湾的，为数至少在200具以上。”

“天堂边缘的深圳河，昨日在山洪如注、暴雨勃发下，竟成人间地狱。”

L962年5月27日《星岛日报》上的通讯《伏匿边境外千余难民俱身陷洪流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这样写道。

“昨日边界带豪雨如注，连降几小时。打鼓岭河边一带约八尺高的铁丝网，被淹没仅露出尺许。深圳河水迅速向两岸泛滥，阵阵惊涛骇浪向河岸铁丝网外难民冲击。一时惊呼喊救之声．凄厉呼声四起。沿岸千余难民均陷身洪流中挣扎。”

深港两地搭界的边境北面是山地，南面是平原和丘陵。深圳河从北流来，在深港边境之间形成了一个锅底。历史上，深圳河不下暴雨则已，一旦暴雨，大水就从北面的山上如猛兽直冲向边界，短时间内就把香港的新界变成一片汪洋。不知吞噬过多少新界的稻山和蔗林！

偷越边界的群众，过了边界深圳河后，再横过一条简易的公路，便会遇到一条长几十公里的铁丝网。由于有英军把守巡逻，白天不易翻越。便常常在铁丝网下的这条简易公路上停留歇息，等候夜的来临。

而这里，正是山洪暴发时，洪水冲击力最大的锅底。

据报载，5月26口凌晨二时许，沙头角打鼓岭群山间的山洪下泄，深圳河陡然泛滥。伏匿在铁丝网外数上千名难民，一时奔走不及，陷身于狂流急涛中。

人命关天！出于人道，英方军警奉命启开边界铁丝网闸口，让狂流中的难民入境。但仅有半数人幸获脱险。其离闸口较远者，则唯有攀登高地或树顶躲避，老弱则多被洪流吞噬。

第二天天明，有村民发现妇孺老弱尸体共十余具。打鼓岭公路侧边，则有青年尸体两具。年约几十岁左右，很可能是在大水中因力竭被溺至死。

灾情之惨，边境乡民都不忍心详述。

——

两天后，更多的尸体被找到。《星岛日报》5月28日刊发长文：《深圳河畔难民异乡魂断 惨见二百浮尸在深圳河下游浮起》——

“前晨一股洪流卷去无数难民。据住在落马洲的乡民说，26日发现的浮尸有126具。昨天，经过了24小时以后，被水冲去的难民尸体，纷纷在深圳河的下游浮起被发现。随潮水退落后飘出后海湾的，为数至少在200具以上。”

“居住在落马洲禁区的乡民说，从浮尸穿着的衣服来看，显是逃港的难民。浮尸有男有女，还有儿童。乡民只能目睹这些尸体流向后海湾去。因为捞起这些尸体会惹来麻烦。”

依照传统的说法，被溺死者的尸体．通常需要在一对时（即24小时）方能在水底肿胀浮起，所以，“昨日沿深圳河果然又发现大批浮尸。”

“最惨者系尸体中有年约双十岁的少妇，背着一岁许男孩，齐被溺死、浮尸中亦有两三人搅作一团的。可见死前曾在水中挣扎。”

如此人间悲剧，真叫人钻肺穿心！

这一幕幕惨剧发生的情况是怎样的？刚刚越过了边境线的难民当时究竟遇到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退回北岸去？香港警方有没有营救他们……笔者想了解。但非常遗憾，没有找到有关那场暴雨时边境情况的报道。

笔者曾为此而不解，这么惨烈的一幕．为什么香港的报纸不报道？这不是他们最要追采的新闻吗？

后来明白了：身在海边的人便知道，南海边的接天盖日的台风暴雨来时，是何等的可怕。如果报社此时派遣记者卷到暴雨洪流中去采访，那是叫记者去找死！

铁丝网“锅底”下肯定发生过种种的人间惨剧，但是它却永远尘封于水底，不被人知晓……

深圳香蜜湖有个“名人俱乐部”，旁边是“水上乐园”，每到周末，不少香港、深圳的企业界、金融界、物业界的知名人士都来这里玩。

于是笔者得以认识他——香港金通公司的总经理叶小明先生。

坐在游泳池边，我同他攀谈起来，无意中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学游泳的。

他的回答叫我吃惊：

“学？还用学吗？”

我不明自。

“我是在62年那次大外逃中，在铁丝网下学会游泳的，才11岁。”

天啦，1962年5月26日那场大雨，能从铁丝网下逃出生天的，全香港也难寻啊。

难道是死在铁丝网下的那些冤魂死不瞑目，让我得以遇见他？

当他知道我不仅清楚那场暴雨，还能说出是几月几号？降水多少多少厘米时，“哇！你好野——”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行，我话被（说给）你听——”

二、饥俄，你懂得是什么滋味吗？

上山挖的人多，山上的蕨也有限。整个山头，都被挖蕨的人翻了个通。最后蕨根也吃光了，吃什么呢？

“陈记者啊，你懂得饥饿是什么滋味吗？”叶小明突然问我，然后接着讲：

离粤北的南雄县县城二十几里地，有个小小的村子。村前有一条石板道，据说是当年从内地通南粤的必经之路。那就是有名的“梅关古道”。我们一家，就住在梅关古道边的小村子里。

我在1958年底失去了父亲，他死得很惨，惨啊。

1958年那阵，不是搞人民公社、炼钢铁吗？我父亲就被公社派去专门烧高炉，炼钢铁了。后来告诉我们说，父亲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你想都想不到。那时加矿石要爬到炉顶上去往下倒。他没日没夜地干，太疲劳了。在夜班的时候，掉到铁炉中，骨灰都找不到了。

人没了，大队补助了我家50斤粮食，又给我们家发了一本漂亮的红壳面的“烈士证”。

那年，我12岁。

没想到，苦难的日子还在后头。

1961年的冬天，全国都闹大饥荒，每人每天只分吃3两米。

在今天，3两米对于一个需要减肥的太太来说，也许是够吃的数字。可是，对于当年那些顶着烈日上山背树、下水耙田干着重体力活的农夫，还有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那是肚子角也塞不满的数量！

真正的饥饿，是什么滋味，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

我还记得人民公社“吃食堂”时的情景：

在挂着“公共食堂”木牌的墙壁上开了一个框洞，用来卖“钵子饭”。食堂外，早已是排着长队，站满了提着篮子、排着队、仰着头望着蒸笼上冒出的热气的你挤我挤、饥饿难耐的人们。

蒸饭的大甄打开了，冒出一股更强的热气，于是所有的足尖都踞高了。里面一格格摆满了队列似的钵子——所以农民把“吃食堂”称为’‘吃钵子饭”。

“拿票来——”炊事员叫着。

队伍便开始骚动、喧嚷起来：“接我的——”“接我的——”一只只羊臂高伸，伸上三两、四两……的饭票——大队按每人一天3两的标准，把饭证预先发到每个人的家里。炊事员顺手接了饭票，用一条一寸宽的竹片，在饭钵里一刮，饭钵中的饭便鼓了出来，倒在伸上来的篮子中，喊：“下一个——”

满身汗味的妇女、小孩吼叫着：“不要双蒸的，不要双蒸的——”

什么叫“双蒸的”？你不知道吧。

那时，粮食不是不够吗？公共食堂于是想出个“新”法子：把饭“双蒸”，让饭变多。

就是饭蒸熟之后，把它凉了，再放回蒸笼里蒸第二次。二两米一钵的饭，经过这么一加工，竟然胀出来满满一钵来。

可是，“双蒸”之后，“量”虽然多了，“质”是依然不变的，塞进肚子里，转眼便化了水了，一泡尿就拉走了。

肚子还是饿呀！

吃不饱饭的农民不愿意下地．不愿意上山“挖铁矿”、不愿意加班“炼钢铁”……

后来就用软的，用另一“招”：吃“忆苦餐”。

什么叫“忆苦餐”呢？

叫人想方设法，弄来几十斤大米，做了饭。义到野外弄来几大筐野菜，都先藏好了。

大队干部先在台上忆旧社会的“苦”：说旧社会怎么没饭吃，怎么饿死人……

但底下人头攒攒的农民兄弟肚子饿，早听够了，守不住了。于是喊：“别忆了！别忆了！快开饭吧！”

大队支书说：“慢！大家在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之前。还要先吃一个东西。来——”他招招手，于是从里屋抬上来两大铁锅的野菜糊糊。“这叫忆苦餐，吃了忆苦餐，永远跟着党！”

大队书记自己首先盛了一大碗，“吃——”，然后是共青团书记、然后是党员、团员……都要吃。

群众还不动，“不吃吗——”大队书记敲着锅边：“不吃的不给白米饭！”于是都动了。

当所有的人都吃过了一碗“旧社会”后，才能吃上一碗无盐无油的白米饭。

到堂的人，把一碗白米饭都吃过了，抹着嘴巴，却依然蹲在地上不肯走，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享受够。

第二天，农民依然不动，不肯上工。绞尽脑汁，什么办法都想尽了。

食堂再也没有办法办下去，于是，给每人分一斤两斤救命的米，各自回家去“度荒年”吧！

——

“度荒年”这个词．也永远留在我遥远的记忆中……

上山去揪几把树叶来，在锅里放一把米，倒一大锅的水。一家人“呼呼”地喝几大碗。后来，最后的一把米都没了，就只能放些红薯根根。喝着水粥。

我一夜要起来三四次。

后来，就到山上挖草根吃。

山上能吃的草根很多，有一种蕨的根，是有很多淀粉的。要是把它挖回来，晒干了，剥去皮，放在水里擂碎了，就有一些白色的浆出来。沉淀了浆，就可以在盆底留下白白的东西，那就是当年救了许多人性命的蕨根粉。

那年头，学校也不开课了，说是毛主席教导我们“劳逸结合”。我每天的时间就是随着母亲上山挖蕨根。

但是，上山挖的人多，山上的蕨也有限。整个山头，都被挖蕨的人翻了个遍。最后蕨根也吃光了，吃什么呢？

于是有人开始吃树上的树叶，吃树皮……

有的干部对群众说，牛马能吃草，那人就也能吃草呀。红军长征不就吃过草吗？还吃皮带呀。就把青草割来，切得碎碎的，在锅里煮，满屋的草汁味后，锅里就出现暗绿色的糊。

吃着草根、树叶的人们，往往会患上一种叫“水肿”的病：一身浮肿。腿肚子上一按一个凹，最后转移到脸上，脸面浮肿……得了水肿病的人，全身就像飘着的。

“我永远忘不了一件我一世都感到懊悔的事。”叶小明回忆说。

那时，上头拨出了一批黄豆发到农村，每个水肿病人分到几两黄豆救命。

天已经很冷了，家里搭了一个烤火的地灶。怕冷的母亲蜷缩在灶火边上。火上放着一个小罐，在“咕咕”煮着发给她治水肿病的一点黄豆。

我从外面回来，肚子饿得直叫，揭开火上的罐盖，立刻冒出一股诱人的香味：哎呀，黄豆！我要吃黄豆。

母亲怜悯地抚着我的头发，“孩子，吃吧，留给你的。饿了娘没什么，别饿了你。”

我那时候才12岁，我懂什么啊，我就这样把给母亲救命的一罐黄豆全吃了。

“我为什么会那样？我当时为什么就不会想想母亲比我更需要？”叶小明责怪着自己，声音硬咽地继续回忆。

——

母亲的病是越来越重了。

一阵阵风言传来，说是邻县有人顶不住饿，吃“观音土”——一种白白的黏土——腹胀死了。大队干部拿喇叭筒既叫社员不准相信“阶级敌人的鬼话”，又警告社员不能吃“观音土”。

一个个的村庄，死气沉沉地卧在秋冬黄色的阳光下。干冷的风吹过寂静的原野。没有人声，也没有犬吠，真个是“千里无鸡鸣”啊。人们蜷缩在一幢幢的泥土墙后，等待着死的到来。

这也许就是最后的时刻了……

——

此时，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深圳那边开了口子，“英国女王大赦”，允许难民到香港去！

这简直是救命的消息啊！

转眼间，全村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大队支书和地主分子，和气融融地都聚到一间屋里，相互商量着跑香港寻活路的问题。转眼，又是二叔父、三弟、表姑……叫开了。

原来，所谓的“阶级斗争”，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是人弄出来的啊。

人们都决定赶快过宝安去，说就是在那里放人的。可是，我家怎么走呢？母亲还浮肿着在床上起不来。

为了让母亲能够起来走路，我记得，我平生第一次“偷”了别人的东西。

我在邻村偷了别人一只鸡，扭死了，谎称是在路边拣的死鸡。炖了让母亲吃了下去。

有人说，富裕人家，吃什么都不补，贫苦人家，吃什么都是人参。母亲晚上吃了，第二天就可以起身走路。

于是，我们随着逃荒的人上了路。

大路上，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牵的牵、扶的扶，大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小到抱在手上的孩子，络绎不绝……

我们终于走到了宝安县，顺利地到了梧桐山脚下。

记得我们到达深圳的梧桐山那天，可能是后来大雨的先兆：奇热！好多人都坐在地上，光着膀子等太阳下山。当时有人传来话说：你们夜黑了再跑，避免政治影响；放你们一条路，到了那边，也不要讲社会主义不好。

有人听了，就举着拳头喊：共产党万岁！有人就要打他。

大家正议论着，忽然间，天上起了一团团乌云，大风从远处呼啦啦”刮过来，扬起一串串尘土。要下雨了！

山上的人都欢呼起来：好啊，好啊！

下雨正好偷渡，不但这边不管，过去后，大雨中，香港的警察警戒也会松懈，不方便抓人了。

“但是，我们没想到，那雨，会越下越大，越下越暴！”叶小明慢慢地回忆着，神情变得越来越严肃起来。

三、铁丝网下的冤魂

香港崛起的“真相”

“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着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眼泪，用血创造出来的！”叶小明眼睛闪着愤怒而又坚定的目光。

“好，以下讲暴雨的那一段吧。”坐在游泳池边的叶小明对我说。

那雨点噼噼啪啪地打下来。大家全身都湿透了，但都好像没感觉似的。就听见有人喊，下大雨啦，下山啊，好机会啦——

人们就像潮水一般朝山下涌。

边界上是一片菜地，我们种庄稼的人，平时看着鲜嫩嫩的蔬菜都会绕着弯走。但那时，谁还管啊，什么菜地，什么白菜、青菜，稀里哗啦都踩在脚下。

突然听见前头有人喊：“走这边，走这边。”是几个当地人，好像在给我们指路呢。（据了解，的确有村民给逃港的群众指路，当时是想把群众引出去，以免到村中生事——作者注）

罗芳村的那个出入口有个小门，还有个小石桥。大家纷纷从那个口子朝河边上涌。

出了口子，就到了深圳河边上了，一个岗哨也没有。只听见一片水响，大伙都下了深圳河。

过了河，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道很高的铁丝网。

我那时小，记得有两个我那么高。我扶着孱弱的母亲，望着那么高的铁丝网：这怎么过得去啊。

我们正着急，就发现有人不知哪里弄来的铁棍在撬铁丝网的孔。那小孔撬着撬着就越来越大了，但速度慢，又听见那边有人在喊，“快啊，来啊，一起用力啊，推倒它！”就有几十个大人一二三喊着推那铁丝网。铁丝网一晃一晃的。但还是没倒。很牢的。

这个时候，台风雨来了！

只听见“呼——呼——”，飞沙走石，大风中，感到人的身体都在晃动．母亲瘦弱得像纸糊的身体摇晃得更厉害。

你知道南海的台风雨有多厉害。树都拔得出。“呼——呼——”，地上的石子都给吹着跑。我听见路边的树枝“咔嚓、咔嚓”地被折断。

“妈妈，妈妈，你扶着我。”我们母子搂在一起，贴得更稳了。

那时天还没有完全黑，西边天上还有点光。南边的天上乌云一滚一滚地涌过来，“噼嚓——”一道电闪，天上像亮出来一棵好大的树枝，接着，我猛然感到脸上一颗颗冷的东西，打得好痛。我一摸，是雨。

这时就听见到处是一片“哒哒哒”“啪啪啪”的声音。就像是看电影时，枪弹打在地上的声音。好大的雨啊！

天上像是在倒水下来了，一盆又一盆。就听见妈妈抹着脸上的雨水在喊：“孩啊，要当心啊，下大雨了啊——”

南方的暴雨，河水说涨就涨。我们刚渡过的那条深圳河的水，转眼就涨起来了。

糟糕的是，当时我们就在那个锅的锅底。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河水一分一分地涨了上来，淹过了路面、淹向我们……还没等我定神。那大水已经就淹到了我的脚底，很快漫到了我的小腿肚！

环顾周围，前边是铁丝网拦着，后面是水追上来了。我扶着病体孱弱的妈妈，往哪跑啊！没有路，心就慌啊。

难道真要淹死在这啦？

妈妈抱紧我的头：“孩子，妈妈在，你别怕，你抓紧我啊！”

四周一片漆黑，躲水的人群一片混乱、一片害怕的尖叫。

妈妈拉着我的手突然松了。

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我在黑暗中伸出手四处捞妈妈。

就听见妈妈就在附近喊：兆达，我在这！快过来，这里有洞了！我以前的名字也叫兆达的。

过去一看，果然，铁丝网被人撬开了一个大洞，我和妈妈浸在齐腰的水里，终于钻过了洞。谢天谢地！

这就到了香港的地带了！我们过了一关！

过了界，前面就是英国兵的岗楼，我们又担心英国人抓我们。

感谢上帝！也许是英国兵良心发现，也许是下暴雨他们也没法出门，一个英国兵都没出来拦我们。

真是谢天谢地啊！我们快要得救了！

可是这时，情况更危险了。雨，下得更大了，水，四周的水一个劲地猛涨。我们周围，到处是水，望也望不到边。

“妈妈，妈妈，”我叫着，心里害怕啊。

这时大水已经快淹过我们的腰部了，要再涨，我和妈妈就没了。

妈妈拿手死箍着我说：“孩子，咱娘俩今天要死就死在一起了！”

就在这快要绝路的时候，我发现前面有棵树。

这简直就是救命的靠山啊！

“妈妈，快来，这边有树！”我猛喊。

好多人也都朝那株大树露在水面的枝干淌去。抓到了树枝的，都拼命地往树上爬。

但是水一波一波地涌过来，在水里走路，挪不开步子，猛地一阵水波涌来，把我和妈妈分开，妈妈又一把抱住我。千幸万幸，我们终于挨到了那棵树的下面。

妈妈就对我说：“兆达，快，你先上啊——”

我一看，树的上面已经坐满了人，再挤上一个人也难了。

妈妈半截身子在水中，求着坐在树干上的人：“大哥大叔，拉我们一把吧——”

大概是怕挤了他们的位置，树上那么多人，竟然没一个人伸手。

妈妈还在求他们：“做做好事，我不上，拉我儿子一把吧——”

我也没等他们拉，就强行爬了上去，把树上的一个人挤得晃了两晃。我听见大概是那人的家里人在痛骂：“你挤他！老子揍死你！”我的头上背上早挨了几拳。

我不动，也不觉得痛，我宁可被他们打死，也不会下去。

“妈，拉住我的手。”我伸出手去，拉水中的妈妈……没有一个人帮我……终于，我碰到了她的手。

“抓紧啊，妈妈——”

饥饿、孱弱的她，没有力量了。她沿着树身，上了几下，又滑了下去。

“妈妈——”我满脸的泪花。“你再用一口力啊！”

唉，要是我给她多打一只鸡！

妈妈也许用了她最后的一点力量，她踩着一个树桩，就要上来了。

唉，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人性最丑恶的这件事，我一生都难忘啊。

由于树上的人太多，他们担心树丫断了。这时有人在我母亲肩上蹬了一脚，她就“扑通——”掉进了洪流中。

我呼天喊地：“妈妈——我的妈妈——”我还在喊：“我拉你．我拉你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呀——”

有人在我背上捅了一下：“你再喊，连你也推下去——”

我只有空空地撕肝撕肺着：“妈妈，我的妈妈呀——”

妈妈再也没上来了。

——

“陈记者啊，我的母亲就这样死在洪流中……”叶小明痛苦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天上没有星光的夜晚！

也是一个地上没有良心的夜晚！

两天以后，水退了。叶小明也到达了目的地香港。因为未成年，很快被香港政府作了登记。

登记完后他赶紧找自己的妈妈。同村的七叔领着他又来到新界。水已经退了，那株树还在，他绕着那株树在周围找啊找啊，找遍了。终于在离那株树一里多路的地方，找到妈妈的尸体。

妈妈是被横在两棵树丫间的，这样大水才没把她冲到更远的地方。她苍白的手指紧紧地箍住了一截小树，死死不放，像要把那小树都抠一个洞。

“我不知道母亲在最后一刻的想法。也许无助的她，水流中的这棵小树，便是她生命最后的求助！

“当时我为什么不跳下去？为什么不同母亲一起去死啊！我恨，恨我自己！我痛不欲生。我后来真想随她而去，真的，陈记者。”

“我把她发白的手指扳开树，把她放进挖出的坑里。”

“我擦干了泪，把他们埋了——还有她旁边的拦在野树边的两具不知名的尸体。我觉得我应该做，虽然这是旁人的父母。”

“擦干泪水，我坚强地朝香港的高楼大厦走去。”

“我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叶争气，最近才改回叫叶小明的。我要为母亲争气！立志要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发暂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她。”

“记者先生，今天上午的会，不是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策略，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着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眼泪，用血创造出来的！”叶小明眼睛闪着愤怒而又坚定的目光。

——

233

234 大逃港

听完他的回忆，我嘘出了一口气，合上笔记本。

香港，今天我终于懂得你了！

◇第五节 潮水冲击之后◇

一、狂潮是怎样平息的

1962年5月23日的《星岛日报》，突然以大标题报道中国官方停止“放宽”边境的消息：《中共封锁边境今日起不准偷渡进入英界》。

文中说：“华界‘解放军’警告，今后，不准再行偷渡，违者将判劳改四年。”“政府每天劫获的偷渡者也从5千猛降到一两千，甚至几百人。”

5月26日的《星岛日报》再次刊发报道：（偷渡者已锐减粉岭营昨关闭军警撤退，边境迅复常态》。

——

逃港大潮过去了……

如同留在沙滩上的砂石，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大潮后留在香港的衣衫槛褛的所谓“大陆难民”身上。

二、逃港群众进入香港以后

“地下隐行”的逃港者

逃港的群众中，有医师、会计、教师等，但因为无牌，不能公开从事这些职业，一些人便在“地下”隐行。

香港《华侨日报》1957年8月6日刊登《香港难民问题》一文，记载了逃港者的情况：

“……当他们逃到港九以后，仅光着一身，投靠无门。除呼吸自由的空气外，吃的、穿的、住的皆无着落。多迫而昼则沿门乞讨，夜则露宿街头。饥寒疾病，交相侵迫，哀号婉转，惨绝人寰”

首先是膳食。

一开始，港英政府对逃过来的无依无靠的群众给子了免费膳食，求食者必须首先“向社会局长致函申请，派员前往居处地作实地调查……发给免费膳食证”。政府在全港多个地力设有福利站，执证者可以每日依时前往领餐。“此类膳食为六安士米煮成之饭食，一安士鱼或猪肉、瓜菜等。”

其次是居住。

来到香港的群众，一部分在港有亲戚朋友的，得以投亲靠友。绝大部分逃港群众，则在公园、街头的屋檐下、楼梯下宿夜。有的则住于山上的洞穴中，或被荒弃的屋宇中，文章说其如“上古穴居野处的生活”。

后来，他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接着有到人家的天台上搭建板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这些木头屋，因为搭建简陋，烈日悬空时，屋内炎热如置身火炉。如遇台风暴雨，常常连屋顶也刮跑。

为了生活的相互照应，后来，便有亲戚、熟人、同乡而结聚于各个山头、空地。共同搭建木板屋，如潮籍人聚居老虎岩村、内地人聚居调景岭等。

再次是谋生。

根据香港法律，没有牌照是不能从业的。一开始，港英政府不承认逃港群众的“居民”身份，所以，他们谋生十分困难。逃港的群众中，有医师、会计、教师等，但因为无牌，不能公开从事这些职业，一些人便在“地下”隐行。他们从事较多的是最方便的家庭手工业，即从小的工厂中拿来活计，“比方粘纸盒、挑手袜打纱等”在家中加工。到六十年代初，港人纷纷主张引进加工业，这样也就逐步解决了数十万逃港者的就业问题。

“逃港难民”的木板屋，因为缺乏防护措施，隐藏着种种治安隐患。终于，火灾在大片木屋的石硖尾居住区爆发了！石硖尾六村大火，一夜之间产生了六万多名流离失所的灾民，终于使港英政府认识到“难民”问题已成香港之“要议”。下决心为逃港群众建立安置区。

流落香港的群众后来大多数都住进了安置区中的“徙置大楼”。

港英政府为数量巨大的“难民”安置住所，可谓费了心力。这种“徙置大楼”相对来说比较朴实而容量较大。“每层有房六十四到八十六个．每间可住成人六人，每幢可住二千至三千人。每幢大楼中间设有男女浴室、厕所和公众水喉。每月租金仅十四元。”

这样，数十万的逃港群众，终于逐步有了安身之所。

——

香港逃港群众的聚居地，值得一提的是调景岭安置区。

《华侨日报》在1957年3月发表的《香港难民问题》一文中介绍了调景岭“难民”营：

“香港虽然有几十万难民，但正式接受政府和社会救济的，就是调景岭的难民。1949年之后，忠贞之士，相率避于海隅，孑然一身，衣食无靠。港府当局即委托东华三院收留他们。因东华医院地方不敷，1950年乃迁往西环的摩星岭。是年六月初有香港社会局接受登记，当时人数为6921人。旋于六月26日全部迁往九龙附近的调景岭设营安置。唯该地一片荒凉，屋舍全无，于是联合了全港九数十侨团发动捐输。为难民建盖临时木屋居所。而难民之膳食则由社会局供应。调景岭难民营亦正式成立。

在此之后，由于大陆逃难人民络绎而来，彼等咸希望获得调景岭居住及接受救济，而人数过众，此后即截止登记，除原来已登记之6921人发给‘领饭证’外，此后而来者只视作调景岭难民营的寄居难民。聚居调景岭之人数达30358人。”

“这三万多人，把调景岭建成了另一个世界。

后来，他们获得了台湾当局的重视，并通过台湾‘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的援助，使他们返回台湾就业，几年来获准返台者，截至目前（1957年8月——作者注）为止，总数达一万四千余人。

调景岭营内仅有社会局设立的一办公室管理营内秩序。或有人以为易发生混乱，但此等难民多属前知识分子，或为军队中之将校，故彼等在此时能发挥自治之能力。组织自治办公室，将全营建立保甲制度，使全营秩序井然，历年来表现之治安良好，有逾于港九地区者。”

三、港英政府失算了

香港“徙置区”

山芋还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经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认了这个不情愿的事实，不得不动手安排“难民”的生计问题，开始建立“徙置区”。

由于逃来的群众太多，如何处理已经进人了香港市内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也颇费思量。

从本意上说，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但从道义上看．尤其迫于香港市民及舆论的高度压力，他们又不敢轻易推走这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曾经一度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出去给台湾等地。

最先，他们幼稚地认为，这些群众逃港“目的地不是香港，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选择回到大陆、台湾，或者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一直拖延处理。

但是，港英政府判断错了，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群众不愿走，除了小部分到了台湾或其他国家外，大部分选择的仍然是留在香港。

但是，要一下子接受这么多人，无论住房、医疗、教育，小小一岛都难以承受。

于是，港英政府又把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于联合国，即希望确立逃港群众的“难民”地位。因为一旦由联合国确定逃来香港的大陆群众为“难民”,就应该由联合国按照对待“难民”的条款来给予接济了。

但是，联合国所指的“难民”，必须其有以下两个条件：

一、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

二、难民承认其本国政府的政治组织，但其本国政府拒予收容。

1962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该条款所指的“本国”，在联合国是指台湾的“中华民国”。但国民党政府不愿意在全世界面前丢失而子，如承认逃港的群众“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即是承认与“中华民国”不相容所以一直不明朗表态。这样，逃港群众的身份问题就一直搁着。

山芋还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经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认了这个不情愿的事实，不得不动手安排“难民”的生计问题，开始建立“徙置区”。

不过，港英政府之所以后来同意着手“徙置难民”，还可能与60年代后全球的经济发展，香港需要大批劳动力有关系。

四、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六二”大逃港

中国内地发生大饥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严重分歧，中苏两党公开决裂、中印边境上多年的摩擦导致了战争、深圳河边又出现数十万人的大逃港，所有这些都曾给台湾的蒋介石带来过“希望”一度认为机会将到，瞒着美国政府，秘密制订了庞大而周密的“反攻大陆计划”。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只是出了些问题，从根本上几来说是稳定的。

出于种种考虑，肯尼迪在多个场合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力阻蒋介石的狂妄之想。

对于发生在深港边境的大逃港问题，美国政府的态度也仅提“以人道予以援助”，谋求以国民党政府为主的各国解决办法。

香港《星岛日报》5月25日报道：《美决研求方法将予最有利的考虑》。指出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已亲自出面来关照此事。

肯尼迪号召除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外，还希望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面积大人口少的国家，都“尽可能地接受难民”。

对于数量众多的逃港群众，台湾国民党政府虽感到是一个“烫手山芋”,但既然占有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就应该有安置“中国难民”的义务。

此时台湾民间舆论鼎沸，纷纷指责政府“接受难胞不力”。

5月19日《星岛日报》载《国府谋求妥善措施》一文，指出5月18日，台湾立法院63名委员，集体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应尽其在我，收容逃港难民”。

5月20日《星岛日报》又继续发文《国府日内召开会议救总经派代表来港调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终干决定“行动拯救逃港难民”，搁置“把球踢回到香港政府去”的议见。

——

两天后台湾国民党政府“已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最近逃港难胞，依自愿接济来台。并先拨食米一千吨捐赠”。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此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便陆续派出船只，到香港接“难民”。

对于这批“大陆难民”的去留，各方均表示，愿意留在香港还是愿意去台湾，“均取自愿中请之方式”。

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轮船，于1962年6月底，从香港接出了第一批“愿意赴台的大陆难民”7月9日，又用轮船接出了“第二批由大陆逃港澳的难胞”。

“港九难民委员会派人安置他们登轮。每一名难胞获救济金70港元。并由救委会赠送服装。”（救委会指台湾国民党的“救济大陆灾胞总会”——作者注）

对于美国的建议，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先后表示愿意接纳“有限数量的难民”。

如6月19日《星岛日报》报道，加拿大已对留港难民移居开始接受申请。澳大利亚民间人士则表示愿意在地广人稀的地域，为逃港的群众开办农场。

所以，大逃港时逃到香港的大陆偷渡者，后来除大部分留在香港外，一部分去了台湾，还有小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后来也有辗转去其他地方，如巴西、牙买加等地的。

香港的国民党驻港机构，一直在插手深圳河边的群众逃港潮，寄希望于中国内地的“内乱”。除在报刊上大造《中共正在崩溃，复国之期在即》的舆论外，还通过电台等竭力煽动。用气球传单的形式提供逃港路线图。另一方面又派遣在港的特务人员，伪装逃亡的群众或民兵，混杂在群众中鼓动、引路、煽动。

广东省公安部门1962年12月17日的《关于当前边防几个问题的调查》的文件指出：

“惠阳县外流人员中已发现有86名被敌特送到台湾受训。”

“宝安县已发现有八名外逃人员参加了特务组织。”

当然，后来“逃港潮”并没有向着台湾国民党政府期望的方向发展，更没有演化成“大抗暴起义”。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一“坚定出手”，“逃港潮”便在发生不到一个月后，就被迅速控制。显示出中共在控制政权上的巨大威力。

这个情况引起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思考。

“国府对中共政权稳定性的判断是否错误？””中共对其政权究竟具有怎样的控制力？”需要评估。

在美国，研究美国政府政策的学者更认为：在如此严重的饥荒、外逃等冲击下的中共政权依然巩固，没有发生动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仍然是人民的最高认同。无视这个大国是没有道理的。60年代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微妙变化”。（见钱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2一3）并最后促成了尼克松的访华之旅。

五、港台“紧急援救”

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船到香港接运“难民”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台湾民间广泛的支持，纷纷在报上献计献策如：

陆续将“难民”安置在台东地区的屏东县一带，那里有许多山林空地。可以“开垦自救”。

骨肉同胞亲，大批逃港群众涌入香港，反应最为激烈的首推香港市民。

从5月初开始，香港的各个民间社团便纷纷组织起来，商讨如何援助大陆逃港群众。

5月19日的《星岛日报》报道：

“昨日下午4时30分，数十团体代表集聚于云咸街四号三楼，举行一个港九各社团救济难民的座谈会，公推调景岭救济会主席谢伯昌、周雁宾二人为主席。成立港九社团救济难民联席会议。推举马文辉等六人与官方洽谈……昨天出席会议的有：联合国协会、宗亲联谊会、元朗四邑同乡会、苏浙同乡会、兴宁同乡会、惠州同乡会、宝安县同乡会……”

5月18日，最早行动的香港基督教组织纪德士牧师表示：“四个国际性团体愿以救济物资献给港府物资达数百万之多。”

民间团体对港英政府救援不力的态度十分不满。要求直接与港英政府官员接触，商讨救援“大陆难民”问题。

5月20日《星岛日报》报道，以马文辉为首的五位民间代表会见了港英政府官员，提出五点方法。

向港府表示了建议后，马文辉等代表即向全港市民呼吁救济难民大联合：“明日下午四时半，地址大道中石咸街二号三楼。请港九各社团踊跃参加。”

迫于压力，港英政府一方面要求伦敦政府加快与北京政府交涉，制止深港边境的“逃亡”潮，另一力面不能不现实地考虑如何安置已经进来的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了。

6月1日，《星岛日报》以《救助需要帮助的人们》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港府把“饥饿的难胞看成非法人境者，因此救济问题便无从谈起”。

文章提出尽快组织向其他国家移民，“英联邦中，马来西亚、婆罗洲、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等，都有很多地广人稀的地方……”

此后各种解决的思路纷纷出笼。

一位读者给媒体写信，建议把香港的大屿山开发出来，以供安置“大陆难民”：

“大屿山的面积比香港大一倍，地大而人疏，如果香港政府能慈善为怀，将大屿山开放，让大陆逃难者居留，逃难者的亲属必会在大屿山购置屋宇给他们居住。数年内，大屿山之繁荣不亚于香港矣。”此建议后来促进了大屿山的繁荣。

又有人提出花大力量把澳门开发出来，以安置“大陆难民”：

“请自由国家热心人士帮助澳门发展成一个轻工业和扩大农业的地区。使能大量收容大陆的逃亡人士。”此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澳门发展。

在台湾．逃港潮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台湾报刊大量报道了“大陆难民涌入香港”事件。有农场主邀请“难民”前往台湾种地。

香港《华侨日报》发文《台北郊外一农场愿收容难民千人》：

“台北郊外着兴学农场负责人温麟宣布该场为响应救助大陆逃港同胞，表示愿意收容一千人。并协助其解决生活及子女教育等问题……”

就在群众大逃港期间，美国民间的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飞来香港同港府官员、各民间团体代表交换意见。并赶赴边境与逃港难民实地接触，了解情况，寻求安置办法。

6月26口的《华侨日报》说，陈香梅除表示将有巨款拨来“援救”“大陆难民”。

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船到香港接运“难民”的消息传出后，台湾民间广泛支持，纷纷在报上献计献策。如：将“难民”安置在台东地区的屏东县一带，利用屏东的山林空地“开垦自救”。

迫于压力，港英政府最后还是接纳了依然“滞留”在香港的“难民”。

1962年6月26日，《星岛日报》以《初入境申领身份证者昨已逾四万人》为题报道，首批进人香港的“难民”被香港政府接纳。意味着问题开始解决。

这样，从5月初开始．到6月底结束的风起云涌一个多月的六二逃港潮，也终于在香港降下了帷幕。

◇第六节 全港大审判◇

一、行善者被法处

被宰割的羔羊

大陆难民流入到香港的各个村落、山野、城市街道后，如同无助的羔羊，包藏祸心者也趁机伸出了犯罪的黑手。

当深圳河边的暴雨过去，偷渡潮平息之后，香港法庭开始清理偷渡潮中发生的各种案件。大陆难民流入到香港的各个村落、山野、城市街道后，如同无助的羔羊，包藏祸心者也趁机伸出了犯罪的黑手。一件件窝藏偷渡犯，拐卖偷渡犯，虐待偷渡犯……的罪案，于1962年的7月后，在新界粉岭裁判署一一审理。第一天，同时审理了三件与偷渡者有关的案件。

首先被提堂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新界农民，他叫杜原。

杜原住边界打鼓岭木湖村，1962年5月23日夜里，门口的黄狗狂吠，他起床披衣出门想探个究竟。刚开门就听见门外的草叶哗哗乱响，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从草丛中奔出来。后头有人在追喊：“抓住他！抓住他！”。

年轻人跑到屋边后，便慌慌张张不知往哪去。杜原知道是大陆的偷渡者被警员追赶，连忙使眼色叫年轻人往屋后头跑。可是，年轻人竟本能地钻进了杜原的屋里。

这时，赶到的警员出示警证后，便进屋抓人。年轻人便跪在地上求警员：“大哥啊，你放了我吧！”

杜原看那年轻人才十六七岁，遍身是被树枝草叶挂破的血痕，情状实在可怜．便拿出一百五十元港币．交给警员，说：“行行好，大陆来的，没吃没喝的，可怜啊，你放了他吧。”

警员没有放走年轻人，回署后将此事上告，指控杜原贿赂警员，企图放走偷渡犯。

最后法庭判村民杜原贿赂警官罪成立被判以罚款。

警员没有放走年轻人，回署后将此事上告，指控杜原贿赂警员，企图放走偷渡犯。

最后法庭判村民杜原贿赂警官罪成立被判以罚款。

二、非礼逃港妇女案

女子苦苦哀求，并要求黄收留。黄于是将其带入屋内，让女子换了衣衫，并给予吃喝。进而要求与女子发生性关系。

第二个案件是与偷渡者有关的非礼案。

被带上堂来的是一个干瘪的四十多岁的男人。

黄某，45岁，住粉岭联合墟新村。5月24日夜，同样是被狗吠声吵醒，发现屋外的菜地里，躲藏着一个衣衫槛褛的大陆女子，于是上前威胁要将其送往警署。女子苦苦哀求，并要求黄收留。黄于是将其带人屋内，让女子换了衣衫，并给予吃喝。进而要求与女子发生性关系。女子为了感激，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

5月30日的《星岛日报》写道：“妇人姓李，一连几晚，她先后被迫与黄某发生性关系。后来，她发觉黄某收留自己不怀好意。同时，那家伙还不许她离家，把她当作妻子长留在那里，大为惊惶。趁黄某不觉，离开村屋，跑到警署，把这件事揭发了”

——

两案审过，被告先后离堂听众席较为平静。

当第三位犯罪嫌疑人出庭时，满座都“啊——”的一声。

原来，这次上来的被告是位雍容华贵、仪表高雅的港警夫人！她因救了一对偷渡的母女而被控有罪。她叫葛施梅（代名——作者注）。

三、港警夫人“窝藏”案

背着孩子，站在这迷茫无际的原野上，何福明心中也一片迷茫。

小梅在她的背上哭着：“爸爸呢？我要爸爸——”

远远的，那边的天边一片光明，一排排白刷刷的高楼大厦矗立着。她知道，那就是他们全家梦寐以求的地方：香港。

何福明对背上的小梅说：“乖啊，再挺一会，我们就要到了！”

“爸爸在哪里啊，妈妈？”

孩子的问题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尖上，丈夫与她们母女走散了……

两个小时前，她和丈夫周信、女儿周小梅在人流的簇拥下，终于冲过了边界。还没站稳脚，一家人就被难民潮冲散了。

何福明六神无主了。在惠州乡下，她是事事都要靠着丈夫的。就是赶趟墟．都得要跟着丈夫的脚跟走，怕丢，也怕人多。现在好了，丈夫不见了。

怎么办？她一筹莫展。

“妈妈，我饿——”小梅在背上哭着，她的心更乱了。

也许丈夫早就考虑到有这一幕，临行前叮嘱她：“要是万一失散了，你也不要慌。香港那地方，是讲法律的。你就带小梅径自往香港市里去，总有办法。”

“嘀——”一辆摩托车开过来了，停在她们旁边啊，这里竟还有摩托车来接人去市里啊。

“上车，上车，十蒙（元）啦——”摩托仔叫着。

她看到，路边上还停着好些摩托车。些逃过来了的百姓，交了钱，就往车上跨。看来，坐了这个车，就可以进香港了。

何福明按按口袋，在贴身的内衣里，还留着昨晚缝上去的全部家当12元钱人民币。听说是可以换港币的但那是她们到香港后唯一的一点活命钱了。

“我们没钱——”想起要给小梅买块面包，何福明把小梅往上耸一耸：决心步行走到市里去。

“妈妈我饿——”小梅在肩土哭着。

那摩托车就跟着她们走。

摩托仔说：“孩子饿啦，上车吧——我不收你的钱。”

何福明不敢相信。她知道香港还是“旧社会”。她不相信“旧社会”里还有好人。她不敢理睬，还是只管自个儿走。摩托车就跟着她走。

“上吧，大嫂——我同你一样，也是逃过来的人。”

何福明停住了。也许是这句话让她放松了警惕。

摩托车轻快地沿着马路朝香港市区开去。

摩托仔告诉何福明，他是去年跑过来的。就在香港以跑摩托车为生。老婆还在增城呢。

“唉，老公没找到，也没关系的，过来了，就是福了。打份工还是不难的。老公慢慢再找吧，要是不给抓到送过去，就算得着生路了。”摩托仔说，“慢慢都会发身份证的”。

“还会抓吗？”坐在摩托车上的何福明有点紧张。

“发了身份证就不抓了。你们有亲戚在这边吗？”何福明说没有。

“那你们难办了。你找准担保呀？”

说的也是，何福明心里非常紧张。

摩托车已经到了香港上水的市面了。

“下吧——”何福明和小梅下了车。

“往下，就靠你们自己了——”摩托仔对她们说。然后，一踩油门，“嘟嘟嘟——”走了。

我们怎么办？望着满眼的高楼大厦，街上一个个陌生的面孔，靠谁啊？

“嘀嘀——”摩托仔转了个圈又回来了。

“上车吧。”摩托仔说，“带你们上一个地方去，大陆来的人，都在那儿找工作。我领你们去那吧——”

“你去做保姆行吧？”摩托仔回头问坐在车后的何福明。

“保姆？”何福明不明白。

“就是给人家搞卫生、做饭的，你这总行吧？”

“行，我行。阿叔。这些事在家全是我做啦。”

“要有人来问你，你就说什么都愿做，只要给口饭吃。”

“我知道，我知道。”何福明点着头，真碰上好人了，“只要小孩有饭吃，就行。”

摩托车在街上转了两个圈，停在一个公园旁的路边。

“就这里——”

何福明往那路边一看。原来，公园边密密麻麻站满了像她一样的人。五一群、衣衫槛褛。有的蹲在树荫下、有的伸手向过路的香港人乞讨、有的在红灯亮着的马路中间走来走去……

摩托仔说：“你放心，在香港这地方，靠自食其力，只要不抓到警察局去，没人会欺负你们母女的。”

又是一阵发动机声，这回，摩托仔真的走了。

看看路旁那么多的像自已一样的大陆人，何福明的心又定了些。总算又找到自己人了。

她正要牵着小梅朝人群中去。突然，就看见人群像潮水似的涌动，“差佬来罗——”“抓人罗，跑啊——”旁边有人大喊。

只见一辆香港警察署的车，转着红灯，发出“咭咭——”的怪叫声，缓缓开来跳下几个警察，见人就追。

“快走——”有人提醒她。

那些围在公园旁的逃难者，四面逃走。何福明路不熟，街面又滑，没跑出几步，就“扑通——”摔在地上。小梅也被摔出了半米远。

何福明手也摔出血来了，小梅坐在地上，竞然没哭。眼看后面的警车紧跟着她们来啦！这时，一双白哲的手从头上伸过来．把她从地上拉起。

啊，是个女人！那女人抱起地上的小梅，拉了何福明就往街边的胡同跑。

跑到胡同口停住了，何福明一看，呀，是一位衣衫阔气的年轻太太呢！又一位好人啦！

阔太太把小梅放在地上：“你们快巷子里逃，他们的车进不了！”

“多谢太太，多谢——”何福明就要拉着小梅磕头，太太却急道：“还谢什么啊，快走，他们来了——”

果然后而警车又叫了。可是，那警车开得慢着呢，好像故意不紧追这娘俩似的。何福明这才急忙抱了小梅钻进胡同。

等她发现后面再也没人追时．已经到了一条街的尽头。

几乎家家的门都关着，大概都怕涌进难民来。也有人挑开窗户，从几层高的楼上同情地看她和小梅……

现在怎么办？又没路，没人敢接受她们。即使躲过了警察又到哪里去？何福明带着女儿在街上惊恐地走着。

天慢慢黑下来了……

葛施梅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没有跟随父母到不列颠去。而是选择了同她高中时候的同学，一位香港警官谢宏明（代名——作者注）结婚。

婚后，葛施梅在一家地产公司做文员，夫妻一月的收入不菲。不出几年，他们就在上水的xx街买了一套房子。婚后的日广很美满。

不上班的时候，葛施梅就在家读读武侠小说、学学插花……

当报纸、广播连篇累犊地报道说，难民冲过边境，成千上万的香港人涌向华山去接济亲人时，葛施梅没有动，她没有亲人在难民中。她的父母是在大陆政权更替后，从上海逃到香港来的。有亲戚也不可能从上海跑到香港来，她想。

当然，即使在华山上有自己的亲戚，她也不敢去看望的。作为警察的太太，她是不能像平常人那样随便行动的。

慢慢地，街头巷尾到处涌满了衣衫槛楼的逃难者。大人牵着小孩，还有五六十岁的老人。早晨起来，就会发现躲在屋角里簌簌发抖的难民。

她从心底里同情这些人。

每次丈夫回来，她总要盯着问：“手下没打人吧？”“能放手的，你们就放手啊！”

丈夫总是安慰她：“没有，我怎么会呢，别听报馆乱说”

……

“太太，请给点吧——”昏暗中、她发现一只枯瘦的手向她伸过来。

原来又是一个乞讨的！葛施梅从包里拿了几个银币，正要放到那人的手里，忽然，她发现，这不就是半小时前救助的那女人吗？身下还牵着那四五岁的小女孩。她们怎么也转到这儿来啦？

“是你们——”她吃惊地叫了出来。

看来，这对母女真是走投无路了。

“太太，是你呀，大恩人，小梅——”何福明拉过小梅来磕头。

就在这一秒钟，葛施梅做出了一个大胆和“错误”的决定。

“跟我来吧，”葛施梅一只手从地上抱起了小梅，“我家就在这——”她指着漂亮的公寓说。

世界上的变化真快，刚刚还在街头忍饥挨饿无依无靠，眨眼间，何福明已经坐在灯火辉煌的大客厅里了。

这是一个像宫殿一样的客厅，大吊灯、意大利沙发、阿拉伯地毯……何福明简直看花了眼，她一辈子也没到过这样豪华的地方。

“来，换了，都换了——”葛施梅把自己不穿的衣服啦、皮鞋啦、胸罩啦……都翻出来送给何福明。

“冲凉房在那边，去洗个澡。王妈——”她吩咐着保姆，“来客人了，快做饭——”

温水冲在何福明的身上，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

唉，怎么“旧社会”的人这么好呢！

何福明同小梅已经坐在小客厅的桌边，小梅和她都换上了漂亮的衣衫，吃着王妈做的客家酿豆腐、番茄炒鸡蛋。

“睡房在那边，”等母女俩吃完后葛施梅说，“王妈会领你们去，你们就在我这先住下，哪儿也不要去、以后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会有安排。”她相信自己对丈夫的影响力。

何福明躺在床上睡不着。她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要来决定她们母女的命运，那就是葛施梅的丈夫。

要是他回来，会怎么说？何福明其他的不懂，但她明白既然要抓她们，那“窝藏”就是有罪的。

她突然觉得，要是给这么好的太太增加麻烦，那还不如自己走。

她决定了，第二天一早就悄悄背着小梅走。

蒙眬中，她听到客厅里一个男人低沉的问话：“来客人了？”果然，是男主人回来了。

没有声音，大概太太把丈夫拉进里屋去了。

接着，她隐隐传来两个人议论的声音。后来又听不见了，大概房门被关上了。

其实，此时，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发生。

“是从大陆来的？”

“是的，怪可怜的，留下她们吧。”

“你怎么这样糊涂啊，非法偷渡啊！”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吗？你不知道香港的法律吗？我能够知法犯法吗？你真糊涂啊！”

“那你是打算把她们母女送到警察署去吗？你要是忍心，你就送去吧。”

丈夫的心也软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葛施梅放低了语气：“我们就帮人家这一回吧。我们留人家住些日子，等风声过去了，就让她们走，这样也对得住我们的良心了，你看行吗？我求你了！”

这时在谢宏明心中，“法”和“私情”发生着激烈的碰撞。

从一个公职人员对职业的忠诚来看，他不能亵渎一个警官神圣的职务，应该将母女送交警署，按法律办事。

从良心上说，把她们母女送到警署去，他做得出来吗？把无依无靠，走投无路的母女往火坑里推，做得出来吗？

做了善事．就是上帝也会感谢他们的。

他准备放弃最初的念头了。

“不行——我不能这样做！”半晌，他猛地又翻身从床上起来。

这个在英国皇家警官学校进行过严格训练的，有着强烈法律意识的年轻警官猛然感到自己的行为有悖法纪。

“母女俩一定不能留，一定得按法律办事！”他对妻子说。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两夫妇有了一个谁也没料到的好办法。

首先，由丈夫谢宏明出面向法院控告妻子葛施梅违反香港法律，收容大陆偷渡人员，请求给予妻子法处。然后，由葛施梅向法庭认罪，请求宽处。接着，何福明、周小梅母女向香港法庭提出申请，要求考虑母女走投无路的困窘，按照人道的原则，免予遣返，并给予居留权。

5月25日，依计行事，葛施梅从容走进法庭，接受审判。

如果“窝藏”成立，葛施梅将被判人狱一年！

法官也举不起法笔：这样有良心的人，还要把她送进监狱吗？

法律和人情在此较量！

应该说，这是当时所有因偷渡引发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太太的仁慈义举、警官的忠于职守，何福明母女的可怜无依，都在香港市民中广为传开。

最后，法庭做出了让所有香港人欣慰的判决：

5月26日《星岛日报》称：“李扶连法官认为，被告人乃出于同情，并无收费。被告人的行动值得原谅。被告人之丈夫以职责枚关报警亦属合理。姑念被告人初犯，从轻判处，罚款五十元，另签保行为三年。”

葛施梅夫妇高明的做法、法庭高明的处置，皆堪称香港法例经典。

此后，由于此事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何福明失散的丈夫也寻到了葛施梅家中。于是，失散的一家得以团聚、真是祸中得福！

◇第七节从逃港者到“洋参大王”◇

一、从“富农狗崽子”到“投机倒把分子”

“投机倒把分子”

我已经不记得我有多少次被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子，用绳索捆着，敲着破的热水瓶或者破脸盆游街了。口中一边还得喊：“我是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压永竞！”

——摘自全国政协委员庄永竞的回忆文章

1949年的冬天，一个冷雨簌簌的日子，我出生在粤东山区揭西县一个富农的家庭里。父亲给我取名叫：庄永竞。

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头．富农也被看成了阶级敌人。其实，当年一般的地主，也不过有幢房子和一些田土而已，有些自己还得下地干活的。富农也仅仅是有碗咸鱼白米饭吃而已。

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传到了粤东，有人劝父亲一起逃往香港。“我一不算有钱人，二没害过人，靠自己做生意下地过日子。我怕谁呀，不走。”父亲不愿离开。

事实证明，父亲想错了。到了他要想再去香港时，已经不再可能。

我家的财产被没收，店铺被充公，连住的房子都被分了。别人跑进我家来，大大方方地搬走了我家的雕花床，还对母亲叫着：“走开！走开！”好像是他们自家的一样。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一切使大多数人富裕了。但对于某些家庭来说，却是灾难。用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的家庭从此跪下去了。

我们被赶到一间才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里。又黑又暗，下雨时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山区的天气冬夜很冷，我穿着一件用父亲裤子改成的单衣，常常冻得直打哆嗦。母亲心疼我，找来一条装米的袋子：“儿啊，你围在身上吧。”我实在太冷了，像只害病的小猫．直往烧火的灶边靠。

父亲干活回来，看到这一幕，只有叹气。

为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做起生意来。那时，农民做生意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犯天条的，他只能偷偷地干。有一天，他挑回来四只猪苗，打算去卖了，挣几块钱，谁知很快有人告了密。

父亲被抓走了，全村社员开大会斗争父亲。

父亲胸前被挂上一块“投机倒把分子庄建情”的木牌，上面还用红笔打了把很大的“x”。有人拿大棍子打父亲的头，头上的鲜血直流，肋骨也被打断了。

我想冲上台去救可怜的父亲。可是被母亲的胳膊死死地拽着．母亲的泪水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脸上。

“打！打死他！看他交不交代！”有人在吼着。

于是又有“积极分子”跳上台去，打了父亲一个耳光。

我终于挣脱了母亲的手，像一头小犬一样，冲上了台。可是我身小力薄，哪里是那些人的对手。我用小拳头挥打着，用尖利的牙齿撕咬着，但很快我就被他们像摔小鸡似的摔下了台。

夜深了，山区的寒夜格外冷寂。桌上的油灯亮着，父亲还没有回来。

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但愿老天保佑父亲没事啊。

门口有微弱的叫门声，是父亲！

他是爬着回来的，门口的青石板上还留着他殷红殷红的血迹……

凌晨三点左右，父亲饮恨离开了我们。他死的时候，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他是不服啊！他冤啊！

这是一个我永生难忘的凄惨之夜！

油灯的光在一晃一晃。母亲一边哭，一边打来了一盆清水，把父亲身上的血迹擦干净，没有没破的衣服，母亲就把自己一件衣服给父亲换了，然后靠着父亲的耳朵说：“建情，你去吧，我会把他们拉扯大的！”

此时，母亲再在父亲眼皮上摸了一下，眼睛合上了。

父亲安葬在家对门的小山上，我跪在他坟前，暗暗发誓：“父亲，你安息吧。我大了会替你争气的！”

我没有父亲了，母亲为了让我们不再背上“富农”的黑锅，改嫁到几百里外的一户贫农家中。

时光一天天地过去，我也长成一个大人了。

也许是父亲在我身上留下的因子在起作用。长大后的我对“经商”也有着特别的热衷和敏锐。

那年头，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什么都凭票。买粮要粮票、买衣服要布票、买油要油票。由于物资短缺，票证就变得珍贵，甚至有的地方只要付十斤粮票，就可以娶一个老婆回来。于是私下里买卖粮票、布票、油票的情况很多。

于是我也盘算着，如果从甲地低价买回票证，用高价卖到乙地去，不是轻易地就可以赚到钱吗？其实，这是一个太简单的商业运作了，可那时候很多人就是想不到，或者想到但不敢去做。

我筹了一笔钱，云游他乡．做起贩卖票证的生意来。

当然，干这种生意是违法的，要是被抓住了，就同小偷差不多，是要戴上高帽子游街的。为了挣钱养家，我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我充分注意了各地的行情。发现粮票、布票充裕的地方是大城市。大城市里，人们油水好、吃得也就少；家庭人口也少些、穿的也是好料子，不像农村人，上山下水衣裤容易破。所以城里人往往手头的粮票多，布票也多。相对来说，小城市和农村就比较缺乏。我于是把收购粮票、布票的重点放在广州等大城市上。

“阿婆，有没有粮票，匀一点给我、我是从乡下来的，粮票用完了。”

老阿婆看了我一眼，我善良的面孔总是帮助着我：“拿去吧，孩子，不要你的钱，早点回去。”但我还是把钱塞给了阿婆。

收到足够的粮票布票后我就拿到农村或者小的城市去，那里早有接应我的“同党”。

就是这样，我利用着自己无害的“欺骗”和人们的善良，做成了最初的一笔笔票证生意。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走街串巷贩卖粮票布票多了，常常会碰到危险的时候。

那时，人口是不可以随意流动的。比如说，你要从揭阳到广州去，得有大队以上单位开出的证明才可以通行。各地都在道路上设卡检查。每到过关的时候，拿着假证明，揣着几百斤粮票，心口就“扑通扑通”地跳。

有一次，我终于被抓起来了。很简单，只要对证明有一丝怀疑，再一搜身，那还有不露馅的？

我已经不记得我有多少次被戴上“投机倒把”的高帽子，用绳索捆着，敲着破的热水瓶或者破脸盆游街了。口中一边还得喊：“我是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打倒投机倒把分子庄永竞！”……

我被放回家时，家已经被抄了，仅剩的一点凭我的劳动和智慧挣来的钱，自行车和两床干净点的被褥，也被抄走了。

那时我已经结婚，怀孕了的妻子正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痛哭。

我的一切希望破灭了。我知道在那高压的政治下，想过上好点的生活，像人一样的生活，只是梦想。

我不再留恋。只有走，过河去！走父亲曾经想走而没有走的路——“逃港”!

二、为活命挥泪别爱妻

坚决逃港！

走出牢房，我像是鸟儿出笼。我对着镇委会“啐”了一口：去你的吧，你监督我，到香港“监督”去吧！

母亲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她死前曾对我说：“孩子，你的事业不在这业，你应该走，去找一个适合你发展的地方！”

在那个年月，许许多多的青年人，都做着去香港的美梦，去的人回来，一个个都成了“华侨”。还说香港是人间天堂，就是在街上乞讨，放在你手上的也是面包牛奶，谁的心里都痒痒的。于是有了不少从中牵针引线做“蛇头”的。当然，被蛇头坑了的也不少。

据说一个蛇头，收了一个湖南仔的钱，半夜把人家领到“海”边，说，对面有灯光的地方就是香港，下水吧。湖南仔就跳进水里。游到对岸，以为是香港，进村一敲门，马上给民兵抓起来了。原来蛇头把他领到的“海”,其实是今天深圳南头的西丽湖，那时叫西沥水库。

不用别人，我要自己去开一条路！

我知道，偷渡能不能成功，关键看对深圳河边的情况熟不熟悉。

我翻开地图，首先对深圳河两岸的地理情况进行了分析。如果能在河边上生活一段时问就更好了。但是，怎么才能到达河边呢。

那时，深圳是边防区。没有特殊的证件不准靠近深圳一步，何况我这个上了黑名单的“投机倒把分子”，要拿到公社一级的证件是万万不能的！

不久，机会来了。

那时宝安县正在大搞建设，建剧院啦、招待所啦，轰轰烈烈。宝安县的人本来就少，都跑香港去了。而且自古那里的人，就只会做生意，做工程是外行，所以总是到外面去请民工。

宝安县的工地上，因此集结了大批外乡的年轻人。这些外乡人中有的打工是假，瞅准机会逃香港是真，于是，我想方设法钻入厂宝安县的建筑工地，混进了打工仔的队伍中。

有人问，到宝安县打工的人有严格的控制，公安局都掌握着人员的花名册的，你怎么能混得进去呢？

这种表面严格的控制，实际上潜藏着惊人的大漏洞：今夜的人偷渡走了，下面不敢往上报，瞒着，明天又从外面招一批人来。数目没有多大的变化。甚至人名也用逃走了的人的。公安局来检查，那么多的人，还能认出谁叫什么名字、什么面孔？

我在工地上混了一个多月，很快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周围的环境也熟悉了。深圳河边上，哪儿是山、哪儿是水、哪儿有哨兵都掌握了，连路上哨卡值班的规律都摸得一清二楚。

我的记性好，不用画图，也能全装在脑袋里。

一切准备就绪，我将手中承包的工程转给了别人，拿到了一笔钱——干什么都是要钱的。然后同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约好了日期，随时准备渡河！

临走之前，我决定再回家看看怀孕的妻子。也许还能看见她，也许死在渡河中，就永远也看不到了……

我不敢往下想了，眼圈也湿了。

趁着夜色，我悄悄地溜回了家，不敢大声，只敢用两只手指轻轻敲了敲门上的环。“吱呀”一声，大着肚子的妻子就开了门。

“你还来呀，大队的民兵下午刚来过了，来抓你呀，你赶快走吧！”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汗汪”的狗叫声传来，妻说：“不好，他们又来了！”

果然，四个民兵冲过来，不由分说．把我五花大绑，送到了河田镇关押起来了。罪名是企图逃港。

奇怪的是，他们怎么就知道我要逃港？这至今都还是个谜。

真是倒霉，还没动身，就被关了起来。

身处囚室，心在河边，一帮弟兄还在等着我呢，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又不知等到哪年哪月了。

为了能早点出去，我表现得特别老实，他们说了什么我就承认什么。要我写悔过书我就写悔过书，要我交“浮财”我就答应全交出来。

看我态度好，又认罪积极，镇委会关了我十几天就把我放了，说是交当地“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走出牢房，我像是鸟儿出笼，我对着镇委会“碎”了口：去你的吧，你监督我，到香港“监督”去吧！

这回真的要跑了。临走前，我先到伯母家去看看，毋亲死后，伯母就是我的母亲。

“孩护，走吧，你还是走好。”她用粗糙的手摸着我的脸。把我掉在眼角边的乱发抚上去，“伯母，怕再看不见你了。”

伯母哭了，我也暗暗地流下泪来。

“孩子．你遭了十几天的罪，也得吃餐饱饭上路，伯母给你做顿好吃的。”说着，就到厨房忙碌去了。

不一会儿，她就做了我最喜欢吃的，也是我母亲常做的客家饭菜，热气腾腾地端上来了：“孩子，你快吃，没你妈做的好吃。”

我心里一热，泪水都快要流出来了。想起母亲在时，每当出门，她也是做着这样的饭菜送我。

我喝下了伯母端来的一杯洒。

伯母啊，是你给了我鼓励。这一生一世，即使后来我吃上了山珍海味，统统都比不上你给我送行的那顿饭！

我要走了！伯母打开门，一股夜风迎面扑来。

我得最后再去看一眼我的妻子，同她作最后的分别。

我靠近那间亮着灯光的小屋，心里犹豫起来。妻子没有多少文化，是个典型的乡下女人。告诉她我要逃港，不但不能帮助我，反倒增加她心里的压力。我决心不告诉她。

看见我平安回来，她对着我看了半天，好像是在梦中相见。

我这才发现，家里箱翻罐倒，已经给抄得个底朝天。我紧张地靠近床头，在床脚下，有我藏着的两白元钱，这是我逃港的经费。谢天谢地，它们都在！

靠近妻子，看着她虚弱的身子，鼓起的腹部。想起我今夜就要离她而去，生死未卜，不知能不能再见到她，也不知孩子生下来，她怎么带大……我的眼泪快要出来了。

我不敢冉想下去，也容不得我再想了，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早点走！

“我要到远方去做生意了。一年半载是回不来的。得靠你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一听这话，就“嘤嘤”地哭起来了。

“我知道你要做什么，我知道。”她忽然说。

我一听，大吃一惊。她什么都明白啊，只是不说。

我生怕她声张：“你快别哭了，让人听见又坏事了。我得走了，孩子出世，不管是男是女，都叫重阳。”

她一把抱住了我：“你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啊……”她的泪水像一串串散落的珠子往下掉，地上都湿看。

我的心要碎了。妻子就要分娩了，我却要远走高飞，把她留在大陆。作为一个男人，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你等等好吗，等到孩子出世，我同你一起走。我们死就死在一块，好吗？”

我愣住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和追求自由创业的决心，在我心中厮杀着、搏斗着。我感到自己快要崩溃了！

“你不要拦我，我要走了!”

不行，我不能让妻子拖着，这里是最最危险的地方！

我咬咬牙，摔脱了妻子的手拉开门，一阵风吹来。

外面，是一望无际的黑夜……

三、深圳河上枪口逃生——死也要渡河

我知道，我不能后退，就是打死了也不能退．我只有拿生命做赌注！我死命朝前奔，拼死也要渡过河！

傍晚时分，我们接近了梧桐山。

梧桐山是偷渡香港的第一站。山高998米，道路崎岖、荒草迷离。有人曾从山上摔下来摔死，有饥饿的越境者在山中为争夺最后的一点口粮，互相残杀而死。山上山下，不知留下过多少越境者的白骨。

我们一共有七个人，约好了在一片甘蔗林里会合。

到了甘蔗地边，我轻轻拍了一下巴掌，那边很快有巴掌回应，过去一看：好家伙，都来了。我们都穿了最能跑的解放鞋。为了防山上的蚊子，小腿又都用布条包好了。背上背着一大堆干粮，我们是准备在梧桐山中呆三天三夜的。那时候没有塑料瓶，没法带水，幸好山下有山泉，可以解渴。

还好，甘蔗地一带没有巡逻队。远远的，一两公里处的小村庄才有灯光。那个村子叫西坑，听说那里的巡逻队很厉害，便远远地避开。

边防军的人数是有限的，主要搜索这一带的就是民兵。我们都年轻力壮，只要没有狼犬，他们是追不上我们的。

“带好东西，上——”我一声令下，七个人就穿过甘蔗林，向梧桐山跑。

“站住——”我听见左方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有人的喝令声。接着，一头狼犬凶猛地叫着，箭似的窜出来。

糟了，碰上边防军了，他们设了埋伏哨！

“快跑．不能停，分散跑——”边防军和几个穿便衣的民兵向我们追来。

我们分散跑，狼犬就是咬着一个，也咬不了所有的人。我一边叫着，一边没命地逃。

表兄和另外一个伙伴跟着我逃。另外四个以为巡逻兵追我们了，就原地躲了起来。

甘蔗“啪啪啪地”倒在地上，我用手分着甘蔗，发疯似的逃命。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是死是活就这一次了！

不知跑了多久，再没有人追的声音了。我们爬上高坡，听见原来隐蔽的地方传来狗吠和人被打的嚎叫声：唉，我的那四个伙伴一定是被发现抓了。

我们依然害怕狼犬来追，刚好旁边有一条小河，就跑进河里，顺水而下——人下了水，狼犬就嗅不出气息了。我们在黑夜中不知漂了有多远，确信狼犬不会来了才上岸。

抬头一看，眼前是一座险峻的高山。

梧桐山到了！

幸运的是，这里竟然没有岗哨。我们安全地爬到了山顶。听说那山边有个危险的“老虎嘴”，我们特意地避开了。此时，七个人只剩三个：我、表兄还有一个姓邱的伙伴。

到达山顶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站在山顶上，香港的灯火就在脚下。一阵阵凉风吹来，好舒坦啊！

气氛一时缓和了下来，肚子也开始懂得饿了，我便靠在一块崖石上，打开干粮包吃东西。那些饼干，经河水一泡，都成了糊糊了，正好饱肚又解渴。

“永竞啊，你到了香港想做什么呢？”表兄问我。

“先说你们吧。”我说。

“我没啥要求。”姓邱的伙伴边吃边说，“就想吃一顿饱面条。”接着他又问我：“香港人天天都能吃面条吧？”

唉，那年头，吃面条也成了天底下最美的享受！

“我想开一家铺子，”表兄说，“然后把我老婆接过去，她看店面我进货。再生个崽，让他上有钱人的学校。永竞你呢？”

我咽下一口饼干：“我们拼了性命来，要是仅仅为了吃餐饱饭，我就不来了。要干，就要干一番大事业。我先从给别人打工做起，三年打基础，五年成家立业，十年内开个公司．几十年要扬名香港。到那时再回揭阳县拜祭祖宗！”

他俩都不由得佩服我有志气。

也许是太累了，迷迷糊糊地我们就睡了。那晚，梧桐山的蚊子一定在我们身上占了不少便宜。因为第二天早上一看，我们的脸上、手上，满是蚊子叮出的红点。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下山。

山南坡陡．我们拉着青藤往下溜，只听见那个姓邱的“啊——”的叫了一声，原来他踩到了一具尸体，还是个女的，二十来岁。可能是在向香港爬的路上饿死的。

唉，梧桐山啊，不知有多少逃港者就无声地死在这山林中，他们的亲人连尸体都收不到！

前面是一片稻田，稻田尽头那波光粼粼的就是深圳河了。

“永竞，你看——”表兄忽然指着稻田惊叫。

原来，稻田中东一个、西一个，藏着好几个像我们一样衣衫槛楼的准备逃港的人呀。

大家像是一下子都从地底下钻出来了，都来这汇合了。

“你哪里的？”

“惠东——”

“你哪里的？”

“增城——”

唉，都是像我一样呆不下去的人！

这是一群互不相识的人，却像一支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队伍。就要一起偷渡深圳河了，生与死的追求把人们连在了一起。大家藏在稻田中，都不说话。但从那淡淡的一句招呼、一个点头中，你可以感觉——我们是可以生死与共的。

天，终于黑下来了，我们要向深圳河发起生与死的冲刺了！

真是幸运，这时天竟下起雨来了。一时鸟云滚滚，厚厚的雨帘遮住了人们的视线。这正是渡河的好时机。

像是约好了一样，人们都跃起来，朝深圳河狂奔。一时间，稻田里人影闪动，泥浆飞溅，发出一片劈劈啪啪的声音。

也许是声音太大了，远处传来了狼狗的叫声。不好，又碰上边防军了。

还没等我定神，就看到一头狼狗飞似的窜向人群。接着是“嘭嘭”的枪声。边防军开枪了 !

他们真的开枪啊！

此时的人群四处逃窜。像上次在甘蔗地一样，每个人凭着本能做出选择。而这一刹那做出的选择又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有人跳进了河里，怕的又跑回山沟躲藏，还有人爬到了树上躲避狼拘。

我知道，我不能后退，就是打死了也不能退，我只有拿生命做赌注！我死命朝前奔，拼死也要渡过河！

我终于跳进了水里。我听说过，下水就属香港的领地了，但子弹还是在“嘭嘭——”向河上飞来，就在我身边溅出一朵朵水花。我的命大，“嘘嘘”响着的子弹一颗也没打到我！

我把一支芦苇草管含在口中，钻到了河底，枪声真的不再朝我来了。大约过了十分钟，我才敢探出头来，看看情况。

我亲眼看见，那姓邱的给拖着走了，树上的人被狼狗咬着腿，从树上拖下来，鲜血淋漓，发出一声声恐怖的叫声……

边防军终于朝西去了，我顺着河水来到了一座桥下。我爬上岸，终于看见了香港的铁丝网！

我知道我要胜利了，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蹭地一下就爬上了铁丝网的水泥柱。然后松手一跳，落在坚实的水泥地面上。

没站稳，屁股结结实实地给震了一下。

来前有人告诉我，中方的巡逻路是泥土的，港方的巡逻路是水泥的，我屁股给震了，说明真的到了香港啦！

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回头一看，高高的铁丝网就在身后呀，我是真的过来了啊！

万岁！我兴奋得真想喊。

好了，我要投向那个陌生的城市了！

临行时，我再看一看身上。长裤子在上铁丝网时全挂破了，像是烂布条。身上的背包不知道哪里去了，手掌上黑糊糊的全是血块，满脸的泥浆和脏水……

现在，我就这样几乎是赤条条地站在香港的大门口了。

在香港，迎接我的会是什么呢？

只有上帝才知道！

四、从苦力熬到大老板——香港“二等苦力”

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

到了香港，我从苦力做起。

大陆来的偷渡者，大多是缺少技术又都年轻力壮的青壮年。而香港的工厂里，正好缺少这类的人。经熟人介绍，我跟两个同伴进了一个毛线工厂，专做搬羊毛的活。每天一早去装车，然后卸到工厂里。再装了半成品，到另一个工厂卸下加工。每月工资600元。

没日没夜地干，一大捆一大捆的货物被扛起，每捆都有一两百磅，压在我的背上，从架在车上的“独板桥”上走过去。一天下来，一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

一天，工头跟我们说，谁愿意加班给双倍工钱，我一听马上答应。可没背两趟，就发现体力透支了，腿脚发软，眼里冒金花，“扑通”一声倒在水泥地上。

就这样我在小屋子里，自我“照顾”调养了两天，身体好一点，又去上工了。

这天中午．我回来得晚了些，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食堂的师傅却说：“你们没饭了。”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

一盒饭值几个钱？太拿大陆来的不当人了！一气之下，我把肩上的大汗巾摔在地上，不干了！

说来也好笑，每当在别人的侮辱和沉重的劳动使我喘不过气来时，我就偷偷地学唱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

“休看我，戴铁镣，锁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我一直在找寻自己出头的路子，我知道．高耸的大厦要从最初的第一块砖垫起，要实现伟大的理想，先要做人下之人。

不久，有人介绍我去一个药店做学徒。我很快答应了。心想，做学徒就可以学到“药”，学到了“药”，说不定现在能开一间大药店！

老板是潮州人，姓陈名克文。他现在是我的“一洲’公司的顾问。

做饭、打扫卫生、送孩子上学，像个男保姆。但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干。

晚上铺门一关，架上两块门板，我就睡在药店里。一是解决住宿，二也防盗贼。

夜晚是我学习的好时候。药店里有不少的药书，我就边翻书，边查对药材。

这个时候，我又常记起小说《在人间》中的大作家高尔基。他也是当过学徒的，后来不也成了大事？

我总是用出色的人物来激励自己。

我用订书针钉了个本子，把每天晚上学习的心得记录下来，便于记忆。

我还有一本特殊的小本子，这本子记的不是药名、用法，……而是专门记老板在做生意时的方式方法、言谈举止甚至音容笑貌——

x月x日：一女人抱着孩子满头大汗，来店吵闹要换药。药已用过，本不应退。但老板毫不动气，亲为女人打扇送凉，并吩咐我换药，还叫我打伞送女人到家。我明白老板的意思，不敢怠慢，一路上还抱着她的孩子。到家后此人感激不尽，后来成了店中常来的顾客……

半年后，姑表兄开了一家药店，请我去帮忙。我便从小学徒变成了搞药店进货、推销的……

又过了半年，我筹了五百元钱，同一位叫张子酋的朋友，租了一间小房，开始做药材生意了。

全部本钱才一千多元，这个小老板真够可怜的。但这没什么，小有小的做法，只要做得好，小生意也可以变成大生意。

我常常叮嘱自己：别贪多，别求大，赚多赚少没关系。做小生意靠的是起早贪黑，靠汗水来钱。大生意那是人家赚的，别眼红。小生意赚得少，但赚到手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钱。

有时候，客人需要一斤人参。手头没有货我也应承下来，对客人说：“明天即送到府上。”实际上我的货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应承后我撒开两条腿，香港上下，东奔西跑为他找货。千方百计找到货后，买下来，再按时送到客人家里。一天忙得疲惫不堪，也就赚了几元钱。

但只要钱到手了，我就高兴——集腋成裘。我们潮汕人的小本钱就是这样滚大的。加上我幸运地中了一回“六合彩”，一下有了几万元本钱！

于是我租下北角英皇道128号，自己开起了一间“四海公司”，专营高档的营养品。

我为什么要做高档营养品生意呢，这里也有我的经营之道。

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人们的收人大大增加了。荷包里的钱一多，就考虑两个出路：一个是“玩”，所以，不少旅行社开起来了，娱乐场所、健身房生意火暴；另一个是“吃”，人有钱了，就最想保命。要玩得快活，更要精力旺盛。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养对身体有益的补品来吃。

就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推出中国传统的人参、鹿茸、鱼翅等高档补品。

但是，这种想法也不只有我一个人有。高档补品店一多，就得看谁能拿到最便宜、质量最好的货，谁能把手上的货销得最快。

到我这里买货，我会尽量给顾客让利，决不斤斤计较。买少量药材，零头不要；成批量要货的，给人家打折还搞额外赠送。买过我的人参鹿茸的，过年会突然收到我的拜年礼品。要什么货物，一个电话我就把货物送到家。不满意的，还包退包换。样样为买货的人着想。

这些招式，现在香港的商家都会做了，但当时在香港都还是新招。“四海通公司”的名气很快打出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商诀窍，叫做：做生意的人，要先做好人，做了好人，你的生意肯定好！

经商一年多，我的财产激增了十多倍。

家在远方，夫妻不能相见。不久，我便在香港重新成了家，开了一家更大的公司，用我儿子的名字取名为“一洲”。

拿我儿子的名声作保，表示在我店买的货物，绝对可信可靠。不损人利己，不留骂名在世！

在港的最初几年，虽然有所斩获，但依然是在小的水沟中游来游去，虽衣食无忧，但要想成大器，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心冒险，闯出个自己的江山来！

但是，怎么寻找突破口呢？我不停地思考，终于有了灵感。

有一次，一个南美的老华侨来店里买一斤人参要带回南美去，问在飞机上怎么吃。我摇摇头：“很难。”他无意中感叹了一声：“咱们中国的药啊，比西药好，可就是方便不如人家哟。”

老人的话使我灵机一动：中药最大的缺点就是要放在火上慢慢地熬，这在惜时如金的现代社会，是个致命的缺陷。如果能把补品制成便于携带的丸粒，坐在飞机上都能服用，那一定大有销路。

于是我想到了制洋参丸，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把洋参制成成药出售的，这条路没人走过，可以走！

但是，制洋参丸要办流水线、大成本，得冒险，得借钱兴业。

成不成功，就在此一举！

经朋友帮忙，终于借到了40多万元。

1979年7月1日，我在香港湾仔庄士敦道租了一个气派的门面，光月租就一万八。我像是一个赌徒，猛着胆子上了。

我同朋友合作，先拿货，后给钱，在他的药厂加工了2000盒洋参丸，取名“一洲洋参丸”，先行投放市场。

现在，人人都知道我的洋参丸市场打开了，但当年谁知道你这个“一洲洋参丸”啊？要让广大消费者接受，得花一大笔钱去做广告。负债也得做。

当时，手上的资金没有多少了，香港的妻子把留着的一点首饰玉器都拿去卖了。我咬着牙，在港澳和国内外的媒体上发动了广告攻势。报纸、电视的广告一齐上。

钱抛出去了，广告也打出去了．但会有人来买吗？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反应。

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

我的心都悬起来了，难道钱丢到了水里？

有朋友安慰我，广告做出去是要一段时间的，你再等等吧。

那些日子，我们全家都像是掉了魂似的，盼着有订单飞来。每天到邮差送信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到门口去望。等邮差的时间也一天天提前，最早的一次妻子提前了40分钟就到门口去等了。

我一边等广告的反应，一边展开营销的策略。

为了让市场知道“一洲洋参丸”，我拿着登有广告的报纸，到港九各家药店挨家挨户地问。

“老板，你这儿有一洲洋参丸吗？就是这个——”我指着报纸说。

老板摇摇头，他当然没有。但老板很机灵。

“先生，这个‘一洲丸’，现在俏得很啊，本店刚刚销完，如果你要，请留下电话，明天进了货再通知你。”

我知道他已经“中计”，心里暗笑。

回到家里，他要“一洲洋参丸”的电话果然就来了。

就这样很多人都感觉到：“一洲洋参丸”是市场上的俏货！

四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从内地来的要“一洲洋参丸”的信件。那是一位老干部写来的。

真是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内地要洋参丸的信啊，订单啊，不断飞来，接着是台湾的、日本的、加拿大的……都来了。

“一洲洋参丸”的市场终于打开了！

往下的路，更是一路顺风……

1989年的国庆节，我以共和国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俯瞰城楼下欢腾的人群、海洋似的鲜花，我的热泪突然涌了出来。

想不到，我一个广东偏僻山村的苦孩子，今天也能站在这里！

家乡啊，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我的生命所系！

1985年12月3日，从我偷渡香港算起，十一年后，我又回来了。

离开他时，我是个衣衫槛褛，一文不名的“投机倒把分子”，现在，我是为祖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政协委员”。

我一路小跑，奔向埋葬了父亲的小山岗，身后跟着市里的书记、县长、乡长，还有一大批亲戚朋友。

我跪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像一个泪人。

我拿有限的积蓄，在家乡白石乡办了一所学校，用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一幢教学楼，让更多像当年的我那样的穷孩子能上学。大家都赞扬我的义举．说我不计前嫌，谁又知道我的真实内心？

父母不在了，但还有个父母在：我的家乡！

（本章内容征得编者同意取自陈禹山主编的《强人梦》。）

◆第五章 抚不平的波澜◆

——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第一节 北戴河的错误判断◇

一、毛泽东北戴河一夜未眠

抉择！

错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至于当年那些做了“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斗争”的人，应该给他们平反。

北戴河。清晨。

天，已经亮了。但海空上还有几颗星光。

天还早，毛泽东夹了一支烟，走出户外。卫士把大衣给他披上： “主席要出去？”

“是的，去散散步。”他这一夜又未眠。让他想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

海边静悄悄的，沙滩空旷无人，海浪接着海浪，一波一波，坚持不懈地扑向沙滩，好像永远也不会有休止的一刻。

人类社会的舞台也是一样的吗？历史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吗？一波连着一波的，永远也不会有静止的时候？……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人民群众的热情调动起来了，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但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田地荒芜、老百姓逃难，吃树皮草根。他意识到，这同自己的“理想化”的“冒进”是不无关系的。记得，刚开始搞人民公社时，就有人提醒过他“搞早了”,“大跃进搞快了”、“口号喊大了”。这中间就包括武汉的李达，记得自己还同他发生过争论。但事实却证明人家是对的。

错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至于当年那些做了“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斗争”的人，应该给他们平反。对于自己的错误，也要公开指出来。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他就是这样做的。

到1962年的8月，具体办理平反的邓小平，已经给全国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平了反。

可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材料反映，被平反的人有的高兴得跳起来欢呼，有的幸灾乐祸地讥笑给他们平反的干部。有人则公然宣称说：“三面红旗犯了错误”、“大跃进本来就是搞糟了嘛”

而他的那些战友呢？刘少奇没作声，内心足支持“平反派”的，周恩来在向知识分子摇橄榄枝，说他们现在都是“劳动人民”了。还有陈毅，他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糊涂啊！

无独有偶，就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1962年6月，那个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倒了的彭德怀，也跳了出来，向中央呈递了一封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要求为自己“翻案”。

本来只是想“平反”了，给所有的人都平复平复，就像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一样。没想到，他们的目的根木就不在这里，他们的口的是要“翻案”啊……

翻案？翻谁的案啊？

不就是要翻我毛泽东的案吗？不就是要重写历史吗？不就是要把我毛泽东搞过的再翻过来吗？

前不久，在习仲勋等人支持下出版了小说《刘志丹》，康生一见便指出：“这是为高岗翻案的”，还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如果照他们这样，连高岗也要翻案了，如果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也错了，那不就是我毛泽东的路线错了吗？

翻案风之外，还有一个更令他不安的事情，那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农村不要搞“集体”了，退回到“土改”的时候去。还是把田分给一家一户，搞单干。这实质上不就是否定他带领人民走的这条“集体化”道路吗？

这可是他毛泽东提出的根本路线啊！

本来，七千人大会上，部分地允许农民“包产”，只是恢复经济的权宜之计，只是策略性的“退却”。可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就是不理解，把“退却”看成是“放弃”，想着的还是私有化的路子。

“农业专家”邓子恢自不必说，他还没接受教训，还在不同场合中提出要“适当扩大自留地”。管经济的陈云呢，最近也搞出个《青浦农村调查》来，大赞个体：“农民种自留地，积极性提高了”。至于邓小平，他脑瓜子更是一有机会就会向右拐的。1962年7月，他就在大会上宣扬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才是好猫。”分不清路线了呀。

他也曾苦口婆心地教导他的这些战友们：“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有的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放高利贷，讨小老婆……”社会主义就向后退了，说明共产党带的这条路就失败了。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听？背地里宽容、支持、甚至提倡。这是为什么啊？

令人担心的是，今天，就连他身边最信任的人，都在“动摇”。甚至可以说，跟他走的这支队伍在发生分化了！

他想起与秘书田家英的那次谈话。

二、“反对者”变成“支持者”

“农民还是要包产到户。我看还是包产到户好，这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几个月前，田家英还是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广州，田家英还将安徽省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他看，并含泪附信一封：“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互助求生。要求给一头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说得多好，这就是中国的实情！这就是搞“包产到户”的后果嘛！可是，还不到一年，两个月前，田家英从外面调查回来了，立场全变了。

他点燃了一支烟，饶有兴趣地等候田家英新的发现。

“农民还是要包产到户。我看还是包产到户好，这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田家英向他说起，农民认为公社搞的大集体生产不好，谁勤谁懒辨不清。积极性起不来。“要是把年产任务分到各户去，让农民自己来搞，劲头就上来了。农民就有饱饭吃了。集体化还是个很长的路程。”

真是奇怪怎么连家英也变了！毛泽东半天没有吱声。

突然，他提出了一个令田家英没有料到的问题。

“那你主张，是集体经济为主好，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好呢？”

没等田家英回答，他又接着问田家英：“家英啊，你的这个思想，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9-1230页）

毛泽东警惕了。

因为这一切已经触及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也许，田家英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将在毛泽东的心中引起怎样的波澜：

看来，党内党外，确有一批人从骨子里就反对走“集体化”道路，主张农民“单干”，不同意我为中国引的这条路。他们只是碍着我毛泽东的面子不敢说。他们要翻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案”!

危险啊！

猛然，他记起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见到贺子珍的那回事，离开时，子珍突然泪流满面地向他说：“主席，你千万得留心，王明这班人狠着呢，提防他们害你啊！”（邸延生著：《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页）

这是什么意思，王明早已不在身边了！谁害我？

海面吹来一阵阵的风，他突然感到不寒而栗。

他回过头来，吩咐警卫员：“我们回去吧。”

他需要冷静一下，需要慢慢地再思考，再仔细地分析。

回到房里，面对的又是桌上是小山似的内部资料，他顺手打开来看。

真是多事之秋啊，传来的一个个都是叫人“警惕”的信号：

苏联人在新疆塔城挑动边民叛乱；印度人在喜马拉雅山边挑衅；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

他隐隐地感到有一股压力，内的、外的，都在暗中积聚、汇拢、在慢慢向他压过来……

战争年代的“经历”总是在“提醒”着他：这分明是一股在准备发动总攻击的敌人呀！

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于是，他的刚血的个性、他的人生经历、纷纭复杂的形势，都在引导他向一个新的“判断”逼近……

打开窗户，海空辽阔。海浪拍崖，发出“轰、轰——”的巨响。它们还是那样，不紧不慢。不停地扑、不停地退、又不停地扑……

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这集合到一起向他扑来的到底是什么呢？

猛然，他明自了，明白了一个规律！一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规律：“阶级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息的！

他吐出一口烟，揿灭了烟头……

1962年9月24日，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极为重大，也是极为错误的对时局的判断。

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写着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他的判断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内外的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以种种形式联合起来，对无产阶级的阵地进行反扑。

阶级敌人或他们的影响，已经深人到党内。阶级的敌人，中国的赫鲁晓夫，很可能“就睡在我们身边”!

找到了！这就是几个月来，种种“迹象”的本质。或者说是他时时感到的那个压力的“源头”!

这样，他不仅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八大以来有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断，把“阶级斗争”当成“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来看待，而且认为这个时段不是“十几年”，而是存在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能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

这就大大改变了矛盾的性质。把阶级的“斗争”，当成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第一要义。

依照这种理论，“斗”——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残酷的“斗”，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依照这个判断，全党要立即行动起来，牢牢抓住“印把子”，打退阶级敌人从明里来或者暗里来的猖狂进攻！要立即在全国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发动工人、贫下中农，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把落到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再夺回来！

天，已大亮，关上窗，窗外海的波涛声平静了。

毛泽东吁出一口气，向卧榻走去。

现在，他可以安心睡一觉了。

一位具有超人洞察力的领袖，此时却朝着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走下去……

◇第二节 在深圳河边筑起“铁壁铜墙”◇

一、宝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农民们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动，有的抱来被子，有的送来糖水。但是，没有人喝一口糖水，没有一个人盖老乡的被子……

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组织了约150万人的精锐干部队伍，称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开赴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把农村的阵地“夺”回来。

宝安县的社教工作团，在1963年的7月23日到达了深圳河边。

对于宝安县来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反逃港。

当时，广东省委直接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其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

开赴到深圳河边上的社教工作队，第一步工作就是“扎根、串联”。

所谓的“扎根、串联”，就是如同土改、“反退社”时候的工作队那样，深人到每个农户家中去，发动群众。

一份材料记录着当年社教工作队，在宝安县龙岗公社是怎样“扎根、串联”的——

龙岗工作队进村的第一夜，为了不惊扰群众，没有进农民的家，齐刷刷都睡在祠堂的屋檐下……

农民们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动，有的抱来被子，有的送来糖水。但是，没有人喝一口糖水，没有一个人盖老乡的被子……

同村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形象相比，工作队一下子就取得了群众的好印象。

工作队员们还用种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感化贫下中农的心。

一位老工作队员向我说起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见一斑：

“当时，我与一位姓廖的工作组员，同住在一户姓张的贫农家里。张姓贫农全家三口，还有个五六岁的孩子。生活很艰苦，吃饭时，一钵稀糊糊半米半水的饭，一点黑糊糊的从盐罐里拿出来的咸菜。要是遇桌上摆有一碟冬瓜什么的，就算是天大的美餐了，我们是不动筷子的，都让小儿子吃。

吃饭之前，五个人，他家三口，再加我们这两个工作队员，首先要围着饭桌站立，由张贫农给大家讲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接者，由老廖发音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没油水，下田干活又累，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红歌还没唱完，眼睛早盯着桌上的黑咸菜转了。

“我悄悄瞟一眼那孩子，那孩子的眼睛盯得比我还大，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唱一句‘大海……’，嘴角就‘梭’一下：‘航行’……

“终于，苦忆完了，歌也唱完了，可以坐下来吃咸菜饭了。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也许也是太饿，那孩子吃得太急，吞在喉咙里的饭‘噗’地呛了出来，吐在桌上。张贫农气得对着小孩头上就是一筷头。小孩‘哇’地就哭了。张贫农还要骂，老廖竟然抓起小孩吐在桌上的一团饭，吃了进去。

“张贫农感动了，以后同老廖成了‘生死之交’。老廖也因此被‘抽’到总团去了，后来当了秘书。”

“毛主席派来的人”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形象，工作队完成了第一

步工作。

但是，往下要劝说群众“不逃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在工作队内部，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

1965年11月12日，省委驻附城公社的工作队印刷了一份名为《一场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的文件，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香港风要不要反？在工作队内部，大量的人感到这是个癞痢头，难剃！基层群众更是普遍缺乏信心。他们说，几角钱分红（指生产队干一天只几角钱），怎么能反掉香港风？除非解放香港。”

广东省委社教工作团批“香港风”的文件

面对复杂的形势，工作队没有采用强压的办法，而是从人的“心”突破。

既然有人认为“香港好”，那就索性组织一场大辩论。

又如当年反“退社风”一样，各村的辩论会积极分子带头发言，引导群众。会议一开始，“香港好”的声音占了上风。很多人认为，虽然香港社会黑暗，但是，祖国政治好，香港经济好。在港打工一月，胜过在家劳动一年。就算去香港讨饭，倒痰盂也可以。

会议第二阶段，针对暴露的情况，摆事实，算细账，查危害，揭盖子。

这份材料反映：“盖子一揭开，大家大吃一惊：

(l)香港风吹得人口大量外流，全公社外流8901人，男青年大一个走一个，许多社员说，如此下去，驶牛也无人接班。

(2)香港风吹得田园荒芜，生产萎缩，分配逐年减少。每年损失数以万计，而外流人员寄回来的钱却寥寥可数。大家都说这是因小失大，亏了老本。

(3）香港风吹得干部神魂颠倒，敌我不分。全公社有83名干部外逃，有一批人当了叛徒。

(4）香港风吹得社员昏昏迷迷。男青年不愿在家劳动，女青年想嫁香港老公。

(5）香港风破坏了社会治安，四类分子几乎全部跑光。”

……

会议的风向迅速转过来了：很多人自觉暴露和批判外流思想。有些人原来做梦也想去香港，现在庆幸自己没有上当。不少外流户原来压力大，后来也提高了觉悟，表示要动员亲人回来……

赵紫阳亲自在这份汇报大辩论的文件上批示：

“宝安县附城公社是香港风最严重的一个地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经过这次贫下中农会议上的大辩论，风向大变，情况大为好转。沿海各地，都要像附城公社那样，开展一次反香港风的大辩论。”

这样，一个关于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是建设家乡好还是跑香港好的大讨论，就在包括宝安县在内的广东省沿海的东莞、珠海、惠阳、汕头等地普遍地开展起来。

二、西乡大算账——两个制度的对比

香港“天堂”

“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匀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

要怎样才能打开群众心中的这把“锁”呢？或者说，你用什么来说服群众不逃港呢？

就拿罗芳村来说吧，它的对面，南岸有一个村子叫较寮村。罗芳村每人每年的收入是一百多元，较寮村却有一万元，差距太大了，这个对比曾一度让社教工作队张不开口。

思来想去，工作队发现了突破口：每年既有上万的人跑香港，不也有些人又跑回来吗，这事许多公社都出现过，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说明，香港在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什么都好嘛。

香港为什么不好？有哪些不好？这就是突破口，应该抓住这个突破口。仔细分析，仔细了解，便可以教育群众。

省委领导指示工作队员：

“你们要下去调查一下，到底香港好，好在哪里？社会主义好，又好在哪里？不好，也要说出不好的道理来。”

“不做到心中有数，怎么去说服群众？没有事实、没有道理，群众怎么能服？你今天留住了他，开会斗他，明天他又跑了。”

1965年的11月，赵紫阳在附城公社扫“香港风”的材料上批示：“要敢于揭这个盖子。要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依靠群众，教育群众。”

就在赵紫阳批示后不久，驻沙井公社西乡的社教工作分队，写出了一份名为《西乡大队在港人员情况调查》的材料。

直到今天，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依然不能不佩服西乡工作队出色的工作！调查“深入”，文章“颇具说服力”——它是怎样证明“社会主义”好过“资本主义”的呢？

“香港真的就比西乡好吗？我们来看一看。”

“探亲的香港人穿得花花绿绿，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港客寄钱寄包裹回来……这些表面的东西迷住了一些人的眼睛。似乎一到香港就能捞到钱。

但是，香港是真的好捞吗？”

文章举出了颇具说服力的数字：

“解放前，西乡大队到香港谋生的共计82人。他们年轻力壮出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有的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基本上还是旧样子，都还过着贫困的生活。

据调查，这82人中．有75人还在为资本家打工，生活困苦，占91 . 4%；而有幸开上了鱼档、肉档的，或生活稍好点的，只占8 . 6%。所以说，逃港者是极少数的人生活稍好了，绝大多数的人依旧贫困。”

没错，这是事实，就是在香港，真正很富裕的，也非所有的人。

尤其是这些人中，还都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建立家庭的问题。香港住房紧张，结婚费用很高，成个家不容易。

“这82人中，年过半百还是单身一人的竟有13人！河西一队陈植财，在香港捞了23年，什么也没捞到，至今还是个‘寡佬’。而他的弟弟陈秋权，没去香港，就在生产队干活。现在结婚生子，生活稳定幸福。陈植财每次来西乡探亲，都要感慨道：还是你好啊！”

——真人真事，铁的事实，对比分明！

“河东五队温根容，解放前就去了香港捞世界，留得老母亲在家。30年了，因为说过不发财就不回家见母亲，现在就是不好意思回来。仅仅52年寄过一次200元回家。母亲临终想见他一面，他都没有回乡。老母亲直到死，都未能见儿子一面，相隔才十几公里。”

解放前去香港捞世界的如此，解放后逃到香港去捞世界的人又会好吗？

“全大队1962年以来逃港的共131人。其中过去后靠给资本家打工的有118人，占了绝大部分。另有3人投亲靠友做了鱼店老板，一人做管账先生，两人沦为妓女，5人下落不明（估计偷渡过海时已经葬身鱼腹）。”

材料中句句说明，大陆解放后，逃到香港去的人依然是贫的多，富或稍富者极少。原来想象的“发财梦”，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同样，这批在港的118名未婚的外逃人员中，有103人至今没有成家。

再拿同一家中的两兄弟对比：

“河西二队有个社员叫林植，有四个儿子。老大林贵生身强体壮、力大如牛。在家劳动时，可从两里路外一次挑200多斤草回来。一个这么好的劳力，在家乡可以多挣工分，到了香港一身死力气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林贵生在香港连老婆都找不到，生活没着落。最小的儿子林春耀，虽然体弱、劳动差。但留在这边，反而结了婚、生了一子一女。生活过得美满幸福。”

两相对比，为什么一定要跑香港，不留在内地呢？

香港不但难“捞”，而且是一个害人的“陷阱”：

“河东八队有个社员叫黄小沙，逃过去后，在香港这个染缸里才几年，就把吃、喝、赌、漂、吹……什么恶习都学会了。他的亲人强制把他从香港拉回来，戒毒治病。绝了恶‘欲’的黄小沙身体才慢慢好了起来。现在他积极参加队里劳动，每天精神单纯愉快了。又成了家，有了三个儿子，他感激地说：‘是社会主义救了我。香港我再也不去了。’”

事实在说明，香港也并非“天堂”，何况步向“天堂”的路上还充满危险、充满杀机，充满陷阱——

“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勾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一些妇女说，男人到了那鬼地方．心红的变黑、心黑的要变烂。”

因为逃港，家庭发生变故的不在少数，文章举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广州的知识青年李和平（代名——作者注），下放到西乡大队。因为人聪明、有知识，做了大队出纳。很快结了婚。1972年，外逃香港，做了资本家的账房先生。便很快跟一个年纪很轻的女青年非法同居。背弃了原来的妻儿。他的老婆王修敏（代名——作者注），原是公社卫生院的护士，不得已也带着小孩外逃到香港去寻夫。谁知狠心的李和平竟然不认前妻，把他们母子拒之门外。现在王修敏还流浪在香港街头。真是新社会的活陈世美！”

有人反驳说，在西乡大队的逃港人员中，不是也有人“捞到了”,“发”了的吗？为什么不也说一说呢？

是的，是应该说一说。

是不是有人发了呢？当然有。但所谓“捞到了”，发了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前面说了，西乡大队逃过去的人中，能有自己的一份稳定职业的，仅占8 . 6%，人数很少。而混得稍微好点的，更少。除了上面说的当了账房先生的李和平外，还有一个进了香港电视台的李大为（代名——作者注）、一个当了画家的郑少海（代名——作者注）。两人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

“这两人都是河东五队的，出身地主家庭。他们是依仗了在香港有一定的后台老板的关系。”

“全大队解放后出港人员，当了老板、业主的。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在香港有关系帮衬的。”

很显然，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在香港几人有富亲戚？没有帮衬，单凭一身死力气，就是逃到了香港，也是发不了家的。

又有人说，跑不跑香港，那是别人心甘情愿的事，又没占“社会主义”的便宜，还每年寄外汇回队里来，帮助国家搞建设，这不是好事吗？

那又来算算这笔账吧：

“西乡大队六年外逃出港共131人，平均每年每人汇回家乡的款是110 . 9元。这些外逃人员都是好劳力，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五千工分。如按大队正常的劳动值计算，每个工分1 . 35元。每人每年可收人675元。扣除每月生活费20元（按一般社员的生活水准）。每人每年应能为家庭提供435元。比逃到香港去每年给家里提供的要多324 . 1元。”

可见，如果这些人留在内地，给家庭创造的收人更多。他们在香港，要吃要住，收入又低，还能留下几个钱寄回来呢？

外逃人员给家庭提供的少了，那么外逃人员的家属是靠什么生活的呢？

文章又算了这个账：

“留在大陆的家属，他们仍然享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低物价、低房租（有些自己本身就有房）、有病了依然可以免费在合作医疗就诊、孩子上学享受免费……”

他们在内地的消费远低于香港。从两地的物价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大米每斤价是0. 28元。而香港每斤大米价1 . 32元。差不多高了5倍！

油每斤价是0 . 93元。而香港每斤油价是4元。也差不多高了5倍！糖每斤价是0 . 68元，而香港是2 . 4元高了3倍。”

“外逃人员，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他们养大，培养成有文化的青年。正好需要他们为社会主义出力的时候，却逃到了香港。丢下父母子女由集体来供养。

有个女社员，丈夫逃到了香港，丢下她和三个小孩。丈夫每年寄回来的才四百元。这女社员口口声声说一家人是丈夫寄钱养活的。试问，如果她丈夫把全家四口都带去香港，吃饭、读书、住房、看病……靠这四百元她养得起吗？那又是谁在暗中养了他们家中的四口呢？是社会主义，是集体！

逃港者享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却逃避了对社会主义和家庭应尽的责任。”

应该说，这是精辟的、颇具说服力的说法！材料最后一锤定音“外逃是可耻的！”

一个摆事实、讲道理，反击“外逃风”的群众大辩论在宝安县掀起来了！

村村开辩论会，队队开斗争会。大榕树下、宗族祠堂都变成了辩论台。逃港次数多的，或者联络逃港的人被戴上高帽子揪上台来，贫下中农纷纷跳上台同他们算账、讲道理……

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风暴中，在阶级斗争的重压之下，在反反复复宣传的叫人理不清说不明的“道理”、“数字”下，要逃的人犹豫了脚步。

果然，深圳河边沉寂了。

据有关的材料统计，1963年后，深圳河边的逃港的确减少了！

“路线斗争教育”，在一个时期，的确起到了作用！

然而，逃港风能够就此平息吗？卓绝的思想工作又能够奏效多久呢？

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

一、“反偷渡”典型魏天粦

“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

“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

“老板，请来一盒王老吉——”

这是30多年后，即1999年的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在深圳西坑村边的一间小杂货铺边歇息。

天气太热，杂货店老板正在树荫下同人下棋，似乎很专注。

“老板，请拿盒王老吉——”我提高了声音。看来，老板并不把生意当回事，那盘棋好像比他的生意还重要些。

“好的——”小铺老板终于放下棋子，摇着蒲扇，拖着一双拖鞋，“的啪的啪”地过来了。

老板看上去五十几岁，广东人典型的瘦瘦的身材，很热情，接了我的钱，一边看了看我满身汗渍的衣服问：“你是来找工作的吧？”，递上王老吉，听我没回答，又走去棋盘边坐下了。

其时，小店铺的前面，已经建满了一排排香港人投资的厂房。

我也走了过去，摇摇头：“不，我来你们西坑村采访。”

“你是记者——”他偏过头来，似乎微微有点惊异。“你的车呢？”

“我是抽空来的，没有车——”

“啊，坐公共汽车呀？那你走了很远的路啊。”我感到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同我一下子拉近了。

“到西坑村采访谁啊？”

“你——”我对他说。

“我——”他愣了一下，手中的棋子悬在半空。马上又“哈哈”地微笑了。“我一不先进，二没发家，三不偷不抢，你采访我干吗？”悬空的棋子又放下去了。

“我还知道你的名字呢。”他没出声，似乎不值得回答。

“你姓魏——”我突然说。

他惊异了一下，感觉来得奇怪。

“你叫魏天粦——”

夹着棋子的拇指和食指又停在半空。

“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

“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

魏天粦，20世纪60年代广东省社会主义教育的红色阵地——西坑村的“反偷渡”典型人物。

二、神奇的西坑俱乐部

真实的事，真实的人，俱乐部台下坐的就是黄梅芳的亲人、邻居、同学、朋友……想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就死在街头，谁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泪，台下听山歌的人也流泪。

俗话说“上了梧桐山，香港到一半”，说的是偷渡时梧桐山的重要。

而西坑村呢，就坐落在从北麓上梧桐山的咽喉要道上。要上梧桐山，必经西坑。它也就是前面洋参大王庄永竞说“土八路厉害”，差点被边防军和民兵抓到的地方。

由于位置重要，西坑村历来就是香港煽动外逃的间谍组织和大陆的公安部门的必争之地。两边都在村中安排了内线。国民党特务组织更放言“早晚会砍掉西坑这面红旗”。

外逃香港，在这里太普遍了。照村里人的话说是：“拿把柴刀上山砍柴，就可以翻梧桐山。没人拦得了你？”

1957年初至1961年2月，西坑大队外逃的就有700多人，占了全大队总人口的30%。

群众跑还好说，共青团员也跑、共产党员也跑。全大队18个团员跑剩下11个。连党支书、团支书也都跑了。支部开会都开不成。

“每天早上打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传递：昨晚谁谁……跑了。”魏天粦说。

“县里啊，公安局啊，也不是没想办法治，治不了啊——”

开批斗会，把抓回来的人戴高帽批斗，外逃的人反责问抓他的民兵：“你斗我，你保得了你明天不跑吗？”

社教工作队说：这是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共产党丢脸！

因此，宝安县委决心在这个“据点”上，同“资产阶级”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一定要把西坑村的红色堡垒建立起来，刹住“外逃”风！

1961年7月，宝安县委把经验丰富的钟方亮（代名——作者注），从外地调回了西坑大队做党支部书记。

站在西坑的村口，面对着云蒸雾绕的梧桐山，钟方亮陷人了沉思。

为什么西坑的外逃总是不见成效？除了西坑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有什么在起作用？

正是学校放署假的时候，一个个从城里、从镇上回来的中学毕业生，背着背包高高兴兴从他眼前走过。有的开玩笑：“别进村了，直接爬山过去算了。”突然看见站在稻田边注意着他们的支书，吓了一跳：“啊，是钟支书啊——”伸伸舌头，不敢作声了。

为什么这些中学毕业生，才出学校门就直想着跑啊？钟方亮想不明白。

猛然，一个问号在他头脑中闪过：西坑村中，哪种人跑得最多？年轻人。年轻人中又是哪部分人跑得最多？学校毕业生。几乎毕业一个跑一个！

对了，钟方亮的头脑中有些清晰了：大凡去外面读书的青年，哪个没有理想？几个是还想回到西坑村来做农的？人往高处走，那是对的嘛。他们毕了业，在外面又无法找到工作，即使回来，西坑一个穷村子怎么留得住他们？留住了他们的人，心还是在外面的呀。最好的出路不就是“跑香港”吗？你就是再对他说香港不好，再搞对比教育，就是把香港说成是个火坑，他们还是会想：我不信，是个火坑也要跳下去“试一试”。青年人嘛！

还有一个情况很能证明这个判断：其他村素来是男的跑女的不跑，而西坑村，连女的也跑。那么跑了的女的又是哪些人啊？钟方亮扳着指头算了一下。对，还是那些读了书回乡来的女青年。她们找对象都想找到河那边去。

而真正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妇女，心定了，跑的人就较少。

问题就在这里，应该留住他们的“心”，否则留不住他们的“人”。

但是，西坑是个小村子，又穷，又偏僻，晚上一黑，小村庄就像黑锅一样，关门睡觉，死一般沉寂。拿什么留住人家啊？这批在外打球、看电影、演戏……过惯了文体生活的青年人，怎么坐得住啊？还不是三个五个便凑到一起。凑在一起说啥呀，三句话不就说怎么跑香港吗？

钟方亮一拍脑袋，计上心来。

不久，社教工作队也进了村了。钟方亮把想法同工作队贺队长一说，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新的思路。

谁知决定一宣布，党员会就开锅了。

“什么？办文化俱乐部？”

怎么钟支书和工作队来了，不抓政治、不抓生产，抓起文艺来了？

“对，把祠堂啊，空房啊，都腾出来，办俱乐部。让青年人好读书啊、唱歌啊、演戏啊！”

这是干吗呀？没事干啦？要把西坑村办成个文工团怎么的？

“文化很重要，嗯。”屋角上有人吞吞吐吐发言了。“咱们的工作队很正确，毛主席就很重视抓文艺工作的嘛，对不对？不过，现在是农忙了，稻子在田里腰弯得要贴水了，要割了。农闲我们还是要抓的。对不对？贺队长——”这人问工作组的老贺，绕着弯来反对。

“还是先抓反外逃吧，钟支书——”有人提醒钟方亮，“你是老抓偷渡的了，还不知道？年年是稻子一进仓就会跑人的。到那时，你收场都收不住的啊。”

“我看要开始开斗争会了，钟支书．”有人提醒说，“好久没开了，口号都忘了。不斗地主，这批年轻人，我可镇不住呀！”治保主任在角落中叫苦。

钟方亮在心里想：就靠开大会，挂黑牌子，斗争四类分子，年年都这样搞的。你吓住了人吗？反掉偷渡了吗？

大家七嘴八舌像开锅的热水，都议论开了。

钟方亮敲敲桌边：“别嚷嚷！别嚷嚷！大家都听着。稻子要割，不割稻子就会烂在田里，这里要造反——”钟方亮拍拍肚皮，“外逃呢，更要反。不反外逃，社会主义烂在我们西坑，反动分子要造共产党的反！”

支书这话说得在理。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

“不过，目前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不是别的，是办文化俱乐部！”钟方亮坚定地说。

他想：要搞思想教育，群众开会都不来，你能把人团结在身边？你能收得拢人心？先得给青年人有块好玩、好乐的地方，把他们吸引住，才能找寻机会，把他们往正路上引。

政治思想工作啊，不能专靠来硬的，不能靠“斗”啊，挂黑牌呀……他记起一位领导对他说过：“药”要做成糖丸，老百姓才愿“吃”。

西坑的文化俱乐部办起来了！

最高兴的当然是那批青年人了。从来上面来的人，只会叫他们“斗争”啦、“阶级”啦，男青年发梭镖、女青年糊高帽子……还从来没有谁想到要让他们“玩”得开心的。

“贺组长，你们是这一个——”有青年伸出大拇指夸奖老贺说，“进村就给咱们青年人办了件好事。”

“可是我们是两只空巴掌，对不住你们啊——”老贺说。

“俱乐部空荡荡一间屋，没器材，队里又拿不出钱给你们，”钟方亮说，“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不就是钱吗？我们不要领导出钱，只要领导支持，我们自己带家伙来。”青年人说。

第二天，青年们把自家的图书啊、象棋啊、胡琴啊……都搬到俱乐部来了。

有的开玩笑说：“钟支书啊，你要是同意．我就把床也搬来俱乐部，我就讨俱乐部做老婆了！”

“哈哈哈——”俱乐部全屋的人都笑了。

报名的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全村百分之八十的青年人都进俱乐部了。

夏夜，是西坑村最美的时光。当月亮升上了天空时，俱乐部里就传来一阵阵悠扬的胡琴声、笛子声、歌声……

后来，广东省委要求各地学习西坑村的文件对这个大队俱乐部做了描述：

“这个俱乐部有音乐组、戏剧组、国技组二每天劳动完了，吃过晚饭，洗完澡，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青年男女就往俱乐部里去。各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活动，痛快地玩一两个小时，到九点钟左右就散伙回家睡觉。一天的劳累就烟消云散，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田劳动。”

拂着夏夜的凉风，钟方亮背着手在俱乐部外面的小路上走着，他露出了微笑——该酝酿第二步了。

几天后，团支部书记杨谭发来到俱乐部说：“我想给大家出个题目，看看大家怎么想的。”

胡琴、笛子声马上停止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革命青年到俱乐部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问题大家没想过，一下把大家问住了。

“不就是来唱歌、拉琴、玩乐儿的吗？”有人答道，“还有什么啊？”

“不对，”团支部书记说，“如果我们来俱乐部，仅仅就是为寻乐儿的，我们同旧社会的地主小姐、少爷们不就一样了吗？”

没有声音了，团支书这个说法很对啊。

“光是玩乐，行吗？杨小亮，你想想，”他对一个胖胖的拿着笛子的小伙子说，“天天吹笛子，地里能吹出庄稼吗？钟寿娇，你的嗓子好，但是歌唱得再好，能唱出谷子吗？也不能。光会玩乐，只是低看了我们革命青年的志气！”

满屋子人的眼睛都被团支书吸引住了，团支书还要说什么话？

“我们到俱乐部来，就要学政治、学毛著：用毛泽东的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战天斗地，彻底改变我们家乡的面貌。为了这个目的来俱乐部才有意义！”

大家都安静了，觉得这说法对。

“那你说我们怎么做？”杨霭祥问。

“学毛著啊！”杨谭发说，“首先通过我们俱乐部学毛著，把全村人学毛著带动起来。轰轰烈烈干秋收！”

那天晚上以后，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很快就在西坑村掀起来了。

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

“学习毛著、斗私批修。”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田头的井边，插上了语录牌：“抓革命、促生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俱乐部里，音乐组在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一到天黑，从大人到小孩。从婆婆姥姥到红领巾，一串串的人流都进了俱乐部来集体学毛著。

满村的革命歌声、满村的毛主席语录朗诵声……西坑村果然出现了一个浓浓的政治氛围。

——

稻谷收割完毕之后，钟方亮想，现在，到了把群众引上“反偷渡风”的时候了 !

首先，他把全村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都请到俱乐部来。

贫农杨长乐还没上台就失声痛哭：“年轻人啦，你们要吸取我的教训啦。香港哪是天堂，那是火坑啊。我解放前跑到香港，生活不下。亲生女儿就是在那里卖掉的．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贫农罗东明1956年偷渡到香港，在牛肉行砍伤了自己，无钱医治。老板把他赶出了牛肉行。女青年曾小丽小学毕业后，不安心家乡生产．逃到香港。被骗做了别人的第三个小老婆。不久丈夫去世，怀着身孕。现在还牵着孩子，流落在香港街头，想回来又不好意思回来……一个个故事被组织成“反偷渡”的好教材。

“口述家世”好，“身演家世”的教育更好：

西坑一队有个贫农社员叫何二姐，两个年轻的儿子被恶霸活活打死。俱乐部的戏剧小组根据这件事编出了《仇恨》一剧，安排一名叫钟寿娇的女青年担任主角。结果钟寿娇不但放弃了外逃的想法，还申请加入了共青团。

西坑村还有个谁都知道的少女叫黄梅芳，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从学校毕业后，一心想找个好的出路，拼着性命偷渡到了香港。满以为好日子来了。谁知却被骗和一个流氓结婚，染上梅毒，流离失所，惨死在香港街头。

俱乐部的戏剧小组又根据黄梅芳的血泪史，编出了小戏《可怜少女黄梅芳》，并编了一首长达三百行的客家山歌。

真实的事，真实的人，俱乐部台下坐的就是黄梅芳的亲人、邻居、同学、朋友……想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死在香港街头，谁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泪，台下听山歌的人也流泪。

就在演出到黄梅芳倒在香港街头，凄冷冷无人收尸的一刻，突然，从黑压压的人群中站起一个人来，高喊一声：“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

全场立刻一片雷鸣般的喊声：“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

那人便是团支书杨谭发。接着，他又领着群众喊：

“逃亡香港死路一条！”

“坚决打退香港风！”

“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俱乐部里掀起了一股激情澎湃的“反外逃”的浪潮。

第二天，就有人找到工作组，她是女青年罗丽英（代名——作者注），她要同来订婚的“香港客”断绝关系。摆脱了“香港客”的罗丽英，后来嫁给了本村的五好民兵曾小建（代名——作者注）。

罗丽英之后，又有一位印尼的归侨，父母都在香港的贺玉凤（代名——作者注）找到工作组。表示说，父母反复来信要她去香港。她决心已定，就是大陆好，她爱大陆，不爱资本主义，她哪儿也不去。她咬破手指，给工作组留下了一封表示决心不去香港的血书。

决心留在西坑的贺玉凤，后来果然爱上了村里的五好民兵卞春来（代名——作者注）。两人海誓山盟，坚决不逃香港。最后两人结婚扎根西坑。

据后来的一份文件记载，在思想教育的感召下，全大队有28位准备嫁给香港人的姑娘，断绝了婚约。

正当西坑办俱乐部火火热热的时候，1962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外逃风”卷地而来。从广东到湖南，从惠阳到湛江，前后数以十万计的群众逃港。

西坑大队经受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当年农村文艺宜传队自创的节目手稿。

每天成千上万的偷渡者从村边上经过，呼唤着西坑村的人：“走啊，走啊，快同我们到那边去过幸福生活啦！”

邻近才一里半的塘坑村，跟着跑了50多人，全村15个党员，有11个认为祖国不如香港。连党支部书记的儿子也跑了。

而西坑村呢？

“这里山头的草都踏平了。村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外逃。

“事实证明，狠抓政治思想教育与不抓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不一样。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和放弃社会主义阵地，就是不一样。”

这是一份上报材料中对西坑村的评价。

中共广东省委从西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路线”、阶级教育来治理“外逃”的希望。

1962年的外逃风过去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号召全省学习宝安县西坑村。

1963年3月21日，中共广东省委以《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阵地》为名，把西坑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卓越典型，向广东全省推广。

广东省．号召学习宝安县西坑大队的文件

1964年，西坑村团支部书记杨谭发作为全国共青团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大会，听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眨眼间，西坑成了全县乃至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西坑村参观学习的人敲锣打鼓、络绎不绝，村外的小山上都踩出一了条小路。

人太多，广东省委和宝安县委的领导觉得，这样一天成百成千的来，光接待西坑村也受不了，倒不如走出去，组织西坑的人到全省各地去宣讲。

除了领头的钟方亮、杨谭发、杨霭祥等人外，还应该有一个能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大家的人。最好是跑过香港又回来的人。

西坑有这样的人吗？有。

有人向工作组推荐一个人：魏天粦。

这个魏天粦父母都在英国，1961年他到了香港，给资本家打过工、给老板炒过鱿鱼、露宿过街头、给资本家倒过马桶，还亲眼看见因为躲债，一对香港夫妇抱着儿女从高楼上跳下的惨剧……照他自己的话说是：“看透了资本主义的世态炎凉”。1962年，魏天粦回到西坑，党团支部热烈地欢迎他。他回来后表现不错，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人又聪明，堪当大任。

1963年6月18日，共青团广东省委把魏天粦的事情，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全省学习，题为《在香港三个月的遭遇和见闻——青年魏天粦的自述》。

三、梧桐山下的“红旗”倒了

没想到数年之后，就是在接着而来的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这个由多少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堡垒，梧桐山下的一面红旗，真的倒了！

“你要走了吗？陈记者——”显然，几个小时亲切的交谈后，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看见我要走到村口了，魏天粦又跑出小店来送我。

“我还有句话对你说，行吗？也许你还用得上的。”

“行啊。”我把采访本拿出来，将黄布包垫在路旁的石头上，放上本子。

“有件事不知你能不能帮上忙。”他说

“啊——你讲。”

“你知道我当年很红的啊，是吧。本来嘛，回来是相信党嘛，对不对？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他们抓起来了，说我是特务。吊啊、打啊，我是逼打成招啊。后来，就把我关到了韶关的第二监狱，判了我18年刑啊，陈记者，这样的冤枉事都有啊！被抓走时，最小的孩子才4岁，拖着我的衣衫哭。好惨啊，陈记者。”

这位年近六十，头发已经斑白的老人，当年的青年积极分子，眼里瞬间泛上来一层闪动的东西。

“为什么抓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我问。

“我是找了他们讨说法，他们回答说，魏天粦同志，账就算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吧。”他叹息了一声。

“你的意思呢？”我问。

“我找你就是这件事，你们做记者的，能不能替我们这些人讨个说法，记者主持公道嘛！”

我半天没作声，说：“我理解你——天粦兄，你是想政治上有个清白。”

听到这句话，他眼圈都红了：“是的，陈记者，你说到我心槛里去了。唉！”他叹息一声。

他把我送到汽车站，准备要走了。忽然回过头来．悄悄对我说：“陈记者，还有一件事，你别弄错了”他郑重提醒我。

“还有事？”

“就是我们西坑那事啊。反偷渡典型的那事——”

“怎么啦？”我问。

他沉默了一下，放小了声音，似乎怕人听见：“那事情后来变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据说当年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有意在西坑村同共产党角力，要砍掉西坑这面红旗。

他接着说：“他妈的，后来真的给他们砍掉了！”

1973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外逃情况报告》就指出：“驻港敌特机关妄图掀起外逃高潮，实施一个梧桐山计划，拔掉西坑村红旗。”

没想到数年之后，就是在接着而来的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这个由多少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堡垒，梧桐山下的一面红旗，真的倒了！

西坑的大部分青壮年都逃到了香港，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西坑二队的男劳动力全部跑光。有个自然村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无论有多少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无论“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如何强大，最后还是无法改变人民群众对经济生活的追求。

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笔者采访西坑村后最大的感触。

此后“文化大革命”中的西坑村的更惨。团支书杨谭发被斗得死去活来，这个根正苗红，三代苦出身的贫下中农，“罪行”很奇特。

“坏事就坏在他见毛主席这件事上——”2009年，当我再去西坑村座谈时，决心写村史的杨干煌告诉我。

杨谭发从北京回来后，大家都好奇，问他毛主席长的什么样子，他说：“毛主席好高啊！手指头很粗很大，每根都有香蕉那样大。”

什么？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手指比作“香蕉”？他被诬陷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被斗得死去活来，直到他死，这位社会主义阵地上赤诚的共青团员，依然背着“反对毛主席”的罪名！

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啊！

◇第四节 “爱”也拴不住的“心”◇

一、李美容揭发丈夫偷渡——妻子“大义灭亲”

一个个“大义灭亲”的英雄人物，在“阶级”理论的教育下，无情地供出、斗争了自己的丈夫、兄弟、父母……实在是叫人不敢相信的事！

小冲村的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一幕：新羽被捆着双手押出村，美容像疯了似的跑出门去，痴痴地站在村口等丈夫。

原来，党和丈夫，她都是要的啊！

我在翻阅有关宝安县偷渡的历史资料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资料在罗列了反偷渡英雄人物，包括前后俘获偷渡人员157名、接受毛泽东授枪的民兵队长郭胜全、与偷渡分子搏斗的看林社员戴意友等人的同时，还特别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做“大义灭亲”。专门记录那些在反偷渡中，勇于揭发亲人的“英雄人物”。

如材料中记载，西乡xx大队检举哥哥罗为明的罗龙详（代名——作者注）；墟镇（深圳镇）xx单位检举丈夫刘东海的纪兰香（代名——作者注）；布吉乡xx生产队揭发堂弟伍大丙的伍大果（代名——作者注）……一个个“大义灭亲”的英雄人物，在“阶级”理论的教育下，无情地供出、斗争了自己的丈夫、兄弟、父母……实在是叫人不敢相信的事！

不过，大凡这样的事情，到后来亲人双方都会成为“仇人”的。阶级斗争的祸害之一，就是将好端端的亲人变成了仇人。

比如被堂兄揭发的伍大丙后来被判了刑，刑满后回到老家，两兄弟便成了死活仇人，一辈子不再说话了。检举丈夫的纪兰香后来也与丈夫离了婚。

当然，也有依然生活在一起的。比如xx公社小冲村的严新羽和李美容小夫妻（代名——作者注）。

真不知道，想到睡在身边的妻子曾经揭发过自己，严新羽那日子是怎么过的。

为了更多地了解偷渡中亲情受到的冲击，我决心详细查找关于严新羽“团伙偷渡案”的有关材料，最终找到了。

此案涉及到的有5个人，从事起，到联络、告破……几乎所有的过程，都记录在严新羽的“口供”和李美容的“揭发材料”中。

李美容是1961年嫁到小冲村的。过门时吹吹打打，一路上好不热闹。到了小冲村，新人把新娘子的盖头一揭，周围人都惊呆了。哎呀，这新羽命真好，娶来了一枝花呀！

新羽呢，身板好，劳动强，百多斤担子不当回事，村里谁都夸他；美容呢，人勤快，又长得漂亮，满村人都说，这小两口，真是配绝啦！

一天傍晚，美容把碗啊、筷啊洗了，屋里弄得熨熨帖帖了，拿了个小本子就要出门。新羽问：“你上哪儿呀？”美容回答：“开党员会。”新羽这才明不知道为什么，新羽心里并不高兴。老婆老婆，过日子就是了，当什么党员啊？那是男人的事。

那夜美容回来得也晚，新羽故意泥脚也不

洗就横躺在床上。美容推了几下，他都不动，就把他的脚拉下来，先用凉水冲了，又端了热水给他洗着。

“你对我开会有意见啊？”

新羽不作声。

“当党员也是为着大伙好嘛。”

还是不声。

“家里的事什么也不耽误还不行吗？”

新羽再也憋不住了：“你要老往外头跑——那我也会往外头跑。明天我就给二舅做工去！”

谁知，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新羽说的是真话，舅舅家早就在盖房子，要人手。第二天，他把两件衣裳往腋下一夹，上舅舅家去了。

舅舅家在山头上，房架子高。站在山上一望，远远地还能看见对面的香港。

来帮工的还有一个舅舅家的亲戚，叫李海林。晚上两人在一起睡不着，李海林指着海那边说：“看见吗？那就是香港，瞧人家那灯光，多亮啊！”

新羽神往着：“是啊，真近——”

“好地方啦，像我们干这个活，干一天，至少——”李海林把手抓了一下，“五十蒙（元）——”

新羽伸了下舌头，这是在生产队干半年的收入。他的心有点动动的了。“你怎么不去啊？”他问海林。

“去过，我去过的呀。”海林说。

“又回来啦？”

“不，没跑成功，给他们抓起来了。”

“啊，是怎么的？很难吗？”

“倒不难，主要是我水性不好，游了一半就没力气了，只好喊救命。结果边防巡逻的船就来了，命倒是救了，关了一个星期。你也想去啊？”海林问。

新羽没有做声，想起年轻漂亮的妻子，他还下不了决心。

建完房子后，新羽回去同妻子和好了，在家里又呆了半个月。想来想去，晚上睡不着。还是那件事情“挠”着，便借了辆单车，到了北头，找到李海林说：“你还去不去呀？要是你去，我也想去——”

“是锣——”海林说，“想去你早说嘛。不过，还得多邀几个人。”

“还邀人做什么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人家那边，最欢迎的是以团伙偷渡去的，去了有奖。”海林指的那边，就是香港国民党的“赈济”组织。

“那好办，”新羽说，“想去的人多呢。”

“别。不能什么人都说。要可靠，还要找会水的。下海时也可带带我。”

“行——”新羽说，“我也只会一点。我去邀岗亭去。岗亭，你认识吗？那家伙水性好。”

第二天，新羽找到岗亭问他想不想去。岗亭一听，马上同意，说：“我也正想跑呢，正愁没人。你们打算从哪儿下水？”

“最好是白花洲。我们步行就可以走到那里。”

“行啊，”岗亭说，“那儿离香港最近。”

“这就好了，”海林看见新羽领着岗亭来了，便递了一支烟说，“我们两人都不会水，你来了，这就靠你了。”

“什么？靠我？你们俩都是旱鸭子啊。那怎么行？我把你们拖着走啊？我自己还要命不？”岗亭说。

新羽一想，这话也对。两人都不会水，岗亭怎么带啊？

“不过也有办法，就是拿篮球胆套在身上，有几个篮球胆套着，什么风浪都沉不下去了，就不用人带了了”岗亭说。

“是吗？”岗亭真有办法．新羽想。

“但是买球胆要钱啊，你家有钱没？新羽。我家是穷得要锅朝天了。”岗亭说。

这事，新羽不敢跟老婆说，她是党员。就是同美容说，也是拿不出钱来的，结婚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那我们去邀拿得出钱的人”海林说。

“人是有，就是不知道她们想不想走”新羽说。

“你说谁？”

“就是林场的刘明明和李芳。她们俩刚在农场挨过斗。”

新羽说的是两个富农女儿。她俩在村中干活受歧视，就申请上林场来干活，谁知刘明明吃饭时打了偷食的狗一石头，就被说成是打贫下中农的狗，是阶级报复，林场开会，要批斗。但批斗一个不够劲啊，索性连李芳也陪上台。

两个女孩子正窝着一肚子怨气，新羽绕着弯儿一提．马上响应：“新羽哥，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只是我们两个女孩跟你走，你不泊背上包袱吗？”

“没关系，你们可以作贡献的啊？”于是把缺钱的事情说了。

刘明明和李芳听说是钱的事，马上说：“钱没问题，我们包了。”

新羽听了大喜。

“不过，得晚两个月哟，”明明说，“我家的猪仔刚下来，过两个月才长得起来。”她说的是卖了猪患就有钱。

新羽把情况同海林一说，海林说：“那好，眼下还是阴历二月，水正冷着，下水也受不了的。再过两个月，等水暖些了更好，就是要保密呵。”

“那你放心，她们两个都是我小学低班的同学，又是富农女，不会说的。”新羽拍着胸脯保证。

这头新羽折腾得欢，那头可触动一个人了，那就是新羽的妻子李美容。

新羽整天不归屋，美容心里就起了疑心。老公怎么变了？平时老实巴交，门都不出的，最近脚底像擦了油似的这里转那里转。还跑到山上的林场去了。

林场里有谁呀？她扳着指头数，男人不就三个老头吗，他不会找，还有就是……

这女人要担心起男人来，总离不了怀疑那事。加上林场的那两个女孩子也凑戏，自从新羽谈起了那件事后，心里就老放不下，成天想着来找新羽说这事。林场本来有条宽路通山下，她俩却偏偏下山要走小路，弯到新羽家门口。仰着脖子在禾场上喊：“新羽哥、新羽哥在吗——”叫得山响。

“是谁呀——”让新羽的妻子美容一声问，又给吓回树林子去了。

美容看看朝山上躲去的两个背影，心里更生怀疑，这是怎么了？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心里早有了几分醋意：别让老公给两个小妖精叼走了呀。于是吃饭跟着老公、上墟也跟着老公，老公同谁讲句话也凑过去，还常绕着弯儿要说话给老公听。

“老公啊，你知道吗？村里女孩子都说你像侦察科长呢——”她说的是电影明星于洋演的曾泰。那阵正放《英雄虎胆》。“要是解放前呀，你呀——”小容在新羽脑壳上点了一下，“你还不知道要讨几个呢。哼——”

新羽正躺在竹床上抽烟，只当是女人话，还挺舒服着．没当回事。

他，太大意了。

这天，美容又给他炒了两个菜，他喝了两杯，倒在床上就“呼呼”睡了。美容给老公盖上被，扶他翻了个身，就发现他胸兜里硬硬的像有东西：呀，是封信呢！

要是平日，美容是不会看的。可是这回不同：会不会是那两个小妖精来信啦？她便大着胆子把信从丈夫兜里拿了出来。

的确，是两个女孩给新羽的信——找不到新羽，她俩憋不住了。

开头看还没什么，都是些抱怨农场的话。看到后头，她吓坏了，“新羽哥，我俩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我们早点行动吧！”

美容是共产党员，觉悟是很高的，她很快就听到了信后面的那两个字：逃港！

一股“阶级觉悟”就在“醋意”的推导下．在仗个贫农女儿心中陡然升起！

半个小时之后，严新羽在酒梦中被人推醒，揉揉眼睛才看清是治保主任和两个执枪的民兵站在床前！

严新羽和李海林团伙偷渡案就这样告破了。两个富农女，还有岗亭都被抓了起来。

据说李美容在向大队报告的时候，还反复问过：“叫我老公不跑就行了啊。你们不会抓他的吧？”当时大队治安主任笑着答允说：“当然不抓的。就是教育教育嘛，贫农只是觉悟问题。”她才放心。

可是，大队治保主任说话不兑现，新羽还是被抓到公社去了。他这算是有组织的团伙偷渡了，要判刑的。

这，美容可万万没想到。

小冲村的老人至今还记得那一幕：新羽被捆着双手押出村，美容像疯了似的跑出门去，痴痴地站在村口等丈夫。

原来，党和丈夫，她都是要的啊！

看见新羽押过来了，美容就扑了上去，抓住丈夫不让走。两个执枪的民兵看是两口子，就也没阻拦。

新羽先是站住了，冷冷地看了妻子一眼，然后一脚就把美容踹到路边的一条小溪里：“啐——狗婆娘！”

新羽后来被判了一年刑，算是轻的，因为是三代贫农。

一年后，他从韶关刑满回来，背着一卷被盖回村庄。不想过桥，怕人多，丢脸。绕了一个圈，到离村子远点的地方，卷了裤腿下水。

他正要上岸，发现小溪的对面，正站着等他的妻子李美容。她早在候他了。

李美容望着丈夫，喉咙里硬了半天，不知是懊悔还是什么，可怜的女人，说不出话，只知道伸手去抓新羽肩上的行李。

新羽犹豫了一下，开始不肯，后来看见美容眼里的泪水都涌上来了，心也软了，手就松了。

是的，要是不回家，他又到哪儿去呢？

家是回了。但从此以后，尽管升了大队副支书的李美容如何对他温柔体贴，如何说当初不该，这一辈子都欠他的，泪水把枕头都湿透了，但新羽的心，还是像顶着块什么。

夫妻就是晚上睡在床上，也再没那个事了。

最后，两个人都感到没意思。

半年后，他们分手了。离婚是美容主动提出来的。

好些人都不明白，美容为什么要离婚呢？她感到有愧，要卸下压在心中的那付担子。

据说，后来新羽还真的跟那富农女儿刘明明结了婚。70年代的一次大逃港时，两人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跑了过去。

美容昵，在小冲村里也没呆多久，呆不下去的。说是后来也没改嫁，回了娘家了。

“大义灭亲”——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给灭了。

没有了感情的夫妻，就会像掺着水的沙和土，捏不到一块的。不过，有时候，加加外力，沙和土也能捏到一块去。王自立和罗秀姑就是该样一对。

二、美女罗秀姑轶事

男人都逃港了

“男人都往香港跑了。现在你们生产队除了干部，就剩瘸腿老四他们几个，和些十一二岁的红领巾了。你看见了的吧，都快成妇女生产队了。是不是？”

听说我在写那年头“偷渡”的事，南头的人就都问我：找没找到她呀？就是那个美女罗秀姑呀，她最有“戏”了。

为了找到罗秀姑（代名——作者注），我几乎跑遍了老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光明农场，就像有句歌唱的：“鞋底都跑透，”但一无所获。

被问的人都说，她在当年可是大名鼎鼎。后来当过大队的治保主任，回回县里省里的先进大会少不了她。但是现在“风”都变了，人家还会出来吗？

看来，这位“女明星”是找不到的了。

好在罗秀姑的事情，至今许多南头蛇口的老人都还说得上，于是只好把他们说的综合了，也算是一个交代吧。

秀姑呢长到18岁时，活脱脱已经是“西宝安一枝花”了。南头、蛇口一带小伙子们常挂在口上的话是：“谁要跟罗秀姑说上一句话，一包烟。”

她头发黑得像涂着漆，脸庞儿白里透红像喷着霞。手脚又麻利，下田插秧，人家是一只手插，她是两只手左右插，“唰唰唰——”就像插秧机，引得满田埂的小伙子眼珠“的溜溜”跟着她跑。

公社召开民兵大会啦，表彰啦，发奖状啦，小伙子们的眼光不看台上讲话的书记，专盯着台下捧着奖状笑盈盈美得像一朵花似的罗秀姑。

最好笑的是有一次，罗秀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封信，信末尾也没有落名字，没头没脑地要邀她到海边大礁石旁边见面：“晚饭后，我穿白衬衫，斜背一个写有为人民服务的黄挎包，挎包上头插一片树叶，那就是我……”

天啦！这不像电影中的特务接头吗？就差一个“暗号照旧”了。把秀姑和女友们笑得在床上打滚。

那阵闹“偷渡风”，能干点的小伙子，都跑香港了，男青年少，往往是女孩子比男孩子还主动。只有秀姑例外，那爱情信是成天三封五封地飞来，把邮递员都“热”坏了：“秀姑啊，你得给我买鞋啊，都跑破皮啦！”

那秀姑看上的是谁呢？

有人说，姑娘的心啊，是山中的鸟，眼珠子是朝外边长的。

没错，她的心里有一个他——刘建国（代名——作者注）。

其实建国也很平常。父亲死后，他在深圳火车站顶了父亲的职，由于好学习，当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南头、蛇口的人，见过的都说他很帅气。

上学时，建国和秀姑在一个班，建国还是班上的团支书，入团时建国就是她的介绍人。秀姑一直在心里头感激他，他们在一起插过田、炼过钢、上台领过奖。他还送过她一个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呢，上面写着：“让我们在毛泽东的伟大红旗下，共同前进——刘建国”。

拿到语录本的秀姑思考了半天，为什么要用“我们”呢？她想啊，想啊想不通。

赶墟的日子，卖完了菜，秀姑总会偷偷摆脱姐妹们的纠缠，跑到车站宿舍里去坐坐。给建国捎上些泥瓜呀，西红柿什么的。星期天呢，建国也会骑了单车跑到南头来看他。给她带些她爱看的报纸啦，封面是王丹凤、秦怡的电影杂志啦。可两人从来没说过其他什么。

有一次，送他到村口，建国刚说：“我走……了。”左脚就错踩在右边的踏脚上，身体没平衡，“扑通”摔了一跤、秀姑“扑味”笑出了声，拿过建国的手心一看，都摔出血了，她又心疼得不行。

她心里暗自明白，他爱上她了，而她……也爱上了他。

人家说，姑娘恋爱时，是她一生最爱笑的时光，见什么什么笑。见了花，花笑；见了树，树笑；抬头见了小鸟，小鸟也在笑……

但是，自从碰见了另一个“他”，秀姑就再也笑不起来了。

他叫王自立（代名——作者注），是与她同村长大的。

自立比她大一岁，从小就是个苦孩子。15岁的时候，父亲就在替公社出海作业时遇难了。自立还有两个妹妹，母亲经常是卧病在床。小小年纪，一家的担子，就压在自立瘦弱的肩上。

当时，他还在上中学。在学校里，他的数理化成绩是拔尖的。都说将来是块上大学的料。可父亲一死，家庭的重担就让他再也读不下去了。

“怎么也得让他上完高中，”有一次，公社李大龙（代名——作者注）书记来队里视察，听说了这个事，“生产队要给他透支交学费！照说，他父亲还是因公死的呢。”

就这样，自立靠家里每年从生产队透支，拿钱上到了高三。

可是，透支归透支，欠着生产队的钱还是要还的。年终生产队把算盘一拨，王自立一家，不但没收人，还倒欠队里几百块。别人过年吃肉，孩子穿新衣，王自立家则端着青菜碗。看着都十几岁了，依然是破衣烂衫的妹妹，他心里只有苦酸。

离毕业还有一年时，自立再也不想读了。他决定下田干活，替家里还债。

那年头，村里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跑光了。站在大田边一望，插秧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女人。这时在女人堆里突然冒出一个小伙子来，那实在是太“扎眼”了。

常说，女人进了男人堆，男人都不说话；要是男人进了女人堆，“噼噼啪啪”就会像火星落进了柴堆里来议论。

“他们家是怎么啦？三嫂又病啦？”

“咋不去上学啊？”

“晒着（可惜）啦，是块读大学的料呢！”

“劝劝三嫂吧，还是让自立去上学好。”

这些话，埋头在水田里的王自立都是听到了的。

男人受到女人的关心，往往倍添力量；但如果男人受到女人的怜悯，那添的反而是痛苦。

他一声不吭，只望着水面，插啊插……眼泪儿在眶里打圈圈。

血红的太阳慢慢落向西边了，晚霞烧红了半边天。田埂小路变得灰蒙蒙的，像是迷在一股带着泥香的雾气中。

自立挽着裤腿，提着鞋子，走在收工队伍的最后面。他不想跟着大队的妇女后面走，免得听她们说这个问那个。

自立以为是自已走在最后了，其实，这个时候，准也没发现，有位姑娘比他走得更后，悄悄地跟着他。那就是罗秀姑。

“自立哥，你也回得这么晚啊？”

昏暗中，少女的声音，像银铃随着晚风敲动。

“是啊，我到溪里洗脚去了。”自立头也没回地说。

“自认哥，你一个学期要交多少学费啦？”

她怎么问这个？

不过，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自立就没有再多心了。

“三十多吧，要是不吃饭的话。”他指的是学费。

“那——以后学费我替你交啦。”

王自立惊异地张大了嘴巴：“什么？你替我交——交什么？”

“学费呀。”

“为什么？”

“不为什么呀！”秀姑笑笑说，脸上窝出了浅浅的酒窝，“你是个有出息的人，你该去上学呀。”

听着秀姑这话，自立仿佛有一股暖流流过心田。

“不行，不行，秀姑，怎么能让你受累呢？”他说着，心中却充满了感激之情。

“自立哥，只要你能看得起，能帮你是我甘心情愿的。”

甘心情愿！她——他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她。男孩子一碰上这号事，总喜欢往那上面想。

平时，每当大队的小伙子们倾慕地议论起罗秀姑时，他自惭形秽，总是悄悄地躲到圈外，听都不敢听、自家穷．长得又不好看。他从不敢提“秀姑”这两个字，怕的是“站污”了美丽的她。对于他来说，秀姑就是天上的月亮，落在树上的凡间凤凰。她那么亮，那么高，高得叫人不敢接近。没想到，没想到今天她会主动找他，这是做梦吧……

“自立哥，你答应吗？”昏暗中，又传来秀姑温柔的声音。

“答应，我当然答应——”王自立感觉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手心都出汗了。

一股幸福之情涌上他的心头。

晚霞烧红了自立的脸，也烧红了秀姑的脸。还好，没人。田野昏暗暗的，谁也没看到。

但是他们想错了，一个有心人看到了。他检查插秧进度，走得更后。

他就是公社书记：李大龙。

双抢搞完了，照例又得抓反偷渡了。公社书记李大龙蹲点到了秀姑队上。

那天，大龙书记把工作布置完了，便喜滋滋地进了秀姑的家门。

“秀姑啊，水生说，你这段表现不错啊。”水生是秀姑队上的生产队长兼大队副支书。

大龙书记拿起桌上的茶壶，自己冲上水。书记是老熟人了。

“又要开会呀，李书记。”秀姑在编筐，也没起身，以为是来通知她开会的。

“不是，是给你带好消息来啦。”书记说，“支部正在考虑你的转正问题啦。”秀姑的党员还是“预备”的。

“真的啊——”秀姑脸上泛出了光，她太高兴了，她对入“党”是太神往了，“书记，我做得还不够，组织还应该多考验我呀——”

“会考验的。今天就要考验．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又光荣又最严肃的任务，好不好？哈哈哈——”奇怪，为什么书记交代严肃任务还大笑呢？

这是什么任务啊？

“秀姑啊，你坐过来。这任务啊．说严肃，也轻松，说轻松呢也严肃。我问你，现在咱们队里最缺什么？”

秀姑的黑眼睛闪了一下：“缺插秧机啊，还缺化肥、缺……”但这些，我也不能做啊，她想。

“嗨——”书记摆摆手，“不对。那些都缺，但最缺的是什么——知道吗？”

秀姑摇摇头。

“缺人，缺男人——”书记自己回答说

秀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书记要说什么啊？

“男人都往香港跑了、现在你们生产队除了干部，就剩瘸腿老四他们几个，和些十一二岁的红领巾了。你看见了的吧，都快成妇女生产队了。是不是？”

书记说的没错，男人都快跑光了。

“缺男人，更缺有这个的——”书记点了点自己脑袋说，“有文化的、有知识的男人。去年你们队那个会计跑了，想找个有文化的，跑遍了全大队都找不到。后来还是我到别的公社给你们借的人。是不是？真给社会主义丢脸啊！”

秀姑沉思着，书记给我说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留住人很重要啊——”书记继续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关系到千秋大业的问题。知道吗？”那阵正宣传接班人的问题。

“明白——”秀姑说，但她心里还是不明白，她在揣度书记到底想说什么。

“唉，你们队里就这么一个高中生——”书记叹了一口气，掏出烟来，“也不知留不留得住啊。”书记好像很犯愁。

“谁——”秀姑问，其实她是知道的。

“王自立啊。”

“啊——”不知怎么的，一提起这个名字，秀姑心里就“噗噗”地直跳，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但是，秀姑脸上微妙的变化，怎能逃过老练的大龙书记的眼睛。他微微一笑：“能让他跑到资本主义那边去吗——”

“能。啊，不能，啊——自立也要跑？”秀姑说话有点乱。

“不是——他可没跑。”书记笑一笑说

“啊——”秀姑心里的石头又像落了地。

“但也难说啊。他高中不快毕业了吗，现在正赶上外逃风，如果不对他加强教育，我怕他左脚出了校门，右脚也会上香港的船呢。”

秀姑心里乱乱的，不知怎的，秀姑也在为自立担心。

是的，这些年，这现象简直成了有文化的中学生的通例了，培养一个走一个。

“所以党要交给你这个任务——”

啊，说了半天，就是这个啊，她的心缓过来。这事她做得多了。

“没问题——”秀姑笑笑说，“我明白了，书记。我同自立从小在一起，关系也不错。我一定做好他的思想工作！”秀姑笑笑着，继续编她的竹筐。

“可不是啊，”书记摇摇手，笑笑说，“不是做思想工作啦。”

那是做什么啊？

“做夫妻——”

什么？秀姑的手指停住了。

“我看你们俩倒挺般配的。组织上希望你们结成队，树一个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标兵夫妻！”

罗秀姑愣了，她可从来没往这上头想的啊。

“你再考虑一下吧，”书记语气很宽松，“看自立这人行不行。婚姻自由嘛，党员也一样。组织上是看准这事了，做主当然还是你自己！”

大龙书记走了，村口的电灯亮了，天上，却一个星星都没有。

秀姑站在门口，眼前好像迷来一团团的漆黑。

“秀姑，秀姑——”是海英她们几个来了，拿着夜校课本，在叫她呢，可她听不到。

“走啊，学毛著啦——”

她这才发现自己站在门口好半天了。“啊，啊——”她应着，回屋去拿毛著，却拿了针线筐。

“你们先去吧．我还有点事——”

这真是太突然了？怎么就交给自己这么一个“任务”呢。

秀姑的心，乱了。

迷离中，似乎两个青年的影子一齐向她走来。

一个高高大大，穿着铁路工人服，挺英俊的，推着单车。另一个呢，是个还拿着书本的高中生，又矮小又瘦弱，见了人老是蔫蔫的，像一根放了几天的豆角秧，眼睛都不敢抬起来看你一下。

这怎么办啊？她从心底里问自己。她很清楚，她爱的是谁。

她怪自己刚才没向书记说清楚，她应该向书记说自己有心上人了。

但是，她怎么能这样说啊？

组织上的安排很明显，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在党需要的时候后退呢？

思啊，想啊，秀姑走到村边来了。

村边的溪水又清又凉，她用手掌捧了一把，洗了洗脸颊，让昏沉沉的大脑清醒一下。

这时秀姑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同自立一样，没有父亲，她的父亲死得更早。还在她七岁的时候，给地主扛长工的父亲上山砍树时，给树压死了。家里穷得连床草席都没有，是母亲拿着锨，她用小手捧着土，把父亲埋了的。村子里呆不下了，母亲牵着他的手在外面流浪。脚上从来没有穿过一双鞋，身上从来没穿过一件没补丁的衣服。到解放那年，母亲还牵着她在东莞要饭。村里的人告诉母亲：“你还不回去啊，共产党来了，分田地了，你们也有一份。”她们这才回到家乡。土改了，她母女分得了一亩二分田，两间青砖瓦房。秀姑还上了小学。

她们做梦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日子。她们重新把父亲埋葬了。每年清明，母亲都要领着他去给父亲上坟。母亲总是流着泪告诉泉下的父亲：“现在你放心了，我和你秀秀都过上好日子了。”

想到这里，秀姑觉得眼圈麻麻的。她怎能忘记党的恩情？不能，不能啊。

她整晚没睡好。一早起来，她的主意定了，准备到城里去一趟。

她含着眼泪在篮里放下给建国做的一双鞋子，一件费了多少个夜晚打成的毛线衣——那是准备在答应他的那一天再送给他的。还有一叠用塑料纸包了又包的他给她写来的信。上面有她熟悉的钢笔字体：“亲爱的秀姑同志”。

摸摸那些留着墨水气味的信纸，看着她熟悉的称呼，她觉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以后，就很难看到这些了，也听不到他的单车铃响了。她这次去，要把信件全部退还给他，让他把她写给他的信也通通烧了，不要再想她了。

一辆公社的拖拉机停在路边上，司机是熟人。

“你要去哪里？秀姑。”漂亮的女孩子是很容易坐上车的。

“上城里——”她坐了上去。

她打算去铁路宿舍看了“他”之后．再去县里的中学看“他”，把钱交给“他”。然后马上回来。

为什么马上就想着回来？秀姑问自己。根本不像见了建国那样，希望与他多呆一会，再多呆一会。他呢，也同她一样，到村口了也不想上单车。

拖拉机已经停在铁路宿舍旁边了。秀姑不由心头一阵心酸。

正好是星期天，吃中饭的时候。站在草坪里，远远望见他从食堂出来了，端了一碗饭，上楼去了。

真的，真的吗？我以后再也不会来了吗？再也听不到村他的单车铃声响，再也看不到他浅浅的笑了吗？

也许就是在这一刻，她突然觉得，她爱他，她不能没有他，她离不开他！

“就在那一下，我又决定，不退了。”后来罗秀姑在“斗私批修”中“检讨”自已的“思想深处”说“我的私字上来了。小资产阶级邪念占了上风。”

改变了想法的罗秀姑猛地掉过头，朝县中学走去：她决定要去安顿好的是王自立。

王自立没想到秀姑会来看他。喜滋滋地猴抓着脑袋，傻笑着：“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学费，”秀姑从荷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这学期的。”

自立看时，都是五角一元的，还有一角的小票。拿着信封，王自立不知说什么好。

秀姑又从篮里拿出一双布鞋：“自立哥，你穿着看看，要合适，以后我再给你做。”

“好呢。”王自立连忙地把鞋套上了脚。

“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把书读好，争取考上大学，为我们村出个人才。自留地里干不完的活，我会去帮三婶的。”

“好，好。”自立一个劲地点头，他怎会想到秀姑这时的心呢？

“我要走了，自立哥——”

“你多呆会吧。”自立还不舍得她走。

站在校门口，回过头来看着痴痴送着自己的自立，秀姑心中又升起一种难受的感觉，没有了她，以后照顾自立生活的又是谁呢？她会像白己一样的关心自立吗？

“自立哥，从今以后，你要学会自己关心自己啊——”

“会的，我会的。”自立说。

“自立哥，将来一定会有一位比我更好的姑娘来照顾你——”说完这句话，秀姑一甩头，跑出了校门，几乎是“飞奔”着离开的。而自立依然傻傻地幸福着。

——

到了铁路宿舍，见到了建国她把一江河的水都倾泻了出去，那是一个少女满蓄在心中的情意……

连建国都幸福得懵了。

两人第一次表明了“爱情关系”。

几天后，女伴海英拿着鞋底喜滋滋地进门来了：“好啊，秀姑，这么大件好事还对我保密呀！”

“你说啥呀！”秀姑打着毛衣说，“鬼丫头——”

“没有，你敢说没有，你这衣服给谁打的，嗯——”

秀姑脸有些红了。建国的事情她们知道了 ?

“什么呀？”秀姑装着什么事都没有。

“你硬要等到吃喜糖了才说呀？”

“你说啥呀，什么事——”

“同自立的事啊！”

自立！秀姑愣住了。

“还瞒呢，大龙书记都说了，”海英说，“你敢说前天没去深圳中学？嗯——瞒我。”海英还在一个劲地逗笑。秀姑却感到眼前一切都在旋转、旋转……

“秀姑，秀姑——”这时门外有人叫她。

原来是队长水生哥乐呵呵地来了。怎么今天水生看她的眼神也那么亲热。

“啊，海英在呢”显然水生来是有事，海英赶忙找岔走了。

“秀姑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正通过了。”他是大队副支书，“支部让我来通知你。五一节就给三个新党员办宣誓啦。”

这回，秀姑心里说不上高兴，只是一阵翻滚，说不出什么味。

水生又说：“还通知你一件事，咱们队的治保主任不是跑了吗？支部开会，东看西看谁都不上眼，只有你。大家都推你啦。以后，你就是我们大队的治保主任了——”

秀姑一下子简直懵了，不知该怎么说。

“水生哥，我不行，我还很不够，真的——”她但愿这一切不要来，不要来！

“你就别谦虚了吧，别人想还当不到呢。这是大龙书记和大伙要培养你啦——”

“我不行，你们别选我，真的——”她几乎是在哀求着水生了。

啊，我的建国，我的建国！

“你是怎么啦？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水生很严肃地说，“难道这还不光荣吗？”他有点生气。

不知什么时候，水生已经走了。

“秀姑，秀姑——”她听见门外雀噪般的叫声，是一班姑娘们来祝贺了，肯定是来“吵”自立的事。这事都传开了 !

秀姑坐到凳子上，感到眼前发黑……

高三年级快毕业的时候，校长通知王自立说：“上办公室来一下，你们公社来人找你了”

自立去看时，笑呵呵的，是公社李大龙书记呢。

“哈哈，小秀才呀。”书记拍着他的肩膀，高兴地叫他，“快成龙了啊，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呀？”

自立没吭声，害羞地低着头。

突然，书记又问：“你知道秀姑为什么会爱上你吗？”

书记怎么问这个啊？

自立老实地摇摇头，他真还没认真想过这件事。

倒也是，秀姑是那么出众的姑娘，自己就这么个样，家里还那么穷，怎么就爱上了自己呢？当初怎么就没想一想？

“是组织的安排，知道吗？组织上希望你们俩结成一对，革命的一对。扎根农村，我们还要把你和秀姑树立成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的典型，在全县宣传、学习、推广。这也是秀姑对你爱情的要求。”

“没问题，我向党保证，如果考不上大学，我一定扎根农村不跑香港。”自立坚决地说

“好！”书记高兴地说，“今后，咱们公社团委书记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这事要保密啊——”

听到书记回来传达与自命的谈话，除了听清楚“要保密”三个字外，秀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这段日子，她就像个木头人。一连串的“任务”冲她这个新上任的治保主任而来：先是被派到县里的干校学习，接下来又到公社参加学习班，后又到惠阳参观……晚上还要背了枪值勤。简直透不过气。

她想，越忙越好，越像个木头人越好！

1965年的10月l日，对于南头蛇口一带许多小伙子，是个“伤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西宝安县最漂亮的姑娘罗秀姑要出嫁了，对象是他们根本没看上的瘦瘦蔫蔫的王自立。

结婚的那天，满村充满了喜气。婚礼在秀姑原来设想同建国成亲的新屋里举行。当然首先是向毛主席像敬礼、宣誓。然后是证婚人公社书记李大龙赠送一套《毛泽东选集》，照例还要给新人赠送一段毛主席语录。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大龙书记念着。

然后是主持人宣布：“撒糖——”

海英她们一帮姑娘们出来了，端着一盘盘纸包糖，向人群中撒去。有人跳起来抓，有的在人群中抢，小孩忙着在地上拣……满场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时，有个放牛的孩子跑来告诉秀姑说，村口有一个人．老朝这边望，就是不进来，还推着单车。

“建国——”秀姑的第一反应就想到他，那是她收藏在心底的建国！

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

“建国！建国——”她像疯了一样朝村口奔去。

大伙看见新娘子突然扔下场上的人往村口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就要跟了去。

到底是做书记的有水平，李大龙向大伙摆摆手：“没事——他同学，来吃酒的，让她去接吧。”

他知道，有些情绪，是要让它发泄出去的。

书记对大家说：“大伙坐啊，乐啊，喂，海英，撒糖啊——”

“撒糖啰——”又是一把糖向空中撒去。

又是一片欢笑声起来了。

村口却很寂静，秋风洒着树上的叶子，往地上撒，顺着小沟里又冷又凉的流水无力地流……

秀姑站在空空的村口，四周空空的，没有人。

建国走了！

“建国——建国——”你为什么要走啊！秀姑的撕裂一般的喊声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看看四周没有人，她的哭声像山洪爆发出来。

故事说到这里，就要截止了。

这对夫妻后来过得怎么样，说法不一。只知道后来秀姑成了出名的“模范典型”。她带着民兵巡逻、站岗、抓偷渡……工作很出色，经常到公社、县里介绍经验。后来还升了公社党委委员。

而大龙书记呢，几乎每次总结大会，都会提起“xx公社那个罗秀姑”。也正因为这个“点”抓得好，出“接班人”出“成绩”，大龙书记也屡屡受到县里省里的表扬。

至于自立，他与秀姑结婚后，的确没有跑。在队里安心当了两年农民。什么干部也没当。开会时干部都说：“你们青年人看啦，王自立是多好的文化人啊，回乡当农民，现在人家什么干部都不是，可就是不跑，坚守田中干革命。”

大龙书记是很讲信用的，两年之后．自立便被“选”上了公社的团委书记，比秀姑还高一级，是“国家粮”编制。

直到本书成书前，我依然没有找到罗秀姑，于是放弃了再找她的念头，我想，就是找到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明星”，大概也不会再说什么了。

如果要说痛苦，她是醒着的；如果要说幸福，她也许还睡着。

唉！怎么说呢？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只要伤口不流血，都叫一辈子。

◇第五节 刑场上的鲜血◇

——老头与青年殊死血斗

一、有偷渡者被枪毙？

“那地方原来是刑场，知道吗？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几个小山包，推平了的。”

2005年的春节，几位朋友相约一起吃饭。觥筹交错之间，有人说起要添一套住房，问深圳的豪宅哪里的装修好又便宜。大家都推荐说xx花园好。特别的豪华气派，价格每平方米比其他花园还低了两三千元。

一位原籍宝安县的朋友却摇头：“这么豪华，还这么便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都等着他的回答。

“那地方原来是刑场，知道吗？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几个小山包，推平了的。”

原来如此。

真有偷渡者被枪毙吗？当年对逃港者的刑处，真有如此之重吗？

“有的，”一位熟悉情况的老公安领导告诉我，“对于被捕获的偷渡者，各个历史时期的处理不尽相同，有遣送回原籍的，有送农场劳动改造的，也有关监狱的。如果被枪毙，那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历史上有反革命罪啦、抗捕啊、杀人啊，等等。”

二、四青年密谋逃港

“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这边。”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一则香港报纸的报道闯入我的视线。这是1963年5月某右翼港报上的一条消息：《深港边境羊台山昨酿血战，四名偷渡义士被擒》。

报道称：四十余名偷渡义民，皆携带武器，在边境羊台山附近与四千多名军警民兵血战，坚持数天，终于失败。其中领袖官文烈等四位义士被擒。

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引起我的怀疑。

“啊，官文烈——”老公安拉长了声音，“有的、有的。”

“真是这样吗？”

“不过，他们把事情夸大得面目全非了。那时四个博罗来的青年强行偷渡，而且砍伤了一个老民兵，于是我们调动了全县的军民围山。是的，那次去的武装加上群众，的确有四千人。事情就发生在羊台山。”老公安说。

“羊台山？在哪里？”

“这里——”老公安吐了一口烟，指着一张地图说，“就在如今的石岩、龙华和南山的交汇处附近……”

从地图的标志看，羊台山是一片人迹罕到的古森林。

“三个判了无期，一个枪毙了，被枪毙的那个就叫官文烈。”

我停了一下。照这样说，虽然不像香港报纸说的那样耸人听闻，但事情的确是存在的了。

我想知道事情的内情，便继续追问。

“官文烈是个怎样的人呢？”

“年轻，就二十岁吧，那时的布告上有照片。”他抽了一口烟说。

“我叫人去找找。”老公安又抽了一口烟，“阶级斗争被强调到过分的程度，斗啊斗啊，你死我活啊，早晚就出这种事了。”老公安这样总结说。

可惜他终于没有能找到照片。

好在当年有关枪决官文烈的布告在宝安、惠阳、东莞城乡到处张贴过。

我终于在宝安县的农村找到了一张发黄的旧布告，有配在文字旁边的照片。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那个被誉为“义士领袖”的官文烈，并非我想象的那样高大凶猛，竟是个瘦小、孱弱的小青年。

布告上的照片大概是被捕后在公安大院内照的：官文烈穿一件破旧棉袄，一根麻绳系在腰间。眯缝着无神的小眼，好像害怕强烈的阳光。

而同他一起被捕的范金波、郑良才、郑锦安，也是衣衫槛楼，同官文烈如出一辙。就是把他们拉到一群乞丐当中，你也不会分辨出他们来。

“他们就是一群可怜饥民嘛——”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看了照片后说，“就像是逼得没路走的兔子，回头来咬了人一口，于是被共和国的法律严判了。”

“官文烈——”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想去了解这个已经逝去的年轻的灵魂。

40多年了，如果他活着的话，应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吧。

普宁县高塘公社高明村是个穷地方，太平年代地里打的粮食就不够吃，“斗地主”也没斗出稻谷来，再碰上那场“苦日子”，高明村几乎家家都冒不出烟了。

有次，官文烈和郑良才、郑锦安几个小青年在山上放牛，实在饿得不行了，官文烈就说：“吊他妈，饭都吃不饱！到哪里去弄点吃的呀？”

“有啊，去不去——”郑良才凑过来说。

山下有一垄番薯地．公家地里的东西，收了也不归自己，所以番薯迟迟没人收。官文烈说：“有吃没人收，刨了再说。”

于是三个人在队里的番薯地刨番薯，一人刨了两筐藏在草丛中，又一人拿着一个番薯啃着。谁知这事让人发现了，一溜烟告到了治保主任那里。

当天晚上，斗地主的大会变成了斗“盗窃犯”、，三个小青年被五花大绑着推上台来，跪在毛主席像下“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就刨了几个红薯，也挨斗，官文烈不服气，扭了两下，要抬起头来申辩什么，治保主任便在他脖子上横“砍”了一掌。

“富农患．还顽固——”脚便蹬在官文烈的脖子上，一脚踩下去……

他家是富农，离地主不远，贫下中农踩了便踩了。

那天被斗回来，官文烈把打了叉的木牌往地下一摔，对父亲说：“爸，我再也受不了了。你让我跑吧——”

“跑哪里？”

“香港——”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做声，那意思显然是：这里哪还有路啊？跑吧。

官文烈便去邀郑良才和郑锦安，一说，都表示：“在家也是等死，跑了好，一走了之。”

“了可还没了，我心里这口气还窝着啦。”官文烈咬咬牙，“受他欺负！让他踩一脚，我走了也要先还这个账！”官文烈说的是大队治安主任。

“我也窝气”郑良才说。

“我们打他顿，出了这口恶气再跑！”官文烈说。

三人先是把去边境的路径弄清楚了，又准备了干粮和红药水，随时准备上路。

官文烈知道，这一回，打了人，就别想再回来了。临走前，他特意进里屋，看了一下奶奶。奶奶正病在床上，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我要出远门了，奶奶——”

“到哪里去？好久回啊？”奶奶担心地问。

“半年，去福建，打石头——”奶奶耳朵不好，他贴近了大声说。

“这么久啊——”

“我打了石头，赚了钱，就回来给你治病。”

“不要，不要，”奶奶摇着手，“我什么都不要，你陪着奶奶就行。我没多久了，你不要走了——”

这时，宫文烈感到一阵心痛。后来他交代说．那一刻．他也不想走了的，他知道奶奶快不行了。

这时屋外面有人吹口哨，是郑良才他们来了，他心一横，站起来就走了。

断黑时分，三人潜到了村边的一条山坳里。

山路的那头里闪出了电筒光。“来了——”郑锦安过来说。果然，治保主任打着手电筒从大队开会回来了。

“记住，良才蒙头，我和锦安下手。别打头，打腰，腿。别把人揍死了。”说完，就从地上操了一根棍子。

还没等治保主任弄清楚怎么回事，三人一拥而上，一人蒙头，两人拿绳子，将人捆了拖到树边。

治保主任主任大喊“救命——”官文烈上去就是一耳光。拿棍子在他头上敲了敲：“再喊，打死你——”

“听着，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是官甲海的儿子。”官文烈对蒙着的头说，“平时受你的气受够了，今天也该你倒倒霉了。”说完棍子便雨点般的打一下去。

治保主任连喊：“饶命，饶命”

三人牢牢实实把治保主任捆在大树上。“还你一脚——”官文烈走前狠狠地在治保主任腰上踹了一脚。一挥手，三人便消失在黑暗中。

出了村口就是一座大山，上了山，三人看看后面没人追，坐在山路上，“哈哈哈——”笑开了。

这辈子，这是他们最痛决的一次笑！

笑过后，郑锦安有点担心了：“烈仔啊，打了人了，我们这辈子，看来是回不了家了？”

官文烈说：“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不回就不回，”郑良才说，“要到了香港，老子拉屎都不朝这边。”

天上露出微明．三个年轻人拿棍子撬着干粮，敞开了衣服，迎着吹来的凉风，朝西南边的宝安县方向走去。

三、四千军民夜围羊台山

老头一看我要抢，就从塑料袋里抽出把柴刀来，挥舞着，口里大概是喊：不要过来啊，要不就劈死你！

“走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吧，中午十二点的样子，我们估计快到边境了，”被捕后，官文烈对审判员交代说，“不敢走大路了，就决定上山，走小路。”

“那山上没有路，到处是树，我不知道叫什么山，很高的，就上去了。上到最高顶（羊台山灯芯顶——作者注）．看见那儿有块大石头，再一看，石头上坐着一个人呢，怎么这深山凹里有人？就很警惕地问他是谁？”

坐在大石头上的人，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比官文烈高些，他叫范金波。丰顺县人，也是在家呆不下去了，也跑到边境偷渡来了。

“听他说也是来偷渡的，我们就放心了。”官文烈说，“他还答应说，他姨父在香港开工厂，过去了，个个都有得事做。还可以寄钱回来。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就给他干粮吃，给他水喝。”

四月的南粤，正是好天气。太阳暖暖地照在大石头上。四个人都有些困了，官文烈就说：“睡觉吧，到晚上再赶路。”

年轻人贪睡，四个人躺在大石头上，眨眼间就睡熟了。

猛然间，他们被一阵咆哮般的喊声叫醒。

官文烈睁开眼睛，白花花地看见离他们八九米的地方，站着个老头。老头叫戴意友。

戴意友本来是把种田的好手，但是毕竟上了年纪。开春的时候，生产队长就安排他上羊台山大队林场养蜂。

这羊台山，号称宝安县西部第一山。密林深涧，野兽出没。几个农民住在那里养蜂，就像是与世隔绝，十天半月才能下山一次。

日子过得快，转眼就到了四月，过了清明，蜂糖便打完了。

场长李茂才说：“戴叔啊，事情闲了。你都一个月没下山了，明天你回家打一转吧。”戴意友掐掐指头，真的一个月还多呢。

场长特意叮嘱说：“路上不安全，有豹子的。叫个人陪你下山吧。”

戴意友边把柴刀装进塑料袋中边说：“怕啥，有这玩意。我年轻时候还打过野猪呢。”

从林场去山下，要经过羊台山的最高峰灯芯顶。戴意友喝了两杯米酒，提了塑料袋，摇晃晃地往灯芯顶上走来。

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地照着。春风刮过来，满山的树木发出“哗——哗——”的响声。戴意友一边走，一边还掐了一把路边的野花，打算逗最小的女儿秀春。

再过去就是灯芯顶了。

他绝没想到，就在那个地方，一场灾祸正在等待着他。

刚一上灯芯顶，他就看见那个大石头上坐着四个人。那样子衣衫破烂，还放着粮包，一看就是想偷渡的。他把柴刀拿出来，向他们喊……

范金波口供整理：

“那老头在石头下，叽叽呱呱乱喊，一下往南边指，一下又指指林场。他说的那些我们不懂，不知说些什一么。只知他看出我们是偷渡的了。”

案子结束后，宝安县宣传部报道员去采访戴意友：“你是不是奋不顾身？你估计自己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戴意友：“不行。当时我一琢磨，我就一个人，他们有四个，要吃亏的。便不接近他们，就站在隔他们十几米的地方喊。声音尽量大点，希望能传给远处的人，比如在山上砍柴烧石灰的啦”

报道员：“你都喊了些什么话，怎么他们都说听不懂？”

戴意友：“我说，你们是逃港的吗？那里逃不过的，有解放军的。你们回去算了，到我们林场去也可以，有饭给你们吃的，过两天就送你们回去。”

戴意友说的是龙岗当地的客家话，四个人根本没听明白，反而认为老头是要叫人来抓他们了。

范金波口供整理：

“听到老头喊，烈仔就向我们三人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别理他，快走。我们便起身，赶快走。如果我们走了就好了，那就没事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导致四个逃港青年起了杀人之心。

原来睡觉的时候，官文烈把粮包放在石头上，由于没放稳，这时滚到石头下面去了。

站在石头下的戴意友顺手就拣了粮包，抬腿往林场去——拿走你们的包，看你们还走不走得了？等把你们引到林场就有好看的。

这时，老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老头只顾夹了粮包走，却没注意大石头下还有一根三指粗的棍子。而正是这根棍子成了四个青年的武器。

官文烈口供整理：

“那老头一走我就急了，没粮包怎么过河啊？我就喊放下，放下。他硬是不放，还往林场走。地上那根棍子他没拣走，我就从地上拣起那棍子，追了上去。本来是想吓一吓他的，没打算打他。这时，范金波他们三个人也上来了。老头看见我们都围上来，有点怕了，就站住了。嘴里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我说包是我的，还给我。他不听，还朝着林场那边喊。我更急了，要是林场来人了就完了。一急，就去抢那粮包，想抢了就逃。

老头一看我要抢，就从塑料袋里抽出把柴刀来，挥舞着，口里大概是喊：不要过来啊，要不就劈死你！

我没怕，心想，你拿我的包，还拿刀砍我，哪有这个理？就拿棍子打过去，打中了他的右手，刀‘挡’地掉在地上。我就扑上去抢他的刀，他手快，拾起刀就向我挥来。猛地，我感觉手指头像给蚂蚁咬了一下一样，一看，给削掉了一截了。

我本来没想打死他的，这下火就起来了，我就喊：吊他妈，打死他，打死他！又一棍，打中了他的头。”面对审讯员，官文烈一一交代了当时的情景。

“他倒下了没？”审讯员追问。

“没——他还挺着。”

在打斗中郑良才也被砍伤，戴意友趁机爬起来，跑向林场。

官文烈口供整理：

“我一看，老头跑了。一定是回去报告，就又喊：快抓住他，不能让他走！我们三个就一拥而上把老头又摔在地上，老头这时已经跑不动了，我夺过柴刀，砍向他的头……”

官文烈口供整理：

“我那时性起，人也疯了。还有，我不砍死他，他就要去报告。我们就跑不成了。反正是你死我活了。”

“我在晚上八点四十分接到宝安县公安局冯、罗两同志的电话，说有四偷渡犯杀人后畏罪潜逃，可能还没有到达边界，请求部队派出警犬支援。我迅速把情况向团首长作了汇报，首长命令立即派出引导员刘庆生、王义诗、刘家兴，携了两只警犬前往增援。

我们赶到宝安县公安局的时候，县委副书记，还有龙副局长早在那里等了。显得很焦急，说全县都动员了，但是山高林密，不好追捕，有部队，事情就好办了。当时分析，杀人犯可能走得还不远。但要防止他们进人沙河一带后，从深圳湾海上偷渡。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们正商量往哪条路上追，突然有消息传来，说沙河方面，有人在看电影回来时．发现蜂螂山上有两个人影，赶去看就不见了。

我们分析，可能是杀人犯已经进入沙河附近。

沙河离深圳湾很近了，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们游水过海。现在关键的是要把他们拦在山边上，避免他们进人沙河一带。不管怎么样，先把那两个黑影抓到。

当晚23时40分，我与公安局边防科廖科长引犬赶至沙河民兵哨卡。经了解，的确是两个人，不是四个人。为什么变成了两个？当时分析杀人犯已经分散行动。

四个民兵打着电筒指引方向，我们的警犬在前面带路，往蝗螂山上赶。林又密，路又黑，好容易赶到了发现两个黑影的地方。

警犬“嗯——嗯——”在路边嗅了几圈后，猛地就朝灌木丛中窜去，紧接着听见一声女人的尖叫声。

我们赶到时，发现一男一女吓得缩成一团躲在灌木丛里。他们不是那伙杀人犯，是两个从增城来偷渡的教师夫妇。

目标失去了。我们有些着急。

13日凌晨，我们与另一个搜捕组汇合了，他们报告说，杀人犯是逃不脱了，几千军民已经把羊台山一带围得水泄不通。还带来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据沙河的民兵反映，在山上发现有四个人的背影，估计就是他们。方位还在蝗螂山一带。

我们又有了追踪方向。

13日7点10分，我们搜捕到蜂螂山南的一个山坳里时．两头警犬表情异常。一阵狂吠后，都朝树丛中奔窜而去。

很快，我们听见树丛中有厮打的声音：警犬发现目标了！

我们赶过去，发现一个衣衫槛褛的青年（后来证实是郑锦安——作者注）正操木棒与警犬搏斗。我们对天鸣了两枪，命令他：“放下——”他怕了，把木棒丢在地上，然后束手就擒。

接着，草丛中又站起来一个人（后来证实是范金波——作者注）、也举起手。

我们把他们丢在地上的东西翻出来看，一袋干粮、一瓶红药水，还有四块用来当雨衣的塑料布。

这时，突然又听见警犬发出凶猛的叫声，飞也似的朝山头上窜去。

山头上猛地站起来一个瘦瘦的小青年（后来证实是官文烈——作者注），他用博罗话大声向同伙喊：良才，快跑，狗来了——

这人便扬着一根木棍，主动迎上来阻挡警犬，掩护另一个青年（后来证实是郑良才——作者注）向山下跑。

当然，这一切都是白搭。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小青年能挡得住我们？

聪明的警犬不扑拿棍的青年，却直奔逃向山下的青年。

那拿棍的还想拦犬，一个民兵跑上去，一枪托就把他打倒在地上。”

经数小时的紧张抓捕，四人均被捕。审判时四人都供认不讳。问人是谁杀的，都说是一起动手的，没有谁先谁后。

但经分开审讯，两天以后事件的前后经过就都清清楚楚了。

四、群众齐喊：杀、杀、杀——

他知道不行，哭了，流着泪，没再说。执法人员又问他还有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我想吃餐饱饭，有肉的、”他说这些年根本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死了，也要放开吃一顿！

事件结束后，宝安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学习老民兵戴意友的活动。而为了“扩大影响，起到教育群众的作用”，宝安县委要求公检法部门走群众路线，到戴意友的家乡龙华公社龙华大队去，征求当地群众对判刑的意见：看杀还是不杀。

首先请到的是戴意友的亲人，爱人、三个女儿，要他们表态。

据说早在此前，四个偷渡青年的家人都从家乡赶来了，哭哭啼啼向戴意友的亲人们求情，想让他们别说杀，保四个青年一条命。

果然，家属表态时，都没说要杀：“老头子的命保住就行了。杀不杀是政府的事。随政府吧，我们没意见。”

又问家属有什么要求，他们说，就是想让政府把那四个坏蛋押来，让他们看看是什么样子。

人，对未知是有好奇心的。

床上的老头戴意友的表态也差不多：“我又没有死，没让他们过河我就甘心了。判什么？随便吧。”很随意。

在群众大会上，群众的“表决”却完全不一样了。当大队干部问激动的群众：“大家说，杀不杀啊？”台下齐喊：“杀、杀、杀——”。

“同意杀的请举手——”大队干部接着说。

台下支支胳膊高举如林，如同罗马角斗场中对倒地者的判决！

“全体贫下中农通过，杀！”大会主持人宣布。

最后判处官义烈死刑，其他三人判无期徒刑。

当然，这也符合上头的精神。当时上头有指示，暴力对抗是必须镇压的。

大凡要被枪决的犯人，在临刑前都会被问：“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据老公安说，当时官文烈提出了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想见一见他奶奶。

这要求当时就被否定了，没有同意。奶奶年纪太大了，又有病。这么远的路一折腾，难保路上不出意外。

他知道不行后，哭了，流着泪，没再说。执法人员又问他还有没有其他要求。

“我想吃餐饱饭，有肉的”他说这些年根本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死了，也要放开吃顿！

食堂真的给他端来了一斤六两米的饭，满满四个瓦钵。就这么个精瘦的小青年，竟一日气全吞了下去。

至于肉，那是没有的。那年月，就是公安局长的儿子，书包里放的也是番薯根根，也得饿肚子。当官的做百姓的，所有的人都一样。

“嘭——”几天后山冈上空发出声清脆的枪响。

官文烈年轻的生命结束了!

深圳河，依旧不舍昼夜．绕了几个圈，带着血水和泪水，平静地朝南流去……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一、“群众外逃，我们总得想个法子呀！”

那时节，“沙沙沙”，十几个青年男女一字儿排开都跪在了沙滩上，含着泪朝我哭喊：“叔啊，你抽吧！你把我们送公安局吧。让我到方书记面前去丢人吧！与其在家乡憋死，不如让你送监牢关死……”

望着旋起一轮轮涟漪的河水，宝安县县委书记方苞陷人了沉思……

1978年。粉碎四人帮的惊雷响过了，新的一页翻开了，万物复苏。深圳却依然深陷在“偷渡风”的漩涡中。

他来宝安工作了多年，担任过公安局局长、政法书记，现在又做了县委书记。但年复一年，岁岁反偷渡，为什么偷渡就是治不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宝安县委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口号，执行“三个五”政策，得到了陶铸的支持。几年后，宝安的人民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日子。谁知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方苞自己也被红卫兵批斗、“劳动改造”。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

结果，外逃风又起来了。

他不明白上面的政策怎么总是摆来摆去，要是这样下去，宝安的老百姓能过上安定的日子？能不跑吗？

有一个保守的数字，即使是这个“保守”的数字，也令他着急——1962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2144人，1978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7456人。方苞心里知道，报上来的这个数字．还远不是实情。真正跑走的人可能还多。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作参考：宝安县有30万人，而在香港的宝安籍人呢，也近30万，哪来的呀！

深圳河边的一些村庄，男劳力全部跑光，留下一些跑不动的老人、妇女。有个生产队只跑剩一个跛子。而在莲塘村附近的一个村落中，竟有一位70多岁的老妪也钻过铁丝网偷渡到香港去卖针线了。弄得他上任后的头号任务就是组织机关干部、国家职工，包括饮食店的“娘子军”们，堵截那些要跑到“资本主义阵营”里去的叛逆者。

为了“反偷渡”，县委不知道想过多少办法：1974年，县里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干部队伍，下到农村各公社、各大队去，几个干部负责一个队，一队之中，有人跑，拿队长是问；一家之中，有人跑，拿老公是问，罚谷，饿肚皮……结果呢，人还是跑，地还是荒。你有啥法子？法不治众。跑的人多了，你罚谁的谷呀？

他也想尽了办法，做思想工作。县委干部，轮流下乡，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床。苦口婆心，劝了又劝；新旧社会，比了又比。工作不可谓不细致、不深人。

当你布置“反偷渡”任务时，那些队长呀、支书呀当着你的面一个劲点头，“行！不会跑的。”“不能给社会主义丢脸，方书记你放心！”

反偷渡的晚会开得多热火！那些粤剧团、文艺小分队编的《x xx饿死香港街头》、《x xx大义灭亲》等节目何等精彩！那些年轻媳妇上台发言，要召回逃过河去的丈夫的场面，何等感人！还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决心：“永跟共产党”、“十二级台风刮来都不走”……誓词何等坚决！你能说．是装出来骗他方苞的？不是，绝不是！

然而，最后他们都还是走了，摸着月黑风高的夜晚走了。在那一刻，他们再也记不得“党的恩情”，再也不记得干部如何同他们睡在一个床头，吃的一锅饭；再也记不得工作队是怎么苦口婆心地留他们；再也记不得他们曾经双泪横流立下的誓言！

县委的工作还不出色，做得还不好吗？

方苞最忘不了的是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的那个支部书记，他永远记着他的名字：文治祥。那是个祖孙三代的贫农啊，苦大仇深的土改、社教根子，人又老实又善良。他们队还是全县反偷渡的典型队呢！方苞还想用他来做教育全县的样板，平时同他一起开会，一起下田割禾，比亲兄弟还亲。但是就连文治祥，后来也背着他逃港，终于被公安部门抓起来了。

“你怎么也这样呢——”从广州赶回的方苞望着监牢中流着泪的文治祥，说不出有多难过，“老文啊，党白白教育了你20年啊！”

“方书记——”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竟然捂面大哭起来，“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你！”

“算了！你还策划，你还放人呢，你让我拿你怎么办嘛！”方苞生气地说。策划逃港是要判刑的呀。

文治祥心里能不清楚吗？有句话到了嗓子眼了，就是不敢向方书记说：

方书记啊方书记，咱不能睁着眼不看群众的生活哇！你说我们河这边的社会主义“风景独好”，河那边的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可别人烂了吗？没啊。人家吃什么？牛奶、面包，咱们吃什么，喝粥、吃咸菜根根。看着乡亲们受苦，我心里疼啊！

你怪我策划偷渡，那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那天夜里，十几个青年正要驾船逃跑，桨还没动呢，我领着七八个民兵赶到了。“不许动！”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亲人：侄儿、兄弟……那时节，“沙沙沙”，十几个青年男女一字儿排开都跪在了沙滩上，含着泪朝我哭喊：“叔啊，你捆吧！你把我们送公安局吧。让我到方书记面前去丢人吧！与其在家乡憋死，不如让你送监牢关死……”

我的心酸了，我的眼泪快出来了！

一边是跪在地下的自己的亲人，另一边呢，是党纪，是国法！

我是党员，我担在肩上的是党交给的反偷渡任务，党性重于泰山。但我又是他们的亲人，我是叔父，我是兄长，我更是大队支书，是他们的当家人，我有责任要让他们过上好点的生活啊！

为什么，为什么此刻党性和亲情如此水火不容？

梧桐山的山峰啊，深圳湾上的密雾啊，我分不清谁清谁白。深圳河的河水啊，南海的海水啊，我尝不出孰咸孰淡——

罢、罢、罢！让我一个人来背吧，就让我文治祥受刑受罚来偿还党的恩德吧。

“起来，起来——”文治祥对跪在地上，把手都背向背后等他捆的十几个青年扶起说。

“走吧，都跑香港去吧，跑得离我越远越好——”文治祥背着脸说，他自己也要流泪了。

十几个青年一下子愣了、等他们明白过来，便一个劲叩头：“叔啊，你大恩大德——”“叔啊，我们来世相报——”爬起来，慌慌张张抓起桨就要开船。

“慢——”文治祥说，“西堤边上设了理伏哨，你们往东走——”

到这时，文治祥已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吩咐身边的民兵：回去通知队里的老少，要走的，今晚上都走！要快——快上船！

两天后，文治祥一案被侦破，罪名：有组织偷渡。不过，一点也用不着侦破，是文治祥主动向公安投案的，他从心底里感觉自己对党犯了罪！

梧桐山上，风，依然在轻轻地吹；深圳河上，水，依然在微微荡着涟漪……它们温馨、它们真实，它们叫人清醒、给人教育……它让一个跟随共产党走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第一次能深深地思索共和国走过的脚印！

县委书记苞的头脑中在激烈地矛盾、斗争——

他想起最近《光明日报》刊发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说得多好啊！说一千道一万，实践才是第一的嘛！

过去一直说，“偷渡”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煽动”的，那为什么不但“阶级敌人”跑，贫下中农也跑，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跑？不是别人煽动，是我们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动群众往香港跑嘛！

30年来的逃港风潮，说明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呀！

他也想早早改变这样的局面，也想早点来些实际的、能替老百姓着想的政策，让宝安县人民过上好点的生活。但是，难啊……

他记得，与他共事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周焕东曾悄悄问他：“方书记啊，现在都搞拨乱反正啦，咱们这反偷渡是不是也该拨一拨，搞点放宽……”

但是，能行吗？

谨慎的方苞看了周焕东一眼：“别乱说——”心里却在嘀咕：小周啊，我也有你的想法，但这可不是小事啊，这么大的事情，上面没说，是你我敢“反正”的吗？

正当方苞和他的助手们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时，邓小平来了，到了广州！

二、邓小平的话是什么意思？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

中央领导同志来了，是哪位中央领导同志啊？后来他发现去的人还有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刘田夫、吴南生等。

会议室中传出一阵阵轻微的对话声，其中一个带着浓厚的四川口音。难道是他来了？是邓小平？王全国心中一阵阵激动。

王全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是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的，沉寂多年了。三个月前，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场足球赛中，他突然出现在看台上，引起群众一阵阵排山倒海的掌声。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他就来广州了，就来摸情况了。

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听到门口的脚步声便招呼道：“快进来——坐，坐。”

这是一间刚由部队交给省革委的宾馆，房间很大，显得有点空荡，摆了几张沙发。邓小平正坐在沙发上，与韦国清说话。

汇报会很快开始。

“全国、你说说——”听了其他人的汇报后，韦国清点将。

王全国谈的主要是经济，他从广东是侨乡，又毗邻港澳等有利优势，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全省正加紧恢复经济，但百废待兴，问题依然不少。广州市场供应紧张．老百姓说我们“四季常青吃菜难”，“海岸线上吃鱼难”，“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跑了多少人？说具体数字——”韦国清也许是在有意提醒。

“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19万4千2百74人。”

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

“老百姓也有说法，”韦国清插话对邓小平说，“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沉默，片刻的沉默。房间中所有的人，从邓小平到在场所有的广东省的领导，都在为这件事情焦心！

“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接着说．“也没解决问题。”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小平同志说的是什么意思？

政策有啥问题啊？哪里出错了？为什么外逃的事部队都管不了？那会交给谁来管边防呢？

邓小平两句话很快传达到宝安。方苞和县委一班人开始沿着邓小平的思路往深处想……

“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也有限。”方苞回忆说，“那时能想到的，只要能再给宝安县来个‘三个五’就好了，我们治理外逃就有办法了。”

县委搞经济的李广镇却看到些苗头：从这话看，可能政策要调整呢！

但是，新的“政策”会不会真的来呢？

新的政策没有来，一位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

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出山的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

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

省委书记来调查了，好啊。

方苞和李广镇等人都感到：来机会了！

三、省委书记与大队支书的一场辩论

“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不听汇报了——”习仲勋摆摆手，对围着他的一大群县委干部说，“别都围着我。你们光用耳朵哪行，得用眼睛，最主要的得用这——”他拍拍腿杆子，“同我下农村去——”

本来，宝安县委想对这位遭受过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表示一下敬意：准备第二天去“考察”南山“荔枝”的生产，第三天去“考察”沙井“蚝”的生产……

监狱的生活却告诉这位省委书记，那些“阳光”下的东西恰恰是不用看的，会看的领导要看阳光背后的东西。

“你们第一书记叫什么？对，叫方苞。行，就方苞你——领我到你们最乱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去哪儿——”

方苞琢磨：这可是来了个“石”（实）书记呀。那就领他去沙头角一带看吧。

汽车沿着边境往前行。前面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芦苇丛中，不时传出来警犬的叫声。

习仲勋拉开窗帘，从车窗中望去，芦苇地上蹲着几个衣服褴褛、像叫花子一样的农民。

“你们又抓人啦？”习仲勋对抓人特别敏感，“停下——我要去看他们。”

三个农民被反绑着手蹲在地上，旁边两个背枪的民兵跑过来敬礼：“报告首长，偷渡的，刚刚抓到——他妈的，看你还跑！”顺势在逃港者屁股上踢了一脚。

“哎——你怎么踢人啦！”习仲勋喝道，“你们要订个制度，不准打人。”

“订了，说了好多遍了。”方苞赶紧回道。

“好多遍，好多遍就要执行嘛！”习仲勋不高兴地说，又绕着三个农民看了一圈，“把手解了——”民兵便上前给偷渡者解开。

习仲勋看见其中一个青年兜中有个纸片，就抽了出来看：“哈哈，小伙计，你还画逃港路线图呢。图画得挺利索的嘛，读过多少书啊？”

被“领导”松了绑，又被叫他“小伙计”，这青年显然胆子大了：“报告首长，初中毕业——”

习仲勋看着他厚厚的胸脯：“小伙计，你读了这么多书，身体又这么壮，留着建设家乡不好吗？怎么还要跑啊？”

“小伙计”没回答。方苞便向周焕东使了个眼色。

“书记让你说话啦——”周焕东给小伙计“打气”。

“——你是大官吧？”小伙计突然问。他听出习仲勋说的是北方话。习仲勋笑了一笑：“大又怎么样？小又怎么样？”

“官大我就说，官小我不说，没用，”他又看了一眼方苞，“我认识你，你是方书记，跟你说就没用啦——”

方苞脾气好，“嘿嘿”地笑了笑，没呵斥。

“这是省委习书记来啦！”周焕东在一旁提醒小伙子，又在他耳边加重声音，“还不大呀——”这话等于说：傻瓜，还等啥呀！

“啊，那我就说吧——”小伙子说。

“你们共产党天天开会说社会主义好，好在哪里呀？别人资本主义不好吗？逃过去的，每月都是几百几百地寄回来。共产党有钱给吗？我们村那些逃港的家属，家家都盖新房子。”

蹲在地上的另一个逃港青年兴头也来了：“我们在家不跑的，跟你们走的，倒遭了罪——替那些跑过去的交公粮、养老婆孩子！”

“你是大官，你给我们搞个政策吧。”小伙子要求说。

“政策？”习仲勋有点惊愕，“什么政策？”

“就是你放我们过去一个人，到了香港后，我们每年给政府交两百块港币。”

“真是乱弹琴——”习仲勋坐在车上摇着头，“你们这里思想很混乱啊，老方——”他显然有些不满意。

“不瞒你说，习书记。我们思想工作也做了，阶级斗争也抓了，就是没把这股歪风扭过来，”方苞说，“30年了，还这样，只能怪我们工作没做好。”

习仲勋点点头：“关键还是要抓这呀——”他指了指脑袋“要加强思想教育呀，老方。让他们同旧社会比比，旧社会吃什么？现在吃什么？新社会好了，还跑吗？一比，就清楚了嘛。”

“书记呀，可不能比呀——”在车后排插话的是周焕东，“比不过人家呀，他们说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社会主义却天天吃番薯根根哟。”

这话很有说服力，书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不对——”习仲勋突然想起来了，偏过头来，“那是什么？那是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嘛！”他激动地说：“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天天大鱼大肉啦，我们能去吃吗？能这样比吗？”

方苞一看不对，马上转移话题：“书记说得不错，不能那样比，还是思想教育重要。所以，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就在党校。已经集中三天了，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心细的方苞又在盘算着。

听说办了大队支书思想教育学习班，习仲勋换了语气：“这就对了嘛，那我去看看，给他们讲讲当年的艰苦生活。当年干革命，比现在艰苦得多呀，革命队伍中的人为什么不跑，为什么国民党队伍的要往共产党跑？”省委书记还是很开明的：“当然，他们有意见，也可以提，我也听，调查嘛——”

“他们的意见很右的啊，首长，”方苞似乎有点担心，“就担心冲撞了你。”

“哎——你这就说错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再英明都会犯错误——”这位当年的中央委员话来得很远。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这批支书，对把他们集中“开学习班”，看来心里有意见。昏暗的灯光下，东一团、西一堆。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

这批脸庞黑红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怎么对“共产党”的感情就这么“淡”呢？

但习仲勋是做“足”了准备的。看见随来的保卫人员还带着枪，习仲勋挥挥手：“你们都出去——”

气氛轻松多了。习仲勋把凳子朝那一堆“逃港大队”的支部书记移了移，更近了。

“大家放松点，学习班很快就可以结束。明天最后一天，晚上打牙祭，吃完，就让大家早点回家。”方苞大声对大家说。

看大家都在看进来的生人，方苞便接着介绍说：“这位就是习书记，省委新来的书记。习书记来，不是来为难大家的，是来看望大家的。决不延长散会时间。大家心里有话，也可以抓住机会说。你们知道吗？习书记本人就是受过四人帮迫害，坐过牢的。”方苞特意把后面几句话加重了语气。

下面开始有点骚动。

方苞又说：“大家放心，习书记说了的，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

“三不”下去后，下面似乎有人想说话，但半天，又冷下去了。

习仲勋只好伸下头去，问靠台最近的一位中年汉子：“你哪个大队的？你先说说，为什么反偷渡就是搞不好——”

那汉子苦笑摇摇头，反而侧转头，用广东话对旁边的人说：“呢嘢啊——好难讲啦！”

“什么？他说什么——”习仲勋着急问，他不懂广东话。

方苞解释：“他说，这话不好讲。”

习仲勋说：“有什么不好讲啊？都交代了三不嘛。”“是嫌我官还不够大？”他忽然想起在路上看到的年轻人。

但还是没反应。

“大家放松，刚才方书记说了，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那是逼出来的嘛，哪能怪你们呀？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

也许是省委书记后面这番话掏了“心肝”，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

“我看，不要治——”

“什么？不要治——”习仲勋有点奇怪，仰起头往后面看。

方苞也感到奇怪，怎么这样回答省委书记？学习班学来学去，倒学出个“不要反逃港”？

“不治，那人不是都跑光了吗——”习仲勋脾气好，忍下了，他尽量和气，想听听这人会说些什么。

这人约摸四五十岁年纪，一脸的“老农皱”。报纸卷着烟叶的“喇叭筒”，在黑暗中缓缓地一闪一闪。

“让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省委书记奇怪了，怎么这样说话？但他还是忍下了，他今天倒要看看，这些“落后支书”们，脑袋里到底装着些什么“花花”。

“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和蔼地问，“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省委书记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激动了。应该说，这位大队支书的话，很有“杀伤力”。

“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0年党龄。”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

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

“你……你什么成分？”他有点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他再问，显然想挽回主动权。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省委书记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

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呀，省委书记面前，一点不怕！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在沉思，在激烈斗争……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方苞最关心的还是给经济政策的问题，希望省委书记能“开口子”。

“我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太好了！方苞等的就是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政策都恢复过来，包括1962年搞的“三个五”。

20多年后，也就是200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的时候，笔者有幸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仲勋同志，问起他为何后来去北京找华国锋、找邓小平，反复向中央要“权”，要求让广东在全国发展经济中当先行官？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决心会那样大？发展经济的要求会那样急迫？

习老的回答让人深思：“那应该同下面的反映也有关吧。我们共产党人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文富祥吧！

四、宝安县等来了“尚方宝剑”

“过去的事就别计较了吧，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来村里，人和钱都回来，还是让我们做村里人，行不行——”人总是会奔向更好的生活．当年逃港的人如今纷纷争着抢着回家。

1979年的l月，广东省委准备召开扩大会议。

根据习书记在宝安县所表明的态度，宝安县委向省委呈递了一份报告，要求省委在经济开放上给予更多的“权”。恢复和扩大“三个五”政策，以治理群众外逃问题。

“省委扩大会议一开，我就在小组上发言。要求省委放权。散会后，我又去习仲勋房间门口等答复，”方苞回忆道，“习书记很热情，他知道我在等批示。”

这样催领导，方苞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没办法，沙井、松岗几个公社来的“情报”说，又有好几个村有群众在准备“行动”，要“跑”了。如果早点有“政策”出台，就能稳定民心。

当时习仲勋就把刘田夫、黄静波叫过来，让他们和方苞一起研究一下，尽快解决宝安县的问题。

方苞继续回忆说：“当天晚上，黄静波就来找我了。说，你们再写个报告来吧。同意你们把‘三个五’再搞起来，还可以搞大些，门再开大些。你们先代省革委起个草，我们看看，有些什么要求，都要写上。边境的形势啦、群众的呼声啦，都要写。他考虑了一下又说，不仅你们那里搞，将来珠海也会要搞的。你就通知一下麦庚安也来吧——麦庚安是当时珠海的县委书记。

1979年到深圳任市委书记的张勋甫说：“改革开放是形势一步步逼出来的。”

“他一走我就忙着打电话回县里。当时县委管经济的叶振忠患病了，准备让年轻点的李广镇接手抓经济，就通知广镇快点到广州来，说他的估计不错，省里真的答应要给新政策了。

“第二天广镇就火急雷急赶到了广州，我们两人躲在宾馆里商量了几条，由李广镇起草成文。怕不准确，又找来李富林他们62年搞的老文件看了，对照着改。并且打电话问附城公社的人，看还有哪些政策要补充。最后弄出了一个报告给省委。黄静波看了很支持，说，你们给一份给珠海，让他们参考一下，也交上来。”

1979年3月6日，广东省委批准了宝安县委《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的报告（13条）。

据1979年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勋甫回忆（批复下来时宝安县已经改深圳市）：

“13条”比1961年李富林他们提的“三个五”，又有了发展，政策更宽了。不仅允许边境的村庄与香港做生意，而且还扩大到允许宝安县的十四个公社都可以这样做。

如果说1961年还只允许农民经营小河鲜、草皮、稻草、吊钟花等外贸部门不经营的小项目的话，这一次的“对外开放”，扩大到只要是农民完成了上交国家的任务物资，包括猪、禽、鱼、鲜果、蔬菜……都可以拿过河去同香港人做生意了。

此外，1961年的留成比例是四六开，即所得的外汇，40%归集体（队），60%归国家，1979年的留成比例则倒了过来，成了60%归个人，40%归国家。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更多了。

宝安县实行这项‘优惠政策’的多达十四个公社、镇，就是说，在中央开办特区之前，深圳已经有了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深圳一步步向‘特区’靠近了。

1979年3月6日，当文件正式下达到深圳的各基层时，整个深圳河边都沸腾了！

此后，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个面向香港，抓活经济的热潮。到处种蔬菜、挖鱼塘……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鱼鲜运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来。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农妇，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条新政策一来，姓钟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养猪、养鸡，一个人搞不过来了，就写信给逃港的儿子说：“你们还是回来吧，两边挣的都差不多了。”结果两个儿子都从香港又回来了。一家人养了一万多只鸡，挣的比在香港打工的还多。

而记录深圳历史的档案则显示，最早进入深圳投资办厂，“试水”中国改革开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发了财的当年的逃港者。

随着港商过河，三来一补工厂也办起来了，南下打工的外省人也一天天多起来。建工厂啊，建出租房啊，地皮越来越金贵了。当年逃港的家属们写信给丈夫说：“你们要再不回来，就分不到地皮了！”

一些村十部逗乐说：“当年困难的时候，你们往外跑，现在好了，你们又跑回来要分地皮了！”

“过去的事就别计较了吧”当年逃港的人说，“谁能想得到呢？我们在香港赚的钱，全拿来村里，人和钱都回来，还是让我们做村里人，行不行——”

人们的眼光特别注意到离香港最近，历史上人跑得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渔农村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自从来了“13条”后，再没有一个人外逃。另一个地方是前面说过的沙头角镇。就是这个随便跨一步就可以过香港去的地方，也没有人愿跑了。几户跑过去的家庭，后也携老带幼的又回来了。

跑与不跑，边境线上的罗芳村看得最清楚。一开始，罗芳村村支书陈天乐还有点担心，13条后过境自由了，会不会有人过去就不回来了呢？

为此陈天乐准备了一个小笔记本，专门登记每日清晨去河南岸耕作、卖菜的农民的名字，看每次去的人是不是都回来了。

每当夕阳西下，暮霭开始降落到深圳河两岸的原野上时，他就会紧张地站到检查口边，等待村民从香港归来。每过来一个，就在名字上打个“√”。采访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时候，他天天都在祈祷不要发生不回来的事，不然，又会出现像1957年、1962年那样的情况，刚刚打开的门又得关上。

可是，事实证明，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回“开放”是真的：政策站住脚了。几乎每位早晨过河去的农民晚上都满面堆笑，大包小袋地归来，每个名字上都是一只大红“√”。

后来，陈天乐便不再天天登记，再后来，笔记本就成了小儿子的演算草纸了……

为了保住这得来不易的成果，宝安县人民不分昼夜，继续思索着……

1979年2月，宝安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除县委成员外，还包括各公社的干部。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群众提出了“特区”二字。

在讨论到各公社如何搞活经济，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时，边沿公社提出要“划分经济区域”，还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划为特区，专搞加工、补偿贸易”。

“好哇！”情况上报到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那里，他一拍桌子，“经济上来了，老百姓的热情上来了！”

1979年4月，当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时，满怀信心的习仲勋决心在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邓小平汇报。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和王金国等人在会上提出了让广东先行一步的问题，并要求划出一些地方来，搞特殊政策，办出口加工区。

邓小平和华国锋等对于广东的要求十分支持。

在习仲勋特意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广东省委的要求划一块地方搞“特殊政策”时，邓小平对这位当年的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邓小平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在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五届人大会议上，正式宜告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

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了创办经济特区后的第一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

从此，深圳市（宝安县）变成了深圳经济特区，担负起为中国改革开放探路的历史重任！

一个宝安县的新的纪元，一个中国的新的纪元，从此开始了！

五、历史，在随时光远去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

斗转星移。

30多年前，那个仅30万人的为外逃困扰着的小县，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2010年，深圳的GDP将达到1 . 5万亿元，接近新加坡的总量水平，而人均GDP更是在2008年就雄居于全国第一。

随着“深圳试验”的成功，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迅速推开，中国一转眼便今非昔比。

30年前，中国还徘徊在经济崩溃的边沿；30年后，它的外汇储备量已雄踞世界第一。

这是怎样的梦幻般的巨变啊！

宝安县的老百姓用一句话概括说：全因为有了改革开放！

而那条横亘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曾经为了跨越它而洒下过多少鲜血的边界线，也在慢慢消融……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2005年5月，香港政府表示，香港地铁将与深圳地铁在福田口岸和罗湖口岸接通，两地陆上将直通一体。

2006年9月7日，香港政府宣布：将边境面积缩小七成。深港边境，慢慢成了一条窄窄的“走廊”。

2007年4月，香港媒体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的香港居民希望来深圳安居买房。深圳和香港的人民逐步交融到一起了。

2007年7月1日，连接香港和深圳的西部跨海大桥接通——桥下正好是当年逃港者下水的深圳湾——两地海上直通一体。

2009年4月l日，深圳市居民被允许自由多次往返香港。

至于深圳和香港，会不会在可以看到的未来逐渐成为一“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却坚持认为，这一定是几十年后的事实。性急的理查德·佛罗里达甚至已给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香圳！

历史，打了一个圈，又回来了……

后记

历史是谁推动的？是人民。

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

20年前，我在深圳宝安县采访时， 一位曾经逃港过，后来又被村民们推选为村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深圳办经济特区吗？”我一时语塞。

是啊，邓小平为什么没选择在新疆，在黑龙江，在广西的凭祥，在吉林的延边……办特区，而单单选择在深圳呢？

可以说，长期以来，历史对这一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大问题，记述远不是明晰的。

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20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但是，后来的进程却使人失望，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未能实现对民众的承诺。即使仅从经济发展上看，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也是失败的。

无论是西北的柏林墙还是东方的三八线，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众宁可以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也要从社会主义往资本主义跑，而不是从资本主义往社会主义跑。

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最朴素的话就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

这一切，对于那些一直在边境前沿与民众接触的共产党人：陶铸、习仲勋、李富林、寇庆延、方苞、吴南生……可谓洞若观火，看得清清楚楚。实践的教育使他们比之其它共产党人早一步觉悟，早一步清醒，而有可能最先脱离传统思维，在实践的引导下，成为20世纪中国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当年，正是为了遏止“偷渡外逃”，“解决肚子要吃饭的问题”，逼着共产党人想法子：1961年，以李富林为首的宝安县委，向广东省委要政策，提出了开放香港沿边十四个公社的要求；1978年，以方苞为首的宝安县委再次向广东省委提出开放沿边十四个公社和一系列的对港开放政策，得到了陶铸和习仲勋的支持，并发展为外贸出口基地。实际上，即使在办特区之前，在深圳（宝安县）也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部分开放地区。

这正是深圳经济特区最原始的胚胎。

人民群众日趋高涨的“逃港潮”一次次地冲击着“围墙”，到70年末期，要求“对港开放”已成为宝安县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内心普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要求的强烈推动下，1979年４月，习仲勋、王全国等广东省委领导人带着群众的愿望去到北京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了给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以稳定人心，发展经济，解决外逃等问题。

此时，可以说即使是邓小平本人，包括邓的改革开放战略的直接实施者谷牧等人，对于改革开放怎么搞？首先从哪里搞？认识也是有限的。正是这些来自基层的群体智慧，丰富并升华了邓小平等人思想，使邓小平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先办特区，搞一块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试验”，然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扩大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

历史，是沿着这样的一条路发展的，而不是其它：从群众到领袖，从被迫到自觉、从特区到全国从群众要求到理论升华……一场源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步步推开了！

没有百万人用鲜血演绎出的大逃港，历史，也许还将停留在深圳河的芦苇丛中不知多少年。

可以说，大逃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

所以我说：如果将来要给中国现代历史划段的话，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沿海的宝安县，而不在内陆！

比起东欧的柏林墙（成功越墙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伤260人。）、朝鲜的三八线，发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后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时间更长、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情状更惨烈。对于中国改革者的冲击和教育也更强烈、更深刻！

可以说，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中，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一段如此重要的历史却被深埋着，不能公开。

22年前，当我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远不是平日从书本看到的那么简单时，我就决计补阙它，我相信历史总会有被公开的一天！

我不声不响地干着这件事，从酝酿、收集资料、到下笔写作、完成此书，前后整整22个年头。

这本书的创作时间这样长，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最困难的是人物的采访和史料的获得。

就在三年前，有关群众外逃的历史档案还是作为“国家机密”，不对群众公开的。就是说，我即使能够得到写作材料，采访到历史见证人，甚至能够成书，在这批历史档案公开之前，也是不可能公开出版的。

22年中，强烈的使命感让我一直不愿放弃，不断地准备、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于宝安县农村的旧村瓦舍、山中小径，采访那些逃港过的老农、曾经失去了亲人的妇女、青年。我也因此而有了魏天粦、欧阳东、张树木、文国祥等一批至今来往的“逃港者朋友”或者“逃港者后代朋友”。为了感受逃港的生活，我曾在深圳民政局朋友的帮助下，化装成逃港者，潜入笋岗桥的老收容所酷热、恶臭的监房中，听逃港者们倾诉对香港天堂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气……

当然，我有时也是“不被欢迎者”。 就在两三年前，被采访的逃港者、被纠缠的甚感为难的档案管理人员，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不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我理解他们，但我坚信，所有的历史，包括那些尘封着的档案总有一天会解密。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

2007年４月，广东省档案馆解密了1949—1974年的一万二千多件档案，

有关群众逃港事件的内容亦在其中。我于是有了读到更多历史资料的机会。这也无异于给我的写作以解放！

而《大逃港》一书，也终于可以公开出版了。

感谢上帝：历史，不该沉于河底！

即使由于某种原因，本书的历史只能以文学的记录方式写出，但其中的人和历史事实，皆属真实可靠，有号可对。

本书能完成创作，还得感谢我采访过的尊敬的长辈，老师和朋友：从习仲勋、寇庆延、李富林、方苞、李馨亭到最普通的宝安县农民万冠平、周仁生、梁九生……以及有关单位：从深圳市档案馆、宝安区档案馆到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以及席军、张沫清、潘强恩等一大批热心支持和关心我的朋友（包括网上给我以鼓励的朋友），还有那137名乐意谈起他们经历的朋友。是众多勇敢地站在历史的良心一边的人们帮助，使我终于得以完成此书！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记起：22年中，那些为了记录历史的真相，曾经无私地反思含泪当年并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宝安县“反偷渡”的直接指挥者李馨亭、周水君、杨谭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看不到我的书的出版了。

如果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本《大逃港》能给记录中国当代历史尤其是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以一点有价值的参考，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的话，那便是我和我身后的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愿了！

深圳河边地下有知的魂灵，现在，你们可以安息了！

2000年８动笔于深圳锦隆花园，2009年８月写成于深圳蛇口春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