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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康宁：数据确权的技术路径、模式选择与规范建构

    一、引言：数据确权的技术路径

    随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得到普遍认可，数据确权的问题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实践中，由于数据技术手段与数据相伴相生，参考数据技术认定数据权利的做法较为常见。借助网络日志、区块链等技术确认权利状态，甚至打造数据流转与交易的可信技术空间，已经成为数据确权的重要探索。然而，既有研究容易将技术应用视作一种默认的事实，而往往忽略技术应用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及其给确权理论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传统财产理论和制度鲜有涉及技术维度的讨论，对数据确权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产业界最初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流汗理论”界定数据所有权，这一路径激励了劳动要素大量进入数据市场，却客观上为数据垄断提供了合理性。有鉴于此，世界主要国家采取的做法是，从特定数据的采集和利用入手，对数据用益权、相邻权等做出规定，并普遍搁置数据财产权的一般性理论阐释。我国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重点明确了个人信息数据、国家安全数据等重要数据的处理边界，但也未明确界定数据财产权。受此影响，两个方面的问题已经凸显：一是作为基础范畴的数据财产权缺少具体制度的支持，数据流动的便利性和规范性受到限制；二是数据本身与传统财产客体存在较大差异，以数据加工和利用为基础的数据财产权涉及复杂的权利分配关系，数据持有、使用、交易、处分的特定权利虽然理论上可以分别成立，实则容易产生争议。为此，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提出数据流通各环节的产权制度，数据确权不再追问某个特定的所有权主体，而是在同一宗数据之上区分不同环节、不同主体的具体数据权利，确权政策开始直面流通数据的真实状态及属性。这一重要制度实践走到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同时也要求数据确权的学理建设朝着更加适应数据特征、符合数据确权基本规律的方向努力。技术应用的确权意义，最早在通信工程领域获得认可，相关研究成果以提高技术的可信度为前提，探索数据文件、网络日志、区块链存证等算法的改进。技术的可行性，推动西方产业界学者从数字版权、无人驾驶技术等实务数据的权利分配出发，认为技术视角下的立法更新是数据确权更加迫切的任务。我国经济学者关注数据的生命周期和生产环节，在数据主体、内容、用途与市场等场景化的视角下展开研究，为数据流通中的权利界分提供了经济效益的论证。法学界论者尤其关注到不同应用场景之下的数据主体多样性，主张数据确权实际是不同主体各负权利和义务的复杂关系网。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主张借助技术手段稳定权利形态，以技术生成的权利凭证作为有效权属依据。此类研究开始触及数据确权的技术手段，但尚未深入挖掘技术给确权逻辑带来的深刻变革。因此，数据技术如何支持数据权利的确认，特别是技术给确权理论带来什么样的范式转换，需要进行专门的探讨。

    本文将梳理确权技术路径的产生与演进，然后根据技术应用对数据确权的支持方式，把数据确权区分为整体确权和进程确权两种模式。结合两种确权模式的结构功能和实际局限，本文认为两种确权模式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呈现整体确权向进程确权嬗变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本文就确权模式的规范化给出相关建议，以期对当前数据确权的政策演进和实践发展有所助益。

    二、技术路径的产生动因与主要模式

    数据包含复杂多样的内容与组织形式，但技术却是数据状态的实际承载者。事实表明，即便缺少制度的直接引导，数据处分也能通过特定技术的执行来实现。这种技术应用对数据形态的承载或解释能力，就是数据确权模式产生的直接动因，而技术发展则为确权模式的更新变化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产生动因：无体数据的权利探索

    数据形态的界定存在难度。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数据（data）是信息（information）的特定形式转化，以达到适合电子化交流、解释或处理的目的。这里的信息，通常对应物理世界的事实、事件、过程或者思想等，但形式上只是技术运作过程创建的二进制字节或莫尔斯点。这些代码构成的数据，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存储、复制和传输，不会因使用而耗尽，也没有明显的边界，甚至不能以可感知、可触及的形式存在。正因如此，数据的观感往往是凌乱、碎片化的，电子信息是数据，计算机记录是数据，传感器测量结论是数据，图像音频也是数据。形式的多变性使数据缺乏可以界定的媒介，导致数据权利的范围难以直接加以明确。

    由于时效与整合程度的不同，数据归属的判断更加困难。随着介入主体和操作行为的变化，数据的体量、质量会出现新的堆叠与排列，形态的流转和变化性较强。不同数据可以很容易地组合起来，且随着数据组合的增多，不同数据组合之间也相互结合产生更有价值的数据，新旧数据几乎叠加存在。与此同时，数据使用者的目的、知识和掌握数据内容的差异，会导致数据控制能力的差别。由于数据形态的不稳定，数据权利也具有即时性和变动性。为了掌握和控制数据，人们将数据存储于特定的有体介质中，比如计算机或者数据传感器等等。但存储介质不足以记录数据流动和处理的进程，且可能由权利主体之外的他者所掌握。

    有鉴于此，立法与司法实践开展了“数据权利”的技术探索。这种探索来自一个基本的认知，即数据是技术操作的产物，数据的来源和归属能够通过技术观察与测量予以描述，作为测量方法的数据机器和算法能够解释特定场景下的数据状态，技术处理的痕迹也成为追溯数据操作行为的重要依据。即便是最为初级、简易的数据，也经历了从物理世界转化为数据的过程，需要以一定的技术处理手段为基础。自然界的事件、人物和行为能够转化为可呈现、可陈述的数据元素，由计算机语言处理、记载和储存。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从技术路径上定义“电子数据”，规定“电子数据”系指以电子技术手段生成、传递、接收或存储的信息，电子数据包括“如何对数据进行分类，以及如何通过自动化手段管理记录这些信息”等重要内容。沿着这一思路，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the Joint Research Centr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JRC）2017年发布了《关于所有权、准入和贸易的数据经济学报告》。该报告主要在数据产权方面补充《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的不足，认为“ GDPR没有给予数据主体完全的所有权，……在很大一个领域，数据的所有权或剩余权利没有得到法律规定，或者规定不完全”，数据产权成为“de facto right”，即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却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权利。

    面对电子数据的基本特征，司法实务回归“谁拥有数据”的基础财产法问题，同时在数据的创造、控制和处理技术应用中做出“技术性的拟制”。早在1985年，美国印第安纳州法院已经承认数字资产是计算机技术产生的信息，并且“构成盗窃财务的目标财产。”2003年，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在克莱蒙诉科恩案（Kremen v. Cohen）中，赋予网络域名数据作为财产的法律属性并认为，登记系统中的技术手段“使域名术语相关的权利类似于‘一块土地’能够提出的权利主张。”不仅如此，联邦第九巡回法院以技术使用的材料为证据，进一步判定应当赔偿的数据价值。在我国，技术性手段在实践中的应用，已经为数字产品权属纠纷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线索。目前，数字技术支持数字资产登记、授权、交易、使用和维权的服务体系，尤其应用到数据存证、版权授予、数字产品防伪追溯等领域，可以规范音乐、视频、图片、文字作品等数字产品市场。

    （二）两种模式：整体确权与进程确权

    根据技术应用的不同路径，实践中的数据确权可分为“整体确权”和“进程确权”两种模式。前者是通过数据集中论证完成概括性的权利确认。后者是在数据运作的进程中，以技术手段对进程痕迹进行跟踪、标记或者追溯，从而实现阶段性、局部性的确权。

    确权模式中的“整体确权”，是对数据的产生、形态和内容进行概括性的技术认定。目前，整体性确权主要用于数据产品的权属确认，我国大数据交易所“提交权属证明+技术评审+认定”的确权模式，具有整体确权的实际效果。在这种确权模式下，数据拥有者提交权属证明，交易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公布结果。可以看到，除了借助网络日志、操作痕迹等进行权利验证，整体性确权与传统物权的认定与登记并无较大差异。整体确权试图确认数据的“所有权”，即经过特定的验证流程获得“谁拥有数据”的凭证，再为进一步的数据使用奠定基础。这是一种激励性极强的确权方式，尤其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阶段，整体确权解决了计算机软件研发产品的权利保护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整体确权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初期就已经产生。在web1.0时代，互联网以门户网站为主体，普通用户和互联网的交互仅限于在个人电脑的浏览器输入网站链接，互联网的功能以网站信息的发布和阅读为主，网站信息对用户而言是“只读”的，并不存在大量用户数据的产出、收集和利用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数据”，主要意指互联网公司发布的门户信息，此类网站信息的基础则是主体明确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网站数据与产品设计存在深度的耦合，“数据”基本等同于原创性产品的权利辐射范围。互联网公司对网站信息发布、技术发明、外观设计等拥有整体意义上的权利，数据权属也不具有特殊性，可以转化为软件著作权、专利权、商业秘密等专门的权利进行保护。

    进程确权模式将权利的确认置于高速率、大体量的数据生命周期，确权目标并不限于权利内容的概括性认定，还需兼顾数据价值的释放。进程确权模式产生于海量数据流动的web2.0时代，用于确权的技术伴随关键性技术革新手段的兴起。这一时期，用户产生大量数据内容并上传到平台，换取相应的服务和利益。随着数据收集、传播、使用的范围及速度迅速提升，互联网不再局限于单纯的信息发布与阅读，而是以多主体参与的信息交互为主。技术平台成为数据产生以后的实际控制者，平台及其后续数据处理者成为与原初用户并存的多元主体，数据的占有、处理和加工能够产生新的收益，却也造成了权益分配的高难度。整体确权模式下的权利完整性无法实现，普通用户和技术平台都局限于附条件的数据使用权。这一时期，区块链、智能合约、可信时间戳等技术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存证溯源、数据控制、计算处理的效率，能够对数据处理进程中的权利关系予以确认和存储，容纳并证明参与数据处理的实际内容。数据权属的界定，从数据物权的技术证立，向数据关系变更、数据利益界定的动态进程转变。

    三、整体确权模式：数据“物权”的证立与局限

    整体确权模式是传统“一物一权”财产理论在数据确权领域的延伸。传统财产理论倾向于明确且易于实施的所有权制度，并认为这是组织经济的最有效方式，财产法中的物权、所有权概念正是立基于此。为数据创设尽可能完整的“物权”，是确保数据主体将足够的资源投入财富创造的有效方式，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界定数据的权属，容易转化为界定“数据属于谁”的问题，也就是“物权”归属问题。

    （一）数据“物权”的技术证立

    整体确权的逻辑假设，是数据生产需要投入一定成本，因此需要稳定的所有权激励机制。既然数据来自特定主体的加工投入，那么数据归属于这一特定的主体也具有合理性。如果数据的创造能够使人获利，那么人们会对奖励和报酬做出全力以赴的回应。这一基础的逻辑，决定了整体确权的对象是以思想性和原创性为支撑的概括数据产品。作为确权对象的数据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完整性，无法做出要素、结构或者进程上的分割。确权只需凭借与数据相关的主体、行为和内容等证据资料，完成数据劳动关联性的技术建构。

    整体确权的关键在于数据“物权”的证立。研发主体的劳动与数据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联，这种因果关联的基础在于原创性的投入。为此，主张数据权利的主体应当提供数据产生与创立的证明资料，通常包括使数据从无到有的设计程序、标识数据内容的源代码以及记载完整操作信息的技术日志。这些“利用条件、环境、事件、交易、属性或过程描述为事实的任何数据……描述了信息系统中发生的事件或交易。”证明资料至少明确几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数据的内容相对集中，数据所包含的实质性信息通常能够组成特定的数据产品；二是实施数据加工的主体具有单一性，除了分工明确的合作研发场景之外，数据权利归属于投入劳动的最主要贡献者，较少关注多类主体介入数据处理的情形；三是数据支配的行为由数据主体产生，控制、约束、改变和交易数据的举动与这一主体直接相关，可以留作操作行为的记录。

    整体确权使数据具有了物权的对世性，数据主体追求实现排他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数据的物权权能。尽管事实上占有数据仍旧存在难度，但权利主体对数据存储载体或者介质的占有，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数据的占有。借力于制度设计的保护，未经授权的数据剽窃与“盗窃财产”十分相似，它将影响进一步投入研发的积极性。由于延续了传统物权的基本逻辑，整体确权与传统物权的确权方式并无本质差异，尤其可以通过申请、验证、登记、备案等具体形式，完成权利形态的稳定化。在这种概括性的确权路径中，谁是权利的申请者，谁就是数据的所有者，也就是整体确权的保护对象。由此可见，整体确权的模式旨在实现数据创造者“拥有数据”，这种权利的属性是物权，以及与物权相关的一切实质性权能。

    （二）整体确权的局限

    整体确权更加关注数据产生的最主要贡献者，容易忽略不同数据主体和数据类型的价值阐释。整体确权有利于认定以技术研发为依托的终端数据产品，数据的权利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命题。一旦进入大体量数据分析与挖掘的场景，整体确权很难区分“同一数据、多个主体”的整体性权利，对高频度的数据变迁、流转和交易也无从入手。实际上，介入数据的主体增加，直接导致权属关系的错综复杂。数据在用户的设备中被交出和处置，又在各类数据处理者的程序系统中存储并加工。不同主体之间不仅保有前后承继的时间顺序，更是彼此依赖的权属关联——用户是原初数据的来源，却并不全面掌握数据，实际控制能力通过数据处理者才能实现，数据处理者也必须依赖用户产生数据，才能期待进一步的数据利益。进入流通领域的数据就更加复杂，数据加工的众多操作环节可能在同一数据之上彼此覆盖，究竟某一数据处理行为的发出主体是谁，更难做出明确的区分。再者，高速的移动网络链接与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几乎无处不在的计算机终端设备，为数据产品的便捷传播提供了途径，数字下载和流媒体服务既是极为便捷的数据处理渠道，也提供了成本低廉的“数据盗窃”途径。如果不改变确权的基础逻辑，越来越多的“无权主体”将在实际上享有数据权利，整体确权模式所期待的稳定数据权利状态，在大数据处理时代很难维系。

    整体确权以“限制应用”来鼓励创新，实际与大数据非竞争性、低交易成本属性相背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大数据的价值在于使用和流转，且这种使用和流转不因竞争关系的存在而受到影响。被分享和复制的数据与原使用者不构成竞争关系，使用者增多并不影响数据本身的价值。任何数量的公司、个人或机器算法可以同时使用这些数据，而不会减少其他主体可用的数据量。相反，小规模、单个数据的财富价值创造力极为有限，只有一定规模的数据能够产生持续积累的价值。如同古典音乐的社会价值，实际上在于数百年来人们的传唱和使用，这种重复使用不仅没有消耗音乐作品，反而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按照传统物权的规范性来约束数据，实际上是人为制造“数据稀缺”难题，限制数据价值的释放。正因如此，大量享有整体确权成果的数据主体主动放弃成果专有权，目的就在于实现大数据时代的快速普及与行业话语权，将数据以开放或者半开放方式推向市场。可以说，实现数据要素价值最大化的关键，正是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和重复使用，这与整体确权的排他性占有大相径庭。

    整体确权对传统人工操作具有较强依赖性，存在确权证明难保存、易篡改的困境。对整体确权模式而言，代表数据内容和边界的技术日志、程序代码成为产权证立的重要凭证。为此，整体确权依赖确权机构做出信用背书，以登记备案的方式概括数据产品的权利归属。这类登记的实现，离不开数据权利申请者向确权部门提交的文件，例如，申请者通常提交原初数据、权利请求书和相关说明。确权机构进行权利的审核，尤其强调原初数据与权利人技术投入的直接因果关系，即数据由权利人的“劳动”而产生。相关说明文件对数据的构成情况以及处理日志做进一步解释，以利于确权机构和后续主体理解并使用数据。然而，网络日志之类的痕迹数据很难得到即时保存，并且，数据信息的提取可能导致电子信息与原始存储介质的分离，电子数据的证明力会降低。权利明示需要将电子数据打印出来转化为书证，不仅容易破坏电子数据的内容，也提高了权利认定的成本；数据确权以专门机构的审核为基础，还存在权力寻租、篡改数据的风险。最根本的障碍在于，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生成并非来自单一主体的“劳动”，且数据加工和利用的状态具有实时性，很多时候根本无须对即将迅速过时的数据予以概括性认定。因此，尽管我国当前省级以上的数据交易所达30余家，但受到整体确权逻辑的影响，数据确权更加倾向于明确权利的集中归属，对流通数据的价值释放无法起到积极的作用。多种问题的存在，表明整体确权的模式具有不充分性，亟待新型确权机制的补充。

    四、进程确权模式：合约逻辑的引入

    产权实践表明，越是坚持数据权利的完整性，越不一定能够产生效益。产权理论的谱系中，存在一种初始产权不明或难以确定的情形：在共同水资源、土地资源、油层资源的权利分配中，某一主体是否拥有初始产权并不重要，只要交易成本低于权利自身的价值，那么权利终将归属于有能力产生最高权利价值的市场主体。这种理论适用的场景，往往是同一宗财产之上存在多主体的利用和开发关系，且这些主体都无法主张传统所有权一般的初始权利。同理，对流动和交易进程中的数据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拥有数据”，而是在无法确定“谁拥有数据”的前提下，基于怎样的权利配置分配了相应的数据权利，以及这些权利的形态是怎样的。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确权，必须应对不以初始权利归属为基础的权利配置问题。这一思路与整体确权的最大差异，在于整体确权假定了完整财产权的先在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权利流转。整体确权无法阐释海量数据的权利配置问题，原因就在于初始数据的完整产权存在界定和识别的难度。诚然，整体确权的逻辑思路能够尊重数据从无到有的创建，实现数据创建者的权利最大化。但是，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加工取代了数据原创，成为数据生产进程中的最大价值源泉。数据加工往往伴随多主体的介入，如果仍旧沿用整体确权模式，强制对数据产品的权利内容进行固化，则将面临各执一端的权利纠纷和高昂的确权成本。数据确权更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取决于数据主体围绕实际利益的博弈。博弈不太可能将权利保留在一个人手中，结果呈现为双方甚至多方权利分配的合约。

    权利配置的难题亟需确权逻辑的更新。在特定技术手段的支持下，进程确权模式回应了前述难题，确权重点向数据权利讨价还价的不同场景转移。进程确权没有推翻整体性确权的激励优势，而是在整体性确权的基础上，引入了权利状态的时间进程，并通过特定的技术优化存证记录。这种模式的确权内容，在于围绕数据而展开的具体合约关系，以及受到合约安排的数据权利归属。就确权效果而言，如果整体确权模式确认了物权、所有权的数据权利形态，那么进程确权中的合约则能够实现更为广泛的权利形态，可能包括依约定产生的数据物权，也可能包括持有、使用、交易、处分等系列用益性权利。实践中，进程确权模式对此类数据权利进行追踪和记录，其关键支撑技术包括区块链、智能合约、可信时间戳等。

    在技术手段的支持下，进程确权更加关注数据关系的变更。确权的关键在于数据关系的追踪和记录，确权重点从概括性数据权利的认定，转向数据权利流转、变更的现实。海量数据存储与应用的时代，数据并不在个体用户手中，而在某个遥远未知的城市服务器里。大数据处理技术的复杂性限制了特定权利人的支配权能，数据权利的确认无法以整体归属的方式做出认定，而是根据权利构成与变更的实际状态，做出特定场景下的确权。一般财产法的理论认为，如果合约所创造的权利能够转让，那么合约本身就发挥着财产法的实际功能。这至少意味着，特定数据资源的使用或配置是由合约方共同议定的，缔约各方的权利分配按合约进行。这其实提出了更高的确权期待：当下数据权利的合约状态，不仅解释数据的权利归属，还要对未来数据关系的变更提供支持。目前，技术支持下的数据合约能够解释数据处分的流向和归属问题。复杂的合约关系取代了传统的物权逻辑，成为数据确权的新线索。

    原初数据是确权进程的起点，它产生于委托开发数据的合约。数据产生的前提，是物理世界的实体权利人愿意获得数据化的产品与服务。原初数据的提供者因能力、时间、技术的限制，将其掌握的数据资源委托给处理者，由处理者回馈相应的数据生产服务，形成可以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数据资源。正因如此，原初数据之上至少叠加两类不同的权利主体，一是作为原初数据来源的初始权利人（以下简称“原初权利人”），可能包括个体、企业组织、政府机构等数据提供者；二是具有数据加工和转化能力的技术平台。原初权利人是数据处理的委托人，而技术处理者只能是借用、转化或者复制数据的受托人，这应当是没有异议的。但是，为了使原初数据得到更好的积累和保存，权利人作为委托人，也有提交数据、允许受托人处理数据的义务。根据数据提供主体的不同，数据处理的合约包括各类平台隐私协议、企业数据服务合同、公共数据委托开发合同等。可以看到，数据处理进程中的不同主体，需要依照合约关系明确各自权利的限度。

    随着数据处理进程的展开，数据权利其实是通过更多具体合约来实现的。数据产生以后，数据处理者基于加工数据所投入的劳动，必然追求获得合理的回报。数据处理者成为数据资源的实际占有人，能够获得基于占有的数据利益，具有进一步使用数据的权利能力，也为后续合约关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数据利用合同往往关注数据的进一步处分与加工，因此体现为广义上的数据委托处理合同，包括承揽加工、传输、中介、保管、仓储等交付数据工作成果、完成数据劳务的合同。各类数据本身所具有的市场价值，也使买卖、租赁、许可使用等涉及数据权利转让的合同相继涌现。诸如谷歌、脸书等公司与用户达成平台隐私数据协议，无不明示数据进一步利用和开发的可能性。脸书的数据处理服务条款规定了一系列的数据开发利益，包括“托管、使用、分发、修改、运行、复制、公开表演或展示、翻译和创作”用户所提供的数据。同样，谷歌公司可以使用用户的数据来运营和改进谷歌现有的服务，还可以开发新的技术和服务。这都表明，数据利用行为将不断出现，由数据利用而产生的合约关系也层出不穷。

    数据处理进程中的合约，还体现为面向期待利益的数据信托。根据信赖契约关系理论，不同主体之于数据的利益，既包括当下的现实利益，也包括基于信赖而产生的期待利益。因此，数据处理者既要在授权范围内管理或利用数据，又要应对尚未发生的数据风险，对未经授权的访问和利用行为采取一定的防御措施。但是，受委托处理数据的平台掌握专业技术优势，用户难以直接监督数据处理者的活动，无法阻止其背叛自己的利益。应对前述问题，数据信托关系强调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信任，这种信任来自委托处理数据的合约，又在两个方面有所超越：一是受托方可能因委托关系而得到好处，但受托方的活动必须以委托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二是委托人常常会将很多实际的权利赋予受托人，受托人对委托人的利益往往拥有自由裁量权，这导致其对委托人所委托的某些关键领域做出自行判断，且这种自行判断是在合同缔结时难以预见的，这也使受托人应当承担超越合同条款的风险责任。如此一来，数据委托方并不需要对专业条款有太多的了解，也不需要做太多选择，仍然可以享有合理的权利期待。实践中，这种数据信托关系已经体现为淡化数据提供者主体作用、直接给数据处理者施以信义义务的信托合约。

    五、数据确权模式的规范化构建

    数据确权模式的逻辑转变，意味着数据确权的总体思路已初步形成。但是，由于两种确权模式的结构功能存在较大差异，现行规制体系的框架结构尚不足以完成高效、精准的调整任务。“数据二十条”的出台标志着确权方向往数据流通的进程转移，这一确权方向还需结合数据的技术规律，整合当前的制度工具，围绕规范化建构的不同层次和要素展开具体探讨。有鉴于此，确权模式的规范化建构，需要关注不同确权模式的并存与选择，做出适当的制度引导。

    （一）确权模式的并存与选择

    整体确权与进程确权都借用了技术的力量，也各有发挥作用的实际场域。与整体确权模式相比，进程确权面向更为广泛的数据产物。前者注重支配和占有权能的实现，后者注重处分和收益等实际价值。相比之下，整体确权侧重数据整体的权利归属，并不擅长应对大体量动态数据的权利变更，进程确权则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还应当看到，由于整体确权模式与传统法律制度的适配度较高，即便回避传统财产法关于“所有权”问题的讨论，也不意味着整体确权观念与实践的退场。现阶段，整体与进程两大确权模式的并存与选择，已然成为确权技术应用必须面对的问题。

    首先，确权模式的选择不应忽视不同逻辑的目标与效益。进程确权可以记录并追溯数据流动过程中的痕迹，数据的产生、处理、交易等行为成为不易变更的技术记载，实际可以免除数据流转的后顾之忧。整体确权则是以创作人为中心的保护措施，最终目的是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一般的“铜墙铁壁”，限制了数据的流动。例如，《欧盟数据库指令》（EU Database Directive,1996）、《欧盟商业秘密保护指令》（EU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Directive,2016）以及美国《计算机欺诈与滥用法案》（The 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2022），就是在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的框架内设定数据权利的法律要点，保护数据占有、使用和转让的专属所有权。这种限制当然过于理想化，原因在于原创整体性权利一旦售卖，则未来的收益不可能追溯到原始数据的创作者，产权所有者的利益终将穷尽。为了预防侵权的发生，数据产品的流通限制在权利人能够控制的范围，数据产品的实际价值难以充分释放。与之相比，进程确权的技术手段提高了数据盗用的成本，通过智能合约、可信时间戳的技术记录了数据产品的流向，产品创作者与后续数据处理者的关系得以留痕且不易篡改。可以认为，整体确权的归宿是产权的固化，而进程确权突出了数据的可用性。

    其次，数据流动的现实推动确权进程化的模式转变。选择不同的确权模式，需要区分确权对象的特征，究竟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处于流通状态的数据，还是专门主体集中创设并处置的特定数据产品。整体确权模式是传统物权逻辑的延伸，确权技术的应用更具有工具性色彩；进程确权模式贯穿数据运作的进程，技术的参与性更强。整体确权将数据成果的概括性权利指向特定、明确的权利人，这种认定能够在现实中产生激励数据成果创作的效果，确权手段实际是以“权利人激励”完成“成果的激励”。但是在数据流动的场景下，特定主体的利益很难得到个性化的认同，因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享和兼容之下的权利交叠状态。与之相比，进程确权技术允许数据来自不同的主体，这些主体可能包括数据供应方、数据需求方、交易平台运营方、各类第三方数据商等，他们都拥有数据写入和访问的权限，也只有认可这些并存的数据权利关系，才能明确成果激励的更多可能，鼓励更大范围的参与和贡献。在数据流动频仍、利益主体多元复杂的大数据时代，从整体确权向进程确权的模式转变意味着从物权到合约的逻辑嬗变，已成大势所趋。

    再次，进程确权须以特定技术应用能力和基础设施条件为前提。为进程确权提供支持的技术手段，需要凭借防篡改性和准确性使数据流动有据可循，还要在数据安全方面具有防御能力。这些确权效果的实现离不开区块链、智能合约等特定技术手段的应用。诸如区块链技术验证和审计的高要求增加了技术适用和处理的巨大成本，限制了数据权利主体实际控制的能力，也容易影响到数据流通的速度，这需要高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考虑到这些前置条件，欧盟区块链观察组织（the EU Blockchain Observatory）对区块链适用的经验做出论证并认为，区块链等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考虑数据价值的创造和使用需求，以及数据加密、数据共享的程度等。应当看到，整体性确权模式的起步较早，在实践中有较大范围的普及，中心化数据存储系统和载体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如果对数据权属没有较高的实时记录需求，也没有刻意的防篡改需求，中心化的数据库存储仍可支持概括性的整体确权模式。可见，受到技术条件的客观限制，确权进程化的模式转变无法排斥整体确权的适用。

    最后，整体确权以特定权利保护的形式发挥基础性作用。实际上，整体确权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特定权利的整体性确认可以为进程确权做好基础性的工作，这使整体确权的功能向专门权利保护的领域转移。各国当前数据流转与交易的实践，重在挖掘各类主体数据的商业价值，这使流通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人信息、企业信息或者国家安全信息可能受到影响，因此需要审慎对待。已经有学者提出，在数据权利交易和流通的进程中，应当将法定在先的权利予以“剥离”。这类需要“剥离”的法定在先权利，主要包括自然人的个人信息、隐私数据，非自然人的特定经营信息、商业秘密信息、国家安全信息等，此类信息不得因为进入流通而遭到减损。数据处理者尊重法定在先权利的最好方式，就是以相对概括的形式对这类数据实施技术封存，以保护个人信息所包括的自然人人格权、企业信息所包含的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国家安全信息所包含的国家利益等。这意味着，先以整体确权的模式做好特定权利的保护，然后再进入数据流通的确权进程。如此一来，整体确权可以作为初始权利配置的部分内容，在源头意义上做好确权的基础性工作，进程确权则是应对权利状态变化的长周期确权，它兼容了初始权利配置和特定在先权利的保护。

    （二）确权规范的不同层次

    梳理不同层次的确权规范，可以为数据权利的合约配置提供有效的外部依据。在一般契约理论的框架中，合约本身可以完成具体权利义务的分配，而合约关系的维系则需要特定的法律规则作为保障。确权模式的规范化建构，本旨也是整合现有的制度资源，推动数据合约权利配置的实现。从整体确权到进程确权的模式选择表明，有效的确权规范应当兼顾两种模式，既要对合约的具体权利诉求进行个别性调整，又要为合约关系的维系提供稳定的连结机制。

    1. 个别性规范

    个别性规范将数据确权的决定性方案留给合约，体现了数据处分场景下的私法自治原则。合约是数据主体意思表示的结果，是对数据基本权利状态进行配置的个性化、具体化方案。已经有学者认为：“尽管目前尚无明确法律条文就数据权利作出规定，但各方当事人通过长期交易习惯与合同条款的约定，已经在事实上对数据经济权利的归属与内容达成了合意。”这意味着，具体化、个性化的数据合约，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事人处分数据权利的一致意见。合约本身的约束力，具有“个别场景、个别调整”的针对性。实务界普遍参照数据授权与委托的不同需求，拟定个性化合约，成为数据权利界定的先行探索。

    作为个别性规范的合约，可能混合立法或行政监管的强制性规定。例如，为满足个人信息保护、商业秘密和数据安全的要求，各国立法不得不对数据合约施加特殊的强制规定，这种强制会伴随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数据处理不能与公民隐私、个人信息、国家安全、商业秘密等存在冲突。限制数据访问权限的隐私计算、加密算法等，实际是在技术层面上设定合约边界的努力，也是数据确权的特别依据。

    合约的实施，需要警惕意思自治受到数据垄断的侵蚀。由于数据控制能力的差异，数据主体之间的合约关系，可能呈现为技术上的依赖关系，合约调整的可行性被弱化了。一方面，由于租赁云存储和超级计算机的成本仍旧过高，个体用户、中小企业很难与大型数据处理平台产生平等公正的数据合约。另一方面，数据的产生与加工掌握在强势数据控制者手中，但出于经营效率的考量，大型数据处理平台的技术运作目标并不是具体权利的确认，而是积累庞大的“数据自留地”。为此，各国通过反垄断法的规制手段予以调整，我国《反垄断法》第17至19条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同样约束此种情形。当然，作为监管手段的垄断治理规则主要适用于合约失灵的场合，无法取代合约在权利分配场景下的规制力度。

    2.连结性规范

    与个别性规范相比，连结性规范主要解决权利合约的稳定可持续问题。如庞德（Roscoe Pound）所言，法律的价值在于“给出利益方案的最佳效果”，是故权利合约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其实意味着：应当设计怎样的规范体系，使数据流通进程中的权利合约得以实现；如何修复合约义务的瑕疵，起到维系甚至更新权利内容的效果。为此，个别性的合约调整规范，需要补充合作激励、责任承担、风险预防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支持。实践中，这三个方面的制度支持体现为数据合约中的优惠激励条款、责任承担条款和风险应对条款等。

    共享激励规则推动各类数据主体参与并维持数据处分的进程。制度设计要想推动数据处理的进程持续进行，必须首先鼓励共享与协作的数据关系，推动基于数据权利的主体凝聚和合作。以共享激励的方式创造数据的价值，在网络技术的发展进程中并不稀奇。早在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的早期，已经出现了以合作意愿为基础的“自由软件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是一则公约性质的激励规则，“所有程序的编写者，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都有权使用适合于编写、修改和升级软件的运算法则”。这意味着，对于任意数据运算法则，其他程序编写者都可以自由地对其进行研究，从而产生新的运算法则，而新的运算法则也再度投入这样的自由研究之中。这是一种积极的、可持续的算法合作关系，同样可以解释数据时代的进程确权：数据产生于不同主体的合作意愿与实际贡献，当下的数据关系可以为新的合作意愿奠定基础，也正是多次合作与数据贡献的进程，推动了数据资源的丰富和成长。一般而言，共享激励规则体现为用户初次进入数据关系的优惠性条款，这些条款使用户认识到，数据利益需要通过参与数据关系的形式才能达成，用户愿意参与并维持这种数据关系且为之承担义务。

    责任承担规则为数据合约的缔结免除后顾之忧。实践中，责任承担规则体现为数据合约中的责任承担条款，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基于意思自治的违约与侵权，此时责任的承担是对于数据权利约定的救济，目的是补偿守约方的利益损害，主要表现为物质给付，如支付赔偿金或违约金。二是对公民隐私、个人信息、国家安全、商业秘密等特定数据而言，违约行为同时也是违法行为，承担责任的目的在于恢复法律秩序、维护公共利益，表现为对违法行为的撤销和纠正，以及法律义务的强制履行。如此一来，责任承担规则使不同数据合约的关系得以存续。

    风险预防规则为数据权利处分提供风险应对方案。数据合约的权利配置无法将每个能想到的偶然因素纳入计划，风险伴随数据交易的进程，使数据主体承担并不确定的交易后果。为此，风险预防规则必须贯穿数据合约的始末，并至少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合约关系确立之前，要求数据处理者尽到充分的信息披露义务，在资质、能力和信誉等方面接受数据提供者的质疑。第二阶段是在合同履行期间，数据处理者依照约定处理数据，承担忠于数据关系、防范数据风险的信义义务等，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知情同意规则是对此类义务的强化。第三阶段关于合约的终止，合同履行完毕或数据主体不同意继续维系特定的数据关系，数据处理者还应提供退出合约的便利。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对于已经依法完全公开的各类数据，数据处理者也要受到特定风险防范规则的制约。司法实务中有关数据爬虫案件的裁判表明，公开数据的处理者对数据提供方仍然负有一定的义务，此种义务的范围取决于数据处理者获得授权的“边界”，要求数据处理不能损害正常的竞争秩序，否则面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追责。可见，风险预防规则应对数据合约关系的“未然状态”，可以消除或减缓权利风险发生。

    （三）确权要素的技术支持

    不同层次的确权规范，只为数据权利的配置提供了外部的依据。如果进入数据权利的内部视角，不难发现流通进程中的数据具有碎片化、大体量的特征，权利关系的实际把握存在难度，且数据“样本越大、维度越多、数据越复杂、定义越模糊，从原始数据产生出可以用做决策的结论所需要的加工深度就越大，工作量也就越大”。虽然区块链、智能合约、时间戳等技术手段，可以对部分数据主体、数据行为进行记录，但是，一般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客体和权利义务等基本要素，技术记录距离基本法律要素的提炼仍然存在差距。为了使数据权利的变化进程在法律意义上可呈现、可分析，还需把握权利分析的内部视角，借助技术手段完成基本确权要素的提炼。

    1.主体

    在权利归属不明确的情况下，确权技术应当首先明确主体的角色。广泛应用的身份识别与加密技术，基本可以确定数据关系参与者的主体角色：究竟是委托人还是受托人，是数据提供者还是处理者，是利益获得者还是责任承担者。但是，在提炼法律关系的层面上，主体角色的识别与保全不仅需要明确权利人是谁，还要区分不同主体所连接的数据关系，也就是数据主体之间的相对关系。

    主体相对关系体现着数据权利义务的相对性，而相对性的强弱取决于数据自身的敏感度。技术手段所记录的数据主体，可能介入前后相继的数据处理合约，前手合约中的受托人，成为后手合约中的委托人。因此，确权技术手段的规制，必须关注不同主体之间的相对性是否得到了体现。对重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甚至政务数据而言，主体的相对性旨在实现数据保护的重要价值，这就需要严格限制主体相对性的范围，比如，数据来源主体可能允许某一数据平台使用数据，却拒绝平台转托第三方处理数据。与之相比，不敏感数据侧重挖掘数据流转和利用的直接价值，数据主体之间的相对性较为松弛，只要查询和使用不影响正常的市场竞争和公共管理秩序，这类数据的查询和使用受到法律的支持。

    2.行为

    技术应用为数据操作的行为提供支持，但对行为意志性的内容关注不足。诸如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措施，已经能够记载并追溯数据操作的行为内容，初步实现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的区分。这表明，确权技术能够高效率支持数据处分行为的实现。但是，确权技术并不擅长行为意思表示的识别。尤其在智能合约的场景下，自动分配权利义务的符码运算，往往并不计较合约背后的主观意愿。

    识别数据处分行为的意思表示，必须明确意思表示可能呈现的复杂面向。作为法律行为构成要件的内心意思，至少包括目的意思和效果意思两个层面。在数据确权的场景下，权利主体的内心意思应当体现在数据处分的技术程序之中，且应设置严格的审核条件。以常见的平台用户隐私协议为例，确权技术需要实现的意思表示要件一般包括如下内容：用户自愿履行提交数据的行为，能够认识到提交数据的行为会产生的意义与后果（目的意思），但仍旧意欲提交数据以享受平台服务（效果意思）。此外，确权技术还应面对意思表示错误，或者受到欺诈和胁迫的情形，对意思表示的反悔或撤回提供专门路径，比如实现技术上可操作的限制读取、修改、删除、转发、复制、存证等等。对确权技术而言，如何体现意思表示的复杂性，能否还原并梳理意思表示的本意，体现着确权技术的权利甄别能力，可以为数据权利的实现提供佐证。

    3.客体

    数据作为权利关系的客体，会在数据处分的不同时间产生变化。在技术应用的实务中，可信时间戳可以区分变化前后的数据。但是，时间标识可能只关乎数据表象，并不关注权利实质。可信时间戳只能记录数据的即时状态，但数据始终具有面向未来的可变性。时间戳对数据变化做出持续的记录，其实意味着不断给出权利状态支持，而不问权利状态的产生是否应当受到支持。尤其面对同一宗数据的持续加工利用，时间标记很可能为先后产生的数据权利分别提供支持。在不清楚数据加工投入的前提下，数据权属的争议容易出现。

    提炼确权进程中的数据客体，必须进一步提高时间标识的密度，同时支持数据变化的续造空间。一方面，可信时间戳的运用必须关注权利的形式变化，围绕可能引起数据产生、变更的重要时间节点，把握瞬时、片段之内的数据状态。另一方面，时间标识还要贯通不同时段的实质变更，通过存放时长、使用时长、操作次数的记录，呈现动态进程中的初步权利判断。正因如此，确权技术的启动越早，确权实际效果也就越好。

    （四）技术应用的监督审核

    不同确权模式的实际效果，体现技术手段在数据确权场景中的积极作用。然而，技术本身并不能确权，技术只是确权理念的表达和实践。技术的支持能力也并不绝对，这种支持受到无所不在的主体意思制约。所以，并非是技术直接完成了确权，而是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内容充当了技术的指引，并借力技术载体获得权利分析的路径。

    技术审核的首要目的，应当是核验技术手段是否实现了确权模式的安排。数据确权模式的讨论，可以转化为经验性的确权需求如何呈现为技术算法和数据组织方式的问题。确权规范的不同层次和确权要素的技术提炼，使得技术手段能够更加积极地实现确权效果，但这尚不意味着实现全部的确权方案。与场景极其复杂的确权需求相比，技术措施存在简化和机械化解读权利关系的可能，它是来自程序设计者的“书本智慧”（Book smarts），短期内很难与丰富的产权实践完全吻合，而产权实践更是集合主体心智与行为的“市井智慧”（Street smarts）。整体确权与进程确权的模式演变，本质上意味着数据权利分配方案的优化，这种优化可以弥合技术与实践的差距，也对技术应用支持确权的效果进行完善和检验。由此可见，技术可以提高数据确权的可论证性，但技术仍然不是确权的主体。

    就目前的实际运作状况来看，用于确权的技术通常存在一定的问题。这种确权仅关注数据的交易进程、数据的流转去向等，并未对技术启动之前的数据关系予以追溯，或者直接默认了技术启动之前的数据状态。这样一来，技术措施无法伴随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进程确权不过是在数据进入技术环境之后的一种辅助，仍需对技术介入之前的数据状态进行验证。并且，随着近些年技术应用的发展，较早进入数据领域的技术平台已经掌握了相对完整、成熟的算法设计规则。这种技术上的先手优势，当然可以为技术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却也可能导致确权领域的技术专断，确权结论的不公正风险也由此而生。

    推动技术审核的良好效果，需要提升监管者的技术判断能力。用于确权的技术，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工确权对技术处理流程的“赋权”，传统确权机构的角色从确权执行者向确权监管者转变。受到人员能力和规范缺失的限制，监管机构或当事人可能无法对技术手段的运作进行直接检验或者监督。根据目前确权技术的运作模式，当事人、行政机关或审判者难以对确权结论进行实质性审核。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在区块链技术用于确认网络音视频权属争议的案例中，裁判论证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仅在技术平台的资质认定方面，人民法院或者采取相对笼统的“利害关系排除”标准，或者严格遵照“国家级质量标准”进行审核，或者以平台获得行政许可证书为资质认定的标准。关于技术审核的结论表述，不同法院的判决书又繁简不一，有的利用较大篇幅阐述了技术核验过程，更多的则是一笔带过未做展开。不过，我国各类行业组织、企业、互联网法院制定技术标准的活跃度较高，能够裁定确权技术的具体标准正在陆续产生，如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智能合约、区块链证据等现有技术标准，可以为确权技术的审核提供参考。此外，随着技术专家在诉讼程序中的作用不断得到重视，裁判者将技术语言转化为法律语言的能力也将增强。这是确权技术监督与审核的发展方向，也可为确权技术的应用提供良好的前景。

    六、结语

    数据不具有特定的物理形态，因而催生出借助技术手段确认数据权利的实践。根据技术应用的不同方式，数据确权路径分为整体确权和进程确权两种模式。整体确权是传统“一物一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延伸，有助于激励原创性数据产品的研发。进程确权则是借助特定技术手段，对数据的权利关系状态进行确认，这种权利关系最终呈现为数据处理进程中的合约，有利于数据价值的充分释放。从整体确权到进程确权，意味着数据确权逻辑由传统物权向动态数据关系的拓展，进程确权提供了兼容现实权利结构与在先权利保护的可行方案。两种模式的并存和选择，应当考虑数据确权的目标和效益，同时赋予技术手段以更加精准的功能定位，最终形成凝聚法理共识、丰富制度经验的有效指引。

    从整体确权到进程确权的模式转变表明，数据权利的配置早已超出了特定财产范畴的局限，而是体现为一系列主体之间的合约。当然，高度抽象的确权逻辑无法满足多场景之下的权利解读，数据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风险分担、保护激励，仍旧需要不同层次的调整规则。为此，确权技术还应提炼关于权利主体、客体与行为的基础元素，引入合约、侵权和竞争秩序的调整规则。在此基础上，用于确权的技术设计，可以更加高效地协助确权逻辑的实现，尽管在当前情况下，这种“高效地协助”还要在技术监督与审核的层面不断完善。

    本文转自《清华法学》2023年第3期

  • 张晓磊：21世纪以来的日本政官关系再考——以“官邸政官关系”为中心

    政官关系是影响战后日本政治和行政体制走向的重要核心变量之一,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和行政改革之前,政官关系的结构性特征集中表现为官邸主导,这也是推动日本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政治因素。但到了1994年,随着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改革、《政治资金规制法》修改、桥本政权时期以削弱官僚权力为中心的行政改革的展开,日本政官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强化政治主导、削弱官僚主导、实现官邸主导成为此后历届首相推动政治和行政改革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安倍第二次政权超长期执政内因1可谓学界研究热点,大多数研究以探讨此时期自民党的政治主导改革为中心,即从政官关系的视角看,偏重于“政”对“官”的主导（首相官邸中政治家对官僚的主导或者首相官邸对省厅官僚的主导）,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官”对“政”的影响,或者说没有辩证地对官邸中的政官关系进行更为客观的研究。从后安倍时代的菅义伟政权以及岸田文雄政权的运营效果看,目前还无法确定日本是否真正实现了所谓的官邸主导2或政治主导,或者说是否实现了一种稳定的官邸主导模式。这表明日本的政官关系实践仍然在发展,对其研究还未真正清晰和透彻。如何看待官僚主导和政治主导的关系,如何认识官邸中的政官关系,进而发现官邸主导决策机制更为客观的规律,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前所述,在桥本政权行政改革的铺垫基础上,21世纪初上台执政的小泉政权开始探索官邸主导的制度化建设,可以说,自小泉政权开始,日本的政官关系进入制度层面的深层次转型进程。因此,为更科学地对政官关系3和官邸主导决策机制进行辩证和全面的研究,本文将研究视角进一步集中到“官邸政官关系”这一组核心变量上,重新梳理从小泉政权到第二次安倍政权的“官邸政官关系”,从政官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官邸主导决策过程,以期发现日本政官关系变迁的更多规律。

    一、日本政官关系的研究方向与“官邸政官关系”的界定

    日本行政学名家西尾胜在冷战结束后曾讨论过日本官僚制研究的未来方向,这给我们研究日本政官关系提供了很大的启示。他认为,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根本不是由一元化的官僚制度统治构成,而是由广泛的多元化的政治过程构成。他指出,至少有三点是在研究官僚制时要注意的：一是对统治结构和行政官僚制所具有的相对地位和作用,要有国际比较的视角；二是必须弄清官僚和政治家关系的结构问题,而不是研究官僚的力量强还是政治家的力量大；三是必须认识到政治家和行政官的关系在各个政策领域有很大的不同,必须避免将某一领域公认的现象急切地做一般化的处理,要对多种事例进行积累研究。4可见,研究政官关系的重点在于厘清官僚和政治家两大集团的权力边界和它们在日本决策体制中的角色作用,避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甚至一叶障目。

    本着以上研究目的,笔者引入“官邸政官关系”及“官邸政治家”、“官邸官僚”的概念5,以便对政官关系演变有更具体、全面和客观的认知。回顾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桥本龙太郎执政时期日本便开始推动政治和行政决策体制从“官僚主导”（执政党官僚内阁制）转向“政治主导”（官邸主导）的改革和探索。桥本龙太郎推动的行政改革通过设置内阁府、精简省厅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内阁尤其是首相官邸的权力,自桥本之后的小泉纯一郎政权开始,日本的决策模式集中表现为以首相及其辅佐团队为核心的官邸主导机制。这里的首相辅佐团队是由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内阁官房副长官、内阁危机管理监、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助理官房副长官、内阁广报官（负责对外宣传联络）、内阁情报官、首相辅佐官、首相秘书官等在内的核心阁僚及中高级行政官僚组成的一个政官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对于首相和官房长官等内阁阁僚以及政治家出身的官员,我们将其定义为“官邸政治家”,而体系内的其他职业行政官僚出身的官员,我们将其定义为“官邸官僚”。

    可见,官邸主导决策机制内部依然存在一种缩微版的政官（官邸政治家与官邸官僚）关系结构,分析“官邸官僚”6与“官邸政治家”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官邸主导决策机制内的角色和作用,可以为日本政官关系在桥本行政改革后的演变规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同时有利于我们对日本的官邸主导决策机制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解。

    二、小泉政权时期的“官邸政官关系”

    在小泉政权时期,“官邸官僚”开始逐步显露头角,其中首相个人魅力和强大的政治手腕发挥了关键作用,“官邸政官关系”这一微型政官关系结构开始在官邸层面浮现。

    （一）小泉政权的“官邸政官关系”架构与角色评估

    小泉政权时期“官邸官僚”的积极角色开始凸显,日本学者将这一时期首相对待“官邸官僚”的态度定性为“活用”7。小泉政权时期实施官邸主导的核心平台是设置在内阁府下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小泉亲自担任议长,自其2001年上台执政起共参加了187次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而未缺席一次,同时他任命庆应义塾大学的学者竹中平藏担任经济财政大臣,推动邮政民营化等重大经济政策改革。除了竹中,小泉还“活用”岸博幸（经产省）、高桥洋一（财务省）等年轻的“脱藩官僚”作为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中坚力量。

    当时的小泉内阁首席政务秘书官饭岛勋此前是小泉担任议员时期的秘书。除饭岛以外,小泉大幅“活用”省厅出身的官僚,比如任命职业官僚丹吴泰健等省厅出身的四人为首相秘书官,还任命了其他省厅出身的人为参事官。另外,原厚生事务次官古川贞二郎、原自治事务次官二桥正弘被任命为事务官房副长官,财务省出身的竹岛一彦、坂笃郎担任助理官房副长官。

    可以说,从小泉政权时期开始,“官邸官僚”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开始走上历史前台。从外部看,“官邸官僚”是首相官邸、中央省厅以及执政党三方之间的平衡手,首相通过“官邸官僚”一方面实现对省厅官僚的协调甚至控制,另一方面实现对执政党权力的压制、切割和分流,进而实现官邸权力的扩张和集中。从内部看,“官邸官僚”代表了官邸内部一种新的政官关系模式的雏形。首相从渴望获得更大权力的那一刻起,就必然面对在官邸内部如何处理新型政官关系并提高官邸效率的问题。

    （二）“官邸官僚”走上历史前台的内因与过程

    “官邸官僚”能够走上历史前台,离不开小泉纯一郎这一堪称二战后日本最为强势首相的强力改革。但偶然中有着必然,支持小泉向所谓旧的自民党派阀政治和臃肿的省厅官僚队伍发起挑战的依然是制度性、体系性的变革,即桥本时期的行政改革以及1994年的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改革,这两项改革为小泉利用国民、舆论等外部力量施展他的政治手腕提供了政治和行政体制上的支撑。

    在具备制度性支撑后,小泉上台伊始首先在自民党内向旧的派阀政治发起了猛烈的挑战,他甚至在2001年4月24日就任党总裁后的记者会上公然宣称“自民党内自此再无派阀,从人事层面整顿党内秩序是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8之后他没有按照惯例与各派阀商讨党内三役（干事长、政调会长、总务会长）的人选,径直起用山崎拓（原政调会长）担任干事长、麻生太郎（原经济财政大臣）担任政调会长、堀内光雄（原通产大臣）担任总务会长,而山崎和堀内率领的两个派阀分别处于党内第四和第五的位置,这意味着当时最大的党内派阀桥本派以及第三位的江藤、龟井派无人入选（第二位为小泉所在的森派）,这打破了自1980年铃木善幸政权开始的惯例,对自民党的旧派阀政治是一次重大打击。自民党的派阀影响力主要来自选举、政治资金和党内人事三个方面,小泉利用新的选举制度、控制政治资金分配权（《政治资金规制法》1994年第一次修改,1999年再度修改,确保了政党的政治资金更加透明）,大大扩大了对各派阀的影响力,而最后不经派阀商议的人事任免则水到渠成。这加大了首相对党内派阀的控制,为小泉在官邸扩大权力去除了最大的党内束缚。当然,对于小泉的脱派阀改革,各方有着不同观点。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认为,脱派阀政治是一种谎言,只不过是从一种旧的派阀政治结构向另外一种新的结构的不断转换而已。他在评论小泉纯一郎时提到,“他比别的党首更忙于应付支援选举日程。他两次去岩手县,原因是那里有支援森派的候选人玉泽德一郎”。他还将小泉定性为“无法从派系羁绊摆脱出来的人气首相”。9

    随后2001年4月26日,小泉又对外公布了他自己宣称的“惊天动地”的阁僚人事名单。他弃用了桥本派的两名预期人选,同时还选任了三名非国会议员担任内阁大臣,其中就包括小泉经济改革政策的核心人物、庆应义塾大学的教授竹中平藏为经济财政大臣。10这意味着小泉确定了核心的“官邸政治家”团队,这是其推动实现官邸主导决策模式的又一关键步伐。

    “官邸官僚”能够被小泉“活用”的另外一个制度性前提还在于2001年1月实施的行政改革,在此次改革中,内阁官房权力得到进一步强化,内阁的重大政策提案权被内阁法所明确,内阁府还下设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小泉利用这一平台加大对政府重大政策的指挥和控制权限。需要注意的是,设置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实际上是2000年4月时任首相森喜朗在施政演说中提到的机构改革方案11,这体现出桥本龙太郎之后历届首相无论本人是否强势,在政策理念上都倾向于实现官邸主导。正是有了这些平台和权限,加上小泉的“活用”,“官邸官僚”才具备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到底如何做到“官邸官僚”才尽其用,也是一个值得琢磨的问题。如前所述,尽管万事俱备,但官邸通过经济财政咨询会议达到扩权并非易事,这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小泉希望通过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发挥官邸的主动权,制定“今后经济财政运营及经济社会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方针中包括各省厅的重点政策和下年度预算。而按照自民党执政惯例,这些重大政策出台之前,内阁需要与重点省厅及自民党派阀进行充分的协调沟通。小泉试图借助国会选举中国民支持的热潮,直接越过这些流程,包括执政党的事前审查制度,这引发了党内与省厅官僚的误解和不满,双方一度僵持。但随后的2001年7月,小泉率领自民党取得了参议院选举的大胜,2001年11月开始小泉还经由经济财政咨询会议通过了类似五年计划的《结构改革与经济财政中期展望》,且在2002年1月25日以阁议决定的形式发布。12这对党内派阀和省厅官僚触动很大,他们开始关注并重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作用和影响力,这一平台也逐步成为官邸与自民党、省厅官僚进行政策协调的主阵地,官邸的主动权也逐步扩大,“官邸官僚”发挥长处的时机到了。

    2002年开始,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事务局与省厅之间开始就前述“基本方针”等重大政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磋商。对比2001年与2002年官邸确定的“基本方针”,可以发现农林水产省和国土交通省反映的一些意见在2002年方针中有所体现。2003年开始,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与自民党之间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策磋商,比如竹中平藏出席了自民党在2003年召开的综合经济调查会,通过协调,2003年“基本方针”草案吸收了自民党的意见并进行了40多处修改。13在“官邸官僚”发挥政策协调专长的同时,官邸、自民党的族议员、省厅官僚之间达到了一种新的力量平衡,进而酝酿了官邸主导决策机制的雏形。

    日本政治学者薮野祐三在评论小泉推动的政治改革时认为,如同小泉自己提出的“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小泉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改革是基于解决限制日本增长的制度性难题,这迎合了日本国民的需求,既保证了稳定的高支持率,也促成了小泉所谓“摧毁”自民党派阀的雄心勃勃的改革。14

    三、第一次安倍政权及民主党政权时期的“官邸政官关系”

    第一次安倍政权以及民主党政权时期可以看作“官邸政官关系”演变进程中的波折期。无论是安倍政权还是民主党政权,均没有做到“官邸政治家”和“官邸官僚”之间的动态平衡,致使双方之间的天平遭到破坏,进而造成了执政危机,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探究。

    （一）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的“官邸政官关系”

    2006年9月26日,在小泉政权时期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第一次登上首相宝座,并开启了对官邸主导决策机制的进一步摸索。鉴于首相对官邸中政治家和官僚的巨大影响力,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的“官邸政官关系”呈现出不一样的结构和作用。小泉时期通过引导舆论与民意改变自民党诸多政治规则的前例给了安倍很大的触动和刺激,他在上台后也刻意通过舆论和民意塑造自身的形象,实现从“聚焦绑架问题的安倍”向“聚焦政治改革的安倍”的形象转换,并凭借此点获得了党内外的压倒性支持,同时也扩展了人脉,以至被称为“人脉的安倍”。15

    安倍在上任伊始的施政演说中指出,为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做出迅速准确地应对时代变化的政策决定,将从根本上加强首相官邸的职能并确立政治领导,并立即建立一个框架,由首相本人选择在官邸任职的官员,包括从私营部门选拔官员。16正所谓过犹不及,安倍在第一次执政时期形成了完全依赖人脉小圈子的思维定式,在当时的安倍看来这是官邸政治改革的必由之路。这一人脉小圈子包括以时任总务大臣菅义伟为代表的所谓“苦劳人”17（与安倍的家世和成长过程完全不同但深受安倍信任）和以时任官房长官盐崎恭久为代表的所谓“二世议员”18（与安倍几乎同时代成长且深受安倍信任的二代议员）两大类型,均深受安倍信任,也就是说安倍此时期的官邸“政”和“官”中并非主要以能力为构筑决策机制的标准,而代之以与安倍的关系密切程度。尽管安倍上任后宣称要根据才干安排职位,盐崎恭久上任后声称要拒绝“论功行赏人事”,但事实证明他们都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与安倍关系密切的参议院议员山本一太称,安倍不像小泉那样有着强烈的领袖气质,因此,通过系统性改革的方式确立政治主导更符合安倍的性格。日本政治学者中北浩尔将这一时期安倍政权官邸主导的最大特点概括为对政治家出身的首相辅佐官的重用。19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官邸政治家”与“官邸官僚”的配置结构和各自定位。受美国总统重视幕僚理念的影响,安倍尤为重视首相辅佐官这一职位。当时的官房长官为盐崎恭久,是安倍信赖的政治盟友；首相辅佐官分别为小池百合子（负责国家安全保障）、根本匠（负责经济财政）、山谷惠理子（负责教育改革）、世耕弘成（负责宣传）、中山恭子（负责绑架问题）,五位均为政治家,而非熟悉行政业务的前职业官僚,所以他们应该被定义为“官邸政治家”。

    事实证明,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安倍对政治家出身的首相辅佐官的重用是不成功的。严格说来,首相辅佐官并不属于内阁官房,那么在安倍重用首相辅佐官的背景下,作为内阁发言人的盐崎恭久与负责宣传的世耕弘成如何分工也成了一个难题。其他首相辅佐官与其他阁僚也面临同样的角色重合难题,这就导致了二重行政的问题。在安倍和盐崎均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政治家出身的首相辅佐官又无法发挥特长,造成了官邸内部的团结力不足的混乱状况。其他不合适的人事任命也有不少。比如,任命曾经担任官房副长官秘书的井上义行（以井上为代表的秘书官集团也是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的重用对象）担任政务类首相秘书官,他在对待媒体的态度上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官邸一度陷入一种孤立状态。

    总的来看,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首相对待“官邸官僚”整体上持一种轻视或者保持距离20的态度21。在当时的安倍看来,官邸的政治家只有首相、官房长官和副长官等区区四人,因此他要通过任命更多政治家（或秘书官）来壮大官邸阁僚的力量。22当时省厅官僚就某个具体政策到内阁拜访首相以做出说明甚至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尽管当时有十名官僚是官邸从各省厅招募的参事官23,但他们也没有在推动官邸与各省厅的顺畅沟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倍任命的行政官僚出身的一些官员因为离开省厅官僚职位过久而并不了解日本中央省厅改革之后的实情,比如曾任大藏省官僚的官房副长官场顺三就是这种情况。24

    最能代表安倍在第一次执政时期对待“官邸政官关系”态度的应该是两次官邸职位的人员调整：一是通过任用场顺三替换二桥正弘的方式,向官邸中常年由各省厅主导的事务类官房副长官职位发起了挑战,也是安倍向省厅所谓“圣域”发出的一份强化官邸主导的“宣战布告”；二是撤换了内阁法制局局长,任用宫崎礼壹替换坂田雅裕,使省厅产生了较大震动。25

    除了人的问题,安倍在灵活运用小泉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安倍在第一次执政时期对结构改革并不热心,其经济财政政策也并无具体明确的目标,使得小泉时期耗费各方面资源确立的这样一个官邸主导平台顿失存在感。

    首相对官僚的排斥态度决定了这一时期“官邸政治家”的比例大大高于“官邸官僚”,加之安倍本身缺乏执政经验,官邸的团结力和凝聚力都极为不足,无法在与执政党、省厅的沟通中保持主导权,第一次安倍政权很快便终结了。

    （二）民主党政权时期的“官邸政官关系”

    在对待“官邸官僚”的态度上,如果说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还只是轻视或保持距离,到了民主党政权时期则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排斥。2009年9月16日,民主党成为执政党,鸠山政权上台。民主党在此前的众议院大选中抛出的竞选承诺中提出了“政权构想五策”,这些构想几乎把“官邸政治家”搬到了“神坛”,而把“官邸官僚”挤到了边缘的角落。构想第一策提出要实现与自民党政权官僚主导不同的以所谓大臣、副大臣、政务官为中心的政治主导体制。构想第二策提出要重视发挥内阁大臣的角色作用,大臣通过阁僚委员会实现与中央省厅间的政策协调,为此要废止事务类官房副长官主持的事务次官会议。但从政治实践来看,“官邸政治家”的行政能力不足,议事机制也不成熟,阁僚委员会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后期的召开频率也越来越低。构想第三策提出在内阁官房设置首相直属的国家战略室（包含一揽子改革内容的政治主导确立法案在国会审议通过后改为国家战略局）,承担确定国家战略及重大政策、编制预算总体框架的决策中枢角色,由时任副首相菅直人担任国家战略相,这将使小泉时期延续下来的政策中枢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实质上处于停滞状态。26

    2009年鸠山由纪夫上台执政后意气风发,他提出要“清理战后行政”,特别是要在两个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一是“清理机构和业务”,审查所有政府预算、文书工作、项目甚至法规,杜绝浪费纳税人的钱,向世界公开政府内部的秘密协议和部厅间的谅解备忘录等；二是彻底审查税收资金的使用方式和预算组织方式。鸠山提出必须从人民利益和世界利益出发,破除纵向分工障碍,制定财税战略框架和经济管理基本政策；每个政治家都必须端正自己,确保透明度,从根本上摆脱既得利益的政治。27

    2010年菅直人上台执政后,继续推动民主党的政治改革。他认为,鸠山前政府大胆地挑战了历届政府都未成功的“清理战后行政”,但只完成了一半。新内阁必须继续实施向人民承诺的改革。改革往往会遭到强烈抵制,但如果放松警惕,改革就无法取得成效,甚至会倒退。他将继续推进政治驱动的改革。他还总结道,缺乏政治领导一直是日本以国家层面为目标的改革未能取得进展的最大原因。换句话说,虽然有代表个别团体和个别地区利益的政治,但缺乏考虑国家整体未来并推动改革的政治领导。282010年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政治主导确立法案在国会夭折,国家战略室也仅保留了为首相提出政策建议的权限。

    2011年野田佳彦上台后,提出恢复对政治和行政的信赖。他认为,没有国民对政治和行政的信赖,国将不国。他提出将努力通过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具体成果来恢复信赖。他还称,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46年,内阁会议就已决定“为提高国民的信赖,彻底进行行政运营改革”。尽管已经过去60多年,行政改革仍处于半途。他提出,要采取措施杜绝行政上的浪费及低效性,强化真正必要的行政机能,这种行政改革必须不断地持续和加强；深化自政权交替后已开展的“分类”做法,政府和执政党融为一体,回归“国民生活第一”的原点,与既得利益做斗争,在各个行政领域实施改革。29

    尽管属于不同的执政党,但第一次安倍政权和民主党政权在对待“官邸官僚”的态度和官邸主导模式上具有相似性,可谓“欲速则不达”。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安倍并非不了解官僚的能力,但刻意削弱官僚团队在官邸的影响力,主要是担心“官邸政治家”失去主导权和控制权；民主党政权时期,民主党高层更大程度上是厌恶官僚制的弊端,希望从根本上使日本的决策机制改头换面,但恰恰没有看到官僚在维系战后日本政治决策模式上的基本支撑作用。两者可谓殊途同归,都在较短的时间内失去了执政权。回顾小泉政权、第一次安倍政权、民主党政权三种官邸主导模式后,我们发现,正如西尾胜所言,当首相将注意力放在刻意比较“官邸政治家”和“官邸官僚”孰优孰劣、孰轻孰重、孰大孰小上,官邸主导决策模式就走入了歧途,保证官邸主导决策实现最优解的办法是确保“官邸政治家”与“官邸官僚”和谐共存、相辅相成,而这正是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安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的“官邸政官关系”

    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官邸政治家”和“官邸官僚”在安倍的运作下相互磨合,“官邸政官关系”可谓渐入佳境,为维系安倍超长期执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架构与作用评估

    2012年12月26日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认识到单纯重用政治家出身的首相辅佐官的局限性,除了对首相辅佐官的人员出身结构进行调整外,还注意加大对内阁官房长官以下行政官僚出身的官员的重用,以解决第一次执政时期出现的官邸团结力、凝聚力和行政能力、效率不足的主要问题。

    在首相辅佐官的任命上,安倍依然保留五名,但在官员出身结构上,安倍做了明显调整,除了有超过三年政治家经历的卫藤晟一以及国会议员木村太郎、礒崎阳辅,还任命了两名具有省厅长期任职经验的新官员,包括经产省出身的长谷川荣一30、国土交通省出身的和泉洋人。很明显,这一次安倍打破了对职业官僚的避忌和轻视,比如任命经产省出身的今井尚哉担任首席政务首相秘书官31。在与省厅的沟通机制上,安倍恢复了鸠山政权时期被废止的事务次官会议,也就是将在民主党野田佳彦政权时期每周五阁议后召开的“各府省联络会议”更名为“次官联络会议”。在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担任首相辅佐官、第二次执政时期就任官房副长官的世耕弘成谈到安倍第二次上台前的情形时说道：“在总选举胜利后的短短几天时间里,安倍、菅（义伟）、我与今井（尚哉）在一起不断琢磨官邸人事和结构的问题,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认为不能依靠政治家出身的辅佐官承担官邸的中枢工作,这一次应该紧紧抓住官房长官—副长官这条线,而职业官僚出身的辅佐官则作为首相的代理人与各省厅进行政策沟通。”32世耕弘成的这席话道出了第二次安倍政权对“官邸官僚”基本态度的转变,同时更加注意“官邸政治家”与“官邸官僚”间的协调配合、发挥合力。

    验证官邸首相辅佐团队凝聚力的标准是这一团队能否维持长期性和稳定性,这也是官邸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从事实层面看,至少在第二次安倍政权的前中期,官邸首相辅佐团队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而这与安倍的个人政治魅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时任内阁官房顾问、安倍外交演讲稿的幕后作者谷口智彦曾就此事说过,“安倍首相重义理人情,总是有人愿意真心帮助他,这使得他身边有一支强有力的辅佐团队”。33所以,第一次安倍政权草草收场之后,当时他的辅佐团队很少有人愿意离开他,他们对安倍第二次上台充满信心。从这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官邸凝聚力的源泉。比如,核心的团队代表人物包括：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他是安倍后援团———“再挑战支援议员联盟”的中心人物,他在安倍第一次执政失败退任后一直鼓励安倍进行第二次挑战；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官房副长官今井尚哉；官房副长官长谷川荣一,他还在安倍第一次执政下台后与其一起爬高尾山,为安倍打气。34有记者曾概括第一次和第二次安倍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在于官房长官从安倍的朋友、杰出人物、无阁僚经验的盐崎恭久换成了谏言型、不怕辛劳、有阁僚经验的菅义伟。35客观地说,第一次安倍政权为第二次安倍政权的长期执政既提供了经验教训,也奠定了辅佐团队的核心基础。

    （二）运转机制

    安倍第二次上台之初主要依靠正副官房长官会议加强与国会、省厅间的政策协调。这一会议由首相安倍晋三、官房长官菅义伟、政务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和世耕弘成以及事务官房副长官杉田和博、首席首相秘书官今井尚哉共6人组成,每天下午在首相办公室开会,短则10～15分钟,长则1个小时左右,由政务官房副长官轮流主持,就与国会、执政党、省厅、媒体间的事务进行沟通协调,涉及一到两周的重大事项,最后由安倍做出决策。会议的议题设置及节奏控制由今井负责,这避免了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官房长官、官房副长官分别设置议题造成的混乱状态。36可以看出,第二次安倍政权初期,官邸对外协调沟通的主控权已经掌握在职业行政官僚出身的官员即“官邸官僚”身上,这保证了议题设置的专业性和沟通的高效率。

    核心团队在各领域事务处理问题上基本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分工格局。安倍首相本人主要聚焦外交和安全领域,菅义伟负责全面处理内政事务,今井则负责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选举对策等事务,但这样的事务并非从一开始就通过明确的分工机制固化下来,而是在处理官邸事务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在长达7年8个月的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上述6人核心团队中的4人从来没有改变过,即安倍、菅义伟、杉田和今井,而杉田和今井则是职业行政官员出身的“官邸官僚”的典型代表,在这里“官邸政治家”和“官邸官僚”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官邸对省厅官僚的控制机制是新设立的内阁人事局,在此需要对其进行历史的、科学的评估。第一,需要纠正将内阁人事局作为第二次安倍政权官邸主导机制象征性标志的误解。实际上,当初内阁人事局的设置并不是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的提案,早在2007年日本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中就提出了建立内阁人事局的改革内容,2008年福田康夫政权根据此提案制定了《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基本法》,并在国会与在野的民主党形成合意,确认在内阁官房设置人事局,但随后接二连三的政局变动延缓了一些配套法案比如《国家公务员法》的修改进程,直到2014年4月11日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才最终推动设立了内阁人事局。第二,官邸对省厅官僚进行广泛的人事任命控制也并非始于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早在1997年5月16日,桥本政权就通过阁议的形式对省厅局长级以上约200人的干部官僚人事任命进行任前审查,审查会由官房长官、副长官共4名阁僚组成。小泉政权时期也运用了桥本时期设置的这一人事审查会,在2005年邮政民营化改革过程中对旧邮政省系的总务审议官与担当局长进行了人事撤换,以保证改革顺畅进行。37

    最能体现官邸中政官之间博弈剧烈程度的则是内阁人事局局长的人选争夺。根据相关法律,内阁人事局局长需从3名官房副长官中进行选任,但3人中既有政治家出身也有行政官僚出身,行政官僚出身的杉田是外界包括媒体预期的最佳人选。据世耕弘成回忆,当时统管内务的官房长官菅义伟持完全反对的立场,在他的强烈坚持下,内阁人事局局长最终由政治家出身的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兼任,其后任也是政治家出身的萩生田光一,直到2017年8月3日萩生田因加计学园等问题退任官房副长官之后,杉田和博才最终得到了内阁人事局局长的位子。这意味着在第二次安倍政权长达近5年的时间里,省厅审议官以上约600名官僚的任免权掌握在政治家出身的官房副长官手里。内阁人事局享有的对省厅官僚的任免权本身就容易使官僚队伍抛弃职业操守和素养而唯官邸马首是瞻,加上这一局长职务把控在“官邸政治家”手里,第二次安倍政权后期曝出的多个官僚丑闻就有其必然性了。前首相福田康夫认为政治家不能过度干预省厅人事,他认为这是安倍内阁最大的败笔。

    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官邸政治家”和“官邸官僚”间的关系整体上是稳定的。安倍为“官邸官僚”提供了足够宽大的施展能力的空间,安倍能够实现超长期执政离不开“官邸官僚”,他们通过发挥专业行政能力使官邸在国会、执政党、省厅等之间维持有序运转。但安倍在限制“官邸政治家”的过度扩权方面做得并不够完美。总之,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充满了变数和“暗战”。

    结语

    以上就是1994年日本政治行政改革到2020年第二次安倍政权结束期间“官邸政官关系”的演变历史,实际上也是“官邸政治家”与“官邸官僚”之间的争斗史,更是日本首相努力推动实现官邸主导决策机制的过程。政官关系投射在官邸,映射出的是“官邸政治家”与“官邸官僚”。对于二者的关系以及未来走向,笔者试图做一个小结,以期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许帮助。

    第一,对官邸政官关系中“官邸政治家”“官邸官僚”的角色和作用要做客观、辩证的评估,这两大群体在官邸发挥真正的作用是需要一些客观必要条件的,其中自然少不了首相的肯定和放权,甚至更需要首相的决策魄力和十足的耐心。官房长官时代的菅义伟曾经将自己与安倍首相做比较,他认为自己缺少耐心和大局观,而安倍在这方面的能力自己难以望其项背。38而从菅义伟接任首相后的执政过程来看,他确实存在上述问题,同时作为首相在统领官邸“政”“官”团结和凝聚上也是缺乏经验的。此后的岸田文雄亦如此。

    第二,即便“官邸政治家”与“官邸官僚”保持同样的制度性结构配置,官邸主导决策机制的效率也可能因为官员能力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比如,菅义伟政权实际上完全继承了第二次安倍政权的官邸阁僚与官僚的结构配置,但产生了不少问题：政务首相秘书官上任仅三个半月便被撤换,首相与官房长官之间沟通不足,政务官房副长官与自民党总部之间联络不畅,从官房长官秘书官转任首相秘书官的人员能力不足等。39再如,第一次安倍政权的失败实际上不仅是制度性的原因,当时的安倍和官房长官缺少必要的经验、官邸内部的团结力和凝聚力欠缺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第三,对“官邸政官关系”及“官邸政治家”、“官邸官僚”的分类与概念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比如,日本学者中北浩尔就将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的“官邸官僚”分为两大类：官房型（ライン）官僚和参谋型（スタツフ）官僚。如表1所示,事务官房副长官、助理官房副长官、内阁危机管理监、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内阁广报官、内阁情报官等均属于参谋型官僚（仅包括其中的行政官僚出身者）。除了内阁情报官北村滋曾经在第一次安倍政权时期担任过首相秘书官,其他参谋型官僚与安倍首相及菅义伟官房长官的私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他们通常负责与省厅间常规的综合政策调整。官房型官僚包括行政官僚出身的首相辅佐官和首相秘书官,他们通常具有卓越的能力和丰富的经验,与首相、官房长官的私人关系极为密切,任命方式并非由省厅推荐,而是由首相亲自挑选,主要负责处理一些棘手和困难的政策事宜。40笔者认为从两种官僚对应的人员类别来看,中北的这种分类方法恰好对应本文所定义的“官邸政治家”和“官邸官僚”,反映出学界对官邸中“政官关系”的关注,但中北将两类人员定义为“官房型官僚”与“参谋型官僚”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是值得商榷的。总之,对“官邸政官关系”“官邸政治家”“官邸官僚”的研究将会为战后日本政官关系研究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解,同时也将丰富对日本官邸主导决策机制走向的预判标准。

    注释

    1 更详细内容可参阅王新生《安倍长期执政的原因探析:社会变迁、制度设计、“安倍经济学”》,《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

    2 更多内容可参阅张晓磊、从伊宁《“后安倍时代”日本首相官邸主导决策困境探析》,《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2期;何晓松《日本“首相官邸主导型政治”的比较政治制度论分析》,《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5期;邵建国、张择旭《日本政治已是“首相官邸主导”模式了吗?——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国际论坛》2018年第6期。

    3 近年来研究日本政官关系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因其时民主党提出所谓“政治主导”改革而成为研究热点。参见吴寄南《民主党执政后的政官关系》,《日本学刊》2011年第5期;徐万胜《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日本学刊》2010年第4期;李家成、郭忠厅《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日本研究》2017年第4期;[日]田中秀明《“政官关系”的变异:政治主导是否取得了成功?》,nippon.com,https://www.nippon.com/cn/in-depth/d00516/,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3月14日。

    4 [日]西尾胜、郝玉江:《日本官僚制论的类型》,《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2年第7期。

    5 有关日本官邸官僚的文献可参阅森功『官邸官僚—安倍一強を支之た側近政治の罪—』、文藝春秋、2019;高橋洋一『大手新聞·テレビが報道できない「官僚」の真実』、SB新書、2017;古賀茂明『日本を壊した霞が関の弱い人たち—新·官僚の責任—』、集英社、2020;牧原出「崩れる政治を立て直す—21世紀の日本行政改革論—』、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アジア·パシフィック·イニシアティブ編『検証安倍政権—保守とリアリズムの政治—』、文春新書、2022;竹中治堅『首相支配—日本政治の変貌—』、中公新書、2006;中北浩爾『自民党—「一強」の実像—』、中公新書、2017。

    6 涉及“官邸官僚”的文献可参阅张勇、孟繁超《政策推手:日本首相外交安保团队与对外决策过程》,《日本学刊》2021年第6期;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安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一」、アジア·パシフィック·イニシアティブ編『検証安倍政権一保守とリアリズムの政治—』、文春新書、2022。

    7 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安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87頁。

    8 竹中治堅『首相支配—日本政治の変貌—』、183頁。

    9 [日]本泽二郎:《小泉纯一郎面面观》,张碧清等译,学苑出版社,2022,第191页。

    10 竹中治堅『首相支配—日本政治の変貌—』、185頁。

    11 清水真人『官邸主導—小泉純一郎の革命—』、日本経済新聞社、2015、215頁。

    12 竹中治堅『首相支配—日本政治の変貌—』202頁。

    13 竹中治堅『首相支配—日本政治の変貌—』、208頁。

    14 藪野祐三『現代日本政治講義—自民党政権を中心とした—』、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19、99頁。

    15 水島愛一郎『安倍晋三の人脈』、グラフ社、2006、50頁。

    16「第165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WARPホームページ、2006年9月29日、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244428/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09/29syosin.html[2023-3-14]。

    17 水島愛一郎『安倍晋三の人脈』、74頁。

    18 水島愛一郎『安倍晋三の人脈』、93頁。

    19 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安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93頁。

    20 牧原出「崩れる政治を立て直す—21世紀の日本行政改革論—」、139頁。

    21 深受安倍信赖的时任外务次官谷内正太郎或许是个例外。

    22 安倍晋三『安倍晋三回顧録』、中央公論新社、2023、89頁。

    23 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94頁。

    24 牧原出『崩れる政治を立て直す—21世紀の日本行政改革論—』、140頁。

    25 水島愛一郎『安倍晋三の人脈』、107-109頁。

    26 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安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95頁。

    27「第173回国会における鳩山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WARPホームページ、2009年10月26日、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1042913/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 ment/200910/26syosin.html[2023-3-14]。

    28「第174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WARPホームページ、2010年6月11日、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2629568/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6/11syosin html[2023-3-14]。

    29「第178届国会野田内阁总理大臣施政演说」、WARPホームページ、2011年9月13日、https://warp.ndl.go.jp/info:ndljp/pid/4410784/www.kantei.go.jp/on/noda/statement/201109/13syosin.html[2023-3-14]。

    30 2013年7月23日起,长谷川开始兼任内阁广报官。

    31 2019年9月11日起,今井开始兼任首相辅佐官。

    32 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安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98頁。

    33 谷口智彦『安倍晋三の真実』、悟空出版、2018、88頁。

    34 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安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101頁。

    35 星浩『官房長官—側近の政治学—』、朝日選書、2014、26-33頁。

    36 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安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102頁。

    37 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安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110頁。

    38「菅官房長官が語る安倍政権、次の一手」、『中央公論』2014年11月号、135頁。

    39「『菅官邸』崩壞!」、『週刊新潮』2021年1月21日。

    40 中北浩爾「官邸主導—強力で安定したリーダーシップの条件—」、109頁。

    文章来源：《日本文论》2023年第2辑

  • 丹尼尔·汉南《自由发明》

    引子 盎格鲁圈的奇迹
    第一章 同一种语言，同样的圣歌，同样的观念
    伟大的时刻 同一首圣歌 同样的观念
    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
    英国人是谁?   从“贤人会议”到水门事件 第一个民族国家  英格兰的形成 国家之法  英吉利民族的贤人
    第三章 重新发现英国
    诺曼杂种 盾墙倒塌  我们权利的根基 大宪章  重开议会
    第四章 自由与财产
    盎格鲁圈例外论  英国农民在哪儿?   法律打造的风景  资本主义有何特别?
    第五章 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
    第一批自由主义者 赋权于民  宗派主义、补贴和主权  第一场表亲战争 从复辟到革命  戴皇冠的共和国  修不起令人嫉妒的豪宅
    第六章 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
    汉普登的共鸣  钱、宗教和权力 第二次表亲战争
    第七章 盎格鲁圈在全球
    从盎格鲁到盎格鲁圈  难道不是上帝最先统一了这些王国?  第一个殖民地 旧日的荣光  真正的爱国者 她依然忠诚  是盎格鲁圈，不是盎格鲁人 麦考莱的孩子们  跨洋联盟的失败
    第八章 从帝国到盎格鲁圈
    盎格鲁圈群岛 新教伦理  古代法  不走极端主义。谢谢
    第九章 想想你们所属的民族 结语盎格鲁圈的曙光?

    引子

    盎格鲁圈的奇迹

    没有什么词比“文明”一词的使用更不严谨了。它究竟指什么?它是指一个 建立在民权观念之上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暴力、武备、军阀统治、骚乱与 独裁，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以及可以长久维护法律的公正的独立法庭。这 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会源源生出自由、舒适和文化。当文明统治国家，芸芸众生得享阔大安定之生活。我们珍惜过去的传统，前贤的遗赠正是人 人安居乐业的财富。 ——温斯顿 ·丘吉尔，1938
    自由，与生俱来、不可移易之权利，人的荣誉与尊严，公众的伟大与荣耀，普世的个人幸福。在英国普通法，这人类艺术不朽杰作中，自由得到了最 精妙而成功的体现。 ——约翰 ·亚当斯，1763

    我四岁那年，家里的农场闯进了一伙暴徒。农场还有个后门，一条 小路通向山里。妈妈牵着我逃出来，对我说：“我们来玩游戏吧!要想  回来，一定得悄悄地…… ”

    我爹很沉着，他要对农场里的伙计们负责。他说，绝不会让一伙城 里来的混混把他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

    我记得他当时正害着一种热带地区的白人特有的周期性传染病。他穿着睡袍，坐在那儿，用瘦得跟纸片一样的手给左轮手枪上膛。

    这就是胡安 · 贝拉斯科 (Juan Velasco) 将军治下的秘鲁。他发动了 1968年政变，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直到最近，秘鲁才从混乱中恢复过来。在那场政变中，贝拉斯科对重要工业推行国有化，颁布了一系列 土地改革法令，把所有农场都分给了他的军中好友。

    不过，每当政府对民众豪取强夺，总会有反抗者站出来，拿起他们 的法律武器。这跟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或者阿连德 (Allende) 治下的智利 如出一辙，见风使舵的警方自然不愿意保护个人财产。

    我爹自然知道当局靠不住，他和两个农场保卫朝那伙正在前门放火 想冲进来的混蛋开了枪，赶跑了他们。危险终于过去了。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走运。全国到处都有土地被抢占或没收以 及矿井和渔船被强征的事发生。外方投资纷纷撤离，跨国公司召回了他 们的员工，我出生时颇具规模的盎格鲁一秘鲁社区全都消失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震惊地发现，其实当时没有人在乎这一切。在 南美，人们默默地接受了财产安全无保障、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民选政 府遥遥无期的现状。你拥有的随时可能被抢走，有时甚至连一个像样的 理由都不需要。政权迭换赛走马，宪法频修如变脸。

    但与此同时，南美人和移居海外的人一样，从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会 在讲英语的国家发生。待到我长大后去英国读书，临假期再回秘鲁，我 才开始逐渐意识到两国间的巨大反差。

    毕竟，秘鲁名义上也是西方国家。它属于基督教文明体，其建立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追随者，坚守理性、科学、民主和民权。

    然而，秘鲁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总体上从未达到过像北美那样理 所当然就存在的法治社会的高度。南北两块几乎同时被殖民的新大陆， 活脱脱像一组对照实验。北美由英国人拓殖，他们带去了对财产权、个 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的信仰。南美由伊比利亚人殖民，他们则复制了来 自西班牙本土的大庄园和半封建社会。尽管在自然资源上比她的南部邻 居更为贫乏，北美洲却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区，吸引着成千上万 怀揣自由梦想的人。与此相反，南美洲仍旧保持着近乎原始的，如哲学 巨擘托马斯 ·霍布斯所描述的民选政府前的黑暗状态。合法统治从未来  自原始的物理性暴力之外，无论这权力采取的是动员群众还是控制武力 的方式。

    在这截然分殊下，要否认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区别简直不可思议。不 过可别误解我。我是忠实的西班牙迷。我热爱西班牙文学、历史、戏剧 和音乐。我在每个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西班牙17个自治区中的16个都过 得很开心。不用说，我喜爱西班牙文化。只是，待在那里越久，我就越 难相信“英语世界”和“西班牙语世界”会共属一个相同的西方文明。

    说到底，什么是“西方文明”?在开头的题引中，丘吉尔的言下之意 究竟是什么?他所说的话中，包含了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一，法治原则。现代政府无权制定规则，规则存在于更高的维度，并且由独立的仲裁机构进行解释。换句话说，法律不是政府控制国 家的工具，而是保证任何个体寻求救济的运行机制。
    第二，个人自由。说任何想说的话的自由，和同气相求者举行集会 的自由，不受阻碍地做买卖的自由，自主处置个人资产的自由，选择工 作和雇主的自由，雇佣及解雇人员的自由。
    第三，代议制政府。不经立法者同意，不能颁布法律，也不得征收 税赋；而这些立法者应当是由民众选出并且向民众负责的人。

    现在，读者不妨自问(就想想这过去一百年间吧)有多少习惯上被贴上“西方国家”标签的国家坚持了上述原则?又有多少国家到今天仍然 坚定地遵循这些原则?

    1999年，我当选欧洲议会议员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在脑海中萦绕 不去。欧盟建立的前提是，28个成员国属于同一个文明共同体。理论上，尽管各国文化会有差异，但所有成员都签字承诺共享西方的自由民 主价值观。

    但现实并非如此。法治原则、民主政府、个人自由——构成西方文 明的这三个原则，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当欧盟成员国采取 集体行动时，这三个原则随时都会被置于各国的政治需要之下。

    布鲁塞尔的精英们只要觉得碍事，就把法治原则扔一边去了。我举 一个最近的例子：欧元区的救市行为明显就是违法的。《欧盟宪法条约》第125条明确规定：“联盟不得对成员国的中央政府、地区和其他公 共机关，由公共法律管理的其他机构，以及公共事业部门提供担保。”这一条款不仅只是一条技术性规定，它是以德国同意停止流通马 克为前提的。所以，安格拉 ·默克尔说：“在这个条约下，我们不能做任 何救市行为。”

    但是，当大家发现，如果没有现金注入欧元就将不保之后，条约的 条条款款立刻被抛在了一边。时任法国财长、现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加油打气，说：“我们违反了所有规定，因为我们要团结起来，采取行动拯救欧元区。《里斯本条约》是很明确，但它不能救市!”

    在英国人看来，这场行动不伦不类。规则已经用律师们可以使用的再清楚不过的语言明确制定出来了，但当它碍事儿的时候，条款就被“蒸发”了。当英国媒体这样报道此事件时，招来的却是诸如“岛国心态”“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死脑筋”一类冷嘲热讽。正如欧洲议会一名葡萄牙议员对我说的那样，其他人都认为，“实际效果比立法更重要”。

    民主，也是一样。它被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虽人人心向往之，却点到为止。《欧盟宪法条约》,后来叫《里斯本条约》,在各国全民公投中不断遭到否决：2005年，55%的法国人和62%的荷兰人否决了它；2008年，53%的爱尔兰人又投了反对票。欧洲的回应则是置之不理，继 续推行条约，并且抱怨英语国家不懂欧洲。

    至于个人应当尽可能自由而不受国家的强迫这个想法，则被认为是 彻头彻尾的盎格鲁圈的固执己见。欧盟不断将权力伸向新的领域：立法决定我们可以购买哪种维生素，银行需持有多少保证金，我们何时上下班，草药疗法该怎么规范……每当此时，我就问“到底有啥特殊问题需  要制定新规定来解决?”而得到的回答总是“以前的老欧洲不管啊!”似  乎凡事缺乏规制就等于反自然，虽然那可能恰恰是事情本该有的自然状 态。在欧洲大陆，“尚未规制”和“非法”这两个词的含义比在使用英语立 法的地区更为接近。

    这些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地方，在欧洲被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 世界”。这一称号并非基于种族，而是依据文化。当法国人说“les anglo- saxons”或者西班牙人说“los anglosajones”时，他们指的不是塞尔迪克、 奥斯温和艾塞斯坦¹的后裔，而是说英语并认同小政府的人，无论他们身处旧金山、斯莱戈(Sligo)或者新加坡。

    在欧洲大陆的许多评论者看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 国家的人构成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都信 奉自由市场。对一些美国读者来说，这点可能有些意外。我个人感觉， 美国朋友们倾向于把联合王国和其他欧洲地方视为一体，而强调其自身 历史的例外之处。不过，正如我们看到，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人这么看美 国。19世纪30年代早期，托克维尔访问美国。他常被引为美国例外论的 见证人。不过，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页，他指出，该书的主题之一，即英语国家为新大陆带去了他们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念，并在新大陆 生根发芽，这一过程完全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他写道：“美国人是自治的英国人。”这句话常被引用，但肯定没有广泛传播。

    过去一百年的国际冲突中，这片自由大陆三度捍卫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冷战中，将个人置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国家 战胜了与此相反的国家。在这三次冲突中，有多少国家一直坚定地站在 自由一方？这份名单很短，但其中包括了绝大多数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民主国家。

    读者可能会有异议：这样站队会不会只是简单粗暴地按民族和语言加以分类?!因为联合王国身陷战火，世界上所有说英语的国家自然同情他们的母国。这诚然是部分解释。1939年9月3日英国宣战几个小时后，新西兰工党总理迈克尔 ·约瑟夫·萨瓦奇 (Michael  Joseph  Savage) 在 病床上说，“怀着对过往的感激和对未来的信心，我们毫无畏惧地和不列颠站在一起。她走向哪里，我们跟向哪里；她站在何处，我们站在何 处”。每当我想起这个情景，总会禁不住热泪盈眶。但这不是全部解释。读者可以看看二战纪念碑在欧洲本土以外的分布，算一算志愿者的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西兰总共动员21.5万人，南非41万，澳大利亚99.5万，加拿大106万，印度240万，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自愿入伍的。

    是什么力量召唤着这些年轻人跨过半个地球，就像一战中召唤他们 的父辈一样，去为一个他们可能从未亲眼见过的国家而战?仅仅是血缘和语言上的联系?!这两次世界大战难道仅仅是一场种族冲突、放大版 本的南斯拉夫分裂或者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屠杀 (Hutu-Tutsi massacres)?!

    这一切既不取决于政府动员士兵上战场，也不取决于人们立刻响应 了征召。士兵们很少沉溺于感情用事。但在他们的日记和通信中，我们 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坚定的斗志，即他们正在为捍卫一种优于敌人的生 活方式而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相信，他们是在“为自由而战”,正如那个时代的口号一样。

    1915年，激进报纸《西印度》 (West Indian) 是这样写的：“大部分西印度人是奴隶的后代，今天，他们正与母国的兄弟们并肩为人类自 由而战。”同年，军士长官海勒姆 ·辛格 (Hirram Singh) 在法国北部湿 冷的战壕中写信给他的印度家人，信中说：“我们必须荣耀那给过我们  盐的人，我们的政治制度优良而高尚。”

    还有一位毛利人首领，他在1918年回忆起在德国殖民地的族人时说：“我们了解萨摩亚人 (Samoan), 他们是我们的亲戚。我们了解在 德国的东非和西非人，我们也知道赫雷罗人 (Herero)   是怎么灭绝的。 这已经够了。七十八年以来，我们不是在受英国人的统治，而是将他们 的治理融入我们自己的统治中。经验告诉我们，英国政权正是建立在自 由、平等和公正的永恒原则之上。”

    我们通常会认为，今天的普世价值早晚有一天能获得最终胜利。然而，没有什么东西是非赢不可的。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所不同，自由很可能会被逐回北美大陆。如果冷战采取的是不同的方式，那 么两大阵营有可能同归于尽。实打实地说，西方的胜利正是“英语民族”取得的一系列的军事成功。

    当然，这样说话实在缺乏外交技巧，所以，作家和政治家们更乐于 使用“西方”一词而不是“盎格鲁圈”。然而，“西方”究竟指的是什么?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名称是指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在冷战持续 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则指北约 (NATO)   成员国和他们在其他大洲的 盟友。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西方”的含义迅疾又被刷新。塞缪尔 · 亨廷顿  在1992年一次演讲及后来的论著中，把世界划分为宽泛的文化圈。他将 自己的观点总结为“文明的冲突”,并且预言(就目前来看，不甚准确)  各文化圈之间而非文化圈内部的冲突将会越来越激烈。亨廷顿找到的西 方，起源于基督教的拉丁一支与希腊一支的分裂，而这一宗教分裂发生 于1054年。按照亨廷顿的划分，“西方”是由那些在文化上属于天主教或新教而非东正教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国组成的。

    这样的界定与西方的军事框架紧密关联。当然，就前述国家的现状 看，这个大框架也处于不断变动中。现属于北约集团的一些国家就在依 然鲜活的记忆中，要么隶属于希特勒，要么听命于斯大林，或者兼从两者。事实上，在英语为母语的世界之外，数一数那些历史上持续拥有代议制政府和法治下自由的国家，这个数字少到可怜，扒着指头算也不过就是瑞士、荷兰以及北欧诸国。

    就像马克 ·斯泰恩 (Mark Steyn) 一贯地话粗理儿不糙，他说：“大陆欧洲为世界贡献了精美的油画、悦耳的交响乐、法国红酒、意大利女演员以及就算不是但也足以使我们迷上多元文化的种种事物。但当我们 审视这一段以忠于自由民主为特征的‘政治化的西方’概念形成的过程时，不难发现，这段历史看上去更像单质文化的和政治集权(即使可能实行了民主政体)的，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由各州拥有一个共同的主权政府。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的童年都是在专制中度过  的，雅克 ·希拉克和安格拉 ·默克尔也是如此。我们忘了，和平的宪法改  革在这个世界上何其之少，而发生在盎格鲁圈以外的更是寥寥无几。”

    意识形态的边界推进得远比国境线要快得多。欧洲国家全面拥抱西方价值的浪潮，第一波发生于1945年后，第二波则在1989年。在此语境下使用“西方价值”一词，其实是相当客气了。我们真正的意思是说，这 些国家已经接受了盎格鲁——美利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选举议会、人身保护令、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放的市场、出版自由、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陪审制…..以上种种，无论如何 也不能说是一个先进社会生而就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借助英语发展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产物。这种意识形态，连同这种语言，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了，它们的源头实际独一无二。

    举个服装的例子作类比。赫伯特 ·乔治 ·威尔斯2曾经断言英国人是世界各国中少数没有国服的人。这一点他可是说错了。西装加领带就是英 国国服，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任何“英国性”了，它们在全球各地司空 见惯。绝大多数国家的男士在正式场合中都穿得像英国人，而在其他时 间则套上美式牛仔裤。

    当然，还是不乏防守阵地的。偶尔你能看到巴伐利亚男人穿着他们 的皮短裤，女士身着紧腰宽裙。有些阿拉伯人至今仍将自己裹在长袍头 巾里。但总的来说，盎格鲁圈失去了它独特的外表特征。这一切全拜工 业革命所赐；当然，身先士卒的，就是纺织面料的革命。整个20世纪， 英语民族的国家以他们的形象为全世界织布，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似 乎忘了全球服装其实正是他们自己的服装。

    当我们提起某个国家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集中于该国最 另类的亮点，而不是那些成功输出的特产。比如，若问最有名的英国餐，人们往往会说“牛肉腰子派”,而非“三明治”。而说到英国国球，答 案则是板球而非足球。谈及价值观时亦不例外。说起如何定义英国政治 制度的特征，外国人也罢，不列颠人也罢，几乎会异口同声地说起君主制，上院，议会程序中用到的法槌、马鬃假发以及其他象征性服饰。同样，要是把这个问题换成问美国的政治特征，答案可能是竞选活动的天 价经费、别有用心的企业捐款以及阴险的攻击性广告。其实，最后两个例子都未能真正抓住两国的最大特征，那就是，法律制定者要对每个人负责，政府换届是和平普选的结果。

    法律之治比我们认为的更少，压制和集权则更为普遍。人生来是好胜的动物，只要环境允许，总不免专断与任性。从政治上看，一个中世纪的欧洲君主和一个现代的非洲政府独裁者没什么两样。人们一旦有权制定规则，怎会不按自己的好恶来操纵规则?!他们会服从本能的驱使，制定出可使其后代保持优势特权的制度。垄断权力、身份继承、统治阶层制度性的特供资源，这些规则一度遍及全球，而今仍然普遍。真 正的问题不是自由民主能否赢在终点，而是它如何才能在起点开跑。

    我们至今仍受着那个划时代事件的后续影响。欧亚大陆西端一隅湿冷岛国上的居民，偶然地确立起政府必须服从法律、舍此别无他途的观念。法律之治确保了财产及合同的安全，反过来催生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总体上奖励生产而不是支持掠夺的制度。事实证明，这一制度具有高度适应性。它为讲英语者所携带， 一路漂洋过海，或者借助殖民统治者的强制推行，或者经由忠诚的拓殖 者自愿履践，在费城古老的议会大厅中，最终以精妙的方式结晶为美国 宪法。

    这个榜样如此成功，以至当今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几乎都想复制此例，至少想克隆出其外壳。就算是无耻的独裁政权，现如今也一样有了所谓的国会。战战兢兢的代表们正云集于所谓的政党组织中扎堆开会， 仰承总裁的意志。甚至连最肮脏的专制政权也有了自己的最高法院，起码从纸面上看，它不再是权力的工具。但是真正有意义的政治自由——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的法治之下的自由——依然还只是一个不多见的现象。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一制度会比英语民族的霸权更长寿，实在是个错误。

    这本书要讲的就是自由的故事，或者说，是盎格鲁圈的故事。我知 道这样说很可能会给一些读者造成优越感极强、必胜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印象。然而，通过这些故事，我想要表达的绝非这些。首先，盎 格鲁圈与其说是一个民族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而这正是她影 响力的最大来源。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们尽力想证明英语民族在人种上 的优越，他们的证据在当时就有争议，而今更难立足。居住在墨尔本的希腊夫妇的孩子比他在米蒂利尼岛上的堂兄更富有也更自由，原因无关 种族，只关乎政治制度。

    问题部分出在术语本身的含混上。盎格鲁圈是最近发明的一个新词 儿，它的首次使用是在尼尔·斯蒂芬森³1995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钻石时代》中。这个词很好地描述了讲英语国家组成的自由的共同体，很快在我们的政治文化词汇表中传播开来。《牛津英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盎格鲁圈的：“以英语为主要本地语言的国家组成的集团。”但是，美国作家詹姆斯 · 贝内特(James C.Bennett)的定义更加准确，从而使这个词流 行起来：
    要成为盎格鲁圈的成员，需要遵循那些构成英语文化核心的基本习俗和价 值观，它们包括个人自由、法律之治、注重合同与契约、自由是政治及文化价 值的第一追求。组成盎格鲁圈的国家分享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大宪章》,英国和美国《权利法案》,陪审制、无罪推定以及“一人之家即他的城堡”等普通法原则。

    那么,盎格鲁圈包括哪些国家呢?符合所有定义的是以下五个核心 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按英文首字母排序)。绝大多数定义也将爱尔兰(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将在后文讨论)算 进来。此外，新加坡和前英国殖民地的群岛，比如百慕大群岛、福克兰 群岛 (Falkland Islands) 等，也被大多数定义列入这个圈子。有一些定 义中的盎格鲁圈还包括加勒比海岸的民主国家和南非。

    如果把“大象”——即印度(这个形象一度相当流行)——也计入在 内的话，那么,“大象”将占到盎格鲁圈人口的三分之二。本书稍后也将 单独讨论印度问题。

    将自由的传播与盎格鲁圈兴起的过程视为一体，这一观点一度毫无争议。宗教改革后，很多讲英语者将他们文明的优越视为天意所助。他们的文明就是要建一个新以色列， 一个被上帝选中、受命要给世界带来 自由的国家。《统治吧，不列颠尼亚!》4不愧为赞美英国自由的颂歌：“当不列颠在世界之初，由造物主安置于蔚蓝大海之上的时候…..”这首歌我们齐声高唱过太多次，以至于很少停下来仔细聆听。 同样的信念，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激励了第一批北美人。

    宗教激情与日俱损，但对天职的信守依然笃定。英美历史学家找到 了他们的先辈在走向现代化和伟大之路上的串串脚印：普通法的形成、 《大宪章》、《大谏章》5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美国宪法》、技术革命、废除奴隶制。

    20世纪以降，鼓吹英美历史的爱国主义观渐趋过时，马克思主义、反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开始流行，编年史学登上舞台。那些为盎格 鲁一美利坚政治里程碑大唱赞歌的历史学家成了众矢之的，他们被斥为文化傲慢主义者，关起门来给自己道喜。最倒霉的是，他们过时了，被 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据说，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在历史事件中发现了规律，而事件本 身的参与者却没看出有什么意义。充满爱国情怀的历史学家们与好辩的 批评家们总是倾向于将重大历史危机视为通向人类文明高峰的台阶，而 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黄金时代。

    1931年，剑桥教授赫伯特 · 巴特菲尔德6出版了《辉格党式的历史解释》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历史编纂学领域影响最大的一本专著。他在书中指出，辉格党人在探讨过去时， 犯了目的论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运动都指向了一个既定的目的。事实上，那些重大事件的演员们的动机往往与当代观众为他们叫好的理由截然不同。持目的论的作者们把历史写成了一幕将历史人物区 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讽刺剧。好人就是那些支持辉格党和自由政策(如扩 大选举权、普及公民权等)的人；而坏人当然是阻碍这一进步进程的家 伙。就像巴特菲尔德所说的，“以今人的眼光来审视过去，正是一切错  误之源，必然会陷入历史的诡辩。这也是我们说‘非历史的’的要害所在”。

    巴特菲尔德的批评一语中的，他的书彻底地改变了英国历史的书写 方式。举例而言，历史学者终于开始意识到，王权的反对者在他们自己 眼中，往往不是进步人士而是保守派，捍卫他们所信奉的古代宪法、反对现代化了的司法。

    然而，辉格党式的历史解释并不因其缺陷而减损它的正确性。辉格 党历史学家们高度评价的重大事件——《大宪章》运动、宗教改革、《权利请愿书》、费城制宪会议，即使在当代人眼里，其伟大意义也不 减丝毫。并且，如果说，在史学家们的观点与其后代观点基本一致的基 础上，给历史人物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是一种时代错误的话，那么,要想写出有意义的历史而又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同样是不可能的。

    辉格党历史学者们窥见了重要的真相。现代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印证 了他们的观点：宪法保障的自由早在诺曼底时代之前的英格兰就已扎下 了根。他们视(英国)例外论为自然而然的事，而大多数20世纪的史学 家们因为担心会背上“优越论者”或者“种族主义者”的罪名而对此噤声不 言，事实却已证明了这一观点。顺着辉格党历史学者的眼光，甚至还能 辨识出英语民族内长期存在的两大派系：一派忠于例外论所坚持的价值 观，另一派则紧盯着盎格鲁圈以外的世界更趋向于集权的模式。要是给 这两派分别贴上“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标签，毫无疑问，又该被嘲笑为 时间错乱了；但其实，这种干脆利落的做法也颇能说明问题。

    说起来，这样的归类并非辉格党历史学者的发明创造，他们所记录 的那些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对此早有体认。托马斯 ·杰斐逊以他鲜明的党派风格作出了解释：
    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区别，深藏于人的本性。人往往是弱则怠，富愈贪，因此难免将维护安全与获得保障寄托在强大的执行部门身上。而人若健康，坚定，正直，对自己的体质和品格充满自信，那么,他会将大部分权力握在自己 手中，除非为政府正当的、必须的要求，才愿意舍弃部分。这样的区别始终潜 藏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

    对杰斐逊和他的追随者而言，一个辉格党人不仅仅追求男子汉气概、独立自主、共和精神，他还具有与英国古老事业紧密相连的独特身 份。1775年间发行的一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把爱国者的行为定义为遵 守“从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到当时的辉格党人的原则”。

    这些原则究竟有哪些?小册子简单明了地开列出了清单：制定法律 的人必须直接从选票箱中产生并对之负责；行政部门受立法机关制约； 没有公众同意且法律授权，不得征税；人人免于任意处罚，个人财产不 得充公；决策的制定必须尽可能为受此影响的民众考虑；权力必须分散；没有人，甚至包括国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财产安全受保障； 争议必须由独立的地方法官裁决；保护言论、宗教、集会自由。

    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支持上述原则的人有理由把自己叫作“爱国者”。他们发现的问题，后代们浑然不觉：为他们所珍视的自由，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英语世界的范围内，而本国国内的反对者们则一心想把 政制拉入更趋于专制的国外模式中去。

    反对派们节节胜利，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英语民族在形成 并且输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政府制度后，却在他们自己的成就 面前变得畏首畏尾。

    不列颠的智识精英将盎格鲁圈的价值视为融入欧洲政治一体化的绊 脚石。他们的澳大利亚盟友则认为盎格鲁价值是本国返回亚洲政策的离 心力。在美国，尤其是本届政府看来，盎格鲁圈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那些 欧洲男性“白死人”留下的遗产，是殖民主义者一场不愿醒来的宿醉。在 每一个讲英语的国家，多元文化格局使得学校不敢再教导小孩他们是单 一政治遗产的继承人。

    到如今，绝大多数盎格鲁圈国家正在逐步抛弃“辉格党在光荣革命  之前的原则”:法律的出台已经无需国会通过，只要采取行政命令的方  式即可办到；征税也可不经民众同意，银行救市即可暗度陈仓；本地、 省和国家层级的权力换届现在只在首都便完成了；过去由竞选产生的代 表被行政常设机构取而代之；政府开支高到先前的民众会认为早就足以引发叛乱的程度。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盎格鲁圈的势力正在衰落，实在无需看更多。

    黑格尔写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当太阳在盎格鲁国家联盟之上升起，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失掉的是什么。让英语 民族崛起的，不是他们的基因有什么神奇特质，不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丰沃多产，也不是他们的军事技术优势，而是他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人类的福祉有赖于这些制度的存在和成功。作为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盎格鲁圈应当在本世纪继续发挥它亲和 的推动力。如果没有这一推动力，未来看上去无疑会更加灰暗和寒冷。

    1均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2赫伯特 ·乔治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 说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  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的主流话题。

    3尼尔 ·斯蒂芬森 (Neal     Stephenson,1959—) 美国著名小说家，因推理小 说而闻名全美，《雪崩》为其成名作。

    4《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是英国海军军歌，这首歌曲后来成为英帝国 对外扩张形象的象征，也被定为英国第二国歌。

    5Grand Remonstrance,又译为《大抗议书》,在1641年11月22日由英国议 会下议院通过，同年12月1日向英王查尔斯一世提出。文件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 和新贵族的要求，表达了对于英王暴政的不满，并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其发 表被认为是英国内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6赫伯特 · 巴特菲尔德 (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 英国历史学家， 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20世纪“剑桥学派”代表人物。其早年所著《辉格党式的历史解释》和《现代科学的起源》两书是其获得隆誉的代表作，他的史学观点主要强调了对一个历史学者道德判断的种种限制，“如果历史能有任何作用，那它只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所有判断都不过是时间和环境的产物”。

    第一章 同一种语言，同样的圣歌，同样的观念

    要么自由，要么死。我们说着莎士比亚说的语言，守着弥尔顿守着的信仰与道德。     威廉 ·华兹华斯¹,1807
    在美洲，由英国开拓的殖民地和西班牙拓殖的地区之间，实力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但我们没理由相信，西班牙人在16世纪初有任何一方面是输于英国人的。唯一可确信的是，北方的文明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新教改革结出的道德之果，而欧洲南部国家的衰落则主要归因于天主教的复兴。 ——麦考莱勋爵(Lord      Macaulay),1840

    伟大的时刻

    这也许是他总统生涯中最漫长的一段路。二十年来，富兰克林 ·罗斯福一直在美国公众面前尽力掩盖他的脊髓灰质炎：照片上，他总是站 得笔直，不需要任何扶助；要不，他就坐在椅子上。然而，这一次，总 统受邀登临英国皇家舰艇“威尔士亲王号”与温斯顿 ·丘吉尔会面，他坚持自己走上去。助手们试图说服罗斯福放弃这个举动：万一甲板突然颠 簸，总统摔倒了，这是何等狼狈?但是总统决意出席。罗斯福拄着拐杖，一侧由他儿子搀扶，另一侧是一位海军军官。他缓慢地走上“威尔 士亲王号”,那里，英国首相丘吉尔正等着他。此时，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

    时间是1941年8月10日。这一天见证了两大英语强国的历史性会晤。地点在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普蕾森莎湾 (Placentia Bay)。丘吉尔对 加拿大的评价，一如他对自己的评价：“它是统一的盎格鲁圈的活的化身。”几个月后，他在渥太华对加拿大首相说：“加拿大在大英帝国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因为它与不列颠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同时又与美国保持着长期友谊和亲密关系。”

    罗斯福在美国是否维持中立问题上一度举棋不定。建国者们定下了 中立原则，20世纪30年代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更是强化了这一原则。但即使美国没有参战，罗斯福也一直在支持盎格鲁世界的兄弟国家。

    罗斯福告诉他的国民，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兵工厂”。他向英国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用以交换军事基地九十九年租借期。此举至少让胜利的天平倾向了英国。他发布指令，允许皇家海军使用美国 军事设施，开启了两国空军正式合作的先例。其后，他以更令人信服的 方式为英国政府提供了最可靠的支持，那就是众所周知的《租借法案》。

    大西洋两岸对于这段历史过往从不陌生。尽管托利党人还在抱怨美 国在帝国的地盘内建立政权，大多数不列颠人都接受了英语民族圈的利 益格局现已永久地改变了这一事实。其后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2001年打击塔利班的军事行动中，执行任务的美国飞机起起落落，他们的军事基地就建在英属印度洋领域内。可是两国人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这样的合作实在是太正常不过。想当年支持《租借法案》的美国人不也是一样么?他们不也一心希望英吉利在战争中获胜么?

    当然，就某种程度而言，英美的交情正是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对另一 个民主国家的同情。德国和它的卫星国结成了法西斯独裁集团；丹麦、 挪威、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曾有过自由国会，但那时全都处于纳粹的占 领之下。然而，英美两国政治的相似性还有更深层的基础，这个更深层 的联系正是丘吉尔要竭力阐明的。

    这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罗斯福乘坐的“奥古斯塔号”与“威尔士亲王号”正列队举行宗教仪式。丘吉尔希望“每一个细节都能做到尽善尽美”。祈祷文和赞美诗事先精心挑选过。牧师念诵起詹姆斯国王钦定版 《圣经》中《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经文：“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勇敢。”在场人闻之无不对彼此的国家肃然起敬。礼拜仪式对于英美两国的海军军人来说，都是如此熟悉亲切，借用丘吉尔私人秘书的比喻，“就像一场婚礼仪式”。

    首相本人也为之振奋，他说，“大家使用同一种语言，齐唱同一首颂歌，而且拥有几乎同样的观念!”他补充道，“经历过那场仪式的每一 个人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以及在那个早晨拥挤在后甲 板上的景象：讲坛上飘扬着英美两国国旗，每一句话都撞击着在场人的内心。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战争以其独有的方式使得同宗同源的两个民族忘掉了他们过去的恩怨。自从1895年克利夫兰政府介入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领土争端后2,英美两国就再没红过脸。事实上，19世纪20年代后，可能爆发战  争的阴影烟消云散，两国交好，晴空万里。美国借助门罗主义，得以在 其势力范围内屏蔽掉来自欧洲国家的所有干预。而这一外交政策的推行，正是靠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对此，两国政府心知肚明。

    英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巧妙地帮助了美国。而在布尔战争中，尽 管国内爱尔兰裔选民提出抗议，麦克兰和罗斯福总统还是回报了英国。 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终于结成同盟。德国凯泽政府认为“盎格鲁  一撒克逊人”总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怂恿墨西哥入侵它的北邻，从而  刺激美国参战。

    其实，无论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没有意识到，希特勒也有同样的判 断，否则，不可能有其他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在珍珠港事件后宣布对美 作战。盎格鲁国家圈的民众，可能非常看重他们的内部差异；但对于圈 外人而言，则完全不那么敏感。

    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他花了三年时间写出皇皇巨著《英语民族 国家史》,其第四卷因为战争而中断，直到1950年才出版。这位美国人 的儿子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大西洋联盟的建立不仅仅是暂时的利益 结合，它的根基来源于一种共同的认同感。

    产生这种认同感的三个关键元素在纽芬兰岛的那个周日上午表露无 遗，这就是丘吉尔所说的三件法宝：同一种语言，同一首圣歌，以及几 乎相同的观念。

    让我们挨个看看这三件法宝。 同一种语言语言是民族性的公分母。当然，肯定还有别的特征。民族很多时候 是基于历史、地理或宗教而形成的自我认知。然而，语言一定是较之其 他特征更易识别的要素，因为它是人们互相理解的前提条件。正如被封 为“盎格鲁帝国先驱”的鲁雅德 ·吉普林3所写，

    站在门口的陌生人，
    他或许真诚又友善，
    但他不和我说话      
    我便不懂他的想法。
    我只能看见脸、眼和嘴，
    看不到藏在后面的心。

    英语民族在过去大部分时间里，都已星散于不同国家了。以一个基 本完整的语言群组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第一 次是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依靠武力强制推行，时间从1653年到1660年。第二次存在于1707年到1776年，比一个人的寿命还短。这一政治体 的破裂并没有使它的子民在一夜之间变成陌路人。后来的总统约翰 ·亚  当斯，当时作为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第一任大使，在拜见国王乔治三世 时，说过的那番感人至深的话差点让以前的敌人掉下泪来：
    如果我能有助于如今隔海相望、生活在两个不同政府下的人们恢复信任和 好感，或者再乐观一点，重拾那些古老的美德与善念，那么,这必将是我一生 最大的幸福。无论如何，我们两国人说着同样的语言，信奉同一个上帝，有着 相同的血缘。

    共同的语言创造出了人类关系中心领神会的玩笑、细腻的差异和微 妙的默契。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增进了同胞之情。在布尔战争4中， 一  个前拉夫骑兵从南非写信给他的老长官西奥多 ·罗斯福(那时他已是美  国副总统了),信中写道：“亲爱的泰迪，我到这儿来，本打算加入布  尔人的，因为他们告诉我这是共和国对抗独裁君主的战争。可是我来了 以后发现，布尔人讲荷兰语，而英国人说英语，所以…..我就参加英国军队了。”

    语言创造了跨越国界的同仇敌忾之情。1982年马岛战争5发生的时候，恰逢西班牙世界杯足球赛。西班牙球迷在每一场英国队的比赛中都高喊“阿根廷!阿根廷!”而美国人则刚好相反，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了 英国一边：国会迅速通过动议强烈谴责阿根廷，要求阿根廷立即撤军。 这一决议只有一位议员投了反对票，就是那个永远说“不”的杰西 ·赫尔姆斯先生。6

    1995年，西班牙卷入与加拿大的渔业纠纷。英国各个城镇，尤其是 渔村社区，到处挂起了加拿大的枫叶旗。尽管欧盟在这场风波中一致倒 向西班牙，德国甚至向该海域派出了海军舰船；然而，两个盎格鲁成员 国——爱尔兰和英国，还是力挺加拿大。

    上述两个事例，语言战胜了地缘。人们不是根据他们在欧洲或者美 洲，在欧盟或者北美组织，在旧世界或者新世界来选择站边的。在很大 程度上，人们甚至不是根据争端本身的是非曲直来作决定。事实上，说 起来很平淡，他们不过是支持说同一种语言的老乡，反对那些他们听不 懂的人而已。

    现在我正用来写书的这种语言文字，它的独特之处可能出乎意料。 英语并不仅仅在下述意义上影响它的使用者：读同样的书，看同样的电 视节目，唱同样的歌，它似乎携带着形成某种世界观的遗传物质。

    相信任何一个会多种语言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从用一种语 言转为用另一种语言思考时，视角就会随之作出微妙调整。不同语言文 字之间并不是逐一对应的，有一些意思在翻译中可能不知不觉地被改变 了。即使某个句子被一字不落地转换过来，其隐含的意义也可能发生变 化。

    举一个例子。“民主”这个词在几乎每一种语言中都有相同的字面含 义，即一套由多数投票来做决定的机制。但在英语中，这个词的弦外之 音实在太美妙，以至于它现在成了一个万能的词儿。比如，人们在说“私立学校不是民主的”,实际上，就是想表达“我不赞成私校”的意思。但在俄语或别的什么语言中，“民主”这个词儿就没那么多丰富的联 想了，它仅仅是指几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管理理论中的一种。

    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与借助英语来理解、表达的思想观念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语言学家罗伯特 ·克莱本 (Robert Claiborne)曾 说：“语言(英语)与哲学可不是毫不相关。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受限制的权力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无论从语言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可反映出来。”曾经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中心负责人、现印度曼尼帕尔大学 (Manipal University)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系主任的马达夫 ·纳拉帕特 (Madhav Das Nalapat) 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说，“英语教育的普及有效地阻止了极端主义的扩散”。

    他说得对吗?过去60年间民主制度与自由贸易的胜利与英语作为世 界第一语言之间有联系吗?

    英语是从帝国扩张的前沿阵地奇迹般脱颖而出的。英语绝不是伴随 移民和征服一路得以传播的第一种语言：阿拉姆语 (Aramaic) 、 希腊  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荷兰语、法语和西班牙语都是 帝国语言。但是，想想去殖民化之后的情形?能够幸存下来的语种只有 那些被众多人口当作本土语言来使用的语言。印度尼西亚青年人现在说 英语多过荷兰语。西班牙语在中南美洲国家一向地位巩固，但几乎也快 被集体驱逐出菲律宾了。优雅的法语如今只有在老一辈儿叙利亚人和越 南人口中才能听到。实际上，“脱法入英”正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政治维 度。举例而言，卢旺达实行种族屠杀的政权被推翻后，新政府下令学校 不再使用法语，全面教授英语。这一政策的推行，明确地释放出新政府 决心实现自由的信号。

    1492年，英语还是蛮荒海岛上使用的方言。西班牙学者安东尼奥 · 德 · 内夫里哈Z 见伊丽莎白女王时，使用的就是精妙的西班牙语。在这 次会晤前数周，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开始了他的航行；数月后，他带回的消息改变了世界。然而，内夫里哈对西班牙正走在帝国扩张的大道上 深信不疑。在献给帝国的致辞中，这位学者总结了一句在任何时代都足 以振聋发聩的话：“我非常肯定，语言是王权之友。”

    这句话抛出了一个线索，可以部分解释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为 什么走上了与英帝国殖民地不同的道路。拓殖时期的讲英语者并没有意 识要去规范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那个时候人们所讲的英语听上去很像是 现在盎格鲁——撒克逊口音和诺曼底一法兰西口音的混合体。后来，投向 哪国语言就投向了哪国政府。

    讲英语的美洲人当时是散居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既不采用教会制度 也不实行贵族统治，而是组织起他们的本地自治政府。但讲西班牙语的 美洲人从一开始就组建了由王室和耶稣会联合统治的政权。在1787年后，政权由王室单独执掌，耶稣会因被控“图谋建立国中国”而遭到镇 压。顺便说一句，在任何独裁制度下，权力总是充满了妒意。

    对于西班牙殖民者而言，控制语言和控制墨西哥或者秘鲁的政府一 样，都是统治棋盘上的一步棋。而这样的控制，无论是语言的还是政治 的，都阻碍了社会正常发展。在这种中央集权的思维模式下，西属美洲 从来没能实现它的全部抱负。这就是为什么南美人总在流向美国而不是 相反；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语覆盖的人口和领土虽然大大占优，而且是 对入门者来说最主流的欧洲语言，但它从来没有成为重要的国际化交流 媒介。

    再看看相反的例子吧。伴随英语的全球化进程，一系列盎格鲁习俗 和制度也开始普及，从两院制国会到童子军，从股票交易所到高尔夫球，从陪审团制到赛马。要我举出盎格鲁圈成功输出的例子，几乎可以 填满本书的整个后面部分；但相形之下，西班牙文化的输出，就有限多 了。无论如何，在新大陆发现之初，西班牙无疑是世界强国之一。然而，就像智利史学家克劳迪奥 · 贝利兹8指出的那样：
    要找到获得世界普遍承认的西班牙来源的文化特征及产物，不是件容易的 事儿。这些特征中，有些确实很伟大，比如天主教改革及其制度、教义的遗产。但是，即便加上那些典型的西班牙人物原型(唐璜、堂吉诃德),耶稣会 社，谐趣的段子和自由的文风，美利奴羊和现代改良后的波斯吉他，这份西班 牙特征的清单也急速瘦身了，只剩下很难推广的斗牛和响板。

    贝利兹对这个巨大反差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他认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文化有很强的适应性，而西班牙语为母语的文化则很僵化。早在公元 前7世纪，古希腊诗人阿尔齐洛克斯就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狐狸观天下事，刺猬以一事观天下。”对贝利兹来说，盎格鲁圈正像这样的狐狸，而西班牙圈则是刺猬无疑。以英语为母语的文化是非中心化和个人主义 的。历史上其他帝国由盛转衰，其文化影响力亦随之而消退，唯有像狐 狸一样灵活善变、滴水不漏的盎格鲁圈和它的语言在文明的潮涨潮落中 生存下来。

    英语现在是几乎所有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 北约、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 等。甚至那些成员国都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组织也经常使用英语，比如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我自己供职的欧洲议会，虽说过去在各种正式场合给予24种语言以 平等地位，但一直是法语垄断的最后堡垒。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尤其是2004年允许东欧国家加入以后，英语日益成为非正式的通用语言。那些没有掌握英语的欧洲议会议员们明显就吃大亏了。在配有同声 传译的全体大会和分会上，他们表现尚佳，但走廊里的会谈，他们就很 难有份了，而这里往往才是交易达成的地方。

    多语工作环境使我越来越体会到，英语天生就擅长表达经验的、实 证的、平易近人的想法。我常常只在一只耳朵上罩着耳机，一边听原声一边翻译，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我发现，很多时候，某个政治家或者官员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发表的演说非常有力量，但是，当其被转译为英语后，就常变得抽象难懂，甚至毫无意义了。

    澳大利亚哲学家大卫 ·斯托福9也注意到同样的现象。在他那篇著名  的论文《我们的思想出了什么错?》 (What Is Wrong with Our Thoughts?)  中，哲学家考察了一系列遭到灾难性误传的学术思想。他之所以能发现这些问题，不是靠拆穿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弱点，只是因为读到了西方经典中那些更受尊重的作家们的作品：普罗提诺 (Plotinus) 、 黑格尔和福柯。他摘引了他们的译文，解释道，“没办 法，我在这里只能求助于译文。普罗提诺、黑格尔或者福柯的思想，一旦用英文表达出来，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我认为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语言 中普遍存在”。

    斯托福所言，恐有失片面。现在很多英文论文写得莫名其妙，很明显，作者以为思想的深刻复杂与表达的含糊晦涩是一回事。但是，当涉及如何组织社会的问题时，这些作者往往会求助于赞成集权制的欧洲思想家，这一点恰恰证明了斯托福的观点。

    世界上最受喜爱的语言也打动不了这位彻底地坚持抽象化思考的作 家。卡尔 ·马克思谈论起莎士比亚，就跟他评论经济学一样无情。不妨  摘一段他在看完《雅典的泰门》 (Timon of Athens)后写下的观感：
    自从金钱成为价值的最现实和最活跃的代言人后，它就迷惑和颠覆了所有 事物。整个世界被钱弄颠倒了，金钱改变了自然和人的品性。如果金钱成为连 结我和人类生活的纽带，我和社会的纽带，我和自然和人类的纽带，那么,它 不就是所有纽带的纽带吗?它岂不是能连结也可以打散所有联系，因此，不也 就成了分裂和异化的最普遍的代理人?!

    哪位英语母语者会这么写?!除非当他经年累月训练自己模仿黑格尔、马克思、德里达，或者萨特们的风格。

    英语的稳定性和实用性与它发展和变迁的进程息息相关。讲英语者 认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跟他们所适用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一样，与其 说是国家的产物，不如说是民族的产物。就像普通法的形成，一个案例 接着一个案例，如珊瑚礁一样缓慢长成，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央最高权威。英语语言的演进，也是如此。

    邻国成立了学会和学院，负责规范他们的语言文字该怎么说怎么写。他们中最优秀的公民被认为应按照规范严谨的拼字法、句法及语法 来说话。法兰西学院由枢机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 于1635年 成立，西班牙皇家学院由菲利普五世创建于1714年。到今天为止，仍然 很难有什么荣誉可以比提名为学院院士更高。然而，按照创建之初的使 命，学院的任务就是规范和划定标准的语言的发展。

    英语通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如果非得有这么一个纯正词汇表的标 杆的话，那么,在美国，此非《梅里厄姆韦氏词典》10莫属；在英国，则当称《牛津英语词典》11。这两部词典都是个人成就的硕果。

    英语灵活多变、能屈能伸甚至“如饥似渴”。其词汇量是法语的两倍 多，西班牙语的三倍。英语词汇数量庞大，部分得益于这样的现实原因：英语本身是从多语言社会中生长起来的，绝大部分人口说旧式英语，上流阶层说诺曼一法语，他们的书面语则是拉丁文。久而久之，很多英语词汇发展出盎格鲁——撒克逊、法语和拉丁语三种词源的形式，比如“升”(rise,mount,ascend), “问”(ask,question,interrogate), “时间”(time,age,era), “善”(goodness,virtue,probity) 等词，都有若干不 同词源的表达。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英语从不自我设限，因而很容易吸收任 何有用的东西。历史上最有名的英语词典是由塞缪尔 ·约翰逊¹2在1755年 编辑出版的《约翰逊词典》,堪称一颗特立独行的伟大心灵耗时三年的 划时代成就。第一部法语词典刊于1694年，集结了40位编辑40年的心血。慢性胃病患者约翰逊博士曾对此调侃道：“让我来计算一下：四十乘四十，等于一千六百。三比一千六，正是一个英国人对一个法国人的 比例。”他的演员朋友大卫 ·加里克闻此随即写了首打油诗以示唱和：

    约翰逊啊，民族英雄!
    你已击败了40个法国人，纵使加倍亦不堪!

    单说英语词汇的数量，就足以保证作者准确无误地、毫不含糊地表 达自己的思想。如果他选择福柯或者葛兰西的风格，那仅仅是因为他试 图有意含糊其辞。

    乔治 ·奥威尔，于古今宇内皆可称最优秀的散文体作家，深深地懂得词汇的匮乏正是真相与自由的潜在大敌。在《1984》中，他借发明“新语”的语言学家赛姆斯(Symes) 之口，解释了如何通过减少词汇 来阻止独立思想：
    你想，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发明新词语。….我们正在消灭老词儿     几十 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削减到只剩下骨架。你没有瞧见 新语的总体目标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吗?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

    相反地，一种词汇量不断扩充、不受束缚的语言可以用来说出任何 想法。如果现存的词汇无法传达有用的观念，那就创造一个出来，比如“盎格鲁圈”这样的词。

    英语和盎格鲁圈独特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这种观点只 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吗?我可不这样认为。大部分自由主义的专有词汇都 来源于英语。安德鲁 ·罗伯茨 (Andrew Roberts) 圈出了早期英语创造出 的“新词”,如“良心自由”(1580)、“公民自由”(1644)、“表达自由”(1769)。这些词与政治制度之间，有多少仅仅是说说而已?又有多少具有实际的因果联系?很难说清。实际上，表达自由自1695年起就 在英国法中存在了，这是有文献记载第一次使用“良心自由”的一百年之 后，也是“新闻自由”出现的一个世纪以前。无论如何，这几者之间毫无 疑问存在着关联。

    想想历史上为民主制度辩护的著名言论。1863年11月19日，宾夕法尼亚葛底斯堡国家公墓前，罹患天花而虚弱不堪的亚伯拉罕 ·林肯总统  发表了一个仅仅两分多钟的简短演讲。在演讲的结尾，总统呼吁：“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重生自由，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永世长存。”

    这段文字自发表以后不断被引用，成了代议制政府最强有力的辩护。实际上，它们也常被用来引证美国例外论。但是，这段文字并非林 肯原创，总统的大部分听众应该能马上意识到这段话的出处，只是今人 多半对此不熟悉而已。它们来自可能是最早的英文版《圣经》前言：“这部大书正是为了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身为神学家的 作者约翰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被誉为“宗教改革的晨星”。这段 话第一次出现是在1384年，委实让人震惊。

    在那个时代，任何别的语言都没有如此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概念。 数个世纪以来，英语既是自由的运输队，又是自由的保护人。1941年8月，两大巨头同坐在“威尔士亲王号”军舰的甲板上，为两个民族因为同说一种语言而取得诸多共识而感到欣慰。事实上，这种语言持续发挥这 样的作用，必将为人类谋取更大的福祉。

    同一首圣歌

    约翰 ·威克里夫，这位林肯名言的原创者，不愧为英国中世纪教会  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是著名的哲学家、狂热的叛教者和顽梗不化 的异端分子，确立了若干新教教义和礼制。威克里夫认为教会腐化敛财，背离神的心意。他反对卖赎罪票，批评圣餐化体论13,主张人人可 因信称义。他倡议教士应被允许结婚，应在世俗法庭面前如其他人一样 受审，否定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威，呼吁英国应受制于自己的国王而非教 廷。

    然而，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大异于他所处的时代的，是威克里夫相 信《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他认为人们应该自己去阅读并理解《圣经》,而不是依赖牧师和教长的翻译。在其有生之年的最后那段时间， 威克里夫致力将《圣经》从拉丁文译为英文。罗马教廷对其“声名狼藉  的异端邪说”深恶痛绝，在他死后四十四年，将他的骸骨挖出，焚灰弃河。

    在威克里夫的观念中，“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是一个兼具政 治、宗教和教育内涵的概念。如果人人得以自由地形成他们的宗教观 念，那么,在面对世俗事务时也能更好地独立与自治。

    宗教自由与世俗自由的结合，最终成为盎格鲁圈的核心信条，也成 为盎格鲁圈民族身份认定的关键标志。英语国家民族的历史被理解为是 这些价值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取得的幸运的胜利     当然，如果缺乏理 性，胜利同样不可赢得。从最初一开始，自由的支持者们，不论教俗， 都无一例外遭到当时封建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压制。

    1381年，来自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为反抗奴役，爆发了大起义。在随 之而来的镇压中，威克里夫的门徒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y),     和起义者一同遭到了围捕。

    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新教正式传入英格兰为止，罗拉德派一直在 广大的底层信众中秘密传教，顽强求生。他们分赴一个又一个家庭传播 教义。作为一个以《圣经》为基础的教派，罗拉德派受制于缺少印刷机 的处境——而这正是在16世纪30年代抵达英格兰的欧陆教改者们得以充 分享受的好处。正如研究英国宗教改革的权威狄更斯 (A.G.Dickens)所言：“罗拉德派创造了一个地下党，最终迎来了解放者。直到解放的  曙光最终降临，和其他所有地下抵抗组织一样，罗拉德派也不得不服从 于拥有更精良和现代装备的正规武装力量。”

    很难说英国新教得益于欧陆教义的多，还是本土罗拉德派的多。早 期的权威们习惯于基本不加区分地用“路德宗”和“罗拉德派”来指新教徒。滕斯托尔主教在1528年写给托马斯 ·摩尔 (Thomas    More) 的一封信 中，提醒要警惕那些来自德国和低地国家的异教分子：“我们早就发现  了这伙邪恶之徒，他们企图将我们的国家带入威克里夫古老、可恶的异 端邪说和它的养女路德的邪说中。”在英国，罗拉德主义最为盛行的地  区，大致说来，也就是英格兰东南部。这里后来成了新教主义的腹地。 绝大多数新英格兰殖民者正是来自这个富饶的地区。

    新教成为识别盎格鲁圈民族身份的关键，是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 格兰统一成一个联合王国的主要黏合剂。而爱尔兰境内大部分地区至今 依然保留天主教信仰的事实，亦可解释为什么联合王国的边界止于今天 的版图。

    新教也把大不列颠人和他们隔海相望的亲戚连结在一起。直到1773 年，本杰明 · 富兰克林还在和他的同胞们一起祈祷他们与英国的联系不  要被割断，以免教皇统治下的欧洲均势再次被打破，“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新教国家是我们的母国。尽管最近她对我们不太友好，但值得我们 去保卫，她在欧洲版图上的地位以及她的安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我们 与她的联系。”

    我正在讨论的这个话题也许不那么让人愉快。在盎格鲁圈，新教与民族身份的捆绑，导致了偏执、暴力以及罗马天主教徒公民权利的丧失。16到19世纪期间，用在天主教徒身上最多的两个贬义词就是“怪人”和“教皇制信奉者”,它们分别强调了天主教徒的异国特性和独特的个人信仰。即使到今天，你还能在英语世界的各个角落——贝尔法斯 特，格拉斯哥，利物浦，甚至多伦多——听到这两个词经久不散的回音。

    从我本人来说，一方面我汲取了北爱尔兰天主教教义的精髓，另一 方面我也接受苏格兰的长老宗教义。我可能会比其他人对于宗派主义更 多一份警觉，对于宗派主义始终不抱好感。但是，如果不理解盎格鲁圈 居民在近代早期的观念，就不可能刻画出真正的盎格鲁圈，正如历史学 家查尔斯·瑞彻森 (Charles       Ritcheson) 所说：“除了民族性本身，基督 教，尤其是新教，构成了英美人生活的最大共性。”

    在大不列颠、北爱尔兰、北美，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 兰，新教作为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和民主议会的保护者，其具有的政治 意义超过了宗教意义。这样的观念并非哪个辉格党精英的偏见，而是一 种坚定的、深入人心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断被来自欧洲的宗教迫害的消 息所激活，被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恐惧所滋养，被法国胡格诺教徒、 弗莱芒新教徒和散布于盎格鲁圈的其他逃难者的故事所鼓舞。

    在17、18世纪的英国，福克斯所著的《殉道史》14是继《圣经》之 后，最为家喻户晓的一本书。它记载了英国新教徒所遭受的残酷迫害， 尤其是在玛丽一世掌权六年间的事迹。即便是最穷的人也会买一些历书，那上面除标出播种和收割的日子以外，还列着这个国家历史上被认 为最重要的纪念日，比如：1534年，英格兰从罗马教廷分离出来；1588 年，英格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641年，爱尔兰叛乱；1688年，新教 徒威廉即位，赶走了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1714年，汉诺威王朝开始了 在英国的统治。在这些年份中，有一个日期具有双重神圣性：11月5日。1605年11月5日，黑火药阴谋被粉碎；而八十四年后的这一天，荷 兰执政威廉亲王进入英国。

    反对天主教的偏见并不是出于某一教义，它和一个人是否相信化体 论或者是否会为逝者的灵魂祷告没什么关系。正和大多数偏见一样，这 样的偏见毋宁说来自那种受迫害感。

    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 (Pope Pius V) 颁布《开除教籍诏书》 (Regnans in Excelsis),发动了对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女王的攻势，正 式革除了伊丽莎白女王的教籍，并赦免了那些效忠于女王的英国信众。 他的继任者们无一人废止过这一诏书。

    那样的回忆，那样的威胁，对英格兰(后是大不列颠)的外交政策 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中，英国一直处于与同 时代的天主教势力对抗的半战争状态：最初是西班牙，随后是法国，偶 尔同时面对两个敌国。如果那个年代的普遍焦虑可以用地图的形式来表 示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化身为一支从欧洲大陆延伸至爱尔兰的大大的 箭，而两支小小的箭则顺着爱尔兰延伸至大不列颠天主教居民最集中的 区域：苏格兰高地和兰开斯特。

    今天的人抱着后见之明，可以很轻松地说这些忧虑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都知道大不列颠在它同邻国的战争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这个 结果对于当时代的人来说并非显而易见，他们感觉正在进行着一场生死 攸关的较量，就像1679年艾塞克斯伯爵 (Earl of Essex) 在枢密院所说的，“对于天主教的忧虑，常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孩子正在史密斯  菲尔德遭受火刑的场面”。

    英国史专家肯尼恩(J.P.Kenyon)在他的专著中，对英国17世纪的 社会氛围和冷战时期作了有趣的比较。他写书的时候，正值冷战高峰。 正如那些西方共产主义者，即使他们中最爱国的，也会被看作某外国势 力的潜在代理人；也如同民主社会主义者整体受到的普遍怀疑，17世纪 讲英语的天主教徒总是被当作第五纵队队员，甚至高圣公会的某些仪式和活动也因为看上去太过“天主教化”而得不到信任。

    回头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些疑虑几乎就是无中生有。即使最带偏见 的辉格党新教徒史学家也乐于做这样的判断。这批学者中最有声望的麦 考莱勋爵曾说，假使在那个年代发生了法国或者西班牙入侵，天主教乡 绅们也会和他们的新教徒邻居一样，充满爱国热情，给他们的老枪套上 皮套，飞驰于国王麾下，给外敌迎头痛击。但乡绅们的邻居哪有这等后 见之明?再说，他们也不愿冒这样的风险。

    如果肯尼恩的写作是在今天，那么,他可能要用来作比较的，就不 是冷战，而是在西方世界中的伊斯兰教了。就像近代早期的讲英语的天 主教徒一样，穆斯林也常常成为政治阐发多过宗教内涵的偏见的靶子。 非穆斯林人对于朝觐的怨言，不会比过去的新教徒抱怨忏悔仪式少。根 据最近的研究，大多数针对穆斯林的敌意有着和反天主教情结一样的根 源，也就是担心信徒们不忠于他们的国家。约翰 ·洛克就是这样，他主  张宽容所有的基督教派，但罗马天主教除外，因为“事实上，那些信奉  罗马天主教的人只会吃里扒外”。

    英国天主教徒通过展现他们的爱国热诚、为国王祷告以及在教堂前 竖起国旗等举动，最终消除了对他们的种种偏见。19世纪末期，长长的 天主教徒阵亡者名单有力地驳斥了针对他们个人忠诚度的指控。用那个 时代的流行语来讲，天主教徒“证明了他们的忠诚”。盎格鲁圈的穆斯林 或许也将经历类似的过程，他们最终会明白：即使最缺乏依据的责难， 也需用耐心与风度来消解。

    在这两起事例中，执意坚持成见的人总能挖空心思地找到证据。的 确有对外战争；的确也有对敌人的同情    就算比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就好像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总会有那么一些持少数宗教信仰的人 散布极端煽动性言论。在有的事例中，阴谋确实存在。

    黑火药阴谋5就是17世纪的9 · 11事件，它发生在苏格兰国王詹姆斯 六世以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身份即位后不久。一伙天主教亡命之徒，为了荣耀他们的宗教信仰，计划在议会开会期间炸死国王和议员，继而 发动一场大反攻。策划者盖伊 ·福克斯 (Guy       Fawkes) 是一个宗教极端 分子，阴谋败露后被捕。他就像4个世纪以后那个加入海外战争的圣战  组织成员穆罕默德 · 阿塔6 。直到今天，福克斯的名字仍在全国各地被人 提起。

    研究英国重要民俗的外国人类学家发现，很少有哪个公共庆典像盖 伊 ·福克斯之夜这么盛大。每年，在阴谋者被捕的纪念日，代表盖伊 ·福克斯的假人(偶尔连同教皇的一起)都要被烧掉。这是英国人无法忘记 的日子。

    记住，记住，11月5日 火药，叛乱和阴谋；
    我们想不出让火药和背叛 被世人遗忘的理由。
    盖伊·福克斯，盖伊 ·福克斯，
    他的意图即为 推翻国王和议会。
    藏着的60桶火药，
    要把可怜的老英格兰颠覆。

    几乎每个英格兰村落，焰火和篝火都是这一天的标志。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常常会被这热闹的场面搞得迷惑不解，甚至心生反感。英吉 利不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型民族，定期去教堂的人本就是少数，而他们也 常会站出来强调宽容与大同精神。然而，盖伊 ·福克斯之夜看上去活像  一个全民大众反天主教的狂欢节，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实在少见。

    唯一的解释是，参与者几乎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宗教寓意。在今天， 盖伊 ·福克斯之夜纯粹变成了一个焰火嘉年华，它为这个素来保守的民  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和陌生人一起愉快聊天的机会。某种程度上，人们知道的是这个节日的政治内涵，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庆祝议会民主的幸存要是火药阴谋真的得逞，那议会可就被炸飞了。至于宗派层面的意 义，则全然淡忘。现在英国的天主教徒也和他们的邻居一起，高高兴兴 地欢庆这个节日。

    美国独立前，十三个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顿，都会隆重纪念这一 天。及至1775年，为与加拿大修好，乔治 ·华盛顿下令废止这一传统。 此后，美国就没有庆祝过这个节日了。政令如下：
    总督得知，为了遵守那个荒谬可笑的习俗，还要设计一个供焚烧用的教皇人偶。他实在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了!难道真有官兵如此缺乏常识，以至于在 此危急关头对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完全视而不见?这正是需要我们精诚团结的 时刻，需要我们和加拿大人民同仇敌忾的时刻，我们应当考虑的是如何与我们 的兄弟为了共同的事业并肩作战。

    盖伊 ·福克斯之夜成了全盎格鲁圈拥有共同经历的迷人象征，只有  美国部分地区例外。庆典中的宗教内涵消失了，但新教的政治文化意义 保存了下来。今天，教堂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宗教文化变成了一套 泛盎格鲁圈价值，为讲英语的印度人、犹太人、无神论者及其他人共同 分享。过去那种由宗教宽容与政治多元、新教与议会民主、宗教自由与 世俗自由联合创造出来的内在联系，如今虽不再生长，但它所创造出来 的价值依旧顽强地存活。魂魄已散，但是机器仍在嗡嗡低鸣。

    盎格鲁圈的新教身份也不宜过度夸大。在普通大众眼中，这种身份认同具有的族群和政治色彩多过宗教教义色彩。丹尼尔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曾说“十万乡亲愿为反对罗马天主教奋战到死，可他们连天主教是人是马都还没搞清”。

    如今，想要在不经常上教堂的人身上找到那种广泛存在的新教身份 意识，就只有去北爱尔兰了。今天这种意识被视为是这一地区的强烈特征，可事实上它一度盛行于盎格鲁核心地区。

    但是，如果认为宗教热忱的丧失意味着仅剩下沙文主义，那就大错 特错了。沙文主义当然是有的。但除此以外，一种与时共进的信念始终 鲜活，那就是，英语民族的宗教是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79年，亨利 ·  卡博尔爵士 (Sir  Henry  Capel) 在下议院说：“罗马天主教强化了常备军 和专制权力的观念，早先的西班牙政府、现在的法国政府都是这种教皇 制根基的支持者。一旦天主教的特权丧失以后，专制政府和权力也必会 走到终结的那天。没了天主教，专制统治只是妄想。”

    当代人把英国、瑞士和荷兰共和国的议会宪制政体与法国、西班牙 的君主专制政体作了一番对比，看到了其与宗教的关联。虽然这种分析 本身也多多少少受到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但也不是全无根据。 他们发现：人人应读《圣经》这一观念结出了法治的、民主的硕果。那 些致力宗教改革的人，力主废除主教，要求通过集会选举教职；在政治 上，他们也自然地倾向代议制而非等级制。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然地渗入 了政治观念中。这些团体，包括英格兰清教徒，苏格兰及北爱长老会， 威尔士的卫理公会及非国教徒，以及新大陆上所有的同教派兄弟们，自始至终坚定地支持辉格党精神，只是他们的名字在不同地方时有不同而 已 。

    大体上讲，这些团体在17世纪力挺国会反对国王，在19世纪为了扩 大选举权而战。它们在北美会聚了大量信众，比如新英格兰的英国清教 徒，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的苏格兰一爱尔兰长老会会众。这些人正是 美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如果说英国因为其拥有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新教力量而成为天佑之 国的话，那么,早期的美国，这个自由的避难所，则更是这样看待自身 的。那些最初移民(1620年前)的清教徒们不仅对天主教深恶痛绝，对 高圣公会疾恶如仇，而且怀有强烈的使命感。

    从一开始起，盎格鲁势力扩展到新世界就被看成天命使然。正如肯尼思 ·安德鲁斯17所说：
    一路支持弗朗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狂热的、高唱圣歌的冒险“事业”的，正是这种军事上的清教主义和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混合体。这种情绪不 仅仅是他和他的海盗朋友们的专利。这种情绪由宗教情感所激发，成为民族主  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那个时代的海外扩张运动。

    理查德 · 哈克卢特18是第一位号召拓殖美洲的宣传家。他在1584年写 下了《论西部种植》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一书，提出将人 口移民至大西洋彼岸广大富饶的沃土将极大地促进英格兰的繁荣，为那 些“不务正业的精壮汉子们”创造大量工作机会，并且，最重要的是，可 以拯救更多新教徒的灵魂。几乎像一个预言家，哈克卢特预见到北美将 会成为不仅仅是讲英语者，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地”为“寻找上帝真言而奔走”的流亡者的家园。

    为使迫害和流放的悲剧不再重演，他们建立的社会不能给败坏欧洲 教会的迷信、愚昧、市侩以任何容身之地。最早移民新英格兰的拓殖者 约翰 ·温斯洛普9就以他著名的布道辞留名青史：“不要忘记，我们应该 是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直到今天，美国人依  然还在引用这段话，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约翰 ·肯尼迪在1961年发表  的就职演说。然而，温斯洛普的布道辞中还有一段话，写在“山巅之城”之前，更清晰地表明了基督徒领袖移民的动机：
    为了这一事业，我们和上帝定下契约。我们已得到授权。上帝令我们自己 定出须尊奉的条款。我们已告白所有顾虑，明了所有目的。我们祈求袍的垂青 与福佑。如果上帝乐于倾听我们的声音，引我们平安抵达向往的乐土，则可见 他批准这份契约，为授权加封，并期待我们信守其中包含的每一条款。

    契约在新教徒的世界观中至关重要，里程碑式地反映出了整个盎格 鲁圈法律与政治的发展。在17世纪，苏格兰长老会宣誓反对斯图亚特王 朝推崇的“天主教化”形式时，就称自己是“圣约者”。他们与英格兰清教  议员在1643年签署《神圣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1774 年，这份盟约的名字又被波士顿激进派原样照用。1912年，50万北爱尔兰新教徒签署《阿尔斯特盟约》 (Ulster Covenant),宣布拒绝效忠都柏林。1955年，3万讲英语的南非人签署《纳塔尔公约》 (Natal Covenant),    反对实行种族歧视，宣誓效忠女王和英联邦，堪称彰显盎 格鲁圈价值凝聚力的小插曲。

    然而，美国早期的契约观是最深入骨髓的。在此观念影响下，他们 一直认定自己及其后代都与上帝有个约定。这样的约定同时也就意味着 驱逐了天主教，扩展开来，甚至英国圣公会和美国圣公会的教义及活动 都被认为与天主教走得太近。

    不难理解，美国历史学者历来都乐于强调建国史中的宗教因素。美 国宪法珍视宗教宽容，这是建国时期最为重要的理念。同样不难理解， 后来的美国人也喜欢强调宗教宽容，而不去纠结反对乔治三世的马萨诸 塞宗教会议的宗派问题。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本身对宪法问题颇有兴趣，我接下来想转向美国 革命的宪法意义。我们对此的传统解释是“无代表不纳税”。事实上也的 确如此。但这仅仅是历史的冰山一角。对很多北美人来说，革命也是对 远渡大洋的首批殖民者带来的宗教价值的一次确认。人们开始意识到， 这种宗教自由的思想遗产正是革命前的殖民地最激进的观念，而这种观 念本身是危险的。18世纪60年代，围绕殖民地英国教会作用的争吵渐渐 变味，很多美国人转而更热衷于为纳税和贸易的问题而争吵。

    在1758年荣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 ·塞克 (Thomas   Secker), 生来就是异议者，在改宗后又变得过度狂热，一心想把殖民地变成圣公 会的地盘。塞克主张向马萨诸塞的剑桥(新英格兰公理宗的首府)派出圣公会教士团。他还竭力吁请枢密院废除《马萨诸塞法案》(Massachusetts  Act),这一法案允许清教使团在印第安人中传教。当然，最触怒殖民地神经的，还是他试图指定北美主教。

    最后这个方案引发了强烈的反对声浪，以至于很快被伦敦当局否决 掉了。掌权者颇识时务地判断出，殖民地人民看重其不尊奉英国国教的 新教徒或者清教徒身份，远胜于其无代表权的选民身份。

    流亡清教徒背井离乡的最初记忆，正是在《独立宣言》中唤起的惨 痛苦难：“我们也曾提醒过他们(我们的英国兄弟),我们移民并定居  在这里时的状况。”每一个美国人都明白这句话包含的意思。他们所建  立的是一个新教国家。这群男人和女人们建立了这个国家，正是为了逃 离母国教会改革半途而废留下的种种繁文缛节和等级制。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很难精确地指出当时的非小册子作家阶层讨论 得最多的是哪些议题。但我们若翻看当时的请愿书、新闻报纸，便能觉 察出一种态度。当时遭到13个殖民地几乎一致反对的，就是英国1774年 颁布的《魁北克法案》 (Quebec   Act)。这一法案承认了加拿大天主教 会的传统权利。在大多数殖民地人看来，这无异于国王向伊甸园放出了 一条毒蛇。他们来到新大陆，就是为了远离天主教的统治；现在，母国 政府又在他们的天堂重新制造出一个教皇。《独立宣言》中也曾愤怒地 提到了这一法案：“在一个邻近地区，废除英国法律的自由制度，在那  里建立专横政府，并扩大它的疆界，企图使之迅即成为一个样板和得心 应手的工具，以便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专制统治。”

    乔治三世当然清楚冲突的症结所在。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国王哀叹 失去殖民地是“我的长老会战争”。

    当然，每一个国家都珍视它的建国历史。承认宗教自由，无论是作 为美国《权利法案》的一项原则，还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一以贯之的特 征，都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我们也不能无视真相：美国革命，起码在 部分意义上，是宗教偏狭阵痛的产物。这种阵痛最终产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世俗化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所有宗教都应平等地竞争。这， 近乎奇迹。

    同样的观念

    大概每个美国学童都听过保罗 ·列维尔 (Paul Revere)夜骑报信的故 事。这位波士顿银匠是众多勇敢的爱国英雄人物之一。在1775年4月的  一天晚上，他骑马警告邻居们，托马斯 ·盖奇将军 (General Thomas Gage)  已经率军偷偷开拔，正在来袭本地军队的路上。其他报信骑兵的 名字现在已经被忘记了。列维尔是本地知名商人、共济会会员，他对本 地地形了如指掌，他的报信迅速引起了警觉。

    穿过马萨诸塞东部密集的小社区，列维尔的马蹄当年踏过的地方： 萨默维尔 (Someville) 、 梅德福 (Medford) 、 阿灵顿 (Arlington)、莱克星顿(Lexington) 、 康 科 德 (Concord),      每年都会重新上演他的 故事。无论你去到何处，美国人都会告诉你，列维尔高喊“英国人来了!”

    事实上，当年的列维尔，怎么也不会说这样一句话。不妨想一想， 对着一群本来就自认是英国人莫属的乡邻，大喊“英国人来了!”这是何 等别扭的事儿!

    实际上，保罗 ·列维尔高喊的是“正规军来了!”(或者按其他史料  来源，那句话是“红衣军来了!”)在美国，也包括盎格鲁圈其他地区， 民众对常备军普遍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视他们为对内镇压的工具。

    而这一点，也正是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的导火索。内战的激烈冲突 常被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想起-     他们是英格兰圆头党人20的意识形态 以及家族遗传的继承人。这场战争的起因当然涉及很多方面，但正是查 理一世企图统率民兵²1直接触发了战争。查理一世的政敌们控制了陆军，与王军作战，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联合王国至今 只有“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而没有“皇家陆军”的原因。

    历史总在不断重演。保罗 ·列维尔在1775年4月19日夜打响的枪声， 标志着第二次英国内战的开始-    这是第一次内战在多年之后的延续。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认为这场冲突是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战争。

    像现在的导游那样将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称为英美两军之间的战 争，这纯粹是个错误。它其实应当是乔治三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 战斗。当然，后来英美两国对此各持己见。

    把列维尔或者无论别的什么人在1775年高喊的“英国人”当成是外国 人——如果将这幅画面作为美国政治意识的背景，那么,确定这样的基 调不仅忽视了当时美国人的所言所写，也完全没有注意到《独立宣言》 的原文。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份文件中说，在魁北克废除“英国法律的  自由制度”是反对乔治三世的原因之一。签署者还直陈他们的苦难，“此 时他正在运送大批外国雇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勾当”。这里  的“外国雇佣兵”,本身就是说他们不是英国人。最终的证据是，倒霉的 国王决定在德国黑森和其他地区征募军队来镇压在北美的英国人。在独 立人士眼中，他们已经失去了不列颠国民的地位。

    当然，革命一旦成功，便可像其他所有成功的革命一样，为自己正 名：革命者追怀他们的事业，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正仿佛美国自始就 存在一样      它变成了一个反抗殖民统治的国家。

    诗人朗费罗 (Longfellow)    在纪念列维尔的伤感的诗句中，流露的 正是这样一种情绪：

    听，孩子们!你们会听到，
    保罗 ·列维尔夜半骑马来。
    七五年，四月十九日，
    现在活着的人几乎没有一个
    能记得这个著名的日子和年份……

    这些句子写成的时候，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在这 段时间里，美国不断地被描述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至于很难想起当年 的革命战争其实只是一场盎格鲁圈内战。这场内战与其说是美国反对英 国，不如说是辉格党反对托利党。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国内当时的民意。 至少在法国介入之前，英国国内的看法和殖民地的看法几乎没有两样， 大概有30%或者35%的民众站在托利党一边；区别在于，殖民地议会的 选举基础更为广泛，因此较之改革前的英国下院更能代表民意。

    稍后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美国革命的更多细节。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当意识到：温斯顿 ·丘吉尔在说两国有着“同样的观念”时，他并不  是对舰上的勇士们虚应故事。丘吉尔敏锐地意识到，英国在反对纳粹的 战争中所捍卫的原则，恰恰也正是美国自开国以来坚守的信条。

    他在《英语民族史》中写道：“《独立宣言》很大程度上就是辉格  党人反对后期斯图亚特王朝和1688年革命的重新申明。”实际上，仅从  字面形式来看，请愿权、禁止维持常备军、普通法与陪审团制度的司法 保护、持有武器的权利     所有这些，无一不是1689年革命成果的翻版。也就是说，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的很多条款几乎被原封不动地 复制了。举个例子，《权利法案》中关于刑事审判的规定是这样的：“不应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亦不应强课过分之罚款，更不应滥施残 酷非常之刑罚。”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宪法》的条文：“禁止过高的罚款 与过高的保释金，及禁止施予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这两条规定共同  的源头都在《大宪章》,条文起草者们从不认为这是“发明”了什么新的 权利，而只不过是对古老宪法的重新确认而已。

    实际上，我们在英美两国的宪法文件中发现的共同点越多，再讨论 它们之间是谁复制谁的问题就越没有意义了。这些文件都是世代传承的、由宪法加以确认的习惯权利的各自表述。而这样的习惯权利，过去 是、现在依然是全体盎格鲁社会共同享有的财富。

    如果保罗 ·列维尔戏剧性的高喊只是后世作者的演绎，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在北美人与伦敦的决裂之前早就开始使用的“爱国者”这个 词的含义?

    整个18世纪后半期，“爱国者”这个词在英国和在美国的含义是一模 一样的。一个爱国者，就是一个坚定地捍卫自由和财产权的人，一个服 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正在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利益的人。然而， 在1776年以前，还没有美国这个国家。于是，美国人对于其殖民地的忠 诚就被纳入到广义的对大英帝国的忠诚中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某 人自称是爱国者的时候，他到底指的是什么?

    答案就是，他视自己为英国的爱国者。这意味着他为捍卫自古承之 的自由而战，反对任何想要侵夺这一自由的人——专制君主和他的弄臣。他总是支持他所在的社区，而不是讨好当权者；他随时准备释放奴 隶，放弃津贴和俸禄，他不愿为了那点尸禄再委屈自己去逢迎总督和殖 民当局。

    再戏谑一点，“爱国者”就是大西洋两岸的辉格党人给他们自己起的 名字了。这样的自我命名，意在强调盎格鲁一美利坚帝国的独特政治遗 产：普通法、《大宪章》、英国《权利法案》;而这也正是对他们的敌 人所钟情的独裁、专制和外国代理人的无声指责。爱国者们声称，个人 自由和抵制专制权力正是英语民族最显著的特征。在1742年“统治吧，布列颠尼亚!”的歌词中，就有这样一段：

    世上再也没有比我们更神圣的民族了! 因而必须要打倒暴君，
    使我们的国家繁荣且自由，
    让别的国家只能向我们投来嫉妒与恐惧的目光!

    当然，所有政治派别都少不了野心家和冒险者的份儿。有些自诩爱国者的人从来都将个人得失置于国家利益之前。约翰逊博士(Dr.Johnson)   曾有一句大名鼎鼎同时也最易招致非议的言论评价他 们：“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藏身之处。”

    记下这段酷评的传记作者詹姆斯 ·鲍斯威尔 (James  Boswell)随即 替传主解释：“不要忘了，他针对的并不是对祖国真正的、慷慨的热爱，而是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都存在的各种伪装的爱国主义，伪爱国主 义现在成了个人私利的华丽的袍子。”托利党死忠约翰逊说这句话，是  在嘲笑他所称的“辉格党走狗”;言下之意是，就算辉格党人口口声声言 自由，论起贪赃枉法又和其他人有什么两样?!在那个时代，约翰逊口 中的“爱国者”,成了对一个政治派系的命名——尽管这样的标签不乏贬 义。

    在北美，反对独立的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们是殖 民地上的少数派，对自身的宪法地位并无不满。他们说，“爱国者”都是 些投机分子，满口自由云云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野心而已。他们还举 证说，有些“爱国者”其实是为了躲避他们在伦敦的债主，其余的则是些 强盗。然而，这些被他们斥为强盗的人仍在肆无忌惮地以各种平等论调 鼓动群众，目的在于令辉格党人将殖民地上的托利党精英取而代之。

    当时大洋两岸的人所使用的“爱国者”一词，并不是指那些视北美利 益高于英格兰利益的人。直到很久以后，小说家和编剧们才开始假称这 个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特定的“美国爱国主义”概念起于1776年。在那 以前，爱国者的含义就是保卫英国政体中专有的自由，不惜对抗在内和 在外的敌人。这样的含义，在大洋两岸，并无区别。

    出生于弗吉尼亚的阿斯特夫人22,把美国独立战争称为“在北美的英 国人为了英吉利理想反对德国皇帝”的战斗。把乔治三世说成是德国人，多少有点不公平。要知道，乔治三世不像早先的那两个乔治，他可 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生下来就说英语，动辄把“以英国人的名义”挂在 嘴边。或许，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体谅阿斯特夫人的这番仇外言 论。她说这话时，纳粹德国空军的炸弹正如雨点般投向伦敦上空，她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些夸大其词也不难理解了。尽管如此，这番言论还是说 到了某些要害，18世纪70年代的爱国者的确是在为英吉利理想而战，正 如他们的后代在阿斯特夫人那个年代所做的一样。

    这些理想    自由选举、人身保护令、不受审查的媒体，以及其他 ——现在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就算尚未普遍实现)。今天，我们很容 易看到，每个国家只要变得足够富裕、文明和安全，都会朝自由民主政 体发展。

    但是，站在1941年8月来看世界，却要经历巨大的内心煎熬。亿万民众处于极权政府的统治下。几乎整个欧亚大陆，从布列斯特(Brest) 、 里斯本到首尔、符拉迪沃斯托克，都在这种或者那种独裁之 下——法西斯主义或者日本军国主义。自由、法治与民主，几乎孤独地 残存于盎格鲁圈。当丘吉尔说英美两国有着“几乎同样的观念”时，他明白这些观念已经快没有立足之地了。它们能够顽强求生，靠的正是英语 民族的军事胜利。

    同样，在1941年，你也无法自我安慰地说，宪法政府只是暂时地被践踏在侵略者的军靴之下。在极少数国家，比如低地国家，法国和斯堪 的纳维亚，纳粹推翻了议会政体。这种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相当少见。 而那些不待入侵即自动转向独裁政权的国家名单则长得多：奥地利、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西班牙、罗马尼亚。还有不少拉美国家也处在不同形式的独裁之下。

    20世纪30年代的人看不到民主的希望；相反，它正被一个又一个国 家驱逐出境。法西斯主义者在谈到议会政权时，老的民主资本主义秩序 被斥为“腐朽的”或者“衰落的”。

    “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希特勒在1934年告诉意气风发的墨索里尼。 法西斯视自由主义为自然秩序的颠覆，在这一秩序中，集体从来被认为 比个人更重要。议会政制之下的个人自由被认为是一种暂时性的反常，是“有钱阶级”建立的霸权中的一道裂缝。

    左派和右派的极权主义者使用一些新的、年轻的、革命的、代表新 起点的形象，拉开与他们视为老秩序之间的距离。他们都认为，平民民 主终结了，明天是属于他们的。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纳粹所说的“衰亡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并没有寿终正寝。相反，它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战争中崛起，并成  为全球最成功的体系。但是，在1941年，自由市场民主政体看上去还是 那个样子：政治意识形态局限于盎格鲁圈内。大部分观察者断言：国家 主义的意识形态能够提升军事力量、集体意识和自我牺牲，所以注定会 打败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的布尔乔亚的价值观。

    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 ·冯 ·里宾特洛甫的私人秘书在晚年对这一断 言彻底失败深感痛惜，他说，“我们纳粹从没说过我们是好的民主主义  者。问题在于，英国人看起来像绵羊或者牧师，但当伪君子出现在他们 面前时，他们变成了如此强悍的一群人”。隐藏在英国人的民主制度中  的力量从何而来?这群被敌人嘲笑为垂死的、物质主义的、失去了所有 对信仰或荣誉追求的人又是如何战胜他们所有的敌人的?盎格鲁圈的秘 密到底在哪儿?

    注释

    1威廉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诗人，与柯尔 律治、骚塞同被称为“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以描写自然风光、田园景色、乡民村姑闻名，文笔朴素清新，自然流畅，开创了新鲜活泼的浪漫主义诗 风，其中长诗《序曲》是代表作。

    21895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格罗弗·克利夫兰 (GroverCleveland)  向国会提 出特别咨文，要求英国将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纠纷交由美国仲裁，由此造 成了英美关系紧张。

    3鲁雅德 ·吉普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于 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生于印度孟  买，7岁回英国受教育，17岁大学毕业后从事报刊编辑和文学创作活动，曾到印 度、中国、日本和美国等地游历，素有“帝国诗人”之称。

    4历史上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发生在1880—1881年，第二次发生在 1899—1902年。布尔人主要是最早来到南非殖民地的荷兰人后裔，也包括部分 葡萄牙、法国殖民者后裔。19世纪晚期，南非先后发现了钻石矿和金矿。英国 人和布尔人为争夺采矿权爆发了布尔战争。到1902年战争结束，英国以全胜告 终，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

    5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简称马岛战争，或福克兰群岛战争，是1982年4月 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爆 发的战争。最终，英国赢得了胜利并重新占领马岛。

    6杰西 ·亚历山大·赫尔姆斯 (Jesse    Alexander     Helms,1921—2008),美国  参议员。他在1942年至1970年期间，是民主党党员；1970年后，转为共和党党 员。赫尔姆斯担任过5届参议员，是美国极右翼典型代表，以政治观点保守、言 论极端而出名，被称为“一辈子投反对票”的“No先生”。

    7 安东尼奥 ·德 · 内夫里哈 (Antonio de    Nebrija,1442—1522),文艺复兴时 期西班牙学者。他曾在萨拉曼卡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学习，一生大部分时间讲 授古典文学，成为西班牙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于1492年出版了首部卡斯蒂 利亚西班牙语语法著作，是西班牙语语法的创始人之一。

    8克劳迪奥 · 贝利兹 (Claudio     Véliz,1930—),智利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 家和作家。贝利兹是一位亲盎格鲁人士。在名著《中世纪狐狸的世界》一书中，他指出，西班牙的反改革传统及文化是阻碍拉美国家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 的壁垒，而“英国化”的北美则正好相反。他认为殖民主义历史学派的观点过度 强调殖民的政治动机，缺乏对大不列颠文明扩散至次大陆的客观评价。

    9大卫·斯托福(David  Charles   Stove,1927—1994),澳大利亚哲学家，他的 哲学著作包括对大卫 ·休谟怀疑论的批评，以及对卡尔 ·波普尔和托马斯 ·库恩的非理性主义的批评。在1986年出版的《归纳的合理性》一书中，他对归纳问题 作出了正面回应。斯托福对唯心主义论和社会生物学也持批判态度，称后者为“奉基因为上帝的新宗教”。

    10《梅里厄姆韦氏词典》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ies),即《韦氏国际 英语词典》。1828年，诺亚 ·韦伯斯特自行出版《美国英语词典》,该书成为继 英国《约翰逊词典》后的经典辞书。韦氏去世后，梅里厄姆兄弟购买了该词典  的版权，以梅里厄姆 ·韦伯斯特公司的名义出版《梅里厄姆韦氏词典》。后词典 改名为《韦氏国际英语词典》,意即通用于英语国，并不断推出新版。

    11《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被视为最全面和权威的英语词典，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前后花了71年编写，在实际编辑 的49年间(1879年至1928年),先后有四名主编担任词典编撰的主持工作。

    1933年，词典首次正式以《牛津英语词典》的名义发行。随着英语语言的发 展，《牛津英语词典》已经出到第三版，并衍生出电子版和其他若干词典。

    12 塞缪尔 ·约翰逊 (Samuel       Johnson,1709—1784),常称为约翰逊博士， 诗人、散文家、传记家。其耗时九年独力编定的《约翰逊词典》,对英语的发 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自1755年出版以来，《约翰逊词典》一直是英语的词义标 准和使用法则，被评论家称为“英语史和英国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成就”。直到一 百五十年后，《牛津英语词典》出版，英语才有了新的标准。《约翰逊词典》 影响了整个英语世界的语言发展，特别是在美国。1775年，美国革命爆发后， 国父们撰文表达政治理念时，都将《约翰逊词典》奉为行文圭臬。托马斯 ·杰弗 逊更把这本词典当作格言集来用，因为词典例句皆出自名家之手。其后，当美 国法院的法官们审理宪法案例时，常要借助《约翰逊词典》的解释，以便探讨 国父们制定宪法时的原初用意。

    13圣餐化体论，基督教教义的一种，认为神父有权主持圣餐，其中的酒与 饼会直接化为基督的血与身体。

    141563年，《殉教史》问世。该书记述了西方历史上1到16世纪基督徒为 信仰而殉难的事迹，着重叙述了从14世纪英国宗教改革的先锋威克里夫时代到玛丽一世统治期间，英国新教信徒或亲新教人士所受的各种患难与逼迫。该书 对于英国语言与文化的影响仅次于《圣经》,与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以及 班扬的《天路历程》并称为基督教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三部经典。

    15黑火药阴谋发生于1605年，是一群亡命的英格兰乡下天主教极端分子试 图炸掉英国国会大厦，并杀害参加国会开幕典礼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一次未 遂的计划。为庆祝阴谋败露，当时的英国国会通过了一条法案，纪念这次事件。此后，每年11月5日，英国人以大篝火之夜(即焰火之夜或盖伊 ·福克斯之  夜 ，Guy  Fawkes  Night) 来庆祝阴谋被粉碎，英联邦国家(如新西兰)的英国移 民后裔都会在这一天以篝火或烟火来庆祝。

    16 穆罕默德 · 阿塔，9 · 11事件中19名劫机者的领袖，操纵美国航空11号班机 于2001年9月11日第一个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北楼。

    1 7肯尼思 ·安德鲁斯 (Kenneth        R.Andrews,1916—2005),哈佛商学院教 授，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设计学派的代表人物，SWOT 分析法的创始人。

    18 理查德 · 哈克卢特 (Richard   Hakluyt,约1552—1616),英国地理学家， 于1548至1600年出版了三大卷航海录，主张开发北美洲，建立殖民地以推进海 外贸易，改善国民生活。哈克卢特所写的《论西部种植》(1584)着力阐述了 此种殖民计划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建议政府给予财政资助，促成了伊丽莎白时 期的扩张主义思想和行动。

    19约翰 ·温斯洛普 (John          Winthrop,1588—1649),在1629年率领一批清教 徒前往新大陆并成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于1630年被选为殖民地总督。他于1631年到1648年之间共12次被选为总督，以布道辞《山上的城》而闻名。

    20圆头党人，英国1642—1652年内战期间的议会派分子。

    21 中世纪的英国一直实行封建制，地方贵族势力强大。在军事上，英国采 取民兵制，即由君主在战时号召国内领主，各领主在领地内临时征募民兵，然 后组成军队的组织模式。国王与各地方武装并不直接发生关系，也没有什么编 制固定的军事单位，自然就无所谓“皇家军”了。

    22    Nancy   Witcher    Astor(1879—1964),原为美国人，后随丈夫定居英国，并成为英国下议院第一位女议员。

    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

    我想申明一点。后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个拥 有有效的中央政权、统一的组织架构、统一的民族语言、国家宗教和固定疆界 (尽管北方边界还可能有变)的整体。最重要的是，它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  感。 ——詹姆斯 ·卡博尔(James  Campbell),2000
    英国法的存在，不是为了控制个人，而是为了使个人得到自由。 ——罗格·斯克鲁顿 (Roger Scruton),2006

    英国人是谁?

    我们从来不知最早的英国人到底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 到这里。或许，他们来到这片陆地是为了做生意，用自家林屋粗糙的出 产交换罗马时代不列颠的精美制品。或许，他们是一批好运的士兵，按 照古罗马军团传统，在服役二十年后梦想着稳定的退休金和土地的美好 前景定居于此。当然，在那些最早的辰光，他们也可能就是一伙强盗——对于来自寒冷北疆的汉子们来说，抢掠从来都是一笔过活的好营 生。

    无论动机如何，他们带来了比日耳曼军事首领所能获得的战利品还 要宝贵的东西。他们拥有一套与其他民族的习惯做法完全不同的事务管 理方法，发展出一套个人与部落关系的观念，而这套观念成为英语文明 为人类福祉所做的最大贡献，同时也是英语文明最伟大的出口产品。在 潮湿的绿原上，有他们的新家。他们创造出了王室和政府的理论、财产 与契约的理论、法律和赋税的理论，这些理论改变并最终提升了我们。

    彼时，这样的观念一定显得非常可笑。不列颠岛不过是众多繁荣有 序的罗马行省中的一员。横掠整个北海地区的条顿部落沦为遭人嘲笑和 令人胆寒的“绿林豪客”,而更高的文明则视其为野蛮人。

    但是，随着罗马的衰落，这些部落的力量日渐强大。起初，罗马军 事长官沿着不列颠东海岸线建起了座座堡垒，以保卫富饶的平原免遭海 上漂来的野蛮人的劫掠。但是，一旦保卫者的决心稍有松懈，劫掠就会 变得更加频繁。遍及全欧的条顿部落，无论是作为反叛者的雇佣军，还 是作为入侵者，正在全面颠覆罗马确立的秩序。公元410年，罗马军团  被召回帝国首都，独剩下不列颠行省自求安宁。

    岛上的基督教信众发现他们正受到三面攻击的威胁：西面是爱尔兰部族，盎格鲁——撒克逊人自东而来，皮克特人 (Pict,   他们在更早时被  不列吞人和罗马人赶到苏格兰北部和东部定居)踞守北面。如果罗马一 不列吞人 (Romano-Briton)   雇佣盎格鲁——撒克逊士兵的话，那么,他  们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以一敌而御其余二虎。这是一种相当传统的考虑，尽管这种策略考虑要到很久以后才会形诸文字。

    有一点可以确定，在整个5世纪，来自现在的德国、丹麦和低地国  家的那批人作为英国人的先辈开始大量定居下来。他们来此的动机，也 已显而易见。他们是奔着领土而来。移民者的数量现已无法统计，大约 有2万到20万人口在5—6世纪期间，离开纷乱的森林，来到这片新大陆。他们携带的物品与在易北河沿岸的墓葬中发现的一样。此外，他们 还带来了后人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的种子。

    今天，生活在英格兰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先辈们身上都发生过什 么?过去的一切是灭绝了还是被吸收了?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恰恰是 因为它涉及盎格鲁圈价值是否从最开始起就是在多民族背景下形成的?!历史学界对此问题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直到最近十年间才取得了 明确的共识。

    人们一度相信这样的观点：盎格鲁——撒克逊人几乎全部取代了本土 原住民。据说，幸存的不列吞人被赶到了威尔士、康沃尔、英格兰西北 部和苏格兰西南部。当然，还有布列塔尼，在那里，盎格鲁——撒克逊人 和不列吞人轮流为治。

    支持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证据前面都已提及。第一是语言。不列颠岛西部使用的语言，早先是不列吞本地语言，后来是盎格鲁——撒克逊语。其中一个语支，被称为坎伯兰语 (Cumbric), 直到11世纪或12世纪的不列颠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 (British  Kingdom  of  Strathclyde,主要位于现苏格兰西南部)仍在使用。另一个语支，是康沃尔人说的凯尔特语，直到19世纪才完全消失。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威尔士人，今天还在说 威尔士语。

    这些古老的语种被语言学家们通称为不列吞语或者凯尔特语。然而，不列吞语在英语中似乎已难寻踪迹。如果说，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说 的，两种语言间还存在什么族群上的亲缘关系，那么,我们大概可以寄 望在我们今天的谈话中，找出一些凯尔特来源的词汇。然而，事实上， 这样的词几乎很难找到了。即便有极少数量的，比如峭壁 (crag) 、 突 岩 (tor) 、 深 谷 (combe),  也只有一些标示英国西北部独有地理特征 的专有词汇。这些地区如今已经成为讲英语的天下，盎格鲁——撒克逊遗 风已成绝响。

    第二个证据是一部6世纪以来的英国史史书《不列颠的颠覆与征服》 (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由威尔士修士吉尔达斯 (Gildas)  所著。

    吉尔达斯记载了一场种族屠杀。他引用了一封不列吞人向罗马求援 的信，信中叙述了不列吞人的处境：“野蛮人把我们赶进海里，海浪又把我们推回野蛮人那里。两头都是死：要么淹死，要么断头。”然而，吉尔达斯写下这本书时，已是他所记载的事件发生一个世纪以后。他在 书后加了一个年表，像那个年代的所有编年史家一样，吉尔达斯相信上 帝眷顾或惩罚整个国家。既然耶和华发动亚述人反对以色列人，那么, 吉尔达斯也支持异教入侵者声讨已经堕落的不列颠基督徒。这与他认为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上帝之鞭，是一支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力量一脉相承。

    常识还提供给我们更加意味深长的画面。一部分不列吞人作为被征 服的属臣，不仅留在了岛上，还与新来的征服者结成了同盟。我们知道，数世纪之后的威尔士和英吉利联盟也是如此。类似情形在欧洲本土 不乏其例，日耳曼战争时期德国就与本地巨头联手而治。每当两民族之 间存在显著的技术性差距时，人口迁移就会发生(不过，在前述例子中，不存在这样的差距)。

    当然，这些语言学上的证据也不能说明：英语中不列吞词汇的消失就意味着其使用者也灭绝了。这和我的母国秘鲁的情况一样。在秘鲁， 大约有40%的人口是本地原住民，20%是白人，剩下40%是混血。本地  原住民中的一部分(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5%)仍然说他们的本土语言克 丘亚语 (Quechua)和艾玛拉语 (Aymara),    其余部分，包括几乎所有 的梅斯蒂索混血族群，都说西班牙语。秘鲁西班牙语比起当代伊比利亚 人说的西班牙语还要纯正，它也包含极少量克丘亚词源的词汇，就像英 语还保留部分不列吞词汇一样。

    将来的历史学者，如果也只是依据语言学证据立论的话，很可能得 出本土秘鲁人已经被屠杀或驱赶殆尽的结论。这样的结论肯定有问题。 尽管这些人沿袭了征服者的生活习俗，以及更多的征服者的语言、法律、宗教和民族意识，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本土族裔的主体。我 们不难想象，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5到6世纪的英格兰。

    甚至早在它可能成为DNA样本之前，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讨论灭 绝的问题了。那些地点名词显示出英吉利人的生活足迹甚至到了日耳曼 腹地。举例而言，有几个英语市镇的名字中带有“eccles”的词干，这个  词干来自拉丁词的“教堂”。在诺福克现在还有“海上教堂”(Eccles-on-Sea)  的地方，显示出即使在英格兰最东边，也曾有大量的基督徒(当 然也是罗马一英吉利人)会集在此举行敬拜活动。

    此外，英语中还有一些双音词地名，也就是将不列吞词和盎格鲁一 撒克逊词叠加在一起来表达相同的意思。比如，在白金汉郡，有两个相 邻的村镇叫“布瑞尔”(Brill)和“切特伍德”(Chetwood)。 “布瑞尔”的 词根来自凯尔特语“白瑞格”(breg),  意思是“高山”(hill)。而“切特  伍德”一词，则来自凯尔特语“切特”(cet),      意思是“林地”(woodland) 。 于是，上述两个地理名词就成了“高山高山”和“树林树林”的双拼了。

    从这两个词，或许可以推测出撒克逊入侵者对了解本地原住民大概 没什么兴趣，以至于连本地词汇中最基本的“山”或者“树林”都不知道，还以为“布瑞格”和“切特”就是某座山或者一片树林的名字。不过，如果 把这两个词视为两种独立的语言共存的地方出现的联合命名的产物，也 未尝不可。比方说，你在比利时，看到某些路标，就能知道这个城镇曾 经有截然不同的法语和荷兰语名字，像卑尔根(Mons/Bergen) 等。又  比方，法国和荷兰两国交界的边境地区保留了极少数相当独特的外来词，这些联合词语清晰地显示出两大语种的共存。

    (《指环王》的粉丝们或许会发现“布瑞尔”“切特伍德”这样的词相 当眼熟。当霍比特人离开夏尔郡，他们投奔的第一站就是切特森林外、 布瑞山下的布瑞镇。要知道，托尔金可是牛津大学的盎格鲁——撒克逊语 教授，他对英语地名命名学当然颇有造诣。)

    很长时间以来，物种学方面的研究毫无进展，甚至至今仍无定论。 尽管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倾向于人种混合说，还是有些历史学家仍然坚 持灭绝论的说法。过去十五年间，人口遗传学这一相对年轻的领域开始 向我们展示越来越清晰的图景。

    大量研究表明，现代英国人的祖先，不仅来自古撒克逊人，而且来 自古凯尔特人。现代不列吞人的基因排序和他们石器时代的祖先有着惊 人的相似性。1997年，传来令人振奋的考古发现，在萨默塞特郡的切达 地区出土的一具最早的英国人(被称为“切达人”,Cheddar)   骨架，测  定为公元前7150年；并且，这具“切达人”骨架的DNA与两位切达现住居 民的DNA完全匹配。

    2007年，牛津遗传学教授布莱恩 ·赛克斯 (Bryan Sykes) 主持的一 项研究对超过6000份样本进行检测后，宣布，“现在的英格兰南部人中，只有10%是撒克逊人或者丹麦人的后裔…..英格兰北部，这个比例 上升到15%,东英格兰是20%”。另一位遗传学家斯蒂芬 ·奥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则认为80%的英国人的DNA可上溯至公元前 4000年左右的早期农民，其中大部分农民来自伊比利亚。

    其他研究，尤其基于Y 染色体(也就是只在男性遗传基因中携带的片段)的，显示出英国男人的遗传基因中有着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成分融入。2002年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发现，英格兰中部男性在生物遗 传特征方面，与来自荷兰沿岸弗里斯 (Frisia)   的男性几乎无法分辨，但与威尔士人却存在明显不同。伦敦大学学院2011年的一个项目研究也 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发现，50%的不列颠人携带的Y染色体片段与丹 麦和德国北部的人几乎一样。

    如何看待这些数据间存在的差异?部分解释是这个学科仍在发展  中，各项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然而，有一个结论渐已浮现， 那就是：Y  染色体调查(也就是父传子序列)显示出了强烈的日耳曼血 缘延续，从中我们大可推导出盎格鲁——撒克逊男人们娶了当地人为妻。

    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是最常见的婚姻模式。我们也可由此证据 合理地推定，当你自东向西横穿英国旅行，日耳曼祖先的血统逐渐稀释。

    我们也可看到，虽然英国人的后代热衷于追寻他们的种族起源，但，上帝保佑，他们从未采用过欧洲大陆当代人的做法。在英国内战中，有一些议会的支持者乐于将他们自己视为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在为推翻衰落的、诺曼底后裔的专制制度而战。在他们心目中，法律、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是他们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生而具有的 权利的一部分，是塔西佗笔下远古的日耳曼部落会议的祖传家产。

    圆头党人约翰 ·黑尔 (John    Hare) 在1640年说：“我们的先辈继承了 日耳曼一支传下的血统，他们没有将自己混同于不列吞的原住民，而是 把后者赶了出去。他们取得了绝对的土地所有权，因而得以保全他们的 血缘、法律和语言不被破坏。”

    类似论调在革命时期的美国爱国者中也能听到。托马斯 ·杰斐逊将美利坚人视为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他们为新世界带来自由，并 且使自由具有了比在旧世界更为纯粹的形式。(必须要申明一点，本杰 明 · 富兰克林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对日耳曼一系评价甚低。)

    将自由视为一种传自先辈的习惯性权利，这一观念可以一路追溯到 古日耳曼部落最早的森林集会。这样的自由观直到20世纪30年代，依然 极大地激励着整个盎格鲁圈的作家们。其后，纳粹的疯狂举动使得种族 理论声名狼藉，英吉利与日耳曼的血缘联系说也随之失宠。

    从各种遗传学证据可以看到：即使不是毫无依据，这些理论也有颇 多夸大之处。英国人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日耳曼种族。最早的盎格鲁一 撒克逊人，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不列吞人相融合。他们的后代后来 又与丹麦人、诺曼底人、弗莱芒人、胡格诺教徒、犹太人、克什米尔人、孟加拉人、牙买加人相互融合。在新世界，他们更吸收了来自各个 大洲和群岛的人群。心智的交流，胜过了床第之欢，最终铺就了关于组 织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坚实道路。

    盎格鲁圈的多种族特性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丹尼尔 ·笛福1在1703年发表的《真正的英国人》 (The True-Born Englishman)，其嘲讽语气就刺激得没几个国家能消受得起：

    始于全人类的杂交体， 这就是英国人。
    激烈的强迫，愤怒的欲望，生下了
    涂脂抹粉的不列吞人，或者是苏格兰人?
    是谁的种，就学谁的样儿，
    给小母牛上轭，犁罗马的地。
    一开始，就是一半这一半那的混血种，
    也不知是谁的名字，哪国人，
    说什么语言，祖上名声如何。
    新的混合体快快地诞生，
    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后代。

    就像理查德 ·道金斯2所说，盎格鲁——撒克逊价值成为一种遗传基因，即使缺乏任何生物学介质，依然顽强地传承下来。它解释了为什么 百慕大不是海地，新加坡不是印度尼西亚。

    这些价值在最早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中，在黑暗年代，在暴力与 失控中，就已种下。三个相互关联的观念，注定要改变人类：第一，个 人自治的观念，包含在契约与财产权中；第二，集体决定须由代表作出，代表须向选出他们的共同体负责；第三，法律不仅仅是统治者意志 的具化，它作为传自先辈的习惯性权利，约束国王一如约束最卑贱的臣 民。

    盎格鲁——撒克逊价值在过去三个世纪以来改变了我们，使得数以亿 计的人得享前所未有的生活水准。今天，这些价值传布之广，以至于我 们视其为人类进步的成就。想象它们自最初提出至今，其间经历了多少 变革，还真得好好花一番功夫去考查。

    从“贤人会议”到水门事件

    当比尔 ·克林顿眯起他性感的眼睛，对电视节目采访者说“我跟那女 人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时，他正在一个由早先英国人发明的程序中艰难 求生。这套程序使得一国中即使权力最大的人也不得随意改变规则。

    弹劾被用于对抗那些王国中的头号人物：从1376年拉蒂默勋爵(Lord   Latimer) 因贪腐和勾结法国受弹劾，到1806年梅尔维尔勋爵 (Lord    Melville) 因挪用公共基金被弹劾(后虽被判无罪，但也遭到了 实质性惩罚)。

    共和党人在国会中发起的纠问克林顿总统的程序，并非碰巧和中世 纪英国使用的程序相类似，而是就是这套程序。英国人把这套程序带到 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被早期殖民地宪章奉为圭臬，其后又写进了《美 国宪法》第一条。

    弹劾是一种例外救济措施，它的极少使用正反映出它的分量。英国 议会往往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间都没有弹劾案，例外集中于1640年到1642年的动荡时期。议会在经历了长达十一年的解散之后，被查理一世 国王重新召集。在这“十一年专制”期间，议员们积累了太多对政府的不 满，决意寻求司法救助。在英国历史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弹劾案件都 发生在那两年间。议会领袖们想通过复活古代反对专制统治者的做法来 实现诉求，他们发起了弹劾查理一世大臣的程序。

    议员们的怀旧情结为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增添了一抹罗曼蒂克色彩，但这也没什么错。通过会议决定革除违反法律的官员，甚至是国王，这样的观念实际上在诺曼时代前便已有之。如我们所见，盎格鲁一 撒克逊大会(也就是“贤人会议”),有时会以君主滥用职权为由拒绝其 提出的要求。

    等一等，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令人震惊的事实。早在一千多年前，英 格兰就已确立了统治者须到选举产生的大会前受审的先例。也就是说， 法律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命令，也不仅是对《圣经》的权威解释，而毋宁 说是一套属于王国中每一个自由民的天赋之权。规则不是出自政府，而 是立于政府之上，约束国王一如其约束最贫穷的自由民。如果君主不遵 行王国内的古代法律和惯例，他就可能遭到罢黜。

    英语民族至今仍然常常提到“国家的法律”(但这其实很特殊了)。 国家的法律不是国王之法，不是上帝之法，而是人们在这个国家中固有 的一套权利和义务，世代相续，逐渐生长，成为每一代新人拥有的宝贵 遗产的一部分。

    当然，国家的法律是以国家为前提的。国家不仅仅只意味着单一政 府之下的领土，还是得到其所属的全体自由人承认的共同体。如果主权 者自身必须遵守法律，那么,就必然还有一个更高的合法性来源。这个 合法性存在于国家的固有规则的观念中，用英国人在反对试图毁掉这些 规则的约翰王、查理王和乔治三世时所使用的一个习语来说，即“不朽  的法律与惯例”。

    英格兰法律演进的历史，以及由此传遍盎格鲁圈的自由的历史，便 是英国成长为共同体，即民族国家的历史。

    第一个民族国家

    想要在民族国家之外，去发现正义、自由或者是代议制政府，几乎 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看到，全世界范围内的移民几乎都是从专制国家 阵营流向基本上拥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民族国家的兴起是18世纪至今西 方成功的关键要素。然而，足以令人震惊的是，英格兰在数世纪前就已 经完成了这一过程。有了英格兰的民族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契约意 识，令人惊叹的进步接踵而来。

    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早期现代现象。在欧洲 大部分地区，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民主事业不可分割。

    在18、19世纪，当激进分子开始鼓动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理念 时，他们立刻发现“人民是什么”这个问题冒出来了。换句话说，民主进 程将在什么单元内展开?

    事实上，他们提供的答案也是唯一可能的答案。人人都认同政府是 从他们手中产生的时候，代议制政府运作得最好。民主需要“人民”,一 个可以表明“我们”身份的计量单位，就像1942年夏尔 ·戴高乐在伦敦向  已沦陷的巴黎发表广播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民主和民族主权是一回事”。

    大部分民主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赞同按照被统治的 人民的愿望来配置政府部门。直到19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看上去还像 一幅各家王朝通过征服、联姻、偶然事件以及极偶尔回应当地民众的意 愿而打造的拼图。民主主义者希望用获得共同身份的民族统一体来替换 掉这些专制国家。

    他们认为，多民族国家从来不适合搞民主。因为缺乏民族意识，人 民无法形成对国家的忠诚感。一旦有一定数量的国民不愿意归属全体人民，就必然会引发压制措施，民主与自由将两败俱伤。

    事实也是如此。欧洲的大多数多民族大国，比如哈布斯堡、罗曼诺 夫和奥托曼王朝，实行的都是专制统治。一旦治下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他们多半会要求民族独立。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民主的。事实上远非如此。 我的意思仅仅是，国家与民族疆界的重合能够创造出有利于代议制政府 产生的环境。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对于这些出现在19世纪欧洲的论调相当熟悉。 但是，也许担心这种论调可能导致政治失序，他们从未想过将此运用于 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

    然而，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议会，以及类似的单一民族国家， 比如丹麦和冰岛的议会比欧洲大陆的代议制政府早了几个世纪。这一显 著的领先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英格兰出现了公认的单一民族国家。

    直到1861年，当加里波第3把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半岛(现在需减去  罗马和威尼斯)交给维克多 ·伊曼纽尔二世国王4时，意大利人才涌起民 族自豪感。德国则须等到1871年，王侯功臣身着华服，在富丽堂皇的凡 尔赛镜宫宣布威廉加冕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及至1918年，很多欧洲 国家依然处于这样那样的外国统治之下。

    然而，无论依照何种定义，英国在10世纪时就已形成了完整独立的 民族国家，将其他欧洲国家远远甩在身后。排在第二位的据说是丹麦， 在11世纪到13世纪期间完成了统一。冰岛从11世纪开始殖民，后来同样 因为一海之隔与它的邻居分治，成为另一个早期独立的排头兵。葡萄牙 或许创造了另一项记录，有证据显示，他们的民族意识从12世纪即已形 成。然而，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出现在滑膛枪时代，而非战斧时代。

    如何定义民族国家至关重要。及至10世纪，英格兰民众形成了一种 明确的身份认同感。正如历史学者苏珊 ·雷诺兹(Susan   Reynolds)所 写：“英格兰王国的居民习惯于称自己为英国人，而不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并且称他们的王国为英格兰。这不是一个用连字符连接起来的王 国，而是国民认为他们归属同一个民族国家。”

    这样的身份认同维持了一个单一的政府，其合法性在政权所及的疆 域内获得普遍认同，政令实施畅通无阻。按照现代标准，10世纪的英格 兰富裕强大，发行统一货币；尽管也存在地区差异，仍然保有共同的司 法系统。自669年起，英国确立了自己的国教，奉坎特伯雷大主教为最  高主教，约克大主教为副手。

    有一点千真万确，那就是，在任何民族国家，事情都不是那么轮廓 分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向西扩张，被征服的不列吞人先是被英 国人叫做“陌生人”或者“外族人”,后来被称为“威尔士人”(“威尔士人”的原意就是“陌生人”或“外国人”)。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过程。英  格兰的威尔士人最初作为臣服的部族，没有完全公民权，他们在法典中 被列入一个单独的类别。而在这个国家的另一边，与丹麦入侵者后代的 逐渐融合同时也在进行。北部边境变动不居，苏格兰王室周期性地承认 他们南部邻居的宗主权。南部苏格兰中讲英语的人口在11世纪急速膨胀。

    然而，每一个民族国家的边界都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本章开头詹姆 斯 ·卡博尔的话完全成立。英国人是一个民族：盎格鲁民族；8世纪早期，历史学者比德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称呼自己为“盎格鲁族”(Angelcynn)   或“安格鲁族”(Engelcynn)⁵ 。 不惟如是，他们还将他们的民族视为一个国家——这一点远早于其他西方国家，如果我们不把前罗马——以色列计算在内的话。

    独特的发展创造出了早期英国的另外一些特性。不像大多数欧洲国 家，英国没有实行半独立的世袭专制制度。法律由王室法庭在全国范围 内加以实施，而不是通过各地行政官员在本地画地为牢(最北部地区存 疑，那里证据尚不充分)。实权人物聚在全国议会中，而不是去统治半 独立的公爵领地。只有发生战争时，才会动员军队。对常备军的不信任，是后期盎格鲁圈政治的强劲特征，这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王 国的民兵制。

    英格兰的相对稳定带给其居民有长期保障的财产安全。因为国家的 权威没有争议，政权也无颠覆之虞，百姓遇讼，乐于求诸法院，而不是 私以武力相决。一套建立在先例而不是条文法基础上的独特的法律体系 成长起来。英国的合同法及物权规则与大部分欧洲及亚洲国家有很多不 同。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套法律体系日后滋养了现代资本主义。

    民族国家是保存自由的安全容器。公民对自身的身份意识，对国家 权威的忠诚以及所激发出的爱国热诚，都有利于培育公民社会以及减弱 对国家强制的需求。

    英吉利特殊论的这些方方面面将会持续(事实上也确实做到了)强 化英格兰同其他地区的融合，并最终促成了英伦群岛的形成。16世纪到 18世纪期间，不列颠英语文明的独特元素-     普通法、独立的法庭、议 会、契约神圣等-     被拓殖者和管理者带到海外。在前殖民地纷纷独立 后，这些特征基本得到保留。既然英格兰民族国家早期形成过程中还有 这么多故事，那我们不妨就来看一看。

    英格兰的形成

    早期日耳曼拓殖者来到英伦岛上，以家族或者部落为单位定居下来。这反映出他们在欧洲大陆上复杂的来源，而这些单位最终也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王国。一千年后，英国历史学者将这些王国称为“七国”。这 个词语完好地保存到20世纪中期，甚至直到今天，也还见得到。但是我 们无法想象七个疆界分明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因为边境线总在不断 移动，一个政权可能吞并另一政权。被征服的王国得以保存它的身份， 而后，又重以古老的名字出现。

    在6世纪末期，一共有十二个王国；后来，兼并为七个；直至8世纪 末维京人入侵，七国合并为四国：诺森比亚(Northumbria)、 麦西亚 (Mercia) 、 东安格利亚 (East   Anglia) 和韦塞克斯 (Wessex)。

    早在英格兰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就已经有了在整个英吉利民族之上 的“霸权”观念。这一观念在7世纪早期模糊出现，到8世纪早期变得相当 确定，它指的是英吉利不确定的霸主。编年史书给这一霸主地位一个头衔：“不列颠瓦尔达”(bretwalda),     这个头衔几乎就是古英语词“不列  颠统治者”(Brytenwalda)   因抄写错误而产生的变体。一个不列颠瓦尔 达也就是一个可向英吉利其他君主宣布宗主权的最高统治者。

    而这些英吉利君主彼此之间并没有将对方视为外国。他们热衷于攀 亲认祖，展示长长的族谱，将他们的后代通过各支盎格鲁——撒克逊国王 世系一路追溯到古英吉利神——都诺 (Dunor)   和沃坦 (Wotan) 。 在皈依基督教后，他们又成功地搭上了更稀有的一系，从沃坦经诺亚(Noah)  发展到亚当(Adam) 。 显示血缘的目的，部分在于强调他们 庞大的家族——这是一个他们彼此都承认的家族，但不包括邻居爱尔兰、威尔士、法兰克和丹麦的部落首领。英国的概念还未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个英吉利民族的观念了：“安格利”(Anglii)   是其拉丁文的  书面语，“盎格鲁民族”是本地化的说法(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通过语 言来识别的)。相比而言，意大利和德国要等到一千多年后，通用语言 和身份意识才会成为统一的政治体制的前奏。

    在德国，普鲁士主导了统一进程。在意大利，皮埃蒙特(Piedmont)  完成了统一。而在早于前两国一千多年前的英格兰，担此 重任的是韦塞克斯。

    韦塞克斯可谓后来居上。在数国中最早崛起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 是诺森比亚。诺森比亚占据了今天英格兰的东北部地区，其势力在7世  纪达到最高峰。麦西亚据守西米德兰地区，称霸于8世纪。直到前述两  王国以及韦塞克斯均因维京人的掠夺而遭削弱后，他们的邻居才得以在 南部称雄并最终统一了讲英语的民族。

    8到9世纪的激进派在定义一个民族的地位时，往往会采用语言这一 标准，尽管他们承认语言并非永远都是唯一的判定标准。单一的民族为 维持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可能会使用好几种语言，比如瑞士就是这样 的例子。相反，几个不同的民族也可能在同一个语言共同体内共存，比 如都说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的若干民族。然而，语言是最通常的起点，因为它总是一个清晰的界碑。

    民族国家依靠它的国民共同拥有且不能与其他族群分享的国民意识 得以维系。大多数民族运动，不管是否鼓动起一个民族形成一个单一国 家或者是从别的国家中独立出来，事实上总是借助于一个“外国身份”的 反面教材形成的。对意大利人来说，奥地利人就是外国身份。对德国人 而言，那就是法国人。

    9世纪的英吉利人也不例外。事实上，他们更有理由从包围他们的  外国人中区分出他们自己，因为这些外国人正是那个年代令全欧洲闻风 丧胆、恨之入骨的维京人。

    在8世纪末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强盗们开始侵扰英格兰东海岸。793年，维京人劫掠了林狄斯芬岛(Lindisfarne)的一座修道院，他 们为自己如此好运地撞上了一种在修道院里堆满金银财宝的文明而叹讶 不已；更令他们不解的是，修道院的保卫者们竟然会因为宗教信仰而放 弃战斗。和更早前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一样，海盗迅速从打劫转成入 侵，很快占据了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的大片土地。

    我们不难推想，最初的英吉利拓殖者——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 特人(Jute)——有着相似的血缘，讲属于同一语系的方言，遵循共同 的风俗。但是三百年独立发展的历史把他们塑造成了与北海另一边的日 耳曼民族不一样的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转向基督教，而丹麦人继续停 留在异教中。两个民族使用相近的语言，但不再能够通过普通的对话彼 此理解。简单地说，一种异质感使英吉利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共同 拥有的是什么。

    北方人一点一点地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他们吞并了东安格 利亚，在诺森比亚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推行统治，蚕食掉一半麦西亚， 留下另一半与韦塞克斯共治。

    他们渐又开始觊觎韦塞克斯，但最终被唯一一位拥有“大帝”名号的 阿尔弗雷德国王 (King    Alfred) 击败。阿尔弗雷德是一个有信仰有思想 的人，一心想把他的王国建成求知者心中的圣地，后来慢慢放弃了这个 梦想。在他执政的早年间，阿尔弗雷德有一回为躲避丹麦人突袭的追

    击，败逃至萨默塞特郡的一处沼泽地。按照后来的编年史的记载，就在 那一次，他烤糊了饼，养猪人的妻子没有认出他显赫的身份，叮嘱他一 定要留神照看好烤饼。据说，愤怒的农妇竟然责骂他，国王也就不再因 为惦记着对国家的责任而感到抱歉了。当然，这个故事是杜撰的。没有 杜撰的那部分是，从那以后，阿尔弗雷德扭转了战局，击退了丹麦人的 进攻。

    英格兰的第二次征服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阿尔弗雷德开疆拓 土的成果由他的后辈所巩固。他的孙子阿塞尔斯坦 (Athelstan)   打造了领土大致相当于现代英格兰的王国，但是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国王之 间的战争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时期。无论如何，英格兰作为一个民族国 家的诞生在阿尔弗雷德战争时便已奠定了基础。《盎格鲁——撒克逊编年 史》 (Anglo-Saxon Chronicle)有载：“876年，所有自由的效忠于阿尔 弗雷德的英国人(换言之，不在丹麦人统治下)都称阿尔弗雷德为他们的王。”

    这不是英吉利民族的第一个证明。盎格鲁民族作为一个英吉利人种 的概念，起码在8世纪甚至可能更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有所不同的是，所有盎格鲁民族的人，因为他们共同的身份，都应承认一个单一的 主权。

    我们不应过度夸大我们的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者往往带着 目的论写作，认为英吉利国家的出现不可避免，并且将英吉利吸收丹麦 人也视为这一不可阻挡的进程的一部分。但是，9世纪到10世纪的英格  兰同样也是一个更为松散的北欧共同体的一部分。在1018年到1035年间，英格兰的国王是丹麦国王克努特(Cnut),  他同时还自称挪威和瑞 典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英吉利、丹麦和挪威的人口 数量分开来各自统计，不难发现，如果不是征服者威廉将英吉利带出斯 堪的纳维亚世界的话，英格兰很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北欧国家。有一些证 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丹麦主教就承认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权威；再 如，英吉利货币在11世纪的丹麦曾是通用的清偿货币。

    不管怎么说，英国特色的观念和英吉利国家的观念从阿尔弗雷德时 代开始就已经非常强势了，甚至强到吸收了入侵的丹麦征服者的后代。

    阿尔弗雷德把维京人赶出韦塞克斯，持久和平协议使英格兰北部和 东部大部分地区得以保持一套丹麦法律和政府体系，因此，这片地区被 称为丹麦律法施行区。丹麦律法区以约克为首府，在并入英吉利王国之 前大概存在了七十余年(当然，该地区的居民也不全是丹麦人，其中包 括了不少盎格鲁——撒克逊人)。

    在盎格鲁一丹麦混杂时期，我们的语言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发生着改 变。尽管两种语言很大部分是不能互相兼容的，但是它们有共同的起源，说话者双方可以通过一种简化的洋泾浜英语相互理解。古英语和古 挪威语有相似的基本词汇，但它们的前缀和后缀使得交流几乎不可能进 行。只有略去不同的动词变体，不规则复数名词形式和名词的格，撒克 逊人和丹麦人才得以容易地相互理解。

    正是在这个时期，在丹麦律法区，英语开始大步朝它的现代形式演 进。比起其他语言，英语从不故步自封。我们通过添加前后缀，而不是 改变其形式的方式赋予词汇新的含义。在大多数英语动词中，只有第三 人称单数是不同的(随便举个例子：我吃。你吃。我们吃。你们吃。他 们吃。只有“他吃”是不同的)。古英语中的很多不规则名词复数形式在 那个时期被剔除，代之以一种简单的规则，即大多数情况下，你只需加“s”就可以了。诸如此类的改变，以及通过合并维京单词使得英语词 汇表发生的实质性扩展，都来自吸收丹麦人的语言。

    语言上的融合带来了体貌与身份的融合。维京人的后代很快便开始 效忠英吉利国王，以求诸后者保护他们免遭后来的北欧海盗侵扰。一个 世纪以后，他们也讲英语，并自认是盎格鲁人。

    原因不难理解。10世纪正是早期英吉利国家的黄金时期：统一，富 裕，依照法律施治，并且开始形成将自身与邻国区别开来的种种特质。 这些后来发展出议会民主、司法独立与个人自由的种种特征彼时已经在 子宫里孕育。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特征中最重要的一项：依法施治。

    国家之法

    当历史学家埋首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书面记录，首先令他们震惊 的是这是一个何等好法的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很大部分都是 被成文化的法典占据的，有的采用了王室法令的形式，其余则是诸种对 沿袭下来的习惯法的重申。

    盎格鲁——撒克逊人初来时还是剽悍的蛮人，但是，在极短时间内， 便形成了去法庭和平解决争议的习惯。这样的做法向我们显示了早期英 国社会的同质性和有序性。

    英格兰文化与语言的统一在一套通用的法律体系中得到体现。当政 府的权威变弱或者受到挑战时，混乱便会加剧。从这个角度看，英格兰 是欧洲最稳定和坚固的民族国家。在欧陆，领主司法是最普遍的，大贵 族就是他们各自封地上的法律。但是英格兰，早在诺曼征服之前，就已 不再实行封建制度了。和所有武士社会一样，英格兰也有自己的大领主，并且很多领主都领有大片封地；然而，这些封地在各个郡往往被分 割为若干块。贵族从未能形成享有法律特权(举个欧洲最臭名昭著的例 子，贵族就可以不纳税)的世袭阶层；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国家法 律的臣民。

    我们可以在形成这一局面的源头中，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了 不起的观念。詹姆斯 ·卡博尔引用了伊迪斯王后的一封信为例证。伊迪  斯是忏悔者爱德华的孀妇，她曾写信给萨默塞特郡的韦德摩尔百户法院，要求“给武杜曼一个公正的裁判，我把我的马都交托给他，他却拖  欠我租金六年之久”。韦德摩尔法院最后怎么裁判，我们不得而知，但  我们很难想象11世纪的地球上任何别的地方还会有类似案件，王国中的 第一夫人竟然会为一桩私人事务向如此卑微的公共法庭提交请愿书。

    “普通法”这一术语一直到12世纪中叶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才开始使用，但这一概念却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这一领域最优秀的历史学者帕 特里克·沃莫尔德 (Patrick   Wormald) 领衔的研究成果表明，诺曼人制定 的法典化法律大致可上溯至威廉征服时期，普通法的原则与实践在全国 范围内一体适用，其主要分支即百户法院。

    如今，全世界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普通法系地区。除英语 以外，普通法堪称整合盎格鲁圈的主要统治者。它在绝大多数前不列颠 领土上得到实施，爱尔兰也适用普通法，唯魁北克和苏格兰例外(这点 够让人奇怪的)。它的变体，与和英吉利有共同祖先的近亲一起生长起 来，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能找到。

    普通法与盛行于欧陆及其殖民地的罗马法的最大区别在哪里?简单 地说：大陆法模式是演绎的。一部法律从大原则开始一路制定出来，然 后是那些运用于具体案件的小原则。对于那些在罗马法或者拿破仑法系 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让他们震惊的是，普通法是恰恰相反的。它由一 个案例接着一个案例逐渐累积而成，每一个判决就像一个起点指向下一 个纠纷。“遵循先例”是所有律师都明白的原理：以前的判决结果作为先 例，具有不可更改的效力。普通法就是这样经验的而非概念性的，它总 是和来自真实案件的实际判决紧密关联在一起，并且始终关注这些判决 结果是否因为案件情况不同而需要做出修正。

    所以，普通法有时又被称作“法官造的法”;但是，正如哲学家罗杰 ·斯克鲁顿 (Roger Scruton,他本人也曾做过出庭律师)指出的：“普通 法是法官所造的法，正如道德法是诡辩家所造的法。”让我们想象一下  法律是如何逐步被重新发现的，这或许会很有帮助。正如一个好人不见 得就是一个高明的哲学家，普通法承认：做正确的事也不意味着就解释 得出为什么做对了的原理。我们通常知道正确的行动方式，但确实说不 清其中的道理。法律争议也是如此。某个单独的案件很可能有一个明显 公正的救济措施，一个符合每个人公正观念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却不一定能干净利落地表达为一个普遍化原则。盎格鲁圈民族注重 经验的特性使得他们不喜欢纯粹的理论推理，这一特性从一开始起就被 熔铸进他们创造——或者毋宁说是发现-    法律的方式中。法律不是某 个抽象原则的具体化，毋宁说，原则通过现实的规则一步一步被淘洗出来。

    “国家的法律”这一观念，意味着法律是所有人的财富，而非统治者 的工具。这个观念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得到体现。法院是分散制的，各地 都设有法院。比较重大的案件由郡一级法院审理，不那么重大的则由更 小单元即百户法院处理。所有案件中最为重要的需提交国家一级的中央 法院管辖，最终导致了高等法院在中世纪的诞生。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在 郡法院巡回审案，形成了“巡回区”。其中最高法院是盎格鲁——撒克逊贤 人会议，也就是枢密院，负责审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案件。

    在早期，重要的案件庭审开始引入由一些普通市民组成的陪审团。 盎格鲁——撒克逊陪审团和今天我们在盎格鲁圈看到的陪审团很不一样， 他们的作用是考察被告人的品格，并在证据基础上作出裁判。无论如何，是他们驯化了法律，强调法律为整个国家而存在，而不纯粹是政府 治理的工具。托克维尔把普通法看作保卫盎格鲁一美利坚自由的坚实堡 垒，他说“陪审团是人民主权原则最直接的应用”。

    尽管像所有人类的制度一样，陪审团制也是有缺陷的，但它始终是 盎格鲁自由的支柱。它确保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相区别，无罪推定不仅 仅只是形式，案件起诉必需超越合理怀疑。同时，它还防止法律过度偏 离大众普遍接受的常情，因为如果某一起犯罪可能导致不恰当的惩罚的 话，陪审团会拒绝定罪。总之，它使得整个国家都在司法监管之下。参 与陪审团服务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项义务。由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实践中，法律都依赖于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家庭。是的，这就是国家 的法律。

    作为国家的而不是国王的法律，盎格鲁——撒克逊普通法有四大根本特征与当代大多数民法体系相区别。第一，它尤其强调私人所有权和自 由契约。在很多欧洲国家，占有期限是国家决定的，财产权是不确定的 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这种情形委实可笑。法律来自人民，而不是 政府的发号施令。

    直到现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的法律制度都限制个人对其财产的自由 处置权。举例来说，某个人去世后，一部分房产通常会留给在世的家庭 成员。英格兰在此方面的规定非常特殊。即使这个人死了，法律也更看 重他的遗愿，而不是在世家庭成员们可理解的需求。这一特殊规定产生 了诸多后果，它使得信托和市民社会的基础成为可能，并且在乡村地区 创造出了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农民社会。

    第二，普通法建立在“不禁止即合法”的观念上。想捣鼓什么新点子，无需得到政府许可。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不列颠和欧洲大陆的不同之 处。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英国人很大程度就是反感这种他们认为的不必 要的干预，但是，对欧盟官员来说，“没有规制”基本上就等同于“非法”。我几乎天天都能看到这种对比。我经常在欧洲议会上问：“为什么 我们需要一份新的草药指导目录?”看，答案马上就来了-    “因为没有 啊!”在英格兰，草药商自亨利三世统治时就已经实行行业自治了；而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这种情况从来没出现过。

    第三，监督国家法律是每一个人的事。警察从来都是穿着制服的公 民，而不是国家的代理人。他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拥有更多法律上的权力，除非地方法官临时性地、非永久地授予给他。在英格兰大部分地 区，法律官员直接对他们的社区负责-     这种情况一度在全国也是如 此。

    2012年11月，英格兰推行了——或者不如说恢复了——行政司法官 员直接责任制，要求警察队伍向郡长负责。我也曾为推行这一政策鼓与 呼，并且提议仿照美国的做法，将郡长称为“县治安官”。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 在一份关于英国人如何丧失历史感的悲观评论中放弃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其核心小组认为这个头衔听上去“太美国化了”。事 实上，治安法官一职和其他很多职位一样，都属于看似美国制造而实际 根在英国的产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是国家的而非君主的这一事实，需要通 过一个反映民意的裁判庭来加以确认。这个裁判庭初现于盎格鲁一撒克 逊时期，复现于诺曼人入侵之后，在今天，则演变成国会。有些正式场 合，它们还会自称为“国会法院”。

    盎格鲁——撒克逊贤人会议起源于小一点的郡和百户法院，正如枢密 院之于中央法院。这种级别较低的大会，尽管被认为是法院，也具备了 很多议会特征。参加会议的人，不仅有大地产主和高级教士，还包括所 有世袭地产保有者。除了解决法律纠纷，他们还经常确定本地税率。实 际上，他们组成了本地议会。在这里，郡或百户区的事务得到公开解决。当英国成为统一国家之后，这样的特征通过贤人会议在全国一级得 到复制；而贤人会议在诺曼统治时期，有了议会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 延用到今天。

    议会最初并且如今也不时作为最高法院出现，这一点常常被忽略。 英格兰历次宪法运动，从1215年宪章运动到1688年光荣革命，都演变为 法律危机，并且最终都通过新的法律章程得以解决。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议会的故事。

    英吉利民族的贤人

    两千年前，罗马史家塔西佗向他的同胞讲述了居住在帝国之外的蛮 族人的一些轶事。他写道，日耳曼原始部落习惯于召开公开的部族大会 来决定他们的事务。他们的首领从不独裁，总是依据众人的同意来施政。部落统治建立在“许可”之上，而非依赖“强制”。他们的人民不是臣 民，可以平等而自由地参与自身事务的管理。

    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 (Germania) 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盎格 鲁圈广受欢迎，就像它在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一样风行。(孟 德斯鸠频繁地引用这本书来证明法国人的祖先是法兰克人，而不是高卢 人，因此他们也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召开民众大会是条顿民族自史前 时代就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一观念也自然地传递给了他们的后代，尤其是那些在他们的时代渴求民主政体的人。

    就像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塔西佗在写作时心里始终有一个时间 表。他把日耳曼蛮族人奉为共和德性的模范，是想羞辱他那个时代的罗 马同胞正忍受的权威统治和奴隶制。当然，这也使得塔西佗在英、美、 德作家圈比在拉丁语国家更受欢迎，因为追随者们从天性和脾气上倾向 于自由的特性与他更为投契。

    进入20世纪，这样的观点开始变得有些过时，极端爱国主义分子、 反政府主义者以及种族主义者认为它们已经和时代脱节。但是，没有人 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塔西佗是错的。部落大会早已是日耳曼社会先民时 期的共同特征了。在后来的史料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处理事务的 古老方式。随着部落大会结构和功能的演变，一些核心职能，诸如宣布 国王的合法性、解决法律争议、确定税率等，逐步稳定地出现在很多罗 马一日耳曼王国中。一般来说，这种现代议会的原型是依据一种共同的传统确立下来的，而非在某次革命后突然出现。

    史料明确显示：早期英国国王通过他的人民会议来统治。比如，有 这样的例子：7世纪20年代，诺森比亚的埃德温(Edwin) 在一次“贤人  会议”后改变了宗教信仰；而在都铎王朝时期，国王会要求议会批准接  受新教。我们还能读到，韦塞克斯王室在7世纪90年代通过主教和贵族  咨议会来发布法律。我们也知道，这些咨议会(尤其是郡一级的),在 确定税率时扮演了重要角色。早期的麦西亚史书也曾特别记录过一例本 地“议会”通过的免除某项财政负担的决定。

    当然，如果宣称这样的部落会议就是民主立法机关，无疑是荒谬 的。但无论如何，随着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发展和巩固，我们能发 现，这种“贤人会议”与后来的议会制的会议具有很多共同点：
    第一，它是主权和统治合法性得以确认的论坛。举一个例子，这类 会议是少数极庄重的场合之一：君主需着皇室服饰出席，后来发展为要 求君主持权杖且佩戴其他王位徽标。这一传统在大不列颠一直延续到今 天。
    第二，它有权批准王国内最重要的决定，比方说国库收入、重大法律纠纷的解决。
    第三，至少到9世纪，“贤人会议”一直常规性地召开，会期往往与  重要的基督教节日重合，比如复活节、圣诞节和显圣节。(在很多盎格 鲁圈国家，这些日期至今仍然限定了议会的会期表。)
    第四，它把教会高层、世俗贵族及第二序列的土地所有者拉到了一 起。主教、郡长和大乡绅⁶在会上共聚一堂。这种古代的代表构成在今  天英国上院仍然依稀可见。上议院中有主教，也有世袭贵族。这些世袭 贵族议员在1998年议会改革达成的方案中，保留了92名世袭议员席位。 当然，这样的代表构成与后来的中世纪代表大会非常相似，后者也具有 无可否认的议会特征，就像议会史权威J.R.麦蒂考特 (J.R.Maddicott)在评论10世纪的贤人会议时所说：“伯爵’代替了‘郡长’,‘男爵’代替了‘乡绅’,我们现在和早期议会的面貌其实相差不大。”

    我们可以从名称上看出这一机构的不断规范化。在历史记载中，“贤人会议”(witan)   变成了大写的“贤人会议”(Witan) 。9    世纪80 年代，阿尔弗雷德的咨议会被称为“盎格鲁伯爵的贤人会议”,是“全英  吉利的大会”。在后来的史书中(尽管为数极少),我们能看到一些明  显更为规范的名称：“贤人会议”(Witenagemot), “议会”——这是维多 利亚时期的人们最喜欢用的名字，那个时代的人们非常想建成有着最长 世系的永久议会。就像最常见到的情况，此后的历史学家也时常生出一 种反感，认为这样的议会谱系充满了自鸣得意和民族主义的骄矜。然而，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逐渐反思。

    牛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同时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研究的权威 人物詹姆斯 ·卡博尔说：“代议制起源于黑暗时代及中世纪，这一观点没 有时代错误，是完全可以得到论证的。”….“实际上，它可以被看作宪 法性自由的历史在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时期即有了极其重要的起点。”

    J.R. 麦蒂考特所写《英国议会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English Parliament)  堪称此一领域杰作。他在书中将贤人会议和其他欧洲议会  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无论在代表构成、税收的决定权，还是其存在方 式上，贤人会议与其他会议都有着质的不同。他说：“在西方世界其他  地区，日耳曼式的立法传统到10世纪时已告终结。而这一传统在英格兰 得以保存并发展，实在是罕见的特例。”贤人会议不仅是王室立法的伙  伴，同时也是那些有可能制约国王的制定法的守护者。麦蒂考特说：“在英国例外论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疑议。”

    英国例外论在11世纪早期威廉征服之前的王位斗争中，可以得到更 加清楚的体现。

    英国早期的王位继承部分是通过选举决定的，后来才有了“法定继 承”和“天赋王权”的观念。在诺曼征服以前，加冕礼必须在贤人会议确定了王位继承人之后才能举行。比如说，阿尔弗雷德的儿子爱德华就  是“被王国中的智者选为国王的”,伊德雷德 (Eadred)   也是在946年“由 贤者选举”成为国王的。

    国王与贤人会议之间的互动机制通过加冕宣誓被确立了下来。首次 宣誓仪式是由973年埃德加国王在巴斯 (Bath)   举行的。宣誓的目的，当然在于加冕能够被所有在场的人理解，它很长时间一直作为英国独有 的，而非在拉丁语国家中常见的仪式而存在。埃德加国王在那个场合中 所立的誓言，与九百八十年后其后嗣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誓词惊人地相 似：“(我将)捍卫国家，谨守法律，保护教会，公正统治。”

    其实，这就是“政府依约而治”理念的雏形。按照这一理念，统治者 和被统治者均受某一特定协议的制约；如果统治者违背其他一方的契约，那这单交易就算结束了。契约在盎格鲁世界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反映出了人民对于法律、商业、宗教和政治的理解。透过约翰 ·洛克的  著作，契约最终成为盎格鲁圈政府理论的基石。国家的建立，正是我们 的祖先在远古过去立下的“原始契约”的具体表达。-     这里，洛克称之 为“原始契约”。他的理论在美国宪法中得到了实质性体现，后来传遍整 个自由世界。

    然而，真正具有批判意义的变革，是契约必须要由一个代表组成的 大会来执行的理念。很多欧洲中世纪国王都举行涂油宣誓仪式。涂油也 好，宣誓也好，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宗教激励。它是在一国最高主教的见 证下，向上帝许下承诺。大主教主持整个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 在新登基的君主头顶敷油。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六十年前加冕时，很 多英国人都去买电视，以便能收看这一盛况。直播中唯一没有播放的部 分便是涂圣油。

    真正的例外之处，不在君主的誓言，而是这样一个理念：君主是要 受其国民代表的约束。国王不能成为他本人是否兑现了守法誓言的法官，这个任务交给了贤人会议来裁定。

    1014年发生的事情，近乎奇迹。当时的英格兰处在“史上最倒霉的  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 (Ethelred)    治下。埃塞尔雷德二世就是史家们所 称的“无准备者”,这个绰号来自时人的错误拼写。“无准备”的原意是“糟糕的主意”,因为埃塞尔雷德二世在位期间恰逢英格兰遭受着丹麦 人最频繁的侵袭，于是，国王便不断向入侵者支付赎金以换取和平。这 笔钱最后当然通过沉重的赋税加诸人民头上。-     这种情况在盎格鲁世 界实在不多见。最糟糕的是，这笔贿赂(又被称为“丹麦金”)没起到作 用。丹麦人接受了赎金，答应解甲归家；但仅仅等到下一个“狩猎季”,  他们又卷土重来并且要求得更多。就像吉普林后来写下的：

    说是拿钱可消灾；
    可我们已是一而再，再而三。 一旦给了丹麦金，
    你就永远别想摆脱丹麦人。

    到了1014年，一系列灾难降临到英国人头上。丹麦人占领了伦敦， 埃塞尔雷德弃位而逃，流亡诺曼底。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史无前例。贤人会议给了埃塞尔雷德一个复位的机会，前提是他同意他们提出 的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再课以重税；古老的法律-     其第一 次出现是以“远古的习惯”或“古代良法”的面目-      必须受到尊奉；国王 必须发誓将来接受贤人会议意见的指导。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进步，然而却奇怪地被人们忽视了。当我们回 顾英语世界宪法自由的历史，尤其是在代议制政府高于君主制这一点上，历史学家们总会列举《大宪章》的签订、西蒙 ·蒙特福特的胜利Z、英国内战、光荣革命，以及美国革命。然而，在这里，《大宪章》签订 整整两个世纪以前，我们看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先声：国王即位是有 条件的，法律大过国王。

    当然，也有人会说，1014年的事件并不算典型。因为彼时王国危如 累卵，国王又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然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标志 性事件不也同样如此吗?召回埃塞尔雷德的特殊意义，恰因它不是一个 偶然事件，而是一种新宪法秩序的开始。

    之所以得此结论，是因为就在埃塞尔雷德于两年后去世，英国王位 被指定给丹麦国王克努特时，也附加了同样的条件。至于克努特，显然 是求之不得，他承诺不再加税、惩罚王室及城镇官员滥用职权，并且遵 守国家法律。

    在所有这一切中意义最为深远的，当属贤人会议逐渐实现了它的代 议制功能；也就是说，贤人会议不仅是为它的成员(乡绅和郡长),而 是为国家这个整体而存在。邀请埃塞尔雷德回来复位的是“全体贤人”,  但他的承诺针对的却是“全体人民”。换言之，他是在通过议会向由议会 代表的国家说话。

    同样，当克努特在两年后被贤人会议附条件地授予王位后，他也采 取了信守誓言的方式来接受这些条件。这一切用英语记载在一封信中。 这封信或许是希望在郡法院宣读的，写信人写给“他的大主教和地区主  教，索克尔伯爵以及所有伯爵，和他的全体人民，不管他们是要偿付1200还是200赔偿金，是教徒还是俗人，只要是英格兰的朋友就行”。后 世所称的“实质性代表”的概念，在此已经可见一斑。

    1035年，克努特撒手人寰，贤人会议在牛津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 谁是下一个继承人。此时，再无可能将此类会议视为对王位争议的例外 性解决方案，它们已成为惯例。

    由此，1041年，当忏悔者爱德华被从诺曼底召回准备继承王位时，他先在汉普郡海岸的赫斯特角 (Hurst Head) 与“全英格兰的大乡绅”会晤。会上，他得知，如果他发誓遵守克努特时期的法律，方可被推举为 国王。在当时英国人心目中，克努特时期的法律已经变成了在王位赓续 时要求后世遵守的“古代良法”。

    不妨想一想这一进步的惊人之处。国王在索伦特海峡沙滩胜地参加 会谈，会上开出了一套我们今天称得上是“宪法性约束”(而不是专断)  的要求，即他必须服从为这个国家说话的机关所确定的法律。

    按照当时欧洲的标准，英格兰已是相当繁荣的地区。但是，无论如 何，对于全人类来说，那都是一段悲惨的时期。对有幸没有早夭的英格 兰人来说，预期寿命只有42岁左右。一项对公元400年到1000年间65处  墓葬的研究发现：没有人活过45岁。文学作品仅限于在数量极少的僧侣 和抄写员间流传。医学落后得难以置信。绝大部分人口的生活都得靠每 周七天的繁重劳动维持。不列颠岛总人口不超过200万。然而，我们也  能辨识出作为现代宪制政体的某些特征：国王不得高于法律，相反，法 律高于国王；法律不得被留给主权者或者教士的良心，而是掌握在自我 定位是为整个国家说话的代议制机构的手里。

    七个多世纪以后，在起草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的过程中，约翰 ·亚  当斯给宪制政体下了一个最简洁准确的定义。他这样写道：共和国的权 力必须被分开并保持平衡，“归根到底，它应该是一个法律的政府，而非人的政府”。

    10世纪的英格兰无可否认地踏上了追求宪政自由的道路。在这条路 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们也许永远无从得知。因为，就在1066年，它被粗暴地拽出了北欧世界，臣服于欧洲的封建制。哈罗德 ·葛温森 (Harold Godwinson), 这位英国贵族，软弱的王位继承人，仅得到贤人会议顾  虑重重的支持。哈罗德被诺曼底的威廉赶跑，后者坚信自己才堪当位。 这是对英格兰、贤人会议以及自由的致命打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 说，尤其是在相当部分权威人物看来，1066年后的六百年历史都是在为 翻转诺曼公爵登陆所做的长期不懈的努力。

    注释

    1 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作家、记者，代表作《鲁宾逊漂流 记 》 。

    2 Richard Dawkins,英国演化生物学家、行为学家和科普作家，牛津大学教授，代表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3 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爱国者、军事家，献身于意大利统一运动。

    4 Victor Emmanuel IⅡ(1820—1878),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

    5“Angelcynn”和“Engelcynn”皆为古英语词汇。

    6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大乡绅，贵族阶层成员，级别在郡长之下，其身份可世袭，以提供某些服役而获得国王或其他贵族的土地。

    7 1258年4月，以西蒙·蒙特福特 (Simon de Montfort)为首的男爵，全副武装去见国王，要求后者放弃征税，进行政治改革，以更好地遵守《大宪章》的 要求。1258年6月，亨利三世被迫召开了被称为“狂暴议会”的会议，会议上贵族 们迫使亨利三世接受了《牛津条例》,规定由15名贵族参加的委员会与国王共 同施政，国王采取的任何措施均得他们同意方能实施。而这15名大贵族和另外 选出的12名大贵族组成“议会”,每年定期召开三次会议。未经会议同意，国王  不得任意没收土地及分配土地，亦不得擅自决定对外战争。从此“议会”这个词  就广泛出现在英国的社会生活中了。

    第三章 重新发现英国

    诺曼男爵临终遗言：“我的儿！吾命休矣，你将继位。英格兰广袤土地的每 一寸，都是威廉传下的家业，那是我们的先辈在黑斯廷斯和其他战场上浴血奋 战，征服撒克逊得来的。在你就要开始统治以前，我想让你知道：撒克逊人可 不像我们诺曼人。他们的举止可没那么斯文。但是，如果谈到公正和权利，那他们的态度就不能更严肃了!如果有个撒克逊人站在那，像站在犁沟里的公牛，阴沉着脸，两眼直直地盯着你，嘴里嘟囔着‘这可不公平!’我的儿，这时 候，你千万得离他远点。” ——鲁雅德 ·吉普林，1911
    这些北方民族不明白：任何人若未经他本人的同意而要受其他人绝对意志 的统治，皆会不惜诉诸武力，为荣誉而战；或者是司法官员按其一己之好、不 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就下判决，必然会招致专断不公之声讨。因此，但凡国王对 他的主要封臣提出任何约定期限之外的服役，也不得不召集他们，以便得到他 们的同意；或者在贵族内部出现任何争议时，必须经由他们共同讨论，按照他 们的意见或者忠告作出决定。这些事关同意和忠告的活动，构成了古代贵族的 主要政务，同时也预示了日后政府可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  ——大卫 ·休谟，1778

    诺曼杂种

    1940年7月3日，海军中将詹姆斯 ·萨默维尔 (James Somerville)下 达了他职业生涯中最悲壮的命令。德国占领了法国，并且要求后者按照 军事协议将其地中海舰队交由德方指挥。英国当然不允许事态这样发展：意大利已经参战，站在希特勒一方；一旦他们控制了地中海，局势 将万分危急。

    丘吉尔指示一支庞大的英国海军在阿尔及利亚奥兰海军基地迎击法国舰队。法国舰队司令M.根索尔(Marcel-Bruno  Gensoul)海军上将只 有三个选项：驶往英国港口继续对德、意作战；撤离战区，驶往法属西 印度群岛港口；再或者，自行凿沉。

    三个选项都遭到了拒绝。闷热的一天即将过去，英军发出了最后通 牒，收到的答复仍是回绝。萨默维尔中将遂命令舰队炮轰法军。这是自 特拉法加 (Trafalgar)   海战后，英法海军唯一的一次敌对交火。炮轰持 续了10分钟，巨大的水柱直冲天际，在滚滚黑烟中，战列舰“布列塔尼号”被击中，至少1297名法国人丧生，351人受伤，这是法国海军在战时 遭到的最大损失。英军方面没有伤亡。

    萨默维尔终其一生厌恶这个他日后所称的“最违心和伤痛的决定”。 他在沉默和煎熬中度过了那个夜晚，陪伴他的军官眼里噙满泪水。但是，萨默维尔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在下层甲板，弥漫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氛，船员兴高采烈地宣称，他们“从来没这么讨厌过那些法国崽子们”。

    这是由来已久的社会裂痕的极端写照。英格兰(后来的大不列颠) 上流阶层通常都是说法语的。然而，这只是一个小众趋势，一个使得他 们在其后若干世纪被斥为没落和卖国的特征。

    阶级分化可以上溯至诺曼征服，它将英格兰置于讲法语的贵族统治 之下。英语成为议会、法庭、王室及教会的上层语言，要等到三个世纪 之后。即使在诺曼征服一千年以后，也就是现在，某些议会程序依然保持了诺曼一法国传统，比如，女王批准议会的立法案，就要用到法语句 子“女王惟愿其如此”。

    而本土被剥夺了继承权的英国人，则将他们的怨愤发泄在讲法语的 人身上。法国人留给大众的印象就像激进派所描绘的贵族的形象：矫情，狡黠，阴柔。

    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英国人依然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的 精英们总体上是“亲欧”(尤其“亲法”)的，媚外胜过爱自己的国家。精 英们的“亲欧”绝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只是更乐于接受欧盟的司法管辖，尽 管人们通常相信问题如此简单。“亲欧”一词有着比这宽泛得多的内涵： 势利，蔑视大众舆论，骨子里的政治特权等级的优越感。

    我们的发现或许让你大感意外：过去九百年间没有哪一个时代缺少 过这样的感觉。法国风格与没落上层的混搭，被每一代英格兰人(其后 是大不列颠，再后是整个盎格鲁圈)制造出来。

    攻击约翰·克里 (John Kerry) 和米特 ·罗姆尼(Mitt Romney) 会说 法语，与当年讥讽约翰逊和贺加斯(Hogarth)   的“娘娘腔”可谓如出一辙。在那个时代，约翰逊和贺加斯之所以被抹黑，是因为年轻时赴欧陆 游学沾染上恶俗的外国习气，一味推崇欧陆艺术家而不看重本土。“涂脂抹粉的脸，廉价俗艳的服装，可劲的时尚范儿”,这就是18世纪苏格  兰作家托拜厄斯·斯莫利特 (Tobias Smollett) 对法兰西文明的总结。

    反过来，18世纪的爱国者们也与17世纪的议会主义者遥相呼应，对 斯图亚特王朝的亲法品味大加挞伐，明确宣称自己的责任就是要“砸烂  诺曼枷锁”。

    让我们回到更遥远的历史，看看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是如何 对比粗鲁、勇敢、吵吵嚷嚷的英国士兵和训练有素的法国骑士的。

    (“野种的诺曼人!诺曼人野种!”波旁公爵发现英国人的优点不受待 见，忍不住高叫起来。)

    不妨再走远一点，看看乔叟是怎样嘲讽盎格鲁一诺曼贵族的。他说，尽管这些人自命不凡，其实不过是法国人分裂出来的特殊的、错误 的一支。他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是这样揶揄院长嬷嬷的：
    她的法语讲得高雅而流畅，
    但是带有浓重的伦敦腔    
    她是在斯特拉福学的法语，
    地道的巴黎法语不会半句。

    乔叟的作品是革命性的，不仅在于其内容的戏剧性，还在于其用英 语写作这一事实。在作家生活的时代，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依然是针对上 流社会的，因此都是用法文书写。英语不过是粗俗的下里巴人。只有在 苏格兰，那里的法庭在诺曼征服时期使用的是英语，这种语言也才会成 为被广泛使用的文学语言。

    就像其身后的作家一样，乔叟毫不掩饰地赞美他的民族语言：
    英语多么好!英语能够理解
    在英格兰土生土长的一切。

    然而，一个有99%的国民说英语的国家在诺曼征服整整三百二十年后才写出这一真相，多么奇特!

    再往回走，我们来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一个融合了的族群并 被一个说他国语言的外国阶层统治的年代。

    最后一次直接反叛“征服者”威廉可以追溯至1071年，“觉醒者”赫里 沃德和他的弟兄们在剑桥郡沼泽地被打败。但是，英吉利民族的反抗并没有随赫里沃德消失在沼泽地。

    诺曼征服一个世纪后，我们看到有关“忏悔者”爱德华轶事的一桩预 言应验了(爱德华的死引发了威廉的入侵)。据说有一棵绿树被砍倒， 移到3英里之外的地方，但后来又奇迹般地接回根上，结出了果子。再  后来，王国回到了英国人手中。有人把这个故事看作1154年亨利二世继 位的一个寓言。亨利二世是苏格兰女王玛格丽特的外孙，而玛格丽特是 爱德华之女。从外表上看，国王是一个法国人，但他无论如何都是忏悔 者爱德华的后代，因此也是阿尔弗雷德的子嗣。按照乐观主义者的说法，他的统治代表古老王朝的复兴。绿树开枝散叶了。

    也有人冷嘲热讽，说这个故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砍倒的树怎么可 能接回到根上?正如英国人收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就自由了吗?!

    随着时间的流逝，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反抗退守到了语言阵地，并 且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本地贵族被杀死、放逐或没收土地，大多数 讲英语者流离失所，贫困丧地。他们的民族斗争变成了对一个异国精英 的反抗。

    1381年，雇农和工匠在伦敦进行了激烈的示威活动，历史学家将其 称为“农民起义”。但在当时的英格兰，“农民”这个词是不存在的-    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根本就没有“农民”这回事。示威者要求恢复古 老的秩序，他们的领袖，工匠瓦特·泰勒 (Wat Tyler) 提出要与国王直 接谈判——查理二世当时年仅十四岁。年轻的君主同意骑至伦敦北面的 史密斯菲尔德广场与愤怒的叛民谈判，此举令王公大臣们震骇不已。泰 勒要求国王废除诺曼人引进的农奴制，不仅如此，根据当时的编年史家 亨利·奈顿 (Henry Knighton) 记载，泰勒还要求“自由进出城做买卖的 权利，在所有森林、公园、公地狩猎的权利，在所有河流湖泊打渔的权 利；总之一句话，就是英吉利民族在诺曼征服中失去的那些权利”。

    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汀 ·西耶里(Augustine Thierry)在1825年所著的一本书中宣称，“1381年大反叛是一系列撒克逊起义的最后篇章”。19

    世纪的历史学者对于国民的民族身份意识是非常敏感的。事实上，一直 到最近，学者们才慢慢转向从一个更宽容的民族视角来看待历史，所以 才有了这样的例子：叶卡捷琳娜女皇曾打趣法国革命说，“高卢人正在  把法兰克人赶出去”。这样的评价现在看来，当然是相当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让后代人搞不清楚那个年代的重心所在。

    英吉利身份在诺曼征服之后被强劲地保留了下来。这种身份意识， 较之盎格鲁一诺曼身份，无疑要顽强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后者最终被前 者所吸收的原因。从其形成之时起，英国的民族意识就被限定在后来历 史学家所描述的这样一种信念中：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天赋的，而 封建主义和农奴制则是异族的。

    想象一下一个民族跨越千年的记忆，是不是觉得很不真实?或许我 们不应该把盎格鲁——撒克逊的融合以及这种与“法国性”敌对的国民意识 看作一种人为的发明?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当然，不管有意无意，后 世作家总是把历史剪裁进他们自己的叙事中，就像每一代人都会做的那 样。但民间记忆也切实存在。传统就这样通过口和耳、笔和纸，通过家 庭和学校，延续下来。

    让我再以我的母国秘鲁做一面镜子。皮萨罗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一次 又一次打击最终征服了秘鲁，就像威廉和其侍从对英格兰的统治。事实 上，皮萨罗的征服更为彻底，因为技术上的不对等更为悬殊。绝大多数 秘鲁人失去了祖国，也失去了他们的宗教和语言，但是，秘鲁人的民族 意识、他们拥有的集体记忆却是剥除不掉的。这样的记忆穿越了西班牙 人征服的四个半世纪时间，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光辉道路”及其他恐怖组织的暴力活动中复活了。而就在西班牙人征服秘鲁的同时，威廉 一世正和爱德华·柯克爵士、约翰·汉普登 (John Hampden) 闹得不可开 交，后者竭力想把“诺曼枷锁”的观念普及化。

    秘鲁是单一制国家，诺曼英格兰也是。全体公民名义上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成人享有投票权，并且选举产生了两任本土总统。然而，从征服时期开始的种族分化至今持续、公开地存在，从一个人的面相便可 以看出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基本不会出错     人们不需要历史书来告诉 他们这是为什么。

    这一切在英国历史上的相应时期也是如此：17世纪的政治权力很大 程度依然集中在诺曼入侵者手中。即使在今天，黑斯廷斯之战已过去了 接近一千年，从那些当年跟随威廉公爵渡过英吉利海峡的士兵们的姓氏 中依然可以辨识出某些贵族色彩：贝列尔 (Balliol) 、 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 、 达 西 (Darcy) 、 格兰维尔 (Glanville) 、 莱西(Lacy) 。 一项对1861年到2011年间家族姓氏的研究表明：那些有诺曼 姓氏的人通常要比其他人富有10%左右。

    萨默维尔中将旗舰上的船员们还在兴高采烈地欢庆，从没想到有什 么不妥。他们一刻也没意识到，海军司令除了是称职的长官，还是什么 人。谁又能想到呢(也许只有萨默维尔本人清楚吧)?长官的祖先，吉 尔特·萨默维尔爵士 (Sir   Gaultier    de    Somerville),正是与征服者一起来 到这里并得到了大片北部封地的贵族。不难想象，出身于这样显赫的家 族，中将对于法国人的同情自然要比为他效命的那些人多得多。世界就 是这样。

    盾墙倒塌

    下列人物都有什么共同之处?乔治 ·布什、巴拉克 ·奥巴马、比尔 ·盖 茨、贾斯汀 ·汀布莱克、鲁伯特 ·艾弗雷特、玛吉 ·吉伦哈尔、乔治 ·华盛  顿和威尔士亲王。答案是：他们全都是“征服者”威廉的后裔。大约90% 的有英国血统的人和60%的美国人被认为带有生殖力旺盛的诺曼王朝的 血统-     当然，尽管他们的家族树根系都不算太久远。跟随公爵渡海而 来的武士和商人数量虽少，但是，当他们在这片岛屿上播撒种子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意志施于被征服的土地。

    对于本土人而言，诺曼征服是一个悲剧，就像所有最优秀的悲剧一样，它原本可以上演完全不同的一幕。

    忏悔者爱德华，阿尔弗雷德家族最后一位君王，卒于1066年1月，没留下一男半子。侄孙埃德加 ·艾德林 (Edgar  the  Etheling) 被认为太过 年幼，无力当国。据说，爱德华曾指定其第二个侄子诺曼底公爵威廉为 继承人。但另有人说，这一遗嘱后来在病榻前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爱 德华的妹夫，根深叶茂的英国伯爵哈罗德 ·葛温森 (Harold Godwinson)。 而威廉的支持者则称，哈罗德在诺曼底遇到船难时，曾 发誓效忠他们的公爵。

    事实上，无论威廉还是哈罗德，从血统上都不具有问鼎王冠的资格。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者们找出了无可反驳的合法性：威廉 受教皇支持，而哈罗德是被英格兰贤人会议推举的。

    哈罗德的加冕得到了王国中显要贵族的支持，由此促使威廉厉兵秣 马，枕戈待旦。失地的贵族，非嫡长子们，有钱的士兵，以及其他有武 装的人，从欧洲各地群集于威廉麾下。尽管威廉的嫡系部队是诺曼人， 但来自弗兰德尔、布列塔尼和法兰西的骑士也为数不少，甚至意大利人因为抢掠及没收土地的诱惑，也前来投奔。

    诺曼人在10世纪时征服了法国北部的维京人。从地理扩张来看，诺 曼人占领了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格陵兰岛、北美、俄罗斯、西西 里以及小亚细亚部分地区。诺曼人直到晚近才开始使用法语，维京诗人 们直到1028年还在不断用斯堪的纳维亚语传诵他们的英雄传奇。

    诺曼民族尚武好战。他们的神威，部分来自勇气，部分依靠武装骑 兵采用的当时最先进的战术。说“最先进”,可不是吹牛皮：一个诺曼骑 兵团几乎就是一支势不可挡的力量，单凭这全副铠甲的人马就足以击溃 守卫者的防线。诺曼人还知道怎么使用混编部队，以步兵、弓箭手和弩 手支援骑士。

    然而，尽管占尽上述优势，威廉的胜算也仅仅是个未定之数。哈罗 德掌控着欧洲最稳固和强势的国家，而且随时能召集令人生畏的储备军 (即民兵)。当他铁下心来准备迎击威廉的入侵时，当然有足够的理由 自信。但哈罗德的手下就没那么轻松了。他们此前看到凶险的征兆：哈 雷彗星在1066年穿越英格兰，为将要降临到头上的连串灾祸惶恐不安。 他们是对的。

    首先，哈罗德的弟弟托斯提戈 (Tostig)  得到挪威国王哈罗德 · 哈得 尔达 (Harald    Hardrada) 的支持，已在北方登陆。英国君主不得不令他 的军队往返奔袭，以御新敌。随后，一直在海峡待命、准备迎击诺曼人 的舰队遭遇暴风雨，粮草损失殆尽，被迫返港补给。

    就在这个时候，威廉渡过了海峡。在那时，敌军跨海登陆是每一个 将领的噩梦(现在也是如此)。诺曼人的船上，载着重装骑兵。他们之 擅长进攻，声名远扬。但是，1066年9月28日，在这场战役中，威廉大  军在苏塞克斯 (Sussex)  的佩文西湾(Pevensey)  登陆后，竟没有遇到  任何抵抗。因为此刻，英国海军在肯特 (Kent) 、 陆军在约克郡(Yorkshire),    正为他们击败托斯提戈和挪威人设宴庆功。

    哈罗德率领疲惫不堪的军队回兵南下，在苏塞克斯黑斯廷斯镇(Hastings)附近的森勒克山(Senlac  Hill)迎击威廉。甚至直到这一 刻，国王本来还是有机会取胜的。对盎格鲁——撒克逊民兵来说，最有效 的战术之一就是组成盾墙。哈罗德命令每一个士兵将风筝盾和紧邻的盾 牌联结在一起，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同时再密布下利剑与战斧。 面对如此强大的阵营，就算训练有素的战马也止步不前。但是，幸运之 神还是站在了入侵者一方。当威廉军队的左翼，即布列塔尼分支开始溃 退时，盎格鲁——撒克逊民兵打乱阵型，发起追击。盾墙解体，威廉看到 了机会。哈罗德的两个弟弟，利弗温 (Leofwine) 和裘斯(Gyrthe),战死沙场。哈罗德本人，按照传说的记载，也被箭射中眼睛跌下马来。 盎格鲁——撒克逊人群龙无首，溃不成军，四散逃窜。

    葛温森三兄弟的死，使英国人失去了角逐王座的机会。威廉从苏塞克斯和肯特长驱直入，一路接受南部残余贵族和主教的投降。当他的大军逼近伦敦，那里的政权已经同意臣服他的统治-     只要新王不捣毁这 座城市。于是，1066年圣诞节，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威廉顺理成章地 加冕为威廉一世，正式成为英格兰国王。

    诺曼征服对于英国人来说，是一场大灾难。本地贵族，或被夺爵驱 遣，或被籍没财产。有些逃亡苏格兰，有些去了爱尔兰，也有部分流散 欧洲。很多人加入了为拜占庭帝国效命的雇佣军，组成一支精兵，也就 是我们后世所知的瓦兰吉卫队。有史料记载，这些流亡者在黑海海岸建 立了他们的定居点，并称其为“新英格兰”。

    与此同时，老英格兰被牢牢地攥在一只铁拳中。此前不多见的城堡 已在全国各地兴建起来，相当一部分一直矗立到今天，宏大壮美，雉蝶交错。它们的地理位置正彰显出冷酷的目的。因为修筑这些城堡不是为 防御外敌，而是对内镇压。从垛口中飞出的利箭，撕开了这些新近崛起 的庄园主和被击败的民族之间的裂缝。

    威廉镇压了北部蛮族人愤怒的起义，将这片边陲变成了一片无人区。随后，他开始了一个绝对君主的统治。到底有多绝对呢?这可以从若干年后他主持编制的国家财产目录中看出。毫无疑问，在威廉心目中，英格兰现在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按照盎 格鲁编年史的记载：“他要求财产清查必须彻底执行，哪怕隐瞒了一寸土地——即使漏记了也是耻辱，但他做如此要求似乎倒毫无羞耻可言——甚至一头公牛，一头奶牛，或者一头猪，逃脱了他的调查都不允许。”

    调查成果汇成的大部头，就是我们所知的《末日审判书》2。在古  英语中，“末日审判”意味着“最终审判日”,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接受最 终审判时，胆敢向国王派出的官员隐瞒你的土地和牛群，那就是在欺骗 上帝。这部国家档案印制于威廉征服后的20年，从其字里行间，我们可 以看到英国本土被盘剥得如何彻底。

    威廉把几乎整个国家都分赐给了他的雇佣军和忠实臣下。最少92% 的英格兰土地属于出生于海峡那边的人所有，超过200名大地主直接从国王那里获得土地，其中只有两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尔丁的索克 尔 (Thorkell)   和林肯的考斯文 (Colswein)。

    在市镇以外的地区，大多数英国人是他们所属的庄园领主的臣民。 当新贵族安顿下来开始享受他们的特权以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逐渐被 淡忘。按照新法，农人们被要求在领主的封地上劳作，没有领主的许可 不得离开。在市镇之间的宽广空间，大约有8%的人口居住在450个(实 际可能更多)实行大陆式农奴制的定居地上。

    如果按照标准的定义，英国性如今已变成贫困和屈服联姻的产物。 人性所使，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尤其是伦敦商人，开始有意识地藏 起他们的英吉利身份，以便跻身上层社会。他们的口音带上了法国腔， 逢人便称“先生”,引得原先的诺曼领主厌恶不已。

    想攀高枝儿的不限于城里人。历史学者彼得 · 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  记载，1114年的某个农庄里，农人的登记簿上尽是些叫索朗 (Soen) 、雷诺(Rainald) 、 阿尔菲 (Ailwin) 、莱 马(Lemar) 、戈德温 (Godwin) 、 奥德里克 (Ordric) 、 阿尔里克 (Alric) 、 萨洛依(Saroi) 、 阿尔维特 (Ulviet) 、 阿尔菲斯 (Ulfac)   一类的名字。到这 个世纪末，这些名字全都消失了。

    在一个只有名叫罗格、罗伯特或理查德才可能变得有权有钱的社会 里，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流行诺曼名字自然不让人奇怪。12世纪，惠 特比市有个男孩因为老是受欺负，干脆把自己的名字从托斯提戈改成了 威廉。

    而那些古英国名字，只有五个幸存了下来：阿尔弗雷德  (Alfred) 、 埃德加 (Edgar) 、 埃德温 (Edwin) 、 艾德蒙得(Edmund),     以及惟一一个至今依然很流行的(大概是因为对老国王 的崇拜，诺曼人也这么称呼自己),爱德华(Edward)。

    英国人战败的地位，从肉类的词汇表中也可见一斑。说英语的农夫 用最质朴的撒克逊语招呼家畜：牛(cow),  猪 (pig),  羊(sheep) 。 但这些动物一旦成了他们诺曼领主的盘中餐时，便纷纷换 上了法语词源的新名字：牛肉(beef), 猪 肉(pork),  羊肉(mutton)。

    此外，由诺曼人引入的政治词汇还能告诉你更多…..“贤人会议”“群众大会”以及“习惯权利”等词语渐渐绝迹，新涌现出来的是“敬意”“效忠”以及“封臣”“佃农”和“农奴”。朝向个人自由、契约自由以及平 等地适用普通法的进程被阻断了，用12世纪早期编年史作家奥代里克 ·  塔维利斯 (Orderic Vitalis)的话来说：“英国人高声哀叹他们失去的自 由，不断谋划怎么撼动这个如此严苛、忍无可忍的枷锁。”

    砸碎诺曼枷锁的想法激励着后代英国人与斯图亚特王朝展开斗争， 后来又在北美爱国者们将英吉利自由推向极致的革命中复活。

    虽然我们认为这样的斗争是进步的，但那个时代的推动者却视他们 自己为保守主义者。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想要恢复他们所信奉的1066 年前就已经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权利。他们使用“革命”这个词时，想要表达的是，车轮总在转动，那些被推上歧路的，最终会重回正途。此外，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他们不懈捍卫的权利和自由，早在诺曼时代 之前，便已扎下了根。

    我们权利的根基

    瞥一眼11世纪末的英格兰，不难发现这个国家正处于军事占领之下。跟随征服者一同而来的骑士和文人，深知他们的统治有多依赖军事 技术。他们很快在征服地上遍筑城寨(就是用泥土、岩石和木头建成的 防御性要塞),后来更是升级为巨大石块叠筑的堡垒，坚固俊美，矗立 至今。和所有的占领区要塞一样，诺曼人的统治依靠的是被占区少数人 的积极配合，以及大多数人的消极默许。

    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之花凋谢了，但它的根还在，深深扎进这片 潮湿的土地。伯爵、乡绅以及侍卫，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但在各 省，全欧最先进的行政管理机制依然默默运转。

    各级地方的古老单位——郡、百户区、小邑、教区——大部分都完 整地保留下来，依然运作如常。当地贤达在郡法庭的集会一如既往地召 开，决定财政方案，处理本地纠纷，基本不受盎格鲁——撒克逊上层阶级 被掏空的影响，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从来都不是权贵的集会。哪怕只有 一亩三分地的人也会参加会议，这带来了郡理事会在当时的欧陆所达不 到的代表性。

    征收丹麦金和其他赋税的机制推行得比较平稳，“十户联保制”也在 持续生效。依此法律规定，成年男子须发誓维护乡村治安，他们每十人 编为一组，一人违例，十人共担。

    尽管《末日审判书》显示盎格鲁——撒克逊的地产保有者们大多遭到 了清洗，但在财产登记簿上，仍有大量英国本土姓名的行政官员和城里 人。在威廉新特权阶层的阴影下，市镇官僚阶层正埋头打理各种闷声发 大财的生意。

    这些事情没有一样能使我们感到震惊。完成征服以后，诺曼人和他们的欧洲盟友在数量上大约有8000人。如果不通过原先已经在任的官员，从里夫长到教区牧师，他们几乎绝无可能管理这样一个人口超过百 万的国家。

    同时代人(比如历史学家)很自然地关注改变更甚于延续。因为各 种变化总是与时而进，紧张刺激，并且常常是血腥残酷的。而时代的延 续，则往往默默无闻，藏于乡土，充满了按部就班的沉闷。

    贤人会议让位于诺曼贵族的资政会，后者的主要职责在于恭维他们 的君主。议会是为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国王代言的观念已经丧失了，更 不要说什么批准国王的命令或者给他施加约束条件云云。但是，在表层 之下，郡和百户区法院仍在一个接一个的案件审理中推进着普通法的形 成。最终，到亨利二世一朝，普通法成为全国性法律，它的基本要素(包括陪审团审判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

    诺曼国王原本把自己视为绝对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王国内每一寸土地，但是，他们不能剪灭法律乃国家之财产、个人之护卫的观念，也不能消除重大决定须经民众大会批准的原则。

    涌动于地下的暗流，分布在各省的小河，最终汇聚成冲决王室绝对 主义堤坝的大水。威廉征服一个半世纪以后，诺曼人和撒克逊人联合起 来，向约翰王施压。他们组建了议会，支持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他们 还不只满足于恢复记忆中的贤人会议，事实上，他们组建的全国性议会 超越了在征服之前的地方性老议会。

    要是诺曼人把自己视为一支独立的种族，这样的事情或许就不会发 生了。但是，从12世纪早期开始，可以看到，大贵族们所做的正是几乎 所有外来统治者都会做的事，他们接受了融入新国家的身份。(我不想 在此重复我个人同样的例子：从我的母国秘鲁移民到英国。同样的过程 在不同国家、各个时代都可以看到。)

    这种新的自我认定，部分反映出联姻和通婚的事实，部分源自诺曼 人的家族在英格兰和诺曼底两岸分割地产——英伦岛上的继承人逐渐丧失了对岸的土地。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为本地具有的成熟精巧的文明 所折服。诺曼历史学家当然会讲法语，但他们的兴趣集中在英格兰而非盎格鲁——诺曼帝国的历史。马姆斯伯里的威廉³重述了不列颠岛自撒克  逊人移入以来的历史，吉马的《英国人的历史》4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法文版，甚至那些教会领袖——他们是几乎所有 人眼中的外国人——也迅速地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圣徒的各种传奇故事。

    诺曼人对新岛的兴趣，还集中于英国人管理自身事务的独特方式上，比如：他们如何驯化法律体系，契约神圣，以及在诺曼人看来同样重要的，他们如何组建、召开国家政务会。

    英国性与普通法、代议制政府的结合，远远早于《大宪章》之成。 1140年前后，英国出现了一部所谓“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律”,这是自诺曼 征服四年后收集的老国王爱德华制定的法律的汇编集。如果你认为，这 样的法典编撰事实上并不存在，不妨再想一想“古代良法”或者“不朽习惯”的理念。——而这正是英国政治的核心。根据该书作者的记载，征服者威廉于1070年召集全国的博学之士编制条例法。威廉的这一要求， 不啻是盎格鲁——撒克逊经验的复兴，还是对亚瑟王时代就已经有的每年一度的民众大会的恢复——从那个时代开始，亚瑟王就已经被认为是历史人物了。

    如今，这些事情已经可望而不可即了。它告诉我们12世纪的英国人 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据说，后世历史学家，尤其是19世纪的学者，往 往会将英国中世纪早期的原始民主因素浪漫化。一定程度上，他们有这 个倾向。然而，他们这样做不正是抓住了古老传统的命脉么?!

    无论如何，一个国家美化自己的过去，本身无可厚非。欧内斯特 ·  勒南 (Ernest IRenan)  就说：“唯有塑造不真实的历史，国家方能形成。”英国之所以能成为例外，不是因为人种优越、军事强大或者岛国地理，而是由其法律、自由以及代议制所决定的。

    1204年，法国国王吞并诺曼底，将公爵领地纳入皇家资产，贵族们 的决定时刻到来了。英国上层阶级不能再自视为可以兼跨海峡的贵族集 团了；尽管他们的语言、音乐、诗文、穿着都保持着法式风格，但其政 治倾向转变了。

    只要诺曼底继续维持强大的自治状态，那么,依旧有可能作为盎格 鲁一诺曼王国不可撼动的一部分。威廉和他的儿子们早已习惯大部分时 间都待在那里，他的孙子亨利二世，在位34年11个月，有整整21年8个  月的时间耗在海峡那头，占了执政时期的63%。

    然而，到1204年，诺曼底被法国王室占有，只剩加来 (Calais,   保留在英国手中直到1558年)和海峡群岛(作为诺曼底公爵而非公爵夫人的领地，至今仍承认英女王的统治权)两块地方为英国君主所占领。一国两岸不复存在，毋宁说，现在变成了一个英吉利王国，再加上一小块近海自治区。

    与先祖之国的联系切断了，盎格鲁一诺曼寡头国王被抛回到他们所出生的国家。然而，盎格鲁——撒克逊身份对他们而言，却是完全陌生的。约翰王早就向外国趣味尤其是从他母亲那继承来的法国南部口味投降了。他们说欧西坦语 (Occitan), 而不是诺曼——法语。无论富豪，还是草根，都不肯承认他们。就像最经常看到的那样，外国人的出现只会 增强本地人互守的家族意识。在维护《大宪章》的贵族中，我们能找到 不少当年追随征服者而来的军官后代：克莱尔 (Clare) 、比戈德(Bigod) 、 曼德维尔 (Mandeville) 、 维勒尔 (Vere) 、费茨沃特(Fitz Walter)。对约翰王的反抗，对金雀花王朝的憎恶，把他们变成了英国人。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盎格鲁价值的公民属性战胜了它的种 族特性，在适宜的环境下扎根于全体民众心中。

    实在不受人待见的约翰王无疑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很难想象还有比 他更不成功的英国君主。唯一能与之一争高下的当属亨利二世了，同样 成功地以出奇的固执、急躁和喜怒无常(此可集合为弱者之标志也)使得举国上下一体反对他。这两位国王之糟糕，可谓天定：若他俩哪怕再 稍微可信一点，再少那么一丝嚣张，那随之而来的令人可喜的宪法改革 也许都不会在其治下发生。

    约翰是一个招人恨和怕的人，矮小，害羞，自负，背信，专断，他被疑下令杀害了亲侄阿瑟王子。当他死时，历史学者马修 · 帕里斯(Matthew Paris) 写道，“如此卑劣，连地狱都被约翰王的恶污染了”。他的教名，尽管是这个国家后来若干世纪最常见的男孩名儿，从此不再被英国君主使用。

    约翰在位时期(1199—1216),英格兰爆发了一系列灾难，首当其 冲的就是丧失诺曼底。1209年，约翰与教会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以致教 皇对整个国家实行了封锁。英格兰不得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甚至连婚礼 和葬礼都被取消了。两年后，被逐出教会、宣告失败的约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将他的两个王国(英格兰和爱尔兰，后者是由其父征服而获取的)拱手交给教皇，并以每年一千马克的代价回租。

    如我们再三所见，征税在盎格鲁圈永远不受欢迎，然而，它又因君 主的虚荣与无能成为必需。1214年，当法国人开拔一支盎格鲁一日耳曼 军队，收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男爵们对于国王肆无忌惮的征税与掠夺痛恨不已，他们提出的忠告 也被一口回绝，此外，他们还对国王专美外国宠臣耿耿于怀。这一切， 最终把他们推向了国王的对立面。他们从一开始起就把自己定位为英国 人，在关键时刻，更是比英国人还英国人。这一回，他们毫不含糊地回 到了英人的老路要求统治者对国家负责。

    1215年6月15日，在温莎堡附近，发生了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政府应服从法律的理念第一次有了书面的、合约的形式。国王在一 份文件上盖了章，从那天起，它就被视为了盎格鲁式自由的基本宪章。

    这就是《大宪章》。

    大宪章

    1647年8月的伦敦，深陷紧张与恐慌。英国内战几乎榨干了整个国  家，把民众打回到石器时代。虽然国会取得了胜利，但有一点也变得越 来越清楚：这个国家的实权掌握在军队手里，就是那支打败了国王查理 一世的新模范军。此刻，士兵们正向首都挺进，没领到半文军饷，一路 怒气冲冲。

    国会为了表示姿态，任命模范军司令托马斯 · 费尔法克斯 (Sir Thomas Fairfax) 担任伦敦塔的巡警官。这位议会中的圆头党领袖上任 后做出的第一个动作足以让人振奋，他要求将伦敦塔的镇塔之宝带到他 面前。不是皇冠，不是王杖，正是那张早已干透的羊皮纸，上面的拉丁 文字迹已很难辨认。

    “这就是我们为之英勇奋战的，”费尔法克斯虔诚地说，“也是我们 必须继续维护的，愿上帝帮助我们。”

    费尔法克斯对《大宪章》的态度绝不是特例。英语民族的每一代人 都将《大宪章》视为他们的《圣经》,制作抄本分存各处。18世纪，激 进的国会议员约翰·威克斯 (John Wilkes) 也曾被关押于这座塔中。在 狱中，他写道，《大宪章》正是“全体英国人最突出的特征”。他把美国 人也算进有此资格的主体中，坚决支持他们维护自身的权利。因为疾恶 如仇的性格，他一反常态地将苏格兰人排除在外，认为苏格兰人都是专 制主义者和托利党人。英国20世纪最杰出的法学家丹宁勋爵，曾经这样 评价《大宪章》:它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宪法文件，是个人反对专制  政权、赢得自由的基石”。

    从13世纪幸存下来的少量《大宪章》抄本，如今绝大多数都被供奉 在英国天主教堂中，就像在宗教改革中被移出的圣骸。有一个抄本现在保存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议会大厦。另一个抄本高悬于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大厅，紧邻《独立宣言》。如果我们想瞻仰形成盎格鲁圈的奠基性 文件，不妨去这些地方看看。

    如果你第一次拜读文件的内容，多半会感到匪夷所思。看到起草者 们在《大宪章》中规定如何处置威尔士人质、如何向犹太人借钱以及如 何在泰晤士河设下鱼梁，别提有多搞笑了。

    《大宪章》一直是不列颠法令全书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其绝大 部分条款在19世纪时废弃了。这段时期，英国清理了成百上千件古代和 中世纪法，只剩下三个条款至今仍然有效。

    那么,为什么只要讲英语处《大宪章》皆能享有尊荣的地位?是什 么使它如此与众不同?起码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不列颠法令全 书中保留下来的三个条款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其一，不得侵犯教会自由；其二，伦敦城以及其他城市、市镇均保有其旧有之自由；其三，也 是最重要的，即第29条，是我们今日所理解的正当程序的基础。

    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 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请再次注意“国法”一词。国法指的是哪些法?很明显，不是国王的 法令，因国王在这里正是要同意接受国法的制约的，也不是聚集在国王 身边、在《大宪章》上盖章的那些主教和贵族，他们也同样要发誓遵守 这些比他们更大的东西。被《大宪章》奉若神明的、不惜以明文形式规 定下来的，正是这个国家中最高的权力。这种最高权力，不是行政权， 而是一套确定的法律原则；并且，行政权若与之冲突，则法律高于政府。

    正如18世纪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 (William Blackstone) 在解释这一条款时所说：
    既然在英格兰，法律是每个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最高裁判者，那么，法院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法律，由此，法律才能被执行。普通法依靠的不 是哪个法官的个人意志，它本身就是永恒的，确定的，不可更移的，除非被国 会修改或废止。

    可以说，布莱克斯通和洛克一样，也是美国革命的教父。他的巨著 《英格兰法释义》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被称为继 《圣经》之后十三个殖民地拥有读者量最多的书，每个律师都在自己的 公事包里备了一本。事实上，北美对《大宪章》的热情始终比英国人更 高(扬基佬在那时候就和现在一样，喜欢把《大宪章》这个词当做一个 特定名词)。

    《大宪章》加盖王室印章的地方靠近兰尼美德(Runnymede),  正 好在我的选区内。此地一直很不起眼，直到1957年美国律师协会在这里 建造了一座《大宪章》纪念碑。碑上的献词，正是给每一个想问为什么 我们今天还要对八百年前国王和贵族之间签订的这个协议如此小题大做 的人的答案：“纪念《大宪章》,法律下的自由的象征。”

    2012年，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卫 ·莱特曼(David   Letterman) 在一 期娱乐节目中采访了英国时任首相戴维 ·卡梅伦。节目中，卡梅伦不知道《大宪章》的英语(常用的Magna   Carta是拉丁语)怎么说(温斯顿 · 丘吉尔曾经在下院为“在场的老伊顿公学校友们”翻译过《大宪章》的拉  丁文版),首相的美国观众们则明显比他熟悉得多。这也没什么好奇怪  的，因为美国本身就建立在最纯粹最正统的盎格鲁政治原则之上，人们  当然对宣示这些原则的第一份书面申明情有独钟了。

    我带着孩子们去林肯大教堂参观现存于世的四份《大宪章》手抄本 中的一份，那里既不热闹也无需排队。但就是这份《大宪章》手抄本于 1939年在纽约巡展时，有1400万人涌来一睹真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这份羊皮纸抄本还在美国，一直被安然无恙地保存在福特诺克斯堡 避难直至1945年。它不愧是我们能想见的英语国家为之浴血奋战的最为 贴切的象征。

    美国自初建之始，便何其幸运。第一个定居点落成时，正值英国国 内的宪章运动达到最高峰。17世纪头三十年间，殖民先驱们在弗吉尼亚 和新英格兰开基立业，英国国会议员和律师们正公开发表反对斯图亚特 王朝的宣言，他们自认享有与当年举国上下反对约翰王同样的特权。

    在爱德华·柯克爵士 (Sir Edward Coke,这个姓在英语中听上去 像“厨师”)这位杰出的法学家及议会领袖的领导下，议员们提出，新王 朝破坏了“古代宪法”。国王詹姆斯一世以及他的儿子查理一世(更是变 本加厉)被控任意加税，解散国会，侵犯法治。在对国王的控诉中，议 会权力的支持者明确地将他们的事业与前代人反对王权的运动联系在一 起。他们扫荡了图书馆，遍寻可以支持他们对“古代宪法”解释的中世纪 文献。几乎每一次，他们都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大宪章》。

    而在那些动荡的年月，跨过大西洋的英国人与柯克爵士的观点相当 合拍，因为他们这些人本身正来自最同情激进派的地区。尤其是在清教 徒中，支持议会至上的呼声最为强烈。从地理分布上，这些人集中来自 英格兰东南部和东部沿岸(柯克本人就来自诺福克郡，这是英国东部地 广人稀、平坦开阔的新教地区)。第一代北美人，尤其定居新英格兰的 那批移民，大多都来自这一地区。

    他们来到新世界，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的权利也如英国人一样与生俱 来。在起草殖民地宪章(最为有名的，比如《马萨诸塞自由宪章》)的 过程中，他们有意识地使用《大宪章》的语句。1638年，马里兰获得许 可，承认《大宪章》是本省法律的一部分。最早的弗吉尼亚宪章诞生于 1606年，基本上就是由柯克本人负责起草的。

    早在1687年，北美大陆就首次印行了《大宪章》副本。该副本收录 于威廉 ·佩恩(William Penn)所著的《论自由与财产权之优越性：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臣民的天赋权利》 (The  Excellent  Privilege  of  Liberty and Property:being the birth-right of the Free-Born Subjects of England)一书。威廉 ·佩恩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创始人，他毫不怀疑正是《大 宪章》将英语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区别开来。

    在其他国家，法律仅仅是国王的意志。君主一言，可叫人头落地，税率高 涨，或者原属某人的土地一夜间充公。而在英国，每个人都有一套与生俱来的、确定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和属于他所有的财产。非经他本人同 意，或因犯罪而接受法律的惩处，这些权利不可剥夺。

    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于《大宪章》的理解，也存在一些细微的 差异。英国的宪法理论倾向于议会主权，由此，《大宪章》的意义更多 地被认为催生了代议制政府。相反，在殖民地，对于《大宪章》的认识 则与成文契约关联在一起，因此，它被认为同时居于议会和王室之上， 这一信仰后来导致了美国宪法的诞生。

    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美国爱国者并没有提出什么受《大宪章》精 神启发而产生的新理念。他们将这一文本本身视为其所继承的遗产的一 部分，所以，当他们意识到乔治三世侵犯了这份遗产时，便毫不犹豫地 拿起武器来保卫它。

    那些提出“无代表不纳税”观点的小册子作家也没有宣布什么自然的 或者普世的原理，毋宁说，它就是作家们的先辈横渡大西洋所带来的自 古习得的古代宪法的一部分。《大宪章》第12条便是它的出处：“设无  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

    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上，代表们明确地将他们的行动和兰尼美德 的贵族、英国内战中的议会派联系在一起。会议宣言痛陈的殖民地所受 苦难正与《大宪章》所载如出一辙：“每一殖民地都有权适用英国普通  法，尤其是依照法律，由近邻之同辈审理的宝贵权利。”乔治国王的行政班底侵犯了这样的祖传权利，违反了“英国宪法”,会议代表被迫起而 反抗君主，“就像英国人的祖先为捍卫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所做的那样”。

    1775年，马萨诸塞州采用了一位一手拿《大宪章》、一手持剑的爱 国者的形象作为该州印章的图案。

    独立以后，《大宪章》的精神和语言被保留在美国宪法尤其是权利 法案当中。第五修正案就是对《大宪章》第29条的回应：“未经法律的  正当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大宪章》或许没有正式出现在美国的法令全书中，但它被最高法 院引用已过百次之多。

    1937年，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破坏宪法的作为引起了得克萨斯法学家哈顿·萨姆纳斯 (Hatton    Sumners) 的警惕，他为此发表了一篇有关 美国宪法理论的真挚恳切的声明。他说：
    有一条笔直的路，从兰尼美德通向费城。我们的宪法条文不是从英国宪法 中“借”来的，它们源于人民；这些条文就是我们自己的，先辈们浴血奋战，为 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无需再重复这一事实。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的宪法来 自一个懂得自我管理的民族共同体。但是，如果它得不到实施，我们将失去这 一能力。

    宣布《大宪章》在17世纪“复活”了，是一个相当流行的做法。这份 文件在各类完全无关的宪法讨论中被频繁地拉出来作为某种证据。然而，除了作为一个走投无路的国王和来势汹汹的贵族们的城下之盟(而 且这桩交易但得国王能摆脱它时便被抛弃),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 意义。不少历史学家至今仍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不敢表达那些看起来 可能会为沾沾自喜的、时间错位的或者是辉格党式的历史观“背黑锅”的 观点。

    然而，《大宪章》在整个中世纪不断被引用的顽强的历史恰恰印证了辉格党历史学者后来所表达的观点：它是反对专制政府侵犯个人自由 的防护栏。爱德华一世治下饱受苛税之苦的臣民抓住了它，迫使专断的 君主在1297年重新发布这一宪章。14世纪贵族和议会监督政府的斗争中 也不断引用它。1369年，同样专断的国王爱德华三世颁布了一部条文法，宣布《大宪章》具有宪法效力，其他所有法律皆在《大宪章》之 下：“任何条文法若与《大宪章》相悖，皆宣告无效。”

    到15世纪为止，《大宪章》为历代国王重颁不下40次。爱德华 ·柯  克勋爵曾在故纸堆中发现了一个《大宪章》副本，就此认定该副本乃是 秉承《大宪章》最早立意的“镜像”。这种看法显然忽视了宪章颁布四个 世纪以来历经的种种变化，也遗漏了《大宪章》在实践中产生的直接后 果，即它建立起了一个旨在谈判中钳制君主的选举式议会。

    重开议会

    缺乏执行机制的宪章只是一纸空文。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但要真 正理解，却何其困难。我们这个时代见证了太多国内、国际的人权公约 和人权宣言。在这些公约和宣言的实施过程中，权力大多从选举产生的 代表手中转移到不计其数的行政官员和法官手中，最终，我们得到的自 由大打折扣。然而，如果不对人权原则采取不温不火的态度，我至今仍 找不到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

    应当说，在《欧洲人权公约》或者欧盟《基本权利与自由宪章》中 确立的准则，与东德或者苏联宪法所承诺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言论 自由、集会自由，等等。但是，东德或苏联的公民们都清楚，缺乏民主 的监督机制，这些纸上的权利什么价值都没有。在盎格鲁圈，权利传统 上是和代表机关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的联系可以在《大宪章》中找到 源头，而由此开启的时代又延续了这样的联系。

    《大宪章》差一点没能加盖上国王的印玺，因为约翰王在签署后随 即又反悔了，直接将英国推入内战。但是，正当战事陷入僵局，这遭天 谴的国王终于为他的国家做了件好事：死得早不如死得巧。1216年10月，约翰死于纽瓦克城堡(几乎可以确信的死因是痢疾，但也有史料说 是因为国王吃桃太多)。

    他9岁的儿子亨利三世，戴上了王冠。真是英国之幸，新王的母亲 完全没兴趣管她的幼子，权力转移到了贵族组成的御前会议手中。我们 可以看到御前会议数度集议的记录(差不多从13世纪30年代开始，该御 前会议就被称为议会了):设置税率，通过法律，讨论对外政策，以及 提名各公共职位的候选人。简而言之，即便御前议会的代表构成与今天 的不一样，该组织从功能上也与我们现在的议会并无二致。

    按照现代标准来衡量，这些议会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吗?有一点是 千真万确的，当时的欧洲各国，也有不少大地产主和类似的咨询会议， 其中部分来自王室章程的授权。但是英国议会确实非常特殊。因为英国 议会不是君主意志的产物，而恰恰正是高于君主的，也就是法的裁判者 与保护人，它的法律地位、代表性以及权威性非常独特。

    1227年，一位法国写信人对法国和英国统治者的权力作了一番比较。他写道，如果法国国王想要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只需要去问两 个人：他的首席顾问和王宫总管。但是，如果英国国王想这么干，他就 得对付一个机构俨然的咨询会议中的一大帮顾问了。这就是后来的约翰 ·福蒂斯丘爵士 (Sir John Fortescue)在1470年前后所定义的英国“公共 及王室政府”与窄得多的法国“王室政府”的早期版本。

    亨利三世幼年统治时期非常关键，因为它建立起了《大宪章》所构 想的议会制政府的具体模式。但凡约翰能再活久些，《大宪章》的诸多 理想恐都难实现了。在中世纪，谦卑的国王是稀有动物：只要是扔给他 的，很少有人不挥舞起这权力大棒。摄政王代表了权力分散的独特机会，这是靠贵族们在兰尼美德的胜利所赢得的，英国贵族抓住了它。

    果真如此——一俟成年，亨利三世这个妄自尊大又摇摆不定的人， 立刻开始挣脱议会的束缚。他一次又一次违反《大宪章》的规定和精神，干扰普通法，无视御前会议，搜刮民脂，并且和他父亲一样，量宫 廷之物力，结法国南部和其他外国“友邦”之欢心。

    然而，当时的英国政治阶层已经具备了应战的第一手经验。经过同 意的、合议制的政府概念已经不再仅仅是纸上画饼，它有了新鲜的回忆。绝对君主制的反对者对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了一个清晰的理念，那 就是，存在着某些高于国王职能的形式上的权力。并且，他们掌握着实 现这一目标的机制：对国家钱袋子的控制。

    正如在之后那样，在13世纪，国王和议会的短兵相接也主要集中于 财政问题。亨利三世总是求钱若渴。他再三想要夺回父亲丢掉的法国领地，不惜耗费巨资兴建忏悔者爱德华的神龛，因他将其奉为本家族的创 始人。他还想为次子埃德蒙买下西西里的王冠。同时，他生性夸张浮华，无论是其个人生活方式，还是他认为对于君主而言，慷慨奢华就是 最合适的方式。他兴建了伦敦第一个动物园，有一头大象，一只犀牛， 一只在泰晤士河游泳的北极熊，还有狮子(参观者被要求给狮子带只猫 或狗来以作为门票)。

    按当时的标准，上述种种烧钱的项目，可称得上天文数字：1242年，远征普瓦图 (Poitou)，8万英镑；1253年，另一场对加斯科尼(Gascony) 的冒险，3.6万英镑；建忏悔者爱德华陵，扩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4.5万英镑；购买教皇的债权，以换取教宗支持埃德蒙成为西西里王位候选人，9万英镑。议会当然不情愿批准这些开销。要想议会  同意，除非能有所回报。举例来说，1225年，大御前会议通过了国王可 对移动货物征收十五分之一的税金以作为对法作战的军费，条件是国王 需重新颁布《大宪章》。这次交易(花了一周以上的时间)确立了以后 若干世纪得以延续的模式，即，行政部门要求某项经费，立法机关会相 应提出某个议题，最终立法机关批准此项经费，但由此带来的负担需得 到补偿。

    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这样的负担真是五花八门，因为国王既无视 议会，也不拿《大宪章》当回事。“以国王的意志”肆意征收，皇室颁布 的永久性章程被推翻，继承人流亡于封地之外，女继承人为了王室利益 结婚，为提高财政收入的各种苛捐杂税和强行摊派师出无名。

    议会的支持者想方设法，终于为他们的机构争得了官方地位，一个 贵族组成的永久性咨议会最终确立，并在对外事务、皇室任命及大政方 针等问题上享有正式发言权。与此同时，议会开始定期召开，逐渐将地 点固定在威斯敏斯特。

    国王起初迎合这些改变，是急于从国会那获得直接征税权。但是， 在1261年，因为有了教皇做靠山，国王寻求再次显示他的权力，发动了内战。议会改革派在亨利三世的妹夫——法国人西蒙 ·蒙特福特的领导  下，打败了皇家军，生擒了威尔士王子(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一世)。 蒙特福特后来被历史学家热情洋溢地称为“英国爱国者”,他的塑像也被 敬奉在美国众议院。1265年，蒙特福特在威斯敏斯特召集议会。

    历史学家传统上将这次会议视为在同一地点召开至今的议会的起点。“蒙特福特议会”与此前所有会议的不同之处在于，蒙特福特邀请每 个郡派出两名“谨慎且合法的”骑士，主要市镇派出两名自由民。比起当 时的欧洲，尤其特别的是，他还要求上述代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用今 天的话来说，就是选举向每一个自由有产者开放，直到两百年以后，议 会才设定了一个纳税门槛来限制选举权。

    历史极少能提供泾渭分明的起点和终点。骑士们以前就参加议会， 所以入座也理所当然；自由民则是偶尔会加入进来。从那时开始，议会 就各种干扰不断。蒙特福特后来输掉了内战，战死疆场。直到1275年， 骑士和自由民才开始在威斯敏斯特碰面；而到1295年，他们的会期也逐 渐被认可为常规性的。1320年以后，骑士和自由民在议会有了单独的席 位，他们与领主和主教分席而坐。再后，因为1489年一个司法判决，确 立了法律必须经两院而不仅仅是上院通过的规则。

    至此以后，下议院(就像今天所称的那样)的地位不再晦暗不明。 但也有很长一段时期，根本没有议会议员。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17 世纪：查理一世在1629年到1640年期间，实行了无议会统治。要不是他 需要财政支持他讨伐苏格兰，他完全可以彻底取消议会了。下议院高于 上议院的优势地位尽管实践中早成惯例，却要到1911年才经法律得以确 认。

    我们也不要以为议会代表性的不断增长是一帆风顺的事。地理区域 的改变与选区的改划相结合，使得选举权既可扩大，也可能缩水。按照 某一标准，1832年《选举改革法》通过前夕，下院所拥有的代表规模甚 至比5个世纪前的还小。有一些“衰败选区”,那里人口锐减，只剩下不足百人有选民资格。还有一些“口袋选区”,本地大佬，或者更多时候就 是现政府，即可操纵议员的提名。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或者目的， 一些新兴的工业市镇却无权选派代表。直到1918年，全体成年男子才获 得普选权；1928年，这一权利扩展至全体成年女性。

    无论如何，西蒙 ·蒙特福特都可称得上“议会之父”。如果说上院诞  生于兰尼美德，那么,下院则脱胎于半个世纪之后的蒙特福特在威斯敏 斯特召集骑士和自由民的选举。各郡和自治市分别产生代表的模式一直 延续到19世纪。下院的基本功能——批准职官人选，讨论国家大政，以 及最重要的，控制国家的钱袋子-     在近8个世纪以来基本不受干扰地  得到了实现。

    才华横溢的保守党议员因诺克 ·鲍威尔 (Enoch Powell)   曾经写道：“在这个国家，议会是一个充满魔力、代表权力的词语。”英格兰议 会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冰岛在公元930年建立了联合大会(Althingi),但它的存在有过中断。马恩岛议会(Tynwald) 自970年 创建以后，从未中断。

    英国(也就是后来的大不列颠、现在的联合王国)议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合法性及由此带来的权威性。这个国家中几乎所有重大的宪法事件——约翰王和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内战、废黜爱德华二世和理查二世、宗教改革、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及联合法案      最后都变为了议 会事件。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鲍威尔试图阐明英国性的特质。他正纠结于 英帝国在那一时期的终结。作为一个狂热的帝国支持者，鲍威尔和他那 个时代的其他英国人一样，从来都把自己(至少部分是)看作一个帝国 公民。随着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他越发热切地渴望为英国的民族意识找 到一种更持久牢靠的外部形势，为此甚至把触角伸进英语民族迈向大海 前的若干年代。然而，当他找到了英国性的本质时，却发现，这份天赐 之礼正是讲英语者漂洋过海一路携带并最终成为整个盎格鲁圈共同财富的议会政体。

    在1961年的圣 · 乔治日，鲍威尔发表了一篇演讲，想象英国人在历  经漂泊与征战后，返回故乡，找到自身民族性的秘密。这篇演讲辞值得长篇引用，不光因其优美的韵律，更主要还在于它阐明了英格兰——后来是英联邦、再后是整个盎格鲁圈国家——议会的独特地位。

    重返时光之旅，我们的目光越过18世纪的近卫军和哲学家，越过17世纪的 民兵和牧师，穿过伊丽莎白女王开启的艰苦的海外探险的岁月和都铎王朝的物 质匮乏时期，最后，我们在那些乡村小教堂的朝东的石质中棂窗户下，在精美 装饰的祷告堂拱顶下，找到了他们。

    他们的目光，从黄铜制品和石雕板及雕塑和石膏线条后面注视着我们；我们亦望见他们，仿佛从他们的沉默中得到了答案：“告诉我们是什么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给我们看看这穿越千年的线索；告诉我们这无忧无虑的英格兰生活的秘密，以及在我们的时代怎样才能学会最快地掌握它。”他们会诉说什么?

    他们会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向我们倾诉。这语言隐秘道出真理，它的旋律汇成歌谣，萦绕不去，有如春日的忧伤。他们会向我们诉说这片阔大的土地， 一年四季，气候各有精彩，会堂、村舍、教堂，那是他们的家园。刺李花开随风扬，昔去落满古人头；人生代代无穷已，今来年年吹如雪。他们会向我们诉说英格兰的河网山涧、丘陵台地、白崖岛岸。

    无论兰开斯特人还是约克党派，乡绅或领主，牧师及信众，所有这些中他 们最不忘指明的，是英格兰的王室和她随处可见的徽章。

    他们也会向我们讲起临近罗马人建在泰晤士河边城堡的宫殿，来自全英格 兰各地的人代表他们的同胞在大厅聚会。他们身着毛皮镶边长袍、头戴奇怪的 帽子，对相同的案件作出同样的裁判，递送出同等的公正。

    议会不仅仅是代表们聚在一起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它是法治的最 高监督者，个人自由的最后防护栏，以及国家例外主义的典型标志。

    这种例外主义从一开始即已存在。第一批讲英语者从日耳曼森林深 处走出来，信守着如下观念：他们认为法律是整个部落的共同财产，而 不是哪一个首领的意志。他们也带来了一种部落事务须经公开大会讨论 并决定的传统。他们甚至还具有其后代称之为“同意政府”的观念，如果 塔西佗所言可靠的话。

    罗马衰亡后，这些政治观念在各日耳曼国家发展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御前会议和咨议会遍及欧洲各国，它们既承担司法功能，又是立法 机关，某种程度上，它们裁决纠纷，同时也批准法案。

    在整个西方世界，这一传统在9世纪到11世纪期间终结了。国王和  贵族做了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会做的事情：为了他们自身和其 后代的利益，使用暴力来操纵统治。贵族变成了法律上享有特权的唯一 阶级。大地产拥有者在各自领地上享有近乎专断的权力。国王受到限制，但限制并不是来自法律，而是与他的大封臣们达到平衡。在市镇以 外的地区，封建主义、农奴制与世袭地位是最普遍的。

    普通法和民众大会仅在北欧世界的很小部分地区幸存下来，而在英 国则开出了灿烂的花朵。使英国变得如此例外的，正是它作为一个民族 国家的早期发展。这样的发展，很大程度归因于其地理位置。讫至10世 纪，英格兰不仅仅是一个岛，也毫无疑问是不列颠岛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威尔士和苏格兰王子需要定期到英格兰宫廷来表示效忠。一种共 同的身份，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民社会”的认同感产生了。那个时 期的政府强大而富裕，然而，只需维持相对很少的军队。所以，能拥有 相对独特的议会的地方都是岛国，比如冰岛、马恩岛，并非偶然。

    到11世纪时，英格兰已经可以享受早熟的宪制政体了：国王必须受 制于法律，而法律是被贤人会议决定的；司法制度对于显赫的伯爵和卑 微的下层自由民一律平等适用。

    1066年后，国家臣服于欧洲的封建主义，这是一个严重的倒退。但是，尽管土地占有模式、教会制度、议会议程和王室权威都发生了改变，但盎格鲁——撒克逊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地方一级依然保留了下来。郡 和百户区法院继续依照普通法体系运作，到12世纪中期，上升为全国一 级。这些法院系统是代议制政府观念生长的沃土，最起码，它使重大决 定需获公共大会支持的观念得以延续。

    最后，这些观念影响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他们从13世纪早期开 始，逐渐将自己视为英国人，对英国人自古以来有权要求统治者对国家 负责的方式产生了兴趣。这一演变的结果是《大宪章》,以及同样重要 并确保条款被执行的全国议会。

    我们将会看到，从13世纪的早期议会开始，通往现代民主的道路充满了坎坷，有时甚至还是一段扎脚的煤渣小路。但是，让我们先在这里打住，转向盎格鲁圈例外论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也就是从本质 上将英语社会与欧亚大陆区别开来的社会组织的特殊性——我们此前尚 未考虑过。现在就让我们来探寻现代资本主义的源头。

    注释

    1“光辉道路”是秘鲁一个极左的反政府游击队组织，自称为秘鲁共产党，其 目标是实行共产主义，以工农阶级取代中产阶级。“光辉道路”游击队成立于20  世纪80年代初，以制造绑架、暗杀和恐怖袭击闻名于世。1992年随着其最高头  领纷纷落网，该组织暴力活动有所减少，但仍时常对政府军发动袭击。

    2《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又称“最终税册”。威廉一世在征服 英国后，下令进行全国土地情况调查，目的在于了解王田及国王直属封臣的地 产情况，以便收取租税，加强财政管理，并确定封臣的封建义务。1086年由国 王指定的教俗封建主在全境进行广泛的土地调查，调查结果汇总整理，编定成 册，称《末日审判书》。由于调查细致严苛，使被调查者如履薄冰，好像在接 受末日审判，故调查结果被称为《末日审判书》。

    3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约1080/1095—约1143),12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在1120年前后创作了《盎格鲁国王史》,记载从449年到 1120年间，英国国王事迹或者英国人的国王的事迹。该书被认为是英格兰最重 要的历史著作之一，以有说服力的文档资料和清晰生动的写作风格而留名。

    4吉马的《英国人的历史》是法国文学史中最早的历史文献。这部编年史 于1136—1137年撰于英国，是欧洲最早的以当地语言记载的编年史。这部编年 史以八音节段落的风格写成，是歌颂风雅与骑士精神的先驱。

    第四章 自由与财产

    每一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都是生而就有的自由和财产权的继承人。这样的 权利无人可及，除了在英国，全世界范围内其他任何国家都找不到。所以，我 们希望所有人能正确地理解到他们自身的幸福。     威廉 ·佩恩，1687
    在英格兰，大部分普通人最晚从13世纪开始就已经是奔放的个人主义者了。他们具有很高的地理和社会流动性，经济上很理性，以市场为导向，有求 必吁，在家族和社会生活中以自我为中心。这对于现代英国人来说，也许一点 也不奇怪，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      ——艾伦 ·麦克法兰 (Alan  Macfarlane),1978

    盎格鲁圈例外论

    2010年，我在欧洲议会曾经代表我的党派担任过很短时期的前座发 言人。这段经历不甚愉快，我需要起草、审查一个法律草案以协调全欧 洲的继承法。这是一个技术性法案，主要涉及在未立遗嘱的情况下，生 前移居其他欧洲国家的死者的财产处置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的法律规定，暴露出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财产权的显著差异。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个人不得任意将他的财产遗赠他人。比如，有 的欧洲国家法律会将死者财产的一定份额保留给他的配偶和子女，而在 有的国家，你在立遗嘱时，只能对你财产的三分之一有自由处置权。

    相反，在英国，和在大多数盎格鲁圈国家一样，你基本完全可以按 你的心意来处理财产-   至少，交完遗产税以后的那部分归你处置。如 果你想把每样东西都交给信托人，让他来照看你的猫，这完全取决于你。或者你改变了心意，只想讨好你新交的十几岁小女友或者小男友， 那你的子女可就不走运了。

    意愿和继承常常等量齐观地出现在盎格鲁圈意识中。大量英文小说 都触及了这一点。我们早已将绝对所有权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普通法对待财产的态度，在全球范围内看来，还是非常独特 的。这里有必要做些解释。从表面上看，大多数罗马法国家采取的做法，看上去更为理性。为什么死人的愿望应当凌驾于生者的需求之上? 无论如何，在考虑财产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分配时，活着的人应当占有更 重要的位置。

    回答触及了不同社会对于所有权的不同理解这一核心问题。如果所 有财产最终是属于部落的、家族的或者国王的(或者，在今天，属于国 家的),那么,由部落成员(或者今天的政府官员)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就是最合理的做法。在这样的社会，所有权事实上就是某种形式的租用 权：一种排他地享用特定资产的权利。这样一种权利通常不能延长至死 亡以后。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大多数人类社会都将部分财产视为是共同占有 的。在有法律之前，有城市之前，有庄园之前，有工具之前，甚至在有 文字之前，男人和女人就生活在亲属团体中。从史前时代到前现代(甚 至，实际上到现代世界大部分地区),最基本的经济单元还是扩展型家 庭。调整所有权与流转的法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演变的，所以，自 然地，宗族优先于个人。

    财产代表着单个个体所享有的完全所有权，这一观念是讲英语社会 所特有的。我在欧洲议会所遇到的分歧不仅仅将英国和欧盟其他部分区 隔开来，也将盎格鲁圈和整个地球从本质上区分出来。因此，很多殖民 地都遭遇了讲英语者和本地住民之间产生的误会和冲突。

    当习惯了普通法财产权的拓殖者们到达北美、非洲、新西兰，甚至 是数世纪前的爱尔兰，他们会发现其财产权观念早已超出了本地住民的 理解范围。拓殖者当然会买地，然而，本地人没有他们的部落将永久性 失去土地的概念。在本地人眼里，他们出售的是使用这块领地上的资源 的权利，因此，一个人不可能拥有比拥有风或阳光更多的权利。

    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土著居民-     切诺基人 (Cherokee) 、 毛利人(Maori)  或者吉库尤人 (Kikuyu)——    的控诉中听到同样的不满。他 们说，殖民者窃取了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或者在他们没有 充分理解的土地交易中欺骗了他们，或者贿赂某个首领签订了未经他们 授权的协议。当然，有的殖民主义者的确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导致很 多直接演变为偷盗的行为。同时，也存在一些理解上的根本分歧，正是 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原本可以避免的流血事件。

    盎格鲁式土地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历史学家们 总是有意无意地倾向于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在过去五百年间，农民社会让位于资本主义社会。 前者是固定的、乡土的、等级制的和大体上自给自足的；后者是个人主 义的、专业化的、以货币为基础的和竞争性的。

    马克思自己也非常有兴趣把英格兰作为证明他理论的一个样板。他 相信，英格兰是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国家，所以也必然最有可能第一个 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教导说，英格兰直到15世纪仍然是一个农民社会，其后开始 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化。他说的“农民社会”,指的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家 庭和封建义务之上，而非货币基础上的经济形态。他写道：“(英国的)生产模式仍然不具备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土地被视为一个普通  家庭通过继承而得来的家产，而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基本的 经济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农民的庄园。“归根结底，整体经济是由一个  个家庭构成的，家庭自成独立的生产中心，比如：在其中，手工业制造 被视为妇女的次要家内职业。”

    马克思认为，当货币租金开始取代其他类型的租金时，这一转变导 致了“贫困的白日劳工阶级的形成” 也就是那个日后受雇主剥削的阶级。

    马克思提出，他的经济模型来自经验的、科学的事实，而非一种政 治观点。他的追随者几乎一字不落地追随这一历史主义路线。性格随和 的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写道，在英国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家长总在不断地变，而农民工人构成了“铁打的营盘”,他们在其位于农庄内的各自 家庭的支持下，生产出几乎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现在，“自然经济”已 经被“资本主义经济”所取代，后者“瓦解了所有自古习得的以及传统的  关系，用贸易和买卖取代了源远流长的习惯和历史权利”。一百年后，受人尊敬的左派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 ·希尔(Christopher Hill)也发表了 惊人相似的言论，尽管他把这一经济模式转型的时间稍微推后了一些：
    1530年，大部分英国男人和女人都居住在乡村农舍(大部分都是小泥舍),经济上自给自足。他们穿着毛皮外套，吃的是盛在木盘里的黑面包，用 不起叉子和手帕。到了1780年，英国一步步实现了工业化：砖房、棉布衣服、白面包、餐盘和刀叉餐具，这些即使对下层阶级来说也是唾手可得的。

    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们往往会感到非常惊讶，作者似乎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样的观点连同马克思的其他很多观点一起，在学术圈逐渐变成正统，以至于我们已然不知道它们到底是由谁第一个提出来的。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知名学者在从家庭自给自足经济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这一问题上，都追随了马克思，尽管他们在转型到底何时 发生以及导致转型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上可能各持己见。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德国哲学家马克斯 ·韦伯认为，清教主义与自由劳工阶级的形成同样重要，它培养出了节俭而非慷慨的品质。

    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R.H.托 尼(R.H.Tawney)赞同韦伯的 观点，并提出从“分配型的”天主教伦理向“索取型的”新教伦理的转向。

    然而，两位大学者和那些追随他们的社会历史学者一样，都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从自给自足的家庭单元(所有人在家庭中工作并参与 分配)转型为原子化的个人通过货币形成彼此社会关系的这一历史进程 的解释。托尼对于农民家庭单元的描述，其雄辩之势超过了他所回应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说：“这就是一个迷你的合作社会，同住一个屋檐下，从属于同一个产业，这个经济单元里不仅包括男人、妻子和孩子， 还有仆人、长工、犁田者和打谷者、放牛人和挤奶工，他们同住同劳作 同玩乐。”

    如果我告诉你这样的观点其实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你肯定会感 到很震惊。其实，只要在学校学过一点社会历史学，大多数人应该都接 受过这样的教育。不计其数的历史小说和戏剧也在不断强化这一观点。 这样的一幕，还在全球瞩目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演：田园牧歌式的乡间，快乐的牧羊女簇拥在主人身边，主人打发农人们去磨坊和烟 囱林立的工厂干活儿。

    马克思对于社会转型的原因的分析征服了左派，并由左派广为传  播。他所给出的解释大部分是对的；或者应当说，除了一点，其余都是 对的。他概括出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经历过的历史，尽管这一进程在各 国的发生有先有后。这一解释不仅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俄罗斯、中 国和印度。这一理论概括对于几乎所有欧洲和亚洲社会都有很强的解释 力，而唯一不能适用的地方，就是马克思本人所说的：英国。

    英国农民在哪儿?

    我在前文中谈到过1381年农民起义，如何评价这一血腥的历史事件?目前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将其视为一场自耕农阶层对农奴处境 的反抗，这一阶层在黑死病造成人口锐减后，其影响力不断壮大；也有 人认为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讲法语的贵族统治的最后一次反抗。但 无论持何种观点，当时的人们都不会称它为“农民”起义，因为理由明摆 着，英语中根本没有“农民”这个词。或者更准确一点，这个词只有在谈 到外国人的时候才会使用，来自对法文词“农夫”(paysan) 的直接翻译。

    这个词在英文中不存在，是因为它所描述的事实在英格兰不存在。 那个时代的人对“农民”一词的理解，正如今天的历史学家对它的理解。“农民”并不仅仅意味着住在乡下的人，也代表着被马克思、韦伯、 托尼以及其他人所定义的某种社会经济特征。

    按照广义的定义，一个农民是束缚于他的家庭所有的土地的。而他 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这块土地，这是他的扩展型的家庭单元的共同遗 产，只有在亟需援助或经全体男性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土地才可以买 卖。农民的家庭单位倾向于在其内部完成生产与消费，同时附带极少量 的交易。家庭所需的主食可以栽种或者驯养，只有奢侈品和稀罕物需要 通过交换获取。即便如此，交换也常通过以物易物而非现金交易的形式 发生。货币也是有的，但通常被当作一种储备资产，而非交换工具。

    这样的农民社会形态存在于欧洲和亚洲的整个中世纪：从16世纪开 始，出现于西北欧洲；到19世纪时广泛存在于欧洲东部；20世纪，遍及 俄罗斯。

    英格兰的乡村经济始终不被认为与它的邻国存在什么实质性差异。

    直到20世纪70年代，年轻的牛津历史学者艾伦 ·麦克法兰开始研究英格  兰中世纪各教区的历史记录。他惊奇地发现，史料记录的社会组织形式 完全不符合通常所称的“农民社会”的标准。乡村社会的共通性横穿整个 欧亚大陆，从太平洋一直到大西洋，却止步于英吉利海峡。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土地所有权是固定的，庄园被视为一种不可剥 夺的祖上传下的遗产。在英格兰则相反，最迟从13世纪开始(因为更早 的记录难以找到)便有了活跃的土地市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子女会 在他们父母的农庄干活儿，以换取食宿而不是领工资。而在英格兰，子 女通常长到十来岁就离开家，要么去做学徒，要么到别处去工作-    这 一点往往会让外国观光客们大感惊诧，甚至偶有微词。家里的农活儿往 往是由雇来的人手干，并且给付竞争性工资。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家庭 被认为是习惯上的和法律上的基本单元，家庭计划也被家庭成员视作共 同资源。而在英格兰，几乎就没有“共同共有”这个概念。男孩一旦达到 法定成年年龄，在法律上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体了，他的父亲无权再 对他宣布任何权利或者要求其承担任何义务。

    麦克法兰的观点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显得很突兀。20世纪70年代的 学术界基本仍处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强势影响之下，因为当时的学者 们大概都在有意识地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但是，麦克法兰认为他的 结论是不容置疑的：“很清楚，英格兰自13世纪开始，即不再建立在‘共 同体’或‘若干共同体’之上。它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流动、以市场为导向 以及高度集权化的国家，不仅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类型上与欧洲和亚洲的 农民社会区别开来。”

    这样的差异是何时又为何发生的呢?提到时间的问题，麦克法兰坦 言他给不出答案。从他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史料显示，英国社会独特的个 人主义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了。麦克法兰怀疑这一源头可追溯到最早一 批盎格鲁——撒克逊人上岛定居，而且早在塔西佗叙述的日耳曼共和国的 第一个世纪便已扎下了根。但是，因为缺乏坚实的证据，他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麦克法兰则显得自信很多。英国社 会的个人主义特征是由两项相互关联的法律制度所支撑的：长子继承制，以及个人对土地的完全所有权。

    长子继承制是一种将全部家产分配给长子，而不是在众男性子嗣之 间平分或者集体共有的做法。这一制度和土地的可转让性密切相关，其 带来的最终结果无异于为某一个人的利益而剥夺了全体申索人的继承权。无论长子继承制还是绝对所有权都与小农社会的欧陆模式不相容， 它们从整体到细节上都是普通法系的产物。两套规则合在一起，从物理 上以及从政治上共同塑造了盎格鲁圈。

    法律打造的风景

    假设你正乘飞机旅行，比方说从布达佩斯到英国的伯明翰，当你打 个盹醒来，只消从舷窗往外看一眼，便知有没有飞过英吉利海峡了。英 国土地法在乡间是有清晰可辨的形象的。欧洲大陆的土地基本都是直线 切割的，有时也划分成条状，为了不浪费空间，地界通常用铁丝栅栏圈 出，以便其他兄弟继承时可以迅速移动。

    英国的情况则相反。土地往往是不规则的，呈波浪形的，随型就势。有时候某条溪流就是界线，不见得非划出条直线来不可。土地往往 被更趋永久性的篱笆圈起来，比如乡下常见的树篱，或者英国西部与北 部常见的干石墙。

    英国的法律塑造了英国的风景。因为财产不得被分割或共享，自然 的边界因此保持了原貌。

    一片被树篱标界出来的乡间土地就是一个产权得到长久安全保障的 世界。不像铁丝栅栏，树篱不能轻易移动。古老的英国树篱是一道致密 扎人的厚墙，由多种树木杂生而成，有矮橡树、枫树、金银花、铁线莲、野玫瑰、黄华柳、黑刺李、榛树，还有桤木。有个简便的小窍门可 以估算树篱的年纪：数出30码宽的树篱中的植物种类，不包括常青藤或 者黑莓，然后把这数乘以110。

    这样自古就有的篱墙，有些甚至从撒克逊时代起就立在那里。这些 竖着的边界告诉我们，土地不可在兄弟间进行分割。财运如水淌，时弱 时刚强。家庭可以买卖整块地产。土地市场由确定的产权期限支撑，始 终在运转。

    由此，大地产便成了英国乡村最显著的标志。今天，当我们走在前 人的土地上，想到这片土地18世纪的主人正是沿着这条路植下了幼苗，而今，数百年后，它们已经臻于完美，这是多么奇妙的感觉!使早先那 些营造这片风景的园艺师们如此笃定的，正是这个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 稳定。他们期望他们的花园在繁盛之时，能被孙辈的孙辈的孙辈代代享 用。与此同时，他们也非常自信，自己的家园不会被独裁者夺走，被强 盗洗掠，或者被外国入侵者征用为兵营。

    这些大地产不仅仅是房子和花园。对世世代代的英国人来说，它们 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与活力。16、17世纪一些著名的大作家——本 ·  琼森 (Ben Jonson)、托马斯 ·卡鲁 (Thomas   Carew)、安德鲁 ·马维尔(Andrew Marvell)——都被称为“乡村别墅诗人”,因为他们常把乡间 花园用作一个政治隐喻，一剂政治解毒剂。在他们的诗行间，皇室往往 是娘娘腔、矫揉造作、犹疑而诡计多端；而乡村则质朴率真，天然无琢，忠诚而且坦率。在他们的后代眼中，高大的乡村别墅成了辉格党政 治哲学的物化的象征。

    乡间派最经典的例证还不在英格兰，而在弗吉尼亚的弗农山庄(Mount     Vernon)。山庄因纪念英国海军上将弗农而得名。今天，我们 依然可从俭朴的石砌建筑和蔬菜地头感受到庄园主人乔治 ·华盛顿的伟  大与谦逊。大卫·麦克洛夫 (David   McCullough) 写道，华盛顿没有留下 自传，而是留下了弗农山庄，这正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说明。

    华盛顿是一个重行动的人，这一点已勿用再说，但英国辉格党传统 也深入他的骨髓。他用一个最“伟大的放弃”缔造了美国共和制的传统。 民众拥戴他坐上权力宝座，他拒绝了，因为他相信“解甲归田，采菊东  篱”才是公共生活的最终归宿。而这也正是乡村别墅诗人心心念念的梦  想。

    华盛顿对他的人民说：“刀剑只在最后一刻才能被当作保卫自由的  武器。当自由已经确立，第一件事就是该丢弃刀剑。”那些横渡大西洋  的讲英语者比留在家里的兄弟更讲究英国的例外原则。在新家，他们更 加坚定地履践了这些原则。

    殖民者坚守对私有财产的承诺，以及作为私有财产权应有之义的自 由企业制度——尽管当时尚没有这样的术语。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威 廉 ·布莱克斯通在殖民地享有广泛影响，他认为“私有财产权这一神圣而 不可侵犯的权利”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就有的绝对权利”。美国革命的  另一位教父约翰 ·洛克谈到这一问题时，强调这“是一项伟大而主要的成 果，人们因此团结在英联邦中，将他们自己置于政府之下，也就是在保 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对于所有权神圣的信仰，不仅仅意味着个人可  以任意处置他的所有，还意味着契约自由和税率最小化。不过，并不奇 怪的是，他们并不太在意英国财产法的第二重特质，即长子继承权。

    过去的美国人普遍都有兄弟姐妹。弗吉尼亚很多大家族(包括华盛 顿的家族)都是“次子”建立的。很多到新世界谋发展的次子们都感到不 公平，觉得他们仅仅因为出生顺序的偶然性就被拒斥于家族土地的所有 份额之外。就像《李尔王》中的埃德蒙，他们认为长子继承原则和自然 正义格格不入：

    大自然啊，你是我的女神，
    我愿意在你的法律面前俯首听命。
    为什么我要受世俗的排挤，
    让世人的歧视剥夺我应享的权利?
    只因为我比一个哥哥迟生了一年或者十四个月?

    除了对少数领有大片继承土地的贵族家庭来说，英国的长子继承制 是一种传统，而不是法定义务。父亲完全有权剥夺家中长子的继承权， 只要他愿意选择这样做。但是传统-     就是埃德蒙所说的“世俗的排挤”毕竟是个事儿，美国人决定根除这一制度。托马斯 ·杰斐逊在修 改弗吉尼亚法典以废除长子继承制的过程中，曾多次引用《李尔王》。 正如他饱含深情地写道，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斩断可能复辟或导致未来贵族制的每一茎杂草”。杰斐逊的母亲来自赫赫有名的伦道夫家族。 最早来到弗吉尼亚的伦道夫就是教科书上所称的“次子”:威廉 ·伦道夫(William      Randolph),沃里克郡 (Warwickshire)   名门的小儿子。

    废除长子继承制，最终从美国扩展到盎格鲁圈其他地区。到20世纪 后期，这一传统只在极少数贵族家庭中延续。2012年，英国和其他英联 邦国家一致同意修改继承法，取消了男性继承人的优先权，为贵族家庭 的长女继承权敞开了大门。对大多数家庭来讲，头生男性继承人比他的 兄弟姐妹享有更大份额的继承权这一观念早已被抛弃。

    然而，在这一观念存续期间，长子继承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与欧洲不一样，英国贵族阶层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阶层。地产保有者的 小儿子们必须要自谋生路，比如入伍、从医、当教士或者做生意。而在 欧洲大部分地区，贵族是继承来的法定身份，其数量维持在一个比较稳 定的比例上：在一些国家大约是30%的样子。在英国，这个数量则要少 得多。1789年大革命前夕，法国有贵族14万人。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实 行终身贵族制之前，上院议员通常在200人以下，最多时也未超过600人。

    这种情况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使得英国成为一个具有不同寻常的高 社会流动性的国家。今天的政治家和评论员使用“高社会流动性”这一术 语，意思是穷人通向成功的管道没有被阻断。不过，这样想的话，那只 是想对了一半。在一个高流动性的社会中，穷孩子能够上升到比他出生 时命定的社会地位更高的空间。然而，个人在社会地位上的上升必然伴 随着另外一些人的下降。我这里所谈论的，不是指绝对财富(对每一个 人来说，其绝对财富是可以增长的),而是指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所决定 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自耕农成了伯爵，那么,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些人 的社会地位就有可能微妙地下跌。

    这种下降的社会流动性往往会因为长子继承规则被放大。一个儿子 一得俱得，其余的则必须自谋生路。在后者社会地位的下滑过程中，他们会一直携带着自幼养成的习惯，比如看书识字等。

    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 (Matt       Ridley) 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    (碰巧他也是一个世袭贵族，因此也是长子继承制的受益者)。他说， 这种下降的社会流动性很可能是英国在18世纪腾飞的原因，这种腾飞是 此前的人口统计学发生重大变动的结果。简单地说，从17世纪开始，富 人阶层“繁殖”出大量的穷人。

    200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个学院承担了一个项目，调查17世纪 之交的英国人遗嘱，结果令人震惊。在遗嘱里留下不到10英镑的人，平 均可供养两个孩子；在遗嘱里留下超过500英镑的人，平均可供养四个  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医疗条件落后，饥饿是普遍现象，婴 儿死亡率很高。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富有的阶层事实上可以为子女 购买到更高的存活率。既然这些孩子中只能有一个有权继承家庭财产， 那其余人就不得不去闯世界谋活路。

    17世纪是一个被法国人称为“社会等级降低”的时代：大部分英国男 人和女人都比他们的父母的生活状况更加糟糕。很多受过教育的人不得 不靠做小生意或干工匠活讨营生，其结果使得这些群体的识字率开始上 升(起码可以从在法律文件上签署自己名字的人的统计数量上看出)。 1600年，有35%的英国人认得字；到1700年，这个指数达到了60%,其 中25%是英国妇女。这样的人口结构为已经引爆的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做 好了准备。

    尽管长子继承制在今天的盎格鲁圈社会几乎已完全绝迹，但它的遗 产并没有荡然无存。在每一个大洲的英语社会中，依然保留着财产权不 可分割的独特观念，而在过去这曾是英格兰独有的特征。

    个人权利甚至及于其身后的观念似乎是对集体主义的极端蔑视，产 生了深刻的政治后果。它促进了信托机构和基金会的建立，事实上，这 两个机构都是在执行已经去世的财产所有人的意愿。

    反过来，这些机构也有助于创造今天所称的公民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巨大空间被非官方的、志愿的和各种慈善努力所填充。来到盎格 鲁圈国家的大陆访客常常会被私人基金会所承担的广泛的社会责任所震 惊，因为在他们的国家，这些事务都是由政府负责，或者至少是由国家 教会负责的。各种捐赠导致了学校、医院、艺术馆以及孤儿院的诞生。

    而这些机构又反过来创造出了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慈善性的非盈利活动不再被视为一种政府责任，其不过就是一种经济活动而已。甚至就在今天，我在欧洲议会就遭遇了这种差异。在英国，这些活动的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要策划什么活动，你得先拿到批文的授权。当得知某项新活动逃离了政府的视线，我在欧洲议会的伙伴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推出一个泛欧洲监管条例       国家主义的根系深深地扎进中世纪冰冷的泥土中。

    资本主义有何特别?

    盎格鲁圈中有些人始终对大陆模式情有独钟。他们认为，在那些没 有营利目的的事务上，只有国家才可能提供始终如一的、值得信赖的服 务。他们进而认为，如果依靠私人善举，很可能产生种种麻烦：比如，将过多的裁量权交到富人手中，如果他们考虑失当会怎么样?他们判断 偏差又会怎样?又或者，他们任性地决定受益者不配再享有优遇会怎么 样?就像工党领袖克莱门特 ·艾德礼¹在1920年所讲：“慈善是冰冷、灰色、无情的事业。如果哪个富人想要帮助穷人，他应当心甘情愿去纳 税，而不是一时兴起到处施舍钱财。”

    事实上，艾德礼刚好想反了。很难想象还有比现代福利国家更冷血、更灰暗或者更无情的事业。慈善允许捐赠者作出道德选择，也能针 对受助者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决定怎么花掉你的钱可以看出个人的品 质，但通过税收系统从你那里拿走相同数额的钱则毫无道德性可言。

    盎格鲁圈对于自由的理解，从来不乏批评者，国内国外皆有之。是 的，唱衰的人说，资本主义是可能让人变得更富有，但有没有东西是无 价的呢?人们是不是失去了人性中某些可贵的品质?他们不是变得更自 私、更冷漠、更工于计算了吗?!

    事实不是这样。资本主义与自私自利无关。任何经济模式下，参与 经济生活的个体行为都有一个道德方面的考量。但有一点不会错，就是 没有哪一个经济系统会给个人的道德行为以完全对等的回报。

    在一个建立在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基础上的开放市场中，你可以通过 为他人提供诚实服务变得富有。比如，我正在打字用的这台机器就是史 蒂夫 ·乔布斯发明的，他从市场交换中获益(一点一点地增加了他的净资产),我也一样(机器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

    而在别的地方推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模式下，有些人——通常会是 国家官员——就会渐渐取得分配产品的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

    当然，这不是说，资本主义就没有不法行为。人天性会堕落。任何制度下，都有经不起诱惑的人。但有一点很明显，在国有经济中，腐败 是制度性的、半合法的。实际上，在盎格鲁圈的经济运作中，最恶劣的 不法行径总是与政府脱不开干系：为不法利益游说议员，向纳税人提供 资助金，等等，诸如此类。

    贪婪      也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欲望   不是市场的产物，而是从更 新世的非洲丛林间为生存而竞争的原始人类就已经携带着的基因了。资 本主义给贪婪套上了一个社会生产目的的笼头。在自由经济中致富的途 径是提供给他人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依靠权力来敛财。

    对盎格鲁圈经济制度的一个大众化的批评是，它看重效率，胜过个人德性，比如：信仰，友善，忠诚，礼貌，等等。

    事实上，你很难想象出比自由契约所创造出来的关系更具伦理性的 关系：每一方都通过满足他人的预期来增进对方的福祉。而个人在其他 情形下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尽管可能初衷良好，但很少能达到这样的效 果。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就算是丈夫和妻子——有时候也可能会使 对方的预期落空。

    你或许会觉得我这里所写的似乎太过古板，甚至刻薄。契约当然没 错了，你也许会说：按时付款，给顾客发送他们想要的商品，保证质量，这都没问题。但它们怎么能和那种没有物质回报的行为相提并论呢?!比如在施粥场做义工，造访狱中的囚犯，或者给贫困区送去援助 物资，或许再简单点吧，做个好家长、好邻居或者好朋友。

    当然，你说得完全没错，但这不是我所讲的问题。我现在不是在谈 论慷慨与慈善是不是值得喝彩，我谈的是大政府该不该鼓励这种行为。

    约拿·戈德堡 (Jonah     Goldberg) 在2008年出版的《自由主义的法西斯》 (Liberal Fascism)中，用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信任小政府的人 比信任大政府的人更愿意拿出他们的收入和时间用于慈善。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旦你确立了向正确的事投否决票的基本立场，那为什么不会走得更远呢?一旦你号召提高税率，又为什么要去做 慈善呢?

    这话已经无需重复再三：如果你把钱给了好事业，那么你就是在做 正确的选择。而如果政府通过税收从你这里抽走了同样多的钱，然后再 用之于民，那你的选择就未必如此了。

    在盎格鲁圈从上升到辉煌的英雄年代，这样的论证几乎都是多此一 举。四个世纪以前，自由、财产和个人美德之间的密切关联就已经是社 会共识了。英格兰和北美对于所有权的特别强调被视为反抗专制的壁垒，以及对私人的博爱发出的邀请函。

    除了西印度群岛部分地区还在实行种植园奴隶制，讲英语者在他们 定居的每一个地方都创造出了产权式民主制。我们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北 美和南美。在北美，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土地，包括契约工人在 任期届满后也能享有这个资格。随着美国的扩张，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 成功地推动了私人所有权的发展，1862年的《公地法案》即是最有力度 的举措。该法案事实上鼓励小块土地可由业主无偿取得，其目的在于拓 殖边疆。到20世纪初，75%的美国郊区人口都拥有土地，而在阿根廷，这个比例是25%,墨西哥则是3%。

    最早进入现代化的英语民族已经具备了掌握当今时代全球霸权的工 具：普通法、契约神圣、代议制政府、良心自由、财产安全以及个人自 由。那个时代的英语圈内，凡受过教育的人都意识到，他们处理事务的 方式把他们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有些人对这样的独特性深以为荣，有 些人则倒向了欧洲方案。

    在17、18世纪，这两种趋势日益固化为两大对立派别，双方的碰撞 越来越频繁。到17世纪40年代及18世纪70年代，两大派别最终被推向了通过血腥战争来解决争端的境地。这些冲突最终以珍视盎格鲁圈政治传 统的一方获胜而告终，此乃人类的幸运。而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1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 (Clement Richard Attlee,1883—1967),第一代艾 德礼伯爵，英国工党政治家，首相(1945—1951)。艾德礼在任期间放弃了对 印度和巴勒斯坦的控制，使英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国内执行经济紧 缩计划，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创办国民保健事业，被称为20世纪和平时期最 具效率的英国首相。

    第五章 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

    你知道，在所有基督教王国中，自古以来就有议会。直到君主开始意识到 他们自己的力量，并且意识到议会是个麻烦事儿；最终，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 确立起特权，直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彻底地甩掉议会，而惟有我们这里是例外。 ——达德利 ·卡尔顿爵士 (Sir  Dudley  Carleton),内廷大臣，1626
    所有人生而平等，而且都同样生来喜欢财产和自由；因此，我们经由上帝 的自然之手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时，每个人都具有自然的、先天的自由和财产权。甚至我们要活下去，每个人也平等地同样要享有他生而就有的权利。 ——理查德·欧佛顿 (Richard  Overton),平等派领袖，1646

    第一批自由主义者

    伯福德 (Burford)   是科茨沃尔德 (Cotswolds)   一个宁静的、有着  蜜糖般颜色的小镇，犹以镇上众多教区教堂著称。这些教堂堪称12世纪 建筑艺术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的英格兰也极具特色，每到周日便挤满了 信众。

    然而，在1649年，这里的教堂却是一派骇人可怖的行刑景象。英国 内战第二阶段以保皇党人的完败而告终，但国会军中有些士兵还不满意。他们坚信自己是在为恢复英国古代宪法而战：“砸烂诺曼枷锁”正是 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口号。他们认为古代宪法意味着国会主权，建立在接 近今天一人一票的原则之上。然而，现实明摆着，新政权自有一套总体 上不那么激进的方案。

    自从1640年以来就坐在议会大厅中的议员们，长期以来已形同虚设，但他们似乎并不急于展开新的选举。国会军领袖奥利弗 ·克伦威尔  对于军队中的民主乌托邦主义毫无兴趣；这位清教徒将军已经自视为大 卫式的人物，受上帝指派来拯救他的国家。跟随他的很多老兵都说，就 算用上战争时期所有所谓“共和”的花言巧语，目前的境况也不过是一个 独裁者替代了另一个独裁者。他们开始行动，召开民众大会，印制小册 子，呼吁实行民主改革。

    最后，克伦威尔决定给闹事者一点颜色瞧瞧，这些人因认为所有人 都应平等而得了“平等派”的名号1。军队中闹得最凶的三百人被关在伯福德教堂。有些人为消磨时间，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洗礼盆的石墨沿儿  上，那些悲伤的涂鸦至今依稀可见。(洗礼盆直到今天依然还在使用， 我不久前才在那儿成为一个小女孩的教父。)

    受到不服从即处死的威胁，大部分被关押的平等派都为他们的激进观点发表了忏悔辞。有三个人拒绝这样做，被拖到教堂庭院枪杀了。如 此冷血的举动，即使在17世纪中叶对暴力已经司空见惯的麻木氛围中也 使人震惊。

    他们倒在滑膛枪口下的地方，如今成了左派激进分子的朝圣之地。 很多英国社会主义者非常景仰平等派敢于反抗权威的勇气，无论世俗   的，还是宗教的。他们为这些人的平等主义和支持普选的理念而喝彩， 要知道，这些理念在那样的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平等派并不是社会主义者；相反，他们更容易成为亲自由主 义者。他们的哲学起点是个人自由，正如一个人拥有他的身体和思想一 样，他也有权拥有其劳动果实。平等派提出，个人可以做不侵害他人自 由的任何事，这一观点甚至比约翰 ·穆勒早了两个多世纪。正如理查德 ·  欧佛顿在1646年的小册子《射向所有专制者的箭》 (An  Arrow  Against All Tyrants)中写道：
    每个人都被赋予了天生不可被任何人侵犯和剥夺的个人财产权。对每一个 人来说，只要他是他自己，那么他就有固有财产权；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他自 己。你我皆如此。没有人有权凌驾于我的权利和自由之上，我对他人也是如  此。我只能享受自己的快乐与财产，但决不能寄望更多；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那我就是他人权利的入侵者和进犯者-     我不该有这样的权利。

    这样的观点包含了那个时代下一种特立独行的情感，仿佛是20世纪 自由主义者F.A.哈耶克和穆瑞·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 等人学说的 先声。事实上，上述哲学家一向乐于承认平等派是他们的先驱。

    在哈耶克看来，平等派在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主义的发展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提出了自由与财产权的不成文原理，并且制定出 了一部成文宪法和正式的权力分立规则。

    奥地利经济学派知名学者、小政府理论的信徒穆瑞 ·罗斯巴德写道：“平等派自觉地发起了世界上最早的自由主义群众运动，约翰 ·李尔 本 (John       Lilburne)、理查德 ·欧佛顿和威廉 ·沃尔温 (William   Walwyn)  提出了系统的自由主义学说，支持自我管理、私有财产权、个人宗教自 由以及政府对社会的最小干预。”

    平等派们既展望现代自由主义，又缅怀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失去的 那些日子。他们认为诺曼征服斩断了他们的自由传统，这个观点虽然有 些浪漫主义色彩，然而，如我们所见，也不是全无根据的。

    这些爱国者们是联结现代盎格鲁式自由和它们的早期起源之间的金 质链条。事实上，我们对平等派的学说读得越多，就越难理解为什么社 会主义者会极力宣传这些主张。

    也许，这正是某些人身份被误解的最直接的例证。“掘地派”是一个 现代派别，也常被稀里糊涂地称为“真正的平等派”,他们拥护最具社会 主义特点的政策，包括土地的共有产权等。他们恐怕是当代左翼人士由 衷崇敬的先驱。

    但是平等派是欧洲怀疑论者、支持减税和反对国家主义的爱国者。 他们要求用民主选举来取代政府任命，停止财政资助，从海外纷争中及 早脱身，负责任的司法体系，自由贸易，以及财产权的绝对神圣。他们 一方面支持选举权应普遍享有；另一方面，也信奉选票不能给申请社会 福利的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那些“领救济金的人”。他们的这些哲 学通过约翰 ·洛克被引入到美国宪法以及当代盎格鲁帝国中。

    不妨看看平等派在他们的宣言《英格兰自由人民协议》 (An Agreement of the Free People of England) 中提出的主张：
    国会无权制定法律限制或者阻碍任何人进行贸易或者交易….国会也无权 继续统配任何种类的食物及其他商品、货物。前述两种做法都是对贸易的极度 负担和压制…..我们一致同意并宣布：任何代表均无权改变一个人的等级，剥 夺人的财产权，或者做其他类似的事情。

    平等派没有发明代议民主制的理念，也没有发明个人自由或者什么 不可侵犯的所有权。他们深受爱德华 ·柯克尊崇《大宪章》的影响；并  且，像今天那些被称为激进派的人一样，他们自认是保守主义者，只是 在寻求恢复他们认为的那些古代和自然的英国宪法。然而，他们做了以 前任何人都不敢做的事。他们抓住了英国早期的自由传统，并将其融入 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制度安排中去。

    他们的这些观念被不断提升和强化，最终升华为值得为之付出生命 的信念。伯福德就在我的欧洲议会选区和戴维 ·卡梅伦的议会选区内。

    首相是一个持正统观念的人，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总是坚持传统观 念，把平等派看作激进左翼。但是，如果公允地看，他们是最早一批自 觉践行个人主义哲学的人，而这正是英语民族得以崛起的动力。我每次 经过伯福德时，总会去瞻仰一下古老的教堂，在当年那些人倒在行刑队 火枪口前的地方踯躅良久，凭吊三位盎格鲁英雄：骑兵旗手汤姆森，下 士铂金斯，以及列兵丘奇。

    赋权于民

    平等派不愧是思想先驱，但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政治观念也在 急速地向前推进。就在伯福德枪杀案的四个月前，英国人砍掉了国王的 脑袋。

    查理一世不是第一个被他的臣民们推上断头台的英国君主。在他的 祖先中，爱德华二世和理查二世都被悄无声息地处死了。但是查理一世 的行刑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国王不是被秘密处死的，他接受了审判，被 宣告犯下种种滥用权力的罪行，随后，一个公开的法庭对国王定罪，这 一举动引起了整个基督教王国的震动。

    谁有权发布这样的命令?臣民举起手臂反对他们的主权者，这又是 一种什么权力?

    愤怒的国王在审判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得知道是  什么权力把我传唤到这儿来，我得知道谁有这样的权力。世界上不合法 的权威多的是，大路上小偷劫匪成群。记住!我才是你们的国王，合法 的国王!”审判者之一约翰 ·布兰德肖 (John Bradshaw)答道，国王也应 当且必须守法，查理一世违反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所以才被 起诉：“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就职宣誓  就是为保证履约。同时，先生，这一约定当然是相互的。”

    此足以堪称同意政府理论(如我们所见，这一理论有其诺曼根源) 的精确总结。然而，这句话还是没能回答查理一世的问题。坐在国王面 前的法官依据什么有权宣称他们可以决定查理一世是否违反了王室义务?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裁判权?

    这个问题变得如此微妙。事实上，直到1649年还留在国会中的那批 议员，其本身的合法性已经不能再虚弱了：大概有九年时间未举行过选举，而且议员也极不情愿进行这场被军队清洗过的国王审判。无论如何，在内战中站在国会一边的人很少愿意论证下议院享有最高主权。他 们的立场，毋宁说是最高权力存在于“君临国会”,而这里的国会应被理 解为古代的两院制议会。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上议院——因为议员不断开小差而缩水到不 足十二人了     直截了当地否决审判国王的决议。国会议员们因此公开 求助于平等派的理论，宣布主权被赋予人民，并且通过选出的代表得到 表达：“在国会中集议的下议院议员宣布，人民在上帝之下，是所有正  当权力的来源；同时，他们还宣布，在国会中集议的下议院议员，由人 民选出，是人民的代表，具有最高权力。”

    在今人看来，这样的申明无疑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仿佛我们这个 时代民主理论的先声。然而，那个时代的人却几乎完全是从另外一种角 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每当我们阅读历史，总存在这样一种诱惑：假定任何能朝向我们今 天的价值观及机制的，都是进步的；而任何朝向其他方向的，则是退步 的。然而，我们正在考察的那些人，对于宪法性安排在我们今天会是什 么样的毫无概念。1649年，也正如1941年一样，看不到任何一点民主的 希望。当时所谓进步的、激进的、可预见的观念是君主制绝对主义。欧 洲各国的议会      集议、咨议会、三级会议、国会等    都面临被清理 出局的命运，或是遭到严重挫败。中央集权被视为现代性力量，可以将 使国家倒退的各种本地特殊主义整饬一新。服从神圣的国王，这一理念 在当时也相当流行，得到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和天主教派的一致拥护。

    本章开篇达德利 ·卡尔顿勋爵的那番话，不是在警告议会丧失了独  立性，恰恰相反，是在庆贺君主权力的胜利。对这位游历大半个欧洲、 自由进出宫廷的先生来说，英格兰还顽强地保留中世纪的议会体制无疑 是桩憾事。

    17世纪的欧陆君主清除了加诸他们权力之上的最后那点障碍，在他 们的宝座上高悬起新的“王权神圣”学说。俄国的彼得大帝、普鲁士的弗 里德里克 ·威廉、瑞典的卡尔十一世以及最有名的法国的路易十四都建  立了一套精致的专制统治的体制，包括财政独立及司法至上。

    1614年，当英格兰国会议员们正在以最严厉甚至恶劣的方式攻击王 室费用超支的时候，法国的三级会议      尽管它的作用从没超出过一个 虚弱的咨询机构      被解散，直至1789年方得重开。1653年，英格兰正 值谱写共和主义凯歌的高峰，勃兰登堡议会正面临关张，并且将它手中 残存的征税权正式让与君主。1665年，查理二世无可奈何地发现，他在 财政上也得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依赖国会，而丹麦正在实行“国王的  法律”,该法授权君主可关闭其他任何权力中心，并且宣布“从即日起， 国王应被他的臣民尊奉为世界上最正确最高贵的人，在所有人类法律之 上，除上帝本身以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世俗事务上，无人有权审判他”。

    英格兰和苏格兰非常独特，他们在17世纪走上了相反的道路。英格 兰和苏格兰在共同抵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中得到了磨炼，其影响力也 扩展至北爱尔兰和新英格兰，最后以现代政治的形式铸造了盎格鲁圈。

    1603年，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同时也是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的即位，标志着一个历史性时刻：英语民族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政权之下     尽管这只是两个王国间形式上的联合，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然而，即 便在联合之后，詹姆斯一世的势力范围在欧洲版图上依然无足轻重，没 有什么力量能遏制欧洲走向绝对君主制的势头。直到詹姆斯一世的孙子 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被废黜，一切才有所改变，盎格鲁王国从此踏上了 走向富裕、自由、世界霸主的道路。

    1689年，不列颠面临的最迫切的事就是要有一部成文宪法，一部与 后来的北美继承者相似的权利法案。与《大宪章》不同，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 (the 1689 Bill of Rights)被普遍视为一个宪法性解决方案。并且，也与《大宪章》不同，《权利法案》所提供的议会主权的机 制远远超越了此前的御前咨商会。因此，我们有必要花点时间来重温一 下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是它第一次把英语民族联合在了一起， 并且为我们留下了议会政体。

    宗派主义、补贴和主权

    整个17世纪，当英国人在回顾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都免不了生出 一丝感伤的喜爱之情。“好女王贝丝”代表了她的斯图亚特王朝继承人所 不具备的一切：虔敬的新教徒，生机勃勃的爱国情绪，忠于职守。

    而今回首，这样的伤感无疑还会加重。当那位童贞女王老得不得不 用假发和脂粉装扮出一副哑剧造型并最终在1603年去世以后，继承王位 的侄子(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却丝毫没有哀痛之情。其后，这样的情 绪进一步升级：就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这位意志强硬又随和可亲的国 王，凭借着他的名字所带给他的一切，终结了自1553年玛丽一世政权开 创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女王政府”。

    詹姆斯即位时就很不走运。1598年，法国下令宽恕所有信奉新教的 臣民，减轻了英国四面楚歌的压力，也为1604年终结盎格鲁一西班牙战 争铺平了道路。战争为伊丽莎白的英格兰制造了同仇敌忾的团结情绪和 共同目标，也为这个好战的民族拥有的无穷精力提供了出口。现在，这 些精力开始向内转了。

    和平协议达成以后，詹姆斯，这位终其一生都对神学充满狂热的国 王，希望能够提高针对英国天主教徒的刑罚力度。在过去所有的惩戒天 主教的事件中，法律都是半心半意甚至很少真正被用到的。事实上，詹 姆斯寄望的是达成一桩大妥协：教皇能承认他对英国教会的控制；作为 回报，他将承认教皇是“所有万能的主教中最尊贵的主教”。

    然而，无论对梵蒂冈还是英国新教徒而言，这笔交易都是不可接受 的。詹姆斯被迫取消已经开始讨论的宽容计划和他一厢情愿的期许。这 一举动直接刺激了一伙英国天主教徒疯狂地策划黑火药阴谋。挫败这起 恐怖活动给君主带来了短暂的同情，但不久，国王和国会之间的争吵重新又变得严重起来。

    争吵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钱、宗教和权力。伊丽莎白在其 统治时期贱卖了部分王室土地，由此减少了君主的常规收入，也使得她 的继承人们不得不依赖国会的补贴。整个17世纪，通货膨胀不断加剧， 王室的固定租金因此大幅缩水。活该国王倒霉，就在他对于国会的财政 依赖达到顶点时，西班牙战争的结束已经耗尽了议员们的慷慨。为钱吵 架常使人情绪恶劣，而为宗教吵架则很少能给妥协留下任何空间。詹姆 斯很快发现自己同时处于两场争吵中的不利地位，并且对手常常是同一 批人。

    我们可能会担心17世纪的人很难适应英格兰圣公会2,但很多熟悉  的东西消减了这样的担心。圣公会切断了和罗马教廷的联系，但与宗教 改革后的教会不同，它们依然保留了古老的教会制结构，包括自称直接 从圣彼得那里获得继承权的主教。英格兰圣公会还保留了一些罗马天主 教礼拜的仪式和做法。对很多英国新教徒来说，这些仪式有如赘疣，必 须要清除。他们寄望在那个时代能有一位信守苏格兰长老教派传统的君 主力挽狂澜，完成宗教改革。他们注定要失望。詹姆斯已经被与古板的 长老宗教长们的经年争吵搞得精疲力竭，现在巴不得找到一个既能控制 教会又能尊重王室宗主权的主教。他实在没耐心再去迁就那些新教激进 分子，也不想再去取悦什么议会激进派-     通常，这两拨都是同一批人。

    为权力而进行的争吵打破了国王和国会之间艰难维系的平衡。传统 上，这常被历史学者们认为最具重要意义。毕竟，这一时期正是爱德华 ·柯克的黄金时代，他不懈地捍卫司法和立法独立，为摆脱行政干预而  奋斗，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最终形成了盎格鲁一美利坚法律教义。

    詹姆斯国王对王权绝对主义充满狂热。在他的政论集《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The   Trew   Law    of  Free   Monarchies,1598) 和《王权》(Basilikon  Doron,1603)中，詹姆斯提出了“君权神授”理论。没有人敢质疑这位放言无忌的国王如此直陈自己的观点：“君主制国家是世界 上最高的事物。国王不仅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端坐于上帝的宝座， 而且他们本人就是被上帝亲口所称的上帝。”

    很多国会议员对国王的这一系列想法深感忧虑，频繁通过决议反对 最高权力当由王室掌握的主张。当然，我们应当再次警惕时代错位病。 我们当然知道围绕国会主权的争吵最终导致了一场内战，而当时的议员 则完全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始终存在一种诱惑，让我们不断回 溯那场战争的原因，去发现詹姆斯和国会反对者们之间的每一场战斗如 何一步步导向了17世纪40年代的激烈对抗。事实上，当时大部分国会议 员更关心的是他们作为纳税人和财产所有者的权利，而不是他们在民众 大会上的地位问题。无论如何，议员们关于财政和宗教问题的讨价还价 开辟出了一条通过更广泛的讨论巩固国会特权的通道。

    1614年，在被后世称为“昏乱国会”的骤雨般的会期以后，议员们开 始发出怒吼，只要是王室出台的政策一律反对。詹姆斯国王向西班牙大 使大吐苦水：“平民院就是一具无头之身。这伙人的想法不可理喻。在  他们的会上，除了狂呼大叫，一片混乱，别的什么也听不见。真是搞不 懂我的祖先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一个机构存在到现在。”

    我们很难不对国王生出一丝同情。下议院从来都是吵吵闹闹的是非 之地，所以，今天的英国人马上就明白四百年前国王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然而，詹姆斯的态度让议员们相信，他一心要关闭他们视为财产和 宗教自由的庇护所的机构。议员们担心，没有了下议院，英格兰将变得 与专制主义的欧陆没有两样。

    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统治时期，这种担心变成了 现实。詹姆斯多多少少还算和蔼随和，查理则内向孤僻，一直无法克服 口吃。他很容易对他的臣民态度恶劣，尤其是那些当选的代表。

    议会与詹姆斯关于宗教、财政和权力的争吵，在查理统治时期进一 步激化，国王被指责在支持海外新教事业中做得太少。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这差不多要算有史以来全欧洲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詹姆斯 完全无心参战，宁可与西班牙周旋。他的继承人也与宫廷中的亲西班牙 小集团过往从密。

    在臣民看来，还有更糟糕的事，那就是他们的国王娶了一位“教皇  一样的王后”。查理登基后不到两个月，在他本人缺席的情况下于巴黎  圣母院门外与法王亨利四世之女亨利埃塔 ·玛丽亚 (Henrietta     Maria) 举 行了婚礼。国王之所以如此匆忙草率，主要为了赶在国会开会之前，避 免议员们阻止这桩婚事。

    查理的婚姻让人怀疑他的子女将会成为天主教徒；人们甚至还认为 这下他本人也有天主教撑腰了。第一种怀疑是有根有据的；第二种则不 然，但它给查理所做的几乎任何事都抹上了这样一层色彩。不光他的外 交政策被认为不够强硬，国内的教会改革也得不到信任，频遭责难。

    查理与威廉·劳德 (William    Laud) 过往甚密。这位机敏过人的教士 迅速蹿红，1626年任巴斯和韦尔斯(Wells)   主教，1628年晋升伦敦主  教，1633年被指定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和他的党人决心要阻止英国 教会慢慢滑向新教主义的势头。他们拒绝加尔文教派的核心教义“预定  论”(该理论认为每一个人在出生以前，就已经被打上了“得救”或者“诅 咒”的印记),支持主教的至高权力。他们竭力宣扬英格兰国教是唯一  真正的天主教会，因为奉行中世纪的孤立主义而免受罗马教廷的错误及 迷信的污染，同时也因此独立于日内瓦和威腾伯格 (Wittenberg)的异  端邪说之外。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教义。就像国王的很多追随者一样，劳 德派们是那个时代真正致力于现代化的人。

    最让清教徒党人感到沮丧的是，新任大主教为了伺奉的目的极力推 行与天主教一致的仪式。劳德派希望把仪式重点从布道转到圣餐上。他 们认为，冗长的训诫对于那些想要理解上帝的虔信者来说，太过专横。 而信众就是来崇拜上帝的，因此，仪式的重点应当放在神秘的信仰感知 上，牧师该回到媒介或者中介者的角色。此外，环绕教堂的美丽的装饰物、彩色玻璃大窗、蜡烛和华美的祭服也非常重要。

    部分英国人相当欢迎教会中仪式化及神秘元素的回归，其他人则看 到此间只有一个目的，即将国家变为天主教国家。这里需要再次强调： 反对劳德主义和事实上的罗马天主教，其政治性远大于其宗教性。查理 支持教会的等级制模式对应了劳德支持绝对君主制。在现代人心目中， 天主教与专制是分不开的，这样一种混合状态持续了近两个世纪之久。 成群的清教徒掀起横渡大西洋、涌向“新英格兰”的浪潮，与其说是为了 寻求完全的宗教宽容，不如说是想要远离他们相信已经被污染了的英国 教会的偶像崇拜和世俗气。

    宗教争议对财政分歧的“毒害”,不止在詹姆斯统治时期。国王虽然 忠于他的妻子，但也不见得就成了一名天主教徒。他对于国会提出的援 助欧洲的新教事业非常敏感，毕竟，他的姐姐伊丽莎白嫁给了普法尔茨 选帝侯 (Elector      Palatine) 弗里德里希五世。弗里德里希在1620年白山 之战中，被天主教势力击败后丢掉了王冠。现在麻烦大了，国会要求更 强硬的外交政策，不愿绥靖。议员们话里有话地谈到西班牙船队靠海盗 劫掠就足以实现补给了。同时，国会也只以年度为单位向国王拨款。随 着战事的恶化，局势进一步刺激国会去反对国王和他的宠臣。

    与此同时，查理开始想方设法，用尽一切准合宪甚至不合宪的手段 筹集经费。他的法律顾问恢复了一些中世纪国王们使用过的法律。比如，地产保有人会接到罚单，因为据称其祖上在四个世纪前理查德一世 统治时期侵占了王室森林的部分土地。一份早扔进了故纸堆的1279年文 件被翻了出来，该文件要求每一位年薪在40英镑以上的人都要到法庭上 去接受质询，并且像骑士一样服役。此外，查理的官员对所有没有参加 他1626年加冕仪式的人征收罚金。国王还恢复了另一部古代法律，即《造船税法》(Ship    Money),规定沿海城镇在战时都需缴纳造船税， 但法律顾问宣布该法也同样适用于内陆城镇。

    像全欧洲的其他君主一样，查理一心要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财政收入系统。如果他能实现财政独立——这个无论哪一方都容易理解——那 么,他就可以抛开国会实行统治了。

    1629年3月，查理觉得他的时机到了。议员们不知怎地得到了国会  将被解散的风声，拒绝在上议院坐等国王的召集令。两名议员把议长按 在椅子上，这样议程就不会被终止；同时，他们通过了一个议案，宣布 任何支持劳德宗教改革和参与征收国王的海关税的人，都是“这个共和  国的头号敌人”。事实上，哪怕仅仅是交了税的人也被认为是“对英格兰 自由的背叛，同样也是英格兰的敌人”。在这些简短而愤怒的议案中，国会意味深长地给他们的敌人贴上了“政府中的改革者”的标签。议员明 确表示支持古代宪法，而国王的人正试图破坏它。就在这天晚一些时候，查理用行动证明了他们是对的：国会被解散，此后整整十一年再未 被召集。

    随后的这段时期传统上被辉格党人称为“十一年暴政期”(ElevenYears’Tyranny),    但是，对历史学者来说，更严谨的说法是“个人统治 时期”。查理试图建立起某种海峡对岸的君主们正在建立的绝对王权制，要不是臣民的火爆脾气，他原本是可能成功的。

    17世纪30年代是宗教和财政争议不断激化的时期。劳德主义的反对 者们终于确信了他们的怀疑，相信教会仪式和威权统治本是同根而生， 开始采取激烈行动彻底废除主教制。与此同时，国王的各种名目繁多的 违法征税也受到司法系统和如今已星散的国会领袖们的抵制。身先士卒 的就是约翰·汉普登 (John         Hampden), 他发起了对《造船税法》的法 律挑战。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些年是和平而 稳定的：税率低，而且如果武断地来评价，修缮教堂建筑、注重宗教仪 式等与这个民族的性格也是相匹配的。

    当然，这只是部分英国人的看法。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他们形成 了保皇派和骑士团队的核心组织，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继承人形成了日后 的托利党。然而，正如一切专制政体，这里也会有腐败、政府无能及残酷。政治垄断只会导致权力僵化和滥用。国王的宠臣开始清算他们的老对手了——政权批评者被关押和迫害。英国人终于尝到了拜独裁者所赐 的焦虑、羞辱和受挫的滋味。

    为什么查理没能成功?是什么阻止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变成另一个欧 陆?部分来看，这股力量又一次来自普通法的高度适应性。这套规则体 系是保卫个人自由、抵抗任何政府专断意志的天然屏障。因为没有了如 期集会的立法机关，对王室政令的反抗就落在法院身上。普通法法官们 在与滥用权力的国王的斗争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大无畏气概。甚至，即 便他们按照现行法律判案，他们也更趋向于审时度势，尽到司法之职。 举例而言，在1638年，法院支持了国王享有《造船税法》规定的征税权，但还是宣布国王“在未得国会普遍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向其臣民征  收任何费用”。首席法官罗伯特 ·伯克利爵士 (Sir Robert Berkeley)补充 说：“我王国之人民乃臣民，非为奴隶；乃自由民，非可任意盘剥之隶  农。”

    随着普通法的持续适用，本地一级法律和代议机构也得以发展。和 诺曼君主一样，斯图亚特王朝发现：在法庭和教堂中做些改变，远较控 制郡一级官员更为容易。像他们的先辈一样，郡治安法官、死因裁判庭 法官、民事法庭法官、和平法官、教堂监管员以及其他官职人员，从撒 克逊时代起，在大部分事件处理过程中都可不受限制地行事。这些官职 通常被本地豪门望族把持，而往往同样是这批人占据了下议院的席位。 这就意味着，即使国会被关闭，也不能完全消除对国王的批评之声。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巡回法院在整个内战期间依然持续发挥功能，这可称 得上是最为顽强和长寿的地方机构。

    即便如此，如果不是因为大不列颠的另一个特征，查理也完全可能 胜出。这一特征就是不列颠作为一个岛国，不需要常备军。一旦国王能 维持国家的和平局面，他就可以做到独立统治。但是，即使用上他的法 律顾问能找到的所有的古老的财政手腕，没有国会提供的资金，查理也供养不起一场战争。所以，就在国会解散后不久，查理迅速和西班牙达 成了和平协议。但是，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双方都没有任何预警。

    1637年，一个名叫珍妮 ·杰德丝 (Jenny    Geddes) 的集市贸易商在爱 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策划了一起掷折叠凳事件，最终把查理从王位宝座 上拉下马。苏格兰一直沿袭宗教的苦修传统，国王急切渴望把这一做法 推广至英格兰的所有教会。当爱丁堡主教身着白色法袍在某个星期日上 午走进大教堂时，信众发出了声声叹息。而就在这个可怜的人正准备宣 读国王新近批准的公祷书时，叹息变成了惊呼。

    珍妮 ·杰德丝太过分了。她跳出来，在教堂执事耳边尖叫：“魔鬼会 让你肚子绞痛的，你这个冒牌的窃贼!你竟敢在我耳边宣读弥撒?!”随后，她抄起事先带进来的折叠凳，向主教的头上猛掷过去。

    与此同时，她的一些教友也一拥而上，一边高叫“弥撒!弥撒!”一边七 手八脚地撕扯主教的法袍。

    骚乱迅速波及了整座城市，随后又延烧至低地地区。苏格兰清教徒 团结起来要求签署神圣盟约，发誓抵制那位虽然出生在法伊弗 (Fife)但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英格兰的国王的教皇改革举措。苏格兰教会全体大 会自认抗议者之首，组织他们掀起了全国性抗议声浪。

    查理国王的反应让人惊愕。他在英格兰境内组建了一支军队，准备 再度征服他的故乡。军队在边境线集结引发了边境两边的恐慌。很明显，一旦国王身后尾随着一支大军，那他就很可能实行更邪恶的统治。 随着查理不识时务地把若干天主教官员擢拔至高位，这样的担忧进一步 加深。英国人再也不愿继续奉陪顽固的国王玩这场军事冒险。这场冲突 的正式名称— “主教战争”(Bishops’War)——  已经告诉我们其不受欢 迎的程度。很多英国清教徒同情苏格兰长老教会，憎恶为战争买单，因 为如果这样，这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就可以继续推行他们不喜欢的宗教改 革。那一年，造船税遭到了几乎全国范围的普遍抵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查理的失败毫不奇怪。他的士兵完全不是誓为信仰和家园而战的盟约派的对手。随着苏格兰人节节推进，国王的金库已 经无法再维持战争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查理召集了新国会。1640 年4月，在积累了十一年的怨愤之后，现在已经将国王认定为独裁者的  国会重新开张。议员们直接拒绝了国王提出的补贴要求，除非积怨得以 消除。私下里，他们开始单独同苏格兰进行谈判。惊怒之下的国王在三 周后立即解散了这届所谓的“短期国会”,但是，他的处境更糟了。苏格 兰盟约军已经进入英格兰，占领了北方部分城市。国王没有选项了。到 11月，他召集了后来所称的“长期国会”这届国会一直维持到1660年 才告解散。

    被召集回来的议员都清楚王室永久独裁者的危险；国王则尽力摆出 柔和的姿态，发誓一定会重视议员们对宗教、财税问题的诸多意见，把“宗教、政府事务减至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最简单的程度”。但国会已经 不再相信查理，他们要为这段非法统治的年月申冤，弹劾当时的王室顾 问。

    与此同时，他们也很担心查理一旦有机会就会驱散国会，重回武力 统治。有消息称，国王的一些官员正在积极谋求西班牙的军事援助，王 后已经从她的哥哥——法兰西的路易十三世——那里获得了支持。如果 不是长期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两派宿敌的恩怨糟糕到这种地步，查理不会 解散在爱尔兰的军队——谣言四起，说军队就要在伦敦登陆了。

    国会再次面对来自伦敦平民的各种观点的众声喧哗，他们是整个17、18世纪代表激进主义、新教徒的生力军。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性变 得空前真实，宗教、财政和宪法大讨论让位于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谁 将控制军队?

    1641年11月，爱尔兰天主教徒爆发了反对英格兰一苏格兰后裔庄园 主在爱尔兰东北部拓殖的大起义。消息传到伦敦，就前述问题达成妥协 的所有希望破灭了。法律随后颁布，宣布只有国王才有统率军队的权力。但国会作出决定，不得设立受国王支持的大规模常规军。议员纷纷宣布：除非国王把军队交给由国会任命的郡治安长指挥，否则不会授权 国王建立这样的军队。

    国会一直担心国王随时可能发动政变，这种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 1642年新年前后，查理动手了。他把伦敦塔的卫戍部队换成从北方调回 的皇家炮兵，声称国会从今往后受国王的军队保护，同时下令伦敦市长 在必要时可用火药枪驱散暴民。1月4日，查理一马当先，率领三百近卫 军来到威斯敏斯特寺，公然违反国会传统和特权，强行进入议会厅，坐 到议长的发言席上。他宣布，此次前来，是要逮捕带头反对他的政策的 国会议员。查理没找到“叛徒”,随即要求议长威廉·伦索尔 (William Lenthall)  说出那五个人的去向。

    议长不卑不亢地答道：“尊敬的国王陛下，我无眼可看也无舌可 言，下院引领着我，我是这儿的奴仆。”

    国王扫了一眼长长的席位，咕哝了一句“他也有眼睛”,接着 说：“啊…..我看到鸟儿已经飞走了。”

    五个国会议员逃到伦敦城，那里是坚决支持他们的商人阶层的大本 营。国王侵犯国会特权的暴行使民意倒向了国会议员一边。下议院议员 们逃到杂货商协会的侍从室避难。事态发展几乎不可避免，他们自命为 城市军的领袖，发起了与王军的武装斗争。接下来的一周，国王因为担 心家人的安全，撤离了伦敦。

    当政治派别纷纷选定站队以后，事态终于出现了明确的走向。双方 都在努力寻求妥协，但彼此间的信任早已耗尽。5、6月间，贵族和绅士 投奔国王驻扎在约克的军营，双方支持者之间的裂痕不可弥合。8月18  日，国会宣布所有支持查理的人都是“叛国者”。四天后，国王以中世纪 特有的显赫姿态，在诺丁汉升起了王军的旗帜，召集全体国王的臣民效 忠他们的领主。第二天，王旗在恶劣的天气中跌落在地。

    第一场表亲战争

    接下来的冲突横扫了所有讲英语者居住的王国。在苏格兰，主教战 争让位于盟约派与保皇党之间的内战，后者得到了爱尔兰军队的支持。 而在爱尔兰，教派冲突更为激烈，演变为联合战争(有时又被称为十一 年战争)。这场战争终结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方面的两线入侵，以及至今 想来仍叫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至于英格兰境内，则先后发生了两场以 恢复君主制为目的但以破产而告终的战争，第一场苏格兰人支持国会， 第二场却支持国王。很多历史学家喜欢将这系列交错的战乱称为三国之 战 (Wars  of the  Three  Kingdoms,威尔士那时是英格兰的一部分),尽 管将它们视为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更为准确。

    然而，战争还波及其他讲英语的地区。在广袤的大西洋和北美大陆，最早的殖民地正沿着海岸线艰难地建立起来。盎格鲁圈内战史很少 提及它们，主要原因是它们的规模太小。17世纪中期，英格兰人口达到 500万，再加上50万威尔士人和大约200万爱尔兰人、100万苏格兰人。

    而当时北美殖民地上所有讲英语的人加起来不会超过4万，主要集中在  新英格兰地区。这个数量比英伦三岛人口的1%的一半还少。但是，这  并不妨碍拓殖者打响他们的国内战争，而且他们自己也常感是在与大西 洋对岸的同胞一起并肩战斗。

    战争是检验国民性的试金石。每当外敌压境，国内的民众就迅速忘 掉了内部争吵。17世纪40年代搅动了整个英语世界的战争并不是一个国 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换言之，战争不是发生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或 者爱尔兰和英格兰，以及北美殖民地的分支之间。毋宁说，这场战争后 来在上述所有地区划分出两大阵营，并将对峙的双方推向不同的政治体 制。

    泛泛而言，在英格兰、苏格兰、北美和爱尔兰，出现了为君主制、 贵族制、主教制度、等级制以及王权和土地而战的一派，同时也出现了 为个人主义、新教、代议制政府和自由贸易而战的一派。这种分化脱胎 于为政治共识而进行的战斗，形成了盎格鲁圈的基础，也形成了盎格鲁 圈中常见的两党制。

    正是在三国战争时期，第一次出现了“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名称(尽管在它们成为政治标签之前，类似的词语早就开始流通了)。“辉  格党”是“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的缩语，主要用来指那些反对向  查理国王妥协的苏格兰盟约派成员。“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一词出自苏 格兰语“好斗的倔脾气”,暗讽他们是一群乡下土包子。

    而“托利党”一词则来自于爱尔兰语中“穷追不舍的人”,或者掉书袋 的说法，即“不法之徒”。最早那批托利党人是战败的爱尔兰天主教徒。 17世纪50年代，这批人流亡岛内，衣食无着，在爱尔兰西部小岛断断续 续打游击。曾有克伦威尔的官员写过如下悬赏令，缉拿三种野兽：“第 一类是狼，每头五英镑；如是母狼，赏十镑。第二类是牧师，每颗人头 我们付十英镑。第三类野兽是托利党人，值二十镑。”

    这两个词最早在17世纪70年代出现，被用作政治攻击的工具。在宗 教极端分子常被声讨的社会氛围下，把某一反对派比作吵吵闹闹的苏格 兰长老派成员或者爱尔兰天主教流氓，肯定不是什么好词儿。然而，正 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攻击也常常被受攻击的对象骄傲地笑纳。它们在接 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奠定了整个盎格鲁圈两党制的基础，并且留下了传诸 后世的名称。英国和美国的辉格党一直存在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和加 拿大的保守党至今有时仍被称为托利党。

    然而，这种党派标签仅仅是全盎格鲁圈划分出的思想战线的外在表 现，与政客们实际怎么称呼自己无关。

    随便举个例子。乔治 ·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尔马契》 (Middlemarch) 被誉为最伟大的英文小说，这本书于1871年和1872年分上下两册出版，讲述了一个英国乡间小镇四十年前的故事。这是一部 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的小说，穿插了众多乡绅家庭和镇上居民的生活 片段。小说读者很快就能看到，按照人们的社会偏好和宗教派别而不是 政治竞争，作为英国同类型乡镇代表的米德尔马契镇分为了两派-    尽 管人们的政治立场早就由1832年《改革法案》 (Reform  Act)划出了界 线。“托利党”和“辉格党”等词在小说中极少出现，因为作者认为，她的  读者不管生活于哪个年代，都可以立即辨识出，这种分裂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托利党一辉格党的分化在艾略特写作小说之前，已经以保 守派一自由派的形式在英国存在了两个世纪以上；在小说出版后，又延 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2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兴起，它才被另一种 意识形态斗争所取代。托利主义和辉格主义与孩子们自小在主日学校里 接受灌输而形成的宗教派别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分化，用杰斐逊的话来 说，是“深植于人性的”。

    最早的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有意识地用前代人的圆头党和骑士党来 自况。(圆头党就是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议会党人的绰号。清教徒倾向 于反对当时留齐肩发的时尚，尽管很多画像表明大部分议会派也和他们 的保皇党政敌一样，蓄着奢侈的卷发。)

    这样的冲突在整个英语世界不断深化，由此形成了遍及盎格鲁圈的 政党制度。

    不言而喻，三国之战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宗教之间。在任何 地方，本地冲突都会塑造出意识形态的斗争。在爱尔兰，爆发了占人口 大多数的天主教徒反抗异族统治阶级的民族起义。在苏格兰，战争进一 步激化了讲英语的长老派低地居民与被他们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所 包围的讲盖尔语的部落之间的敌意。因为高地内部的相互仇杀，忠诚变 得更加复杂：一些部落自发地反对他们的世敌。在爱丁堡，这些人的首 领按照盎格鲁一日耳曼方式被封为伯爵或者公爵。他们像政治家一样谈 论问题，深知他们的权力依靠的正是从深沟巨涧中召集起成百上千阔刃大刀的能力。

    发生在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美利坚的战争不仅仅被参战者的 同仇敌忾联系在一起，而且亲斯图亚特派和反斯图亚特派之间的战争超 越了国境线。苏格兰盟约派在同国王的战争中，推进到了英格兰；然后 又调转立场，与国王联盟，作为对后者作出的在英格兰境内承认长老宗 的报答；最后，他们又被克伦威尔所征服-     克伦威尔实际上吞并了苏 格兰。爱尔兰天主教同盟派出军队援助苏格兰保皇党人，军队受苏格兰 部落首领阿拉斯代尔 ·麦克考拉 (Alasdair    MacColla) 和他的爱尔兰表兄 马努斯 ·欧可汗 (Manus    O’Cahan) 统率。爱尔兰向苏格兰发兵以后，遭 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清教徒的入侵。尽管爱尔兰军队从未真正踏入英格 兰领土，但他们随时可能登陆并且实行“主教制和奴隶制”的威胁始终不 曾消散。单此一条，就被圆头党人大加渲染，成了最有效的宣传战攻势。

    在北美殖民地，阵营与战线的分化也和别处一样。宽泛地讲，弗吉 尼亚人属于骑士党，而新英格兰人则是圆头党。重要战役多发生在马里 兰的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之间。清教徒在战斗中略占上风，尽管巴尔第摩 总督和他的手下在查理二世于1660年即位时重又恢复了权力。

    那么，划分两派的分界线又在哪里?

    社会支持是一个方面。骑士党能够得到大多数贵族和效忠国王的自 耕农的支持。而圆头党则在商人阶层中更为流行，伦敦城就是他们最坚 固的大本营。

    地缘是另一个方面。在英格兰，对国会的支持主要自来东南部，这 一地区后来演变为“东部联盟”,包括诺福克 (Norfolk) 、 萨福克(Suffolk) 、 艾塞克斯 (Essex) 、 剑桥郡 (Cambridgeshire) 、 亨廷登 郡 (Huntingdonshire) 、 赫福德郡 (Hertfordshire)   和林肯郡(Lincolnshire)。奥利弗 ·克伦威尔招募的高唱圣歌的骑士正是来自这  一片平坦丰沃的土地。骑士党军则从湿冷的英格兰北部山区、西部乡村及威尔士获得支持。

    在苏格兰，保皇党的腹地位于主要信奉天主教的高地地区(坎贝尔 群岛是例外),以及天主教信徒占大多数的东北部地区。在爱尔兰，国 王的支持者们分布在新教徒聚居的东北部和部分东部海岸城镇以外的绝 大部分地区。

    北美人继承了他们在英伦岛上的先辈们的政治忠诚。在新英格兰居住的主要是来自“东部联盟”的拓殖者，他们以老地名命名新城镇：波士 顿、比勒里卡(Billerica)、 剑桥、戴德姆(Dedham)、  哈特菲尔德    (Hatfield) 、 哈里奇 (Harwich) 、 伊普斯维奇 (Ipswich) 。 这样一来，他们觉得自己与在英格兰的新教家族如此接近      事实上，这些家 族与他们相隔也不会超过一到两代。战争爆发后，马萨诸塞的清教徒们 又跨过大西洋回到家乡，与他们的表兄弟并肩战斗。

    17世纪40年代毕业的哈佛学生有一半以上见证过圆头党一方在英国 内战期间的行动。与之相反，大多数弗吉尼亚人都是圣公会教徒和英格 兰乡间大地产的仰慕者，他们早已复制并信守着对国王的效忠。

    总是强调社会和地区差异无异于一种忏悔室内的分裂。因为，我们 这个年代早已克服了宗教宗派主义。我们很想淡化战争的这一方面，不 要总是盯着阶级和地缘因素。但事实上，其他所有因素都被染上了宗教 色彩。

    清教势力在城镇比在乡间更强，在手工业者和商人中比在地主阶层 中更强，在英格兰南部和东部比在北部和西部更强，在新英格兰比在弗 吉尼亚更强，在阿尔斯特比在爱尔兰其他地区更强。同时，清教在老一 代人中较之新一代人中似乎拥有更多的拥趸。此外，还需提醒的是，王 权神圣在当时算得上是个时髦的新观念。

    战争的故事三言两语就能说完，因为本书不是要记录战争史。以后 见之明，我们不难发现：查理国王唯一获胜的机会就是在战争一开始就 抓住伦敦；而他的失误使得圆头党占据了财政和人口上的极大优势，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越发明显。

    起初，战争被控制在相当温和的程度内。滥杀现象很少，暴行也几 乎看不到。如果一方占领了某个地区，那么对方最担心的通常莫过于挨 家搜捕了。有时，他们会被要求有条件的假释：只要他们发誓不再携带 武器，就可以释放了。

    我们只需看看同一时期的德国发生了什么,就不难知道这一切有多 么特殊。德国三十年战争此时正进入到血腥的最后挣扎阶段，恐怖事件 时有耳闻：屠杀平民，处死囚犯，烧毁民房。1500个镇和18000个村被  彻底洗劫，侥幸逃过一劫的也需花数十年时间才得恢复。德国和捷克境 内丧失了大概三分之一人口；在战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人口锐减的程度 还要严重——全勃兰登堡大约有一半的人口丧生，在符腾堡，这个数字 达到了四分之三。

    英国内战相对温和的一个原因在于，英国人中占据压倒性多数的是 英国国教徒。也就是说，人们之间的宗教信仰差异仅仅是存在于同一个 教派内部的。五个英国人中就有四个自愿皈依英国国教。在1640年，天 主教徒的数量极少，大约只有六万人。他们一旦缴纳因不服从国教而遭 致的罚金，便可公开进行自己的宗教活动。还有更多的，是所谓的“教  奸”。他们表面上参加英国国教会的敬拜活动以免遭惩罚，私下里却为  教皇做事。这些人的数量很难统计，但应该不会多于总人口的5%。

    这个比例在上层阶级中更不容易算出。在清教徒中，这种“双重身份”的 教徒比例要高一点，大约是15%左右。

    在内战期间，有些天主教徒选择了鸵鸟战术，其余的则接受来自天 主教贵族的慷慨捐助，为国王而战。几乎所有清教徒都支持国会。但两 大宗教极端势力极少发生直接冲突。双方军队都由英国国教的人领导， 军官也基本都是英国国教的人。

    在英格兰，清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反对国教，胜过他们彼此之 间的相互敌对(而在爱尔兰，情况则稍微有所不同)。但是，也有少数例外，清教徒和天主教徒发生激烈冲突，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两派教徒在 德国战场上的血战。

    博尔顿 (Bolton) 是清教徒控制的纺织重镇，被邻近属于天主教的兰开夏郡 (Lancashire)包围。1644年5月28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鲁珀特亲王 (Prince Rupert) 率领一支主要由天主教徒组成的王军 突袭了博尔顿镇，数百守军和平民被屠杀。次年，温切斯特侯爵(Marquess of Winchester) 把他的贝辛庄园 (Basing    House) 变成了天 主教徒的避难所，一些牧师和耶稣会成员也到此寻求庇护——他们被克 伦威尔四处缉拿，所提出集会商议的要求遭到无情拒绝。在贝辛，平民 与士兵一道遭到屠杀。[其中，建筑大师伊尼戈 ·琼斯(Inigo  Jones)侥 幸逃生。他当时几乎全身赤裸，跑出来时只裹着一条毯子。琼斯设计的 辉煌的意大利风格的作品   包括白厅的宴会厅    使清教徒们相信， 国王就算不在技术上，至少在审美上，也已经是一个十足的罗马天主教 徒了。]

    这些让人震惊的对抗在历史上显得尤为突出。然而，战乱波及的诸 郡虽然饱受征用与洗劫之苦，但还不至于像别国那样，已经将野蛮暴行 视为战时常态。一些圆头党人开始怀疑，他们的领袖——艾塞克斯和曼 切斯特伯爵      是不是正在打算就此收拳了?!国会军越来越不情愿靠 征用来维持战争。贵族将军们盼着和平谈判，寄望看到回来复位的国王 能变成立宪制下的君主。没有人想预先确定什么解决方案。正如曼切斯 特将军悲哀地说：“即使我们打败国王九十九次，他还是我们的国王，他的后代也是国王；如果国王打败了我们一次，我们就得上绞架，我们 的后代就得沦为奴隶。”

    然而，将军的军队却绝不会妥协。清教徒们被宗教激情点燃，要的 是全面胜利和一座新耶路撒冷城。最终，他们通过了《自抑法》 (Self-   Denying Ordinance),强迫全体国会议员(包括国会军总司令艾塞克斯 和曼切斯特将军在内)自行辞职。在1645年，领导权转移到托马斯 · 费尔法克斯爵士和新崛起的来自沼泽地区的骑兵团军官克伦威尔手中。清 教徒士兵们视这个唱歌和颂诗的军官为他们自己人。这支传统乡村地区 招募来的军队被公认为纪律如铁的骁勇之师，获得了“新模范军”的美誉。从此以后，一切就只是时间问题了。1645年6月，保皇党的两支军 队在北安普顿郡的纳斯比 (Naseby)   被击溃，查理一世的大业就此断  送。

    国会的人企图和战败的国王谈新条件；但他们很快发现，就在他们 和手下败将讨价还价的谈判过程中，国王悄悄地重新占了上风。最终， 查理一世和苏格兰盟约派达成了秘密协议：承认在英格兰的长老宗，以 此作为赢得后者支持的交换。保皇党又开始在英格兰境内起事，苏格兰 军队穿过边境线援驰王军。1648年，克伦威尔在普雷斯顿之战 (Battle    of Preston) 中一举击溃了联手的敌军，英国第二次内战结束。

    如果说第一次内战终结于宽容与慷慨之精神，第二次内战则充满了 复仇的欲望。国王的表现印证了他的反对者最为担心之处：狡诈善变， 两面三刀，而且噬权若渴。曼切斯特将军的抱怨言犹在耳：“只要给查  理一世翻身的机会，那就不可能有永久和平的解决方案，也不可能重回 限权宪法。”军队领袖和国会议员被迫得出和八年前同样的结论：英国  不能再为一个人冒险，国王必须死。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押解至伊尼戈 ·琼斯的白厅宴会厅外。

    国王要求再多加一件衬衣，以免冷得发抖让臣民以为他害怕了。正如当 时的诗人安德鲁 ·马维尔 (Andrew      Marvell) 所言：“他什么都没做，也 不要求任何纪念性的仪式。”查理一世从容赴死，引发了对殉道者的宗  教狂热，这使得他儿子在十一年后的复位变得相当顺利。

    战争以唤醒英语民族间跨边境的联合开始，如今，再以这些边境线 的真正消亡而结束。就像克伦威尔实行的严酷统治一样，这是第一次， 整个盎格鲁圈    也就是英伦三岛再加上北美殖民地    处于一个统一 的政权下。从1653年到1659年，一个单一的政府统治了被称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共和国”的国度。政府的最大敌人不是任何一  个区域的分离主义，而是分散在所有地区的保皇党人的敌意和对抗      这种情绪有时甚至能扇着翅膀飞过大西洋。

    1652年，一支军队被派往驻守弗吉尼亚，总督立刻意识到查理二世 将成为继他父亲死后的下一任国王，重返大位。弗吉尼亚保皇党人一枪 未发，立即接受了这一现实。爱尔兰大部分人口过去至少在名义上是支 持国王的，这一地区酿成了血腥的事件，直到今天，这一惨烈战事的名 字依然还在回响。

    在1653年9月，克伦威尔包围了爱尔兰德罗赫达城(Drogheda)，该城当时由一支天主教徒士兵组成的卫戍部队驻防。克伦威尔要求部队 司令(一个英格兰保皇党人)投降。司令知道邻近有一支奥蒙德公爵(Duke   of   Ormonde) 领导的四千人的保皇军，于是拒绝投降。克伦威 尔率军破城，损失惨重。国会军进入城后，大肆屠杀他们见到的每一个 士兵。平民送命，教堂被毁，教士们被追打致死，最少有两名保皇党军 官被送进大狱，后来又惨遭枪杀。

    克伦威尔的行径在英格兰引发震惊，至今仍是爱尔兰记忆中的伤痛 与仇恨。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那个时代的人们很容 易理解这一点：城池被围，城内的守军无疑是占优的，而围城的军队则 容易沦为饥饿、疾病和两面夹击的猎物。所以，战争惯例是，如果防守 一方拒绝投降，那么,他们就会被处死，尤其在欧洲战争规则下，这种 屠杀是正常的。

    然而，在盎格鲁圈，除了前述提及的博尔顿和贝辛之围是极少的特 例以外，这种大规模杀戮在当时几乎闻所未闻。教派解释是一种明显的 说法。如果没有中间道路的圣公会的温和影响，讲英语者也会习惯于像 欧洲的宗教狂热分子一样，彼此杀戮。在一封写给议会议长索尔的信中，克伦威尔为其在德罗赫达城的行径辩护，称这是“神圣的惩罚”:“我相信，这是上帝对那些可怜的野蛮人的公正裁判，他们的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这样做(屠城)是为了防止将来他们的血和无辜 者混在一起，这总该是让人满意的理由吧；不这样做的话，不足以让他 们为自己的罪行感到自责和悔恨。”

    我们数度为圆头党人极富攻击性的爱国主义所震惊。这种爱国情绪 首先起于英格兰，随后扩展至整个讲英语人群。国会支持者们不断声讨 保皇党人认贼作父、卖国谄外的行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独立宣言》 中出现对“外国雇佣兵”的控诉的原因。国王向荷兰、丹麦、西班牙、法 国和梵蒂冈寻求支持。他的求助没有一次如愿，没有哪个欧洲王室愿意 帮助一个他们认为不值得信任同时也明知其是在投靠敌人的人。国王的 外交政策简直是个灾难，因为，正如辉格党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M.Trevelyan)  在1924年所写，查理所要求的“军事援助，诋毁他的 人一直在说就要来了就要来了，可是从来没有兑现。国王是被这些他自 己招来的影子部队打败的”。

    然而，尽管英国圆头党人对这些阴魂不散的海外幽灵深恶痛绝，但 他们在邀请苏格兰人并肩战斗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丝毫迟疑。他们视爱 尔兰天主教盟军的支持者为反叛者，而非外敌。这并不是说盎格鲁圈认 同感已经取代了对英格兰的忠诚、对苏格兰的忠诚和对爱尔兰的忠诚； 但是现在，确已出现了一个“讲英语者联盟”,联盟成员彼此之间不像对 匈牙利人或者瑞典人那样完全是国与国的关系。

    这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原则之上的盎格鲁圈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时 刻。英语民族开始意识到，那些把他们和欧洲区别开来的事物-     个人 自由、法治原则、代议制政府以及其他-     正是盎格鲁世界的共同财富。长老会的神职人员在布道中将英格兰和苏格兰比作以色列和犹大  国，都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同宗同族的国家；阿尔斯特新教徒和新英格兰 人更是认定他们结成了被选中民族的神圣联盟。

    这种感情中，一方面夹杂着沙文主义的成分，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坚 信内战的成果拯救了盎格鲁圈自由事业的信念——自由从来都与清教密不可分。特里维廉请他的读者想一下：如果内战的结果不是这样，“那 么,欧洲这股奔向专制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潮流很可能就将英国裹挟其中，英国也就成为纯粹的欧洲国家体系的一部分。但纳斯比战役改变了 这一切，英国确立了它在新旧两世界之间的独立地位”。

    英格兰共和国时期见证了激进思想的爆发，有的怪诞，有的崇高。 小册子作家与布道者呼吁男女平等、完全民主、废除审查制。约翰 ·弥  尔顿3可称得上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位-     事实上，准确地说应该是继莎  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一位。弥尔顿曾在克伦威尔的政府中任职，他不仅 要求上述自由，还倡导离婚自由、言论自由。

    弥尔顿是盎格鲁自由主义万神殿中的一尊半神。在圣公会牧师、维 多利亚时代作家马克 · 帕蒂森 (Mark   Pattison) 笔下：
    他捍卫宗教自由，反对主教制；捍卫平民自由，反对王室；捍卫出版自  由，反对行政审查；捍卫良心自由，反对长老会贵族统治；捍卫国内自由，反 对教会法的独裁。弥尔顿撰写的小册子全都打上了塞尔登 (Selden) 用希腊语 在他每一部著作中的题词：“自由先于一切。”

    在弥尔顿心目中，自由并不等于不要规则(他将此称为“执照”)。 自由，毋宁说来自有德和理性的独立判断。自由之美德只能存在于参差 多态的不同观点中。弥尔顿相信，在多种观点彼此竞逐的缝隙间，自由 得以生长：“哪里有求知的热望，哪里就必然会有激烈的辩论、写作，以及多种观点，因为优秀者的观点只能是在竞争中产生的知识。”

    弥尔顿的政治思想使他最伟大的作品《失乐园》增色不少。《失乐 园》重述了亚当的堕落，“向世人昭示天道的公正”。读者若不为弥尔顿 对亚当甚至是撒旦的一腔同情所打动的话，是不可能读懂那些优美的诗 句的。相反，在书中，上帝的出场是无情的、高傲的、冷酷的。弥尔顿 痛恨任何权威，正如他那些谴责教皇和王室的申明一样，弥尔顿情愿让自己的激进自由主义染上他的宗教观色彩。

    过渡时期的一个好处是带来了欧洲闻所未闻的宗教多元主义。不少 国家都实行了宗教宽容政策，允许少数教派的信徒敬拜他们自己的神。 但是，允许不同教派间可以自由改宗，这在欧洲是从未听到过的。

    宗教多元主义与清教徒对《旧约》的强调两相结合，产生了一个更 妙的后果。1655年，一个名叫米那西 ·本 · 以色列 (Menasseh  Ben  Israel)  的犹太人向克伦威尔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政府重新接纳他的族人他们自1290年后被逐出英格兰。克伦威尔，这位老骑兵团司令官、 亲犹太人士，一心想要发展与荷兰的贸易，欣然同意这一请求。结果， 犹太人得以重返英格兰，很少受到在欧陆那样的法律歧视。即使是王政 复辟之后，他们的地位也几乎没有改变。正如保罗 ·约翰逊(Paul Johnson)  在《犹太人史》 (History  of the  Jews) 中所说，在美国诞生之 前，英格兰无疑是犹太人生存、活动首选的乐土。因为，在宗教裁判所 宣布对非基督徒不具有管辖权的时代，犹太人是被分列在一个单独的法 律类别中的。这种单独的法律地位使得欧洲犹太人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活 在各种歧视和迫害之下；而在英格兰则相反，犹太人只是受到了其他所 有非国教徒也同样会受到的相当温和的限制。一个18世纪的英国犹太教徒和卫理公会教徒、天主教徒，是被一起列在同一个法律目录之下的 (所有限制直到19世纪才被提高)。

    说亲犹倾向是辉格党的特征，这听上去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 亲犹与辉格主义之间的关联古已有之，偶尔会以某些出人意料的方式表 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就是北爱尔兰暴力活动的最后阶段，你 可以从悬挂的旗帜判断出哪是独立派的地盘，哪是联合派的地盘。独立 派在爱尔兰三色旗旁边，会升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旗帜；而联合派， 古老的辉格党和威廉三世事业的继承人，则会紧挨着联盟旗悬挂以色列 的大卫王星旗。

    共和国见证了自由的扩展，却并没有看到民主的同步跟进。议会军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议会制政府的胜利，相反，克伦威尔倒向了军事独裁。他解散了残余的下院，通过牧师与士兵统一了三国。英格兰、苏格 兰和爱尔兰如今都在军事政府的统治之下-     如果当时克伦威尔感觉哪 怕有任何需要的话，美利坚原本也会是同样的命运。然而，在这一过程 中，北美拓殖者成了共和国最坚定的拥护者，在复辟之后保护了很多出 逃的老兵。

    老统治阶层退出政坛，回到了他们在乡下的庄园。克伦威尔千方百 计想召他们回去，甚至任命了一个上院的召集人来敦促这一工作，但是 老贵族们拒绝再为这个如今自诩是“护国公”的人做任何事。

    克伦威尔在世时，依靠其个人强力维持统治；死后，像大多数军事 独裁者一样，他的儿子被推举为名义上的领袖，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则 各自把持要职。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奥利弗在他的坟墓中统治英国。”事实很快就清楚了，继承人没法唤起必需的忠诚。这样一来，唯  一具有合法性的统治只能复活“古代宪法”了，换言之，也就是古老的议 会两院与君主的共治。要么这一代人、要么下一代人回到历史的主流，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当时，苏格兰总督乔治 ·蒙克 (George      Monck) 是国会军最高军 事长官。他的军队向伦敦挺进，无人敢挡。1640年议会下院中还没离开 的议员被召集，很快又被投票解散，要求重开新的选举。新议会产生了，这一次，两院议员齐集。新议会在第一次会期的任务就是接受先王 流亡在外的儿子的求和信，信中祈求国会谅解，愿意偿还拖欠的议会军 津贴，承认内战以来的地产变动以及附条件的宗教多元化政策。亲王以 其得体而又诚恳之态得到了国会的认可。新议会的成员比起前几届议会 来说，清教徒和激进派的数量更少-      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其成员来自 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投票同意撤销过渡时期的立法机关，恢复君主制。 1660年5月29日，从法国被召回的查理二世抵达伦敦，这天正好是他30  岁生日。

    从复辟到革命

    保王党人得到稳定的议会多数支持，现在是他们秋后算账的时候了。还活着的弑君者，也就是那些直接参与了查理一世的审判和行刑的 人，统统受审，大部分随后被处死；那些已经死了的，则遭到掘墓戮尸 的对待。被驱逐的骑士重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庄园。

    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推行的清教主义被扫荡一空。剧院重新开张，酒 肆妓院生意兴隆，时髦的绅士在他们乐于纵欲的国王身上找到了效仿的 榜样。

    英国国教最终统一了宗教的制度和仪式，导致大量清教徒远走他乡。主教权威最终确立，劳德改革的很多措施得到认可。劳德是一个温 和虔敬的人，因为议会发布的一项报复性命令而被砍头。官方神学渐与 加尔文主义分道扬镳，开始把重点放在自由意志上(这倒不是说神学对 国教徒来说不重要，英国国教包含了宽泛的信仰)。

    然而，新确立的宗教制度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这一重要性却少有历 史学家注意：国教如今已摆脱了国王的控制，处于国会管辖的范围之内；而此前这样的改革遭到每一任国王的抵制。

    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今天的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如此需要政 府，所以，历史学家们总会在各类法案和决议中“发现”查理的“骑士议  会”有多拥护君主和国教会。然而，有些事情虽未言说却并不能视而不  见。下院现在已经毫无争议地垄断了通过征税获得财政收入的专属权。 任何君主再想对议会的言论自由擅加控制已经不可想象，更不用说像查 理一世那样肆无忌惮地咆哮议会。(直到现在，黑杖侍卫如果要召唤下 院议员参加女王的议会开幕式演讲，下院的门都会象征性地对着他“砰”地关上。)《三年集会法案》 (Triennial Act)稳固地保障了常规性选举，尽管查理二世总能千方百计找出法子规避这些条款。

    1660年复辟，对于合法的议会来说，是第一次；对于君主制来说， 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麻烦在于，新国王不这么看。查理二世在 流亡法国期间，目睹了更强势也更绝对的君主制。他和他的祖父、父亲 一样，不遗余力地希望筹到比议会准备拨付的多得多的钱。可惜他没那 么走运，无法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通过法外途径捞到钱财。

    于是他开始打他的表弟路易十四的主意。很难找到比这更不受欢迎 的方案了。法国是英格兰的宿敌。查理二世流亡海外的经历、他的法国 母亲以及黧黑的面孔已经使他成为英国国内反法偏见的箭靶子-     就像 我们在本书第三章诺曼征服以后看到的那样。在当时，法国有着全世界 范围内最强的天主教力量，同时也被所有其他国家，尤其是荷兰新教徒，视为打破欧洲均势的威胁。当然，路易本人也是绝对君主制的典型 和象征。在太阳王的炫目光芒之下，即使英格兰和苏格兰最狂热的保王 党人也会忍不住退缩。

    然而，查理求财若渴，也没有比和朝内争论更高的热情去和议会讨 价还价。他乐于用路易的金币为自己买得一段清静日子。1662年，查理 以32万英镑的价钱卖掉了克伦威尔军队四年前拿下的敦刻尔克港(Dunkirk) 。 这一举动吓坏了英国人：不光伤害他们的爱国之情，而  且英国上下一直非常担心这座城市变成反攻英国船只的私人基地     事 实上也的确如此。

    民众的激烈反应迫使查理不得不陷入与法国的秘密谈判。1670年，他与路易签署了《多佛密约》 (Secret Treaty of Dover)。作为获得200 万王室经费的交换，查理同意放弃同瑞典、荷兰的三方同盟，转而联合 路易对荷宣战。他还向法王允诺，在时机合适时改信天主教。后来，查 理在临终前的病床上皈依了天主教。

    很难想象还能有哪个英国君主做得出比这更卖国的行径。查理把自 己出卖给了祖国的大敌，背叛同盟，试图凌驾于议会之上，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秘密协议的条款直到下个世纪才得曝光，但它们已经不会使查理的 臣民们大惊小怪了。他的亲法倾向不是秘密，他对议会的不耐烦举国共 睹，而且他大加羡慕欧洲的绝对主义无需任何掩饰，甚至，他对天主教 的同情也受到普遍怀疑。

    事实上，让人奇怪的倒是查理的议员们比起他们的父亲在查理一世 的执政期间受到的约束更多。查理二世的反对派们相当温和，始终诉诸 宪法和议会斗争，只有在查理执政的最后时期才出现了直接对抗。对抗 来自极少数共和派狂热分子。在共和国时期，为什么“好的老事业”4招  来了那么多敌人?

    部分答案在于英国清教势力的衰退，它的生命力随着移民潮流向了 北美；但更多的解释是没人再关心那个已经没有悬念的继承人了。

    当查理的弟弟责备他缺乏防护时，我们不妨想象国王可能如何回答：“别担心，吉米。他们不会为了立你为王而杀我。”这个故事或许是 伪造的，但它表达的情绪却是真实的。查理和至少八个情妇生了十七个 孩子(他承认其中的十二个是他的子嗣),没有一个是合法的继承人。 他的妻子，不幸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 ·布拉甘萨(Catherine of Braganza),也就是那位将茶饮带到英国而备受赞誉的王后，经历三次 流产，终至不孕。因此在查理死后，皇冠传到了他弟弟詹姆斯——约克 公爵     手上。

    1673年，在“天主教共谋”引发的近乎偏执的狂热氛围中，议会通过 了《宣誓法案》(Test Act), 要求所有担任英国公职者不得信奉天主 教教义。詹姆斯因为坚持其已经秘密信奉多年的天主教信仰，辞去了海 军大臣的职务。

    查理执政的余下时期由此被各种改变继承规则，以便取詹姆斯而代 之的企图所占据。现在轮到辉格党和托利党全面交锋了。辉格党担心一 个天主教君主会给他们带来法国式的或者西班牙式的专制制度，一心想要赶走詹姆斯二世。托利党人虽然普遍也对天主教不抱好感，但他们相 信继位权，而且纠结于一群凡人的集会就想挑战神圣的继承规则这一观 念。尽管这样的斗争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宗派性质的，但最终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主权是赋予国王，还是议会?

    对于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以后，大部分欧洲都闻所未闻的政党， 也就是有着特定信念的、超越了一般意义上赞成或者反对某政权的组织，我们有必要来好好审视一番。即使在今天，盎格鲁圈内的政党体系 的团结依然不多见。在很多国家，包括部分欧洲国家，很少有政党能活 得比它的创始人更长。然而，在17世纪70年代的伦敦，托利党人和辉格 党人的行为俨然已经具备了政党的形象。很多小细节把他们区别开来， 比如：佩戴不同颜色的徽章；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聚会密谋，辉格党喜 欢在咖啡馆，而托利党则去酒馆。

    托利党成功阻击了《排斥法案》5在议会中的通过，一时似乎正处  于黄金时期。但事态似乎从詹姆斯二世在1685年继位以后开始变得越来 越坏。新国王登基，当召集新议会，这早已是长久确立下来的惯例，但 詹姆斯基于各种理由却对此犹豫不决。这甚至让一个半世纪以后的辉格 党历史学家麦考莱爵士震怒不已。他说：

    这个时候实际上应当是举行普选的最好时机。自斯图亚特王朝执政以来， 选民团体从来没有对王室这么友善过。但是，新王的心中却萦绕着难以言喻的 顾虑。就算隔着这么长时间，也不能冲淡它的不光彩。国王担心召集议会会招 致法王的不快。

    讲英语者对于法国专制君主的反感常有回响。路易不愿看到海峡对 岸出现一个自由议会，以使他自己的臣民有所想法。对路易来说，詹姆 斯是一个比查理更可靠的同盟，或者用麦考莱的话说，一个“封臣和雇  员”。

    路易对他的表兄也不是事事帮忙。1685年，路易宣布撤销《南特敕 令》 (Edict     of     Nantes),取消此前授予法国清教徒的宽容措施，这一 决定的长期效果打破了长久以来从法国到盎格鲁圈的全球均势。数以万 计有胆有识的法国人流向英国、北美和南非-      其中就有保罗 ·列维尔  的祖先。决定的短期效果则引发了全大不列颠的恐慌。这种担心绝不是 挂在嘴上的，英国人从内心里害怕落到一个天主教君主的手里。詹姆斯 对此若有丝毫敏感，都该出面平复一下这种恐慌情绪。然而，他所做的 每一件事，只是在激怒他的国民。

    历代历史学家们一直试图推翻麦考莱对詹姆斯二世的恶劣评价，但没有一个人真正成功过。

    詹姆斯二世可能是斯图亚特家族中唯一一个毫无忏悔精神的君主。 詹姆斯一世为人粗俗、卑劣、善变，然而还算聪明、亲和。查理一世对 朋友两面三刀，对敌人冷酷无情，但起码相当勇敢。查理二世成天游手 好闲，奢侈逸乐，骄傲自负，但需要的时候，他也机敏过人，魅力十足。然而，在詹姆斯二世身上，你几乎找不到上述任何品质。他愚蠢， 狡诈，狭隘，自恋，毫无幽默感，固执不化，怯懦无能。据说他的宗教 信仰无比坚定，但他强制推行其宗教信仰的粗放做法对于英国天主教徒 来说，简直是场灾难。

    詹姆斯二世的高级政务官劳德黛尔公爵 (Duke  of  Lauderdale) 曾在 1679年这样评价未来的国王：“王储继承了他父亲的全部缺点。就像他  本人所说，他总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简直就是一个没有教皇之名的教 皇，这早晚会毁了他。”

    事实比任何人估计的更快地证明了这一点。詹姆斯的臣民们不愿再 冒下一次内战的风险。重要的军事将领对反对君主制的事业不感兴趣， 英国国教的官方理论也臣服于主权者。当下议院最终被同意召开时，议 员们批准了拨付给国王的慷慨的津贴，也似乎乐于取消各种反对天主教 的限制措施，几乎没有议员质疑国王给予他的教友的种种宽松权利。

    但是詹姆斯无论对战略还是战术都毫无头脑。他立即着手在朝廷内、在牛津和剑桥大学以及军队中推行天主教——最后这一点正是他的 国民们最为紧张的。他命令国会彻底清除残存的《测试法案》,同时又 要求加紧对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进行限制。他对国会作出的种种妥协照 单全收，毫不感激，同时又继续索取更多。

    觉察到敌意不断高涨，詹姆斯开始清洗国内每一个独立机构：伦敦城、郡尉、大学、市政团体、地方长官。国王的反对者们意识到他已经 把超越宪法的权力攥在手里，而要想改变这一切决不能寄望合乎宪法的 手段。反对者们渐渐聚拢到詹姆斯的女婿、荷兰执政威廉的身边。威廉 此时正在欧洲发起新教运动。一个流亡荷兰共和国的辉格党反对派开始 探试取代国王的路子。

    最终，詹姆斯意识到他被先前与之结盟的议会抛弃了。国王在最后 一次试图声张其权力的努力失败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甚至同意  加强对任何反对清教的异议者的惩罚。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没人再相 信他，无论国教徒，还是异议者。只有极少数耶稣会士成员和年轻、不 切实际的天主教徒，还天真地看好他的政策可以引导他们。

    国王下令每一个教堂都要宣读他亲自编定的允诺宗教平等的诏书。 部分英国国教教士拒绝执行这一法令，认为这一措施威胁到国教的地位，而且国王的真实意图其实是要让天主教回到至尊位置。坎特伯雷大 主教和六名主教领导了这场抵制运动。这些温和的人与国王彻底决裂了，他们从骨子里相信自己的天职就是绝对服从教会的最高统治者，而 这一点正是对詹姆斯性格缺陷的针锋相对的挑战。

    七名主教向国王提交了一份言语很不客气的请愿书，要求免除宣读 诏书的义务。国王的回答是近乎卡里古拉6式的，指控这些人犯下煽动  诽谤罪，并下令将其送进伦敦塔。这一次，圣公会主教受到来自全国的 隆誉真是前无古人。民众涌向通往伦敦塔的道路，为德高望重的教士们 喝彩，以至于卫兵不得不下跪乞求人们让路。案件在1688年6月被提交到王座法院，七主教最终无罪释放；然而，另一个普通法法庭才是斯图 亚特治下的自由的最可靠的同盟。

    在主教们等待判决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大大增加了国王实行专制 制度的可能性。1688年6月10日，詹姆斯的妻子生下了一名男婴。在此  以前，他们原定的继承人是玛丽公主，也就是詹姆斯和第一任妻子所生 的女儿。公主一直被作为新教徒养大。举国皆认为她不可能单独掌政， 权力的缰绳最终会握在她丈夫奥兰治的威廉手里，威廉是当时荷兰共和 国通过准继承的方式产生的执政。

    詹姆斯的第二任妻子是摩德纳的玛丽亚 ·碧翠丝公主 (Mary  Beatrice of       Modena),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她的家族一直是法国的老主顾。 玛丽亚 ·碧翠丝此前已经生过三个孩子，但没有一个活到成年。民间普遍认为她不可能再怀孕了，一时间谣言四起，有说王后不孕的，也有说 国王在17世纪60年代患上性病所以不能再生育的。(詹姆斯和哥哥查理 一样好色；在晚年，他亲眼见证了自己皇冠落地，视为其通奸行为所遭 的天罚。)

    小王子，也就是叫詹姆斯的男孩诞生的消息传开后，大部分国人难 以置信。因为正当耶稣会盼望出现一个天主教男性继承人时，真就有这 样一个人变魔法般出现了——这一切似乎也太巧了。有人宣称王后怀孕 是一场骗局，那个来历不明的男婴是被放在一个暖床的汤婆子里偷运进 宫里的。

    这个故事可能很荒谬，但在那个年代，皇室继承人的诞生可是举国 大事，不光直接关系待位的公主，也影响到皇室其他男性高级成员。然 而，汤婆子的故事越传越广，越传越真，就连奥兰治的威廉对这桩八卦 消息也当起真来。数月以后，威廉带兵入英。同时，他还发表了两个声 明，即召集自由议会和对男婴的出生举行公开质询。

    其实威廉不必做这么多声明。这个新生的男婴，对他的支持者来  说，是詹姆斯三世；对反对者来说，就是个冒牌货。他的出生急速改变了局势。只要能保证继位的是新教徒，大部分托利党人和一部分辉格党 人都准备好继续忍受詹姆斯的压迫与残酷。国王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 他本人内心也清楚，长女玛丽和女婿最终会以新教徒身份继承王位。然 而，一个有可能得到延续的旧教(天主教)王朝的前景改变了一切。现 在，詹姆斯已经具备了一切理由来实现那个被大家所相信的恢复王国中 兴的梦想，并将自己的宫廷转变成法国式的帝制。

    辉格党和多数托利党人开始联手废王。一些贵族给威廉写劝进书， 正式邀请他问鼎王位。起义在全国各处酝酿，威廉也在英吉利海峡广布 海军，准备一翼登陆多佛，另一翼登陆加来。11月5日，这是新教徒的 幸运日，威廉在多佛登陆。

    北部和中部的叛军并不多。詹姆斯的敌人包围了伦敦，大军压境迫 使他不得不做出让步。另一方面，叛军向西推进，准备与荷兰军队会师，也给首都造成很大压力。伦敦的居民随时准备起事支持议会和清 教，詹姆斯人心尽失，仓皇出逃，驻扎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

    在萨默塞特 (Somerset)  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冲突，总共有十五人丧 生。这场冲突以后，詹姆斯的军队不战而败。士兵们开始溃逃，投到威 廉帐下。国王得了鼻出血，他把这视为上帝不再站在他这边的征兆。詹 姆斯似乎已下定决心要逃往法国。在逃亡路上，他在雷丁(Reading)遭遇了第二次突袭。国王完全丧失了斗志，听凭几个肯特郡渔夫将其抓 获，很快被押解回伦敦。威廉准备放詹姆斯一条生路，允许他借道荷兰 逃走。这一回，詹姆斯成功了。

    詹姆斯的怯懦，或者不揣用最善意的猜测来说，他的迷信，使国民 相信，政权更迭乃是上帝的旨意。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推翻了国王，这被 视为一个奇迹，而随之而来的新政权更是我们这个世俗化世界中小小的 奇迹。它确保盎格鲁圈日后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一民主化的道路，而不 是中央集权式的、国家干预的路子。它为联合王国留下了最接近成文宪 法的东西，它的原则直接、有力地激励了美国宪法的诞生。我们将之称为“光荣革命”,实在有太多理由。

    戴皇冠的共和国

    推翻国王，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在此以前，也已经发生过好多起…叛乱，征服，宫廷政变，或者刺杀。据说君主是那个年代最危险 的职业之一。莎士比亚通过被废的理查二世之口，道出了君王内心的怨尤：
    为了上帝的缘故，让我们坐在地上，
    讲些关于国王们的死亡的悲惨故事。
    有些是被人废黜的；
    有些是在战场上阵亡的；
    有些是被他们废黜的鬼魂缠住不放的；
    有些是被他们的妻子所毒毙的；
    有些是在睡梦中被杀的….. 全都不得善终。

    因为在那围绕着一个凡世的国王头上的这顶空空的王冠之内， 正是死神驻节的宫廷。

    然而，光荣革命却完全不同。没有躲在后门楼梯的刺客——像废除 理查二世那样；也没有非法法庭宣判查理一世的死刑。詹姆斯二世是被 一个完整、合法的议会做出的严肃决定废黜的。

    自光荣革命以后，不列颠人民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那就是，他们 可以立王，也可以废王，正如他们可以选举议员，也可以罢免议员。这 一令人惊愕的事实被掩盖在层层华丽的传统之下，直到今天，看上去依 然妥帖得体：皇家四轮马车和国王权杖，各种军事和宗教仪式，御前顾问和骑士，以及“女王陛下的政府”这一类正式用语。普通人多半会认为，十六个英联邦成员国共同承认伊丽莎白二世是他们的国家元首，这 怎么也不像是民主的做法。然而，从没有人质疑过他们的立法机关选择 其所拥戴的国家元首的权利。所以，英联邦成员国在2012年一致同意修 改《王位继承法》以消除对女性继承人的偏见时，没有遇到任何异议。

    光荣革命是盎格鲁圈“起飞”的时刻，此后，它们发展出一套小政府、个人主义、重视商业的国家制度。从这一刻起，英语民族开始把目 光朝向外面的世界，它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而不是陆军，以现代商业企 业取代老的行会和垄断，拓展全球市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样的发 展都不同于欧洲的演进趋势。到17世纪末，大部分欧洲国家进入到历史 学家现在所称的“开明专制”时期，而这个世界的其余部分则不得不生活 在绝对专制之下。

    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革命”的现代用法。“革命”一词意味着车轮旋 转，又回到最初的开始。“革命者”对于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 么做是一清二楚的。在逃亡路上，詹姆斯二世扔掉了国玺。这样一来， 国会就无法合法地被召集到泰晤士。由此，国会议员和贵族的代表们正 式要求奥兰治的威廉召开会议“保存我们的宗教、权力、法律、自由和  财产”,“我们所争取的这一切应当建立在稳固、合法的基础上，以免于 任遭破坏之虞”。

    詹姆斯的出逃使他们的任务变得轻松了不少。当大部分辉格党人为 赶走了国王而额手相庆的时候，更多托利党人，尤其是上院议员，关心 的则是合法的继承原则，毕竟，他们自己的地产和爵位都得从继承原则 的规定而来。在这一事件中，他们宣布詹姆斯“擅离职守，放弃行政权，因此自行退位了”。

    不管是相信还是假装相信汤婆子赝婴的故事，他们要求将王位传给 詹姆斯的长女玛丽。而后者表示，只要议会能接受她与丈夫共同治国， 便乐于担此重任。公认的长女继承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符合合法的继承原则，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议会规定王位再后来应传给玛丽的妹 妹安妮，而不是威廉家族的任何成员。议员们阻止天主教徒和威廉夫妇 问鼎王冠。其后的法令也宣布，下院应在君主去世后继续开会，履职六 个月，不得自行解散，等待新王召集新一届议会。     现今各种借口的 结果只能造成议会依赖君主，看不到其他任何出路。

    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君主制的契约特性，在英格兰国王的加冕誓 言中表现得非常明确。现在，不妨再来重温一下：詹姆斯和他的前任们 向英格兰人民发誓“信守神授的法律和习惯，遵从国王特权和王国的古  老习俗”,威廉 ·玛丽夫妇和其继承者们也宣誓“依照议会通过的法案、法律和习俗统治英国的臣民”。

    新王给盎格鲁圈带来了双倍好运。威廉的兴趣集中在领导英国对路 易十四的战争，而不在国内政治；他高高兴兴地让议会主导国内政治， 以便自己可以放手海外事务。

    从威廉的角度来看，这桩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英格兰(后为大 不列颠，再后是联合王国)开启了一系列对法作战，前后延续到1815年，其间还穿插着宗教及激烈的商业竞争。议会获得实权导致了反对法 国的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强化，这一点正遂了威廉所愿，并且这一政策成 功地延续至新王身后。有些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7。从1689年到1697年、1702年到1713年、1743年到1748年、1756年 到1763年、1778年到1783年、1793年到1802年、1803年到1815年，英法 两国一直战火不断。这一场场战争以及法国作为一个半“永久天敌”的角 色，激励着英伦岛上的民众坚定地保卫那些将他们和法国人区别开来的 事业：他们的议会体制，他们的普通法，他们的清教主义，他们的个人 自由。

    新王的个人背景对讲英语者来说，也是一种幸运。荷兰共和国和盎 格鲁圈一样，重视财产权、自由贸易和有限政府    尽管彼时荷兰推行 的是寡头政治而非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荷兰人走在了讲英语者的前面：他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建立在联合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之上的成熟 的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横行海上的荷兰人还是当时世界上除英国以 外唯一建立起自由民主政体的民族。只是这样的制度演进没有与英国同 步而已。在17世纪，海上旅行比陆上旅行更加安全、快捷、舒适。对于 英格兰东部的居民而言，阿姆斯特丹比伦敦近多了。英格兰、苏格兰的 沿海地区与荷兰以及挪威、丹麦、汉莎同盟的部分地区通过商业和宗教 纽带，形成了北海同盟。

    要不是因为偶然的地缘，自由的全球语言原本该是荷兰语，而非英 语：大不列颠是一个岛国，而荷兰占据的则是地势低洼，几乎毫无防御 能力的平原。1689年以后，荷兰在对法战争中耗尽国力，到18世纪20年 代，随着海军的衰落，荷兰把它主要的银行和商行从阿姆斯特丹迁到了 伦敦。

    然而，威廉早已适应了有限政府以及经过同意的统治等政治理念。 他此前一直在为荷兰执政的职位而奋斗。这个职位既不是民主选举的， 也不完全是世袭的。历史学家将联省时期的尼德兰称为“戴皇冠的共和  国”。其实，这一短语倒可用来描述自1689年至今的不列颠，以及其他  实行君主立宪的盎格鲁圈国家。

    1689年2月，议会起草了《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当 年晚些时候，这一宣言成为议会的正式立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英国权利法案》(English Bill of Rights)。以今人的眼光看，它的形 式和内容都非常接近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先声-     尽管法案的 起草者并不是在向前看，而恰恰是往回看，从17世纪40年代的各种请愿 书，最终回到《大宪章》上。

    和《独立宣言》一样，1689年《权利法案》也是以痛陈国王詹姆斯 二世的种种罪行开始的。他滥用行政权力，践踏议会选举，非法解除清 教徒臣民的武装，干预司法，侵害经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超出国会许 可的范围征收税金，对人民施以“非法和残酷的刑罚”。接着，法案以最明确的措词宣告主权属于议会，只有议会才能征税筹集财政。法案否决 了议会所立的前法可被后法废除的观点，保障国民的请愿权，规定在和 平时期不得维持常备军，确认清教徒配置武器的权利，禁止课以过多的 保释金，禁止滥施“残酷及非常之刑罚”。1689年《权利法案》确立了议 会主权原则，宣布议会内的言论自由，“不应在议会以外的任何法院或  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

    这些权利都被视为传统的自由，而非任何新造之物。光荣革命是保 守派反对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行动。正如辉格党的雄辩家 埃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 在一个世纪后的评价：“光荣革命捍卫的 是我们古老的无可置疑的法律与自由，古老的宪法是我们的法律和自由 的唯一保障。”光荣革命和三国战争一样，是整个盎格鲁世界的事件，它触动了每一寸讲英语的土地，尽管在各个地方可能有所不同。

    苏格兰议会也做出了同样的决议，宣布拥戴威廉和玛丽。苏格兰的 《权利法案》被称为《权利宣言》。该宣言在形式上和其英格兰姊妹篇 非常相似，重申这个国家古老的自由，确认苏格兰议会高于君主的至上 性，同时还肯定了长老会的教尊地位。和英格兰境内几乎没有人公开站 在詹姆斯一边的情形不同，苏格兰议会中有一部分高地人，忠于他们自 己的领袖，不信任讲英语的长老会多数派。他们注定要发起反叛。这些 追随詹姆斯的人被称为雅各布党，得名于詹姆斯二世的拉丁名：雅各布 斯。

    和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一样，苏格兰战事不仅仅只限于高地人和低 地人之间，它陆陆续续将各个部落卷入了西西里仇杀。其中，格兰克大 屠杀(Massacre of Glencoe)是苏格兰史上最不光彩的惨案。38名麦克 唐纳部落 (Clan   MacDonald) 的成员被对手坎贝尔部落 (Campbells)   和 其他政府军杀死在床上，而杀人者此前已和对方握手言欢。

    然而，苏格兰的动乱完全无法与蹂躏爱尔兰的全面战争相提并论。 大部分爱尔兰天主教徒和他们的祖父辈在17世纪40年代所作的一样，继续选择支持斯图亚特王朝；而这样的站队，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灾难性 的。

    当英格兰和苏格兰宣布共拥威廉时，詹姆斯的副将、天主教徒、蒂 尔康奈伯爵 (Earl  of  Tyrconnel) 决心要把爱尔兰变成支持詹姆斯复辟大 业的堡垒。他惟一的一次败仗，是在德里城与北爱尔兰新教徒交手。守 卫德里城的军队由一伙小学徒领导，却在皇家海军解围前足足抵抗了105天。这次围城对北爱新教徒有着近乎神秘的重要性，它创造出了最 受欢迎的口号：“绝不投降!”同时还为那些被他们视为叛徒的政治领导 人发明了一个绰号“兰迪”(Lundy,   这是那个倒霉的总想在逃跑前搞和 谈的总督的名字)。

    詹姆斯想把爱尔兰当作绝地反击的基地，并于1689年3月率六千法  国士兵在金赛尔港登陆。詹姆斯和英格兰军队之间陆续交火，主要战役 发生在恩尼斯基林(Enniskillen) 。1690     年6月，已经失去耐心的威廉亲 自带领3.6万名英国人、荷兰人、丹麦人和德国人组成的联军前来剿灭  被废掉的前国王。两军于1690年6月12日在伯恩河遭遇，詹姆斯党溃不  成军。这是北爱新教徒日历上最重要的日子，詹姆斯又逃跑了。这样的 行径连他的法国赞助人也感到不耻。一个法国人在圣热曼看到逃亡的国 王时说：“你只有亲自跟他说话，才明白他为什么在这儿。”

    詹姆斯在面对威廉大帝的复仇时，抛弃了他的爱尔兰盟军。尽管参 加战斗的那些士兵得到了宽恕，但詹姆斯党官员以及天主教地产主们就 没那么幸运了。詹姆斯党人继续战斗，希图换取优越一点的条件。这些 条件最终得到了威廉的首肯，但后来未能在爱尔兰议会通过。很多爱尔 兰天主教徒被褫夺了土地，流亡欧洲。事实上，和平协议允许詹姆斯党 士兵被重新安置到法国，也允诺派出船只来运送他们。1.4万名士兵带  着一万妇孺，以詹姆斯的名义，选择为法国王室服役。这一移民过程就 是我们后来所称的“野鹅迁徙”(Flight of the Wild Geese)。

    光荣革命同样影响到了北美殖民地。在17世纪40年代的三国之战中，北美人作为海外志愿军参加了战斗。在纳斯比和马斯顿荒原战役中，很多新英格兰人和他们的东安格利亚兄弟们并肩冲锋。北美内部的 冲突相当本地化，而且草草了事。相反，光荣革命被视为一个北美事件，引发了波士顿和纽约的大量反叛，以及马里兰的反天主教叛乱，打 破了巴尔第摩统治家族的政治控制。

    在北美殖民者眼中，查理一世是一个远距离的怪物，詹姆斯二世也 是类似的仇敌。纽约就是以詹姆斯“约克公爵”的封号命名的。在他的哥 哥还在位时，詹姆斯就表现出对殖民地的特殊的个人兴趣。他尤其痛恨 1629年殖民宪章授予“爱吵架的”马萨诸塞人自治权，一提起该省的公理 会教徒，就想到当年杀他父亲的弑君者。《马萨诸塞宪章》在1684年被 废除，两年后，新总督埃德蒙 ·安德罗斯爵士 (Sir   Edmund   Andros) 和 冷酷的格恩西 (Guernsey)   保王党人启动了野心勃勃的扩展计划，要将 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等殖民地都纳入新英格兰皇家领地。

    历史学家理查德 ·布希曼 (Richard    Bushman) 把这种扩张描述为“马 萨诸塞压制与贪婪噩梦的实现”。安德罗斯抛开议会实行统治，征收高  额罚金和税赋，要求拓殖者为他们所经营的合法生意缴纳昂贵的许可费，计划在殖民地内兴建圣公会教堂而引发极大恐慌。

    1689年英伦岛上所经历的一幕也同样发生在新英格兰和纽约。遭人 痛恨的新英格兰领地分崩离析，老殖民地各自重获单独的宪章(《康涅 狄格宪章》据称被藏在哈特福德的一株白橡树树洞里，因而得名“橡树  宪章”)。北美人就像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新教徒一样，都在庆祝  使他们恢复传统自由的革命。

    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是对的。1689年《权利法案》实际上是向全 体讲英语者允诺了自由，或者，至少是全体讲英语的新教徒。但是，大 西洋两岸对这一法案的理解也各有差别。北美人相信这一法案证明了他 们的“传统的权利”的正当性，并且，为实现这些权利，权力应当从总督 那里交还给他们自己的立法机关。然而，大部分英格兰人关心的是该有一个最高的议会，而光荣革命使得议会的权力达到顶峰。这一认识上的 不同带来了日后的不同后果。

    给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找点毛病总是在所难免。没错，从现代人的 眼光看，1689年《权利法案》是有缺陷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它确认了对 天主教的体制化歧视。

    我们现在当然很熟悉个人主义的天主教社会观的内容。著名的西班 牙耶稣会领袖胡安 ·德 ·马里亚纳 (Juan    de    Mariana) 在自由主义传统中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是，总的来说，现代讲英语者对于天主教的认识 还基本是一个盲区，几乎本能地将其视为权威主义的象征，并且很难与 议会制政府相调和——大概因为天主教承认教皇至高权力的缘故。

    约翰 ·洛克与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 (Earl  of  Shaftesbury) 过往 从密，这层关系促使他始终强调，为什么宗教宽容不仅对于罗马教廷而 且对于其他所有教派都是有益的。

    然而，如果我们以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评断过去的人物，难免又 会造成历史错位之失。想一想，不管是《权利法案》本身还是其赖以依 据的经洛克阐释的哲学原理，在17世纪末的世界，都不啻是振聋发聩的 政治声明。

    洛克的《政府论》出版于光荣革命时期，其阐发的政治模式在当今 大多数讲英语社会中依然没有过时。洛克相信：所有合法政府都必须建 立在由组成社会的个人所订立的契约之上。这个契约是那些同意按照共 同规则生活在一起的第一代先辈制定的，其后，作为共同的遗产代代相 传。洛克论述了从第一原则中引出的理论：
    要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察人类在建立国家前自然 地处于什么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自 由地行动，自由地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根据自己的理 性决定自己的行为，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

    洛克的自然状态听上去比霍布斯的原始的无政府状态美好得多。他 问，是什么使得我们最早的祖先甘愿放弃他们的所有自由而同意生活在 规则之下?最终的答案是财产安全，这是所有人类福祉与进步赖以依靠 的基础。

    他为什么要放弃原有统治而主动臣服于另一种权力的统治之下?对此，最 明显的回答是：尽管在自然状态下，他可以拥有这一权利；但权利的实际享有 却非常不确定，并且持续暴露在其他人的进犯之下，因为按此，所有的王和每 个人都是平等的，而平等和公正很大程度得不到严格地执行，在这种情形下， 个人的财产权也处于相当不安全、无保护的状态。这使得他自愿放弃此种尽管 自由但充满恐惧和持续危险的状态，也给了他充分的理由去加入一个其他人已 经结成或者齐心打算结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能够为每个人的生命、自由和 财产(即通常所言的财产权)提供相互保护。

    洛克用抽象和概念化的术语阐述他的政治思想，但他非常清楚，他 的政坛赞助人和辉格党战友们需要一个直接的、管用的申明。洛克在阐 述他的理论时，吸收了《权利法案》中的种种具体规定，也就是旨在保 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规则。

    出乎大多数人所料，这些规则其实从来就有。兴许它们才该当之无 愧地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也是最悠久的宪法，比它所孕育的《美国宪法》早了接近一个世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规则的制定者们真诚 地相信：他们不是在创制新法律，而毋宁说是肯定英语民族久已有之的 自由。所有这些自由      普通法、《大宪章》、可以追溯至史前时期的 代议制政府的传统-      现在终于具有了正式的、宪法性的力量。他们依 旧守护着自由。

    麦考莱在他的《英国史》末尾，盛赞1689年《权利法案》。他在1848年写道，当欧洲正饱受暴力和革命的蹂躏，当不列颠人也像我们一 样，在自己家中享受温暖安适的时光时，我们听见风雨声正敲打着窗户 玻璃。我们距离麦考莱与麦考莱距离他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几乎 是完全一样的，但他对《权利法案》的高度评价却是无法超越的，值得 在这里大段引用：

    尽管《权利法案》没有创造任何此前没有过的新的法律，但它包含着给予 异议者宗教自由的法的基因，包含着保证法官独立的法的基因，包含着议会有 限任期的法的基因，包含着受陪审制保护的出版自由的法的基因，包含着禁止 奴隶制的法的基因、废除神圣考验的法的基因、去除罗马天主教对公民限制的 法的基因、改革代议制的基因，包含着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每一部好法律的基因，以及在今后必将推进公共福利、满足公共舆论需要的每一部好法律的基 因。

    给予1688年革命的最高赞誉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场革命。自从睿智爱国 的英国人与政府达成妥协后，已经过去了好几代人。在所有诚实和懂得反思的 人的心里，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这信念随着个人的经历不断增强，那就是：宪法所需要的所有改进的措施，都可以在宪法本身中找到。

    修不起令人嫉妒的豪宅

    伊尼戈 ·琼斯，那个从贝辛庄园裸逃未遂的建筑大师，曾设计了足  以令欧洲其他任何建筑都黯然失色的白厅宫。但是查理一世从没有足够 的钱来建完它。和所有继任者一样，查理一世的钱袋子似乎始终被议会 勒得紧紧的，以至于这位欧洲巴洛克建筑的痴迷者永远修不起大理石宫 殿和雕塑。

    在盎格鲁圈的地盘上，找不到在规模和装潢上能与路易十四在巴黎 城外的凡尔赛宫、圣彼得堡的冬宫、波茨坦的观景台、汉诺威的海恩豪 森皇家花园、马德里的丽池水晶宫媲美的皇室居所。

    我们曾经提及乡村诗人所歌颂的那种保持在盎格鲁式建筑中的独特 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辉格党的作风或许可以从不列颠皇家宫殿的简约 风格中找到某些关联。当欧洲的君主们-      从拿破仑到圣彼得    醉心 于以象征权力的镶满珠宝的物品震慑臣民时，不列颠君主的皇室财富却 在一点一点缩水。中世纪及都铎时期的很多宫殿或毁于内战，或被普鲁 士军队洗劫，或遭到炮火的破坏，剩下一部分则被卖掉。就像历史学家 琳达·科莱 (Linda Colley) 所写：“亨利八世还可以在散布于英格兰的超 过二十处豪宅外狩猎、寻欢或者搜捕异教徒，等查理二世在1660年回来 时，就只剩下七处了：白厅宫、圣詹姆斯宫、萨默塞特庄园、汉普顿宫、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温莎堡和伦敦塔。”

    虽然查理一心想要恢复这些宫殿的荣光，但威廉三世却无力继续完 成前任的工程，把格林尼治变成了一座残疾海员医院。

    假设斯图亚特王朝能够延续的话，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座他们本来 可以按照伊尼戈 ·琼斯的设计完工的宫殿是什么样子，再来看看最终出  现在查理一世面前的那座白厅宴会厅。

    为了看得更真切些，你可能需要在地板上铺点东西，然后躺在上面           因为这座建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正在它的屋顶。屋顶有九幅鲁 本斯为庆祝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所作的极具收藏价值的油画。

    这些画作都是华丽的杰作，旋转着拼在一起，洋溢着令人愉悦的气 息。在主要画作中，英格兰和苏格兰被画作丰满的少妇，每人各持皇冠 的一半。在她们中间，那位卷发少年正是未来的查理一世。智慧女神密 涅瓦 (Minerva)   则盘旋在半空，头上是战争武器。

    然而，当你摊在地板上细细品味时，或许有些东西会让你心生疑惑。这些天花板上的画作太过炫目了，要知道，查理一世为此花了几乎 难以置信的3000英镑，但是整个天花板的风格在一个英语国家中却显得 如此突兀。作为肖像画，它们太过夸饰，太过高调，也太过等级分明。

    你越看越能理解为什么盎格鲁圈的民众会如此反感斯图亚特王朝。 在他们的审美以及政治观中，这样的君主像是外来的：从阿尔卑斯山那 边来的，注重仪式，过分精致。这种艺术上的反天主教情绪很容易摒除，它们毫无疑问存在一种宗派特征。但艺术绝不仅仅是宗教身份的表 达，品味也不只是宗派的。比如说，在鲁本斯的老家安特卫普港，大部 分天主教市民兴建的是严谨的别墅，而非巴洛克式豪宅。鲁本斯在可以 完全不受任何限制时，为自己的同胞创作的油画比他贡献给查理一世的 奢华之作肃静得多。

    最后，来自宴会厅的自相矛盾可能击中了你。天花板的油画是为了 庆祝英语民族的联合。詹姆斯六世及一世喜欢自称“第一个不列吞人”,  热切地希望实现王国的完全统一。他的儿子和孙子也怀有同样狂热的愿 望。然而，他们的臣民，英格兰和苏格兰人，却把整个王朝视为异族。

    无论其个人品性如何，斯图亚特王朝从未被看作英国的。他们的血 统、艺术品位、宗教倾向，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政治信念，与他们的 国民是隔离的。

    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一英语民族，他们最终成功了，但不是以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方式。实现统一的盎格鲁世界所形成的政治共识对这一王 朝抱有普遍敌意。更有意思的是，斯图亚特王朝从英伦岛上获得的最强 有力的支持来自于非英语地区：苏格兰高地和讲盖尔语的爱尔兰。

    我如此详细地记载反斯图亚特的斗争，原因有二：第一，英语民族 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共同体，不仅是简单的语言性的，而且是建立在共 同的价值观上的。这就是盎格鲁圈至今依然保持的统一的价值观：议会 至上，法治，财产权，自由贸易，宗教宽容，开放平等，用人唯贤，代 议制政府，立法控制行政，个人自由。

    这个价值谱系不能独立于政治联合。从英语民族史上看，英语民族 的人们生活在各个单独又相互联系的国家中。这些价值不仅在英格兰发 展、演进，而且通过征服与殖民，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英格兰。它们在英 语世界的其他地区以多种方式更加顽强地开花结果：在苏格兰，在北爱 尔兰，当然，首当其冲的，在北美。

    第二个理由主要是处于17世纪的政治制度。如果没有这一历史时期 的政治发展，就不可能理解创造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共同体的事件。我 们通常把这一事件称为“美国革命”,但是更恰当的称呼，或许是“第二  次盎格鲁圈内战”。

    注 释

    1平等派，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激进民主派，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成 员有中小店主、手艺匠、帮工、学徒以及公簿持有农等。平等派的理论基础是 人民主权说和自然权利说。平等派主张：未来的国家应该是共和国；废除王权 和上议院；由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享有最高权力；扩大选举权；实行自由贸易； 减轻赋税，取消什一税、消费税和关税；将被圈占的土地归还农民等。1646  年，它从一个思想流派发展为一个政治派别。

    2英格兰圣公会 (Church  of  England),又称英格兰国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员国英格兰的国家宗教，也是普世圣公宗的代表。从1543年开 始，独立于天主教的罗马大公教会。

    3约翰 ·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思想家。英格兰 共和国时期曾出任公务员，因其史诗《失乐园》和反对书报审查制的《论出版 自由》而闻名于后世。

    4新模范军的士兵把他们所支持的英国国会以及为之战斗的事业称为“好的 老事业”(Good Old Cause)。在英国内战期间，他们反对查理一世王党，在1649年至1660年间，继续支持“共和国”。克伦威尔在1643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 中说，“一个质朴的、穿着黄褐色军服的、知道他为何而战和为何而爱的上尉”的原型正是共和国士兵的理想。那些“老的好事业”的支持者往往同时也是本 地宗教事务自治的倡导者。

    51679年，英国国会提出《排斥法案》 (Exclusion  Act),要求取消詹姆斯 的王位继承权，由此形成了辉格党(拥护排斥法案者)和托利党(反对排斥法 案者)。1681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以有人动议讨论《排斥法案》为由解散国 会，英国开始无国会统治时期。

    6 Caligula,   古罗马暴君。

    7 和“第一次百年战争”一样，第二次百年战争(约1689—1815)并不是一场 单一而连贯的战争，而是由英法两个主要交战国之间的一系列断断续续的战争  组成。这一历史分期术语由约翰 ·罗伯特 ·西利在其著作《英格兰的扩张：两场讲 座》中首次使用，也用来指代英法两个世界强国之间的竞争状态。第二次英法  百年战争是一场决定两个殖民帝国的未来的较量，英国在1815年最终胜利，确  立了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

    第六章 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

    大英帝国坚实的基础不是被保存在那些默默无闻、停滞不前的灰暗岁月中，而是矗立于那个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深刻理解并清晰界定了人的权利的时 代。          乔治 ·华盛顿，1783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立于政治利益之外的独特的特性。人们可能会说，美国 人最准确地体现了英吉利民族的独特特性，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美国 人就是英国人自己的后代。 ——亚里西斯 ·德 ·托克维尔，1840

    汉普登的共鸣

    今天的我们距离保王党人的事业在1781年约克镇最终失败的时间， 与约克镇的战友距离查理一世在1648年普雷斯顿的最终失败的时间差不 多刚好一样长。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生在美国的这一代人，往往对距 今更近的两场冲突更感兴趣；但美国革命者们自身却痴迷于17世纪40年 代。引爆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的原因也是导致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的事 由，大西洋两岸的人们都选择了站在他们的祖先所奠定的基础一边。

    我们知道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的起因，集中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上：征税、宗教以及主权归属。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可以说见证了用几 乎完全一样的语言重写的同样三个问题。战争的双方对这一相似性都心 知肚明。18世纪60年代，辉格党人借用当年议会党人送给保王党的绰号，把对手称为“心怀恶意的人”;而托利党人则回敬以“奥利佛瑞人”。

    战斗打响后，随之而来的是同样的伦理和宗教分歧，和一百三十年 前的战争令人惊异地相似。大西洋两边所发生的，几乎一模一样，英国 国内的观点对峙又在殖民地上重现了。尽管这样的战斗最终导致盎格鲁 圈中的一部分宣布其独立于其余部分，但是，如果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利 坚和不列颠之战，那就实在是犯了时代错位的错误。事实上，这场战争 应该被理解且定性为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分歧，是在穷尽了所有和平 解决努力之后，通过武力获得的解决方案。

    在把这场战争和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重 新调整我们认识这段历史的心态。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我们当然知道战 争最后的走向，因此常会不由自主地犯巴特菲尔德教授所批评的“研究  过去的人总是有一只眼睛盯着现在”的错误。当我们试图理解矛盾在18  世纪60年代如何步步升级的时候，需要花点精力去构想一幅盎格鲁圈的全景图。

    光荣革命以后，英语民族开始把目光转向海洋。对大多数英国人来 说，欧洲是一个危险的根源，一块不自由的大陆，到处都是独裁者、耶 稣会士以及流亡的詹姆斯党人。与此相反，浩瀚的海洋才是机遇与商业 财富的宝库。英伦岛上的人们开始把他们的目标从欧洲转向大西洋。东 部城市，比如诺维奇，衰落了；财富转移至西部主要港口城市格拉斯哥、利物浦以及布里斯托尔等。

    讲英语者的定居点和基地形成了一个环大西洋的“岛链”,同时还不 断地闪现在两岸之间辽阔海域的零星岛屿上。大西洋几乎变成了盎格鲁 圈的一个内湖，银色的波浪轻拍着新斯科舍 (Nova      Scotia) 、 新英格 兰、弗吉尼亚、百慕大、牙买加、福克兰群岛、圣海伦娜 (St. Helena) 、 直布罗陀以及多个非洲贸易点。

    历史学家把这一片领地称为大英第一帝国1。而美国革命正需要被  放在这样一个大盎格鲁圈的语境下来理解。在《独立宣言》之前，是没 有美国的，只有一些讲英语的大西洋殖民地     从靠近北极的加拿大到 赤道附近的莫斯基托沿海保留地(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尼加拉瓜)。当我 们观察现在所称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我们不能老盯着今天的地图。今 天的地图上显示的是美国、加拿大和数个作为独立国家的加勒比地区。 相反，我们的头脑中得有一幅18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世界地图。各殖民地 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其说是彼此分隔的民族身份不同，不如说是文化和 政治认同有异。

    我们不妨把北美殖民地分成六大组，其中有些部分表现出比其他地 区更强烈的辉格党战斗精神。纽芬兰岛、新斯科舍和加拿大在1763年被 法国人征服，对激进活动基本没什么兴趣。相反，新英格兰是脾气火爆 的清教徒的天下，所以不断制造事端。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在政 治上走中间路线，其中的荷兰和德国后裔倾向于保皇，而纽约的苏格兰 高地人在战争爆发后对保王党军队深恶痛绝，低地教会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 贵族则主要是辉格党人。南部要塞佛罗里达在1763年被 西班牙人征服，这个地区无论是对新英格兰扬基人 (Yankees)   还是弗  吉尼亚激进分子的政治宣传都无动于衷。最后是加勒比地区的白人种植 园主，他们的数量远少于奴隶，是坚决的反民主派。

    当然，这幅图更像一张漫画。在盎格鲁圈的每一个地区，甚至每一 个城镇，都会有相互对立的观点。只要是讲英语的地区，这种语言都会 成为辉格党和托利党相互论战的媒介-      尽管论战双方并不总是使用辉 格党、托利党这样的名字。我这么写主要是出于行文的方便。鼓动革命 的三大主力军是新英格兰的公理会、激进的潮汐种植园²主和来自北爱  尔兰内陆地区的新教徒殖民者(对他们不够准确但更频繁的称呼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主要分布于从宾夕法尼亚到卡罗来纳等广大地区。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最终从基本上已被政府抛弃的中部州中游离出 来，成为最具理性的共和精神的坚实支柱。

    北美大陆英语区的南北两缘加拿大和佛罗里达，人口稀少，且都实 行了军事化管理。这两个地区倾向于同情托利党，不愿介入什么爱国大 业。他们拒绝参加大陆会议，坚持效忠母国王室。在美国独立以后，这 两个地区成为那些从新生的大陆逃出来的保王党人的庇护所。

    美国革命是一场最终演变为内战的内部冲突，对此我已经不想再强 调了。只有在法国于1778年参战以后，人们才把这场冲突视为发生在不 同国家之间的冲突。美利坚托利党人申明他们忠于英国制度，尤其是国 王与议会共治；美利坚辉格党人则忠于英国价值，这一价值正是前述制 度的合法性得以建立的基础，他们认定正是国王侵犯了这些他们所坚守 的价值。

    当我们在欣赏19世纪艺术家们所作的历史全景图，或者观看好莱坞 工作室出品的各类战争题材影片时，总会看到拓殖者们高举星条旗一路 行军的场面。爱国者们展示的当然是著名的贝奇 ·罗斯 (Betsy       Ross)   旗，然而他们最钟爱的那面旗帜却往往已被大多数美国人遗忘，那就是“大联盟旗”(Grand  Union  Flag) 。“大联盟旗”也称“议会 旗”(Congress Flag)或者“大陆彩色旗”(Continental Colors),有13道 红白横条，跟今天的美国国旗一样；有所不同的是，旗帜左上四分之一 部位显示的不是星星，而是大不列颠国旗，由英格兰的圣乔治十字和苏 格兰的圣安德鲁十字构成。

    这一象征简洁地表达出爱国者们在为谁而战-    他们是在确保自己 作为不列颠人的权利。大陆会议在大联盟旗下召集起来。当会议最终通 过《独立宣言》时，会议厅外高高飘扬的正是大联盟旗。这面旗帜是乔 治 ·华盛顿率军出征的旗帜，是约翰 ·保罗 ·琼斯 (John    Paul    Jones) 在美 国海军第一艘军舰上升起的旗帜，几乎承载了全体美国人的集体回忆，告诉我们美国革命的故事后来是如何书写的。

    组成大英第一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现在基本都已独立了。只有极少数 ——直布罗陀、福克兰群岛、圣海伦娜岛和加勒比诸岛——还属于英  国。大英帝国有一种自我消解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趋向于 促进本地自治和自力更生的政治权利及政治价值观。

    大西洋殖民地的独立，多是通过和平以及同意的方式实现的。大部 分加勒比岛国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间相继独立。加拿大从1867年开始实 行自治，通过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Statute  of  Westminster) 获得 了独立的国家地位，并在1982年经伦敦批准取得完全修宪权。

    所有这些自治领，包括英国人占领的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现 在都已独立，就像18世纪的美国那样。这就是所谓的“离心力理论”。这 些殖民地早已习惯了从最初的定居点到后来的完全自治。在他们的土地 上，既不曾有教宗制，也不知有贵族制，各自治领普遍实行土地私有制 和地方自治，寄望选出他们自己的领袖。然而，这样一种自力更生却不 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主旋律。在战争打响后很长时间，即使最激进的爱国 者也依然坚信大英帝国有权管辖北美殖民地的外交事务和防卫，同时也 接受帝国管理对外贸易的事实，并且，他们所理解的对外贸易是盎格鲁圈和外国领地之间而非盎格鲁圈内部各部分之间的贸易往来。英国对法 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上的人们，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自由的民族 必然会战胜专制与奴役之敌的天意的显现。

    发起美国革命的那批英国人，正像他们的先辈在17世纪40年代所作 的那样，将君主制视为外来的、违反传统的，并不惜为捍卫自己反对君 主的权利而战。

    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 · 丁尼生勋爵 (Alfred,  Lord Tennyson)   在一首题为《1782年的英格兰和美利坚》 (England and America  in 1782)的小诗中，道出了其中的关键联系：

    英王派人
    去统治那大陆和海洋
    大英帝国，如雄狮般一般的士兵们的母亲
    为你英勇的儿子们骄傲吧 他们正在为你而战
    奋勇杀敌，多么高贵的热诚 这都要感谢母亲的教诲
    此等精神
    来自英吉利先辈不竭的热血
    无论将来的世界会是怎样 大不列颠必将走向统一
    汉普登激起的深深共鸣
    即使厄运，也会为之战栗

    丁尼生在诗中所塑造的“将来的世界”,对于他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来说非常熟悉，对于我们则已成往事。他把美国革命看作英国革命的 顶峰。而在英国革命中，约翰 ·汉普登这个议会至上论的坚定倡导者无  疑是一个重要人物。

    汉普登在第一次盎格鲁内战中领导下议院反对绝对君主制，并在1643年的查尔葛洛菲尔德战役 (Battle of Chalgrove Field) 中被鲁珀特亲 王所杀。无论按照哪个标准，汉普登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引无数追随 者竞折腰。麦考莱这样描述英雄的出场：“举国都在苦盼守卫者。温和  整洁的白金汉郡绅士平静而又坚定地走在国人队伍的最前头，带领同胞 踏上反抗独裁者的道路。”连他的敌人也敬重他的品德，保王派克拉伦  登伯爵 (Earl of Clarendon) 谈到汉普登时说：“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 他，把他视为国父，视为指挥他们的大船穿过惊涛骇浪的船长。”

    汉普登在北美殖民者心目中，更是一个伟人。缅因、马里兰和康涅 狄格的很多镇都以他的名字命名，马萨诸塞还有汉普登县。18世纪60和 70年代的激进小册子作家们经常用他的名字做笔名。坊间还流行着他在 新英格兰生活的故事(但很有可能是杜撰的)。北美爱国者们在阐述“无代表不纳税”的原理时，直接援引汉普登反对查理一世征收造船税 的证据。战争爆发后，他们用“汉普登”命名了美国海军首批战舰中的一 艘。

    汉普登情节对于我们理解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非常关键。在17世纪 30年代的财政、宗教和税收等一系列斗争中，汉普登领导议会展开了对 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现在，同样的三个问题重新被提出来，他的意识 形态的继承人们正召唤他的灵魂，寻求他的帮助。

    钱、宗教和权力

    我们大多记得美国革命是从纳税人抗税开始的。然而，我们常常忘 记纳税人抗税是从大不列颠开始的。需要18世纪的政府忙活的事儿，远 不像他们的现代继任者那么多。那时候政府没有保健或者教育基金，维 持社会安全的费用通过本地税收来支付，中央政府的钱主要用在军队身 上，昂贵的外交政策有可能给纳税人施加沉重的负担。

    1756年到1763年，盎格鲁世界向它的老对手法国和西班牙发动了第 一次真正意义的世界战争。战火蔓延至亚洲、非洲、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在每一个战场，英国获胜的捷报频传。加拿大被征服，印度群岛、非洲和加勒比的大部分法属殖民地紧随其后，马尼拉和哈瓦那从西班牙 属地中脱离出来。现在，没有人怀疑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全体英吉利人是这样认为的：“我们从未遇到过敌人，但我们希望他们存在；他们从未遇到过我们，他们希望我们不在。”在庆祝军队凯旋的仪式上，当时经常演奏的这首海军军歌《橡树之心》(Hearts of Oak) 用戏谑之词传达出了大英的豪气。

    “提刀而立，为之四顾，”踌躇满志的辉格党政治家查尔斯 ·詹姆斯 ·  福克斯 (Charles  James  Fox) 向他的议员朋友们夸下海口，“看看我们大 都市的辉煌，帝国疆界的广袤，看看我们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富足。”

    但是胜利绝不是廉价的。国债从1755年的7200万英镑上涨到1764年 的1亿3千万。英语民族第一次有了“帝国过度扩张”的意识(就在那时， 爱德华 ·吉本着手写作里程碑式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除了必  须保护偏远省份不受法国、西班牙的反攻报复，盎格鲁世界开始首次吸 纳外来人口。但他们的忠诚并不能自动产生。英属魁北克接纳了7万讲  法语的天主教徒。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也多次投入盎格鲁圈的怀抱。这个新全球帝国在各地的驻防费用使得高额的战争债务雪上加霜。

    到战争的最后阶段     英国人把这场战争称为“七年战争”,美国人 叫“法国一印第安战争”——大英帝国的居民人均每年要为此承担25先令 的税款。但是北美居民人均仅需支付6便士，只有前者的五十分之一。

    按当时的标准，北美纳的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历史学家罗伯特 · 帕  尔马(Robert    Palmer) 的统计数据来看，北美交纳的总税额大概是全英 格兰税额的二十六分之一。英国纳税者拒绝把这些议会想尽办法加在他 们身上的公民负担用于为北美殖民地提供防务。

    17世纪30和40年代的财政争议进一步引发了更深层次的讨论。伦敦 行政部门在税务问题上的处理真是愚蠢得可以，首当其冲的就是《印花 税法》 (Stamp    Act)。 该法案规定，凡出售印刷制品都需要获得许 可，包括扑克牌、法律文件以及让人匪夷所思的报纸。然而，引发的激 烈反弹使行政部门不得不很快收回成命，《印花税法》在生效一年后就 被废除了。

    其他一些法律   比如《食糖法》4—也陆续出现在控诉革命前  种种苦难的清单上，这可算得上是拉弗曲线5的早期例证。议会现已放  弃宣布名义上的高税率的做法，因为这只会引来走私者普遍逃税。当局 想做的是降低关税，同时还能收得上来-      这自然也是被那些走私者整 怕了。

    事实上，激怒波士顿茶党进而引爆战争的，正是立法机关调低了北 美进口茶叶的关税。

    尽管我们一直想要抵制揪住财政动机的诱惑，但还是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殖民地人民因为“无代表不纳税”原则所遭受的挫折感，远甚于实 际被征收的税钱。相比起盎格鲁圈其他地区，北美的税率已经出奇的低 了，即使比起同时期的欧洲，也要低得多。

    那么,为什么对税收的不满后来演变为暴力冲突呢?因为，说一千 道一万，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从来就不是一个钱的问题。激烈反对各种税目的记者协会、秘密行会以及参加审议《印花税法》的议会代表们， 自小就对反对斯图亚特王朝斗争的坊间野史耳熟能详，他们的祖辈也曾 参加过这样的斗争。他们反复引用汉普登在船税事件中的抗税名言，意 在唤起英语民族记忆中反抗暴君的传统：“英国国王无权要求的事物，英国臣民就有权反对。”汉普登说过的这句话回响在整个18世纪60和70  年代。北美的辉格党人就像英格兰的辉格党人一样，坚信这些新的负担 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贬损了他们作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们已经看到，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的财政争议相当复杂， 因为这些个讨论又缠上了宗教分歧。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18世纪60和70 年代。在这两起事例中，王室都发现自己身处论战的尴尬境地，而且经 常面对同样的对手。

    美国革命的宗教维度常被大多数历史学者所忽视，几乎没有人重视殖民地好战的新教主义。著名的英美史教授J.C.D.克拉克(J.C.D.Clarke)   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北美大众对于天主教的敌意和反 抗是殖民地历史中一直被压制的主题。”

    反对这一观念很不容易。我们曾经提及在魁北克承认天主教堂合法 化后遭到的激烈反对。1774年，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们愤怒地声 讨他们眼中可耻的背叛：

    这一法案使得加拿大自治领进一步扩张…从欧洲来的天主教移民大量涌 入，人口激增。他们因此效忠行政当局，而当局又对他们的宗教优遇有加。由 此，他们可能成为当局手中强大的工具，用以把自古就有的自由的新教殖民地 降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奴隶制国家。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醒前已述及的“反天主教主义总体上是政治  的，而非宗教性的”这一观点。就像在大不列颠的情况一样，北美殖民  地民众普遍认为，天主教徒不是值得信赖的爱国者，他们最终效忠的是外国势力。美国国父之一的约翰·杰伊 (John  Jay) 后来成了最高法院第 一任大法官，他曾经使用了与洛克几乎完全一样的理由来论证他的家乡 纽约州应给每一个教派以完全的宗教宽容，但是，除了那些罗马天主教的教牧    他们就不该得到土地，或者被允许享有和 吾国中其他成员一样的公民权利。除非这些人能到吾国最高法院来最庄严地发 誓，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相信：教皇、教士或者任何外国当局都无权解除吾国国 民对本国的忠诚。

    第二任总统约翰 ·亚当斯提出了质疑：“一个自由政府能和罗马天主 教共存吗?”

    亚当斯的继任者、第三任总统托马斯 ·杰斐逊相信，天主教和政治  独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国家，每个时期，神父都是自由  的天敌。他们只会和独裁者结盟，支持他的暴政，以作为受到保护的回 报。”

    这些观点虽然流传甚广，但也不见得人人都接受。第四任总统詹姆 斯 ·麦迪逊似乎就没有什么宗教偏见，乔治 ·华盛顿也看不起任何一种宗 派主义。事实上，美国自建国之始，就不光是一个非集权化的共和国， 而且还是一个法律上不设宗教偏见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第一 任总统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华盛顿一直很注意为他那些容易头脑发热的国人树立一个良好的典 范。他遇到过很多宗教顽固分子，深知那些人的世界观。他们把国家的 兴亡看作上帝恩宠或者责难的结果，军事胜利则是天命所在。

    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再有那种心态，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讲 英语的天主教和高教会成员会对教徒独自阅读《圣经》和自行决定敬拜 仪式如此紧张。事实上，信仰只能在当时代的具体场景下才能得到完全 地理解。

    与某些固执地追求其信仰的新教徒宗派的斗争，使得很多天主教徒 和圣公会教徒相信：脱离语境和缺乏具体指向地传播教义，只会带来混 乱。《圣经 ·启示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宣布，当“大淫妇巴比伦”被推翻后，一个“新耶路撒冷”将会降临。当时有一些人把这些章节 看成政治申明而非神学教义，把任何碰巧不喜欢的人都冠以“大淫妇巴 比伦”之名。同样，如果缺乏语境和解释的话，《新约》的部分章节说 不定也可以煽起千禧年暴力。

    对很多人来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数个世纪以来，人 们都不被允许任其喜好地生吞活剥《圣经》文本，而是必须按照经院派 发布的标准拉丁文本分章节地阅读经文。他们警告说，一旦用本地语言 写成的《圣经》广泛流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会发生什么。

    17世纪诗人塞缪尔 · 巴特勒 (Samuel   Butler) 曾经言及他那个时代的 清教徒是如何“依靠使徒的敲打，来证明他的教义的正统性”的。

    马萨诸塞在18世纪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这样。只不过一些新教徒士兵 把“大淫妇巴比伦”换成了包括罗马在内的任何宗教活动过度仪式化的基 督教派别。

    就像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怀疑圣公会投靠罗马教廷一样，他们来到 北美大陆的后裔也怀着同样的想法。在部分殖民地上建起的圣公会教堂，成了公理派、长老派和其他宗教少数派切齿痛恨的靶子——他们认 为圣公会是专制政府的最后堡垒。

    对于这些圆头党和盟约派意识形态上的继承者，同时也常是血缘上 的直系后裔来说，战争发生在精神领域-     这是一场反对偶像崇拜和迷 信的十字军东征。在他们眼中，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教会的腐败已不可 救药，他们压制心灵自由，就像托利党人总是不死心想要压制政治自由。《魁北克法案》 (Quebec  Act)使长期以来还有些半信半疑的非国 教徒不再怀疑，圣公会的高教会派，连同他们的圣坛围栏、主教以及国 家团契等，都显示了与罗马教廷结盟的全部动机和目的。

    对于这些唱赞美诗的人来说，围绕《食糖法》和《印花税法》展开 的议会斗争正是上帝指示他们奔赴的战场，就好像税收问题是法利赛人 诱惑耶稣的鱼饵。宗教维度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财政争分。美国宗 教史专家威廉·沃伦·斯维特 (William       Warren     Sweet)   有过精彩的论 断：“英国教会与持异议者之间的宗教分歧积累起了足以燎原的燃素，而印花税、茶叶税和其他税种的争议及管制所起的作用不过是点火的火 柴而已。”

    到17世纪30和40年代，两种争议混在一起，已近燃点。此后，财政 和宗教斗争被挤压进一场主权归属的大讨论中。

    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学者们因为知道争论的最后结果，所以都倾向 于强调留存在教派分歧中的宪法争论。然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有关 财政、教派和民主的辩论只是同一个议题的不同方面。新教主义、低税 率、财产权以及议会控制下的政府被熔铸进一块自由主义的合金中，而 这块合金现在已经无法再析出什么单独的元素了。

    议会独立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由他们的先辈带到普利茅斯岩6的与  生俱来的权利；同时，也被视为保证他们的宗教、财产权利的最可靠的 途径。这就是为什么随着争论的分歧越来越大，殖民地逐渐超越了税收 和美利坚主教的产生方式等问题(这些问题到1775年时，基本已经得到 了圆满解决),开始转向并最终集中到议会主权的问题。

    回顾1800年，麦迪逊，这位未来的总统，清晰简洁地总结了独立派 人士的宪法目标：“(美国)革命的基本原则是，殖民地能在属于同一  主权的帝国中成为与不列颠拥有平等地位的成员，并且，立法权被完整 地保留在美利坚国会中，跟保留在不列颠议会中的一样。”

    应当说，这一番立论相当温和，不列颠岛很多人也是这样看的。下 议院中的辉格党开始考虑同意殖民地提出的要求。1775年，老威廉 ·皮  特 (William  Pitt  the  Elder) 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撤销北美独立派反对的 那些议会法案：从《食糖法》到承认大陆会议——其实这个会议也就相当于不列颠的北美议会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议案获得通过，那么,很可能缔造出一个 统一的盎格鲁国家。北美殖民地本来可能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最终走上和 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的独立之路。美利坚王国今天可能就是英联邦成 员国的一部分了。

    但是上议院、托利党和行政当局不愿对他们所认为的反叛行为作出 妥协。皮特的提案被61票对32票否决，政治和解的最后一次机会丧失了。

    不列颠议会两院制衡的传统不应蒙蔽我们，使我们看不到对殖民地 苦难的同情。这种同情不光是抽象意义的，而且是在同一个政治国家内 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国会领袖在美利坚议题上站在了一起：皮特本人、激进派领袖查尔斯 ·詹姆斯 ·福克斯和盎格鲁保守主义传统之父埃德 蒙 ·柏克。事实上，美利坚是惟一一个让三巨头结成统一战线的议题。

    有必要提醒一下：争吵在这个时候仍被各方看作家庭内部矛盾。我 们不能带着今人的眼镜打量过去发生的一切，把英国国内对北美爱国者 的热切同情视作对外国势力的支持。辉格党在这个单一的政治体中已经 形成了独立的派别，此刻感受到政府决心要重返斯图亚特托利党路线的 威胁。

    皮特在数年前撕毁《印花税法》时宣布：“看到北美人已经奋起反  抗，我有多振奋!如果三百万人对自由已经麻木、自甘为奴的话，那就 只配成为制造更多奴隶的工具!”

    议会史上无出其右的雄辩家柏克代表殖民地人民做过精彩演讲。显 然，他始终坚决支持那些远在大洋彼岸的同胞们。事实上，在柏克看来，美国人是比留在母岛上的英吉利人“更英吉利”的人，因为他们如此 珍视作为英语民族独特特征的自由观念：“拓殖者在你的这一部分特征  处于最强势的时候开始了移民活动，他们在脱离你的掌控之时就带着这 样根深蒂固的偏好与明确坚定的指引。因此，他们不光忠于自由，而且是按照英国人的观念、英国人的原则投身自由。”

    柏克毫不怀疑美国激进分子在拥抱权利的过程中，保留而不是抛弃 了他们的英国遗产。他告诉议会议员，美国的宪法发展演变为税收问题，它从斗争中赢得的自由巩固了“惟人民选举的代表方有权征税”这一 原则，而这一原则正是惟英格兰才有的特征：“殖民地是你们设置的，携带着你们身上的血缘、理念以及原则。他们对于自由的热爱，正如你 们一样，在税收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强烈和执着。”他们一方面看重他  们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特别珍视与政治自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宗 教信仰：“殖民地人民是新教徒，这一类人的心智和观点是最难以屈服  的。这一特征不光易于导向自由，而且本身就是自由得以生长的基础。”

    柏克认为惟一可以平复动荡的做法就是承认殖民地人民拥有完整的 英国公民的权利：“我们不妨接受一个美利坚帝国，这样就能接受美利  坚财政。英国人的权利有哪些，他们就有哪些。只要能给他们英国人的 权利，问题就解决了。”

    柏克的观点在国内很受欢迎，但它们在下议院获得的支持却很少， 因为下院议员是通过严格的选举程序筛选出来的，有的情况下，选举人 需要夸张的效忠国王的忏悔仪式，而忠诚正是晋升与优俸的不二法门。 在查理二世复辟一个世纪之后，古老的裂痕在羊皮椅上依然可见。一项 研究表明，那些反对废止1776年《印花税法》的少数派议员们，他们的 名字大多跟在一串骑士家族的姓氏后面：巴戈特 (Bagot) 、 寇松(Curzon) 、 格罗夫纳 (Grosvenor) 、 哈 利(Harley)。

    政府打算就新税种的税率做出让步，但在有权向殖民地征税这一原 则问题上绝不妥协。在乔治三世和他的僚属看来，要解决分歧决不能手 软。他们相信，他们为满足殖民地的宗教和财政要求已经做得够意思了，绝无可能再交出英国议会的主权，因为这是整个盎格鲁文明国家的 最高议事机构。他们认为，可以考虑在殖民地颁发本地议会的特许状；但是，权力下放与封建制度是有区别的。

    大臣们承认，波士顿地区在下议院中的确没有代表。但是他们又  说，别忘了，很多地区的人都没有代表啊，比如伯明翰、英格兰，这  叫“实质代表”。也就是说，他们在议会中可以有一些支持者和同情者。 独立派们也反击说，伯明翰也应该有真正的代表啊。皮特称“实质代   表”这一概念是“最容易忽悠人的词儿，连认真反驳都不配”。

    但是诺斯勋爵 (Lord     North) 和他领导的政府则继续顽固地坚持己 见。就像每个时代中每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一样，大臣们相信他们要做 的就是处理一小撮麻烦制造者，只要秀肌肉，以无声胜有声，民众自然 就服帖了。然而，这回他们的算盘怕是打错了，就像17世纪40年代发生 的那样，事情已经有了他们自身的力量。争议的焦点不再是税收或者宗 教，而是权力，要求盖奇将军 (General      Gage) 解除马萨诸塞民兵的武 装的决定和查理一世控制英国民兵的企图简直如出一辙。在整个新英格 兰，人们涌向街头参加武装组织，共同抵抗统治者。第二次盎格鲁圈内 战开始了。

    第二次表亲战争

    战争一旦打响，王室在新英格兰的事业便已失败了一半。要控制一 个武装起来闹革命的民族，唯一的办法就只剩下镇压。这在英语世界来 说是从来不可想象的，即使对这个政权的最忠实支持者也是如此。接下 来的战争实际上是要决定其他哪些殖民地会追随新英格兰，以及殖民地 和帝国就脱离问题能达成何种条件。

    大不列颠的大部分居民并不赞同对北美实行恐怖统治，相比而言， 他们更同情独立派而不是王室。政府发现兵源短缺，尤其在英格兰征不 到士兵。跟斯图亚特朝的国王们一样，乔治三世不得不到苏格兰、爱尔 兰，甚至欧洲去招募军队——尤其最后这一个地方，再度刺激了反抗他 的那些北美温和派人士。

    前总督卡姆登伯爵 (Earl     of     Camden) 作了一个睿智而准确的预 言，作为对皮特在1775年发表的诉说殖民地苦难的著名演讲的回应：

    这片1800英里的大陆上拥有300万民众，他们如今都同仇敌忾地团结在辉格 党人信守的自由与公正的战线上。要征服这块土地似乎不是一个可以贸然作出 的决定。先生们，你们不能鼓动军队或者财政去完成镇压美国人的任务，但是  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能不能被策动?这些作壁上观的看客倒是值得诸位好好考虑。

    战争是一种强化双方观点的催化剂。就像17世纪40年代的圆头党那 样，北美独立派不久就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屈不挠的共和主义道路， 因为他们不可能今天把国王当作军事上的敌人，明天又邀请他回来继续 统治。伦敦方面的心态也转变得很快，尤其是新英格兰人在1775年夏天进驻加拿大以后。当初通过《食糖法》和《印花税法》时，议员们的看 法是尽量降低大不列颠本土的土地税；如今下议院的乡绅们一致同意将 土地税提高到4先令以支付战争费。

    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把英语民族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国家中，第二次 盎格鲁圈内战则结束于分裂。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后世历史学家 们倾向于各自记录他们这一边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在美国，保罗 · 列维尔夜骑的故事被篡改成美国人和不列颠人之间的战斗，而这一观念 在当初那个时代是根本没有的。“独立战争”这个名字本身就存在相当的 误导性，因为它暗示在美国这片疆土上，正有另一个国家在统治；某种 意义上，这等同于刚果被比利时统治。

    大部分美国历史学家都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这一侧的大西洋沿岸发生 了什么,偶尔会提到亲英派(他们中很多强硬分子都在战后离开了美国),但是极少关注英国国内的亲美倾向。大部分英国历史学家也犯了 同样的错误。就是说，当他们在探讨英国激进分子的动机时，总是把这 些人对美国辉格党的支持看作一种对海外事业的同情，好像后来的英国 激进分子支持西班牙共和派或者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

    前里根政府官员凯文 ·菲利普斯 (Kevin   Phillips) 是一位能用通俗语 言揭示矛盾冲突的作家，他认为内战在盎格鲁圈内有其内在根源。1995 年，因为厌恶克林顿时期华盛顿的俗艳，菲利普斯退休后回到康涅狄格 家中著书立说。他在一本书中问道，假如“英国人”在1777年萨拉托加战 役中更狠一点，那么美国革命是不是有可能就被阻断了?!随着对革命 年代研究的深入，雄心勃勃的作家展开了他的研究计划。当菲利普斯在 考察英国将军们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投入对美作战时，他开始意识到，美 国革命的根源事实上必须要到英伦岛上去发掘。当他在萨拉托加和约克 镇战场遗址上流连时，他很快得到了与在纳斯比和马斯顿摩尔(Marston   Moor)战场上一样的结果。(要知道，不像是在美国，英国 早就冷落了这些历史遗址。美国的战场遗址基本都保护得很好，竖起各种纪念碑。英国的战场遗址往往变成了萝卜菜地或者被新辟出的路拦腰 斩断。)

    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而不是一个职业历史学者，菲利普斯抓住了某 些更能吸引专业人士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在两场盎格鲁内战中具有连续 性的特质。在这两场战争中，那些叫以赛亚 (Isaiah) 、 俄巴底亚(Obadiah)  等名字的新教徒士兵在为反对他们眼中的腐败、独裁、秘  密的天主教统治而战。在这两场战争中，战火几乎燃遍了盎格鲁圈每一 个角落：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北美。而且，这些地方往往都是按 照地理和宗教界线来分界的。

    事实上，菲利普斯把他的结论推进得更远。在他看来，美国内战同 样也是前两场盎格鲁圈内战的延续。他再度发现，美国内战中最常采用 的作战队形和新英格兰扬基人领导的反对查理一世和乔治三世的战斗一 样，都是受他们的“战神”护佑的新十字架型。他还发现，南部西班牙地 产拥有者使用的正是当年保王党用过的论据，声称他们保卫的是一种有 序的、稳固的、自然的生活方式，反对所有煽动者和狂热分子。他甚至 发现，当托利党人看好一个新联盟，党魁们寄望拥维多利亚为王以换取 大英的承认时，不列颠的一些派别又和非国教徒、支持邦联的天主教徒 站在了一起。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后来都凝结在菲利普斯1990年出版的《表亲战争：宗教、政治以及盎格鲁的胜利》 (The             Cousins’Wars:Religion, Politics,and the Triumph of Anglo-America) 一书中。该书揭示的中心议 题是，英国内战、美国革命和美国内战是同一场持续冲突的三次爆发。 这一观点一经如此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总让人觉得有点不踏实。但菲利 普斯是做了很多功课的。他考察了三场战争中若干教会团体，甚至是个 人及家庭，发现了其中一以贯之的政治延续性。要知道，一个有说服力 的新观点的标志往往是：尽管最初看上去有点别扭，但最后会被证明是 显而易见的。一旦我们把美国革命理解为是一场内战，那么,很多问题都会水落石出、各归其位了。

    菲利普斯详细地考察了当时的美国人如何选择站边；随后他发现，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情感立场根源于三国战争。最坚定地支持爱国 者事业的，是新英格兰扬基人，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殖民地 低教会派的绅士们，以及北爱尔兰清教徒。在乔治 ·华盛顿一生中最黑  暗的时期，也就是他领导大陆军残部从日耳曼敦战役和布兰迪万河战役 的惨败中撤离的那段时期，他发出绝望的哀叹：“这一路屡战屡败，我  惟有从自己的家乡弗吉尼亚和苏格兰一爱尔兰人一起发起最后一击了。”

    忠实地站在王室这一边的，是圣公会高教派信徒、德国路德教派、 爱尔兰天主教徒和苏格兰高地人(杰斐逊曾经特意将《独立宣言》中攻 击苏格兰的一段文字删去)。

    不必说，这只是一个泛泛的归类。几乎每个县都分裂了，有些家庭 也因此陷入争吵，有些人开始希望能置身事外。约翰 ·亚当斯当时说：“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托利党人，三分之一胆小怯战，还有三分 之一才是真正的蓝血。”这一评价并非虚言。现代历史学者最好的估计 是，13个殖民地中，大约20%的白人是亲英派，40%是独立派，另有  40%左右的人持中立立场。正是乔治三世在暴躁与虚弱两极间来回切  换，最终把很多“胆小鬼”推向了辉格党阵营。

    就像内战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族群矛盾有时候掩盖了本地冲突，使得原有的冲突反倒面目模糊。如果某一团体选择了某一边，那当 地的对手往往就会选择另一边。举个例子，很多北美土著人为王室而战，因为他们将其视为反对那些贪婪的侵占土地的殖民者的联盟。但是 他们的决定将某些与之有世仇的部落推到了独立派一边。很多奴隶保王 党人一起战斗，是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这就把奴隶主逼到了一个更激 进的位置，使他们不得不成为“更坚定”的独立派。就像一个亲英的美国 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每一个陷入长期争斗的社区，他们(亲英派)都是本地对峙双方中的一方。因为从战争一开始起，就始终伴随着 一些与之无关的冲突，这些冲突迅速地、几乎是随机性地发展为辉格党 与托利党的对峙”。

    对英国来说，一个尤其致命的错误是：王室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 役首次打响后，没有立即大规模占领殖民地。内阁举棋不定，寄望调停，但实际上只是导致了武装反抗很快蔓延到马萨诸塞以外。菲利普斯 对于这一结果毫不怀疑。

    从1775年5月，莱克星顿和康科德事件发生后，到1777年11月，萨拉托加大 捷的消息传来，13个殖民地的绝大部分地区在近30个月的关键时期内都处于非  占领状态。英国没有派驻军队阻止反叛力量的联合，也没有分配任何人手负责  地区税务的征收、本地军力的掌控以及食品、武器和军需物资的采购。这真是  史无前例的镇压革命的方式。

    事实确实如此。但是，问题出在乔治三世的内阁。大不列颠几乎没 有兴趣去应付一场镇压她的同胞的战争，而这些同胞的苦难刚刚才震动 过大部分国民。

    几位在北美参加过对法作战的高级将领——阿莫斯特勋爵(Lord Amherst) 、 亨利 ·康威爵士 (Sir      Henry      Conway) 等——拒绝带兵作 战。那些接替他们职位的继任者也没多大热情。盖奇、卡灵顿(Carleton)  和 豪 (Howe)   将军都明确表示他们不愿参战，结果遭致美 国托利党人的痛恨；伯戈因 (Burgoyne) 和克林顿(Clinton)将军对于 镇压反叛需要的军力甚至无动于衷。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这 些人哪里是在为胜利而战，不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英军的厌战情绪在岛内蔓延开来，然后又像17世纪40年代一样迅速 分化。当然，情绪这东西很难用科学测定。英国议会的议员是通过极其 有限的选举资格被选出的，未被代表的阶级的观点因此不能准确地评估。但是，我们不妨从当时立场鲜明的新闻报纸，从强硬派和妥协派提 交议会的请愿书，从议会少数派的态度(当时的议会选举体制仍是拜占 庭式的，较之1832年理性化改革之后更少代表性)中得到一些认识。

    我们的发现很有说服力，英国国内的民意与殖民地上的情况惊人地 相似。大约25%到30%的人在倾向上倒向托利党，其余的则属于不同程 度的辉格党。北美议会比英国下议院总体上更为激进的主要原因，依然 是老调重弹：在北美，土地的分配更趋平均，因为殖民地议会的选举比 例在男性人口中更高，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更能够代表民意。

    不列颠岛内部分化的地缘特性更是令人惊奇，因为我们再次看到第 一次盎格鲁内战局势的完整翻版。坚决支持北美反抗的地区也是当年最 激烈反抗斯图亚特王朝的地区：苏格兰低地(尤其是西南部);伦敦及 周边城镇；克伦威尔起家的老东部清教徒平原区；非国教徒们占多数的 纺织城镇；以及北爱尔兰地区，这里一贯尚武的居民很快组建起军队， 模仿他们的宾夕法尼亚表亲进行操练。

    相反，英格兰地区则急切渴望压制，起码我们从提交给议会的请愿 书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诸如西米德兰兹郡，尤其是兰开斯特，都是老 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堡垒。因为在英格兰境内征兵赴美作战日益困难， 诺斯勋爵不得不转向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这些老詹姆斯党的大本营去寻 找兵源。

    詹姆斯二世的继承人绝不可能坐视皇权旁落。18世纪上半叶见证了 詹姆斯党人持续不断的卷土重来，尤其是1715年和1745年的全面反攻； 而18世纪下半叶则终结于对詹姆斯党人的清洗。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 詹姆斯二世的孙子，那个汤婆子故事男主角詹姆斯 ·斯 图亚特的儿子，兵败卡洛登沼泽地，宣告了斯图亚特家族重返英王宝座 的幻想彻底破灭。这场战役被绘在罗马风格的圣餐盘上：护手大刀的寒 光，石楠花丛间升起的轻烟，穿格子呢裙的王子仓皇出逃。但是那个时 代大多数讲英语者对此的反应只是微微一笑。对他们自由和财产的威胁，或者更掉书袋的说法，对他们的新教主义和经济成功的威胁早已升 级，这些见惯不惊的王党叛乱又算得了什么?!

    随着詹姆斯党的覆灭，苏格兰高地人又将当初送给斯图亚特王朝的 刻板的忠诚转而奉献给了汉诺威王朝。在七年战争中，他们以令人胆寒 的英勇同前盟友法军作战，事实上，从那时起，他们参与了大英扩张的 每一项事业。老威廉 ·皮特在1766年写道：

    我四处寻找美德。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第一个想到要寻找它并真的在北 部山间找到它的首相。我呼唤它，最终发现它就在那群英勇无畏的人身上。那 些人曾作了你们的敌人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参加了那场想要颠覆国家的战争 (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如今，那些参加过那场战役的人正与你们并肩作 战，他们忠诚，你们勇猛，就这样征服了世界每一寸土地。

    北美动乱对于那些在卡洛登 (Culloden)   战役中战败者的儿子们来 说，是一个重新证明忠诚的机会；同时，也是他们打击老对手盟约派的 后代的好机会。苏格兰高地人成了北美战场上正规军的主体，最少组建 了10个兵团。此外，还有若干流落海外的苏格兰高地人组成的志愿军团。很多在七年战争后复员回家的苏格兰高地人在殖民地购买了土地， 有一部分沿着哈德孙河谷，其余则分布在卡罗来纳。现在，这些人纷纷 响应国王召集应征入伍，有人的软帽上甚至还别着詹姆斯党人的白帽徽。他们组建了几个托利党的后备团：北卡罗来纳高地人兵团，不列颠 北部皇家志愿军，以及女王的高地人突击队。最后这个连队变成了一个 加拿大团，即女王的约克突击队，连队中很多人后来死在了北方，没能 活到共和时期。

    爱尔兰基本上也是拥护王室的。为此能搜集到的证据必然很零散。 因为天主教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议会和市镇团体反映的仅仅是作为 少数派的新教的、同时大部分也是激进辉格党人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再次去翻看那些天主教神父们所写的各种请愿书，以及再看看志愿军 的数量，你就不能否认爱尔兰对皇室事业的热诚了。尽管，爱尔兰裔美 国人的后代自然会竭力否认这一点，然后顾左右而言其他，或者偶尔嘟 囔一下苏格兰一爱尔兰人与爱尔兰人其实差别很大呀!欧文 ·杜德利 ·爱  德华兹 (Owen       Dudley       Edwards)   和康纳 ·克鲁兹 ·奥布莱恩 (Conor  Cruise  O’Brien)的研究结论相当有权威性。他们说，爱尔兰天主教徒绝 大多数都是亲英派，因此他们的忠诚至少赢得了自从野鹅流亡后想要惩 罚他们的议会的谅解。美国战争期间通过的很多法案改善了爱尔兰天主 教徒长期以来受到的歧视性对待，恢复了他们参军入伍的权利。

    菲利普斯的书并没有什么新的重大发现。书中列出的所有事实都来 自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有部分是20世纪早期的著作。然而，把所有这 些资料汇总在一个开放的头脑面前，菲利普斯给出了一个被众多学术史 家忽略了的理解盎格鲁圈内战(也就是表亲战争)的新视角。

    和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一样，第二次内战打得也是相当“斯文”—— 不仅按当时的标准是如此，即使按普遍的内战标准也是如此。几次中规 中矩的会战，随之而来的屠杀(如果按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的标准，这完全不能叫屠杀),以及任何一方的失误都极具新闻价值，因为 这样的情况实在不多见。部分托利党人的财产被褫夺，有些不受欢迎的 官员被粘上颜色羽毛或者涂上油污。但是，就像在英国内战中一样，地 方政府，包括郡守办公室，始终运转如常。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伤亡之轻，几乎难以置信。按照美国国防部 的统计，那时辉格党一方计有4435人死亡，其他伤亡人数为6188人。托 利党方面的损失则更轻。想想那时英法战争中死掉的上万的士兵，约克 镇围城一役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尽管好莱坞的种种大场面可能会让我们不相信上述数据，但双方的 军事当局都尽力表现得相当有侠士精神。当魁北克总督盖伊 ·卡尔顿(Sir  Guy  Carleton)被问到为什么对辉格党俘虏如此仁慈时，他答道：“就算我们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当成亲兄弟，起码在送走他们的时  候，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堂兄弟也好吧。”这一回答多多少少反映出当时 的实情。

    当然，所有战争都会有烧杀抢掠，但这种人祸在双方的正规军中都 没有发生，它们只是那些与民族冲突没多大关系的本地同室操戈的结果。

    最受华盛顿器重的纳撒内尔 ·格林 (Nathanael      Greene) 将军在南卡 罗来纳对他看到的埋伏战和牛群袭击深感震惊，他说：“这个国家中辉  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仇恨将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悲惨，长此下去，他 们早晚会成为自身野蛮行径的牺牲品。辉格党是不是打算要将托利党斩 草除根?!托利党似乎也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当然，辉格党最终占了上风。和17世纪40年代的情况不同，现在到 了他们终于可以秋后算账的时候了。80%的亲英派留了下来，而那些更 死忠的托利党人或者自愿或者迫于社会压力迁移出去：离开南部州的人 通常带着他们的奴隶到佛罗里达、西印度群岛或者巴哈马重新定居。大 部分离开中部州和新英格兰的人向北挺进，部分去了魁北克，更多的则 去了新斯科舍，最后在那里建成了一个新省：新不伦瑞克省。有少数人 走得更远，来到了不列颠群岛。

    哈佛历史学者玛雅 ·贾撒诺夫 (Maya     Jasanoff) 估计，总共有6万托 利党人(包括1万名亲英派黑人)迁徙出去。这当中，3.3万人在新斯科  舍和新不伦瑞克定居；6600人在魁北克；5000人在佛罗里达；还有1.3万人(包括5000自由黑人)到大不列颠。有一批托利党黑人最后在塞拉 利昂建立了定居点。

    与此同时，美国独立以后，开始迎来了从大不列颠来的辉格党和激 进人士的移民浪潮。自《独立宣言》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大约有500万不列颠移民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利坚。绝大部分移民是出于经济考  虑而来，美国对不列颠激进人士而言，比其他任何移民目的地都更具吸引力。

    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对峙局势尽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但始终存 在于整个盎格鲁圈。然而，1776年后，辉格党赢得了一部分英语世界的 政治控制权。随后，辉格党哲学体现在美国宪法中，尤其是在《权利法 案》中达到了最高峰。

    所有国家都是依照它们在孕育之时就被植入的DNA 生长起来的。美 利坚合众国建立在以下一系列前提之上：集权必致腐败；司法需分散；决策者应负责；非经民选代表同意且法律批准不得征税；行政听命于立法。

    在费城老议会大厅开会的那群人决心要防止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权 力滥用的悲剧重演。最终，他们制定出世界上最成功的宪法，那部迄今 为止仍然在有效地控制政府、壮大公民的宪法。美国政府模式的特殊之 处在于：州权；几乎每一个公共职位的直接选举；负责任的司法系统； 预选制；投票表决；财政预算规则；任期限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出自 杰斐逊式的分权最大化理念。如果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是遗传型的，那 么,由宪法建立的美国政治构架则是表现型的。

    然而，我们需要再次提醒我们自己：国父们始终以保守主义者自居，从不认为他们是革新派。在他们眼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捍卫 他们作为英国人自始就有的自由的遗产。他们没有创造新的权利，而是 在重申自光荣革命以来，历经第一次盎格鲁圈内战、西蒙 ·蒙特福特运  动，甚至前溯至《大宪章》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的习惯权利。

    我曾经多次表达过，他们这样一种历史观经常被说成是近乎于不切 实际的幻觉。但是，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其特殊性是完全真实的。事 实上，英语民族正因他们的政治结构而显得与众不同。然而，从某种意 义上，最重要的还是，这些东西被相信是真的。

    殖民地流传最广的历史著作——纳撒尼尔 ·培根 (Nathaniel Bacon)的《统一的英格兰政府的历史讲稿》(Historical Discourse of the Uniform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亨利 ·卡尔 (Henry Care) 的《英国的自由》(English Liberties)、卡姆斯勋爵 (Lord  Kames)的《古代英国》(British Antiquities)——讲述的都是同样的故事：1066 年，一个自由的民族因为大陆入侵者丧失了自由，其后就是为了恢复自 由而进行斗争的历史。甚至就在美国独立期间，有一些明知自己没有英 国祖先的美国人仍然热衷于为自己购得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政治身份。

    这一身份现在已经绝迹。17世纪“砸碎诺曼枷锁”运动最终证明了自 身的合法性，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军官以及托利党后代消失在历史的尘烟 中。

    大西洋两岸都有不少人为这样的统一成就最终分裂而深感遗憾。杰 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曾写下过这样一行：“我们原本该是同一  个伟大而自由的民族。”这句话在《独立宣言》最后一稿中被删掉了，我认为这该是其中最美的一句。

    然而，到了那时，局势已经变了。正如卡姆登伯爵的预言，法国和 西班牙在战争中可不是什么“老老实实、作壁上观的看客”。这对老冤家 的卷入对英国原本的温和政策产生了影响，英王乔治三世做了一个糟糕 的决定：对殖民地派出德国雇佣军。

    法国在1778年正式对英宣战，西班牙于1779年加入战争。战场很快 从加勒比扩展到直布罗陀，从印第安到中美洲。在这场新的世界大战中，北美成了一个枝节问题。甚至连乔治三世这样低智的人也意识到他 在殖民地的统治已经终结：“还想在宾夕法尼亚或者新英格兰待下去?开玩笑吧?”英王承认，“它们已经没了”。

    晚至1775年，建立某种形式的盎格鲁一美利坚联邦的跨洋构想在外 国滑膛枪的连排齐射中灰飞烟灭。盎格鲁圈的分裂已成事实-     尽管英 国托利党人能在感情上接受这一事实之前，还有1812年一仗要打。他们 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事实：美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不再是天朝皇 恩之下的受保护国；它也有和其他国家一样的海权；移民到那里的英国臣民如今已是外国公民，不再是征兵的对象。

    英语民族的政治联合真是红颜命薄。第二次内战后，盎格鲁圈变成 了一个法律的、文化的和语言的共同体，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

    分离给双方都带来了好果子。在英国，腐败的诺斯政府倒台后，旋 即迎来了激进的行政改革：君主制和特权衰落，议会扩张，更加注重精 英主义和效率。老皮特的儿子小威廉 ·皮特 (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在1783年当上了首相，时年24岁。除了其间一次中断，小皮特领导政府 一直到其英年早逝的1806年。这位唐宁街10号主人以其勇敢威武、冷静 理智和永不松懈，振兴了国家财政，为1807年废除奴隶制做好了准备， 击败了试图卷土重来的法国。

    美国的独立后来被证明给盎格鲁世界的军事霸业送了一份大礼。英 国不用再在北美耗费大量军力和物资，转而集中对付其他战线，因为他 们知道美国人可以依靠其主权主张而对法国和西班牙进行有力施压——事实上很快就把这两位从大陆上扫地出门了。

    分裂加速了从重商主义、垄断到自由贸易的转换。盎格鲁一美利坚 经济在1785年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在1792年时翻了一番，随后进入持续 强劲的增长阶段。

    分离还直接刺激了盎格鲁圈中两大核心成员的殖民化运动。亲英派 人士大批离开，去到加拿大，使其成为盎格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是 没有这4万讲英语的人挺进冰雪覆盖的北方，那么,这片地区的语言和  文化依旧还是高卢人的天下。佐治亚殖民州素来是英国流放那些身强力 壮的重刑犯的目的地，但丢失佐治亚又提出了寻找新流放地的需求。

    1770年，也就是承认美国独立前五年，英国宣布将罪犯流放到宜居的澳 大利亚东部去定居。

    在所有成就中，最重要的是，由这场战争的性质以及在战前就开启 的种种讨论所创造的最伟大的宪法。这部宪法在深察人的堕落本性的前 提下被制定出来，旨在防止权力集中。在现今大多数国家宪法每隔几十年就得翻新一回的情况下(更有如南美国家的宪法，几年一变),美国 宪法提供了一个可以超过两个世纪的范本。这个范本确保政府受到制约 而人民是自由的，司法权分散，任何会影响到民众的决定都尽可能贴近 民众，并且，权力均衡受制。

    这部宪法并不仅仅是美国人的成就。就像它的起草者们热切申明的 那样，它是英语民族奉守的信条的终极表达和见证。法治、代议制政府 以及个人自由的理念在塔西佗所描述的那些古老的森林部落大会中便种 下了基因，如今，它们在这部宪法中有了完整和最高的表达。

    1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结束，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帝  国时期。这时期的特点是：政治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确立，政党政府得到发 展；经济上，进行资本积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外交上，积极推行对外扩张 政策，争夺世界霸权；思想上，奉行重商主义；军事上，大力发展海军力量。 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后，大英第一帝国解体，英国殖民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2潮汐种植园所在的殖民地即为潮汐殖民地，主要指被从北美海湾和沿海 低地涌入的海潮影响到的地区，这一地区成为种植稻米和靛蓝植物的农业区。 在佐治亚和卡罗来纳等州部分地区分布了众多潮汐种植园，大米、靛蓝和糖是 其主要出口产品。

    31756年5月17日，英法“七年战争”爆发，战争断断续续持续到1763年，当 时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均参与了这场战争。欧洲两大军事集团：英国一普鲁士同 盟与法国一奥地利一俄国同盟之间彼此对立，汉诺威与葡萄牙为英普的盟友，法奥俄的盟友则为西班牙、萨克森与瑞典，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大规模  战争。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造成约  90万到140万人死亡。在各国历史中，这场战争依照其所在区域发生的战斗被赋 予了不同的名字：在美国被称为“法国一印第安战争”;在加拿大法语区称为“征服之战”,而在加拿大英语区则被叫作“七年战争”(1754—1763);普鲁士与瑞 典之间的战争称为“波美拉尼亚战争”(1757—1762);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  战争称为“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58—1763)。这场战争对于18世纪后期的  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4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食糖法》 (Sugar   Act),对运到北美的食糖 和葡萄酒征税，同时经由英国运往北美的其他产品的税率也提高了两倍。

    5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亚瑟 ·拉弗 (Arthur Laffer)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 究了战后美国税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后，建立了一个反映税率和税收之间函数 关系的模型，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根据拉弗的理论，如果政府调低针对  利润、收入和资本的税率，反而会得到更多的税收。上世纪80到90年代期间，这一理论在里根政府执时期变为经济政策，对于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滞胀”、获 得高速增长、刺激投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6 Plymouth   Rock,又称为“移民石”,上刻“1620”字样，传说是欧洲新移民 踏上美洲大陆的第一块石头。

    第七章 盎格鲁圈在全球

    此前我一直认为帝国是无法产生民主的。 ——克里昂 (Cleon),      引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元前5世纪
    不列颠的殖民地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相比，总是享有更多的内部自由和政 治独立。这也正是它们得以繁荣的原因之一。 ——亚历西斯 ·德 ·托克维尔，1835

    从盎格鲁到盎格鲁圈

    我写作此书时，联合王国正在筹备定于2014年9月举行的全民公投。勇敢者罗伯特在班诺克本 (Battle  of  Bannockburn) 战胜爱德华二世 已经过去七百年了，苏格兰却想要离去。国外的朋友和我讨论起此事时，他们通常觉得苏格兰人希望独立，而英格兰人则希望联合。然而， 民调结果恰恰相反，苏格兰人有三分之二不愿独立，而英格兰人却是五五开。

    当然，17、18世纪还没有民调这东西。但有证据表明，除了如20世 纪70年代初苏格兰石油工人罢工那段极短的时期外，这两个古老王国中，北边(指苏格兰)相较南边(指英格兰)总是更倾向于联合。而存 在“联合就是英格兰占便宜”这种想法，更多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权 力框架的认识和某种被害妄想的心理，而非实际发生的事实。

    所以，我有必要再来讲讲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的历史。要知道，盎 格鲁圈可不仅仅是一个英格兰的放大版本。

    传统角度上，国籍依照语言和民族定义，因此在不列颠群岛内划定 国界并无多少意义。爱尔兰地区 (Gaeltacht)   一带将说爱尔兰语的泥炭 地和其他岛屿分隔开来。但在此处划界可能有争议。19世纪时，那里淳 朴的民族主义中产阶级不时带着他们的孩子乘坐小船前往不列颠群岛， 学习祖先的语言。耸立的威尔士群山定可划作边界，那里还能听到古老 的不列吞口音。或许赫布里底群岛和高地乡村地区周围还可再分出苏格 兰的高卢人。

    散落在上述世外桃源且仍旧操着前撒克逊时代语言的人们，通常被 说英语的邻居们奚落为落后的乡下人。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复兴，这 些古老的口音才再次流行，引起民俗学者和词典编纂者的关注。

    尽管学校里可能还在教一两种古老的语言，但现在的不列颠群岛已 经基本成为统一的盎格鲁圈疆域。如今，只有不到1%的人口在家中说  凯尔特语。爱尔兰的孩子学习爱尔兰语，就像是英格兰的孩子学习拉丁 语和希腊语，是为了完善自我，而非作为日常交流工具。

    必须承认，不列颠群岛内有繁多的英语口音，有些外人很难听懂。 我自己沉迷于传统的低地苏格兰口音，又称“辫子苏格兰”(Braid Scots)、“多利安苏格兰”(Doric Scots)或“拉兰”1。这种方言正符合我 母亲家族的脾气，还和我最喜欢的两桩苏格兰法官冷面如石的轶事有关。一个故事中，巧言善辩的被告出人意料地把法官说愣了；法官遂回 应他：“你个门槛精!那给你个舒服点的绞刑可好?”另一位法官在审判 一起煽动叛乱案时，辩护人声称耶稣也曾受到同样的指控，法官恼羞成 怒，说：“没错!看到伊的下场了吧?伊还被绞死了!”

    过去二十年间，苏格兰众多公共部门都把低地苏格兰语和苏格兰盖 尔语定为少数民族语言。这简短怪趣的英语文字能被保留下来当然是好 事，但这仅仅是英语的一种形式而已。当我们看到纸上印着这样的文字，哪怕是最通俗的形式，也觉得它们好像是英格兰达勒姆郡或爱尔兰 多尼戈尔郡的语言。

    不列颠群岛的人通过文化和语言结成一体。他们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在同样的连锁超市购物，吃同样的食物，一样地饮酒作乐，看同样 的报纸，穿同样风格的衣服。但这些还构不成他们的国家认同。联合王 国比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更乐于接纳其他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     不仅 仅是写在纸上的公民籍，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认同感。这一传统在新 兴的盎格鲁圈国家得到发扬，并在美国达到巅峰。为何这样的认同感显 得如此自然?这是因为尽管可以像其他民族一样通过地域和种族确切地 定义英格兰和苏格兰，“不列颠”却无法如此定义。

    这种对联合王国的认同感从一开始起就是跨越地域疆界的，它建立 在政治而非种族的基础上。这么多年来，人们已习惯于把“不列颠”叫作“英格兰”,反正没几个人会说“大英帝国”。甚至在盎格鲁圈的价值观 传播到海外之前，它就已突破了单一国家的界限。这种认同感模糊了母 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界限，使盎格鲁圈国家占得竞争对手的上风。如果国 籍主要通过一系列政治观念来定义，那么基于此，任何认同这些观念的 人便都属于这个国家。现在，这个概念可能并不那么新奇；但在欧洲诸 国兴起的时代，这无疑是革命性的。

    难道不是上帝最先统一了这些王国?

    当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摇身一变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 世时，他想要统治一个全新的主权国家，而不是两个古老的王国。当新 君主莅临下议院，发表首次演说时，他宣称：
    难道不是上帝最先在语言、宗教信仰和习惯上统一了两个王国吗?是啊! 他让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岛屿，被同一个海洋环绕，自然环境无法分隔，甚至在 国境两边居住的人们本身都难以区分、意识或辨别出他们自己的界限。

    许多苏格兰议员表示赞同。虽然越境突袭几个世纪来已见惯不怪， 高地(苏格兰)和低地(苏格兰)间的文化鸿沟却远比低地(苏格兰) 和英格兰之间的边界更难跨越。

    我们现在把格子花呢短裙和风笛视为苏格兰的民族象征，然而，这 个文化符号实际上是19世纪作家沃特 ·斯科特 (Walter Scott)的个人发 明。在他之前，在大多数低地苏格兰人-     也就是大多数苏格兰人眼里，只有小偷才会这副打扮。

    真正的疆界是苏格兰内部的语言和地理分界线。“撒克逊”(Sassenach)    一词，现在是苏格兰通用的对英格兰人的蔑称。但是  在20世纪以前，这个词被高地苏格兰人不加区分地用来统称低地苏格兰 人和英格兰人。低地苏格兰人觉得他们和邻居的风俗语言截然不同，反 而跟英格兰人更为接近。

    许多苏格兰人认为与英格兰联合好处多多：联合意味着得到财富、 庞大的本土市场和海外殖民地。此外，有个苏格兰血统的国王在位罩  着，在官府里也容易混个一官半职。

    英格兰人则不这么看：没有土地的苏格兰领主、乡绅跟着他们的君 主蜂拥南下，疯抢闲职头衔，还反倒觉得自己被侵略了似的。

    詹姆斯一世想正式合并他的国家，并自称“大不列颠国王”。他对自 己的历史知识感觉良好，并在即位之初就抓住时机，让他的英格兰臣民 们回忆起过去的七国时代。他说：“这个王国曾经一分为七，还不算威  尔士?难道我们忘记了?!而联合不是使它变得更强大吗?威尔士的加 入可不是锦上添花么!”

    英格兰的议员可不买账，他们否决了国王自封的名号。不过，尽管 名义上英格兰和苏格兰仍为两个独立王国，实际上政治和文化的融合却 加速了。

    上一章提到，17世纪民权和宗教上的分歧给两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 裂痕。这些分歧并未使英格兰人仇视苏格兰人，而是激起了两国以及爱 尔兰和美利坚中的激进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斗争。

    对英吉利民族的认同感早在1707年两国正式联合以前就形成了。这 不是说所有人都欢迎联合，远远不是那样。人们往往会对现行制度产生 强大的依赖性，米尔顿 ·弗里德曼2后来将其称为“现状的专制”。不过，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对联合的抵触，英格兰比苏格兰更为强烈。

    1698年苏格兰在巴拿马达连 (Darien)   的一次失败的殖民行动，成 了要求国家立即重新立法的导火索。许多苏格兰人觉得，西班牙、葡萄 牙、法兰西、英格兰以及尼德兰都在横跨大洋大肆建立基地和贸易口岸，单单把他们落下了。所以，他们编造了一个诡异的计划，说要在巴 拿马地峡处建立一处苏格兰殖民地，叫“伽勒多尼亚”。殖民地将控制  地峡要塞，对往返大洋之间的货运骡车课以繁多税名。但没人解释如何 让西班牙人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有人问起英格兰为何要冒着 激怒西班牙的风险去支持一个只有利于苏格兰人的殖民地。

    整个计划是个彻彻底底的悲剧。皮肤白皙、习惯了寒冷天气的殖民 者根本不适应热带丛林气候。很多人死于热带疾病、痢疾和饥饿。少数活下来的人向前来清剿殖民地的一小部西班牙军队投降。2500个拓殖者 从利斯出发，挤在甲板下逃过英格兰人的检查，最后活着回来的不到四 百人。

    但那时候，苏格兰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中不少人已经砸锅卖铁投进 了这笔生意。殖民达连的失败不仅仅是国家耻辱，对苏格兰很多名门望 族来说，这更是一场财务灾难。在爱国主义和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苏格 兰人寄希望于巴结阔气的英格兰邻居，请求他们来帮助自己稳定货币并 勾销债务。

    跟1603年一样4,英格兰方面迟疑不决。英格兰人想搞明白，他们 为何要给一个不及他们繁荣的政府救市背黑锅?苏格兰人关他们什么 事?还有，要是让苏格兰人进入他们的殖民地市场，能有什么好处?

    安妮女王则像斯图亚特王朝的所有先辈一样，下定决心统一两个王 国。英格兰当局指定了一个强大的统一游说团，最终促成了协议：苏格 兰将保留它的教会组织、立法机构和教育系统，但须在商业和政治上与 英格兰全面联合。爱丁堡议会自行解散，苏格兰的议员们统一前往威斯 敏斯特就席。

    议会当然不会轻易投票解散自己。要让这个联合方案分别在英格兰 和苏格兰议会通过，少不了对议员巴结奉承甚至直接行贿。双方议员皆 得到了大量政府闲职、世袭爵位，还有赤裸裸的数千英镑现金。

    奇怪的是：对这次行贿耿耿于怀的不是英格兰人，反倒是苏格兰人。罗伯特·彭斯 (Robert   Burns) 写过一首讽刺诗，挖苦这群“被英格兰 的金银收买”的“酒囊饭袋”。不过那时英格兰要是有公投，联合方案一  定会被多数票否决。苏格兰人虽然现在遍布不列颠，但当时人口仍在少 数。让英格兰和这样的邻居联合，当时特威德河5两岸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直到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内部都还有一小股势力对苏格兰人的 入境愤愤不平。18世纪60年代，苏格兰人的典型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英格兰剧场上。现在回头看挺有意思：激进的辉格党人把苏格兰人全部描绘 成保守的托利党和神秘的詹姆斯党。而当时的英格兰漫画不约而同地把 苏格兰人描绘成穿短裙戴毡帽的人      这身行头实际上在苏格兰早就过 时了，只因在英国军队的高地兵团中得以保留而显得格外惹眼。

    琳达 ·科莱在其名著《不列颠》(Britons) 中称，英格兰人的焦虑  无疑是非理性的。相较英格兰的同侪，彼时苏格兰大学培养的博士和工 程师出色不少。这些才俊自然而然跑到南边来工作。苏格兰人在军事和 殖民地要职中占据了与其总人口数不相称的巨大比例。1775年后的十年 里，苏格兰人占到派往孟加拉的文职人员和管理者中的47%,以及在那 里合法居留的商人中的60%。而高地苏格兰人的文化背景使辉格党人认 为苏格兰人倾向独裁。这种偏见也非全无道理：北美很多有影响力的保 皇派政府官员都有苏格兰的詹姆斯党背景。

    联合带来了苏格兰文化上的复兴。大卫 ·休谟在哲学上，威廉 ·罗伯 逊在历史学上，以及亚当 ·斯密在经济学上各领风骚，整个盎格鲁圈都  因苏格兰的启蒙而熠熠生辉。爱丁堡新城的街道和广场是18世纪60年代 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杰作，它们以自己的名字     诸如王子街、乔治 街、女王街和汉诺威街-     来标榜这联合的时代和造就这联合时代的汉 诺威王朝。

    鲁本斯在国宴厅天花板上的画作所描绘的预言实现了。战争的武器 和工具投进了熔炉。对当时的人来说，往事已有年月。人们很容易忘记，当初关于联合最大的争议在于它是否可以终结数世纪以来两国边界 上的频繁摩擦。而联合真的做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从此停止争吵，将 力量一致对外，而非内部消耗。

    英格兰人也渐渐尝到了甜头。苏格兰人在为自己创造史无前例的财 富的同时，也为整个盎格鲁圈带来了财富。今天，50英镑纸币上印着詹 姆斯·瓦特(James      Watt) 和马修·博尔顿 (Matthew     Boulton) 的头像， 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格拉斯哥工程师和他的英格兰搭档。瓦特的发明造福了苏格兰，也造福了英格兰的新型工业城市-      他定居的伯明翰。要是 这张50英镑的纸币一撕为二，任何一半都值不了25英镑。

    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开始视彼此为同胞，祖上的恩恩怨怨渐渐演变 成善意的戏谑，持续至今。两个民族的关系开始像英格兰的约翰逊博士 和他的苏格兰传记作家詹姆斯 ·包斯威尔 (James          Boswell),他们相互 挖苦、竞争，偶尔抱怨，但本质上相互敬爱。一位经历了1940年敦刻尔 克大撤退的高地苏格兰士兵对他的长官说：“要是英格兰也投降了，这  会是场漫长的战争。”他的话正是这种关系的生动阐述。

    我们已经知道：在面对真正的异类时，人们通常会建立起认同感。 18世纪的不列颠亦是如此。当时的不列颠人把一切不属于欧洲大陆尤其 是法兰西王国的东西定义成自身的文化属性。欧洲大陆人颓废、专制、 谄媚、迷信又无知；相反，英语国家的人民坦诚、爽快、独立、敢想又敢为。

    难能可贵的是，美利坚、苏格兰、威尔士以及爱尔兰新教地区，将 这种自我形象发扬光大。在赢得对詹姆斯党的最终胜利后，上述地区的 民众觉得他们自己是忠诚于辉格党和自由原则的最坚定、最无条件以及 最热忱的信徒。如果说英国全境属于新教文化，则还有更“新教”的地方：新英格兰有公理会，苏格兰、阿尔斯特和宾夕法尼亚有长老会，威 尔士有不信国教的新教徒。他们不都更“英国”吗?!

    那为何今天见到的情形却恰恰相反?为何我们会认为是英格兰对周 边地区施加影响力，而不是“非主流”的周边地区主导了新国家的方向?

    造成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人口的绝对数量。1750年，英格兰人与 苏格兰人口比为五比一；一代代移民之后，如今这个比例上升到八比一。《联合法案》通过之时，伦敦成为一个超级城市，远比当时其他的 欧洲城市庞大。史学家至今仍找不到很好的解释。大都市吸引周边的贵 族和专业技术人员，造就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盎格鲁爱尔兰家族的第一 次大融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英国统治阶级。在很多英格兰人看来，这似乎是凯尔特人咄咄逼人的胜利。但从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佃农 们看来，这一切不过是他们的主人得以进入英格兰，并成了英国人。

    人口比例和社会地位的双重不平衡，有助于理解盎格鲁圈内民族认 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左派所推崇的爱国主义的抵制。在大多 数欧洲国家，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是最容易笼络民心的做法。但是在盎 格鲁圈，民族主义和支持弱势一方、构建一级级的受害者等级关系等问 题纠缠在一起。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很难算作弱势群体吧，英格兰尤 其不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因此将他们的事业重新定义为保 存各自小国自身的独立身份而进行的斗争。联合更有利于小国   这样 的理念尽管在18、19世纪广泛传播，却并不符合我们今天的偏见。

    比如常见的错误：把“联合王国”说成“英格兰”。这种随意的叫法遍 及欧洲，甚至在盎格鲁圈内部也不少见。20世纪末之前，联合王国自己 也普遍使用“英格兰”。直到伦敦放权给爱丁堡、加的夫和贝尔法斯特后，英国人才开始注意他们的用词。

    不过，人们对此的反应却相当有意思。在我小时候，哪怕强烈拥护 统一的人都觉得用“英格兰”指代联合王国的所有四个国家是对英格兰以 外的其他三国居民的挑衅。当某人指出说话人的错误时，通常会得到一 句随随便便的道歉：“不好意思啊”,“我落伍啦”,“都差不多啦”,或者“哦，没有别的意思”一类，而这只会令听者更加恼怒。

    然而，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反倒常常是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 兰的文字工作者作这样含糊的省略。他们明知道两者不同，却辩称刻意 区分是迂腐之举。比如苏格兰人麦考莱或者约翰 ·布肯 (John Buchan) 、 爱尔兰人帕默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 或奥斯卡 ·王尔 德…几乎所有的公众人物都下意识地自称“英格兰人”。

    尼尔森上将 (Admiral      Nelson) 在1805年特拉法加战役前对舰队下 达的命令恐怕是海军历史上最著名的命令：“英格兰希望人人各司其职。”[副将柯灵伍德 (Collingwood)   的回答不甚为人知，但却更符合民族性格：“尼尔森别再发号施令了，我们知道该干什么。”]那时候没人  觉得这是对联合王国的另三个国家的冒犯。正如一个苏格兰议员在下议 院所称：“我们习惯把不列颠的臣民称为‘英格兰人’,无论他们是英格兰 人、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因此，我希望，今后用‘英格兰人’这个词 称呼国王陛下的任何臣属都不算冒犯，也不要误以为这是针对联合王国 任一地区的影射。”

    人们何时开始觉得这是冒犯呢?大约是在20世纪后半叶，当大英帝 国日暮西山、不列颠品牌备受嘲弄之后。权力和受害者的等级体制再次 起作用。尤其苏格兰和威尔士，受重工业衰落的打击最大，故把“英国  特色”和那些遥不可及的精英    保守党政客、圣公会地产主、伦敦官  僚们捆绑在一起。

    到20世纪90年代，联合王国四个组成部分的人们重新拾起了以前的 爱国热情。1996年，恰逢英格兰主办欧洲杯，英格兰和苏格兰队在一场 比赛中相遇，整个体育馆内扬起了圣乔治的红白十字旗。在此之前，英 格兰球迷在赛事中一直使用联合王国的米字旗，这面英格兰国旗已基本 废弃不用了。从那以后风气大转，英格兰国旗成了主流。

    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民调结果。显然，两方面都牢骚满腹。 苏格兰有人抱怨他们力挺左中派政党时，老被英格兰的多数票搞成了保 守党执政。而英格兰人反过来抱怨他们缴纳的税款流到北方，除了换回 来几个社会主义议员，啥都没干成。

    然而，这些问题不像车臣和科索沃等地的国家分裂问题那么严重。 无论苏格兰是否从联合王国独立，都不可能导致动武。原因很简单，苏 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并没有车臣人或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和他们的母 国之间的种族和宗教信仰差异。联合王国不仅仅是亲近民族间形成的联 盟，更有共同的英吉利认同感作纽带。

    应当承认，和每个成员国内部的认同感相比，不列颠更偏向于一个 法理概念。它很难敌得过诗词、歌曲中的英格兰情结、苏格兰情结或威尔士情结。当联合王国的民众想起各自家乡的风景、田园诗中出现的地 名、热闹的传统赛事，那些古老的爱国主义情结便自动复活了。与之相 反，不列颠唤起的，则是对政治和宪法制度的认同，它们主要来自于共 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事实就是如此。《联合法案》通过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融合 进程加快，新国家的公民产生了不容置疑的自豪感。18世纪以后，这种“不列颠自古以来是一家”的自豪感在所有阶层和两性中都得到了广泛 认可，苏格兰和威尔士尤甚。对此，琳达 ·科莱曾有过详尽的描述。

    不能不说，这种超越了血缘和土地的爱国热情是多么难能可贵。不 列颠人将自己视为拥有独特制度的群体，包括议会主权、普通法系、不 可侵犯的财产权、独立司法、受国家行政控制的军队、新教，以及最重 要的，个人自由。

    我们经常说，美国作为一个“成功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一切并 非凭空出现。早在独立宣言以前，共同的信仰而非种族身份，就令大西 洋两岸的不列颠人引以为豪。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长久相互独立甚至彼 此敌对的王国的联合，多多少少是顺应了两国民众认同他们的新政治身 份而非种族身份的需要。

    英国正是以全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姿态建立起了帝国事业。某种 意义上，美利坚也被英国人拉入了这个联盟。后来建成的殖民地无疑都 是英国式的。这里有一点很关键：没有人把“大英帝国”称作“英国”。

    从一开始，在帝国的管理者中苏格兰人的比例就高得出奇，而殖民 地驻军中不光苏格兰人比例高，爱尔兰人的比例甚至更高(相较于他们 的总人口)。到19世纪初，不列颠群岛内，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 兰人的人口比约为6:1:3。然而，在孟加拉驻军，这支大英帝国最庞  大的军队中，英格兰人占了34%,苏格兰人占了18%,爱尔兰人占了48%。

    尤其是苏格兰人，早早就看到了大洋对岸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抓在了手里。苏格兰人口占到了大英帝国澳大利亚殖民人口的15%,加拿大的21%,新西兰的23%(爱尔兰人的比例分别是27%、21%和 21%)。

    由于英国人的国家认同来源于政治信仰，殖民者也必然把这种认同 传递给被殖民者。如果说法律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政府、财产权和其他 种种定义了英国人，那牙买加人、马耳他人和马来人在成为帝国的一部 分之后，他们自然也变成了英国人。

    这正是大英帝国最终会自发解体的关键。成为英国人不问出身，无 论你是德国人还是波兰人。英国人代表的是一系列政治权利。只要接受 这些价值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国人，就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而因为这些价值观中包括了代议制议会，那么,就只能发展出两种 可能性：要么帝国议会被人口占压倒性多数的印度人占领，要么每个殖 民地最终独立为国家。

    帝国的建立，乃是混乱之中、意料之外的产物。按维多利亚时期作 家J.R.西莱 (J.R.Seeley)     的说法，它是“为了填补心灵的空虚”。尽管如 此，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19世纪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角色与管家无异。一旦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一定水平，英国就应当帮助他们成为 享有独立主权的同盟者。

    激进派议员J.A.罗巴克 (J.A.Roebuck)   在1849年说：“每一个殖民  地都应当被我们视为注定要独立的国家。假以时日，一旦时机成熟，就 应当由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的观点在1856年得到托利党人亚瑟 ·米尔 斯 (Arthur     Mills) 的响应：“现在我们公认的殖民目标和政策，应当是 帮助这些殖民地尽早在社会、政治和商业方面成熟起来。母邦应最大限 度地提供一切帮助，授权他们自我管理，并最终帮助他们独立。”

    现在仍有很多前殖民地的人更愿相信他们的独立是自我抗争的结果，而非帝国给予的权利。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事实上，这一过程中确 实有很多不愉快的例子，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都发生过战争，而肯尼亚的战争尤为惨烈。

    但是，兵戎相见只是例外。大多数殖民地的独立是通过协议的方式 和平实现的，而新独立的国家也乐意继续保持与英联邦和盎格鲁圈的联 系。只有一个被伦敦视为联合王国不可分割的而不是什么未来的主权国 家的地方，反倒拒绝如此。那就是爱尔兰。爱尔兰没能通过和平协商， 而是由一场血腥的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场内战完成了独立。南部一 役短暂而激烈，而北部的战事则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很久。

    爱尔兰共和国本是盎格鲁圈最不舍的部分，但它的早期领导者一心 想同其他英语国家断绝联系，以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市场，并且复 兴爱尔兰语，使得爱尔兰在名义上脱离盎格鲁圈。

    现在回首，这一切不过是上世纪的事!如威廉 · 巴特勒 · 叶芝 (W.B.Yeats)  所说：“一切都变了，全变了。”

    第一个殖民地

    2011年，女王和爱丁堡公爵访问爱尔兰共和国。这是乔治五世以来 在位的英国君主首次访问爱尔兰。1911年乔治五世加冕时，爱尔兰还是 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女王和公爵访问了克罗克公园 (Croke Park)。

    1920年，爱尔兰皇家警卫队在此向一群观看爱尔兰式橄榄球的观众开枪，十四人丧生。女王向在那不幸年月中丧生的人们敬献了花圈，并在 爱尔兰共和党人的精神圣地科克 (Cork)   结束了访问。

    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标志着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在长久的政治破 裂之后，尽弃前嫌，重新结盟。除了有极左翼团体酸溜溜地抵制女王的 访问，几乎所有爱尔兰媒体都盛赞此次访问，尤其为女王用爱尔兰语为 其官方演讲开篇而感到振奋。

    但政府间的分歧从未影响到两国公民的良好关系。1921年分裂以来，生活在英国政府管辖下的大不列颠岛上的爱尔兰国民一直都比在北 爱尔兰的多。就在分裂之后，两国都给予对方互惠社保权、大学录取权，甚至投票权。没有哪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城镇和爱尔兰切断了联系， 也没有哪个英国人觉得爱尔兰人是外国人。显然，除了政治之外，两国 就是一家人。

    需要再次强调，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不要因为爱尔兰 二十六县在1921年脱离了联合王国，就老是不由自主地把从抵抗亨利二 世入侵以来的每个事件都看作分裂的证据。

    英格兰人      更确切地说是诺曼人    对爱尔兰的征服，事实上是 欧洲历史的大势所趋。更早以前，北部民族凭借其先进的军事技术占领 了欧洲大片土地。爱尔兰这片土地和从苏格兰到塞浦路斯的广大疆域都 处于其军事统治之下。1169年，被废黜的爱尔兰国王，伦斯特的德莫特·麦克默罗 (Dermot MacMurrough), 从英格兰和威尔士引来诺曼人来 帮助他夺回王位。这些诺曼人虽然挂着骁勇善战的金字招牌，实际上却 不过是雇佣兵。他们接受了德莫特的条件，渡河破敌，得到了封赏的土 地和城堡。亨利二世担心其中的一个男爵企图控制全岛，兴师伐之。

    1171年，他亲率部队登陆，并得到了爱尔兰地主和主教的拥戴。接下来 的8个世纪，英格兰和爱尔兰都在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下。

    然而，无论你怎么想，这恐怕都不能算作共和人士口中流传的“英 格兰压迫”的开始吧。当时，英格兰和爱尔兰跟欧洲许多其他民族一样，都受到诺曼贵族的压迫。这些贵族，后来被弗里德里希 ·尼采夸张 地称为“在每一支贵族家族”中都找得到的“高贵血统的禽兽”。

    在诺曼人入侵之前，爱尔兰从未统一过，再往前追溯就没有独立的 爱尔兰一说。两国间的紧张气氛大致是在宗教改革后才开始形成的。宗 教改革颠覆了大不列颠，却几乎没有触及爱尔兰。我们知道，从伊丽莎 白女王继位一直到滑铁卢最终击败拿破仑  ,英格兰始终处于对西班牙 和法国长期作战的状态。爱尔兰在整个这一时期都是软肋，因为天主教 军队很有可能在此登陆进犯并得到当地教徒的支持。伊丽莎白女王和詹 姆斯一世在位期间，新教徒被安插在爱尔兰的北部和东部沿岸各地，以 防范这种入侵。这些教徒部分来自英格兰，大部分来自苏格兰。

    从此以后，爱尔兰就不断发生宗教派别斗争、叛乱和血腥的镇压。 不过，再次强调，我们可不能犯关公战秦琼式的错误。要知道，爱尔兰 天主教在盎格鲁圈第一次内战中力挺查理一世，在第二次内战中又效忠 王室。总的来说，16、17和18世纪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并不是要寻求从 王国中独立出去。

    从伦敦方面说，爱尔兰问题很简单。要知道大部分爱尔兰人并未享 有完整的民主权利；但赋予他们这些权利，就相当于赋予天主教徒更多 政治权利，这可能牺牲岛上占少数的新教徒的利益。

    小威廉 ·皮特提出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许诺在合并不列颠和爱尔兰议会时给予天主教徒更多的投票权。这样，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可 以在更大的选举系统中平等地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又不至于去侵夺他 们的死对头-     新教地产主们。

    小皮特的方案在上议院受阻，所以它到底能否解决爱尔兰问题成了 历史悬案。《联合法案》通过后，爱尔兰议会解散，议员迁往威斯敏斯 特，但是天主教解禁则是三十年后的事情了。

    这是恶性循环的开始。英国迟早会解决爱尔兰问题，但永远慢一拍。伟大的自由党首相、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的威廉 ·格莱斯顿(W.E. Gladstone)  抱怨说，爱尔兰问题的麻烦在于每当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 他们又切换主题了。他说的没错，因为伦敦的政策总滞后于爱尔兰的诉 求。一开始，爱尔兰独立运动要求解除天主教徒在民权上受到的限制。 等到处理了民权，问题又转移到土地改革。终于，土地问题被纳入议会 讨论了，但这时运动又变成了要求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权终于在1912年 不顾阿尔斯特新教徒的强烈抵制而姗姗来迟。这些新教徒效仿他们17世 纪的苏格兰先辈，订立了《阿尔斯特圣神圣盟约》 (Ulster Covenant),     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爱尔兰自治。但跟小皮特的方案一样，我们永远无法知道1912年的立法是否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第一次 世界大战在法案实施前爆发了，于是就任由事态自行发展了。

    可以确定一点：直到1916年以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始终是 恢复一千八百年前国王治下的爱尔兰议会的状态，共和主义处于边缘位 置。领导爱尔兰党派发起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约翰 ·里德蒙 (John Redmond)  曾希望爱尔兰和英格兰尽可能不分离。一战爆发时，他恳求 爱尔兰人民参战，与其他英语国家的盟军并肩作战。爱尔兰确实也派出 了大量军队。

    尽管现在共和党人想证明曾经得到民众支持，历史记录则另有说  法。1900年4月，维多利亚女王访问都柏林，想要赞誉爱尔兰官兵在南 非战争中的英勇。当时的情形，有一段时文是这样记载的：“我们进入 都柏林，万人空巷，每一个窗口甚至屋顶都挤满了人。我经历过许多类 似的访问，但还从未见过像都柏林民众这样热情甚至可以说疯狂的场面。”

    也确有异议的声音，但不多。亚瑟 ·格里菲斯 (Arthur       Griffith) 创 办的《爱尔兰人联合报》(United     Irishman) 在访问两周后酸溜溜地评 论：“这奇怪而苦涩的一课，请诸位不要忘记。就因为短短几周的背叛，我们需要用无数的努力来为这片土地赎罪。”

    格里菲斯眼里的“赎罪”,十六年后实现了。一战在许多方面助推了 复活节起义。共和党领导人害怕一旦在盟军服役的大量爱尔兰士兵归来，全面独立的梦想将无法实现。尽管少有人提及，但在索姆河战役第 一天中牺牲的、着英国军装的爱尔兰南部天主教徒，比起义中死掉的还 要多。

    英国当局则视复活节起义为令人发指的叛乱，而此时的英国军队中 尚有数十万爱尔兰士兵在法国战场上出生入死!纵有千万个理由，当局 的反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极不光彩，且下手之重，可谓愚蠢至极。大批 反叛者在数周内被击毙，有些还只是青少年。爱尔兰的民意瞬间反转， 并且再也无法挽回。

    有人指出，复活节起义以致最终承认爱尔兰自由邦，可以一路上溯 至反对托利党人并同意地方自治的历史。也许吧。但当维多利亚女王完 成都柏林的正式访问时，联合王国的破裂并非必然，更别说之后的暴力 和流血事件。正是由于八百年压迫的种种议论，以及无数历史事件积压 并释放出的血腥暗流，最终汇集成混乱的大爆发。

    “血会白流吗?”叶芝问道。也许会的。因为整整一个世纪中大部分 时期，爱尔兰问题已吵得整个不列颠群岛的民众精疲力竭。直到近十年 来，双方关系才恢复到其本应有的正常状态。

    事实上，在大部分英国人看来，尽管爱尔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却 不是外国。爱尔兰人和我们书同文、衣同服、食同肴(悲惨啊，连喝的都一样),电视节目、足球队、购物品牌都是相同的。我们一半正经一 半玩世不恭的交谈风格，甚至和盎格鲁圈的其他国家相比都与众不同。

    不列颠和爱尔兰除了政府出台的政策，在其他方面，比如历史和地 理、习惯和思维、贸易和结算、血缘和语言，几乎都是共通的。然而， 尽管民间的通婚和融合从未间断，两国政府却顽固地坚持长期分裂。这 种情况下，在政府部门和职位上经常听到的爱尔兰口音，无疑具有重大 意义。

    最初的分裂可能无法避免。早先的爱尔兰领导人，就算不是事事反 对不列颠，起码也竭力避免做不列颠人做的事情以拉开他们同不列颠的 距离。(尽管在二战期间，许多爱尔兰公民一改常态，纷纷应征加入不 列颠军队，并且获得了780枚勋章，包括7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我个 人认为，爱尔兰政界和欧盟走得太近，最初的部分原因就是基于对不列 颠的疏远。虽然不久以后，他们也跟所有政客一个德行，寄望从体制中 捞一票。

    21世纪后，以前的对抗不复存在了。欧元危机迫使两国重新联合， 女王的访问更强化了两国的同盟。

    2010年的民调显示，43%的新芬党选民 (Sinn   Féin    voters) 希望把 欧元换回英镑。此次危机中，其他欧元区政府对爱尔兰政府的冷酷和英 国政府可谓天壤之别。欧元区指责爱尔兰税收过低，要求提高企业税，而英国则毫不犹豫向爱尔兰提供金融援助。

    和解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两次世界大战中为盎格鲁圈浴血奋战的爱 尔兰人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嘉奖。2012年伊始，爱尔兰进一步平反 了二战中为不列颠作战而抛弃己方军队的5000名爱尔兰士兵。恩达 ·肯尼 (Enda    Kenny) 政府释放这个信号有重大意义：他们要尽其所能否认 埃蒙 ·德 ·瓦莱拉(éamon   de   Valera)的中立政策。这5000名士兵怎么说 也是违反法令了，现在给他们恢复名誉，意味着当年的法令不得民心。 他们本应当作为爱尔兰军队的一部分，加入同盟国对抗法西斯主义。

    这5000名士兵是很特殊的，因为他们已经隶属另一国的军队。二战 中，还有超过7万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涌进北爱尔兰的征兵所，另有更  多爱尔兰人奔向英格兰。

    先父祖籍是阿尔斯特的天主教徒。在意大利服役期间，他待在一个 有多宗教背景的北爱尔兰骑兵团，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有次我曾问他 是否想得起士兵中的宗教差异。他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有一次，有一 些人轮流哼唱起爱尔兰亲英派和独立派的歌曲。而在面对共同外敌时， 他们的分歧涣然冰释。

    爱尔兰自由邦对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各种帝国邦联方案非常头疼。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人热衷于如何维续各种形式的政治 联盟时，南爱尔兰则铁了心要走相反的路。想要继续留在联合王国中实 行自治的人和寻求完全独立的人在爱尔兰南部爆发了残酷的内战。起初，独立派处于劣势，后来逐渐取得决定性优势，并且希望把胜利带回 家。

    英国当局不愿接受一个缺少爱尔兰的主权协议，各种邦联方案最终 不了了之。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爱尔兰首相和英国首相一起站在唐宁街 10号宣称联合王国是最重要的盟国却不引起任何骚动是多么重大的事情。靠攻击不列颠外交政策而博取任何爱尔兰政党集团欢心的时代一去 不返了。这个国家不再犹豫，爱尔兰已经重返盎格鲁圈。

    旧日的荣光

    1877年印度的一场政治集会，光芒甚至盖过莫卧儿帝国的君王们。 是年1月，400个印度当地的亲王、侯爷、公主和领主带着他们的随从齐 聚德里，每个人都尽力在同僚前炫耀：满目都是珠光宝气的头巾、长袍 和饰带；拿着饰有圆形装饰盾牌和弯刀的黑胡子保镖走来走去；威武的 大象背上覆着金色坐垫，坐垫顶棚的银色流苏随风摇曳。

    同这些本地领主们会面的是1.5万名身着红黄制服的不列颠士兵，以及佩戴着羽饰和勋章的帝国官员。现场还有帝国所依靠的本地部队： 高大的印度骑兵身着绿色、蓝色和赭色相间长袍，亮丽的三角旗在他们 的矛尖飞舞。

    在德里召集的这次杜巴节6是为了庆祝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也是为了向世人集中展示皇家的权力与稳定。“此前，印度还是一  堆散石。现在房屋已经建好，从屋顶到地下室，每块石头都找到了自己 正确的位置。”印多尔大公 (Maharajah   of   Indore) 如是告诉总督利顿勋 爵 (Lord     Lytton)。这位总督既是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托利党人。

    鲁雅德 ·吉普林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其中描写到前线的蛮族人目  睹了眼前印度前线军队的严明纪律，大为震惊。一个部落首领问当地官 员，你们甚至连上缰的牲口都能行动如一，这奇迹是怎么做到的?那位 当地官员自豪地回答：
    “它们和人一样遵守命令。驴、马、象和牛听赶车人的话，赶车人听中士  的，中士听中尉的，中尉听上尉的，上尉听少校的，少校听上校的，上校听领 导三个团的准将的，准将听上将的。而上将服从总督的命令，总督则效忠于帝 国。这样，事儿就成了。”

    “真希望阿富汗也是这样啊!”那位首领说，“在阿富汗，我们只听我们自己 的。”

    “正因如此，你们不愿服从的埃米尔Z必须到这儿来听命于我们的总督。”那 位官员弄着自己的胡子说道。

    德里杜巴盛会的排场几乎无人能及。而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它在同 样是浪漫主义的托利党人寇松侯爵任上以更大规模再次上演，以庆祝英 王爱德华七世登基。不过，不管盛会有多辉煌，也不能代表英国的统治 规则。他们所象征的统治，如大排场、君主制度和军事化，任何一个帝 国都可以做得很好。而那些相信英国的独特性是建立在自由价值基础上 的人士，对这样的集会实在不可能抱有好感。

    我们可以看到，17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分化出两大政治取向：一种 强调个人主义、代议制民主和盎格鲁圈的独特性，简单起见，不妨称之 为辉格党     尽管它的党徒并非总使用这个名号；另一种强调稳定、等 级制度和秩序，同样为简单起见，称为托利党人(可能有些过时)。

    当英语民族在建立他们横跨大洋的新家园时，也带去了这两种取向。在美利坚，这两种取向在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美国革命)中演变 为独立派和亲英派。不过，它们也传播到了具有更古老的本土文明的地 区，印度最为明显。

    在不列颠政府统治下且拥有大量本土人口的地区，辉格党和托利党 争论的焦点在于当地人的政治地位。辉格党人希望当地人也能建立威斯 敏斯特式的代议制民主，并视教育为关键。托利党人则认为当地人不可 能接受外来不列颠文化和价值观，不如转而寻求传统权力结构，拉拢本 地首领、王公进行统治。

    德里杜巴就是托利党人方案恢弘的视觉呈现，尼尔 ·弗格森 (Niall Ferguson)称之为“托利主义”。然而，还是辉格党人的方案，最终塑造 了今日之盎格鲁圈——一个由独立国家依靠对自由和财产的共同信仰而非政权结构组成的联合体。这个方案已将殖民地一个一个变为独立的代 议制政府国家。这终将也会在印度实现。

    真正的爱国者

    1796年，悉尼第一家剧院开张(现址在布莱街上，Bligh     Street)。 一个几乎全部由刑满释放人员组成的剧团上演小爱德华(Edward Young) 的悲剧《复仇》 (The  Revenge)。演出并不成功。一点也不奇 怪，观众席里到处是扒手，剧院不久也倒闭了。这场演出现在还能被记 得的，是开演前会朗读序幕中的两行诗：
    因为要知道，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们离开祖国，是为了她好。

    这两行诗通常被认为是爱尔兰演员兼窃贼乔治 · 巴林顿 (George Barrington)所作。他的惯用伎俩是装成牧师行窃。多次被捕后，他在  1790年被判七年流放。实际上，这两行诗不是巴林顿的风格，几乎可以 肯定是伪作。但是剧本在流放地写成本身值得一提，而澳大利亚后代也 喜欢这出剧。

    一个由罪犯营地建成的国家如何变成了世上最富有、最自由的土地 之一?一个由不列颠嫌弃的人组成的殖民地如何反而成为不列颠不可缺 少的坚定同盟?直到现在，到澳大利亚旅游的英国人仍就会为众多的两 次世界大战纪念碑和成千上万年轻人拿起武器效忠国家的精神而动容， 即使他们中很多人的先辈是戴着脚镣流放到这片土地上的。澳大利亚在 一战中派出了40万人、二战中派出了近100万人与英国一同作战，这样 的忠诚怎么解释?

    这与伦敦方面吸取美国殖民地的经验教训有很大关系。诺斯伯爵内 阁的班子和政策被彻底抛弃。现在没人敢讨论不列颠海外臣民不应当享有和本岛臣民同样的政治权利这一问题了。

    可以想见，殖民地面临各种问题：距离遥远、环境陌生、如何处理 与原住民的关系。以上种种，皆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威斯敏斯特迅速 达成共识，认为不列颠的殖民地应当建成承认英国王室权力的议会制自 治政府，这之后被称为“负责任的政府”。

    早期的澳大利亚人很希望自治。违法者构成的人口主体并不妨碍其 政治发展。相反，那个年代的罪犯其实相当有闯劲儿，他们并非是我们 现在所理解的底层阶级。事实上，对他们量刑之重尤使我们震惊。我们 已经提过，英语社会非常看重个人财产权，这种极端的重视程度也反映 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数千人被判七年的流放仅是因为入店行窃，其他被 流放的包括政治激进分子、抗命的海员以及爱尔兰民族主义者。

    1787年，第一批十一艘满载流放者的船队离开英格兰朴茨茅斯港驶 向布塔尼湾 (Botany       Bay) 。 船队上载有696名犯人和348名官员、水 手、海军，还有货物、医疗物品、手铐和脚镣，以及为统治者预制的玻 璃窗房屋。最后一批流放者则于1868年抵达西澳大利亚。在此期间，一 共有16.4万名男女和孩童(其中一些是在旅途中孕育出生的)从不列颠 群岛抵达澳大利亚，同时还有一些来自加拿大、印度和加勒比的捣乱者。

    行程险恶，许多人命丧途中，而上岸后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除了严刑，他们还要面对未知的奇异植物、有毒的动物、恶劣的气 候以及长期敌对的原住民部落。

    然而殖民地仍旧繁荣了起来。犯人们在刑期届满后可以得到30英亩 的土地。不久，当地的经济开始起飞，首先基于牧羊，随后发展起了各 种商业、旅馆和其他第二产业。这些犯人绝大多数出身脏乱的贫民窟或 者处境更糟的贫农，但他们发现，在这里可以相对容易地成为土地拥有 者。他们建立了新的家园，并成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原住民成了他们成功的牺牲品。澳大利亚的殖民者和原住民之间的技术差距之大，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那些原住民还生活在旧石器 时代，载满罪犯的船队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原住民失去了狩猎 的土地和水源，在牛羊牧场受苦役，以及最悲惨的，他们被未知的病原 体感染。尽管伦敦的政客们想尽办法帮助原住民融入英国社会，当地白 人殖民者却认为这些个所谓的方案不过自作多情。不管怎么样，威斯敏 斯特出台的法令并不能使本地人逃过麻疹、肺结核和天花的袭击。

    正当殖民者沿澳大利亚海岸线扩张时，一个类似于北美的社群开始 形成。在同时代欧洲大陆人看来，这样的社会具有明显的英国特征。历 史上，英国人就出了名地敢于反抗统治者，他们把个体的地位看得比国 家甚至家庭都更为重要，尊崇独立和自力更生。

    澳大利亚人则秉承了这些品质。和美利坚的殖民者一样，他们的土 地上没有地主贵族。土地广袤，并且还在扩张，都是属于不列颠的移民 自己的。这片伟大的红色大陆，不是一个被“挤走”的不列颠，而是一个 不断壮大的不列颠。

    任何赴澳旅行的游客都会惊异于澳洲人的性格：不拘小节，固执己 见，个人主义，自力更生。澳大利亚作家萨利 ·怀特(Sally White)制作 了一本小册子，向外国学生介绍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格。册子中写道：“澳大利亚人尊重他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或者出身。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不影响到其他人的活动或者信仰，澳大利亚人待他总 是宽容和友善的。”

    简单说来，这是活生生的密尔的自由主义哲学，也正是我们一直期 望的。因为，尽管夸耀他们出身罪犯的祖先的人也对自己充满信心，但 终究抵不过大批前来淘金的冒险者。这些淘金者和流放犯人一样，绝大 部分是男性。因此，这更加强化了被游客和澳大利亚人自己与国家文化 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主义精神。

    第一大批淘金者1851年登陆。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澳大利亚人口从 43万增至170万。新发现源源不断。整个19世纪后半叶，金矿开遍了新南威尔士 (New     South        Wales) 、 维多利亚(Victoria)   和昆士兰(Queensland)。最后一大批冒险者在1893年抵达卡尔古利(Kalgoorlie),     开启了西澳大利亚淘金的大潮。我有一位远房亲戚帕  迪·汉南 (Paddy       Hannan) 也是淘金者，他从爱尔兰克莱尔郡(County  Clare)  移民过来。和数以千计横跨半个世界前来的人一样，他是一位实 业家，一位永远信心满满地追求财富的探险家。澳大利亚人不是一群等 着“感谢政府”的人。

    澳大利亚人创造出了一种把他们离开的地方远远抛在身后的卡通画。漫画中的不列颠，阶级固化，挑三拣四，充斥着繁文缛节。尽管很 少有其他盎格鲁圈的游客这么认为，但在澳大利亚人的眼里或许真就是 这样的。

    然而很少有澳大利亚人质疑他们和不列颠的联系。在20世纪前，这 种联系就叫“家”,哪怕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踏上过“家”的土地。他们知 道，尽管和英国人有分歧和对抗，但大体上他们仍享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尽管往返两个国家要跨越半个地球，但旅行者会发现一样的法庭程 序，一样的议会，而维系社会运作的不成文习惯也相互兼容。正是这些 相似之处，而不是体育、电视、食物等，构成了国家认同的核心，并继 续吸引来自南欧和亚洲裔移民争相融入。

    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澳大利亚人都同时视自己为不列颠人和 澳大利亚人。这种认同后来逐渐消失，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随时间自 然地淡化，二是大批其他地区的移民涌入，三是英国1973年灾难性地决 定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在的欧盟),两国间传统的贸易往来被欧洲 关税同盟取代。

    即使现在，许多澳大利亚游客在不列颠机场落地时心里都不好受。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曾经和不列颠对抗的国家的公民可以走欧盟通道，自己却要和其他国家公民排在一起。“打加里波利 (Gallipoli)   战役 时都没排过这么长的队!”他们这么抱怨。在1915年试图打通黑海的那场惨烈的战役中，有无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牺牲。

    加里波利战役惨败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的地位和他们的不列 颠战友没有差别。事实上，不列颠人比澳大利亚人的伤亡率还高一点点。这一点有必要强调一下，关于这场战役的一些传言不可信，尤其是 1981年梅尔 ·吉布森 (Mel Gibson)  主演的电影《加里波利》    (Gallipoli)   中，称澳大利亚人在海峡上因喝着茶的不列颠冷血军官的 命令而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

    加里波利注定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建国史上的关键时刻。澳 新军团日 (ANZAC     Day)的纪念活动规模也超过了其他盎格鲁圈国家 在类似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的活动。但如果说纪念活动的重要性在于疏 远和不列颠的关系，所有参战的人都会觉得荒诞不经。毫无疑问，加里 波利战役指挥无能，执行不力，但是那时人们不会怀疑英语国家民众并 肩对抗独裁暴君的事实。

    跟1776年不同了，有着大量不列颠人口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并非起 因于殖民者。正是因为从第二次盎格鲁圈内战中吸取了教训，伦敦方面 总是试图先于殖民地一步，给予比殖民者所要求的更多的自治权。

    1931年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就已经废除了不列颠议会对自治 领的所有立法权限。不过南非直到1934年才批准，澳大利亚等到了1942 年，而新西兰一直拖到了1947年，加拿大则一直在争论联邦和行省的权 力问题，直到1982年才批准该法案。

    19世纪的不列颠政策制定者都很关心这些伟大的国家由从属国演变成盟友国的演进历程。在澳大利亚这里，这是一个漂亮的胜利。2000年 是6个自治殖民地联合成澳大利亚联邦的100周年庆。5位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戈顿爵士 (Sir John Gorton) 、 高夫 · 惠特拉姆 (Gough  Whitlam) 、 马尔科姆 ·弗雷泽 (Malcolm Fraser) 、 鲍勃 ·霍克 (Bob  Hawke) 和约翰 ·霍华德(John Howard)    来到不列颠下议院，这是 通过联合法案的地方。数月后他们又回到这里，在市政厅参加了国宴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做了礼拜。女王参加了仪式，因为在前一年的修正案 公投中决定保留女王作为国家元首。澳大利亚当时肯定也有纪念活动， 然而在联合王国本土为如此重大的澳大利亚民族纪念日举行仪式，意义 非凡。

    约翰 ·霍华德于2003年回到伦敦，参加了一个纪念馆开馆仪式，纪  念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语国家民众的价值观而战的数十万澳大利亚人。 仪式进行时我碰巧路过。两小时后我再次经过，看到媒体早就散去，而 这位和蔼质朴又非常成功的澳大利亚领导人仍在那里和众多身在伦敦的 澳大利亚人握手交谈。

    霍华德，第一次公开使用“盎格鲁圈”这个词的政府领导人，对纪念 馆所铭记的历史深信不疑。英语国家的民众曾两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为了自由并肩战斗。在他眼里，他们现在仍旧会这样。正如2010年他对 美国听众所说的：“我从政治生涯中发现，我们的社会之间明显存在内  在相似性和紧密性。这或许在政府最高级领导人之间最能得到体现。毫 无疑问，世界上最紧密的情报共享体系就是由盎格鲁圈的5个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的。打击恐怖主义， 及时的情报极为重要。因此，十分庆幸我们有着重要的关系，并信任彼 此的合作和可靠性。”

    在同一篇演说中，霍华德也热情地提到了印度具有盎格鲁圈的特点。那么,他是如何定义“盎格鲁圈”的呢?是通过对个人自由、普通法 系、代议制政府，以及在他个人眼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随时准备部 署相当的战力保卫这些价值。“保卫自由是悠久而丰厚的遗产。”他总结 道。他是对的。

    她依然忠诚

    矛盾的是，正是加拿大让19世纪的殖民地政策制定者最为头疼。连 澳大利亚那些顽固的个人主义者都乐于接受不列颠的国籍，但前往加拿 大的美利坚人却抛弃了一切，并不效忠不列颠的王权。1837年和1838年，在上加拿大的英语人口(一些人向往美利坚的共和)和下加拿大的 法语人口(一些人向往法兰西的共和，更多的只是不喜欢生活在不列颠 治下)中爆发了起义。

    这让美国兴奋不已。因为美国在革命初期入侵加拿大，并在1812年 再次入侵。或许，乔治 ·华盛顿的泛大陆共和国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这一次，伦敦方面没有像诺斯伯爵那次那样恼怒而强硬地回应。甚 至当局开始镇压起义时，还暗示他们准备回应殖民者合理的诉求。

    不列颠的辉格党政府给加拿大的方案与六十年前老威廉 ·皮特对美利坚提出的如出一辙。他们将认可一个效忠于国王的议会制自治政府。 加拿大起义的一些头目被遣送至澳大利亚，一小部分被绞死了。在判刑 时，大法官约翰 ·罗宾逊爵士 (Chief Justice  Sir John Robinson) 采用了标 准的洛克式理由。他说，这些反叛者完全有理由信奉共和主义，但是拿 起武器反对合法统治，便损害了其他人的自由和财产，因而对社会造成 了不良影响。

    杜伦伯爵 (Earl of Durham),因其推广大面积特许经营权的运动 而被人称为“激进者杰克”。这个软弱却又极其好战的辉格党人被派往处 理加拿大的申诉。他建议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联合(成功了),并统一 采取法语国家的政治和语言(没有成功)。他也建议成立责任制政府。 这成为后来一个接一个的殖民地相继变革的目标。先是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1848年)和爱德华王子岛 (Prince Edward Island,1851年),然后传到新西兰(1856年)和南澳大利亚(1857年),最终波及 西澳大利亚(1890年)和纳塔尔 (Natal,1893年)。

    不列颠立法者不再寄望永久控制他们的海外领地，但他们想要维护 他们良好的声誉。1891年，一个帝国邦联的代表团求见首相索尔兹伯里 勋爵 (Lord Salisbury),希望不列颠的殖民地能够效仿德意志的关税同 盟。这位托利党的元老，曾一度通过撰写德语书评补贴家用。他在大胡 子后回答道，关税同盟很好，但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军事同盟。他做到 了，为全人类带来了福祉。

    在日益看重辉格党和自由原则的盎格鲁圈中，加拿大一开始显得格 格不入。毕竟，它是在反对这些价值观的情况下建立的。1783年后，美 国几乎没有人还会自称托利党人。不过这个词在北纬49度以北的地区得 以保留至今。起初，这个词指流亡的忠王党和他们的后代；后来变成指 代那些跟随不列颠而非美国外交政策的人；现在这个词则是保守党支持 者的代称。

    加拿大的托利党背后有魁北克省的天主教和封建领主文化撑腰。虽 说讲法语的人不喜欢不列颠，但他们对美利坚的革命者更加不屑一顾。

    一些美利坚的流亡者非常希望他们的新家园可以沿着托利党的路线发展，建立强有力的主教团和殖民地贵族阶级。诚然，所有忠王党都在1789年被多尔切斯特勋爵 (Lord Dorchester)、不列颠的北美总督盖伊 · 卡尔顿授予世袭头衔：
    这些忠王党拥护帝国的统一，并在1783年《巴黎条约》8签订前就加入了王 室旗。他们所有的子孙后代，无论男女，在其名字之后都应当加上大写U.E.,  以彰显他们维护帝国统一的荣光。

    尽管现在许多加拿大人还拥有这个名号，但没人拿它当一回事，因 为加拿大始于托利党，但迅速演变成了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这个发展过程的代价就是社会前沿飘忽不定的属性，以及魁北克人和忠于 联合王国的人被大批英格兰新教徒、苏格兰和阿尔斯特的长老会教徒以 及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路德教徒稀释的事实。这只是英语国家的一 个普遍趋势而已。大部分加拿大人仍旧记得他们的历史，效忠于不列颠 国王。但如果这层形式上的效忠变为实质效忠，他们定会像最激进的威 尔科斯 (Wilkes) 和潘恩 (Paine) 的支持者一样愤怒。

    但也不应把失败的忠王党的托利主义误读为中央集权或奴性。许多 人逃离刚建立的美利坚，不是因为他们是没头脑的忠王党，而是因为他 们担心暴民的统治会走向社会主义。马萨诸塞州流亡者丹尼尔 ·布利斯(Daniel Bliss) 说：“生活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暴君的统治下，总比生活 在一里之外的千个暴君的统治下要好。”他后来成为了新布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 的首席大法官。

    我在写作本书时曾到访加拿大，这次访问纠正了我以前的一些偏见。我曾经完全误读了这个国家。加拿大人震惊了我。我从小到大都以 为这片广袤的土地是一个情感丰富版的美国，充满了多元文化和联合国 的权威。无论是外交政策还是本土政策，渥太华政府似乎都更倾向于斯 堪的纳维亚而不是盎格鲁圈。加拿大作家罗伯逊 ·戴维斯 (Robertson Davies)  在他的三部曲中塑造了一个瑞典人形象，称他在另一个社会主 义君主国中感受到家的气氛。插一句，个人以为戴维斯是20世纪后半叶 最精细的小说家。

    《辛普森一家》 (The   Simpsons) 有一集中，霍默对女王说：“我知 道我们并不经常打电话联系，我们也不像那老好人兄弟加拿大那样举止 得当。顺便说一下，他从来没有过女朋友。我就是说说而已。”美利坚强大的流行文化让一些加拿大人都开始这样看待自己。

    许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老好人”有多大的偏颇。1968年皮埃尔 ·  特鲁多 (Pierre   Trudeau) 上台前，加拿大人自豪于比邻居美利坚更为强 硬和独立。与美国相比，他们的移民政策基于更优惠的税率，用以补偿更恶劣的气候环境。他们不像富兰克林 ·罗斯福或奥巴马一样挥霍无度。因此，他们的省和国家行政支出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比他 们南边的州和联邦政府要少。

    当然，若要深究，我们不列颠人便知这个“老好人”加拿大是装出来 的，马克 ·斯坦恩 (Mark    Steyn) 调侃为“特鲁多症”。我们记得战场上的 加拿大人。随便找个不列颠士兵，他都会告诉你加拿大士兵的冷酷和英 勇是出了名的。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当然是私底下)他们是他指挥过的最棒的部队。在维米岭战役 (Vimy      Ridge)、帕斯尚尔战役    (Passchendaele)  和索姆河战役，加拿大损失了7万人。他们的总人口  才700万。二战中，又有4.5万名加拿大军人长眠于意大利和法兰西。而  这都是为了一个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的母国而战。我们不列颠人，应当高兴他们回归了他们原来的样子。

    真的，以前的他们又回来了。在做了三十年的北美洲的小欧洲大陆 之后，加拿大确切无疑地重返盎格鲁圈。2006年起就任并且支持率一路 上升的斯蒂芬 · 哈珀 (Stephen Harper),或许是世界上最亲英和亲美的 领导人了。

    哈珀在他的总理就职演讲中动情地对伦敦听众说，他的国家建立在 不列颠的政治传统上是多么幸运，普通法系内秉承的民权是加拿大自由 的基石。作为历史事实的陈述，他的立场非常清晰。但是这等于和前任 的加拿大领导人们划了一条激进的分界线，不同意说他们的国家是原住 民、阿卡迪亚人 (Acadians) 、 非法移民和其他各种人的欢乐大本营。

    不过，不光是那些强烈支持他的少数派保守党人，大部分加拿大民众对 此都还挺能接受的。

    的确，2010年加拿大选举时，移民比本土加拿大人更倾向于支持保 守党。想想这个结果是多么令人振奋。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新移民几 乎压倒性地支持左中翼政党，各种原因有很多：新移民开始时通常身无 分文，因而希望政客支持并代表穷人说话；他们倾向于生活在左翼政客代表的社区，而这些政客是帮助他们了解新国家政治系统的第一人。当 然，还有一点，左翼党派常自诩为所有少数种族的代言人。

    加拿大保守党的成功归因于他们在少数种族和新移民中强有力的政 治宣传。但是，这一点也得益于英语国家社会不依靠种族而建立的认同 感。

    是盎格鲁圈，不是盎格鲁人

    联合王国本身就是多民族的融合体，它很早就通过观念而非种族来 定义国籍。这并非说不列颠社会不存在种族主义，远远不是。但是法律 中不涉及肤色，而国籍早已与出身或祖先脱钩。这和大部分欧洲民族国 家是相反的。二战后，联合王国接纳了大量非白人移民，比周围国家早 得多也成功得多。这次移民潮并不是什么对海外工人的善意邀请，它是 自发形成的，因为无论归化者来自亚丁湾还是牙买加，不列颠都给予所 有人相同的国籍和居留权。

    盎格鲁圈的核心国家现在都是多民族的，不过他们总体上却未受到 严重的种族冲突的困扰。只有南非有过严重的种族问题，而且，阿非利 卡人⁹当时在白人群体中占多数。假如占多数的是英裔南非人，情况肯  定会不一样。

    我们现在把种族隔离的结束视为南非黑人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忘了，这也解放了说英语的白人。我们也忘了，种族隔离期 间最严重的一次骚乱，是因为政府在1976年企图强行将布尔语也定为学 校教学语言(与英语一样)。南非的黑人视阿非利卡人的语言为压迫， 而视英语为机遇。

    2011年到2012年访问盎格鲁圈各国期间，我一再惊异于我的听众的 民族构成，尤其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听众是自发前来 的，来听我颂扬英语民主国家的联盟。然而他们也代表了当地人口的种 族构成。尽管他们的祖父辈可能来自韩国、越南或乌克兰，但他们自发 地意识到成为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人不是简单的接受陪审团审判、多党制 民主以及契约的效力；同时还意味着与其他坚守了这些价值观的国家建 立特殊的关系。令人心酸的是，盎格鲁圈中向移民灌输这些价值观最失败的，恰恰是联合王国自己。

    种族向来是史学家的一个难题。有些评论家坚持用当代标准去评判 历史事件，常常化身事后诸葛来臧否杰斐逊、丘吉尔或几乎任何一个历 史人物。

    无疑，英语民族的到来对殖民地诸多原住民来说是个灾难。北美洲 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人口大量减少，而加勒比的原住种族几乎完全消失。这主要是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的，而非人为的政策使然。

    不管怎样，殖民者的无情在我们这代人看来是骇人的。生于加拿大 的认知科学家和畅销书作家斯蒂芬 ·平克 (Steven    Pinker) 的观点很有说 服力：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人类的暴力不断减少。我们在更大的范围内建 立相互的责任，故而因谋杀和战争而死亡的人数不断减少；而这样的责 任范围在17世纪时还是很小的。

    看看本书多次提到的辉格党英雄洛克是怎么描述处在互惠范围之外 的人的。

    以政府理论闻名于盎格鲁圈的约翰 ·洛克认为野蛮人和罪犯一样，不受社会契约的保障：“故而，那些野蛮人也可以像野兽一样，像狮子 或老虎一样被杀死。人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安全保障。”

    “上帝在那些地方的土著人中散布瘟疫，好使剩下的居民少一点。”马萨诸塞湾的朝圣殖民者领导人约翰·温斯罗普 (John    Winthrop) 为了给他们殖民地的扩张找一个理由，这样写道。而那些活下来的，“他们没有圈定土地，也居无定所，更没有耕牛来耕种土地，进而  除了自然权利，不该享有国家的其他权利。所以只要我们给他们留一点 生活必需品，就可以合法地拿走剩下的了”。

    伟大的议会领袖爱德华 ·柯克爵士，他的贡献造就了长达两个世纪  的盎格鲁一美利坚司法的传统。柯克在信仰基督教的外国人和野蛮人之 间划分了明确的界限。他说，讲英语者可以在双方都理解的道德和法律 前提下以礼相待；而对后者，“所有异教徒都是法律上永远的敌人(因为法律永远无法教化他们),因为在他们以及统治他们的恶魔与基督徒 之间没有和平，只有永久的敌对”。

    因患传染病、丧失狩猎土地和战争而死亡的美利坚原住民人口数量 很难估计。人类学家亨利 · 多宾斯(Henry Dobyns)估计前哥伦布时代美 国领土上的原住人口为1800万，其他统计资料的估计从210万到700万不 等。但我们可以确知的是，这个数值在1700年降到了75万，1800年降到 60万，而到1900年，则降到了30万。

    在澳大利亚，殖民者登陆布塔尼湾时还有75万人口的原住民，到 1900年只剩下9.3万。

    在新西兰，原住民大多死于疾病，其次则是不列颠人带来的技术落 差。一些毛利人部落搞到了毛瑟枪，于是在崇尚勇气和武力的文化中， 部落间的战争演变成了对没有相应武器的部落的大屠杀。

    尽管如此，新西兰的不列颠人热衷于将毛利人完全同化入当地的社 会和政治结构。原住民的搏击技能备受推崇。本地军—  一支由毛利人 组成的本地军      参加了1915年的加里波利保卫战。而在二战中，毛利 营在希腊、北非和意大利都参与过行动。毛利人迅速被赋予与殖民者同 样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

    新西兰殖民者的政治文化和普通法传统对于那些在法律上被列入单 独目录的毛利人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同一时期，生活在欧洲大陆帝国殖 民地中的原住民也是如此。19世纪中期后几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以全 面同化原住民为目标，有些甚至更进一步。1903年，独立派国会议员威 廉 ·赫里斯爵士(Sir William Herries)就希望新西兰出现一个“根本没有 毛利人，而是白种人加上少许世界上最精妙的肤色的人种”的时代。

    请不要站在现代政治对话的标准上，而要回到当时的语境中体会那 种情绪。原住人可以完全平等地融入白人殖民者中，这样的想法在当时 任何其他帝国的殖民地中都是难以想象的。

    不是讲英语的国家的人在种族问题上比比利时人、意大利人或德国人更开明，只是，他们的制度塑造了他们的态度。因此，历史的真正英 雄是普通法。

    1772年，英国法律体系实现了一次飞跃：通过了授予每个不列颠臣 民更高的社会地位的法案。一个名叫查尔斯 ·斯图尔特 (Charles Stewart)的海关官员在波士顿逗留(挺悲剧的),买了一个叫詹姆斯 · 萨默塞特 (James Somersett) 的黑奴。在他们回到英格兰途中，萨默塞 特先是逃跑，然后又被抓回来。废奴运动者争论说议会没有通过支持奴 隶制的法案，所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所有权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自动废 除了。这个案子没有先例，因此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  决定从普通法原则中去“发现”判决理由。他的收获毫无争议：
    任何道德或政治上的理由都无法推出奴隶这种状态。奴隶制只能由实在法(议会法案)来规定。因为法律一经制定，即可独立于创制时的理由、情境和 时代本身，长期有效。但奴隶制如此可恶，不值得牺牲任何事物来支持它，除 非有实在法规定它合法。因此，无论这个判决会造成多大麻烦，我还是要说， 这个案子没有得到英格兰法律的允许或通过。因此，这个黑人必须被释放。

    这个判决是在不列颠帝国完全废除奴隶制六十年之前、美国废除奴 隶制九十年前做出的。它值得所有盎格鲁圈的民众为即将开启的废奴运 动而自豪。

    奴隶制违反了英语民族自视为独有的原则。显然，它与个人自由以 及自由市场所依赖的自由劳动力交换势同水火，尤其触怒了辉格党新教 徒的神经。废奴运动是由福音教会和非国教教会团体领导的。此次运动 中很多手段都非常现代化。著名的异见者乔赛亚 ·威治伍德 (Josiah Wedgwood) 在运动中创立了同名陶瓷品牌，其出品的纪念章上印有一 个带着镣铐的奴隶的形象，并配有一句口号：“我就不是男人和弟兄吗?”这些纪念章成了抢手货：贵妇们把它戴作项链坠或者耳坠，大点 的则被挂在墙上。

    1807年，议会回应民众呼声，禁止奴隶交易，并开始了一场旷日持 久的严打奴隶主的运动。这是由选民推动人道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早期 例子。联合王国劝说或者说迫使欧洲诸国以及非洲国王们一致同意停止 跨大西洋贸易，并派遣皇家海军打击奴贩。在1808年到1860年间，1600 余条船只被扣，15万名非洲人获得自由。

    英国没有在扣押行动中谋利或者捞取政策资本。事实上，甚至在和 拿破仑苦战期间，它仍给废奴运动分拨资源。

    这些事实应该再次受到重视。因为直到现在，在奴隶问题上，对盎 格鲁圈的批评者仍旧站在道德至高点上。但必须强调：奴隶制度在任何 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大陆上都存在；而英国值得称道的一点，不在于 他们蓄了奴，而在于他们废了奴。

    有些批评家在1833年废奴行动中奴隶主得到补偿这件事情上，为他 们的偏见找到了证据。一份不列颠左翼报纸《星期日独立报》(Independent on Sunday) 在2013年称这些补偿款是“不列颠殖民的羞 耻”。布莱尔政府设立的联合王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总部称其为“可能是 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不公”。

    真的吗?人们准备为消除奴隶制的错误而掏钱显然是好事，怎么就 成了丢脸的丑闻?!轻轻松松说句“奴隶制不好”又不会害腰疼；然而， 如果说“奴隶制太邪恶了，如果能去除它，我个人愿意做些牺牲”,又是 怎样的情形呢?

    三十年后，美国开始废奴行动，没有付一分钱，相反，爆发了一场 骇人的战争。10由此造成的种族紧张关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国会众议 员罗恩 ·保罗 (Ron    Paul) 提出，如果美国人也能学习不列颠的做法，从 奴隶主手里和平地赎出黑奴，或许对所有人都更好。可是，他却遭到了 世人耻笑。

    的确，除了极少数特例，奴隶本身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这是个严重 的错误；但这个错误并不与赎奴政策相抵触。

    当然，如果你的出发点在于不列颠和合众国是邪恶而强大的殖民国 家，那你总能找到批评的地方。整个争论的可笑之处在于，我们其实要 么是奴隶的后代，要么是奴隶主的后代，非此即彼，概莫能外。人类社 会其实本来就如此。

    奴隶制普遍存在于农业社会，贯穿了每一个早期文明：乌尔(Ur) 、 苏美尔 (Sumer) 、 埃及、波斯、古印度和中国的夏朝，哪个 早期文明中没有奴隶?它存在于整个古代社会，直到中世纪。

    奴隶制在非洲和阿拉伯社会中也普遍存在。从17世纪到19世纪，大 约有1100万到1700万奴隶被从非洲运走。在新大陆也一样。奴隶制从人 类定居伊始就存在，玛雅、阿兹台克和印加文明都有奴隶。

    尽管奴隶制有时带有种族色彩，但它并不在乎种族。穆斯林奴隶主 之间买卖基督徒奴隶：格鲁吉亚人、切尔克斯人、亚美尼亚人等；而基 督徒又奴役摩尔人1。晚迄16世纪，数十万穆斯林奴隶在西班牙的种植 园做苦工。南北战争前夕，美国境内有3000名黑人奴隶主。

    换句话说，我们谁也脱不了干系。这个星球上每个人都是奴役者或 被奴役者的后代。正因此，什么认罪啊、致歉啊、补偿一类的争议才显 得如此愚蠢。我们都同意奴隶制是可憎的罪行。从现代角度看，人类社 会竟然可以容忍它似乎不可思议。我们的祖先曾热衷于此；想要为逝者 讳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可地球上所有人的祖先都曾如此。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非要把盎格鲁圈的国家单列开来，那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他们 在消除这项罪恶方面的不懈努力。

    我说的所有这些，并不是要遮掩英语民族在奴隶贸易中的所作所为，以及南部美国长期的蓄奴史。我只是想强调看问题的角度。回到当 时的时代，而非用现代标准来评判，盎格鲁圈之所以能成为盎格鲁圈， 正在于它对自由的尊崇。如果我们老是拿反美者的指控说事儿——一个奴隶只相当于五分之三个自由民12、废奴之后种族隔离仍旧继续，等等，那仅仅是给了历史一半的公平；而另一半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废奴 运动者的热情和愿意付出的代价，为了自己的信仰哪怕战死沙场也在所 不惜。

    国际和国内有很多声音指责美国表里不一，就是完全无视了这一 点。表里不一是说我们没有按照心中的理想原则行动，可人类都这样 啊。要抠字眼，哪一个社会如果表里如一，就等于没有原则。

    指责美国说一套做一套，只不过是承认国家是由人组成的罢了。理 想是激励人们敢于尝试的动机，而美国确实去做了。美国人正是因为知 道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才会首先废除奴隶制，然后逐渐地废除合法的和 灰色地带的种族隔离。马丁 ·路德 ·金在演讲中很少诉诸普世理想，但一 直呼吁美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演讲振聋发聩。“我们会在伯明翰  和全国赢得自由，”他在1963年写道，“因为美国的目标是自由。”你会  说，他们做到了。

    其他盎格鲁圈国家也差不多。在《不列颠帝国史》一书中，尼尔 · 弗格森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几乎从未被认可的观点：殖民统治带来的 好处——公路、诊所和法庭——都是有代价的；但对于每一个被殖民的 民族来说，如果不接受不列颠帝国的殖民，那就得接受其他人的征服， 法国人、日耳曼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俄国人、日本人，或者最糟 糕的，比利时人。

    毫无疑问，和所有其他选项相比，还是加入盎格鲁圈更好一些。不 列颠的统治(在太平洋地区为美国统治),至少最终目标是实行民主制 的自治领。绝大多数不列颠殖民地最终在独立时，都没有开过一枪。

    例如，马来亚联合邦 (Malayan Federation)1957年独立时，总理东 古 · 阿卜杜勒 ·拉赫曼(Tunku  Abdul  Rahman)将前政府官邸连同其周围 40英亩土地献给不列颠，“作为马来亚民众对女王陛下政府敬意的象征”。有个反殖民主义的部长抗议说，如果不列颠人接受这么堂皇的殿宇，马来亚的后人会忘记为争取独立所作的艰苦斗争。议会桌前一片尴 尬的沉默     本来就没有斗争一说。

    大量不列颠后裔人口聚居的殖民地构成了今日盎格鲁圈的核心地区。殖民地原住民最终要面临两个选择：被同化，或者继续生活在保留 区。殖民后期，尤其是非洲的殖民地，英帝国的统治一开始是有权威的，当局也不乏真诚努力想要实现本地独立。只是，英国在二战后元气 大伤，匆忙从非洲撤离时，留下了不成熟的烂摊子，造成了一些后续麻 烦。

    在此两极之间，是帝国广袤的领土。这些土地原本不是不列颠的， 却接受了它的民主、普通法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们形成了盎格鲁圈， 一个左右了本世纪历史的国家集团。

    麦考莱的孩子们

    印度到底是盎格鲁圈民主国家的成分多一些，还是亚洲超级帝国的 成分多一些?这或许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问题。

    许多有教养的印度人在家说英语，通晓英国文学和哲学。他们觉得 这个问题有点冒犯。随手举个例子，塔克莎什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  怒斥澳大利亚政客将印度移出盎格鲁圈国家列表：

    印度是地道的英语国家。英语不光是中央政府和大学的用语，也是国家正 式语言之一。不止在官方场合，它还是全国知识界和部分商界交流的媒介。印 度也享有联结盎格鲁圈国家的其他社会文化特征，比如建立在普通法上的法律 系统、代议制民主以及多元的宗教和种族。除了美国、英国和前英国自治领， 很少有其他国家能拥有全部这些特征。

    没错。同样，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的军队完全在行政当局的掌控 之下；进而，少有国家的权力可以通过选举在政党间实现和平更迭而不 至于驱逐或处死失势方。另外，必须注意印度还是世界第三大伊斯兰国 家，却相对很少闹出圣战组织的麻烦事。

    盎格鲁圈国家远不仅限于同享语言、普通法和多元宗教。盎格鲁圈 是多种金属熔铸成的合金，其中有的成分在中世纪就已埋下，历经17、 18世纪各种内战的洗礼。这种多重特征随后被讲英语的使者带到了北

    美、部分加勒比地区、好望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过，有着非常不 同的早期历史的印度又是如何融入盎格鲁圈的呢?是否能够把这片广袤 大地上被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称之为“不断重写”的世代更迭的社会观念，纳入其他盎格鲁圈国家标志性的“辉格一托利”的辩论式政治取向?

    是否能够通过明确的盎格鲁圈式的方式，实现个人主义，振兴实业?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是法国东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而不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在商战中胜出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两家公司有着相似的名字和相似的业 务——贸易，但是他们的架构截然不同。法国东印度公司由国家创建， 由法兰西君主投资，公司高层也由政府任命。相对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则是私人企业，对其股东负责。无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办事机构会恪 守财产权和契约自由。正是对此的坚守使今日的印度在周围国家中显得 与众不同。

    在英语民族标榜其“例外论”的时期，印度也和其他盎格鲁圈国家一 样遵循“辉格党一托利党”式的辩论。诚然，这样的辩论大多发生在不列 颠血统的精英圈子里。在英国统治期间，绝大多数印度人不说英语，约 翰 ·洛克的政府论对他们来说也如星辰远在天边。然而，大多数盎格鲁  圈核心国家其实也是如此。政治永远是少数人追逐的猎物。揭竿而起的 美利坚爱国者中也很少有谁听说过洛克，尽管如此，他的教诲还是影响 了他们的一生以及他们子孙的生活。理想，终将改变现实。

    我在本书中多次提到最伟大的辉格党历史学家麦考莱男爵，他编纂 的光荣革命编年史在出版后一个半世纪内不断再版。他同时也是一个政 治家，1834年到1838年间出任印度总督，住在当时英属印度首府加尔各 答。他预见到，随着科学、现代医学、代议制政府和个人自由等不列颠 文化渗透到印度民众中，民众就会燃起独立的期望。回想起来，他支持 独立前景的理由无可辩驳：
    对于我们这样的贸易和制造业大国来说，人类任何部分取得的知识，获得 的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生活的改善，财富的增长，都至关重要。欧洲文明输出 到人口巨大的东方世界所产生的利益无法估量。哪怕从最自私的角度看，印度 民众拥有一个良好并且独立的政府，也远远好过一个糟糕而依附于我们的政府。他们有自己的国王，却身穿我们的绒布，使用我们的刀具，这远好过让他 们向英格兰的税收和行政官额手行礼，也好过愚昧无识或者穷得买不起英国  货。和文明人做生意，比统治野蛮人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麦考莱的想法启发了许多不列颠管理者。他们希望将印度最终领向 自治。尤其在孟加拉，提供不列颠式教育的学校流行起来。公务员职位 也向印度人开放，通过考试竞争上岗。铁路开始铺遍全国。 一个热情的 支持者曾说，这是“摧毁种姓制度最有力的工具”。

    随着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印度人进入行政系统。1908年，立法 会通过法案设立由印度人组成的选举制地方议会。1934年，《印度法案》 (India Bill)确定了走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模式的自治道路，由一位 不列颠自由派人士创立的国大党领导印度走向独立，并在此后多数选期 内执政。

    虽然辉格党总体上期望印度最终实现自治，但他们相当文化沙文主 义。他们认为印度宗教迷信落后，期望这些宗教会在西方理性前逐渐萎 缩。麦考莱1837年称：“没有一个印度人在受过英式教育后还会执迷于  他的信仰。”这句话的最大过失在于他的傲慢。但英国当局还是着手对  厌恶的行为实施直接干预。 一个著名的事例讲到不苟言笑的职业军人查 尔斯 ·纳皮尔 (Sir  Charles  Napier)。一个印度教神职人员的代表求见 他，抱怨英国禁止寡妇在丈夫葬礼的柴堆上活活烧死的习俗。据他的兄 弟称，纳皮尔如是回答：
    行啊。烧死寡妇是你们的习俗，准备柴堆去吧!但是我的国家也有一个习 俗：一个人要是把女人活活烧死了，我们就绞死他，并没收其所有财产。看来，我的木匠该立起绞刑架。寡妇殉葬一刻，也就是你等受刑之时。你们可以 遵守你们的习俗，我们也得遵守我们的习俗。

    与在美利坚和澳大利亚一样，伦敦当局和当地政府之间也有矛盾。 议会担心不列颠官员会被本地化-     换言之，丧失他们对独立和自由的 信仰，成为典型的东方君主；而那些干实事儿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则鄙 视那帮对印度毫无概念的蠢货。

    尴尬的地方在于印度是靠一系列明抢暗偷的勾当得来的，这一点双 方都心知肚明。随着当地统治者花钱请东印度公司出兵帮助他们解决纷 争，以及英国希望抢在法国之前控制更多的亲王领地，最初的商贸公司 渐渐变成了行政机构，不由自主地走上了以本地亲王的名义控制领地的 殖民之路。

    征服中贡献最突出的罗伯特 ·克莱武 (Robert Clive) 很瞧不起被他 打败的印度王公们。他说：“印度王国永远都是绝对独裁的政府。尤其  在孟加拉，被统治的居民奴颜卑躬，自轻自贱，而统治者则骄奢淫逸， 暴戾恣睢，奸狡诡谲，优柔寡断。”

    克莱武是东印度公司里最早一批被传唤到国会前，要求解释其滥用 职权行为的人。靠着一系列交易和军事同盟关系，他把孟加拉的大部分 税收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他把东方描述成奢华和独裁的国度，迎合了国会议员的偏见。诚然，这证实了议员们的担忧。也就是说，像克莱武这样的人，没能提升 印度人；相反，他们丢失了新教徒的道德坐标，忘记了自己的英国人身 份，堕落为印度人。辉格党领袖罗金汉侯爵3谴责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欺压劫掠”。该党议员约翰·伯戈因将军 (General   John   Burgoyne) 建 议用“不列颠宪法原则和精神”统治印度。这个伯戈因，正是那个后来在 美国独立战争中不愿对美作战的伯戈因。

    很多托利党人认为这样的想法太天真。其中的代表是理查德 ·韦尔斯利 (Richard Wellesley)。他曾于1798年至1805年间担任印度总督， 也是后来威灵顿公爵的哥哥。就像他那个时代的很多盎格鲁——爱尔兰 裔贵族一样，韦尔斯利挺势利的。“我希望印度由王族而不是公司来统治，”他写道，“遵从王公而非那帮倒卖纱布和靛蓝的贩子的意志。”

    他那更出名的弟弟阿瑟，曾在他当总督期间在印度服役。阿瑟同样 对辉格党希望印度接受不列颠的自由理念的想法不屑一顾。1833年，这 位滑铁卢战役的英雄反对在印度废奴，争论说不列颠必须“维持当地的  古老法律、习俗和宗教信仰”。

    宗教问题是英国统治的最大挑战，1857年印军哗变就是因此而起。 英国传教士团的福音活动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不安持续升级。英军中 的印度籍士兵(又称印度土兵)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闻：说他们用的李 恩飞步枪用牛油和猪油润滑枪膛。这对两大本土宗教来说都是不洁的。

    英国当局被叛乱打了个措手不及，随后进行了疯狂镇压，甚至炮击 反叛的士兵。一如所有突发事件中发生的那样，双方都越发偏激。托利 党人指责辉格党人引起了暴动，尤其针对他们不尊敬当地传统宗教领袖 这一点。辉格党人则反过来指责当时已归国有的东印度公司贪污腐败， 因为印度再怎么说也是正式归英国政府管理的。

    然而，“收归国有”并未终结现代化支持者和“托利主义者”之间的争 吵。负责筹办首届德里杜巴节的托利党总督莱顿伯爵到死都坚信英国的 精英主义和自由精神不可能在印度的土地上移植成活。他说：“我想象  不出比一帮吵来吵去的印度佬统治印度更糟糕的未来了。”

    这群“印度佬”被英国人叫作“巴布”(Babu),    尤其在孟加拉，他们 构成了主要的专业人才队伍。他们是教育改革的产物，理性，说英语， 忠诚于他们所受的教育，赞同印度自治-      尽管很快有批评指出，他们 的背景恰恰妨碍了他们成为统治阶级。

    与巴布们不同，王公拥有天然权威。筹办了第二届杜巴节的寇松侯 爵，在任期末对伦敦听众的演说中提到，他希望看到当地的王公们被视 为“统治者、活生生的管理者，在行政系统中承担起真正的作用，而不  是傀儡”。

    不过，不列颠最终还是在其自身的政治文化逻辑推动下，接受了印度的独立。可是好莱坞再一次制造了一个假象-      这次，是一个直到被 赶出之前都死死抓住印度不放的强硬的不列颠。事实上，自治原则早在 十三年前就确立了，虽然因二战迟迟未能实施。一小部分极端主义者把 注压在了从囚犯中招募的日本兵身上，但是绝大多数印度人乐意为盎格 鲁圈拿起武器。和日本扶持的4万印度国民军相比，将近250万印度人在 欧洲、亚洲和非洲为盎格鲁圈国家作战。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志愿军。尽管他们中大多数倾向印度自治，但仍毫不犹豫地为了盎格鲁圈的 价值观而不是轴心国的价值观而战。在他们心中，印度已经成了自由、 法治的民主国家，尽管事实上数年之后印度才真正实现这个目标。

    莫罕达斯 ·甘地，在他的国民信众中一直被视为“圣雄”,他毫不怀  疑英国最终将兑现承诺。甘地早年在德兰士瓦(Transvaal)领导印度民 权运动时，已经意识到了英国人和布尔人的不同态度。1915年他在马德 拉斯律师协会 (Madras  Bar  Association) 的一次晚宴上说：
    作为非暴力的抵抗者，我发现我(在布尔共和国)无法得到像在英帝国中 的那么多自由机会。我发现不列颠帝国有着我深深爱上的特质，其中之一就是 大英帝国的每一个人都享有最自由的机会来实现自身的能力。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支持联合王国当时在欧洲的残酷战事。1918年， 当德意志侵略者总攻法兰西时，他告诉国会：
    没有英国人就没有印度的今天。如果英国失败了，我们向谁去要求平等的 合作关系?难道去找得胜的德国人，还是土耳其或者阿富汗人?我们无权这么 做。当热爱自由的英国人看到我们为他们前赴后继时，他们一定会胜利。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平等的合作关系”的确切含义是有分歧的。有 本地的王公因为担心他们在民主印度的地位受影响，而希望不列颠继续统治。还有宗教分歧，最终起了决定性作用，导致了印度的分裂，由此 产生了独立的巴基斯坦。这些问题拖延了独立进程。印度人也因此在独 立前第二次为盎格鲁圈献出了生命      240万杰出的印度人为英语国家 与法西斯主义作战。

    直到英国统治的最末期，仍有极少数托利党人，包括温斯顿 ·丘吉  尔，坚持认为印度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这拨人基本也正是 当年反对在国内扩大选举权范围的继承人。而事实证明，他们对这两个 问题的悲观预测都是错误的。

    印度的民主制度空前成功。孟加拉的专业人士数量越来越多。他们 不再仅仅是孟加拉人，不再是巴布，而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 英语人口、消费者群体和民主人士。

    麦考莱的诗歌或许比他的历史更出名。但如果要说他一生中做过的 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决定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理由或许充满了文化上 的强势。他曾断言，整个阿拉伯语和梵语文本都不值得占据欧洲图书馆 中的一个书架。然而，谁能否认这个决定造福了现在的印度?!谁又否 认使用这种全球通行语言给印度带来的无价的好处呢?

    麦考莱明白他做这件事的极限：
    凭我们有限的手段，我们不可能企图教育民众全体。我们当下必须尽力造 就一个阶级，使其成为我们和百万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这个阶级的人身体 里淌着印度的血，心中却装着英国的魂。他们有英国的品位、观念、道德和学 识。我们可以用这个阶级改造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用西方的科学语言丰富  它，使之符合本土的表达习惯，然后以此为载体，运送知识，传播给大众。

    直到今天，在“中间人阶级”和“广大人口”之间仍旧存在着巨大的鸿 沟。盎格鲁圈在线聊天的网络上常能看到印度中产阶级的身影，然而， 印度乡村公路两旁住着的万千农人只求能有稳定的电力供应，更别说互联网了。

    再说了，有多少在巴尔的摩或者格拉斯哥的廉租房里的住户会参与 盎格鲁圈的网络聊天呢?政治本来就是小众的游戏。任何一个国家，有 实际影响力的都是一小部分活跃的人。

    印度的中产阶级急速增长，这个国家也明显地在变化。作家阿卡什 ·卡普尔 (Akash Kapur)20世纪90年代初离开印度，就读于一所美国寄 宿学校。他回国后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印度人突然之间开始在亚马逊网 站购物，频频光顾星巴克，称呼对方为“伙计”14。

    每个新兴的独立国家都会经过一个自我膨胀的过程，或者说至少会 强调与前殖民统治时期不同的东西。英属印度的时代结束后，这个疏远 过程表现为拥抱基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政治，即自治运动和自给运动，以及试图将印地语定为国家语言。

    但是，发起独立运动的最后一代人已与世长辞，再加上经济快速增 长，印度已经不再需要证明什么了。我偶尔前往印度时也注意到了回国 的卡普尔所注意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英语更为通用，更是因为印度本 国和其海外散居人口之间的往来已经日常化了。我最近一次在马德拉斯    (Madras)  游玩时，向一位穿着华美纱丽的异域女子问路。“唔，我不  知道，亲”,她用一口伦敦腔回答道。和我一样，她也是个游客。

    印度裔社区几乎遍及盎格鲁圈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那些英国殖民 者老早就撤出了的地方，比如斐济、南非、马来西亚、东非、加勒比地 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印度人后裔在澳大利亚有50万，加拿 大有100万，南非130万，联合王国140万，合众国320万。盎格鲁圈的印 度人口分布由此壮观，并且还在继续增长。这庞大的说英语群体像光环 般围绕在印度周围。

    随着殖民时代从记忆变为历史，盎格鲁圈的认同感也不再同臣服或 怀念殖民有关。撇去其他所有不说，这认同感现在更多地和美国流行文 化而非英国流行文化联系在一起。

    不过最终，所有这些担心都是次要的。盎格鲁圈建立于一种共同的 向心力，一种全体都认同的感觉。跟几乎所有不列颠人一样，我在印度 也感受到了这种向心力，而这种向心力在欧洲却很难感受到。(偶尔有 例外：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这些地方现在流行包括英语在内的诸多盎 格鲁圈的特征，因此他们可以说是“荣誉成员”。)它或许就存在于一本 大家都看的书，一个大家都懂的笑话，有时甚至只是共同的表情中，但 它就在那里。

    布鲁塞尔有一家印度餐馆，老板根本不说英语。每次我去那里，总 觉得不对劲。老板人很好，但是我不由地感觉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伙人。 有次我邀请一个到访的印度议员和我在那里吃饭。“希望你不要见怪，”服务员点完单后我低声说，“不过我总觉着不得不跟一个印度服务 员说法语很不自然。”“你觉得不自然?”我的朋友说道，“敢情你觉得我 就好受吗?”

    也许，乔治 ·W. 布什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就是在2006年承认了印度的 有核国地位，把其拉回到英语民主国家的同盟当中。戴维 ·卡梅伦努力 培植这种关系，但是巴拉克 ·奥巴马却忽视了它。幸好，印度似乎准备 好等待华盛顿态度的转变了。他们是耐心而大度的人。

    跨洋联盟的失败

    过去，把盎格鲁圈国家联合起来的努力受到来自四方面的阻碍。第 一，交流。从未有任何文明在地理上如此分散。第二，政治。只要民众 以政府统治的领土来定义统一，则不可能把政治文化上基于本地自治的 地区联合起来。第三，种族。维多利亚时代整合盎格鲁圈的梦想受制于 当时的种族观念。这一观念实际上将所有非不列颠血统的人排斥在外， 使得魁北克人、毛利人、非洲人、南非人以及印度人无法拥有一个共同 的国籍。第四，历史。爱尔兰和印度这两个盎格鲁圈核心区域都发生过 独立运动。运动首先造成分裂，然后造成新国家对殖民时代诸多内外部 特征的强烈抵触。

    直到21世纪，这些阻碍才逐渐消失。远程距离问题被蒸汽轮船、电 报、飞机以及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一步步解决了，全盎格鲁圈的人随时都 可以加入英语的交流。

    一些左翼评论员对这些发展感到气馁。2010年，英国自由派的高端 报纸《卫报》发表题为“囚禁在盎格鲁圈”的专栏文章，哀叹互联网普及 之后，不列颠人对澳大利亚和美利坚政治的兴趣大过了关注法国和德国 时事：

    网络信息时代理论上应该促进精神和文化的多元化，从而促进欧洲语言和 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体化。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英语一下子成了世界 给我们的礼物，也成了我们的诅咒。英语的魔力使我们沉迷被英语征服的网上 盎格鲁圈，而不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文章写到这里，作者不自觉地表露了心迹。老牌媒体不光期望寻求有悖民意的欧洲一体化，还想抓住国际新闻的眼球。他们毫不掩饰对我 们的鄙视，就因为我们这群“土鳖”更关注澳大利亚的选举(两党领袖都 生在不列颠啊),而不是欧洲精英们表示很重要的北部一加来海峡的民 调。

    互联网重新定义了民众和国家的关系，冲淡了政府在19世纪时享受 到的与公民的专属关系。不光从一个国家前往另一个国家的旅行变得史 无前例的容易，我们甚至不需要转动座椅就可以虚拟这个过程。这样一 来，我们只要借助语言和政治观念的一致性便可结成网络社区；而在此 之中，通常根本无法区分种族差异。

    用带有种族色彩的标准来定义盎格鲁圈，尽管往往都是少数派且短 命的做法，但可以理解，这种倾向常会遭致反弹：那些祖先来自其他地 方的人会觉得被排挤了。直到最近这一代人，盎格鲁圈所有领地的民族 融合才达到了不可能从个人的政治观点中推测出其种族来源的程度。

    与此同时，反殖民主义的思潮在消退。一开始一直强调其特殊性的 印度，现在已经坦然面对盎格鲁圈的民主和法律体系了。它不再以强调 其前殖民特征来反对前帝国政权。相反，它强调其议会制度和法治体系，以示与周边国家的区别。英语现在越来越被视为实现现代化的钥 匙，而不是一个死去的遗产。

    爱尔兰一度也曾是外围国家，它与中心的距离早就越过了远星点——离其他英语国家最遥远的位置。埃蒙 ·德 ·瓦莱拉和他那个时代的人 梦想建成一个特立独行的爱尔兰：经济自给自足、天主教享有崇高地位 和爱尔兰语得以复兴。现在看来，这个梦想仿佛来自远古。与此同时， 在英国几乎没有人再把新教设为民族认同的门槛。按理说，就购物、饮 食、体育和电视节目等日常生活内容而言，不列颠群岛上的人们从未如 此相似过。世界其他地方到此参观的游客恐怕很难想象形势曾一度紧张 到何种地步。

    盎格鲁圈正在变成一个由权力下放的、灵活的、独立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它们依靠文化、商业和家庭而不是政府机构联结在一起。也许， 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这样的团结不需要国家纽带吧。

    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哪怕在1776年前，当盎格鲁圈还在同一个国 王统治下时，也有多种形式的联邦和联盟存在。大西洋两岸的小册子作 家和政客都提出各种方案，呼吁在不列颠疆域内偶然得到的群岛上建立 一定程度的宪法秩序。有些人提议给予殖民地代表在威斯敏斯特的席位；更多的则设想设立一系列的本地议会，仅仅统一管理外交政策和国 际贸易。比如，“异见大臣”理查德 ·普赖斯就希望建立一系列独立的殖  民地，并受一个行使“共同的仲裁者”角色的参议院监督。

    亚当 ·斯密提出过类似方案，即“大不列颠及她的殖民地的宪法性联邦”——一个弱的联邦权威监督下的自治议会实体。他没指望用这个方  案说服任何人。他预言，联邦机构一开始可能设在伦敦，但随着美洲人 口的增长，中心迟早会移到大洋彼岸。

    所有这些方案都被当时严酷的自然条件否决了。在一个跨洋航程需 要至少花费9周的时代，任何形式的帝国参议院在物理上都无法企及选  民，也就无法反映他们的意志。远距离产生的现实结果在1812年战争中 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这次战争中唯一一场大决战在和平协议已经签署 后大打出手，因为停战消息还没有及时传到大洋对岸。

    18世纪不可能建成跨洋帝国。埃德蒙 ·柏克以其一贯的雄辩揭示了 这一点：

    我们彼此间横亘着三千哩大洋。没有办法可以阻挡这距离对政府力量的削 弱。从下令到执行，浪涛滚滚，岁月已逝。急切地解释命令的热望，足以击溃 整个系统。你一定见过复仇的信使，他们带着你的箭镞呼啸而去，去那最遥远 的海的天际线。但是一个神灵出现，扼住了这来势汹汹的狂怒，说：“若既及  斯，弗得益远。”

    在1775年，这几乎是无法驳倒的反对意见。但是，也有一个暗示， 如果将来有朝一日，能有方法克服距离的阻碍，某种政治上的联邦方案 便会重新抬头。

    显然，预言成真了。蒸汽轮船的发明把跨越大西洋的时间从66天缩 短到10天。不过真正的突破是在跨洋海底电报线路架设成功之后。1858 年，在爱尔兰凯里郡 (County    Kerry) 的瓦伦西亚岛 (Valentia    Island)  和另一端纽芬兰岛的哈特康腾特 (Heart’s       Content) 之间，第一条跨洋 电缆架设完成。两艘改装过的军舰，不列颠皇家海军的“阿伽门农号”(Agamemnon)  和美国海军的“尼亚加拉号”(Niagara), 从两岸出 发，一路沉下用涂着沥青的麻布包裹着的铜线缆，并在相遇时对接。维 多利亚女王愉快地向詹姆斯 ·布坎南总统发出了致美国的第一封电报，电报说：“这是两个有着共同兴趣和相互尊重的友好国家之间的新纽带。”祖籍阿尔斯特—苏格兰，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布坎南甚至用更为  盎格鲁圈的言辞回答：“祝大西洋电报在神佑之下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  两国间永久和平友好的纽带，以及在神的旨意下向全世界传播宗教、文 明、自由和法律的工具。”

    就这样，数月之间，柏克时代“下令到执行”之间的数月缩短到了分 钟之间。“消灭距离”这个词儿听起来非常现代，其实早在19世纪60年代 就已经开始流行了。吉普林在他的诗《深海电缆》 (The  Deep-Sea Cables)  中描述了世界如何被改变：

    它们从永恒中醒来， 它们击败了时间父亲，
    在幽暗中牵手，来自最后一线夕阳余晖。
    嘘!如今人们通过废弃的泥浆说话，
    一个新世界出现了，轻声说：“成为一体吧!”

    想要建成政治上统一的盎格鲁圈的人们很快发现了它的用处。1884 年，自由党领袖W.E.福斯特 (W.E.Forster)   发表的名为《帝国联盟》(Imperial   Federation) 的短评，就以通讯革命开头：
    科学的发明克服了原被认为无法战胜的时空阻隔。我们不再是相互隔离的 不列颠的孤儿了。向前看吧!我们彼此团结，和母邦组成了一个永久的大家庭。

    19世纪后半叶，政治家和评论家提出了各种名称的邦联方案。新西 兰早期殖民者、律师弗朗西斯·德·拉比叶 (Francis    de     Labillière) 称之 为“不列颠联邦”,小说家和历史学家J.A.弗鲁德 (J.A.Froude)   称之为“跨洋联盟”,不过最后流行起来的名字是由另一个自由党议员查尔斯 ·迪尔克爵士 (Sir      Charles      Dilke) 起的。他于1868年写了著名的短评 《泛大不列颠》 (Greater Britain),其中出现了“帝国邦联”。这一方案 预备在澳大利亚、巴巴多斯 (Barbados) 、 英属圭亚那、加拿大、新西  兰和联合王国设活跃的分支机构。

    和现在一样，那时对盎格鲁圈的范围也存在激烈争论。大部分泛大 不列颠的鼓吹者志在重新联合英语世界的两大力量：美利坚共和国和不 列颠帝国。杰出的盎格鲁一加拿大裔历史学家戈尔德温 ·史密斯(Goldwin     Smith) 梦想联合“全世界的英语民族，包括在美国的、仅仅 因百余年前一次不幸的争吵而离开大家庭的数百万英语人口”。

    这个想法在合众国不乏支持者。1897年，《纽约时报》在一篇庆祝 维多利亚女王登基钻禧的社论中说：“我们是不列颠的一部分，伟大的  一部分。她注定要主宰整个星球。”

    在泛大不列颠的支持者中也包括卓越的实业家安德鲁 ·卡内基15,以 及非洲冒险家塞西尔 ·罗德斯(Cecil  Rhodes)。不过还是有个隐忧。这 些人写作的年代正是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无论立场左右)都受到时兴的种族决定论影响的时代。

    泛大不列颠基本上是基于种族概念提出来的。比如，加拿大记者约翰·道加尔 (John Dougall) 将美国和英帝国的联合视为北欧一撒克逊人 的重新结合：“英格兰需要联盟，因为这个民族的将来取决于与美利坚  的联合；美国也需要联盟，因为这个民族的过去不可分割地属于英格兰 。 ”

    卡内基在他的《不列颠和美利坚的重新联合》(The  Reunion  of Britain and America) 一文中明确指出要剔除非白人的殖民地，以促进盎 格鲁圈核心国家间的“民族联合”。

    塞西尔 ·罗德斯创立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声望的国际奖学金项目，资助殖民地、美国和德国的年轻人前往牛津大学学习。他将德意志条顿 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视为同一民族，但他也该对受助来访的来自百慕 大、肯尼亚、印度和赞比亚等教育系统中的佼佼者感到震惊。

    以民族来定义盎格鲁圈的想法是一个相对短命的思潮的产物。哪怕 在19世纪末，评论家也应该已经认识到盎格鲁圈的价值观建立在多民族 的背景之下。这些价值观依靠知识交流而非基因播种得以传播。不过， 在一个移民相对缓慢、社会结构相对单一的时代，用民族来定义国家可 以理解。现在，随着20世纪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很少有人再以这种方式 定义国家认同。

    卡内基和罗德斯梦想的泛大不列颠严重忽视了美国迅速增长的非不 列颠裔人口。美国在扩张过程中并入了大量非洲裔和墨西哥裔人口，移 民人口的组成也从最初占绝对比例的不列颠群岛和西北欧洲人变得更为 多元。

    但是将盎格鲁圈视为扩大版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最大问题，在 于印度就无处可放了。泛大不列颠的一些支持者公然断言印度永远不可 能加入，因为如克莱武所宣称，他们从根子里就是独裁、腐化和贪图享 受的。与集中保留了不列颠辉格党式民主文化的殖民地不同，印度被认为只适合威权统治。因此，正如历史学家J.R.西莱在他的《英格兰的扩  张》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中所说：“当我们问泛大不列颠未来如 何时，我们必须更多地考虑我们的殖民地，而不是印度帝国。”

    印度1947年后的发展给了西莱和其支持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尽管面 对贫困、紧张的种族和宗教关系、分裂活动以及对外战争，印度仍旧挺 了过来，成为成功的议会民主国家。它的法律系统向寻求公正的个体开 放，而不仅仅是统治工具。和其他特征相比，这一点最能说明印度属于 盎格鲁圈。印度的经济也日益自由和开放。

    不列颠尤其留给了印度一份珍贵的遗产。不像帝国以前的其他殖民 地，印度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基本起效的市场经济，财产权得到尊重，纷 争由独立的裁判法院仲裁。

    不过印度独立后才最终实现从代议制政府走向完全民主。和大多数 人一样，印度人在他们自己的机构管理下富裕起来。不列颠管理者一直 希望保护印度大众不受本地寡头的强取豪夺。不过对于外国官员来说， 无论他们多么热心，面对如此广袤的国家总是能力有限。不管印度民政 系统多么努力，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仍旧发生了12次饥荒，最后一次是在 1943年。但印度独立以后，再也没发生过。

    印度本土，与其在盎格鲁圈其他国家立足的印度社区一道，以多姿 多彩的方式证明了盎格鲁圈的价值观是可以移植的。当帝国统一的支持 者不愿将英国人的权利给予印度人时，他们自我安慰，觉得数量庞大的 印度小农一定不适合自我管理。但是，也许他们内心深处惧怕的正是相 反的情况。如印度作家尼拉德 ·乔杜里(Nirad Chaudhuri)指出的，如果 泛大不列颠植根于其民主理念，那么它的政府中心应该迁至印度，因为 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那里。全方位绕过这个问题也许更容易吧。

    现在，一系列事件让这个难题显得多余了。把盎格鲁圈变为政客控 制下的统一集团的想法有悖时代精神，也不符合区别英语国家文明和其 竞争者的价值观念。盎格鲁圈文化基于自治政府、地方主义以及个人高于国家的理念。

    现代盎格鲁圈不需要统一的货币或者联邦议会或任何其他联合的国 家机构，只需要一个灵活的军事同盟和免税区，或许还有劳动力自由迁 徙法案。他们的目标是民众的联合，而不是政府的联合。

    整个19世纪，围绕是主张促成殖民地民主独立还是把它们拉进某种 形式的联邦，两派争论激烈，没有一方真正说服了另一方。

    1901年，评论家伯纳德 ·霍兰 (Bernard Holland) 写道，他的理 想“不是联邦国家，也不是纯粹的军事同盟，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这差 不多正是20世纪发生的情况，自由因此得以幸存。

    下一步是什么?英语民族的联盟会发展和演变吗?我们会拥有盎格 鲁圈的第三个世纪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分析促成它成功的种种元 素，并回想将它们合成到一起的无与伦比的化学反应。

    注 释

    1拉兰 (Lallans),    苏格兰语“低地”(lowlands)  的变体。

    2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认为善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 理论”。

    3伽勒多尼亚 (Caledonia),  本为罗马帝国时代对苏格兰的称呼。 4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同时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

    5特维德河(River   Tweed),英格兰和苏格兰界河。
    6杜巴节，即皇室聚会。

    7 Amir,伊斯兰国家对王公贵族、酋长等的称谓。

    8 Treaty of Separation,又称The Treaty of Paris,是1783年北美与英国在巴黎 签订的和平条约，结束了北美独立战争。

    9 Afrikaner, 南非白人，又称“布尔人”,南非的荷兰人等欧洲移民的后裔，多说混杂了荷兰语、法语、德语、马来语等的布尔语。
    10即南北战争。
    11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和葡萄牙)、西西里岛、马耳他、马格 里布和西非的穆斯林居民。

    12 指五分之三妥协，是1787年美国南方与东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达成的 协议。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 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

    13 Lord Rockingham,第二代罗金汉侯爵查尔斯 ·沃森—文特沃斯，两度出 任首相。

    14“伙计”(dude), 美国口语称呼，通常有戏谑意或贬义。

    15 Andrew Carnegie,卡内基梅隆大学创办人，20世纪初钢铁大王，世界首 富。

    第八章 从帝国到盎格鲁圈

    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和欧洲其他各国截然不同。英格兰极度热爱自由，每个人都那么独立。         孟德斯鸠男爵，1729
    最贫穷的人即使身在茅屋也可以蔑视一切王权。茅屋也许单薄，屋顶也许摇晃，风暴闯了进来，风穿了堂，雨漏了屋，但是英格兰国王不准进门，他所有的部下也不敢跨进这破烂屋子一步。         老威廉 ·皮特，1763

    联合王国三届首相斯坦利 ·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1867-1947)在其晚年被问及受过哪些政治哲学家影响时，这个一生从不受制于教条主义的人出人意料地说，他年轻时曾深受亨利 ·梅因爵士 (Sir Henry Maine)   的影响。梅因是鼎鼎大名的法官和史学家，其《古代 法》(1861)被誉为阐释盎格鲁圈特质的经典之作。鲍德温称，从梅因 伟大的文字中，他看到了人类“从身份到契约”的演进历程。随后他顿了 一下，蹙着眉说：“也很难说这个过程不是反过来的…. ”

    这个故事能说明什么?再伟大的思想也会因时代反复而褪色。在鲍德温的年代，梅因的“身份—契约”理论正从深刻洞见变为迂腐的教条。 现在它几乎已被遗忘，只有弗朗西斯 ·福山还在他的历史模型中一再说  它是自由民主所向披靡的伟大胜利。

    不过且慢，不妨欣赏一下梅因神一般的直觉。在几乎所有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境遇生来就已确定。经济停滞不前的社会里，人们觉得资产 总量固定不变，土地是唯一有保障的收入。那些幸运地拥有土地的人想方设法确保维续这一体制，好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承袭同样的利益。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实行了等级制度，印加的武士祭司、 印度的婆罗门、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都是这种人类惯有的封闭、世袭的 组织形式的受益者。奴隶制则无处不在。

    过去的三个半世纪，人类在民主、人均寿命、自由、教育程度、食 物供应、婴儿存活率、身高和机会平等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进步。 这主要归功于盎格鲁圈中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市场体系。

    所有奇迹都源自承认个体的自由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并相信个体 能够自主地与他人订立互利契约。

    20世纪，德国社会学家发展了梅因的理论，提出了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到“社会”(Gesellschaft)的转变。这两个概念之间 的本质区别在于个体是否可以自由地与他人就具体情况订立契约，而非 被迫接受由血缘、宗教或惯例定义的人际关系。理性主义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称：“转变造就了公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尽管变得不确定、具体化、目的性强，却得到了有效的强化。”

    社会科学的枯燥语言掩盖了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任何农业社会中，掠夺的地位都优于生产。论投资回报率，抢别人的作物比自己种植 要高得多。以什一制、税收、杂费等合法形式鼓励掠夺，是最好的奖励 方式。农业社会倾向于寡头统治，大多数文明就困在这里止步不前。

    只有一个地方打破了铁律。盖尔纳发现盎格鲁圈内部具有明显的移 民迁徙特征，赞赏“这是处在农业社会的人类惟一一次踏上了一条曲折  而又近乎奇迹的道路”。

    17世纪后半叶，英语地区开始发生这样的转变。当时的荷兰也一样。若不是受制于地缘因素和路易十四的扩张野心，或许荷兰也会是成 功转型的国家。

    一旦踏上这条道路，便迎来了所有我们现在认可的现代、舒适、理 性，从人权到消费社会，从普遍选举到女性平权。而且，不妨看看这个 世界，这些观念哪怕在当下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经济学人智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发布的“民主指数”年度 调查报告显示：在167个被调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1.3%的人口生活在 完全民主之下，而这些人几乎全部集中在盎格鲁圈，以及邻近的北欧及 日耳曼欧洲的新教徒国家。除去这些，余下的完全民主国家仅剩7个：
    捷克共和国、乌拉圭、毛里求斯、韩国、哥斯达黎加、日本和西班牙。

    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催化了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回顾历史，我们找到 了五点：
    第一，民族国家的发展程度，即，一个政权有能力在基于共同的身 份认同而结成的群体中公正地实施法律。
    第二，与共同的国家认同感相联系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即，一个介 于个体与国家之间    活跃着大量的团体、协会和其他组织-     的中间 地带。
    第三，岛屿国家。英语世界其实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群岛。除了北美 和印度，它的疆域都是岛屿：加勒比共和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 兰、福克兰群岛、新加坡、百慕大，还有联合王国自身。
    盎格鲁圈的本质是海上文明。“一个岛国如果不是英语国家，总让 我觉得很荒唐，这不合情理。”19世纪的船长杰克 ·奥布里(Jack Aubrey)  在准备进攻毛里求斯时如是说。奥布里是帕特里克 ·奥布莱恩 (Patrick   O’Brien) 小说中的角色。
    尽管北美在地理上算作大陆，但政治上其实是孤立的。杰斐逊在 1801年就职演说中说：“幸而有宽广的大洋，天生远离(欧洲)毁灭性 的打击。”
    第四，新教背景下的多元宗教。它不仅鼓励不同教派的繁荣，还鼓 励个人主义和民主思潮-      而这比起其宗教根源来说，更有长久的生命 力。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普通法。一个使得国家服务于人民而非反过 来的独特法律体系。

    如果以上假设正确，如果这些独一无二的特质在盎格鲁圈的形成时 期保留下来，那我们就应该找得到当时的外国游客对这些特质的评价。

    18、19世纪有数位游历英国和美国的欧洲旅行者。从他们的旅行日 记和往来信件中找到的证据，足够拼出一幅使他们大为震惊的全景图。 这其中有几个主题反复出现，旅行者们发现英国和美国人缺乏等级观念，喜欢争吵，热衷挣钱，个人主义强烈，并且对外国事务不感兴趣。

    这些特征自然是盎格鲁圈政治结构的副产物，而不是政治制度本身。有兴趣介绍英美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外国人不多，但其中包括当时最 鼎鼎大名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人。

    在那一时期，旅行者倾向于把美国视为更宽泛意义上的“英国”或“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一部分。现在，引用托克维尔来证明美  国“例外论”几乎是美国保守党会议上的惯例。但是这位法国贵族不光学习美国，也学习英国。他两个国家都去过，还和一个英国妇人结了婚。 英美两国都是他人类学调查的主题。

    他相信英国和美国在文化上是连续的：“我觉得海洋的阻隔并未把  美国和欧洲分开及从欧罗巴隔离。美国人是英语人口的一部分，他们注 定要去探索新世界的丛林。”

    托克维尔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这是他至今仍然流行的原因。他发 现了美国很多卓越的特征：重商主义、个人主义、宗教多元和地方主义。这些特征在两个世纪以后仍将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区别开来，但托 克维尔不认为这些特征是从新大陆产生的。在他看来，美国的核心优势 在于他称之的“赢在‘起点”。英语社会的特征表现在代议制政府、对税  收和国家权力的抗拒以及深入人心的物权观念。托克维尔相信这些倾向 完全遗传给了美国人：“美国把英国的反中心化体制发挥到了极致。一  个教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市政单元，几乎相当于一个民主共和国。构成 英国宪法基石的共和元素在这里自然呈现并且毫无阻碍地发展。”

    换言之，美国殖民者并不是借用了英国的政治价值观和宪法；毋宁 说，他们强化了它们。托克维尔深信，就像美洲的法国人加剧了路易十 四时期的威权主义和封建主义，美洲的西班牙人复制了菲利普四世的腐 败，美洲的英国人也放大了他们母国的自由主义特征。

    这份遗产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的繁荣：从私人基金创办的孤儿院到乡村乐队，一切的一切。盎格鲁圈的民众不需要政府颁发任何执照就能自行组成社团，这一点让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几乎每位外国访客 都感到震惊：“个人主义的精神是英国特质的底色。团体可以成就个人努力无法实现的事业。…..个体聚集到一起，结成社团也好，公司也好，任何民间的或政治的团体也好，还能有比这些更好的例子吗?”

    这些被埃德蒙 ·柏克称之为“小连队”的私人组织，既是“强国家”的产 物，也是“弱政府”的产物。说它是强国家的产物，是因为这样的国家对 于公民的爱国热情自信满满；说它是“弱政府”的产物，则是因为它的存在无需立法，通过商业或慈善团体便可轻易实现。

    但为什么这样的民族国家首先在英格兰，继而在盎格鲁圈帝国中兴 起了呢?是什么力量在背后限制了中央政府，并使得私有组织得以繁荣?相比本地人，外国访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更感震撼：除非远渡重 洋，不然到不了盎格鲁圈。

    盎格鲁圈群岛

    地缘阻隔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点在第二章已经讨论过了。 更关键的是，这也意味着国家不需要维持一支常备军。国防大部分交给 了海军，旨在拒侵略者于岛屿之外。除去战争时期，陆军的规模很小， 而且大部分由地区防卫力量兼领。

    无论海军还是陆军都无法轻易用来镇压国民，这样一来，政府发现 自己和民众相比处在劣势：当它希望通过法令时，它必须依靠代理人来 确保民众的同意；当它需要预算时，必须和声和气地向国会请求。

    孟德斯鸠一定程度上也算一个地缘决定论者，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 所仰慕的英式自由中：
    相比大陆，岛屿上的居民享有的自由程度更高。岛屿通常地域狭小；部分 民众很难被调动起来去镇压另一部分民众；海洋把他们和大帝国分离开来；独 裁者在有限范围内难以维持统治；征服者被海洋阻隔；而岛民则因为不受其武 力影响，更容易保留他们自己的法律。

    英格兰率先在9世纪形成了民族国家，不过它还不算是个岛屿国家，因为它和另外一个王国¹共享不列颠岛。英格兰毫无疑问在财富和  人口上占绝对优势，有时候几乎把苏格兰视为藩属国，偶尔得到苏格兰 国王含糊的效忠。尽管如此，两国直到1603年才合并2,而两国议会一  直拖到1707年3。

    大不列颠最后的内部分界线不复存在，盎格鲁圈随之起飞。这样的 奇迹并非巧合，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亚当 ·斯密看到了两者的联系。

    1763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指出了孤立和自由之间的关系：
    自建立伊始，法兰西和西班牙封建领主的绝对权力就不断增强。唯独英格 兰，在事物自然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不同的政治制度。英格兰的情况和局势 完全不同。它在地理上与苏格兰是一个整体。海洋包围了整个岛屿，成为与邻 国的天然屏障。因此，他们不用担心外国入侵。我们可以看到，自亨利三世以 来，英国没有遭遇过任何外国入侵(除了某些叛军引发的骚乱)。

    和当时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苏格兰人一样，斯密所说的“英格兰”,既 指狭义的英格兰，也是广义的大不列颠的同义词。然而，他的核心思想 直指岛国上的常备军问题：
    苏格兰人频繁起事。如果两国仍旧分裂，英国人很可能永远恢复不了他们 的自由了。然而，联合王国把他们一起带离了侵略的危险。于是，他们不再需 要维持常备军，觉得常备军没有任何用途和必要。但在其他国家，当封建武装 和伴随的常备武力消亡后，他们便需要再建立一支常备军队来抵御邻国。

    斯密称，在波兰、法国和瑞典，国王可以废除立法机关：“在那些  国家，时刻待命的常备军使得国王的权力凌驾于国会、议会或者最高法 院等任何其他权力机构。”英格兰以及之后的盎格鲁圈，则不同：“既然 主权者没有常备军，他只得召集国会。”

    旧世界英语国家的政治倾向又一次在新大陆得到了发扬。美国人、 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对维持常备军更加警惕，甚至过度紧张     他们 深恐领导者假借对外作战的名义，暗地扩充在国内的权力。英国人视自 由为与生俱来的传统。美国人决心消除这个风险，直接将不得维持常驻 军和允许私人保有武器写进了早期宪法。

    美国可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岛国，但是实际上，美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奉行“孤立主义”的不干涉政策。国父和他们的政策继承人把美国的 外交政策与其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他们是精神上的岛屿民族。

    来听听上议院至今每年都还在宣读的乔治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
    我们与世隔绝的条件鼓励也允许我们追求另一条道路….为什么不抓住如 此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土地，踏上别国的土地?为什么要把 我们的命运和欧洲其他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从而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 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和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呢?

    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美利坚处在一片广袤大陆的中心，无尽的疆   土正等待冒险家们去开发，这联邦好似四面环绕着大洋，与世隔绝。”

    当时，盎格鲁圈内的政治理论将地缘上的隔离和责任制政府、贸易 及和平联系在一起。现代许多政治学家也认可类似关联。爱德华王子岛 大学的亨利 ·斯瑞伯尼克(Henry Srebrnik)曾做过一项综合调查，得出 了这样的结论：“一系列研究表明，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岛屿国家和其他国家相比更容易实现民主。尤其是不列颠群岛，在政治和公民权 利方面做得非常好，并为活跃的公民社会提供了基础。”

    无疑，岛屿并非全部原因。还有其他原因使得关岛有别于东帝汶， 百慕大有别于海地，福克兰群岛有别于科摩罗，不过，这些原因还是  和“起点”(出发点)有关。

    新教伦理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 (Ford Madox Ford)著名的悲剧小说《好兵》    (The Good Soldier) 中有一个场景，说主人公游历各处时，曾亲眼见到 马丁 ·路德1517年反对罗马教皇的《九十五条论纲》手稿，一位富裕的美国妇人郑重地说：

    你知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新教徒被称为“抗议者”4的原因?这 就是他们用铅笔起草的抗议书。正是这页纸使你成为诚实、冷静、勤劳、节俭、干净的人。如果不是这页纸，你恐怕和爱尔兰人、意大利或 者波兰人，尤其是爱尔兰人没有两样。

    在此前的三百年间，新教徒的品质可能已经被英语国家的人说滥了。英格兰将自己视为欧洲反对罗马运动的领军人。早期美国更进一步，自认“天定之国”,为上帝所造，肩负宗教使命。新教主义是将旧有 的英格兰身份、苏格兰身份和威尔士身份熔铸成一个共同的英吉利身份 的最大的催化剂。这一共同身份后来又被带到英国各殖民地。

    不过，直到20世纪，才有人试图用科学方法研究新教伦理。在1904 年到1905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讨论新  教主义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韦伯认为两者显然存在关联，这源于新教徒视勤勉和繁荣为神赋美 德的独特观念。至此，韦伯指出，基督徒需要放弃世俗的事物：要禁欲，无视财富，克制欲望。但是清教徒相信，通过诚实艰苦的劳作获取 财富是神恩的显现。

    针对韦伯方法论的批评蜂拥而至。资本主义不是新教主义的专利。 意大利北部城邦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荷兰人和英格兰人完善新教理论前 就出现了。萨拉曼卡学派的天主教教义和新教一样崇尚自由。此外，韦伯的论著没有考虑进奥地利、巴伐利亚、捷克共和国和瑞士天主教地区 同样推崇工作的伦理。而且，显然，不论福特 ·马多克斯 ·福特笔下的角  色怎么嘲讽爱尔兰，这个国家在错误地选择加入欧元区之前，一直是资 本主义削减税收的辉煌案例。

    当然，韦伯的发现岂是轻易能驳倒的?!斯坦福大学一项针对1500 年到2000年间经济数据的调查显示，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新教国家从 17世纪后半叶开始全面超越天主教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时差距越拉  越大”。1940年，欧洲新教国家的人均GDP比天主教国家的高40%,而  美洲国家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如何解释这么大的差距?韦伯著作中关于不同的职业伦理的论述很 难把握。不过，还有相关的解释。其中一点是，新教主义因为以《圣经》为基础，所以尤其注重教徒的读写能力，由此，自我提升和自我教 育成了鼓励教徒研习经书的应有之义。

    文化的普及一开始可能由宗教虔诚所驱动，但很快，提高了的文化 程度自己终结了宗教因素。在欧洲西北部，中世纪的魔幻世界逐渐被理 性世界取代。

    新教国家并非只热衷于学校，他们更推崇非教会性质学校。也就是 说，他们总体上更追求世俗主义。当然，很难分清楚这其间究竟有多少 来自教义相信基督徒个体不需依赖牧师为中介来建立他和造物主的关系，有多少来自现实中单一教会垄断的情况被打破后不可避免的各教派 繁荣。正如伏尔泰所说：“如果一片土地上有两种宗教，他们会打得你  死我活；但如果有三十种，大家反而和平相处了。”

    即使是将新教确立为唯一国教的国家，也有逻辑上的原动力去实行 宗教宽容，最后达到包括传教在内的各宗教全面平等。狭义上，许多存 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实行了宗教宽容，包括奥斯曼土耳其等一些自由程 度很低的国家。但是，全面的宗教自由在盎格鲁圈之外似乎是找不到的。即使在盎格鲁圈内，天主教的平等地位也是慢慢取得的。

    尽管如此，从天主教欧洲来的访客常会不胜惊喜地发现还能有这么 一个地方：人们可以自由地反对教权，也不会因为信仰而被捕。1726年，伏尔泰因触怒了有权势的贵族，逃亡英格兰。他对新家的方方面面 赞不绝口。有一次，他被一群愤怒的伦敦民众当成法国间谍。他控诉道，没有生在不列颠是多么不幸!伏尔泰言辞恳切，结果这群人最后欢 呼着把他扛在肩膀上带回了酒吧。后来他极力模仿他的新朋友的口音， 写道：“天——我太喜欢英国佬了!…我喜欢他们一点也不比法国人  少，天—— ”

    孟德斯鸠敏锐地觉察到，平等地对待不同宗教正是世俗主义的表现 形式。因此，无论是否确立某一教派为国教，最终都会导致所有教派的 繁荣：
    说到宗教方面，这个国家中每个个体都是意志自由的。随之而来的，个人 要么由他自己的意志控制，要么受反复无常的异想控制。由此，如果人们不加 区别地求诸宗教，那他们就会皈依已有的教派；如果他们非常狂热，则可能创 造出新的教派。

    美国国父们再次把这种在盎格鲁圈其他部分形成的倾向直接变成了 结论。美国一开始就规定不设国教，其产生的部分结果就是，宗教活动 在这个国家比在欧洲更为活跃。国有化鲜有成功，它压制了创新，意味 着低效。国家教堂衰落的同时，私人资金支持的教堂则欣欣向荣。

    美国在宗教多元原则上建立近半个世纪后，英国才迎来了全面的宗 教自由，取消了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在公民权上的不平等待遇。比如， 此前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没有资格参选国会议员。这样的进步非同寻常，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试比较一下：当盎格鲁圈全面拥抱宗教多元 化的时候，西班牙宗教审判所正如日中天    直到1834年才废除。

    在我为写作本书展开的研究中，最让我惊奇的发现就是新教主义在盎格鲁圈文化和政治认同上的中心地位。在今天，要想重新恢复新教的 重要地位当然很难了，部分因为宗教整体上的衰落，部分因为宗教改革 时提出的纲领已经模糊。天主教会迅速承认了早年宗教改革指出的明显 弊端。此外，在一个基督教信众已成少数群体的时代，不同教派之间也 越走越近。天主教现在比以前更强调《圣经》了，而新教反倒转向注重 圣餐。尽管教义的区别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建立在 盎格鲁圈始终强调的个人主义之上的、由新教催生出的政治文化的发展 轨迹。

    这种宗教、政治和文化的内在联结也让托克维尔深感震撼。他发现 英语国家的民众非常忠于这种政治文化。他再次将此归结到他的“起点”理论：“所有这些我所观察到的现象都源于最初的起点。由此，我可 以从第一批登陆北美大陆的清教徒身上看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这批最早坐船来到北美的清教徒和他们身后的同胞一样，自然地划 出公共和私人领域、政治和宗教、凯撒的王国和耶稣的王国之间的界限。这种区分并非有意为之，因为麻省的公理宗教徒5几乎是最晚才支  持全面平等对待新教各教派的，更别说对待天主教了。但是，不管是否 有意，他们创造的政治体系注定了宗教的多元化局面。

    换句话说，宗教区分其实并不存在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个体之间， 而是存在于在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之间。托克维尔曾经预言澳大利亚的天 主教徒和他的新教徒邻居一样信奉自由，而法国新教徒则和法国天主教 徒一样认同强大的国家政权。他说：“事实上，我没见过哪个英国天主  教徒不和新教徒一样，珍视他们国家的自由制度。”

    这或许可以解释韦伯理论没有覆盖到的巴伐利亚、瑞士天主教区和 爱尔兰的政治文化。重要的不是人们对圣灵感孕说或者僧侣独身制度的 看法，重要的是人们对个人自由、自由贸易和私人合同神圣的态度。新 教主义也许在盎格鲁圈政治文化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样的政治 文化一经形成，便释放出持久的影响力，进而无论在爱尔兰还是新加坡都能促进繁荣。

    尽管如此，当我们用现代世俗化的观点回顾历史时，我们仍应向那 些以其行动促成了宗教、产业和自由之间的联系的人(一直到20世纪中 叶)颔首致敬。

    比如英格兰的阿尔夫 ·罗伯茨 (Alf Roberts),他的故事颇有代表 性。阿尔夫13岁辍学，完全靠艰苦劳作，经营起了杂货商的小买卖。他 是一个人缘很好的卫理宗牧师，把商业、信仰和政治视为一体。“一个人要是懒，”他在一次布道中说，“就丢了他的灵魂。”

    罗伯茨每周都会多烤一些面包，和他的女儿一起送给需要的邻里。 他还很小心地解释说“他烤多了，不然也要扔掉”,以免伤了别人的自尊。

    20世纪30到40年代，罗伯茨参加了很多盎格鲁圈中典型的公民组织。当他得知他热心支持的扶轮社(Rotarian)被纳粹德国取缔那一刻，他意识到希特勒的邪恶。战争爆发后，他组织了镇上受资助的餐馆 为参战的人服务。

    对市议员罗伯茨来说，繁荣、理智、勤劳不仅仅是新教徒的美德， 也是鲜活的政治原则。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镇咨询委员会委员，一直致 力于削减开支，降低本地税收。他觉得他的社区，尤其是店主阶级，艰 难地生活在高高在上的精英扔出的税率和条例之下；而他们才是不列颠 真正的英雄。

    他是对的。如马特 ·里德利(Matt  Ridley)在《理性乐观派》 (The Rational Optimist)中所写，小企业者数世纪来都是进步的推动者。生活 在崇尚自由、实业和隐私的社会，相比崇尚武力、尊贵和信仰的社会更 为惬意。曾被嗤之以鼻的小布尔乔亚比任何卫道士对人类幸福的贡献都 要大，但他们大部分却从未得到过荣誉、感谢和关注。

    事实上，我们今天能够知道阿尔夫 ·罗伯茨的故事，惟一的原因是  他将他的价值观深深灌输给了他的女儿，而她成了20世纪后半叶英国最伟大的领导人，以及可能是盎格鲁圈最热烈的拥护者。她就是玛格丽特 ·撒切尔。

    古代法

    2000年，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于贝尔 ·韦德里纳 (Hubert Védrine)   在他的《法国地图》 (Les Cartes de la France)一书中列举了一个“欧洲  国家”的一系列特质，而这简直就是对盎格鲁圈例外论的全面总结：“完   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对国家权力的抵制，反对共同体的个人主义，相信   美国‘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及属于盎格鲁圈、普通法和新教徒的观念。”

    这是欧陆政治家除了在反美时期，无论在1700年、1800年还是1900 年都可能列出的一份清单。

    海外游客发现政府职能相当有限，而非政府组织却很活跃。他们常 常会有几分鄙视地谈起这个国家太看重贸易和挣钱了，同时也惊异于即 使最贫穷的阶级也藐视权威      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生来自由的权利。 如果这些游客来自天主教国家，恐怕他们还会惊异于不同教派的繁荣竟 能够导致形式上的政教分离(美国)或者实质上的政教分离(英国)。

    然而，对他们来说，最不可思议的，还是普通法的奇迹。相反，我 们好几个世纪都身在此山，当然习以为常了。在游客所来自的国家，法 律由政府起草，然后适用于具体案例。但是在盎格鲁圈(除了苏格兰),法律存在于一个又一个具体案例中，自下而上在人民中形成，而 非由政权机构施加在人民身上。

    担任过英国上议院高等法官及卷宗主事官的威廉 ·布莱特 (William Brett)在19世纪末颁布的一条法令中这样写道：
    普通法是由若干原则构成的。这些原则从一开始起就始终存在，直至被承 认，成为普通法。法官不能用新的判决来制定新的法律，他们没有这个权力。 他们只能宣布什么是从一开始起就存在的普通法。

    换言之，无论法官还是政治家都无权改变法律。法律如同传家宝一 样，作为遗产代代相传。它像一条纽带，联结着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 尚未出生的人。正如17世纪的法官罗伯特 · 阿特金斯 (Robert   Atkyns) 所 说：“我们当代人选择普通法，并接受最古老的议会法案。因为我们生  活在千年前祖先的影响下，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中。”

    在罗马法传统下成长的法律工作者恐怕到现在都很难理解这种观念。不过他们不可能对大众掌控下的法律系统的实际效果视而不见。访 客们对司法独立、陪审制度和人身保护令赞誉有加。

    孟德斯鸠认为普通法是日耳曼法律体系伟大的幸存者。在(日耳曼 的)其他地方，贪图权力的国王用罗马法替代了日耳曼法。孟德斯鸠相 信英格兰得以幸免是因为其岛国属性，然后英格兰又将这一独特的法律 系统带到了殖民地。

    托克维尔一如既往地相信美国人为他们的英国遗产找到了更稳固而 纯粹的形式。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法律可以如此独立于国家的 行政和立法分支，而且对本该服从它的民众如此负责。跟其他观察者一 样，托克维尔除了赞叹陪审团制度，还痴迷于美国人用本地的管理系统 成功地置换了中央指派的法官和官员的想法：“美国人从他们的英国祖  先那里引进了一个欧洲大陆从未有过的机制，即治安法官。”

    亚当 ·斯密的老家苏格兰适用的是罗马法，所以他也同样感到惊奇：
    自由的保障之一就是所有法官终身任职，并完全独立于国王。这样每个人 才能受到独立和自由的判决。人身保护令也是避免压迫的保护措施。有了它， 只要付得起路费，任何人可以在40天内前往威斯敏斯特取保。没有这条法令前，枢密院可以不用通过庭审就把任何他们想抓的人抓进监狱。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普通法成为抵御国家权力的桥头堡。 它英雄般地先是反对查理一世，然后是詹姆斯二世；它发现英国的空气 如此纯净，以至任何在此中呼吸的人都不再为奴；它促成了美国革命。

    总之，普通法已被证明是物权的最有力保障。如今，全世界的公司 都宁愿为在普通法框架下签署协议多掏腰包。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 相信这一制度的平等、安全和公正。

    每年，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都对全球各国的经 济自由度评级，考察指标包括企业税率、个人税率、所有权安全度以及 创业所需的时间。2012年，经济自由度排名前十的有六个国家和地区属 盎格鲁圈，前几名有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或许只有我们这个时 代才会觉得指出这一共同点失敬并失策吧。

    不走极端主义。谢谢

    不过有一个盎格鲁圈的领导人从不在意“失策”,那就是阿尔德曼 ·  罗伯茨 (Alderman     Roberts) 的小女儿。有一次，玛格丽特 ·撒切尔一针 见血地批评了“政治正确”的观点。据她毕生观察，英国的问题都出在欧 洲大陆，而解决方案都来自英语国家。

    她清楚原因。尽管她不够明智   或许她对那些指责她的人应该措 词更强硬一些，然而她确实知道盎格鲁圈例外论有其历史根源。

    1989年，她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一道受邀至巴黎参加法国大革命200 周年纪念活动。她从骨子里不想去。不仅仅因为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持续 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英法战争，更因为这场革命的价值观——国家主义、暴力、奉行强制平等和反教权主义——与她心中自由的真正基石格 格不入。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 ·密特朗向来行事奔放，决定在巴黎200周年纪念 庆典期间同时召开G7 峰会，这样多少可以迫使英国首相参加。她很不高兴，并在受一家法国报纸采访时表达了不满：

    人权并不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才有的，它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我 们1688年的和平革命使议会权力超越了王权，这不是法国式革命。(法国革命 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我想他们忘记了责任和义务，而且，博爱一直都 是一句空话。

    这番话也许不够外交辞令，但是背后的分析是准确的。盎格鲁圈例 外论并不在于民主。民主是一个老调重弹的词儿。欧洲大陆的革命传统 依靠多数人的统治，并不比威斯敏斯特议会传统做得更多。

    区别更多在于，法治、物权和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雅各宾派之后 欧洲大陆对民主的追求将多数人统治置于个人自由之上，盎格鲁圈的民 主则完全不同。

    欧洲的激进主义和盎格鲁圈的激进主义同步发展，但基本各自独立。欧洲的激进主义很少跟平等派、宪章运动人士或者早期英语国家贸 易联盟的活动家有关。他们的哲学灵感归根结底来自黑格尔和赫尔德的 集体主义著作，尤其是卢梭所信奉的民众的“共意”可以剥夺公民私有权 利的理念。这样的哲学相信权利是普遍的，由法律授予并受到政府保障，而非从习惯中继承。这和普通法中“自由个体凝聚成自由社会”的观 念非常不同。

    欧陆模式有一个明显的缺陷：他们把人权全部规定在宪章里，这样 一来，相关原则就只能通过国家指定的法庭解释，最后守护自由的重任 就落在了少数人手中。如果这少数人沦陷了，自由即无从谈起。在盎格 鲁圈，对自由的争取是每一个人的事，而独裁或者革命几乎闻所未闻。 就如小说家奥尔德斯 ·赫胥黎观察到的，自由从不是恩赐，而是争取来的。

    稍微换一个说法：欧洲大陆的自由存在于理论中，而盎格鲁圈的自 由存在于事实中。19世纪保守党首相本杰明 ·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说：“比起他们纸上谈兵的自由主义，我更喜欢自己享受到的 自由；比起人的权利，我更在乎英国人的权利。”

    欧洲的激进主义传统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暴力性的。众所周知，法国 大革命之后的专制统治就叫“恐怖”。这个名字并不是大革命的反对者们 强加的；相反，是雅各宾派自己起的。1792年9月5日，革命者宣布了他 们的政策：“是时候让平等的闸刀悬在每个人头上了，是时候吓倒一切  密谋者了。所以，立法者们，今天就执行‘恐怖’吧!法律的利刃将收割 一切罪行。”

    英语国家的左翼政党一般性格温和，这真是吾国之幸。随便打量一下，你就可以看出，欧洲左派的主力军无一不是从暴力和革命中诞生 的。用他们的行动派的话来说，革命只有“在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 神父的肠子勒死的时候”才算彻底成功。

    在美国，任何真正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没有市场。按照欧洲 的标准，美国两党都是中右党派。在盎格鲁圈的其他主要领地，左派往 往脱胎于辉格党一自由主义的激进派别。

    从成立起，盎格鲁圈工党宣扬的政策就是自立自强，他们组织的活 动有英式铜管乐队、禁酒运动和员工图书馆等。威尔士煤矿工人摩根 ·  菲利普(Morgan    Phillips)在1944年到1961年间担任过英国工党总书 记，他宣称工党“得益于卫理宗比得益于马克思更多”。

    此言不虚。工党尽管总是带有几分“愤青”的情绪，另一个倾向却能 有效地平衡这一势头：它致力于通过提供更多机会帮助广大穷人提升自 己，而不是通过推翻现行体制来实现这一点。

    这些年来，盎格鲁圈取得的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就是将权力从 封闭的精英圈扩展到普通大众手中。这远大的志向引导着女性赋权、争 取普选以及普及教育。这些变革在英语国家中相继展开，尽管时间上略 有先后。比如，新西兰在1893年成为第一个将投票权赋予全体成年人的 国家，而另外的盎格鲁圈国家迅速跟进。但是，主要的英语国家没有一 个说他们需要颠覆整个体制来实现诉求的。1689年和1787年的方案依然 在生效；在英语中，“闹革命”这一类词听起来矫情、怪异，或者干脆就 是孩子气。

    所有这一切，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在英语国家社会中， 爱国主义通常和政治权利联系在一起?毕竟，和其他任何文明模式相  比，盎格鲁圈的发展程度遥遥领先。

    应当承认，英语国家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确实存在反社会主义的偏见：对税收、国家权力和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的抗拒始终存在。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天平的另一端：无论性别或种族，法律面前皆平等；世俗化；对少数群体的宽容；审查宽松；社会流动性高；重视教育。还有哪 些地方可以把所有这些视为理所当然呢?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颂扬民族认同成了英语国家社会中保守 主义者的追求?这并不是说爱国主义天生是中右翼的立场。在欧洲大陆 传统中，不爱国才是右派哩。欧洲的民族主义者     那些相信国界线应 该由民族或语言的边界来划分的人-     多数都是激进分子。1848年欧洲 革命基本上是左派发起的。当起义被镇压，旧的王权和教权秩序重新建 立后，革命者纷纷逃往伦敦——他们知道伦敦会是他们的避难所。他们 对英国的开放、包容和自由表示敬意；除了卡尔 ·马克思，因为他预言  的革命没有发生，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未原谅这个帮他遮风挡雨的国 家。

    什么原因让众多英语国家的左翼分子如此不领情?为什么回忆历史 时，他们无视普选权的扩大、对奴隶制的反抗以及对纳粹的胜利，却偏 偏揪住英国然后是美国的帝国主义不放?

    答案无关历史也无关政治，而在心理学。我们越了解大脑的工作方 式，越能够发现人们的政治观点倾向于对直觉的理性化。我们潜意识中 接纳那些符合我们偏见的数据，却自动过滤了那些不符合的。我们通常 很容易指出别人的这种倾向，但几乎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也有这种毛病。

    这一症状有一个典型例子，这就是对全球变暖的争论。乍一看，气 候变化问题不至于导致评论者左右站队吧，毕竟科学建立在数据之上， 又不像我们对税收、国防或家庭的态度。

    问题在于人人都有假设，科学家也不例外。我们的祖先在更新世(Pleistocene)的非洲大草原上学会了从不断重复的现象中发现模式，以此来理解周围事物。这种倾向深深植入我们的基因中，可以解释认知 失调的现象。当有新发现时，我们下意识地试图将其纳入自己已有的信 仰体系；如果无法融入，我们首先质疑的是发现，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信仰体系。有时候这个习惯可能导致错误，但是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连 存活都很困难。正如埃德蒙 ·柏克所说，如果我们试图摆脱偏见，所有  努力对每一个新情况都从第一性原理开始思考，而忽略自身的经验和我 们民族已经积累起来的智慧的话，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如果你相信富有的国家因为剥削穷国而变得富有，这样的国家行为 的好处大于危害，而人人都应该接受稍高一些的税收，那你就更可能相 信要求政府干预、国际精英合作管理和全球财富再分配的论调。

    另外，如果你从“个人比政府更可靠”出发，则集体主义一定是个明 摆着的失败，而官僚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扩张权力，那么你更有可能相信 全球变暖只不过是左翼分子希望集权的最后一个借口。

    每一方都坚信自己一本诚意，怀疑对方的动机-     这正是让争吵醋 意十足的原因。双方观点的支持者都认定各自依据的是真实有效的事实，而对方的批评一定出于欺骗或愚蠢。

    双方在数据的解释上有分歧，都质疑对方的数据。别说如何应对气 温的变化了，在地球是否在变热这一点上都没有达成一致。尽管我们都 认为我们是在处理坚硬的、纯粹的、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其实已经多多 少少将我们自身有偏向性的世界观带入了这些数据中。

    对多数自我定位为中左翼的人来说，坚持支持弱势群体这个观念是 光荣而且崇高的理想。这样的理想当然不局限在左翼人士身上，但是左 翼人士将其夸大到了排斥其他理想的地步。

    乔纳森·海特 (Jonathan Haidt)  是心理学家，同时也是温和的左派。他试图解释为什么政治对话如此困难。在他2012年出版的《正义之 心》(The Righteous Mind)中，海特说，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观察 问题的视角从一开始起就已经注定了。两派都赞同对弱势群体的支持，但保守派会考虑其他因素的制约，比如尊重人的尊严；而对左翼分子来 说，则不存在任何制约。

    如果你能抓住这个神经学上的差异，就可以解释左翼分子所有表面上看来不一致和互相矛盾的地方了。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认为移民和 多元文化在西方民主国家是好事，但到了亚马逊雨林部落就变成了坏事；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呼吁性别平等却又同时要求限制女性岗位的配 额；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对英国作战就是正确的，而对巴勒斯坦作战 则不义。

    历史包含了一层层的受害者关系，历史叙事总是充满对底层受压迫 民众的同情。同一群人可以同时是压迫者和受压迫者，这取决于叙述的 角度。比如，拉丁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处在盎格鲁人和美国原住民之间，当他们殖民墨西哥时，他们是坏人；但当他们加入美国时，他们又 成了好人。

    当然，所有历史学家也都有其偏见。我的目的仅仅是想解释为何盎 格鲁一美利坚文化中的民族自豪感如此集中在政治谱系这一端。答案很 简单，因为盎格鲁圈的民众很少被视为弱势群体，小国从与强大邻国的 对抗中得到满足，所有党派可以共享这种自豪感。在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爱国主义被认为是左翼纲领的必需品，而保守主义则代表哪怕不是 合作，也至少肯定是文化上对前殖民权力的臣服。在阿拉伯复兴党控制 的国家，在桑蒂诺6影响下的尼加拉瓜，在庇隆7主义的阿根廷，在玻利 瓦尔传统的委内瑞拉，民族主义的信念将人民主权和国家权力、推翻  卖国者的独裁以及排除外国影响联系在一起。

    全世界的反美和反英鼓吹者无一例外都使用了民族主义者的语言， 这是讲英语的进步人士通常惟一能够接受的一种民族主义。乔治 ·奥威  尔极力贬低“英格兰左翼的受虐心理”: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纲领——无论这样的纲领多么蹩脚，只要能反英就够了。他提到了爱尔兰共和军 和斯大林主义。要是他在现在来写这些话，无疑还会把美国左翼包括进来。

    民族主义也是盎格鲁圈左派反对人士的利器，包括威尔士的民族主 义者、拉丁美洲的反扬基主义者和魁北克的分裂主义者。他们把民族主

    义思想插入受害者等级序列之中，将自己视为弱势群体。与此相对，盎 格鲁圈的进步人士却很少这样做。只有极少数的例子，比如华盛顿领着 疲惫的部队经过冰封的福吉谷(Valley   Forge), 以及丘吉尔在伦敦暴 雪中振臂高呼。这类故事广为流传，但是，这也绕不过过去三百年间盎 格鲁圈总体上比其他文明技术更领先的事实。

    恰是这一巨大成功使得颂扬盎格鲁圈文化的卓越有几分尴尬，因为 这么做很可能被指摘自大或者排外。而在其他情况下，左翼分子本会直 白大赞的事例，却罩上了他们假想中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殖民者的傲慢的 阴影，比如纳皮尔对支持殉夫的印度教祭司的回答就是这样的例子。

    奥威尔所说的受虐倾向，是盎格鲁圈的健康品质——同理心——的 病变。我们常会觉得，我们这些英语民族的成员就应该包容，应该站在 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不难发现，这个特点可以被无限放大。如果不算特 别自我憎恶，我们不妨说它最后发展成了某种形式的文化相对主义。盎 格鲁圈文明的独特成就就这样被低估了。

    自从盎格鲁圈国家取得全球主导权之后，这个倾向就存在了。在1885年的滑稽剧《天皇》 (The Mikado)中，吉尔伯特 (Gilbert) 和沙利文 (Sullivan)这样调侃道：
    傻瓜们一个劲儿叫好，
    除了现在，所有时代都好；
    除了自己的国家，外国的月亮都圆。

    直到20世纪后半叶，文化相对主义还基本局限在大学校园和学者的 小圈子里。即使那些致力于发掘其他观点和发现自己文明瑕疵的人，也 不得不承认盎格鲁圈比斯大林治下的俄国或者埃塞俄比亚王国更为自由、公平，也更加进步。

    但是，观念终究会产生影响。学习了相对主义的学生们后来占领了学校教席，他们的学生则接受了这种教条的灌输。现在，在英语社会中，带着愧疚而不是自豪去学习自己的历史已经相当普遍。当然不是说 我们已经抛弃了道德判断，但是，当我们开始用左派的“万能药”而非按 照历史时期的标准来评判英语民族的行为，这岂不是荒唐?!

    一旦丢失了盎格鲁圈的自豪感，我们接下来很可能丢失的就是实现 这些成就的政治制度。

    注释

    1指苏格兰。

    21603年，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驾崩。苏格兰玛丽女王的儿子詹姆斯六世 继位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从此英格兰和苏格兰共主，两国联合。

    31707年，《联合法案》签署，英格兰、苏格兰两国议会合并。
    4新教徒 (Protestant),     字面意思就是“抗议者”。

    5英国第一批到达美国的殖民者于1620年乘“五月花号”登陆麻省的普利茅 斯。

    6桑蒂诺(Augusto Cesar Sandino),尼加拉瓜反美游击队领导人，被视为 民族英雄。

    Z胡安·庇隆 (Juan      Perón),阿根廷政治家，曾三次出任阿根廷总统。他提 出了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被人称为“庇隆主义”。

    8玻利瓦尔 (Simón   Bolívar)是19世纪解放南美大陆、领导拉丁美洲独立战 争的先驱，先后带领军队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了南美洲多个国家，被称为“南美洲的解放者”“委内瑞拉国父”。

    第九章 想想你们所属的民族

    英国的上议员和下议员们，请想想你们所属的和受你们管辖的民族究竟是 什么民族。这不是一个迟钝愚笨的民族，而是一个敏捷、颖慧、眼光犀利的民 族。他们勇于创造，精于辩论，其程度绝不下于全人类的禀赋可能达到的高度。 ——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1644
    兴亡寻常事，飘零几多载。然而，我们对宪法的信仰从不曾减弱，宪法也 从未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失效。我们的原则一次又一次重被发现，并非因为它 们写在发黄的羊皮纸上，只因自由的永恒真谛已深深地蚀刻进人的灵魂。 ——马修·斯伯丁 (Matthew     Spalding),2009

    2012年7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 ·罗姆尼(Mitt Romney)展开了 为其助选的外交访问。他选择了被奥巴马团队忽视的三个传统盟友：以 色列、波兰和英国。以色列和波兰之行相当成功，但对英国的造访却因 此前一位助手发表的言论(该人申明不是他说的)而蒙上阴影。据称那位助手说，美英两国一衣带水，因其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遗产而被 捆绑在一起。

    大西洋两岸的左翼人士都对这一评论大加挞伐，称这是一次“民族 失言”,奥巴马在竞选演说中更直言这是“赤裸裸的冒犯”。     尽管，就像大多数宣称被冒犯的人那样，他们其实对此都心知肚明。毕竟，就 算罗姆尼那个大大咧咧的职员也很清楚，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一个民 族来说，在美国选民中只占很小比例，我们就此可说，他们形成了一个 英国选区。看来，不只有我的国家充斥各种诸如叫“汉南”一类的非盎格 鲁姓氏的人。就像我们在第一章里看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其他民 族的联姻自始即有，并且“盎格鲁——撒克逊价值”也一直是在一个多种族 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相信那些假装很受伤的人其实也很清楚，这里指的 不是种族而是文化。

    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中有一种特别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它是 在超越种族的观念上建立国家的。美国人一直以他们对外来者的强大的 融合力而自豪。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从各自国家被吸引 到这片大陆，决心成为美国人。

    “成为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接受写进美国宪法的价值 观：言论自由，权力分立，宗教宽容，等等。第二，理解与前述价值密 切相关的不成文宪法：公民参与，开放竞争，私人契约，性别平等。第 三，说英语。追根溯源，这三项特征是从哪里来的?不是韩国，不是罗 马尼亚，也不是厄瓜多尔-     尽管来自这些国家的人们也可以像其他人 一样接纳这些特征。我们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是一整套被打包在 英语世界中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假设。

    围绕这次对罗姆尼竞选活动的攻击，从反面反映出我们看待过去的 看法近来有了改变(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正读到这里，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在这里使用的“我们”,指的正是全体自由的英语民族)。盎格鲁—撒 克逊价值不再被视为个人自由、普通法、代议制政府、反抗暴政、陪审 团制度的代名词；相反，编辑们的评论都被塞进了现时的流行话语，透 过这些话语，那些想要推行盎格鲁—撒克逊价值的人们发现他们自己落 入了受害者阶层的一端。

    我们在每一个盎格鲁圈核心国家，总能发现那些不待见盎格鲁文明 遗产的人往往会拒绝承认盎格鲁圈是一个全球性联盟：在英国，有些人 坚持认为英联邦是帝国的延续，英国将来的命运一定在欧洲。这样的观 点，在盎格鲁圈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知音。 比如，在澳大利亚，就有人认为澳洲与英国的亲密关系已经不合时代潮 流了，澳大利亚作为亚洲国家才能拥抱未来。

    这种情绪在学术界和媒体精英中相当有市场，民间倒少有人这么想。1999年，澳大利亚对是否要“抛弃”英王举行了公民投票。这次公投 被普遍认为，与其说是废除君主立宪政体，不如说是要摆脱国家与盎格 鲁文明世界的关系。发起共和运动的领导人大多是英格兰或者爱尔兰后 裔，他们很难掩盖与那些从别的地方来澳的移民的矛盾；后者拥护维持 现状，而不愿选择他们出生国或者他们自己的祖先留下的制度，因此议 案未获通过。

    互联网及在线媒体的繁荣暴露出反对盎格鲁文明的精英们的若干弱 点，而这些精英们过去则在广播电视系统一统天下。加拿大总理史蒂芬 · 哈珀、澳大利亚总理托尼 · 阿博特 (Tony   Abbott) 和新西兰总理约翰 ·基      (John  Key)认为他们三国的结盟理所当然，就像英美联盟一样。也许 因为他们看过民意调查，他们明白，光纤网络正是改变大众观念的力量。

    同情，或者更文艺一点的说法——同胞之谊，是人类在处理自身事务过程中的一种强大的力量，能感染很多对盎格鲁圈早期历史毫无认识 的人。在最近一次聚会中，我刚巧坐在米哈伊尔 ·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旁边，这位加拿大自由党党魁在2011年1是总理史 蒂芬 · 哈珀的对手。伊格纳季耶夫聪明，优雅，在学术及广播从业生涯中都取得了傲人成就，只可惜在从政以后没能延续这样的辉煌。我们谈 了很多，他提出各种理由证明为什么盎格鲁圈如今已经衰落了。他说， 加拿大见证了其英国传统如何被移民所消解。他还不忘提醒我，他自己 的姓氏伊格纳季耶夫不就能提供这方面的线索吗?!我回答他说：“没  错啊，但是如果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发生战争     即使你认为澳 大利亚更有过错——你会站在哪一边呢?”他停了一会，然后说：“还是 你说得有道理。”

    长期以来，似乎不借助“帝国主义”或者“宗主权”这一类概念，就没 法推动盎格鲁圈的扩展。尤其在爱尔兰和印度，文化和政治发展的重点 始终是想要和殖民之前的政权拉开距离。但是现在独立斗争几乎早已淡 出人们的记忆。就算这些老制度一去不复返，我们也一样知道盎格鲁圈 的议会制普通法模式的重要性。

    互联网是盎格鲁圈的发明，现在已然成为英语语言最强大的工具。 整个盎格鲁圈的人们通过它联结在一起，建立了独立于政府的文化、经 济和社会联系。将“盎格鲁圈”推广为流行词的詹姆斯 · 贝内特相信，讲  英语的民主政体最适合形成他所谓的“分散化的、有弹性的网络共和国”。在其中，网络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纽带。一个人数庞大的印第安  流浪者社区借助于活跃在盎格鲁文化环境中的电影、音乐和其他文化活 动得以形成。

    后来担任爱尔兰内阁部长的丝蕾 ·德 ·瓦莱拉 (Sile    de    Valera, 埃蒙 的孙女)在2000年宣称，在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比在布鲁塞尔的爱尔兰人 更有归属感，欧盟在统一成员国身份上走得太远了。她陈述了一个明显 的事实：在盎格鲁文化圈内，存在一个爱尔兰人社区，它可以把散居在每一个核心区域的爱尔兰联系起来。然而，她同时也指出了文化传统上 的一个重大转变，即，爱尔兰不再依靠欧盟来增强其对抗英国的独立性，而是自信地成为盎格鲁圈中平等的一员。

    有着阿尔斯特清教徒血缘的后人也发现互联网极大地促进了他们在 盎格鲁圈内的联系。阿帕拉契亚山区的乡民们为了纪念威廉三世在伯因 河战役的胜利，每年7月12日都会举行盛大游行。最近十年间，我们看  到了分散在北美、澳大利亚、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后裔彼此间 文化联系的飞速发展。

    盎格鲁圈内核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 最好阶段。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它们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建立在 首先与美国，其次与英国的紧密联系上。美国和爱尔兰自从结盟以来， 彼此关系从未这么近过。印度加入了与美国的战略同盟，并且暗示它将 与英语世界其他国家结盟，这好像突然之间变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2004年大海啸之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海军联合展开救援，这是 他们继北约组织在近六十年前的联合行动之后都未曾采取过的。

    在所有盎格鲁圈的核心政府中，只有一个有意识地站到了圈外，那 就是美国政府。

    这个局面是明摆着的：巴拉克 ·奥巴马不喜欢盎格鲁圈，尤其不喜  欢英国。我们不妨来看看证据。总统先生收到戈登 ·布朗赠送的一只用 皇家海军舰只“加内”(Gannet)   号上的桅木制成的笔筒——“加内”号毕 生在海上服役，在反对奴隶贸易的海上护航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结果， 总统先生回赠了一套DVD 影碟。

    在与英国首相进行的第一次高峰会晤中，奥巴马先生圆滑地降低了 两国同盟的地位。美国总统在评价国际关系最高等级时当然要谨慎，以 免伤了与墨西哥、以色列或者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和气。但是，前美国 领导人从来都毫无顾虑地称英国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乔治 ·W.布什  就走得更远了，他把英国视为“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最牢固的同盟”,还在2003年巴格达解放日那天宣布，“对于我们美国，没有比英国更好的 哥们儿了”。然而，在第44任总统的口中，英国仅仅是“我们的盟友之  一”,他把英国政府彻底降到了巴林岛和洪都拉斯之列。

    前阵子石油泄漏事故造成路易斯安那及墨西哥湾部分地区数百万元 损失，奥巴马总统在各种场合攻击他假想中的“英国石油”公司 (BP)。

    事实上，十年前就没有这个公司了。“英国石油”公司早已完成了和“美 国石油公司”(Amoco)   的合并，如今美国和英国对这家公司共同持股。

    乔治 ·布什在和女王的会晤中，又一次出现了口误。为了打圆场，布什咧嘴一笑(这可没经过彩排),赶紧说：“她看我的眼神就好像一  个母亲看着一个孩子。”这真是颇能打动人心的一句话，仿佛在优雅地  表白对英国遗产的感激。他的继任者呢?继任者献给女王陛下的是一个iPod里面录的是总统先生自己的讲话。

    奥巴马总统第一次出访西非时，在讲话中谈到为争取独立而与英国 发生的地区冲突(事实上，也算不上多大的冲突：大多数非洲殖民地未 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自治)。然而，在参观了奴隶堡以后，他却对奴隶 贸易基本上被皇家海军铲除这一事实闭口不言。

    他的高冷已经超出了必要的礼节。本届政府现在近乎危险地想要压 制庇隆统治下的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的立场。在一系列解决方案中，白 宫想要迎合那些激进的反西方分子，比如委内瑞拉总统乌戈 ·查韦斯(Hugo    Chavez) 和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 ·奥尔特加 (Daniel     Ortega) 支 持的阿根廷在谈判中提出的主权要求。国务院甚至着手准备用它的阿根 廷名字马尔维纳斯来命名争议地区。

    奥巴马当然有权利选择谁做朋友。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他 不喜欢英国与他拒绝接受早期美国从英伦群岛继承来的价值和制度之间 不无联系。奥巴马拒绝的，不仅是英美的特殊关系，更是这种关系得以 建立的世界观。

    奥巴马对英国的厌恶之情一般被解释为因为祖父曾遭到英国人虐待 而耿耿于怀。奥巴马的祖父侯赛因 ·盎扬戈(Hussein      Onyango) 在20世 纪50年代肯尼亚茅茅党 (Mau    Mau) 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部落战争中 被拘禁。但这个解释与奥巴马自己所写的有很大出入。

    奥巴马从没见过他爷爷，但他后来了解到的家族史使他很受震撼。 尽管盎扬戈被英国当局拘捕，但他还是保留了一个帝国主义者的立场， 相信英国在肯尼亚的高层机构应有一席之地。盎扬戈常常提到，非洲人 太懒了，根本不可能争取到独立。为此，年轻的奥巴马感到很震惊。“我想象他是他的民族的一分子，反对白人的规则。”他在自传《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 中写道，“奶奶告诉我的故事完全颠覆了我过去的印象，那些丑陋的字眼在我的脑海不断闪现：汤姆 大叔，投敌者，顺从的黑奴”。

    其实，总统的反英情绪并非来自他爷爷的经历，而是来自于他所崇 拜的父亲——尽管距离可能远了点。巴拉克 ·奥巴马的父亲抛弃了奥巴  马的母亲，对小巴里也几乎从来没管过(从他孩童时一直到青春期)。 然而，有一回他到夏威夷旅行，这次旅行给10岁大的未来的总统烙下了 深刻印迹。像很多小男生一样，巴里被告知了有关他消失的父亲的传奇 故事；他向班里的同学暗示，他爸爸是一位了不起的酋长，而自己有一 天也将会继位为部族首领。当老师要求巴里请爸爸来班上做演讲的时候，小奥巴马真是尴尬至极，为自己无伤大雅的小谎言就要被戳穿而坐 立不安。不过，当潇洒的肯尼亚人身着非洲服饰踏进教室，然后开始侃 侃而谈，小巴里的所有担忧都烟消云散了。这可真是奥巴马童年的决定 性一刻啊!

    他靠在赫福迪小姐 (Miss Hefty) 那厚重的橡木桌上，描述地球上一条深深 的峡谷，在那里，人类第一次出现。他讲了那些还奔跑在平原上的野生动物，那些仍然要求一个男孩去杀掉一头狮子来证明自己已经成年的部落。他讲了卢奥 (Luo)  部落的习俗，长者怎样获得崇高的威严，怎样在一棵大树下制定每个 人都必须遵循的法规。他还讲了肯尼亚为了获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英国人怎  样在那片土地上长久地驻扎而不愿离去，如何残暴地统治那里的人民，就像他  们曾在美国土地上做过的那样；但是肯尼亚人，就像我们所有在教室里的人一样，渴望自由，并且通过努力和牺牲来争取自由，发展自我。

    这种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被殖民者反抗殖民者、一无所有者反抗 物质充足者的持续斗争观构成了老奥巴马世界观的主体。在《奥巴马的 愤怒之源》 (The  Roots   of  Obama’s  Rage) 一书中，迪内 ·杜泽 (Dinesh D’Souza) 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奥巴马的国内国际政策深受他父亲20世纪  50年代反殖民主义的影响。迪内 ·杜泽称：其他分析人士所犯的错误在  于他们总是想把奥巴马放进美国种族主义叙事话语中；但是，为民权而 战只是他经历中不那么重要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奥巴马因其对最低工 资、肯定性行动等黑人所关注议题的忽视，而惹恼了很多黑人政治团体。他的斗争重点远不在反对密西西比的种族隔离，而是非洲的独立派 反对欧洲帝国主义。

    举个例子，奥巴马的气候改变政策似乎既不能抑制全球温室效应， 也无助于改善美国的形象。但是，这一政策产生的最大红利就在于将财 富从富国重新分配给了穷国。迪内 ·杜泽特别指出，奥巴马的行政班底  禁止开放美国的近海石油钻探，而将这一权限交给了巴西。奥巴马对于 无核化问题的热情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总统在论坛上呼吁各国消除核 武器，却唯独不提伊朗和朝鲜，这实在有点让人费解。但问题不在于伊 朗或者朝鲜，问题在于他尽力想使美国看上去不那么好战，不那么强势，或者换个说法，不那么帝国主义。

    奥巴马不待见英国，也不待见英国遗赠给她的13个殖民地及继而建 成共和国的那些财富：普通法，对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坚持与强调，不 信任政府，必须由民选代表通过法律来决定征税。

    对于一个反盎格鲁文化的头脑来说，这样的遗产并不值得欣喜。美 国革命最吸引奥巴马的地方，不在于国父们宣扬的那套崇高的政治理念，而恰恰是在这阵风潮之后，他们被成功地塑造成了反殖民主义者。 奥巴马在他第一任就职演说上就抛出了这一主题：“在美国诞生之初，最寒冷的季节，一小拨爱国者围拢在冰封河谷边将熄的篝火周围。长官 已经溃逃，敌人正在推进。鲜血染红了白雪……”他多次在访问发展中  国家的行程中重复这一意象。2011年，阿拉伯爆发革命，他把这些民主 派人士比作波士顿茶党成员——要知道，这个词他可从来没用在美国国 内的抗税运动身上。

    继承保守主义遗产的早期独立派领袖观念可不是奥巴马所描绘的这 种形象。然而，我还是想告诉你们，独立派是多么有意识地在捍卫一种 仅通过英语表达出来的处理人类事务的政治哲学，而且，事实上这也是 为什么他们称自己为独立派的原因。一旦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意味 着要接受那些建立共和国的人的特殊之处。也就是说，承认美国不是一 个简单的多元文化的混合体，它得自阿拉巴霍人²的东西不可能与得自  亚当斯的相提并论；它是讲英语国家大家庭的一部分。

    美国成为盎格鲁圈联盟的独立的成员已经一个世纪有余，虽然并没 有和英国及其他英联邦成员国始终保持正式的结盟关系，但美国本能地 知道自己站在哪一边。英语民族为反对现代世界的集权主义并肩战斗： 法西斯、苏联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就算盎格鲁圈国家没有在同一问题上采取正式的统一军事行动，也 没有人怀疑他们同样的立场。英国政府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很有策略地 支持美国，美国政府同样低调地在两年后的南非战争中投桃报李。盎格 鲁圈核心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 争中都站在了一起。唯一一次内讧发生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英美翻 脸，最后造成灾难性后果。艾森豪后来称他没有支持英国军方打击贾迈 勒 · 阿卜杜一纳赛尔 (Gamal  Abdel  Nasser) 的行动是“最大的遗憾”。

    阿根廷在1982年入侵福克兰群岛时，罗纳德 ·里根总统自然清楚谁  是他的朋友。他建议国防部为英国提供一切所需物资。事实上他做到了 最大限度的仁慈的中立，不表示出公开的敌意，为英国提供了情报和后 勤支持。在查尔斯·摩尔 (Charles     Moore) 为玛格丽特 ·撒切尔所写的传 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里根总统明白盎格鲁圈国家在思想观念上本是一家，这一点远较对南美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更为重要。后来的事实证明， 的确足够幸运，加尔铁里³军政府的倒台使阿根廷走向了民主，而不是  独裁。

    里根眼中的受到独裁威胁的讲英语民主政体，在奥巴马看来，似乎 正是一个帝国主义残余。然而，如果福克兰群岛果真是一个帝国主义的 残余，这又偏巧是一块讲英语的定居者固执地追求个人自由和议会主政 的领地，那美国又是什么呢?建国者们有着坚定的信念，自认是英国自 由的继承者和守护者。当他们看到这样的自由被一个遥远的君主专断地 摧毁时，不惜一战以捍卫权利。独立派领袖们信守的自古相传的自由后 来被写进了神圣新宪法中，这就是美国例外论的精髓，只可惜现任总统 似乎并不承认它的存在。

    巴拉克 ·奥巴马就任后归还了安放在白宫的温斯顿 ·丘吉尔半身像，此举实际上是在全盘否定过去所倡导的盎格鲁圈国家共有一个梦想、共 担同一使命的理念。那时候，当其他人还在徘徊踟蹰，我们却坚守着我 们的天职：为捍卫个人自由、议会至上和法治原则而战。

    美国本届政府不只是反英，它还降低了自乔治 ·布什时代起建立的  与印度的同盟，甚至在近海钻油权问题上差一点与加拿大大打出手。与 此同时，奥巴马总统又和欧盟卿卿我我。他的第一任总统选战就是从欧 洲之旅开始的，柏林一站可谓巅峰。在访问德国期间，他的一席讲话博 得了欧盟领导人的满堂彩。他说，过去美国太自负了，没能好好向欧盟 学习，将来，他会竭尽所能深化与欧盟的合作关系。

    托马斯 ·杰斐逊写道：“如果全欧洲最后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君主制，那绝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巴拉克 ·奥巴马对此当然不可能不知道，但他 毫无心理负担地表示，欧洲超国家组织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事实上， 自从冷战结束以后，欧盟就很少掩饰它的反美情绪。它和中国联合开发 了一套卫星系统，公开挑战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雄心勃勃地 要打破雅克 ·希拉克所说的美国“技术帝国主义”。它对古巴境内的反卡  斯特罗势力不置可否，宣布美国制裁古巴是不合法的。它还向哈马斯组 织输送资金，当然现在需要通过非政府组织的管道来实现这一点，以免 与自身的反恐政策相违背。它在一系列重要国内问题上——比如能源价格、死刑和关塔那摩等 ——批评华府。

    那为什么华盛顿还是要迎合布鲁塞尔呢?到底欧盟有什么致命吸引 力?估计很难避免以下答案：巴拉克 ·奥巴马希望美国在各方面都更像  欧盟，高税率，重环保，半和平主义，再分配，中央集权化，财政赤字，等等。

    这张清单上的关键词是中央集权化。当权力从民众转移到政府，从 各州转移到中央，从民选代表转移到行政部门，其他的所有也随之而来。国家机器日益膨胀，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也越来越低效。杰斐 逊卓有远见的分析完全可以适用于解释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我们的国家太大了，所以不能让所有事务都由一个政府来处理。那些公职 人员隔着这么老远的距离，又不在选民们的眼皮底下，因此必然会因为各种各 样的情况无法管理或者达到一个好政府所要求的各种具体事项。另外，基于同 样的原因，他们也会趁选民无法查知，给代理人们腐败、浪费、中饱私囊等种 种机会。

    美国人何其有幸，美国宪法正是按照杰斐逊式的原则制定的；欧洲 人何其不幸，他们不得不和前法国总统瓦勒里 ·季斯卡 ·德斯坦打交道，他曾荒唐地把起草《欧盟宪法条约》称作“我们的费城时刻”。当杰斐逊庄严地向他的国人承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时，《欧盟基本自由宪 章》则在保证欧洲人的“罢工、免费医疗和适足住房权”。

    当然，从短期来看，这些东西相当让人开心：公立大学，更短的工 作时间，两小时午餐和休息，长假，更早退休年龄。难怪欧洲人会自夸 他们的生活品质比扬基“砖工”们强多了。可麻烦在于，当人们更晚就业，更早退休，而且一门心思地在为政府工作的期间内少上班，那么,  他们就挣不了几个钱。然后，他们的钱早晚得花光。欧洲就走到了这一 步。

    准确地说，对于普通欧洲人来说，钱已经花光了，他们正深陷经济 危机。几十年劳工权利立法的效果是，欧盟的权利越来越多，而工人却 越来越少。

    然而，对欧盟官员以及日益膨胀的靠布鲁塞尔经费养着的咨询顾问、合同制人员、寻租者阶层来说，完全不存在钱荒的担忧。当各国政 府忙于缩减国内财政开支时，他们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流向了欧盟，欧盟 的财政预算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

    在布鲁塞尔，也和在华盛顿一样，政治家都在谈论钱应该被用来“刺激经济”。从某种程度上，是这么回事。举个最近的例子，时任欧盟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主席巴罗佐和时任欧盟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 主席赫尔曼 ·范龙佩分别乘各自的专机飞抵俄罗斯 参加同一个峰会，前后脚相差不到4个小时。调用两架喷气式专机可以  双倍刺激经济，何乐而不为呢?欧盟可以有两个首脑，何乐而不为呢?  两套平行系统可以产生双倍的规章制度，何乐而不为呢?

    美国还没有走到欧洲今天的地步。因为建国者们的远见卓识和爱国 忠诚，这个国家奠基于一个更好的起点上。但是，国家的走向却再明显 不过：长期赤字，联邦政府沙皇主义，奥巴马医疗保健计划，支持超国 家体制。美国正日复一日地欧洲化-     我的意思是，更多管制，更急于 辩护，更加僵化，以及更虚弱了。

    美国人素以自力更生、乐观主义和志向远大为傲，但这些特征并不 是密西西比河水或者土耳其烤肉的副产品，也不是美利坚民族基因中有 什么特异功能。人总是对激励作出正反馈，文化是被体制所形塑的。如 果税率、政府开支、债务不断攀升，如果美国人越来越依赖政府，那么,要不了多久，他们也得像法国人那样，为他们已有的权利而走上街头。

    玛格丽特 ·撒切尔的政治教父基斯 ·约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 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把责任交给人民，那么,他们就会负责任地行 动。推动个人的，必将最终推动整个国家。

    整整三十年，希腊都是欧盟经费开支的最大受惠国。每年，这个国 家中最优秀的毕业生都会在就业问题上面对一个单项选择题，是为欧盟 工作、为它的附属机构工作，还是要吃本国的行政饭?权力机关开出的 工资、优厚的津贴、税收优惠等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现实中在任何一个 私人部门可能享受到的待遇，这种情况下，谁想去创业或者做买卖?!

    这样的结果在今天的希腊也明摆着了。就像个人很容易被各种额外 的福利宠坏一样，一个选区也是如此。在被问到是否准备好为继续留在 欧盟而必须忍受经费削减时，希腊选民的回答就像一个撒娇的孩子：“我们要欧盟，但是我们不要削减经费!”

    奥巴马有次被问到是否相信美国例外论，他说：“我当然相信美国 例外论，不过我也怀疑，希腊人也相信希腊例外论吧。”那时，我觉得 总统先生做的类比真是有点奇怪，现在却不再如此了。

    那么,我们说的“美国例外论”到底包含了哪些东西?盎格鲁文明的 独特特征在美国都有哪些最纯粹、最自由的表现?要是我们来列一份清单，会发现它们看上去实在是没什么抓眼球的-     言论自由、契约自由、集会自由、所有权、国会对行政的控制。就是这些。

    然而，这些价值虽然都是老一套的陈词滥调，但确是实实在在的东 西。盎格鲁圈中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现在都对言论自由采取了正式的限制——甚至即使在美国，言论的边界也在不断紧缩。从20世纪90年 代初起，法律就开始陆陆续续对各种类型的观点实施惩罚，理由是这些 观点有可能冒犯某些人，尤其是某些种族或宗教上的少数派。

    最近一段时间，这些法律的实施引发了不少讼案。2007年，马克·斯泰恩 (Mark Steyn) 在加拿大入狱，因为他写了一些诋毁穆斯林的文 章。2011年，一个澳大利亚时事评论员安德鲁 ·博尔特 (Andrew Bolt)   撰写了一篇文章，称要清理那些“职业”土著居民。他的意思是现在很多 非土著民的后代为了种种个人好处“变成”了“澳大利亚土著民”。他因为这篇文章而被判有罪。然而，没有谁说这篇文章造成了煽动，按照普通 法，这一点才是犯罪标准；也没有谁认定它非法，因为它既没有攻击谁 也没有什么错。英国从1695年起就废除了书报审查机制，然而，在2013 年，一套国家监管制度正式恢复了。

    这样的法律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没什么特别之处。大多数欧洲国家 都宣布某些观点 ——比如否认大屠杀——是有罪的。2009年，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慎重地宣布(会上，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坐在一起),其成员国通过了惩治“诋毁宗教”的法律。当然，人权理事会并没有提宗教迫害这层意思，因为这样做无疑将会使沙特阿拉伯相当尴尬。在整个冷战期 间，大多数英语国家的言论市场都是非常自由的，直到它们不再受到苏 联的威胁，盎格鲁圈国家才抛弃了他们一直为之奋斗的那些原则。

    1989年前，讲英语国家的人们习惯于互相打趣儿，说他们可不像铁 幕后面那些倒霉鬼，因为说错了什么话就要被警察抓住衣领。然而，现在，他们也时不时地会因为引用《圣经》章句可能冒犯同性恋群体或者 得罪圣战极端分子而被逮起来。2009年英国大选期间就出了一件荒唐的 事，有人因对候选人拉票不胜其烦，在自家窗玻璃上写下“让他们滚!”然后警察就找上门了，因为他们选择性地把这句话理解为是在攻 击移民。

    我希望我能说这样的事件毕竟少见，但事实是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我选区里有一位钢琴家最近被警方调查了，因为他在一对华人夫妇的听证会上，在大家用餐时间演奏“功夫熊猫”。

    这些突然加诸于言论自由之上的限制可以看作自冷战结束以后另一 种发展趋势的结果，或者说，它们是压倒民选的立法机关的那些国内尤 其是国际人权宪章的产物。

    此外，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盎格鲁圈和欧洲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不同理解：在盎格鲁圈内，公民权利是先辈们在历史上某一时刻  明确赢得的、作为一项历经世代流传下来的确定不移的权利；而欧洲对 于公民权利的观念，则认为它是政府授予的。如果说各类欧洲和国际人 权条约的内容不容置疑，那么,这些条约的优先地位就可能伤害盎格鲁 圈内的国家主权和议会式民主政体，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自由不掌握  在人民自己手中，就绝不可能是安全的”。

    约翰·方特 (John Fonte)  在他的权威论著《主权还是屈服》(Sovereignty  or  Submission) 中写道，超国家主义突然兴起，然后迅速 变成不可争议的事实。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段中，国际法关注的重点从 跨国境问题，比如外交人员的身份地位和海权等，转移到国境线内的问 题，比如劳工法、少数人权利等。

    方特看到了非政府组织工作路线的细微之处，这些个非政府组织不 能通过国内议会达到目的时，就会转而寻求国际性大会。比如说，联合 国德班 (Durban)   反种族主义大会就是在一些左翼压力集团的动议下召 开的，后者公开要求联合国实施那些被投票箱否决的政策。

    如果你反对这种国际管辖论，则可能招来麻烦：你似乎正在变成那  些不招人待见的人，似乎和奥马尔 · 巴希尔 (Omaral Bashir)、拉多万 · 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zic)、斯洛博丹 ·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sevic) 之流为伍。如果这些武夫在本国不能受到审判，那么按照国际舆论，他们就该在别的地方受到公正的审判。然而，我们几乎不用想  就明白，这样做是在削弱国际秩序的传统基础。

    国际管辖权曾经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概念。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 亚条约》 (Treaty   of   Westphalia) 生效以后，刑事惩罚就被广泛地理解 为犯罪发生地所在国家的内政。然而，琴弦崩坏，噪音就随之而来!西 方自由主义者如果说“既然卡拉季奇不在塞尔维亚受审，那我们就该把  他带到海牙来”,那么伊朗法官立马会针锋相对地回应，“西方国家那些 通奸偷情的家伙可以逍遥法外，我们是不是该把他们递解到他们该受惩 罚的地方去?!”

    国际管辖权切断了立法者和法律之间的联系。因为这样一来，法律 不是由向选民负责的议员们通过的，而是被国际法学家们创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转向这样一种现代理念，即，法律制定者应该向他 们自己的良知而不是对那些将受此约束的人负责。

    后果会怎样呢?就像罗伯特 ·波克(Robert   Bork) 在《强制的美 德：法官的全球规则》(Coercing  Virtue:The  Worldwide  Rule  of Judges)  中所预言的，那些被投票箱否决的计划、方案就有可能得到推 行。法院很可能对人权条约作出超出任何一个正常人合理理解范围的有 倾向性的、扩大化的解释。

    随便举个例子，一个偷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拒绝遵守将他驱逐出境 的命令，理由是他没有得到在他输入国内的同等的健康保险。这个纠纷 就挑战了《欧洲人权公约》第三条“禁止酷刑”的规定。4我举的是一个  代表了日益普遍化趋势的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它反映出法官很愿意在他 们所认为的法律应该是什么而不是法律本身是什么的基础上进行裁判。

    国际法律师们不用经过什么有实际意义的审查，就可以在他们觉得 不便的时候轻松地改变他们自己的规则——他们必须要在庞大的预算中 趟出一条路来。约翰 ·劳兰德 (John     Laughland) 对米洛舍维奇审判进行 了一系列研究，他发现，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承认他们采用了谣言证 据，不停修补程序规则，并且，当被告人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地自我辩护 时，他们不得不外聘特别顾问来对付。还没等到长达八年、耗资2亿美元的“世纪诉讼”作出最后判决，法官和被告人都已撒手人寰了。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纯粹的建立新秩序的假设了。向一个国家的首 脑发指示，就像国际刑事法庭在2009年签发的对苏丹总统的逮捕令，这 等于宣布了一场无人愿意应战的战争。要将总统巴希尔带到法庭受审的 唯一途径，只能是占领他的国家，把权力移交给占领军，这也是同盟国 之所以能对纽伦堡审判享有管辖权的基础。做不到这一点，那所谓的国 际传唤就只能是宣示性地做做样子：发出指令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但实 际的效果恐怕只会使独裁者藏得更深。

    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吧。一方面，独裁者无视国际规则；另一方面，民主政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民主政体中的法官则不会。西方国家 的法院不断地想通过国际条约来挑战本国选举式政府的决定。比方说， 四位英国内政大臣试图遣返一伙阿富汗劫机者，他们在伦敦斯坦斯特德 机场差点搞成了一桩劫机。然而，尽管这起犯罪行动如此严重，尽管他 们声称要逃离的塔利班政权已经被推翻了，但是，最后，这伙劫机犯还 是被法院授权留在了英国境内。

    国际管辖权的政治化似乎永远来自同一个方向，那就是签发的逮捕 令只会针对阿里尔 ·沙龙5,不会针对亚西尔 · 阿拉法特6。皮诺切克?被捕 了，但是卡斯特罗照样还能参加国际峰会。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在欧  洲被起诉，但萨达姆 ·侯赛因却没有。

    2010年，以色列温和派政治家齐皮 ·利夫尼(Tzipi  Livni),因 为 一 纸错误逮捕令，不能到英国参加会议。英国政府修改了相关法案，如此，总检察长有权驳回政治敏感人物的逮捕令。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别的 国家，恐怕即使再温和的人也会愤怒。试想一下，罗伯特 ·穆加贝宣布，他的官员可以自行决定哪一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应该到津巴布韦法 院受审，这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

    类似的荒唐事总是不可避免地紧随国家主权的概念而来，国家主权 观念从164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一直盛行不衰。那么,管辖权的国际化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得到承认的呢?或者说，它是什么时候被列上议事日程 的呢?再次援引波克法官的话：“我们所做的，就是一场政变。悄悄的，缓慢的，但毫无疑问，是一场政变。”

    立法机关的地盘节节失守，不仅相对于积极的司法部门，对活跃的行政常设机构也是如此。盎格鲁圈国家的行政机构和组织大量繁殖：在 英国，它们被称为“半官方机构”,也就是准自治、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它们的领导人获得了一个足以精确概括其专断特质的名字——联邦沙皇。

    在每一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中，各种顶着首字母缩写名牌的行政机 构已经发展到它们的前代完全不可想象的程度。如果平等派能穿越到我 们今天的时代，当他们看到英国的权力现如今都掌握在儿童援助中心、 健康与安全管理委员会、食品标准局和其他各种行政部门手中，一定会 感慨他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平等派在他们那个年代发起的斗争就是为了 控制他们所说的“王室的官吏”。如今这些官吏全都回来了，摇身变成了 各种代理人，只不过不在皇室(然而，在英国和那些自治领，也还保留 了很多类似名义上的机构),而在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管理机构中。

    国家随着权力的不断集权化而生长起来。我们已经知道权力的分散 化一直是盎格鲁圈政治机构的独有特征。从17世纪至今，当欧洲国家不 断地消除本地特殊主义并将权力集中到王室时，盎格鲁圈则将法律的统 一实施和决策权的分散化整合在一起，这是除了瑞士外其他任何地方都 无法比拟的。当其他国家日益将权力集中到王室咨询机构的手中，盎格 鲁圈依然保持着一套由选拔出的人才、治安法官和郡长来维持的自治系 统和负责任的本地政府。很多美国人相信，这套机制是早期扬基人发明 的，但事实上，正如大卫 · 哈克特 · 费舍尔 (David Hackett Fischer)在 《阿尔比恩的种子》 (Albion’s     Seed) 一书中所写，这些职位，连同它 们所寄身的文化，都是从老英格兰尤其是东英格兰带到新英格兰的。

    按托克维尔的看法，英国体制中的本地主义在北美被不断放大。杰斐逊担心政府与政府之间距离过远会“给公职代理人们腐败、浪费、中 饱私囊等种种机会”,这实际上几乎是道出了每一个美国人的心声，而 且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对的。

    有这样一条政治铁律：小政府总是比大政府更有效率。如果作出的 决定远离那些将要影响到的人，那么,浪费、重复建设、以权谋私等就 会变得更加常见。

    联邦制是盎格鲁圈国家最常采用的结构形式。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加勒比部分地区、印度、马来西亚和美国都实行联邦制，除了特别小的英语国家——只有新西兰和英国采取单一制。

    然而，在所有的联邦制国家，权力都平稳地从外围转移到中心。这 一切的发生不是没有原因的。联邦宪法由最高法院解释，而最高法院的 法官们通常是由联邦政府任命的，因此，法官们通常也会有一个全国性 视野。实际上，惟一一个延缓过集权化过程，因此能更多保留联邦性质 的盎格鲁圈国家是1982年以前的加拿大。直到1982年为止，英国枢密院 仍是加拿大最高当局，而它一直把渥太华当作省来对待，始终没有太大 兴趣强化对加的权力。

    与此同时，州或者省的行政当局为了绕开本地议会的反对意见，常 常会在决策过程中求助于联邦，结果发现，一旦“上交”了权力，就很难 再拿回来。

    这种权力集中化的现象在紧急情况下也时有发生，在很多偶然情况 下被转移到中央政府的权力，即使在危机过后，也很难再完璧归赵。

    战争是盎格鲁圈国家产生大政府的最大推手。相对于其他盎格鲁圈 国家来说，英国人自由的缩减应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使英国 国力耗竭，其程度远胜过圈内其他国家。这不是1945年创造福利国家的 工党政府，这是农神萨图努斯在吞食他自己的孩子。真正的“抓权”是从 1940年开始的。出于战争需要，大量劳动力和资产被征用，政府管辖逐 渐扩及医疗服务、教育和社会治安等领域，一切似乎变得再自然不过。

    哈耶克几乎同步记录下这一变化过程，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在温斯顿 ·丘吉尔尚在唐宁街的时候就出版了。

    丘吉尔之所以能当选首相，因为他是最能接受工党的保守派政治家。总体上，战争期间的两党合作包含了大量交易：丘吉尔被允许可动 用国内一切资源维持战争；与此同时，工党则放手执行国内政策。

    在那个供应券、强制招募、征用和各种史无前例的开支横飞的年代，创造出了一套社会民主分配制度。这套制度一经产生就存在了四十 年，很大部分直到今天依然有效。在那个只要质疑官方就会被认为不爱 国的年代，国家教育系统、国民医疗保健体制、福利国家等所有这些体 制都被催生出来。那时，但凡有任何针对国家官僚体系的抱怨，都会被 反问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不想想我们现在正在打仗吗?”

    尽管英国的海外盟友受到的冲击不像它们的母国这么严重，但在两 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同样经历了政府权力的飞速膨胀。

    比如，在加拿大，直接征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是各省的特 权。1916年，联邦政府开始直接征收企业税；1917年，征收收入税；并 且，联邦政府从1941年开始对大多数省实行直接征税。澳大利亚从1915 年开始第一次引入联邦收入所得税，中央政府在1942年强化了所有收入 税的控制。在一战期间，税收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翻了一番，从5%增  长到10%;在二战期间，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从11%涨到22%。

    美国的情况也一样，集权化的后果就是政府权力暴涨。当然，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推手不是战争，而是罗斯福政府从1933年开始大量攫取权力。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在其晚年回顾他一生中所经历的变动时说：
    从美国建立一直到1929年，联邦和州各级的政府开支除了在战时期间，从 未曾超过国民收入的12%,其中，联邦政府的支出通常不超过政府支出的3%。 然而，在1933年以后，政府支出没有低于过国民支出的20%,现在已经超过了40%。

    当然，这种情况是在2008年财政危机以前，彼时联邦政府相当阔气。

    这样的税收标准如果放在盎格鲁圈国家先辈们身上，恐怕早就引发 革命了。1900年，一个典型的英国家庭只有8.5%的收入用于负担政府， 这个指数从中世纪征收什一税以来几乎没有变过。在美国，这一指数同 期维持在6.5%左右。

    现在，在英国，这一比例已经升至46%,而美国是36%。税是最大 宗的家庭开支，远比工薪家庭在房贷、私家车以及各类账单上的费用都 高。

    当然，不是说这些统计数字就能说明全部问题。税率已经接近临界 点，但是开支依然持续增长。为了弥补两者之间的差异，西方国家正在 向莎士比亚笔下的“你还未出生的孩子”借债。美国人人均年收入是7万  美金，从表面上看，美国早就进入“富裕社会”的阶段了。和人均收入相 对应的，美国人人均承担的公共债务是13.5万美元，远高于人均私人债 务。仅是支付政府债务的年利息，就得让每个美国公民每年花掉1.1万  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这些指数都是我们了解现在面临的危机所必须知道 的。盎格鲁圈培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 个人大于国家，制度是为要求政府负责而存在的。

    这样的制度如今已不再运行。国家机器疯长，超出了民主审查的范 围；各类代理和执行机构大量繁殖，不受民选代表的监督。就像阿西莫 夫的机器人那样，它们完全懂得如何不受人类干预自动运行。

    在政治实践中，是执行机构的成员而非代表纳税人的立法机关的成 员在编制预算，而这些人往往在年年攀升的巨额开支中植入了他们的直 接利益。盎格鲁圈的政治模式正日益变得和其他人看到的模式越来越像：像明代的，像莫卧儿的或者奥斯曼土耳其的，或者像印加王朝的、像加洛林王朝的以及其他什么王朝的随意征用国民财产的模式；它们的 举动也像19世纪法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克 · 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所称的“合法的抢劫”。

    这种模式在盎格鲁圈内被突破，特别是在1689年后，随之带来了以 后年代的极度繁荣：垄断和行会被竞争性企业取代，自由贸易和开放竞 争等现代观念获得了生机。尼古拉斯 · 巴伯 (Nicholas    Barbon) 在1690年 写道：
    禁止贸易是衰亡的起因；各种舶来品都是通过本地人的交易带来的。由  此，禁止外国商品交易只会阻碍本地的制造业和出口业。制造商和贸易商是因 好产品而存在的，如果没有交易，就必然失业。那些由贸易而产生的利润也因 此化为乌有。相应地，想要通过这些出口而获利的本国股票也会全线下挫，土 地租金必然随之跌落。

    低关税导致专门化、比较优势和史无前例的财富增长；契约安全带 来良好的信用；大众舆论为税率设置了上限；个人自由激励了企业文化；社会流动性得到了回报。在经过了数千年的经济持平后，我们的民 族终于起飞了。然而，我们只需要看看我们周围，就可以知道如今我们 走得离那些曾使我们起飞的原则有多远了。

    注 释

    12011年加拿大举行了联邦大选。

    2  Arapaho,一支印第安部落。

    3加尔铁里·卡斯特利 (Leopoldo Fortunato Galtieri Castelli),阿根廷政治 家、军事独裁者，1982年他因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对英国宣战，战败后辞职下

    台。

    4《欧洲人权公约》第三条规定禁止酷刑以及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欧洲 人权法院在解释这一条时认为，任何成员国皆应被禁止将任何人驱逐或遣返至 可能使其遭受酷刑或不人道或侮辱之待遇的国家。

    5 Ariel Sharon,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前总理。

    6 Yasser Arafat,巴勒斯坦政治家、军事家、前总统。

    7 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智利政治家、军人、前总统。

    8 Robert  Mugabe,津巴布韦前总统。

    结语

    盎格鲁圈的曙光?

    我们从公元之初薄雾冥冥的日耳曼丛林一路走来，已经走过了漫长 的征途。我们看到，英语民族的历史就是人民如何将他们的意志加诸他们的统治者的历史。我们注意到，条顿民族的原始部落大会是如何演变 为英格兰拓殖者的本地集会，又如何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贤人会议，再经过残酷的斗争，最终发展为现今遍及盎格鲁圈的议会组织的前 身的。

    我们也见证了普通法所发挥的英勇的作用：这一套属于人民而不是 国家的精巧的、非同寻常的系统，成功地解决了民事纠纷，实现了刑事 公正。我们看到普通法创造了使英语民族获得自由的种种特征，从陪审 制度到人身保护令，不一而足。由普通法所点燃的价值观，帮助推翻了 斯图亚特王朝的独裁，帮助北美人建立了共和国。它所扮演的角色，正像一个反对奴隶制和独裁的抗体。

    我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深植于神学观中的理念，即，每一个个体必须 对自己负责，不受神父或教士的干预。这样的理念贯穿于整个政治理论。我们看到，这一理念的孢子游离于它们的宗教根系之外，是风把它 们带到了更远的土地，然后在全盎格鲁圈生根发芽，结出个体责任学说的果实。

    我们也喜见造化的偶然催生了宪法性自由的胜利。因为大不列颠是 一个岛国，盎格鲁圈覆盖的区域是一个超大型的群岛，因此，没有永久 性常规军存在的必要，税率相对很低，政府也相对较弱。盎格鲁圈国家 的政权需要募集任何资源，都得经过民选代表的普遍同意。

    最后，我们看到，建立在个人而非家庭，尤其是建立在长子特权基 础上的英国财产法滋养了一种个人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最后发展为了我 们所知的资本主义：一套个人自由地依照法律和通过私人契约出售自身劳务的体系。事实上，我们已经抓住了盎格鲁圈秘密的要害，那就是亨 利 ·梅因爵士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是一个自由经济和自由  社会的最终保证。

    说了这么多，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后代挥霍这些遗产的时候，怎样才 不会心存不安?

    在盎格鲁圈中，对这些遗产抛弃得最多的要数英国了。当英国向欧 盟交出主权的同时，也就相应地放弃了它的民族性中的若干元素。法律 由欧盟委员会的委员们通过，他们是被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从讲英语 的偏远内地到数量正在减少的欧洲关税同盟，贸易无处不受到人为的指 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布鲁塞尔，权力从议会转移到了常设机构。随着 欧盟提出财政征收权的要求，征税与代表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国家日 益膨胀到前人无可想象的规模。甚至就连普通法，这个盎格鲁圈自由最 初的和最后的堡垒，也正面临坍塌。

    丹宁勋爵，英国当代最伟大的法学家，上议院高等法官及卷宗主事 官，在20世纪70年代曾把欧盟法比作一波正向英国河口打来的大浪。到 1990年，在他辉煌一生将临终点之时，男爵修正了这个比喻。他说：“我们的法院不能再适用我们的国内法了，必须要适用共同体法。 欧洲法不再是涌向英国河口的波浪，它现在更像冲垮我们海墙的大潮， 正流进我们的每一户人家——这一切真是让人无可奈何。”

    法律的实施不断推动英国的大陆化进程，这是明摆着的。而在盎格 鲁圈其他地方，这一进程则没那么明显，其推手更多的来自文化而非法 律。一方面，在打退极端主义分子在整个20世纪的持续挑战之后，对盎 格鲁圈模式优越性的自信普遍减退；另一方面，文化相对主义又在不断 为强硬政策输送养料。一旦你把英美例外论当成沙文主义拒之门外时， 你很快也会拒绝例外论得以建立的种种机制：绝对产权，言论自由，议 会制政府，个人自治。逐渐地，你的国家也开始变得和别人的国家没有 两样：税率不断上升；立法机关失去相对于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原有的地位；外国法和国际条约至上；契约自由的观念衰落，雇佣什么人有什么 条件预先被规定；行政权扩张；历史被遗忘。

    当上述变化一点一点发生，权力被转移还有任何疑问吗?过去的以 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再也反映不出地缘政治的现实。经济重心正在 快速移动。1950年，它徘徊在大西洋，远离冰岛。1980年，重心移向挪 威。今天，它正穿过俄罗斯的冻土层快速东移。10年以内，它将越过哈 萨克斯坦的东北前线。

    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民主化。中国和俄罗斯已经走 出了各自的20世纪80年代，印度也实行了经济开放政策。

    然而，与此同时，英语国家却正走向相反的方向，朝着大明王朝一 莫卧儿一奥斯曼帝国的道路速奔：大一统，中央集权，高税率，以及国 家控制。毫无疑问，他们正在丧失他们的卓越。

    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必然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 是命运之惘然。布鲁图斯是对的：“如果我们受制于人，过错不在我们  的星座，而在于我们自身。”

    那么,如何才能弥补这一切?在讨论了这么久的盎格鲁圈例外论的 本质和其敌人的种种特征以后，答案听上去或许过于简单，但依然可以 用心感受到：我们应当记得我们是谁。

    盎格鲁文明世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和制度之上，而非各国政府之间 形式上的联系。一定程度上，这样一些联系指的不是任何超国家组织或 者国家权力的扩张，毋宁说，这样的联系形成的是一个盎格鲁圈的自由 贸易区。

    美国和加拿大最近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市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如此。美国和澳大利亚在2005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在我写作此书时 新西兰也正加入谈判。新加坡的18个自由贸易协议涉及的伙伴国家就包 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起步较晚      从后殖民时期才开始， 但自由化进程很快。英国和爱尔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作为欧盟成员国不能签订独立的经济协议，不得不受布鲁塞尔保护主义的干预。

    如果这两个国家脱离欧盟，那么一个盎格鲁自由贸易圈就得以在商 品、服务和资金顺畅流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对劳工自由流动的 限制即使不会完全解除，起码也可大为放宽。

    有一个颇为中肯的建议，认为英联邦应当是实现经济整合的最合适 的工具。英联邦曾经有过辉煌的成长期；但目前的麻烦在于，这个联邦 包括了某些完全背离盎格鲁圈价值的独裁政权，同时，又没能纳入两个 关键性成员国家：美国和爱尔兰。

    我们这个时代之初即有的重要关系现在扩展为了盎格鲁圈核心国家 和印度的关系。印度当不结盟运动的领头羊推行反西方外交政策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国家现在是美国和英国重要的军事同盟国，尽管奥巴马政府和印度的关系不如他的前任那么亲热。

    这是保证盎格鲁圈能取得根本性胜利的军事上的原因。1946年，在 密苏里的富尔顿 (Fulton)  小镇，温斯顿 ·丘吉尔发表了一个演说，其中 谈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一句，至今常被记起。首相明确提到他的主要目的：
    我要讲一讲此行要谈的关键问题。没有我所称之为各英语民族同胞手足一 样的联合，有效地防止战争和继续发展世界组织都是办不到的。这种联合就是 英联邦与帝国要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特殊的关系。

    这并非修辞上的虚饰。丘吉尔很清楚，自由的幸存必须靠盎格鲁圈的军事胜利为保障。在20世纪的三大冲突中，丘吉尔扮演了英勇的角色。他在第一场冲突中战斗，在第二场冲突中激励同胞，后来又定义了 第三场冲突。他清楚地知道他想要什么,那就是永久的、正式的军事同盟。事实上，应该是一个超越任何现有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不是泛泛空谈的时候，我要明确地谈谈。兄弟般的 联合不仅要求我们两个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 友谊和相互谅解，而且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共同研究 潜在的危险，武器的异同，训练的教材，以及在军事院校互换军官和学员的问 题。它还应包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空基地，使现有的设施 继续用于共同安全的目的。这很可能会使得美国海军和空军的机动性翻倍，也 将极大地增强英国皇家军队的力量。如果能等到世界变得理性的那一天，这样 的联合无疑会节省大量财政支出。我们已经成功地共同开发过许多小岛，在不 远的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岛屿交由我们共同照管。

    丘吉尔想要实现的，不只是一个盎格鲁——美利坚联盟。他明白，盎格鲁圈远比这两个核心国家大得多。

    美国已经和加拿大自治领签订了永久防卫协议，加拿大是英联邦和帝国最 忠诚的成员。这个协议比其他很多已经达成的正式联盟还要有效。这一原则应 该均等地及于整个英联邦。如此，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保全我们自己，才能为我们所珍视的崇高而纯粹的事业共同奋斗，而这些事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坏事。

    他在演讲的结尾提出了一个今天几乎已被遗忘的愿望：“最终或许还将会出现——我认为这终将到来——两国共同公民身份的原则，不过 我们对这一点倒不妨顺势而为，这一势头我们很多人都早已清楚看到了。”

    如果这位伟人来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他会怎么想?他所呼吁的共同 防卫的基础设施在他两届任职期间已经建立起来，并且保留到今天。五 大盎格鲁圈核心成员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包括核技术)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其所发挥的效力是地球上任何单一国家不可比拟的。他们一起联合 实施了一个代号为“梯队”(Echelon) 的全球窃听计划，共享获取的各类 情报。这一计划的构想，源自1947年的UKUSA条约。我们不难想象，这个计划值得那个深沉的胸膛中发出一声好不惊讶的赞许。

    然而，在这位老领袖意料之外的，也许是印度。印度现已成为继美 国之后的英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印度经济正在稳步赶超英国。同时，它 也是核武国，在建设法治民主的基础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一旦这位老领袖不再觉得大惊小怪，他就会很快得出结论：印度也 是盎格鲁圈经济和观念结构中的一部分。他会承认印度达到了他所认为 的文明的基本标准，也就是有一套和平移交政府权力的机制，一个独立 于统治者意志的法律体系，以及一系列保护个人自由的财产权观念。

    印度也不该是惟一的让人惊诧的国度。他该四处转转，探头看看， 新加坡已经从一块充满蚊蝇瘴气的沼泽地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城市国家。 他也会对保留了权杖、马鬃假发和蓝紫色护照的加勒比国家的民主化进 程表示赞许，尤其会为南非的发展感到欣慰     尽管与那些南非布尔人 狱卒设想的不同，但南非如今也同样是英联邦的民主国家了。

    不过，有件事情也许会让他郁闷。那就是，他不得不去解释那存在 于英语民族历史上的自信为什么一点一点地在丧失。事实上，他也想知 道为什么他们现在这么急于抛弃那些曾经化解了法西斯主义并缔造了昔 日辉煌的遗产。然而，他终究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即使在所有可能性 都耗尽以后，他还会抛出一些俏皮话，说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因为我们没有绝望。我们拥有有创造力的、能自嘲的、奋发进取的 人民。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赶快回到那曾经创造出我们的模式中。埃德蒙 ·柏克在评价1775年美国革命时所用的词——“已做必要修正”,同样  适用于今天的盎格鲁圈。英国人的权利曾创造出了过去的一切，英国人 的权利也将创造出它能创造的一切。

    几乎就在埃德蒙 ·柏克发表那场著名演说的同时，在盎格鲁圈的另一端，一位年轻的波士顿医生约瑟夫·沃伦 (Joseph Warren, 就是他派 保罗 · 内维尔去报信)正在召集他的同胞为捍卫同样的原则而战。他说过的话流传过数个世纪：“你正在决定那些数百万尚未出生的人的幸福 和自由。行动吧!像一个真正的人。”

    此时此刻，当你读到这段文字，你也是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人。这一传统给了我们自由、财富和民主，让我们的民族屹立于繁荣富强的山 巅。行动吧!你是一个真正的人。

  • 劳东燕：法学是一门可寄予个人抱负的专业

    当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报考志愿是在分数出来之前，也就是根据自己预估的分数填报的志愿。本来我那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企业家，想报企业管理方向的专业，结果被一句“哪个企业等着你去管理？”的质疑所打击，临时改弦更张而报了法学专业。

    90年代，法学不是热门专业，从学科发展来说基本上还处于幼年状态，彼时被称为“幼稚的法学”也不算很离谱。

    回看这三十年，法学一跃成为文科专业中为数不多的热门，细想起来倒也在意料之中，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难发现，但凡是趋于复杂化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要选择通过法律的社会治理。纵观中外历史，这一点具有客观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社会变得越复杂，法律也会越复杂，专业门槛自然也水涨船高。这在法学理论中被称为双重复杂性的挑战。

    由此可见，专业的热门与冷门，个人职业选择的明智与否，说到底还是取决于社会的发展趋势。毕竟，个人的职业生命有几十年，而专业的选择经常会产生路径依赖的效果，看长远而非短期，得出的判断往往更为明智。

    法律与新闻之类的行业，虽说也可能在特定时期遭遇低谷，但只要社会想发展，人们对社会发展抱有起码的信心，这样的行业就不可能长期地处于低谷状态。

    当然，彼时选择法学，于我而言完全是一种偶然，并没有考虑得那么长远，也谈不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人生的很多关键时刻，往往是由偶然的因素决定，尽管事后看来似乎偶然中存在一定的必然。

    走进法学这么多年，我从未后悔过选择这个专业。

    因为后来读硕又读博，整个学法的过程比较漫长，之后的职业也一直没出法学领域，所以我应该算得上是资深的法律从业者。作为法律行业的过来人，在此报考志愿之际，想谈几点个人的切身感受。

    1. 法学是一门可寄予个人抱负的专业，从中很容易找到所从事职业的社会意义。

    当然，并不是每个从业者都必须如此，你也可以只把它当成一种谋生的工作，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到一定年龄阶段后，当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人就不可避免地想要满足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不可避免。

    2. 对法学的兴趣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培养。

    在中学乃至大学时期，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学某个专业。

    就我来说，一直到大学，都没觉得自己适合学法学，当时只是公法领域的课程学得不错，但民商法之类的就学得一般。一直到读研时，由于思维与写作能力受到较多的肯定，才确定自己适合学法学，兴趣与自信也是在过程中慢慢培养起来的。

    对个人的职业选择来说，倘若能将热爱与擅长相结合，自然是上佳；如果没有这种幸运，将自身的擅长与至少不讨厌的专业结合起来，也是不错的选择。

    3. 如果选择法学专业，那么在专业课程以外，一定要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有所涉猎。

    在法学之外，我对社会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等，都有比较强烈的兴趣，甚至一度对社会学的兴趣还超过法学，因为觉得法学匠气太重，过于技术化，思想性不够。

    尽管早期我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涉猎，完全只是业余爱好，并没发现对学法有什么帮助，但在从业多年后，有一天突然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底层的理由其实很简单，法律是用来调控人的行为，并且是在社会中运行的，不了解社会，不了解人性，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法律。

    4. 如果选择法学专业，务必努力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

    对学好法学来说，写作能力是第一位的，即便口头表达能力稍逊也关系不大，法律行业更为看重书面写作能力。这种写作能力，不只是指文字表述准确流畅，还有论证能力，包括提出依据进行反驳与立论的能力，以及逻辑能力，即能够条分缕析逻辑严谨地展开论理。

    在提升自身写作能力的同时，训练口头表达能力也比较重要，这种口头表达能力不是指口齿伶俐，而是能够清晰有力地组织语言进行表达。学生时代，我也曾经怯于在公众场合发言，后来是通过在听讲座时每次都要求自己在问答环节进行提问，来逐渐克服对发言的内心胆怯的。

    愿每一位同学，或早或晚都能遇到适合自己的专业。

  • 雅各布·索尔《自由与干预》

    序言：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新起源 
      第 一 章  西塞罗之梦 
      第 二 章  神圣经济 
      第 三 章  中世纪市场机制中的神 
      第 四 章  佛罗伦萨的财富与马基维利的市场 
      第 五 章  以国家为手段的英格兰自由贸易 
      第 六 章  荷兰共和国的自由与财富 
      第 七 章  尚─巴提斯特．柯尔贝与国家市场 
      第 八 章  太阳王的噩梦和利伯维尔场的美梦 
      第 九 章  行星运动与英国自由贸易的新世界 
      第 十 章  英国与法国：贸易战、赤字与找到天堂的美梦 
      第十一章  法国的自然崇拜与启蒙经济学的发明 
      第十二章  利伯维尔场与自然 
      第十三章  亚当斯密和良性自由贸易社会 
      第十四章  利伯维尔场帝国 
      第十五章  美德的终结：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 
     结语：威权资本主义、民主和利伯维尔场思想 

    序言：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新起源

    最令人恼火的发现，往往是那种揭露了思想谱系的发现。
    ──阿克顿勋爵，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引用于《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约一九四○年

    “利伯维尔场”或许是美国人最熟悉的经济学代名词了。至少自大萧条以来，这个词汇一直都是美国政治论述的标准用语，既用来赞美政策，也用来批评政策。利伯维尔场是一种与诸多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彼此交织的经济哲学，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罗夏克测验。在论及对于利伯维尔场的看法时，许多人会出现如同谈及其他个人信念时的强烈情绪反应。

    与此同时，每个人对利伯维尔场未必都抱持着相同的定义。法国理性主义经济学家里昂．瓦拉斯（Léon Walras，一八三四至一九一○）提出的著名论述认为，市场的运作处于“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他指的是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一个平衡的、自适应的经济系统，能调节价格与利率，制造出稳定的货品流动，并在没有政府干预的状况下创造财富。在特定的脉络中，利伯维尔场可能代表特定类型的经济自由或经济特权：在自由贸易区支付较低关税的权利，甚或是进行受到允许的垄断。因此，利伯维尔场变成了低税收和政府只能对经济进行有限干涉的同义词。如今，在多数富裕工业化国家中，人们认为利伯维尔场经济是社会民主的基本元素，其他基本元素包括公共教育、交通、退休计划、公共卫生系统、监管机关、国家银行与思想的自由交流。不过话说回来，市场的自由与否往往是见仁见智的。1

    现代社会大众最熟悉的利伯维尔场定义，来自得到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研究，他将利伯维尔场定义为经济活动中没有任何政府活动，或者更广泛地说，没有法律去干涉“人们追求幸福”。傅利曼最著名的其中一个观察评论是：“大多数反对利伯维尔场的论点背后，隐含的是对于自由本身缺乏信念。”利伯维尔场被视为所有经济成长的通用模式，其支持者认为利伯维尔场在任何时空皆有效。理想上来说，在傅利曼的总体系统中，市场响应着私人供需，由个人、公司和股东的意愿与选择所推动，无需任何政府干预。依据傅利曼的观点，像这样解放市场能确保商品有效率地生产与流通，也确保财富的创造并有利创新。2

    然而，在过去三十年来，事实证明了利伯维尔场并非无庸置疑，而比较像是个谜团。来自政治光谱各方的重要人士开始对正统的利伯维尔场信条抱持批判的态度，至少在政治修辞方面是如此。美国出现了惊人的逆转，如今共和党开始支持贸易关税，而英国保守党则带领英国离开了欧盟自由贸易区，并在过程中提高了税收与社会支出。如今在主张这个世界必须捍卫自由贸易、放宽对国际市场管制的，居然是中国专制共产党的领导人习近平。现在捍卫保护主义的成了美国，捍卫国际开放市场的却是中国，事情究竟是如何变成这样的？3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探究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悠久历史，利伯维尔场的意识形态在威权中国的兴起，绝非违反傅利曼观点的唯一例证。就让我们提出最简单的事实吧：傅利曼对美国的理想利伯维尔场愿景根本从未实现。自一九八○和九○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兴起。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批判政府对市场有所干预，但美国的经济与商业利益确实靠着低利率、联邦货币政策与国家援助而成长：自二○○八年以来，美国政府曾两度为金融系统和各种企业纾困，方便且刻意地回避了正统利伯维尔场思想──这套学说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会出现周期性且毁灭性的市场失灵。4

    但是，且让我在此提醒读者，傅利曼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的正统利伯维尔场论述在多数领导企业的董事会中仍是主流，就连那些从美国政府手中赚进大量利润的公司也不例外──此外还有商学院，甚至是公立的商学院。至今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仍奉傅利曼的正统学说为圭臬。因此，美国与其他自由经济的民主国家往往不会承认，我们和利伯维尔场思想在本质上是恐怖情人般的关系，我们以为利伯维尔场能创造财富与带来革新，但现实中却不断上演各种无止尽的循环：法规松绑、债务危机、破产、诈欺与市场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政府纾困、日益严重的垄断、财富不均与政治不稳定。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因为矛盾且自扯后腿的政策而回到原点。我们正步入关键新世纪，即将要面对各种经济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去理解“利伯维尔场”这个词汇的意义、它的历史，它何时能顺利运作，以及何时无法。5

    如果傅利曼是利伯维尔场的拥护者最喜爱的儿子，那么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是这个传统的父亲。然而，将亚当斯密视作傅利曼式放松管制、不受约束的利伯维尔场之拥护者，这样的现代概念并不完全准确。斯密的论述早已被错误理解、错误引用，脱离了他著述的十八世纪背景脉络并沦为陈腔滥调，但他的著作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让我们理解如何看待经济学。在斯密于一七七六年撰写《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之前，从没有人把规模这么大又这么复杂的经济体与社会体，视为一个巨大的、自我调节的财富创造系统。不过，斯密也认为政府与其机构在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他看来，让市场以绝佳状态运作的状况，就是品德高尚的斯多噶领袖──他们通晓希腊与罗马哲学中透过自知与纪律追求幸福的理念──和富有的地主并肩合作，共同主导政治与市场，制定适当的指导、诱因与调查制度，维持经济体运行。

    斯密所生活的世界，与我们这个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哲学观与宗教观。那时帝国和商业正在扩张，是个有着奴隶制、君主立宪制、菁英议会制和地主寡头制的时代──要特别留意的是，他以热情的态度接纳了上述所有事物。作为一个修习哲学与历史的学生，斯密察觉到了大不列颠与罗马共和国及罗马帝国之间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着迷于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元老院议员暨哲学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著作。斯密是十八世纪的自然神论者──这并不代表他就是基督徒──他热切相信神是一名“建筑师”，在地球上设计出如发条机械般的自然系统；这个系统也与遵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行星运动相互映照。虽然他认为没有任何政治家“应该指示人民（private people）要以何种方式应用他们的资本”，但他也希望人类的经济生活能反映出他眼中的和谐自然法则。要做到这一点，人（他指的是男人〔man〕）必须固守古老的斯多噶哲学与纪律。唯有如此，社会才能培植出优秀的政府与机构，使个人创造出良性财富。6

    斯密并不认为“贪婪是好的”。没有任何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家会这么认为。相反地，斯多噶主义的基础概念是透过道德纪律与公民责任来提升自我。斯密当时的使命就是去厘清，如何使商业社会及其固有的贪婪和一套道德系统相契合。商业社会的普通成员──“屠夫、酿酒师或烘焙师”──在日常生活中会受到单纯的利己动机所驱策。社会必须找到方法利用这种商业的利己动机，将之引导到共同利益上。斯密对无情的商业竞争充满警觉，担心这种竞争会削弱社会与国家，取而代之的，他认为受过道德陶冶、具有文化素养且公正无私的领导人才能引导社会走向和平且有效率的商业协作模式。

    斯密期望社会能朝着哲学与伦理的启蒙成长，反映出罗马共和的美德，但这样的愿景难以适应米尔顿．傅利曼那自由放任企业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更不用说艾茵．兰德（Ayn Rand）在流行文化中描绘的经济学了；也就是只有最强大、竞争力最高的企业才能攀升到社会顶端。事实上，我们不该奇怪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鲜少提到、甚或从不提到：斯密其实很仰慕罗马的元老院寡头制，他打从心底不信任贸易商、实业家和大企业，甚至本身就是一名政府官僚（他的职务正是税吏）。更有甚者，这位所谓的利伯维尔场之父是一位自豪而激进的博雅学科教师，靠着在大学里担任教授和管理职赚取薪水维生。请试着想象兰德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 ）中的主人翁，那位积极奋发且缺乏耐心的现代主义建筑师霍华德．洛克（Howard Roark），他能否容忍亚当斯密的种种想法：关于悠久传统、责任、耐心学习、温文儒雅的同理心和对税收感到自豪的想法。7

    西塞罗与斯密这些哲学家感兴趣的是打造出高教育程度、富有哲学思维和农业道德的社会，他们相信国家对市场自由来说是必要的。那么，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这类寡头市场建构者发展出像傅利曼这种自由主义的亲商提倡者呢？而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又是如何演变成一种严格的非此即彼哲学，把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参与，都视为一种对财富创造与自由的生存威胁？本书的目的正是回答这些问题。

    矛盾的是，解开利伯维尔场之谜的关键人物早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四十年就已经过世了，他长久以来被经济学家视为站在斯密的对立面：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著名内政大臣尚─巴提斯特．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柯尔贝打从一六五○年代中期开始监督法国经济，直至一六八三年离世为止。法国皇家与公共财政的组织方式与管理良好、标准化的度量衡系统，以及法国道路、港口与运河的商业流通系统建造，全都要归功于柯尔贝。他一手创建了巴黎警察与工业检验单位，以至法国工业、法国海军与凡尔赛宫。他同时也是国家研究的主任，设立了皇家图书馆与档案馆，以及法国皇家科学院（French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柯尔贝认为这些努力对于一个能够顺利运作的流动市场来说是必要的，他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大规模市场建造者，使用关税、补贴、国家垄断与政治压迫来达成各种目标。

    柯尔贝用国家的强硬手段介入市场建设，其最主要的目标是推动法国商业发展到足以和英格兰商业自由竞争。他相信他所谓的“商业自由”（liberty of commerce）源自于相互对称的市场与平衡的贸易条约。柯尔贝将国际贸易视为零和游戏，认为黄金和财富是有限的，同时他也确信把焦点放在商业与工业的社会能在经济上获得最大的成功。在他初掌权时，法国主要还是农业国家。他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使命，比起农业更偏爱工业、创新与贸易；他相信这些事物能铺设一条道路，通往更自由、更顺畅的经济循环，使法国变成富裕且辉煌的国度。

    柯尔贝引起了亚当斯密的兴趣。斯密在《国富论》中创造了“重商制度”（mercantile system）这个词汇，用以描绘柯尔贝重视贸易与工业胜过农业。斯密并非全盘反对柯尔贝，他不同意柯尔贝的某些关键观点，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位法国内政大臣采用的手段会造成经济退步──柯尔贝在聚焦于贸易与工业的过程中显然误解了“农业是所有国家财富之源”这句古训。斯密相信柯尔贝已经沦为“商人诡辩”的猎物，认为柯尔贝制定了太多压制型的贸易法规，而且“不幸的是”，他“采纳了所有重商制度的偏见”。斯密认为，单靠商业本身是无法创造出财富的，商业无视于自然的力量与农业美德，同时还会允许商人──这是斯密最嫌恶的一种人──控制政策并创造出种种垄断。政府的任务是帮助农业支配商业，使贸易能根据自然法则，自由地运作。8

    柯尔贝与斯密并非彼此对立，他们只是各自代表了截然不同又相互牵涉的利伯维尔场历史流派。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斯密对柯尔贝的批判在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心中不断放大，巩固了此一迷思：柯尔贝与其支持“国家主导之工业市场建设”的一派，必定是利伯维尔场的敌人。斯密提出的重商制度概念逐渐演化──并且完全脱离了脉络──转变成现代所谓的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这是个过度简化且笼统的经济词汇，被用来指称早期的现代经济思想家支持干预主义、征税、补贴，和目标只是为了囤积黄金的好战国家。一九三一年，瑞典经济史学家以利．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在他的重量级研究《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中，把柯尔贝的“重商”经济学和单纯的放任主义制度进行对比，后者允许个人自由和商业自由不受国家干预，赫克歇尔认为斯密体现的正是放任主义制度。在这之后，这套简单却强大的二分法维持了下来，形塑了我们如今对利伯维尔场的观点。在傅利曼的著作中，我们仍能看见这种二分法。9

    然而，在市场哲学的漫长历史中，多数时候基础经济思想家都认为，要创造自由、公平交易的环境条件，国家是必要元素之一。斯密的学派清楚阐述了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潮流，一路追溯至西塞罗与封建制度传统，当时的人认为农产品是所有财富的根源，农产品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使之具有一种先天的道德优越性。为了维持稳定生产与他们所认为的自然界平衡，地主必须控制政府，确保农业不被征税也不受法规管制。但这并不代表无政府主义。这只是代表，为了让农业能主导社会并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必须积极放宽农业方面的限制。

    至于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另一个传统，则把能量聚焦在创新、贸易与工业上；这个传统如今被我们错误地称之为重商主义。从佛罗伦萨的哲学家尼科洛．马基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到尚─巴提斯特．柯尔贝和亚历山大．汉米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此派拥护者支持一个不假辞色的强大政府，来扶植创新与工业发展，他们认为如此能创造出健康的国内市场，同时使国家获得国际竞争力。根据这些崇尚工业的经济思想家所述，经济自由对于财富创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经济自由不代表自给自足，也未必是以农业为基础；正好相反，此种经济自由需要重视工业的政府帮忙规划与培植。

    各个利伯维尔场模型的相互关系在十九世纪出现变化，此时英国成为了无庸置疑的世界经济主宰，英国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终究全心接纳了工业的潜力与一般均衡理论。当时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想当然耳地认为，如果市场自由了，那么大英帝国这些勤奋节俭的基督徒就会继续带来创新、财富与各邦国之间的和平。接着，到了二十世纪，随着一些经济学家愈来愈确信市场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他们试图把利伯维尔场定义为：政府只能扮演最基本的角色，此外什么都不做。他们坚称只要允许供给与需求在没有干涉的状况下运作，市场系统──以及社会──就会神奇地靠自己维持下去。可惜啊！如今我们已经学到教训，市场系统与社会是无法自行维持下去的。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古代对自然与农业的信仰如何渐渐地演进成现代的自由工业市场理论，我在本书阐述的主题将会超越对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援引各种数据源，从国家数据库到私人信件，以及有关道德、自然科学、宗教、文学与政治的书籍。有些数据对于了解经济史与哲学的读者来说应该十分熟悉，有些可能比较陌生，甚至是看起来不该出现在此。但若想明白为什么经济领域一直以来都缺乏透明度或共识，我们就必须领略这些彼此相异的元素──从西塞罗的古典伦理学、佛罗伦萨商人的指导手册与资产负债表、法国政府官员的国家文件与内部备忘录，到公爵与大主教的彬彬有礼的信函。

    这一切的目标是让我们看见，在理解经济学的过程中，光是仰赖方程式与数据库来构思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挖掘那些已深深根植在现代思维习惯中，以至于无人深究的历史假设与古老信仰体系。如今事实不断证明，市场与社会的复杂性是无法透过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的，正统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已落入了防守的位置。但正如我在本书表明的，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伟大先驱们始终都很清楚，任何交易系统都没办法独立于真实的、堕落的、充满瑕疵的人类之外去讨论，是人类维持着这些系统，并在其中运作着。

    说到底，利伯维尔场是无法将人类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的。若要蓬勃发展，利伯维尔场就需要许多劳动、许多关注与许多谨慎的道德判断，就像所有其他人类事业一样。最神奇的是，尽管遭遇了这么多次失败，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其他人们仍紧抓着“经济能百分之百自我调节”的梦想不放，每当他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都会表现出无比的震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确实很难去放弃一个如此吸引人又如此历史悠长的理念，这个理念发展自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一○六年至四三年）的哲学体系，他是罗马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而他的作品成为此后近两千年的经济思想核心。

    1. Léon Walras,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or, the Theory of Social Wealth , trans. William Jaffe (London: Routledge, 1954), 153–155; Bernard Cornet, “Equilibrium Theory and Increasing Return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17 (1988): 103–118; Knud Haakonssen, Natural Law and Moral Philosophy: From Grotius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30. 

    2.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5; 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90), 20, 145. 

    3. Anat Admati, “Anat Admati on Milton Friedman and Justice,” Insights by Stanford Business, October 5, 2020, www.gsb.stanford.edu/insights/anat-admati-milton-friedman-justice ; Diane Coyle, Markets, State, and People: Economics for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98–101; Rebecca Henderson, Reimagining Capitalism in a World on Fi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20), 19, 67; Bonnie Kristian, “Republicans More Likely Than Democrats to Say the Free Market Is Bad for America,”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December 9, 2016, https://fee.org/articles/republicans-more-likely-than-democrats-to-say-the-free-market-is-bad-for-america ; Jonah Goldberg, “Will the Right Defend Economic Liberty?” National Review , May 2, 2019; Martin Wolf, “Why Rigged Capitalism Is Damaging Liberal Democracy,” Financial Times , September 17, 2019, www.ft.com/content/5a8ab27e-d470-11e9-8367-807ebd53ab77 ; Ben Riley-Smith, “The Drinks Are on Me, Declares Rishi Sunak in Budget Spending Spree,” The Telegraph , October 27, 2021; Inu Manak, “Are Republicans Still the Party of Free Trade?,” Cato Institute, May 16, 2019, www.cato.org/blog/are-republicans-still-party-free-trade ; Aritz Parra, “China’s Xi Defends Free Markets as Key to World Prosperity,” Associated Press, November 28, 2018. 

    4. Erik S. Reinert,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London: Public Affairs, 2007); Ciara Linnane, “China’s Middle Class Is Now Bigger Than America’s Middle Class,” MarketWatch, October 17, 2015, www.marketwatch.com/story/chinese-middle-class-is-now-bigger-than-the-us-middle-class-2015-10-15 ; Javier C. Hernández and Quoctrung Bui, “The American Dream Is Alive.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8, 2018;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267–268;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R. Somers, 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s Critiqu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David Sainsbury, Windows of Opportunity: How Nations Create Wealth (London: Profile Books, 2020). 

    5. Martin Wolf, “Milton Friedman Was Wrong on the Corporation,” Financial Times , December 8, 2020, www.ft.com/content/e969a756-922e-497b-8550-94bfb1302cdd . 

    6.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ed. 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kinner,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vol. 1, bk. IV, chap. ii, para. 10; William J. Barber,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Penguin, 1967), 17; Lars Magnusson, The Tradition of Free Trade (London: Routledge, 2004), 16. 

    7.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4), 185. 

    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 3. 

    9. D. C. Coleman, ed. ,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1969), 91–117, at 97; William Letwin,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1660–1776 (London: Methuen, 1963), 43; Lars Magnusson,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hilip J. Stern, The Company State: Corporate Sovereignty and Early Modern Foundatio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In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6; Rupali Mishra, A Business of State: Commerce, Politics, and the Birth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hilip J. Stern and Carl Wennerlind, eds. , Mercantilism Reimagined: Political Economy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and Its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94; Eli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 , trans. Mendel Shapiro, 2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5); Steve Pincus, “Rethinking Mercantilism: Political Econom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Atlantic World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9, no. 1 (2012): 3–34. 

    第一章 西塞罗之梦

    由于大自然更加安稳，也更加坚固，所以当财富与大自然发生冲突时，简直就像凡人与女神之间的战斗。 ──西塞罗，《论责任》（On Duties ），公元前四四年

    若要了解利伯维尔场思想的起源，我们首先得理解西塞罗的哲学观点，其提供了以下概念：透过贵族的农业行为、道德行为与政治运作，人类得以把自然转变成无穷无尽且能够自我延续的财富之源。西塞罗的作品往往会让人觉得罗马共和国已实现了均衡状态，带来了好几个世纪的和平与繁盛。他理想中的罗马此后成为利伯维尔场思想家的灵感泉源，一直到十九世纪都是如此。

    事实上，在西塞罗的时代，罗马共和国正在崩溃。身为公元前一世纪的贵族罗马元老院议员，他其实是在捍卫着旧秩序。他对于商人渴望利润的贪婪心态感到惊恐万分，也恐惧那些潜在暴君的野心──例如在公元前四九年成为独裁者的尤利乌斯．西泽（Julius Caesar）。西塞罗认为，理想的市场交易是一种制造财富的杠杆，并且在安然以农为生、遵从共和国法律的贵族之间进行。他在政治与写作生涯中发展出了一套理论，认为罗马共和国的领导人们若能遵循斯多噶派的道德标准，并为国家提供无私的服务，他们便能效法稳定的自然法则，维持着一个自我延续的财富系统。

    不过，西塞罗的经济愿景实与“自然”相差甚远。他的愿景反映的是当时建立近五百年的罗马共和国之价值观，共和国中的古老菁英家族自从罗慕路斯（Romulus，传说中他于公元前七五三年建立了罗马）时代以来，就靠着其资产带来的大量财富生活。我们可以在西塞罗的著作中看到，经济学与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文化与物质条件从来都是密不可分。他确信贸易应该要支持罗马的统治阶级──这是一种哲学观点，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政治理念，非但适用于不同种类的菁英阶层，更一直留传到蒸气机时代。甚至到了今日，我们仍能在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中看见这种理念。

    历史学家并未把西塞罗视为理解现代经济思想起源的关键。然而，西塞罗确实是第一个主张人类道德与感受会推动市场自主运作，并创造出经济均衡的人。在他看来，受过教育的地主之间建立的友谊不但创造出信任，也创造出理想市场环境条件的哲学基础。西塞罗出生在罗马东南方八十英里外拉吉欧区（Lazio）的阿皮诺市（Arpinum），家里务农，他那丝毫不光鲜亮丽的名字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西塞罗的意思是“鹰嘴豆”。他的家族属于罗马骑士阶级 （equites），一群在公元前二世纪声名鹊起的低阶贵族。他们的地位低于元老院阶级，著名特点是象征性地捐赠马匹来代替骑兵兵役。虽然他们往往从事公共财政、收税或放贷等业务，但骑士阶级的首要身分仍是土地拥有者和农民。身为一个向上攀升的新人 （novus homo），一个刚得到贵族地位没多久的人，西塞罗透过家族建立了强大的关系网络，帮助他在政治界崛起。但是，即便在西塞罗获得了元老院议员的席位之后，甚至是在他当选了共和国的最高职位──执政官之后，他仍背负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污名。矛盾的是（又或许一点也不矛盾），西塞罗的作品在欧洲传统中定义了贵族伦理，但他自己却永远都不会是真正的贵族。但无论如何，他已攀升至罗马体制的顶峰，现在他则要努力保护这个体制。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的人口超过了四千万人，罗马城本身就有一百多万名居民。帝国内只有五百万居民享有完整的公民特权，能拿到免费的面包，享有法律权利与公民权利。奴隶占了百分之十的人口，其余的罗马非公民人口则是由下层阶级组成。人口中的最顶层是统治阶级，仅有大约七百多个元老院家族和三万名罗马骑士。因此，罗马菁英之间的关系紧密，熟知彼此的家族历史。他们共享易于识别的服装样式与相似的教育，围绕着亲属关系与主顾网络组织起来。他们交易商品、互相贷款并从彼此手上购买资产。到了西塞罗的时代，罗马已经建立起一个持续运作了数个世纪的封闭市场，因而获得了一种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表象。1

    西塞罗在罗马元老院的权力范围中成长，从小就对政治、法律与哲学耳濡目染。他的家族不仅和罗马最伟大的学者来往，更和手握大权的政治家打交道。西塞罗的老师来自声名显赫的斯凯沃拉家族（Scaevola）与克拉苏家族（Crassus），这两个家族是捍卫元老院制度与文化的保守知识分子。他们支持祖宗成法 （mos maiorum ），其内容为罗马农业生活的习俗与常规，包括了罗马人认为农业生活所代表的自然法则与社会阶级制度。这两个家族厌恶任何变化，拥护古罗马宪法。理想上来说，共和国应透过人民大会（popular assemblies）运作，其中包括了被选入平民院（Plebian Council）的平民；论理他们应该要和元老院以及管理行政人员的执政官密切合作。然而在现实状况下，共和国早已僵化成寡头制度，元老院大权独揽，而不择手段的独裁者则希望能掌控元老院本身。尽管如此，西塞罗心中怀着一种强烈的意识，觉得捍卫元老院阶级、共和政体与良性市场社会，也就等于捍卫了罗马的自然秩序概念。2

    这种身分认同的中心是对于自然与农业的理解，而西塞罗也慎重其事地借鉴了一长串农业思想家的观点。对于他的愿景来说，不可缺少的人物是老加图（Cato the Elder），一名极端保守派的军人、史学家暨罗马父权制的捍卫者，他在公元前一六○年的著作《论农业》（On Farming ）中阐述道，贵族财产依靠的是良好的农业管理。对于了解农耕的人来说，大自然的每一丝恩赐都与共和体制一样安定稳固。对于创新与贸易，老加图直接表达了鄙视。只有大规模的土地拥有制才是真正“良好”的，才能培养出具有道德良知的公民与士兵。3

    在西塞罗的时代，罗马的多数人口都艰苦劳动，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人们并未就此事提出太多想法。虽然在罗马社会中也有商人与仆役阶级，但绝大部分人口都从事体力劳动，有些是奴隶，其他则是工资微薄的自由人。西塞罗对于这些人毫无兴趣。在大自然的设计中，辛苦的劳动是命定的。农民注定会是农民，奴隶注定会是奴隶。他坚定地认为，所有人都“必须被要求工作”，并且必须获得“他们应得的报酬”，就只是这样罢了。只有贵族的地位高于这种苦工。他并不是因为身为地产拥有者，才获得贵族这个自然地位；菁英的地位本就是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此，西塞罗和相同阶级者都很嫌恶土地税。他们拥有这些土地，也拥有土地上的劳动力。那么，对大自然的恩赐征税无疑是一种暴政的象征。土地拥有者的唯一工作，就是榨取奴隶与劳工的劳动力，以达到基本的作物产出，为那些有权拥有财富的人创造财富。4

    凭借着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并且为了延续贵族社会，地主阶级的成员自认有责任去研究他们所谓的大自然神圣法则。西塞罗在《论共和国》（On the Republic ，公元前五四至五一年）中指出，在“最好的人”用“合度的方式”进行统治时，就能透过和平与繁荣使“公民们享受到最大程度的幸福”。富裕的贵族阶级因为没有“任何烦恼或担忧”的负荷，能够专注于以纯粹的美德为基础来运作政府。西塞罗对于“最好的人”的概念，立基于自然并非平等地创造出每一个人类。而如果自然在创造人类时有所区别，那么人类也应该要效仿自然的区别。真正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本就只属于少数地主。5

    在西塞罗的世界观里，贵族“对财富淡然置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鄙视那些专业的放贷业者与市场上的小贩。他声称自己厌恶贪婪，也憎恨为了赚钱而赚钱，认为商业价值必然会带来道德方面的堕落，把商人的拉丁文“mercator”视为侮辱性的词汇。西塞罗认为，理想的市场会引导人们将共同财产用于共同利益，与此同时，又会保护私有财产。他解释道，根据斯多噶学派所述，“地球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供人类所用而创造的。”这样的看法衍生出了自我延续的自由交易之概念。同样道理，道德与哲学方面的理论也会引导人们透过辩论与善行，去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如此才能“巩固人类社会，使人与人更加团结”。西塞罗认为，如果私有财产的交易始于理念的交流，那么一旦这些理念被表达出来了，就应该属于所有人，应该共享于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以及为国家提供服务的崇高目标。智识的交流应该遵循这句希腊谚语：“在朋友之间，所有事物都是共享的。”具有品德的哲学性交流有利于罗马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的“共同利益”。6

    在西塞罗的体系中，责任义务（duty）是至关重要的。其代表的是一个“良善之人”在一种公民宗教（civic religion）的框架中对国家提供的服务。然而，即使每个人对“其他公民同胞与所有人类”都负有责任，但西塞罗提出警告，单凭一个人不可能帮助“无限多”的贫困者。一个人应该要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资源保留给亲友。西塞罗认为，这种以“友谊”与“仁慈”的“共同连结”作为基础的封闭菁英市场，能“维护正义”并保卫财富与社会。他接着进一步将真实、亲近的友谊描述成“为繁荣添加了更明亮的光芒”，因为此种友谊能“透过分担与分享减轻逆境带来的负荷”。长存的财富并非来自贪婪，也不是来自从他人身上获利，而是来自“善意”的共同连结。真正“支撑家业，使田地得以耕作”的正是这种诚实的情感。7

    如上所示，在斯密写下利伯维尔场概念的一千八百年前，西塞罗就针对思考模式相似的统治阶级成员，提出了一个在道德方面十分完善的自由商业交易制度。这种正派交易所产生的链接，以决定性的方式保护着社会，以避免那些不自然、不正派、若缺乏此种保护则可能发生的状况。西塞罗指出：“若一个人从邻居那里拿取了东西，靠着邻居的损失赚取利益，他的行为比死亡或贫困还要更加违反自然。”交易必须是自给自足的，否则就会导致“掠夺”。若想维护一个和谐且富有的社会，就必须遵守高道德标准的原则──也就是在交易的过程中维持“礼仪、公正与慷慨”。8

    于是罗马贵族透过他们对国家的奉献达成这点，他们经由广大的小麦分配系统（annona civica）捐献面包给公民，这个系统是经济体制的支柱。罗马帝国的船队把小麦分送至地中海彼岸，当时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作“我们的海”（mare nostrum）。若说罗马是身体的话，地中海就像是身体里的器官──博物学家暨军事领袖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他的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中，把地中海称作“肠海”（mare intestinum），因为地中海促进了罗马经济的自由流动。如此一来，财富──首先便是地主阶级的小麦收获──就会根据自我调节的自然法则，在罗马帝国中自然而然地流动。在看似永恒不坠的国家与元老院阶级的协助下，罗马透过四季的无形之手制造出商品并养活自己。罗马资助的不只有意大利与北非之间的交易与船运航道，也扩及了伊比利亚、希腊、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与黑海。各种商品在幅员辽阔的罗马贸易区中自由地流通。9

    如果说西塞罗在罗马攀升到权力顶峰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那么他的逝世就更加戏剧化了，他的死亡肇因于他对罗马宪法、前述的良性交易规则，以及私有财产与自由贸易基本原则的捍卫。公元前六三年，年仅四十二岁的西塞罗成为了罗马的两位执政官之一，这是罗马政府最高阶的职位了。在他担任罗马执政官的期间发生了暴力叛乱，他很快就陷入和元老院议员喀提林（Catiline）之间的冲突，喀提林当时正在竞选执政官，他的改革主义聚焦在免除穷人债务与分配土地。西塞罗蔑视所有行事不符合贵族精神的人民改革家。他觉得提供土地给穷人不但破坏了市场规则，更破坏了现有的秩序本身。因此，西塞罗在元老院中，当着喀提林的面发表了那名留青史的演说。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痛斥喀提林目无法纪，也谴责喀提林的朋友亏欠债务，并质疑喀提林救济穷人的动机。最后，西塞罗成功要求当局处决了喀提林的几个同谋者。当西塞罗高呼：“喔，时代！喔，习俗！”（O tempora, o mores!）时，指的是喀提林对法律的彻底漠视，与他在金融上的腐败和贪婪。同时，西塞罗也是在捍卫他眼中的自然道德经济秩序。10

    我们可以从西塞罗捍卫现状的戏剧化行为了解到，他如何把荣誉看作市场的必要条件。贿赂和诈欺不只是“不公正”的行为，更是一种“虚伪”。举例来说，西塞罗在公元前六三年通过了一项禁止用选票换取好处的法律，名为《图利亚贿选法》（Lex Tullia de ambitu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包括尤利乌斯．西泽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西塞罗本身也贪污，更多人相信他不过是善于营造自我形象──我们确实无法否定这一点。但西塞罗与西泽不同，他捍卫了严格的元老院法律，也从未试图推翻宪法。11

    公元前四九年，尤利乌斯．西泽开始对罗马共和国行使终身独裁权。接着，在公元前四四年的三月十五日──也就是著名的日子“三月中”（Ides of March）──马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带领一群共和派的元老院议员暗杀了西泽。西塞罗本人没有参与暗杀行动，但他如今也希望能引导元老院回到共和政府。在罗马共和国殒落及罗马帝国崛起的暴力动荡中，西塞罗在命运处于最低谷的时刻写下他最为永垂不朽的著作《论责任》（公元前四四年）。他声称这本充满哲学性建议的著作是写给儿子的，但后来《论责任》变成了西方传统中影响力最广泛的书籍之一，也成了利伯维尔场思想的蓝图。12

    西塞罗在《论责任》中描述的经济愿景，是靠着友谊与对知识的追求带来和谐与和平、财产安全，并创造出一个以政治奉献、情感、仁慈与自由为基础的公正社会。换句话说，好的道德标准能推动健康的市场，使具有伦理良知的人们能放心地进行交易。信任是自由贸易所需的机制。这样的贸易过程要存续下去，西塞罗理想中的庄重和斯多噶式的自律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理念后来如何吸引了基督徒，并在更之后吸引了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他们都追求着关于贸易的道德典范。13

    《论责任》有修养又温和的正直态度，可说是西塞罗在目睹了罗马社会的猖獗暴力后做出的响应，他也时常在信件中提及这个部分。他在书中不只谴责了西泽非法的独裁野心所追求的大目标，也痛斥了更加普遍的贪婪倾向。西塞罗在此画下了一条道德界线，斥责狮子的野蛮力量是“身为人类不该拥有的”，也指出狐狸的“欺瞒”是“更加卑劣的”。他告诉读者，这种对权力与财富的兽性追求绝不能被允许，因为这种追求“永无餍足”。菁英在面对独裁的背德行为时不能屈服，而须保持自律，遵从宪法。14

    在经济活动中，责任不仅必须重于贪婪，也必须重于享乐。西塞罗无法接受以利己或欲望来驱动经济的互动，亦无法接受希腊伊比鸠鲁学派的哲学家所提出的：生命的所有都围绕着对享乐的追求打转。他反对生命是逃避痛苦与寻找享乐的一种追求，抨击这种思维模式是无可救药的过度简化，并指出那些被视为痛苦的事物最终可能会带来快乐，正如同放弃享乐可能有助于避免痛苦。责任、学习与友谊无疑是更优越的目标，再者，亦有助于打造自由交易所需的信任基石。15

    西塞罗在他的著作《学院思想》（Academica ，公元前四五年）中，将“首要之善”（chief good）定义为人类去学习理解自然。与其追求享乐，透过怀疑主义式的哲学来追求真理才能为人类“增添面对死亡的勇气”，并提供“心灵的平静，因为它能消除对于自然奥秘的所有无知”。学习的美德会创造出纪律与信任，使人类得以超越庸俗的利己心态。举例来说，在研究希腊的物理学理论时，西塞罗冀望能了解宇宙的自我调节系统，他在《论共和国》的最后一章中提出相关讨论，该章节就是著名的“史奇皮欧之梦”（The Dream of Scipio）。他在寻找“永恒运动”的“第一因”时，认为最基础的市场原则是爱，而非贪婪。具有品德的交易是这些神圣机制的一部分，若能充分发挥作用，则能产出稳定、可靠的财富。16

    西塞罗梦想的是一个充满了学习、情感与自由交易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自然的、能自我调节且高尚的，然而这个梦想却和他周遭的真实世界产生碰撞，制造出不和谐的音符。在争夺至高帝国权力的斗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罗马公民毫不掩饰地抛弃了过去的元老院传统与先例。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受到持续不断的内战所摧残，这场内战的终结是西塞罗的光荣时刻，但同时招致了他可怕的死亡──他身处在强大的马克．安东尼将军（Marc Antony）和屋大维（Octavian，也就是未来的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的权力争夺战之中。

    正是在这场悲剧性斗争的混乱中，西塞罗针对马克．安东尼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反腓力辞》（The Philippics ），抨击了包括不道德交易等诸多事物。他在元老院内语带讽刺地责备安东尼违背了共和国法律，嘲笑他目无法纪又行事草率，不但贪污还做了假帐。他质问安东尼：“你在三月十五日还积欠四千万罗马币（sestertius），怎么会在四月一日之前这些债款就全部消失了？”17

    最奇特的是，在正在解体的共和体制中，西塞罗竟然认为他当着所有贪腐人士的面公开发表这种攻击言论之后，还可能存活下来。或许他相信自己有屋大维的支持，胆子就大了起来。然而，这位未来罗马皇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自己能获得皇权。当他和安东尼协商要除掉哪些敌人时，两人在致命的政治条件互换中交易了名字，安东尼坚持要处决西塞罗，屋大维最后屈服并背叛了西塞罗。这大概不是西塞罗的愿景中会出现的那种交易。但是，西塞罗已经没有其他位高权重的盟友，他只能孤身一人捍卫已经死去的罗马共和。

    西塞罗听闻这项判决后，逃到了位于乡间的一处宅邸，希望能在那里准备好光荣赴死。当士兵到来时，他请求他们干净利落地一刀斩断他的脖子。最后士兵却斩了三次才成功。除了砍下这名命运悲惨的哲学家的头颅之外，一名士兵还砍掉了他的一只手。彼时马克．安东尼的举动完全符合西塞罗生前所犀利指控的残暴粗俗形象，他下令把西塞罗的头和手钉在集会广场的主要讲台（rostra）上，面对着元老院。这就是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家暨共和政体捍卫者最后遗留的东西，一个将在未来数千年回荡不止的象征。西塞罗的出现比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还更早，作为一个世俗的共和主义殉道者，他的政治与经济美德理念被赋予了一种接近基督教式的悲怆，也使得西塞罗成为了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与暴政和贪腐交易的背德行为战斗。他试图维护自然秩序与经济道德，揭示了一条通往财富的有德之路。

    西塞罗如此预示了亚当斯密后来提出的市场思想之核心原则：如果受过教育的菁英阶层能聚焦在农业上，用公正且符合伦理的方式交易商品，那么市场就能自行运作，制造出财富，共和政体也会兴盛发展。而随着基督教在西欧占据优势，这种均衡模型也成为经济哲学中最历久不衰的概念架构之一。基督徒用天堂的救赎取代了世俗的公民政治，作为社会的终极目标，而上帝也将会进入交易系统中。

    1. Titus Livy, History of Rome , trans. John C. Yardle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bk. 1, chap. 8. For an online version of Livy edited by Rev. Canon Roberts, see the Perseus Digital Library, Tufts University, gen. ed. Gregory R. Crane, 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urn:cts:latinLit:phi0914.phi0011.perseus-eng3:pr . 

    2. Livy, History of Rome , bk. 23, chap. 24; bk. 1, chap. 35; Ronald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 rev.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 

    3. Cato, On Agriculture , in Cato and Varro: On Agriculture , trans. W. D. Hooper and H. B. Ash,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bk. 1, paras. 1–2. 

    4. Cicero, De officiis , trans. Walter Miller,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bk. 1, sec. 13, para. 41. 

    5. Cicero, On the Republic , in Cicero, On the Republic, On the Laws , trans. Clinton W. Key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bk. 1, sec. 34, paras. 52–53; bk. 1, sec. 5, para. 19; bk. 1, sec. 8–9, para. 24. 

    6. Dan Hanchey, “Cicero, Exchange, and the Epicureans,” Phoenix 67, no. 1–2 (2013): 119–134, at 129; Wood, Cicero’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 55, 81–82, 112; Cicero, De officiis , bk. 3, sec. 6, para. 30; bk. 1, sec. 7, para. 22. 

    7. Cicero, On Ends , trans. H. Rackha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bk. 2, sec. 26, para. 83; Hanchey, “Cicero, Exchange,” 23; Cicero, De officiis , bk. 1, sec. 13, para. 41; bk. 1, sec. 16, para. 50; bk. 1, sec. 17, paras. 53–54; Cicero, De amicitia , in On Old Age, On Friendship, On Divination, trans. W. A. Falconer,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sec. 6, para. 22; sec. 7, paras. 23–24; sec. 7, paras. 23–24; sec. 14, paras. 50–52. 

    8. Cicero, De officiis , bk. 14, sec. 5, paras. 21–22; bk. 3, sec. 5, para. 23. 

    9. Caesar, The Gallic War , trans. H. J. Edward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7), bk. 5, para. 1. 另见 “Internum Mare,” in William Smith,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Geography , 2 vols. (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1856), 1:1084;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the Needle: Wealth,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350–550 A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69; Pliny, Natural History , trans. H. Rackham, 37 vols. ,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bk. 3. 

    10. Wood, Cicero’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 48; Cicero, In Catilinam, in Cicero, Orations: In Catilinam, I–IV, Pro Murena, Pro Sulla, Pro Flacco , trans. C. Macdonal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bk. 2, para. 21. 

    11. Cicero, De officiis , bk. 1, sec. 13, para. 47; Hanchey, “Cicero, Exchange,” 129;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the Needle , 253. 

    12. A. E. Douglas, “Cicero the Philosopher,” in Cicero , ed. T. A. Dor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 135–171. 

    13. Douglas, “Cicero the Philosopher. ” 

    14. Cicero, De officiis , bk. 1, sec. 13, para. 41; bk. 1, sec. 7, para. 27. 

    15. Cicero, On Ends , bk. 1, sec. 9, para. 30; bk. 1, sec. 10, paras. 32–33. 

    16. Cicero, On Ends , bk. 1, sec. 19, para. 69; Cicero, On the Republic , bk. 6, sec. 24, paras. 26–28. 

     17. Emily Butterworth, “Defining Obscenity,” in Obscénités renaissantes , ed. Hugh Roberts, Guillaume Peureux, and Lise Wajeman, Travaux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no. 473 (Geneva: Droz, 2011), 31–37; Cicero, Orations: Philippics 1–6 , ed. and trans. D. R. Shackleton Bailey, rev. John T. Ramsey and Gesine Manuwald,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 2, paras. 96–98. 

    第二章 神圣经济

    施予面包就能抓住天堂。 ──约翰（Saint John Chrysostom），〈讲道集三：思考救济与十个童女〉（Homily 3: Concerning Almsgiving and the Ten Virgins），约公元三八六年

    在西塞罗逝世的两百多年后，除了罗马共和已经让位给帝国之外，罗马也开始了与基督教的长期融合。罗马帝国本身仍然存在，但帝国中的新基督教领袖开始试着改造西塞罗的经济愿景。早期的基督教几乎完全回避了“公民道德是一种美德”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公元第三世纪与第四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理想状态，并随之为市场交易带来了新的愿景。西塞罗认为商业应该要有道德准则作为基础的原则仍然存在。但在早期基督教的经济体制中，良好的道德选择必来自你诚心渴望能用世俗商品换到天堂中的一席之地。道德转而以死后生命为核心，而非从自然法则中推导出来的世俗“首要之善”。这个市场的核心是对个人救赎的渴望，以及对灵性奖赏的追求。

    如此一来，基督教使商业交易的内涵为之一变，此概念的基础不再只是西塞罗体制中的责任与美德，还包括了人类的渴望。这种渴望不是伊比鸠鲁派寻求世俗享乐的渴望。与之相对的是，基督徒认为如果人类愿意选择虔诚地生活并拒绝财富，那么“上帝的无形之手”──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在此处指的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将会为他们带来天堂的宝藏。基督教的救赎概念为后来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提供了一套概念模型，即个人的选择可以带来充满了无尽财富的天堂。早期基督教为现代经济文化遗留下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尽管完美的市场状态目前并不存在，但为了达到这种完美，我们必须一直抱持着强烈的渴望。

    虽然当时基督教遍布罗马帝国，但古罗马的诸神信仰仍拥有十分强大的势力。尽管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三一二年左右归信了基督教，但一直到四世纪末为止，西塞罗仍在学院课程中占据主要地位。在基督诞生后的数个世纪中，教会教父（Father of the Church，有圣德的特定基督徒，其著作与教导对基督教有很大的贡献 ）主要都是罗马贵族出身，这代表了他们是在非基督教的帝国文化中长大的。他们很熟悉罗马法律，并且他们得依靠皇帝来确保生活稳定。有些教会教父努力和西塞罗的思想搏斗，希望用一种基督教版本的新道德愿景取代西塞罗的论述，包括米兰主教圣安博（Saint Ambrose），以及后来在西方基督教最有影响力的神学作家圣奥古斯丁。到了最后，他们对财富的态度变得比西塞罗所设想的更加个人主义，也更加民主。

    在西塞罗笔下，欲望从本质上就是一种负面特质。基督徒则相信，如果他们的欲望是被救赎，那么这种欲望就是道德的──举例来说，当一个人藉由把钱施舍给穷人、放弃世俗的享乐来交换天堂的奖赏时，这个人就是在满足符合道德的欲望。他们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为基础，不但把这种对于天堂财宝的欲望视为一种好事，甚至视为神圣的事。基督徒引述福音书与其他典籍，用利益、选择、意志、交易与奖赏等经济语言来建构基督教的救赎。事实上，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本质就是一笔交易，《希伯来书》（Book of Hebrews ）的作者写道，如果“不流一滴血”，罪就不会被赦免。换句话说，基督偿还了人类的集体债务。1

    虽然基督教会得仰仗罗马帝国提供保护，甚至是提供经济支持，但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却明确地拒绝接受西塞罗的信念：一个人能做到最好的事，就是钻研哲学并为国家做出贡献。相信救世主存在的基督教带来了取而代之的末日论：他们摒弃这个不完美的世俗世界，将目光放在《启示录》中预言的末日，届时上帝之怒将会降临在那些紧抓着世俗财富的人身上，并将神圣永恒的死后生命赐予真正的信徒。

    福音传道士圣路加（Saint Luke the Evangelist）坚持基督徒应该要施舍穷人，藉此摆脱世俗财产，如此才能获得天堂的财富。耶稣在传福音时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赒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近、虫不能蛀的地方。”圣马太（Saint Matthew）原本是一名税吏，而后在耶稣的召唤下成为门徒，他也对此做出呼应。圣马太在《新约》中跟着马可和路加引用了一句耶稣曾提及的古老犹太谚语：富人上天堂的机率比骆驼穿过针眼的机率更渺茫。他也引述道，耶稣曾说过世俗财宝的本质是转瞬即逝的，并将世俗财宝描述为：“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他呼吁信徒应该在心中寻找永恒的宝藏。马太的叙述和路加一样，他指出耶稣在描述救赎时其实是以贫困为前提的，那是一种交换的过程，一个人若想获得救赎就必须施舍穷人：“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2

    不过，马太在论及财富时传达出了相互矛盾的讯息。他指出，耶稣说那些没有为了丰厚回报而投资钱财的人都是罪人。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在讲述“按才干接受托付的比喻”时提到，一名主人因为仆人没有投资钱财而形容这名仆人“又懒又恶”。耶稣警告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3

    所谓天堂的财宝并非隐喻。由于罗马帝国里有非常多绝望的穷困者，在死后的生命提供真正的财宝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基督教的传道士利用这种承诺来赢得信徒。基督教对贫困如此执着的根源，无疑是巴勒斯坦与整个罗马帝国普遍极度贫困的生活条件。在犹太人的思想与神学中，很早就出现了穷人必须受到保护的想法，犹太人时常劝诫人们施舍，甚至宣扬社会公平，所罗门的其中一则箴言就是：“怜悯贫寒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报偿，耶和华必归还他。”圣马太也呼应了这个概念，他指出耶稣认为对穷人展现慈善等同于和上帝交流。4

    在基督教盛行早期，罗马经济中最重要的原物料商品是黄金和白银。但是福音书中也涉及了其他世俗的利益，包括性、身体以及对享乐的追求。圣马太指出，耶稣认为戒欲甚至自我阉割是献给上帝的礼物。耶稣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享乐连同财富与利己行为，一起被放进了个人救赎的市场交易体制中。5

    这一点在早期教会教父的生活型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的生活与罗马贵族的传统奢华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基督教领导人实践的是自我克制的极端生活型态，这种自我克制承袭自悠久的禁欲主义传统。“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在《富人的救赎》（The Rich Man’s Salvation ）中虽然承认了世俗财富必须存在，但他说明道，这些财富的使用有其规则，人们尤其应该遵循“供给”的虔诚实践，将财富施舍出去。若一名富人把所有财富都施予穷人与教会，并藉此过程把他的热忱倾注于耶稣，就能找到救赎。6

    在公元前一世纪，禁欲主义的基本原则透过非基督教的希腊道德家塞克斯都（Sextus）的作品，流传至罗马帝国各处，塞克斯都协助创造了一种能够自我调节的灵性交易市场概念，他的行为准则和新基督教的道德规范是互通的。《塞克斯都语录》（The Sentences of Sextus ）在论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死后生命时，描述了一种货币流通过程。塞克斯都写道，唯有“放弃肉体的事物，人才能自由地获得灵魂的事物”，并直言不讳地补充道：“富人难以获得救赎。”他阐述了柏拉图式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可以透过灵性研究与自我克制成为贴近上帝的“圣人”。透过“征服肉体”，圣人可以“把一切能给的全都施予穷人”。世俗的依附情感──甚至对于儿女的情感──都应该受到鄙夷。塞克斯都感叹道：“信仰虔诚的人会心怀感激地承受失去孩子的痛苦。”他警告道，世俗享乐的罪恶将会“被邪恶的恶魔追究，直到还清最后一分为止”。7

    塞克斯都的行为准则很快就传遍了希腊的基督教社群。首屈一指的神学家们也欣然接受了这些准则──包括亚历山大学派的基督教学者欧利根（Origen），他在三世纪时惊叹地指出阅读塞克斯都作品的人“为数众多”。随后问世的一系列基督教作品也响应了这个概念：人们必须用天堂市场来取代世俗市场。原罪代表了人类不能真正享受世俗的快乐。例如，大约在公元九○年至一五○年间出现的《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 ）就是以这个概念作为核心。书中包含了最早由圣马太写下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富人“在上主的事物方面”是贫乏的，并补充道，人类唯有透过贫困与谦卑才能享有上帝的赏赐。该书大加赞颂禁食与禁欲的生活，这是古典时代晚期的宗教文学中随处可见的主题。在《启示录》（公元九五年）中，拔摩岛的约翰（John of Patmos）描述了耶稣对安纳托利亚的七个城市的罪予以谴责。这七个城市──以弗所（Ephesus）、士每拿（Smyrna）、别迦摩（Pergamum）、推雅推喇（Thyatira）、撒狄（Sardis）、非拉铁非（Philadelphia）、老底嘉（Laodicea）──被视为世俗世界的隐喻，代表了《圣经》对于肉体和商业都市生活的不信任。大约在公元二○八年，神学家特土良（Tertullian）以同样戏剧化的方式痛斥罗马是浸染了殉道者鲜血的现代巴比伦。他也同样呼吁人们压抑性冲动，甚至反对人们在配偶逝世后再婚。他赞扬人们透过鳏寡生活与童贞将自己一心奉献给上帝的神圣行为。他坚持认为处女应该蒙上头巾，如此一来才更能全心全意仰望基督。蒙头可保护她们不受罪恶沾染，因而“值得进入天堂”。8

    基督徒用这种极端的、自愿的性欲克制去换取救赎，这使得基督教从根本上来说比犹太教更具有交易的特质。钱财、色欲、享乐，甚至吃饭、说话和微笑──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些全都是坏事，都是原罪的产物，必须抛弃这些事物才能换取天堂作为报偿。在三世纪刚开始的数十年，欧利根撰写了一本讨论死后生命的奠基之作，他在书中主张唯有透过自我克制才能获得进入天堂的奖赏。欧利根将贞操能够换到救赎的观点推到极端，而阉割了自己。写下《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的启蒙时代重要作家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曾就欧利根对《圣经》的字面解释做出著名的评论，说那是一个“不幸的”错误。9

    神圣市场与它追求更高目标的模式，逐渐变成基督教生活的核心，其中强调的是选择、纪律、报偿和奖赏。古典时代晚期有许多人以戏剧化的形式自我牺牲，希望能藉此进行神圣交易，欧利根只是其中之一。男性守贞变成一种寻求上帝财富的自律形式而受到重视，而后成了神职人员与修道士守贞传统的基础。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指的是在三世纪、四世纪隐居于埃及沙漠的一群基督教徒 ）为这种新兴的修道院主义与禁欲经济定下了基调。一代又一代的修道士进入了埃及的沙漠，只接受最微薄的捐献，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和上帝交流。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柱顶修道士西蒙（Simeon the Stylite，约公元三九○至四五九年），他在叙利亚阿勒坡市（Aleppo）一根柱子上方的小平台生活了三十七年。10

    西蒙是牧羊人之子，不过有许多淡泊名利的基督教领导人都来自富有的贵族。部分贵族依据罗马的公民义务理想，成为了主教和首屈一指的神学家。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教会领导人圣巴西略（Saint Basil，约三二九年至三七九年），和他的兄弟“尼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约三三五年至三九五年）、圣金口约翰（约三四七年至四○七年）及圣安博（约三四○年至三九七年）。对他们来说，美德就是“祷告”与拒绝肉体。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也只应该以基督教团契为基础。贵格利拒绝了异教徒西塞罗对自然世界的崇拜，他写下了后来变成基督教格言的句子：“大自然是软弱的，并非永恒的。”是上帝创造了大自然，上帝才是永恒的，而所有自然系统都源自神。11

    教父们在传福音方面的一部分使命就是说服罗马贵族信仰基督教，有鉴于当时贵族的享乐主义生活型态与基督教坚持的贫困戒欲生活有着天壤之别，这样的使命似乎是很大的野心。教父们也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天堂救赎胜过了罗马的世俗享乐。讽刺的是，传福音其实所费不赀。教会的有限资金必须花费在无数贫困信徒身上，更不用说建筑、神父和传教所需的钱财了，于是教会要求富裕的信徒奉献钱财，如此一来主教们才能用食物与灵性救赎来喂养饥饿的信徒。

    从安提阿（Antioch）到迦太基（Carthage），再到新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主教们必须苦苦争取希腊人、叙利亚人、德鲁兹教徒（Druze）、犹太人等仍信仰各种帝国古老宗教的人。身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和希腊最重要的传教者，圣金口约翰不但得控制住底下的基督徒，还希望能改变君士坦丁堡众多人民的信仰。他的父亲是一名非基督徒的军官，他自己则大约在三七○年左右改信基督教。约翰知道这个伟大首都的罪恶每天都在上演，就连基督徒也会参与非法勾当和观赏色情表演。他必须找到一个方法，灌输恐惧到教区居民的心中，并提供一种切实的救赎感，才能使他们改信基督教，采取虔诚的行为举止。

    约翰利用恐惧和宗教狂热式的舞台展演来鼓动当地居民，他热中于对犹太人与同性恋者传道，并且警告基督徒，观赏君士坦丁堡的淫秽表演会使他们入地狱。他在以弗所城呼吁暴徒拆除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提密斯神庙（Temple of Artemis）。他在安提阿布道时，藉由听众的经济敏感度来号召：他在著作〈讲道集三：思考救济与十个童女〉（约公元三八六至三八七年）中提出了简短有力的请求，要人们把所有享乐与经济活动纳入神圣交易的逻辑中。

    约翰坚持，基督徒不该参与带着公民意识的贵族交易、协助维持罗马的现状，他们唯一该参与的只有属灵的市场。他质疑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欠债并让自己陷入贫困，明明他们只要放弃所有金钱相关事物、抛弃债务和贫穷，就能“获取利益”，也就是轻而易举地“进入天堂”。他说，只要简单地许下忏悔的誓言，就能开始往天堂前进。一旦决定了未来只从救赎中“获利”，之后这个人就必须执行具体的交易行为。约翰认为“施舍”这个社会行为是在偿还“原罪带来的债务”。他使用的语汇带有无法忽视的经济色彩。他说，当一名女性施舍穷人时，这名女子“手里就拿着属于她的买卖契约”。而她可以用这张卖契换得天堂的财富。12

    约翰向听众清楚表明，他们必须确实离开世俗商品的市场。光是贫困这件事本身是无法让人进入天堂的，他指出：“天堂并不昂贵。”当一个人“购买了天堂”，就是与神立下一个在物质方面全然自我克制与奉献的契约。也就是说，在对的情境下，就算只是施舍一杯水也会推动足以自我延续的救赎连锁反应。他讲授的内容并非只是寓言。约翰在一个妙不可言的段落中解释道：“天堂是一门生意〔或者说是一项交易的承诺〕，是一种事业……施予面包就能抓住天堂。”他感叹道，人们总是想要尽可能购买更多便宜划算的商品，但却不愿意投资自己的灵魂。13

    圣金口约翰的《讲道集三》为君士坦丁堡与东罗马帝国提供了神圣交易的模型，也为当时很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拉丁基督教领导人圣安博创造了一个范本。虽然圣安博也使用了灵性交易经济的概念，只不过他以此为基础来执行的计划是西方拉丁世界的基督教化。圣安博出生于古老的罗马贵族世家，故乡位于今天的比利时。他接受了罗马的高等官职训练，在帝国的系统中成长与受教育，研习修辞学、法律和哲学。他就像东方希腊世界的非基督徒一样，精通古希腊与罗马的学科。但是，他在公民世界与宗教世界间搭起了桥梁。他是昆图斯．奥热流．西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Symmachus）的表亲，西马库斯是当时最富有的贵族之一，也是罗马执政官。事实上，安博后来也成为北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利古里亚省（Aemilia-Liguria）的总督，该省的首都是米兰。

    安博是基督教徒，以罗马基督教派总督的身分进行治理。在三七一年，他卸下了总督职位，成为米兰的主教，但同时仍在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的宫廷中任职。笼罩在安博身上的阴影，是从来不曾消失的西塞罗──他是罗马公民美德的殉道者，也是善尽公共职责的典范。接受罗马帝国官职训练的圣安博，必定要和西塞罗遗留的建树抗争一番。而这终究成为了安博任职罗马官员及后来担任主教时的使命。安博做的是最矛盾的工作。他必须一面尊奉西泽，一边在布道中宣扬拒绝世俗世界的理念。

    身为一个罗马帝国公民、一名公务员与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领袖，圣安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过渡型角色。他很清楚，自己最大的挑战是让罗马帝国的中心人物归信基督教。他的使命核心是金钱为重。身为教会管理人，他要担心的不只是如何招募信徒，还有如何找到能维持教会运作的资源。他以真正基督徒该有的行为，把大量的私人财产都奉献给教会，并抨击贸易一事非基督徒所为。他对个人财富的态度非常明确：金钱是“万恶之源”。领导人理应“不像叙利亚商人和基列商人那样渴望不义之财，也不把所有美好希望都寄托在金钱上，更不能像一名伙计那样加总着每天的薪水、计算存了多少钱”。安博借助自由流通和对更高目标的渴望为隐喻，强调透过自主选择的交易能获得更好的事物。安博认为，如果财富停滞，金钱就会因为“蛀虫”而“腐朽”，所以人们不该囤积财富。另一方面，流通则能使金钱变得“甜美”且“有用”，就像能够灭火的“水”一样。刺激市场循环流动的方法，是把“白银”赠与穷人。唯有如此，上帝才会回以“圣徒的友谊与永恒的居所”作为恩赐。14

    安博身上结合了帝国的官员职责与坚实的基督教信仰，因此成为了热心传教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自己必须直面西塞罗，才能改变所谓职责的本质。因此我们也无需讶异，安博用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论神职人员的责任》（On the Duties of the Clergy ，约公元三九一年）来抨击西塞罗的作品。他谴责西塞罗的修辞理论，坚信优雅与美丽并非存在于言语的艺术中，而是存在于上帝之中。真正的知识只可能出自神性的启示，而非出自世俗的科学。安博也直接攻击了私有财产：“我们认为一切都毫无意义，只有能帮助我们获得永生祝福的事物例外。”人类理所当然不可能拥有任何事物，因为上帝赐予人类的比人类能给予上帝的还要更多，使人类不可避免地“在救赎方面成为债务人”。15

    安博和西塞罗之间的分歧如此严重，严重到他试图扭曲西塞罗派的道德语言，使之符合基督教灵性市场的用语。他认为施舍给穷人与奉献给教会是伟大的“责任”，因为这种施舍与奉献会带来恩典，而神的真爱胜过了世俗友谊。除此之外，安博不只把焦点放在死后生命上，他还敦促神职人员透过团契与“洗礼的连结”来建造世俗教会的主体。16

    最重要的是，安博把耶稣的自我牺牲描述成具有商业性质的神圣交易。毕竟，耶稣是用“神圣自由”来交换人类的“赎罪”，才在十字架上献出宝血。因此，人类的生命不是为了空洞的共和理想，应该是为了救赎而生。当时帝国已濒临崩解边缘，所以他的主张吸引了许多人改信基督教。17

    在所有教会教父中，圣奥古斯丁（三五四年至四三○年）掌握权力的时间最久，对经济思想的影响也最大。奥古斯丁认为上帝透过预定论（predestination），在基督教的宇宙中创造了一种自我调节的秩序。这代表了一个人是否会被拯救，并非取决于这个人的选择或意志，而是取决于神的恩典来决定──上帝在一个人能采取行动之前就已经做出决定了。预定论代表的是上帝不但能选择哪些灵魂可以在天堂被拯救，也代表他能选择哪些信徒在世俗世界变得富有。这并没有免除富有的好基督徒必须把钱奉献给教堂的责任。不过，奥古斯丁在提出这种主张的同时也为新的财富观念打开了大门，从而改变了基督教。

    奥古斯丁出生于罗马上层阶级一个拉丁化的北非家族。他的母亲莫妮卡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父亲则是非基督徒。奥古斯丁起初全心拥抱了彻底的异教生活，并在罗马研习柏拉图哲学与西塞罗的修辞学。他几乎都住在妓院里，热爱葡萄酒，还生了一个私生子。不过在三八六年，在他成为罗马帝国米兰市的首席修辞学教师两年后，他听到了一名孩子用上帝的声音呼唤他阅读经文，就在这瞬间顿悟了。他阅读了圣保罗（Saint Paul）在写给罗马人的信中对于道德败坏的批判，就此归信基督教，强烈抗拒非基督教、西塞罗式的怀疑主义，以及他过去对于肉欲享乐的爱好。由于个人需要，以及基督教福音传播的莫大吸引力，他决定要用信仰取代世俗的一切享乐与知识。对奥古斯丁来说，原罪带来的堕落与对上帝的奉献带来的赎罪，是他亲身体验的人生故事。圣安博在三八七年公开为奥古斯丁施洗，这位新基督教徒在三九五年荣升为希波（Hippo，如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Annaba〕）的主教。18

    奥古斯丁在离开意大利之前开始撰写《论意志的自由选择》（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旨在理解善恶与预定论。这是一部了解恩典与救赎的道德市场逻辑的关键作品。奥古斯丁在书中解释道，若一个人想要从原罪中解脱与获得恩典，首先必须被上帝拣选。换句话说，人类必须经由神的意图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当上帝能预见一切后果，他仍为人类保留了犯下极端错误的自由。奥古斯丁指出，交易市场中只有两种人，一是善用纪律的美德，二是成为“欲望的奴隶”，这样的主张透露出西塞罗的斯多噶主义带来的影响。

    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概念对经济思想造成了广泛的衍生影响。如果上帝会帮助人行善，又如果人们会接着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为虔诚的非物质主义者，那么他们所拥有的钱财与商品就会是正向的，当他们决定要把钱奉献给教堂尤其如此。奥古斯丁使用自己的威权与说服力去指出，有些世俗财富其实是上帝赐予，因此这些是好的财富。这样的观念和早期的基督教作者提出的禁欲主义背道而驰。这代表的是富裕的基督徒可以在赚钱的同时保持美德。这种对于世俗财富的宗教性理据是一种悖论。但奥古斯丁清楚意识到，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维持自我克制的苦修状态。有些人也许拥有财富与权力，但他们必须把这种世俗财富连结到慈善的态度、良善的意图和真正的“自愿”追求恩典。世俗财富的流动是取决于神的旨意与自由意志两者的结合。这对基督教思想来说是非常剧烈的变化。教会再也不需要谴责所有财富。19

    西塞罗的经济理念反映了他对罗马农业菁英阶级的忠诚拥护，而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也深受希波主教这个身分所影响。北非并不像意大利，尽管希波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城市，大约有三万名人口，但奥古斯丁成为主教后仍必须从头打造一座教堂。他藉由鼓励人们奉献达成目标。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奥古斯丁和安博不一样，他没有巨额财富，是依靠教会维生。对他来说，教会是通往天堂的必要通道，但教会依然是一个非常世俗的工具。出于必要，奥古斯丁比安博更加关注如何求生存的世俗细节。他承认自己必须苦苦挣扎才能找到钱财来维持教堂的建筑、为神职人员添购衣服与食物，并在北非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保护他们。他一点也不觉得贪图金钱是一件该羞愧的事。如果他的会众不捐献，就不会有教堂存在了。

    奥古斯丁身处于穷困的乡村，到处都是好勇斗狠的异端分子，和一些富裕且咄咄逼人的非基督徒，再加上一群难以管束的信众，奥古斯丁遭遇了其他教会神职人员所未有的腹背受敌之景况。他长期面临多纳图派（Donatist）的威胁，这个异教扎根在三百英里外的迦太基（如今的突尼斯市〔Tunis〕）。多纳图派是柏柏尔人（Berber）主教多纳图．马格努斯（Donatus Magnus）所创立的，他在布道时指出神职人员必须全然免除于罪──他引用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才能有效地布道与管理圣礼。这种正统的严格主义要求建立“圣人教堂”，所有与教堂相关的都必须是彻底纯洁的人。这代表了多纳图拒绝所有在基督教受迫时期，曾和罗马政府协商谈判或屈服的人。奥古斯丁认为，没有人是免于罪恶的，而这种僵化的观点只会对教会造成破坏。他认为，若只有一小群信徒能独自掌握上帝的神秘计划，拥有无可挑战的美德之垄断权，那这样的说法就是一种异端邪说。然而，多纳图派会对不愿意接受相同信仰的其他神职人员进行肢体攻击。20

    对奥古斯丁来说，把教会限制在一小群经过拣选的人之中，非但是一种错误，而且也会威胁到教会的生存和扩张。他和多纳图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既属世又属灵的战斗，把金钱变得更加必要了。传福音并不是便宜的活动。教会需要取得金钱和市场位置，如此才能对抗仇敌和重建基督教罗马。这代表教会必须取得西塞罗所代表之共和精神的部分地位，牧师则成为半神权国家的公仆。这在奥古斯丁的一次布道中表达得相当清楚，他呼吁人们应该直接奉献给教会，而不是“一视同仁”地施舍给穷人。对个人来说，在毫无灵性专业知识的状态下施舍他人并不是理想状况。唯有教会才能妥善管理那些救济金和圣礼，并为人们带来救赎。由此可见，这条路线的重点不是单纯舍弃世俗世界；重点是执行对教会有利、协助教会成长壮大的世俗交易。21

    就像所有世间事物一样，这个新基督教的罗马也无法长久存在。西哥德王国（Visigoths）的国王阿拉里克（Alaric）在四一○年洗劫了罗马，整座城市就此沦陷。部分罗马菁英阶层为了逃离入侵的日耳曼军而一路逃到了奥古斯丁所在的希波，但那里理所当然地同样一片恐慌。希波没有任何军事资源能保护自己。不过，对奥古斯丁来说，教会面对的世俗挑战提供了一个机会，能让他推展他对救赎经济中之个人主义的所思所想。过去西塞罗在面对罗马共和崩溃的艰苦逆境时，展示了文学的力量。而现在，罗马的真正陷落则启发了奥古斯丁写下他的不朽著作《天主之城》（City of God ），他在书中阐释了尘世财富的必要性，与这些财富在神圣经济中的位置。22

    他说，并不是所有金钱都能抛弃或施舍给穷人。相反地，教会其实需要信徒基于自由意志创造出基督教市场经济。奥古斯丁坚称，那些有道德的人有比较高的机率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与保住他们的财富。他解释说：“上帝在分配好与不好的财富时，更加清晰地展现出祂的运作方式。”他认为，到头来，有道德的虔诚信徒在落入西哥德王国的手中后，受到的折磨会最少：“那些服从上主忠告，按照吩咐在对的地方用对的方法积累财富之人，他们甚至在野蛮人入侵时连世俗钱财都无所损失。”被选中的人非但注定要上天堂，上帝也会赐予他们世俗的财富与保护。23

    奥古斯丁的讯息所产生的颠覆性与影响力已经达到顶点。灵性市场会直接影响世俗市场。奥古斯丁说，上帝用看不见的手创造了这个世界：“上帝的『手』就是祂的力量，上帝甚至能透过不可见的方法获致不可见的结果。”但他说的并不是后来亚当斯密在讨论经济时提到的看不见的手，奥古斯丁清楚表明了，他认为有一更高的权柄在调控财富。一个人­只要凭自由意志进入了上帝的体制中，并完成了必要的交易，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上帝的恩典将会就此接管接下来的事。就像西塞罗所说的自然系统一样，奥古斯丁认为救赎是“一道水流”，会连结一切，也是一切的“成因”，能把人送到天堂的上帝跟前。24

    奥古斯丁在生命快走到尽头时，写下了他对《诗篇》最后的阐释，明确地将虔诚与一套看不见的财富体系连结起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儿子平安、女儿美丽、仓库充满、牛只繁多、没有任何倾颓──我说的不是墙，甚至也不是树篱──街上没有骚乱与喧嚣，有的只是宁静、平和与富饶，在他们的家中与城市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事物。”他说上帝会确保“义人”（the righteous）拥有这一切。他提问：“亚伯拉罕（Abraham）家中难道不是充满了黄金、白银、孩子、仆役、牲畜吗？”25

    如果一个人相信了奥古斯丁对于尘世财富的看法，也相信上帝对于自由意志与预定论之间的平衡所产生的影响，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推展出比奥古斯丁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上帝可以把“针眼”扩大，让被选中的少数富人通过。奥古斯丁和追随他的教会教父建立了一套经济希望的模型。就算罗马解体了，他们的神学仍保证守贞、施舍穷人与帮助教堂等行为能带来这一生的富裕与死后的财宝。这是最初始的“双赢”概念。你要做的事，就只有对这个体制抱持信仰。

    但是基督教的救赎市场并无法在世俗中带来眼前的财富。在奥古斯丁逝世后又过了数百年，欧洲才找到获得世俗财富的方法──无论上帝是否认可。此后，神圣经济的哲学概念与语言将会再次为世俗经济所用，诸如早期的资本主义与利伯维尔场理论。但在奥古斯丁过世后，随着世俗财富的增加，新的基督教派开始拥抱世俗的、西塞罗式的价值观。

    1. Matthew, 13:44; Luke 12:33; Hebrews 9:22; Giacomo Todeschini, Les Marchands et le Temple: La société chrétienne et le cercle vertueux de la richesse du Moyen Âge à l’Époque Moderne (Paris: Albin Michel, 2017).

    2. Luke 12:33; Matthew 6:19–21. 另见 Mark 10:25 and Luke 18:25. 

    3. Matthew 25:29. 投资与报偿的概念变成了 Robert K. Merton’s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The Reward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Science Are Reconsidered,” Science 159, no. 3810 (1968): 56–63 的基础。 

    4. Proverbs 19:17. See also Matthew 25:45. 

    5. Matthew 19:12. 

    6. Clement of Alexandria, The Rich Man’s Salvation , trans. G. W. Butterworth, rev. ed. ,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339; Todeschini, Les Marchands et le Temple , 28. 

    7. Walter T. Wilson, ed. and trans. , Sentences of Sextu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2), 33–38, 74, 261–264. 

    8. Wilson, Sentences of Sextus, 2; The Shepherd of Hermas , trans. J. B. Lightfoot (New York: Macmillan, 1891), Parable 2, 1[51]:5, available at Early Christian Writings, www.earlychristianwritings.com/text/shepherd-lightfoot.html ; Tertullian, “On the Veiling of Virgins,” trans. S. Thelwall, in The Ante-Nicene Fathers , ed. Alexander Roberts, James Donaldson, and A. Cleveland Coxe, vol. 4, revised for New Advent by Kevin Knight (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1885). 

    9. Edward Gibbon,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 6 vols. (London: Strahan, 1776–1789), vol. 1, chap. 15, n. 96. 

    10. Richard Finn, Almsgiving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Christian Promotion and Practice, 313–4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93. 

    11. Benedicta Ward, The Desert Fathers: Sayings of the Early Christian Monks (London: Penguin, 2005), 20–54; Gregory of Nyssa, On Virginity , ed. D. P. Curtin, trans. William Moore (Philadelphia: Dalcassian Publishing, 2018), 19. 

    12. John Chrysostom, “Homily 3: Concerning Almsgiving and the Ten Virgins,” in On Repentance and Almsgiving , trans. Gus George Christo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8), 28–42, at 29–31. 

    13. Chrysostom, “Homily 3,” 32. 

    14. Ambrose, On the Duties of the Clergy , trans. A. M. Overett (Savage, MN: Lighthouse Publishing, 2013), 55, 89, 205–206; Ambrose, De Nabuthae , ed. and trans. Martin R. P. McGuire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27), 49. 

    15. Ambrose, On the Duties of the Clergy , 55, 78, 83. 

    16. Ambrose, On the Duties of the Clergy , 122–124. 

    17. Ambrose, “The Sacraments of the Incarnation of the Lord,” in Theological and Dogmatic Works , trans. Roy J. Deferrari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3), 217–264, at 240. 

    18.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69. 

    19. Augustine, On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On Grace and Free Choice, and Other Writings , ed. and trans. Peter 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 Peter Brown, “Enjoying the Saints in Late Antiquity,” Early Medieval Europe 9, no. 1 (2000): 1–24, at 17. 

     20.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 218–221. 

    21. Augustine, “Sermon 350,” in Sermons , ed. John E. Rotelle, trans. Edmund Hill, 10 vols.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5), 3:107–108, available at https://wesleyscholar.com/wp-content/uploads/2019/04/Augustine-Sermons-341-400.pdf ;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a Needle: Wealth,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350–550 A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355; Augustine, Letters , vol. 2 (83–130), trans. Wilfrid Parsons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53), 42–48;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 198. 

    22.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 299. 

    23. Augustine, City of God , trans. Henry Bettenson (London: Penguin, 1984), bk. 1, chap. 8; bk. 1, chap. 10. 

    24. Augustine, City of God , bk. 12, chap. 23; Augustine, Divine Providenc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A Translation of St. Augustine’s de Ordine , trans. Robert P. Russell (Whitefish, MT: Kessinger, 2010), 27–31. 

    25. Augustine, “Exposition of the Psalms,” ed. Philip Schaff, trans. J. E. Tweed, in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 First Series, vol. 8 (Buffalo, NY: Christian Literature Publishing, 1888), revised for New Advent by Kevin Knight, www.newadvent.org/fathers/1801.htm . 

    第三章 中世纪市场机制中的神

    事实上，正是因为某些事物非常稀少或难以寻获，这些事物才变得更加被需要。根据这样的准则，相较于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小麦丰收期，小麦在短缺时期的价值更高。 ──彼得．约翰．奥利维（Peter John Olivi），《合约论》（Treatise on Contracts ），一二九三年

    罗马帝国在四○○年代初解体，随之解体的是支持着非基督教哲学家、元老院的领主与基督教强大的新兴教会教父的经济体制与市场。而在国家规模缩减的同时，教会的金库规模也缩减了。罗马帝国殒落时，随之殒落的是“支配一切的自然经济体制”这个概念。在有效的人类政府解体后，自然突然变得没那么和谐、没那么看顾人类了，人们开始觉得“经济既富饶又能自我调节”的概念不再合理。未经驯化的大自然变得充满威胁。日耳曼人进犯之下，教会为了生存转而求助于世俗经济。教会必须靠自身组织一个国家，必须协助创造与维持经济成长。市场并不会自己复原。

    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而言，能制造出财富的交易并不像西塞罗想象的那样潜藏在大自然中，等待具有美德的执法者伸出稳定的手推动它走向正轨。这种交易也不像奥古斯丁在布道时所说的那样，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能靠着在世俗交易灵性商品，去推动的一种预定论神圣秩序。事实上，在发展现代市场与其机制的过程中，人类的管理与监督都属必要，包括打造强大的政府结构与发展创新科技──举例来说，九世纪的重型犁提高了回报率，而十三世纪晚期至十四世纪早期的复式记账法带来了有效的财务管理。教会的经院哲学家（scholastic philosopher）在一一○○年代占据了大学的主导位置，所谓的经院哲学家指的是那些透过演绎推理来解决神学矛盾的人（他们最著名的辩论是透过支持与反对的论据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些中世纪的哲学家在探索人类自由的过程中，率先开创了个人权利与能动性（agency）的概念。他们认为国家──无论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必定得在欧洲社会与经济的重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一二○○年至一四○○年之间，新一个世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开始建立理论，分析要如何创造世俗财富与如何拒绝这些财富。他们不认为有一个全方位的利伯维尔场存在，取而代之的，他们研究的是在有限规模内的自我调节市场机制，希望能找到方法将这些机制放进他们自己的基督教道德规范中。

    当政治状况稳定，并且有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制存在时，市场看起来就像是自行出现并维持运作。然而，罗马的殒落让我们看见，当社会分崩离析，就需要强力且持续的国家干预才能重建市场。罗马帝国的航行路线为地中海的私人贸易确保了稳定性，也使人们觉得商品自由流通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事实上，商品自由流通是罗马的一大国家成就。在小麦粉随着航线流通后，橄榄油、陶器和其他商品也跟着开始流通。这种由国家打造出来的自由流通创造了财富。但是，当载着小麦粉的船队消失了，以及当汪达尔（Vandal）入侵者占领了北非，崩解的不只是地中海的防护措施，更是整个罗马的商业体系。随着西班牙、高卢（Gaul）和奥地利的矿场关闭，金钱变得十分稀缺。贸易逐渐冻结，使西罗马帝国陷入贫困。1

    西方的城市与省分失去了原本将它们和东希腊帝国以及北非连结起来的贸易与通联系统。罗马帝国大约有百分之十至三十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其中有一百万人住在罗马。共有数十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一千人。随着国际贸易与城市在公元四○○至七○○年间逐渐衰落，城镇菁英的财富也减少了。随着较不稳定的乡村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贫困取代了相对的繁荣。与此同时，气温大约下降了摄氏一点五度，使得作物产量减少，冬天也更加寒冷，加遽了经济危机。2

    贫困逐渐扩大后，紧接而来的是疾病、瘟疫和人口数量下降。随着公民管理与国家食物系统停摆，各种疾病开始出现在较脆弱的人口中。病毒大流行变成了当时很常见的情况。疟疾在缺乏整治的沼泽地滋生。痲疯病，也就是汉生病，在过去的罗马是很罕见的，此时却因为卫生条件不佳而在欧洲各地蔓延。最糟糕的是，腺鼠疫（俗称黑死病）在五四一年首次出现在帝国中。希腊拜占庭历史学家波寇披厄斯（Procopius）将五四一年至五四二年的查士丁尼大瘟疫（Justinian’s plague）描述为一种来自埃及的神秘疾病，他写道：“整个人类种族几乎被赶尽杀绝。”这场瘟疫在罗马帝国的东部与西部共导致了五千多万人死亡，摧毁了地中海沿岸剩余的劳动人口和各种产业。到了公元六○○年，前西罗马帝国似乎就要全面土崩瓦解了。商人和工匠无法填补这个缺口，他们已经消失了。不再有市场，也不再有任何方式能流通商品。在高卢北部和莱茵兰（Rhineland），农业用地变成了森林，而较大且较有组织的罗马庄园系统被聚集在村庄的小型家庭农场所取代。随着土壤变得贫瘠以及能犁地的动物减少，带来的是更加耐寒的北欧谷物，例如黑麦和燕麦。3

    讽刺的是，罗马帝国的解体使得教会更加接近西塞罗的世俗公民精神。没有了强权国家，又必须面对秩序混乱、贫困与瘟疫，教会在新日耳曼王国中扮演起领导角色，成为了一股世俗的力量。教会这么做不只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是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其他公民组织存在了。教会领导人希望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组织与统治力量发展出规模更大的欧洲经济体。

    由于罗马皇帝与日耳曼国王都需要扩张组织权力，于是双方都借着赠与土地与自治的自由来支持教会扩张，使得西欧的修道院获得大量的权力与财富。基督教修道运动的创始人“努西亚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注意到，修道院必须协助重建与组织经济体。以庄园为基础的罗马农业体系把农业奴隶劳动制度传承给了中世纪早期的社会。修道院成了当时的财富管理核心。修道士的土地日益富饶，他们除了祷告和劳动外，还得监督在这些土地工作的奴隶。圣本笃的修道院会规（Benedict’s monastic Rule，五一六年）本质上就是一套管理大型修道院社群的操作指南。这些富有的机构利用他们的庞大资产来产出高价值的农产品，例如羊毛纺纱、小麦粉、干酪、香肠、葡萄酒和啤酒。修道院长成了上帝在世俗的财富之“分配者”。4

    对于这些神圣的“托管人”，或者“食品管理人”来说，财富的创造并非自然的产物，甚至也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农业产物，而是以优秀的方式管理稀缺商品。当时没有人会认为这笔新的财富是市场或任何个人自行生产的。这笔财富来自集体纪律、强大的机构与大规模的奴隶农场。换句话说，教会的统治在中世纪早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上功不可没。5

    神职人员必须依据稀缺性和道德准则二者来管理货品。教会得确保信徒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教宗额我略一世（Pope Gregory I，在位期间五九○年至六○四年）认为良好的管理等同于“财富”（largine）与“慈善”（caritas）的重新分配。而后，大型宗教机构成为了金融管理中心，像是英格兰东北部的富有组织杜伦大教堂修道院（Durham Cathedral Priory）。他们用大量的会计账簿来管理存货、商店、家户、员工、租金和通行费。6

    到了一○五○年，重型犁、耙、锄头和新型挽具出现了，农作物产量倍增，这不仅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也使得人口迅速增加。随着人口成长，城市纷纷建立，贸易也跟着扩张。以往只有教会、国王、贵族军阀、奴隶、农奴和周期性贸易的存在，如今西欧的乡村经济让位给了发展蓬勃的城市中心，城市里满是商人与技巧纯熟的工匠，他们享有的自由使他们与乡村里的大量受制人口截然不同。7

    中世纪的城市之所以会难以理解自由贸易，是因为当时的商业自由最初是以明显的垄断形式出现的：教会和国家都把自由贸易的特权授予城市与城市里的行会，也只把特权限制于此。这种结合带来了经济发展与市场扩张。一一二七年，在法国北部法兰德斯郡（County of Flanders）的圣奥梅尔（Saint-Omer），威廉．克利托伯爵（William Clito）授予特权给市区居民──也就是圣奥梅尔的城市公民，允许他们无论犯了什么罪，都可以在自己的城市法庭中受审。此外，他也免除了他们在法兰德斯服兵役、缴交通行费与缴纳多项税款的义务。大致上来说，这些市民摆脱了封建的束缚，不需要缴纳日耳曼的汉萨税（hansa tax），也不需要支付安全过路费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或通行费给法国王室。他们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维持地方垄断，伯爵保证所有在城市内签署的合约都必定会履行。在一份海关文件中，伯爵列出了他与各国统治者达成的协议，以保护当地居民的免税权利。此外，伯爵也保证会对市镇提供军事保护。8

    当然了，城市的居民绝不会享有国王、教士或领主那般的自由。不过，他们已经拥有了稳固的个人自由，这使他们有权随意通行；保护他们免于封建制度的农业劳役、义务事项、税务和任意监禁；并赋予他们对城市政府的选举权。自由交易与地方垄断特权的交换条件是，这些市民必须赚取金钱，为法兰德斯郡带来财富，并缴纳税金给伯爵。正是从这种混合了城市自由、垄断与专业规范的制度中，欧洲市场首次崛起，早期资本主义也随之诞生。9

    尽管亚当斯密会认为行会是一种纯粹的压迫──与利伯维尔场文化相对──但行会对于市场发展来说是必要的。在城市财富开始扩张的那一刻，行会法规就出现了。行会的规定几乎像修道院一样严格。在行会会馆中吃饭的行会成员享有折扣价，外来者则必须支付更多钱。就算只是想要从行会里夹带一杯葡萄酒出来也会被罚款。那些打架的人，以及“因为没有武器而用整块面包或石头”袭击其他行会成员的人也会被罚款。行会成员就像修道士一样，他们的衣服、食物与祷告都受到规范（举例来说，任何在行会会馆中穿木鞋的人都必须支付罚金）。加入行会的其中一个好处，是能在特定城镇中享有特权待遇。行会成员能用折扣价购买产品，非行会成员则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斯密忽略的一点──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Siena）等城市中的行会是专业技能、创新与财富的核心。10

    神学家往往对商人抱持戒心。这是因为商人为了谋取利润而汲汲营营，他们不耕作土地，被视为在精神上甚至比真正的穷人还要更贫穷。十世纪，“维洛纳的瑞提尔”（Rathier of Verona）把商人归类成“流浪者和贫民”。但到了十一世纪，神学家对于商业的看法有了转变。从意大利主教暨法律神学家格拉提安（Gratian）到神学家“克莱尔沃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这些首屈一指的思想家都以正向态度看待虔诚的商人。本笃会修道士暨教会改革者伯多禄．达弥盎（Peter Damian）指出，一个优秀的主教应该要像优秀的商人一样管理自己的教区。如果商人能把财富奉献给慈善事业，那么商人当然就是好的。教会藉由这种方式清楚区分哪些人是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哪些人不是：举例来说，“不信基督者”和“犹太人”被视为侵占基督教合理财富的有罪者，他们是“坏”商人，不得与任何有道德的当权者交易。但在多数情况下，教会并不想要抨击商人的财富，他们只希望商人分享财富。因此，教会开始利用强大的影响力去控制正在成长的经济，同时在市场中坚持基督教的道德观。11

    虽然教会没有权力控制商业生态，但会指导行会设下有道德的价格，这些价格同时反映着市场价值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其中也包括了对利润的限制。基督教自行定义了他们的道德商业社群与新市场规则，只要遵循基督教的方法，基督徒就可以自由交易。这里出现了与西塞罗相互呼应的观点：正如弗兰伯勒的罗伯特牧师（Robert of Flamborough）在《忏悔书》（Penitential ，约一二○八年至一二一三年）中写下的，建立在基督教式关系的“文明友谊”上而执行的交易，就是一种美德。12

    从许多方面来说，中世纪经济思想的故事都始于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的创办者“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的人生。他在一一八一年出生于意大利翁布里亚（Umbria），原名为约翰．伯铎．伯纳戴德（Giovanni di Pietro di Bernardone），他的父亲是丝绸商人，母亲是普罗旺斯贵族。他的家族属于富有商人这个新阶级，居住在拉丁地中海地区──大约是从意大利与法国南部延伸到巴塞罗那的区域。这个社会经济阶级在往后被方济各拒之门外。一二○五年，他所目睹的异象引领他舍弃了世俗的财富。他声明放弃继承遗产，而为了展现自己将以基督之名献身于绝对的贫困，他惊世骇俗地当众脱去自己的衣物，这使他的父亲惊恐不已而和他断绝关系。从那时候开始，他只穿农民的粗布衣，成为了一名托钵修士，居住生活皆与穷人为伍，只靠着捐献过活。他是欧洲文化传统中第一位真正关注自然的生态学家，将动物视为有灵性的存在，并向牠们传道。他认为他的教堂没有墙壁，他的教堂就是自然本身，而从本质上拒绝富裕的修道院生活。当时宗教机构已经成了整个西欧的财富核心，而方济各的追随者、方济各会以及他们向绝对贫困立下的誓言对这些机构来说是莫大的威胁。

    放弃财富会带来的深刻哲学反思，除了审视财富究竟为何，也审视了价格是如何由道德力量与市场力量创造出来。方济各经院派（Franciscan Scholastic）的神学家──他们接受过使用辩证法与演绎推理来解决哲学问题的训练──以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为中心，汲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点，去理解市场的运作要如何才能符合基督教的道德观。他们将亚里士多德的平衡观念与罗马的自然法结合起来，正如中世纪的法律典范著作，格拉提安的《教令集》（Decretals ，一一四○年）中描述的一样。《教令集》是一部中世纪罗马教会法的创始性汇编与典范之书，书中声明道，每一次不公平的损失──也就是教会认为对交易双方来说价值不相等的协议，或者诈欺──都必须用价值完全对等的事物来“恢复”。此一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与“公平交换”（equal for equal）的原则。《尼各马可伦理学》更描述了人们要如何以私人财产、合约和许可为基础进行交易。这是公平价格理论的基础，此一理论指出，所有价格都应该反映出交易的公正平衡性，参与交易的人应该要平等获利。13

    经院派哲学家面临的挑战，是要定义出什么才是一项商品和服务的公平且道德的价格，以及怎样才能计算相等的价值。公共当局和生产商会负责制定价格。神职人员相信，交易商在决定公平的价值时，可以藉由利用一种中立的个人选择逻辑，来做出有道德的商业决定。这与现代个人自主性的概念其实并不相同，只是代表了商人可以针对价格做出专业决策罢了。基督教相信，商人只要结合道德考虑与当时的市场价格，就能设下公正且公平的价格与利润率。

    道明会修士暨意大利经院派思想家圣多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在他的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 ，一二六五年至一二七四年）中，也同意方济各会的说法，认为商人必须具备道德并使用“公正”的价格。然而，阿奎那不认同方济各为绝对贫困立下的誓言。他主张贫困不应该是一种要求或规则，而应该是个人选择或志向。事实上，他认为完全的贫困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这是因为所有人都必定拥有某些东西，他认为方济各会的誓言会带来犯下大罪与下地狱的风险，毕竟违背对上帝的誓言是非常严重的。这或许只是一个为了自身方便而提出的观点，鉴于道明会十分富有，拥有面积广袤的封建土地，在阿奎那看来，以道德方法取得的财富不会使他产生任何疑虑：他觉得教会需要变得富有。这样的观点影响了他对市场自然运作方式的理解。14

    阿奎那指出，诚实的商业与获利并不是一种罪。人们可以在契约中明确约定对双方都有利的价格。如果买卖或交换的其中一方想要从另一方身上谋取不公平的利润，那么公共机构（无论是世俗机构还是宗教机构）就必须出手介入，使交易恢复公平。阿奎那引用西塞罗的话，主张事先说明商品有何缺陷是所有交易人的责任。他遵循西塞罗的理念，认为好的道德观能形成商业与政治的基础。依照这种严格的道德观行事，就可以在赚进利润的同时维持虔诚。15

    方济各会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他们在无意间拥有或使用了并非基本必需品的财产──举例来说，如果他们拥有了任何一件以实用性来说并非必要的衣服──他们就会因为违反了神圣誓言而下地狱。方济各会开始研究定价与价值的机制，旨在确保成员能保持“绝对的贫困”。方济各会的规则剥夺了成员住进修道院的权利，因为许多修道院都很富裕。他们也不能拥有任何形式的财产。他们甚至根本不应该触摸到钱。修道士可以帮助穷人、病人和虔诚之人，可以出于忠实和虔诚而劳动，但他们绝不能直接为了钱而工作。16

    方济各会的严格规则使教会成员惊愕不已。如果没有了阶级制度、财产和资金来维持住房、生计和慈善工作，就几乎不可能有修道院制度的存在。阿奎那认为方济各会太过激进，成员不但拒绝接受机构阶级与社会阶级的制度，也拒绝私人财产。当时教会是全欧洲最庞大的封建财产持有者，在欧洲各地都有税收。贫困誓言对世俗教会与其巨额财富产生了威胁。当时的农民，甚至连各地国王都对教会的强权感到不满，因此教会必须以强制的手段维护这种权力。此外，阿奎那等人也担心方济各会的誓言暗示了教会成员没有生活在贫困中──或者说生活在奢侈中──是一种不虔诚的罪恶。

    方济各会的贫困对教会构成了莫大威胁。虽然方济各会的多处成员都支持和平，但也有一些激进的托钵修道士团体──例如一三○○年代早期位于北意大利的多契尼安教派（Dolcinian sect）──会定期推动影响巨大的暴力运动，推翻社会秩序并将教会视为私有财产机构而加以摧毁。教会派出军队镇压，在一三○七年，他们抓到了该运动的领导人弗拉．多奇诺（Fra Dulcino），绑在火刑柱上烧死。17

    苏格兰方济各会修道士暨经院派哲学家董思高（John Duns Scotus）对定价的看法比阿奎那更加复杂，他指出价格既不是来自平衡的交易，也不是来自道德规则。与之相对的，他认为价格来自世俗市场的自由运作过程。私有财产不在教会的管辖范围之内，而理解各式各样能创造价值的市场活动并非教会所具备的能力。在董思高看来，价格来自数量，也来自劳动力与专业的价值。要去理解一个价格，必须考虑到“勤恳、谨慎、细心和从事此类工作会带来的风险”。因此，对神职人员来说，要计算出市场价格是很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方济各会也同样很难确定他们是否真的遵守了贫困誓言。若想遵守誓言，他们就需要咨询那些熟悉世俗市场价格的商人与其他专家。18

    凑巧的是，方济各会士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经商背景，这也就代表了其中有些人对于商业与定价的运作方式具有较深入的认识。方济各会的领导人与信奉者逐渐开始认为，若想要确实遵守贫困誓言，就应该要更仔细地编订誓言内容。方济各会神学家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e）的《纳波内教会法规》（Constitutions of Narbonne ，一二六○年）对富裕与贫困进行了详细分析，目的是制定出严格的规范帮助方济各会士维持誓言。章程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服装，在意大利，服装是最明显的财富象征，因此处的蓬勃经济核心正是布料生产。圣方济各认为服装对于保持贫困来说是一种物质阻碍，也是富裕的象征。举例来说，《纳波内教会法规》因此规范每位弟兄都只能拥有一件外衣，甚至特别阐明了修道士在外衣损坏或者需要用其他布料修补外衣时该怎么做。19

    一二八六年，方济各会开始探讨他们是否不该把书籍（当时的书籍是昂贵的羊皮纸手稿）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物品，而看成一种单纯的学习工具。依照方济各会士的看法，如果在使用昂贵的书籍时能恪守灵性实用目的，那么在方济各会的严格经济规范中，书籍就不算是奢侈品。据此，一般信徒可以把书籍当作礼物来赠送给修道士或修道院，但是必须由宗教机构的领导人或托管者来决定谁能使用这些书籍。一二九七年，波隆那的巴塞洛缪修士（Brother Bartholomeus of Bologna）从另一位修道士那里收到两本书。而后他把这两本书遗赠给了吴高利诺修士（Brother Hugolinus）。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行为符合灵性实用原则。这些修道士们谨慎地记录这些物品，明确写下自己的使用方式，如此一来他们才能用属世与属灵的标准算出这些物品的价值。20

    教宗尼阁三世（Pope Nicholas III，在位期间一二七七年至一二八○年）支持方济各会的誓言，他认为有许多虔诚的方济各会士都证明了这个誓言是可以遵守的。他在一二七九年颁布了主题为“方济各会规范之确认”的教宗诏书《撒种的出去撒种 》（Exiit qui seminat ），并在其中提出了一项实现贫困誓言的革命性方法。教宗尼阁三世认为，方济各会士是不可能违背贫困誓言的，因为方济各会名下所有财产的实际拥有人其实是教宗；也就是说，方济各会士从来没有实际“拥有”任何事物。不只如此，尼阁还进一步用市场价值观念来解释道，就算方济各会士手上拥有任何货品与地产，这些财产的价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这些修道士在哪里、为了什么、用什么方式使用这些财产。每一件事物的价值都会依据它的实际用途与灵性用途而改变。尼阁强调，放弃财产“并不表示修道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放弃使用物品”。他解释道，物品的价值来自“地点与时节”，而且也和特定的责任有关。他指出““科学是需要研究的”，如果没有““使用书籍”，修道士不可能执行这种研究。尼阁认为，宗教当局可以监督定价的过程，这么做不只能确保方济各会士只拥有必要的事物，也能减轻他们对于违背誓言的恐惧。为了解决教堂内部的冲突，教宗尼阁藉由这次的教宗诏书传达了他全心接受市场机制的观点。21

    在同一年，法国方济各会士彼得．约翰．奥利维写下了《简约使用商品论》（De usu paupere ），此著作说明了发下贫困誓言者在使用商品时有何限制。奥利维在其中针对要如何在遵守誓言的同时拥有世俗物品的问题加以阐释。他创造了一些最早期、最创新的自我调节市场机制的特定概念。他出生于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曾住在普罗旺斯一个有三万人口的城市──纳波内市（Narbonne）。他因此身处于地中海商业世界的核心，这里的方济各会士往往是商人的告解对象。奥利维曾在尼阁三世的教宗管理系统中工作，他试着为方济各会士的誓言辩护，并因此提出了第一个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的理论，根据该理论的描述，在商品的可取得数量与消费量增加时，该商品的价值也会随之减少。奥利维指出，如果人们“普遍地”或“惯常地”使用某些物品的话，这些物品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愈容易取得的事物，价值就愈低。举例来说，像是油和蔬菜这类为大众大量生产、又能“轻易”获得的原物料，价值就比稀有商品要低。22

    货品的效用与价值跟能因此产品而受益的人数相关。如果有数以百计的人都能获得某种货品的话，这种货品的价值就不高。奥利维主张，如果某种物品罕见到只有一个人拥有它──例如罕见的手稿或珠宝──那么这个物品就会因为稀缺性而变得珍贵。他指出“耐用性”也会影响价格。举例来说，在食品方面，新鲜度是重要因素，刚收成的食物比摆放较久的“陈旧”食物要更有价值，后者会迅速失去价值。货品的寿命也很重要。像是谷物这一类可储藏的货品也具有较高的价值。像是衣物或房屋这一类可以使用更久的物品，要依据它们的耐用度来计算价值。这代表的是，没有任何单一权威机构可以指定或修正物品的公平价格。奥利维强调，公平的价格可以用道德准则当作基础，更甚者，公平的价格取决于一个包含了数量、效用、可取得性与耐用性的系统，这个系统会自我调节且不断改变。23

    奥利维认为创造价值的是效用，而不是道德，这个论点对教会、甚至对世俗当权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长久以来，教会与世俗当权者都认为判断价值是他们的职责。除此之外，奥利维也批判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类认知必须仰赖神圣启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思想中的判断力来自自由意志。这样的想法把能动性从上帝与教会的手上夺走，而将能动性更加集中于个人。对于教会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观点已经越界，对于巴黎大学那些有权有势的博士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主张奥利维的思想是异端。当权者把奥利维带到巴黎由七名方济各会法官主持的法庭，这些法官判他有罪，毁掉了他在巴黎教书的机会。24

    奥利维最终洗清了自己的罪名，成功在纳波内获得了一份教职，并在一二九三年写下了可说是中世纪经济理论中最具有远见的一本着作《合约论》。他在书中强调，神职人员不能理解定价，因此需要依靠世俗商人的“专业”才能说明市场的运作方法。他的一个主要担忧是，如果人们不理解契约，他们就无法理解自己的罪。对方济各会士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在履行行政职责时不可避免要签署契约，同时还必须遵守绝对贫困的誓言。奥利维担心若其他教友无法在告解中妥善描述自己未遵守契约的过失，可能会坠入地狱──因为缺乏经济专业知识而无法在告解中认罪。因此，理解合约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这不只是为了维持贫困誓言，也是为了告解自己打破誓言的行为。

    奥利维认为，唯有商人“社群”的“判断”才能公正地建立价格，因为仅有这些商人理解“商品与服务”之间的关系，也了解“共同利益”的需求。奥利维主张，是诚实与准确的商业决策推动了各种市场机制的因果关系。不过，商人当然也有不诚实的时候，但奥利维从没解释过诈欺是否也会推动市场机制。尽管如此，他确实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商人理解特定市场中的劳动力价值，并且会把这种价值加诸到特定商品的价格上。人们可以靠着对商品“效用”的知识去估算商品价格，而这种“效用”是根据“买方”而决定的。举例来说，在流行病期间，特定的稀有药草会变得较贵，在这些药草变成生存必需品时尤其如此。25

    奥利维观察到，商人的劳动奔走与专业能力往往会为商品增添额外的价值。他提醒读者，为了经商而旅行是很危险的，也需要丰富的背景知识。商人必须熟悉贸易路线，更不用说还要了解外国的海关与货币状况。远距贸易需要投资极高的资本，也存在极大的风险。奥利维是第一个讨论资本市场概念的思想家，比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早了将近九百年。他注意到，货币缺乏本质上的价值，“因为单靠货币本身是无法营利的”。而价值来自于“商人在商业交易中进行的活动”。他将货币视为一种未来投资的资本；它的价值是可以成长的，但也是不确定的，并且取决于商人的技巧与决策，也取决于更广阔的市场动态。26

    虽然奥利维观察到定价的机制是自然出现，他仍认为这些机制需要受到道德约束，并警告说，稀缺性并不是一个提高价格的正当借口。商人必须抵抗在贩卖稀缺商品时索价过高的诱惑。此外，他认为转售这个行为就是不道德的。转售的人不事生产，也不是运用自己的技能为资本增加价值，只是在没有付出劳力的状况下把物品带进市场中，用较高的价格贩卖，这样的行为极其不道德，因此社群应该“驱逐”这些人。评估哪些商人有真正的、符合道德的生产力，是一项艰巨的责任。有鉴于此，奥利维建议教会应该要了解商品相关知识，包括其中的劳动力、专业技能与风险等，才能评估商人订定的价格是否反映了公正的价值。27

    方济各会的思想，将会在杰出的经院哲学家暨英国方济各会士“奥坎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研究中出现革命性转变，奥坎把焦点转向市场上的个体与主观选择，趋近于现代观念。和奥利维一样，奥坎在一三二○年代为完美与绝对贫困的概念辩护，但他捍卫贫困誓言使用的是全新方法。奥坎认为，没有法律能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拥有任何事物，他开始宣扬“宽容式”法律的必要性，比如让人有权利拒绝私有财产。拥有个人选择，代表的是方济各会可以拒绝拥有财产，就像他们可以拥有财产一样毫无疑问。28

    亚维农（Avignon）的第二任教宗若望十二世（John XXII，在任期间一三一六年至一三三四年）是一名君主，拥有大量地产与可观的军事武力，他认为方济各会的贫困誓言确实对私有财产造成伤害。若望在一三二二年的教宗诏书《因为有时》（Quia nonnunquam ）中抨击贫困誓言，并把一群极端的小兄弟会（Fraticelli，又称精神派方济各会〔Spiritual Franciscans〕）逐出教会，这些修道士狂热地以基督为榜样，相信人们应该彻底抛弃私有财产制。教宗若望认为私有财产制是上帝所创造。他推翻了尼阁三世的诏书《撒种的出去撒种》，坚持使徒们亦拥有财产，正如方济各会士一样拥有自己的财产与货品，其拥有者并非教宗。教宗若望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来撤销尼阁为方济各会的誓言所做的辩护。29

    奥坎的威廉用一个建立许久的观点反驳了教宗若望，即私有财产制是一种世俗制度，是人类从伊甸园堕落至人世间后才建立的。他大胆地宣示，教宗没有权利对财产做出总体决定。奥坎和董思高一样，认为上帝已经把世俗的财产交给西泽──也就是人世间的君主与领主了，他们才是真正有最终权威能决定世俗财产问题的人。世俗法律允许人们在经济问题上行使“传教的自由”，这是依据他们的个人意志，而非遵循宗教权威。奥坎进一步指出，没有人可以剥夺自由个体的“财产、权利与自由”。因此，商人和方济各会士都有选择的自由，教会既不能控制他们，也不能压迫他们。教宗与道明会士可以选择赚钱，而方济各会士也同样有权可以拒绝所有财产。30

    奥坎利用一系列复杂的神学技巧指出，天堂就像伊甸园一样，所有事物都是众人共同拥有的。但在人类堕落后，亚当与夏娃的原罪为人类创造出了不完美的永恒污点。人类居住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必须在其中找到正确方向，透过自己的道德决定得到救赎。换句话说，教会不能“要求”一个人遵守既定的道德戒律。奥坎坚持认为，“教宗权威”不能够用来强迫人们做出慈善施舍、维持童贞或节制性行为的道德决定。另一方面，世俗的君主则可以制定和执行法律，前提是他们的权威应该“建立在爱之上，而非恐惧之上，并且是藉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奥坎提出的个人自由愿景十分不同凡响，也是早期为经济选择的利伯维尔场辩护的观点之一。31

    如今看来，奥坎对于宗教、政治与经济自由的观点非常贴近现代的看法。而这些理念在北意大利的一些宪政共和城邦中也有所呼应，该处的公民享有相对较高的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奥坎的财产理论也正好有利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的世俗利益，爱德华一世甚至试图藉此强迫神职人员缴税。然而，奥坎对世俗权力的信念并没有推动个人权利的时代来临。在欧洲的多数区域，封建制度仍然方兴未艾。封建制度的基础并不是个人的自然权利，而是封建制度的传统与特权。君主与领主仅愿意透过契约提供商人在城市活动的自由。他们统治着长久以来受尽折磨的农奴，所榨取的不只是劳动力，更经常会透过暴力与私人司法体制来榨取财富本身。32

    无论如何，城市的居民享受着更大的自由。商人出于完全相反的动机，也开始研究市场的运作机制。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需要一种更加世俗的价值观，才能配合不断蓬勃发展的市场所创造的惊人财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罗伦萨人提出了一个以利伯维尔场思想为核心的新观点：勤劳的商人赚取财富、甚至歌颂财富，是一件符合道德的事。

    1. Michael McCormick,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AD 300–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7, 87. 

    2. Georges Duby,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Warriors and Peasants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 trans. Howard B. Clark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29; J. W. Hanson, S. G. Ortman, and J. Lobo, “Urbanism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the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14, no. 136 (2017), Interface 14, 20170367; Rosamond McKitterick, ed. , The Early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0. 

    3. McCormick,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 38, 40–41, 87, 101; Procopius, The Wars of Justinian , trans. H. B. Dewing, rev. Anthony Kaldelli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14), bk. 2, chaps. 22–33; Guy Bois, La mutation de l’an mil . Lournand, village mâconnais de l’antiquité au féodalisme (Paris: Fayard, 1989), 31. 

    4. Valentina Tonneato, Les banquiers du seigneur (Renne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2), 291. 

    5. Tonneato, Les banquiers du seigneur , 315; Giacomo Todeschini, Les Marchands et le Temple: La société chrétienne et le cercle vertueux de la richesse du Moyen Âge à l’Époque Moderne (Paris: Albin Michel, 2017), 37. 

    6. Tonneato, Les banquiers du seigneur , 160; Alisdair Dobie, Accounting at the Durham Cathedral Prior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a Major Ecclesiastical Corporation, 1083–1539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45–146. 

    7. McKitterick, Early Middle Ages , 104. 

    8. “Customs of Saint-Omer (ca. 1100),” in Medieval Europe , ed. Julius Kirshner and Karl F. Morri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87–95. 

    9. Alan Harding, “Political Liberty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55, no. 3 (1980): 423–443, at 442. 

    10. “Customs of Saint-Omer,” 87. 

    11. Giacomo Todeschini, Franciscan Wealth: From Voluntary Poverty to Market Society , trans. Donatella Melucci (Saint Bonaventure, NY: Saint Bonaventure University, 2009), 14; Todeschini, Les Marchands du Temple , 70. 

    12. Henry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344–350; D. E. Luscumbe and G. R. Evans, “The Twelfth-Century Renaissanc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 c. 350–c. 1450, ed. J. H. Bur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306–338, at 306; F. Van Steenberghen, Aristotle in the West: The Origins of Latin Aristotelianism , trans. L. Johnston (Leuven, Belgium: E. Nauwelaerts, 1955), 30–33. 

    13. Odd Langholm, Price and Value in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A Study in Scholastic Economic Sources (Bergen, Norway: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9), 29; Gratian, The Treatise on Laws (Decretum DD. 1–20 ), trans. Augustine Thompson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3), 25; Brian Tierney, 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 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 Natural Law, and Church Law, 1150–1625 (Atlanta: Emory University, 1997), 56. 

    14. David Burr, “The Correctorium Controvers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us Pauper Controversy,” Speculum 60, no. 2 (1985): 331–342, at 338. 

    15. Sain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 vol. 53, Question 77, Articles 1, 3; Raymond de Roover, “The Story of the Alberti Company of Florence, 1302–1348, as Revealed in Its Account Book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2, no. 1 (1958): 14–59. 

    16. W. M. Speelman, “The Franciscan Usus Pauper : Using Poverty to Put Lif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lenitude,”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4, no. 77 (2018),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18-0134-4 ; Saint Bonaventure, The Life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 ed. Cardinal Manning (Charlotte, NC: TAN Books, 2010), 54–55. 

    17. Norman Cohn,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48–156. 

    18. John Duns Scot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y , ed. and trans. Allan B. Wolter (Saint Bonaventure, NY: Franciscan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000), 27. 

    19. Lawrence Landini, The Causes of the Clericalization of the Order of Friars Minor, 1209–1260 in the Light of Early Franciscan Sources (Rome: Pontifica Universitas, 1968); David Burr, Olivi and Franciscan Poverty: The Origins of the Usus Pauper Controvers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5, 9. 

    20. Burr, Olivi and Franciscan Poverty , 11–12. 

    21. Nicholas III, Exiit qui seminat (Confirmation of the Rule of the Friars Minor ), 1279, Papal Encyclicals Online, www.papalencyclicals.net/nichol03/exiit-e.htm . 

    22. Piron Sylvain, “Marchands et confesseurs: Le Traité des contrats d’Olivi dans son contexte (Narbonne, fin XIIIe–début XIVe siècle),” in Actes des congrès de la Société des historiens médiévistes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public, 28e congrès 28 (1997): 289–308; Pierre Jean Olivi, De usu paupere: The quaestio and the tractatus , ed. David Burr (Florence: Olschki, 1992), 47–48. 

    23. Olivi, De usu paupere , 48. 

    24. Sylvain Piron, “Censures et condemnation de Pierre de Jean Olivi: Enqûete dans les marges du Vatican,” 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Moyen Âge 118, no. 2 (2006): 313–373. 

    25. Pierre Jean Olivi, Traité sur les contrats , ed. and trans. Sylvain Piron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2), 103–115. 

    26. Peter John Olivi, “On Usury and Credit (ca. 1290),” 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adings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 ed. Julius Kirshner and Karl F. Morri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18–325, at 318; Langholm, Price and Value , 29, 52. 

    27. Langholm, Price and Value , 119, 137. 

    28. Tierney, Idea of Natural Rights , 33; William of Ockham, On the Power of Emperors and Popes , ed. and trans. Annabel S. Brett (Bristol: Theommes Press, 1998). 

    29. Tierney, Idea of Natural Rights , 101. 

    30. Tierney, Idea of Natural Rights , 35; Ockham, On the Power of Emperors and Popes , 35–37, 97. 

    31. Ockham, On the Power of Emperors and Popes , 15, 76, 79, 96. 

    32. Harry A. Miskimin, 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 146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1. 

    第四章 佛罗伦萨的财富与马基维利的市场

    秩序良好的共和国必须保持公众的富裕，但同时保持公民的贫困。 ──马基维利，《利瓦伊论》（Discourses on Livy ，一五一七年）

    奥坎的威廉为了捍卫方济各会的贫困誓言，而撰文证明个人自由之正当性的同时，佛罗伦萨的商人正为了追求财富，而寻求一种能证明个人自由之正当性的哲学。到了一三○○年代，拥有宪法、公民自由、复杂市场与惊人物质财富的商业共和国──例如锡耶纳、佛罗伦萨、热那亚与威尼斯──纷纷脱离了国王与领主的封建统治。它们的财富并非来自传统的农业与封建体制，而是来自工业、贸易与金融。支配着这些中世纪城市的商业界菁英很清楚他们身处的状况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在基督教世界里，没有任何重要文本曾单纯地赞颂商业财富。这些人已经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于是开始试着透过描述与赞美市场的运作方式来寻求改变。
    与奥坎和经院哲学家不同，意大利商人并不以消极的眼光看待对金钱的渴望。富有的意大利商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全心拥抱了西塞罗对于人民要服务国家的理想，他们认为若想创造出一个有道德的商业共和国、一个健康的市场，就必须先有个人的利己和利益追求。这是一二五○年至一四五○年间的重大文化转变，这代表了维持这种美德的关键不是农业，而是商业，而世俗对于财富的欲望与渴望也可以是好的。1

    到了一二○○年代，锡耶纳的托斯卡纳（Tuscan）城邦已经变成欧洲金融业的领导者，这是因为该城邦许多公民都擅长金融，各国对于此共和国的银行机构充满信心。锡耶纳的政府官员意识到，若想让借债人和投资人在他们的城市里存款与进行金融交易，就必须先让借债人和投资人认为，这里的市场会按照他们的预期运作。从一二八七年至一三五五年，锡耶纳社群与人民的九位总督与辩护者（Nine Governors and Defenders of the Commune and the People of Siena）把焦点放在维护良好金融管理的法律规范与声誉上。政府监管的不只是高度组织化的税收系统，还有稳定的信用网络。2
    良好政府与商业美德的价值观弥漫在社会中。在锡耶纳的著名中世纪公共机关建筑“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中，画家安布罗乔．洛兰采蒂（Ambrogio Lorenzetti）创作了一组三连幅的湿壁画，《好政府与坏政府的预言》（The Allegory of Good and Bad Government ，一三三八年至一三三九年），画中传达出守法的商人能维护良好的政府。这些壁画显然是参考了西塞罗与罗马哲学家塞内卡（Seneca，公元四年至六五年）的思想，描绘了正义、智慧、和平、坚韧、谨慎、宽容与节制等斯多噶美德围绕在好政府周围。洛兰采蒂把斯多噶主义和良好的商业行为划上等号。他将锡耶纳描绘成一个充满富裕公民、商店、商人和工匠的城市。他传达了很明确的道德与经济讯息：在法律规范的支持下，优秀的菁英共和政府可以为创造财富的交易打造出所需的环境条件。健康的市场也会相应地支持共和国的发展。另一幅画则重述了西塞罗派的古老讯息：政治的暴君将会直接导致贪腐，暴君破坏的不只是信任与和平，也会破坏市场本身与市场本应创造的财富。3

    对于充满美德的斯多噶式政府与城市财富的称赞，很快就在佛罗伦萨的商人作家手下变得屡见不鲜。到了一三○○年代后期，佛罗伦萨已经超越锡耶纳，成为托斯卡纳的经济生活中心。托斯卡纳的古典人文学者暨作家法兰切斯科．佩脱拉克（Francesco Petrarch）着手复兴西塞罗派思想，藉此支持世俗公民义务是一种美德的观点。佩脱拉克既是诗人，也是教宗的行政官员，他引领了一场运动，旨在寻找与恢复古罗马的文本。一三四七年的黑死病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使得佩脱拉克拒绝了“上帝在惩罚意大利”的观点；相对地，他认为人类是因为放弃了公民美德才会为自己带来灾祸。因此，意大利必须效仿罗马，建立更好的政府以打造新气象。4

    佩脱拉克希望能找到一种足以吸引菁英执行公民义务的哲学。他在西塞罗的“派代亚”（paideia）公民教育思想中找到此一哲学，希望能藉此带动罗马美德在佛罗伦萨的复兴。佩脱拉克解释道，托斯卡纳的菁英必须要付出努力，研读古代的伦理、修辞与法律来学习何谓优秀的治理方式，如此才能实践西塞罗所谓的公民“首要之善”（summum bonum）。他在《统治者应该如何治理他的国家》（How a Ruler Ought to Govern His State ，一三七三年）此一专著中，使用了西塞罗的作品来描述自己理想中具备道德正义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付出努力是出于共和国的爱，也是出于“大众”的共同利益。佩脱拉克认为成功国家的基础不是军事武器，而是财富与优秀的公民。他追随西塞罗的观点，指出领导人应该是清廉且高效率的管理者。5

    佩脱拉克对“派代亚”的论述吸引了意大利共和国菁英阶层中的古老家族，也吸引了瘟疫过后才跻身菁英行列的新家族。随着贸易兴起，佛罗伦萨的商人开始把自己看作名正言顺的新菁英的领导者，这种领导并非基于封建权力和宗教权力，而是基于商业与世俗法律。长久以来，教会都把商人描绘成“道德贫民”，如今商人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其中一群人。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商人想把自己的财富与政治义务描述成一种好的德行。6

    佛罗伦萨的商人在信件、账本和正式的商业与家族回忆录中写下了这些崭新观点，这些回忆录（ricordi）可以视为商业艺术之书。多数时候，经济史学家认为上述文字内容充其量只是实用文件，不会把它们纳入经济思想的政治历史中。然而，若经过仔细检视，我们会发现这些文件揭示了商人对于商业与其美德的激进新观点。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迪．帕戈洛．莫雷利（Giovanni di Pagolo Morelli）在他的《回忆录》（Ricordi ，一三九三年至一四一一年）中大力赞扬市场，并夸耀“托斯卡纳的市场”之“富饶”，使得佛罗伦萨与他自己的家族都变得富有。他对于祖先赚得的财产非常骄傲，甚至为他们“富有地死去”而感到自豪──他认为这是一种殊荣。然而，以无关公民美德、无关共和国公民义务的方式累积个人财富，这样的追求有待商榷。一四二八年，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暨历史学家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明确指出，追求利润的行为必须对国家利益有直接的贡献。帕尔米耶里引用了西塞罗的话，坚称商人必须把“口才”与“美德”结合，避免贪图小利，聚焦于把对财富的欲望导向“有用的商业艺术”，这样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政府”的参与者有“很大的效益”。7

    在这些著作中，涵盖范围最广且最杰出之作是班尼迪托．科特鲁利（Benedetto Cotrugli）的《贸易艺术之书》（The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写于一四五八年，但直到一世纪后的一五七三年才付梓出版）。来自威尼斯贸易城市拉古沙（Ragusa，如今的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商人科特鲁利（Cotrugli，现代克罗地亚语拼法为Kotrulj）十分钦慕佛罗伦萨的价值观，并加以仿效。他比同年代的其他人更进一步建立了如下观点：良好的西塞罗派伦理与得体的行为，能创造出市场运作所需的信任与政治稳定性。这是很核心的论点。科特鲁利观察到，贪婪和必需性无处不在，就算是最贫困的地区也一样有市场，但并不是所有市场都会创造出财富或宏伟的城市。他清楚表明，若要使商业与投资蓬勃发展，市场终究需要制度支持、信心与合作，少了这些事物，交易是无法妥善运作的。8

    科特鲁利家族非常熟悉这个复杂市场体系中的每一个元素，他们认为佛罗伦萨是稳定这个市场的核心。他们是涉及羊毛、谷物和汇票交易的染布商家族，其强大的关系网络远超出拉古沙，扩及威尼斯、佛罗伦萨与拿坡里。在科特鲁利和佛罗伦萨的内罗尼公司（Neroni，和拉古沙的商人交易白银与羊毛的公司）合作时，他注意到各处都有彼此类似的卓越商业行为，因此受到启发。9
    科特鲁利认为，商人对于财富的渴望是某种形式的利己，却能创造出更广大的利益，这是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无可否认的是，此观点稍微扭曲了西塞罗的哲学。在他眼中，西塞罗的《论责任》是一本教导人们赚钱的指南。他解释道，我们或许可以把财富（或者说“正当收益”）视为一种“商人尊严”的基础，因为商人可以透过财富“把自己的家打造成富丽堂皇的建筑，为公众福利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代表拥有华丽的住宅、家具和衣物，以及为自己的孩子安排有利可图的联姻都是良好的行为。这些行为有助于城市的财富、国家，最终也就有助于共同利益。10
    科特鲁利和早期的商人作家一样，改变了西塞罗的贵族公式，把商人放在领导人的位置，用商业与工业取代了农业。科特鲁利错误地声称西塞罗说过“商人是国家的资源”，在他的笔下，彷佛西塞罗认为受过良好教育且遵守商业法规的商人是社会的自然领导者。他就此将罗马元老院换成了辛勤工作的托斯卡纳商人。科特鲁利遵循西赛罗的模型，接着主张“自然”的商业“巧思”是“一股活水”，能够刺激市场。他说，商人是“以获利为希望”而工作。他们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促进了“人类种族的存续”。而贸易帮助了“每一个家户与家族、共和国与公国、王国与帝国”，并制造出无尽的世俗财富泉源。11
    英荷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十八世纪提出了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个人的贪婪之恶能带来财富与合作的公众美德，而科特鲁利则在更早之前就主张，商人的正当获利是商业国家的驱动力：“正如西塞罗所说，让所有人都获得利润的行为与正当获利是相符合的。”科特鲁利精通古代哲学，很清楚他正在扭曲旧的美德以创造出新的美德。事实上，他扭曲的不只是西塞罗的理论，还有基督教的贸易规范，他同意教会对于放贷的传统态度，同时又在口头上支持公正价格理论。施舍当然对于商人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必需。然而，科特鲁利对于一个人完全捐出自己财富的想法定会大为震惊。毕竟投资资本、世俗尊严和支持世俗国家都需要金钱。12

    科特鲁利的著作可以说是代表了欧洲交易中心的强大商人对自身理想的捍卫。然而，到了一四○○年代晚期，意大利的商业共和国已经衰退，同时西班牙与法国的强大欧洲君主政体挟着富足的金库与庞大的军队逐渐崛起。这些新强权由国王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统治，他们仍然怀抱着古老的农业理想。西班牙与法国在一四○○年代晚期开始入侵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商人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靠着买通成为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二是失去自己的阶级与地位。一四九二年，克里斯多福．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以西班牙君主的名义，到达了所谓的新世界，开辟了贸易路线，人们开始感到世界遍地都是黄金。除非成为统治者并使用国家财富，像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Medici）这样强大的商业家族已经不再能发挥一四○○年代早期曾拥有的那种政经影响力。
    佛罗伦萨的科西莫．梅迪奇（Cosimo de’ Medici）靠着金融技巧以及对学习和艺术的支持赢得了声誉。然而在十五世纪中叶，他抛弃了所有西赛罗式的道德原则，削弱了佛罗伦萨的共和宪法，成为托斯卡纳多数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十五世纪下半叶，佛罗伦萨的宪政共和国逐渐解体。一四九四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为了夺取拿坡里的王位，率领两万五千多人的军队入侵意大利。讽刺的是，法国封建国王将梅迪奇的暴政赶出佛罗伦萨，使原本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出现了短暂的回归。重建共和国的领导人对于寡头政治与暴政的危险一直保持警戒，希望能恢复宪法与法治。这些领导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尼科洛．马基维利，他为了捍卫共和法与市场平衡而创造出一套哲学。13
    在新共和国存在的这十八年间，马基维利担任过许多职位，并在一四九八年成为第二任总理。这位近代政治学之父尽管聪明绝顶，却没能成功为佛罗伦萨挡下红衣主教乔凡尼．梅迪奇（Giovanni de’ Medici），梅迪奇借助西班牙军队攻打普拉托市（Prato），迫使佛罗伦萨屈服，使得梅迪奇家族在一五一二年毫无阻碍地进入佛罗伦萨。接着，梅迪奇家族解散了共和国，重新掌权。他们怀疑马基维利想要密谋推翻新政权，尽管从未证实马基维利曾参与阴谋，但梅迪奇家族还是“用绳子”刑求马基维利，接着在红衣主教乔凡尼获选成为教宗利奥十世（Leo X）时，马基维利因大赦而获释，他自愿离开佛罗伦萨并隐居乡间。怀着满腹愤懑，他着手撰写两本后来成为旷世巨作的书：《君王论》（The Prince ）和《利瓦伊论》。

    思想史学家阿尔伯特．赫绪曼（Albert Hirschman）认为，马基维利是此一现代概念的“源头”：社会是利己之争的战场，人们的“热情”在这里彼此碰撞并推动市场力量。马基维利特别热中于研究如何透过掌控热情来实现自我利益。他同意追求个人财富是很重要的。他担忧众人对私人财富的倾向会在无意间转往贪腐与寡头政治。马基维利坚称国家必须足够强大，才能管理与监督这些个人的热情与利益，如此才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掌控这座城市。14

    马基维利相信国家至上，这和梅迪奇家族的暴政、意大利各地的寡头政治以及君王形成对比。梅迪奇家族接管佛罗伦萨后，时常偏袒亲友，利用毫无法律依据的主张获得私人权力和利益，同时淘空了国库。这种利己的暴政毁掉了佛罗伦萨，也几乎摧毁了这个城市的自由贸易。因此，马基维利对于贵族的美德毫无信心可言。若想要在马基维利那个时代的意大利生存，就像在西塞罗时代的罗马生存一样，若非生活在强大的共和国并遵守法律规范，就只能靠着各种可能的手段来保护自己了。换句话说，马基维利相信法治，但前提是你要拥有法治。

    身为一名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马基维利非常务实，而他的作品就像商人指导手册一样，旨在让读者可以应用在生活中，去管理他所谓的“财富”（fortune，亦有命运、机运之意 ）。出于上述目的，虽然马基维利赞同西塞罗的公民共和主义，但他不接受佩脱拉克所说的贵族乐观主义，也就是统治者可以维持道德上的慷慨与善良，甚至能够和臣民成为朋友。马基维利曾目睹经济不平等与糟糕的政府所带来的暴力与冲突。作为响应，他开始推广法治共和国的概念，希望能藉此保障和平稳定的政府与正常运作的市场。马基维利对于人类的悲观看法带有十分浓重的奥古斯丁色彩。15

    马基维利在一五一三年写下了《君王论》，希望能在梅迪奇家族的政权下受雇，这本着作至今仍充满谜团。有些人仍旧认为《君王论》是在鼓励不道德的行为，因此现代词汇“马基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意思就是以狡诈的手段获取自身利益。还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是在批判与揭露暴君犯下的罪恶。这两种观点很可能都是对的。毕竟马基维利一向痛恨寡头政治与暴政，正如他热爱政治和尽责地为共和国服务一样。就连梅迪奇家族接管佛罗伦萨后，他在进行批判的同时仍希望能于政府任职。

    马基维利不认同西塞罗拒绝一切不道德行为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的过失是生命中无可避免的事实。但他同意西塞罗所说的，共和政府是对抗贪腐的最佳解药。马基维利警告道，野心勃勃的暴君就像野兽一样。因此，如果人们想要避免意大利在一四○○年代中期所遭遇的那种暴力，就应该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法律监督。马基维利解释道，国家必须保护个体不受无人监管、追求自身利益又反复无常的悖德君主所伤害，他提出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作为实际范例，希望能提供足以对抗贪腐与暴政的手段。马基维利在《利瓦伊论》（一五一八年）提出了著名的主张：“秩序良好的共和国必须保持公众的富裕，但同时保持公民的贫困。”16

    这句话并不代表公民们一定必须是贫困的。马基维利曾在商业共和国中治理人民，协助推动商业财富。他担心的是金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威胁到共和政体与市场的稳定性。他亲眼看见梅迪奇家族靠着他们的财富腐化国家、侵蚀国家的代议制度与法律系统，进而崛起。马基维利很清楚，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库是如何被用来图利上层阶级与削弱共和体制。他反对西塞罗的寡头政治观点，赞扬罗马农业法的规定：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制衡贵族的权力。他认为罗马之所以能维持和平与秩序，是因为靠着限制而避免了大规模的财富不平等。如果有钱人获得过多权力，就像罗马内战（Roman Civil Wars）和尤利乌斯．西泽（他用西泽暗指梅迪奇家族）帝国建立期间的贵族那样，最后将会带来“共和的灭亡”。17

    马基维利认为羊毛工人暴动（Revolt of the Ciompi，一三七八年至一三八二年）这场发生在佛罗伦萨的劳动阶级起义，能为众人带来经济自由方面的教训。在他献给第二任梅迪奇教宗克勉七世（Clement VII）的《佛罗伦萨历史》（Florentine Histories ，一五二五年）中，他主张寡头垄断是很危险的，会阻碍稳定的贸易与财富。他说，是寡头政治与经济不平等为佛罗伦萨带来了内战。共和国与其市场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公平性才能正常运作。他利用西塞罗的说法批判那些“靠着诈骗或武力”获得财富的商人，他把这种赚钱方式称为“丑陋的收购”。马基维利不赞同佛罗伦萨的上层阶级限制了行会中只有哪些人能成为羊毛工人的代表，他相信正是这样的限制导致了充满杀戮与不稳定的激进政治。《君王论》指出，唯有在共和国解体后，才会轮到禽兽般的法律治理这个社会。唯有稳定的国家能抵御“狐狸”和“狮子”做出的危险野蛮行为，藉此维护美德，保护良好的贸易与市场。18

    马基维利对于专业行会也同样充满疑虑。若这些行会要顺利运作，行会里的人就应该要同时代表权贵和工人的利益。两个世纪后，这种行会寡头政治与正常运作的利伯维尔场间彼此对立的观点，将会成为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基础之一。斯密认为，专业行会就是压低薪水的专制集团。不过，马基维利身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公民，他的观点更加复杂。他认为若想建立与维持交易、质量和信任，就必须有行会的存在。正如佛罗伦萨的商人一而再、再而三做出的声明，这些专业协会确实使佛罗伦萨变得富裕。多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都知道，行会规则为他们的商业共和国提供了一些规范与治理的原始框架。这就是为什么每个行会的纹章上都刻画着佛罗伦萨政府著名的塔楼建筑“旧宫”（Palazzo Vecchio）。但是，马基维利坚持认为行会必须确保财富流入所有公民手中，也必须允许新人加入。他认为佛罗伦萨的土地税（catasto）对共和国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土地税“对暴政的强权设下了部分限制”，也维持了市场运作的公平性。19

    马基维利作为现代犬儒主义的伟大创始人，认为不受规范的利己行为可能会摧毁市场。为了维持稳定，人们需要世俗国家比个人更富有、更强大。据此，马基维利概略描述了一个至今仍适用的经济论点：他认为强大的国家必须监管权贵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的平衡，藉此保证政治与经济的稳定性，避免寡头政治与暴政。这或许是他带来的教训中最伟大的一个，未来许多世代的市场建立者都将会从中受益，这些建立者希望能缩限拥有大量土地的寡头群体，以发展出自由的商业社会。

    1. Raymond de Roover, “The Story of the Alberti Company of Florence, 1302–1348, as Revealed in Its Account Book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2, no. 1 (1958): 14–59, at 46; Marcia L. Colish, “Cicero’s De officiis and Machiavelli’s Prince ,”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9, no. 4 (1978): 80–93, at 82; N. E. Nelson, “Cicero’s De officiis in Christian Thought, 300–1300,” in Essays and Studies in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ublication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1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33), 59–160;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 

    2. William M. Bowsky, The Finance of the Commune of Siena, 1287–135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1, 209. 

    3. Nicolai Rubenstein, “Political Ideas in Sienese Art: The Frescoes by Ambrogio Lorenzetti and Taddeo di Bartolo in the Palazzo Pubblico,”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21, no. 3/4 (1958): 179–207; Quentin Skinner, “Ambrogio Lorenzetti’s Buon Governo Frescoes: Two Old Questions, Two New Answer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62, no. 1 (1999): 1–28, at 6. 

    4. Arpad Steiner, “Petrarch’s Optimus Princeps ,” Romanic Review 23 (1934): 99–111; Christian Bec, Les marchands écrivains: Affaires et humanismé à Florence, 1375–1434 (Paris: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1967), 49–51; Francesco Petrarca, “How a Ruler Ought to Govern His State,” in The Earthly Republic: Italian Humanists 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 ed. Benjamin G. Kohl and Ronald G. Wit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8), 35–92, at 37. 

    5. James Hankins, Virtue Politics: Soulcraft and Statecraft in Renaissance Ital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 42, 46; Steiner, “Petrarch’s Optimus Princeps ,” 104. 

    6. Raymond de Roover, “The Concept of the Just Price: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8, no. 4 (1958): 418–434, at 425; Cicero, De officiis , trans. Walter Miller,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bk. 1, sec. 13–14, paras. 43–45. 

    7. Gertrude Randalph Bramlette Richards, Florentine Merchants in the Age of the Medici: Letters and Documents from the Selfridge Collection of Medici Manuscrip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5; Armando Sapori, La crisi delle compagnie mercantili dei Bardi dei Peruzzi (Florence: Olschki, 1926); Robert S. Lopez, The Commercial Revo 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950–13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7–36; Gino Luzzato, Breve storia economica dell’Italia medieval (Turin: Einaudi, 1982); Giovanni di Pagolo Morelli, Ricordi , ed. V. Branca (Florence: F. Le Monnier, 1956), 100–101; Matteo Palmieri, Dell’ Ottimo Cittadino: Massime tolte dal Trattato della Vita Civile (Venice: Dalla Tipografia di Alvisopoli, 1829), 20, 66, 167–168. 

    8. Benedetto Cotrugli, The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 ed. Carlo Carraro and Giovanni Favero, trans. John Francis Phillimore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9.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 4. 

    10.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 112–115. 

    11.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 25, 30, 33. 

    12. Cotrugli, Book of the Art of Trade , 46–49, 62, 86, 112–113. 

    13. Felix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160–161. 

    14.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 33;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 ed. and trans. William J. Connell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5), 61–62; Colish, “Cicero’s De officiis and Machiavelli’s Prince ,” 92. 

    15. Jacob Soll, Publishing The Prince: History, Reading, and the Birth of Political Critic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23;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 ed. Bernard Crick, trans. Leslie J. Walker, rev. Brian Richardson (London: Penguin, 1970), 37–39, 201. 

    16.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 39; John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5, 201; Gilbert,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184–185; Machiavelli, The Prince , 61–62. 

    17. Machiavelli, The Prince , 55; Jérémie Bartas, L’argent n’est pas le nerf de la guerre: Essai sur une prétendue erreur de Machiavel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11), 32–36;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 87;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 201–203. 

    18.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 26; Charles Tilly,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 ed.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3–83, at 52–56; Margaret Levy,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202; Niccolò Machiavelli, Florentine Histories , trans. Laura F. Banfield and Harvey K. Mansfield J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21–123. 

    19. Machiavelli, Florentine Histories , 159. 

    第五章 以国家为手段的英格兰自由贸易

    贸易欣欣向荣时，国王的收入会增加，土地和租金会上涨，航海技术会发展，穷人会受到雇用。但如果贸易衰败，这一切也会随之衰退。 ──爱德华．米塞尔顿（Edward Misselden），《自由贸易，又名，使贸易蓬勃发展的方法》（Free Trade, or, the Means to Make Trade Flourish ），一六二二年

    十六世纪之初，欧洲出现了剧烈的变化。一五一七年，也就是马基维利写下《利瓦伊论》的那一年，日耳曼的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他执笔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钉在威登堡大教堂（Wittenberg Cathedral）的门上，启动了未来将导致基督教分裂的第一步。首批新教徒如同马基维利一样，对于人类本性无比悲观，他们认为人类是堕落的，会按照自身的兽性行事。但是，他们也如同马基维利一样相信个人选择与利己有其力量。只要做出适当的个人选择，人类就能形塑自己的命运。1
    在同一时期，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莱昂（Juan Ponce de Léon）发现了佛罗里达，并进一步探索该地。欧洲人感到美洲的自然资源远比他们所能想象的更加富饶。哲学家开始把科学与探索视为获得这些资源财富的关键。而崭新的世界探索任务也为人们带来了新的体认：国家必须扮演主导角色，资助与保护探险家进行长途海上交易，并与其他帝国交涉，这些探索对于个人与公司来说太过昂贵也太过复杂了，他们无法靠自己做到。十六与十七世纪的经济思想家一再强调，财富生产需要国家投资与个人冒险精神彼此结合。
    当时欧洲站在科学革命的临界点，这场革命将会迎来对各种自然法则的发现，从行星运动到血液循环皆尽有之，因此，我们也无需意外十六世纪的经济思想见证了全新的自然市场机制运作理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利伯维尔场的相关概念了，诸如货币数量理论、报酬递减法则、“进入壁垒”的概念、通货膨胀、劳动生产力和企业家精神──当时的先驱经济思想家认为，这些概念全都得依赖某种形式的国家干涉。

    到了一五三○年代，欧洲遍地都是来自日耳曼与波希米亚矿坑的黄金，还有些黄金来自葡萄牙与西班牙帝国。西班牙船队从新世界带回了堆积如山的贵金属，这些贵金属从塞维利亚（Seville）的瓜达几维海岸（Guadalquivir）与安特卫普（Antwerp）的法兰德斯港口（Flemish port）等地上岸。尽管更多的黄金能带来财富，但这些黄金同时也导致了通货膨胀，甚至货币短缺，破坏了从波希米亚到马德里、巴黎与伦敦的经济稳定性。2
    突如其来的不稳定状态使得哲学家开始研究货币，以及是什么为货币赋予了价值。他们开始意识到市场力量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正如早期的经院哲学家认为个人行为会创造出定价与价值的市场机制，晚期的经院哲学家──尤其是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家认为，王室法令与国家其实无法完全控制货币的价值。一个新的法律思想流派出现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与葡萄牙的埃武拉大学（University of Evora），他们把焦点放在理解市场机制上。一五五○年代，西班牙巴斯克（Basque）的神学家马丁．阿兹匹区塔（Martín de Azpilcueta）提出了一种货币数量理论，指出货币的价值同时来自流通的货币多寡（铸币数量上升会抑制货币价值，而这种通膨又会反过来导致货币短缺）以及人们对货币能买到什么的认知。3

    “市场力量订定货币价值”的观点使得人们对于借贷有了新看法。过去长久以来，基督教思想家与经院思想家都认为金钱是邪恶的。这些思想家的其中一个主张是，根据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 ）中的论点，金钱是“不结果实的”，在没有货品交易的状况下无法制造财富。因此，金钱不应该“繁殖”，赚取利息是一件不自然的事，甚至可以算是窃盗。在另一个主张中，货币是从虚无（nothingness）中制造出来的，而虚无就是邪恶的。金钱本身没有任何效用，只有实体事物才有价值，金钱只是反映了那些事物的价值。由于金钱是虚无，所以赚取利息──创造财富──是一种黑魔法。此外这些思想家也把高利贷连结到犹太人身上，而犹太人在基督教观点中本是邪恶的。然而，假使决定货币价值的是数量与效用，那就代表了赚取利息并不是邪恶或盗窃，而只是市场机制的关键元素之一罢了。新教的经济思想家在这样的观点之下，很快就往前迈进一大步，终止了过去对高利贷的禁令。

    支持卡尔文主义的日耳曼新教改革者马丁．布塞珥（Martin Bucer）以最强烈的力道为有息放贷辩护，他挑战的不只是天主教对于高利贷的禁令，也挑战了“货币的本质是不结果实的”背后的基础概念。4 当时有愈来愈多神学家认为，只要以纯粹的基督教脉络行事，那经商就是正向的事，布塞珥也是其中之一，他帮助当时的人们解除对于货币的偏见（不过他并没有帮助人们解除对于犹太人的偏见，而希望能将犹太人逐出公民生活与商业生活）。布塞珥在一五四七年因为宗教冲突而向英格兰新教寻求庇护，国王亨利八世在宫廷里接见了他。一五四九年，他成为剑桥大学的钦定教授，写下了《论基督的王国》（On the Kingdom of Christ ），在其中勾勒出他的愿景，他认为若借贷双方都同意一个并非“滥用”的利率，那么借贷就是对经济有益的行为。布塞珥引用了西塞罗和圣安博的话来正当化基督教社群中的商品获利，指这些利润可以“用来为上帝的子民购买和平”。他专注于透过商业支持公民生活，这代表了基督教思想正逐渐向世俗世界靠拢。“金钱同样是上帝的恩赐，上帝要我们以正确的方式使用金钱。”他在《论高利贷》（Treatise on Usury ）中如此写道。如果金钱能帮助基督徒好好生活，还能支持西塞罗过去提出的公民稳定性的“首要之善”观点，那么金钱也就未必是“不结果实的”。5

    卡尔文派的新教主义在法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是当时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可能是最富有的国家。然而，从一五六二年开始的法国宗教战争（French Wars of Religion）延续了超过三十五年，天主教极端分子攻击了新教教徒，甚至也攻击了天主教的温和派，使法国面临攸关存亡的威胁。城市与富有的工业产业纷纷解体。有些法国思想家希望能找到一个理论来停止宗教冲突并重建社会，于是他们全心接纳了马基维利的观点，认为若想要稳定国家与社会并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马基维利的理论至关重要。

    其中一位思想家是法国法学家、历史学家暨自然哲学家尚．布丹（Jean Bodin）。他在宗教战争最高峰期间写下许多政治理论，为专制君主制辩护，他认为这种制度不仅能维持政治和平，还能发展法国经济。他的理论是他对圣巴托罗缪大屠杀（Sain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一五七二年）做出的反馈，在这场大屠杀中，天主教狂热分子于巴黎杀害了数百名新教的高阶贵族，且在法国各地共杀害了数千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暴力事件对法国造成重挫，那些暴徒摧毁了各个城市与商业财富，使法国一夕之间变得动荡不安。布丹对于宗教派系斗争与内乱所做出的响应就是“专制主义”。布丹认为，如果经济是透过自然程序运作的，那么国家就必须稳定社会并重建市场。布丹采用了马基维利的观点来为国家的稳定性与权力辩护，但他的主张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家能促进财富，并使市场得以自然系统的状态运作。别忘了，布丹和马基维利的地位截然不同──布丹是一名在各国都受人尊敬的学者、律师暨国王顾问，因此能够直言不讳地表达意见。

    布丹在《国家六论》（Six Books of the Republic ，一五七六年）中解释道，在面对消耗着政治实体的“热情”时，专制君主制是唯一的答案。虽然布丹不同意马基维利为不道德行为提出的辩护，但他认为马基维利优先关注政治稳定性是正确的。仇恨与狂热的宗教信仰会打破政治实体的和谐，摧毁商业与财富。布丹和过去的无数市场理论家一样，也向西塞罗借鉴，他指出，有权制定法律且有道德的君主会实行斯多噶式的“节制”，把自然平衡带回经济中。6

    布丹承袭了马基维利的准则，认为国家若想要稳定，就必须变得富有。他也同样认为极端富有的寡头阶级会威胁到市场机制的稳定性。“少数人过度富裕”和“多数人极度贫困”必定会导致内乱。唯有强大的国家能控制极端财富与贫困所带来的“瘟疫”。但布丹和西塞罗一样，认为试图创造“平等”是另一个危险的海市蜃楼。他认为经济需要成长，而健康的国家能带来信心与信任，创造出理想的市场条件──也就是公平的税率与削减债务。按照罗马的模式，国家还应该要透过扩张殖民地来增加资金。对布丹来说，优秀的政府也就代表了优秀的公共财政管理。他认为国家应该要透过“计算人口”了解公共净资产值，以便评估人民的劳动生产力和可能的城市工业所具有的价值。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早期形式的经济人口统计学对于了解市场来说非常关键。7

    我们可以在布丹的身上看到十六世纪经济思想的复杂性：他在稳定经济与确保市场条件方面为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做了辩护，但他同时也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货币理论学家，对市场机制进行了突破性的观察分析。一五六八年，布丹在职涯早期写下《响应马列斯妥先生》（Response to the Paradoxes of Monsieur de Malestroit ）作为对欧洲通膨问题的响应，并用此作品为货币数量理论进行强而有力的辩护，指出钱币的流通数量会影响货币价值。8

    皇家顾问暨会计师马列斯妥（Malestroit）在一五六六年写道，货币的价值存在于货币本身，而通膨危机的基础其实是贬值、钱币纯度与钱币剪边（coin clipping，指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剪裁金币与银币的边缘）。马列斯妥认为，价格在三百年来都没有改变，而通货膨胀源自钱币本身的质量。布丹很清楚，钱币的固有价值是有限的，钱币具有的价值有更大一部分其实来自市场的力量。身为历史学家，他曾研究过钱币价值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文献数据。他知道来自日耳曼矿产、西班牙矿产与新世界的黄金与白银涌入后，导致了稀有金属过剩。真正带来通膨的是钱币的数量，而不是钱币的质量。改变货币的官方价值与打击硬币剪边是无法阻止通膨的。如果黄金与白银数量的增加会削弱货币价值，而国家又无法控制金属的流入，那么国家就必须要进行干预才能帮助经济成长。想要对抗通膨、增加流通的货币数量与稳定货币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创造更多贸易。9

    布丹的《响应马列斯妥先生》是率先以数据为基础，对货币与市场功能进行实际研究的著作之一。他追随经院哲学的脚步，认为数量是决定价值与价格的因果力量。举例来说，流通的钱币数量愈多，钱币的价值就会愈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谷物上。（布丹更提供了具有充分历史依据的论述，解释人们为何可能在拥有更多黄金的同时，却矛盾地变得更贫困。）他观察到，价格的历史波动和行星运动很相似；他引用了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对行星运动提出的因果理论，藉此解释为何货币数量增加会使价格下降。质量与速度是行星运动的自然力量，控制了行星如何绕着太阳转。哥白尼认为，行星与货币都遵循相同的定律，而布丹也赞同这个强而有力的模拟。10

    布丹利用西塞罗死于马克．安东尼之手的著名例子来指出，在人类之间发生的事情就像大自然一样，并非总是和谐的。国家有责任要确保这些冲突不会恶化成大规模的动乱，就像罗马共和国的解体，或者他所处时代的宗教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崩溃风险。布丹确信，只要有上帝的旨意与人类的斯多噶式审慎态度，当代的天主教君主就能赢得与极端主义派的争斗，为法国带回平衡、和平与繁荣。11

    马基维利、经院哲学家与布丹启发了乔凡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对于经济与政治的思想，他是一名耶稣会神职人员、哲学家暨外交官。博泰罗最重要的构想之一，是为城市培育出工业并刺激市场。有别于农业，这些构想把核心放在探索、创新与制造，再加上透过大量累积资产，来开启一个持续创造出财富的动态过程。这意谓着各国必须把焦点放在管理和投资城市上。博泰罗赞同马基维利的观点，认为国家应该要为自身的存续与繁荣做出艰难的决定，博泰罗是第一个将此概念称作“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或国家利益）的人。经济史学家将这个后来在法文中写作“raison d’état”的概念与现代的重商主义概念连结在一起，根据此概念，君主或领导人必须在能力所及内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增强国家经济，无论是囤积黄金还是补贴工商业。不过，博泰罗并不认为单靠国家就可以管控经济；国家必须和商人合作，才能创造出使生产最大化的恰当环境条件。12

    尽管博泰罗进一步推展了西塞罗的主张──即应该为了维护公民利益而把所有精力集中在稳定国家，但他同时也远离了西塞罗的农业理想，也远离了当代贵族仍旧认为贸易与工业并不光彩的看法。博泰罗认为人类工业具有无限可能性，以此取代了农业和矿业能带来无限财富的观念。他描述着欧洲各地的城市如何把焦点从农业转移到城市财富，并因此变得富裕；这些城市里坐落着大学、法院和地方工业，这些机构全都能培养技能，进而创造出更多工业。13

    博泰罗指出，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关键核心其实在于人类的狡猾特质，以及使用权宜之计（expedient devices）来创造财富的手段。他所谓的诡计（artifice）指的有可能是在政治中利用马基维利式的情感伪装。不过，他指的也可能是字面意义上的“技巧纯熟的灵活双手”，也就是工匠的双手，以及工匠为了生产与增加社会财富而努力创造出来的、族繁不及备载的创新“工具”（device）与“巧妙方法”（artifice）。博泰罗曾亲眼见过工匠的“勤奋”所带来的收益，是如何“远远超过”“大自然”、农业甚或是矿业能带来的财富。在他看来，由于大自然的效率很差，所以推动财富的力量有限。他指出，威尼斯与荷兰共和国的强大经济中心就是以城市为核心的范例，这些城市透过创造性获得了无可比拟的财富。他写道，一座城市愈是远离农业的原物料端，而透过制造业与全球贸易为原物料增加经济价值，这座城市就愈能以有效率的方式持续扩展其创造财富的能力。14

    拿坡里哲学家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 Serra）也利用市场分析来支持工业胜过农业的观点。他在一六一三年的著作《国家贫富短论》（Short Treatise on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中详细阐述了农业产品是如何导致收益递减，而收益递减会导致生产成本提高，充其量也只能带来有限的盈余。农业根本无法为大规模投资创造出足够的财富。唯有制造才能“利用产品的倍增来使收入倍增”，并产出不会迅速贬值的耐久货品。塞拉解释道，随着生产量增加，成本将会下降，这使得工业有机会同时提高薪水并压低价格。这就是能够使收益增加的机制。因此具竞争性的工业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力，至少在塞拉描述的这种收益增加导致了后来所谓的“进入壁垒”之前都是如此──进入壁垒是一种创造出寡头与垄断的机制。15

    塞拉和多数意大利城市居民一样，认为若要让上述制造业策略成功运作，国家就必须透过法规与标准来支持工业。也因为如此，现代经济学家将塞拉视为“重商主义者”，而非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但塞拉自己绝不会这么认为。他是那个时代对市场机制最有意识的人，也对贬值、边际成本与商业投资的资本建立等等的运作方式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只不过试图解释自己眼前的现象：在意大利北部，诸如威尼斯、热那亚和米兰等稳定的商业国家，都协助制造业与贸易获得远大于农业的生产力。

    意大利是十六世纪的商业发展中心之一。当时英格兰也正透过国家干预与利伯维尔场政策之间的平衡再次逐渐崛起。反观法国的内战削弱了稀疏分布在广阔农业封建领地中的大型贸易城市，但英格兰则有愈来愈多城镇变成制造业与贸易的中心。举例来说，在一五五○年至一五七○年之间，南安普敦（Southampton）的商店数量就变成了两倍。到了一五七○年代，南安普敦已经有三百间商店，提供一千多种产品，包括一百多种布料、一千多种鱼钩，以及彷佛源源不绝供应的铁矿和煤矿。在十六世纪后半，英格兰的人口成长了将近百分之三十，各城市的人口密度随之增加，甚至向外扩张到没多久之前还只是乡村的区域。16

    随着英格兰的经济发展，对市场成长不可或缺的合法商业合约和信贷也在全国各地兴起。对金钱的需求增加导致货币开始短缺，这时人们转而求助于信贷，于是英格兰社会各个角落的债务都增加了。随处可见的举债现象并不能代表经济美德正逐渐低落，反而是市场发展的象征。很快地，贷款、债券与合约所组成的庞大网络发挥了作用而创造出流动性，刺激商业进一步成长。在一五六○年至一六四○年间，以信贷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不断成长，贷款次数增加，人们也养成找证人来见证合约签署的新常规。经济信任感持续增长，就连平凡的英格兰商人也可能会吹嘘自己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一笔巨额贷款。由于合约增加，英格兰人的算数能力也在增强，一般的会计知识逐渐普及，人们愈来愈信任投资体制。尼古拉斯．葛瑞默德（Nicholas Grimalde）在一五五八年翻译出版了西塞罗的《论责任》，这个广受欢迎的译本使用了许多当时流行的词汇：“忠诚是正义的基础：它体现在文字（worde）、契约（covenaunt）、真相（trouth）与坚定不移（stedfastnesse）之中。”17

    伴随着贸易、信任与贷款的蓬勃发展而出现的，是一波重要的英格兰经济著作。由英格兰议员、剑桥学者暨先驱市场思想家汤姆士．史密斯爵士（Thomas Smith）撰写的《论英格兰共同体》（A Discourse on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约一五四九年）指出，政府必须给予农业市场自由，同时严密管控工业以推动城市制造业。史密斯主张，议会干预人们在过去的公有农业土地上进行圈地，这样的行为削减了作物产量，并回过头来削减了城市的财富。史密斯不但赞成建立一个工业供需的国际市场体制，他也对于国家要如何帮助具企业家精神的工匠有一套看法。虽然他相信富裕的市场本身就具有自我扩张的力量，但他也引用西塞罗的话，主张国家必须利用“奖励”（rewardes）来帮助、甚至“强迫”城市工业发展，并利用“痛苦”（paine）来进行监管。史密斯认为，虽然农业需要的是自由，但工业需要的是国家的监督，也需要国家协助往国际市场发展。扩张的工业为整个国家创造出一道财富之流，藉此，“城镇与都市将会重新充满各种工匠；不只是如今我们视为日常的布匠，还有帽匠、手套匠、造纸匠、玻璃匠、指标工、金匠、铁匠与各种金属的锻造工、床罩制造商、针匠和针头匠。”所有这些交易和行业彼此扶持，创造出能带来经济成长的市场体制。18

    英格兰政府支持的不只是国内工业，他们也支持英格兰市场往殖民世界扩张。一五七九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资助了弗朗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环绕世界航行的计划。她也特别准许华特．雷利（Walter Raleigh）带领探险队在一五九五年前往奥利诺科河（Orinoco River），这条河位于如今的委内瑞拉，此前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也是在委内瑞拉找到了他心目中通往天堂的道路。比哥伦布晚一百多年出生的雷利，在一本名为《发现广阔、富裕又美丽的圭亚那帝国，以及伟大的黄金之城马诺亚，西班牙人称之为黄金国》（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with a Relation of the Great and Golden City of Manoa Which the Spaniards Call El Dorado ，一五九六年）的书中描述了他的旅行，并声称自己找到了无尽的财富，找到了“黄金之母”。19

    虽然许多英格兰人都认为国家必须参与商业帝国的打造，但他们同时也在试着了解他们眼中推动市场持续生产的自然法则。盎格鲁─法兰商人暨德斯贸易商杰拉德．马林斯（Gerard de Malynes）在他的著作《商人法》（Lex Mercatoria ，一六二二年）中，以极为精深的观点看待规章制度与自由在商业建立中扮演的角色。他援引了《圣经》、斯巴达、克里特、迦太基和西塞罗的法律，也引用了尚．布丹的研究，坚称国家必须带有策略地支持贸易。20

    马林斯和布丹一样，抱持着一种同等依赖国家干预与利伯维尔场机制之自我调节的经济理论，使现代利伯维尔场／重商主义二分法的概念为之混淆。依照自然法则，如果自然元素以特定方式运作，或依照某些固定原则移动，那么人类的行为与贸易也应该要反映出这些原则。但是这种“反映”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这种“反映”需要人类监督与维持体制不偏离路线。马林斯把贸易描述成一种炼金的流程，汲取自那些相信科学可以把普通的石头与元素转化成黄金与长生不老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正是因为炼金术这个原始科学才会相信金钱可以创造出金钱。炼金术也使马林斯与其他思想家相信，黄金和财富的创造是大自然运作程序的一部分，人类不但可以透过哲学家了解这种程序，还可以透过科学家运用这种程序。21

    马林斯同意布丹在货币数量理论中提出的部分要素，不过他看得更远。在他眼中，有大量的自然因素与人类因素──诸如时间的流逝、贬值、数量，以及王室在铸造和监管优质钱币方面的权威──都会影响货币的价值。马林斯在《自由贸易主张》（The 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 ，一六二二年）中警告道，如果国家因为贸易不平衡而失去太多钱币，就会使工业受到损害。如果英格兰人购买了太多荷兰布料，英格兰黄金就会流入荷兰，导致英格兰人没有足够的钱币能进行贸易。马林斯是一名金银本位主义者，他认为一个国家拥有的钱币与贵金属数量就等于这个国家的财富，并且主张这样的观点是工业发展与自由贸易的基础。马林斯在谈的是当时的时事。那时的英格兰缺少货币，因此商人没有足够的硬币能交易或缴税。他认为这种货币短缺破坏了原本可以扩张英格兰布料工业的投资。22

    与此同时，马林斯也觉得政府必须保护羊毛商人不受外国竞争的伤害。唯有透过关税，才能确保“英格兰商人”获得公平的价格，并因此支持与外国的“自由贸易”。从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观点似乎很矛盾，事实上此观点只是在对抗英格兰的硬币短缺现象。十七世纪早期的英格兰经济思想家已经不是经济原始人了，并非不理解放任主义式的财富创造机制；事实上，他们试图让贵金属回流至国内，藉此恢复贸易与工业发展。马林斯和其他商人认为国家是唯一有能力达成这项艰难任务的一方；由此可知，国家是保持经济自由与稳定的必要保证人。关税会带回足够的资金，使国内商业能够成长，如此一来英格兰就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不受限制，并取得有利的位置。23

    马林斯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认为的人。多数英格兰经济中的领导人都赞同这个观点：国家可以在创造自由贸易条件的方面发挥作用。在这些人之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的董事托玛斯．孟恩（Thomas Mun）和商人爱德华．米塞尔顿。对于孟恩与米塞尔顿来说，国家执行保护主义会推动贸易自由的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因此，虽然经济史学家一直以来都因为他们两人坚持要王室透过关税来保护英格兰船运与制造业，而认为他们是重商主义的理论家，但我们也必须把他们视为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先驱。

    对孟恩来说，通往自由贸易的最可靠途径，就是允许市场设立价格，同时由政府来保护与扶植英格兰工业的成长。孟恩是一六二○年代的东印度公司董事，当时经济萧条，他采用了混合自由策略与保护主义的营运方式，藉此帮助王室扭转贸易的不平衡。社会大众抨击他用珍贵的白银来换取奢侈的货品，他则为自己治理公司的方式辩解，指出这种贸易会使英格兰变得更富饶。唯有“购买与付款的行动”所推动的“规律商品流动”才能增加英格兰货币的价值，这也就代表了较少的货币能买到更多货品，从而阻止货币从英格兰外流到其他国家。虽然孟恩认为自由贸易有助于控制货币危机，但他觉得这样是不够的。他认为若想加强英格兰的自由贸易能力，社会需要同时采用市场的解决方案与国家的干预。他支持国家针对那些会和国内工业竞争的一系列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坚持能够运送英格兰货物的只有英格兰船舰，例如他们公司的船。如今看来，这样的观点似乎不太像是自由贸易，但对于孟恩和其他商业领导人来说，他们需要在面对荷兰人时创造出优势条件，才能享有贸易自由，因为荷兰人在交易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24

    爱德华．米塞尔顿在他的著作《自由贸易，又名，使贸易蓬勃发展的方法》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垄断，认为贸易是一种能够自然而然地永续成长的买卖体制。他认为市场订定的货币价格与货币能购买的“货品”（wares）有关。然而米塞尔顿的自由贸易思想和孟恩一样，受到艰难的国际市场情势以及英格兰还没有经济主导权的事实之影响，而显得有些模棱两可。他认为英格兰工业是脆弱而必须受保护的。在认为垄断是不健康的同时，他依然认为国家应该监管贸易，他写道：“在缺乏秩序 与政府 的状况下交易的人，就像船上一意孤行的乘客 一样，不断在自己的船底打洞 。”若没有政府的监督，“缺乏技巧和纪律的人”将会摧毁贸易、破坏信任与价值，而那些伪造的产品和卷标错误的商品更是如此。25

    一六二○年代至一六三○年代，天主教与新教两方势力的宗教战争对法国与日耳曼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使得国际贸易权力转移到英格兰手中，但很快的，英格兰自身的内战（一六四二年至一六五一年）也威胁到了国内工业，这场内战使得斯图亚特王朝（Stuart）的国王查理一世与清教徒议会暨军队领导人奥利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陷入对立。英格兰的奢侈品贸易逐渐萧条，国际航运也遭到封锁，使得英格兰在面对荷兰共和国时失去了他们过去努力取得的贸易优势。一六五一年，清教徒成功掌权，英格兰议会通过了《航海法》（Navigation Act ），英格兰商人一直以来都在推动市场保护以对抗国际竞争，以及推动建立能对抗荷兰商业巨头的法律阵线，这些长期努力终于在此刻迎来了极盛期。26

    《航海法》除了保护国家工业外，也限制了只有英格兰的船只能进入国内。此法律使英格兰与荷兰的竞争进入白热化。英格兰内战才刚结束，第一次英荷战争就在一六五二年展开，但这场为期两年的战争并没有为英格兰带来决定性的胜利。虽然英格兰在一六五三年的席凡宁根战役（Battle of Scheveningen）成为胜利者，却没能击败荷兰船队，也无法封锁英格兰海岸。荷兰继续维持着优势商业国家的地位，于是英格兰政府的决策者采纳了孟恩和米塞尔顿的建议，打造了关税体制以扶植国家工业。他们也请求国家协助他们挑战荷兰在印度、非洲直至北美洲的全球贸易优势地位，尤其是奴隶贸易这一部分。

    在商人对政府的强大影响力之下，透过商业资本的扩张与政府法规二者间的配合，英格兰的商业就此扶摇直上。这份国家与商业间的伙伴关系运作良好，到了十七世纪中，英格兰已经成为了先进的商业国家，在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人阶级与国家携手完善关税法。这些商人在国家的帮助下，打造了十七世纪的英国强大经济。对他们来说，自由贸易代表的就是限制外来竞争，并在抢夺优势与无限财富的战争中保护他们刚开始发展的产业，这一切在他们眼中并不矛盾。英格兰开始步入缓慢但稳定的崛起，往全球首屈一指的商业国家迈进。但首先，英格兰必须在与荷兰和法国的竞争中取得胜利。27

    1.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2:5, 284. 

    2. Harry A. Miskimin, The Economy of Later Renaissance Europe, 1460–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6. 

    3. Skinner,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 2:139; Francisco de Vitoria, Political Writings , ed. Anthony Pagden and Jeremy Law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xv–xix; Martín de Azpilcueta, Commentary on the Resolution of Money (1556) , in Sourcebook in Late-Scholastic Monetary Theory: The Contributions of Martín de Azpilcueta, Luis de Molina, S. J. , and Juan de Mariana, S. J. , ed. Stephen J. Grabill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1–107, at 79; Martín de Azpilcueta, On Exchange , trans. Jeannine Emery (Grand Rapids, MI: Acton Institute, 2014), 127. 另见 Alejandro Chafuen, Faith and Liberty: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the Late Scholastic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3), 54; Marjorie Grice-Hutchinson,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adings in Spanish Monetary Theory, 1544–160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48. 

    4. Raymond de Roover, Money, Banking and Credit in Medieval Bruges (Cambridge, MA: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48), 17; Mark Koyama, “Evading the ‘Taint of Usury’: The Usury Prohibi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7, no. 4 (2010): 420–442, at 428. 

    5. Martin Bucer, De Regno Christi , in Melancthon and Bucer , ed. Wilhelm Pauk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9), 155–394, at 304; Steven Rowan, “Luther, Bucer, Eck on the Jews,”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6, no. 1 (1985): 79–90, at 85; Bucer, Regno Christi , 302; Constantin Hopf, Martin Bucer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London: Blackwell, 1946), 124–125; Martin Greschat, Martin Bucer: A Reformer and His Times , trans. Stephen E. Buckwalter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4), 236–237. 

    6. Jacob Soll, “Healing the Body Politic: French Royal Doctors, History and the Birth of a Nation, 1560–1634,” Renaissance Quarterly 55, no. 4 (2002): 1259–1286. 

    7. Jean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 ed. Gérard Mairet (Paris: Livre de Poche, 1993), 428–429, 431, 485, 487, 500. 

    8. Louis Baeck, “Spanish Economic Thought: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and the Arbitrista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20, no. 3 (1988): 394. 

    9. Henri Hauser, ed. , La vie chère au XVIe siècle: La Réponse de Jean Bodin à M. de Malestroit 1568 (Paris: Armand Colin, 1932), xxxii; J. H. Elliott, “Self-Perception and Declin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Spain,” Past and Present 74 (1977): 49–50. 

    10. Hauser, La vie chère , lviii. 

    11. Hauser, La vie chère , 499–500. 

    12. David Sainsbury, Windows of Opportunity: How Nations Create Wealth (London: Profile Books, 2020), 11. 

    13. Giovanni Botero, The Reason of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Giovanni Botero,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and Magnificence of Cities , ed. and trans. Geoffrey Symcox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2), xxxiii, 39–45. 

    14. Botero, On the Causes of the Greatness and Magnificence of Cities , 43–44; Sophus A. Reinert, Translating Empire: Emul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7; Erik S. Reinert, “Giovanni Botero (1588) and Antonio Serra (1613): Italy and the Birth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ustrial Policy , ed. Arkebe Oqubay, Christopher Cramer, Ha-Joon Chang, and Richard Kozul-W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41. 

    15. Antonio Serra, A Short Treatise on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1613) , ed. Sophus A. Reinert, trans. Jonathan Hunt (New York: Anthem, 2011), 121; Jamie Trace, Giovanni Botero and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8). 

    16. Craig Muldrew, 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New York: Palgrave, 1998), 53. 

    17. Muldrew, Economy of Obligation , 97, 109, 138, 151; Nicolas Grimalde, Marcus Tullius Ciceroes Thre Bokes of Duties, to Marcus His Sonne, Turned Oute of Latine into English , ed. Gerald O’Gorman (Washington, DC: Folger Books, 1990), 207. 

    18. Joyce Oldham Appleby,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34. 另见 Elizabeth Lamond, ed. ,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 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First Printed in 1581 and Commonly Attributed to W. 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15, 59, 93; Mary Dewar, “The Authorship of the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 no. 2 (1966): 388–400. 

    19. Sir Walter Raleigh, 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with a Relation of the Great and Golden City of Manoa Which the Spaniards Call El Dorado , ed. Robert H. Schomburgk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848), lxxix. 

    20. Gerard de Malynes, Lex Mercatoria (Memphis: General Books, 2012), 5. 

    21. Malynes, Lex Mercatoria , 27; William Eamon, Science and the Secrets of Nature: Books and Secret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laire Lesage, “La Littérature des secrets et I Secreti d’Isabella Cortese,” Chroniques italiennes 36 (1993): 145–178; Carl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1620–17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8. 

    22.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 79, 114, 211; Gerard de Malynes, The 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71), 47. 

    23. Malynes, Maintenance of Free Trade , 83, 105. 

    24. Appleby,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 37; Thomas Mun, The Complete Works: Economics and Trade , ed. Gavin John Adams (San Bernardino, CA: Newton Page, 2013), 145. 

    25. Edward Misselden, Free Trade, or, The Meanes to Make Trade Florish (London: John Legatt, 1622), 20, 80, 84. 

    26. Lawrence A. Harper,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A Seventeenth-Century Experiment in Social Engineering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0), 40. 

    27. Charles Henry Wilson, England’s Apprenticeship, 1603–1763 (London: Longmans, 1965), 65;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1651,” in Lettres, 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de Colbert , ed. Pierre Clément, 10 vol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1–1873), vol. 2, pt. 2, pp. 405–409; Harper,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 16; Moritz Isenmann, “Égalité, réciprocité, souvraineté: The Role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Colbert’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rade , ed. Antonella Alimento and Koen Stapelbroe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77–104. 

    第六章 荷兰共和国的自由与财富

    上帝创造了人的αὐτεξούσιον，意即“自由与法权”，所以每个人的行为以及对自身财产的使用，都应该出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出于他人的意志……因此，俗话说：“每个人在论及与自身财产相关的事物时，都是自己的统治者与仲裁者。” ──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论捕获法》（De Iure Praedae Commentarius ），一六○三年

    一五七六年，荷兰人起事反抗世袭的西班牙统治者，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而后他的军队洗劫了伟大的贸易城市安特卫普。大约有一半的人口往北逃向之后将成为全球贸易中心的阿姆斯特丹。一五八一年，荷兰北部的七个省脱离了西属尼德兰，成立了荷兰共和国。荷兰共和国是一个由卡尔文派主导，采取地方分权制度的联省国家，其特别之处是相对宽容的宗教信仰与商人阶级为主的政府统治。这些商人成为了新共和国领导人，自然而然地以利伯维尔场与积极亲商的创新思维当作基础，推动这个国家往他们的愿景前进。

    就算此时英格兰也有条不紊地建立起商业实力，荷兰仍继续主导着欧洲经济。后人所谓的荷兰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培养出了许多关于经济学的复杂概念，其中以利伯维尔场的观点特别值得一提。无论从后见之明来看，这个利伯维尔场的概念有多超前，其实它就和英国与法国的经济思想一样，是以政府大量干涉经济作为前提。政治与帝国的经济现实并不总是完全符合荷兰共和国的思想家所拥护的自由理想。正如历史中的许多其他时期，荷兰的利伯维尔场理想也同样与更加复杂的国家干预现实并存。

    荷兰的一位杰出人文学家西蒙．斯蒂文（Simon Stevin）在荷兰共和国成立时从布鲁日市（Bruges）搬到了莱顿市（Leiden）。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在莱顿念大学时认识了纳绍伯爵，伯爵后来成为奥兰治亲王的“奥兰治的莫里斯”（Maurice of Orange, Count of Nassau）。身为沉默者威廉一世（William I the Silent）的儿子，莫里斯在一五八五年成为荷兰共和国的省总督，他选择了斯蒂文来担任他的首席顾问与导师。莫里斯担任省总督直到他在一六二五年逝世。在任职期间，他指定斯蒂文负责处理最重要的供水系统──运河、堤防、水坝和挡海的水闸，又让斯蒂文成为军队的军需官，并帮助他成立了莱顿的工学院。斯蒂文是个博学的人，他写了一本影响力深远的会计手册《亲王会计》（Accounting for Princes ，一六○四年），主张政府必须由熟悉商业之道的人来治理。1

    斯蒂文解释了复式簿记对商业公司来说具有何种重要性，并强调在荷兰国内市场建立信任时，国家与市政的管理是必要的。他说，在一个健康的商业共和国中，所有成员都应该要具备金融素养。一旦每个人都能读懂资产负债表，他们就可以进行买卖、有自信地进行财务审计，并规范自己与他人。他向亲王保证，相较于亲王雇用的官僚和税务员，商人一定会成为更好的国库管理者，同样的道理，一名精通会计的君主也可以自己读懂国库账簿，而非只能一味听从财政官的话。2

    斯蒂文和其他荷兰领导人都认为，在激发市场信心与吸引外国人进入荷兰共和国的过程中，容忍政策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许多卡尔文教派的纺织品制造商在又称为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的荷兰独立战争（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一五六八年至一六四八年）期间，逃到了荷兰共和国北方的城市寻求庇护。到了一六○九年，阿姆斯特丹的卡尔文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数量已经持平了，另外也有许多犹太人与路德教徒。这些人全都有权可以投资与建立公司。容忍与信心，再加上金融素养、透明度和效率，这些因素迭加起来，推动着一个仍在不断成长的丰富市场文化。3

    不出所料，荷兰市场开始扩张。荷兰利用大量的可燃泥炭以及无限量供应的水力和风力作为制造业的天然能源。一五九二年，荷兰开始为了砍伐木材等工业目的而建造了庞大的风车网络。风车是荷兰公共投资传统的产物，历史可以追溯到私人资助的中世纪公共工程。举例来说，单单一个风车就可以有多达七十名投资人持股。这代表的是公民投资人共同努力打造公共基础建设。这种私人与公共间形成伙伴关系的悠久传统，奠定了荷兰共和国的许多商业基础。4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荷兰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复杂而成熟的经济体。荷兰农民很清楚经济成长不是基于农业，而是基于工业，所以他们把焦点放在为了制造业种植作物，开始进口小麦作为食物。他们发现纯粹从事农业耕作的生产力，比不上以更复杂的工业目标来耕作。他们种植多年生的茜草，这种植物的根部能制造出长期以来用于皮革与纺织品的红色染料。并且也发展出先进的烟草产业，在乡村地区种植作物，接着送到阿姆斯特丹加工与包装。5

    透过强大的市政管理，国家在荷兰的经济发展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积极地签下各种对荷兰有利的贸易条约。法国人与英格兰人因为无法智胜荷兰外交官，所以愤怒地用制定关税作为响应。但荷兰共和国凭借着其他国家无可匹敌的市场，再加上能够控制进入北海、波罗的海与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各城市的通道，以及其他国家对荷兰制造业的广泛需求，在整个十七世纪都持续占据主导的经济地位。6

    荷兰就像之前的佛罗伦萨一样，依靠行会来发展工业与控制质量。艺术家、烘焙师、银行家、裁缝和制革商都有自己的行会。荷兰的德芬特（Deventer）等城市为了吸引外国的纺织品制造商前往当地发展工艺，提供了特权与垄断权。他们甚至还提供现金补贴，并利用关税来保护初创产业。这样的措施使荷兰出现了各地产业的专门化。举例来说，在高达市（Gouda）的两万名居民中，有四千人都在制作长杆的陶制烟斗──事实上，该市直到今天仍有一家硕果仅存的烟斗制造商。7

    当时的荷兰船队比史上任何时候的威尼斯船队还要更庞大，就算法国与英格兰的船队加起来的规模也及不上荷兰船队；在欧洲所有国家中，荷兰的商船水手是技巧最熟练、最精通航海知识，效率也最高的。只要九至十名荷兰船员就能操纵一艘两百多吨的福禄特帆船（flute ship），而类似的英格兰船只则需要三十名船员来操纵。一五九○年代，西班牙对荷兰实行的贸易禁运结束了，荷兰人开始沿着非洲海岸向东方航行。到了一六三四年，他们已经扩张到西印度群岛，占领了阿鲁巴岛（Aruba）、波纳尔岛（Bonaire）和古拉索岛（Curação），并把这些岛屿拿来当作奴隶贸易的据点。8

    荷兰商人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内设立了贸易站，藉此侵吞更多贸易量，他们成为欧洲赚进最多钱的一群人。一五九九年，雅各布．哥尼拉斯．范尼克（Jacob Cornelius van Neck）在东印度群岛的香料探索获得了高达百分之三百九十九的利润。新成立的公司在荷兰各地大量涌现，使得人们开始担忧荷兰内部的过多竞争可能会导致贸易受损。荷兰最重要的其中一位领导人，类似于首相的“土地倡导者”（land’s advocate）约翰．奥登巴那维（Johan van Oldenbarnevelt）坚持认为，荷兰七个省的所有公司应该要联合起来，组成一间共同对外贸易的联盟公司。因此，他在一六○二年协助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Unite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荷兰文为Vereenigde Oost Indische Compagnie，简称ＶＯＣ）。公司的章程说明了私人资本与国家利益的连结方式，奥登巴那维认为这对荷兰共和国是最有利的营运制度。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任务不只是发展出贸易垄断，还得维护国家利益。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一样，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间由国家建立的私人企业，在成立时就获得了国家赋予的各种独有特权；举例来说，他们有权编组属于公司的海军和陆军。根据公司内部文件指出，立法机关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其他公司的监督和管制，在一六二○年代形成的商业奴隶贸易政策中扮演重大的角色。荷兰政府也参与了东印度公司的决策，并与公司共享档案与情资，帮助公司拟定策略。于是，就像英国与法国一样，荷兰的帝国企业以及史上首批大规模跨国公司的建立，全都源自于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合作。9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不久后，荷兰政府与公司股东在一六○二年一起执行了一个大型的市场建设计划。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帮助下，奥登巴那维与荷兰当局在阿姆斯特丹设立了第一间真正的股票交易所，藉此推动该公司的股票交易。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史上第一间上市公司，其股份在欧洲各国皆有销售。这个具开创性的成熟、先进市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一六○九年，阿姆斯特丹的领导阶层在市政厅成立了交易银行（Exchange Bank），又称为阿姆斯特丹银行（Bank of Amsterdam），政府监督此银行的运作，希望能藉此建立信心；并保证了贵金属货币与存款的价值，以便支付帐款给荷兰东印度公司。10

    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章程所规定，任何荷兰公民都可以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而且“在货物所带来报酬的收益兑现了百分之五之后，就应该要分配股息”。管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是十七名主要股东，又称“十七绅士”（Heren Seventien），以及六十多名具无限责任的投资人“执行董事”（Bewindhebbers）。荷兰公民只要买卖公司股票，就可以自由地投资和减资，而不需透过与公司的合伙关系来撤回他们的资本投资。荷兰股市既是商业创意方面的胜利，也是市场信任的胜利。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投资人有足够的信心，愿意相信公开出售的纸面股票能够代表部分的所有权。11

    社会大众对这间新公司的投资臻至了前所未有的高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本额是六百四十二万四千五百八十八荷兰盾（guilder），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十倍。这代表写在公司章程中的庞大帝国野心是可能实现的。公司把投资人的资金有效地运用在建造船只上（英国人的船则是用租的），也用来派遣军队去和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抢夺莫桑比克、果亚（Goa）、摩鹿加群岛（Moluccas）与安汶岛（Ambon）的商业利益。12

    荷兰东印度公司所代表的是一个强大的混合体：企业家精神、谨慎的国家管理以及市场原则与政府规范的平衡。荷兰领导阶层透过建立信任实现了这个目标。本着荷兰的开放政府精神，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章程中宣称，公司每隔六年会透过举办一次完全公开的听证会或审计，公开会计账目与审计报告。作为一家私营公司，它必须对股东负责，而股东则可以向国家提出申诉。一六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未支付股利，且遭受内线交易的指控。公司内部出现了靠着私下协议赚取利润的情形，再加上公司没有把股份资本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导致公司的资产在表面上比实际上更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平均报酬率从百分之十八下降到百分之六点四。舆论开始反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人们纷纷抛售该公司的股票──不是出于金融数据，而是出于市场中的谣言。保密机制与会计诈欺似乎正在损害这史上第一间公开发售股票的资本主义事业。13

    一六二二年，股东们的抗议终于说服了莫里斯亲王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审计。我们可以在此清楚看见，只有在投资人相信国家监管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时，“自然”市场机制才能稳定运作。因此，荷兰的领导人进行了不公开审计，结束了这些管理者的贪腐行为，开始重建社会大众对这间公司的信任。荷兰东印度公司将会在接下来一个世纪继续获得高额利润与惊人的回报率。14

    荷兰共和国在一五八一年成功脱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Spain）并宣布独立后，开始试着进入原本向他们紧闭大门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市场与贸易站。东印度公司的计划是控制亚洲贸易。在荷兰攻击与窃取伊比利亚人的财富与贸易的过程中，海盗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六○三年二月，荷兰船长雅各布．希姆斯科（Jacob van Heemskerck）在新加坡海岸以东袭击并俘虏了葡萄牙船只圣卡特琳娜号（Santa Catarina）。荷兰海军部门先前已经直接命令希姆斯科不得涉入战争一类的行为。然而这艘船上的财富比荷兰法令更有说服力。圣卡特琳娜号抵达阿姆斯特丹时，船上载着一千两百捆的稀有中国丝绸和数百盎司的麝香，价值超过三百万荷兰盾──约三十万英镑。希姆斯科当然没有合法权力可以接管这艘船。虽然荷兰海事法庭最终裁定这些来自船上的战利品是合法取得的，仍有一些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认为这种完全就是窃盗的行为并不道德，这使得正积极进军新帝国市场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了挑战。15

    荷兰共和国渴望能进入伊比利亚帝国贸易的大门，这样的想望催生了该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些利伯维尔场哲学。当圣卡特琳娜号的丑闻持续延烧，荷兰东印度公司找来了希姆斯科刚满二十岁的表亲，著名的人文主义法学天才雨果．格劳秀斯，请他撰写一篇文章来捍卫公司的利益。他们希望格劳秀斯能主张在抢攻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市场的过程中，东印度公司拥有采用海盗行为的道德权利。格劳秀斯是著名的学者暨政治家的儿子，在十一岁时就被著名的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录取。大学时期的他沉浸在经典典籍中，特别喜欢西塞罗的作品。而格劳秀斯接下来的人生就和这位著名的罗马法学家一样多彩多姿。他将会从卢夫斯泰因堡（Loevestein Castle）的囚牢逃脱，藏匿在一只本应该装满了书的箱子前往巴黎（这个箱子至今仍展示在该城堡），他将会在一场船难中幸存，并成为一名大政治家。他会运用具人文主义的渊博知识，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法学理论家与卡尔文派神学家。

    格劳秀斯的《论捕获法》（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 ，一六○四年）是一部对利伯维尔场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著作，开启了格劳秀斯作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奠基者的法学作者生涯。《论捕获法》运用了普遍自然法的逻辑，为荷兰攻击甚至入侵葡萄牙帝国领土的行为进行辩护。这部充满专业术语的长篇著作很可能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原本想要的政治宣传文稿。无论如何，《论捕获法》为格劳秀斯的未来作品奠定了框架。格劳秀斯借用了西塞罗的观点，指出道德与自然的法则是举世通用的，任何个人都可以透过理性判断来厘清这些法则是什么。“背信弃义又残暴”的葡萄牙人想要控制全世界海洋的行为，已经造成了道德损害。此外，葡萄牙人拒绝荷兰进入帝国领土和原住民贸易，剥夺了荷兰人的自然权利，根据格劳秀斯的说法，这也是一种罪行。因而荷兰人对葡萄牙船只的俘获是合理的战利品，这样的行为是具有“诚实信用”（good faith）的。由于主权是一项自然权利，而非基督教专属，所以西班牙帝国的原住民也同样有选择和荷兰成为贸易盟友的权利与自由。考虑到荷兰大炮与堡垒的规模，这个针对伊比利亚提出的“原住民自由选择论”也就显得很有说服力了。16

    一六○九年，格劳秀斯匿名出版了这本书的第十二章〈海洋自由论〉（The Free Sea），他这么做不只是为了东印度公司，也是为了发表他身为法律学者的第一篇公开著作。这篇文章在哲学与政治宣传两方面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格劳秀斯针对自然、海洋与个人自由的本质提出了他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后来十七世纪的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约翰．洛克（John Locke）与之后其他关注自然权利与人类权利的欧洲思想家打下了基础。

    格劳秀斯的观点是，自由源于自然，而上帝是为所有生灵而创造出自然的。虽然西塞罗认为，人类是靠着公共契约创造出了财产这个概念，格劳秀斯却不赞成，他认为有些事物过于庞大，超出了任何人类所有权、甚至国家所有权的范围。他引用西塞罗在《论责任》中的论述，指出地上万物“是大自然为了让所有生灵共同使用而创造出来的”。以海洋为例，覆盖了全世界的海洋是“无限”的、无法被占有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主张自己拥有海洋中源源不绝的鱼类资源。换句话说，在捕鱼这件事情中没有“外国人”的概念，因此英格兰和葡萄牙禁止荷兰渔夫进入他们的水域，就侵犯了荷兰人在海上自由贸易的自然权利。17

    格劳秀斯并且再次引用西塞罗的话，主张任何干涉自由的国家都是在招致一场正义的战争。此论点将会成为格劳秀斯在国际法方面的巨作《战争与和平的权利》（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一六二五年）之核心。在阐述国家间互动应遵守的规则时，格劳秀斯坚持认为，个人应该有自然权利能选择自己的行为。“国际法律”（law of nations）和自然法则是相互独立的，国际法律清楚表明，只要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个人就拥有积极自由，可以去做他们选择的事。而这同样也是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基础论点。任何国家都不能占有大自然中“不会耗竭”的广大资源；个人与国家只能拥有明确位于国界内部的有限事物，例如“湖泊、池塘和河流”。18

    在格劳秀斯于《战争与和平的权利》提出的论点，以及他支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张中，最关键的就是他对奴隶制度的辩护。格劳秀斯和法国法学家尚．布丹一样，认为奴役那些在正义的战争中擒获的俘虏是合法的。他主张成为奴隶远好过死亡，这是因为“生命远比自由更重要”。上帝给予那些在战争中被俘虏的人一个“自由”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死亡，或选择接受“俘虏”的新身分。在市场机制这个严酷的道德与经济算式中，战俘有所选择（或者说有自然权利），可以在死亡与成为俘虏中择一。很显然的，这些俘虏指的是原住民。19

    格劳秀斯清楚知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靠着奴隶贸易赚了钱，他也知道那些俘虏并不算是真正的战俘。并且，我们很难想象他居然会用这种对奴隶制度的辩护，来响应欧洲战争中的俘虏问题──虽然奴隶制度牢牢刻在罗马法律中，也一直在欧洲施行至公元一○○○年左右才由农业封建制度取代。至于封建制度，虽远没有动产奴隶制（chattel slavery）那么残酷，但仍保留了许多后者的强制性质。封建主义是以自由签订契约的概念为前提，劳动者选择以服从来交换领主的保护，这样的概念与格劳秀斯在他针对海外俘虏与战俘的“罗马式”奴隶制度中使用的逻辑是相通的。因此，奴隶制也就稳当地存在于格劳秀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愿景中。虽然在战争与和平的逻辑中，这种对于选择自由的解读有违常理，但这样的解读对于依靠奴隶劳动赚取丰厚利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是有利的。20

    除了对于奴隶贸易的辩护之外，格劳秀斯的著作还威胁到了西班牙王室，甚至威胁到了与荷兰比较友好的贸易邻国。苏格兰的威廉．威尔伍德（William Welwod）认为，荷兰这么做是想悄悄地窃取苏格兰周遭岛屿和“窄海”（narrow seas）中属于苏格兰的渔获。不过，许多英格兰思想家注意到格劳秀斯的论点有助于英格兰人进入帝国世界的大门，英格兰在一五九九年已成立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一六○九年，殖民推动者理查德．哈鲁特（Richard Hakluyt）将格劳秀斯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可能是为了把相同的论点套用在英格兰的殖民扩张，而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许多与此主题相关的著作。21

    虽然自由海洋、自由贸易与个人经济政治权利的理论在格劳秀斯的笔下显得一清二楚，真实状况却更加晦涩难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追求贸易自由的过程中仰赖着国家的协助与自身的军事力量，在牵涉到奴隶制度时，又直接忽略格劳秀斯对于人权与自由的概念。到头来，能够自由开发海洋的就只有那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英格兰与法国终将会取代荷兰，成为印度洋上的主要强国，并以联合垄断的方式合作，以维持他们的殖民强权。

    不过，跨国经济力量的现实状况并没有引起荷兰经济思想家的太多关注。在十七世纪中叶，荷兰的商业霸权正处于颠峰，这段时期的荷兰经济理论中最重要的著作是身为新教徒的布料制造商、经济学家暨利伯维尔场与共和国理论家彼得．寇特（Pieter de la Court）所撰写的《荷兰共和国的真正利益与政治准则》（The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of the Republic of Holland ，一六六二年）。这部作品是当时最精密成熟的利伯维尔场理论之一，寇特在其中主张，政治自由与自由贸易胜过了君主制的权柄。在荷兰大议长的支持下，掌握实权的首相约翰．维特（Johan De Witt）写道，寇特的作品是针对君主制的一记致命攻击，并指出这部作品详细描绘出了政治自由与宗教自由、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制造业与船运都是自我调节的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寇特直接引用了英荷商人作家杰拉德．马林斯与其著作《商人法》（一六二二年）来主张商人的地位凌驾于君主之上。22 寇特主张的观点很单纯：君主制度对经济成长有害，荷兰的居民“在他们的政治体系中遭受的最大祸害，莫过于受到君主和最高领主的统治”。“伯爵”追求权力的野心会使政治变得不稳定，而“阿谀奉承的臣子”则会破坏那些使国家富裕的东西：“航海、制造业与商业”。23

    寇特主张，“捕鱼和运送”不足以维持国家经济。财富并非来自农业与自然的恩赐，而是来自“制造”。只有获取原物料、将之转变成货品并卖进国际市场中的工业，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因此，大自然应该要为商业目的所用。荷兰之所以能拥有成功的制造业与船运业，关键是用“节约和妥善的管理”来有效率地利用水资源。光是从大自然中采集物资是不够的；物资需要透过制造业与复杂的市场分销系统的加工。24

    寇特主张，荷兰经济体制能顺利运作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荷兰居民处于“自由的状态”。个人、宗教与经济方面的自由是能透过制造业创造出财富的“真正有利因素”。他相信正是因为宗教机构没有控制大量财富，荷兰共和国才得以兴盛繁荣。寇特认为，荷兰公民不但应该要免受行会管制，甚至应该要摆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而荷兰共和国如此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外国人的欢迎与宽容，让他们能融入社会，给予他们创立与投入制造业的自由。阿姆斯特丹是透过贸易自由、个人自由与宗教自由，才成为了世界货品市场的中心。25

    帝国的丰富资源都存放在荷兰大大小小的“仓库”里，所以荷兰的杰出商人可以将原物料拿来加工，迅速送上船只，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流通至全世界。荷兰共和国甚至是在高税收的规定下做到这一点的。与西班牙开战的期间，荷兰轻而易举地辗压了英格兰对手。荷兰的公民自由吸引了欧洲各地的人才。寇特很清楚，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与荷兰对抗，这些国家都对荷兰的贸易政策感到恼火；即使如此，他仍宣称对荷兰的所有盟友来说，荷兰的“利益”就是“共同利益”与“互惠互利”。寇特的傲慢语调并没有说服荷兰的贸易伙伴相信荷兰的商业政策是公平的。政治利益、殖民利益与贸易利益点燃了火花，使得英荷战争在一六六五年至一六六七年与一六七二年至一六七四年爆发。法国则在一六七二至一六七八年间入侵荷兰。26

    在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经济成功之后，荷兰共和国于一六七二年遇上了史上恶名昭彰的灾难年 （Rampjaar），当时维特为了控制整个共和国，试图镇压国内权势最大的荷兰贵族，奥兰治的威廉三世亲王（Prince William III of Orange）。那一年，尽管在好战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了荷兰共和国的境况下，威廉仍试图主张自己统治荷兰的权力。威廉自称为终身军队总司令，此举引起了法国打算让他担任国王的传言。荷兰共和国屈服后，威廉在七月九日成为总督，并公开挑战维特与寇特的影响力。七月二十三日，多德雷赫市（Dordrecht）的奥兰治派支持者抓到了维特的兄弟柯奈尔（Cornelis），对他用刑，并指控他意图谋反对抗威廉。威廉下令要约翰．维特支付巨额罚款换取释放柯奈尔。在约翰抵达多德雷赫市时，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使愤怒的奥兰治派群众冷静下来，却遭到了攻击与刺杀。群众谋杀了这对兄弟，斩下他们的头颅，吊起他们的身体，吃掉他们的肉──而威廉没有否认这些暴力行为。27

    随着奥兰治亲王大权在握，荷兰共和国及其自由都进入了衰退期。威廉取得了高额贷款，并且为了巩固权力而建立军队。但他还有更宏大的计划。他开始秘密谈判，想要成为英格兰的新教国王，最终成功推翻了天主教国王詹姆士二世。一六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威廉和他的妻子，也就是詹姆士的女儿玛丽，成为了新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但是，如果说英国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开启了宪政自由与经济扩张的年代，那么他同时也敲响了荷兰共和主义的丧钟，并宣判荷兰作为全球贸易霸主身分的死亡。28

    法国和英国取代了荷兰共和国在欧洲的商业领袖地位，开启了一路持续到十九世纪的激烈竞争。荷兰进入君主制后，再也无法在商业、科学、帝国力量与工业方面跟法国和英国进行真正的竞争。到了最后，荷兰的自由并没有实现寇特自信满满的预言，也没有带来决定性的自由放任运动。取而代之的是在法国与英国两大巨头的长久冲突中，利伯维尔场思想里力量最强大、寿命持续最久的论述即将浮现。

    1. M. F. Bywater and B. S. Yamey, Historic Accounting Literature: A Companion Guide (London: Scholar Press, 1982), 87. 

    2. Jacob Soll, The Reckon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77. 

    3. Maarten Prak,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9. 

    4. Prak, Dutch Republic , 102. 

    5. Prak, Dutch Republic , 91. 

    6. Koen Stapelbroek, “Reinventing the Dutch Republic: Franco-Dutch Commercial Treaties from Ryswick to Vienna,” in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rade , ed. Antonella Alimento and Koen Stapelbroek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195–215, at 199. 

    7. Prak, Dutch Republic , 105. 

    8. Prak, Dutch Republic , 96; Margaret Schotte, Sailing School: Navigating Science and Skill, 1550–180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9), 42, 53. 

    9. J. M. de Jongh, “Shareholder Activism at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622–1625,” January 10, 2010,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available at SSRN,https://ssrn.com/abstract=1496871 ; Jonathan Koppell, ed. , Origins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London: Palgrave, 2011); Alexander Bick, Minutes of Empire: The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and Mercantile Strategy, 1618–16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Theodore K. Rabb, Enterprise and Empire: Merchant and Gentry Investment in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575–16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8–41. 

    10. Lodewijk J. Wagenaar, “Les mécanismes de la prospérité,” in Amsterdam XVIIe siècle: Marchands et philosophes . Les bénéfices de la tolérance, ed. Henri Méchoulan (Paris: Editions Autrement, 1993), 59–81. 

    11. “A Translation of the Charter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602),” ed. Rupert Gerritsen, trans. Peter Reynders (Canberra: Australasian Hydrographic Society, 2011), 4. 

    12. De Jongh, “Shareholder Activism,” 39. 

    13. Soll, Reckoning , 80; Kristof Glamann, Dutch Asiatic Trade, 1620–174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1), 245. 

    14. Soll, Reckoning , 81. 

    15. Hugo Grotius, 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 , ed. 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6), xiii. 

    16. Grotius, Commentary , 10, 27; Hugo Grotius, The Free Sea , ed. David Armitag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4), xiv, 7, 18. 

    17. Grotius, Free Sea , 5, 24–25, 32. 

    18. Grotius, Free Sea , 57; Hugo Grotiu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 ed. Richard Tuck, 3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5), 3:1750, 2:430–431. 

    19. Grotius,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 2:556–557; Brett Rushforth, Bonds of Alliance: Indigenous and Atlantic Slaveries in New Fr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90. 

    20. Rushforth, Bonds of Alliance , 93. 

    21. Rushforth, Bonds of Alliance , 70; Grotius, Free Sea, xii–xxiii. 

    22. On new attitudes of merchant virtue, see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478. 

    23. Pieter de La Court, The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of the Republick of Holland and West-Friesland (London: 1702), vi, 4–6, 9. 

    24. De La Court,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 24–35. 

    25. De La Court,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 63, 51, 55. 

    26. De La Court, True Interest and Political Maxims , 45, 51, 55, 312, 315. 

    27. Prak, Dutch Republic , 51, 53. 

    28. Prak, Dutch Republic , 59. 

    第七章 尚─巴提斯特．柯尔贝与国家市场

    在重建商业的过程中，有两个必要条件：确定性和自由。 ──尚─巴提斯特．柯尔贝，《英格兰商业备忘录》（Mémoire Concerning Commerce with England ），一六五一年

    十七世纪中期，就在荷兰与英格兰为了商业主导权针锋相对时，法国这个沉睡的巨人逐渐苏醒了。在一六六○年，法国这头巨兽的人口是两千三百万，使得英格兰的五百万人口与荷兰的一百八十万人口相形见绌。尽管法国幅员广阔，却因为内战而疲软无力。除了法国宗教战争之外，还有引起一系列战争的投石党运动（Fronde，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三年），掌握强权的贵族在这段期间起身反抗王室的中央权威。尽管最后是王权赢得了这场斗争，但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一六六一年掌权时，君主政体几乎已经破产了，法国的商业也陷入停滞。在十七世纪初，法国曾是欧洲羊毛产业的主导者，却在一六四○年代眼见羊毛产量急遽下降。法国的海军、殖民地、贸易网络与制造业基础全都比荷兰和英格兰要远远落后许多。在经历了这么多宗教与社会动荡后，里昂（Lyon）、波尔多（Bordeaux）、马赛（Marseille）和鲁昂（Rouen）等法国商业大城市早已经没有技术纯熟的工匠了，这使得法国整体都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1

    路易十四身为一位充满野心、相对穷困的年轻国王，他急需新的收入来源。由于拥有地产的富有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都无须缴税，所以国家能仰赖的税收来源只有乡村的农民，以及在过去惨淡的数十年间勉力支撑的法国商业。这些钱对于“太阳王”路易十四来说并不足够。正如拿坡里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曾警告过的，作物收成是靠不住的，充其量只能带来有限的盈余和不隐定的税收。一个现代王国需要的是工业、创新与经济扩张。

    一六六一年，路易十四选择了尚─巴提斯特．柯尔贝成为握有实权的首相，路易十四很欣赏柯尔贝谨慎又精准的管理技巧、无情但忠诚的行事原则，以及对工业和贸易的深入了解。柯尔贝的出身背景和古老的佛罗伦萨商业传统颇有渊源。他的家乡汉斯（Reims）是香槟区（Champagne）的首都，也是从里昂到佛罗伦萨的布料贸易中轴的一部分，其兴起来自勃艮第在中世纪累积的巨大财富以及法兰德斯的博览会。柯尔贝家族就像其他早期的佛罗伦萨商人一样，透过羊毛贸易、金融与为国家服务而致富。柯尔贝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会计师，他忧心于法国缺乏足以与荷兰及英国竞争的商业技巧和纪律。此外，他对于王室依靠农业而非工业来取得收入也感到挫折。柯尔贝写道，诸如“古罗马、亚洲的王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强权国家就是因为没有“投身于商业”，才削弱了他们维持繁荣光景的能力。他责怪法国把经济重心摆在农业“对工业造成损害”，并认为法国需要更新我们今天所谓的“品牌形象”，成为一个工业、创新、金碧辉煌之国。因此，柯尔贝希望能结合意大利的科技专业与文化影响力、西班牙的帝国实力，以及荷兰与英格兰的商业能力，创造出一个能在世界舞台获得应有地位的法国。2

    柯尔贝在职涯的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研究可以透过今天所谓的“发展经济学”来将法国工业化。法国必须扶助商业与工业，才能提高竞争力。柯尔贝当时想必没有指望法国能在他的有生之年超越荷兰的商业实力。他明白荷兰与英格兰拥有极大的优势，这两个国家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都致力于打造公司与制造业，更不用说英格兰制定了有利国家商业成长的保护主义航海法。现在轮到法国政府该有所作为了，他们必须采取动作更快、规模也更大的行动。况且，法国做得到这件事：柯尔贝知道，法国的国家权力和中央集权，正是法国拥有而英国缺少的发展工具。虽然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想推行绝对的统治，但他们与议会发生了意见分歧，最终失败了，并导致威廉三世推翻了詹姆士二世。英格兰的国王与大臣没办法透过法令来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政策。但法国可以。柯尔贝采用一种原始的威权手段将法国推入了早期工业阶段，发展出了一种市场建立模式，与如今亚洲的动态威权经济有些类似之处。

    柯尔贝的其中一个核心思想是，在有能力参与国际利伯维尔场之前，法国首先需要在国内拥有稳定的市场条件。由于当时的法国没有这些条件，所以必须由国家来打造。一六五一年，柯尔贝抱怨内乱使得法国“失去了商业的技能与优势”。商人失去了“运输货物”的“自由”与“信心”。法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农业封建社会，存在着中世纪的内部关税；有着特权、法院与通行费的地方制度；各省对外封闭的市场──柯尔贝指责这些状况全都对贸易造成了损害。在他看来，若缺少了信心与让货物自由流通的方法，商务活动就不可能顺利运作。柯尔贝希望解除法国国内市场的种种限制，同时打造基础建设，藉此建立商业信心。3

    商业成长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充满滥诉与过度诉讼的法律体制，及声名不佳的市政债券市场，他认为这两个因素“抑制”了商业并破坏了信任感。除此之外还有法国商人与工会所带来的损害，柯尔贝认为他们设下的标准过低，且对海盗行为过于宽容。柯尔贝想绕过种种地方限制，制定国家级的工业标准，以及产品──尤其是布料──在尺寸、名称和质量方面的一致规范。并且由一套严苛的国家监督制度来强制执行这些新规定。到了一六七○年代，他坚持要求所有市长和行会会长都应该“一直将我为工厂与染坊寄出的规则放在手边，以便按部就班地执行这些规则”。柯尔贝坚信，统一的标准可以创造出人们的信心，并且在更好的基础建设协助下，能使城市与地方之间的贸易变得自由。4

    柯尔贝也打造了一个庞大且同样具争议性的计划，望能发展法国薄弱的工业基础。他推动商业的方式和意大利商人的做法颇为雷同，甚至有点像是荷兰的城市，后者有着藉由补助金吸引外国工作者的悠久历史。柯尔贝建立了由国家资助的新工业，例如歌布朗挂毯工厂（Gobelins）和圣戈班玻璃工厂（Saint-Gobain）。他吸引了荷兰制造商前往鲁昂市建立布料交易的行当，以及荷兰工程师来帮忙建造运河。就像在现代的免税开发区一样，柯尔贝为这些新人提供国家薪酬、资金与垄断的权力，帮助他们创立新事业与开发新科技。5

    柯尔贝对于建立羊毛与丝绸产业特别感兴趣，他希望能引入新的纺织技术，在亚眠（Amiens）等城市重振纺织业。他打造数个港口，并藉此建立供法国的殖民企业所用的航运业。他扩大了印度、北美洲、非洲与法属西印度群岛各个现有公司的规模。现在，法国将会开始和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竞争世界商业帝国的地位，致力于扩大领地，推动利润丰厚的奴隶贸易与甘蔗种植。

    创新并不是柯尔贝关注的唯一焦点。他以增强国家实力的名义，使用间谍、凶残的国内政策与严酷的牢狱刑罚来对付制造假货的人和所有制作文宣反对国王的人。在现代人的眼中，这使得柯尔贝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角色：他既是一个有远见的市场建立者，也是早期威权政府的先驱。然而，对他来说这两者并不互斥。

    柯尔贝的成功长久以来都充满着争议。然而，统计数据显示他的改革确实扩张了制造业，并为长期成长奠定了基础。举例来说，在他改良了纺织技术后，鲁昂和亚眠等城市的纺织学徒人数变成了两倍。在他补贴了亚眠市的萨亚特里布料（sayetterie ，绵羊毛或山羊毛与丝绸混合的布料）后，这个城市的登记名册上出现了更多专业工匠，提高了纺织业产品的质量与产能。一六八○年代，里尔（Lille）等制造业中心城市的纪录中新增了八百多种与纺织业相关的职称。就算要说这样的发展进程并不算突飞猛进，但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正是在这段时期，法国发展出了成功的羊毛、丝绸与棉布工业。在柯尔贝执政期间，法国的工业出口开始能与法兰德斯、荷兰及英格兰竞争，并且他引入的技术将会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济扩张中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鲁昂的棉花制造以每年百分之三点二的速度成长，到了一七八○年代已经达到了每年八十万匹布。6

    柯尔贝的经济计划并非全都取得惊人的成功，且当时英格兰的成长比法国更优异。不过，若说英格兰在煤炭、金属、棉花与造船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的话，那么法国则在柯尔贝推动的强大工业中占据了领先地位，从最重要的羊毛产业，到帆布、蕾丝和里昂丝绸等。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将会因为顾忌这些法国产业的强大，而拒绝自由放任主义的召唤，转而执行保护主义政策。虽然根据预估，英国的人均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但法国的贸易量在整个十八世纪差不多和英国相当。对于一个在一六五○年失去了商业竞争力的国家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小事。7

    当时国际贸易的世界和现代一样，是非常残酷而危险的，经常导致战争的爆发。想当然耳，柯尔贝认为法国需要强大的海军去和荷兰、英格兰、西班牙与葡萄牙等敌对海上强国竞争。尽管柯尔贝向来以军国主义者闻名，但所有通讯数据与法国政府内部文件等证据都显示，他认为战争对于经济成长有害。直到战争已经无可避免之前，他都反对路易十四与荷兰开战，相较于战争，他比较偏好使用吓阻和贸易条约的手段，并坚信这些方法能成功削弱荷兰与英格兰的霸权。柯尔贝曾写道，法国应该运用外交手段攻击荷兰与英格兰，藉此获得“安全与自由”。这将会为法国带回“商业的自由”。8

    荷兰是柯尔贝最大的担忧，因为尽管彼得．寇特针对利伯维尔场发表了许多高尚的言词，但真实状况就是荷兰的国家主义贸易政策非常具有侵略性，还拥有一支傲视其他国家的海军。对于“法国商业的糟糕处境”与法国高达四百万英镑的贸易逆差，柯尔贝始终充满怨言，他认为这是荷兰制定的条约导致的直接结果，该条约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来换取荷兰的贸易自由。柯尔贝认为荷兰对法国的种种侵犯，特别是他们对法国各种出口货品的劫持──举例来说，荷兰控制了法国在波罗的海这个富裕市场的酒类贸易──侵害了法国的自然权利。此外，荷兰也禁止那些可能在国内市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法国商人与工匠进入荷兰境内。柯尔贝知道法国还太弱小了，还没有做好竞争的准备。如果他直接关闭与荷兰的贸易边界，只会对法国的发展造成损害。因而他追求的并不是贸易壁垒，而是设计良好的贸易条约，至少实现两国互惠。为此，柯尔贝认为政府应该招募经验丰富的商人来管理与撰写商业条约和法律。9
    柯尔贝在打造法国工业时采用的策略，有一部分是基于他对一六五一年的英格兰《航海法》的理解，他（以及后来的亚当斯密）认为这项法令是英格兰获得发展优势的关键。同时，柯尔贝也主张荷兰人制定关税是为了要扼杀法国的贸易与制造业。一六七○年，在法国与荷兰进行了长时间的协商后，柯尔贝仍持续抱怨荷兰不但把所有法国商品排除在荷兰市场之外，同时还将矛头指向里尔市，想要扼杀该处的工业。此外，荷兰还致力于控制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迫使法属群岛购买荷兰商品。10
    由于荷兰将一些法国边境城市、甚至法属殖民地的法国贸易商排除在交易对象之外，所以柯尔贝认为法国的保护主义关税是很公正合理的。因此，他想要追求的是巩固法国在自身领土内的贸易自由。他提议安地列斯群岛的居民靠着武装自己来抵御荷兰的干涉，如此一来他们才能以“完全自由”的状态来做生意。手段残酷的尚─查尔斯．巴斯（Jean-Charles de Baas）是法属安地列斯群岛的奴隶殖民地总督，柯尔贝在他寄给巴斯的信中写道，“商业的自由”不只是为了让法属西印度公司进行垄断而已。为了柯尔贝声称的“共同利益”，这种自由必须延伸至所有法国商人身上才行。他仍抱持着中世纪的概念，也就是经济自由是国家授予的特权。自由不会延伸到农奴、契约劳工、罪犯或奴隶的身上。自由仅限于贵族，以及那些持有国王通行证的法国商人和具有人身自由的定居者身上。经济自由不是一种普遍的自然权利，而是国家给予的特权。不过，无论这种想法有多局限，都一样建构出某种自由贸易的愿景。11

    柯尔贝的多方努力，成功把法国转变成一个强大、步伐笨重的全球商业强国。虽然法国没有英格兰那么成功，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一七○○年代早期，法国已经超越了荷兰，成为英格兰在贸易方面的主要合作与竞争对象。就算说柯尔贝在支配亚洲贸易上大致失败了，但旧有的法属加勒比群岛的奴隶殖民地与制糖殖民地仍在继续扩大生产这一点，对法国跟英格兰以及荷兰的竞争来说是有利的。法国当时亦成功在地中海黎凡特（Levantine）的贸易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我们可以透过英格兰人对柯尔贝所施行政策的模仿与钦佩，来判定柯尔贝在经济方面的成功。这正是他想要的。他认为，其他国家企图复制法国的想法，正是让法国市场成功运作的关键。柯尔贝确信，如果其他国家对于法国与法国产品充满信心与钦慕，那些国家就会购买法国货品，进而刺激法国内部的经济。因此，柯尔贝在很大程度上帮法国创造了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事物：至今仍非常强而有力的、专门贩卖奢侈品与专业技术的国家品牌形象。12

    然而，在打造市场的过程中，重要的不只是经济发展和改革而已，还包括了信任与信心。利伯维尔场有很大一部分的基础在于感知与选择。使人们决定要购买某件事物的，往往是许多古怪又时常自相矛盾的情绪与环境条件：需求、可得性、定价、欲望、执着、信仰和信心。有些商业上的感知是理性且客观的，有些则不是。柯尔贝提出了一个计划，希望能在法国创造出信任和信心，实质的与想象的都包括在内；他确信这种结合了国家品牌塑造与实质政策推行的措施，能赋予法国一个商业强国的形象。

    他为此颁布了一套商业的法律与标准，任何违反的人都会遭到重罚。柯尔贝手下的警察局长加布里埃尔．尼古拉斯．莱尼（Gabriel-Nicolas de La Reynie）是个聪明而无情的人，他负责监督巴黎的市场与街道──肉店、裁缝店、性工作者、街道照明与印刷业──并管理贸易行会，确保行会成员都遵守规定。他制裁了外国印花布料的非法流通，当时这些违禁布料在法国处处可见，而对法国工业造成了损害。意大利人、荷兰人和英格兰人长久以来一直利用法国宽松的商业监管措施来占便宜。作为响应，柯尔贝打造了一套印章系统来标示法国布料的质量，这使外国市场对法国布料充满信心。当英格兰人找到方法伪造法国皇家印章时，莱尼没收了数千令（ream）的外国布料。他帮助法国确保国内的羊毛业能够对英格兰羊毛业构成高度的商业威胁。13

    对柯尔贝来说，在建立商业贸易与外国殖民地贸易的过程中，建立人们对法国声誉的信心就和法规以及保护主义同样重要。因此，在他建立法国商业市场的计划中，宣传（也就是如今所谓的广告）是一个关键。他定期邀请备受尊敬的学者担任代言人，藉此提高法国作为知识、文化与科技创新中心的声誉。一六六三年，柯尔贝正在成立法国东印度公司（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时，邀请了院士暨学者法朗索瓦．夏邦提耶（François Charpentier）针对东印度贸易的历史与实用性撰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只是刺激法国商业，同时也是在向外国竞争对手做宣传。夏邦提耶遵循柯尔贝的路线，主张“危险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占据了法国，因此使得这个王国的繁荣发展受到战争和动荡的侵害。商业“就像博雅教育（liberal arts）一样”──是可以透过聚焦与专注来“培育”的。于是，夏邦提耶向读者提出挑战，要他们航向崭新的海洋，透过发现新“财富”。他说，“创新者”会创造出富裕。14

    同时柯尔贝也雇用了耶稣会学者皮耶．丹尼尔．辉特（Pierre-Daniel Huet），他是阿夫杭士市（Avranches）的主教，也是一位博学的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成员。柯尔贝令他负责撰写商业历史，将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与罗马帝国的荣光相比拟。在他的著作《商业与古代航海之历史》（History of Commerce and of the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 ，一七六三年）的序言中，辉特解释了柯尔贝如何利用法国的“优点”展示出商业对国家的重要。法国人们若想要与他国进行商业竞争，就必须开始重视航海与帝国建设。他解释说，罗马帝国的成功源自于贸易与帝国制度；如今法国也应该要跟随这种模式，成为国际商业界的新罗马。15

    柯尔贝认为，信心与确定性的“再建立”，也取决于国家财政管理与会计的质量。他希望能扫荡那些碌碌无为且“腐败”的政府官员，这些人没有能力正确记账来衡量负债与贬值。至少，在担任内政大臣的头十年中，他成功在一六七○年代初的短暂期间使法国公共财政呈现盈余，那可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亚当斯密后来称赞柯尔贝的公共财政管理是法国打造出市场社会的关键。16

    柯尔贝在一六六三年写下了〈为历史而写的法国金融事务备忘录〉（Memoirs on France’s Financial Affairs to Serve History），这篇文章循着马基维利、布丹和博泰罗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唯有在“其方法得到妥善管理”时才能生存下去。换句话说，内政大臣必须运用财政能力来管理国家、有效征税，并妥善管理收入、支出、资产与负债。这种良好的管理将会创造出信心，使贸易之轮转动得更顺畅，并且如同柯尔贝反复提起的那样，创造出“商业自由”。柯尔贝动用了所有他能使用的经济模型与工具──从马基维利的国家愿景，到荷兰对会计的聚焦，再到英格兰的发展保护主义──去为市场带来信心。17

    为接触法国的广大读者，柯尔贝赞助出版了他认为能够在法国公民身上培养商业知识与信心的一系列书籍。举例来说，他委托数学家暨会计大师法兰索瓦．巴雷姆（François Barrême）撰写复式记账会计的手册与关于货币兑换的书籍。会计学校采用了他撰写的实用数学手册《巴雷姆的算数》（The Arithmetic of Sir Barrême ，一六七二年）。巴雷姆在序言中指出了法国在财务素养方面的缺乏，就算在国家的最高层也一样：“柯尔贝先生一直希望国王管辖之下的所有业务都能使用复式记账，但他找不到足够多的熟悉复式记账的人才，使得财务监察机构的老旧做法迟迟无法革新。”巴雷姆的著作大获成功，后来成为了《巴雷姆通用手册》（Barrême Universel ），这本会计手册一直到十九世纪仍持续出版。18

    一六七三年，柯尔贝和商人暨贸易专家雅克．萨瓦里（Jacques Savary）合着并出版了他最著名的《商法典》（Commercial Code ）。正是因为书中这些著名的法条，让柯尔贝的浮雕肖像被纳入美国众议院画廊的二十三位伟大立法者之中，其他立法者包括了摩西（Moses）、莱克尔葛斯（Lycurgus）、查士丁尼（Justinian）与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商法典》的内容简明扼要到令人讶异，里面共有十二个章节与一百二十二项条款，不但设立了法律架构与贸易典范实务的标准化，更描述了要如何实行复式记账、完成文书工作、组织展会，以及在柯尔贝看来非常重要的，如何处理破产与诉讼。该法典中甚至包括了汇票与本票的准则与用法。19

    萨瓦里将柯尔贝的计划进一步扩展，出版了一本更详细的商业手册与参考书籍《完美商人》（The Perfect Merchant ，一六七五年）──等于是文艺复兴商人班尼迪托．科特鲁利《贸易艺术之书》的现代版本。萨瓦里主张这本书所包含的商业法律、规则和实务典范，可以“为商业界人士带来信心”。萨瓦里的这本书不仅是非常独特的商业信息汇编，也是法国的对外宣传中非常成功的一步。柯尔贝的行动向世界展现出法国已成为商业标准与商业专业的全球核心，而这在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柯尔贝很清楚，尽管事实在贸易中是很重要的，但错觉也一样重要。即使在他于一六八三年逝世后，他的法典计划（与对法典的宣传）仍持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六八五年，法国政府出版了恶名昭彰的奴隶法《黑色法典》（Code noir ）。亚当斯密后来赞扬这部可怕的法典使法国奴隶制度变得比英国奴隶制度更不残酷、更有效率──好像这是真的做得到的事一样。20

    柯尔贝最知名的事迹，当然还是打造了至今都还留存的凡尔赛宫和路易十四的各个学院。历史学家将文化视为路易十四追求“荣耀”的其中一步，也是塑造太阳王形象的一种工具。柯尔贝建造的凡尔赛宫与所创办的著名皇家学院当然提升了路易十四的形象，但这个观点有些流于表面。柯尔贝真正希望的，是这些机构能够促进人们对法国商业的信心。如果法国拥有最好的科学家、最美丽的艺术与建筑、最令人渴望的时尚潮流，那么法国就能为国内商品建立一个国际贸易市场。柯尔贝非常了解形象与市场信心之间的核心关联。21

    柯尔贝认为，他可以善用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检验方法，将科学商业化。他在〈备忘录〉中指出，科学、艺术与文学上的“伟人”将会为法国带来“良好的声誉”，并吸引外国的消费者与贸易。出于这个原因，柯尔贝直接写信给欧洲各地的著名科学家与历史学家，例如在斯德哥尔摩的荷兰人尼古拉斯．海因斯（Nicolas Heinsius），以及当时在温莎的艾萨克．佛斯厄斯（Isaac Vossius），他向这些人说明路易十四想要对他们的“功绩”表达赞赏，并且寄给他们大笔现金的“嘉奖”。无需明说他们也会知道，如果他们选择把重要作品献给太阳王的话，太阳王的感激之情将会继续推动这段互利关系。22

    一六六三年，设计了罗浮宫东面的著名院士暨建筑师克劳德．佩罗（Claude Perrault）开始和柯尔贝合作执行一项建造皇家科学院（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计划。佩罗写信给柯尔贝，说皇家科学院不只能光耀路易十四，更能宣传法国科学可信度，“出版科学发现，使这些发现为人所知”，并让法国“在全世界声名远播”。关于此计划的最初摘要显示，化学、解剖学、几何学、天文学和代数等研究领域具有实用性，且可以应用在法国的商业与金融事业中。他们的目标是使皇家科学院成为实验与公共教学的中心，把科学权威交到王室手中，接着再向全世界广为宣传。23

    一六六六年，在荷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暨发明家克里斯蒂安．海更斯（Christian Huygens）的帮助下，柯尔贝在曾属于红衣主教马萨林（Cardinal Mazarin）的宫殿中创立了新的皇家图书馆与科学院，马萨林是过去路易十三的内政大臣。海更斯在一六六六年写道，皇家科学院将会测量并建立子午线和经度，这些测量数据将用于“测量地球的大小……〔并〕为地理图表的制作提供迄今以来最精确的方法”。这些具有权威性的新地图不但能改善航海技术，还能提高法国占领殖民地的能力。海更斯进行了一长串天文实验与实用科学实验，其中也包括了后来成为柯尔贝伟大成就之一的实验：“透过钟摆模型建立通用的尺寸测量法”。海更斯概述了他的计划：他要创造一种实用性的摆锤钟，即“航海钟”，可用来计算执行殖民任务的船只航行时的经度。24

    海更斯说服了柯尔贝：皇家科学院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活动是出版自然历史著作，使用“共通”且容易理解的语言来解释科学实验，让社会大众也能了解。一六六五年，柯尔贝开始赞助丹尼斯．萨罗（Denis de Sallo）的计划，创办由国家控管的科学期刊《科学家周刊》（Journal des sçavans ），这份期刊使得法国成为了受信任的科学权威来源。《科学家周刊》主张他们会刊登“学术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中的新事物”，也就是全球学界中的新事物。发行人表示，此期刊会聚焦在“有用”的事物上，人们将会在这里找到“每年的重大事件”。甚至到后来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进入了战争与政治、宗教压迫的最高峰时，欧洲各地的学者仍视此期刊为科学、数学、力学、哲学与最重要的“艺术与工艺”（也就是工程学）之重要权威。就连战争时期，法国仍因为《科学家周刊》而享有国际信誉。25

    柯尔贝下令皇家科学院着手编写一部大型的机械与工业图解百科全书。柯尔贝用这部百科全书让实用的商业知识与正规教育平起平坐，使商业知识藉此获得威信。海更斯和佩罗等人都为这个项目提出了发明计划。柯尔贝的百科全书计划将会对接下来的十八世纪产生惊人的影响，指引艺术、科学与科技的未来发展，从而对法国的经济扩张产生至关重要的帮助。26

    这些科学出版品使法国获得了工业与商业领导者的声誉──这样的声誉甚至有些言过其实。这项策略十分成功，在一六七○年代，英格兰人开始把法国视为比荷兰更大的商业强国──这在一六六一年还是无法想象的事。柯尔贝的弟弟是克鲁瓦西侯爵查尔斯．柯尔贝（Charles Colbert, marquis de Croissy），柯尔贝在一六六八年派查尔斯到伦敦担任大使，查尔斯让英国人留下绝佳的印象，成功说服了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私下支持法国对抗荷兰的行动，以换取每年二十三万英镑的个人报偿。尚─巴提斯特．柯尔贝在短短的数年内，使法国成为其他国家的真正商业竞争对手，甚至成为国际间的领导强国──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27
    著名的英国日记作者暨海军部秘书山缪．皮普斯（Samuel Pepys）对于这位“来自克鲁瓦西的柯尔贝”印象深刻，就皮普斯与其他人的了解，查尔斯是在哥哥的命令下来到英国监视英国工业与海军计划的。这使得尚─巴提斯特．柯尔贝显得更加令人生畏。皮普斯也热中阅读柯尔贝为商业宣传出版的作品。一六六九年一月三十日，皮普斯在日记中写道，他“认真阅读了一本法国的专书”，他担心这篇关于航海的书籍会使得人们觉得法国的海军与贸易能力就快要超越英国了。那本书正是法朗索瓦．夏邦提耶为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所写的宣传著作，而这样的手法显然奏效了，使得皮普斯感到法国已经转变为成功的贸易大国，是英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法国的科技专长也同样使各国感到钦佩。皮普斯在一六九○年代的“海军会议纪录”（Naval Minutes）中记载道，法国拥有最精良的造船技术、船舰、港口和水手，并引用了柯尔贝在一六七一年制定的造船规范和一六七三年的战舰规范。皮普斯认为，从这些书籍就可以看出法国的海军能力远比英国更优越，他感叹道：“我国海军中的每一条优秀规范，有哪个不是法国早就设立好的规范呢？”柯尔贝的政策与宣传正中要害。28

    在尚─巴提斯特．柯尔贝于一六八三年逝世时，他已经成功为法国打开了英国市场。法国甚至取得了对英国的贸易顺差。这对于英国商人来说是一场危机，他们认为法国占了上风，必须立刻予以阻止。在十七世纪，由于每个国家都在抢夺竞争优势，所以自由贸易条约的进步十分缓慢。29
    不过，当时已有迹象显示，柯尔贝试图把法国转变成商业国家让太阳王很不满意。路易十四鄙视商人，认为他们是庸俗的暴发户，因而撤回了柯尔贝的许多改革政策。路易十四非但没有努力促进法国与最大贸易伙伴英国的自由贸易，反而想要发动战争。他不顾柯尔贝的意见，在一六七二年入侵荷兰。
    光是向外侵略还不能让路易十四满足，他甚至在国内也走上了公民暴力的路线。一六八五年，也就是柯尔贝逝世两年后，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诏令》（Edict of Nantes ），此法令原本旨在保护法国的新教徒少数族群。有超过二十万名法国新教徒遭受酷刑、被迫改信天主教，及受到镇压、监禁和驱逐。路易十四很清楚柯尔贝因为对贸易不利而反对宗教压迫，残暴成性的路易十四派了柯尔贝的儿子，也就是塞涅来侯爵（marquis de Seignelay）负责强迫新教徒转信天主教。法国新教徒的流亡目的地从荷兰、丹麦与英格兰，扩散到了日耳曼与美洲殖民地的多个地点。这对法国商业造成了严重打击。新教的胡格诺派（Huguenot）商人和工匠离开时，也带走了柯尔贝当初砸重金发展的专业技能；欧洲各国的君主都因为玻璃工匠、银匠、橱柜工匠和各种商人具有的优秀技术而乐于迎接他们的到来。事实上，正是《南特诏令》的废除使得法国今日没有制表的优良传统，法国的新教钟表匠全都逃到了卡尔文派的瑞士日内瓦（Geneva），那里至今仍是全球钟表贸易的中心。
    与经济史学家一直以来所认知不同的是，大幅削弱柯尔贝主义与扩张市场自由可能性的，正是路易十四。作为在辉煌的贵族宫廷中心统治一整个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四从不认为自己是普通商人的国王。目光短浅的路易十四更停止了对海军的经费支持，对殖民地的关注也下降了。现在，他的目光转向了战争。一六八八年，他开启了九年战争（Nine Years’ War），美洲将之称作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路易十四在这场战事中越过了莱茵河，积极地把法国的边界与领土向外扩张。为了对抗路易十四的侵略，英格兰、荷兰共和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Austrian Hapsburg Holy Roman Empire）、西班牙、葡萄牙与萨伏依（Savoy）结成了同盟。此外再加诸那些公开反对路易十四的胡格诺派教徒带来的影响，新教君主开始将太阳王视为巨大的威胁。长期的战争与饥馑，消灭了自由贸易的所有可能性。
    一六九三年，法国北部的作物收成欠佳。在战争税与食物短缺造成的压力下，饥荒恶化成了伤寒疫情，此外还有类似沙门氏菌的细菌引起的腐热（putrid fever）与瘟疫腹热（pestilent abdominal fever）。一六九三年至一六九四年的大饥荒（Great Famine），扣掉正常死亡率后大约导致了一百三十万人死亡。士兵纷纷感染伤寒，不得不抱病作战。法国的财政陷入混乱，人民被大规模死亡的阴影尾随，整个国家都活在路易十四造成的无常战争与其灾难性影响的威胁之下。当路易十四发现自己无法入侵荷兰共和国与英格兰之后，便开始骚扰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商人，威胁到了从西印度群岛至印度的英格兰殖民地和贸易路线。等到九年战争终于在一六九七年结束时，法国在所有层面上都元气大伤。威廉三世现在随时保持着英格兰与法国间的备战状态，英国商人也将法国视为军事与商业上的威胁。
    这一切和柯尔贝过去的希望背道而驰。柯尔贝的梦想是以平等贸易的条约和互利作为基础，实现平衡的自由贸易，如今这个梦想已被暴力战争与大规模死亡取代。改革者为了与过去切割，便把路易十四毫无道理的破坏行为归咎到柯尔贝身上。那些推动法国改革与利伯维尔场的人，开始把柯尔贝这位逝世已久的内政大臣拿来作为法国需要改变之事物的象征。柯尔贝主义和柯尔贝在经济史上的地位遭到扭曲，并因为路易十四晚期的灾难性统治而蒙上污点。法国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发展之所以窒碍难行，不是因为柯尔贝执行的经济政策，而是因为路易十四好战又专制的愚行扭曲了这位内政大臣的余荫。

    1. Pierre Deyon, “Variations de la production textil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Sources et premiers résultat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18, no. 5 (1963): 939–955, at 949. 

    2. Daniel Dessert and Jean-Louis Journet, “Le lobby Colbert,” Annales 30, no. 6 (1975): 1303–1329; Georg Bernhard Depping, Correspondance administrative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52), 3:428; Philippe Minard,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French State: Myths and Legends Around Colbertism,” L’Économie politique 1, no. 37 (2008): 77–94;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Prémier Conseil de Commerce Tenu par le Roy, dimanche, 3 aoust 1664,” in Lettres, instructions, et mémoires de Colbert , ed. Pierre Clément, 10 vol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1–1873), vol. 2, pt. 1, p. cclxvi;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 407. 

    3.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vol. 2, pt. 2, pp. cclxviii, 48, 407; D’Maris Coffman, Excise Tax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Public Deb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4.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1664,” vol. 2, pt. 1, pp. cclxii–cclxxii, at cclxviii, cclxix; Jean-Baptiste Colbert, “Aux maires, échevins, et jurats des villes maritimes de l’océan, aoust 1669,”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 487; Colbert to M. Barillon, intendant at Amiens, mars 1670,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p. 520–521; Colbert to M. Bouchu, intentant at Dijon, juillet 1671,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 627. 

    5. Gustav von Schmoller, The Mercantile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New York: Macmillan, 1897); Erik Grimmer-Solem, The Rise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and Social Reform in Germany, 1864–189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有关发展经济，参见 Erik S. Reiner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6, no. 4/5 (1999): 268–326. 

    6. Deyon, “Variations de la production textile,” 949, 951–953; François Crouzet, “Angleterre et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Essaie d’analyse comparé de deux croissances économiqu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1, no. 2 (1966): 254–291, at 267. 

    7. Crouzet, “Angleterre et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266, 268; Eli F. Heckscher, Mercantilism , trans. Mendel Shapiro, 2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5), 1:82; Stewart L. Mims, Colbert’s West India Poli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2); Charles Woolsey Cole, Colbert and a Century of French Mercantilism ,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1:356–532; Charles Woolsey Cole, French Mercantilism, 1683–170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1); Glenn J. Ames, Colbert, Mercantilism, and the French Quest for Asian Trad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hilippe Minard, La fortune du colbertisme: État et industrie dans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 Fayard, 1998). 

    8. Colbert, Lettres , vol. 2, pt. 2, p. 457. 

    9.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1664,” vol. 2, pt. 1, pp. cclxii–cclxxii, at cclxviii;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405–409; Georg Bernhard Depping, Correspondance administrative sous le règne de Louis XIV , vol. 3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52), 90, 428, 498, 524, 570; Moritz Isenmann, “Égalité, réciprocité, souvraineté: The Role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Colbert’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Trea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Trade , ed. Antonella Alimento and Koen Stapelbroek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79. 

    10.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405–409, 496, 523, 570; Lawrence A. Harper,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A Seventeenth-Century Experiment in Social Engineering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4), 16; John U. Nef,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 1540–1640 (repr.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1940]), 13, 27. 

    11.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487; Colbert to M. du Lion, September 6, 1673, in Lettres , vol. 2, pt. 1, p. 57; Colbert to M. de Baas, April 9, 1670, in Lettres, vol. 2, pt. 2, p. 479. 

    12. Ames, Colbert, Mercantilism , 189; Mims, Colbert’s West India Policy , 232; Mireille Zarb, Les pivilèges de la Ville de Marseille du Xe siècl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Éditions A. et J. Picard, 1961), 163, 329;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407. 

    13. Jacques Saint-Germain, La Reynie et la police au Grand Siècle: D’après de nombreux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 Hachette, 1962), 238, 240. 

    14. François Charpentier, Discours d’un fidèle sujet du roy touchant l’establissement d’une Compagnie Françoise pour le commerce des Indes Orientales; Adressé à tous les François (Paris: 1764), 4, 8; Paul Pellisson, Histo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 e, 2 vols. (Paris: Coignard, 1753), 1:364. 

    15. Urban-Victor Chatelain, Nicolas Foucquet, protecteur des lettres,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 (Paris: Librarie Académique Didier, 1905), 120; Pierre-Daniel Huet, 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 la navigation des anciens (Lyon: Benoit Duplein, 1763), 1–2. 

    16. Huet, Histoire du commerce et de la navigation , cclxxii. 

    17. Heckscher, Mercantilism , 1:81–82; Jean-Baptiste Colbert, “Mémoires sur les affaires de finances de France pour servir à leur histoire, 1663,” in Lettres , vol. 2, pt. 2, pp. 17–68; J. Schaeper, The French Council of Commerce, 1700–1715: A Study of Mercantilism After Colbert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44–45. 

    18. François Barrême, Le livre nécessaire pour les comptables, avocats, notaires, procureurs, négociants, et généralement à toute sorte de conditions (Paris: D. Thierry, 1694), 3; François Barrême, Nouveau Barrême universel: Manuel complet de tous les comptes faits (Paris: C. Lavocat, 1837). 

    19. Ordonnance du commerce du mois de mars 1673; et ordonnance de la marine, du mois d’août 1681 (Bordeaux, France: Audibert et Burkel, an VIII), 5, Art. 4. 

    20. Jacques Savary, Le parfait négociant; ou, Instruction générale pour ce qui regarde le commerce des Marchandises de France, & des Païs Estrangers , 8th ed. , ed. Jacques Savary Desbruslons, 2 vols. (Amsterdam: Jansons à Waesberge, 1726), 1:25;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ed. 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kinner,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vol. 2, bk. IV, chap. vii, pt. 2, para. 53. 

    21.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olbert, “Mémoire sur le Commerce,” vol. 2, pt. 1, p. cclxiii; Alice Stroup, A Company of Scientists: Botany, Patronage, and Communit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Parisian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30. 

    22. Colbert, Lettres , vol. 2, pt. 2, p. 62; vol. 5, pp. 241–242; Charles Perrault, “Autre note à Colbert sur l’établissement de l’Académie des Beaux-Arts et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1666, in Colbert, Lettres , 5:513–514. Also see Roger Hahn, The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1666–180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15; Lorraine Daston, “Baconian Facts, Academic Civil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bjectivity,” Annals of Scholarship 8 (1991): 337–363;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91; Michael Hunter,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8; 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2–205; Jean-Baptiste Sa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 2 vols. (Boston: Wells and Lilly, 1821), 1:32–33; Margaret C. Jacob, 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 8. 

    23. Perrault, “Autre note à Colbert,” 5:514; Charles Perrault, “Note de Charles Perrault à Colbert pour l’établissement d’une Académie Générale, 1664,” in Colbert, Lettres , 5:512–513. 

    24. Christiaan Huygens, Oeuvres completes, 22 vol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891), 19:255–256. 中括号内的批注来自麦可．马奥尼（Michael Mahoney）的翻译，在此采用：“[Memorandum from Christiaan Huygens to Minister Colbert Regarding the Work of the New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www.princeton.edu/~hos/h591/acadsci.huy.html . 

    25. Huygens, “Note from Huygens to Colbert, with the Observations of Colbert, 1670,” in Colbert, Lettres , 5:524; James E. King, Science and Rationalism in the Government of Louis XIV, 1661–1683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9), 292; Joseph Klaits, Printed Propaganda Under Louis XIV: Absolute Monarchy and Public Opin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74; Denis de Sallo, “To the Reader,” Journal des sçavans (January 5, 1665): 5; Jacqueline de la Harpe, Le Journal des Savants en Angleterre, 1702–178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1), 6, 8; Arnaud Orain and Sylvain Laubé, “Scholars Versus Practitioners? Anchor Proof Testing and the Birth of a Mixed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8, no. 1 (2017): 1–34. 

    26. Liliane Hilaire-Pérez, Fabien Simon, and Marie Thébaud-Sorger, L’Europ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 Un dialogue des savoirs, xve–xviiie siècle (Renne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6); John R. Pannabecker, “Diderot, the Mechanical Arts, and the Encyclopédie in Search of the Heritage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Journal of Technology Education 6, no. 1 (1994); Cynthia J. Koepp, “Advocating for Artisans: The Abbé Pluche’s Spectacle de la Nature (1731–1751),” in The Idea of Work in Europe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 , ed. Josef Ehmer and Catherina Lis (Farnham, VT: Ashgate, 2009), 245–273. 有关柯尔贝艺术协会（Colbertist Société des Arts）转变成重农主义的转变过程，参见 Hahn,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 108–110; Robert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Kathleen Hardesty, The Supplément to the Encyclopédie (The Hague: Nijhoff, 1977); John Lough, Essays on the “Encyclopédie” of Diderot and d’Alember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Dan Edelstein, 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Jacob Soll, The Information Master: Jean-Baptiste Colbert’s Secret State Information Syste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9), 161; Robert Darnton, “Philosophers Trim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the Encyclopédie,”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1984), chap. 5; Colbert, 1619–1683 (Paris: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1983), 168; Paola Bertucci, Artisanal Enlightenment: Science and the Mechanical Arts in Old Regime Fr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14.
    另见 Linn Holmberg, The Maurist’s Unfinished Encyclopedia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7), 175. 

    27. Colbert, “Mémoire touchant le commerce avec l’Angleterre,” vol. 2, pt. 2, p. 405. 

    28. Samuel Pepys, Naval Minutes , ed. J. R. Tanner (London: Navy Records Society, 1926), 352–356, at 356; King, Science and Rationalism , 272. 

    29. D. G. E. Hall, “Anglo-French Trade Relations Under Charles II,” History 7, no. 25 (1922): 17–30, at 23; Jacob Soll, “For a New Economic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Empire: Anglo-French Imperial Codevelopment Beyond Mercantilism and Laissez-Fair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77, no. 4 (2020): 525–550. 

    第八章 太阳王的噩梦和利伯维尔场的美梦

    我们的美德往往是经过伪装的恶行。 ──拉侯谢傅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格言录》（Maxims ），一六六五年

    等到九年战争（一六八八年至一六九七年）结束时，法国和欧洲各国一样都疲惫不堪，他们经历的是二十多年间几乎未曾止歇的冲突。路易十四恐吓西属尼德兰，并利用他的影响力追捕与迫害各个邻国的法国新教难民。他的战争大臣，个性极为残忍的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在欧洲与世界各地推行暴力统治。为了应付战争的开支，法国征收了额外税金，使广大法国人民陷入悲惨的生活，多数人只能不断挨饿。

    这种看似永无止境的暴力与苦难的循环，正好对应到了法国工业的兴起，使得许多哲学家回头张望过去他们视为比较自由、和平且繁盛的模式。有些法国思想家受到西塞罗与古老贵族农业价值观的启发，拒绝接受财富只能来自城市、创新与制造业的观点。他们想要以农业和斯多噶道德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经济成长的利伯维尔场模式。

    以后见之明来看，由柯尔贝的继承人来带领这次的改革运动似乎是极为矛盾的一件事。在十七世纪之交，柯尔贝的孩子与外甥在皇室中形成了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团体。他们的目标是为新改革时代量身打造新的柯尔贝主义。他们认为，路易十四忽视了良好的政府管理，漠视对利伯维尔场与和平的追求，这样的行为破坏了柯尔贝最基础的政策。柯尔贝家族对此的响应，是设计与推行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和书籍，这些行动后来将点燃十八世纪的利伯维尔场运动。

    或许不令人意外，到了十七世纪的后半叶，愈来愈多思想家对人性与人类社会感到无比绝望。部分哲学家因为战争与压迫而得出了愤世嫉俗的结论：自我利益主宰着一切，在世俗的茫茫苦海中，是不可能有真正高尚且无私的行为。自从西塞罗首次提出，拥有大量土地的罗马贵族之间的爱、责任与友谊等感情是市场交易的催化剂与担保之后，哲学家就一直在争论情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基督教思想家把人们对于天堂救赎的渴望引入了市场中，坚称想要用世俗财富交换天堂财富的渴望与个人自由意志，是推动神圣机制运转的力量。如今哲学家开始寻找一种更实际的政治经济体制，希望能运用人类没那么高尚的情操，促使他们为公众福祉付出努力。与其为了宗教信仰或贵族的军事荣耀而战，不如把这种人类的渴望力量投入交易契约中：透过商业协议实现人们的理性利己倾向。1

    英国政治理论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已经在一六五一年的著作《利维坦》（Leviathan ）中，提出了“利己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这个概念。霍布斯呼应了奥古斯丁和马基维利的观点，指出人类的本质就是恶的，认为所有人都是“所有人的敌人”，并且处于一种持续的争斗状态中，这些争斗是由人类对于“利益”、“名声”和“自我保护”的天生欲望引起的。自然法则赋予人类不惜一切去保护生命与财产的权利。人类若想脱离这种为了财产持续争夺的状态，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政治上达成共同的“契约”，进行和平的商业交易。霍布斯就像专制主义者尚．布丹一样，认为个体必须把个人自由交付给专制君主，此君主要谨慎地“争取共同利益”。2

    十七世纪最重要的其中一位探讨利己的哲学家，是著名的法国贵族法朗索瓦（François），即拉侯谢傅科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他的著作推动了人们相信个人机会主义能推动商业社会与市场，对利伯维尔场思想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拉侯谢傅科公爵质疑西塞罗那套“爱与友谊推动交易”的说法，他承袭圣奥古斯丁与霍布斯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行为并非出自仁慈，而是出自对于自身的关注。因此，他希望能了解欲望，也就是他所谓的“自爱”（self-love，法文为amour propre），会如何影响人类的所有行为。他相信在更好的环境条件下，人类确实可以透过斯多噶派的纪律找到美德。但当统治者是专制且道德破产的帝王时，这种道德自由是不可能的事。拉侯谢傅科公爵尤其反对路易十四用君主专制主义剥夺贵族的古老农业美德，他将凡尔赛宫的皇室比做交易荣誉和特权的“股票交易所”，而贵族们正试图从中获利。他谴责道，在路易十四的世界中，所有行为与友谊都“只以利己为基础”。3

    尽管如此，拉侯谢傅科公爵还是看见了希望。他相信只要适当引导这些自私的情感，就能为共同利益所用。他写道：“我们总是将不当行为归咎于利己，但事实上我们也应该为了良好行为而赞扬利己。”这段话传达出当代市场思想的一个基本信条。利己“能推动贸易行为，而我们之所以付钱，并不是因为结清账务是对的事，而是因为付钱后别人比较愿意继续相信我们”。因此，贪婪和欲望打造了强大的交易力量，促使人类保持诚实，哪怕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4

    对于路易十四压迫性的天主教主义，最主要的批判来自杨森主义天主教徒（Jansenist Catholics）。他们和拉侯谢傅科公爵一样，希望能找出一套系统来运用利己，将之转变成好的事物。法国的杨森主义信徒受到十七世纪初法兰德斯的伊珀尔主教（bishop of Ypres）康涅留斯．杨森（Cornelius Jansen）的启发，追求的不只是灵性上的完善，还要寻找一套能够减轻原罪与改善世俗生活的体系。杨森主义者是圣奥古斯丁的忠实深度读者，他们相信上帝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人类的罪行却扰乱了这个世界。杨森主义者因为路易十四的贪婪与自恋而感到疲惫，认为自给自足的商业市场最可能让人类有机会把原罪与欲望转换成美德。他们相信奇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上帝已经隐藏了”。除一小群被选中的人能透过上帝的恩典获得救赎之外，其他人类不会得到上帝的解救，只能赤身裸体地留在孤独之中，成为自身罪恶本质的猎物。包括著名的法京剧作家尚．拉辛（Jean Racine）在内，些许法国思想家因为杨森主义者的观点深受感动，从世俗中完全抽身并独自住在小房间里，追求奥古斯丁式的自我克制和虔诚美德。但是这种纯粹主义缺乏广泛的吸引力。广大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在社会中生活的同时完全避免罪恶与利己。事实上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若不参与他的政权就无法完全正常地生活。于是，有些人开始寻找新方法，希望至少能用这个方法来应付受到人类的贪婪与利己所主宰的世界。5

    尚．多马（Jean Domat）是一位信奉杨森主义的著名罗马法学专家，他塑造了基督徒版本的旧佛罗伦萨理想，把商业视为能够使国家富强的一种公民货品。多马仔细研究市场机制如何疏导、甚至消除罪恶，为利伯维尔场思想设计了一套基督徒观点的框架，对后世产生长远的影响。他的著作《公民法之自然法则》（The Civil Law in Its Natural Order ，一六八九年至一六九四年）是一部国际知名的罗马法摘要集，清楚描述了市场如何自由地对人类的渴望与情绪做出回应。多马承袭了西塞罗的看法，认为人类可以在自然之中辨认出永恒不变的法则，一旦我们允许这些法则自然运作，就能启动一种动态的市场系统，控制住人类唯利是图的倾向。

    多马认为，身在伊甸园之外的人类已经失去“纯真的状态”，而肉体劳动就是上帝“施加”在这些人类身上的惩罚。人类必须找到方法来善加运用上帝的惩罚，靠着劳动来制造“对象”，靠着财富推动“商业”。在多马的理论中，上帝把“共同利益”放在世俗中，供“人类”“转变”成“农业、商业、艺术、科学”和“生活的需要可能索求”的一切。因此，这些“对象”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协议”（也就是契约）之基础。当人们透过交易履行自己的“责任”时，他们的行为不会导致社会公众的“失序”，而是会把能量从“不忠、双面人、欺瞒、不诚实与其他会造成伤害的错误行为”等负面“协议”中疏导出来。市场就像一股潮流，可以在罪行的系统中把人们往美德的方向推进，透过商业交易明确地抵销对方的罪恶。如此一来，上帝的劳动惩罚就会转化成公民利益，既能创造财富，也能为国家公共利益支付“税金和关税”。多马的系统有效地把旧基督教的神圣救赎市场转变成幸福与公民美德的完全世俗市场。多马主张法律的目标是让个人透过交易找到满足感与救赎，这样的主张为商业社会提供了宗教理由。6

    若说拉侯谢傅科公爵和多马这一类的哲学家在寻找的，是一个把个人罪恶转变成公共美德的公式，那么其他更直接参与路易十四国家事务的哲学家，在寻找的就是能够治疗法国痼疾的解药。来自鲁昂的杨森主义税吏暨利伯维尔场与经济均衡的先驱理论家，布阿吉尔贝尔男爵皮耶．皮森特（Pierre Le Pesant, sieur de Boisguilbert）甚至直接向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提出了利伯维尔场作为解决方案，其他提案参与者中，也包括柯尔贝的外甥和他在专业知识方面的继承人尼古拉斯．德马雷兹（Nicolas Desmaretz）。

    布阿吉尔贝尔在柯尔贝最成功的其中一个商业区担任警方督察（intendant of police）：拥有羊毛加工业的繁荣城镇鲁昂。运用他在自己的贵族领地与行政辖区实施收税的经验，为国家政策的实际应用发展出了第一个自我延续市场的现代观念。他认为法国的经济困境源自人类的错误判断，于是开始撰写一本说明经济能如何自我驱动的著作。他在一六九五年出版的《详述法国》（Detail of France ）是史上第一本专门讨论自我延续市场机制之经济思想的详尽书籍。他在书中指责，虽然有货币在法国境内流通，但它们并没有在创造财富，这些货币若非只对富人的利益有帮助，就是被税收侵蚀掉。针对农民的税收制度既不公平又具有惩罚性，此一制度瘫痪了消费、破坏了农业、使货币的价值与流通性下降，还阻碍了能带来财富的生产与市场本身。7

    从很多方面来说，布阿吉尔贝尔都是对的，尤其是市场需要消费者基础这部分的观念。但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财富是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布阿吉尔贝尔是一个观点偏向传统的贵族，没能意识到鲁昂羊毛业的经济权力足以威胁到英国商人。反之，他就像西塞罗一样认为所有财富都源自农业，相信货币的价值来自农产品。与此同时，他却也反对封建经济的不公。他认为若想使市场发挥作用，农场劳动人口必须获得更好的报酬。他指出法国的广大农业经济到了这时候已经残破不堪了，此观点也并没有错；法国人口大多是农民，而路易十四对农民征收的税金使他们身陷饥饿与痛苦中。

    布阿吉尔贝尔建议国家取消对贫困农业劳动者的高税收，如此一来货币才能“像血液一样”重新进入循环系统，在经济体中自由流动。布阿吉尔贝尔是提出用税务改革促进经济成长的先驱者，他也指出针对穷人的不公平税收会在自然市场系统中创造出“人为的干扰”。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人头税 （capitation），也就是依经济状况调整税额的按人征税制度，用以取代法国不向贵族征税的制度。换句话说，他想要向不工作的有钱人征税──那些贵族和富有神职人员，并根据他们的收入来制定税金；同时他还希望能降低农业劳工的税金。如果贵族能纳税，而穷人能幸免，这必定会启动消费与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提高生活水平，并改进农民的工作状况与生产力。8

    布阿吉尔贝尔把市场描述成一具装置，如果能维持适当平衡，那么它自己就会制造财富，这样的说法与尚．多马早期的经济均衡理论相互呼应。布阿吉尔贝尔指出，减税的最佳方法就是停止战争。他是第一个把利伯维尔场思想与和平主义做出明确连结的人，他声称战争会创造饥荒、破坏农业、拉高税金并破坏贸易和健康的市场机制。他主张，如果法国能与他国保持和平，并停止对农业征税的话，自然市场系统可能就会自行运作。布阿吉尔贝尔为利伯维尔场提出的计划既具有开创性，又充满理想，在某种层面上，这个计划和西塞罗的计划正好相反：布阿吉尔贝尔追求自由农业的目的是为穷人创造财富，这些财富会进而为所有人都创造出财富。9

    布阿吉尔贝尔不是一个只会空想的人。身为一名高阶税吏，他一直和财务大臣，也就是柯尔贝的外甥尼古拉斯．德马雷兹保持直接联络。根据布阿吉尔贝尔这位史上首位系统性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学家和柯尔贝的继承人在财政部的初次会面状况显示，事实和某些经济史中的陈腔滥调相反，柯尔贝的后继者对于这些新思想其实抱持着相对开放的态度。

    德马雷兹曾在柯尔贝身边担任财政督察、和他一起受训，并将他使用的方法全都铭记在心。柯尔贝显然对德马雷兹的表现很满意，把这位外甥安排为他的继任者，德马雷兹在一七○三年成为财政官，在一七○八年至一七一五年担任财政总监督。德马雷兹的任务是听从路易十四的命令，以及保护他舅舅创造的工业规范与政府规范，他并不信奉特定的经济意识形态，以令人讶异的开放态度接受了布阿吉尔贝尔的自由放任思想。布阿吉尔贝尔一开始先把他针对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文章寄给了柯尔贝家族的一位亲近朋友，米歇尔．夏米拉（Michel Chamillart），他是在一六九九年至一七○八年手握大权的财政总监督，并于一七○一年至一七○九年担任战争大臣。夏米拉同时也是鲁昂的总督，或许正是因此，他对布阿吉尔贝尔的响应是探讨要如何“把理论转化为现实”。夏米拉后来和德马雷兹分享了布阿吉尔贝尔的信。这些信件的边缘写满了潦草的笔记，提出布阿吉尔贝尔这些理论的可能应用方式，并由此得知，虽然两位长官起初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最终还是和这位来自鲁昂、支持自由放任思想的税吏开始往来。10

    德马雷兹的回应让我们清楚看出，现代把柯尔贝主义描述成利伯维尔场对立面的陈腔滥调是不准确的。柯尔贝和德马雷兹并不像现代经济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所谓的重商主义者。柯尔贝家族改革计划的特点是他们谨慎地管理自身利益，并融入对市场建设的信念，以及将商业管理技能（例如会计和海事管理）、法律和外交专业纳入政府的理念。

    一七○四年，布阿吉尔贝尔开始摘录《详述法国》的部分内容寄给德马雷兹，希望这位大臣能听取他对于谷物贸易自由化与税制改革的想法。布阿吉尔贝尔解释，如果他愿意这么做的话，大自然的神圣系统将会推动与维持法国经济的运作。他将德马雷兹称作是经济这个“发条装置的最高统帅”，这样的称呼揭示了许多事。若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自我延续的市场系统运作时就像发条装置一样，那么他也会相信这个系统需要位高权重的政府高官来上紧发条。德马雷兹有那个权力能解放国家的财富，让这些金钱再生产更多财富，接着采取更公平也更有效率的方式收税，如此一来市场就能独立运作。我们应该留意的是，在这一系列的信件中，这位自由放任主义的早期支持者也要求国家提供一个职位给他儿子。11
    虽然德马雷兹告诉他的助手，布阿吉尔贝尔的信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构想，他仍在页边的笔记中批评道，有鉴于法国此刻在财政上的立即需求，布阿吉尔贝尔的提议不切实际又难以实行。不过，到了一七○五年，德马雷兹在无计可施之下开始重新检视布阿吉尔贝尔的税制建议，并承诺他会认真“考虑”这些改革。德马雷兹显然左右为难，他最后采纳了布阿吉尔贝尔的建议，但却削弱了该计划的核心精神。在法国的经济因为战争而陷入灾难之际，德马雷兹建立了一种短期的普遍税制：什一税（dixième ）。唯一的问题在于，他在实施时不是用新税制取代旧税制，而是在旧税制上添加新税制。也就是说，虽然富人现在必须缴纳一些税金，穷人却必须负担比以前更重的税。而德马雷兹向布阿吉尔贝尔解释，路易十四的战争已吸干了每一分钱，如今他们没有空间能容纳理想主义了。尽管柯尔贝的外甥想要尝试自由放任主义的改革，但他们必须继续等待。12

    在柯尔贝的直系继任者们所制定的政策中，利伯维尔场哲学发挥作用的例子并非只有这次。事实上，在十七世纪末，柯尔贝家族已站在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先锋位置。德马雷兹并不是家族中唯一一个和其他人连手进行利伯维尔场改革的人。柯尔贝的女婿和康佩（Cambrai）主教法朗索瓦．萨利尼克．莫斯─芬乃伦（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密切合作，芬乃伦是一位狂热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家，也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芬乃伦在一六八九年至一六九七年担任路易十四的推定继承人勃艮第公爵（duc de Bourgogne）的导师，因而成为皇室家庭的成员，能定期接触到国王、他的家人和他的大臣。芬乃伦不但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宗教演说家，后来也成为了提出自由放任主义愿景的十七世纪作者中，拥有最广大阅读群众的一位。芬乃伦的老师是路易十四的首席神学家雅克─贝尼涅．波苏维（Jacques-Bénigne Bossuet），负责在凡尔赛宫的皇家礼拜堂里布道的波苏维不仅支持宗教绝对主义的政治理论，也提倡宗教不宽容。在一六八五年的《南特诏令》废除后，路易十四派出波苏维和芬乃伦执行国家任务，到法国西南大西洋沿岸的拉荷歇尔（La Rochelle）周边改变新教徒的信仰。在拉荷歇尔的这段期间，芬乃伦对他们以暴力军事手段改变宗教信仰一事感到心灰意冷，也对路易十四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感到失望。
    芬乃伦在宫廷中的人脉很广，与柯尔贝的女婿第二代圣艾尼昂公爵保罗．波维利尔（Paul de Beauvilliers, 2nd duc de Saint-Aignan）过从甚密，并在其他人的引见下和德马雷兹变得关系密切。波维利尔的另一位密友是在宫廷中声势逐渐崛起的吕纳公爵（duc de Luynes）查尔斯．奥诺雷．达贝尔（Charles-Honoré d’Albert），他是柯尔贝的另一个女婿，一般对他的称呼来自另一个家族头衔谢夫勒斯公爵（duc de Chevreuse）。如今柯尔贝的女婿波维利尔和谢夫勒斯在宫廷中掌权，德马雷兹进入财政部，柯尔贝的侄子托尔西侯爵尚─巴提斯特．柯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 marquis de Torcy，又称作托尔西的柯尔贝〔Colbert de Torcy〕）则在一六九六年被任命为外交事务大臣，于是柯尔贝家族集团得以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与政府高层中呼风唤雨。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通信中得知，他们是以家族为单位在运作，持续累积他们的财富，就连在支持芬乃伦的构想时也一样。在波维利尔和德马雷兹的带领下，这个强大的集团一起制定战略，希望能找回柯尔贝的优秀政府管理，建立更加自由的市场。13

    波维利尔同时也是皇室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因此在皇室中拥有绝大的影响力。路易十四知道他们是一个集团，所以在召开正式会议时，只会召集柯尔贝政府集团里的领导成员：托尔西的柯尔贝、波维利尔和德马雷兹。他让柯尔贝集团任命芬乃伦担任路易十四的七岁孙子的家教老师，这个孙子就是最终继承了王位的勃艮第公爵。波维利尔和芬乃伦相信，这名年幼的君主是通往改革的道路，更是能让他们获得更多权力的途径。他们打算以柯尔贝的治理方法为基础为这位年轻公爵制定学习计划。一六九七年，波维利尔和芬乃伦开始执行这项勃艮第公爵计划，使用一套庞大的统计书籍《绍讷列表》（The Tables of Chaulnes ），希望让这位继承人了解，要如何透过一套能带来经济自由的治理改革，来扩张法国的人口与商业规模。其内容聚焦于透过柯尔贝当年的统计法去计算、测量与在地图上标示法国的所有重要财富与管辖区。此外，计划的另一个目的是创造更好的税收制度：每一种形式的应税财产都要确实记录下来。14

    一六九九年，柯尔贝家族密切支持芬乃伦撰写小说《忒勒马科斯的冒险》（The Adventures of Telemachus ），供勃艮第公爵的教育所用。《忒勒马科斯的冒险》是那个时代最明确、影响力也最大的农业利伯维尔场思想著作，也是十八世纪的畅销书，启发了从莫扎特到亚当斯密等多位重要人物。芬乃伦的小说填补了荷马的著作《奥德赛》（Odyssey）中缺漏的情节，描述了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在冒险中学习的故事。故事中，有一位睿智的老师一直陪在忒勒马科斯身边，芬乃伦透露，这位老师其实是伪装过后的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15

    这部作品非但没有赞扬歌颂路易十四，反而是一份对他的统治和凡尔赛皇室的控诉，同时也是对自由贸易的呼吁。书中讲述了忒勒马科斯透过做出种种与路易十四相反的行为，学着成为一名优秀的国王。芬乃伦认为理想的君主会拒绝战争、侍臣、奢侈品、不断变化的流行和缺乏实际用途的宏伟建筑。他会维护正义，仁慈慷慨地对待臣民。他应该和西赛罗一样，认为人们可以在友谊与忠诚里找到“美德”和好的交易。国王本人应该要向人们示范基督教式的斯多噶价值观：“热爱正义……忠诚、节制与无私。”他应该要推动国内人民聚焦在“严肃的”农业工作上。16

    根据芬乃伦的说法，道德高尚的君主会重视“所有公民的自由”。他警告，最“专制”的统治者是最弱小的统治者。他指出，那些靠着恐惧统治的人就像是“人类种族的瘟疫”：他们认为自己“远比其他人类还要优越”，以至于他们“无法用自己的双眼看见真相”，只能用“谄媚”把自己包围起来。最后的最后，一名优秀国王的职责就是避免战争。17

    《忒勒马科斯的冒险》结合了芬乃伦对皇室美德的西塞罗式见解，以及普遍性的柯尔贝式经济信条。芬乃伦就像柯尔贝一样，提到在发展良好的商业时，需要“航海”、储备充足的“军火”与“海上霸权帝国”作为后盾。他引述柯尔贝的商业法，呼吁国家必须使用良好的“法规”来限制“破产”与审计商人的账簿。他说“罚则”能防止商人用不诚实的经营方式，拿他人的财富来冒险。然而，芬乃伦反对以奢侈品作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在目睹了宫廷中的各种愚行后，他强硬地要求各个国王都要禁止“奢侈品和阴柔行为”、“音乐”、“舞会”和宫殿。无论社会阶级是高是低，法国人民都应该要亲近土壤，保持刻苦坚韧的个性。他不希望法国人把钱花在“外国制造”的“东西”上，例如“昂贵的金底板与银底板刺绣”或“烈酒与香水”。芬乃伦警告说，“奢侈品会毒害整个国家”，使富人与穷人区分开来，直到“罪恶”被“当成美德来称颂”。18

    在芬乃伦的设想中，自由放任经济具有“简单且明确”的规则。他说，一切之中最重要的是个体必须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贸易。这种自由将会吸引外国人与更多财富流入法国。经过专门训练的国家法官会负责维持自由贸易，以及在过于复杂的项目中，负责协助缺乏相应知识的商人建立“公司”。一名优秀的国王该做的工作是确保所有人都拥有自由与自然创造的财富。19

    书中的一句对白，灵感可能来自罗马保守农业派作家加图（Cato），芬乃伦用这句话告诫统治者，绝对不要忽略他的土地，也不要征收过高的税金。土地拥有者必须能够自由地把所有资金应用在提高作物产量上，并且他们兴旺的大家庭必须以健康的状态在土地上工作、进公立学校学习，并参与“体能锻炼”。靠着制造业与贸易赚来的不健康“人造财富”应该受到鄙视。芬乃伦强调，简而言之，富有国家的基础就是农业，“一块妥善耕种的田地是真正的宝藏”。20

    想当然耳，路易十四既没有听从芬乃伦的建议，也没有理会柯尔贝家族中的其他成员。芬乃伦提出的利伯维尔场改革方案全都没有问世。不如说，我们可以认为路易十四后来的统治彻底摧毁了柯尔贝与其后继者真正追求的目标。路易十四对于芬乃伦的批判怒火中烧，在一六九九年将他逐出宫廷，继续进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一七○一年至一七一四年）。这正是芬乃伦曾提出警告的那种噩梦。路易十四的战争使得法国开始对抗英格兰大同盟（Grand Alliance of England），包括荷兰共和国、奥地利大公国以及后来的西班牙和萨伏依。根据军事史学家的估计，交战中的死亡人数大约落在七十万至一百二十万之间──且法国在之前一六九三年至一六九四年间的大饥荒已经死了一百二十万人。一七○九年，太阳黑子引起的气温骤降导致了大霜冻（Great Frost），法国在这段期间又死了六十万人。在虚弱、饥饿与绝望中，法国人口共减少了数百万之多。

    接受了精心教育的勃艮第公爵在妻子感染麻疹时拒绝离开她身边，因而受到传染并在一七一二年逝世。他过世前已经把麻疹传染给了三名儿子之中的两人，这两名儿子也因此死亡。公爵的小儿子被一名奶妈隔离起来，这名幸存者在一七一五年于五岁的年纪成为路易十五世，当时他的曾祖父路易十四因为腿部坏疽而死亡。路易十四的健康状况宛如在隐喻他的统治政权：他的王朝从内部开始腐败，他离开时所留下的法国受到严重创伤，陷入饥饿与破产。没有人为路易十四哀悼，在送葬的那天，街道上空无一人。有些人甚至在私下庆祝此事。

    路易十四践踏了柯尔贝留下的功绩，也抹煞了可能随之而来的商业自由与经济成长。不过，在这些惨烈的失败中，柯尔贝最重要的其中一些改革存活了下来。虽然法国仍是农业社会，受到贵族与专制君主的统治，但法国工业仍有持续产出，在全球商业的舞台上和英格兰继续竞争。法国非但仍是全世界的两大科学强国之一，而且还成为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摇篮。启蒙运动是一场错综复杂的科学与思想进步的运动，事实将证明此运动是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哲学的核心。法国经济思想家将会透过哲学家查理．路易．德．色贡达（Charles-Louis de Secondat），也就是孟德斯鸠男爵（baron de Montesquieu）所谓的“温和”商业，以贸易的互利性取代自爱的战争本能，寻找通往和平与繁荣的永久道路。换句话说，自由贸易就是嫉妒、战争与贫困的解药。法国将会在这方面对英国经济哲学造成深远的影响。在这两个国家中，人们此刻还坚持认为，只要人类能靠着解放农业市场来妥善利用大自然，那么市场就能在和平之中创造奇迹，制造无穷尽的财富。21

    1.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16. 

    2.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 ed. Richard Tu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t. 1, chaps. 13–14. 

    3. La Rochefoucauld, Maxims , trans. Leonard Tancock (London: Penguin, 1959), maxims 48, 85, 112, 563; Pierre Force, Self-Interest Before Adam Smith: A Genealogy of Economic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6, 176; Nor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105. 

    4. La Rochefoucauld, Maxims , 66, 77, 223, 305. 

    5. David A. 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in France: Inventing Nationalism, 168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 Dan Edelstein, On the Spirit of Righ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120; Pierre Nicole, “De la grandeur,” in Essais de morale , 3 vols. (Paris: Desprez, 1701), 2:186; Dale van Kley and Pierre Nicole, “Jansenism, and the Morality of Self-Interest,” in Anticipations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 ed. Alan C. Kors and Paul J. Korshi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7), 69–85; Gilbert Faccarello, Aux origin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libérale: Pierre de Boisguilbert (Paris: Éditions Anthropos, 1985), 99. 

    6. Jean Domat, The Civil Law in Its Order Together with the Publick Law , 2 vols. (London: William Strahan, 1722), vol. 1, chap. 2, sec. 2; vol. 1, chap. 5, sec. 7; vol. 2, bk. 1, title 5; Faccarello, Aux origin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libérale , 146; Edelstein, On the Spirit of Rights , 120; David Grewal,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Laissez-Faire : From Philia to Self-Love in Commercial Society,” Political Theology 17, no. 5 (2016): 417–433, at 419. 

    7. Pierre Le Pesant de Boisguilbert, Détail de la France (Geneva: Institut Coppet, 2014), 18, 61–63. 

    8. Boisguilbert, Détail de la France , 77, 89, 99. 

    9. Faccarello, Aux origin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libérale , 115, 119. 

    10. Gary B. McCollim, Louis XIV’s Assault on Privilege: Nicolas Desmaretz and the Tax on Wealth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2), 106, 149; A. -M. de Boislisle, Correspondance d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des finances ,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3), 2:530. 

    11. Boisguilbert to Desmaretz, July 1–22, 1704, Archives Nationales de France, G7 721; Boislisle, 2:207, 543–547, 559. 

    12. Boislisle, Correspondance d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 2:544. 

    13. Georges Lizerand, Le duc de Beauvillier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Les Belles Lettres, 1933), 43, 153. 

    14. Lionel Rothkrug, Opposition to Louis XIV: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263–269, 286–287; Louis Trénard, Les Mémoires des intendants pour l’instruction du duc de Bourgogn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5), 70–82; David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7), 62; Lizerand, Le duc de Beauvillier , 46–77; marquis de Vogüé, Le duc de Bourgogne et le duc de Beauvillier: Lettres inédites, 1700–1708 (Paris: Plon, 1900), 11–23; Jean-Baptiste Colbert, marquis de Torcy, Journal Inédit , ed. Frédéric Masson (Paris: Plon, Nourrit et Cie, 1884), 57; Louis 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 Projets de gouvernement du duc de Bourgogne , ed. P. Mesnard (Paris: Libra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1860), xxxix, 13; Edmond Esmonin, “Les Mémoires des intendants pour l’instruction du duc de Bourgogne,” in Études sur la France des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4), 113–130, at 117–119; Boislisle, Correspondance des contrôleurs généraux, 2:ii. 

    15. Georges Weulersse, Le movement physiocratique en France de 1756 à 1770 , 2 vols. (Paris: Félix Alcan, 1910), 2, 302; François Fénelon, Telemachus , ed. and trans. Patrick Ri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60, 195, 325. 

    16. Fénelon, Telemachus , 195. 

    17. Fénelon, Telemachus , 16, 18, 25, 28, 60, 164, 170, 297. 

    18. Fénelon, Telemachus , 37–39, 161–162, 165, 297. 

    19. Fénelon, Telemachus , 37, 38, 105, 161, 166. 

    20. Fénelon, Telemachus , 166, 195, 260. 

    21.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 ed. Victor Goldschmidt, 2 vols.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vol. 2, bk. 20, chap. 1. 

    第九章 行星运动与英国自由贸易的新世界

    贸易的本质是自由的，它会找到自己的渠道，决定最好的路线：所有针对贸易制定的规则、引导、限制和约束，往往都是对特定个人有利的法律，鲜少对公众有利。 ──查尔斯．达凡南特（Charles Davenant），《论东印度贸易》（An Essay on the East India Trade ），一六九六年

    一五○○年代早期，波兰数学家暨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为了理解宇宙而提出了崭新的日心说模型，解释说根据已知的运动定律，行星是围绕着太阳转动的。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认为哥白尼的发现是一种对自然运作方式的“新观点”；如果行星会按照看起来充满智慧的设计，依循既定模式绕圈运动的话，那么社会与经济也必然如此。在那个把大自然视为神圣谜团的世界中，这种新观点令人激动。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想要寻找一种力量（force），为人类带来类似行星系统的平衡，藉此打造一个和平且繁荣的世俗世界，因此他们的研究全都执迷于自我延续的系统。他们无论往哪里看，都好像看到了自我延续的运作方式：星辰、大自然的四季、人类的躯体，以及人类的法律与经济市场。1

    在十七世纪的前数十年，佛罗伦萨仕绅暨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延续了哥白尼的研究，坚持认为基础物理可以透过严谨且客观的数学定律，应用在行星上。伽利略试着透过惯性的力量来了解行星运动，惯性力量会使行星能抗拒方向的变化，藉此维持绕行太阳的轨迹。伽利略的发现在该世纪早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致力于动力学的杰出科学家。一六二八年，英国医师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表了《论心脏与血液之运动》（Anatomical Account of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Blood ），指出心脏会推动血液流往全身，形成自我延续的回路；人体像是一个能够运输与流动的有机器械，反映了星辰的运动方式。伽利略和哈维的作品启发了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写下《世界》（The World ，一六三三年），此著作描述了物质是如何遵循自身的自然轨迹运行，推动这种运行的并不是神秘学性质的力量，而是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他认为运动的动力并非来自上帝，而是来自较小的物体，也就是微粒（corpuscule）之间的机械式相互作用力。2
    英国自然哲学家、数学家暨天文学家艾萨克．牛顿主张，大自然会按照物理的自我延续法则，以可预测的方式运作。牛顿因此建立了一套对于上帝神圣行动的崭新观点，认为上帝是大自然运行的监督者，而不是直接执行者。举例来说，上帝并没有创造闪电与暴风雨当作惩罚，彗星也不是预兆；这些只是大自然这个巨大机械中的零件在移动罢了。牛顿认为，自然现象所遵循的恒定物理定律，是人类可以藉由数学去理解的。更有甚者，他认为行星的运行定律也可以套用在社会与市场上。如果人类能了解社会与市场的运作机制的话，那么人类也将能预测社会与市场。3
    牛顿相信，如果人类能理解大自然的运作流程，就可以揭露无限量创造黄金与白银的秘密方法。他遵循悠久且神秘的炼金术传统，推测地球是透过“植物精神”（vegetable spirit）的力量运作，此外，地球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动物”，会呼吸、寻求“更新”并维持自身的生命。牛顿确信地球内部有一种秘密能量，源自硫磺与水银组成的“贤者之石”（philosopher’s stone）。这其实并不只是幻想而已。牛顿在一六八七年写下的典范之作《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中描述了行星的引力运动与日心说的数学原理，希望能让无神论者别再主张宇宙的混乱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神圣计划。牛顿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个世界的系统是以明确规律为基础在运行的机械式系统，而他相信这种规律让我们看见了上帝之手的创造痕迹。4
    和牛顿同一时代的日耳曼新教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也同样在寻找宇宙的驱动力。莱布尼兹是一名博学之士，他发明了微积分和现代物理学，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生命和大自然，使这两者像精密的时钟一样运作，并且拥有无限种运动的可能性。他指出，手表中的平衡摆轮的德文是“Unruhe “，同时也有“不安”和“骚动”的意思。莱布尼兹认为，这种骚动不安就是制造出运动的源头。这个宇宙是所有事物在一个“预先建立的和谐系统”中不断流通的无限总和。他以辨给的口才指出，理解这种无休止运动的困难之处就像要理解“一座由连续体（continuum）构成的迷宫”。5

    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推测，正如重力使行星运动一样，人类的自由道德选择也以同样方式创造出了社会与经济的运动。“个人行动能驱动世俗机制”这个想法将会成为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基石。英国哲学家威廉．佩第（William Petty）在他著名的社经统计学书籍《政治算数》（Political Arithmetick ，一六七二年）中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描述个人能如何影响到整个经济体。佩第的其中一个主要构想是，财富可以被计算成人类劳动效率与自然资源价值一起制造出来的产物。他指出，某些人的工作会为社会创造出较多财富，他并且利用英格兰各阶层人口的经济生产力，来计算国家资产净值的基本负债表。6

    佩第指出，有些人担心英格兰会因为和法国的贸易逆差而受害，那些人从根本上误解了国家财富。我们在衡量英国经济时，采用的不该是总产出──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为国内生产毛额（ＧＤＰ）的数字，而是应该采用英国的人均生产净值。这是因为，虽然英国的产出低于法国，但根据佩第的数据显示，英国人口的生产力其实比法国更高。他依据计数贸易额度、按职业划分的人均产出和税收统计来比较这两个国家，以左证他的理论。法国对英格兰的贸易威胁一直持续到七年战争爆发（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当时法国的总经济产出远超过英格兰，在制造业方面最为明显。然而，佩第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按照英格兰当时的方向， 他们的经济产出总有一天会超过法国。7

    佩第认为法国在经济方面的弱点，是天主教削弱了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他采用古老的反天主教论点，坚持认为教会凭借在经济方面扮演的强权角色和人口众多的神父、修道士与修女，在不创造商业财富的状况下大量吸收资产，严重阻碍了法国的人均效率和整体经济状况。根据佩第的看法，在法国实施宗教自由将会支持新教发展，使效率低落的神职人员数量减少，进而提高生产力。此外，若国家为经济方面较成功的专业产业移除借贷限制并降低税额，也会刺激工业发展。8

    尽管佩第对于市场效率有信心，并建议国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但同时他也认为，若社会与经济的发条无法靠着自身运作的话，人类就必须依据当下状况上紧发条──而负责这么做的往往都是国家。由于人类已经从伊甸园坠落至俗世，不可能达到完美，所以若想善加利用上帝创造的自然系统，前提条件永远是人类的行为。按照佩第的想法，如果爱尔兰人的生产力不足，那么他们就会失去拥有资源的权利，英格兰政府有道德特权能征服他们并夺取他们的土地。他认为，把爱尔兰天主教会的财产分配给更有生产力的圣公会英格兰教徒，将会使爱尔兰更加富裕。他参加了奥利佛．克伦威尔的爱尔兰征服战（一六四九年至一六五三年），英格兰军队没收了爱尔兰的土地，残酷地使爱尔兰人陷入贫困之中。佩第把爱尔兰当成了十七世纪的殖民征服实验场，将土地分配给定居在此的英格兰军人，对他们没收的地产与其潜在生产力进行经济调查，并声称这些经济数据对于管理国家来说是必要信息。但事实证明了，这些统计工具在合理化他的土地掠夺行为这方面或许才是最有用。真正使佩第致富的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掠夺。这位布商的儿子总共获得了五万英亩的土地，跻身富有的地主仕绅阶级、享誉盛名并成为牛津大学铜鼻学院（Brasenose College）的副院长。9

    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认为，人类社会是依据各种理性原则自行组织而成的，这些原则反映了牛顿的运动力学理论和佩第的观点，也就是个人可以透过自由选择创造出经济效率。洛克强烈反对政治专制主义，成为那个时代在宪政与个人权利方面影响力最高的理论家。洛克正是因为极端厌恶斯图亚特和波旁（Bourbon）的专制军权与践踏个人权利的行为，才写下了《政府论两篇》（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一六八九年）。他的灵感同时来自西塞罗和基督教，解释说私有财产是政治自由与有效运作市场的重要关键。伊甸园的所有事物都是共享的，而在亚当从伊甸园坠落至俗世时，也就创造出了我们对私有财产与人类劳动的需求。10

    对洛克来说，私有财产使地主有机会能依据个人选择将经济生产力最大化。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要买什么、要和谁交易，因而创造出市场条件。与此同时，洛克也认为自由代表的是只要你的行为不会伤害他人或侵犯他人的财产，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因此，个人必须为人类的共同利益着想。人类受制于“自然法”，此法则赋予人类权力，可以透过民选公民政府、合约和法律来管制货币与交易，进而保护自己的财产；但自然法同时也赋予人类责任，必须维持优良且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财产拥有者有责任要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生产与交易。11

    洛克眼中的法律和规则会保护政治、宗教与经济的自由，但同时也为国家保留了很大的监管空间。事实上，洛克认为社会中有可能存在自我监管的系统，但他也是原罪的信奉者，认为政府必须在人类不可避免会失败的状况介入。人类从伊甸园坠落至凡间后，已经失去了伊甸园那种一切共享的状态了，所以我们才会需要政府。政府是一种契约，社会透过这种契约以“多数人 的决断”来决定法律，洛克观察道：“契约 和协议决定了 劳动与生产造成的财产 之归属。”因此，订定契约会推动财产拥有权的动态。洛克并没有完全排除国家对于经济或私有财产的干预，他认为只要国家透过议会来按照宪政代议程序进行这种干预，就是在政治上反映了自然法。12
    与此同时，洛克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该拥有自由。未发展出私有财产、农业和贸易的社会，也就未赢得自由的权利。只有住在基督教社会中、拥有私有财产又受法律契约限制的人，才能完全享有自由。对于那些缺乏财产与契约的社会，必须透过武力让他们加入。这就是洛克认为他们应该透过殖民来扩张与推动市场活动的理论基础。尽管奴隶和美洲原住民天生拥有自由的自然权利，且洛克认为“印第安人”比欧洲人更加“正派、有文化”，但他仍坚持，他们若想获得自由，就应该要创造出契约并发展出以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他认为，虽然原住民拥有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些事物是“大自然提供给所有人的”──但他们没有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发展出财产、农业和商业，因此糟蹋了这些天然财富。所以，那些北美的原住民需要殖民政府来纠正他们在道德与经济上的失败，强迫他们参与市场。为此基督教殖民国家将会需要强大的强制力之手，既要安抚殖民地，又要保证私有财产的出现，并引导原住民与欧洲人有效运用这些财产。然而，洛克从来没有完整解释过，那些原住民在他们的土地被剥夺之后，要如何成为拥有权利的财产拥有者。13

    洛克属于十七世纪末一个充满矛盾的英格兰经济学学派，该学派认为国内的宪政法治和海外的殖民征战是创造财富的关键。英国保守党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税务员暨国会议员查尔斯．达凡南特认为，英格兰应该要透过个人自由与炮舰帝国主义来实现自由贸易，他是这派理论的辩护者中最能言善辩也最坦白的一个。
    达凡南特坚持一种守旧的观点，认为虽然自由贸易是透过贸易的“链结”与“链”而存在的，也是最有利、最自然的经济方法，但国家仍然必须“适时照顾整个”商业界。14
    达凡南特担心英格兰与法国的战争造成的国家负债，会反过来导致贪腐与债权人专业阶级的寡头政治。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透过殖民贸易偿还国家债务，摆脱在英格兰根深蒂固的寄生金融阶级。达凡南特恪守一种马基维利式的古老政府愿景，认为国家应该保持富裕与避免债务，藉此维护自由和透明度，抵御寡头政治、暴政与贪腐的持续威胁。15
    达凡南特在国内是政治自由与市场的支持者，但他同时也倡导在海外进行镇压，视其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关键之一。若说洛克总是避谈帝国与奴隶之间的各种重大道德困境的话，那么达凡南特就是以明目张胆的利伯维尔场帝国经济学接纳了这个困境。达凡南特在《论东印度贸易》（一六九六年）中阐释道，能使英格兰通往和平、繁荣与政治自由的直接途径，就是奴隶栽培业和殖民贸易。英格兰可以透过掠夺远方的领土来换取自由，对他来说这样的想法既不冲突，也不矛盾。之后，他更详细描述了非洲奴隶贸易是如何透过复杂的股份公司进行良好的管理，成为英格兰财富与“国家优势”的基础──后来的亚当斯密也同意达凡南特的部分观点。而后达凡南特说出了一句名言：“贸易的本质是自由的，它会找到自己的渠道，决定最好的路线。”16

    达凡南特认为，英格兰的帝国自由贸易区会降低制造业与零售商品的价格，同时提高生活水平。栽培业可以用低廉的价格生产必要的基本商品，又能成为国内“制造业”的重要额外市场。因此，奴隶栽培园将会成为“祖国英格兰取之不尽的宝藏来源”。印度的贸易对这个计划来说也是必要的，主要原因在于丝绸的价格因此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若想维持印度贸易，就需要“驻军”和海军，如此一来，即使是伟大的蒙兀儿王朝统治者也无法“侮辱”英格兰人。荷兰人和雨果．格劳秀斯已经证明了在维持跨国自由贸易体系时，军火是必要的。现在英格兰人将会利用这种经济策略，成为全世界都前所未见的、最为强大的帝国。从英格兰在加勒比群岛经营的栽培业，到利用军事化的自由贸易区去掠夺印度与全球各地的富裕殖民地，帝国政府将会利用这些收入来培育国内的工业革命。17

    达凡南特的《论东印度贸易》显示出英格兰是如何借鉴了柯尔贝的老方法。达凡南特认为，在解放自由贸易与支持经济这两方面，政府都必须扮演重要角色。他建议国家使用立法权打造劳动济贫所，低薪雇用贫困者，藉此降低制造成本，生产更便宜的商品。与此同时，他也相信自由贸易的力量，并认为自由贸易的运作是由动态的法律所推动的。但是，达凡南特所提出的这种早期一般均衡概念，只会单方面地让英格兰获利。他认为，在国内压低价格的同时出口昂贵的奢侈品，才能使国家获得最繁盛的发展。他也主张要为英格兰国内市场创造廉价的当地奢侈品产业，这么做既不会削弱国家财富，也不会削弱国家美德。

    洛克和达凡南特的想法十分符合当时的科学与政治观点。事实上，在一六八八年的英国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中，奥兰治的威廉与他的英格兰妻子玛丽推翻了她的父亲，也就是倾向专制的詹姆士二世；威廉实施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与君主立宪制，带领英格兰迈入真正的全球商业时代。英法之间的全球经济霸权争夺战又再进一步升温。讽刺的是，这两个国家为了经济主导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将会催化新的政治经济思想运动。英法愈是在商业与工业相互竞争，哲学家们就愈渴望把西塞罗对农业与和平的信念，结合到永恒运动和财富创造的概念中，藉此达成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贸易。18

    1. Ludwig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 , ed. Georg Henrik Wright, Heikki Nyman, and Alois Pichler, trans. Peter Winch (London: Blackwell, 1998), 18; Richard J. Blackwell, “Descartes’ Laws of Motion,” Isis 52, no. 2 (1966): 220–234, at 220. 

    2. Vincenzo Ferrone, “The Epistemological Roots of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Modern Science and Econom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Mobility and Modernity: Religion, Science and Commerc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 April 13–14, 2018. 

    3. Margaret C. Jacob, The Newtonian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89–172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174; Rob Iliffe, The Priest of Nature: The Religious Worlds of Isaac New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 

    4. Betty Jo Teeter Dobbs and Margaret C. Jacob, Newton and the Culture of Newtonianism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1990), 26, 100; William R. Newman, Newton the Alchemist: Science, Enigma, and the Quest for Nature’s “Secret F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64, 70. 

    5. Dobbs and Jacob, Newton and the Culture of Newtonianism , 42;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Theodicy , ed. Austen Farrer, trans. E. M. Huggard (Charleston, SC: BiblioBazaar, 2007), 43, 158; G. W. Leibniz, “Note on Foucher’s Objection (1695),” in G. W. Leibniz, Philosophical Essays , ed. and trans. Roger Ariew and Daniel Garber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9), 146; G. W. Leibniz, The Labyrinth of the Continuum: Writings on the Continuum Problem, 1672–1686 , trans. Richard T. W. Arthu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66. 

    6. William Letwin,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1660–1776 (London: Methuen, 1963), 128. 

    7. François Crouzet, “Angleterre et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Essaie d’analyse comparé de deux croissances économiqu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1, no. 2 (1966): 254–291, at 268; T. S. 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55), 104; François Crouzet, Britain Ascenda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Franco-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7–23, 73. 

    8. William Petty,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in William Petty, Tracts Chiefly Relating to Ireland (Dublin: Boulter Grierson, 1769), 1–92, at 23–26, 32. 

    9. William Petty,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72,” in Petty, Tracts , 299–444, at 341. 

    10.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71; John F. Henry, “John Locke,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33, no. 3 (1999): 609–624, at 615. 

    11. Locke, Two Treatises , 291, 384. 

    12. John O. Hancey, “John Locke and the Law of Nature,” Political Theory 4, no. 4 (1976): 439–454, at 219, 439. 

    13. Holly Brewer, “Slavery, Sovereignty, and ‘Inheritable Blood’: Reconsidering John Locke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 no. 4 (2017): 1038–1078; Mark Goldie, “Locke and America,” in A Companion to Locke , ed. Matthew Stuart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5), 546–563; Letwin,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 163–165; David Armitage, “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Theory 32, no. 5 (2004): 602–627, at 616;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283–285, 339. 

    14. Charles Davenant, An Essay on the East India Trade (London, 1696), 25. 

    15. Pocock, Machiavellian Moment , 437, 443. 

     16. Pocock, Machiavellian Moment , 446; Charles Davenant, Reflections upon the Co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Trade to Africa (London: John Morphew, 1709), 25, 28. 

    17. Davenant, Reflections , 27, 36, 48, 50, 58. 

    18. Steven Pincus, 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08. 

    第十章 英国与法国：贸易战、赤字与找到天堂的美梦

    因此，尽管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罪恶，但整体来说这里却是天堂。 ──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 ），一七一四年

    在利伯维尔场思想的起源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扮演了重量级的角色。哲学家冀望战争尽快结束，并且找到方法来建立能够自我延续的长久和平。他们期盼能找到一种使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商业嫉妒和战争的财富创造系统。但是比这些问题更加迫切的，是公债的问题，这两个国家的人均债务额度相近：在战争结束时，英格兰的总债务金额高达前所未有的五千万英镑左右，而法国的国家债务和各种负债则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三亿法国里弗尔（livre，一英镑大约等于十三里弗尔），这个金额是一六七五年的三倍，约达国民产值的百分之七十。1
    经济学家开始着手寻找新的市场解决方案，以应付这场势不可挡的公共财政挑战。到了一七○○年代早期，英法两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都希望能设计出一套工具，让私人公司藉由支付公债来换取垄断权。如今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听起来一点也不像利伯维尔场式的解决方案，但从很多方面来说，它都确实具有利伯维尔场特质。这个解决方案的前提假设是，如果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能适当利用他们视为无穷无尽的美洲自然财富，那么这个崭新的殖民市场系统就能解决政府和税收都无法解决的债务问题，同时还能推动整体经济。

    此时的英国正处于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之中。一六九四年，威廉三世的政府需要更好的信用条件才能在英格兰与法国的战争中继续坚持，而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通称英国央行）的成立对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帮助，英格兰银行不但以合理的利率借钱给政府，让政府能管理债务，同时也在信贷市场中建立了信心，并资助创业计划。正如约翰．洛克的主张，社会需要信心与达成共识的体制，才能建立对市场的信任。但是债务仍然不断成长，从一六八八年的一百万英镑增加到一六九七年的一千九百万英镑，这些债务是个大杂烩，包括利率百分之七的年金、浮动债务、抽签公债（lottery loan），以及来自英格兰银行和南海与东印度公司的贷款。就算有了这间新银行，国家债务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

    除此之外，英格兰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一七○七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威廉与玛丽的女儿安妮女王（Queen Anne）于一七一四年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过世，这推动了宪制的《光荣革命嗣位法令》（Act of Settlement of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的制定，明确规定王位由女王关系最近且仍旧存活的新教徒亲戚来继承，当时的王位正好落在日耳曼血统的汉诺威选帝侯（imperial elector of Hanover），布伦瑞克─吕讷堡公爵乔治．路易（George Louis, Duke of Brunswick-Lüneburg）的身上，也就是后来的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一世（George I of Great Britain）。他在一七一四年八月一日登基，同时也继承了国家的债务。3

    为了应对经济状态的新复杂性，以及看似无法控制的债务成长，政府首长、企业家、哲学家、炼金术士和早期科学家开始寻找能够创造无尽财富的魔法解药，希望能解决永无止境的金融危机。他们希望美洲的财富能带来解决方案。在仕绅探险家华特．雷利描述了自己沿着奥利诺科河（位于今天的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境内）的航行经历后，找出黄金国便成了十八世纪早期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元素。以剑桥大学为中心的国际学者团体哈特利柏圈（Hartlib Circle）坚称“炼金术和科学”具有“点燃隐藏资源”的力量。有些人希望能在美洲找到这些隐藏资源，还有些人则认为通往财富之路是推测出市场机制的秘密。因此，他们研究了信用和机率法则，甚至是博弈。计算风险与意外事件、甚至计算一副扑克牌中的牌数，理论上都应该可以帮助投资人制定出保险与可靠的投资计划。4

    这些想法很快就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一七○七年，伦敦出现了一本标题非常精彩的匿名小册子：《论有效应对方法；又名，图隆等式：改善美洲西南部贸易的友好认购提案，每年为东印度贸易和王室收入增加三百万黄金与白银，若得到鼓励则将会产生相应的结果》（An Account of What Will DO; or, an Equivalent for Thoulon: In a Proposal for an Amicable Subscription for Improving TRADE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AMERICA, and Increasing BULLION to About Three Millions per Annum, Both for the East India Trade and the Revenue of the Crown, Which by Consequence Will Be Produced if This Is Encouraged ）。这本小册子主张，美洲是“所有黄金与白银的唯一泉源”，任何占领了美洲的国家就能拥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物质财富 “，并控制“全天下的贸易”，并坚持英格兰应该要比法国先一步统治西印度群岛。英格兰应该要帮助“计划者”──也就是冒险家暨企业家──占领美洲，在必要时使用强烈手段，以便英国能控制美洲的所有财富。如此一来，英国就能打造一支胜过所有国家的海军，建立起一个全球帝国。5

    在这样的氛围中，英荷讽刺作家、医师暨经济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写下了《蜜蜂的寓言：又名，个人恶行，公众利益》（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一七一四年），这是早期利伯维尔场哲学中最清楚好懂、也是引起最多争议且最知名的著作之一。《蜜蜂的寓言》为英国的商业社会总结出一个同时充满批判与希望的愿景。曼德维尔遵循马基维利、霍布斯、拉侯谢傅科描述人类本质时采取的愤世嫉俗观点，描述了一种充斥着恶行的商业文化，在这个宛如蜂巢的国家中，律师、商人、神职人员和乡绅都无异于“骗子、寄生虫、皮条客、赌徒、扒手、伪币制造者、江湖医师〔和〕占卜师”，全都对于“诈骗、奢侈品和傲慢”轻微上瘾。事实上，他还以押韵的文体指出：“所有交易和每个角落都必定有欺骗存在／没有任何志愿能免于诈欺的残害。”他相信是“自私”在推动人类的行为。6

    然而，曼德维尔也认为个人恶行并不全然是坏事，因为个人恶行能推动蜂巢中的蜜蜂共同创造出财富：“因此，尽管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罪恶／但整体来说这里却是天堂。”曼德维尔最著名的其中一个主张是，个人恶行就是公众利益，且这些恶行和“诡计”共同形成宛如行星运作般的“和谐”，创造出财富与“辉煌成就”。他认为英国需要正贸易平衡才能使国家成长。为此，英国应该出口、而非消费奢侈品。但是，真正刺激市场活动的潜在能量其实是贪婪。这样的观点确实会引发道德争议。就连柯尔贝都认为商人应该要谨守西塞罗式的礼貌与诚实。但永无止境的战争与贸易斗争已经使许多人厌倦了。曼德维尔等人大胆的态度承袭了杨森主义的观点，认为只要把罪行纳入贸易体系中，就可以靠着罪行打造出世俗天堂。7

    法国就和英国一样，想要为他们的债务与不断衰退的经济系统找到神奇解方。法国被饥荒压垮了，现在已濒临破产。一七一四年，柯尔贝的外甥，也就是财政总监督尼古拉斯．德马雷兹正绞尽脑汁，希望能解决法国实际上已经面临的破产问题。所有改革都停滞不前，他仍在努力试着从法国饱受摧残的人民手中榨取每一分税收。法国没有国家银行，税收基础薄弱，这是因为法国贵族不需要定期缴税。德马雷兹已经无路可退。他曾听闻著名的苏格兰经济理论学家暨赌博玩家约翰．劳（John Law，在法语中，他的姓氏〔l’as〕念起来像是“王牌”〔the ace〕）提出一个计划，要在苏格兰建立国家银行并印制纸钞。一七○五年，劳出版了一本非同寻常的小册子《货币与贸易的思考》（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指出一个国家拥有愈多货币，就能进行愈大量的贸易。他的点子就是印制货币，这并不是在制造财富，而是制造一种推动财富创造的催化剂。8

    劳有着现代市场工具方面的远见。他提出要创造一种纸钞，与白银价值和土地价值挂钩。阿姆斯特丹、纽伦堡、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的银行都已经根据硬币储备量发行纸钞了。劳的理论为这些银行的行动背书。货币必须是稳定的、可信任的、充足的，才能支持英国在经济方面的高交易率与高成长率。纸钞和贵金属硬币不同，没有锈蚀或剪边的问题；劳认为，纸钞因此比硬币更稳定，能创造更高的市场信心。9

    劳没能成功为苏格兰建立国家银行和纸钞计划，之后他转而向法国政府提案。他觉得柯尔贝的外甥已经准备好要对市场改革做出承诺了。德马雷兹想要把劳的计划上呈给路易十四，但年老的国王已经病了──这不是适合革新的时机。不过，在路易十四于一七一五年驾崩后，机会的大门就为劳而大开了。虽然德马雷兹在一七一五年已丢了工作，但与此同时，劳已经和路易十四的侄子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即腓力二世（Philippe II）成了朋友，五岁的国王继承人路易十五继位后，奥尔良公爵成为法国的摄政王。劳向这位摄政王提出了更加野心勃勃的建议，摄政王当时正需要资金，愿意放手一搏。10

    这位苏格兰人与法国摄政王在法国的上层阶级赌场碰面。劳是一名赌徒，既会研究赚钱的机率方法，同时也对风险上了瘾。这样的个性着实不像是成为未来法国财政大臣的最佳人选。一七一六年，奥尔良公爵批准劳建立私人资助的通用银行（Banque Générale），可以依据法国的黄金储备量发行纸钞。法国政府接受人民用这些纸钞来缴税。一七一八年，劳创办的通用银行变成了皇家银行（Royal Bank）。这间银行承办存款与借贷业务，也进行有利可图的国家垄断，营运殖民地的烟草贸易与销售。劳在同一年新成立了西部公司（Company of the West，为密西西比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的前身），接着和几间在塞内加尔与几内亚进行奴隶贸易的公司合并。一七一九年，劳的公司并购了法属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公司，成为全球金融集团“永存印度公司”（Perpetual India Company），靠着包括奴隶买卖在内的殖民贸易获利。摄政王希望劳成立的垄断公司能为国家管理财政，并带来他们急需的资金。11

    一七二○年，奥尔良公爵任命劳担任财政总监督──也就是过去曾属于柯尔贝和德马雷兹的财政大臣职位。这位苏格兰赌徒晋升至法国政府职位的颠峰。他成功合并了皇家银行和永存印度公司，现在永存印度公司为了回报当初在殖民贸易方面的垄断，承揽了所有政府的债务。这笔交易似乎解决了棘手的法国财政问题。但是，劳的殖民贸易公司必须迅速赚进一大笔钱，才能履行他们在这笔交易中的承诺。劳已经取得了摄政王的信任；如今他需要社会大众投资他的新计划。

    乍看之下，所谓的“劳氏体制”（Law’s System）似乎和利伯维尔场没有半点关系。然而，劳的货币理论和创新构想──也就是可以靠着一间公司来处理整个国家的债务──至少被视为与被宣传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因应方式。身为赌徒的劳深知在推动信贷与驱动市场的过程中，想象力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他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宣扬美国有多少潜在财富，希望能说服社会大众投资他的银行和公司股份。密西西比河谷（Mississippi Valley）就是劳的黄金国与法国版的美国梦。劳引用了拉萨勒男爵勒内．罗伯特．卡维利耶（René-Robert Cavelier, sieur de La Salle）对密西西比探险经历的描述，又出版了制图师纪尧姆．迪莱尔（Guillaume Delisle）为路易斯安那州的广阔未开垦领地绘制的杰出地图，并聘请皇家学院的成员撰写书籍，颂扬法国新世界的自然财富。12

    劳所描绘的愿景为：路易斯安那州是财富的奇迹，而对此最关键的一篇宣传就是法国的尚．特拉松神父（Jean Terrasson）撰写的《无限创造论》（The Treatise on the Creation of Infinity ，约一六九五年至一七一五年）。这篇文章声称地球具有“无限可能”，对于那些前往美洲的人来说，美洲的丰富资源也充满“无限可能”，这本书在巴黎风行一时，广受欢迎。特拉松断定国家经济不需要专家、金融管理人员和会计师的指导。只要有信心的驱使，经济就会逐渐进入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系统。皇家银行将会提供贷款给所有想要投资劳的公司的人，进而把“整个国家转变成一个商人主体”。这项国家投资计划将会得到永存印度公司的担保和纸钞产生的经济燃料作为支持。如此一来，财富就会普遍化，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将公平地共享财富。这样的财富没有任何风险，“开明”且拥有无上权力的君主，也就是摄政王本人，将会克服所有困难。13

    劳声明他已经拟定了一个完美的市场计划，推动此计划的是信贷、稳定的货币供给、密西西比州的无穷财富，以及致力降低税额、对商业友善的专制皇家政府。这个计划只有一个大问题：这是个庞氏骗局。劳玩得太过火了，他发行的纸钞超过了皇家银行的贵金属储备价值，还开始以不符合公司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股份。他的忠实追随者特拉松对计划的致命缺陷视而不见，在一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发表了最后一封为劳氏体制辩护的信件。与此同时，劳的敌人持续买进股票，推高所谓“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的价值，接着又大量兑现，藉此耗尽银行的贵金属储备。这种攻击奏效了。市面上的纸钞比银行的硬币储备还多，导致劳氏体制开始崩溃。
    一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法国下令将股票的价值从每股九千里弗尔下降到每股五千里弗尔，但公司的大股东纷纷反抗。恐慌随之而来，皇家银行外与旧巴黎中心的著名股票交易街昆坎波瓦街（rue Quincampoix）都出现了暴力抗议。政府宣告纸币失去了价值，皇家银行就此倒闭。而史上第一个尝试建立自我调节市场的人，也是史丹利．库柏利克那部描写一名十八世纪赌徒与冒险家的电影《乱世儿女》（Barry Lyndon ，一九七五年）真实写照的约翰．劳在十二月逃离法国，前往布鲁塞尔，接着抵达威尼斯，他在那里以赌博维生并于一七二九年逝世。而他的股东则失去了一切。14
    在劳离开之后，摄政王召来了两位国家财务官暨专业会计帕立斯兄弟（Pâris brothers），希望他们能试着达到收支平衡，解决法国不断急遽攀升的债务。一夕致富的美梦变成了一页页资产负债表，而且上头的数字可不漂亮。克劳德．帕立斯．蒙塔尼亚（Claude Pâris La Montagne）在写给摄政王的秘密文件中提出警告，说劳的计划背后的原则导致了贪腐，唯一解决方法就是维持透明：只要有复式记账的“正确表格”带来的“稳定且符合几何原理的计划”，就能让整个法国的经济获得“总体控制”。他总结道，健全的公共财政管理是“公众利益”的基础。对帕立斯．蒙塔尼亚来说，制造财富的市场体系不会出现在美洲的黄金梦里，而是出现在账目的平衡中，只要以正确的方式维持账目平衡，就会拥有其自身的引力。但是社会大众想要的不是严肃的资产负债表，他们想要的是美国梦。虽然劳失败了，但他也揭露了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一些基础：推动利伯维尔场的往往是热情与欲望，而非确凿的证据。尚．多马和伯纳德．曼德维尔主张，利伯维尔场在受到贪婪和利己的“个人恶行”推动后就会自动化地运作──没错，个人恶行能带来财富，但同时也会导致灾难和经济崩盘。15

    有鉴于英国金融、甚至英国政治与商业阶级的精密与成熟，我们可能会对英国试图用类似的计划来处理公债感到不可思议。但英国也同样着迷于靠美洲致富，认为美洲的财富就是能撑起信贷市场的希望。一个能解决所有财务问题的系统，这样的美梦拥有强大的力量。首席国库大臣暨财政大臣罗伯特．哈雷（Robert Harley）决定与约翰．布伦特（John Blunt）连手，后者曾是抽签公债的推动者，和劳一样是股份公司与银行的董事。他们在一七一一年成立了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王室将会赋予该公司贸易垄断权，使公司能垄断南美洲的整片东海岸──从最北的奥利诺科河到到最南的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传说中的财富之源──以及整片西海岸。一七一九年，该公司效法了劳的做法，把公司股份提供给所有政府债券持有人。如此，英国的政府公债一样神奇地变成了南海公司的股份。16
    手握大权的辉格党（Whig）政治家，未来的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希望能透过市场提供公债，让投资者“利用这个大好机会，使社会大众共同分享正蓬勃发展的国家公共信贷带来的益处”。这笔交易被誉为现代金融奇迹，可以在支付国家债务的同时为投资者带来股利。不过，英国的状况和法国一样，没能实现预期的收入。南海公司靠着假造的利润报表创造了投机热潮。该公司依循劳采用的庞氏骗局逻辑，靠着发行更多股票来支付股利。17
    不意外地，股价在一七二○年八月暴跌，整个系统彻底崩溃，使投资人损失惨重，其中一些投资人甚至是知名贵族和政府首长。就连艾萨克．牛顿也在该计划的热潮高峰进行投机交易，因此损失了一笔两万英镑的巨款。这名发现行星运动的天才是英国铸币厂的董事，正是他的研究使许多人相信市场也会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运作，而这一场向大众承诺了“永远不会崩盘的自给自足的市场”之骗局就这样让牛顿重跌在地。18
    不过，劳认为法国需要国家银行与纸钞的看法是对的。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但社会对市场机制有了更深的了解与信念，人们因此仍怀抱着希望，期待能在某个光明的未来找到创造财富的完美秘诀。不可思议的是──或者，也许显而易见的是，一种关于自给自足的利伯维尔场的哲学将在凡尔赛宫中，在这个路易十四宣告破产的幻想宫殿中，卷土重来。

    1. Guy Rowlands, The Financial Decline of a Great Power: War, Influence, and Money in Louis XIV’s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77. 

    2. Carl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1620–17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8, 89; Stephen Quinn, “The Glorious Revolution’s Effect on English Private Finance: A Microhistory, 1680–170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 no. 3 (2001): 593–615, at 593; Julian Hoppit, Britain’s Political Economies: Parliament and Economic Life, 166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9; P. G. M. 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80. 

    3.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116–117. 

    4. Wennerlind, Casualties of Credit , 10; Ian Hacking,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Early Ideas About Probability, Induction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Lorrain Daston, Classical Probability in the Enlighte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4. 

    5. An Account of What Will DO; or, an Equivalent for Thoulon: In a Proposal for an Amicable Subscription for Improving TRADE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AMERICA, and Increasing BULLION to About Three Millions per Annum, Both for the East India Trade and the Revenue of the Crown, Which by Consequence Will Be Produced if This Is Encouraged (London: Mary Edwards, 1707), 3. 

    6.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 ed. Philip Harth (London: Penguin, 1970), 64. 

    7. Mandeville, Fable of the Bees , 67–68. 

    8. Antoin E. Murphy, John Law: 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4–95. 

    9. John Law,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Glasgow: A. Foulis, 1750), 167. 

    10. Arnaud Orain, La politique du merveilleux: Une autre histoire du Système de Law (1695–1795) (Paris: Fayard, 2018), 10; Charly Coleman, The Spirit of French Capitalism: Economic Theology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119. 

    11. Coleman, Spirit of French Capitalism , 119. 

    12. Coleman, Spirit of French Capitalism , 20, 81. 

    13. Jean Terrasson, Lettres sur le nouveau Système des Finances , 1720, 2–5, 29, 32, 33; Jean Terrasson, Traité de l’infini créé , ed. Antonella Del Pret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7), 225–227. 

    14. Orain, La politique du merveilleux , 13. 

    15. Claude Pâris La Montagne, “Traité des Administrations des Recettes et des Dépenses du Royaume,” 1733, Archives Nationales, 1005, II: 3–8, 48–49, 55. 

    16. Norris Arthur Brisco, The Economic Policy of Robert Walpole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7), 43–45; Richard Dale, The First Crash: Lessons from the South Sea Bubb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74. 

    17. Cited by Dickson,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 83. 

    18. Jacob Soll, The Reckon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01–116. 

    第十一章 法国的自然崇拜与启蒙经济学的发明

    所有能够制造出财富的泉源与物质，都来自土地。 ──理查德．卡丁伦（Richard Cantillon），《贸易本质概论》（Essay on the Nature of Trade in General ），约一七三○年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强权国家法国和英国都遇上了股市崩盘，同时仍在进行一系列代价高昂的毁灭性战争。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正被对方赶上，陷入了亚当斯密的导师──苏格兰哲学家戴维．休谟（David Hume）──所说的，一种商业上的“嫉妒恐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国在金融与外交上比英国更惨，但法国仍继续主导着羊毛贸易。法国的出口之所以能超过英国，都要感谢柯尔贝的工业政策，以及在鲁昂和里昂成功发展的制造业。更令人讶异的是，尽管法国的财政和外交出了问题，更不用说还缺乏国家银行，但路易十五仍成功以英国政府向国家银行贷款的相同利率借到了钱。1
    没变的是，经济前景依然不乐观。法国在劳的计划带来的混战中失去了纸钞和皇家银行。为了建立市场制度和市场信任所付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法国手上没有任何工具，无法打造出有效的资本和股票市场来偿还已经濒临极限的债务。那些支持农业主导型社会的哲学家和贵族指望藉由重农抑商来解决问题，使得新兴的商业阶级受到打击。人们再一次老调重弹地回归了西塞罗的古老信念，也就是社会阶级和经济单纯只是宛如发条装置般的大自然“因果”机制的反映，于是当时出现了一群被称作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源自希腊语“phusis”，意思是“自然”）的法国经济学家，他们狂热地相信，唯有在政府对工业课税，并放任农业以不需尽义务与遵守法规的状况下运作，自由的农业才能产生出财富。2

    农业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出现，是阶级意识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有些人依然比较信任土地阶级制度和农业主导的世界，他们认为农业放任主义是一种自然疗法，可以应对专制政府的威胁与商人阶级的崛起。法国在经历了一七二○年的崩盘后，经济信心落到了新低点，经济哲学家不仅带头抨击劳的失败计划，也抨击制造出这个计划的金融界。他们不相信金融工具，因此也不相信国家银行、纸钞和早期的主权债券，而想要设计一套以农业为基础的自我驱动经济系统，他们说，这种系统具有社会美德。当时的商人尚未完全控制法国的社会和经济，十八世纪初的改革家下定决心要维护农业的经济主导地位。

    支持西塞罗与牛顿的自然崇拜学说的人们在法国组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利伯维尔场游说团体。一七三○年代早期，爱尔兰裔的法国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理查德．卡丁伦写下了奠基性的农业经济著作《贸易本质概论》，该著作以手稿的形式流通，在一七五五年于作者逝世后正式出版。卡丁伦的著作拥护的是一个过度简化又机械式的观点：不受税制与法规约束的农业将会产生资本，并转化成经济成长。十九及二十世纪的两位经济学家威廉．史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和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一致将卡丁伦誉为比亚当斯密更早出现的第一位“系统性的”经济思想家。对他们来说，所谓系统性经济学意思就是所有听起来像是经济均衡理论的事物。事实上，许多思想家都对创新与工业蕴含的财富创造潜力有所误解，卡丁伦只是其中之一，他们都认为解放农业是创造富裕社会的唯一途径。3

    卡丁伦是爱尔兰地主的儿子，于一七○○年代早期移居法国，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靠着融资与供给军队装备赚了钱。他很早就投资了劳的计划。事实上，他的投机行为也协助推动了股价的飙涨。他及时抛售了股票，靠着投机赚进一笔可观的财富，接着声称自己只不过是早就知道劳氏体制会崩溃罢了。而那些被他说服去买股票的人却因此赔得惨兮兮。卡丁伦生活富裕，在欧洲各处云游，后来定居伦敦。大家都觉得他是个骗子──至少在他去世前。卡丁伦身上仍缠着许多投资人与债权人提出的诉讼官司，甚至有传言说他靠着伦敦家里的一场火灾假装死亡，藉此躲避债权人。4

    卡丁伦也是农业劳动理论的先驱之一。虽然十七世纪的经济哲学家威廉．佩第认为是人口与生产力驱动了国家财富，卡丁伦却表示国家财富只和农业劳动力有关，他主张：“所有能制造出财富的泉源与物质，都来自土地。”在卡丁伦声称的观点里，农业劳动成本是所有成本、价格与价值的基础。如果农业能摆脱税收、规则和法条的话，这种首要的经济驱力就会生产财富，使市场达到均衡。对卡丁伦来说，创造出经济平衡也就代表了要找出最重要的资本生产者，提供完全自由放任的特殊地位给他们。卡丁伦针对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提出了现代化的理论：地主是财富创造过程中的领导者，应该“独立于”国家，而国家应该依赖地主。“领主和地产所有者”拥有高于政府的近乎神圣地位，此地位也同样凌驾于较次等的商业与工业中的“创业家与技师”。5

    卡丁伦的自由贸易信念仅限于农业，并提倡立法规范制造业成品的贸易。这种版本的放任主义只适用于那些被视为经济赢家的人。他希望外国买家用黄金购买国内农产品，如此一来，农业劳动力就会比制造业更加值钱，使制造业成品的价值下降，进而保护农业。在当时的英格兰，工业财富具有极高的重要性，因此卡丁伦会出现这种想法其实十分古怪。但这种农业偏见是很难摆脱的。依据卡丁伦的推论，归根究柢所有市场力量都是由农业劳动成本所推动的，他坚称在计算所有市场价格时，都应该要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支付的租金与成本开始计算。唯有确定了农产品的价格之后，数量与供给才会开始在决定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作用。6

    卡丁伦靠着他不怎么科学的统计数据，依照土地生产所需的劳力量来算出农业产出的净值。接着，他又计算了这些产出中有多少回到了土地拥有者的手上，能让他们维持劳力、租金与整建维护。制作这些数据窗体时，他没有参考商业数据，也没有比较农业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价值。他对农业利伯维尔场的愿景忽视了数百年的城市史和商业统计数据。与此同时，尽管他早期提出的价值劳力理论具有缺陷，还是为经济思想的悠久传统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卡尔·马克思都因此获益。

    卡丁伦没有描述工业如何为原物料附加价值，只打造了一个等式，显示出原物料决定了工业制成品的价值。“企业家”──也就是商人和工业家──只不过是制造业成品的中间商，把农产品的原初价值与市场需求彼此混合，得出最终的销售价格。而这些企业家付出的劳力与使用的科技一文不值。卡丁伦坚持认为，无论“企业家”有多重要，他们对货品价格仍然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商品价格依然是以土地上的劳力价格为主。卡丁伦甚至还主张，虽然贸易和制造业能把农产品带进市场并影响定价，但他们其实是把资本从地主手上夺走了，因此这些产值不能计入经济净值资产中。虽然工业能补偿农业的不足，但工业同时也是一种负担；如果国家允许工业支配经济的话，工业将会削弱农业与国家的财富。卡丁伦错误地相信，如果国家不进行市场干预、允许地主自由耕作的话，经济将会出现指数成长。7

    卡丁伦的著作将会对他之后的农业利伯维尔场思想家造成深远的影响。然而，其他当代经济学家虽然相信农业经济自由主义，但他们同样承认金融成长的核心要素也包括了工业、商业与金融。他们对“农业比工业更有生产力”的想法感到困惑。约翰．劳的前秘书，法国经济思想家尚─法朗索瓦·梅隆（Jean-François Melon）把柯尔贝在市场建设方面的旧概念与自我延续的经济系统概念结合在一起。梅隆的重要著作《商业政治概论》（Political Essay on Commerce ，一七三四年）重申了纸钞在帮助国家扩展经济发展与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认为市场必须由国家来连结、弭平障碍──举例来说，将度量衡标准化。8

    梅隆相信“商业自由”，他曾说过，站在自由的那一边永远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商人无论如何都会找到方法绕过制度与法规。与此同时，他也描述了具有西塞罗和洛克思想元素的自由商业愿景：自由不是“让每个人去做他们觉得适合的事情的许可证”，而是要努力达到“共同利益”的一种授权。他警告说，给予商人完全的自由是“轻率”的行为，商人倾向于欺骗他人。政府必须拣选出口与进口的货物，如此一来制造业所需的宝贵自然资源才不会被卖到海外。换句话说，梅隆认为市场会透过自由与国家法规之间的平衡状态运作，而国家法规的制定目的是支持国家经济策略。9

    梅隆进一步坚持，为了确保法国能在欧洲经济中占优势，他们需要成立数间国营的垄断公司。政府必须把劳曾试着建立的系统设计得更好，打造一个能够创造信贷与资本的系统，藉此发展经济。若想为法国创造更多投资资本，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自由、信贷、货币、利率与贸易间找到正确的平衡。梅隆希望政府能创造出一套“普遍化且能广泛应用”的经济计划，使法国变得富裕。但是他也承认，建立此种市场系统的计划是令人却步的，而且这个系统很可能不是个一体适用的模型。他警告说，法国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受到自身历史与特定国情所限制的国家。必须要先考虑到法国的特殊背景，才能设计出一套成功的经济制度。10

    其他思想家寻求的则是更通用的经济计划，能像万有引力定律和行星运动定律一样适用于所有时空。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影响力深远的著作《法的精神》（On the Spirit of Laws ，一七四八年）中指出，繁荣来自和平，社会与国家必须用和谐的方式自我管理。他进一步断言，“和平是商业自然而然带来的结果”。各国可以透过贸易合作分享共同的利益，使他们“温和”地对待彼此。11

    一七五二年，在启蒙哲学和经济思想大量萌发的期间，法国商业总督雅克─克劳德─马里．文森．古尔奈（Jacques-Claude-Marie Vincent de Gournay）决定他要建立一个经济思想家的“圈子”，藉此处理法国面对的商业挑战，并发展出不同的方法来打造市场机制。古尔奈出生于法国圣马洛（Saint-Malo），曾在家族位于西班牙的公司中从事国际贸易产业工作。除了商业方面的实务经验外，他也因为柯尔贝的国家总督传统而接受过商业法规管理训练。他同样认为若想管理法国商业，就应该采用具有连贯性的国家经济政策。古尔奈很清楚法国需要改革，包括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都需要更高的自由，他为此邀请了许多年轻的经济思想家加入他的团队。12

    虽然古尔奈不支持某些政府干预，但他的格言是“放任作为，放任通行”（Laissez-faire, laissez-passer），也就是让商业随心所欲地自行发展。赫赫有名的哲学家暨经济思想家，也是利摩日（Limoges）总督与未来的财政大臣奥尼男爵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lne）写道，古尔奈的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自由与保护，但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古尔奈也打造了官僚主义（bureaucratie）一词作为一个讽刺笑话，这意思是用办公桌来管理政府。虽然他大加批判法国的严格法规和保密机制，并希望公众的意见与喜好能协助推动市场，但他仍然在柯尔贝式发展和自由放任主义之间选边站。13

    古尔奈的圈子是一群致力于研究经济思想的哲学家。法朗索瓦．维隆．福尔博纳（François Véron de Forbonnais）是来自布商家族的金融家，而后攀升至铸币监察长的高位，在古尔奈的团体中是主要成员，他不同意农业致富理论。福尔博纳是柯尔贝的崇拜者，支持自由开放版本的国内经济监督。他相信商业自由，认为国家不应该在没有具体目标的情况下帮助工业发展并干预经济。他的著作《商业要素》（Elements of Commerce ，一七五四年）是针对卡丁伦提出的谨慎批判。福尔博纳指出，虽然财富同时来自农业与制造业，但他不偏不倚地坚持，制造业和商业才是能创造财富的真正泉源。他和柯尔贝一样，认为一旦达到了特定的贸易平等水平，市场就可以自由化。14

    福尔博纳认为不受管理的自由贸易很可能无法顺利运作，与之相对的，他相信每个国家在设计贸易政策时，应该要依据自身的需求与优势做出调整。他建议国与国之间发展出平等互惠的交易制度，使双方都能受益。他不认为市场能够自行做到这一点。一旦各国建立了设计完善的互惠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就可以提高关税，使市场获得自由。如果各国和商人能共同设计一套“完美的商业平等”，将会带来国家之间的和平与蓬勃发展。15

    福尔博纳谈到，如果农产品短缺的状况出现在一个商业高生产的时候，那么开发程度较高的国家可以效法荷兰的模式，去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参照柯尔贝的做法，他坚持认为一个国家能做到的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艺术和科学，藉此建立信心、专业与制造业。福尔博纳反驳卡丁伦的观点，他认为经济要素并非来自土地；经济要素源自于国家对教育、对创新产业与制造业中需要扶植与保护的特定局部进行投资。他举例，英格兰正是因为透过这种方式审慎地发展布料贸易，才成为富裕又成功的贸易国家。16

    但是，即使是这种柯尔贝式的自由开放式国家工业发展愿景，也在哲学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古尔奈和福尔博纳代表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放任主义的中间立场，但在古尔奈的圈子中，有一位成员透过著作对卡丁伦的农业模式表达了强烈支持，这位成员是法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魁奈是农民的儿子，先是成为了医师，而后开创了被称为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学派。魁奈把卡丁伦的思想推到了新高度，使用数学方法建立了早期的均衡理论，在该理论中，低税金与谷物自由进出口能把价格降低、提高农业生产，并为农业再投资创造愈来愈多的盈余。因此，卡尔·马克思认为魁奈是资本主义与剩余价值的先驱思想家，而二十世纪的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谬尔森（Paul Samuelson）则视他为均衡理论的发明者。除了坚持自己的自由贸易哲学外，魁奈也深信农业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而工业与商业本身是“不结果实的”，仅仅只是推广农产品时的助力。他像卡丁伦一样，认为农业劳动的价值会决定制造业成品的价值。这代表了在他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上，商业和工业被计算为一种经济亏损，只有农业才能产生盈余。17

    魁奈在凡尔赛宫居住与工作，他撰写了卷帙浩繁的著作来描述放血这种致命的医疗技术在治疗病人上具有何种医学优势。他的医学背景让他相信，经济的运作原理就像血液循环一样。他是路易十五才华洋溢的情妇暨哲学家赞助者──庞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的医师，随后因此被封为贵族，这令他欣喜万分。他们两人都是新晋贵族，且都在路易十四的旧权力殿堂中爬升至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职位。事实上，庞巴杜夫人后来还资助魁奈推广他的经济哲学。她与生俱来的聪慧、财富与远近驰名的谈吐技巧，使她成为巴黎文学沙龙中光彩夺目的人物。她主动去吸引路易十五的目光，在一七四五年成为正式情妇，为这位国王带来严重丑闻。路易十五为表达他对这位平民的爱，赐予了贵族头衔和土地，又替她买下巴黎最好的城市宫殿艾佛宅邸（Hôtel d’Évreux），这栋建筑如今被称作艾丽榭宫（Elysée Palace），是法国总统的居所。
    在庞巴杜夫人权力窜起的一年之前，魁奈搬进了凡尔赛宫地下室的住所。这位即将领导早期最强大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运动的人，就在国王的宫殿中开始构思他的哲学观。利伯维尔场思想就这样在非常专制、非常亲工业的国家内部逐渐发展起来，许多利伯维尔场主义者都想用他们的哲学来抗衡这样的国家。但魁奈并没有因这种矛盾而感到困扰。他是“法治专制主义”这个巨大矛盾修辞的信奉者。他受到哲学家皮耶─保罗．卢梅希．利瓦伊耶赫（Pierre-Paul Lemercier de la Rivière）的启发，相信自然系统会透过君主的意志进行自我表达。魁奈说，只有国王才有能力解放谷物市场，为地主创造更多财富。18
    魁奈时而前往庞巴杜夫人位于巴黎的宫殿，在那里举办晚宴招待当时的重要哲学家们。他邀请的客人包括畅销著作《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一七五一年至一七七二年）的主要作者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与尚·瑞恩·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无神论者、平等主义哲学家暨路易十五的虔诚波兰皇后玛丽．莱什琴斯卡（Marie Leszczyńska）的医师克劳德─安德林·艾尔维修（Claude-Adrien Hélvetius）；著名的自然学家与皇家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管理者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以及杰出的放任主义经济学家杜尔哥。庞巴杜夫人身为皇室的情妇，既不能正式邀请这些人参加餐宴，也不能自行举办沙龙，所以她会不时参加魁奈的聚会，这些宾客在优雅的环境中讨论有关形上学与经济学的新哲学。除了在关于农业放任主义的哲学对话中尽情畅谈，魁奈的高贵客人也能享受惊人的奢侈品、王室厨房提供的精致美食，此外还能透过庞巴杜夫人把话直接传进国王的耳中。19

    重农主义者在巴黎沙龙滔滔不绝地主张人们应该重视农业财富胜过工业时，海峡的另一边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然展开，大力驱动着英国经济。蒸气引擎登场了。英国人托马斯．萨维里（Thomas Savery）在一六九八年打造了无活塞引擎，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在一七一二年制造了一种可以产生连续能量与运动的蒸气泵引擎。除了蒸气动力，到了一七○○年代，机械纺纱也出现了。一七三三年，约翰．凯（John Kay）发明了一种可以自动配线给线轴的飞梭，加快了手工编织的速度。一七三八年，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和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则打造了能生产羊毛布和棉布的纺纱架。到了一七五○年代与六○年代，魁奈和他的重农学派追随者开始写作的当下，英国制造业已经开始在大规模工厂中广泛使用水力磨坊了。整个一七五○年，英国的手工纺织业共制造了两百五十万磅的原棉。到了一七八○年代末，英国织布机曾加工过的棉花总计已经有两千两百万磅。这对于欧洲和贵族地主的农业社会秩序造成了威胁。随着工业蒸蒸日上，法国这个仍然实施封建制度、农业挂帅的社会中展开了一场商业地位争夺战。利伯维尔场思想家努力想找回农业的优势。他们认为针对谷物的自由放任改革将能彻底激发大自然的潜能，届时农业将会气势如虹地返回经济主导地位。20
    一七五六年，北美爆发了七年战争。战事从欧洲席卷至北美与南美，再蔓延到印度与非洲，这是史上第一场全球冲突，法国与英国陷入国际贸易控制权的争夺战，同时也把其他欧洲强权给牵扯了进来。这场战争像是法国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催化剂，因其清楚显示出农业社会正在让位给一套新的商业秩序。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保守派的法国贵族统治阶级不愿意顺从地坐视商人接手他们的位置；有些人甚至建议，贵族应该要掌控制造业的生产方法，把这些方法从工业阶级手中夺走。一七五六年，法国神职人员暨亲工业经济思想家盖比尔．法朗索瓦．科耶（Gabriel François Coyer）写下了一部颠覆性作品《商业贵族阶级》（The Commercial Nobility ），在其中大力抨击贵族农业社会秩序。科耶是古尔奈的圈子里的一员，他呼吁贵族对担任士兵与牧师的天职放手，别再被动地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只想靠着农业榨取财富。他警告说，法国正承受着经济竞争和战争的压力，需要利用贸易与工业制造财富。科耶不认为坐拥土地的贵族是经济的驱动力，反而将他们视为寄生虫。科耶指控道，由于法国的封建法禁止这些贵族参与贸易，所以这些贵族在经济方面“一无是处”。21
    科耶认为，相较于商业和制造业，农业和相关封建体系的生产力极为低落。科耶要求法国改变贵族的地位。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法国贵族能成为商人并去工作的话，法国会变得富有得多，像英格兰就让贵族的第二个儿子从事贸易。他这是在实质上呼吁要推翻法国的封建宪法。科耶的作品大受欢迎，被收录在广泛流通的期刊《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 ）中，而他的书也获得了无数次的再版与翻译。22

    这部作品的回响来得很快。身为贵族的亚克骑士（chevalier d’Arcq）菲利普─奥古斯特．圣富瓦（Philippe-Auguste de Sainte-Foix）发表了《反对商业贵族的军事贵族，又名，法国爱国者》（The Military Nobility Opposed to the Commercial Nobility, or The French Patriot ，一七五六年）作为响应，捍卫传统秩序。一场文字论战随之而来，接着政府禁止了所有追随科耶并呼吁修法改变贵族地位的著作。不过作为商业与工业的信徒，古尔奈和福尔博纳继续公开支持科耶。23 科耶和他的追随者想要实现经济自由，但他们也希望透过工业化和商业来实现广泛的社会改革。地主必须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威胁做出回应，而他们的响应则是更彻底的利伯维尔场农业主义。

    强大的法国贵族拥有各种特权。贵族不但持有法国绝大多数的土地，而且在战争的特殊时期之外拥有不缴税的特权。布阿吉尔贝尔和德马雷兹当时尝试对富有的贵族征税，导致了十七世纪末贵族和中央集权王室彼此对立，并史上头一遭，产生了将富人纳税议题连结到不只要保护穷人、也要保护具生产力之阶级的经济论点。贵族地主仍旧认为，任何要求贵族缴税的举措都会加剧不平等，他们声称贵族是唯一的财富创造者，若国家对农场课税就会损害经济成长。他们拒绝接受此一概念：利伯维尔场必须建立在公正且平等的税收上。24

    作为利伯维尔场重农主义的领袖，魁奈强烈反对工业崛起与对农业实施征税。他把资产阶级的商人和制造业者称作“蠢货”，呼吁政府取消他们的所有特权和自由。魁奈想要把重农主义转变成一场狂热的社会运动，促使那些认为社会的基础是自由主义农业经济的人去对抗柯尔贝想要提升的阶级──商人、制造商、高阶政府官员和金融家，那些认为法国的未来在于工业与贸易的人。25

    在工业与贸易崛起的十八世纪中期，魁奈的想法着实令人惊愕不已。他无视于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著名的《百科全书》中的主要论述：科技、实用机械、贸易、手工艺和工业如今举足轻重，应该跟神学与哲学一样列入正式知识。从许多方面来说，《百科全书》都宣告了西欧的资产商业阶级正逐渐成为社会的显学。虽然魁奈也受到《百科全书》的撰稿邀约，把他的利伯维尔场农业理论也纳入了该著作兼容并蓄的经济学派与思想内容中，但这种包容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希望自己的想法能独占鳌头。

    魁奈开始寻求追随者，来将重农主义转变成一场日益壮大的意识形态运动。一七五七年，他邀请年轻的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克提（Victor de Riqueti, marquis de Mirabeau）到他位于凡尔赛宫地下室的住所，和他讨论农业经济学奠基者理查德．卡丁伦的著作。小米拉波（Mirabeau the Younger）出身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恶名昭彰的米拉波伯爵，将会成为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是孟德斯鸠的朋友。他在《人类之友，又名，族群论》（The Friend of Mankind, or Treatise on Population ，一七五六年）中为贵族的财产权与免税权辩护，反对政府侵犯这些权利。魁奈请年轻的米拉波帮助他完成他的新计划《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 ），这本书试图证明卡丁伦的理论，而他的理论是用伪科学方式主张财富来自土地。这本书后来成为重农主义与十八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圣经》。26

    米拉波后来声称，他和魁奈对话的时候经历了一种智识与精神上的“归信”，成为大自然经济教派的信徒。若想阻挡工业潮流并赢得重要哲学家和决策者的信任，需要的是对农业的盲目信仰，再加上魁奈自行提出的科学方法。他们立刻着手研究魁奈的《经济表》，试图透过简单的理论来吸引想要改革和扩大法国农业的人，也就是更好的土地管理将会透过农业盈余产出更大的财富。27

    在七年战争的背景下，魁奈这个古怪的理论模型所提出的国家自给自足确实有其卖点。只要解放与改善农业，法国就能存活下去并变得更富有。法国的农场生产力低于英国，魁奈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他希望降低税收并移除所有农业法规能在贵族间建立起新的农业伦理，当时贵族往往拥有广袤的土地，以及对于百分之四十的农民财产具有封建权力，但这些地主常常人都不在现场，也不会花钱投资土地改良。28

    不过魁奈的《经济表》并非一本农业改革的实用手册。魁奈的目标是以“只有土地能产生财富”的理论为基础，透过对法国经济产品的伪科学式计算为实施自由农业市场提供充分理由。《经济表》的左侧字段中，魁奈在收入下方列出了经济的生产面：农业、森林、草地、牲畜、原物料和某些制造业加工商品。右侧字段中，他在支出下方列出了“破坏性”的非农业产品，把它们归类在“无生产力等级”：制造业加工商品、仓储、商业成本和销售。《经济表》在这两侧字段的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画了许多曲折的箭头，以说明只有农业才能产生财富；而工业和商业则从魁奈所谓的国家“生产净值”（net product）中减去，他在第三版《经济表》中计算出了生产净值这个数字。魁奈明白劳动价值可以创造财富，也知道资本盈余的重要性；但他不理解的是，投资工业生产带来的附加价值和报酬，绝对比农产品还要多上无数倍。29

    魁奈大肆宣扬地主应该拥有市场自由的同时，他也相信只有强而有力的国家才能创造并维持这些市场自由。重农主义者希望国王能成为完整掌权的专制统治者，可以独断独行，并保证地主阶级获得经济自由。魁奈的典范就是中国。在他的著作《中国专制主义》（Despotism in China ，一七六七年）中，他指出皇帝能维护自然的父权制与农业秩序，经由训练他的子民聚焦在“种养”技能，让社会集中关注纪律严明的农业活动。魁奈认为，中国皇帝的绝对权力，代表他永远都不会违法，也不会做出任何违背普遍利益的事，因为他就代表了普遍利益。所以，魁奈相信中国皇帝的子民享有纯粹的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地耕作养畜。30

    根据魁奈的说法，法国也需要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专制统治者，把工业推到一旁，让国家摆脱垄断和无用的监管。这一点在殖民地尤为重要。魁奈提议要废除殖民垄断，给予那些出口糖和奴隶的法属殖民岛屿的栽培园主自由的权利。这个自由的“君主帝国”不但能激发殖民者的农业能力，更能激发奴隶的农业能力──依照魁奈的计划，让奴隶成为契约工人，努力工作以争取自由。魁奈相信让殖民者与奴隶获得自由有助于法国的复兴。但栽培园主并不打算放弃他们的奴隶。这终究是一个徒劳无功的理想主义式绝对君主愿景。31

    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所有批评都无关紧要，即使这些批评来自古尔奈的圈子里备受尊敬的成员、即使人们对魁奈的统计数据提出了具体质疑，都没有差别。福尔博纳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魁奈在数字方面的错误。他提出数据，指出法国的农业产量比魁奈声称的更高，且许多《经济表》中的数字都不准确。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魁奈会认为农民有生产力，而商人却没有，他在魁奈对国家生产净值的计算中找到严重错误，货品与货币流通的部分也谬误百出。对福尔博纳而言，最后一个重大分歧点是魁奈认为经济可以一种用他在《经济表》中提出的“超然经济真理”来理解。福尔博纳不认同有一种普遍的经济模型能适用于任何时空，并断定魁奈的虚假统计数据不能证明经济能透过自由放任主义自动运作的理论。32
    尽管面对种种批评，魁奈和他的信徒仍不知疲倦地捍卫与宣扬他们对农业与王室专制的愿景。在魁奈的追随者中，最成功的其中一位是皮耶─山缪．杜邦．内穆赫（Pierre-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他是一名充满热忱的重农主义者、法国革命支持者，也是奴隶制度的批评者。杜邦．内穆赫是一个新教徒钟表匠的儿子，但他为了追求抱负而离家前往巴黎，加入米拉波成为重农主义教的信徒。一七六五年，杜邦．内穆赫针对“自然权利”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奠定了他后来最著名的著作《重农主义》（Physiocracy ，一七六八年）。他透过这些文章为劳工与财产的积极自然权利辩护，自然权利代表人类有权拥有土地，也有权靠着在土地上的劳动赚进财富。杜邦重申了洛克的观点，认为个人享有自我保护的自由，且只要不去侵犯他人的财产或“所有权”，他们就应该有致富的自由。政府的作用是为民众确保个人自由与私有财产权。这种个人权利的观点使杜邦反对奴隶制，他认为此制度违反了全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在此要留意的是，杜邦和魁奈一样，都支持贵族封建主义原则。事实上，他热切地接受了路易十五赐予的贵族头衔。33
    魁奈和杜邦联手合作，坚称自由的国际谷物贸易对农业有利，并能够建立起一套系统：各国透过天然的相对优势，和谐地只进口自己所需的农产品。对魁奈来说，自由贸易的重点不是竞争，而是和谐。大自然给予每个国家不同的在地农业资源。因此，他们不需要任何规则：国家只会进出口他们需要的货品，从而避免了直接竞争。当时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突飞猛进，而七年战争却已经使法国陷入更严重的贫困、债务与破产之中，这使得魁奈的讯息显得充满希望又容易理解。34

    一七六三年，英国赢得了七年战争，巩固了他们在殖民市场与奴隶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英国正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七六○年至一八二○年），发明家与制造商纷纷从手工生产转为使用蒸气与水力，打造出机械化的工厂、化学产品和金属制品。在实质层面，这使得重农主义除了一系列自我安慰的理想外，什么也不剩了。正如杜邦．内穆赫的后代──也就是杜邦公司（DuPont fortunes）在新大陆的创办人──后来将发现到的，释放美洲奴隶的并不是大自然，而是经过工业化的炮兵部队与最终获得了胜利的联邦军。35
    尽管英国的工业实力日渐明朗，重农主义者与其信徒仍紧抱着“农业可以带来经济成长”的怀旧观念。在那个时间点，利伯维尔场思想与经济现实是彼此脱节的，对于商业强国的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力。若非要说利伯维尔场思想有什么发展的话，那就是英国、欧洲和北美的工业革命曙光见证了柯尔贝观点的重生，即国家对于建立与维持复杂的经济市场来说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民主的脚步也慢慢近了。虽然英国在君主立宪制度与贸易方面都取得了经济上的进展，但对于法国来说，专制君主和少数农业菁英就有能力监督整个国家的经济状态的想法，在经历了一千年的封建制度后已经不再有说服力。

    1. Charles M. Andrews, “Anglo-French Commercial Rivalry, 1700–1750: The Western Phase, I,”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 no. 3 (1915): 539–556, at 547; David Hume, Selected Essays , ed. Stephen Copley and Andrew Edg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9, 214. 

    2. Georges Weulersse, Le mouvement physiocratique en France (de 1756 à 1770) , 2 vols. (Paris: Félix Alcan, 1910), 1:23;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 ed. Victor Goldschmidt, 2 vols.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79), vol. 2, bk. 20, chap. 2; David Hume, An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with a Supplement: An Abstract of 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 ed. Charles W. Hendel (Indianapolis: Liberal Arts Press, 1955), 173. 

    3. Robert B. Ekelund Jr. and Robert F. Hébert,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and Method , 6th ed. (Longrove, IL: Waveland Press, 2014), 70. 

    4. Tony Brewer, Richard Cantillon: Pioneer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8. 

    5. Richard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 ed. and trans. Henry Higgs (London: Macmillan, 1931), 58. 

    6.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 97, 123; Marian Bowle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Before 1870 (London: Macmillan, 1973), 95. 

    7. Cantillon,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 51–55, 85; Bowle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 96. 

    8. Jean-François Melon, Essaie politique sur le commerce , in Eugène Daire,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Guillaumin, 1851), 659–777, at 671, 666. 

    9. Melon, Essaie politique sur le commerce , 673, 708. 

    10. Melon, Essaie politique sur le commerce , 683, 746, 765. 

    11. Paul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rench Monarc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 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 bk. 20, chaps. 1–2. 

    12. David Kammerling-Smith, “Le discours économique du Bureau du commerce, 1700–1750,” in Le Cercle de Vincent de Gournay: Savoirs économiques et pratiques administratives en France au milieu du XVIIIe siècle , ed. Loïc Charles, Frédéric Lefebvre, and Christine Théré (Paris: INED, 2011), 31–62, at 34. 

    13. R. L. Meek,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3), xiii. 

    14. François Véron de Forbonnais, Éléments du commerce , 3 vols. (Paris: Chaignieau, 1793–1794), 1:62. 

    15. Forbonnais, Éléments du commerce , 1:67–68, 75–76. 

    16. Forbonnais, Éléments du commerce , 1:3, 38, 45. 

    17. Steven L. Kaplan,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 2nd ed.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2), 108; Gérard Klotz, Philippe Minard, and Arnaud Orain, eds. , Les voies de la richesse? La physiocratie en question (1760–1850) (Renne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7), 11; Gustav Schachter, “François Quesnay: Interpreters and Critics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0, no. 3 (1991): 313–322; Paul Samuelson, “Quesnay’s ‘Tableau Économique’ as a Theorist Would Formulate It Today,” in Paul Samuelson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Selected Essays , ed. Steven J. Medema and Anthony M. C. Wat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59–86, at 60. 

    18. Pierre-Paul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 2 vols. (London: Jean Nourse, 1767). 

    19. Liana Vardi, The Physiocrats and the World of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2. 

    20. Vardi, Physiocrats , 84; David S.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82. 

    21. Steven Pincus, The Global British Empire to 1784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Gabriel François Coyer, La noblesse commerçante (London: Fletcher Gyles, 1756), 33–34, 45, 72. 

    22. Simone Meyssonnier, La balance et l’horloge: La genèse de la pensée libéral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la Passion, 1989), 264. 

    23. Meyssonnier, La balance et l’horloge , 265. 

    24. Meyssonnier, La balance et l’horloge , 249. 

    25. Meyssonnier, La balance et l’horloge , 80–81; Coyer, La noblesse commerçante , 33–34, 279. 

    26. Le marquis de Mirabeau, L’ami des hommes, ou traité de la population , 2 vols. (Avignon: 1756);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15. 

    27.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18. 

    28.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23;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218; Boaz Moselle, “Allotments, Enclosure, and Proletarianizatio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outhern England,”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8, no. 3 (1995): 482–500. 

    29.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109–114, 136. 

    30. François Quesnay, Despotism in China , trans. Lewis A. Maverick, in 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 2 vols. (San Antonio: Paul Anderson and Company, 1946), 1:216; W. W. Davis, “China, the Confucian Ideal, and the European Age of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no. 4 (1983): 523–548; Stefan Gaarsmand Jacobsen, “Against the Chinese Model: The Debate on Cultural Facts and Physiocratic Epistemology,” in The Economic Turn: Recast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 ed. Steven L. Kaplan and Sophus A. Reinert (London: Anthem Press, 2019), 89–115;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 203; Pernille Røge, Economist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Empire: France in the Americas and Africa, c. 1750–18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0. 

    31. Quesnay, Despotism in China , 11; Røge, Economist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Empire , 88. 

    32. Loïc Charles and Arnaud Orain, “François Véron de Forbonnais and the Invention of Antiphysiocracy,” in Kaplan and Reinert, Economic Turn , 139–168. 

    33.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46–50. 

    34.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70. 

    35. Jean Ehrard, Lumières et esclavage: L’esclavage colonial et l’opinion publiqu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Brussels: André Versaille, 2008); Røge, Economists and the Reinvention of Empire , 176; David Allen Harvey, “Slavery on the Balance Sheet: Pierre-Samuel Dupont de Nemours and the Physiocratic Case for Free Labor,” Journal of the Western Society for French History 42 (2014): 75–87, at 76. 

    第十二章 利伯维尔场与自然

    人虽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鲁索（Rousseau），《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 ），一七六二年

    在制造业蒸蒸日上、海外帝国扩张且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年代，重农主义可算不上受欢迎的经济理论。尽管重农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受到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的热烈赞赏，但这些作品在他们那个年代并不畅销。事实上，十八世纪最畅销的那些经济学书籍都在批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调节”的观点。处于经济成长前线的人都在寻找方法推动工业与利伯维尔场的发展。这意谓着除了自由放任的要素外，还必须让国家扮演具有建设性的经济角色。
    于是无须讶异，接下来亲工业改革运动出现在意大利这个欧洲资本主义与贸易的起源地。意大利哲学家寻求的是更加贴近柯尔贝主义的道路，透过新的法律体系与开明的政府机构来建立市场。博学多闻的卢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多利（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是神职人员、历史学家，也是米兰宏伟的安布罗西亚那图书馆（Ambrosiana Library）的图书馆员，他的著作《论公共幸福》（On Public Happiness ，一七四九年）受到柯尔贝和孟德斯鸠的启发。穆拉多利的文章解释了人类要如何透过政府改革与立法来改善安全、教育、健康与宗教生活，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幸福”的所在。包括奥地利女皇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在内的几位专制君主都遵循他的建议，支持自然科学与宗教宽容，并透过宪政主义扩张个人与市场的自由──尽管是有限的自由。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与巴黎、伦敦和苏格兰的思想家密切合作，致力于打造出更公正的社会，一些意大利人把这种概念称作“社会主义”，也就是透过现代化的法院与法典、学校和基础设施等国家机构来打造社会与市场的一套计划。（历史学家伊斯凡．洪特〔István Hont〕将此时社会主义“socialism”的追随者称作“society-ists”。）此一社会运动后来也影响了斯密。1

    在意大利的国家市场建造者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拿坡里的政治经济学家安东尼奥．杰诺维齐（Antonio Genovesi），他可以说是亚当斯密的前辈，认为经济是一系列能够自我延续的市场机制。身为一名有远见的市场思想家，他认为政府必须打造适合市场的条件。他不赞成劳动力本身就能创建价格的观点，而认为驱动价格的是无形的社会条件与劳动条件。在他广受赞誉的《商业课，又名，论公民经济》（Lessons on Commerce, or On Civil Economics ，一七六五年）中，他指出效用性、个人关系与公共信任决定了劳动与货品的价值。虽然国家必须给予市场自由，但同时也要小心翼翼地扶植市场。举例来说，政府必须修建道路，并保护道路不受盗匪侵扰。杰诺维齐引述了梅隆、休谟和孟德斯鸠，认为财富是有效率的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相作用。他和福尔博纳一样，认为消除商业上的障碍通常是好事，但商人仍然必须遵守法规与支付一定的关税。因此，利伯维尔场是国家与商人之间持续且小心地互相退让的成果。并不存在一种通用法则，反之，需要具备的是一种务实的意识：信任与商业自由必须根据当地环境去协商、建造与维持。2

    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工业没有英国那么发达。二者的国家领导人相信，他们必须要像过去的英格兰与荷兰一样，努力刺激创新。透过拒绝重农主义准则，并走上更偏向柯尔贝主义的路线，意大利北部后来成为了全球最富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米兰哲学家皮耶特罗．维利（Pietro Verri）等早期城市工业思想家认为，保守又倾向农业的重农主义者，对于现代工业改革来说是一种障碍。维利警告道，认为工业是“不结果实的”这种重农主义观念是个严重的经济谬误。要说起来，工业和具有专业工业知识的人才应该是“丰足”的源头。3

    在众多意大利经济思想家中，重农主义的头号敌人是一名翻译了洛克著作的拿坡里人，修道院长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一七五九年，拿坡里国王查理四世派遣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到巴黎的拿坡里大使馆担任秘书。他成为巴黎社交场合与时尚沙龙的常客，和狄德罗交上朋友，并向狄德罗介绍了经济学研究。加利亚尼曾在拿坡里执行过货币改革，并因此和重农主义者有过密切往来，他向来没有耐心应对那些魁奈信徒无知的农业乐观主义。他相信社会必须和大自然彼此合作，而非只是追随自然。加利亚尼在《谷物商业对话》（Dialogues on the Commerce of Grains ，一七七○年）中坚称，只有国家才有足够的外界信用，能够在歉收、饥荒与战争的处境下处理食物短缺的问题。4 他同意自然与社会都是以系统的形式在运作的。他也认为制造业需仰赖农业。然而，他同时坚持农业仍然太不可靠，不能让农业完全控制市场体系。在歉收的时期，不只有农业，相关产业也会跟着停滞不前，接着社会就会陷入经济与财政灾难之中。若国家没有储备与管理粮食供应，农民很容易会“失去所有资金”而无法重新开始种植。换句话说，加利亚尼认为成功的农业系统既不能完全依赖自然，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他坚称大自然带来的灾难规模只有国家才能应对。5

    一七七○年代之间，古尔奈的圈子中具有最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成员，法国哲学家暨国家总督杜尔哥最终成为了财政总监督。他将会成为第一位欣然接受利伯维尔场原则，并尝试应用在国家政策上的重要政治家。他的努力与他的失败不但导致大规模的群众起事，更巩固了对“市场可以依赖农业，无需国家干预”抱持反对的哲学观点。杜尔哥是富有的贵族与政府官员，而他相信人类和社会可以不断进步；他对经济自由有着坚实的信仰，全心接纳货币数量理论，并且反对政府垄断与国家监管。他创造了农业中的边际收益递减法则理论──这个市场理论指出，生产能力是有限度的，在无法生产更多财富的状况下，增加劳动力是一件低效率的事。杜尔哥相信，社会和经济都跟大自然一样，具有自然均衡。国家可以帮忙打破这个平衡，给予人类创造财富所需的自由与协助。6

    虽然杜尔哥是利伯维尔场的支持者，但他在一七五七年出版的《百科全书》中的〈市集与市场〉（Fairs and Markets）一文中，表达得比魁奈反复强调重农主义观点的文章还要更加隐晦。杜尔哥主张，大型的中世纪市集──著名的现代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后来把这些市集连结到资本主义的崛起──是一种压迫性垄断。中世纪的博览会往往坐落在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交会点，例如法国香槟区。每年都有数周的时间，农民、工匠、商人和银行家会带着他们的商品和技能来到这里，创建一个推动中世纪经济的巨大商业区。杜尔哥说，“方便性”使博览会地点不会变动；这也使得博览会成为控制价格的垄断场所。博览会有一群固定的参加者，因此限制了竞争与交易总量。固定地点的博览会也使国家得以简化和控制货品税收。他说这种做法“不理性”，让博览会只有利于税收，而不利于财富创造。7

    杜尔哥主张，他们需要的不是在固定地点举办年度博览会，而是持续在任何有需求的地方进行自由贸易，并不对此课税。这样的经济自由会使社会进步。只要移除了特权与规则，贸易就会欣欣向荣；尽管君主会失去一些税收，但社会整体会更加富裕。杜尔哥比重农主义者更重视商人。他认为，随着交易量增加，贸易会变得更有效率，并藉由降低价格、刺激消费与生产来创造出边际效益。杜尔哥说，荷兰没有所谓的博览会举办日；取而代之的是贸易会每时每刻发生在所有地点，荷兰人因此变得更加富裕。或许杜尔哥没有注意到荷兰已经彻底放弃把农业当作贸易与工业的经济基础，更没有注意到荷兰政府在经济政策与商业法规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8

    在杜尔哥眼中，市场不是由拥有财产的个体驱动的，而是由农村的劳动者驱动的。杜尔哥和杜邦．内穆赫合作撰写了《对财富的形成与分配之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一七六六年），杜尔哥在书中透过效益主义劳动的概念，为封建贵族进行了革命性的现代辩护，即地主没有生产力，但地主是合乎情理的闲置者。他在他对贵族财产的辩护中，主张物业拥有者对经济制度来说具有社会必要性，他写道：“仅仅是因为人类习俗以及公民法律，耕种者需要物业拥有者。”杜尔哥的看法呼应了西塞罗、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论点，他认为虽然地主本身是闲置的，但对整个制度的平衡来说至关重要，这些地主产生了一个菁英阶层，他们具备道德能力，因此得以精通法律、博雅教育和科学，也能领导社会与农业耕种。9

    与此同时，杜尔哥运用他的效益主义农业劳动理论，去批判奴隶制度与殖民主义。他坚持自由必须是积极的，不得侵犯其他人的权利，而财产拥有权不能应用在奴隶制度上；奴隶制度是某种剥夺之下的产物，即“暴力分子”剥夺了劳动者在他们“创造”的“产品”中自然拥有的份额。杜尔哥进一步批评殖民经济是一种非长远之计的窃盗行为。他对封建主义也抱持同样的态度，并且倡导初步版本的劳动分工，自由的工人藉此朝向专业化、变得更有生产力。对于贵族、农业经济的倡议者与皇家政府首长来说，这是非常革命性的想法。10

    重农主义者在凡尔赛宫的沙龙与居所中提出了他们的劳动理论，而杜尔哥则不同，他以国家督察的身分进入了法国政府，实际尝试把他的利伯维尔场理论应用在真实世界中。从一七六一年至一七七四年，他担任着法国中西部的贫困城市利摩日的总督。作为王室在利摩日的直接代理人，他致力于透过税收与谷物市场的改革来减缓当地的贫困问题。重农主义者在农业方面的论述聚焦于谷物市场中的生产和流通，而杜尔哥不一样，他希望能把财富分配给穷人，如此一来谷物市场就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经济发展。11

    虽然有些重农主义者批判杜尔哥太依赖国家，但杜尔哥仍坚守柯尔贝主义的观点，认为除非国家先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市场是无法发挥潜力的。杜尔哥相信，在让市场自由化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保护穷人免受自由化带来的直接冲击，国家必须插手协助那些没有工作、没有食物的人。他强制要求地主们为穷困人口提供支持，并订定修建公路用的税制，藉此废除封建制度中修路的强迫劳役。他提议建立国家支持的“慈善办公室与工作坊”来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甚至为妇女提供“公共职务”。其中最重要的计划非道路建设莫属，因为道路能促进粮食与其他产品的自由流通。杜尔哥甚至尝试进口食物来帮助这个贫困区域，为那些无法工作的人提供食物。本着柯尔贝的精神，他随后动用国家权力的帮忙，创建了如今举世闻名的利摩日陶瓷产业。杜尔哥用非正统而高度务实的方法将柯尔贝主义与重农主义改革相结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使他渴望推动更具野心的计划。12

    一七七四年，杜尔哥有了机会可以更大范围地尝试他的政策，他接掌了曾经属于柯尔贝的、手握大权的财政总监督一职。杜尔哥上任后采取的第一步非常成功。他坚持中止国家借款，并设法降低了利率。然而，杜尔哥想要使谷物贸易自由化的尝试却一败涂地。他取消了价格控制与政府补贴，废除了法国境内复杂而古老的面粉与面包分配系统，接着他们马上遇到了歉收。食物短缺、混乱、投机买卖、价格上涨和饥荒酿成了一七七五年四月与五月的一系列抗议行动，史称面粉战争（Flour Wars）。加利亚尼利用这个机会重申了他的观点，也就是在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必须介入提供帮助。在法规松绑的同时若没有对穷人提供援助，将会导致一场大灾难。杜尔哥已经忘却他当初的市场发展原则了。13
    在面粉战争的高峰期，贾克．内克（Jacques Necker）出版了《论立法与谷物商业》（On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Commerce of Grain ，一七七五年），抨击杜尔哥和重农主义。内克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瑞士新教银行家、金融家暨哲学家，他住在巴黎，而且借了一大笔钱给法国。身为一名经济思想家，他同意自由比监管更好，而且一般来说，贸易自由都是好的。他主张人们应该有权利能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运用自己的金钱、劳力与产业。内克追随柯尔贝的观点，坚持认为国家立法者必须制定“禁制性法律”，如此一来，谷物贸易中才不会出现“对自由的滥用”而导致饥荒。他同意加利亚尼的想法，认为人们不能只是把谷物留给市场力量操作──自然太过反复无常，社会又太过脆弱。他就像加利亚尼一样，认为易受影响的食物供应需要政府提供护栏。因此，内克提出了古老的论点：虽然市场自由很重要，但这种自由比较适合非必需品。14
    尽管受到了这样的批评，杜尔哥仍铁了心要进行他的自由化改革。他希望能打破封建制度中的强制性农民劳动与行会特权。他在这过程中成功与所有人为敌──从农民、商人到贵族。杜尔哥的改革和宫廷中的角力斗争导致所有政府派系都和他作对。一七七六年五月，国王路易十六令他辞职。他在农业自由放任方面进行的大型自由主义实验，被人们视为一次无比壮观的失败。在这场颜面尽失的惨败所带来的混乱中，他的许多其他现代化改革也化为泡影了。15

    对于“利伯维尔场无需政府干预就能自动运作”这一观点的反对，因为杜尔哥的失败而更加牢不可破。有些基进派的哲学家认为封建社会与文化需要的不是改善，而是革命性的转变。政府首长在君主制度下未能取得成果，哲学家们于是又重新回到拉侯谢傅科公爵与曼德维尔的观点，也就是情绪感受是市场的主要驱动力。他们试着去理解这些人类情感能如何创造出更加公正的市场社会。
    关于人类情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出生于瑞士的哲学家尚─贾克．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提出了其中一些最有力的观点。尽管他也相信农业在经济上占首要地位，和杜尔哥不同的是，鲁索反对由贵族地主支配的社会制度。他设想的是一个民主而平等的农村社会，此社会以原始状态的自然为基础，人们共同管理财产，也共享地球上的果实。鲁索回过头去研究拉侯谢傅科公爵对市场运作方式的看法。他不相信大自然会自发性地打造出健康或和谐的社会与经济秩序。相反地，“自然”和农业创造出了社会阶级，导致贫困、不公正与不平等。他认为贵族拒绝纳税是法国经济问题的根源。鲁索对于法国社会的严重不平等感到怒火中烧，这启发他写下了基进立场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Discourse on Inequality ，一七五五年）。这本书划下了一条清楚的战线，区分了菁英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以及基进的共和式民主的呼吁，这种民主以马基维利和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为基础，要求制衡市场与向富人征税。鲁索指出，很显然地多数派政府必须要严格监管财富、商业和地主掌握的权力。在他看来，西塞罗一派对自然状态的尊崇，以及效法大自然永恒法则的社会，都导致了不公正。民主政治必须介入并打破这种“自然”阶级制度，打造更加公正的世界。16
    鲁索将会成为那个年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以及伟大的基进派领袖，他的思想将会启发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其他大西洋两岸的革命者。他的政治手册《社会契约论》（一七六二年）将会动摇欧洲体制的根基，为国家地位和民主奠定了框架。正是在这本着作中，鲁索写下了这句名言：“人虽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与霍布斯以及洛克相反，鲁索并不认为社会能使人类变善良；相反地，他认为社会破坏了人类最原初的善良状态，从而堕落。真正的原罪就是社会与财产本身。对鲁索来说，不平等是自爱（self-love）与骄傲的产物，透过自爱与骄傲，个人只藉由与他人比较来定义自己。人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而创造出不自然的“常规”与“特权”，藉此在阶级制度中区分自己和歌颂自己。反洛克和反重农主义的思想在此昭然若揭。人类的枷锁就是私有财产和菁英阶级，是少数决的政治和经济规则。17

    鲁索声称，我们可以在怜悯的情感中找到最正向的人类价值，这种情感与“理性公正的崇高准则”并肩而行。怜悯带来了一种同理的本能。当我们看见苦难时，我们会有所共鸣，并且实践“己所欲，施于人”的理想。鲁索相信，如果没有这些与生俱来的慷慨之情，人类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更甚者，他认为财产是一种腐败的恶习，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和朝向经济平等的政治努力才能与之对抗。强大贵族地主与农民的存在只不过代表了现代人需要去纠正传统。鲁索抨击洛克所提出对于私有财产的基督教史观，洛克认为伊甸园的堕落创造了财产所有权的法律。鲁索则抗议道，第一个找到一块土地并说出“这块土地属于我”的人不过是个“冒牌货”，而这个冒牌货必须对人类承受的苦难和不平等负责。他认为，承认财产的存在是通往封建主义、寡头政治和暴政之漫长道路上所踏出的第一步，因为承认财产就等于把个人权利让渡予贵族和君王。鲁索觉得，法律不该来自财产，也不该来自文明与礼仪的采用，而应该来自社会多数人的共同民主决策：“这显然违反了自然法则……一小撮人狼吞虎咽着过多的食物，而饥饿的大多数却缺乏必需品。”18
    鲁索的著作对各门各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骇人的问题，他热切地反对利益导向的市场，支持透过基进民主制度来实现市场干预与平等主义。鲁索与早期的经济理论家不同，诸如马基维利、曼德维尔和多马都认为人类的激烈情绪是市场交易的强大驱力，个人恶行（或者以多马的基督教词汇来说，叫作原罪）所推动的交易可以带来公共利益，而鲁索断然拒绝此一观点。反之，他认为多数人类必须有意识地拒绝骄傲和自爱的弊病，并且调动怜悯与同理的情感，藉此创造一个更幸福、更平等也更公正的社会。
    鲁索的哲学直接威胁到了当时的所有掌权者：君主、神职人员、贵族、商人和金融家，后两者的财富已经逐渐和古老贵族平起平坐了。那是对一切事物中的人民主权的呼吁，尤以农业为最；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极端形式的马基维利思想，也就是任何个人或任何寡头团体都不应比国家更富有。这种观点冒犯了西塞罗对礼仪与反映自然秩序之阶级社会的理念。透过他无比畅销的著作，鲁索要求着农业的民主化，并说服社会大众他们在经济方面应该拥有立法上的发言权。
    鲁索不只是平等政治基进主义的先驱。他对人类情绪与经济的分析也成为了启发亚当斯密的主要来源。斯密在鲁索身上看到了一种思考利伯维尔场的方式，讽刺的是，他最终也是用这种方式为利伯维尔场提供合理性。但斯密会彻底反转鲁索的等式：鲁索认为怜悯和同理心等较高层次的人类情绪，是贪婪、骄傲和自爱等驱动市场的热切情绪之解药；斯密则认为推动市场的不只贪婪──人类的同理心与道德责任等美德本身就是市场驱动力。鲁索认为，由同理心带动的基进民主制度是通往和平、道德社会的途径；斯密则相信，传统的农业英国议会制社会是具有天然的道德性，在适当的环境下，这样的社会可以引导贪婪与阶级制度去创造一个为公共利益而运作的良性利伯维尔场。

    1. Erik S. Reinert and Fernanda A. Reinert, “33 Economic Bestsellers Published Before 1750,”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5, no. 6 (2018): 1206–1263; Derek Beales, Enlightenment and Reform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I. B. Tauris, 2005), 64; 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5, 134; Sophus A. Reinert, The Academy of Fisticuffs: Political Economy and Commercial Society in Enlightenment Ita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7; John Robertson, The Case for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 Koen Stapelbroek, “Commerce and Mor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Italy,”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32, no. 4 (2006): 361–366, at 364; Antonio Muratori, Della pubblica felicità: Oggetto de’buoni principi (Lucca, 1749), p. 3 of “To the Reader. ” 

    2. Eric Cochrane, Florence in the Forgotten Centuries, 1527–18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461; Reinert, Academy of Fisticuffs , 299; Antonio Genovesi, Delle lezioni di commercio, o s’ia d’economia civile , 2 vols. (Naples: Fratelli di Simone, 1767), 2:77, 133; Robertson, Case for Enlightenment , 356–357. 

    3. Steven L. Kaplan and Sophus A. Reinert, eds. , The Economic Turn: Recast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London: Anthem Press, 2019), 3–13; Pietro Verri, 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 (Venice: Giambatista Pasquale, 1771), 18, 33–34. 

    4. Ferdinando Galiani, 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des blés , ed. Philip Stewart (Paris: SFEDS, 2018), 59. 

    5. Galiani, Dialogues, 115–116; Franco Venturi, “Galiani tra enciclopedisti e fisiocrati,”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72, no. 3 (1960): 45–64, at 53. 

    6. Jean-Claude Perrault, Un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XVII–XVIIIe siècles)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1992), 238. 

    7. Perrault, Un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 16–17. 

    8. Perrault, Un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 19. 

    9. Meek,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3), 47–49. 

    10. Meek,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 51; Madeleine Dobie, Trading Places: Colonization and Slaver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15. 

    11. Benoit Malbranque, Le libéralisme à l’essaie. Turgot intendant du Limousin (1761–1774) (Paris: Institut Coppet, 2015), 44. 

    12. 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9; Malbranque, Le libéralisme à l’essaie , 58. 

    13. Cynthia A. Bouton, The Flour War: Gender, Class, and Community in Late Ancien Régime French Society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81; Gilbert Foccarello, “Galiani, Necker, and Turgot: A Debate on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cy in 18th Century Fr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 no. 3 (1994): 519–550. 

    14. Jacob Soll, “From Virtue to Surplus: Jacques Necker’s Compte Rendu (1781)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al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s 134, no. 1 (2016): 29–63; Jacques Necker, Sur la législation et le commerce des grains (Paris: Chez Pissot, 1775), 50–52. 

    15. Steven L. Kaplan, Brea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 , 2nd ed.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2), 589–595. 

    16. Kaplan, Bread, Politics , 247; Istvan Hont, 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dam Smith , ed. Béla Kapossy and Michael Sonensh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8–19. 

    17. Antoine Lilti, The Invention of Celebrity (Cambridge, UK: Polity, 2017), 117; Jean-Jacques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 ed. Pierre Burgelin (Paris: Garnier-Flammarion, 1966), 41; Jean-Jacques Rousseau, A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 ed. Maurice Cranston (London: Penguin, 1984), 77. 

    18. Rousseau,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 101, 109, 127, 137. 

    第十三章 亚当斯密和良性自由贸易社会

    他们〔商人与制造商〕正是凭借着对自身利益拥有较多知识，因此经常强迫利用他〔乡绅〕的慷慨，并说服他放弃自己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出于非常简单且正直的信念：他们的利益才是公众的利益，而他的利益则不是。然而，无论在贸易或制造业的任何一个分支，商人的利益总是会在某些方面和公众利益有所分歧，甚至相反。 ──亚当斯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一七七六年

    亚当斯密和鲁索一样不欣赏贪婪。并且他也同样有些担心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表达的愤世嫉俗。斯密是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研究斯多噶道德哲学的教授，他不认为恶行会是美德。美德是一种艰苦的努力，而他的工作就是教导何谓美德。斯密不同意鲁索对于纯粹天生的人类情绪的看法，无论是贪婪还是怜悯都一样，他也不同意鲁索认为社会的本质是罪恶的论点。西塞罗的斯多噶哲学教导我们，个人可以学习自律和道德，进而使社会变得更美好，斯密相信这一点。如果要从斯密的经济作品中提炼出一个明确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就是：道德是市场运作的必备要素。我们可以从《国富论》（一七七六年）清楚看出，斯密不是现代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了。他认为只有道德农业社会搭配上强大的统治菁英阶级，才能够创造与维持利伯维尔场。
    现代经济学家对斯密的看法多半不是这样。人们往往觉得他是个为贪婪与商业利益辩护的人。但就和柯尔贝一样，现代经济学家用讽刺的手法将他扭曲成一种截然不同的样貌。举例来说，一九四四年，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将斯密描绘成一个反对所有政府干预，并且聚焦于经济效率的思想家。米尔顿．傅利曼也依循同样的脉络，把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看不见的手的段落，解读为呼吁社会将政府从经济生活之中完全移除。傅利曼主张，斯密的“关键见解”是经济合作应该维持“严格自愿”，必须“没有外力、没有胁迫、没有对自由的侵犯”。然而，海耶克和傅利曼引用的段落都经过精心挑选，在过程中把斯密从一位道德哲学家──不信任商人和企业，相信强大的菁英政府、殖民规范、奴隶制度、公共教育和针对性关税──转变成了一位现代企业的自由意志主义辩护者。1
    不过老实说，要阅读斯密那本将近一千页的《国富论》确实是件苦差事，而且他引述的许多语句都使得他像是在提倡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他提出警告，政府“试着指示人民要以何种方式应用他们的资本”是一种愚行。他也批判政府不该干预个人的直接经济决策：“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棋盘上，每一枚棋子都有自身的移动原则，与立法机关可能选择强迫采用的原则完全不同。”此外，尽管他在未来成为了关税部长，但他也对税收带来的痛苦有所深思：“一个政府向另一个政府学习经验时，学得最快的就是从人民的口袋里搜刮钱财的艺术。”斯密认为，生产和消费必须免受政府的任何阻碍：“消费行为是所有生产行为的唯一终点和目的；生产者的利益只应在促进消费者利益的必要范围内予以关注。”斯密的部分文章段落使他看起来像是彻头彻尾的利伯维尔场支持者：“〔在没有贸易限制的状况下，〕自然自由（natural liberty）这个理所当然又单纯的系统会自行建立起来。每个人……都可以全然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2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的历史脉络去解读斯密针对市场自由所写的这些引述内容，就会清楚看到他的愿景和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相去甚远。《国富论》是一部充满雄心壮志的作品，旨在调和当时实际存在的农业寡头和愿景中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同时应对商业与帝国的崛起。斯密认为，贸易只会在农业主导的社会中蓬勃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大量土地的统治阶级菁英能够限制商人的利益、推广学习与提倡斯多噶美德。斯密是罗马道德哲学教授，这个身分很适合协助引导这种西塞罗式的道德复兴。

    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持续冲突，打碎了重农主义者对于农业、利伯维尔场与国际和平能卷土重来的希望。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保护性策略，藉此发展国内产业，相互争夺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经济景气衰退。法国的布料制造业正在蚕食英国经济。法国紧密控制地中海市场，阻碍了英国与土耳其以及西班牙的贸易。法国也主宰着糖业市场，他们的国家出口总糖量和英国持平，甚或略胜一筹。到了一七四○年代，法国的海外贸易成长速度是英国的三倍。在一七二○至一七五○年代间，法国的出口以每年百分之三至五的速度成长，英国的出口成长率则是百分之一点五。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一七四○年至一七四八年）是英法的全球代理战争，将这两大强权的对抗置于帝国的舞台上，而七年战争（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则成为一场更大规模的全球商业与帝国霸权斗争。战事从欧洲扩及美洲、印度和西非。人们需要达成某种协议来平息纷乱，而许多经济思想家认为利伯维尔场就是能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案。3
    斯密是一名学者，他认为国际学术互动证明了自由交流是一种互惠的模式。在法国与英国军事上互相对抗的期间，两国在知识与科学方面的合作仍十分自由。英法两国的杰出思想家时常进行跨海峡的研究工作，这是源远流长的传统，他们在冲突、友谊与学习中共同发展。托马斯．霍布斯在一六三○年代于法国接受教育，一六四○年代再次为了躲避英国内战初期的政治冲突而逃到法国，并在这里写下了《利维坦》（一六五一年）。这样的交流是双向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流亡至伦敦，写下了有关英国哲学、政治与生活的作品。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全欧洲与美洲的知识分子都涌入了巴黎的沙龙，哲学家在那里谈论科学、政治、无止尽全球冲突的可能解决方案，以及如何面对市场带来的挑战。英法知识交流的悠久传统对于斯密的利伯维尔场理论来说至关重要。4
    此外，斯密在社交与知识两种层面上也很依赖他的导师，苏格兰哲学家戴维．休谟；休谟的法国知识渊源和关于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文章，为斯密铺设了一条通往《国富论》的道路。休谟的作品是斯密的作品蓝图。自小就是神童的休谟出生在贫困的贵族家庭，拥有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学位，他到法国继续接受教育以“增进”他的“文学才能”。一七三四年至一七三九年，休谟在罗亚尔河谷（Loire Valley）的安朱（Anjou）就读弗莱彻耶稣会学院（Jesuit college of La Flèche），该学校以笛卡儿曾就读过而闻名。许多当地的耶稣会士曾是传教士，他们向年轻的休谟讲述他们旅行至亚洲与南美洲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的休谟因此对于各个社会与民族之间的对比深感着迷。他充分利用了学校图书馆中有关希腊哲学、欧陆哲学、法国历史、道德与经济思想的广泛藏书。5

    休谟在弗莱彻学院写下了开创性的著作《人类理解论》（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 ），而后在一七三八年返回伦敦后发表此作。休谟的书是启蒙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是研究人类如何学习与认识事物的一种学科。休谟认为，人类可以透过对伦理的了解，建立道德的经济制度与社会。他描述了斯多噶学派与伊比鸠鲁学派的希腊哲学家如何对自然运动与行为建立历久不衰的原则，并将这些原则拿去和托勒密（Ptolemy）以及哥白尼如何发展出他们对行星运动的理解进行比较。他相信若能把斯多噶主义和天文学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入了解人类行为与经济。这个方法后来对斯密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

    休谟是个宗教怀疑论者，他认为人类的进步并非来自努力去理解上帝，而是来自人类透过观察去认识与理解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他认为所有未采用理性与科学理解方法的宗教哲学著作都应该要“付诸”于“火焰”。休谟从未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拒绝接受所有超自然与神迹的论调。他认为一切的一切都能用自然和机率来解释。7

    以他对历史的研究为基础，休谟主张人类可以透过自由思想、教育、艺术、科学与自由贸易来避免社会陷入失败。休谟并非透过基督教原罪的视角来看待生命，而是汲取西塞罗、罗马皇帝马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与希腊斯多噶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观点，为美德打造出了一种乐观的愿景，此愿景以世俗形式的正义与慈善义务为起点，而遵循这种义务将能走向幸福与繁荣。马可．奥理略藉由思考“作恶者的观点”构思了一种达成社会和平的方法。他认为，要达到社会和平必须调节个人的虚荣心，并培育仁慈的行为。马可．奥理略承袭柏拉图与西塞罗的观点，主张“艺术与科学”是让人性更加完美的道路。成功获得学问的唯一途径，是透过自由政府和“有礼且博学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在遇到“暴政”时会成为公民同胞的堡垒。依循这些古早的斯多噶式方案，休谟希望在理想情况下，英国领导阶层能制定完善的法律，来支持道德的、以农为本的自由贸易。8

    休谟指出，若要让自由贸易和商业蓬勃发展，英国就必须克服与法国之间的“对贸易平衡的嫉妒恐惧”。他声称这种对法国的“仇恨”是“没有界限的”，会破坏幸福与繁荣。柯尔贝和孟德斯鸠也抱持同样的期望。按照休谟的预测，一旦商业社会臻至成熟，自由贸易就会带来和平与商业财富的种种益处。他从自己在法国的正向经验出发，指出与其追求对英国有利的贸易平衡或一个没有奢侈品的世界，不如追求和法国之间的“开放性商业”，这不仅能带来和谐，也会带来英法双方都能获益的比较优势。9

    休谟和斯密写作的时间都是在一七○七年《合并法案》（Act of Union ）签订之后的那段期间，英格兰与苏格兰根据此法案合并为大不列颠。苏格兰因为《合并法案》而进入了英格兰市场与殖民市场。爱丁堡与格拉斯哥（Glasgow）成为富裕的帝国贸易城市，取得筹码可以进行有利的条款与契约协商。休谟与斯密都见证了当时的经济扩张，也都因此受益。一七四七年，格拉斯哥市经交涉后签署了一项从法国殖民地进口烟草的垄断协议。克莱德河（Clyde）变成了烟草与制造业商品的贸易枢纽，苏格兰商人在此处的贸易圈交易奴隶，这对五十年前的格拉斯哥人来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烟草、奴隶、棉花、糖和兰姆酒使苏格兰商人发家致富，使学院和优秀的大学蓬勃发展。苏格兰人终于品尝到了财富的滋味，那滋味令人陶醉又充满诱惑力。很显然的，正是这种帝国自由贸易带来的确凿承诺与随之而来的富饶，使得戴维．休谟与其门生亚当斯密支持《合并法案》，也支持自由贸易和帝国的广阔愿景。10

    亚当斯密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冲突、经济扩张和知识野心的时代下步入成年。他于一七二三年出生于苏格兰的古老商业制造城镇克尔卡迪（Kirkaldy），隔着福斯湾（Firth of Forth）与爱丁堡遥遥相望。他的父亲（在他两个月大时去世）是一名律师与海关首长。他的母亲来自拥有土地的乡绅家族，而斯密就读的是镇上一所出色的自治学校，他在那里接受丰富的古典教育，打下扎实的拉丁语基础。斯密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就读，他的老师是杰出的道德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在哈奇森充满感召力的鼓励下，斯密开始对当时的启蒙运动风潮产生了兴趣，启蒙运动重视罗马伦理、科学、言论自由与洛克的自由思想。一七四○年，斯密获得了奖学金，成为牛津大学贝里欧学院（Balliol College）的研究生。斯密痛恨这个地方，觉得这里既堕落又缺乏智识上的挑战。他靠自己大量广泛地阅读，但却受神经颤抖所苦。他在奖学金耗尽之前，于一七四六年离开了牛津。一七四八年，他开始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授课，一七五○年，他成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教学内容包括古典修辞学、道德哲学、法律与纯文学。

    斯密的作家生涯始于一七五六年他写给《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 ）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抨击了鲁索关于不平等与同理心的理论。斯密不接受鲁索的观点：人天生就具有道德素养，这种道德的唯一基础是怜悯。而身为斯多噶主义者的斯密则认为，道德来自教育、社会、财产、后天哲学交流与个人纪律。斯密在批评中指出，鲁索对社会的愤世观点创造出了一种虚无主义式的“对善恶漠然”。斯密承认商业社会确实有糟糕又贪婪的倾向，但他反驳道，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那些拥有土地、富裕、守法、受过教育、理性、充满善意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做公民的领导人。斯密指出，若不这么做的话，世界将陷入战争与“绝望”中。11

    一七五九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感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在书中提出了他的核心思想：人可以透过斯多噶式的道德哲学建立道德的社会。在霍布斯和鲁索的描述中，情绪的根源是与生俱来且野蛮的，斯密则不同，他依循的是斯多噶派的理想，认为道德情绪是可以培养的，而我们可以藉此创造美好的社会。斯密认为：“悲痛与憎恨带来的情绪是苦涩且疼痛的，更加需要同情的治疗与安慰。”他撰写此书的背景是一七五○年代末的英法冲突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一种哲学方法以摆脱战争的控制，在他看来，战争是人类在道德方面失败后制造出来的产物。12

    斯密借鉴自爱比克泰德，提出了一种拒绝贪婪的哲学。若要让社会与市场能运作良好，有道德的个人就必须控制愤怒与欲望等激烈情绪。最重要的是，永远都不要“对犯下错误的人生气”。反之，我们必须成为“无偏见的旁观者”，让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为何与“如何修正这些错处”。斯密希望能找到方法引导这种自我控制与客观公正的个人斯多噶派理想，并将此方法融入他所处的社会中，他想要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13

    虽然斯密的行文带有一种基督教的口吻，但他的作品没有提及过《圣经》。他使用的语言是绝对的自然神论。他将神描述成“自然的全智创作者”，这个作者创造了人类当作“他在人间的代理人，监督他的弟兄的所作所为”。斯密也把神称作“宇宙监督者”。但这位神祇并不是道德判官。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必须成为彼此行为举止的道德判官。斯密希望人类可以透过道德、透过牛顿式的因果概念，建立一个自我规范的社会。而后，他在一七七三年的著作《天文学历史》（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中写道：“一连串看不见的对象，链接着两个按照全世界都很熟悉的顺序发生的事件。”在牛顿提出的“系统”中，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设置了一种理性的、发条式的平衡状态。14
    在斯密看来，人类的道德行为、爱与合作都是杠杆，共同维持社会机制的平衡与恒动。他认为在劳动分工的机制中，自由、合乎道德、以农业为重点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零件。这种分工机制能有效率地分配具有差异且相互协作的制造业活动与贸易活动，使人们能够共同努力，和平地创造出财富。斯密把论述导向西塞罗，并写道，商业“应当是联系国与国、人与人的一种友谊团结的纽带”。斯密的杰出见解是，如果人类和国家能在经济上彼此合作，就能为所有人创造财富。15
    然而，斯密理想中那个仁慈、合作且自我规范的社会是无法单靠自己实现的；这个社会需要领导人与立法者，而对斯密来说，这些人只能是受过教育的富裕贵族地主。斯密很早以前就注意到，鲜少有人能真正理解治理的法律原则，就连瑕不掩瑜的都很少见。用一种带有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色彩的观点，他把理想的立法者描述成受过良好教育、礼貌、仁慈并且只会对法律偏心的人。只有这种人才能实践公民法律所需的自我约束和“科学精神”。16
    具有道德良知的贵族政府，将会为国家带来著名的路易十四批评家芬乃伦在小说《忒勒马科斯的冒险》中所描述的那种自由与富裕。斯密主张，法国也许比英国有钱，但法国缺乏成为商业领导国家的道德社会特质，原因在于法国没有自由的议会政府能维持“我国公民享有的安全、体面且幸福的境况”。法国的君主制专制且不容异己，在这种缺乏政治与社会美德的国家中，社会无法实现真正的仁慈。斯密相信，英国从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后开始实施的菁英代议制政府，是唯一能够避免“国际战争与国内派系斗争”并打造一个幸福、阔绰国家的途径。这也是唯一能成就利伯维尔场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的理论未能解释英国为什么会和法国交战将近一个世纪，而且仍然没有通过利伯维尔场法规。但是，他似乎十分乐观，觉得英国有道德基础能做到他热切相信的这些进步。17

    我们在检视亚当斯密的哲学时，绝不能忽略他的个人生活与物质环境，正是他的所处环境使他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感论》大获成功。在休谟的帮助下，斯密悉心建立了有权有势的朋友网络，藉此累积财富与推广他的作品。《道德情感论》在一七五九年首次出版时，休谟和斯密在《爱丁堡评论》的朋友联络了斯密的出版商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ar），确保他将其中几本书寄给拥有权力与影响力的几位著名苏格兰贵族：王室宠儿暨首相比特伯爵（Earl of Bute）、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曼斯菲德勋爵（Lord Mansfield）、塞尔伯尔尼伯爵（Earl of Shelburne）与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也就是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的继父。经由休谟优越的人脉关系，《道德情感论》“送到了所有受欢迎人物的手中”。这些权贵之手能够形塑斯密的职业生涯与社会大众对其作品的接受度。18
    一七五九年的夏天，斯密成为了第一代塞尔伯尔尼伯爵（Earl of Shelbourne）的小儿子托马斯．费兹莫里斯（Thomas Fitzmaurice）的老师。对斯密来说，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期，他开始教授许多伟大苏格兰贵族的儿子。他引导这些晚辈认识古代哲学、法律与罗马贵族美德。作为一个长年单身的学者，斯密喜欢奢侈品，也渐渐喜欢上昂贵的服装。他生活在所谓的英国“寡头时代”（Age of Oligarchy），当时主导社会的是“独立的乡村仕绅”，他们往往是托利党员（Tories）或保守派的辉格党员（Whigs），一手掌控着下议院。这些世袭的贵族族长在议会掌握的权力几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尽管斯密曾批评过专断的社会阶级制度，但他成功爬上苏格兰地主社会的顶端，对此感到称心如意。如果他的经济愿景看起来像是为他的赞助人量身打造的，或许并非偶然。19

    斯密能被雇用为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教师和旅伴，有部分原因在于当初致赠的那本《道德情感论》。巴克勒公爵的继父支付给斯密的教师薪水是每年五百英镑（在今天超过十万美元），之后又提供斯密每年三百英镑的终身津贴。除了这些薪酬之外，巴克勒家族最终还帮助斯密取得海关部长这个能带来丰厚收入的政府职位。20

    如往常一般，休谟为这位门生铺平了道路，并确保他会在成功之后与老师共享。一七六三年，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招揽休谟担任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这是一个有利的职位。休谟写信给斯密，表示这项工作邀约“伴随着绝佳的前景与期望”。法国在七年战争败北后陷入经济萧条。尽管如此，休谟的巴黎社交生活还是非常丰富，他几乎连“翻开书”的时间都没有，忙着和其他的知名哲学家往来。斯密在汤森的重金资助下，于一七六四年跟随休谟的脚步前往欧陆。他曾提及他利用这个机会开始“撰写一本小书来打发时间”。一般认为这本书就是《国富论》。21

    在休谟的引见下，斯密认识了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几位经济思想家，和他们一起讨论当时的一些重要观念。他在日内瓦认识了伏尔泰。而在巴黎，休谟介绍他认识法裔德国无神论哲学家霍尔巴赫男爵保罗─亨利．提利（Paul-Henri Thiry, baron d’Holbach），霍尔巴赫男爵非常欢迎斯密进入他的圈子，魁奈与其他重农主义者也同样乐见他的到来。彼时欧洲菁英的通用语言是法语，有鉴于斯密是当时少数不会说流利法语的知识分子，他在社交上的成功令人十分惊叹。他成为各个重要沙龙的常客，也时常穿上崭新的巴黎服装在歌剧院留下潇洒的身影。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可以在欧洲的繁荣城市中找到经济哲学家的社交团体。斯密觉得和重农主义者相处起来最自在，他从这些人手中拿到了许多手稿，以及他们毕生力作的早期版本。魁奈、杜邦．内穆赫和米拉波都向斯密概述了自己的主要论点：土地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泉源。与重农主义者相处时，斯密感觉自己找到了智识上的同道。22

    一七六六年，他结束旅行并回到苏格兰，一年后，他因为健康因素不得不搬回克尔卡迪和母亲同住。他正是在此时写下了《国富论》。斯密的谬斯女神就是英国及其殖民帝国，而专制主义的法国站在其对立面，至少在修辞上是如此。斯密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当他谈及利伯维尔场时，他谈的其实是英国及其殖民地。他相信英国是因为君主立宪制与《权利法案》才能获得这些成功，这对于采用不同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各个欧陆国家而言，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财富来自农业”的老生常谈为开头，斯密在《国富论》中发展出了属于他自己的重农经济学。斯密同意魁奈的观点，认为农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而多余的农产品是工业能制造出财富的基础。工业本身不会生产财富，其作用只是广泛发挥多余农产品的价值。对斯密来说，魁奈的《经济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发现”，原因在于《经济表》展现出农产品是如何喂养商业，带来经济成长与“富饶”。斯密和休谟一样，认为农业不应该被课税，如此一来才能保护农业生产力。他也不认同对工业的投资。在一个健康自然的体系中，即使是非农业的商业与工业利润，都应该要直接回归到农业上，因为“任何同等的资本带来的生产劳动量，都比不过农民所带来的”。斯密研究了经济流动以及经济要如何实现传说中的均衡，但他不了解的是，创造指数成长财富的唯一途径不是把资本投资在农业，而是投资在科技与工业。23

    斯密深切怀疑工业与私营企业是社会的潜在敌人，指责公司和贸易行会不仅导致垄断，更导致工人待遇不佳。《国富论》花了可观的篇幅警告“大公司”和“雇主”会如何侵蚀“工人”的薪资、诚信和劳动力，而“工人”如果直接和“顾客”交易则生产力会更高。斯密认为企业是寄生于社会的中间人，拉低薪资的罪魁祸首。他说，促进工业发展的不是发明家、公司和投资人，而是各个劳工本身。他认为如果劳工能摆脱公司，就会导致薪水整体上涨和社会进步。24

    斯密引用魁奈的话，坚称商人和制造商在经济上是“不结果实的”，他主张：“工匠和制造商付出的劳力，永远都不会使土地原始产品的整体年产量之价值出现任何增加。”商业阶级的成员只有把资本重新投资于农业，才能够“提高社会的收入与财富”。对斯密来说，唯有让农业领域更加富有，才能使商业扩张、工业成长，甚至能使“勤劳的穷人”及其家人的薪水足以供应“有益健康”的饮食、合用的衣物和舒适的居所。基于这些理由，斯密提出，如果社会能赋予农业生产自由，任由地主主导社会，那么此一制度将会创造出一个充满仁慈美德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商业带入农业的道德栅栏之内。25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三度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比喻：一次在《道德情感论》中、一次在《天文学历史》中，一次在《国富论》中。他每次使用此比喻的方法都相当模棱两可，甚至带有批判意味，这使得历史学家埃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假定他是“讽刺性”地使用这个隐喻。斯密不喜欢“系统能像移动棋子一样移动人类”这样的情况。相对的，他认为人类会在社会中自行移动，而道德可以帮助他们采取对集体有益的举措。然而斯密也认为，若放任商人自行其是的话，他们并不会做出符合道德良知的经济决定。他认定商人很自私，就算有某个商人做了一件好事，那也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了这个事件，而非出自商人的意图”。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社会，它会拉着商人远离本能的贪婪，而引导这只手的是我们完全看得见的地主统治菁英，他们藉由精心打造的税收制度来支持重农抑工，让大自然获得自由并为国家创造财富。唯有与农耕密切相关的农民和劳动者不需要社会道德来推他一把；在农业生产中，他们已经依据劳动分工在工作了，这种劳动分工并非来自智识，而是来自一种斯密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事物：对效益主义交换行为的“人性倾向”。社会中的领导者必须透过政治支持农业领域，从而创造出经济平衡。斯密表示，透过这种方式，他们得以效法西塞罗式的罗马美德。26

    社会领袖必须确保商人无法控制政治。如果商人控制了政治，他们将会建立垄断，并破坏市场。斯密认为柯尔贝犯的错误是给予商人和企业家太多权力。斯密错认为是商人的影响力导致柯尔贝通过了太多政府法规，更过分的是，柯尔贝甚至因此高估了“城镇工业”又低估了农业。斯密是第一个使用“重商制度”（mercantile system）一词的人，他在此指的是由商人管理并且为商人牟取利益的政府。斯密坚持认为，商人阶级的垄断倾向对市场的道德与自由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因此国家必须进行反制。政府角色该做的就是解放大自然，和阻止商人具有破坏性与垄断倾向的行为，让道德的市场把商人拉回到农场这个财富之源。27

    然而，就算在斯密提出了这么多批判之后，他的观点还是与柯尔贝有诸多共通之处，他赞扬柯尔贝的“杰出能力”和“诚实正直”。斯密的学说并不反对如今和柯尔贝以及重商主义连结在一起的经济民族主义，而他在《国富论》中某些章节里的论述简直就像是柯尔贝说的，在他描述如何建立帝国贸易区时尤其如此。斯密解释，看不见的手的部分任务是引导商人去支持“本国”而非“国外工业”，进而产生“最大价值”。他大加称赞一六五一年通过的保护主义性质《航海法》，认为此法规“或许是英格兰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项”，因为《航海法》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商人损害英国贸易，并推动国内与帝国市场的扩张。28

    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斯密所赞扬的英国社会并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天堂。十八世纪的贵族对生活在他们土地上的人们仍保有强制性的封建权力。他们控制了法官、警察、民兵、领地中的所有公共生活与大多数私人生活。而国家也并不友善：这是个“强征队”（press gang）四处横行的时代，军队从路上抓走贫穷的男孩与男人，未经同意就征召他们进入海军生涯。一七二三年，英国制定了《血腥法典》（Bloody Code ），列举了两百种可予以判处死刑的罪行，包括偷羊、偷兔子与未经许可砍树。绞刑官的绳索逼近人们眼前，罪犯常常被烙上铁印。斯密并不是鲁索。他不打算改变英国。但他确实希望增加国家财富能带来适度的社会进步。他所谓的进步指的是工人能达到合宜的生活水平，让他们一家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象样的居所、温暖的衣物。29

    英国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得负责将英国的文明力量带到殖民地，这意谓着要教育殖民地的人口，他们因为距离大都市很遥远，需要花时间才能发展为成熟的商业社会。斯密以美洲为例，说明商人之所以不适合执政，是因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只会考虑自身利益。斯密并没有提到是约翰．洛克自己创造出马里兰州的烟草垄断的，只是抱怨商人“出于怪异的荒谬想法”，认为“君主的特质”只不过是贸易与商人利益的“附属品”，一心只想要排除竞争对手。对于先进商业社会尚未完全形成的地方，一个洛克的菁英式开明政府，必须先透过文明的影响力介入，将自然之手引导向适当的位置。斯密写作的时候正值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一七七五年至一七八三年），虽然他反对美国殖民地脱离大英帝国，但若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他希望两国能结成自由贸易联盟。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做的决定却正好相反，美国在一七八三年对所有外国商品征收关税，以保护正在发展中的脆弱经济。30

    斯密相信社会进步的阶段性，也相信英国的洛克式农业契约社会，所以他热切地支持殖民征服与奴隶制。因大英帝国将会把农业社会带到“猎人与渔民的野蛮国度”，让这些猎人与渔民可以创造出盈余，朝着商业社会的文明化“便利”而进步。此外，斯密也相信更好的法律有可能改善奴隶制度。斯密显然对法国殖民地普遍实施的刑求、强暴和肢解等行为毫不知情，他不知为何认为法国奴隶制度是一种“温和的手段”，使受奴役者更加忠诚、更有生产力，还能增进他们的“智识”，使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与主人的利益连结在一起，并逐渐进步成为“自由的仆人”。斯密看待自由的观点如同他看待经济：两者都是进步的连续体中的一部分。虽然看不见的手也为奴隶而运作，但先决条件是这些奴隶必须演化到斯密所认定的更高道德程度与社会层次。31
    斯密认为奴隶制度没有根本性问题，忽略了重农主义者其实反对限制人类，他也同样忽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潜力，而当时那场革命就在他眼前改变了整个世界。他认识工业蒸气引擎的发明者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还帮助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找到一个可以当作实验室的地点。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斯密了解工业化纺织与工厂的真正经济意义，他甚至可能根本不了解瓦特的蒸气引擎具有何种革命性的力量。32
    像瓦特这样的先驱工业发明家很清楚，财富源自于附加价值、创新的制造业与工业，而非源自农业。一七七五年，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瓦特成立了引擎制造公司，到了一七八一年，他们开始在英国中部地区建造大规模工业纺纱厂。这件事发生时，斯密还活得很健康，正在收税。英国经济因为创造力、自然科学、企业创造、工业、煤矿，以及亲工业与亲殖民的政府政策而取得优势。斯密会分别在一七七八年、一七八四年、一七八六年与一七八九年重新编辑并出版《国富论》，他修改了有关斯多噶主义和其他关键主题的段落，但只字未提这些年来发生的科技进步和劳动力改变。他的行为就像是在二○○○年于旧金山写下一本有关经济学的书，却不去提及科技和软件创造财富的能力。无论如何，在历史的另一个伟大而发人深省的反讽中，这位写下了最具影响力的利伯维尔场经济书籍的作者，把他的晚年耗费在重新撰写有关罗马道德与经济自由的历史，以领取高薪的国家官僚身分度过余生。他的身分也就是一名与高层关系良好的税吏。33

    从现代的角度看来，斯密的思想显得很矛盾。他所设想的是一个由道德和交易为基础的市场。这是一种柯尔贝式的思想，希望靠着保护主义与帝国来帮助国内发展，让投资资本留在国内。这也是一种重农主义思想，将农业视为财富的动力。现代经济学家往往把斯密描绘成社会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斯密支持拥有财产的寡头统治一个洛克式的、受限的、代议的政府，且他认为此政府能在特定状况下纠正商人的自私倾向。34
    斯密在促进初生经济科学方面带来很大的帮助。他理解在商业化的制造业社会中，劳动的分工──或者该说是专业产业的合作──的重要性。他体认到政府立法的关键作用在于阻止垄断，藉此保证自由竞争并提高工资。他预见了凯因斯式经济刺激的到来，也就是富人会在经济困难期间消费以维持就业。他也相信某种形式的一般均衡理论，根据此理论，农业劳动、供给和需求、代议制政府与具有道德良知的社会，应该能维持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和定价系统，无需太多政府干预，也无需侵犯个人财产和消费者权利。35
    到头来，斯密的核心项目其实是为了新商业时代重新塑造古代道德。一旦地主能摆脱设计不良的税收制度和其他经济“禁令”，自由农业贸易就会继续为英国带来富庶、秩序与仁慈。同时也会带来和平。正如西塞罗曾保证过的，以及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解释过的，自由与农业将带来健康的友谊。斯密坚持认为，商业不需要成为敌意与不和谐的来源，而是可以成为个人之间与国家之间“结盟与友谊的纽带”。36
    更重要的是，斯密解决了伊甸园的古老道德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促使安博、奥古斯丁和圣方济各推动如此高强度的宗教紧缩与物质撙节。在基督教传统中，人是一种堕落的造物，唯一能使自己进步的方法就是寻求基督的救赎。斯密发现了一个新颖的方法能绕过原罪，也绕过鲁索对人类与公民社会提出的奥古斯丁式、卡尔文主义式悲观看法。亚当和夏娃犯的错是打破了伊甸园的规则。此一行为导致他们遭受驱逐，在堕落的人类世界中成为全人类的祖先。斯密乐观地认为，人类可以藉由斯多噶式道德与优秀的政府，回归到接近世俗农业天堂的状态。只要人类愿意拥抱自然，那么即使是商业行为也可以符合伦理道德，并成为人类世俗进步的一部分。上帝，或者说自然（取决于个人的神学观点，斯密从未清楚透露过他自己的看法），希望人类实现这种地上的富庶与进步。休谟、斯密和其他许许多多启蒙运动中首屈一指的思想家，都把进步视为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只待人类的自由、教育、科学、仁慈之情、农业和商业去实现。在斯密的哲学中，人类会自然而然地从进步中受益，且正如伏尔泰说的，人类可以藉此创造“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37
    在斯密的晚年，他对工业崛起带来的成就与挑战一语未发。马修．博尔顿、詹姆士．瓦特、乔舒亚．玮致活（Josiah Wedgwood）和其他发明家在当时都已经成为极其富有的实业家了，这证明了通往未来财富的路径就是工业。然而，尽管工业为许多人创造了不可估量的财富，同时也为其他人创造出了可怕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船只和薪水并没有随着商业社会与市场自由的浪潮一起均衡上涨。从某些方面来说，斯密对工业的担忧成真了。就连瓦特和玮致活也开始意识到，工业污染会对他们的工人、他们自己与所有人的家人造成致命的伤害。
    除此之外，这些庞大的新财富与惊人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其他挑战。财富与发展并没有带来和平与农业乌托邦。到了一七七○年代末期与一七八○年代，英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富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掌握了最大的帝国权力。然而，英国仍就北美独立与印度洋的殖民统治权继续和法国争斗不休。本应透过“温和商业”达成的世界和平并未成真。尽管如此，斯密留下的遗产就是商业社会能在未来变得充满道德与良善的一份希望，此愿望至今仍是许多经济思想的核心。这种新的世俗市场理想将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一个在贸易、工业和创新方面即将卫冕近八十年、享有超越所有对手之优势的国家来说，“潜在的财富可以任人开采”的利伯维尔场信念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令人不可置信的是，英国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竟然把斯密转变成了制造业与公司行号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是，英国将会把利伯维尔场思想应用在他们的工业与帝国霸权时代。问题在于，这个由斯密打造了其中一部分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成为了经济胜利者和“全球代理人”专属的哲学。因此，就算是那些愿意全心接纳利伯维尔场的思想家，也仍在寻找一种方法，使他们的理念适用于那些并非自然而然获得财富的人。

    1.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 ed. Bruce Caldw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88, 100; 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90), 1–2. 

    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ed. 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kinner,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vol. 1, bk. I, chap. vii, para. 12; vol. 2, bk. V, chap. iih, para. 12; vol. 2, bk. IV, chap. viii, para. 49; vol. 2, bk. IV, chap. 9, para. 3;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ed.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4), pt. 6, sec. 2, chap. 2, para. 17. 

    3. Steven Pincus, The Global British Empire to 1784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aul Butel, “France, the Antilles, and Europ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Renewals of Foreign Trade,” in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 ed. James D. T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68–172; T. S. 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ethuen, 1955), 104; François Crouzet, “Angleterre et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Essaie d’analyse comparé de deux croissances économiques,”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1, no. 2 (1966): 254–291, at 268; Ralph Davis, “English Foreign Trade, 1700–177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n. s. , 15, no. 2 (1962): 285–303, at 286; François Crouzet, La guerre économique franco-angl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08), 367–370; Paul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rench Monarc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1; François Crouzet, Britain Ascenda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Franco-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 trans. Martin Th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6. 

    4. Dan Edelstein, 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9. 

    5. David Hume, An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ed. Charles W. Hendel (Indianapolis: Library of the Liberal Arts, 1955), 1–11, 17; Dario Perinetti, “Hume at La Flèche: Skepticism and the French Connecti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56, no. 1 (2018): 45–74, at 57–58; Margaret Schabas and Carl Wennerlind, A Philosopher’s Economist: Hum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33; Pedro Faria, “David Hume, th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and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8, no. 2 (2020): 288–322. 

    6. Perinetti, “Hume at La Flèche,” 54; Hume,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168. 

    7. Hume,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172–173; James A. Harris, Hum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97. 

    8. Carl L. Becker, 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2), 85, 102; 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3; David Hume, Selected Essays , ed. Stephen Copley and Andrew Edg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xiii, 56, 58, 61. 

    9. Hume, Selected Essays , 188–189, 193, 194. 

    10. Jesse Norman, Adam Smith: The Father of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194. 

    11.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sec. 1, chap. 1, para. 1; sec. 3, chap. 2, para. 9; Adam Smith, “Letter to the Edinburgh Review ,” 1755, in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 with Dugald Stewart’s “Account of Adam Smith,” ed. W. P. D. Wightman, J. C. Bryce, and I. S. Ros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253. 

    12.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pt. 1, sec. 1, chap. 2, para. 5. 

    13. Epictetus, The Discourses, The Handbook, Fragments , ed. J. M. Dent (London: Orion Books, 1995), 42, 44, 58;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pt. 1, chap. 1, para. 5. 

    14.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pt. 3, chap. 5, paras. 6–7; pt. 7, sec. 2, chap. 1, para. 39;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 ed.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0), 45, 49, 104; Emma Rothschild, “Adam Smith and the Invisible H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no. 2 (1994): 319–322, at 319. 

    15.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V, chap. iiic, pt. 2, para. 9. 

    16.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sec. 2, chap. 3, para. 1; sec. 5, chap. 2, paras. 10–13; sec. 7, chap. 4, paras. 36–37; Donald Winch, Riches and Pover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ritain, 1750–18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8–99; Fonna Forman-Barzilai, Adam Smith and the Circles of Sympathy: Cosmopolitanism and Mor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26. 

    17. Smith,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pt. 6, sec. 2, chap. 2, para. 13. 

    18. Nicholas Phillipson, Adam Smith: An Enlightened Lif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9–166. 

    19. Phillipson, Adam Smith , 166; Geoffrey Holmes and Daniel Szechi, The Age of Oligarchy: Pre-Industrial Britain, 1722–1783 (London: Longman, 1993), 282. 

    20. Phillipson, Adam Smith , 182. 

    21. Harris, Hume , 409–415; Phillipson, Adam Smith , 188. 

    22. Phillipson, Adam Smith , 193. 

    23.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 38; vol. 1, bk. II, chap. v, para. 12. 

    24.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 chap. viii, paras. 15–22; vol. 1, bk. I, chap. x, paras. 19, 31. 

    25.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s. 11–14, vol. 2, bk. IV, chap. ii, para. 9; vol. 1, bk. I, chap. viii, para. 35; vol. 1, bk. IV, chap. ii, para. 9;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 9; vol. 2, bk. V, chap. iik, para. 7. 

    26.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 chap. ii, paras. 1–2. 

    27. 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 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7. 

    2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V, chap. ii, para. 38; vol. 2, bk. IV, chap. ix, paras. 1–3; vol. 1, bk. IV, chap. ii, para. 30. 

    29. E. P. Thomps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3, no. 2 (1978): 133–165, at 135; Frank McLynn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1989);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 chap. xic, para. 7. 

    30.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viib, para. 20; vol. 2, bk. IV, chap. viic, para. 103. 

    31.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Introduction and Plan of the Work,” para. 4; vol. 2, bk. IV, chap. viib, para. 54. 

    32. John Rae, Life of Adam Smith: 1895 , ed. Jacob Viner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 1977), 71–72. 

    33.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 133; Dugald Stewart,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 in Works, ed. Dugald Stewart, 7 vols. (Cambridge, MA: Hilliard and Brown, 1829), 7:1–75, at 67. 

    34.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II, chap. iv, para. 20. 

    35.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2, bk. IV, chap. ii, paras. 10–20. 

    36.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V, chap. iiic, paras. 9, 13. 

    37.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 133–136; Voltaire, Candide , ed. Philip Littell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18), 168; Jacob Soll, The Reckon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29–130. 

    第十四章 利伯维尔场帝国

    你们认为保护政策如何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你们能否透过立法使国家的财富增加任何一文？你们或许可以透过立法，在一夜之间摧毁一世纪的劳动带来的成果和累积；但在我看来，你们不可能透过本院的立法，为国家财富增加任何一文。财富来自勤奋与智慧，你们无法找到比任其自行发展更好的方法。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下议院演讲》（Speech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一八四六年

    十九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思想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部分都集中在英国及其工业。利伯维尔场理论家认为，如果政府取消了针对制造业的关税和管制，国家将会兴盛起来。这种方法将提高生活水平，创造一个以制造业与消费主义为基础的市场均衡。但工业时代的经济理论家面临着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国家始终在维持市场均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最重要的市场思想家，他的思想继承者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戴维．李嘉图。这三位学者都在和一个能够自我延续且创造财富的市场概念搏斗，一方面将这个构想建立在斯密对劳动与价值的愿景上，一方面寻求修正、甚至驳斥斯密的许多观点。同时，他们也试图针对道德与经济设计出自己版本的斯密式“宏大动力学”。但那个时代的政治情绪已经出现了变化，追随斯密哲学的人很难继续维持斯密的乐观态度，认为市场能带来幸福的结果。1
    边沁是英国法学家与改革家，也是效益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或许是斯密的思想继承者之中最乐观的一个，他认为人类的情感推动着经济活动，尽可能为最多人带来幸福。边沁采用了希腊伊比鸠鲁哲学的信念，即追求幸福是一种有道德的善意行为。根据边沁的“幸福计算法”（felicific calculus）概念，人类会依据在他们制造的快乐和痛苦之间达成的平衡，来选择他们的行为。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一七八一年）解释了快乐与痛苦的感觉决定了哪些事物对社会来说最有用。在边沁的理想世界中，一个人愈富有，财富增加为这个人带来的快乐就愈少，这使得人们变得愈发重视更高的智识成就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快乐。根据他的计算，获得财富带来的乐趣消减时，便会自然而然地抑制贪婪，因此财富创造者会追求把钱投资回小区所带来的道德回报。2
    边沁认为，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会驱动经济，并带来经济与社会这两方面的进步。他是个人自由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捍卫女性权利、同性恋自由与非常规性别。然而，他的幸福计算法有时会需要政府进行修补，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边沁坚信，当这个由快乐与痛苦所驱动的市场没能导致好的结果时，政府就必须进行干预。举例来说，政府应该要透过改革监狱、改善公立学校和禁止移民来促进社会大众的福祉和幸福。此外，政府也应该资助有生产力的移民工作者、依据需要扩建城市，并确保医疗服务的供给。3

    并不是所有人都用边沁这种相对乐观的视角看待市场。随着法国大革命转为暴力行动，和紧接而来的全球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有些经济思想家对于利伯维尔场带来幸福结局的能力表示悲观。不苟言笑但才华洋溢的剑桥大学教师托马斯．马尔萨斯与重农主义者以及斯密相反，马尔萨斯相信市场的力量，同时也警告其危险性。马尔萨斯是圣公会的神职人员，他眼中的人类因为原罪而具有缺陷，因此他拒绝接纳启蒙主义所相信的人类进步的自然系统，也拒绝接纳所谓由个人选择的美德。他虽然同意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人类的欲望推动了市场体制，但并不认为这种推动是一种进步。对马尔萨斯来说，欲望推动着市场，也将会摧毁这个世界。他不像斯密一样认为劳动者可望成为得体之士，而将劳动者视为一群饥饿且无望的恐怖存在，只会受到性欲这类动物本能的驱使。他早期的著作采用了斯密对于自我延续系统的构想，但赋予这个系统一个崭新的、更具威吓性的描述：人类是原始的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致使人类以破坏平衡的方式繁衍。过剩的人口最终会耗尽地球上的所有富饶资源，人类会脱离自然的均衡机制，自己将自己消灭。

    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是建立在旧的重农主义和较近期的斯密经济概念之上，即所有财富都来自农业，且市场是由情绪驱动的，但马尔萨斯同时也拒绝了他们的另一个观点：财富可以为人类创造出恒久的富裕生活与仁慈之情。马尔萨斯相信的是财富的增加将会引发一种指数型成长的人口爆炸，这种“成长速率”很快就会使人口超越地球资源能承载的数量。在《国富论》中，斯密亦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说：“每种动物都会自然按照其生存条件成比例地繁殖。”虽然斯密认为增加财富会为贫困的工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例如更好的衣物与食物──但同时他也担心他们的生育率。身为单身学者的斯密指出：“住在苏格兰高地（Highland）且时常吃不饱的女人往往会生养二十多个孩子，而娇生惯养的高雅淑女则经常连一个孩子都无法生养。”4

    斯密当然不是生育议题的专家，而马尔萨斯对于工业经济中更大人口规模的生产潜力所知甚少。尽管如此，马尔萨斯仍旧附和了斯密对于穷人生育能力的担忧，他认为济贫法和慈善事业对“稍微减轻个体的不幸程度”毫无用处。马尔萨斯预见了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会遇到的骇人苦难，但他完全忽视了创新与工业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他预测城市的大量贫穷人口将受到疾病与苦难的折磨。致命的流行病将会导致饥荒，饥荒是“自然界最可怕的终极资源”，唯有这种最终的、令人不忍卒睹的市场转折，能够淘汰与削减人口，并予以控制。就像重农主义的意大利批评者加利亚尼一样，马尔萨斯警告社会大众大自然是残酷的。他抨击斯密对“人类的可完美性”与善良本性的信念，并反驳道，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残酷世界中，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才能带来救赎的希望。到了晚年，他开始相信世俗法规可能在抑制人类冲动方面发挥作用，并认为政府实施的人口限制能增加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性。5

    在斯密的早期追随者中最具影响力的戴维．李嘉图呼应了斯密对自我调节之自然市场系统的信念。他和斯密一样，认为农业是所有财富的基础。虽然利伯维尔场理论者的背景非常广泛，从天主教徒到新教徒、从自然神论者到无神论者皆有之，李嘉图是第一位较著名的犹太血统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不过他后来弃绝了犹太教，在一七九三年，他于二十一岁时与一名贵格教徒结婚，归信了一位论（Unitarian）的基督自然神论教派。这让他与斯密的信念又更近了一步。他很早就对利伯维尔场思想产生了兴趣，并与边沁和马尔萨斯有书信往来。李嘉图设计了一场操纵主权债券市场的诈欺骗局，并因此致富。那是在一八一五年，他收到了可靠的信息指出拿破仑即将输掉百日统治（Hundred Days）的最后一场战争，于是李嘉图散播了相反的谣言──拿破仑快打赢了──导致许多英国的债券持有人开始抛售。他在债务市场崩盘时买下了所有债券，等到英国最终战胜了拿破仑后，他靠着那些因谣言卖掉债券的倒霉投资人大赚了一笔。

    他在发家致富后确立了自己的乡绅地位，并继续撰写经济哲学相关著作，主要着眼于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他成了盖特科姆公园（Gatcombe Park）的拥有者、格洛斯特夏郡（Gloucestershire）的高级治安官，并当选为国会议员。身在地主和贵族的地位上，他矛盾地为了降低农产品价格而和地主利益相对抗，认为这么做能为最多的人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十九世纪初，李嘉图形塑与捍卫着斯密遗留下来的建树，坚持认为财富来自农业。不过他跟斯密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财富是有限的。在《论政治经济与赋税原则》（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一八○九年）一书中，他发展出了地租法则（Law of Rent），此法则的基础概念是土壤的肥沃决定了劳动的价值。他认为定价与薪水会随着土地的生产能力而起伏，而需求不会带来任何影响。李嘉图在马尔萨斯的影响下，发展出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根据该定律的描述，穷人的收入总是会持续下降到可维生的最低水平。一旦农场工人得到报酬，他们就会生下更多孩子，这只会使他们变得更加贫困，抵销任何工资增长。唯一能够大幅提升工资的方式就是解放国际谷物市场以创造竞争，如此一来，英国的土地拥有者就会投资农场，推高生产率与工资，也可能一并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李嘉图警告如果土地拥有者是靠着固定的总资本来支付工人高薪，他们以后就没有钱重新投资农场了，这将会再次压低工资。6

    若说李嘉图对薪资的态度是悲观的，那么他在另一方面则乐观地认为，对于在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来说，自由贸易能够压低价格、创造更多商业并提高生活水平。考虑到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李嘉图说的没错：英国将会在开放的经济竞争中获胜。另外，他也提倡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个较古老的观念，这是一种劳动分工，指的是每个国家都要生产和销售另一个国家未生产和销售的事物，藉此提高国家生产力、拓展市场，或许还能改善生活条件。在李嘉图看来，自由全球贸易会使世界更加富裕，每个受到允许的人都能从中受益。7

    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例子之中，都包含了英葡贸易和一七○三年的梅休因条约（Methuen Treaty），尽管英国与葡萄牙的经济能力不同，双方都因为此条约受益。斯密认为，就算贸易对于其中一国来说比较有利，另一国则否，这样的贸易仍会因为竞争加剧而导致社会推动潜在的财富创造。在斯密和李嘉图的思想中，若英葡两国能完全开放市场，能够帮助葡萄牙的葡萄酒业（绝大部分都是由英国港口的制造商所有）和英国的布料产业，当然也会对两国的整体经济有帮助。然而，他们的说法听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大量较便宜、质量较高的英国商品涌进了葡萄牙，使葡萄牙的经济陷入挣扎，这种状况下，葡萄牙是不可能将国内工业发展到足以和英国竞争的。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不对称的交易必定会使英国获得竞争优势，同时严重破坏葡萄牙的工业发展。无论如何，李嘉图都是为了英国与其持续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建立这套经济理论的。8

    到了十九世纪初，英国无庸置疑成为了世界工厂──在工业与殖民方面首屈一指的国家。同时英国也是谷物的主要生产国。李嘉图身为议员的伟大计划就是支持自由贸易。他支持废除谷物法，也就是一八一五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设立的保护主义谷类关税，当时设立关税的目的是保护英国地主不受定价更便宜的外国谷物影响。­李嘉图借鉴了斯密对于自由贸易自我调节本质的牛顿式信念，主张土地拥有者只不过是利用关税来创造国家对谷物的垄断，并推高价格。尽管李嘉图没来得及亲眼目睹，但后来在实业家理查德．科布登的带领之下，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 Law League）的自由放任提倡者施加压力，使英国的谷物法于一八四六年遭到废除，科布登是来自制造业中心──曼彻斯特的企业家与国会议员，他代表了历史学家称作“自由贸易国度”的英国时代之起始。9

    谷物法的终结不仅是自由英国的开始，更标志了利伯维尔场政治神话的开端。在“普遍适用市场法则”的这面大旗之下，人们在推动自由贸易的过程中牺牲了英国的农业菁英阶层──斯密非常珍惜的一群人──并藉此使制造业获益，这些制造业者需要更便宜的外国谷物，才能压低工人的面包价格。自由派的亲制造业辉格党以利伯维尔场思想及其令人向往的特质作为中心，成功建立了一套经济叙事。辉格党政治家大声赞扬反谷物法联盟的成功，视为普通人赢过了贪腐与贵族的一场胜利。然而，这场成功也代表了维多利亚社会的秩序与财富正在兴起。10

    即使在世界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英国仍必须面对贫困与财富不均的棘手问题。正如马尔萨斯所警告的那样，任由市场自生自灭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与政治哲学家约翰．史都华．弥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自由贸易是一把双面刃，我们在欢庆自由贸易的自由面时，也必须承认它并没有为穷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水平。从许多方面来说，弥尔都是最能代表十九世纪早期利伯维尔场思想内部矛盾的思想家──他相信利伯维尔场的生产能力，同时也承认国家需要为了打造出更公正的经济系统而进行社会改革，并在两者间达到平衡。

    弥尔出生于一八○六年，由他的父亲扶养长大，他的父亲是边沁效益主义教义的追随者，而弥尔则在长大后成为了政治经济学家。这里又出现了另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经济史片段，伟大的自由思想家弥尔曾为国家垄断的东印度公司工作，直到公司私有化，而他遭到解雇，且在这之后他也从没有停止过为这间公司和帝国主义辩护。弥尔追随斯密的理论，他相信利伯维尔场会带来财富与社会进步。在他的设想中，国际贸易的运作方式就是一套自我调节的系统，能够压低英国的价格，并推高生产量、资本财富与发展。这个系统会产出“多余”的商品，再加上低价的进口商品，必定会改善社会与经济条件。弥尔写道：“自由放任主义”应该成为“普遍做法”；那些背离自由放任主义的行为都是“某种邪恶之举”。11

    然而，弥尔也在斯密的进步系统与李嘉图对市场的信心之上加了一道警示。弥尔避开了斯密对于自然神论、创造财富的“宇宙监督者”的信仰，他转而将信仰寄托在西塞罗式与洛克式的民主政治上。最好的政府不会出现在寡头之中，而是会出现在普通公民中，这些公民受过义务教育，将会成为具有道德良知的立法者。弥尔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主张，认为经济虽然能够机械式地运作，但终究有其自然极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因此繁荣。弥尔相信工人和投资资本家能共同创造价值，但他也预言了工业会出现边际效用的递减，坚称制成品数量的增加会压低价格和平均工资，最后就会如同马尔萨斯所预测的那样，导致“劳动报酬”降低。12

    弥尔和斯密同样天真地认为存在一个市场上限，当富有的人累积到了足够的钱财，他们就会满足。一旦上层阶级的生活水平够高了，他们就会放弃赚钱，自然而然地转向休闲活动和追求学问。这将导致一种经济的“恒定状态”，能够产出规则且持续的财富流。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就必须实施“社会主义”改革，帮助那些陷入马尔萨斯工资陷阱的穷人与“劳动者”。13

    弥尔还认为，资本拥有者、劳动者及其工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改善社会。理想上来说，国家应该帮助劳动者取得财产，使他们摆脱贫困，进入一个道德的、效益主义的拥有和竞争的状态。弥尔混合了洛克对财产的信念、斯密的自然神论乐观主义、边沁的效益主义和马尔萨斯的奥古斯丁式悲观，抵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大门之前。14

    弥尔在一八六九年写下了《论社会主义诸篇》（Chapters on Socialism ），距离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一八五九年）正好十年。达尔文透过商业的视角思考生物学，他的演化理论将会对利伯维尔场思想留下深远影响。根据他的理论，演化看起来就像是把斯密的理想主义进步观点结合马尔萨斯认为自然会剔除弱者的想法，形成了某种积极的、超出道德范畴的演化方式。虽然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一八七一年）引用了马尔萨斯“令人永远难忘”的著作，但达尔文与马尔萨斯的基督教道德观完全切割。达尔文不再受《旧约圣经》的创世纪故事所限制，他眼中的大自然只会按照自然本身的无情逻辑运作。在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又称天择或物竞天择）中，既没有高尚的西塞罗观点，也没有基督教伦理的存在，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与繁衍。15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为同一时代的卡尔．马克思提供了哲学参考数据，马克思是名德国记者，也是革命性的共产经济的发明者。马克思研究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他认为斯密的多数想法都是错的，却也认同斯密的地租论在理论上来说有部分是正确的。虽然马克思是无神论者，但他同意斯密认为经济学可以发展成自我延续的系统之观点。不过，马克思也延续了马尔萨斯的想法，认为市场会向消极的方向前进。马克思指责道，斯密简直是在历史的真空中形塑了有关劳动分工与资本的理论，且他竟然还认为是仁慈的自然上帝推动了人类进步和经济，这根本就是一套“幼稚的错误观念”。斯密认为资本是存在于大自然中的“自然”要素，甚至连弥尔也认为劳工阶级的贫困是市场机制与生俱来的特质，而马克思则认为所有这些经济现象，其实是社会权力不平等所带来的历史产物。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拥有者会使用股票、劳动分工和机械等工具，去窃取劳工阶级的剩余劳动量。市场机制不会创造出财富，这个系统单纯只是资产阶级为了欺骗无产阶级而设置的。马克思认为，当面对这种权力差异，弥尔的社会改革理论一无是处。想要改变市场与历史的轨迹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16

    马克思不是唯一一个抨击资本主义与利伯维尔场的人。外国的批评者逐一出现，他们认为英国的利伯维尔场政策是为了进一步增加自己的竞争优势，并破坏国际竞争。十九世纪末成长得最快的那些国家──美国、普鲁士和日本──都拒绝接受全面的利伯维尔场做法，他们转而采用来自十七世纪英国与柯尔贝主义发展策略。美国的第一位财政部长是亚历山大．哈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制定的经济政策十分接近柯尔贝的市场建构模型；美国将会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按照此路线前进，不断抵制自由放任经济，直到一九三○年代为止。这个新兴的商业共和国接纳的政策，与李嘉图所说的竞争优势与自由贸易彻底相反。美国经济的基础是保护主义、增加国内回报，仰赖着移民、奴隶制度与国家引导的进步，美国的状况完全颠覆了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法则。17

    哈密尔顿十分钦佩柯尔贝成功把处处都是乡村的法国转变成一个拥有集中税收、统一度量衡和国家补贴交通道路的工业强权。他写道，法国如今发展繁荣，从农业转移到了制造业，这都是因为“伟大的柯尔贝所具有的能力与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哈密尔顿的个性大胆，甚至有些鲁莽，他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政府管理者，对美国这个年轻国家怀抱着清晰的经济愿景。他认为，如果美国向极度发达的法国和英国开放市场，将会被廉价货品给淹没，导致国内的制造业基础就此崩塌。执行自由放任主义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巨额债务与力乏兵衰的海军，将他们置于一个脆弱的位置。相反地，这个新国家必须像十七世纪初的英国一样，引导相对原始的经济逐步发展。18

    哈密尔顿坚信，共和体制必须由强大的政府来建立。他认为国家应该要由多位握有重权的首长来管理，“就像法国的那些首长一样”──正如他后来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 ）第三十五篇中坚持的──这些人应该各自专精不同的领域，像是金融。一七九一年，哈密尔顿在“致国会之制造业报告”（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坚称，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政府必须把焦点放在发展工业上，而非农业。虽然农业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但农业其实不如重农主义者、休谟和斯密所说的是创造财富的基础。事实上，哈密尔顿深深认为这个概念必须在公众面前接受挑战，并由此明确声明，真正使得英国获得“大幅进步”的是工业的“棉花纺织厂”，而不是农耕。19

    哈密尔顿依循柯尔贝的观点，认为政府必须保护国家市场，吸引有才能的人透过移民来到国内打造初创产业。且政府还要为投资人提供“诱因”。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信奉者，哈密尔顿得出结论，由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自我供给”的方面“极度难堪”，所以美国在开放市场之前必须先“促进制造业”。

    美国在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支持与保护下，依循着这套初创的工业发展模式。克莱是强大的参议员暨国务卿，他的“美国体制”（American System）推动了关税、国家商业银行与产业补贴。克莱抨击自由贸易理论是一种“英国殖民主义”，主张只要保护美国不受英国侵害，这个初创的共和国就会繁荣发展。美国的出口从一七九○年的两千万美元，成长至一八○七年的一亿八百万美元，而美国就这样持续朝着贸易盈余的方向发展，直至一八七○年。20

    德国经济学家佛瑞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也将会从哈密尔顿和克莱提出的美国体制中获得灵感。李斯特在一八二五年移居宾州，因为美国内部受到外部关税保护的自由贸易区而获得启发，主张要建立德国关税同盟（Zollverein ），将德国各州都纳入经济同盟的各个方面。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八二七年）中，解释了德国各州之间为何需要贸易条约来支持德国国内工业。关税将会在他们遇到国外竞争力时保护他们，如此一来，德国才能顺利发展，养成国际竞争力。李斯特的想法在法国也很受欢迎。这些观点反映了内部自由贸易的有效性，并且可以由内部关税同盟来促进，此外，策略性保护主义可以刺激德国在面对英国工业巨头时蓬勃发展。

    美国的自由贸易辩护者往往都是农业奴隶主，例如美国第七任副总统约翰．卡尔洪（John Calhoun），他希望能找到更简便的方法来出口棉花。但棉花和奴隶制不是美国的未来。李斯特就像哈密尔顿一样，提倡的是工业而非农业，斥责奴隶制度是一场“公共灾难”，表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弱。李斯特确信，能够创造财富的只有工业发展策略，而不是残酷的农业自由贸易。德国终究采用了李斯特的国家发展模式与传统的柯尔贝方法，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数十年，美国与德国的经济发展都超过了英国。当时就和现在一样，当我们的竞争对手、身为经济主导者的国家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政策时，最成功的回应就是以谨慎的方法建立市场。

    然而，这些针对自由贸易的批判，和反制自由贸易的模式，并没有浇熄十九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家心中的如火热情。凭借着经济与帝国获得了极高的竞争优势，英国和国内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觉得自己全然不受国际竞争影响。反谷物法联盟的建立者理查德．科布登领导了支持自由贸易主义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然而，科布登接纳了工业，也接纳了制造业财富与市场自由之间的关系，藉此转变了自由贸易的概念。虽然他们仍然非常重视“自由贸易是能够反映出自然的一面镜子”这个概念，但是自由贸易支持者必须选出一个经济赢家，在工业化的英国，这个赢家显然是制造业。21

    科布登也提出了一个古老的利伯维尔场议题，也就是支持“自由贸易是结束战争的关键”的观点。科布登是充满热忱的和平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女权的信奉者，也是认为帝国主义必须付出代价的批评者（他希望国家把资金花在国内），他依循斯密的观点，坚信自由贸易将会带来和平，造福工人与全体人类。一八四三年，他在柯芬园（Covent Garden）的一次演讲中，把废除谷物关税描述得像是一场宗教圣战：“我们相信商业自由将会发展出智识与道德的自由， “他高声疾呼，“教导不同阶级互相依靠彼此，在兄弟情谊中彼此团结。”科布登抨击奴隶制是不道德的，并呼吁众人抵制巴西产的糖。一八四九年，他更进一步地声称自由贸易将会带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减轻殖民地的国防需求；科布登不但通过了自由贸易法，还力劝其他国家解除武装。值得注意的是，科布登的和平主义愿景有时并不会延伸到受殖民的人身上。出于互惠互利的想法，他认为殖民主义应该要维持和平与价格低廉。然而，他同时也认为殖民主义者应该要保留警察权力，以便在必要时镇压当地的“野蛮部落”。22

    尽管如此，在科布登的脉络中，他的自由主义是基进的自由主义。对他来说，自由贸易代表的是和平主义、政治自由、一定程度的容忍与社会进步。此外，自由贸易也代表了新闻自由，以及另一件几乎难以想象的事：与法国建立友谊。他坚持人们有必要“相信其他国家具有荣誉与诚信”，他很确定各国只要透过自由贸易结成经济体，就能带来世界和平。他说服了英国政府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一八六○年同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此条约从各种层面上实现了柯尔贝的自由贸易梦想，也为这两个彼此为敌许久的国家带来了和平。随着制造货品的关税下降至百分之三十，英国出口至法国的货品量变成了两倍，法国的葡萄酒出口也变成了两倍。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利伯维尔场思想背后的引擎，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对于这种难以捉摸之和平的追求。可惜的是，这种局面只持续了三十二年。法国注意到英国的竞争力正在损害法国工业与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于是法国在一八九二年开始对英国商品征收“默林关税”（Méline Tariff），藉此减轻损失。尽管如此，“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还是开启了崭新的自由贸易条约的欧洲网络，最终建立了较先进的自由贸易区，而今存于欧盟内部。23

    至于英国，对自由贸易和帝国的信任却占了上风。英国经济思想家开始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和宗教连结起来，利用宗教复兴的精神打造出一场强大而独特的民族运动。斯密对于自然神的旧式信仰如今已经被福音派基督教所取代。英国的福音派关注的不是斯多噶道德观，他们相信只要有信仰和自由贸易，就能透过“经济、节俭、专业技能、金融道德”解放上帝的天然能量，使社会进步。24

    这场福音教派的利伯维尔场运动充满了阳光与乐观，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劳工生活现实形成了强烈对比。虽然工业化提高了英格兰的生活水平，但正如小说家暨社会改革者查尔斯．狄更斯观察到的，这绝不代表英国经济已经自由且公平了，也不代表一个人只要付出努力就能改善经济状况。工业中的悲惨事件、童工、低工资、粗劣的生活环境、工会活动与工人阶级的愤怒，全都助长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显然没有达到斯密和科布登的道德标准。因此，自由贸易辩论在讨论的，不只是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问题，而是还会受到工会成员、宪章派工人协会和反工业卢尔德分子的攻击。工人阶级的困境也引起了某些英国自由主义者的悲观情绪，其中包括了隶属《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且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记者暨编辑华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英国工党在一九○○年形成的动力，正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不满。

    尽管利伯维尔场政策是有些缺点的，但英国的利伯维尔场思想者仍继续拥抱着政治经济自由主义，把焦点放在低税率、有限政府、自助与个人自由。属于一位论派的基督教经济学家威廉．史坦利．杰文斯既不承认美国、德国与日本获得了柯尔贝式的成功，也不曾因为劳工阶级承受的苦难而减损他对利伯维尔场的正统信仰。杰文斯遵循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方法，坚持使用数学来分析经济。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一八七一年）中，他呼应了边沁的理论，也就是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来自“快乐与痛苦”的“泉源”，但要用“定量方法”来理解与整理“个人数据”。其中完全不牵涉到西塞罗式的高尚道德哲学。杰文斯坚称，这种由数据驱动的经济学比较像是硬自然科学，并说它类似地质学。他坚持经济学是简单直白的学问：学习经济学时，不需要像李嘉图和弥尔使用的文学阐述技巧，需要的应该是有效率的数学研究方法和图表──例如“财富”和“人类效用”的量化。25

    杰文斯使用定量方法抨击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方法。他认为，一件事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而不取决于它在农场劳动中的价值。杰文斯接受了边沁的快乐原则，并将其变成了消费者效用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尽可能用最低的价格、最轻松的方法买到东西，就能把幸福感最大化。这套逻辑引导他发展出了边际效用理论（marginal utility）。如果今天有一件物品很便宜，人们就会想买，因为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但是，一旦这个物品的价格达到了实际的市场价值，购买的人就会变少，这是因为交易的利润会突然变得较小。如果有某个物品的价格高于市场价值，利润就会再次改变，购买这个物品带来的快乐与效用会开始消失。根据杰文斯的说法，欲望、效用、可得性和数量之间的关系全都会推动价格。杰文斯的这一切理论都是根据数学原理推断的，他藉此推翻了劳动价值理论，协助推动了经济学的革命性剧变。26

    尽管杰文斯的效益主义理论也具有达尔文主义的元素，但他同时也相信改良主义的社会。举例来说，他支持工会，也相信他们能够透过与业主协商，来表达劳工的需求，并改善工作环境条件与工资，甚至加强科技与工作的效率。他认为工业合作是财富与道德经济的关键，并指出工业合作将能使“劳动与资本彼此协调”，藉此“补救”不平等带来的“邪恶”。杰文斯比马尔萨斯和弥尔更乐观，他确信工业与劳工的合作能让资本家自由地支付公平的薪资，而劳工将会因为卓越的表现获得“奖励”。在斯密提出“公正旁观者”的角色时，杰文斯则设想了资本家与劳工阶级之间可以有一个正式的“调解人”，调解人会帮助双方理解他们的共同利益，并了解到要如何从“自愿协议”中获利。比起单纯反映市场，他认为协商更能帮助资本家计算出要怎么做才能和劳工共享最佳利润。想当然耳，杰文斯的模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当时英国的劳工阶级生活条件正日益恶化。许多人渐渐开始相信，只有新的基进政治运动才能充分代表劳工阶级的利益。27
    杰文斯将他对于理性与永续管理的信念，延伸到煤炭等自然货品的节约使用上，原因在于他预测这些自然货品将会因为经济成长与需求而耗尽。28 在面对马尔萨斯对于过度消耗与成长限制所提出的观点时，他表示解决方法是良好的管理与坚定的信念，也就是相信人类有能力合作处理公平薪资、自我规范与替代能源等基本议题。因此，杰文斯认为工业与社会必定会持续适应环境，譬如寻找新的能源就是一例。他认为市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为所欲为，他相信的是效益主义式的合作。然而，杰文斯对于政府的复杂性与能源政治的利害关系还没有深入的理解。当时的市场就像现在一样，能源并不是唾手可得的。欧洲列强与美国开始争抢煤炭与油田，各国政府仍在帮助各大公司争夺广大偏远地区的自然资源，从德法打了三场战争来抢夺的煤炭产区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一直到坐拥大片油田、位于前俄罗斯帝国的阿塞拜疆巴库（Baku）。29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实施保护主义的经济大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在经济成长方面赶上了英国时，剑桥大学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在继续挥舞着教条式的自由贸易旗帜。就好像剑桥与世隔绝一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一八九○年）取代了弥尔的《论政治经济与赋税原则》，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马歇尔也成为了剑桥大学最举足轻重的经济思想家。他不但继续发展杰文斯提出的边际效用等概念，也提出了新的构想，诸如价格弹性、需求与定价的关系，以及部分均衡理论，这些构想对往后的经济学思想来说至关重要。他深入研究单一市场（例如羊毛）的供需流动，针对特定经济领域的运作提出细部分析，而不是提出他对整体经济的综合看法。马歇尔认为供需的运作就像机械一样，能创造出经济活动的“连续链”，他指出正是这具机械决定了价格。这具机械能为市场带来“均衡”，使市场能够靠自身运作，创造恒定的回报。30
    马歇尔和斯密一样，是一名道德哲学教授。虽然他把焦点放在总量与边际效用价值等，但他仍在大自然中寻求经济“法则”，他认为这套法则能使得经济学变得类似于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因此，马歇尔盼望能靠着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模拟，去理解斯密所说的普遍驱动经济系统。他希望经济学的“个别学生”能够变得有资格“使用他的科学权威发话”。对马歇尔来说，在理解创造财富与经济活动时，必须结合工业生产价格、数量、效率，以及“需求层次”和竞争一起理解，这些要素彼此连结在一起后才创造出了成长。31
    尽管马歇尔对于一直持续存在着的贫困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他相信，只要靠着市场就能解决经济问题，工资终究会上涨，生活水平终究会提高。他没注意到的是，他这具巨大的经济机械已经快解体了。他在一九二四年逝世，五年后发生了一九二九年的华尔街大崩盘，美国开始步入经济大萧条。马歇尔不断寻找新的市场机制，而从没想过市场会崩盘。有一些二十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一心追随马歇尔的思想──他们就像《白鲸记》中的船长亚哈（Captain Ahab）一样，站在对市场的固定立场，愈来愈执着于传统观念：市场会自行运作，政府对经济事务几乎没有影响。

    1. William J. Baumol, Economic Dynamic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D. M. Nachane, “In the Tradition of ‘Magnificent Dynamics,’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 June 9, 2007. 

    2. Jeremy Bentham,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1988), 1–3, 29, 40. 

    3. Jeremy Bentham, “Bentham on Population and Government,”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1, no. 2 (1995): 399–404. 

    4. 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nd Other Writings , ed. Robert J. Mayhew (London: Penguin, 2015), 19;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 ed. Roy Harold Campbell and Andrew Skinner,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vol. 1, bk. I, chap. viii, para. 36. 

    5. Malthus,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 40, 65, 74, 155–163. 

    6. David Ricardo, Works , ed. John Ramsay McCulloch (London: John Murray, 1846), 50–55; Paul Samuelson, “The Canonical Classical Model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aul Samuelson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Selected Essays , ed. Steven J. Medema and Anthony M. C. Wat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89–116, at 102–105. 

    7. Ricardo, Works , 55. 

    8.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 vol. 1, bk. I, chap. viii, para. 37; Joan Robinson, “What Are the Ques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5, no. 4 (1977): 1318–1339, at 1334; Andre Gunder Frank,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Henk Ligthart, “Portugal’s Semi-Peripheral Middleman Role in Its Relations with England, 1640–1760,”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7, no. 4 (1988): 353–362, at 360–361; Matthew Watson, “Historicising Ricardo’s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Challenging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22, no. 3 (2017): 257–272, at 259;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 no. 1 (1953): 1–15, at 5; D. C. M. Platt,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Some Reservation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1, no. 2 (1968): 296–306; Joan Robinson,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213; Joan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 2nd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69). 

    9. Frank Trentmann, Free Trade Nation: Commerce, Consump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8. 

    10. Anthony Howe, Free Trade and Liberal England, 1846–194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113; Eileen P. Sullivan, “J. S. Mill’s Defen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no. 4 (1983): 599–617, at 606;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Chapters on Socialism , ed. Jonathan Ri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xxxix, 112–113. 

    11.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113. 

    12.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Ontario: Batoche Books, 2001), 46; Gary Remer, “The Classical Orator as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 Cicero and the Modern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72, no. 4 (2010): 1063–1082, at 1064;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86. 

    13.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124–125, 377. 

    14.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 381. 

    15. Charles Darwin,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 ed. Francis Darwin, 3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87), 3:178–179; Charles 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 2003), 5;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9), 44. 

    16. Geoffrey Martin Hodgson, Economics in the Shadows of Darwin and Marx: Essays on Institutional and Evolutionary Them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6), 12; Karl Marx,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apital: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 vol. 31, Marx, 1861–1863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9), 551; Gareth Stedman-Jones, Karl Marx: Greatness and Illus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174–175, 382–383; Karl Marx, Capital , ed. Ernest Mandel, trans. David Fernbach, 3 vols. (London: Penguin, 1992), 2:218; Bela A. Balassa, “Karl Marx and John Stuart Mill,” Weltwirtschaftsliches Archiv 83 (1959): 147–165, at 150. 

    17. Michael Hudson, 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1815–1914: The Neglected American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arland, 1975). 

    18. Hudson, America’s Protectionist Takeoff , 54. 

    19. Jack Rackove, 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97), 236; Alexander Hamilton, 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 (Philadelphia: William Brown, 1827), 20. 

    20. Maurice G. Baxter, Henry Clay and the American System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95), 27–28; Brian Reinbold and Yi Wen, “Historical U. S. Trade Deficits,” Economic Research, Federal Reserve Bank, 2019, no. 13,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economic-synopses/2019/05/17/historical-u-s-trade-deficits . 

    21. Cheryl Shonhardt-Bailey, From the Corn Laws to Free Trade: Interests,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285; Francis Wrigley Hirst, Free Trade and Other Fundamental Doctrines of the Manchester School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903). 

    22. Richard Cobden, “Repeal of the Corn Laws,” May 15, 1843, in Hirst, Free Trade , 143–190, at 190; Richard Cobden, “Free Trade and the Reduction of Armaments,” December 18, 1849, in Hirst, Free Trade, 239–257, at 252. 

    23. Richard Cobden, “Armaments, Retrenchment, and Financial Reform,” January 10, 1849, in Hirst, Free Trade , 291–308, at 305; David Todd, Free Trade and Its Enemies in France, 1814–18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1. 

    24. Boyd Hilton, The Age of Atonement: The Influence of Evangelicalism o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1785–186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7, 261. 

    25. William Stanley Jevons, “Brief Account of a General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London 29 (June 1866): 282–287; William Stanley Jevons,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ppleton and Company, 1878), 7; Eric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The Birth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1999), 17, 211. 

    26.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 31–38. 

    27. Jevons, Political Economy , 62, 76, 77, 79, 81; Donald Winch, “The Problematic Status of the Consumer in Orthodox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umer: Knowledge,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Modern World , ed. Frank Trentmann (Oxford: Berg, 2006), 31–52. 

    28. William Stanley Jevons, The Coal Question (London: Macmillan,1865). 

    29. Jennifer Siegel, For Peace and Money: French and British Finance in the Service of the Tsars and Commiss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0.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Cosimo, 2006), 233. 

    31.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30–31, 68–69, 273. 

    第十五章 美德的终结：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

    执着于体制的人则相反，往往对自己的智慧自负不已；他经常为自己理想中的政府计划如此美好而深深着迷，以致于无法忍受计划中的任何部分出现最微小的偏差。 ──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一七五九年

    若说在十九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转而接纳了工业经济与大英帝国的抱负，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利伯维尔场思想将会让古典经济学在世界舞台上担任一个作用更加广泛的政治角色。随着苏维埃共和国与共产中国的崛起，利伯维尔场思想家开始把自己视为对抗集权国家的个人自由捍卫者。经济学家不只是学者；他们同时也是冷战中为理想而奋斗的军人，并且对于自身思想中的细微差别和矛盾都缺乏耐心。经济就像政治一样，变成了一场非此即彼的战斗，参战双方分别是善良的利伯维尔场国家，以及罗讷德．里根总统（Ronald Reagan）口中那些由国家政府掌控的社会主义“邪恶帝国”。
    当我们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解读从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到米尔顿．傅利曼等二十世纪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从某部分来说其实是在给予肯定。他们组成了一股强大而保守的力量，预见了欧洲、甚至美国即将面临的威权主义与集权主义危机──无论是左派或右派的。然而，利伯维尔场思想家除了带来杰出的道德成就与经济观点之外，也随之带来了形式非常特殊的偏执、意识形态执念与短视近利。亚当斯密透过仁慈的道德纪律、教育、基进科学与农业崇拜所带来的进步愿景早已消失无踪了。二十世纪的正统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认为，纯粹的个人欲望与能动力是所有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催化剂。在他们看来，任何偏离此种观点的体制都应该受到质疑。与其说这是一种学术立场，不如说这是一种信仰还比较贴切。

    一九○五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剑桥的同事威廉．康宁汉（William Cunningham）发表了《自由贸易运动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ree Trade Movement ），表达他对正统利伯维尔场思想的控诉。康宁汉在这篇针对英国正统经济观念的抨击文章中指出，传统观念源自杜尔哥和斯密的观点，在这些观点中，“经济学把社会视为一种机械”，提供了“宝贵的真理，至少就目前状况来说是如此；但问题在于这并不是完整的真相”。康宁汉主张，如果经济学想要被视为科学的话，就必须承认，经济学中的许多人类活动根本和机械运作截然不同。他使用了达尔文的说法，说社会应该是一种“在面对环境时具有自我适应能力的有机体”。因此，市场只是整具机械的一部分，而且还常常故障。为了让机械保持运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测试”，即便如此，这种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伟大机械真理仍有可能根本行不通。1
    康宁汉认为，经济学只不过是一种“沉闷的阅读材料”，人们可以利用供需原则等简明扼要的原理来代替整段沉闷的经济学阅读。他明白“自由贸易原则”，根据该原则所述，货品与服务的交换是没有限制的，而消费者可以依照此原则自由选择货品，追求舒适与效率。康宁汉用讽刺又强而有力的言词指出，他“打从心底完全支持自由贸易倡导者所假设的目标”，但如果他到富裕又实施保护主义的美国去，询问一个住在纽约的美国人，想必会发现这个人对自由贸易学说抱持着截然不同的态度。2
    一九○○年，英国仍是一个实施自由贸易的国家，自由贸易的理念几乎就像是邪教一样：消费者就是国王，人们把自由贸易的圣战士理查德．科布登视为国家英雄，建立雕像与纪念碑来荣耀他。然而康宁汉主张这种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从剑桥大学这块阴暗、舒适且与世隔绝的区域深处，他所发出的批判开始萌芽。康宁汉提出警告，欧洲和羽翼未丰的美国提出的“柯尔贝派”改革计划将会成为英国最大的敌人。他指出，佛瑞德里克·李斯特的发展模型在欧洲与美国奏效了，这是各国能顺利通往自由贸易先进国家的唯一可行路径。除此之外，科布登对和平与裁军的盼望一直都没有实现。康宁汉预测，军国主义在欧洲与美国已逐渐发展起来，作为优势帝国的英国将会继续仰赖国家的海军和其他军事的压制力量。帝国竞争仍在持续引发殖民冲突，一八九九年在南非爆发的波耳战争（Boer War）就是一例。3

    康宁汉认为，英国与其他工业强国之间的“巨大分歧”对于国际和平与英国的经济来说都很危险。他有些鄙夷地提出警告，说自由贸易者已经变成了“宛如拉比的评论家”（Rabbinical commentator），再三翻阅《旧约圣经》、想要找到更多能够支持正统观念的真理。自由贸易不再是个实用的学说，反而变成了一种古老又具有约束力的消费主义宗教，使英国注定只得遵循“没有任何偏差的严格规范”。4

    英国的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停滞期，另一方面，尽管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拒绝了自由贸易的部分核心原则，但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正呈现指数型成长。康宁汉认为，德国与美国的工业扩张与迅速的人口成长，带来了更大也更有效率的成长潜力。与之相对的，英格兰面对的则是人口数量下降的可能性，与逐渐逼近的燃料短缺问题。康宁汉呼应了斯密的观点，提出警告说，虽然“自由放任主义的原则过去曾一度”使得“富有开创精神的”人能够打造国家利益，但如今自由放任主义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烟幕弹”，让贪婪以及对共同利益的“冷漠”能够藉此“掩盖自己”。大英帝国的国内市场使其他觊觎大英帝国财富的国家开始对帝国贸易产生“嫉妒”；更糟糕的是，康宁汉谴责道，科布登与“曼彻斯特人”（Manchester Men）的帝国自由贸易政策其实导致了全球武装起来反对英国。如今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变成了一种“自我放纵的怠惰”，如果继续以这种怠惰当作政策基础，英国的劣势对整个国家与帝国来说可能是“致命”的。5

    康宁汉利用亚当斯密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提出指控。他说，在他看来，斯密在思想上绝对不会如此脆弱且缺乏鉴别能力。相较于他那些走向极端的正统继承人，斯密本人的经济哲学对于政府的作用抱持着更加开放的态度。康宁汉主张科布登和杰文斯的“推断”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效果，他认为若要找到继续前行的路，就必须“回过头检视克尔卡迪”。康宁汉义正严词地解释说，斯密早就知道通往自由贸易与经济成长的路就是让国家参与商业发展，正如一六五一年《航海法》的精神。康宁汉强调斯密曾清楚指出，有时我们必须为了刺激工业与发展而给予“暂时的垄断”。他也提醒读者，斯密曾警告我们要小心那些出卖国家利益的商人与贸易商怀抱着怎样的自私动机。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写道，他建议人们遵循西塞罗与柏拉图的教诲，如此立法者才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榜样。6

    康宁汉和弥尔一样，引用了斯密认为“社群福祉比个人利益更重要”的观点。如果个人的成功发展无法为全体国民带来国家的成功发展，那么这个系统就无法顺利运作，必须重新调整和改变。康宁汉认为，十九世纪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忽略了斯密理论中的细微末节和警告。因此，他将斯密的著作解读为向立法者提供指导，而不是将经济原则当成“某种政治机制的素材”来建立。康宁汉指出，斯密并不是想创造出一套自我调节的系统，他认为斯密的务实个性足以让他了解，在一九○五年马基维利式的帝国权力大型竞赛中，保护主义规范是必要的。7
    康宁汉不可能预测得出来，斯密在逝世的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会做出哪些事。但他说对了一件事，斯密拒绝了封闭系统，以及充满福音派、必胜主义者色彩的新利伯维尔场思想信条。康宁汉在一九○五年对于英国在帝国系统中执行的“单边”自由贸易做出的描绘可谓相当贴切。德国与日本已经全副武装，将目光转向了大英帝国。一八九八年与一九○○年，德国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舰队法案，意在打造一支德国海军以抗衡大英帝国的霸权。在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现代舰队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俄国的过时舰队，这场战争象征着军事技术出现了划时代变化，已达到了能发动“总体战”（total war）的新水平。康宁汉的担忧确实有理有据。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而大英帝国和英国商业霸权已经开始解体了。
    接下来就是现代战争的时代，科布登派的利伯维尔场福音主义与和平主义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康宁汉将斯密视为道德与社会方面的实用主义者，也视为发展保护主义的信徒，这样的观点只是众多解读亚当斯密的看法之一，而且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时代的潮流都已经转向了，就算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自由贸易的信念都不得不动摇。一次大战使众人对自我调节的国际经济系统能带来和平的希望暂时止息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生开始攻击市场系统能完全自我调节的概念。剑桥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支持的是利伯维尔场──他在一九二○年代警告，共产主义与个人自由放任主义将会交战，而自由放任主义必须获胜。但凯因斯认为，利伯维尔场主义是有漏洞的，并且为了生存和对抗共产主义，而必须去理解自己的弱点。凯因斯指出，他和导师马歇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利伯维尔场需要保护，凯因斯相信放任市场自行运作是不行的。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一九三六年）中提出了一项根本性的经济新发现，他认为薪资并不是透过市场机制自然调节而出现的。凯因斯主张，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只有透过政府、公司与劳工之间进行的“谈判”，才能让市场创造出充分就业的结果。经济大萧条让我们看到的是，如果经济体的支出──也就是“总需求”──出现了急剧下降，就像一九二九年的股市崩盘与接踵而至的经济大萧条那样，那么就业率也会下降，这将会再次使总需求随之下降，造成恶性循环。更糟的是，边际价值理论可能反过来损害市场，将之吞噬。如果不能实现资本的边际效率（也就是由于投资回报大于利息，使得投资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仍然能长期获得利润），那么市场就不会提供投资的动机，进一步削弱成长与就业的希望。消费者无法只靠自己维持总需求，正如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发现他放任市场的做法只让经济大萧条变得更糟那样。8
    这也就代表了，如果政府不愿透过支出与推动市场流动来帮助提高总需求的话，经济危机将会愈滚愈大，让更多人失去他们的工作和财富。以经济大萧条这种情况来说，光靠有钱人是没办法把总支出的水平提高到足以停止经济危机恶性循环的程度。唯有国家才有资源透过总支出来催化整体的就业与经济机能。简而言之，在大规模的金融或经济危机中，必须由政府这只可见的手来增加总需求。任何无形的市场力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国家必须承担“直接参与和规划投资的更重大责任”。凯因斯在批判的是提倡利伯维尔场的“古典经济学”和马歇尔认为供给与需求可以自我调节的构想。9
    马歇尔的另一位知名学生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凯因斯一起加入论战，并告诉我们所有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系统都可能失败的原因。罗宾逊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也是最早的重要女经济学家之一，至今人们仍无法理解，她为什么会在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执行了可怕且造成经济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支持毛泽东。无论是否受到误导，她之所以会支持毛泽东对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暴力国家干预，都是基于她的此一信念：贫困国家无法在经济上和富裕国家竞争，需要冲击式的刺激。罗宾逊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激发人们对马克思研究产生了新一波的兴趣。发展经济学旨在为没有大规模商业与工业基础的国家寻求致富的途径。此经济学可溯源至十七世纪所谓的重商主义著作，以及柯尔贝和亚历山大．汉米尔顿的政策。发展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出现与经济未开发国家（所谓的第三世界）有关，这类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结构性经济改革，因此无法实现现代化并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商业与工业基础。

    罗宾逊带头指出，经济未开发的国家在实质上无法与经济已开发的国家竞争，那些属于弱势群体的人们也无法与根基稳固的外国公司或个人竞争。她的著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一九三三年）创造出了“买方垄断”（monopsony，又称独买）的概念，指的是具有强大权力的单一买家控制了商品出售给其他买家的定价，因此市场价格会被一种买家对薪资的垄断所扭曲──就像是在一个“公司市镇”（company town，指大部分居民受雇于同一家公司的城镇）中，所有薪资与经济生活都由单一公司所控制的状况。买方垄断破坏了边际效用的逻辑。买方垄断的基础并不是市场力量，而仅仅是少数买家的决定或偏见，他们可以把薪资压低到低于边际价值的水平。买方垄断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的薪资比男性低，和少数族群的薪资比其他族群低。举例来说，如果一名雇主单纯出于偏见而决定要降低所有女性的薪资，那么这就会协助确立一个既定的市场价值；其他公司也可能效法此一趋势，而女性薪资就会受到整体削弱。10

    一九五六年，罗宾逊出版了《资本的累积》（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延续了凯因斯的传统，指出在一些未发展的经济体中，存在的只有资本家和劳工。劳工的薪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资本家在这个原始生产经济体中的消费很少，把钱都拿去买外国商品，损害了能够创造财富的当地消费者社会的发展。她提出的模式批判了由供需驱动的经济模型在较贫困国家的适用性。在较贫困国家中，不仅资本成长极低，而且资本会被拉向经济发展较高的市场，近一步削弱国内经济发展。11

    剑桥曾是福音派利伯维尔场经济学的发源地，但后来成为了凯因斯主义的中心。如果说注重均衡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在英国失去了优势，那么此种思想将会在奥地利找到最有力的新追随者。现代自由意志主义经济传统正是在奥地利出现，而在之后流传到了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律师、记者暨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大力抨击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并用边际效用理论取而代之，根据后者所述，驱动经济的是互利的交易。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斯密和边沁提出的“透过实现由市场驱动的人类需求来实现人类进步”之概念的简化版本。一八七一年，也就是杰文斯出版《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年，门格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门格尔清楚地认识到，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是行不通的。他带我们回到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宣称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只有一件事：对商品的渴望。与曼德维尔不同的是，门格尔不认为恶行能创造出美德，他描绘了一个简陋而单纯的经济系统，单单只由“渴望”造成的“因果关系”来驱动，并且是这些因果关系建构了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无论是民主的或其他形式的──是不能去计划经济关系的。人类渴望各种事物，这种需求会创造供给，在这个不断循环的循环中持续发展成更加复杂的商业与工业社会。12

    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暨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名犹太裔的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住在国际化且学术思想丰富的奥地利城市维也纳，他改信基督教的行为十分符合自身的经济意识形态。利伯维尔场思想已经远离了原本的自然神论源头，变得更加贴近基督教运动。冯．米塞斯和科布登一样，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谴责战争，也谴责战争使个人屈从于一个虚无目标的可怕行为。一九二○年，冯．米塞斯根据他的信念，以惊人的先见之明痛斥了“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中的国家中央经济计划。他认为当时苏联的中央计划方式在预测商品价值时，其准确度与效率都比不上供给与需求的自然定价过程。早在苏联出现惊人的经济崩溃之前，冯．米塞斯就看出了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无法有效地选出应该重视哪些产业，只有利伯维尔场能做到这一点。13

    此外，冯．米塞斯也认为货币除了市场交易功能之外，并不具有本质上的价值。对他来说，就连货币数量理论也毫无意义。唯一能决定货币价值的，是货币价值与商品之间的相对关系。因此，货币价值会根据事物的边际效用产生变化。未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看似单纯的原则后来变成了共产计划经济的最大绊脚石之一。苏联政府当然可以宣布货币或面包的价值，但供应与需求仍会在创造价值方面造成决定性影响，就算是极权国家也无法完全加以掌控。14

    奥地利学派的特点是对于威权主义毫不懈怠的警戒。冯·米塞斯在共产主义中看见了威权主义的幽灵。他确信李斯特的“重商”柯尔贝式国家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的福利计划，都将会通往威权政府。他未能注意到，美国民主正是在哈密尔顿与克莱的“重商体系”中诞生与成长的。尽管冯．米塞斯十分担忧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但讽刺的是，他在一九四○年代却是因为右派纳粹分子而被迫逃往美国。因此我们也无需讶异，他后来开始坚持利伯维尔场不只是创造财富的必要条件，也是自由民主的必要条件。不过从他的历史观来看，经济自由主义比政治自由更加重要。这样的观点在现代会带来危险的后果。15

    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在英国与美国是奥地利利伯维尔场思想的主要提倡者，对新芝加哥学派利伯维尔场思想的创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身上带有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创伤与狂热的反国家主义。海耶克来自一个在财富、学识与农业方面都具有一定成就的家族。他经历了世纪的交替、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并在一九八○年代成为了美国新自由经济思想的典范。他在道德方面的权威经过了千锤百炼，从独裁统治与战争的创伤，到西方和工业化国家的多数人口在战后经历的特殊和平繁荣时期。他亲眼目睹了苏联的兴衰，也目睹了英美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与罗讷德．里根的带领下开始放宽经济管制，更目睹了中国经济自由化的开端。

    海耶克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将成为战后利伯维尔场经济与自由意志主义经济的标准手册。这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经济哲学书之一，销量超过两百万本，与其说这是一本经济理论作品，不如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在对个人自由意志主义信念的全面宣言，包括这种信念在市场机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包括经济上的任何政府干预都具有绝对危险性的主张。以后见之明来看，再加上我们在二战后对于政府能如何帮助经济成长的新体认，我们会发现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书中缺乏各国在战后成长时期的真实状况，以及海耶克把国家视为一种邪恶力量的狂热观点。16

    斯密认为利伯维尔场源自和平的、甚至彬彬有礼的社会与经济进步过程，而海耶克则以好战的眼光看待利伯维尔场，认为利伯维尔场源自善与恶的竞争。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没有政府的经济自由主义，二是接受奴役。海耶克的急迫心态与忧惧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九四四年，战争尚未获胜。对他来说，德国与奥地利就是血淋淋的例子，让他看见了威权政体利用国家机器实行平民暴力、战争与种族灭绝时会是什么样子。但他的视野受到了局限。海耶克想必知道，打从希特勒开始恐怖统治到结束的这段期间，德国私人企业为希特勒提供了多大的支持。纳粹主义的经济学十分符合斯密反企业的质疑论点。许多来自美国与欧洲的领导企业都和大力支持希特勒的德国企业家弗利兹．泰森（Fritz Thyssen）有密切合作。无论如何，海耶克都选择了忽略希特勒若没有德国资本家的稳固支持，是既不可能获得权力，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权力的，这些德国资本家认为用法西斯主义来代替工会、共产主义、甚至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诱人的解决方案。17

    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开头引用了戴维．休谟的话：“自由很少是在一夕之间丧失的。”海耶克在谴责种族主义与威权主义时展现出了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他并不像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那样，抱持一种温和与开明的态度──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希望能建立良好的制度，并且觉得为政府工作是光荣的。海耶克警告说，所有社会计划都是一种极权主义。他并没有解释私人垄断是如何运作的，也没有将垄断和寡头集团连结在一起，而是连结到国家和工会的“工团主义”。所有统合主义运动，以及所有会损害海耶克对竞争和个人主义之纯粹观点的事物，都是一种垄断。根据海耶克的偏执逻辑，任何集体的国家目标都会导致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只要国家想要“组织整个社会与资源去完成某个单一目标”，那国家到头来就是剥夺了个人自由。他认为自由意志资本主义是唯一足以对抗威权主义的力量。他指出，民主只是达到这个经济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已。18

    海耶克采纳了卡尔．门格尔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中央政府抱持的怀疑观点，再加上他自己对于个人能动力的绝对信念，重新包装出一种全新的、精简的、自由意志主义视角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海耶克认为，自由代表了没有“强制”的存在。自由并非来自理性决定或道德，而是来自他人的自由选择带来的制衡。他的思想含括了法国杨森主义学者尚．多马的观点，即罪恶的竞争行为会彼此抵销。此一思想把亚当斯密的斯多噶美德转变成了另一种信念：唯有个人行为能驱动市场，而且个人行为在自身之中具有完全的道德。19

    海耶克的自由意志主义观点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带来更大影响的，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傅利曼，他将这一派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学转变为二十世纪后期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傅利曼是出生于布鲁克林、在芝加哥接受教育的匈牙利犹太移民之子，傅利曼是最杰出、最有魅力也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透过他的研究、雄辩和个人魅力，他成功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转变成了芝加哥经济学派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傅利曼解决了一部分的通膨难题，这是美国在一九七○年代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凯因斯认为政府必须修补国家经济引擎，才能确保国家继续运作，这是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但傅利曼在此一观点中找到了具体的谬误。傅利曼相信经济经验主义，同时对自由意志主义的利伯维尔场抱持着近乎宗教式的信仰，这套奇异的组合使他重新开始提倡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自我调节市场均衡论这套老观点，但外加了一道条款，要求政府必须实行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政策，每年定期增加货币的供应量。

    从许多方面来说，傅利曼都具有斯密的利伯维尔场思想传统特征。他和斯密一样是思想开明的教授，重视自由辩论，也认真对待反对意见。他同样是一位著名且受人爱戴的大学教师。此外，他也和斯密一样不是传统的宗教人士，他声称自己在精神方面是犹太人，但在信仰上是不可知论者。傅利曼属于战后一代包含犹太人在内的经济学家，在此之前，鲜少有犹太人是利伯维尔场思想家。利伯维尔场思想不再专属于欧洲贵族、英国福音派、基进派和帝国主义者，它正逐渐变得更加美国化。傅利曼承袭了启蒙运动的无限乐观主义信念。但是，他拒绝接受斯密对于公共学校、代议制政府的集体行动以及阶级体制的信心。傅利曼眼中是一个纯粹由消费者驱动的社会，这种简化的观点和西塞罗学派以及斯多噶式的概念相去甚远。他和妻子暨共同作者萝丝·傅利曼（Rose Friedman）成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的热烈支持者，但他们没有认真讨论过这些选择的道德含意。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斯密追随着西塞罗拒绝了享乐原则，认为这套原则过于简化，他们认为符合道德的选择只能源自严肃的哲学纪律。傅利曼则用简单易懂的欲望与财富的现代商业计算来取而代之。20

    在傅利曼的设想中，政府在教育、医疗健保以及社经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他对税收的看法也极为负面，认为政府对任何行业征收的税金都是一种强制，因此等同于政府拥有权：在他眼中，税收相当于强行接管部分的私人企业。但他和海耶克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比政治自由更重要。对傅利曼来说，政治自由才是首要的。21

    傅利曼和许多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一样，生活在矛盾之中。他的事业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罗斯福新政（New Deal），协助政府进行预算研究，接着进入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工作。他后来指出，虽然政府的创造就业计划并不完美，但在遭遇经济大萧条时，这种计划是必要的。不过，傅利曼认为罗斯福新政的其余部分都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控制”个体的经济生活。傅利曼在回顾罗斯福的改革时，避开了尖锐的党派偏见，称赞总统怀抱着“崇高的意图”，但同时也十分遗憾地指出，他认为社会安全保险、国家福利、公共住宅与其他政府计划全都彻底失败了。斯密同样曾警告过，亲商的经济政策只会对特殊利益有利。傅利曼坚持认为社会政策也是一样的，他指出政府的援助破坏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22

    傅利曼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始于一九五六年，他在那年发表了对于货币主义的研究，利用此理论与方法指出，控制货币供应量是稳定经济的主要方法。他在著名文章〈货币数量理论：重述〉（Quantity of Money Theory: A Restatement）中主张，经济体在逐年成长的过程中会创造出稳定的货币需求。他的看法与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学家互相呼应，认为货币的价值与经济体中的货币数量互有关联，但是他比早期的理论学家更像是柯尔贝，原因在于他担心经济体若没有定期提供货币，就会使经济交易的速度变慢、数量减少。他感兴趣的并非货币的价值，而是经济体如何创造出了必定出现又必须被满足的货币需求。这也就代表了政府必须每年都提供货币，而供给量应该相当于经济体的平均成长值。他回到了约翰．劳提出纸币理论时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政府必须稳定供应才能打造出信心，而傅利曼将这套观点称为经济行为者的“理性期待”。23

    傅利曼的货币数量理论批判了凯因斯的“政府能靠支出刺激经济”的观点。傅利曼认为，除了军队和警察之外，所有国家支出都是错误，所有涉及联准会（Federal Reserve）的事情都很危险。事实上，他认为美国应该完全废除联准会，直接根据统计出来的预期成长数字来发行货币。他和共同作者安娜．舒瓦兹（Anna Schwartz）一起写下的巨著《美国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九六三年）指出，美国的货币存量正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成长。然而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联准会限制了货币供给，希望能藉此抑制通膨。根据傅利曼所述，这些行为加剧且延长了经济大萧条的“大收缩”（great contraction）。他和舒瓦兹做出结论，认为联准会能够为国家的成长与扩张做出贡献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什么都不做，二是拿出更多钱。24

    这种有关经济、通膨和成长是如何运作的货币观点，是具有革命性的。根据傅利曼所述，货币流通速度（velocity），或者说货币需求的成长，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成长。傅利曼的理论逆转了新西兰经济学家暨发明家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于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典型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根据该曲线的计算，紧缩货币与高利会导致通膨。傅利曼主张，菲利普斯曲线是具有缺陷的思维，并证明了虽然货币宽松会导致暂时的通膨，但经济终究会回归稳定。接着，由于那些期待经济体中会有更多货币的人，会怀抱着“合理的期待”，所以对于经济的信心会逐渐成长。虽然在一九七○年代与一九八○年代，货币主义对于美国的通膨抑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玛格丽特．撒切尔于英国实施了货币主义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大幅上升的失业率与国内经济紧缩。尽管傅利曼不想承认这一点，不过能够证明总体经济平衡的证据仍然难以捉摸。25

    一九七四年，傅利曼的朋友暨同事弗里德里希．海耶克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不得不和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共享这个奖项，米达尔是国家主导现代福利制度的著名提倡者。海耶克赢得诺贝尔奖的原因，是他指出了国家控制的低利率如何导致了通膨。他主张，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之前试图以低利率刺激投资，却因此鼓励了过多借贷，导致了繁荣的泡沫经济，而最终崩溃。这就是海耶克强而有力的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对于一九七○年代通膨危机的杰出见解。

    另一方面，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给米达尔，是为了表彰他指出了在美国战后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中，非裔美国人是如何被落在后头的。诺贝尔委员会精彩地引用了加利亚尼与内克的旧观点：在我们对市场失望之前，市场一直都是最好的政策，而如今市场正在使美国的少数族群失望。委员会想要传递的讯息是，利伯维尔场主义者与政府干预主义者都发现了经济真理，若他们能彼此合作，将会带来最好的结果。然而，海耶克和傅利曼似乎无法找到经济方面的折衷观点，此外，他们显然也不愿意为了矫正经济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的问题而提出市场的失败之处。一九七六年，诺贝尔委员会再次展现出了他们对于理解市场机制的兴趣，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傅利曼，原因是他在货币理论与货币稳定化这两方面的研究。然而，委员会仍然没有全盘接受市场均衡的普遍思维。

    货币主义变成了现代政府的基本原则。傅利曼的新构想中保留了凯因斯式支出的一些基本要素。每当出现重大危机时，政府都应该要出手管理货币供给。尽管傅利曼坚持认为，只有稳定的、渐进式的货币注入才是必要的，也认为政府不需要调整货币注入的时间与数量，但政府央行如今是依据特定的脉络制定货币政策──无论你是否同意都没有差别──央行如今成为了国家部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还更重要。

    傅利曼是理想主义者，更对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深信不疑。对他来说，利伯维尔场代表除了提供最低限度的货币供给，，政府对于经济成长没有任何作用。他不认为经济未开发的国家与区域需要政府的投资。此外，他也坚信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已经帮助了少数族裔、弥补了代议政府的失败之处。傅利曼拒绝接受米达尔的研究和数据，他认为政府计划才应该为不平等负责，并提出警告说，少数族群绝不能寄望政治多数派会捍卫他们的利益。他提出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甚至近乎是一种反民主的自由意志主义概念：“所有坏事都来自政府”。26
    傅利曼忽略自己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力，也忽略了政府对于成长与创新研究的资助（私立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一部分仰赖的是联邦政府提供的大量研究资助，过去和现在都如此），他认为只有个体、股东、私营与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才能创造财富。他建议把所有药物合法化，也是教育选择权（school choice）的先驱提倡者。他认为移民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傅利曼主张，他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最伟大的其中一个成就，在于他帮忙推动了结束征兵制，并协助政府建立了全志愿兵役制的军队。他公开表示他反对不宽容，同时他也是同性恋权利的捍卫者。然而在一九八○年代，傅利曼掌握了最颠峰的影响力，却有些奇怪地对市场的失败一声不吭，此外，有些利伯维尔场提倡者──例如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拒绝接受傅利曼在个人自由与民主方面的核心思想，但傅利曼也没做出回应。事实上，傅利曼还把皮诺契的镇压式军事独裁和经济政策称作“一个奇迹”，却未曾认真对皮诺契在政治刑求与谋杀方面的恶行表达疑虑，更绝口不提在皮诺契的暴力政变之前，智利就已拥有成功商业发展的悠久历史。27

    海耶克和傅利曼两人理想主义式的反国家自由意志主义，在美国旧有的、更复杂且更令人忧虑的自由意志主义传统中找到了归宿。早在二次大战之前，有个反国家的利伯维尔场思想运动就已在美国工业、福音派基督教运动和南方的新联邦国权利运动中广受欢迎了。
    虽然斯密和他的十九世纪后继者都是基进改革者，但美国仍有许多利伯维尔场支持者怀抱着深切的保守信念。一九三四年，杜邦（du Pont）三兄弟皮耶（Pierre）、伊赫内（Irénée）和拉莫特（Lammot）因为极度厌恶罗斯福新政，开始书写他们有多担忧正在美国蔓延的社会主义。这三兄弟是工业家，他们是皮耶─山缪·杜邦·内穆赫的后代，后者是魁奈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也是废除奴隶制度的热心倡导者。杜邦是农业财富论的信徒，在他从巴黎搬到特拉华州之前，曾协助推动法国大革命──也就是那场针对滥用权利的落后社会发动的大型政府干预。28
    杜邦兄弟一直对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透过《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执行了禁酒令感到非常不满。他们同样不满的还有政府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试图禁止童工，皮耶．杜邦写了一封信给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家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署长休．强森（Hugh Johnson）：“除非小区中的家长认为童工不该存在，否则任何联邦法律或宪法修正案都不能废除童工。”杜邦兄弟认为，就算论及虐待儿童的行为，国家也不应该介入。对他们来说，应该由“社会”这个模糊的概念在没有法律干预的状况下管理童工。若美国的合法当选政府决定要废除童工，这就是个民主决定，但杜邦兄弟对此表示反对。29

    杜邦家族的新世代缺乏他们的法国哲学家祖先怀抱的明确道德观。到了一九三○年代，杜邦公司（DuPont Company）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公司之一。杜邦公司的化学产品与塑料产品定义了现代，也刺激了工业发展、创新与财富，但一直以来，杜邦公司都因为污染而声名狼籍。重农学派的后代竟然成立了一家跨国工业化学公司，靠着尼龙赚进大笔财富，这样的转折实在出人意料。杜邦公司已经远远脱离了他们奉行自然论的祖先所怀抱的农业信念与基进政治观点。

    当保护公司免受政府干预的运动在美国展开，希望能阻止罗斯福新政在社会、教育与社会福利方面的计划，杜邦兄弟也在行列之中。当时有许多亲利伯维尔场的团体都获得了工业家的支持，杜邦兄弟支持的是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他们与该联盟同心协力，试图撤销罗斯福的政策。若想达成目标，他们就需要一套意识形态。到了一九四○年代后期，另一个保守的基督教团体也开始反对罗斯福新政，这些福音派信徒认为罗斯福新政正在把人民的信仰从基督教转移到世俗国家。30

    美国大型公司与企业利伯维尔场意识形态建立了伙伴关系，再加上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以及来自美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反民权政客，共同编写出了利伯维尔场思想历史中最不同寻常、最反动的章节之一。利伯维尔场运动过去的关键词是基进、自然神论与无神论、早期法国革命，受到废奴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与女权倡议者的拥护，也受到约翰．史都华．弥尔这类效益主义兼社会主义者的支持。此刻利伯维尔场却转变成了另一整套全新的福音，而宣扬这套福音的是美国极端保守主义者与支持种族隔离的新联邦种族主义者。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转变是有道理的。美国受到经济大萧条与二战的严重冲击，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苏联的解体加上罗斯福以前所未见的方式进行的联邦政府扩张，想必会使人民大受惊吓──同时也松了一口气。无论是对美国民主或自由企业来说，苏联共产主义都是一种威胁。二战过后，罗斯福几乎大举获胜，他的大国经济政策持续了下去，最后带来了大幅的经济扩张。商业团体、福音派信徒与反对种族和平的政客都把这个活跃的新政府视为威胁，他们开始将充满理想主义的新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例如海耶克等人──视为盟友，能和他们一起在美国反对政府事业。

    一九四○年代，南方浸信会福音派领袖葛理翰（Billy Graham）大力宣扬混合了反共言论的亲利伯维尔场论述，并提出警告说，有劳工团体和性滥交将会导致《圣经》中的末日大战。一九五○年代，福特（Ford）、奇异集团（General Electric）、美孚石油（Mobil）和美国钢铁（US Steel）等公司，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成立了多个支持自由意志主义的亲商团体，例如美国企业协会（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后改为美国企业机构〔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与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这些公司还招募了米尔顿．傅利曼等经济学家替他们撰稿，并且变得更加亲近保守派的共和党领袖，例如小威廉．Ｆ．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他创办的《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以及他的政治盟友，像是支持种族隔离的新联邦种族主义者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和杰西．赫姆斯（Jesse Helms）。一九六○年代，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写下了《一个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高华德一直希望能推翻较温和的共和党建制派，他在书中为新联邦国权利运动辩护，并让广大读者认识海耶克与冯．米塞斯的研究。高华德抨击所有形式的工会活动，并谴责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一种邪恶”，剥夺了美国人民决定要如何花钱的权利。因此我们也无需讶异三Ｋ党（Ku Klux Klan，通称三Ｋ党）在高华德于一九六四年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竞选总统时选择支持他，不过高华德最终落选了。然而，高华德的理念其实比较倾向较古老的自由主义。他在后来全心接纳了美国西南方一派的自由意志主义，倡导利伯维尔场、同性恋权利、堕胎权和大麻合法化，因而为今天美国西方各州历久不衰的社会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31

    大约在高华德竞选总统失败的同时，福音派电视布道人士帕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和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加入了共和党的自由主义极右翼。他们呼吁美国应该建立利伯维尔场，在抗议政府官员时引用了海耶克和傅利曼的著作，同时照三餐谴责摇滚乐、同性恋、堕胎、公民权利和色情作品。在新利伯维尔场运动中，强硬的右翼福音派人士是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共和党的意识形态逐渐混杂了美国东北部主流建制派、美国浸信会清教徒主义、种族主义和偏见，以及傅利曼式的美国西南学派个人自由意志主义和放纵心态──将上述所有事物结合在一起的，是对于跨国企业集团公司的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敬，以及资本控股股东具有的神圣性。32

    在这个美国利伯维尔场的万花筒中，还要加上俄罗斯犹太自由意志主义作家暨利伯维尔场流行理论家艾茵．兰德。兰德的虚构作品比任何经济学家的文章都更通俗易懂、更受欢迎，这些作品创造出一种以海耶克的超个人主义式反集体理论为核心的叙事。她在一九四三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源泉》的主角是具有强烈企业企图心的建筑师霍华德．洛克，无畏地对抗集体主义者和“无所事事”的官僚，靠着纯粹的个人意志实现了创新与进步。这部作品传达的讯息是，企业家就像现代的尼采式超人一样，他们是“兰德式英雄”，这些体格优越的男人需要挣脱政府的束缚，才能实现他们的伟大事迹，并促进人类的福祉。美国许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例如联准会主席暨艾茵兰德集团（Ayn Rand Collective）的成员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无数商界领袖和政治家，都全心拥抱了兰德的作品。一九九一年，柏林围墙倒塌，而《源泉》获选成为对美国议员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的书籍。33

    傅利曼的美国企业自由意志主义和兰德的理想，全都抵触了斯密过去对商业企业家──“计划者”──提出的警告，也抵触了斯密希望市场能够修正贪婪心态的想法。兰德笔下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物非常类似贵族和拥有大量土地的菁英，重农主义者一直都希望能让他们摆脱国家暴政的那些人。兰德和傅利曼的思想反映了古老的重农主义观念，认为创造财富的特定人士应该要在社会中拥有特殊地位。利伯维尔场思想家认为，只要是财富的生产者都不应该被征税，无论是十八世纪的农民，还是二十世纪的生产商、企业家或富有的股东都一样。社会必须透过自由放任主义的简单原则，解放社会原本就拥有的财富创造能力。

    如今，当来自各方的批评者开始抨击傅利曼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时，我们不禁要问：哪些版本的利伯维尔场思想是到了现今仍然有用的？正如我们在中国、新加坡乃至所有经济已开发国家中看到的，没有一种经济模式能占据主导地位。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我们总是根据环境状况而不断变化。但我们能确定一件事：在没有政府的地方，例如南苏丹这类充满极端暴力的“边境经济体”，正统的自由意志主义利伯维尔场模式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大多数已开发工业经济体都会遵循一种相对类似的配方，即自由社会民主制度，搭配上普遍的利伯维尔场机制，以及政府对于经济体的广泛监督和参与。多数私营公司会根据供给与需求的市场机制来生产和销售商品及服务，但也有些公司的根据来自私人国家垄断（如波音公司〔Boeing〕和空中巴士〔Airbus〕），有些则依据政府合约（如ＩＢＭ和微软〔Microsoft〕）、或者依据国家补贴公司和社会福利的计划来获得可观的国家援助（请回想一下亚马逊〔Amazon〕早期使用美国邮政署〔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或者沃尔玛和麦当劳靠着国家医疗补助〔Medicaid〕作为低工资战略的一部分）。34
    每个国家都会依据环境的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采用极独特的方法与途径，这些发展往往违背了纯粹的经济模式。因此，我们不可能把新加坡拿去和中国、德国或美国相提并论，中美德皆拥有庞大且多样化的国内市场。虽然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司大多都位于美国，但目前看来，亚洲的公司成长率比美国高得多。它们全都具有不同的优势与策略。把美国拿去和中国比较，就像是在一七○○年把英国与法国拿来比较一样。双方需要的是彼此不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藉此发展经济状况并进行有效的竞争。35

    1. William Cunningha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Free Trade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5), 5–9. 

    2.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Frank Trentmann, Free Trade Nation: Commerce, Consump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1–98, 243. 

    3.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37, 85. 

    4.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97. 

    5.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119, 121–123, 158, 160. 

    6.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191–194, 197–198. 

    7. Cunningham, Rise and Decline , 200, 210. 

    8. John Maynard Keynes, Laissez-Faire and Communism (New York: New Republic, 1926), 65. 

    9. Keynes, Laissez-Faire , 31, 164. 

    10. Joan Robins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 2nd e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69), 211–228. 

    11. Joan Robinson,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248, 330. 

    12. Carl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 trans. James Dingwall and Bert F. Hoselitz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7), 51, 72–73; Janek Wasserman, The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How Austrian Economists Fought the War of Idea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33; Wasserman,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73. 

    13. Ludwig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 trans. S. Alder (Auburn, AL: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90), 1–10. 

    14. Von 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 9; Wasserman,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 82. 

    15. Wasserman, Marginal Revolutionaries , 35, 134. 

    16. Stephan A. Marglin and Juliet B. Schor, eds. ,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Reinterpret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 ,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1. 

    17. Henry Ashby Turner Jr. ,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 no. 1 (1969): 56–70. 

    18.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 ed. Bruce Caldw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35, 76, 89, 100, 110. 

    19. Elisabetta Galeotti, “Individualism, Social Rules, Tradition: The Case of Friedrich A. Hayek,” Political Theory 15, no. 2 (1987): 163–181, at 169. 

    20. David Levy, “Interview with Milton Friedman,” Federal Re 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June 1, 1992, www.minneapolisfed.org/article/1992/interview-with-milton-friedman . 

    21. Milton Friedman, “Market Mechanisms and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in Milton Friedman, Sidney Hook, Rose Friedman, and Roger Freeman, Market Mechanisms and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1), 1–19, at 9. 

    22. 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90), 94–97, 129. 

    23. Milton Friedman, “Quantity of Money Theory: A Restatement,” in Milton Friedman, ed. ,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3–21, at 12. 

    24.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7, 11. 

    25. Milton Friedman, “The Demand for Money: 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ccasional Paper 68, 1959, www.nber.org/system/files/chapters/c5857/c5857.pdf , 1–25, at 2. 

    26.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137. 

    27. Milton Friedman, An Economist’s Protest: Columns in Political Economy (Sun Lakes, AZ: Thomas Horon and Daughter, 1972), 6; Milton Friedman, “Say ‘No’ to Intolerance,” Liberty Magazine 4, no. 6 (1991): 17–20. 

    28. Kim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The Businessmen’s Crusade Against the New Deal (New York: Norton, 2009), 3. 

    29.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4, 61 (du Pont quotation p. 4); Kevin M. Kruse, One Nation Under God: How Corporate America Invented Christia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25. 

    30. Kruse, One Nation Under God , 61. 

    31. Kruse, One Nation Under God , 35;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 69, 77; Barry Goldwater, 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Shepherdsville, KY: Victor Publishing, 1960), 53. 

    32.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 228. 

    33. Jennifer Burns, “Godless Capitalism: Ayn Rand and the Conser vative Movement,”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1, no. 3 (2004): 359–385; Brian Doherty, Radicals for Capitalism: A Freewheeling History of the Modern Libertarian Movemen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11. 

    34. Doug Bandow, “The West Fails to Social Engineer South Sudan,” American Conservative , September 19, 2019, www.cato.org/commentary/west-fails-social-engineer-south-sudan . 

    35. Richard H. K. Vietor, How Countries Compete: Strategy, Structure, and Governme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7), 18. 

    结语：威权资本主义、民主和利伯维尔场思想

    虽然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运作方式提供了精辟的见解──举例来说，藉由对边际效用的理解提出观点──但他们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含括一切的乌托邦式信念，认为唯有透过纯粹均衡的形式，经济才能顺利运作。他们坚信只要透过供需关系来创造成长，在政府只扮演最低限度角色的情况下，市场系统就会神奇地自行维持下去。但如今看来，这种经济模式似乎显得不切实际也不具意义。经过数十年的法规松绑和自由贸易扩张，这个世界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崩溃和政府纾困，也遇上了迅速加剧的财富不平等、战争、气候危机和公共健康灾难。我们无法达到均衡。

    若非要说些感想的话，在这段过程中，国家仍然是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而中国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崛起，只加剧了利伯维尔场的难题。一九七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共产党开始将渐进式的市场改革引入中国社会。一九八八年，共产党邀请了利伯维尔场愿景最有力的捍卫者米尔顿．傅利曼正式参访中国。不出所料，傅利曼表示，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真正令人满意的替代品可以替代全面自由化的市场。”傅利曼与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促膝详谈时指出，就像“物理学原理一样，经济学原理也能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他指出通往财富的唯一途径只有扩大“私有财产”并松绑国家的工业法规。他告诉赵紫阳，若没有政治自由，中国市场是无法运作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不走向自由政治体制，永远不可能成为富裕国家。1

    尽管如此，邓小平仍在一九八九年决定中国可以混合执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也可以在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内发展。因此，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开始着手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汲取了傅利曼在私有财产和诱因机制方面的观点，同时保留了中国的威权政体。中国领导阶层如今希望能在减少中央计划、解除对私有制的限制的同时，仍保持国家对重要公司和巨额主权财富基金的控制权。2

    一九九○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副司长姜春泽针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编写了报告。姜春泽是利伯维尔场改革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她意识到市场经济的“生产力”是很优越的。然而她也指出，成功的市场经济并非纯粹的自由放任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因此，姜春泽建议将政府干预和私有财产结合至个人利润诱因上。3

    她建议的做法成功了。中国政府实施了对私营企业、房地产、财富诱因和私营公司的监督，投资并创建了国有资本主义公司，这些措施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富有的国家。中国确实遵循了一些利伯维尔场规则，但也违反了部分规则，成功证明了老掉牙的利伯维尔场圣经是错误的，中国在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经济自由或经济成长。4

    事实上，中国人使用的是种旧的发展模式，源自十七世纪的尚─巴提斯特．柯尔贝。中国领导阶层和其他先驱一样，清楚看见一样傅利曼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也就是不同程度的私有财产、效率甚或是活跃的创业精神等利伯维尔场理念，都可以与国家控制并存，且成长茁壮。更令人讶异的是，中国发现利伯维尔场教条的某些元素，实际上可以在威权主义的环境下使国家变得繁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起来只不过是柯尔贝式专制资本主义更有效率的版本，具有政治专制主义的所有优势、风险与可怕之处。5

    利伯维尔场思想如今面临的是非常艰难的选择。对于那些拒绝科学与开放社会的人，以及那些团结起来反对民主与个人自由、支持独裁者和盗贼统治者（kleptocrat）的人来说，利伯维尔场思想会是盟友吗？又或者，一种新版本的民主利伯维尔场实用主义会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亚当斯密担心企业对政府的影响，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和米尔顿．傅利曼则担心政府对私人生活可能造成的危险。在如今这个社群媒体和大规模个资探勘的时代，利伯维尔场思想家不得不面对和克服这个事实：政府和市场都有阴暗面，而且这两者不一定互相冲突，有可能会协同合作，这本就是常常发生的事，而当政府和市场走入歧途时，它们必须受到管理，甚至抵制。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们想要摆脱人类如今面临的巨大阻碍，那么利伯维尔场思想就必须调整状态，变得比二战过后至今的利伯维尔场思想都更灵活变通、更精于世故。6

    若说我们在此学到了任何教训，那必定是当我们听到任何理论宣称“经济系统可以在缺乏大幅政治干涉的情况下自我维持或保持平衡”，一定要心怀质疑。即使是那些相信经济均衡的利伯维尔场哲学先驱，也认为国家对经济均衡至关重要。西塞罗或许对财富垂涎三尺，但他终究为了维护罗马共和国这个更重要的志业而献出了自己的性命。他认为服务公众是身为人类所能做到的最伟大善行，而市场运作的基石，则是优秀的政府以及人们对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解。到头来，只有在社会和平与法治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进行诚实又具生产力的交易。7

    圣奥古斯丁等基督教领袖认为人类不可能在地球上建立完美的制度，只有在救赎中寻求完美。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地球是上帝提供给堕落人类的不完美家园，这就是为什么洛克等基督教理论家认为财产和政府是必要的，这些事物的目的是确保人们的经济生活不至崩溃，也不至走入歧途而做出不道德和浪费的行为。这种将人类和自然视为不完美的观点，在启蒙运动哲学家（如魁奈、休谟和斯密）对世俗的热情中出现了改变，这些哲学家希望能透过经济均衡的利伯维尔场哲学，为人类的进步创造出科学方法。但是，若说斯密从某方面看来是乐观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先将他视为怀疑论者，他并不确定自己的经济愿景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因此，《国富论》并非宣言，而是一种假说，斯密自己就是率先承认此一事实的人。

    就如同十八世纪的前辈一样，约翰．史都华．弥尔等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乐观地认为利伯维尔场可以创造出均衡，同时他们也对利伯维尔场失败的状况感到困惑，因此，这些哲学家相信国家必须掌控经济的舵柄，防止经济失衡。就连在维多利亚时代提出“完美市场”理论的利伯维尔场倡导者威廉．史坦利．杰文斯也认为，在个体无法执行有效率的交易时，政府就必须进行干预。8

    这并不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定是理想的或有效的。但根据历史纪录所示，随着经济体成长得愈来愈复杂，政府也会随之成长，无论这是好是坏。利伯维尔场、个人野心和企业家精神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带来了人类历史上许许多多最伟大的成就。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政府是不该消失的，而那些断言国家必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论点，可说是既懒惰又充满误导性。那些严厉谴责政府在商业界所扮演的角色的人，事实上有很多都非常清楚国家能对经济造成的重大影响，想当然耳，他们也正是因此才总是在觊觎政治权力，并愿意为了获得权力付出高昂代价。

    如果我们要改造利伯维尔场思想，并使这套思想再次具有实际意义，我们就必须重新设计它，不仅把它看作一种以民主为导向的哲学，而且是一种接受国家与市场彼此有着根深蒂固关系的哲学。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永远不会是完美的；市场──或者自然界──不会按照人类哪怕是最周密的计划发展。自由的个人行动对于市场动力来说是必要的，但仅靠着这些行动不足以保证经济稳定运行。到了最后，我们最好还是回到西塞罗的古老书本中，不是为了找到完美的市场机制，而是为了吸取两千多年来不断吸引读者回头阅读的那些教训。西塞罗认为，如果人们能使用财富来支持宪政、城邦的和平与文明礼仪，财富就只会是良善的。对他来说，比财富更重要的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培养学问、建立友谊以及履行道德管理的艰苦工作。单靠对市场的信心无法拯救我们，但坚守这些古老的美德或许能为我们带来某种救赎。

    1. Isabella M. Weber, “The (Im-)Possibility of Rational Socialism: Mises in China’s Market Reform Debate,” 2021,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21-19, available at ScholarWorks@UMassAmherst, https://scholarworks.umass.edu/econ_workingpaper/316 ; Isabella M. Weber,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Abingdon, Oxon, UK: Routledge, 2021); Steven Mark Cohn, Competing Economic Paradigms in China: The Co-Evolution of Economic Events,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s Education, 1976–2016 (Abingdon, Oxon, UK: Routledge, 2016), 26; Milton Friedman, Friedman in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4;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3–4; 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 3rd ed. (New York: Harcourt, 1990), 57. 

    2. Cited in Weber, “The (Im-)Possibility of Rational Socialism. ” 

    3. Isabella Weber, “Origins of China’s Contested Relation with Neoliberalism: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and Milton Friedman at the Dawn of Reform,” Global Perspectives 1, no 1 (2020): 1–14, at 7; Milton Friedman, “Market Mechanisms and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in Milton Friedman, Sidney Hook, Rose Friedman, and Roger Freeman, Market Mechanisms and Central Economic Plann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1), 3; Weber, “The (Im-)Possibility of Rational Socialism. ” 

    4. Keith Bradsher and Li Yuan, “China’s Economy Became No. 2 by Defying No. 1,”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5, 2018. 

    5. Justin Yifu L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Pankaj Mishra,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all of the ‘Free Trade’ Myth,”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7, 2018; Keith Bradsher and Li Yuan, “The Chinese Thought They Had Little to Learn from Conventional Wisdom. Now It’s the West That’s Taking Notes,”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5, 2018. 

    6. Jason Brennan, Against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92–193. 

    7.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8. Ellen Frankel Paul, “W. Stanley Jevons: Economic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Utilitari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0, no. 2 (1979): 263–283, at 279.   

  • 李辉：列入“重大科学问题”的古人类研究

    中国科协发布了2024年重大科学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是否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中国科协将这一问题列入“2024年重大科学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只是一个科学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科学认识和宣传的问题了。比如科学上我们拿出了很强的证据、很多的事实，把问题解答得很清楚，逻辑也很严密了，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早期智人有微小贡献，晚期智人主要是外来的。但有的时候不同领域的人思考的逻辑不一样，不一定能够得到同样的认知。在论文投稿的时候，不同领域的审稿专家可能会提出异议，会认为证据上面还不“完善”，无论提供的证据多么硬。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很难做到100%的完全准确。所以基本上只要结果拥有95%以上的置信区间，我们就认为结论是可靠的了，不能因为没有检测完“最后一个中国人”的基因就否认现在的结论。因为这种可能性小到几乎为零。

    “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是否为现代中国人祖先”，包括“非洲起源说”、“多地演化说”，以及“附带杂交说”之间的争论，其实学术上也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

    是的，在我看来从生物人类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角度，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几乎可以确定地说，这中间不存在什么科学上还未解释清楚的地方。现代中国人可以很明确地说就是主要起源于非洲，主要是指97%以上的成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这是以99.999999999%以上的置信区间确认了的成果。

    从科学逻辑上讲，任何的生物类群都有演化的谱系，有物种形成的规律。我们的祖先跟哪些古人类是同一个物种的？跟哪些不是同一个物种的？如果都不是同一个物种，那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基因来源呢？我们不可能跟其他物种有基因交流、基因传播，与猫、狗不能，与猴子、猩猩、猿人也不能。像人类这样的高等动物，跨物种的基因交流是不可能存在的。

    物种内的基因交流是合理的，物种内可能有亚种、地理种，这种基因交流是合理的。所以有基因交流的类群就属于同一个物种。那么根据这些概念，谁是我们演化的主线，谁不是我们主线，实际上已经很清楚了。从生物学意义上，在东亚大地上演化的人类一共是两个物种：猿人（也叫直立人）和智人。

    但是有些人不想承认，在分类上改了好多不同的名字，比如“古老型人类”之类，把学术界这个水搅浑了。实际上“古老型人类”，我们以前叫早期智人，它属于智人这个物种。现代人也是智人物种，叫作晚期智人，那么物种内可以交流吗？当然可以。

    202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帕博就做了相关研究，他的结论证明非洲以外的全世界人类都跟尼安德特人发生过基因交流，现代人的基因中有2%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所以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的祖先吗？是的，之一，但是只有非常非常微弱的2%。

    中国的早期智人，属于丹尼索瓦人。丹人对我们的基因有贡献吗？很遗憾，当构成当代中国人大部分基因库的这一波现代人到中国的时候，丹尼索瓦人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之前还存在一波现代人迁徙到东亚，跟丹尼索瓦人发生了基因交流，而我们则跟这支现代人发生了交流，相当于我们依靠一波“接力棒”融合了部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那这个比例经检测只有千分之二。

    从这些结论出发，我们确实能够确认存在“附带杂交”，但这个比例很低，所以仍然是“非洲起源，附带杂交”。

    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现代人类起源，比较合理的结论就是非洲起源，只是过程中可能有少量的附带杂交？

    李辉教授：是的，现在从基因组来看，结论是很清楚的，这种附带杂交只出现在早期智人中，跨智人种跟猿人杂交是不可能的，然后看看中国发现的古人类中哪些是智人，哪些是猿人不就清楚了吗。

    有人说我们没有检测过，猿人的DNA超过了50万年根本检测不出来的，但是现代人基因库中根本找不到那种完全不同来源的部分，其差异大到属于猿人来源的，也就是说我们体内没有猿人的成分。所以就没有必要去检测猿人的化石，增加这种不合逻辑的检测了。这是科学逻辑很清楚的事情，再进一步去探讨它是个“未解难题”就没这个必要了。

    当然，古老化石的基因检测也是个难题，怎么让大家都认知到，都理解这些科学逻辑也是个难题。现在在公众宣传上经常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浑水摸鱼，媒体宣传也好，科学界内部也好，都有人想这么做，在关键问题和科学概念上模糊化，比如有些人就将现代人和早期智人完全割裂开，当作不同的物种。

    进一步讲，如果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各自分开演化的，那何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又何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我之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上发过文章，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没有基因图谱这一实证构建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很虚的，而从基因谱系里看，中华民族共同体那是紧密得不得了，是很清晰的一个构架。

    最近关于古人类学和人类演化国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成果和进展，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实际上最近有很多成果，但是如果说重大的创新性成果，说实在的很少，现在大部分的学者都在证明已知的东西，做一篇大文章发nature或者science，数据做得很全很完美，工作做得很漂亮，但结论都是已知的，不做也知道是什么结果。

    当然，探索未知的、创新的东西很难发表了，因为创新的东西大家理解能力有限，可能理论的完善程度也不够，创新性的理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善了，审稿人就会提出很多意见，就会不容易发表，这是现在科学界的同行评审中的一个通病，一个难以解决的缺陷。

    现在分子人类学领域做了好多工作，就比如说测了很多人类的基因，证明了整个全基因组层面，古代的人类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在中国、东亚是怎么演变的。不同地区的古代人群对中国现代人有贡献，各占百分之几，分别从南方、北方怎么演化过来的，目前这个数据做得很漂亮。

    但是还有个大的问题，就是能够依据的早期样本是非常少的，很多来自较寒冷的地区。根据早期样本能够得出一个结果，但如果以这个结果为结论的话，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西伯利亚，就很荒谬了。

    比如南方人群的某些基因演化，东南亚样本没有，对应的只有一个西伯利亚样本，因为西伯利亚气候冷样本保存好啊，然后数据分析的时候说有百分之多少成分，跟西伯利亚样本是一致的。这没错，但是你不能判断演化的源头来自这个样本，只不过与这个样本是同类。现在很多论文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把结果当结论，这是很有误导性的。

    第二就是对古人类的研究，从直接或者间接证据的可靠性上也存在漏洞，特别是测年的数据。我们前年发了一篇文章，讲福岩洞内部地层颠倒的问题。因为不同地层坚硬程度不一样，比如说冰川期地层比较板结，热的时期地层比较松，有时候洞穴里面水流的冲击会把松的一层冲掉，然后上面的岩层坍塌沉积，结果上下地层就会颠倒混乱，找到的“十几万年前”的地层里面的化石，有可能只是一万年前的。

    当时，考古勘测从“十几万年前”的福岩洞里，找到一枚有“现代人”特征的牙齿，从地层的分析来说，好像都很对。结果我们重新去测年，发现同一个地层里有十几万年前的样本，有几万年前的样本，有几千年前的样本混在一起，而同一地层的人牙齿化石直接去测年，连一万年都不到。

    我们以往的研究中也会存在着这样一些，可能因为技术原因，也可能因为人为原因导致的谬误，我们的学术界还是应该重新回到追求真理的科研初心上，重新纠正之前研究中的问题和错误，才能走得更远。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牙齿，很容易让人想到东亚人群常见的“铲形门齿”，北京猿人也有这样的特征。但是，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已经揭示，猿人和现代人并无基因交流，那么如何科学地解释“铲形门齿”看上去似乎“流传有序”的现象？

    李辉教授：基因之外的特征叫做表型，表型是非常复杂的，在同一部位的相似表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类型所产生的。铲形门齿就是这样一种复杂表型。

    东亚猿人门齿的浅浅的铲槽，与现代中国人普遍的深深的铲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突变造成的。现代的深槽基因，根据金力教授发表于Cell的一篇封面论文揭示，其出现历史仅仅不到4万年，与猿人毫无关系。而浅槽这种表型，则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特征，非洲人中都超过10%。所以东亚的铲形门齿“流传有序”恐怕是一种误读。

    对现代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将可能为我国的遗传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更大范围的生物进化领域带来哪些新的进展？未来会出现什么新的研究角度？

    如果能够对“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问题给出一个定论，那么我们将会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真正成为一个科学认识，全世界的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因而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也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解决了“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问题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成为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是考古学的核心问题。当我们发掘出新的古代文明遗迹的时候，我们都是以发现地来命名的，比如“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等等，不知道是人群记忆中的哪一段历史。考古学诞生之初，发现一个考古文化，有限的材料无法确定它是哪一段传说中的历史，只好用发现地来“临时命名”，但是重构历史始终是考古研究的初心。这个是考古学终极目标，相关研究应该朝这个方向去。

    这些存在于口口相传中的历史记忆，与我们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之间能否实现对应，这既要依靠考古学的发现，也要依靠分子人类学提供的科学论证，才能最终解决“我们为什么成为我们”的问题，也能够真正从科学视角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才是考古学研究的初心，才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 韩福涛，张新惠，郝哲琳：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

    本文来自新京报网2024年7月2日

    5月21日上午十点，一辆罐车缓缓驶入河北燕郊一家粮油公司。一个小时后，这辆罐车满载三十多吨大豆油驶出厂区。

    5月21日，一辆卸完煤制油的罐车，在未洗罐的情况下，司机就驾车进入一家粮油公司装载大豆油。 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摄

    鲜为人知的是，这辆满载食用大豆油的罐车，三天前刚将一车煤制油从宁夏运到河北秦皇岛，卸完后并未清洗储存罐，就直接来装上食用大豆油继续运输。

    煤制油，那是一种由煤炭加工而来的化工液体，如液蜡、白油等。有罐车司机向新京报记者透露，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是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今年五月份，新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发现国内许多普货罐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既承接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也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为了节省开支，不少罐车在换货运输过程中不清洗罐体，有些食用油厂家也没有严格把关，不按规定去检查罐体是否洁净，造成食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污染。

    事实上，目前我国在食用油运输方面，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其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车辆。由于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对厂家约束力有限。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王兴国教授告诉记者，目前推行的运输规范虽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他指出，“它也是一项国家标准，相关企业在制订企业标准时，要以这个为依据，企业标准可以比这个标准更严格，一般来说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混用又不清洗，残留物势必会对食用油造成一定的污染，运输食用油应该专车专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新京报记者，煤制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其中含有的不饱和烃、芳香族烃、硫化物等成分影响人体健康，可能导致中毒。

    罐车混用：食用油混入化工液体

    很多罐车扎堆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停车场，等待装货启运。

    该基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拥有我国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在占地数千亩的煤制油厂区，乌黑的煤炭经过多道高温高压等复杂工序，便能实现“化煤成油”，生产出液蜡、白油等产品。

    公开资料显示，隶属于宁夏煤业的这个“煤制油”项目目前年产能达到400万吨，居全国首位。这里产出的煤制油，大多被运往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用作化工产品原料，也可作为燃料使用。

    宁煤煤制油分公司的物流中心，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罐车驶入这里，准备装载煤制油。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一名罐车司机告诉记者，罐车一般分为危化品罐车和普货罐车，危化品罐车运输的一般是汽油、柴油等易燃易爆的液体，而普货罐车顾名思义就是运输危化品以外的普通液体，“煤制油产品，比如像液蜡、白油这些，它们明火点不着（使用专用灶具气化后可燃烧），不属于危化品，普货罐车就能运。”

    今年五月中旬，记者在宁夏煤业煤制油厂区周边看到，道路两侧停满了各种类型的罐车，其中不乏运送煤制油的普货罐车，这些罐车的罐体外侧都喷涂了容积和介质等信息，一名罐车司机解释说，介质通常是指罐车所运输的物质，运输煤制油一般是把介质标注为“普通液体”。

    “现在算是淡季，罐车还算少的，旺季这一个停车场能停一百多辆。”一名正在停车场休息的罐车司机告诉记者，这些罐车平时大多停在附近，一旦接到运输订单，就会进入厂区排队装油，之后按照买家的需求将煤制油运到目的地，“这里许多罐车常年就靠这个煤制油厂拉油赚钱。”

    5月16日，一辆车牌号为冀E5465Z的罐车从宁东煤制油厂区出发，两天之后到达了一千多公里外的河北省秦皇岛市。这辆罐车开进郊区的一处小院，一个多小时后开了出来。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这辆罐车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附近的马路边停了下来，司机也打开车门在车内休息。

    新京报记者假借咨询行情与司机攀谈，司机透露，他此次从宁夏到秦皇岛运送的正是煤制油，刚在小院里卸完货，“这边要煤制油是用来烧火，当作厨房燃料用的。”这位司机告诉记者，这辆罐车隶属于一个车队，他是专职司机，车队另外还有十几辆罐车，这次卸完煤制油后还未接到新的运输任务，就先停在路边休息，“一般都要在卸货地附近配货，不能空车跑回去。”

    之后，新京报记者一直在附近观察这辆罐车的动向。5月20日下午，这辆罐车重新发动，在傍晚时分行驶到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开进了一家粮油公司所属的停车场，据门卫介绍，该停车场隶属于汇福粮油集团，在这里停放的罐车都是准备进厂运输食用油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这辆罐车顺利驶入了汇福粮油集团的生产厂区。直到此时，自从卸完煤制油后这辆罐车都没有去洗罐。一个小时后，这辆罐车满载货物从厂区驶出。厂区门卫留存的运输单据显示，这辆罐车进厂装载的货物是一级豆油，货物净重为31.86吨。

    5月24日，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处停车场内，一辆车牌号为冀E5476W的罐车，也在等待运输食用油。等待间隙，记者从罐车司机口中得知，这辆罐车同样刚从宁夏运送煤制油到河北，前一天在石家庄将煤制油卸货后，连夜从石家庄赶到天津。司机透露，自从卸完煤制油后，这辆罐车也未洗罐，对于是否会担心被食用油厂家拒之门外，这名司机并不在意，“能装就装，不能装就算了”。

    5月24日，在天津一家生产食用油的公司门口，一名罐车司机正在擦拭卸油口。许多罐车不洗罐的话，司机都会通过擦拭卸油口来应付检查。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当天下午，新京报记者看到这辆罐车驶入了一家名为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的厂区。厂区保安介绍，包括这辆罐车在内，进厂装载的都是大豆油。由于距离不远，记者在厂区外能清晰看到罐车装油的全过程，自始至终这辆罐车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也没有人检查罐体内干净与否。大约四十分钟后，这辆罐车就装满了油，出厂区的地磅显示，这辆罐车装了35吨大豆油。

    这意味着，这辆刚刚卸完煤制油的罐车，在并未洗罐的情况下，也顺利装上了食用油。

    节省成本：混用不清洗渐成常态

    运输煤制油到沿海地区的罐车，返程配货多为食用油的原因，主要在于这里集中了很多生产食用油的厂家。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生产食用油的厂家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以大豆油为例，一般需要依靠远洋货轮从国外进口大豆，生产大豆油的工厂通常设在港口周边，天津滨海新区就聚集了多个食用油生产厂家。

    一名食用油业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食用油在出厂时并不都是常见的小包装，还有许多是以散油的形式往外销售，“有些设在港口附近的食用油厂家，不做终端零售，他们会把食用油卖给其他厂家，由其他厂家灌装成小包装对外销售，也会有一些食品企业采购散装食用油作为原料。”

    食用油厂家对外销售散油，同样依靠罐车运输，很多运输车辆来自邢台。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是业内有名的“罐车之乡”，“南和干这个的比较多，最少有3000台罐车。”这与记者在多地采访时观察到的现象一致，不管是在宁夏的煤制油厂区周边，还是在一些食用油厂家附近，车牌号为“冀E（河北邢台）”开头的罐车数量最多。

    5月14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的一处停车场里停了多辆罐车。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当地许多人从事罐车运输行业。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南和当地多位罐车司机称，刚开始当地罐车都是只运食用油，后来开始运输其他液体货物，最近几年很多罐车开始去宁夏拉煤制油。

    “以前运食用油的罐车一般空车返回，以天津到西安为例，最早单程运费报价都在每吨400元以上，现在降到200元左右。”一名罐车司机告诉记者，由于近两年罐车增多，竞争加剧，罐车运输价格也降了不少，这就逼迫许多罐车不得不在返程时想办法配货，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罐车就将目光放到了煤制油上，“卸货地周边很难配货，一般有什么就装什么，这几年宁夏那边煤制油运输需求也大。”

    与此同时，在运费逐步降低的大背景下，运输食用油的罐车不仅做不到专车专用，许多罐车为了节省成本，甚至连罐体都不清洗。“单次洗罐的成本少则三五百，多则八九百。”一名罐车司机透露，由于普货罐车经常换货运输，每次洗罐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而许多罐车在换货运输时，选择能省则省。

    在调查中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的罐车都是隶属于车队，规模大的车队有上百辆罐车，小规模的车队只有几辆罐车，个体罐车占比很少，而对于隶属于车队的罐车，有司机告诉记者，尽管他们司机有时想洗罐，但也要听从车队老板的安排，“老板让清就清，老板不让清就不清，老板的事。”

    把关不严：食用油厂家验罐成走过场

    在不少罐车司机看来，车队老板之所以不安排洗罐，更多是因为有些食用油厂家把关不严，他们通常不会检查罐体是否干净，“要是验罐就得洗，不验罐就不用洗。”

    在河北邢台，一名罐车司机说，由于经常跟各个食用油厂家打交道，对于每个厂家的验罐情况，车队老板早已了然于胸，“一般都不下到罐里去验，就看看两个口，我们就把这两个口擦一下就行。”

    今年6月初，新京报记者以运输食用油的名义致电汇福粮油集团，一名工作人员称他们不要求食用油专用罐车，只要求罐车前三次所运的货物也为食用油，“罐体需要保持干净整洁，工人在装油前会验罐。”不过，多名罐车司机却透露，这家粮油公司验罐时并不严格，“他们一般先看看泄油口，把那里擦干净就行，如果是熟人经常来运油那就更好办了。”对于载货单上需要填写之前所运货物的信息，司机也可以随意编造。

    5月21日，一辆卸完煤制油的罐车，在未洗罐的情况下进入一家粮油公司装载大豆油。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记者同样致电了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一名销售经理表示原则上运输食用油需要专用罐车，但随后他补充说，罐体只要有“食用油专用”字样就行，“其实我们也不验罐，是不是食用油专用罐车我们也没办法去分辨。”他强调，销售食用油的合同里约定的都是买家自提，罐车也是由买家雇来，食用油装上车之后，其品质他们不负责。

    同样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另一家生产食用油的公司，在验罐时也不严格。

    5月24日，一名等待进厂装油的罐车司机告诉记者，这家公司验罐也是走过场，只需司机上传几张照片，“自己拍摄的泄油口、罐口照片，另外罐体有‘食用油’字样就行。”他透露使用手机里存储的早前照片也能应付过去，“你就找几张干净照片给他瞅一眼就完事了，不管是不是今天的照片都行。”

    至于有些食用油厂家要求在罐体外侧喷涂“食用油”字样，司机说也非常容易应付，只需要将之前罐体标注的“普通液体”字样擦掉重新喷上食用油字样即可，“现在有清漆剂，涂改很方便。”

    五月下旬，记者在这家公司门口观察发现，不少进厂运输食用油的罐车罐体上喷涂的介质信息都有明显的涂改痕迹，有一些罐车只是用贴纸将“普通液体”字样遮盖住，再重新张贴一张写有“食用油”字样的贴纸。

    即便存在如此明显的涂改痕迹，也没有影响那些罐车运输食用油。

    一辆等待进厂运输食用油的罐车，罐体外侧喷涂的介质信息被一张白纸遮盖住，司机重新张贴了一张写有“食用油”字样的纸条。 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摄

    运输规范：散装食用油运输应专车专用

    事实上，我国于2014年开始实施的《GB/T30354-2013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以下简称《运输规范》）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车辆，不得使用非食用植物油罐车或容器运输。该《运输规范》中还提到，装入油脂之前，应认真检查运输容器是否为专用容器以及容器是否清洁、干燥。

    不过该《运输规范》只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不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食用油厂家约束力有限。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王兴国教授告诉记者，该《运输规范》虽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他指出，“它也是一项国家标准，相关企业在制订企业标准时，要以这个为依据，企业标准可以比这个标准更严格，一般来说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就散装植物油运输来说，王兴国教授认为相关企业应参照《运输规范》执行，使用专用运输车辆，否则食用油在运输过程中就存在被污染的风险。

    5月24日，一辆刚卸完煤制油的罐车，驶入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司机爬上罐顶正准备装运食用油。 新京报记者 韩福涛 摄

    邱健（化名）是一名从业十余年的罐车司机，他告诉记者，如果卸完煤制油不洗罐的话，通常罐内会残留几千克到十几千克不等的煤制油，“洗罐的话一般都要用碱水，洗完再高温蒸罐这样才能洗得相对很干净，如果只是普通的水洗也会有一些残留。”邱健说，多数情况下，残留的煤制油会与食用油相混，“像煤制油中的白油液蜡，本身是无色的，颜色比较透明，也不容易看出来。”

    他说，像工业废水、塑化剂、废机油、减水剂这样的非危化品液体，普货罐车都可以运，煤制油只是属于目前运量比较大的种类，“煤制油厂家除宁煤外还有好几家，再加上其他一些生产化工液体的厂家，都可能与食用油厂家共用罐车运输。”

    邱健告诉记者，尽管卸货时食用油收货方会取样检验，可是由于检验项目有限，即便食用油中掺入其他杂质，普通的检验也检不出来，“检验水分和酸价这两个项目的比较多。”

    邱健认为，散装食用油在长距离运输过程中其实属于半脱管的状态，“卖油的厂家不怎么管，买油的公司不知情，让运输公司钻了空子。”邱健透露，许多运输订单普遍经过层层转包，转来转去买卖双方对最终承运的罐车都无从了解。

    作为一名罐车司机，邱健非常无奈，他呼吁重视这样的行业乱象，因为食用油关系到千家万户。他说：“煤制油可能还算干净的，其他一些不常见的化工液体，污染食用油的话，可能危害更大。”

    在邱健看来，运输公司是以食用油厂家的标准为导向，只需要食用油厂家严格把关就能避免这一行业乱象的发生，“食用油厂家仔细验罐应该最有效果，能解决99%的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记者，煤制油主要就是碳氢化合物，其中含有的不饱和烃、芳香族烃、硫化物等成分对人体有健康风险，长期食用可能导致中毒，“吃得越多则毒性越大，苯或氨基苯成分较多时，还可能影响造血功能。”

    朱毅认为，如果运输食用油的罐车还去运输其他化工液体，其风险更是难以预料，“如果都不知道这个油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物，更是防不胜防，如果毒性大的化工液体残留在里面，直接接触或者吸入都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比如说有机溶剂、酸、碱、重金属等等，有可能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 张天祁：高考志愿选大学还是选专业？他们的研究给出了答案

    高考结束后，又到了为报志愿争论不休的时节。每年总有一些问题被反复提及，但从来没有答案，比如，选大学还是选专业？

    理想答案当然是，名校的热门专业，但是实际情况是，多数人只能二选一。

    强势专业和好大学都会给人未来的发展，尤其是职业发展带来助益。但到底哪一方能带来更大的助益，一直是个报志愿方面的难题。这个问题当然没有标准答案，即使是指导报考的老师，往往也建议综合考虑学生的兴趣、能力特质等方面。这样的说法当然中肯，但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参考标准，等于把难题又丢回给了考生。

    今年一项美国的研究中，作者们尝试回答学校和专业哪个对收入影响更大这个问题[1]。他们发现，专业学科对毕业生的未来收入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超过了大学本身的品牌效应。收入差异中由大学造成的比例约为21%-22%，而由学科造成的比例约为60%。

    也就是说，不考虑个人兴趣、城市发展等更复杂的选择条件，单从工作收入来看，专业比大学更重要。

    尤其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带来的经济回报尤为突出。在毕业后偿还学生贷款的第一年，STEM专业的毕业生比非STEM专业的同学平均多挣31%，相当于年薪多了大约1万美元；到了第二年，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2%，STEM毕业生的中位数薪资达到4万3千多美元，而非STEM专业的同学只有3万多一点。

    另外，在偿还贷款的第一年，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位列大学中预期薪资榜首，其毕业生的中位数薪资为64,123美元。然而，如果将视角转向具体专业，电气、电子和通信工程专业的毕业生薪资表现更为亮眼，他们的第一年平均中位数薪资已经超越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水平，达到64,546美元，而它只是期望薪资第三高的专业。足见专业选择对于起薪的重要性。

    当然，专业比学校更影响未来的收入这个说法还是太过于笼统了。这项研究还表明，读STEM专业带来的收益是因学校而异的，在收入中位数偏低的学校，STEM专业和其他专业的起薪差距能达到60%。在收入中位数偏高的学校，比如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STEM专业的起薪和其他专业的差距没有那么夸张，在18%左右。

    而对非STEM专业来说，大学的水平可能对未来的发展更重要。大学录取率如果提高10%（入学标准放宽），就读非STEM专业的学生起薪将会有0.5%的下降，而STEM专业学生则只有0.1%的下降。

    根据这篇论文的结论，选择专业和大学应依据不同情况来定。如果主要考虑收入，选择一个收入潜力高的专业可能比进入一所顶尖大学更为关键。对于STEM领域的专业来说，由于名校所带来的额外收入溢价相对较小，所以在分数有限的情况下，不必过分追求名牌大学。

    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大学的品牌和水平可能对收入有更大的影响。
    不过，西北大学普利兹克法学院的黛博拉·韦斯（Deborah M. Weiss）觉得，一端是高收入、数学含量高、对职业有用的 STEM 领域，另一端是低收入的人文学科领域，这种分类过于简化，数学训练并不是拉开专业之间收入的唯一因素。她与合作者们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分类[2]。

    例如，在整体收入溢价比较高的商科中，会计学的收入溢价是所有专业中最高的，可以单列一档。金融/营销提供的溢价相对高，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之类的专业，和社会科学大类中的公关管理专业差不多，可以说会计拉高了整个商科的溢价水平。而在整体溢价比较低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仍然能带来高收入。
    在STEM领域里，也能分出理科与工科的区别。作者把STEM进一步区分为工程（计算机工程、电气和电子工程、机械工程等），物理科学（物理、化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以及平均收入相对低的其他STEM专业。其中，工程类专业的溢价最为突出，仅次于会计专业。也就是说，工科比理科溢价更多。

    其中的差距，一方面来自技能。作者团队使用了超过2200万份简历数据，从中创建了精细的专业分组，并基于这些分组计算出不同专业在数学推理和书面表达这两项技能上的重要性得分，进而分析了这些技能与专业收益的关系。他们发现，书面表达和数学推理是大学培养的两种主要职业技能，与需要书面技能的工作的专业相比，需要数学技能的工作的专业从选择性中获益更大。

    影响专业和收入的另一方面，则是专业的职业特异程度，简单来说就是“专业对口”的程度。职业特异程度高，意味着这个专业专注于某一特定职业领域，提供高度专业化培训，直接与特定行业或职位相匹配。溢价最高的专业，比如会计、工程、护理都属于对口程度高的一类。这些专业不仅需要在课堂上学习，也需要实习经验或者考取相关证书获得资质。

    作者们发现，对于收入潜力相对低的专业（人文类、艺术类、商科中的管理类、经济学/国际关系以外的社科类、社会服务类），学校名气对收入的影响一直比专业更重要。对于数学和计算机、物理、经济学、金融/营销、生物等收入溢价比较高的专业，如果就读的学校能从中等提升到名校，那还是选大学对收入的帮助更大。至于学会计、护理和工程类专业的学生，对大学的要求最低，哪怕学校提升两档，也是专业对收入的帮助更大。

    当然，这两个研究都是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不可能直接套用在国内的情形上，但是一些原则还是可以借鉴。

    即使同是STEM领域，选择工科专业时相比理科可以更看重专业。如果选择人文或者社科专业，那就需要更看重学校。作为211大学的两财一贸（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部分专业录取分数线连续多年超过多所985大学，也说明在财会领域，学生和家长心中选专业要重于选大学。

    高薪的代价会40岁之后显现

    学科差异之所以能对工资有如此大的影响，是因为不同专业直接关联到特定行业和职业路径，这些行业和职业的薪酬结构差异很大。在某种程度上，选择专业也就是在选择职业。起薪高或低的职业差距不仅在钱上，而是整个职业生涯的轨迹和形态都会有不同。了解到两条职业道路的区别 ，应该比单纯考虑行业薪资要更有参考价值。

    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利用2007年至2019年间来自在线招聘信息的详细职位描述，开发了一个模型，探讨了工作经验回报与技能过时的关系。他们发现计算机、工程和商业等应用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虽然起薪更高，但是收入溢价相比其他专业也下降的更快。

    计算机和其他工程类专业能带来更高的起薪，主要是因为在本科四年的学习中学到能用在工作中的知识，进入相关领域的工作后可以快速获得回报。比如58%的计算机毕业生从事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相比之下，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就业很分散，没有一个方向超过10%。

    然而，程序员、工程师、技术员之类的工作，本身就是技能更新比较频繁的工作。于是随着时间推移和技能过时，毕业生收入溢价会迅速下降，这是这类工作本身的特点。

    作者发现，即使并非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或者工程类起薪溢价达到40%左右，但在十年内下降至 20%。比如计算机专业58%的人从事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相比之下，从事其他行业的计算机或者工程专业毕业生，收入溢价会随着时间提升，因为他们的行业 经验能够积累下来。

    不止是STEM专业，偏于应用的商科专业往往也有这个趋势。相反，那些学习基础学科比如生物学、文学的学生，收入溢价会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上升。计算机科学、工程和商科专业的学生在 20 多岁时的收入远高于生命/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但这种优势在 40 岁时就大大减弱了。

    根据2009年至2017年美国社区调查（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IPUMS）的人口加权平均年薪数据，23岁时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毕业生起薪超过4万美元，而社科毕业生只有不到3万美元。但到40岁，双方的年薪都来到了10万美元上下，其后也没有再拉开差距，尽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类的工资一直要高一些。

    起薪高的代价是总要学习新技能，哪怕是人到中年也不能避免。在计算机以及工程领域的工作中，需要新技能的技术密集型工作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在41%左右，无论是最初级的岗位还是需要12年经验以上的岗位。这意味着，有四成STEM方向的工作者在求职时，很可能面对已经工作了几年甚至十几年还要从零学起的情况。相比之下，其他工作只有20%多的岗位需要更新技能。

    这导致了更高的退出率。26岁时有58%的计算机和工程专业的毕业生从事相关工作，但50岁的时候有18%左右的人已经转向了非STEM的管理工作。社科专业的毕业生则没有经历这样的波动。

    高薪但有更多挑战，更早赚到大钱，中年时更可能面对转型的问题，这是读热门应用专业的毕业生更可能出现的职业轨迹。其他专业的职业道路则更平稳，一步一步逐渐积累经验提高薪资。在国内，那些所谓弱势专业的毕业生还有自己的特殊优势。

    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两位学者，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到2018年三次调查的数据，考察了哪些大学专业的毕业生更倾向于进入体制内。

    研究发现，那些职业特异性较低且盈利性较弱（人文、社科，数学、物理、生物等基础学科）的专业毕业生，更容易端起铁饭碗，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而且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这些专业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比例更大。作者认为这和毕业生的意愿有关，因为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以这些毕业生更愿意追求体制内的工作。

    不过，这也可能和体制内的招考要求有关。2023年的国考中，法学、计算机、统计学、经济学、审计学、数学、新闻传播学、会计学、金融学和财政学占到了招录最多职位的专业前十，其中七个都是社科或者文科专业[5]。

    对于选择了名校，没有选择热门专业的学生，选调进入体制内也是一条可能的路。选调生不限专业，基本都是面对“双一流”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这无疑利好名校学生。

    另外，各地有时会进行限定专业的定向选调，有时会选中一些相对冷门的专业。比如海南曾经定向选调文化旅游类专业毕业生，包括社会体育指导、文物与博物馆、数字人文、艺术与设计学、艺术学、文化产业、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等等[6]。

    追求高薪还是追求稳定，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选专业还是选大学。热门专业往往能够带来较高的薪酬，特别是诱人的起薪。而对于有意向进入体制内工作的学生来说，如果能进入名校，可能还是选学校更加重要一些。

    1.Muse, W. B., & Muse, I. (2024). College Selectivity, Choice of Major, and Post-College Earn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3(2), 33-51.
    2.Weiss, D. M., Spitzer, M. L., Cronin, C., & Chin, N. (2024). Why college majors and selectivity matter: Major groupings, occupation specificity, and job skill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42(2), 278-304.
    3.Deming, D. J., & Noray, K. (2020). Earnings dynamics, changing job skills, and STEM care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4), 1965-2005.
    4.Yao, M., & Han, S. (2024). Who earns the iron rice bowl? Major marketability and state sector jobs among college-educated workers in urba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167-191.
    5.何书瑶,连俊翔,熊程心子(2023).不同专业考公“上岸”难度数据揭秘，这些专业机会为何较多. 上观新闻
    6.海南省2024年度定向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 (2024, April 22).

  • 王锡锌：政务数据汇集的风险及其法律控制

    一、政务数据汇集及其风险认知的必要性

    在国家治理中，面对空间、人口的巨大规模和事务的复杂性，政府治理始终面临“能力赤字”挑战。相应地，补强治理能力的渴望构成行政权力运作及转型的重要指引。当新的技术出现时，通过“技术赋能”便成为补强治理能力的重要选项。当下，在新一轮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将数字技术引入政府治理，成为治理变革的一个潮流。我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就是这种技术赋能逻辑的实践展开。

    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务数据汇集是一项基础工程。当下，“一网通办”“多码协同”“跨省通办”等政务数据共享实践层出迭生，《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明确强调，通过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共享架构规制社会风险、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数字行政背景下，机构之间的数据传输不再是个别、零散、偶尔为之的互动，而是呈现为大规模、持续化、自动化的数据共享集聚样态。基于大数据的政治与经济效益，各类数据资源的汇聚成为“数字赋能”乃至“数据赋财”的基础性要素，一个个大型的专门数据库与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建立，且具有实时更新、持续扩容的能力，不断将汇集后的大数据转化为治理绩效与财政资源。

    政务数据汇集（aggregation），指各行政机关或部门将其收集的数据在不同行政机关之间传递、移转、汇集，使数据资源从分到合，构成整体性的政务数据。对此，一些政策性文件使用的概念是“共享”；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使用的概念是“传输”和“提供”；国外一些法律文件使用的概念是“转移”（transfer）。本文主要采用“汇集”这一概念，目的在于突出这种传递、移转背后从分散化到整体化的结果特征。在具体阐述中，出于行文方便和讨论语境的考虑，不与其他近似概念作严格区分。此外，本文不区分“政务数据”和“政务信息”两个概念，亦不区分“个人数据”与“个人信息”子概念。

    数据的汇集、共享和应用在对行政权进行赋能的同时，也塑造了日益庞大的数字技术系统。数据汇集活动虽然打破了数据孤岛，但也带来了数字化权力在不同机构间的复制、延伸和重组，改变了行政权运行的逻辑，很可能导致大数据的无节制使用乃至滥用。对此，已经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政务数据汇集的法律风险，对政务数据共享表达了担忧。不过，既有讨论仍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研究的精细化程度不够，往往将政务数据汇集活动作为一个宽泛的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没有结合不同的组织法构造进行精准的类型化分析。第二，研究的全面性不够，主要关注政务数据汇集中的部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对数据汇集活动带来的权责法定、权责一致等行政法问题缺乏关注。第三，分析框架的体系化不够，缺乏概念清晰、结构完整、体系融贯的法治分析框架，无法针对当下复杂的数据汇集实践制定有效的风险规制方案。

    本文尝试为政务数据汇集活动的风险控制和法治约束提供一个规范性、整体性的分析框架。首先，从数据提供机关与数据利用机关的法律关系出发，对政务数据汇集的基本类型和实践特征进行梳理。其次，在类型化基础上，分析政务数据汇集活动的法律风险，总结政务数据汇集给行政法治带来的现实挑战。最后，针对数据汇集活动的风险，进一步探讨相应的风险控制方案。

    二、政务数据汇集的主要场景及模式

    促进政务数据汇集活动的规范化和法治化，首先要厘清一个关键性问题：政务数据汇集的权力基础到底是什么？相较于单个机关自行处理数据的行为，政务数据汇集行为具备多主体、交互性的特征。参与数据汇集的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对应的职权依据和基础也存在差异。基于数据汇集的行政权基础，可以将政务数据汇集活动分为三种模式：一是“模块式”汇集，即多个行政机关基于任务履行上的相通性，在业务协同过程中展开数据汇集；二是“旋涡式”汇集，即在特定管理目标的驱动下，职能上并不交叉的多个行政机关围绕某项数据整合需求而进行数据资源的汇集，汇集后的大数据成为数据利用机关履职的资源；三是“枢纽式”汇集，即基于组织法上的层级关系，上级机关可以调整、分配下级机关数据资源的流向与利用，尤其是通过特定的指挥枢纽机构来控制前两种汇集模式的具体运作。以下分别对不同模式数据汇集的运行逻辑及实践样态进行简要分析。

    （一）基于业务协同关系的模块式汇集

    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在特定行政任务的驱动下，由多个行政机关参与、由多个分阶段行为组合而成的行政活动流程，已是现代行政的常态。这种多阶段的流程内含业务合作、权力制约、效果承接等行政协作关系。然而，组织的分散化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共管理的碎片化、管辖权的叠床架屋和部门中心主义，削弱了公共部门的协同联动能力。当下“整体政府”建设的核心理念便在于：面向特定的行政任务和现实治理需求，对分散于不同部门和行政组织的职权进行统合，形成业务协作模块，使相关组织的政策产出保持一致。在这一过程中，政务数据汇集成为推动部门协作的关键因素。任务相通、职权关联的行政机关依照特定管理流程彼此协力、先后参与行政任务，各组织便可被视为一个整体性、一体化的模块的组成部分，此种场景下组织之间的数据传输便属于模块式汇集。此时，提供机关的数据处理活动与利用机关的数据处理活动具有高度的职责关联性，数据汇集可有效消除提供机关与利用机关间信息不对称、零散化等困境。

    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是政务数据模块式汇集的典型场景。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将政府组织的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划清部门分工上，必然要求以行政任务为导向的业务归口、职能整合与数据汇集。例如，在福利行政领域，以公众需求而非政府管理为中心的理念越发凸显，组织间数据流通模式亦发生变革。福利行政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几乎所有社会保障项目都需要运用自然人个人信息，如项目开始时需要大量信息作为启动基础，项目运行中也要对个人信息进行整理分析。不过，同一社会保障事项往往涉及多个机关的权责，这可能带来组织分散化引发的分割、隔离和烦琐问题。又如，退休待遇的认定可能涉及疾病情况、工伤认定、户籍身份等方面的行政专业判断，保障性住房的审批涉及房管、民政、工会等多个部门。在传统业务工作流程下，公共服务部门各自的信息系统既不兼容，也不共享，申请人针对同一事项，往往需要请求不同机关进行调查核实、开具证明，这不仅低效，而且容易诱发不同机关间相互抵触的风险。

    鉴于此，福利行政的一体化目标需要以机关间职能整合与数据汇集为手段。通过数据汇集和分析可以更精准地测算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帮助相关的行政机关作出更客观、理性的行政决定。在比较法上，德国《社会法典》（Das Sozialgesetzbuch）第十编第69条针对关联行政机关之间共同协力、先后阶段完成社会行政任务过程中的信息共享行为，进行了宽泛的授权。其背后的原理在于：虽然这些行政机关彼此之间不具有隶属关系，但其履行的社会任务具有相通性，相互之间的信息联通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节约行政成本。因此，应当将履行社会行政任务的不同机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消除因为组织的零散化引发的信息碎片化。某一社会行政机关依照其法定职责收集储存的信息，若有助于其他行政机关的社会保障任务之达成，则不妨将信息收集与后续信息共享理解为整体目的之下而进行的处理活动，进而可避免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目的限定原则的限制。从历史上看，20世纪80年代，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提出“信息分立”的要求，强调政府不是由一个统一的“信息单位”而是由不同的部门组成的，应当强调信息权力划分的重要性，要求各个部门只能在自身权责范围内，基于特定的目的处理信息，从而约束政府的信息权力。但随着公共服务一体化与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信息分立”不再是形式化地强调部门间的信息流通约束，而是允许跨部门、跨地域的行政机关基于相同的行政任务进行组织模块内的信息共享，以提高行政效率。

    类似地，在风险规制领域也出现了模块式汇集的现象。在风险社会中，政府面临对“整体性风险”进行规制的任务。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各职能部门为中心，官员倾向于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处理问题，很难以整体视角解决易于诱发连锁反应的风险，在治理方法上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以零散的行政机关应对越发复杂的风险治理需求，必然造成越来越多的管理缝隙被忽略或者无法被填充，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这对行政系统的协调性、灵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风险行政法涉及复杂的事实和利益关系网络，相关行政决定必然需要具备“跨部门协作”和“综合”的特性。以重大风险设施选址为例，行政任务的履行是以选址为中心的规划、建设、运营、维护、监督等环节构成的过程，这可能涉及规划、土地管理、环保、电力多个部门的审批与监管，需要各部门协同作出综合性的决策，由此也形成了相应的行为流程与数据汇集。

    （二）基于资源共享目标的旋涡式汇集

    “行政一体”本身就蕴含了相互协助的理念。为了提升整体的行政效能，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在必要的范围内共享资源，这符合效能原则。在数字化时代，政务数据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行政资源，而数据资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不同行政机关可重复利用同一数据集。这一过程可以在整体上节约行政活动的数据收集成本。在此意义上，即便数据提供机关与数据利用机关并不存在直接的业务协同关系，基于行政资源共享和效率考量，也存在打破组织间数据壁垒的驱动。在行政实践中，这种汇集往往受到以实现特定管理目标为中心的任务驱动，将所有的相关数据尽可能汇集，以实现数字赋能目标。在这种数据汇集模式中，不同组织围绕作为中心的特定行政任务而“旋转”，不同组织的数据在模块式汇集基础上，可能出现跨模块传输，以服务于中心任务。相比于临时性、一事一议的行政协助场景中的信息分享，当下的旋涡式数据汇集呈现出整体化、日常化、规模化的数据传输样态。

    例如，在大数据警务中，为了获取关于涉嫌从事非法活动的特定个人信息，警务部门被授权从税收、福利、市场监管等不同部门的数据库中调取数据，并对汇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得到精准的个人画像，以提升执法的回应性。类似地，社会信用监管以公民个人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单元，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和数字化信用档案，通过数据汇集来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风险规制效率。除此之外，通过在不同数据库之间建立自动比对程序，社会管控也变得更加精确与高效。一旦管制对象在某项行政活动中登记了其信息，自动比对程序便可以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与预警。在欧盟，《关于在边境和签证领域建立欧盟信息系统之间互操作性框架的条例》授权签证、旅游管理、犯罪记录等不同数据库之间可进行数据比对，并设置了搜索门户、生物识别信息比对服务等互操作性组件。在欧盟立法者看来，即便不同数据库设置的最初目标并不相同，但基于识别特定管制对象的需要，可以打破数据库之间的壁垒，实现数据库之间的互联互通。

    又如，在行政许可领域，为了减轻相对人的负担、避免重复收集数据，很多职能上不存在交叉的行政机关之间也被明确要求进行数据传输。此类资源互助行为将原本散置于各处之政务数据迅速复制、移转、利用，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减少了相对人数据提供之负担。我国很多的地方实践中，“一网统管”“最多跑一次”的管理和服务模式都隐含了政务数据汇集。以“一网通办”中的“无人秒批”系统为例，系统实现秒批的关键就是数据联通，可联通所有相关数据库，进行数据自动比对。各个部门虽然法定职责并不相通，但是仍通过数据汇集的方式进行协作。国外也存在此种数据汇集的趋势，例如，日本于2019年出台的《数字公共管理促进法》第2条第2项规定：“对于私营企业经营者和其他人员向行政机关等提供的信息，应通过相互合作，利用信息系统共享，不需要申请者提供与上述信息内容相同的信息。”

    （三）基于“统筹—指挥”关系的枢纽式汇集

    在前述两种汇集模式中，数据提供机关与利用机关之间并不存在层级隶属关系，政务数据汇集的目的是使数据利用机关更好地对外进行管理。然而，为了进行行政组织系统内部的管理和监督，实现行政内部系统的整体性和一贯性，也出现了政务数据汇集驱动力。这种情形下的政务数据汇集依赖于特定的指挥枢纽而展开，可称之为“枢纽式汇集”。

    一方面，基于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层级关系，上级机关可以要求下级机关向其提供数据，以便于上级机关的决策、指挥和监督。此时，上级机关直接对下级机关享有“数据汇集请求权”，下级机关则负有数据提供义务。例如，为了监督下级交通管理部门，上级交通管理部门可要求其实时或定期提供数据。又如，新冠疫情期间多个地方实现了“县—市—省”三级数据汇集，上级政府分析数据后进行指挥和监督。另一方面，对于上级机关下辖的多个下级机关，上级机关可以设定下级机关之间数据汇集和利用的权利义务关系。此时，上级机关享有“数据汇集形成权”。如果数据提供机关基于部门利益、安全隐患、无明确法律依据等考量拒绝向其他部门提供数据，上级机关可以通过命令、绩效考核、问责等方式进行督促。如果提供机关与利用机关对数据汇集的范围、方式、频率、技术标准等事项产生争议，上级机关可享有裁决权。

    这种政务数据的枢纽式汇集，正成为各国关注的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设施”。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专门负责政务数据治理的组织或机制，如数据局、大数据中心等，由这些组织作为权威的专责机构主导建立数据汇集技术标准，依法在政务平台上汇集、加工、管理各个渠道的政务数据。这些组织被赋予数据汇集事项上的考核权、裁决权，成为上级机关行使数据汇集指挥权的重要组织工具。在我国，各地区均在探索政务数据管理模式，建设政务数据平台，统一归集、统一治理辖区内的政务数据。通过政务数据枢纽式汇集，可以更好地实现政务数据“模块式汇集”“旋涡式汇集”的目标。就“模块式汇集”而言，通过“一网统管”的枢纽平台，在整合各业务关联部门数据基础上，上级机关可更好地确定处理跨部门复杂事件的负责部门（主办机关与协办机关），构建相应的操作流程，并发出处置指令。例如，针对群租房内食品经营的联合整治行动通常涉及城管、公安、市场监管、住建、市容绿化、卫生等多个专业职能部门的共同参与，以及街道、社区等基层工作队伍的配合，由“一网统管”在实时数据监测的基础上进行指挥和监督，有利于优化整体的流程衔接和部门协同。对“旋涡式汇集”而言，一些地方的“城市大脑”指挥中心要求各职能部门把数据接入指挥中心的信息共享平台，在此基础上，指挥中心对城市治理各方面大数据进行归集和整合，以特定的管理对象为中心建立相应的应用场景。例如，针对精神病患者底数难摸清、动态管理难、出事预警难等问题，一些地方的城市大脑指挥中心汇集卫健委、残联、民政、医保等部门的数据，形成个人画像后向警务部门发送预警信息，促进警务部门合理分配警务资源，排除安全隐患。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将政务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作为重要任务，政务数据枢纽式汇集已成为数字政府建设中的一个基本趋势。

    三、政务数据汇集的法律风险

    政务数据汇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数字化行政，将对行政带来巨大的“数字赋能”效应。但我们也应当充分意识到，作为一种新技术驱动下的行政活动，政务数据汇集对行政法治原则及其要求也带来了很多挑战，隐含着不可忽视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政务数据汇集可能会削弱组织法上的权责法定原则，对行政活动权限合法性与行政内部权责配置框架产生冲击，引发“权责数定”的越权风险；其次，数据汇集可放大行政组织的权力，导致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失衡，放大权力滥用风险；再次，数据汇集过程中，原本分散化的个人信息被整合与集中，可能加剧隐私风险以及过度监控风险；最后，不同部门的数据汇集，可能导致行政活动的责任的模糊化，冲击原有的权责统一机制，甚至引发“数字避责”的风险。以下对上述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越权风险：数据汇集可能冲击权责法定

    政务数据汇集对行政组织法上的权责法定原则带来了很大挑战，可能引发组织法上的越权风险。第一，组织超越管辖权获取数据的风险。依法行政原则首先强调的便是组织的权责法定，每一个职能部门享有特定的级别、地域、事务管辖权，组织的职权行使具有明确的边界。其中，“法定职责”既是对行政机关利用数据的授权，也是对行政机关如何收集和利用数据的法律控制。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只有基于“法定职责”，才能收集和利用数据。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4条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一些地方性法规，如《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明确规定：“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收集数据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按照法定权限、范围、程序和标准规范收集。”然而，受技术赋能与绩效激励等因素驱动，政府部门对数据汇集的需求和冲动与日俱增，超越“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这一正当、必要目的而进行数据收集和处理的行为并不少见。学术界也有观点认为，政务大数据的管理和运营本身，很难说存在什么特定的行政目的。为将来可能的行政目的服务，似乎成为数据汇集行为的目的；但如果对每一个具体的信息管理行为预先设定目的限制，这不仅不现实，也将阻碍数字技术扩展优势的发挥。此种理念在实务中更为常见。一些地方和部门推动政府数据“应归尽归”“全面归集”，不同部门对归集后的大数据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访问权和调用权限。在“模块式汇集”的场景中，行政机关可能仅以业务协同与配合为由，就进行数据汇集；在“旋涡式汇集”场景中，行政机关可能基于宽泛的风险防范和增进服务质量等理由而进行数据汇集。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部门法定职责的边界，冲击了权责法定原则。

    第二，借由数据汇集，行政机关可能变相地越权作出决定。不同的行政机关有法定的事务管辖权，即便在行政协作关系中，也需要严格遵循权责法定原则。政务数据汇集不能改变行政管理权和管辖权配置。但在技术操作层面，由于数据汇集与算法行政往往是一体的，数据的提供事实上对算法决策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意味着数据提供机关对自动化决策拥有了事实上的决定权。例如，在以“健康码”为代表的“码治理”场景中，行政机关依靠算法技术对多方提供的数据进行处理，并将计算处理结果直接转化为行政决定，便存在这种越权决策的风险。具体而言，虽然基于《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可参与疫情防控管理，并基于联防联控的任务要求提供数据，但它们并不享有行政强制措施的决定权。然而，在决策流程被算法高度控制的情况下，基层自治组织向疾控部门提供的数据，如个人行程轨迹、核酸检测、人员交互等信息，可成为影响算法决策的关键变量，直接影响到算法决策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居委会是否实际上拥有了在法律上并不享有的决定权，这在组织法上值得关注。

    同样，在纵向关系上，上级机关或政务数据治理机构也存在超越指挥监督权边界，过度干预乃至取代受指挥机关的决定权的法律风险。行政一体下的层级分工，意味着上级机关的指挥监督并不能替代法定部门作出决策，而应通过制定工作流程、发布一般性指示、绩效考核等方式优化职能部门的行政决定，需要保留一线职能部门进行个案考虑和能动权衡的空间。然而，实践中的数据汇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一线行政人员的情景化操作，束缚了行政人员依照法定权责分配而进行自由裁量的能力。例如，在城市大脑运行中，受指挥机关可能需要严格按照指挥中心事先设定的流程、标准和操作时限完成执法数据的共享与汇集，但由于前者提供的数据与后者设定的职权行使流程等直接挂钩，后者对数据汇集的指令本质上就可能成为指挥前者的具体行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甚至剥夺前者的裁量权。由此可见，政务数据治理机构越过原有组织流程中裁量基准、执法指导性文件而制定的流程，可能将职能部门的决策权转移到自身，可能带来“名实不符”“权责不对应”等问题。

    第三，就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而言，数据汇集机制也可能对央地关系产生结构性影响。例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米科斯（Robert A. Mikos）指出，州政府向联邦政府汇集数据，这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冲击，带来了很高的政治成本。联邦政府借助数据汇集机制将原属于联邦政府的数据处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违背了原本的财政分权架构。同时，数据汇集机制实际上要求州变相地贯彻联邦的政策而非州的政策，这将冲击州的自主权，也可能导致问责对象的模糊化。而且，向联邦汇集数据超出了被收集信息的主体的预期。州根据自身的权限收集数据之后，超出原有目的向上汇集，将会削弱公民对州的信任。布里奇特?法黑（Bridget A. Fahey）指出，这种“数据联邦主义”（Data Federalism）理念下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数据合作，面临法治与民主的双重拷问。州与联邦之间成立了大量协调机构以推进数据共享，但对这些机构的控制机制存在缺位；虽然数据本身是非竞争性的，但数据汇集制度存在一定的竞争性，将会与既有行政管理体系产生冲突，改变原有的权力配置关系。

    虽然我国并非联邦制国家，但是宪法上和政府治理实践中同样存在此种央地关系，故应当考虑数据汇集机制对原有央地权责分配结构的影响。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关于开展垂管对接数据落地使用情况统计工作的通知》都要求地方在纵向层面积极与中央数据库对接，以促进央地的数据联通。应当注意的是，基于权责法定原理，在组织法框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上级政府既不应将自身事权单方面交由下级，也不应对下级政府的法定事权进行上收。虽然，在我国的单一制结构中，下级政府受上级政府领导，负有执行上级政府决定的相应职责，但对属于本地方的行政事务，上级政府的领导主要应体现为基于法定方式的督导，避免以直接方式干预。需要指出的是，全国政务数据一体化建设，可能对此种“地方政府双重负责”的宪法机制造成冲击。

    （二）滥用风险：数据汇集可能导致行政权聚合

    作为治理技术的“大数据”和“算法”，对传统的行政权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数据聚合不仅增加了行政权可利用数据的“量”，也提升了数据的“质”。在此意义上，在行政系统内部进行规模化、日常化、系统化的政务数据汇集，使原本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数据进入一个个“大数据池”，这将极大地放大行政权的效能，将放大原本存在的行政权—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失衡，并诱发行政权滥用的风险。

    首先，数据汇集机制存在数据污染和数据操控风险。在数据汇集机制中，如果数据利用部门可访问、获取与其职责无关的数据，那么其对可能影响其利益的数据就存在篡改、操控的冲动。尤其是，在目前比较普遍的政务数据枢纽式汇集场景中，存在可以管理所有政务数据的大数据机构，数据操控的风险具有转化为现实危险的可能性。由单一机构对政府治理方方面面的聚合数据进行管控，将放大数据操控等滥用风险，甚至诱发数字行政的系统性风险。例如，在“郑州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事件中，疫情防控部门之所以能够对储户赋红码，正是因为与疫情防控事务无关的金融管理领域的储户信息被汇集并且被滥用。

    其次，数据汇集可诱发程序违法风险。政务数据汇集后形成政务大数据，行政部门对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并可能针对特定当事人采取监管和处罚措施，但当事人对这一过程难以获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可能对传统的行政程序机制造成巨大冲击。政务数据汇集将极大地扩展行政机关进行监控和管理的能力，甚至无须通过传统的调查、检查等程序即可以获取监管和执法所需要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行政程序针对行政调查所设计的制约机制，例如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听取陈述、申辩等正当程序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甚至虚置。这意味着，在数字行政的场景中，将存在“数据专断”和“数据懒政”并存的双重风险。程序违法的风险与数据质量风险相叠加，将导致决策失误越发难以纠偏，大数据中潜藏的结构性偏见也将不断固化。

    最后，数据汇集将放大数据隐私和安全风险。这首先表现为数据库受外部攻击的风险。政务数据汇集形成的大数据，往往也是网络攻击的目标。数据量越大，数据内容越重要、越敏感，就越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事实上，所有的数据库都面临着“防御—攻击”螺旋式的技术较量。尤其是，一旦含有巨量个人敏感数据的政务数据集被泄露，直接会被外部不法分子滥用，其波及的受害者可数以千万计，随之发生的身份盗窃与人身伤害等问题造成的严重影响不可估量，由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等利益极易受到侵害或威胁。另外，安全风险也存在于行政系统内部，比如对数据库的违规访问、违法下载、传输、泄露等。在数字赋能驱动下，当下的社会治理越发重视全域数据乃至跨区域的智能化管理，强调积极预防潜在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先分析数据，再寻找治理需求与治理方案”的“目的—手段”倒置。在此背景下，对公务人员调取和访问数据的制度约束较为薄弱。宽泛的数据访问权很可能诱发未经许可分析、泄露数据等现象。例如，公共场所监控数据、明星隐私信息等数据时有泄露，反映出数据滥用和隐私风险。

    （三）过度监控风险：妨碍公民人格自由发展

    数据汇集与数据分析技术相结合，将显著增强国家对个人的监控能力，进而有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在政务数据汇集机制的实践运作过程中，原本基于特定法定职责和处理目的而收集的、分散的个人信息被跨部门、跨层级传输，存储在不同行政机关的个人片段生活记录被集中起来加以辨识、分类与整合。例如，在福利行政中，基于模块式汇集形成的全国个人社会信息数据库与特定的算法相结合，可用于判断申请者后续的行为模式与领取福利的效益，从而促进合理给付。这种人格画像还可以进一步被运用于税务与警务领域，服务于对个人的精准管控。

    不过，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大数据技术同时也带来对社会和个人过度监控的风险，从而对公民的社会人格带来深远影响。传统的人格和隐私以私人生活安宁与自治为中心，强调“独处式”“排他式”“秘密式”的隐私观；但当代的信息隐私观越发重视隐私的社会关系网络，强调个人在数据流动中免于被操控、窥探、歧视，不因数据处理活动而导致其人格发展受阻碍。在数字化时代，应当重视人格的“社会属性”。社会人格不仅有利于个体人格发展，而且对构建社会信任、维系数字化时代公共讨论的质量和公共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数据整合和数据挖掘技术带来的行政赋能效应可能导致个人成为“透明人”，个人将不断丧失免于受到窥探、监控的防御能力。这种状态会进一步产生社会心理层面的焦虑，引发“寒蝉效应”或个人的“自我审查”机制，甚至导致技术与权力融合而形成数字压迫。事实上，正是基于类似的担忧，美国1974年《隐私权法》（Privacy Act）原则上禁止行政机关间共享个人信息。但即便在美国，受到技术赋能驱动，行政机关规避隐私权法的规定而不断扩大数据共享范围的现象越发普遍。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迭代更新，即便对个人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也不意味着可以避免上述风险。只要匿名化的数据足够精细和全面，通过分析比对，数据利用机关还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反向工程来识别特定个人。对此，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8条专门规定，行政机关对匿名信息的处理不得以识别此人身份为目的，也不得将匿名信息与其他信息进行比较。即便匿名化技术使得个人免于被识别，利用算法技术仍然可以对具有相同背景的人群进行分类化调控。其实，对大数据算法模型来说，最为看重的往往是个人数据聚合成的群体画像以及相应的群体分类管理。这意味着，当代数字化管理造成的隐私风险正从个体风险转变为群体风险。例如，荷兰政府曾经从互联互通的匿名化数据中分析出高风险违法群体，形成适用于该群体的管控对策。又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物联网的使用使得个人手机上形成的位置、社交等数据与放置在城市空间的传感器的数据连接起来，这使得数字化管理系统可基于匿名化数据来进行管理和决策，在不需要识别个人的前提下，引导、管控具有某些类型行为特征的市民群体配合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

    （四）避责风险：责任归属的模糊化危机

    政务数据汇集活动还将导致法律责任归属的模糊化，冲击原有的行政问责与监督机制，引发“数字避责”风险。行政法治关注针对特定机构及决策主体的“授权—归责”逻辑，强调权责对应，有权必有责。如果单个或少数部门违法或错误地处理了数据，责任追究链条相对清晰；但数据汇集涉及多地域、多层级、多部门，并且大数据与算法决策相结合，这将导致数字化行政决定的权责链条变得非常复杂，甚至模糊化，一旦行政活动出现违法并造成危害，责任追究将变得非常困难。

    首先，数据准确性问题的责任模糊化。对于数据的准确性，是数据提供机关负责还是数据利用机关应负责？如果社会主体基础数据（如户籍、社会信用）记载错误，则该错误将影响到多重法律关系，引发多重错误结果。进一步，政务数据共享后可能产生衍生数据，例如，数据利用部门对原数据进行标记与评注、与其他数据进行综合、处理并导出相应结论性数据，这些衍生数据与结论性数据将会诱发“马赛克效应”。相应地，对数据错误导致的行政决定错误进行问责将非常困难。比如，当通过多个传感器收集汇总后的大数据出现错误，并导致算法提供错误输出时，应由哪个主体来承担责任？

    其次，数据合法性问题责任模糊化。在模块式汇集与旋涡式汇集中，数据提供机关是否需要监督数据利用机关获取数据的合法性？监督需要做到何种程度？在枢纽式汇集中，基于统筹指挥关系，会出现原责任单位与政务数据治理机构间的责任重叠以及由谁承担主要责任等问题。

    最后，数据安全性责任模糊化。在多个部门都享有宽泛数据访问权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数据泄露、毁损、篡改等问题，往往难以找到事故源头；即便找到，由于多主体都可处理数据，这将使责任因果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同时，负责监督数据合规的部门越多，安全责任链条中的模糊地带和缝隙也就越多，数据安全风险就会相应地增加。

    综上可见，由于数据汇集涉及多部门、多层级数据的聚合，这将大大增加界定不同主体权责的难度，并使责任追究变得复杂化。这也意味着，在数据汇集场景中，权利救济的难度增大。传统隐私和个人信息侵权责任聚焦于特定的侵害，因此对侵害主体进行追责较为容易；但政务数据汇集发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多主体之间，侵权行为在哪个环节发生、由谁实施，这些侵权责任基本问题都变得复杂起来，更不要说因果关系分析了。事实上，数据汇集是一种由多重行为聚合的系统性、整体性活动，最终的侵害往往很难回溯和归因。例如，在数据枢纽式汇集中，如果政务数字平台接入的数据资源和部门机构越来越多，个人信息在众多部门间持续流动，多个部门持续的数据处理活动将不断提高对侵害行为进行问责的难度。

    四、政务数据汇集风险控制的进路

    面对政务数据汇集带来的风险，发展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机制已成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当务之急。如果不对数据汇集的合法性风险、安全风险、隐私风险、责任风险等进行有效控制，则数据共享和汇集就可能背离法治原则，导致公众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信任危机。

    数据汇集活动本质上是行政权的行使，因此应受到行政法治原则和制度的约束。对数据汇集活动进行法律控制，需要遵循法治价值的指引，针对数据汇集的各环节、各节点，提供相应的规制策略和技术，实现“数治—法治”的协同演化。

    （一）建立数据汇集活动的合法性评价机制

    在传统框架下，通常认为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流通并不具有支配性与外部性，只是一种权力行使的媒介，因而主要通过公文管理制度和职务协助制度进行管理，数据汇集所涉及的“媒介控制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在政务数据汇集场景中，数据汇集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权力行使方式，可以实质性地影响其他组织的执法和决策，从而具有了外部性和支配性。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将行政组织基于数据汇集衍生出的“媒介控制权”纳入职权法定框架。其核心理念是：数据汇集是服务于行政组织行使法定权力、完成法定任务的手段，但手段不应背离目的，更不能将手段当作目的。遵循这一逻辑，政务数据汇集活动的合法性控制应聚焦数据采集的合法性、数据共享的合法性、数据汇集程序的合法性，以及数据共享权责合法性四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数据采集合法性控制。从源头控制的角度看，应确保数据提供机关具有采集数据的职权依据，即采集行为只能在其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内，不能宽泛地将组织负责的具体事务范围作为采集数据的职权依据。例如，仅仅为“维护社会秩序”“传染病防治”“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水平”等宽泛目的采集数据，便存在采集数据必要性模糊的问题。

    其次是数据共享的合法性控制。一方面，应控制数据共享的必要性。在数据汇集场景中，应当明确共享数据的必需性，也就是对数据共享之目的、共享范围、所需数据的必要性进行说明。从目的看，数据的共享汇集须基于现实的、具体的目的，服务于特定的行政任务，不得漫无目的地汇集数据或是宽泛地访问数据。值得指出的是，当前以《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为代表的中央和地方立法强调“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并将数据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禁止共享的做法，值得进一步探讨。

    另一方面，应控制共享方式的妥当性，即明确数据共享、传输、汇集应当以安全和隐私风险最小化的方式进行。例如，在一些行政场景中，掌握数据的各政府部门只需使用专属接口，按标准流程回复相关信息、提供查询结果即可，不必和其他部门共享原始数据。由此，通过“数据可用不可见，原始数据不出域”的技术，只共享结论性信息，降低隐私风险与安全风险。又如，数据汇集是通过合并部门数据库还是实现不同数据库互操作性的方式进行，也值得斟酌。在模块式汇集中，由于数据提供机关与利用机关的业务联系较为紧密，统一建立专题数据库的需求较强；而在旋涡式汇集中，除了人口、法人信息等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应当审慎进行数据库合并，代之以分布式存储基础上单次比对、调取的方案，以降低数据隐私与安全风险。

    对数据共享汇集之目的、理由、方式的合法性要求，需要通过相应的立法性规则进行具体化，方可确保数据汇集纳入法治框架。对一些风险较高的数据汇集活动，应当具备法规范的明确授权。例如，对于大型数据库的建立与合并，应由较高层次的法律规范进行授权。在立法难以及时跟进的情况下，应采用完善共享协定（目录）、强化对共享必要性的理由说明等方式，促进数据汇集的合法化。

    再次是数据汇集程序合法性控制。政务数据汇集应遵循公开、透明、参与原则。政务数据汇集涉及数字政府的底层架构，无论是对数字行政风险控制还是信任构建而言，公民的知情、参与、监督都至关重要。例如，欧洲议会发布的数据治理的研究报告指出：应将对人工智能系统及其所依赖的数据生态的监督权授予公民社会和民主机构。这种分布式、与领域相关的监督基础设施，将是对目前集中式但负担过重的方式的补充。为了落实告知义务、提升透明度，对共享流程的公布应建立公告层次，通过类型化的、友好的公告机制，促进持续的社会参与和公众监督，为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与检察公益诉讼、公共领域的商谈提供基础。此外，行政机关确立共享架构中重要的组织、技术、管理流程，如“一码治理”“一网通办”系统中的信息处理流程与技术环节时，应当充分征询相关公众与专家的意见，避免行政机关在共享系统构建中对话语与权力的垄断结构。

    数据汇集程序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风险影响评估。对于数据汇集可能产生的滥用风险、安全风险、隐私风险等，应结合数据汇集的行为目的、数据范围、应用场景等具体指标，进行数据汇集风险影响评估，并根据评估的风险等级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风险影响评估应该是动态的、持续的。对数据风险评估，立法层面已开始关注。例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5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事前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情况进行记录：……（三）委托处理个人信息、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一些地方立法也对数据汇集中的风险评估进行了初步规定。

    最后是数据共享汇集的权责匹配。应防止数据共享汇集突破法定权责配置，避免数据赋能的工具有效性冲击权责法定的法治政府要求。政务数据汇集应当在既有的组织法框架中遵循权责法定原则进行，不能破坏法定职权的配置结构。对此，在模块式汇集与旋涡式汇集中，应当完善对算法模型的内部审计流程和决策应用程序，避免数据提供机关通过输入和编辑数据影响甚至直接决定另一个组织具体决定权的情形。在枢纽式汇集中，需要注意对政务数据治理机构所享有的“数据汇集形成权”的控制。虽然基于“整体政府”的功能主义视角，权责配置逻辑或许可根据治理任务的需要在政府各部门间进行合理重组，但这一流程仍然不能突破组织法的明确规定。换言之，数据汇集只是更有效地落实组织法权责的工具，不能反过来成为改变组织法上法定权责配置的手段。

    同理，在上下级之间的数据共享汇集的纵向维度，数据汇集应符合央地分工的权责配置框架。日本《地方政府信息系统标准化法》将数字政府建设基本政策法定化，要求地方政府使用的信息处理系统的标准原则上应由中央统一设定，从而便于跨地域数据汇集，相应的决策权则集中于中央政务数据治理机构。不过，这种做法给地方自治带来很大威胁，因此，该法同时规定，地方政府在保证有效利用信息及系统兼容性的情况下，可将自己因地制宜设计的业务流程和数据规范作为其政务信息系统的标准。日本经验表明，遵循宪法上的央地分权关系，应当将政务信息系统的标准化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这对我国纵向关系中的数据汇集具有启发意义。从我国立法中“地方性事务”的内涵出发，政务数据汇集及政务信息系统的标准化建设应考虑地方的治理需求，使数据汇集和政务信息系统建设与央地关系的权责配置结构相匹配，防止政务数据汇集成为变相的“向上集权”手段。

    （二）完善数据汇集活动的监督与救济机制

    在对政务数据汇集法律风险进行控制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完善政务数据汇集活动的监督和救济机制。前端的风险控制与末端的监督救济相结合，方可建立针对数据汇集活动全流程、全链条的法律控制。监督救济机制主要包括归责机制、监督机制、救济机制三个方面。

    1.归责机制

    为控制“数字避责”风险，需要明确数据汇集活动中的问责对象和问责标准。这需要根据权责统一原则，结合数据汇集的基本要素，如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安全性等要素，来设定归责的条件，并界定责任承担主体。考虑到数据汇集活动的特点，启动追责的条件并不需要出现直接、具体、可见的损害，而是看数据汇集活动中是否出现了不应有的风险。换言之，问责的条件应从传统行政责任法所强调的“损害结果导向”转变为“风险规制导向”。

    具体而言，对数据汇集合法性问题的问责，可基于数据提供机关与数据利用机关之间的关系模式而进行类型化的归责。例如，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对政务数据汇集区分了义务型汇集与请求型汇集。如果数据提供机关基于法律的规定而负有直接的数据传输义务，其应负责传输的合法性；如果数据是应数据利用机关的请求而传输，则数据利用机关应负责该行为的合法性，数据提供机关只需在形式上核实请求行为是否属于数据利用机关的权责范围，无须对共享的必要性进行判断。但是，如果转移的数据涉及重要的个人社会保障信息，则数据提供机关应该全面审查转移的合法性，包括必要性。与此同时，数据提供机关与数据利用机关之间应制定程序，对数据的二次共享进行控制。比如，数据利用机关应定期证明其已审查有关数据二次共享的做法。

    对数据汇集准确性问题的问责，一般认为数据提供机关负有更新和保障数据准确性的义务。例如，《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规定，一项数据有且只有一个法定数源部门，数据提供机关需承担核实责任。不过，对于涉及数据主体重大权益的数据，不能完全免除数据利用机关的核实和核查责任。例如，在旋涡式汇集中，美国《隐私权法》规定，由于机构间共享的信息可能会被用于拒绝、减少个人福利或以其他方式对个人福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数据接收机构必须制定合理程序来确保共享数据的准确性；如接收机构根据数据汇集比对而产生的结论对个人采取不利行动，其必须独立核实该信息，除非相关的数据完整性委员会认定该信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而在模块式汇集中，如果多个部门处理数据的目标相同，则多个部门应被视为数据的“联合控制者”，共同负有数据准确性义务。

    对数据汇集安全性问题的问责，数据提供机关与利用机关间应设定既有条件下安全的个人信息传输方式，通过签订共享协议等方式明确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义务。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处理本部门数据往往以履行其自身法定职责为导向，数据处理也可以借助第三方技术，所用的技术标准未必统一，因此利用机关从提供机关处获取数据面临着比较大的数据质量与安全风险。此时，数据跨部门传输需要对技术、标准等问题进行统筹协同，强化政务数据治理机构的作用，完善适应共享传输方式的数据质量和安全保障机制。在数据传输后，数据利用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组织措施，对个人信息进行特别保护和及时删除，防止非法访问、破坏、更改或未经授权的披露。数据汇集后，应由数据利用部门承担使用过程中的数据安全管理义务，但数据安全责任事故与数据提供部门或者提供基础设施的政务数据治理机构存在直接关联的除外。如果多部门归集建成的数据库发生了数据泄漏事故，则数据利用部门应承担责任，其他参与数据汇集的部门仅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

    2.监督架构

    在政务数据汇集体制中，如何设计内部监督的结构、如何配置监督权，这是促进政务数据汇集活动规范化、法治化、理性化的关键性问题。目前，监督结构和权力配置问题都亟须探讨。从规范层面看，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规则。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8条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时，由上级机关或者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数据安全法》则赋予各行业、各地区主管部门对数据安全事项的监管权。一些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规定由“大数据主管部门”来承担政府数据治理的主管责任。应该注意的是，如果监督权过于分散，则会政出多门，也会导致权责不清、责任分散等问题。无论是数据分类分级管理，还是监管体制建构，都须处理好监管机构的内在权责关系，落实监督体制的公正性和连贯性。

    从保障监督体制的公正性要求看，需要贯彻职能分离原则，由专门的、权威的风险规制机构负责监督和问责。公共数据运营、数据产业发展，以及数据风险管控这些职能，不能过度集中于同一个公共机构，而应当适度分离，以确保风险规制机构的中立性。如果将推动数据汇集、强化数字赋能职责的大数据发展部门同时作为监督问责主体，可能会影响问责的动力及公正性。从保障监督体制一致性要求看，应当重点考虑将系统性理念和风险规制逻辑融入数据汇集系统。具体而言，可先由高级别、专门化的政务数据管理机构对各项业务制定规范和指引，进而在行政机关内设置专业职位，由专业人员对政务数据合规、合法汇集进行评估审查，最后通过负责数据汇集统筹管理的议事协调机构形成统一的风险管理标准。例如，在美国，《2018年循证决策基础法》建立了政府首席数据官的协调网络，由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设立首席数据官委员会，确立数据共享的最佳实践，促进各机构之间达成妥善的共享协议，不断评估技术解决方案，促进不同部门之间首席数据官进行沟通、交流和协调。

    3.救济机制

    政务数据汇集可能对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造成侵害。从行政效能与个人权益保障相平衡的要求看，数据汇集法律制度应当充分关注救济机制建设。数据汇集包含了一系列行政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将这些行政活动纳入行政救济法体系，完善相应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机制。第一，应当基于便利原则确定复议被申请人或诉讼被告。例如：在行政诉讼中，可允许个人选择数据提供机关、数据利用机关或政务数据治理机构之一作为被告；如果数据处理机关之间签订了共享协议，则可根据共享协议确定被告。法院可以根据审理需要，将其他的机构作为第三人。第二，应当促成内部监督机制与外部司法监督的衔接，缓解法院不了解内部共享结构及专业知识匮乏等困难。例如，针对机关间数据共享行为的司法审查，美国《隐私权法》规定了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先由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构进行审查，明确案件争议焦点、技术细节等问题，便于后续法院进行法律层面的司法审查。

    五、结 语

    政务数据共享汇集制度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底层架构。随着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推进，政务数据共享汇集在行政系统的横向和纵向维度已全面展开。与此同时，政务数据汇集活动对行政组织法、行为法、救济法等都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数字政府建设应与法治政府建设深度融合，这需要我们对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政务数据共享汇集制度的法律风险进行全方位认识，并发展相应的法律控制技术。

    数字技术与行政权力相结合催生的“数治”，是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技术。数字技术本质上遵循工具理性的逻辑，这与传统的法治逻辑存在潜在的竞争和冲突，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命题蕴含了将数字技术纳入法治轨道的规范要求。大数据赋能行政并非技术的免费午餐，其中涉及行政组织管辖权、数据处理合法性与安全性、人格和隐私、行政问责等众多法律制度的“再组织化”。在数字行政的新场景中，传统行政法的制度和控制技术需要随着行政的变化而相应地改进和调整。这需要在行政法治价值理念指引下，针对政务数据汇集活动的具体场景和新问题，改进相应的行政法控制手段和机制，建立针对数据汇集活动的合法性分析框架，并辅以有效的归责机制、监督架构与救济途径，从而将数字行政纳入行政法治框架，推进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度融合。

    本文原刊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 河南叶县：打零工的农村女人们

    　　“出事了”

    　　“下班了没？今天留着加班了？”2024年6月15日晚上约8点，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洪庄杨镇洪东村，49岁的村民杨广权给妻子发去信息。那天早上6点50分，张秀华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前往附近加油站，再和其他妇女一起坐车前往14公里外的昊锐牛肉厂打零工。下班后，她们将再一起坐车回到加油站，然后骑上电动车回家。

    　　张秀华通常在傍晚六点下班，有时也会加班到八点，甚至十点。她的儿子杨辉告诉本刊，每天下班母亲都会给父亲说一声下班了，有时父亲还会骑电动车去加油站接她。出事那天，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母亲都没消息。杨广权又发消息叮嘱妻子骑电动车时注意安全，“电车上左边开关向下大灯就会亮。”依旧没有回复，电话也无人接听。直到夜里11点多，张秀华的电话才打通，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人，说“出事了”。

    　　张秀华是在加油站被发现出事的。河南叶县联合调查组6月16日晚发布的情况通报显示，6月15日22时许，一辆车牌号为豫DJ103F的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乘人，行驶至叶县洪庄杨镇境内一加油站时，司机发现车厢内8人窒息昏迷，不幸遇难。杨广权赶到加油站时，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没人告诉我爸人在哪里，当时我爸也不知道人在哪里，他就开着车到处去医院找人，先去跑到了市里没有找到，又去跑到县里人民医院才找到。”杨辉说，那已经是凌晨1点。

    　　另一位出事妇女的叔叔告诉本刊，他从现场目击者处获悉，冷藏车有4.2米长，因为空间狭小，八个妇女回家时都是站着挤在车里。到达加油站后，车门打开，八人已经晕倒，嘴唇发紫。对方说，车里装着牛肉和大量保鲜的干冰，“可能是干冰泄漏导致中毒”。车上除司机外，总共有10名去务工的妇女，有两名坐在副驾驶座上，幸免遇难。出事后，她们和司机一起把后车厢的人抬到地上。

    　　事发加油站位于兰南高速平顶山站出站口西500米处，濒临建设路省道，两侧是洪庄杨镇下辖的多个村庄，八名遇难者最小的41岁，最大的53岁，分别来自北侧的曹李村、白庄村、石王村，东侧的洪东村、洪西村，家距离加油站最近的约1公里，最远的也就3公里。附近的一位村民孙兵告诉本刊，洪庄杨镇属于漯河市、平顶山市、许昌市三市交界，距离平顶山郊区也有十四五公里，但镇上一直没有公交，居民去市区，必须先骑车去距离洪庄杨镇5公里的公交站，转坐公交。因此对于去周边城区打工的女人来讲，能够解决交通问题是她们选择一个工作的重要考量条件。

    女人们去的昊锐牛肉厂，位于平顶山市高新区。昊锐牛肉厂创办于2020年，老板是朱永昊，公司主要负责熟牛肉、鸡肉等肉制品的批发、零售。一位常从朱永昊处进货的熟食摊老板告诉本刊，昊锐牛肉的价格在40元-60元之间浮动，同等质量下，常常比别人每斤便宜一两元。一位认识朱永昊的人告诉本刊，朱永昊家住平顶山市区，原先是大学生，头脑灵活。通过线上直播、线下批发零售兼顾的销售模式，他勤勤恳恳一步步扩大销售量，这两年眼看着越做越好，“出事肯定不是有意的”。

    　　洪东村村民李华告诉本刊，去年，昊锐牛肉厂负责接送工人的车辆是一辆七座面包车。司机是洪东村一位在牛肉厂打零工的妇女，牛肉厂老板付给她一天50元，让她早晚拉着六七个工人往返厂里。今年春节前后，该女工开车在上下班途中发生剐蹭，但老板拒绝赔付，“一气之下她就不干了”。之后，女工们就开始乘坐牛肉厂的冷藏车上下班。杨辉告诉本刊，母亲以前也坐过冷藏车回家，但都是空车，而那天的车里拉有牛肉，使用干冰保鲜。

    　　负担重的家庭

    　　51岁的张秀华在八名出事的妇女中年纪算大的，她两周前才去牛肉厂干活。在之前，她在离家一两百米的一家鞋面加工厂打零工。儿子杨辉去过那家鞋面加工厂，厂里有三十多个工人，每人一台缝纫机，旁边堆放着布料。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塑料味，几十台缝纫机同时开动，噪音很大，母亲一坐一天，手常被扎破。他记得有时六点下班后，母亲还会带回来一大包手工活。杨辉说，缝纫机缝制的鞋面都是链接在一起，中间全是线，需要一个一个剪开，然后按照顺序摆放、装好，第二天给厂里带回去，一包几十块钱，一个月挣一两千块钱。

    　　牛肉厂的工作是熟人介绍的，说“工资更高”。牛肉厂采用计时工资，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六点，一天100元，加班一小时给20元，如果加班到10点，一天能拿180元，抵得上在鞋面加工厂干两天。杨辉的母亲想多赚点钱。

    　　杨辉父母原本住在洪庄杨镇下面的农村，一直在镇上给人安装门窗，杨辉读初中时他们才搬到镇上租房住。前几年，家里攒了点钱，在镇上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的两层楼房，一楼改成一大一小两间门面房卖门窗，二楼居住。买房花了50多万，首付25万，需要还房贷。杨辉22岁，还有一个妹妹，两个人这些年读书也花了不少钱。他过两年就要跟女友结婚了，按照本地习俗，彩礼在二三十万之间。

    　　安装一个窗户，要用绳子绑住窗户从窗口处徒手拉上去，若安装门，则需要爬楼抬上去，有时是二三楼，有时是八楼，“顶着大太阳干活，汗都是从脸上往下滴的，衣服全湿完”。虽然辛苦，对于这个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杨辉的父母很知足。但疫情之后，生意惨淡，家里的收入减少了很多，母亲开始频繁打零工。

    　　洪东村41岁的刘英可能是此次遇难者中年纪最小的，负担却很重。村民李华告诉本刊，刘英的家境在村里属于中下，绝大多数村民早在十年前就盖了楼房。直到去年年初，刘英家才推倒了一直住着的三四间瓦房，盖上了两层小楼，总花费估计三四十万。李华听说，其中不少是向亲戚借的。

    　　刘英家里两个孩子，都在读书，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有十几年李华都没见过对方。去年，因为工厂效益不好，工资减低，刘英丈夫回来了。今年他花两三万买了一台二手收割机，想着去南阳、驻马店帮忙收割麦子赚点钱，但一个收割季下来，“一万块钱都没赚到”。李华在村里收购粮食，他说，今年许多村民跟刘英丈夫一样想开收割机赚钱，“地里到处都是收割机，以前一台收割机下到一个村里，至少能干个一两天，收割三百亩左右，但现在二三十亩的地里，有三四台收割机在收。”而且，今年小麦受到热干风影响，不是整片成熟，而是这一块那一块，面积小而分散，“费油”，收割机师傅需要不停地找活干，“原先一天能收割一百多亩，现在一天五十亩都难。”

    　　从城市回来的女工们

    　　孙兵是洪庄杨镇的一个村民，他告诉本刊，十多年前，洪庄杨镇的女人们基本都还在外打工，他的老婆李娟是个例外。2008年，因为婆婆偏瘫在床，李娟从工作了四年的中山市某玩具厂辞职回家照顾，从此开启了打零工的生涯。那时洪庄杨镇附近几乎没有企业。李娟在村里一家私人木板厂干活，厂子里只有七八个人，木板厂的活耗费体力，要把切割好的木板，一块块搬到架子上晾晒，晒干后收回、打包，挣得不多，李娟咬牙干了一年，后来去平顶山市区一家饭店当起服务员，最终因为交通不便作罢。

    　　2010年以后，洪庄杨镇开始有不少企业入驻。企查查显示，2012年，两家小型制帽厂落地洪庄杨镇观上村和石王村，2015年，5家鞋面加工厂在镇上开业，规模从二三十人到上百人不等。2018年后，在当地政府返乡创业政策激励下，更多企业落地洪庄杨镇，其中包括王凯的鞋面加工厂。王凯早年间一直在广东鞋厂打工，后来升为主管。2018年，在洪庄杨镇，他建立了700平米的厂房。王凯说，他建厂时，镇里已经有了三十多家工厂，现在已经有五十多家，主要承接来自郑州、江浙和广东等地的鞋面、服装、帽子、玩具等代加工。

    　　随着工厂陆续落地，越来越多女性回到老家。王凯的厂里，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是附近村庄的妇女，四五十岁的妇女是主力，占比超过一半。一位在村里开小卖部的居民说，这跟村里人对孩子更加重视也有关系。以前孩子都是自己走路、骑单车去学校，现在都流行接送，爷爷奶奶骑三轮车不安全，母亲只好回家照看。王凯说，很多母亲会在家陪读至孩子高中毕业，再想出去，年纪已经超过45岁，外地大工厂也不要了。

    李华说，除了进工厂外，四五十岁的妇女们也很难找到其他赚钱的路子。以洪东村，洪西村为例，两村有约4000口人，人均9分地，一个家庭约4亩地，且多数土地已经流转出去，种植西瓜、草莓、桃子、小麦等，剩下的一点点土地基本是家里的老人在种。老人也去农田里帮忙摘西瓜、浇水、除草、打药、掐苗、梳果，一天60元-70元，收入低，年轻点的人也不愿意去。

    　　去加工厂是四五十岁的女人们最好的选择。她们很能吃苦，去哪个厂主要是看谁家工资高，很多人会辗转于不同的加工厂。在去牛肉厂前，这次出事的白庄村的一个妇女曾在王凯那里干了一年多，王凯告诉本刊，今年42岁的她非常踏实能干，“给她什么活就干什么，从不挑活”。20天前，有熟人劝她去牛肉厂上班时，王凯还曾极力挽留。

    　　6月16日，在外地工作的杨辉是凌晨三点半赶到医院的。一张白被单从头到脚将母亲盖住，他不敢也不忍看母亲最后的样子。他从小到大没见过父亲哭过一次，那天，父亲“哭了好多好多次”。父亲不断地絮叨，要是出点车祸，落个终身残疾，他也愿意一直照顾着，“他觉得那样都是高兴的。”他也想念母亲，回忆着关于母亲的点点滴滴。小时候，晚上睡觉怕吵醒孩子，母亲都是光脚给他们盖被子；母亲吃饭做了一大桌也都只挑菜吃，一给她夹肉就说牙疼。干活受伤，她也从不谈起。杨辉去年刚毕业，在健身房找到一份工作，收入不稳定，手里没钱。5月11日的母亲节，他没钱买礼物，他跟母亲说，“等到下一个母亲节，一定把礼物补上。”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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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绍平：现代伦理学中利他主义的地位

    用理性科学地观察世界的方式取代基于宗教政治权威的观察方式，构成了启蒙运动呈现的全新学术光谱上的重要亮点。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与现代自然科学理解的奠基者培根、笛卡尔、伽利略保持着私人关系的霍布斯，用自然科学的立场看待哲学，基于一种自然科学的视角来解释作为人际共同生活普遍规则的道德，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在霍布斯的眼里，自保的欲求构成人性的基础，所有的人均寻求快乐并恐惧死亡。他人对于自己则是危险者，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相互的恐惧之中。在自利主义构成所有人类行为原始动机的背景之下，利他主义倾向对人们而言仅仅是从属性的，是从自利主义中导引出来的现象。对他人困苦的同情源自对自己也可能遭受同样困苦的想象，行善取决于对行善者本身带来的好处，所有自愿善意的行为都有自利的目的。总之，一种对同胞自然的善意无法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自利主义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原始动机，如同石头滚动的力量那样自然而然。

    作为近代伦理思想的一位开拓者，霍布斯的理论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抨击。一是洛克批评他对君主绝对地位的推崇。在霍布斯看来，人们建立社会的动机并不在于相互的善意，而是在于互相的恐惧。由于强调社会稳定对人的生命保障以及有创造力活动机会的重要性，霍布斯赋予君主以绝对的权威，从而限制了个体的行为空间。而洛克及后来的诺奇克则有别于霍布斯，他们特别重视个体所拥有的前社会的权利，自然权利构成国家权威的基础与保护对象。二是剑桥学派反对霍布斯的物质主义。作为一种神学—哲学思想传统，剑桥学派奉行柏拉图主义，试图将道德原则证明为是一种永恒的、根植于人与神的精神之统一体中的理念，如同数学公理那样普遍适用。三是人们批评霍布斯的契约论排除了对弱势群体的道德顾及。霍布斯是伦理学四大理论流派之一的契约论的开拓者，契约论为近代以来人际道德规范的论证奠立了崭新的基础，它将所有人类合作行为视为一种契约，而道德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合作行为，故是一种契约道德。“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经典契约论关涉到的是国家。国家是作为一种原始的契约被构想出来的。与此相对应的是新近的契约理论，将所有的集体行为设想进契约，即自愿合作的范式里，不论关涉到的是国家、合作社或社团。”[1](P33）契约论的出发点首先是自身的利益，其次是对与他人之间相互利益的认同。在这里对等性是最重要的，任何一种援助的义务都是基于对等的行为主体间的关系之上的。“对于一位契约主义者而言，相互性是重要的。对于他来说，只有借助于放弃某物而同时赢得某物，才是理性的。有关援助的合约只能与在需要时也能提供援助者签订。对于契约主义者而言，单方面的援助承诺简直就是非理性的。”[2](P21）在契约论看来，道德义务仅存在于契约订立者之间。这里便呈现出契约论的优点，即道德义务由于背靠相互性便拥有一种可靠的支点。“契约主义者认为缺乏现实的相互性可能的援助之承诺完全是错误的。”[2](P29）但契约论所坚持主张的援助的义务须以对等性为根基的立场却也暴露出其缺点，即那些不能提供对等贡献因而无法进入契约签订的人——老弱病残，便得不到道德的顾及，被排除在受援者的范围之外。

    这样一种批评使人们有机会对霍布斯的契约论伦理形成一种更加整全的理解与把握。契约论的确是近代伦理学的一个巨大推进，它通过将道德义务奠立在自利的基础之上，因而对宏大的陌生人社会人际道德关系的底层逻辑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论证。以自利主义为基础的对利他主义的说明，也拥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但是，霍布斯式的人的图景显然并非完善，人与人之间本质上并非仅仅是相互对立的，人类既有生存竞争之本能，亦有相互帮助的现象存在。人的行为动机中当然有自利的基底，但也不乏人道善意的倾向和公共精神。利他主义既可以从自利主义、对等性、相互性中得到论证，也可以从人际其他联系因素里获得说明，且这种奠立于人际其他联系因素之上的自利主义，特别适用在那些无法进入契约签订的弱势群体身上，他们也可以且应当受到利他主义的道德顾及。这种所谓的人际其他联系因素，就是人类的同情能力，对他人境遇的怜悯、共情与感同身受，它们与自利的权衡一起构成了人的行为的一种驱动力。“恰恰是同情能力或如同叔本华所言的怜悯，才使得联系以及人类共同生活成为可能。”[3](P83）他人并非像霍布斯所讲仅仅是敌人或竞争者，在如休谟、亚当·斯密、叔本华这些人看来，他人反而有一种积极的作用。“因为通过他人所唤起的情感起着行为激发的作用，除外他人拥有一种对自我视点进行道德校正的功能。”[3](P83）正是这样一种认知，使英格兰、苏格兰在霍布斯之后出现了一大批道德哲学家，他们从同情之感中引出道德义务，坚持主张情感在道德判断中处于一种重要的地位。一个完整的人的图景，不仅有理性自利的色调，也有情感善意的闪光。他们试图用一种奠立在同情之感基础上的利他主义取代或超越霍布斯的自利主义以及建构在自利根基上的契约论式的利他主义。

    一、情感伦理基础上的利他主义

    感觉伦理的真正起源是坎布兰，他指出道德的基础来自感觉与经验。在他看来，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的构想是荒谬的。人从本性上讲是群居性的、有善意能力的生物。“人性法则要求每个人应当既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应促进共同的福祉。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人的具体的心灵状态产生于其自利与善意倾向间的冲突之中。”[4](P16）沙夫茨伯里认为，人性基础由三组自然情感构成：自利情感（自保本能）中产生自利主义，社会情感（族群保持之冲动）中产生有利于公共福祉的行为，非自然情感（狭义上的激情）中产生出的行为无益于个体和社会。道德上好的行为基于自利与社会情感间的平衡，且抗击非自然情感。与坎布兰类似，巴特勒也认为人的心灵生活中除了针对个体的自爱之外，也存在着针对社会的善意。故人的心灵生活是一个有机系统，其中不同的倾向和原则可以有区别，它们存在于一个等级性的关系之中。因此，“玄想性的谬论在于认为，我们在行动中没有对他人的关照与顾及，我们是个体性和独立的，我们在本性中没有对我们同胞的尊重，这种尊重转变成行为与实践。同样的谬论在于认为，一只手或随便某种肢体对其他肢体或整个身体没有自然的尊重”[4](P17）。承袭了沙夫茨伯里的立场并通过提出“最大多数最大幸福”公式从而影响了功利主义的哈奇森，既反对霍布斯自利主义的道德心理学，亦反对洛克的理性主义，而是建构了一种独有的道德感理论。在他看来，人除了味觉、听觉等尽人周知的感觉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感觉，即美感与道德感。所谓道德感，是人们所拥有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对道德与不道德行为的判断能力，正如与生俱来的审美价值感一样。道德感关涉人性原则，是人拥有利他主义动机和素质并阻止敌视他人之倾向的根源。哈奇森从道德感中导引出道德行为，坚信情感构成道德判断的基础，而理性在道德判断中仅起次要的、支持性的作用。

    休谟明显受到哈奇森的影响，并阐发了自己的道德感理论。与霍布斯类似，休谟也是基于自然科学的视角来看待社会现象。他认为人的行为与自然界发生的其他现象没有根本的界线。道德根植于我们的感觉，快乐与痛苦感觉具有一种重要的价值，它们强烈地影响了行为的愿望。所谓拥有德性意识，只不过是某种感受的满足。因而道德感并不能归溯于自爱原则，而是体现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倾向，因其本身而值得，就如同天体运动那样无可改变。道德来自情感，而非从理性理由中得到导引。理性仅是感觉的奴隶。但休谟也承认，同情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其发生作用取决于时空及情感远近等复杂因素。这就决定了同情因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对特别亲近者的同情体现为深度的偏爱，对陌生人则表现为一般的善意，对当事人的行为约束性要弱得多。休谟本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体认动摇着人们对同情作为必然的道德义务的信念，由于缺乏普遍适用性，同情便难以构成伦理学之基础。休谟的学生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存在着复杂的面相。一方面，他承认自利主义本身拥有很高的道德价值，因为它驱动了有益的经济行为，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无需知晓个体意图的前提下便使整体的福祉得以推进，使社会的繁荣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在《道德情操论》中，同情又奠定了其利他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基础。“在斯密的道德观念中同情构成了人的一种自然的与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3](P83）这种与自利主义原则毫无关联的同情为道德行为提供了动力，因而发挥着重大的社会功能。

    德国最著名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家是叔本华。但与休谟、亚当·斯密使用的中心概念同情（Sympath‐ie）相异，叔本华的中心概念是怜悯（Mitleid）。叔本华认为，霍布斯没有注意到除自利主义之外人类也被赋予了另一项原则，即天生的视其同类之痛苦后的不适，这项原则目的在于使自爱、贪婪在某种情况下得以弱化，使建立在自利之基上的激情得到遏制。怜悯根植于人的本性，是每一个人对世界认知的直接体验，构成全部伦理学最高原则的基础。自利的动机没有道德价值，而怜悯则是自然状态下超越了所有道德、德性的普遍法则，构成了道德行为的根本动力。在他看来，人类拥有两种根本德性：一是自由的正义（不伤害任何人），二是可敬的仁爱（帮助所有的人，只要你能够）。所有其他德性，不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导源于此。这两种德性均根植于人的自然的怜悯之情。尽管人的行为也有其他的动机，如自利主义或恶意，但只有怜悯才是具有道德价值行为的唯一源泉。对叔本华怜悯之情感伦理学最激烈的批评来自尼采。他认为把他人痛苦加在自己身上只能会增加自己的痛苦。怜悯导致当事人的病态及抑郁，因而对个体及个性的发展是一种阻碍与威胁。

    尽管受到尼采的猛烈抨击，情感伦理在后来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特别是建立在情感之基的对利他主义的探究。孔德号称是“利他主义”概念之现代含义的首创者，他认为利他主义即为他人而活，未来社会应建立在一种普遍的利他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不应仅由理性支配，倡导“感觉生活的机制化”，以“人性之宗教”为形式。这一观点得到费尔巴哈的支持。费尔巴哈特别强调爱的情感，倡导用人类之爱取代上帝之爱。以感觉为基来建构利他主义也是冯特道德理论的特色。冯特认为对同类的同情感受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础，没有相互理解、相互牺牲、相互强烈持久的约束，人类社会便无法存在。就此而言，只要有社会便会有利他主义，每个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社会。同时，冯特也不否认自利主义存在的事实，并没有把道德与善意及对同胞的同情完全等同起来。“最合宜的利他主义的福利道德，既不是在纯粹善意的倾向中，亦不是在纯粹的自私的倾向中，而是在双方和谐的平衡中看到道德的本质。”[4](P61）利他主义与自利主义，“严格说来，这两种行为驱动从一开始便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中”[4](P64）。

    以上我们依照时间线，梳理了霍布斯奠立在自利主义基础之上的契约论伦理思想提出之后，情感道德理论在英格兰、苏格兰及德国的大致发展。这种情感道德学说建构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的一种利他主义立场和倾向作出论证。在情感道德理论的阐述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三个概念处于贯穿始终的突出地位，这就是怜悯、同情和善意（Wohlwollen）。怜悯与同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有表达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之意。但与同情相比，怜悯更具自然性、直觉性，而同情的内涵则更丰富，适用范围也更广。亚当·斯密对怜悯与同情之间的差别作了一个区分：“怜悯与体恤（Erbarmen）是适用于描绘我们对他人痛苦的同感的词汇。而同情，尽管其含义最初或许是一样的，今天却可以无需巨大违背语言使用地运用于，标识出我们与任何种类情绪的同感。”[4](P29)

    与怜悯仅在叔本华道德思想中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概念不同，同情则构成了霍布斯之后情感伦理学派普遍重视的范畴，或者说是这些代表人物情感理论中的核心。同情是对他人状态的设身处地式的体验，是一种与自利主义、理性主义立场无关的、对他人苦乐之感同身受的善意的情感。同情有如下特点：第一，按照达尔文的观点，同情是人类社会性直觉的本质性部分，在进化中构成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石。第二，按照沃德的观点，同情是人的道德本性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承载着为今人称为人道的所有的人的德性，如真诚、善意与正义。故同情构成道德体系的中心，使一种客观的道德判断得以实现。第三，按照休谟、亚当·斯密的观点，同情与自利主义无关，而是一种原初的无我之感受。第四，按照孔德的观点，同情与普遍的爱、善意、人性甚至是同义的，同情构成人的情感系列中的最高阶段。第五，按照沃德的观点，同情在不同的对象里存在着程度级差，人们的同情感首先是针对其孩子、近亲，然后扩展到氏族、种族，最后到其他动物。

    善意是一个比怜悯、同情更为普遍适用的概念。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善意定义为一种为了他人本身之缘故而期待他人之好的态度。善意与爱情相类似又有所不同。爱情伴随着心灵的波动与感性的欲望，且也仅是在可信的交往中才可能产生；而善意却没有这种心灵的波动，它完全可以突然出现且针对陌生人。在基督教伦理中，善意体现在对普遍的近爱之要求上，也包含有团结的意识和怜悯的情感。到了近代，霍布斯挑起的有关善意问题的争论构成了英国道德哲学的一个焦点。霍布斯道德理论的全部基础就在于人的自利的本性，所有人类其他情感都是从自利推导出来的，善意也不例外。它属于一种以自利主义为底层逻辑的从属性的感觉，目标在于在他人面前提升自己的力量与荣耀。故善意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霍布斯的这种立场理所当然遭到休谟等情感道德哲学家们的坚决反对。休谟视善意与同情为意义等价物，同情是人性中固有的存在因素，善意亦是如此。同情与善意构成其道德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在休谟看来，善意分普遍与特殊两类。普遍善意由对一般的人的苦乐的感同身受所激发，这种善意亦被称为仁爱与同情，是基于一种无需证明的普遍体验，关涉的是人类的利益。特殊的善意则是针对特殊的人际关系，关注的是相关方的利益。与休谟相类似，叔本华也是将善意与怜悯等量齐观。“在他看来怜悯是‘人类行为的基本驱动’，该驱动以异在的福祉为意向。”[4](P98）情感伦理学家的两大巨头休谟和叔本华均将善意与同情或怜悯完全画上等号，这体现出情感道德学说中比较普遍的一种认知：即布坎兰认为的善意作为以人的共同福祉为指向的情感构成了人的一种基础本性；巴特勒所说的善意是人性的一种普遍原则，它促使当事人在无关个体自身及情感的前提下，极大化普遍的幸福；以及哈奇森的善意是一种以普遍利益为依归的“安静的欲望”，从中导出无私的行为。

    以上，我们对作为情感道德哲学主要概念的怜悯、同情与善意进行了简要的阐释和分析。怜悯与同情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情与怜悯又可与善意等量齐观。就此而言，这三个概念在含义上存在着明显的贯通性。当然，其中的同情与其他两者相比则处于更为核心的地位，被普遍视为一个具有广谱适用性并体现情感伦理之精要的概念。“同情”概念的崛起与霍布斯提出契约论之后普遍受到反对的形势相关。人们反对霍布斯，是因为霍布斯把道德奠立在自利主义基础上之后，利他主义便失去了得以强有力辩护的支撑。而情感哲学家们坚信，利他主义之所以存在是由情感激发的，同情构成利他主义的核心动因；正是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才促使当事人唤起对他人困境的责任感并倾向于作出援助的举动。因而利他主义道德行为并非来自利己的动机，而是取决于对他人的情感。“情感对于道德行为并非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建构一种道德判断重要的组成部分。”[3](P84)

    众所周知，情感伦理的产生与发展对整个道德哲学的演进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它激发了康德义务论的建立，康德正是在与情感伦理的争论中阐发出自己的道德理论的；另一方面，它也有益于边沁和密尔功利主义的兴起。当然，情感伦理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它特别适用于对近亲社会道德关系的理解与解释。生活在近亲社会，即生活在所谓小组结构属于人的无可改变的状态，谁也离不开家庭、友人、同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道德呈现出非对等性与非对称性，奠立在情感之基上的行为主体的利他主义、亲社会的内在动机发挥着主导的作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最清晰地反映出了这一点。父母基于强大的自主性并怀着巨大的善意生儿育女，当然他们期待着后者未来会有的回报。子女基于强大的义务感也理应不辜负父母之恩。但所有这一切均建立在当事人内在的情感之上，包括良心、善意、仁慈、报恩等复杂的感受，在理论上独立于任何外在的行为制裁。作为情感的内在动机对某些人构成巨大牢靠的行为驱力，对另一些人则是随情境波动的可变因素。故父母的期待若仅仅是建基于子女回报的责任感之上，就会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

    由此可见，以同情之感对利他主义作出论证与辩护，虽有其明显的力度和优势，但也显露出量与质上的缺陷。从量的层面来看，基于同情之上的利他主义论证仅适用于近亲社会，而不大适用于宏大的陌生人世界。情感的强度随着距离的加大而递减，就像水的波纹那样四散变弱。假如道德行为不是靠对原则的遵循，而是靠具体的感受，则行为的质量就完全取决于个人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可靠的状态。从质的层面看，若利他主义基于同情得以论证，那么这种道德行为便难以坚定持久。因为情感的弱项在于太强的主观性，无法提供一种普遍适用的人类道德相处的稳定标准。这一点康德最有体会。他一开始也深受哈奇森的影响，将道德从内容上奠基在道德感觉之上，后来却成为这种立场最激烈的反对者。康德认为，将道德意识从情感中导引出来是一种主观性的自然主义，因为他发觉感觉是多变的、难以掌控的对象，从感觉出发的行为没有可靠性；我们无法选择和控制自己的感觉，故也就无法对感觉负责。感觉，特别是善意往往只是针对特定场合中的特定人物，因而感觉无法给出道德行为的客观尺度，无法提供道德判断所需要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因此，康德致力于理性对感觉的统治，在伦理学中祛除人的偶然倾向与偏好，将道德回归到一种具有客观性的、理性的基准之上。这种见识主张无疑是对感觉伦理的一种超越。至于康德为了道德的纯粹客观性，不仅摒除了人的希冀偏好，而且把道德与利益分开，将之建基在所谓人的纯粹先验的理性结构之上，从而倒向了空泛偏激的独断主义，其所谓无条件的、与任何利益奖惩无关的义务论甚至被叔本华称为完全是根源于基督教道德，便是后话了。

    总之，情感伦理的崛起是对霍布斯契约论伦理的一种反叛，因为在情感伦理学家们看来，在霍布斯以自利主义为基础的道德哲学里，利他主义难以获得有效的论证。但问题在于，建立在同情之上的利他主义固然有其辩护优势，但这种利他主义往往仅适用于小范围的人际关系，且这种利他主义的坚定性、稳定性和可靠度由于情感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无法得到可预期的保障。因此，一种适用于广博的陌生人社会、对每一个人都平等有效且不受空间或情感距离影响的稳定持久的利他主义，即能够体现道德原则普遍性特质的利他主义，就必须离开情感主义土壤而寻找新的依托和论证来源。

    当然，在伦理学界的一般意识中，对一种成熟的道德判断的形成，情感的体悟能力与理性的规范认知必须结合在一起，并且同等重要。道德论证不能仅仅依赖建立在对等性正义之基上的理性的理由和对后果的分析，而且也要顾及同情、同感等非对等的尊重和关怀的因素。紧急状态下救人之时，为何我们不由自主地首先会去救朋友而非陌生人？这是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无法解释的。救亲朋好友不是基于纯粹伦理规范，而是基于个体道德情感。“像正义性的权衡这一维度对于道德行为是重要的，但在其他情况下个人关系也能够构成道德行为的好的理由。不偏不倚是一个方面，它首先是在社会框架条件的建构上是必需的。但不偏不倚不能排除一种对特殊行为的理由的后续论证。”[3](P153）现代社会中，以抽象性、理性、平等的交互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道德关系为基础的契约论的道德论证模式，在宏大的陌生社会里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这种道德关系因具备相互制裁性约束而可以稳定持久地存在，我们称之为普遍的道德关系。但社会中也不排除有建立在非对等主体之间、以良心责任及善意的情感为支撑的特殊的道德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以对等制裁而是以道德期待为约束纽带，故存在着不稳定、未必持久的弱点。例如，对无其他旁人在场可以作证的某人的临终嘱托，受托人是否对遗嘱的要求切实履行，这就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责任感和善良之心。现实生活中这种单方面行使道德义务的特殊的道德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这反映出我们道德世界复杂与多维的样态。因此，理性与情感不可或缺，“在对规范的论证与应用时，认知功能与情感立场的整合，标识出了任何一种成熟的道德判断能力”[4](P299）。

    二、制度与激励支撑的利他主义

    人离不开面对面的微型生活世界里的培育成长，当然更离不开在陌生人社会中的奋斗打拼。在小范围里利他主义依赖道德情感的支撑，而在宏大的匿名环境中情感的力量极为有限微弱。善意、仁爱、团结的利他主义倾向往往并不呈现在作为个体的行为主体直接的行为动机上，而是渗透在作为社会框架性条件的有控制系统及制裁机制的制度设计里，体现在能够使善好的道德意图转化成对逐利的战略性举措的行为激励上。一般而言，在宏大的陌生人社会，如果离开了制度与激励，比较可靠的利他主义道德行为便难以预期。正如霍曼所言，“每一种道德，每一种道德的自我义务，都需要有来自于益处与制裁的支撑”[1](P260）。

    我们先看利他主义在制度框架里的渗透之层面。众所周知，德性论是前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状态的产物。在这种社会里个体的德性品格培育受到极大的重视。人们生活在透明可视的族群、村落里，从生到死均扮演着简单固定的角色，与持久的交往伙伴一起经受着直接、有效、廉价、无所不在、无可逃脱的社会控制和制裁。由于实施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财富的唯一源泉是难以增量的土地，故出现若一个人多得则必然导致他人少得、此人赢则他人输的所谓零和游戏局面。因此，盈利、增长、繁荣、增值在道德上便不被看好，个体对利益的追逐就要受到极大限制甚至否定。这也就决定了古代伦理学的基本样态与范式。自柏拉图起就有了使人真正成为人的教育方案：道德是先在的，其基本范畴是仁爱、利他、团结、德性，它们指挥着人们的行为。人可以通过道德来改善其动机与偏好，达到更好的心灵状态，从自利主义转变成利他主义，从个体主义转变为共同意识，从自爱转变为近爱，从自利转变为团结。面对经济并不富裕的总体处境，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中庸适度，将德性确定为太多与太少之间的中道。古代的这种伦理立场与中世纪基督教伦理一脉相承，同时也影响到了康德的义务论说教，甚至是当代共同体主义者。

    现代化的进程开启于欧洲。这不仅与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这里出现有关，也与欧洲政治文化环境的特点相系。与亚洲大国相比，欧洲的政治共同体在规模上都比较小，国家面积越大，臣民逃脱的可能性越低；欧洲富有的商人可以躲避特别残暴的统治者，这迫使了欧洲君主对臣民财产的某种认可；再加上皇帝与教皇的竞争，基督教教派的分化与血腥战争，也导致统治者权力的分散化。并非欧洲的君主多么有德性，而是由于其力量相对有限，导致其对臣民利益及其权利的某种顾及。传统社会建立在统一世界观基础之上的价值共识最终解体，为作为现代性之特征的社会功能的分化创造了前提。社会开始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教育等子系统，依照各自特有的法则运行并分别取得高效的业绩。

    这就意味着人类行为的结构性条件发生了巨变。随着社会的功能性分化，人们不再是生活在同一环境空间里，而是在不同的系统中起作用。这种状态导致个体流动性的明显增长，这体现在所有可以想象的层面：地理、社会、经济、职业、精神、文化、世界观，等等。与此同时，由于个体在不同的系统里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他就必然需要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拥有多重的归属性，并在其个体性来自不同归属性的过程中保持自我认同。此时传统的归属单位如家庭、村落、族群等便失去了整合性纽带的作用。“每位个体都必须将其生活从最不同的对于他敞开的选项中搭建起来，借此每个人都变成了一种不可混淆的个体性。”[1](P8）这就是作为现代性之本质特征的所谓个体化的进程与趋势。

    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巨变条件下，在经济市场化的残酷竞争面前，在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导致社会繁荣以及所有个体生活改善的情形下，以前那种放弃、适度、节制、中庸的美德就不再拥有强大的吸引力，奠立在同情之基础上的利他主义倾向在宏大的陌生人社会里也丧失了强有力的辩护依据。是否和怎样践行利他主义完全取决于个体化的当事人自己。

    所谓个体化，从本质上讲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人之个体是摆脱了传统人身依附关系的、独立自主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之存在。这种现代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拥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人是自由的个体。对自由的呼唤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自由已经被人类价值共同体确立为一种绝对的、无可争辩且不可动摇的牢固信念。每个人都赋有自由意志和自主地进行生活规划的权利，恰恰是自主性赋予了每个人以自我价值感、平等的道德地位以及作为人所特有的人格尊严。动物没有自由，我们可以看到海燕在天空中、海面上翱翔，但这种自我操控自身飞行方向的举动早就是通过其本能先在地确定了的。醉酒者没有自由，醉酒状态下当事人自我决定的能力极大受限。而自由不仅与免于异在胁迫和非法暴力相关，也与人的理性思考相关。理性思考意味着对情感、偏好、意欲保持距离，基于目标并针对机会、阻力、资源、手段等因素进行权衡，理由的内在关联使行为具有自由的性质，因而没有思考就没有自由。如上，动物没有自由，人的自然状态不是自由，没有理性的思考就不存在自由；进而没有规则就没有自由。自由奠基于对自我行为的约束和限制，这种限制是为了防备“绝对的自由”对他人的危害，是为了维护健康的人际互动的畅行。人们自主地通过设置规则规范对行为进行约束，目的在于自己的从人际互动中赢得更大自由的实现。于是，规则绝非外在于自由的异在因素，而是自由得以产生的媒介或前提。“我们必须把自由理解为规则的产物：个体自由是一种文化产品，是从合宜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经典表述是：自然状态中没有自由，只有在拥有法律和道德的社会状态中才有自由。”[1](P129）“个体自由——并非如同洛克立场所假定的——在前社会的自然状态里便已存在，它只有在由法律所调节的且以宪法为前提的社会状态中才出现。自由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并且系统地依赖于集体性的前提条件。”[1](P148-149)

    其次，人是脆弱的个体。人不仅是自由的个体，同时也由于身心的局限性是脆弱的个体。正是人的这种可伤害性决定了个体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决定了个体作为社会动物这一身份构成了人的一种本质性的特征。基于自由的能力，人成为行为的主体；基于脆弱性的状态，人成为需求的主体。在这一点上人与人之间不会因为时空差别而有所区别。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所言：“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在文化发展的上千暴露与上千面具中相遇的总是‘同样的人’。”[5](P199）这就决定了人类共同体中所有成员都会依据自身的需求与同等的他人一起来自主地建构行为规范与社会秩序。这种建构独立于传统的宗教形而上学的信念以及理论预设，是完全基于得到良好论证的理由、获得普遍认可的正义的价值、对所有当事人利益的关切以及对相互间平等的权利诉求的保护。与传统社会的理解不同，现代社会里道德是建构出来的，它不再是由先圣确定的无私的爱的伦理，而是平等的行为主体间自主契约的伦理，目的在于对所有人合法权益的认可，相互间权责均衡的维持，从而在交往中保持有益的合作，在竞争中谋求最大的利益。这种建构很好地阐释了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如何形成以及现代社会怎样在新的基础上得以整合。

    如上，个体之人均有满足需求和保护利益的本性，基于对利益的维护才建构起了道德法则，从而结束没有规范性的自然状态。不论是确立行为规范还是自觉遵守之，均是出自行为主体自利的动机以及对益处的期待。道德来自利益，有道德比没有道德更能够给当事人带来益处，这一点构成了现代伦理学的一个中心议题。当然，道德规范并非是单个的人独立确立的，而是取决于与所有其他人的合作。这表明道德规范不仅是行为主体之间共同建构的，而且也是共同遵守的。“个体遵守能够给所有的人带来合作收益的规范之前提条件在于，他能（足够地）确定，（几乎）所有的其他人同样也遵守这些规范。”[1](P189）道德规范是否成为空洞的呼吁与无力的说教，取决于它在所有人那里的普遍践行。

    现代伦理学之所以没有把关注点放在个体德性的体悟与养成，而是特别重视道德规范在人际的普遍遵守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性的行为约束，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一种人际互相的行为期待的可靠性，这种可信的行为期待对于人类社会有效的合作与成功的交往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如此，“相互的行为期待上的可靠性是个体在越来越高水准上的自我实现的独立前提。这种可靠性通过规则和规范，通过一种社会秩序得以建构和发展”[1](P129）。

    这样就导出了现代伦理学的一条启示：道德规范的运行不仅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意图，更依赖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伦理要求也只有在这种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实现。现代社会的特点在于所谓困境结构的出现。困境结构是指行为主体的行为与他人之间存在不着对称性，我本着善良意图自觉守规，别人并不跟进反而利用我对自己行为的约束限制来牟取眼前更大的利益，这便使相互的行为合作落空。可见自己的行为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人的反应，任何人的守德行为都无法系统长期地被他人所利用，谁也无法被要求独善其身。这说明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可以独自带来道德上期待的结果。由于困境结构的存在，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不再是意图驱动，而是依赖主体间的互动。对互动主体间可预期的行为保障来自一种共同的刚性的制度框架。对现代社会困境结构的克服要依靠具有统一约束力的机制伦理。机制伦理意味着道德要求体现为明确的制度约束，它对所有人，不论是否内怀良心，均具有共同的统摄力。“在市场经济中系统的、并非唯一的道德之地盘，就是框架秩序。对于个体而言，人们只能期待这种行为，即他为了此行为不会因条件而系统地受到损害。如果诚实者总是蠢货，则社会马上就不再会有真诚了。”[1](P9)

    机制伦理呈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道德规范的运行逻辑：道德不在于个体单方面的善良意图，而在于对所有竞争参与者行为的共同制约，从而排除守规者受损、违规者牟利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守规有益这一点，从每一位个体出于自利的意图行为中，恰恰产生出当事人非故意的但在道德上得到普遍期待的整体的结果。“得到期待的社会结果——如更多的共同意识、更多的团结——必须是作为有意行为之非故意的结果导引出来的：行为者完全是有意向地行动，即以自利为意向，但社会的结果——共同意识、团结——却是作为这些无数个体行为的结果而出现的，且社会结果不是为无数的行为者所直接意愿的。得到期待或非期待的社会结果是行为者们以自身目标为导向的行为的副产品。故它们并非系统地依赖于行为者的目标与价值，而是依赖于秩序、框架秩序，此秩序的任务在于把公民自利的或仍旧自利的行为朝着所有的人的共同福祉，即团结的方向引导。”[6](P71）一句话，行为者不必强迫自己以团结为目标，而是自然而然地追逐自己的自利。但机制的制约作用却能够使大家的行为共同达到团结、仁爱的总体效果。不仅如此，机制伦理体现出一种可信的集体行为约束，从而建构起相互的行为期待的可靠性，同时也给每一位守规者带来比不守规更大的益处。

    机制伦理不看重行为主体的意图、动机，不否认当事人追逐自利的立场并把守规、自我约束理解为一种投资，而是强调道德行为的实现条件，这样就把道德诉求从个体的意图层面推向有群体约束性的规则制度的层面。机制伦理作为一种文化发明，通过将道德要求寓寄于框架条件之中，使伦理学中的行为规范转变成为系统或制度范畴。于是，道德上不受待见的甚至是令人愤怒的状态，便不再归咎为行为者恶劣的动机与品德缺陷，而是要归因于行为主体自己也无法掌控的行为的外在条件。这就决定了与传统伦理学注重行为主体的动机和目标的方式不同，现代伦理学把社会秩序、操作程序和体制机制的道德性的建设作为自身的首要任务。

    按照机制伦理，不仅自主、不伤害、公正等道德范畴，而且团结、仁爱、善意等利他主义的价值导向，都不能仅仅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意图内容及直接的行为指令，而是应经过一定的民主商谈的程序，基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落难而需要社会及时援助的合理预设，作为某种权利诉求沉淀和渗透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道德的制度框架之中，成为让每一位潜在的弱势者均受益的共同的伦理要求以及一种正义且人性化的社会必有的价值导引，包括利他主义精神在内的“这些规范性的主导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北极星来服务的，人们在寻求合宜的机制性的配备时依此来确定方位”[6](P10）。当团结、仁爱等利他主义道德要求成为刚性的制度规定，弱势者在落难时从社会获得援助便具有了机制性的保障。“当他知道他所得以保障的确定的权利，当他因此而知道他不必依赖于某位对他必须慷慨对待的第三者的善意，从而使他赢得了必然性，则对于他而言自然便是一种巨大的负荷减除。我们当然更乐于生活在一种社会里，其中我们可以得以保障地获得属于我们的东西。”[7](P30)

    我们再看利他主义在个体行为层面是如何得到激励的。如前所述，现代化的社会以竞争为巨大的驱动力量，造就了普遍的经济繁荣、科技发展、生活改善、健康增进、寿命延长等文明进步的局面。在这样的时代里，道德要求不是呈现为行为主体的主观意图，而是体现在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框架里以及对于个体行为的激励功能上。这就是说意图伦理要为机制伦理和激励伦理所取代，特别是善意、仁爱、援助、团结等利他主义倾向，在伦理学中属于不完全义务，不是对个体行为者具有严格约束力的合法要求，故当事人是否践行这种道德完全取决于其自主的决定。于是激励便更是成为道德行为的一种具有重大价值的驱动手段。

    在宗教、世界观及价值立场日趋多元化的时代，很难有一种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共同意识把所有的人整合在一起。社会问题的乱象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为价值的崩溃、意志的衰落、自利主义的盛行。能够支撑起现代社会复杂结构的唯一基础只能在体现人本性的“逐利欲求”上寻找，因为只有这一基础才具备最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能够作为最大公约数容纳顾及所有人的不同立场、诉求与偏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单次的纯粹出于良心和善意等内在动因的行为或许可以作出，但不能让行为主体永远处于无利可图的状态。个体逐利的努力不能再被视为恶的、摧毁性的、需要借由道德来遏制的原始冲动，而应看成是多元价值时代复杂动机背景下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着力点。就此而言，自利构成了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条件下道德规范之践行的核心要素。当然，这里利益的内涵是丰富复杂的，不仅体现在物质财产或金钱收入上，也包括健康、好生活、理性的生命规划与实践。“利益”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设定，取决于行为者自己视为“益处”的所有事物。

    这样就把我们引导到对现代社会“道德”概念的内涵本身的探讨上来了，从本质上讲，即是道德与利益关系的探讨。道德是一种规范性要求，这种要求来自当事人的意愿，而意愿又根植于其对利益的考量。这就是说，“利益”早于并先于“道德”概念。道德作为一种集体性的自我约束，是个体与其他人为了自己以及所有人更大的、整体及长远利益的实现自主设立起来的。换言之，道德必须是在人的利益这一基础之上才能得到论证；它不能给当事人带来严重不利的体验，任何伦理学都不可能要求个体系统持续地违背自己的利益来行动。一句话，“所有道德的核心与基础是且一直都是个体对利益的追逐，个体追求幸福、满足、消费与享受。道德包含有非形式规则的复合体，以帮助这些利益持续地得以实现。道德是为人而存在的，不是人为道德而存在”[1](P83）。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类似于交通规则与行者方向的关系。规则是行者达到目的地的手段与工具，“就如各个交通参与者追逐完全不同的目标那样，人们也致力于完全不同偏好的实现。他们所唯一需要的，是一种街道交通秩序，使得这种个体努力活动得以规范，从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尽可能快和安全地达到其确定的地点”[1](P83）。

    有关道德与利益之间关系的正确认知，使我们对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有了恰适的把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道德就是利他主义，不道德就是自利主义，而应该讲不道德就在于只顾自己利益的增进并以他人利益的损害为代价；道德并不在于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在于自己追逐利益的活动也能够使他人获益，在于致力于自己与他人利益的相互改善和增进。由于当事人自己益处的获得完全取决于与他人的关系，于是道德就必然反对极端的、以牺牲他人和破坏规则为前提的自利，而是表现为一种对短期的、局部利益的限制，这种限制带来的代价完全是可以承受的；它不是对利益的放弃，而是一种对长远的持久利益目标的投资。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道德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通过给他人带来益处而反过来使当事人自己也获得更大的、长远和总体上的益处。

    在合乎道德要求的前提下，追求己利不仅不会以他人益处的牺牲为代价，反而会导致他人利益的增进，这种对己利的追逐本身便成为一项新的道德律令。这种新的道德律令中包含强大的利他主义意蕴。

    这种现代社会的利他主义失去了前现代社会零和游戏背景下放弃己利、自我牺牲、节制适度等特点，而是体现在通过自己逐利行为使社会财富获得增长，从而惠及所有的人。利他主义、对他人的益处，并非是借由行为者对他人直接的给予、慷慨捐赠、无私奉献，而是通过市场经济互动过程的系统运作，依赖劳动交换的途径，最终表现为物美价廉的产品、劳动岗位、员工收入和国家税收。由此而来，人逐利不仅使自己获益，而且也使他人及社会更好。对益处的追逐便构成团结之道德的引擎，市场与竞争成为善意与仁爱的有效途径。在以正和游戏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是相容的。“伦理学获得了一种投资伦理的特点，这种伦理使得投资者和其他人借由竞争性市场经济，而同时变得更好。个体利益的追逐不需要受到限制、支配，就像在传统伦理学里那样。它反倒需受到鼓励与推动，从而使得所有的人变得更好。”[1](P18)

    于是，现代社会人的道德的利他主义行为便不再如同前现代社会那样通过价值与理想来导引，而是通过激励来支撑。所谓“激励是一种与情境相涉的对行为起确定作用的获益的期待”[8](P64）。激励是对益处的追逐和对制裁的避免，得到激励就等于得到好处，有好处人们才会守德。“在世界史上没有任何规范系统可以不通过益处与制裁，即不通过激励得到支撑而能够长存的”[6](P122），故“道德呈现为激励的形式，它实现在激励的风影之下，不能没有激励，更不能反对激励。现代社会唯一合宜的道德形式是激励道德”[6](P151）。而“‘激励道德’被理解为形式的或非形式的激励条件之总体。这些激励条件控制着个体行为朝着一个道德上所期待的方向。这里包括有制裁能力的法律、对益处和收益及社会认可的获得以及内在约束和外在偏好”[6](P152）。例如，减少能源消耗固然取决于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但起决定作用的则在于包括征税在内的激励措施。居民的善良动机仅属于期望的对象，但真正可以指望的则在于其追求自利的行为基底。从自利主义立场出发，却可以达到道德利他主义的可喜效果。这便体现了激励道德的成功逻辑。

    如上，对个体行为者而言，利他主义之道德在现代社会不是取决于内在的善良动机，而是取决于益处上的激励。“利益”概念不与伦理学相冲突，而是处于激励伦理的核心。于是道德激励便与经济激励相通相融，因为经济逻辑恰恰体现在对益处的权衡上，它擅长用价格因素来调节人的行为。这样一来伦理学与经济学便进入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伦理上的意图必须依靠经济激励手段才能得到实现，“道德只有顺从经济上的激励逻辑才能贯彻下去，而非背离之”[8](P96）；另一方面，经济学通过践行道德应当而行使了一种哲学的功能，“经济学是伦理学运用其他的、现代的、契合时代的手段之继续”[1](P84）。一句话，“伦理学没有经济学是空的，经济学没有伦理学是盲的”[6](P263）。

    激励伦理呈示了现代社会伦理学的一大特点，即个体行为主要不是以善意、仁爱、团结的动机为导向，而是以这些道德要素的施行结果为目标。亚当·斯密将行为者的动机与道德上所期待的结果区分开来，揭示了出于自然的自私自利的动机之行为可以导引出有益于社会大众的结果。现代社会公民的道德观念作为动机对其行为的指导作用固然不可或缺，但道德行为的持续进行不仅取决于当事人单方面的动机，而且也取决于交往伙伴是否跟进，取决于能否在社会出现符合道德期待的总体效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唯一能够保障其他交往伙伴也能在行为上跟进并且社会最终出现符合道德期待的总体效果的，是所有人对益处的追求，即利益上的激励。“个体对益处的追逐，在现代性中成为所有的人团结的引擎。”[1](P185）霍曼将人的道德动机与行为激励的关系比作为一座冰山：“冰山的七分之六处于水面之下不可看见，这从某种意义上便是刚性的经济激励，只有七分之一高于水面可以看见，这便是公民头脑与心中的价值及道德观念。”[1](P77）在正和游戏范式取代零和游戏范式的背景下，道德价值发生了重大的性质改变：不是放弃、牺牲、给予，而是投资；不是再分配，而是交换；不是对自利的制约，而是令其解放；不是无私的援助，而是有回报的救济；不是单方面的利他，而是相互益处的合作。因为只有对个人益处追逐的认可，才构成利他主义道德最大的动力，才能够赢得实现所有人团结的最佳结果。就此而言，“在竞争的市场经济里逐利冲动具有一种伦理上的论证。……逐利冲动服务于所有人的团结。竞争和投资比分配更有团结性”[6](P51）。总之，在现代社会谈利他主义道德，不能从行为动机上看，而是要从对他人的总体结果上看。达到这样的结果，就要靠将善良的意图和动机转换成当事人战略性的行为激励，从而使道德理念在没有现实的道德动机的情况下尽可能出于纯粹的对经济利益的权衡而得以贯彻。于是，利他主义之道德意图，“规范上所期待的结果是作为有意行为的无意后果，作为自利行为的‘副产品’而出现的”[6](P177）。

    综上，霍布斯将自利作为道德行为动机引入伦理学的讨论之后，立刻受到情感伦理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同情才真正构成了人类道德行为的重要动因。问题在于，同情的确可以阻止当事人作恶，却无法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宏大陌生人社会里激发利他主义的施行。利他主义道德需要更强大的动力支撑。叔本华说道德不在于呼吁而在于论证，康德致力于道德的论证却疏于道德的践行。造成这种缺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康德承袭了从柏拉图到19世纪西方的一个长期传统：鄙视利益，抨击经济活动与商业行为。康德将道德性与机智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于是便走进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死胡同。他忽视了道德规范的可践行性才是该规范有效性的前提条件。在现代社会我们再不能简单地从道德观念和目标中直接导引出行为指南，必须顾及道德行为的施行取决于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的预设。在以深度劳动分工、匿名交往过程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环境下，利他主义道德要求的落实就不能仅依靠行为主体善良的道德动机和主观意图，而是要借由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框架的深度渗透，通过个体对自身益处的期待这样一种激励。道德的机制与对益处的激励使所有行为主体在根本无需顾及其真实动机的情况下朝着有益于整体团结的方向努力，从而让道德的规范性依靠制度与激励走入现实并发挥其应有的效力。

    三、对等性的利他主义与先行道德

    如上所述，在一种宏大的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的陌生社会里，一种利他主义的道德只有依靠对制度框架的渗透和对个体在益处上的激励才是现实可预期的。但这种利他主义呈示为一种所谓有偿的利他主义，它通过行为主体守规的满足感和对益处的期待得以支撑，故显然与传统对利他主义的理解不同。利他主义作为人的行为动机以及行为性质的对错标准，构成了欧洲自古代以来伦理反思的一个中心议题。在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道德流派看来，如果道德规范从人的自利动机里导出，便是与伦理学的基础理念背道而驰，因为道德规范与道德现象具有一种远离人的意欲、偏好、利益的独特的性质。利兹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给利他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第一，一位给予的人，视此行为为‘本身有价值’并且并不期待除了服务于他人福祉带来的快乐之外其他的奖赏。第二，此人自愿给予，他并非出于义务并且并非基于确定的角色义务。第三，此人被援助的接受者以及行为观察者视为是在做‘某种善事’。满足这三项标准的行为便是利他主义。”[4](P352）这一定义体现了得到极端理解的利他主义，它与无私的爱的给予没有区别。首先，极端的利他主义没有利益算计的意涵以及好处交换的目的。它并非是出自义务的行为，也不是严格守规的结果，而是一种自愿的付出与牺牲，将受惠的他者视为原本和唯一的行为动机。其次，极端利他主义是无法事先确定的、偶发的、惊喜之物，具有直接自发的特点；对于行为主体是快乐的理由，对于行为对象是感激的源泉。这种道德价值不呈示普遍性，除了一种善意表达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故根植于一种非对等性。得益者不得索取、要求或控告，给予者也尽无回报的期待。再次，极端利他主义不能以相关联的物质价值来衡量，而是把他人作为有价值者、他人具有不可取代与置换之地位的一种珍贵的认可的表达。利他主义是将行为主体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是与他人交往的工具，是达到他人的一种桥梁。极端利他主义使给者与受者处于一种深沉的情感体验之中。“在此方面最纯粹的给予肯定就是爱。”[7](P33）德里达是极端利他主义坚定的捍卫者。利他主义在他那里体现为给予。德里达甚至认为真正的给予都不能作为给予表达出来，受者感觉不到这是给予，给者也没有此意识。但我们认为问题在于，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价值，利他主义如果极端化为无私的爱的倾向，则马上会陷入本文前面阐述过的情感主义伦理仅适用于近亲的巨大局限性里了。显然，无私的爱在宏大的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的陌生社会里，不可能体现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

    有人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利他主义，但结果同样证明“人际‘纯粹的利他主义’绝大多数仅发生在最近亲之间”[4](P155）。社会生物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群体若存在个体为了群体或后代的维护而自我牺牲的机制，则其自身遗传物质续存和扩展的机会就比无此机制的群体要大，拥有合作与利他主义能力的群体能够进入更高的组织阶段。这便是一种生物学的利他主义。这一理论展现了个体为整体幸存而自我牺牲，是由基因决定的一种利他主义。汉密尔顿详细描绘了社会行为与自然选择原则的关系：自然选择的原则便是基因能够得到不断的代际复制。基因设置并操纵有机体所有的行为，决定了有机体不会损害基因得到复制的要求，而繁殖则意味着自身基因转移续存的机会。故父母如此多的付出与投入来繁殖与哺育后代，便是一种基因决定的利他主义行为。在此基础上，特里弗斯阐发了一种可以超出近亲范围的所谓“对等性的利他主义”[4](P164）。在某种条件下自然选择鼓励这种由基因操控的对等性的付出与收获，因为它能够大大提高群体与个体有机体生存的能力，使两者获得长远的益处。当然，对等性利他主义也取决于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个体生命预期要长，则互动的机会才大；人数要少，相互依存度要高，且大体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在特里弗斯看来，进化中的对等性利他主义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复杂的心理系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为人类更高的社会与文化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可能性基础。毋须赘言，对等性利他主义的说法无疑提示了利他主义建立在人际对等性之上的重要性，但是与父母无私地繁殖哺育后代的情形不同，对等性利他主义无法在究竟是基因驱动还是理性使然之间画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因而把对等性利他主义归因为基因设置的做法存在着理据不足的缺点。

    社会学家西美尔对利他主义也倾向于极端理解的立场。在他看来，作为利他主义的“给予本身就是最强的社会学的功能之一。社会中如果没有持续的并且是交换之外的给予与获取，则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出现”[7](P9）。换言之，如果只有交换而无利他主义则整个社会就根本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就这个意义而言，伯肯弗德指出：“社会之生存有赖于其自身无法创造的前提。”[7](P184）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如果依靠其自己不能够创造的前提生存，则说明人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人的生存依赖于他自己无法创造的条件，即他人的给予，利他主义构成了他的存在的前提。“人在其自我意识中总是关联着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7](P160）人的自我意识结构的塑造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已经包含着利他主义意识对其的影响。但是，正如在伯肯弗德那里，社会生存所依赖的是其自身无法创造的前提——家庭——那样，人的生存所依赖的则是其自身无法创造的条件——父母的关爱。这样就又回到了前面提到过的基因所决定的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的情感上了。尽管受到关护是每一个人最原始、最基本的人生体验，而且父母对子女的爱甚至有可能构成后者仁爱的伦理行为的原型，构成这种无助的、脆弱的当事人以后激发自身道德义务的起点，但从父母那里承袭下来的无条件的利他主义意识与后来在宏大的陌生人社会里出现的以自由自主为出发点的利他主义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只能说，由于受到过父母的关爱，利他主义肯定已经沉淀在每一个享受过母子关系的人的道德意识里并成为其中的原始因素，但它在随后的人生中究竟能够发生怎样的作用，与陌生人社会里建构起来的“对等性利他主义”处于怎样的关系，则还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腾尼斯看得就比较清楚了。他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认为给予体现出来的极端利他主义主要发生在以家庭为基本类型的共同体领域；支撑社会的并非是利他主义，而是交换关系，只是社会的运行离不开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素质，如真诚、预先付出、仁爱，等等，这些素质又来源于共同体。从腾尼斯这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传统理解的极端利他主义无法直接移植到广博的陌生人社会领域，如果利他主义道德在新的土壤上继续生存，就必须建立在交换关系的对等性基础之上，从而转变为前面说过的特里弗斯的所谓“对等性的利他主义”。

    极端理解的利他主义行为主体单方面的主动付出是一种无私的爱的表现，在这里不讲利益交换也不讲所谓的人际对等性。但事实上，利他主义的践行一定会建立起施益者与受益者之间的某种相互关系。从正面的角度讲，具备利他主义之性质的给予的实现取决于双方的努力：给予者出于对他人之好自愿付出，从而使获得者产生巨大的幸福感；接受者也通过自己的接受行为使给予者达到了目的，从而获得给予行为带来的幸福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受者也对给予者作出了某种善好。从负面的角度看，给予的实现不仅给给予者与接受者造成光鲜亮丽的幸福关系，同时也使给予者有了展示权力的机会并导致接受者处于一种由于债务感所形成的依附关系，他很难从必须作出回报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也很难避免受约束感与贬低感，在权力落差面前他不得不表现出忠诚、屈从、顺服与虚伪。这一点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都是如此。

    克服这种极端利他主义弊端的途径在于建构一种以对利益交换的认可为基础的、在陌生人构成的宏大现代社会通行的对等性的利他主义。在这种利他主义中，给予绝非是无私的举动，而是激发回馈并且引起给予与回报之对等性组成的循环。故此，利他主义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与市场中的相互交换关系无本质的区别。“在一种相互性的给予关系中，也就是交换关系中，给予并非是白给的，无目的性的、无私的，而是其合法的交换服务于这种交易参与者们的需求和利益。”[7](P73）对等性利他主义体现了契约伦理的价值精髓。现代社会就是建立在平等的行为主体为自身的利益保障所自主签订的对等性的契约之上的，以利益维护为宗旨的契约关系确立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基石。这样一来，利他主义就并非排斥自利主义，而是以合乎人性的自利作为支撑。“对等性利他主义证明自己是‘启蒙了的自利’，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利主义。……在特里弗斯看来，人类的利他主义的绝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4](P165)

    如前所述，利他主义在现代社会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对等性基础之上的。而对等性的利他主义本身也并非是无前提的，良性互动关系不仅取决于对等双方的善意态度，更是取决于双方的行动。这里关键就在于双方中必须至少有一方率先付出，首先向对方预付一种好意或一点利益，从而使互信的关系得以建立。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互动合作关系的一种启动性投资。它一方面是当事人对对方示好的表达，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以更高收益为目的的投入。“通过一种须是单方面有风险的启动性的给予，他者得到认同、接受和尊重。对启动性给予的回馈并不构成简单的反应，而是接受者对给予者的一种认可。”[7](P448）尽管任何通过率先付出启动互动合作关系的一方都希望自己的善意不会被拒绝，但他也必须甘冒一种白白付出、最终得不到对方友好的反馈的风险。由于先行付出仅是一种以未知为前提的互动尝试，故失败之风险不应造成当事人很大的损失。先行付出贵在“先”，它是建立合作关系的先决条件，但失败时不应有太大的代价。若先行者的善举得不到反应，则相互性的循环便无从谈起。若得到对方的积极反馈，则对等性基础上的合作便开始进行，大家享受着所有人行为的可确定性，双方从持续性的互动中均可获益。“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战略包含着友谊、合作以及制裁、惩罚的某种完全确定的混合。”[6](P39）这样一种带着合作的希望却又充满失落之风险的先行付出，被称为先行道德。

    我们知道，对广博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起支撑作用的不可能是极端理解的利他主义，而只能是对等性基础上的利他主义。但任何对等性利他主义之践行都要以这种先行道德的存在为前提。从先行付出需承担风险的意义上看，先行道德最为接近极端理解利他主义的立场。但从先行付出实际上是一种投资的角度来说，先行道德又与极端理解的利他主义保持了距离。完全脱离自我考量的利他主义只是一种极其例外的情况，为他人的付出多多少少是与我们维护自我形象、保持自尊、自我价值得以实现、保护自己后代的发展权益等需求相关。一句话，所有能够激发利他行为的动机对行为者均潜在地有着自我奖赏的作用。

    当利他主义与仁爱等量齐观的时候，仁爱、给予便常常被与正义、公正放在一起观察，有人得出结论：“正义的主要目标在于结构与机制的层面，给予和接受的焦点则在于德性伦理的领域，即作为个体的态度问题。”[7](P149）也就是说，利他主义、仁爱、给予是好生活的问题，而公平正义则是制度建构的问题。这或许反映出公正作为一种完全义务而仁爱作为一种不完全义务的特点。例如，早在古希腊，正义被视为最高的德性，在医疗实践中不会考虑对重症患者的住院治疗。直到早期中世纪仁慈的价值观念占支配地位，住院治疗才得以机制化[7](P14）。到了现代社会，尽管利他主义的人格、对他人痛苦的感同身受的情感伦理、自尊与诚实守信的道德素质以及关心社会福祉的责任感仍然需要加以大力倡导，但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已经为一种利他主义的仁爱道德要素从不完全义务转变成为完全的义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表现在利他主义道德通过对制度框架的渗透和规则条例的塑造，通过个体在益处上的激励而得到了普遍的预期乃至确切的落实。以前纯粹的非对等的善良观念，现在成了对等性的、可控告的权利秩序。这也意味着，传统的极端理解的单方面的利他主义向着自由平等、负有责任心的交往伙伴之间对等性的利他主义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

    【参考文献】

    [1] Karl Homann. Anreize und Moral. Muenster:LIT Verlag, 2003.

    [2] Walter Pfannkuche. Verfolgung, Hunger, Krieg.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2016,(2).

    [3] Franziska Krause. Sorge in Beziehungen. Stuttgart-Bad Cannstadt:Frommann-holzboog, 2017.

    [4] Heinz Harbach. Altruismus und Moral.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 1992.

    [5] Robert&Edward Skidelsky. Wie Viel ist Genug? Vom Wachstumswahn zu Einer Oekonomie des Guten Lebens. Muenchen:Kunstmann, 2014.

    [6] Karl Homann. Vorteile und Anreize. Tuebingen:Mohr Siebeck, 2002.

    [7] Giovanni Maio. Ethik der Gabe. Freiburg im Breisgau:Herder, 2004.

    [8] Karl Homann. Sollen und K?ennen. Wien:Ibera Verlag,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太原乱石滩唐代壁画墓发掘简报

    2018年8月，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晋源区文物局组成考古队对该墓进行了抢救发掘。墓葬编号为2018TJLSTM1，位置图如下：

    一

    一　墓葬形制

    墓葬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坐北向南，方向204°，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墓葬开口被破坏，墓室地面距现地表约5.7米。

    墓道  位于墓葬最南端，斜坡式，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端被破坏，残长2.2米、宽1.4米、深0.3-1.7米，坡度30度。

     墓门  北连墓道，南接甬道。墓门为砖券过洞式，进深0.36米、宽1.06米、通高1.49米，两壁大约至0.98米高处起券。墓门内以条砖封门，单砖丁向砌成倾斜人字形。封门砖为单面绳纹砖，尺寸约为长0.36米、宽0.18米、厚0.06米。

     甬道  南接墓门，北连墓室。甬道为砖券过洞式，地面未铺砖，仅在北端靠近墓室处横铺一排条砖，是墓室地面的延伸。甬道进深0.8米、宽0.74米、通高1.2米，甬道两壁大约至0.94米高处起券。

     墓室  墓室南北长2.46米、东西宽2.6米、通高3.66米，四壁大约至1.13米高处起券，墓顶为四角攒尖顶。墓室门为券顶式，位于墓室南壁略偏东，宽0.7米、通高1.13米。棺床位于墓室北部，东西长2.6米、南北宽1.58米、高0.29米。

    二　葬式、葬具 

    棺床上有两具人骨，均为仰身直肢，人骨腐朽严重，棺床上没有发现棺木和棺钉，疑无葬具。

    三　墓葬壁画 

    墓门、甬道及墓室四壁、墓顶、棺床均满绘壁画，保存比较完好。壁画绘制前未施地仗，先在砖室壁面涂抹一层白灰面，压抹光滑后在白灰面上直接作画。先以墨线起稿，绘出轮廓，然后填色。现将墓门、甬道及墓室壁画简介如下：

    (一) 墓门壁画 

    墓门外侧门框及门头以牡丹纹装饰，墓门东西壁各绘有门吏一名。东壁门吏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脚着乌皮靴，双手执珪，置于面前，面向南躬身作揖。西壁门吏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脚着乌皮靴，双手执珪，置于胸前，面向东躬身站立。

    (二) 甬道壁画 

    甬道外侧门框以火焰纹装饰，甬道东西壁各绘有侍卫图一幅。东壁画幅高0.87米、宽0.7米、人物高0.8米，侍卫为胡人形象，连鬓胡，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脚着乌皮靴，腰佩唐刀，双手抱拳置于胸前，面向南躬身而立。西壁画幅高0.75米、宽0.65米、人物高0.7米，侍卫为汉人形象，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脚着乌皮靴，右手弯曲置于胸前，左手向身体左后方伸直，面向东躬身站立。

    (三) 墓室壁画 

    墓室顶部绘有幔帐，墓顶四壁分绘四神，四神周边点缀有云气，又绘以空心圆圈，代表星象。东壁青龙画幅内还绘有一轮红日，红日内影影绰绰绘有一只金乌。西壁白虎画幅内绘有一轮弯月，弯月内也有墨绘，较为潦草，不易辨识。南壁为朱雀、北壁为玄武。

    墓室四壁用赭红色颜料绘建筑图案，四角各绘一根角柱，北、东、西壁另绘一根中柱，影作为进深二间、面阔二间的木构空间，柱头均为一斗三升斗栱，四壁在阑额与柱头枋之间绘二朵补间人字栱，栱脚起翘出尖。

    墓室南壁在墓室门东、西两侧各绘侍卫图一幅，东侧画幅高0.86米、宽0.71米，侍卫高0.76米、西侧画幅高0.82米、宽0.8米，侍卫高0.8米。两侍卫均为汉人形象，东侧侍卫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杏黄色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黑带，斜挂唐刀，脚着乌皮靴，右手置于胸前，左手扶刀柄，面向西站立。侍卫身后躬身站立一人，仅高0.4米，身着黄袍，双手抱拳，置于胸前。西侧侍卫与东侧侍卫样貌、服饰、动作基本相同。西侧侍卫身前站立一人，高0.43米，身着黄袍，向后扬袖。侍卫身边的人物较小且色彩浅淡。

    东壁南部为生活作坊图，画幅高0.84米、宽0.94米。左上部绘一男子推碾，碾是为谷物脱壳的工具；其右边为一妇人推石磨，石磨可将小麦磨成面粉。最右边绘一男子在制作面食，面板前放置一口支起的铁鏊，下面生火。面板和铁鏊下方还有一竖长形的大罐，罐内盛物。左下部绘一男子踩碓，碓是用木石制成的舂米工具，碓旁还放有篾条编制的箩筐和簸箕。右边绘一口水井，井上架有桔槔，桔槔为汲水工具，一妇人在取水。最右边为灶，灶上有一大锅，锅上冒着蒸汽。灶边地上有一架子，架上放有大盆，有人在盆内淘洗，地上还放有相同纹饰的大盆。淘洗者身后绘一三足锅，似在煮食。

    西壁南部为驼马图，画幅高0.84米、宽0.94米。远处绘有山和树，近处一妇女身着长裙，面向北，双手捧一方盒于胸前，身后一胡人身着黄袍，右手执缰绳，左手持马策。

    墓室东、西壁的北半部及北壁是围绕棺床的一组屏风画，共计八幅，其中北壁四幅，东、西壁北半部分各两幅。自西壁起为第一二幅，至东壁止为第七八幅，以此为序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幅：画幅高0.735米、宽0.5米，绘有一株植物，画幅正中一朵六瓣红花盛开，上方还有三个花骨朵含苞待放，周围还点缀有五个叶片。

    第二幅：画幅高0.75米、宽0.635米。一老翁头扎方巾，身着阔袖长袍，黄白相间竖条纹，脚穿黑色高齿首履。老翁执珪恭立，向南作揖。周边还点缀有树、山和燕子。

    第三幅：画幅高0.77米、宽0.53米。老翁双手抱起一石块至胸前，面向东边的一座坟墓，老翁形象略同于前，只是头上所戴似为冠。

    第四幅：画幅高0.77米、宽0.48米。老翁面向西，弯身将手伸向前方的蛇，蛇口中含宝珠，老翁形象略同于前。

    第五幅：画幅高0.75米、宽0.495米，老翁面向东，肩扛斧头，背负薪柴，老翁形象略同于前。

    第六幅：画幅高0.72米、宽0.57米，老翁面向西，左手持杯，右手指向旁边的大树，老翁形象略同于前。此处壁画残缺，但此题材在太原地区唐代壁画墓中常见，应该在右手指尖处向上出有一股云气。

    第七幅：画幅高0.73米、宽0.62米，老翁执珪恭立，向南作揖，老翁形象略同于前。

    第八幅：画幅高0.73米、宽0.51米，绘有一株植物，两个花朵似已枯萎。

    棺床满绘壁画，但保存较差。棺床上面绘有忍冬纹，正立面东、西两端和中部绘有床脚。

    四　随葬器物 

    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17件（组），有陶罐、木俑、石俑、铁犁、砖质墓志等。除石俑在甬道靠西壁斜立外，其余均发现于墓室内。介绍如下：

     1.陶罐  2件。编号M1：16，位于棺床以南、靠近墓室西壁，发掘时为堆放的碎片，修复后为一陶罐。陶罐为泥质灰陶，轮制。圆唇，敞口，溜肩，下腹斜收，素面。口径10.5厘米、腹径18.9厘米、底径8.4厘米、高18.6厘米。

    编号M1：1，位于棺床以南、M1：16以东。陶罐为泥质灰陶，轮制。圆唇，敞口，溜肩，下腹斜收，肩部饰有凹弦纹两组，上组弦纹由5道组成，下组弦纹由4道组成，两组弦纹之间有一周间断刻划纹。口径16.5厘米、腹径29.1厘米、底径14.1厘米、高30.3厘米。

    2.石俑  1件，编号M1：2，砂石，风化严重。高髻带风帽，帽帔覆耳披肩背。双手隐于袖内，合揖于胸前，插手侍立。高26厘米、宽8.2厘米。

    3.木俑  3件，编号M1：3-5，正在修复中。

     4.铁犁  1件，编号M1：6，保存完整且锈蚀较少，尖部呈三角形，中部为半圆形，高20厘米、宽23.7厘米。

     5.马鞍  1件，编号M1：7，正在修复中。

    6.木器  1件，编号M1：8，正在修复中。

    7.漆器  1件，编号M1：9，正在修复中。

     8.铜钱  6枚，编号M1：10-15，均为开元通宝，五枚保存较好，一枚残损严重。钱文书迹基本一致。

    9.墓志  1合，编号M1：17，砖质，志盖为方形盝顶状，底边长43.5厘米，顶部长28厘米、宽29厘米、厚7厘米。墓志高44.5厘米、广43.5厘米、厚7厘米。志盖上绘有白色的十字界格，应有四字，但文字不可辨识。

    墓志上有朱砂书写的志文，凡12行，满行14字左右。志文多有漫漶，抄录如下：

    唐故□君墓志铭
    君讳范，字珍，太原府太原人也。/
    因清流引□，□□□荣，令德作腾，□/
    □有则，详诸古代，可略言焉。□□/
    □，□等并得，乘轩出抚；志逸乾坤，/
    □秀仁林，朝天补国。君居身孝□，/
    □性温良。光同照丕之珍，仙□东城/
    □□，春秋六十有三，开元廿四年冬□/
    月廿八日于私第；即以其年十一/
    月廿一日与夫人郭氏合葬于府/
    □□里平原，礼也。恐年月深远，陵/
    □□□，石勒铭传，□□记词。/

    五　结 语  

    该墓葬位于唐代太原府城以西的山前坡地，此区域为城西重要的墓葬区，已发现唐代墓葬数百座，较为重要的有赫连山墓、赫连简墓和温神智墓等。

    据墓志记载，墓主□范，字珍，太原人。开元二十四年（736）卒于私第，卒年六十三岁，同年与夫人郭氏合葬于晋阳城西。

    □范墓是目前太原地区有纪年的唐代“树下人物图”壁画墓中最晚的一座，对研究太原地区唐代“树下人物图”流行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该墓中的“树下人物图”壁画是太原地区非常流行的题材，在已发掘的唐墓中出现频次较高。但屏风画的一头一尾由两幅花卉填补，比较少见。目前，仅有龙山火葬场唐墓与之相似。花卉从西壁的含苞待放和盛开到东壁的凋谢、枯萎，似乎体现了屏风画的浏览次序。从绘画风格来看，□范墓与温神智墓极为相似，可能出自同一画师。屏风画中的树下人物无论是相貌还是衣着都一致，应该是同一个人，推测其可能是墓主人。屏风画的内容有可能是以墓主人的形象代入到著名的典故中，以表达墓主人的德行。此外，六幅“树下人物图”中均以树木和飞鸟作为点缀，第二、四、六幅树木相同，第三、五、七幅树木相同，应是为避免画面雷同而刻意区别。

    该墓从墓门、甬道到墓室门两侧均绘有成对人物。墓门两侧人物手中执珪，应为门吏；甬道两壁人物似作迎宾状；墓室门两侧人物腰间佩刀，应为侍卫。三组人物应有不同作用，似乎有先文后武的味道。墓室门两侧的侍卫身旁还各绘有一个较小的人物，动作与甬道壁画人物类似。

    □范墓虽然等级不高，但壁画保存较好，且有许多细节值得深入研究，对太原唐墓壁画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参加考古发掘的有裴静蓉、龙真、姬凌飞、张怀平、晁代良、李爱民；发掘中的文物保护由刘晚香、刘俊完成；绘图、摄影为金晓彤、原江；文物修复由王晋清完成。执笔：龙真、原江、姬凌飞。
    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5期

  • 陈云良：非法行医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2023年医疗领域的强力反腐暴露了医疗领域的腐败和大量非法行医乱象，知名公立医院医生随意诊断、侵害患者权利事件触目惊心。2023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及妇产、医疗美容、辅助生殖、口腔等不同领域的非法行医类犯罪典型案例，让人们看到非法行医犯罪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关乎群众健康生活的各行各业。非法行医严重现实让人们不禁反思，为何非法行医问题屡禁不止？现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重治理机制为何在医疗卫生领域难以发挥作用？非法行医案件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不能有效衔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一些具有严重危害性、涉嫌刑事犯罪的非法行医行为难以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严重削弱了对非法行医的打击力度。

    行政法上的非法行医是指违反法律规定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主要包括无证行医、非医师行医、超范围行医、违规出租、承包和出借证件行医等类型。刑法上的非法行医罪是典型的行政犯，行为人构成非法行医罪的前提是违反了行政法，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从事医疗活动，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情形。非法行医的双重违法性决定了其处罚与治理必须在两种法律体系和两种责任机制中考察，并要合理注意这两种法律体系与责任机制之间的衔接，实现法秩序的统一。非法行医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具有行刑衔接机制的普遍性，又有其专属于非法行医领域的特殊性。非法行医领域的行刑衔接机制是一种双向移送机制，既包括行政执法机关在调查违法行为时，发现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的情形，也包括公安、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刑事立案后，经审查不符合刑事入罪条件、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需给予行政处罚的，移送相关行政主管机关的情形。同时，由于医疗卫生行业的专业性与生命健康利益的重要性以及行政执法体制的不同，非法行医行刑衔接机制中存在着区别于其他行刑衔接机制的特定问题。一方面，医疗与刑法之间的专业知识壁垒，使得卫生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均面临非法行医行为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区别判断难题。另一方面，在权力配置上，由于卫生健康监督机构的执法权属于委托执法，因此其在开展非法行医执法工作时，缺乏查封、扣押、没收、控制违法者人身自由等强制执法权，执法手段不足，执法效果大打折扣，行刑衔接执法能力欠缺；在资源供给上，卫生行政执法机构人员、资金、执法工作车辆、设备、调查取证工具等均配备不足，导致了卫生行政执法机构开展非法行医行刑衔接工作的技术能力不足。据国家卫健委202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卫生监督机构2944个，人数7万人，而非法行医现象较常出没的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别为36976个与979768 个，还存在数量众多的美容机构、牙科诊所及不少黑诊所，执法力量与执法需求比重严重失衡。

    一、非法行医行刑衔接制度的演进

    一般来说，行政犯的构造主要采用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二元统一的立法模式结构，即：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行政犯，需首先根据行政法规范，判别该行为是否构成行政违法；然后，根据刑事法规范，判别该行为是否符合刑事法的定量要求。但是，具体的司法适用中这一立法模式则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我国非法行医行刑衔接机制的司法适用表现形态经历了由行政前置法定性向刑事法定量的变迁。

    1997年，我国刑法全面修订时增设非法行医罪，从而使得非法行医行为具有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双重属性，非法行医由此进入了行刑双重治理时代。1997年以前，我国的非法行医行为主要由行政管理手段来规制，如果发生就诊人较大财产损失，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如果发生致就诊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时，则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不存在行刑衔接的问题。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出台，其中明确规定了非法行医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二元统一的立法模式结构被确立。但这一时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问题在法律界与实务界均不受重视，更遑论行刑衔接机制的建设，非法行医案件很少移送刑事司法处理。根据卫生计生委提供的数据，2005年4月至2005年7月20日，全国开展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取缔无证行医3.4万余户次，查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的医疗机构、计生机构9394户，但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仅33人。因此，这一时期非法行医的司法适用形态主要体现为行政前置法定性。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关注，是从国务院2000年10月开展的打假联合行动开始。2001年4月，《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衔接”。同年7月，国务院制定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对行刑如何衔接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该规定的出台为有关部门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提供了指引，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工作得到加强。2009年，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工作中加强衔接配合的暂行规定》，提出要实现非法行医行刑的有机衔接，加强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的协作与配合，规范涉嫌非法行医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该规定的出台为非法行医领域行刑衔接工作提供了规范与指引，加大了非法行医的行刑衔接力度。自此，非法行医行刑衔接机制的司法适用形态开始向刑事法定量转变。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2年，三年来我国共取缔无证行医14.1万余次，移送无证行医涉嫌犯罪案件4188件，2013年10月至2014年12月，全国一年来共查处无证行医案件4.4万件，罚没款2.2亿元，刑事拘留1373人，非法行医案件移送刑事程序处理的占比有了显著提升。

    行政权的扩张性与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非法行医行刑衔接中行政法先行立法模式的科学性。行政法先行的立法模式既符合行政法广泛性、易变性、方针政策性的特点，亦契合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征。对实践中出现的非法行医行为先以行政立法方式予以规制，对于情节严重、单靠行政法规之力难以有效规制的非法行医行政违法行为，以刑事立法的方式予以跟进。这样既能发挥刑法保障法的功能，同时又能确保刑法不越位代为行使行政管理权，对意图保护的法益进行“有效”又“有限”的刑法保障。行政法先行、刑法补充的立法技术，有利于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双重责任机制合力治理非法行医行为，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恢复被破坏的医疗管理秩序。这是非法行医行刑衔接机制的设计初衷与目标追求，也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如何衔接的双重法律保障。

    然而，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的司法适用形态转变并没有消解司法适用上的难题。实践中，非法行医领域的行刑衔接程序运转依然问题重重，非法行医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标准的认定、行转刑时机的把握、案件材料的制作与移送依然存在缺乏适用指引难题。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出台了《无证行医查处工作规范》，规定在无证行医查处中，发现有涉嫌非法行医犯罪情形的，应当在依法查处的同时制作《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属地公安机关，并将《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立法的逐步完善，为行刑的有效衔接搭建了制度框架，提供了适用前提。但上述法律规范仍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规定，难以对非法行医行刑衔接实践提供充足指引，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的问题在非法行医治理领域依然较为突出。

    二、非法行医治理保护法益的重新定位

    上述非法行医行刑衔接司法适用上的困境主要是因为非法行医治理保护法益界定不清而导致，必须在行刑衔接机制视角下厘清非法行医治理所保护的法益。法益是一切犯罪构成要件的出发点，也是解释犯罪的指导思想。每个法律条文的出台与实施都以特定的法益保护为目的，应当根据法条的法益保护目的来阐释、适用法条。行政法关注的是社会管理功能，行为只要违反了有关行政管理法规，通常就可以认定为行政违法。而刑法则以确认和限制刑罚权的方式实现保护法益目的，注重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了实质侵害。对非法行医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如何衔接的研究，如果局限于对二者构成要件的形式化解释，缺乏对非法行医保护行政法益与刑事法益不同的考量，将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区别简单归纳为“数量累积”的关系，会导致非法行医罪的过分扩张与行刑衔接的混乱，造成本应止步于行政处罚阶段的行为被错误升格为刑事犯罪，本应以非法行医罪进行刑事制裁的行为被停留在了行政处罚阶段。因此，有必要在非法行医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中充分发挥法益的合理限缩功能，对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之间的界限进行实质性界分，实现非法行医行刑的有效衔接。

    非法行医的刑法保护法益即非法行医罪保护的法益，存在“生命健康权利说”“公共卫生安全法益说”和“医疗管理秩序与生命健康权利双重利益说”等不同见解。“生命健康权利说”认为，非法行医罪保护的法益是个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公共卫生安全法益说”认为非法行医罪保护的是公共卫生安全这一单一法益。“医疗管理秩序与生命健康权利双重利益说”认为，国家医疗管理秩序与就诊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都是非法行医的保护法益。从非法行医罪在《刑法》条文中的布局上看，其被分布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可知其采取的是“医疗管理秩序与生命健康权利双重利益说”，保护的法益包括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与医疗活动的管理秩序。非法行医罪属于行政犯，其保护的患者生命健康权属于个人法益；医疗管理秩序属于公共法益，在衔接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时，如何平衡取舍这二元利益是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的“难题之眼”。由此也产生了实质二元论与形式二元论之争：实质二元论认为非法行医罪保护的医疗管理秩序公共利益与个人生命健康法益并行；形式二元论主张区分个人生命健康法益与医疗管理秩序公共法益,但在认定医疗管理秩序公共法益时仍需回溯至个人法益,以个人生命健康法益是否遭受侵害作为构成犯罪的依据。

    从非法行医行政处罚与刑事规制保护法益的覆盖范围来看，二者都囊括了对医疗管理秩序与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护。然而，从规范保护目的出发，行政法与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不一样，保护法益的侧重点亦有不同。行政法以行政管理为目标，行政执法的目的在于确立与维护行政管理秩序，行为人只要破坏了医疗管理秩序就可以行政违法为由对其非法行医行为进行处罚。刑法以法益保护为目的，刑事司法一方面通过惩罚犯罪来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时又以刑法的谦抑原则限制刑罚的滥用，保障公民不受国家刑罚权的非法侵害。非法行医罪保护的“双重法益”虽分属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然而公共利益包含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最终也要还原到个人利益的保障。医疗管理秩序是非法行医罪保护的抽象法益，对医疗管理秩序法益的保护应回溯至具体的个人生命健康法益,生命健康权益才是非法行医罪所保护的实质法益。因此，对非法行医罪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的解释，应着重考量非法行医行为是否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造成损害、形成危险。着重于处罚严重侵害公民生命健康利益的行为，对于无法还原至个人生命健康法益的纯医疗管理秩序法益,应将其排除在非法行医罪保护法益之外。若行为人的非法行医行为仅侵犯了医疗活动的管理秩序，而没有产生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法益的结果或危险可能性，则可止步于行政处罚，不必升格为刑事犯罪。

    实践中，许多名老中医具有深厚的医学知识与医疗能力，却由于文化水平以及年龄的限制未能通过从医资格考试与考核而获得从医资格证，其无从医资格证行医行为虽然违反了医疗管理规范，但却未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造成侵害，反而治愈了患者的疾病。从可罚违法性的角度出发,对于此种非法行医行为止步于行政处罚即可，即使符合了非法行医罪中“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入罪门槛，也可不必将其升级为刑事处罚。这也是刑法作为最严厉制裁手段与最后保障原则的体现。刑法的最后保障原则与刑罚后果的严重性，决定了对刑事处罚的适用必须谨而慎之，不能将刑罚的“手”伸得过长“以刑代罚”，更不能将刑法作为行政管理的日常手段。在判断对非法行医行为适用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时，要在法益保护的基础之上，慎重考量刑罚严厉性与行为危害性之间的匹配度问题，给行政处罚留下空间。因此，要以非法行医治理保护法益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中的不同定位为判断“指向标”，明晰非法行医中行医主体、医疗行为、行医情节等实体要件在行政法与刑事法中的界定，确定非法行医行刑衔接中程序适用、证据转化、主体衔接等衔接规则，破除因对二者保护法益的认识差距而产生的衔接难题，扫除非法行医行刑衔接障碍。

    三、非法行医行刑衔接实体机制的建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均属于公法制裁，清晰划定二者的实体边界是实现非法行医行刑有效衔接的关键。刑法对非法行医罪采取“主体要件+行为要件+情节要件”的设置方式，从是否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是否属于医疗行为以及是否具有严重情节角度出发对升格为刑事犯罪的非法行医行为进行筛选。该种条文设置方式虽然有利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与协调性，符合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征，但对非法行医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界分不够精准，在主体要件、行为要件与情节要件方面均存在界定模糊、转化阻滞的困境，导致实践中非法行医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难以有效衔接。

    （一）主体要件——行医主体

    医师是医疗行为的行为主体，非医师行为主体行使的医疗行为是非法行医行为。刑法在增设非法行医罪时，正是认识到了行为主体对于医疗行为的重要性，而将不具有国家认可的专业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行为人设置为该罪的主体要件。因此，行为主体就成为了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的判断关键。行政法与刑法对于非法行医行为的主体认定并不一致，特别是对于何种主体的非法行医行为才能上升为刑事犯罪行为存在着困扰与争议，由此导致了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的主体认定难题。

    行政法规范中的非法行医主体分为“无证行医”行为和“非医师行医”行为。关于“无证行医”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与健康促进法》将其规定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行为。修改后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将其规定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未经备案”的行为。《无证行医查处工作规范》中以列举的方式对无证行医情形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主要包括：未取得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被撤销、吊销、已经办理注销登记，而继续开展诊疗活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未按规定申请延续或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延续或者不批准延续而继续开展诊疗活动，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无证行医行为。关于“非医师行医”行为，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采用了“执业医师资格”的概念表述并确立了执业注册制度，规定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应当首先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然后进行注册取得执业证书才能被认定为执业医师。202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将医师定义为依法取得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卫生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由此可知，行政法意义上的非法行医行为可概括为三种情形：第一，个人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而非法行医的行为；第二，个人已经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但未进行注册或未注册成功从而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而非法行医的行为；第三，个人已经依法取得医师资格，也经注册取得了医生执业证书但其执业的医疗机构未依法取得合格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非法行医的行为。行为人只要具备上述三种情形之一，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就可将其行为认定为非法行医行为，对其处以行政处罚。

    刑事法规范对于非法行医行为主体的界定历经了“三证说”“双证说”“单证说”之争，争论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如何认定非法行医罪中“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标准。针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1年向原卫生部发函征询意见，原卫生部出具了《关于非法行医罪犯罪条件征询意见的复函》，该函认为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应包括取得《医师资格证》与《医师执业证书》，由此应属“双证说”，然而该函又认定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场所行医属于非法行医，由此该属”三证说”。因此，该复函虽特别针对非法行医罪犯罪主体作了答复，但未能统一对非法行医罪行为主体的认定，引发了非法行医罪主体“三证说”与“双证说”之争。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参考》发布的指导案例“周兆钧被控非法行医案”中认定，“虽未经注册，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获得医师证书，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个人行医行为，不属于非法行医罪中“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据此可知，该案例对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采取“单证说”，即行为人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后只需取得《医师资格证》“一证”，就不属于非法行医罪中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规定为五种情形，其中第一种情形要求行为人取得《医师资格证》，第二种情形要求行为人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第三种情形要求行为人取得有效的《医师执业证书》。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此时对非法行医罪的行为主体认定采取的是“三证说”，即行为人要从事医疗行为必须取得《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三证，否则将成为非法行医罪的行为主体。“三证说”的盛行导致了当时司法实践中，大量拥有《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书》但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取得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合规的行为人被以非法行医罪判处刑罚。以肖国送非法行医案为例，被告人肖国送具有武宣县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个体医师执业证书》，但在未取得象州县卫生局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象州县非法开办个体诊所，从事口腔诊疗活动。法院以被告人虽具有医生执业资格，但在未取得象州县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情况下，在象州县辖区内开办医疗机构从事口腔诊疗活动，属于在“未被批准的行医场所”的非法行医。其在象州县辖区内因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后，仍继续从事该活动，情节严重，因此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被告人肖国送有期徒刑一年。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于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中删除了2008年《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解释》中“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非法行医情形，明确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排除出了非法行医刑事犯罪的制裁范围，“三证说”由此退出了非法行医罪主体之战。然而，2016年司法解释对于何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仍未有明确的定义，对于已取得医师资格但未获医师执业证书的人，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罪中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仍持模糊态度，“单证说”“双证说”仍然存在争论。

    实践中，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的主体认定难题就在于，卫生行政机构认为这些已取得医师资格但未经注册取得执业医生资格证书的行为主体，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构成要件，而试图将他们的非法行医行为通过行刑衔接程序移送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然而，在刑事司法阶段，“双证说”与“单证说”对此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持“双证说”的刑事司法机关办案人员认为，此种情形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构成要件，予以刑事立案。而持“单证说”的刑事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则认为，这些行为主体实质上具有行医能力且取得了医师资格，其未履行注册手续只属于不影响实质行医资格的“形式瑕疵”，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构成要件，不需要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而对卫生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该类案件不予接收。由此导致了非法行医行刑衔接实践中的同案不同处理乱象，阻滞了非法行医行刑的有效衔接。

    刑法的谦抑原则和刑事制裁的严厉性决定了不是所有的非法行医行为都必须由刑法进行规制，刑法中的非法行医主体范围应窄于前置行政法规范中的非法行医主体，否则难以避免非法行医罪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行政法规范中的非法行医主体可包括未取得医师资格、已取得医师资格但未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以及已取得执业医师执业证书但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三种行为主体，这三种非法行医主体中哪种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罪的行为主体，要结合非法行医罪的规范保护目的来认定。现代刑法具有规范刑法的属性，由显性的规范语言表达和隐性的规范保护目的组成，当规范语言表达不够明确时，规范保护目的便可发挥界定文义范围之作用，从而确保刑法评价的准确性。规范保护目的意在探寻立法者在制定法规范时所欲保护的目的。就非法行医罪而言，刑法当初增设非法行医罪时，立法者就是出于对医疗行业的专业性与关乎人民健康的切身性的考量，而将具有“情节严重”的非法行医行为纳入刑法规范范畴。医疗卫生行业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从业人员只有具有国家认可的专业医学知识和技术，才能更好地使就医人员得到专业可靠的治疗。必须从行医主体资格出发对行医行为进行规制，确保从事医疗行为的行为人都具有国家认可的专业医学知识和技术，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执业资格是国家建立的，用来检验行为人是否具备国家认可的专业医学知识和技术的准入制度。通过全国统一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后，行为人取得《医师资格证》，即表明国家认可其具有法律规定的独立从事医疗活动的技术和能力。《医师执业证书》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人从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到实际执业，只缺乏向相关机构履行注册手续这一行政管理步骤，行为人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替他人诊疗，只是违反了有关医疗行政管理规定，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以行政法规规制即可，不需要纳入非法行医罪的制裁范畴。可见，行为人是否具备专业医学知识与能力才是非法行医罪规范的目的所在，不具有专业医学知识与能力而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人才是制定非法行医罪所欲规制的犯罪主体。因此，那些实质上具有行医能力、取得执业资格，而只是未履行注册手续、形式上违反医疗行政管理规定的人员，不属于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范围。卫生行政执法机构在处理此类非法行医主体的非法行医行为时，只能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不应将其以非法行医罪移送刑事诉讼程序，刑事司法机关亦不能以非法行医罪追究此类非法行医主体的刑事责任，对于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可依照《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行为要件——医疗行为

    非法行医是违反法律规定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无论是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制裁，都避不开要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医疗行为进行判定，因此医疗行为是非法行医行刑衔接机制中必须明确的核心概念。关于什么是“医疗行为”，学界尚未形成通说，法律法规也尚未作出统一规定。目前学界对医疗行为的界定存在“诊疗目的说”“主体限定说”“业务限定说”“职业标准说”“业务行为危险说”等不同学说，也由此对应了不同的医疗行为界定范围。“诊疗目的说”认为,疾病诊治或某些医疗活动需要有治疗目的方可称之为“医疗行为”,台湾地区对医疗行为的界定即采该说。“主体限定说”是从医疗主体出发,认为医疗行为是指取得相关医学资格或以诊疗服务为职业的自然人或单位，以人体形态、构造和生理机能的优化、变更或恢复为目的，以适当的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为准则，对医疗需求者进行具有损伤性的医学过程。“业务行为危险说”认为，如果不是医师根据其医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实施，可能对人体造成危险的业务行为。这种业务行为系基于国家法令而给予的排他性权利，是可以反复、继续实施的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在“业务限定说”中,医疗行为是以医学知识和技能为根据而从事诊断、治疗、医务护理工作的行为。该说认为行医是指从事医疗业务、以实施医疗行为为业的活动。行为人没有以反复、继续实施的意思将医疗、预防、保健作为业务时，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刑法规范中对于何为非法行医罪中“医疗行为”的认定具有对前置行政法的相对从属性和依附性，其没有在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中予以具体明确，而是采取参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中的“诊疗活动”“医疗美容”认定的方式来明确，将诊疗活动与医疗美容都纳入医疗行为的概念之中。《细则》中将诊疗活动定义为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将医疗美容定义为使用药物以及手术、物理和其他损伤性或者侵入性手段进行的美容。《细则》对“医疗行为”的特征进行了相对具体的描述，对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随着技术的更迭，医疗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该规定对于“医疗行为”的定义与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之间出现了缝隙。如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为健康捐卵者穿刺取卵等活动里运用了相关医学方法。但其目的却不是为了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不属于该定义中列举的“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难以被现行关于医疗行为的规定所囊括。模糊不清的概念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医疗现实情境，给卫生行政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带来识别与判断何种非法行医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压力。将《细则》对“医疗行为”的规定完全照搬进现实，不仅会造成医疗领域新兴出现的非法问题难以覆盖的尴尬境地，也易致“医疗行为”概念被不当扩大，出现非法行医规制越界，将中医推拿、按摩和出于日常健康管理需要的量血压等行为不当纳入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的范畴，造成“过罚失当”，阻碍我国健康事业的发展。

    医疗行为的认定应以同时具备医疗要素、业务要素、专业要素以及危险要素为标准。首先，医疗行为应当是职业行为。非法行医语境下的医疗行为是以反复实施医疗行为为目的的一种职业活动。要从业务的角度，根据行为人在实施相关医疗活动时所采取的医疗技术、行医的场所等，综合判断其是否将行医作为一种业务。只有以职业目的开展的医疗行为，才属于非法行医规制的范畴。这就将偶然为之的救助性质的短暂行为，如非医师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偶然对他人实施自动体外除颤器急救排除在了非法行医之外。其次，医疗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要素与危险要素。即该行为如果不由拥有公认医学知识与技能的医师实施，则有可能导致卫生保健上的危险。如果一行为的行使不需要以专业医学知识与能力为基础，即使其具有诊疗目的，也不能认定为医疗行为，如单纯的测量血压行为即使发生在医院、诊所等医疗场所，也不能认定为非法行医行为。危险要素的考量可具体参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非医疗机构开展“火疗”项目的复函》进行判断。该复函的规范对象虽然是中医技术，但其中关于禁止使用针刺等微创类技术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侵入性或者危险性的技术方法的规定，可作为医疗行为危险要素判断的参考认定标准。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医疗要素、业务要素、专业要素以及危险要素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医疗行为，此种界分方式才能既不遗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新型医疗行为，又不过分扩大非法行医管制的范围，阻碍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情节要件——情节严重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才能构成非法行医罪，因此“情节严重”是非法行医整体的评价要素，是非法行医行为跨越行政处罚边界转为刑事犯罪的关键因素。关于非法行医罪中的“情节严重”，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解释》作了类型化列举，将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等情形认定为非法行医罪中的“情节严重”。该规定是司法实践区分非法行医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量化依据，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以罚代刑”乱象的滋生。然而，该解释以列举式方法对现实多发案件类型予以总结，属于直接对事实进行提炼，缺乏对规范的本质分析，会使解释结论因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而与刑法基本理论相冲突。该解释将“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作为入罪门槛，在刑法的价值维度上面临将行政管理规范径直作为刑事定罪依据，有刑法新工具主义嫌疑，面临违反刑法谦抑性与补充性原则、造成刑罚犯罪圈的不当扩大等质疑。

    在“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行政处罚”的行转刑情节中，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只需出具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可以将行为人之后的非法行医行为纳入刑罚范畴，这既违背刑法的立法精神，造成非法行医刑罚犯罪圈的不当扩大，也削弱了行政执法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陷入滥用刑罚作为社会管理手段之泥淖。行政处罚是卫生行政机关在对医疗秩序进行日常监督管理时惯常使用的行政管理手段，对于卫生行政执法人员而言，行政处罚是其熟悉的工作领域，便于操作。同时，出于对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的行为人“屡教不改”的“惩罚”心理，卫生行政执法部门在处理此种“多次犯”时，容易产生将其升级为刑事处罚进行“严惩”的冲动，更愿意将此类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由此也造成此类情形在非法行医行刑衔接实践中的滥用之殇。实践中，自“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被列为非法行医罪的入罪条件之一后，该款的适用呈现出了“唯次数论”的倾向,忽视案涉行为对就诊人是否构成实质损害或严重威胁,模糊了非法行为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的边界,引发了该入罪情形的适用泛滥。此现象在最高法近期公布的非法行医典型案例“许某越非法行医案”中可见一斑。该案例中，被告人第一次被判处非法行医罪的入罪门槛是曾因非法行医多次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第二次被判处非法行医罪的入罪门槛是因犯非法行医罪被刑事处罚，在缓刑考验期间及期满后仍无证行医。

    非法行医作为行政犯，具有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双重性。行政犯表现为对行政管理秩序的违反,但能否构成犯罪并非仅取决于行政不法“量”的多寡,而要看行为是否侵犯了秩序背后的法益。严重的法益侵害性是界分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标准，行为人的非法行医行为遭受两次行政处罚只能体现其具有再犯可能性，是一种人身危险性的要素，而非不法侵害性，与案件本身的不法与罪责程度无关。在“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行政处罚”的行转刑情形下，行为人非法行医行为的行政违法性是构成非法行医罪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能直接推导出非法行医罪的充分条件。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存在质的差异，不能简单以“次数”为标准进行“一刀切”，认为只要行为人被处以行政处罚的“次数”达标，就直接将其转化为刑事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很多以“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行政处罚”情形被判处非法行医罪的案例中，行为人前二次非法行医行为大多被处以警告等轻微行政处罚，没有达到足以严重侵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危险程度。此种情形下，该非法行医行为的法益侵犯性并不会因为次数的简单叠加而改变其轻微违法的性质，该种行为并不具有刑事处罚必要性。

    刑法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只处罚严重的法益侵害行为，刑法的谦抑与补充原则要求，如果对某种不法行为采取行政措施便足以保护法益，就不应当将这种行为当作犯罪处理。因此，在判断非法行医行为能否由行政处罚转化为刑事处罚时，要对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进行实质上的独立判断，避免陷入 “宁信度， 无自信也” 的机械司法陷阱。不能因为行为人曾因非法行医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就径直认定其构成情节严重，对其课以刑事处罚，必须以实质的严重法益侵犯性为衡量标准，对行为进行罪质与罪量的筛选，只有通过刑法的两次定量筛选，才能成为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具体到“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行政处罚”入罪情形判断时，要对行为人的每“次”行政处罚进行实质审查。先以非法行医罪条文规定的规范用语文义为基础进行形式解释，然后从规范保护目的和法益保护立场出发进行实质解释，将三次非法行医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重点考察行为人的非法行医行为是否具有实质法益侵害性和刑法处罚必要性，避免将只是形式符合但缺乏实质法益侵害性与刑事处罚必要性的行为认定为非法行医罪的犯罪行为，实现刑事司法适用解释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统一。

    根据同类解释规则，“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行政处罚”中的“一次”，应当与司法解释中所列另三种“情节严重”情形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应发挥同类解释规则的实质限缩功能，以相当的危害性作为判断标准，将该类入罪情形限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只有明确该非法医疗行为足以产生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结果或危险时，才能将该行为认定为非法行医“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行政处罚”中的“一次”。其次，要着重审查前二次行政处罚的具体类型，要以非法行医者开展非法行医行为时的客观事实作为“次”严重程度的判断基础，综合考量非法行医者是否具备相应的医学专业背景与医疗技术水平，其开展诊疗的时间、范围，非法行医时所处的医疗环境、所采用的诊疗手段、开具的药品是否合格、是否采用了相应的医疗设备与器械等事实内容，再依据因果关系来判断该非法行医的医疗行为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应然性大小。最后，应根据比例原则对是否上升为刑事处罚进行综合考量。比例原则要求对非法行医行为的处罚，要在追求的目的与采取的手段之间进行是否符合比例的衡量，如果行政处罚足以达到维持医疗管理秩序的有效性与目的性，则不应直接适用刑罚规范。要将形式上虽符合这种“2+1”模式的入罪情形，但实质上不值得科处刑罚的轻微法益侵害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如此，诸如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某些轻微非法行医行为即使被行政处罚两次后，再次进行轻微非法行医的情形，因没有严重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益，不具有实质的严重法益侵害，不应以非法行医罪定罪处罚。

    四、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程序机制的建构

    非法行医领域的行刑衔接是行政权与司法权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一项制度，涉及多部门、多种权力交织的权力运行体系，非法行医行刑无缝衔接的最终实现必须依靠程序机制，通过合理化程序保障非法行医行刑的有效运转。

    （一）行政程序优先适用

    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程序的运行存在“刑事优先”亦或“行政优先”的争议。在传统的行政犯“两法衔接”过程中，“刑事优先”原则是行刑衔接程序的主流。行政机关普遍认为在违法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坚持刑事程序优先，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行政机关方能作出行政处理。然而，随着社会治理的进一步深入与行业分工日益专业化，学界开始反思“刑事优先”在行政犯行刑衔接程序中是否合适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两法”衔接的目的不是为了“优先”追究刑事责任，坚持刑事优先原则的必要性值得反思；有学者认为，对于行政犯的刑事追诉，“刑事在先”原则会滋生诸多弊端，应予以调整，通常情况下应实行“先行后刑”；有学者提出应以行政优先为原则、刑事先理为例外。

    非法行医作为典型的行政犯，“刑事优先”原则在其行刑衔接过程中存在适配度不足的问题。首先，非法行医的违法性专业证据只能由卫生行政执法机关调查。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医疗行为涉及到医学、生物等专业知识，而随着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运用，医疗违法行为的判断呈现出了愈加专业化的趋势，与刑事司法机关的专业壁垒也日益加深，必须由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对与医疗卫生相关的专业性证据进行收集、固定与判断。其次，是否属于医疗行为等专业难题只能由医疗卫生相关行政机关进行认定。医疗卫生领域法规众多，截止2020年，医疗卫生领域已经制定法律14部，行政法规近40部，部门规章90多部。而且，由于生物医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医疗卫生领域的法规修订也日益频繁。因此，对于行为是否属于医疗行为等专业判断难题，刑事司法机关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次，“刑事在先”容易导致大量的非法行医行政违法行为被错误升格为刑事犯罪。司法权的终局性与刑事制裁的严厉性，要求刑事立案程序的启动必须谨而慎之。刑事诉讼的启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刑事案件的侦查过程对行为人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审前羁押的适用限制了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因此更应慎重启动。然而，实践中一旦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部分刑事司法人员出于“结案”压力，在认定前置行政违法性时，往往会从众多的行政法规中有倾向性地选择能够将行为人定罪的条款予以适用，由此一些本可止步于行政处罚的非法行医行为被强硬错误套上刑事处罚的外衣。最后，“刑事优先”易致程序的拖沓，影响行政执法效率。《刑事诉讼法》规定，在进行刑事立案前要对案件线索材料所反映的事实进行必要的调查，以确定是否符合立案条件。非法行医类案件涉及到医疗行为认定等专业问题，是否存在构成非法行医罪的犯罪事实认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查才能作出是否刑事立案的决定，而非法行医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利益，不及时处理将造成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因此，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程序如果以“刑事先行”为主，易致刑事诉讼程序囿于专业难题而进程缓慢，既可能造成行为人面临被长期羁押的风险，也让医疗管理秩序难以及时恢复。

    因此，在非法行医的行刑衔接程序中应采取行政优先模式。先由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程序中，对是否属于医疗行为等专业问题进行相关证据的收集与专业性的认定，然后再在认定涉嫌犯罪的基础上，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立案，这既是畅通行刑衔接程序的良策，也是防止将非医疗行为错误认定为非法行医罪的关键。具体而言，先由卫生行政执法机关以行政调查程序依法对非法行医行为进行查处，发现非法行医违法事实涉及情节、后果等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才移送公安机关启动刑事立案进行刑事侦查。如此，既能发挥卫生行政执法机关的专业调查职能，及时收集、固定、保全专业性证据，防止关键证据流失，又能通过刑事司法机关的依法提前介入，借助刑事侦查机关的立案前审查手段和力量，解决行政执法办案手段有限、威慑力不足以及取证固证难等难题，为行刑衔接程序的运转奠定证据基础。同时，以“行政优先”为主的行刑衔接程序设计，行政执法程序的运行过程也是对非法行医行为刑事立案前的调查过程，属于“一程序二用”，有助于借助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在医疗领域的专业优势，及时解决医疗行为判断等专业疑难问题。

    （二）明确证据转化规则

    证据是程序运转的基础，非法行医行刑程序能否有效衔接，其关键在于证据能否在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之间进行流畅转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以进入刑事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2款明确了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应当加强证据移交、接收衔接,这为行刑衔接机制中的证据转化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不同于行政处罚程序，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取证程序和证据标准存在规范性差异, 导致行刑衔接过程中证据转化和衔接机制不健全。如何有效实现证据在非法行医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合法转化，不仅关乎行刑衔接程序的畅通，亦关乎司法成本与司法效率的平衡，这种情形在非法行医案件中尤为突出。

    在收集非法行医案件证据的主体上，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在职能定位、价值目标及运行方式上区别明显，由此导致了双方证据转化的阻滞。刑事诉讼程序与行政执法程序相比，对证据的来源、形式、证明力以及证据链的要求更为严格。行政执法人员证据意识较为薄弱，其在打击非法行医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证据时可能面临证据收集不全，证据存在瑕疵等问题。同时，在查处非法行医的执法过程中，囿于委托执法的限制，卫生行政执法人员没有查封、扣押、没收、控制违法者人身自由等强制权，其收集证据的手段和措施都很有限。实践中部分案件特别是非法行医致人伤亡的案件，其核心证据的收集通常需要借助公安机关的介入才能取得与固定。

    行政证据转化为刑事证据的标准模糊造成了行刑衔接司法适用的困境。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行刑证据可转化的类型作了规定，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 但对证据的具体转化条件及“等”的范围界定缺乏明确规定，引发了实践适用争议。随后，201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行转刑可转化证据的类型与《刑事诉讼法》保持一致，并规定了证据的审查标准，即必须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才可转化为刑事诉讼中的定案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范围作了扩大解释，新增了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三种可以行转刑的证据类型。《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行刑转化证据类型经历了先增加至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检验报告四种后又删减为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的修改历程。2021年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又将行政机关制作的事故调查报告纳入了刑事证据使用范围。然而，上述司法解释与相关规定仍然没有明确未列举的证据是否可以进行行刑转化以及如何转化的问题，导致了实践中经常出现卫生行政执法人员认为案件的证据已达移送标准而公安机关不予认可、拒绝接收案件的现象，造成了非法行医案件证据衔接的滞阻。

    不同种类证据的来源、客观性、收集难度均有所不同，不能以同一标准进行转化审查，而要根据该证据的特性实行差异化转化审查认定。首先，关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的转化审查认定。实物证据往往伴随案件发生而形成，以客观存在的实物形状、性能或者其记载、反映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客观性、稳定性，不易失真的特质，但同时实物证据具有灭失的不可替代性，一旦某一特定实物证据被损害或灭失之后，就无法再恢复，也无法以其他证据来取代。因此，对于卫生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依法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实物证据应予以优先转化。物证、书证等客观证据的收集主要依靠勘验、检查、搜查和扣押等方法，刑事司法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提供的此类实物证据审查时，应着重审查卫生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收集程序是否合法，勘验、检查是否及时、科学、真实、全面。如果确认收集程序合法，确保该实物证据来源客观合法、可排除该证据系伪造的可能性，则该类证据可直接转化为刑事证据。其次，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的转化审查认定。言词证据具有主观性强、可重复收集的特点，原则上应由刑事司法机关重新收集，不得进行证据转化，但确实由不可抗力导致刑事司法机关无法再行收集的，进行审查后也可作为证据使用。刑事司法机关对言词证据的审查标准应着重从行政执法主体的取证程序合法的基础上审查该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从该言词证据能否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的角度审查其关联性，只有与客观证据能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的言词证据才可以转化为刑事证据。

    （三）破除鉴定启动难题

    鉴定意见是处理非法行医案件的关键证据，也是实践中行刑衔接的堵点。在非法行医案件中，特别是非法行医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鉴定意见是认定因果关系的关键，也是启动刑事立案程序的“敲门砖”。但是，在非法行医行刑衔接中，现行法律法规对非法行医行为造成就诊人身体健康受损或死亡的鉴定由谁负责启动并组织实施的规定不足，实践中公安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对此问题亦是争执不休、互相推诿。

    现行法律规定中，只有部分地区对非法行医造成人身损害的司法鉴定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如山东省卫生厅、山东省公安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工作中进一步加强行刑衔接工作的通知》中明确“非法行医造成的人身伤害由公安机关法医鉴定部门负责进行司法鉴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非法行医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的通知》中亦提到“非法行医造成人身损害但未造成死亡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或公安机关委托有资质的司法医学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非法行医造成死亡并需要确定死因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尸体解剖”。国家层面对谁负责组织非法行医人身伤害鉴定的规制空白，导致了实践中非法行医致人重伤、死亡案件的鉴定难题，阻碍了非法行医行刑的有效衔接。

    虽然《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中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有关检验报告或者鉴定结论，这也是公安部门主张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鉴定的主要依据。然而，由卫生行政部门来组织鉴定工作在实践中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卫生行政执法部门组织鉴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另一种是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争议但需要进行鉴定的，则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相关鉴定机构组织鉴定。但是，这两种方式在非法行医造成人身损害特别是致人死亡的鉴定情形中难以适用。首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13条也规定了医学会不予受理非法行医造成患者身体健康损害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此，非法行医造成人身损害或死亡的鉴定被排除在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范围之外。其次，双方共同委托鉴定在实践中难以实现。鉴定意见是决定非法行医行为与就诊人的伤残或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关键证据，也是启动非法行医刑事诉讼程序的“敲门”证据，一旦鉴定意见确认非法行医行为与伤残或死亡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就意味着非法行医行为人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实践中，很多非法行医行为人出于逃避刑事责任心理，对鉴定往往呈躲避状态，不愿配合鉴定工作，更遑论与就诊人或家属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委托鉴定。非法行医行刑衔接鉴定难题在于：公安机关要求卫生行政部门提供认定非法行医行为与伤残、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非法行医行为是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直接、主要原因的鉴定意见后，才肯接受案件的移送，进行刑事立案受理。而现实情况是，如果当事人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共同委托鉴定机构对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那么卫生健康部门则面临无法完成鉴定工作的难题，从而导致大量案件无法移送，或者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明显属于非法行医致人伤残死亡的案件，因为证据缺乏而不能适用“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与“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加重量刑情节。

    鉴定意见虽然客观上属于鉴定人对诉讼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的个人认识和判断，但由于其兼具科学性与相对客观性，因而在实践中深受刑事司法机关的偏爱。实践中，卫生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对于非法行医鉴定由谁负责启动与组织实施问题争议较大，因此应明确非法行医的鉴定分两种情形处理。第一，在刑事立案之前，先由卫生行政机构负责组织实施。由卫生行政执法机关协调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检验、鉴定意见，在卫生行政机构难以完成相关鉴定工作时，可请求公安机关予以协助，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协助并组织开展鉴定工作。第二，在刑事立案后，由公安机关负责组织司法鉴定。非法行医因果关系的鉴定涉及到医疗卫生行业的专业知识，需要卫生行政机关协助的，卫生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或受托开展鉴定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完成鉴定工作。

    （四）强化衔接主体协同

    从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程序全流程流转的角度而言，我国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的责任主体包括卫生监督执法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卫健委、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尽管目前关于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的责任主体已经确定，也确立了卫健委在行刑衔接过程中的统筹协调地位，但各责任主体如何在行刑程序中进行衔接，卫健委统筹协调地位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在行刑衔接机制中予以贯彻落实，都缺乏相关规定的进一步细化。

    非法行医领域至今仍未在国家层面专门制定关于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的法规规定，主体衔接规定更是阙如。目前，国家层面对于非法行医行刑衔接主体协作配合的规定，只有2009年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工作中加强衔接配合的暂行规定》中作了原则性规定。该规定提出要“加强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的协作与配合，规范涉嫌非法行医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在地方层面，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在其出台的地方性规定或者工作方案中，具体提到了非法行医行刑衔接的主体问题。如吴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201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非法行医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强执法部门的衔接配合，并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在查处非法行医工作中的具体职责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卫健委、公安局、检察院在2021年联合印发的《泗县卫生健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制度》中以专章形式对主体间的“协作配合”进行了规定，明确“县卫健委、公安局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健全卫生健康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长效工作机制”；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2023年起草的《天津市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卫生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实现优势互补，确保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效落实”。国家层面统一规范指引的匮乏，使得非法行医衔接各方责任主体难以避免从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出发，根据自己对事实与法律的理解来决定非法行医案件的具体处理，行刑衔接易走向任意化，导致实践中“行刑混同”的衔接乱象。

    行政执法属于行政权，刑事司法属于司法权，二者属于两种不同性质权力运行的结果，存在本质差别。这就要求两者之间的衔接程序必须能协调理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不同权力，弱化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从而实现利益平衡与合力。具体而言，先由卫生行政执法部门适用行政执法程序对非法行医案件进行查处，在查明行为人不具备行医资格、实施了医疗行为、出现了可能涉嫌非法行医罪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时，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非法行医违法犯罪案件或线索。卫生行政执法部门如果发现非法行医行为人可能存在逃匿、串供，或者有转移、隐匿、销毁证据等行为，或者在证据的收集、保全、固定方面存在困难时，可以商请公安机关提前介入行政执法程序提供协助。公安机关应积极帮助、协助卫生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进一步调查工作，对于有证据证明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公安机关不能以没有做出检验、鉴定、认定为由不受理移送案件。公安机关审查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材料不全、证据不充分的，可以就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等书面提出补充调查意见，商请移送案件的卫生行政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自行调查。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对于卫生行政执法部门正在查处的非法行医案件，认为需要提前介入的，经相关部门同意，可以提前介入调查。在“反向移送”过程中，刑事司法机关经审查认为行为人的非法行医行为不符合刑事犯罪标准，但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也应依法将案件移送卫生行政执法部门处理。在非法行医行刑衔接过程中，还要注重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一旦发现卫生行政执法机关有应当移送涉嫌犯罪案件而不移送的，应向同级行政执法机关提出检察意见，要求其及时移送刑事诉讼程序处理。发现公安机关对应进行刑事立案的案件而不予接收移送案件的，要依法开展立案监督。同时，刑事司法机关在办理涉嫌非法行医罪案件，需要卫生行政部门提供医疗卫生领域专业技术支持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积极协助，及时提供专业意见。

    当然，非法行医行刑衔接机制的运行亦离不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持，要结合大数据智能技术，通过由海量数据搭建的类型化证据模型为卫生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提供具体指引，减少衔接主体的个体局限性，以智能化提升衔接效率，实现非法行医的有效治理。

    本文原载《政法论丛》2024年第3期。

  • 张祥龙：象、数与文字

    易象的特点使《周易·经》能成为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一个源头。（1）象符系统有自身推演机制。（2）象符形式极其简易，具有结构主义语言学所讲的由对子构成的“区别性特征”，但其表现维度又非常多样。这是西方的演绎系统所不具备的。（3）这些象符的功能主要不是去象征现成的事物，而是以极丰富的变易可能为新象或变通样式的当场构成提供了一个潜在支持的“边缘境域”。（4）象只在这种变通之中才触及到辞，做出预言。这样，象与辞的关系就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与按图索骥式的预言术很不同。

    因此，《易》鼓励的是一种注重变易过程、原发想象直观和捕捉将来时机的艺术型思维。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具有推演精神，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深远影响。但它对数与言的关系的学说在传统西方哲学中并不成功，主要原因就是十进制的数与几何图形与古希腊语相距过远，其间缺少“象”的环节。这种学说鼓励人去追求现象后面不变的本质和永恒结构。

    莱布尼兹通过他发明的数字二进制，使得毕达哥拉斯的广义的推演理想向现实化迈进了一大步。二进制使数字的表达方式大大简易化，出现了某种“数字象”的形态。与此相关，莱布尼兹设想了一种能让哲学思想完全演绎化的“普遍文字”，成为现代数理逻辑之嚆矢。也正是出于这个背景，他在传教士提供的“《周易》六十四卦方圆图”中看出了二进制和伏羲演绎智慧。这些思想是毕达哥拉斯主义与《周易》之间的一架悬桥，通过它，双方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两者的某种类似和巨大的差别。

    莱布尼兹对《易》象的解释是有趣的，引发创新思路的，但也是比较贫乏的，因为它忽视了易象的多维完形构造的特点，以及这个特点带来了众多微妙功能。

    《周易》经文上下篇与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关系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民国之前的中国学术界主流从未怀疑过这是一个肯定性的重要关系，即《周易·经》对于中国传统的哲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学者否认《周易·经》本身有重大的哲理意义，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即认为“中国哲学”[1] 的正式开端只能追溯到孔子或老子的时代，以前只有“朴素的”、不成潮流的零散表现而已。

    《周易·经》被认为只是或主要是一部用作卜筮的“迷信”之作，它是靠孔子之后出现的《周易·传》或《易传》才取得了重大哲理含义的。[2] 这种看法中隐含的一个结论就是：《易传》与《周易·经》之间没有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联系。本文作者对这种看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此文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要在新的、主要是现象学的和结构主义的视野中来探讨《易》象数的方法论特点，及其对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关键性的影响。希望由此而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易传》确实是按照《易经》在讲的，[3]《周易·经》是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源头，或起码是少数几个重要的源头之一，阐述“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应该以此为正式开端。

    然而，为了以一种尽可能原本的方式来理解象数与哲理及象与辞的关系，将《易》与西方思想中的对应者的比较研究似乎是必要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数是万物本源”的主张时而直接、时而间接，但却是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哲学与科学，而莱布尼兹通过他发现的二进制，在西方之“数”与中国的《易》象数之间搭建起了一座虽然残缺，但确能带来思想上的某种新可能的悬桥。所以，本文将通过加深对莱布尼兹的有关学说的理解来说明《易》象数与毕达哥拉斯之数在各自的传统中所发挥的、就某些方面而言是类似的，但就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方面而言又是极为不同的思想功能，希望能由此显示出象数与数学在中西传统哲学中的不同命运的原因，或者说是导致中西思想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

    一、《易》象数的能变通的解释空间

    《周易·经》含两种不同的符号，一种是卦象或卦画，由或连或断的横道（爻象）组成，两者（卦象与爻象）可统称为 “易象”或“象”；另一种是中国古代的文字，用来解释卦象与爻象的意思，故称为“卦辞”和“爻辞”，通称为“筮辞”、“易辞”或“辞”。简言之，此书由象与辞两部分组成。就象的一面来说，有其内在的秩序、结构和变化方式，清清楚楚；但就其文字或辞的部分而言，则晦涩难懂。这些筮辞偶尔显示出某些哲理意思，比如讲“亢龙有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等，但在更多的地方则似乎是在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迷离散乱，[4] 几乎理不出个头绪。如果将这文字部分与易象联系起来，情况就有所改善，可看出一些辞是在说象，其中包含了一些“取象之法”。比如解释爻画的爻辞，其所言者与该爻画在六爻中的空间高低时有某种呼应，这尤其表现在初爻与上爻的爻辞中。初爻之辞往往取象于下，如《乾》卦之初九爻辞曰：“潜龙勿用”；《坤》之初爻言：“履霜坚冰至”；《剥》之初六爻辞为：“剥床以足，蔑贞，凶”，等等。上爻之辞皆往往取象于上，如“亢龙有悔”（《乾》），“比之无首”（《比》），“过涉灭顶”（《大过》），等等。[5] 然而，一来这种对应并不完全，二来如何在这种对应或其他的取象之法中看出重要的哲理含义，也还是个问题。如果按照爻辞，初爻到上爻意味着空间的从低到高，时间的从开始到终结，隐喻着事物的发展历程，这确实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释框架。它可能具有极深刻的哲理含义，[6] 但毕竟还不足以将这种潜能实现出来。为了建立更有理可循的解释框架，就需要发现《易》的辞与象之间的更多的、更周全的对应方式，也就是要找到更多的取象之法，或对于卦画与爻画的“语义赋值法”。可以想见，自有《周易》以来，甚至是广义的《易》（比如再加上更古的《连山》、《归藏》）以来，这就是个挑战性的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取象之法是最合理的呢？换言之，假定我们暂不去推测《周易》筮辞或文字部分的历史形成过程，就道理上说来，为了最大地获得与保持《易》的“能预言”（此乃“《易》与天地准”的最重要证据）的形象，易象与易辞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很明显，取象法并不是越明了、越单义化就越好，因为那样的“算命对位表”或“单义算命的词典”很容易被未来发生的事件所否证，没有解释的回旋余地，更谈不上有思想的引发力。为了能够“朝向未来”（海德格尔语），这里的语义取象必须总包含着新的可能，也就是必须在本质上就具有感受语境的模糊性[7] 和随机性的能力。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取象也绝不是越多样越好。为了找到象与辞之间的内在联系，增加取象之法或增大每一个象的多义性只是一种效力有限的途径，用得过分反会“添乱”或“增熵”，减低《易》的可信度。只有那种能够增加象与辞的深层交往维度和接触点的方式才会提供切实的帮助，以造成多重含义的收敛趋向。所以，沟通象与辞的努力绝不应仅限于辞的方面，将“象”当作一种现成的东西，只是通过考证、训诂等方式来增加文字方面的取象之法或寻求原本的取象之法；而是应该同时努力去增强对于易象的理解维度和活力，以增大象与辞的深层接触可能。更具体地讲就是要去发现象数内部的更多样的结构转换力，以及这些似乎是形式上的转换方式与取象语义的呼应。这恰是《易传》最强调的易象“变通”、“趣时”和易辞“曲中”[8] 的特性。

    由此亦可见《易传》深合《易经》的内在要求。而找到看待象的新方式、新样式不仅意味着找到了新的象，增加了象与辞的接触面，而且意味着找到了能把不同的象联系起来、组织起来的收敛结构，由此而大大有利于原来似乎是散泛的辞之间的收敛与相关。顾颉刚认为筮辞是《易》的中心。[9] 如果将这种看法理解为《周易》的思想价值以筮辞为中心的话，就颇成问题。沿着这种思路，很容易陷于力求从筮辞中考训出一些“历史故事”的窠臼，而几乎完全遮蔽了《易》的哲理命脉，因为这命脉首先是与象数的变易相关着的。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哪种象数结构最适合《易》的需要呢？回答似乎应该是：（1）它必须有合理的推演机制，就像数学（算术、代数、几何等）一样。换句话说，它必须可以按一套转换规则从基本符号产生，而且只产生属于自身系统的数量较丰富的符号成员。（2）进一步，这种转换生成可以仅仅依据符号或象符的形式特征而进行。（3）这种符号的形式上的可辨别特征必须十分“简易”[10] 即在尽可能的相似中保留最少的可区别特征，以使得符号的转换生成主要依据直观，而不是相应于符号的观念的抽象、联结与再现。由此也使得不同的象符之间具有明显的“家族类似”。（4）由于以上这三个特点的结合，在这个有限的象符系统中，安排、转换与生成不同象符的方式从根本上讲就是极其丰富多样的，也就是比较容易形成由象符组合成的“花样”或“样式”（patterns）的，比如对称、对应、循环等。总而言之，就是容易形成“变通”的样式。如果用棋类来打比方的话，这种象符系统更接近围棋而不是象棋。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象数结构中，各种转换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和使用它的人对于当下形势的直觉感受所潜在地、以“边缘域”的方式所支持着的。（5）因此，这种直观可鉴的和具有变通构成倾向的象符比较容易获得较自然的、具有境域前冲力的语义。而且，由于可变通的特性，某个象符的不同语义之间、不同象符的语义之间，乃至不同象符花样的含义之间也比较容易出现意思上的关联，由此而更增强它的预言功能。

    由于第（1）、（2）个要求，这种象符预言系统不同于古代的其他预言技艺系统，比如龟卜、占星术、看相术等；由于第（3）个要求或特点，它又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数学系统。按现在的一些考证，在通行的《周易》象符系统之前可能还有其他的系统，比如在商、西周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中发现的“数字卦”[11]。但很明显，只有以“—”和“- -”为单爻（初始符），以三爻和六爻为变换阶段的象符系统是最成功的，基本上满足了以上的五个要求。以下就来一一说明。

    首先，《周易》象符系统（爻画、卦画、卦序、方位）可以具有严格的自身推演机制。也就是说，它可以按照某个或某一组规则从自身的某个单位，比如阴阳爻、三画之卦或六画之卦，产生所有属于本系统的因子，而且只产生它们。这就是《系辞上》5章与10章所讲的“极数通变”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象符系统与由[有限的]阿拉伯数字组成的算术系统、数理逻辑中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系统等是一致的。

    其次，就（2）与（3）而言，这种推演可以只依据象符的形式特点，即象符的空间形象与位置而进行。而且，这种形式特点极其简易（此点极重要，下文将详析之）。因此，由它们组成的象符具有极强的整体直观的可辨别性或引发完形（Gestalt）想象和构造的倾向。就此而言，象符系统很不同于十进制的数码系统。

    因此，针对（4），我们可以说，每个象符都有极强的位置形式性或形势表现力。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这种“位性”：首先，爻的高低位置或由“初”向“上”的不同位置有不同的含义，而且这种含义具有比阿拉伯数字的位置本质上更丰富得多的维度，因为它不只可以表现“进位”，[12] 还可以表示“阶段”（或时序）、阴阳（奇数位与偶数位）、内外（内卦外卦）等，以及这些位置之间的关系，比如乘、据、比、应等。其次，卦象不仅有卦序，而且有空间的方位（四、六、八个或更多的方向，比如东西南北），以及与此方位系统内在相联的生存化时间（季候、时辰等）。这却是古代的西方数字系统所没有的。笛卡尔坐标在某种程度上将几何与数字联系了起来，但《易》卦象及其位置不是或不只是几何的，它的生存空间含义的丰富活泼和它的时间含义是几何的空间关系所没有的。这实际上就已经初步涉及到以上（5）所要求的象辞联系了。而且，从河图、洛书、太极图等可以看出，卦象的位置与数字的变换游戏及总体的阴阳变化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位置也具有可推演的变换性。这些就都不是西方的古代数学（在那里连几何与算术都还没有真正打通），更不是西方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所能具有的“演绎”或变通特性了。

    第三，与（5）直接相关，由于爻象的简易性和某种直观表意性，使得在中文中对它们的语义赋值或联想比较容易。比如“—”与“- -”本身与汉字的“一”与“二”及连带的“奇”、“偶”有某种或明或暗的关联；“鼎”、“颐”、“噬嗑”等卦象与其中文名也有象形的关联。但如果限于这一静态的、现成的联系，则不会有多深的思想含义，因为爻卦象是可推演的，而相应的汉字则不行。关键之处还在于，象的这种简易性表现为最鲜明直观的对立型差异。阴阳爻不止是两个符号，而是一对符号。阳与阴两个符码的形象极其相似，从正反面看都只差一个缺口，即“—”与“- -”，几乎是达到了能造成区别性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13] 的形式上的最低限。实际上，它们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更原本的隐蔽符码的两个变体，[14] 所以，这种区别或差异是处在一个有强大对衬力的“家族相似”的背景之中。从形象上讲，这种区别与相似之间的几乎可以说是“天然的”[15] 结合状态或“相摩相荡”的牵挂状态具有极强的构象能力，让人几乎能够自发地用它们去形成或发现某种反复出现的序列、对称和呼应等花样，以至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你只要能找到某种前后一致的变易法或“走法”，就似乎总能变出个、走出个样式（pattern）来。[16] 换言之，易象提供的主要不是静态的东西，而是构成新象的可能性。用现象学的话来讲就是：易象所提供的不只是作为关注焦点的意象对象，更有那总是围绕着和先行于这些对象的边缘域（Horizont）或存在论意义上的视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17] 正是这种边缘域以“匿名的”方式准备下了新的成象可能。这是一种比较容易造成妙棋的下棋结构，容易引发绘画灵感而画出“新象”和“妙象”的大写意格局，容易达到“至诚如神”[18] 和“前知”状态的先行结构。[19] 这种出自“简易”和“变易”的“容易[成象]”恰是“易”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从象与辞的关系上讲，这种简易与对立的完满结合使其成为构意（meaning constitution）性的，也就是说，象与辞的关系不完全依赖某些现成的、规定好了的象辞对应或取象之法，而是可以根据解释易象的自发需要而选取或构成新象，从而调整和重构象与辞的关系。这就势必造成多样的、具有家族相似关系的，并因此而具有境域收敛性的象辞关系。比如，对于爻画可以有“阴阳”、“刚柔”、“奇偶”、“男女”等多种赋义，它们之间有家族相似，而且它们都是原初对立的构意因子或区别性特征，[20]而不是两个现成的存在者所组成的矛盾体。它们的具体含义依境域而有变更，当然是受约束的、而不是任意的变更。所以争论爻符是不是象征男根女阴或别的什么对于理解易象的构成能力是不相干的，找不找得到现成的“逻辑联系”[21] 在这里也是不相干的。那种关怀应该被“悬置掉”。而且，这种象与辞关系的动态化和多样化不只表现在辞对象的解释上，也同样表现在象对辞的关系上。比如，不止是爻有阴阳，三画与六画之卦也有阴阳，而且变通出的样式（如“八宫卦”中的四阳宫和四阴宫、卦变中以阴阳卦为起点的变体集合）也有阴阳；等等。

    更具体地讲，这些爻、卦及其位置并不主要是在象征或代表某些物体、观念及其关系，而是在以各种相互引发和变换的方式显示或构成一组组极其微妙和多维度的样式（花样或和谐结构）。《周易》的卦象预言方式（“筮例”）就其本身而言也要求着变易，它要在转换、生成、推衍和变更之中，比如在“老阳”爻、“老阴”爻变性而构成“之卦”的过程中，在“升降”、“旁通”、“互体”等变样之中，才能触及卦爻辞，从而顺势做出预言。这使它很不同于其他的“按图索骥”式的预言术。比如，春秋战国时人的筮例，汉易乃至部分宋易中各种花样翻新的“卦变”学说就都体现出这种“唯变所适”[22] 的“动态时机化结构”的特点。[23] 实际上，《易》象本身就是动态的。阴爻有向下向内的的趋势，阳爻则反之；爻位的基本流向是自下而上，但其中有跳跃式的呼应（比如“应”）；先天卦序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生成，阴阳爻在其中可以“顺行”或“逆行”；[24]通行卦序则有“非变即复”的生成过程。此外，《周易》阴阳爻的画法（“—”与“- -”）可以经受住各种变换、包括翻转而仍是其自身，而前面所提到的甲骨文和金文上的“数字卦”（比如那里阴爻表示为“八”或“∧”）就不行，这就为易象的各种变通提供了方便的符号性质。

    综合以上各点可以看出，卦爻易象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符号系统：它是深层多维的，有数、形、位、时等多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上都是可以合理推演的；而且各个维度之间也是可变换沟通的。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比“镜屋”还更巧妙的相互投映的“全息”效应，或现象学中讲的境域构成的效应，具有很强的构象和诠释的能力，比西方古代和现代的公理化系统从本质上要更聪灵。比如，在这个多重互构的推演系统中，根本就没有现成的、“是其所是”的单元、原子或自明的起点，每一“点”（比如一爻、一卦）都应该被看作是一簇簇推衍关系辐凑的枢机，在不同的、但又相互亲缘的变换趋势中获得时机中的意义和讲究。《系辞》讲：“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25] 这里的“像”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对已存在者的“象征”，而应解作“能象”；也就是说，面对如此丰富的变易可能，或所谓“通其变”而“极其数”的“至变”可能，解《易》者就总可能“引而申之，触类长之”，[26]构成“趋时”之象。[27] 换言之，象符的变易总可能达到“会通”，[28] 构成“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能显示出时势趋向结构之几象。由此而可理解《系辞》中这样一段话：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29]

    在这样一个看法里，《易》的阴阳爻就不是可独自存在的原素（elements），而是能在人创造新样式的活动中以近乎自动的方式参与进来, 以自己的微妙差异或对立在边缘视域中起原发作用的区别性特征，从而依境况而被统握（aufgefasst, apprehended）为“某物”（某卦，某卦序、某位置安排、某种变换的样式..）。此为“象其物宜”之原意。而且，这种“参与统握”与“被统握成..”的各种象并不像胡塞尔的现象学所讲的，有一个从感觉材料向上递进的固定层级，它们在《易》中是可以互换的。比如，爻象并不注定了只是参与卦象的构成，在某种统握方式中，比如邵雍提供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中的圆图里，反倒是卦的序列构成了爻的正行和逆行。这就正如朱熹所引邵雍的话所言：“阳在阴中，阳逆行；阴在阳中，阴逆行；阳在阳中，阴在阴中，皆顺行。此真至之理，按图可见之矣”。[30] 由此可见，这种由易象符本身构成的、似乎是纯天然的变化样式给古代中国人以何等深切的理性和灵性激发：“此真至之理，按图可见之矣。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31]这种具有某种“超越性”的真理与心法的根源本应在时机化的境域构成之中。所以我们说，阴阳爻象及其语义实乃构成意义之对立式的差异， 而不是对象意义上的矛盾差别。就此而言，象符中有潜伏的语言结构，乃至语音结构，就如结构主义的开创者索绪尔和雅各布森认为人的自然语言所具有的。[32]

    总而言之，象与辞的主要联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凭借象与辞的动态的、境域式的变通来建立或“构成”的。并且，由于上述《易》的象符系统所具有的超强的变易成象（“能像”）能力，沟通象辞关系的人不只是或主要不是通过训诂、考证等方式扩大辞的语境，以达到对应象的目的；而是可以让象在变通中形成新的联系或样式，扩大象的“语境”，以便能够与辞接通。总之，这种“变通”是象辞互向或双向的，而且象的变通是打通象辞联系、揭示《周易》的哲理含义的更有效方式。不这样，《易》的深刻的哲理意义反倒出不来。换言之，《周易》中象与辞之间的距离在这种双向变通中成了“解释学的距离”，要求和激发着一种注重语境和变易成象成文的思路。杨雄的《太玄》中的象辞安排表面上更有理路可循，但其哲理意义反大不如通行本《周易》，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缺少解释学的距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易传》的作者已经看出这样一个解释学的形势，尤其是象的极端重要性。“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即象之言]”。[33] 对《易》的赞美主要集中于易象的“简易”和“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之上，顺而延之于“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自那时以来，广义的象数一直是理解《周易》的生命线，甚至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思想主流[34] 的生命线。通过“象”的各种变通样式，包括天文、历法、地理、医学、建筑、兵法、武术、乐律、韵学和各种技艺，一方面变易推衍或所谓“内在超越”进入中文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则是“《易》义”或意义的变通构成方法反涌入中国古代的算学，在《九章算术》等“算之术”中放出异彩。那里没有或不需要欧几里德几何式的公理化演绎系统，而以变通或“算法”的巧妙和直接启发人为尚，由此而形成中国古代数学或“算学”的“以率为纲”和“出入相补”的独特方法论特色和传统。[35] 焦循试图打通《易》学与算学，取得了一些很有趣的结果。[36]

    二、毕达哥拉斯之数本原说及其历史命运

    大多数关于西方哲学史的书都没有充分估计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鼎盛年公元前532-529年）对于西方哲学的关键性影响。但有两位在数学或数学基础研究上有大造诣的哲学家看到了这一点。莱布尼兹说：“我对毕达哥拉斯有最高评价，而且我几乎认为，他高于所有别的古代哲学家”。[37] 罗素讲：“无论就他的聪明而论或是就他的不聪明而论，毕达哥拉斯都是自有生民以来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38] 毕达哥拉斯或毕达哥拉斯学派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或他的学派是古希腊世界中最伟大的数学家和数学流派，更是由于他力图通过数来把握关于世界与人生的终极真理，从而在西方思想中注入了强烈的演绎理性精神和数理型的方法论态度，这一精神的发展势头在今天这个越来越数字化的时代似乎还在增长。

    毕达哥拉斯的基本哲学观点是：数是万物的本原。这也就是说，数——正整数和几何图形——不只是计算形式（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式与质料的分离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它们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才是最真实者，最可理喻者。所以，相比于水、土、气等，数才是真正的本原：万事万物（包括伦理、政治、宗教之物）出自于数，归回于数，并只有通过数才能得到理解。

    为了论证“数是本原”，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万物（这里可理解为表述万物的语言的意义）与数是“相似”的，而他们用以论证这种相似的最根本理由是结构性的，即认为数中的比率或和谐结构（比如在乐音中）证明万物必与它们相似，以获得存在的能力。亚里士多德这样叙述这一派的观点：“他们又见到了音律[谐音]的变化与比例可由数来计算——因此，他们想到自然间万物似乎莫不可由数范成，数遂为自然间的第一义；他们认为数的要素即万物的要素，而全宇宙也是一数，并应是一个乐调。”[39] 这种“以结构上的和谐为真”的看法浸透于这一派人对数的特点和高贵性的理解之中。比如，“10”对于他们是最完满的数，因为10是前四个正整数之和，而且这四个数构成了名为四元体（tetraktys，四面体）的神圣三角：“▲”[注意它的多重对称、相似与谐和]。而且，用这四个数就可以表示三个基本和谐音（4/3，3/2，2/1）和一个双八度和谐音（4/1）。这些和音的比率可以通过击打铁砧的锤子的重量、琴弦的长度、瓶子中水面的高度，甚至是宇宙星球之间的距离而表现，但它们的“本质”是数的比率。[40]此外，此组成10的四个基本数或四元体还表现为：1为点，2为线，3为面，4为体；而且是点或1的流动或移动产生了线，线的流动产生了平面，平面的运动产生了立体，这样就产生了可见的世界。所以毕达哥拉斯派的最有约束力的誓言之一是这样的：“它[四元体]蕴含了永恒流动的自然的根本和源泉”。[41] 此外，四元体还意味着火、气、水、土四个元素；人、家庭、市镇和城邦这社会的四元素；春夏秋冬四季；有生命物的四维（理性灵魂、暴躁的灵魂、贪欲的灵魂、作为灵魂寓所的躯体）；四种认识功能（纯思想、学识、意见、感觉）；等等。[42] 除了通过四元体之外，对10的完美性和神圣性还可以以更多的方式或花样来认识，比如数从10以后开始循环，还有就是认为10包含了偶数与奇数的平衡。所以，尽管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奇数（有限）比偶数（无限）更真实高贵，10却如同1那样，占据了一个超域奇偶对立的终极地位。于是我们读到毕达哥拉斯派的这样一段话：“首先，[10]必须是一个偶数，才能够是一个相等于多个偶数和多个奇数之和的数，避免二者之间的不平衡。..10之数中包含着一切比例关系：相等、大于、小于、大于一部分、等等”。[43] 由此可见，数的本原性有数理本身的结构根据。10之所以完美，之所以被视为“永恒的自然的根源”，是由于在它那里，可以从多个角度形成某种包含对立、对称与比例的花样或“和谐”。一位著名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菲罗劳斯这么讲：“人们必须根据存在于‘十’之中的能力研究‘数’的活动和本质，因为它[‘十’]是伟大的、完善的、全能的。..如果缺少了这个，万物就将是没有规定的、模糊的和难以辨别的”。[44]

    这就涉及到这一派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对立（enantia，或译为“相反”）是事物的本原。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毕达哥拉斯派所说的十对对立：有限/无限，奇/偶，一/多，右/左，雄/雌（或阴/阳），静/动，直/曲，明/暗，好/坏，正方/长方。这里的关键还是数。毕达哥拉斯派通过数点角尺规范法、两行数点之间的箭头表示法，[45] 将“有限/无限”表现为“奇/偶”数的一种几何化。这一派认为奇数就完善性而言高于偶数。相应地，这十对对立的前项都高于后项。奇数为什么更完善呢？因为它有定准，包含着“1”。比如奇数总可以表示为一个中间的1加上两边的相等数：3=1+1+1，5=2+1+2，7=3+1+3，等等。也就是说，一个在两行对应数点中延伸的的箭头会被一个中间的点止住。而偶数的双行数点则没有这个中间点，只能让箭头无限延伸和变化下去，而这在数学计算或解题中就意味着找不到明确的答案。角尺法表示的也是这个意思，奇数数点排列的图形是正方形，其两边之比总是不变的1，而偶数数点排出的是长方形，其两边之比总在变化，找不到界限。那么，“1”为何高贵和原始呢？因为它意味着“定于一尊”的确定性，又是奇/偶数之源：任何偶数加上1就成为奇数，奇数加上1就成为偶数。

    所以可以说，一切奇偶数都由1产生，“1”既偶又奇，又收敛到自身，因此它是第一原则。“2”就大不同了。它意味着分歧和无定，所以被称为“不定的2”，或过分或不及，找不到自身，找不到能让各个因素相互呼应的收敛样式。因此它意味着发散的“多”、“不等（不正当）”和这个意义上的“无限”。[46] 在对立表中，它还意味着“动”、“曲”、“暗”和“坏（恶）”。可见，这张对立表里面每个对子的两项之间的关系除了表面上的对立之外，还有前一项对后一项的根本性的优势和胜出。

    主张对立是本原，与《周易》象数所蕴含的哲理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一个从根本处失衡的或一边压倒另一边的对立观则不同于《易》了。尽管《周易》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扶阳抑阴”的倾向，并因此而不同于道家，但它更根本的构造和解释原理是“阴阳相交而成象，以趋时行中”的，所以对于变易、特别是微妙藏几的变易有着根本的需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易》的哲理与道家也颇有相通之处。毕达哥拉斯派虽然在讲到某些推演过程，比如由点到体的构成时诉诸于运动，也极为重视数之间的和谐，但它通过推演达到的和谐样式本身（多中之一）是静态的，是由诸变化表现，但高于变化现象的本质。这一倾向被后来的希腊主流哲学家们（巴门尼德、柏拉图）大大扩张和发扬了。

    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数字与几何形状，特别是10以内的数字和某些形状（比如圆形、四面体、十二面体）都具有像“1”、“2”、“4”、“10”那样的语义和思想含义，而且这些含义被表达得尽量与数、形本身的结构挂钩。例如“3”意味着“整体”和“现实世界”，因为它可以指开端、中间和终结，又可以指长、宽、高；此外，三角形是几何中第一个封闭的平面图形，基本的多面体的每一面是三角形，而这种多面体构成了水、火、土等元素，再构成了万物。所以，“世界及其中的一切都是由数目‘三’所决定的”。[47] 这似乎有些《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味道。“5”对于毕达哥拉斯派是第一个奇数（“3”）与第一个偶数（“2”）相加而得出的第一个数，所以，它是婚姻之数。此外，十二面体的每一面是正5边形，把正5边形的5个顶点用直线连起来，就做出5个等腰三角形，组成一个5角星，这5角星的中腹又是一个颠倒的正5边形。而且，这种正5边形对角线（顶点连线）与边之比等于黄金分割的比率：1.618。再者，这5角星围绕中心点5次自转而返回原状。等等。因此，这种5边形和5角星也是有某种魔力的。[48] 再比如，7是10之内的最大素数，意味着过时不候的“机会”，由此就有“时间”、“命运”的含义。诸如此类的对“数”的结构意义的把握及其语义赋值和哲理解释是典型的毕达哥拉斯派的风格。

    从这些讨论可以看出，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可以说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唯理论（rationalism）的开端这里，也有一种结构推演的精神在发挥关键性作用。“本原”意味着推演花样的最密集丰满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最可理解处，最有理性处。所以，这里也有一个避不开的问题，即有自身推演力的符号系统[对于毕达哥拉斯是数学符号系统]与它的语言与思想内容的关系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数与言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成功与否，或在什么意义上成功与失败，决定着毕达哥拉斯派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实际上也决定了西方传统哲学主流后来的发展方向。首先，应该说，就西方的整个学术思想走向，特别是它的近现代科学走向而言，对于数学符号系统的思想和语义赋值，以及反过来，科学思想和语言的数学化，都是相当成功的，或起码取得了重大进展，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数学成为科学的楷模，理性的化身，同时也是传统西方哲学在追求最高知识中的既羡又妒的情敌。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毕达哥拉斯派论述过的前三个数字和某些图形，比如三角形、圆形，也获得了思想与语言的生命，尤其是，毕达哥拉斯派的“数本原”说中包含的追求可变现象后面的不变本质的倾向，几乎成了西方传统哲学主流中的一以贯之的“道统”。然而，毕达哥拉斯派对于数、形所做的思想和语言赋值的大部分具体工作都失败了，这些努力被后世的哲学家们视为幼稚、牵强、神秘，甚至是荒诞。相比之下，《易》象数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却成功得多，解《易》是历代中国哲人形成和表达自己最深刻的思想的一种常用的方式。这样一个成败对比的事实后面的原因何在？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毕达哥拉斯派固守十进制的数字结构和几何形状结构，使得这种意义上的“数”与“言（表达哲学思想的自然语言）”的有机联系无法在稍微复杂一点的层次上建立起来。这个似乎只是技术上的问题造成了这样一些不利的后果：（1）哪怕以阿拉伯数字为例，十进制数字也要在10个[算上零的话]不同形态的符号后才出现“位置”的含义和“循环”，这就使得整个符号结构很不经济，很不轻巧，冗员杂多，跨度过大，大大削弱了它的直接显示结构意义的能力，也就是“成象”的能力。后来只有两、三个数字和图形获得了重要的哲学含义这个事实暗示着：哲学思维可以与数字或图象有关系，但只能与结构上非常简易者打交道。（2）这种包含过多、过硬的自家符号和循环方式的表达系统很难与其他符号系统及解释符号系统的方式（比如从空间方向、时间阶段、不同的次序与位置出发的解释）沟通和耦合，于是失去了从结构上多维互连而触类旁通的能力。这样，对数、形的各种语义解释就显得牵强，缺少暗示力和对各种复杂的人生局面的显示力。（3）为了取得数字的象性，毕达哥拉斯派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通过数点排列及其运动使之与几何图形挂钩。然而，绝大多数几何图形离语言和哲学思想还是太远，缺少生存的方向、时间与境域的显示力。而且，毕达哥拉斯派自己就发现了“无理数”，比如正方形对角线与边之比值，由此而动摇了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4）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数、形与语言缺少联通渠道的局面，这一派提出了“对立是本原”。它确实能够极大地简化符号系统的结构，增强数、形的直接表现力和构意能力，如果毕达哥拉斯派能够将它的数理表现与赫拉克拉特式的对于对立的更彻底和流动的理解结合起来的话。然而，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这种对立不仅仍然潜在地以十进制数字和几何图形为前提，未能获得符号的结构层次上的意义，而且，如上所述，它对立得还不够真实原发，以致于每个对子的两方的意义未能充分地相互需要，一方可以从“本质”上压制和统治另一方，因而大大限制了这种对立的变通能力和构造能力。

    总之，在大多数毕达哥拉斯派之数与哲理语言之间很难出现居中的、沟通两者的象，再加上西方文字的拼音特点，致使毕达哥拉斯派的数与言的沟通努力大多流产。后来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抛弃了绝大部分毕达哥拉斯之数，只保留了1和圆形，并提出“存在（是）”这一自然语言中的范畴来对应之，开创了西方哲学两千年之久的“存在论”传统。在“圆形”的、“静止”的“1”被突出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同时，毕达哥拉斯派通过推演结构来演绎思想和语言的良苦用心就几乎完全被忽视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企图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推演的结构性，但主要不再靠数、形，[49] 而是步巴门尼德的后尘，力图通过自然语言中似乎最接近“数”的“理式”（理念）和“范畴”，以及理式与理式、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辩证法”、“逻辑”来获得某种系统内的结构推演力。当然，这种观念化或范畴化的转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范畴演绎”和“辩证逻辑”一直缺少数学系统所具有的那种有自身内在依据的推演机制。所以，成为像数学或数学化的物理学那样的严格科学，同时又具有解释世界与人生现象的语义功能，这一直是西方哲学的梦想。但情况似乎是：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梦破碎之处，其他的西方哲学家也极少能够将其补足。不过，毕竟还有某种希望：前两三个数字进入了哲学这一事实似乎表明：数、形并非都与思想语言完全异质。基数越小，越有可能与自然语言沟通。而且，如果这“小”不只意味着数量的“少”，而可以意味着进制的“小”和图形的“简易”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新的数与言的关系。

    三、莱布尼兹的《易》学——数与象之桥？

    莱布尼兹的伟大思想天才使得他可以在真实的意义上承接并大大改进毕达哥拉斯的传统，重新将哲学与数学及数学化的逻辑直接挂起钩来。他的思想方式中有一种在高阶（超越）处还能达到动态的构成机制的特性。所以，他的研究所及无不带有某种艺术感或处理方式上的微妙和谐，在他涉入的几乎每个领域——数学、逻辑、哲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地学、法学、政治学、汉学，乃至演算机和新的机械设计——中都有新的创造。因此，虽然就哲学而言他被哲学史家们说成是唯理主义者，但他的学说前溯毕达哥拉斯（绝不止于柏拉图），后启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均与之有甚深的关联），进而延伸向未来，并牵挂到《易》学研究，实在是一种不受任何现行范畴归类制约的、卓而不群的特异者、“善出奇”者。与牛顿相比，他对自己创立的微积分的方法论含义更自觉，因而有“单子论”的哲理。对于毕达哥拉斯学说引起的“演绎系统与哲学语言的关联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有更敏锐的感受，不只是像经典的唯理主义者们那样只通过自然语言的概念-范畴化来钝化它，而是直面它，提出了“普遍表意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 universal characters，普遍字符）的设想，将这个古老难题一下子推向了今天的人类还在苦苦寻求解决的新问题视野中。这个新思路不仅可视为他全部哲学思想——宇宙的普遍的和先定的和谐论，教派和解论，连续律，充足理由律，主词已包含一切有关谓词说，单子论，等等——的神经中枢，而且在今天看仍然是极为大胆的，充满了像费尔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创新想象力和挑战力。这个思想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已不满足于如何为某个演绎系统找到较合适的语义解释，而是要直接去寻找一种本身就能推演的语言或文字，或一种能够象文字那样表达思想的推演系统。它将使“思想的演算”成为可能。后来的数理逻辑（弗雷格、罗素等）只是这个思路所引出的一个比较贫乏的结果，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19年）中指出了这种逻辑的贫乏性（“重言式”），[50] 因而导致了它在维也纳学派那里与经验主义的联手，颇有悖于莱布尼兹的原意。当然，莱布尼兹也不是要保持传统的观念化形而上学，他追求的是思想及文字的推演化，或思想文字与推演系统的相互谐调。

    莱布尼兹在他的早期作品，其实也就是他的博士论文《论组合术》（1666年）中就表达了关于普遍表意文字系统的设想：（1）将任何词分解为它的形式上的成分，也就是让这个词被定义。如果这些部分还可再分解，就一直分解下去，直到单纯的部分或不可定义的词项为止。这些不可定义的单纯词项就是人类思想的字母表。正如由字母组合成词、短语，从这些思想字母的组合中产生了思想命题。[51] 当然，这里的“字母表”不是拼音的，而是表意的；也就是说，这些初始符号不像西方文字中的字母那样表示语音单位，而是近乎中文的“字”（characters），最简单的字或偏旁，表示某个意义（象形、会意、指事）。于是，由这些初始词组合成的复合词就包含了这意义的复合结构，或用我们这里的话讲，包含了某种“象”性，就像汉字的“明”、“鸣”、“焱”、“全”、“意”，等等。（2）用数学或具有数学那样的演算功能的符号来表示这些初始的表意词项，以使得它们像“数”一样地获得系统内的推演性。[52] 按照莱布尼兹的设想，这种表意字的组合和变换推演就相当于人类思想发生与流动的过程。这样，不仅广义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的表述变得像数学思想的表述一样精确，哲学、宗教等问题的争论可以像算数学题一样得到严格无争的解决，而且，更重要地，它意味着：符号的符合规则的构成样式能走多远，真实的思想就能走多远，反之亦然。这就相当于人类梦想过的“发现的演绎逻辑”或某个意义上的预测术，也是古老哲学所追求的“智慧”的某种实现。这种思想追求中犯的错误，也是数学家犯的那一类错误，不是散漫的观点之争、立场之争。

    在这样一个“推演性的表意文字”的天才构想的推动下，莱布尼兹对于中文表示出极大兴趣，感到未来的世界语言应走这种表意的路子。但中文符号系统是否含有推演的结构于其中呢？他渴望知道。因此，在他关于中国的通信中，就中文性质的问题一再向有关的传教士或有可能回答他的人们发问。比如，在1679年6月24日/7月4日致埃尔斯霍茨（Johann S. Elsholz）的信中，他写道：“第二，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文字不是表示话语[口语]，而是表示‘东西’、‘事物’的，因此我想知道，‘汉字’是否总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创造的。第三，是否所有文字都可以回溯到一些确定的元素或基本的字母，是否从组合中还能形成其他的汉字。第四，人们是否把不可见的事物借助于同有形的、可见的事物的比较带到某种确定的形式之中。..十一，人们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汉字[本身]学习到它的含义”。[53] 所以，当他后来于1689年和1697年分别遇见了来华的传教士闵明我（Claudio F. Grimaldi，1638-1712）和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时，这种热情就一次次地显露了出来。

    正是通过与这些传教士，特别是与白晋的通信和交往，“普遍表意文字”与“算术二进制”的思想在对《易》卦象的解释上统一了起来。莱布尼兹于1679年形成了数字二进制的思想。[54] 正是在这一年，莱布尼兹形成并撰写了关于普遍表意文字的比较成熟的思想及文章：《逻辑演算诸原则》及论述普遍表意文字的备忘录。[55] 可以说，这两种思路在那一段时间里是同时盘绕于他的心头。这个事实耐人寻味。这两个思想之间明显地有某种相交叠之处，如果我们说普遍表意文字设想是将文字向可推演系统方面推动的话，那么二进制算术则可理解为是将可推演系统向直观显示意义的表意文字方向上引。从我们下面的分析中可见，这两个思路确实在对《易》象的解释中以某种方式相遇了。但是，莱布尼兹终其一生并没有从学理上真正贯通它们。后来的布尔（G. Boole）的二值代数，乃至由弗雷格和罗素等人成就的逻辑演算，等，都只能算是莱布尼兹的这两个思路的部分的、相当有局限的打通。尽管弗雷格有着比较强烈的毕达哥拉斯和莱布尼兹的意向，想让由“概念文字”组成的逻辑命题表达思想，但他与后继者们的成果基本上限于“逻辑语法（syntax，句法）”的层次，并未达到莱布尼兹的“思维演算”或“逻辑语义学（semantics）”的境界。后来塔斯基（A. Tarski）、戴维森（D. Davidson）、乔姆斯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在探求这个意义极其重大的、但又似乎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先天与后天如何交织的问题。这应该是造成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向]语言转向”的最重要的一个动因。意识到这股潜流的思想家们都能在自己的划桨上感受到它沉重的、变幻的压力，而感觉不到它的分量和艰难的“框架内”哲学家们则只是在打水漂。

    莱布尼兹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发表他的二进制算术的创意。在给白晋的信（大约写于1702年）中，他这样写道：

    我发明这个算术，距今二十年前。我认定以0与1简括的算术，把数的科学，从来局于某部分的，而进于更完全的领域，这是有不可思议的效果的。但而，我在没有成功更大的效用底时候，我暂时保留公表了。以后又因种种的事业和默想，把我对于这点上的努力，妨碍不少，因而在任何刊行的书物上，我遂没有把它公表问世。不料到了现在，偏于阐明中国古代的纪念物上，发生重大的效用，并以献于贵师[即白晋]参考，不胜喜悦之至。我想，这是冥冥中有若主宰之者，是天助也。[56]

    这确是中西思想交流史和哲学比较史中一段极难得的奇缘。莱布尼兹创立二进制算术已属旷世难遇的发现，而就在他发明但又未公开发表此术二十年之后，在当时交通那么不便、西方人对中国所知如此稀少的情况下，居然出现了那么有文化和数学感受力的传教士，被允许在大明、大清帝国长期居留，进入最高层的圈子中，并由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带给了他“伏羲《易》图”，[57]而他也就在这张图中发现了对他的二进制算术的古老印证！[58] 如此巧合的风云际会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以致他有“天助”之叹。莱布尼兹这样写道：

    这《易》图是留传于宇宙间的科学中之最古的纪念物，但是，依我愚见，这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没有人了解它的意义。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符合；当贵师您（即白晋）正努力于理解这记号时，而我在接到贵翰以后，即与以适当的解答，这是不可思议的。我告诉你，我若没有早发明的二元算术，我也不能明白六十四卦的体系和算术画图的目的，望洋兴叹，不知所云。[59]

    莱布尼兹在他的《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致德雷蒙的信》（1716年）中将自己新发明的原则简单地表达为：“根据二进制算术，人们只须用两个符号：0与1，去写其他所有数字”。[60] 所以，每一个位置上只有两种可能，或0或1；这比十进制或其他进制都要简易。比如，从0到10，它这样写（括弧中为十进制数字）：0（0），1（1），10（2），11（3），100（4），101（5），110（6），111（7），1000（8），1001（9），1010（10）。这样，位置的表现力大大提高，而数符则简化为无须记忆的二相辨别。所以，整个数字系统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表示结构，可以一目了然地、像看一幅图画似地看出它的大小。由数符表象的“观念”不再比数符本身更高贵了。这也就是说，数字本身获得了某种不同于几何图形的“象”性，与《易》象的表示法有某种同构关系。所以莱布尼兹写道：“当我将这算术[在1701年2月15日的信中]解释给白晋神父时，他在其中认出了伏羲的符号，因为〔0与1〕数字与它们完全符合：若是我们以断行〔阴爻〕代表0，以不断行〔阳爻〕代表1的话（只要在数字前，多置‘0’字，使最低的数字和最高的数字有一样多的爻即可）。这算术虽然千变万化，也是非常简单，因为它只有两个因素。所以伏羲似是在‘组合之学术’方面，有他的心得。”[61]

    莱布尼兹和白晋在讲到《易》卦象时，总将它们归为伏羲，并相信伏羲“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知名的哲学者，并且是中华帝国的东方科学的创造者”。[62]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解《易》传统中“伏羲画卦”的说法，另一方面则与白晋所属的索隐象征派（Figuralism）的学说有关。按这一派，比如巴斯卡（Pascal），《旧约》对《新约》中发生的事情有预表或预示，后来主要在法国传教士中形成了《旧约》对中国文化经典有预表的看法。[63] 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和莱布尼兹也都受到这种思想影响，假定在上帝“变乱人类语言”（见《旧约·创世纪》11章）之前，人类有共同的文化与文字来源。伏羲就属于那样一个共同起源的时代，是一位伟大的世界性人物。我现在还不确知莱布尼兹在开始构思他的普遍表意文字时是否受到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但很明显，他和白晋都倾向于在伏羲画的卦象或在他们看来是二进制数学的成果中看到中文的起源。莱布尼兹写道：“我与白晋神父两人已发现了中国创始人伏羲所造的符号的明白无误的原本意义。这类符号，只是由断线〔阴爻〕与不断线〔阳爻〕组合的，并算是中国最古的、最简单的文字（the most ancient writing of China in its simplest form）”。[64] 在1702年给白晋的信中，他已直接讲到这个问题：“我想伏羲当时是把六十四的数再加一倍[因‘方位图’中有64卦按‘方’与‘圆’的方式的两种排列]，为百二十八，加以他所认为最基本的名辞，而对名辞又与以最适当的文字。这文字就是表示卦的数和卦的阶段。由单纯的而重要的名辞，再加以字画，作成他的文字。..历代的君主和哲人，是以改良为目的，对于文字加以种种的变更，但并不是基于同一的文法和语原之法则。这样，文字起源的意义完全消失，而伏羲造卦的起源，亦失其本来的意义。我很想知道各卦的中国文字的意义”。[65]

    根据这个想法，莱布尼兹觉得可以将《易》象及其初始文字用到他多年以来怀抱的普遍表意文字的设想上去，并由此而在中国重新输入或重现人类的原始智慧的数理的和神秘的精神，也就是《旧约》、毕达哥拉斯和伏羲的精神：

    将伏羲的文字再延展出去，发明一种新的文字，这不是对于我计划中的思想分析与理想计算给与一个导原吗？秘密而神圣的文字，是到达启示的宗教最简易之捷径，要使中国人了悟哲学和自然神学之最重要的真理，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吗？纵然这文字，比之他们的文字，完全新异，但与伏羲的精神，并无不合，未尝不可以成为有素养而忠于伏羲的学者最高阶级之特别语言。因为我们已发现了卦的钥匙，中国人不能对我们再存何种疑难，所以我们将来在中国应该要增加空前的信用。[66]

    请注意，这里二进制算术通过《易》象而与他的普遍表意文字的思路贯通了起来。也就是说，莱布尼兹用二进制解释卦象，再将卦象及其孳乳形态看作原初文字，也就是与普遍表意文字等价的东西。所以，在卦象中找到二进制解释，对他而言可能不止是一种已有理论的应用，他可能同时也受到《易》象表现方法的启发，并由此而推进自己关于普遍表意文字的研究。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尽管莱布尼兹可以发现二进制算术与卦象有结构上的对应，但他凭什么说由卦象延展而成的普遍的表意文字是“秘密而神圣的”，并且“是到达启示的宗教最简易的捷径”呢？我们可以在莱布尼兹于1697年元旦（他在这之后才与白晋建立联系）写给鲁道夫·奥古斯都公爵的信中找到比较早的有关解释。在此信中，莱布尼兹讲述了他构思的一枚题为“造化之象”（IMAGO CREATIONIS）[67] 的纪念币。它里边包含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要说明基督教的最令人费解的“上帝从无创造出世界”的道理，“没有比关于数字之源的理论”更合适的了，“而这里指的，是简单而朴实地用‘壹’与‘零’或‘无’来代表（创世的事迹）”。[68] 莱布尼兹这里称他的二进制算术表示法为“数字之源”，颇有根据，因为它是表示数字的最简单的，因而也可视为最原初最直观的方法。这一点使他能充满自信地实施“数本原”的古老方案。而且，这里只有两个符号，所以“零”自然而然地表示“无”，“壹”也就自然而然地表示“有”或“存在”。这种语义赋值或解释的合理性比毕达哥拉斯的解释大为改进了。而且，出现了毕达哥拉斯数本原说中没有的“零”，更是耐人寻味。由此可见二进制算术相比于十进制，如何大大改进了数与言的关系，由此也就改善了数本原说的地位。

    第二，在这种数理中，“从无产生有”是一个自发的、简捷的、具有内在和谐和直观美的过程，而这些都是这个过程的原本性的证据。按照莱布尼兹，这个过程是：在数符的右边第一栏或最后一栏处交错地写下0，1，0，1，等，即两个基数中的任何一个出现一次后就改变到对方；在右数第二栏中交错写下0，0，1，1，0，0，1，1，等，也就是每个数出现二次后就变到对方；而在右数第三栏中，0与1则各自每出现四次就变到对方；第四栏中它们每出现八次就变。这也就是说，每向左一栏，数的循环期就加一倍。如此而可以一直有序而交错地写下去，得到一个从0到任意大的数的序数表。这就是莱布尼兹所说的“我们不经计算，不须记忆，即可写出我们要的数字..[从中]可看出和谐的序列与美”的意思。于是我们“看出”：神从无（零）创造一个越来越丰富、多样的世界所依据的数理结构或数象（IMAGO，IMAGE）结构，它显得极端简捷、自然与和谐。“由此我们也可以演绎到一种道理，即是人似在神的手工中看到的无序只是表面上如此而已；当我们如同通过望远镜一般地从正确的观点观物时，自然会看到左右相称的美。这一切使我们更称扬、更敬爱身为众善、众美之源的至善的智慧与善美”。[69] 因此，莱布尼兹要在这纪念币的一面刻上：“G. W. 莱布尼兹所发现的创造之象”，以及一句画龙点睛的铭文：“[为了]从无中产生一切，壹就足够了”。[70] 这里的“壹”既指二进制数字中的1，又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地指本原的纯存在，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光明。莱布尼兹欣喜自得之余，希望闵明我将此“造化之象”的道理告诉康熙，以“显现出基督教信仰的优越”。[71]

    因此，当莱布尼兹在四年后拿到白晋寄给他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并明白无误地在其中辨认出这“造化之象”的结构时，是何等惊喜和振奋：呵，白晋神父，这原来并不只是一个向中国皇帝显示基督教的外在优越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向他“报知”他们自己的祖先原本就有的推演万象万物大智慧的问题。当然，这中华之祖在白晋、莱布尼兹等人看来也是人类之祖的一部分。

    这样看来，先天图系统是极为重要的。尽管关于它们的原始作者有争论，但毕竟，只有在《易》象结构中，才能出现先天系统，以及其中的“真至之理”。称之为“先天”，想必是与构造它们的方式直接相关，即按照一个自然的、谐调有致的次序而自动产生出所有卦爻象的方式，或“先天而天弗违”的方式。朱熹的《周易本义》的附图中以“伏羲”开头的四图及河图、洛书皆显示这样的构造。比如，“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就与莱布尼兹所述的产生二进制序数的方式是同一个结构，如果我们将此图顺时针转九十度，并以最小的黑框代表一个零，最小的白框代表一个壹的话。而且，如以上第一节提及的，这些图之间都有有机的联系。比如将上述的次序图的最上的一排从中分开，再交错地接上两端，则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中的圆图；将次序图的卦八个一横排地依次排下，则成为方位图中的方图。这两图正是引起莱布尼兹注意并在每卦上面标出阿拉伯数字的图。还值得注意的是，先天图的合理和谐的秩序结构经过程颢与朱熹的阐扬，同样给予当时的中国思想家们以深刻印象，认之为“先天”的证据，由此而生出对于“天理”和“一心”的大信心，极大地影响了宋明的理学和心学。至近现代，日本人采用“先天”来译西方唯理论中的关键词“a priori”，“后天”来译“a posteriori”，中国学者随之，这先天学又与唯理论发生直接接触。只是其中的“图象”根子蔽而未明。由此可见，莱布尼兹的“数象”易学的桥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由以上的阐析中可看出，莱布尼兹学说超出了巴门尼德及柏拉图创立的观念形而上学，追本溯源，袭取了毕达拉哥斯的数本原说的纯推演精神。但是，天纵睿智的他却深知，要成就这种精神追求，毕达哥拉斯的数的表达结构不可用，西方的拼音文字亦不可用，于是创出“表意文字设想”及“二进制算术”，为这种追求提供了更合适得多的、更紧凑微妙得多的表达方式。而且，这种表达方式的改进伴随着，甚至是引发着思想的精微化、有机化，使得莱布尼兹能将毕达哥拉斯主义中的“和谐说”发挥到了单子论和连续律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地步。正是由于这些重大的改进，莱布尼兹大大拉近了他与中国古代以《易》为源头的天道观的距离，因而在机缘凑合的时候对易象做出创造性的读解。

    然而，与本文第一节所阐发的情况相比，莱布尼兹的解释远未穷尽易象的多维多层的含义，尤其是未看到易象中蕴含的生存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确切含义，或者说是那样一种境域的含义，凭借它，人们能够“与时偕行”，获得或构成对于人生的领悟（知天命）或预言。换言之，这种“思想表意文字”既不只是准确深入地表达、交流思想的工具，也不只是西方数学意义上的思想推演，而是能“与天地准”，使人的思想获得飞腾创新、化蚓为龙的“时中”能力的符云象气。而且，莱布尼兹囿于基督教索隐派的一些偏见，完全不考虑中国文化自《易传》以来的解《易》传统，甚至完全忽视中国古人对易象所做的“阴阳”、“刚柔”式的具有原发的构意功能的语义解释，也都是其易学中的败笔。

    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认莱布尼兹的易象说的珍贵思想价值，只以“误解”或“不符合《周易》原义”这样的判辞来打发。在易学研究上，谁又能垄断“《周易》的原义”的解释权呢？在我看来，莱布尼兹易象说有这样几个贡献：首先，他的二进制算术的易象说完全说得通，验于诸先天图，如合符节。对于易象这样的符号推演系统，这种符合通顺本身就有意义；而且，因其新鲜，因其作为数字系统的强大推演能力，这意义就更是深远重大。再者，莱布尼兹的这个解释绝非偶发灵感所致，而是与他本人最深切关注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内在相通。通过这个解释，数与象之间出现了更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在毕达哥拉斯学说与《易》之间架起了一座悬桥，让我们感到这两端的区别所在和某种可相关之点的所在，从而能对西方传统哲学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关系形成有数、象根据的层层理解，开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法门”。第三，如上所述，莱布尼兹的二进制算术学说背后有对于普遍表意文字的追求，所以，尽管他的易象说乍一看显得单薄、数学化，但深究下去，也不乏象数与语言及哲理的微妙联系。这一点从他的那番“从无中产生一切，只要壹就够了”的议论中可看出门道。而且，尽管莱布尼兹未能充分考虑易象与汉字语义的关系，他发现的数字（与卦象）的生成法说明了“对立表示法”的根本性，以一种前辩证法的方式预示了后来结构主义语义学的基本原则：意义出于原本的对立辨认结构，与指称无直接关系。第四，莱布尼兹的学说与后来出现的数理逻辑和计算机原理有内在关系。通过莱布尼兹，《易》与当今人类科技与生存走向也有了某种接触点。当然，上面也谈到了，莱布尼兹的学说比它引出的逻辑与技术要更深邃，而《易》也不止于莱布尼兹所理解的那样。

    四、总结：三者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由于《易》以可直观的象为变易的枢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72] 它鼓励的似乎首先是直观式的而不是观念式的思维。这么说并不错，但情况远不像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首先，易象鼓励的直观肯定不是感觉某个现成对象式的直观，爻象与卦象也不是这样的对象。按照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包括感觉与想象，感觉是最基本的直观。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易象思维虽然与感觉无重要关联，却与想象大有关系，而且这想象比感觉要更根本。当然，这不是或不只是对已经经验过的东西的“再生式的”想象，而是“产生式的”原发的想象。海德格尔在他的《康德书》中全力阐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先验的想象力”的存在论的含义，将其导向他的《存在与时间》的生存境域式的解释学思想。这种先验的想象力所产生的“纯象”或“图几”（Schema）是时间（Zeit, time），在海德格尔那里则被理解为充满缘发境域性和出神态（Ekstasen）的时机化（Zeitigung）。[73] 易象的“能像”的特点使得这种原发的想象力可以发挥出来。利用易象变易提供的多维度的、动态的和境域式的潜在可能性，解《易》者能够当机构成或辨别出形势本身包含的象（“知几”），从而做出“时中”式的预言。在他看来，是“变而通之[至变]，鼓之舞之”[74] 的原发想象力而不是对象化感觉或概念化理智才能作为真知识的源头，在它那里主体与客体、过去与未来还未分裂，还能以“气”（阴阳之气）、以“象”（阴阳之象）相通。运用这种想象力，就能先行于现成者，就能“极深而研几”，[75] 而“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现]者也。”[76] 因此“知几”就意味着“前知”和能够预言。至于“预言”，可能是针对具体事件的，也可能是针对长程的人生过程和命运的，还可能是针对国家与民族的气数消长的，如果是后两者，则可以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含义。自孔子之后，这种宏富意义上的《易》学在儒、道知识精英中占了主流。道德既不来自先天观念或道德律，也不只是“实践”的，它是人与世界的生存实情与未来朝向所要求着的，应该是最纯粹的思维样式。同理，治国之术也不只是外在的构造，而是与人的最潜在的最纯粹的能力的实现息息相关的。

    因此，《易》真正鼓励的是这样一种思维：它以变化为根本，绝不试图完全超出变化而达到某种理念或逻辑的确定性，而是通过易象的巧妙结构和运作方式来理解变化、应对变化和利用变化，使之成为既能带来新鲜活力（新象、新的可能），又具有动态的结构稳定性的造福人生的源泉。所以它一方面重视出新，“日日新”、“其命惟新”，[77] 有忧患意识（总有可能失败），[78] 另一方面又看重和谐与天然动态的稳定。此所谓“变-通”，所谓“时-中”或“中-庸”。能深刻地感受形势、情境中的“时”，能通过这种境域体验领会万事万物的时机，尤其是朝向未来的时机，是真正的“得道”，是最高的智慧。“圣之时者”[79] 是最纯粹意义上的圣人。由于这“时”的朝向未来的特性，真正的得时者（真儒、真道、圣人、至人）绝不止于适应周围一时之环境，或只知好古怀旧，而是有着“凭空而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先行”气慨和“杀身以成仁”的精神准备的人。当然，这也大不同于“为原则而献身”。但是，如何才能进入“时势”而领会“时机”呢？易象给人们的提示是：“势”是由区别性特征、也就是一对对的对立特性（A/非A）所造成的，而在原发的想象力中所感受到的势只能是由极“易、简”的对立特征所构成，如阴阳爻那样，因为只有这样的区别才能以非对象化的方式潜伏于边缘域中，随时可能参与想象的原发统握。这样的势才能是纯天然的“世势”和“时势”。因此，受《易》或易象影响的人特别重视原初的对立或对子，比如儒家的“夫/妇”、“亲/子”、“古/今”、“过/不及”，道家的“有/无”、“强/弱”、“高/下”、“白/黑”，两者都看重“阴/阳”、“往/来”、“天/地”等。但是，要能够在人生的关键形势中感受时机、把握时机却大不易。人天然有领会情境与时机的“直觉本能”，但往往只能运作于日常的境域和劳作（“在俗世里混日子”）之中。只有经过“艺”或广义的“技艺”的训练，这种本能才能达到“发而皆中节”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易》本身就是儒家的“六艺”之首，“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80] 所以还可以说，《易》鼓励技艺化的、艺术化的思维，这思维的方式总是简易、紧凑、动态和一气呵成的。

    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也包含一种对世界现象的根本的可推演性和合谐结构性的信念，但他将这“可推演性”基本上理解为西方传统数学式的，因而缺少《易》的可推演性中的那种对于人生的、而不仅仅是天象的预言能力。不过，这种“数学”比后来的柏拉图的“辩证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要境域化得多。由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参与而创立的古希腊数学是一种从形式上讲比较“纯粹关系化”的学科。它不再关注数所代表的经验对象，而只关注数与形的意义本身和关系本身，找到了发乎数形系统自身的“证明推演”的方法。这想必给了这些开创者们以极大的理智惊喜和对于“数是本原”的信心。所以，他们以数自身的结构和谐为真实的标准，具有某种超时代的前瞻性。但是，这种数学的符号系统却是不够简易的，缺少可直观的循环结构，而且，它里面的区别达不到微妙的对立，无法成为构造原发势态的、能潜伏于境域中而随时参与到构造和谐样式的过程中来的区别性特征。在这样的符号系统中要发现新的样式就不如在易象中容易，尽管要比在对象化的系统中强；特别是，使用这种无法直接帮助和显示构成过程的符号系统的人不会看重变化的、“偶然”的过程，而是看重那能体现必然合理性的结果，认为是它们而不是那些形成它们的变动过程和情境是更真实的，由此而鼓励一种追求静态的、超境域的和不变的本质结构的思维倾向。

    这种不够简易的、注重静态和谐的数结构系统难于与自然语言和当时的哲学问题表述建立比较合理的关系，由此而导致了毕达哥拉斯之后的观念范畴化的形而上学的倾向。由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奠定基础的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唯理论（rationalism）代表了一种理式化和概念化的理性追求。它保留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寻求超境域的不变本质结构的特点，但由于概念化而丧失了数系统的推演能力。为了补偿这个关键的缺失，哲学家们尝试了许多方法，比如古代的辩证法、逻辑法、论证（argumentation）法、怀疑法、表达形式的推演化方法（斯宾诺莎）、近代辩证法等等，由此而发展出存在论、认识论、自然哲学、价值哲学等各种哲学门类，并在黑格尔的辩证概念体系中达到了综合和终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及发展与毕达哥拉斯主义在新的观测条件下的复兴基本上是一个过程，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说”被证明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化的自然科学中是相当正确的，如果让经验观察过程被补充进来的话。传统的概念形而上学则终因缺少数的推演境域而被“终结”。因此，所谓哲学与科学之争，从根本上讲就是概念化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与数学加上试错过程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之争。

    莱布尼兹敏锐地感受到了失去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推演精神所付出的代价，试图以新的数学结构和文字结构来弥补之。他对“普遍文字”的设想不仅恢复了，而且尖锐化了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哲学问题，即推演符号系统与自然语言的关系的问题。他发明的二进制算术则大大改进了数的表达结构，使数字表示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象”性，从而拉近了数与言的距离，[81] 实际上也拉近了西方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与中国易学哲理传统的距离。这种在符号构成方式上的重大改变不可能不引起思想方式的革新。它鼓励的是一种力图去突破那种割裂个别与一般、有限与无限、意识与无意识、数与言、过程与结果的有机化倾向（单子论），颂扬那不可还原为机械元素的和谐的构成状态，一种“天（神）人合一”的理性乐观主义。这种思想已有能力去关注过程和表达中介，在这个意义上它预示了当代西方哲学。

    但是，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表示法没有获得生存意义上的位置与时间的含义，没有简易化、变易化、境域化为原本的区别性特征，因而无法自发地、合乎时机地参与人的生存活动。因此，他的有机论中缺少能朝向未来、进入真实的变动过程的活的时机化维度，没有忧患意识，无法真正突破在时空中构成的现象与超时空的本体的二元化分裂。就此而言，他的思想相比于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思潮，比如生存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还是相当传统的。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处于传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与《易》之间，但这种可“人工智能化”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毕竟还是数理型的，也就是说，它依然是比较硬性的和非艺术性的，要求人去适应它的仿真世界、可计算时间而不是反过来适应人的自然世界和生存时间。而且，正是由于它的形式上的简易化、直观化、智能化、灵巧化，可以表现为“高科技”的形态，它对人的改变和控制会更加深入，对人的天然生存境域有更大的潜在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还可以问道：二进制到底是离《易》的世界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 布莱恩·费根,纳迪亚·杜拉尼《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人类三万年的生存经验》

    前言
    长达3万年的故事
    来自过去的礼物
    作者说明
    15,000年前至今的重大气候与历史事件年代表
    绪论：开始之前
    冰与火的时代，以及更多 多种层次的替代指标 墨西哥湾暖流 北大西洋涛动 季风 “恩索” 最后是特大干旱
    第一章 冰封的世界
    不一样的世界 裹住全身 先进的技术 鲜明的打扮 寒冷中的舒适
    第二章 冰雪之后
    理解古代的气候  不断变化的地形地貌（自16,000年前起）  完美风暴  第一批农民（约11,000年前）  第一批城镇：药物、干旱与疾病（约公元前7500年）  生存朝不保夕
    第三章 特大干旱
    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约公元前3000年至约公元前2200年）  可怕的干旱（约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 新亚述人（公元前883年至公元前610年） 景观变迁 宏大工程的瓦解（公元224年至651年）
    第四章 尼罗河与印度河
    开端（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100年） 无所不能的法老（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180年） 大旱来袭（约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184年） 印度河：城市与乡村（约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700年） 熬过大旱 各有所好
    第五章 罗马的衰亡
    暖和的开始（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年） 韧性与瘟疫（公元1世纪以后） 后勤与脆弱性（公元4世纪） 马匹、匈人与恐怖场面（约公元370年至约公元450年） 酷寒时代（公元450年至约公元700年）
    第六章 玛雅文明之变
    低地与君主（约公元前1000年至约公元900年） 玛雅农民之古今 转折点之后（公元8世纪至10世纪） 科潘解体（公元435年至1150年） 崩溃（公元8世纪以后） 北部的气候事件（公元8世纪以后）
    第七章 众神与厄尔尼诺
    沿海：卡拉尔、莫切、瓦里与西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375年） 奇穆：多种水源管理（公元850年至约1470年） 农耕环境与十二河谷 令人震惊的高原：蒂亚瓦纳科（公元7世纪至12世纪） 忽冷忽热
    第八章 查科与卡霍基亚
    干旱与渔民（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13世纪） 查科峡谷：一场气候踢踏舞（约公元800年至1130年） 因灾迁徙（公元1130年至1180年） 密西西比人（公元1050年至1350年）
    第九章 消失的大城市
    无边的辉煌 无常的季风（公元1347年至2013年） 解体（公元13世纪以后） 进入斯里兰卡（公元前377年至公元1170年及以后） 进入多灾多难的19世纪：中国与印度的大饥荒（公元1876年至1879年）
     第十章 非洲的影响力
    掌控“巴萨德拉”（公元前118年以前至现代） 探索内陆（公元1世纪至约1250年） 自给农业的现实 马蓬古布韦与大津巴布韦（公元1220年至约1450年）
    第十一章 短暂的暖期
    火山作乱（公元750年至950年） “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约公元950年至1200年） 生存与苦役（公元1000年） 逐渐变暖（公元800年至公元1300年）黑暗时代和大饥荒（公元1309年至1321年）
    第十二章 “新安达卢西亚”与更远之地
    神秘的“新安达卢西亚”（公元1513年至1606年） 詹姆斯敦的麻烦（公元1606年至1610年） 努纳勒克知道如何做（公元17世纪以后） 干旱演变成特大干旱（公元16世纪末至1600年） 展望未来
    第十三章 冰期重来
    黑死病（公元1346年至1353年） “小冰期”（约公元1321年至19世纪晚期） 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与荷兰的基础设施（公元16世纪及以后） 太阳黑子、火山与罪孽（公元1450年及以后） 大洋彼岸（公元17世纪以后）
    第十四章 可怕的火山喷发
    失控的火山爆发（公元1815年）[4] 乱局（公元1815年至1832年） 美洲的退化？（公元1816年至1820年） 以煤驱寒（公元1850年及以后） 燃烧的问题（公元19世纪晚期） 人为变暖（公元1900年至1988年）
    第十五章 回到未来
    生而为人 知识传承 亲族关系 迁徙时代 领导力 组织资源 转折点 前车之鉴

    前言

    上埃及的尼肯（Nekhen），公元前2180年前后。在饱受异见和饥荒困扰的埃及，安赫提菲（Ankhtifi）是一个权势熏天的角色。他身为州长，属于地方行政长官，至少在理论上算是法老的臣属；可实际上呢，他却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此人在庄重严肃的队伍中，由全副武装的守卫簇拥着，走向太阳神阿蒙（Amun）的神庙。他身穿一袭白袍，头上的假发整整齐齐，脖子上挂着几串由次等宝石串成的项链。这位贵族大人沐浴着明亮的阳光，毫不左顾右盼，似乎对聚集于路边的一群群沉默而饥饿的民众视而不见。他手持自己那根长长的官杖和一根仪式用的权杖，腰间则系着一条装饰华丽且打着结的腰带。士兵们的目光来回扫视，提防着矛和刀。百姓们全都饥肠辘辘；他们所得的口粮少得可怜，偷盗与轻微暴力的现象正在日益增加。号角响起，这位大人物走进了神庙，太阳神就在那座阴暗的神殿里等着他。州长向太阳神阿蒙献祭，祈祷来一场充沛的洪水以缓解近年的灾情时，全场一片寂静。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代之久，连许多的当地农民也记不清了。在尼罗河的下游，祭司们多日来都在观察洪水的情况，在河岸边的台阶上标出洪水的上涨位置。其中有些祭司摇了摇头，因为他们感觉到，洪水的流速正在变缓。不过，大家还是满怀希望，因为他们相信，众神掌管着这条河流，掌管着来自遥远上游且滋养了这里的洪水。安赫提菲是一位强悍直率的领导人，用铁腕手段统治着子民。他定量配给食物，控制人们的流动，封锁了治下之州的边界；只不过，这个能干而又魄力非凡的人心中也深知，他和子民都任凭众神摆布。向来如此。

    安赫提菲及其同时代人所处的埃及世界，位于尼罗河流域。他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当时的埃及深受河水泛滥与饥饿的困扰，这两个方面都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这一点，与我们如今这个世界并无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风险是全球性的，其严重性也史无前例。从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到基层活动家和科学家，有无数人士都已强调，人类的未来岌岌可危。许多专家则提醒说，我们还有机会来纠正人类的前进路线，避免可能出现灭绝的命运。的确如此，只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忘记，我们其实继承了人类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巨大遗产。

    人们普遍认为，古代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与当今这个工业化的世界无关。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一定要直接学习过去的做法。但是，通过多年的考古研究，我们已经更深入地了解了自身；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社会，都是如此。而且，我们也开始更加理解长期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

    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对碳形成的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几乎没有降低。2020年肆虐美国西部的灾难性森林火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明了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持续变暖，飓风与其他一些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发，海平面上升，史无前例的干旱，屡创纪录的气温……种种威胁，似乎不胜枚举。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浪潮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我们人类就是造成大气中碳含量升高和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 尽管有了这种研究，但许多否认气候变化的人（通常会获得他们捍卫的产业提供的资助）却声称，如今的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极端气候事件的日益频发，都属于事物的自然循环中的一部分。这些“怀疑论者”花费大笔的资金，精心策划一些具有误导性的运动，甚至是炮制出一些阴谋论来诋毁科学。他们言之凿凿，以至于很大一部分美国公民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不过，他们又是根据什么来得出这种结论的呢？在这里我们最关注的是，对于人类在过去的3万年里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我们的认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以前的人们，是如何应对天气与气候中的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呢？他们采取的措施，哪些有效，哪些又无效呢？我们能从他们的生活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来指导我们自己和未来的决策呢？否认气候变化者的主张，在这些讨论中都没有立足之地。

    哪怕是在25年之前，我们也还不可能讲清这些问题。在所有的历史学中，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能够研究人类社会在极其漫长的时期里发展和演变的情况。考古学家的历史视角可以回溯的时期，要比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时候和古罗马帝国时代久远得多。与人类600万年的历史相比，约5 100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是一眨眼儿的工夫。在本书中，我们会把透视历史的“望远镜”的焦点集中于这段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部分，即从最近一次“大冰期”[1] 处于巅峰状态时的顶点到现代这3万年间的人类和气候变化上；这一时期，也是人类社会一个显著的变革期。古气候学领域里的一场重大革命，最终改变了我们对古代气候的认知。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都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并且发展迅猛，每周都有重要的论文问世。掌握这门知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几乎引不起外行的兴趣。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头扎进大量的科学细节中去，而是先撰写了一篇关于气候学的“绪论”，作为本书的开篇。这样做，是想概述一些重大的气候现象（比如厄尔尼诺现象和北大西洋涛动），以及人们在研究古代气候时运用得最广泛的方法，它们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利用所谓的“替代指标”（proxy）、较为间接的方法。由于本书内容是以考古与历史为主，故我们认为最好是对这些主题分别进行讨论，以免偏离叙述的主要方向。

    有史以来头一次，我们这些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能够真正开始讲述古代气候变化的情况了。我们认为，过去的人类如何适应长期性与短期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与如今人类导致的（即人为的）全球变暖问题之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即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应对或者没有应对好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困难的。诚如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在1980年所言：“唯有了解过去，方能理解未来。”

    《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一书不但吸收了最新的古气候学研究成果，而且借鉴了一些新的、经常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它们涵盖了人文学科与人类科学，范围广泛，其中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生态学与环境史学。我们还会为您提供那些在过去 20 年里对人类行为与古气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人所做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都深藏于专业期刊与大学图书馆里。我们搜集了这些资料，以便生动地将过去人类对气候事件所做的反应再现出来。

    长达3万年的故事

    本书并非一部论述古代气候变化的科学教科书，而是一个关于我们的祖先如何适应各种大小变化的故事。气候变化这门科学，则只是我们在本书中讲述的人类故事逐渐展开时的背景；它们讲述的是过去的人，即构成了各种不同社会的个人——无论他们身为猎人和觅食者、农民和牧民，还是生活在工业化之前各个文明中的人。这些故事，跨越了万千年历史，发生于政府机构、天气预报、全球模型、卫星，以及我们如今认为理所当然的任何一项技术出现之前（参见下文中的“15,000年前至今的重大气候与历史事件年代表”）。

    我们的故事始于“大冰期”末期，距今大约3万年。我们理当如此，因为此后的数千年里，人类一直采用服装、技术和各种风险管理策略去适应极端的寒冷。“大冰期”的艺术，尤其是洞穴壁画有力地证明了历史上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尽管有着不同的形式，却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世界。“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在大约 18,000 年前达到了巅峰，接着出现了一段漫长而没有规律的全球自然变暖期。“大冰期”晚期人类的适应技能，就成了 15,000 年前之后那些后来者面对快速变化和不断变暖的世界时一种充满活力的遗产。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气候变化的一种现实，那就是气候变化反复无常。它环绕着人类的方方面面，在寒冷与温暖的循环、降雨与洪水的循环、长期与短期的严酷干旱的循环，以及偶尔由大型火山喷发引起的气候变化中消长交替。

    本书前三章讲述的是大约 15,000 年前“大冰期”结束到公元1千纪之间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间出现了从狩猎与采集到农业与畜牧业的转变，随后不久又兴起了工业化之前的第一批城市文明。直觉与社会记忆，对自给农业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农业中，经验与对本地环境的深入了解始终都是风险管理和适应能力当中一个利害攸关的组成部分。然而，日益复杂和产生了等级分层的社会不但很快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而且越来越容易受到气候快速变化的影响。通过将大量人口迁入城市，并且让城市人口依赖于国家配给的口粮，统治者又反过来开始严重依赖于城市腹地的粮食盈余，以及由政治精英阶层掌控的集约化农业。随着罗马与君士坦丁堡这些城市的发展，它们开始严重依赖于从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等遥远之地进口的粮食，风险也日益增加了。这些城市还越来越容易暴发流行性的瘟疫，比如公元541年那场灾难性的“查士丁尼瘟疫”[2] 。

    第四章至第十章讲述的，则是公元1千纪，直到罗马帝国终结、伊斯兰教在中东地区崛起，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达到鼎盛时期的情况。在此期间，人们对气候的记录变得精细多了。我们会再次看到，工业化之前那些复杂的中央集权国家变得日益脆弱，有时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柬埔寨的吴哥窟复杂的供水系统受到压力之后，这座伟大的城市便土崩瓦解了。从安第斯山脉南部的冰盖与湖泊中开采出来的岩芯，记录了1,000多年前玻利维亚和秘鲁高原上的蒂亚瓦纳科与瓦里这两个国家的崛起与崩溃（这个词，用在此处恰如其分）。强季风和弱季风，则要么是对东南亚与南亚诸文明发挥着支撑作用，要么是危及了这些文明，并且对非洲南部那些变化无常的王国产生了影响。

    这七章里，描述了工业化之前各种不同文明的情况，对古代的气候变化进行了重要的概述。长期或短期的气候变化，从来就不曾“导致”一种古代文明崩溃。更准确地说，在那些专制的领导阶层为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的社会里，它们是在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脆弱性方面助长危险程度的一个主要因素。您不妨想一想，把一颗鹅卵石扔进一口平静的池塘里，涟漪从撞击点向外一圈圈地辐射开去的情形。气候变化所激起的“涟漪”，就是一些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它们会结合起来，撕裂繁荣发展的国家看似平静的表面。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大家更加熟悉的、过去1 300年间的气候学和历史领域，其中就包括了“中世纪气候异常期”（Medieval Climate Anomaly）与“小冰期”这种气候变化无常的情况；在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里，我们将加以论述。

    同样，我们的论述视角是全球性的，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影响，比如欧洲1315年至1321年的“大饥荒”和1346年的黑死病，以及太阳黑子活动减少的影响，其中包括了 1645 年至 1715 年间那段著名的“蒙德极小期”（Maunder Minimum）。我们将描述寒冷对北美詹姆斯敦殖民者的影响，美国西南部的古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如何适应漫长的特大干旱期，以及气候如何促进了尼德兰地区所谓的“黄金时代”，那里的精明商人和水手曾经利用寒冷天气造成的盛行东风远洋航行。第十四章里还会描述 1816 年那个有名的“无夏之年”；它是前一年的坦博拉火山爆发造成的，而那次火山爆发还带来了全球性的影响，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最后，我们还谈到了始于19世纪晚期、由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导致的全球变暖问题。

    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历史之旅，但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第十五章里会强调指出，人类过去应对长期性和短期性气候变化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对于我们如今应对史无前例的人为变暖至关重要。在这一章里，我们会仔细列举出今昔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今昔气候问题的规模差异。各种各样的书籍中，对气候“末日”（Armageddon）的预言比比皆是，以至于它们听上去常常像是现代版的《圣经·启示录》，带有“末日四骑士”。相比而言，我们认为，无论是古时的传统社会，还是如今仍在兴旺发展的传统社会，都有许多重要的教训可供我们去吸取。例如，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中，必须包括长期规划和财政管理两个方面，可古人却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安第斯地区的社会除外，因为他们了解长期干旱的种种现实。我们已经知道，就算是到了今天，许多方面也是既取决于我们对具有威胁性的气候变化做出地方性反应，也取决于以过去不可想象的规模进行国际合作。

    来自过去的礼物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但首先来看，最基本的一点就在于：与祖先一样，我们属于人类；我们继承了与前人相同的前瞻性思维、规划、创新以及合作等优秀品质。我们是智人，而这些品质也始终帮助我们适应着气候变化。它们都是宝贵的经验遗产。

    来自过去的第二件礼物，是一种持久不衰的提醒：亲族纽带与人类天生的合作能力是两种宝贵的资本，即便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里也是如此。我们只需看一看美国西南部古时或者现代的普韦布洛社会就能认识到：亲情、彼此之间的义务以及一些打破孤立的机制，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压力之时一种必不可少的黏合剂。如今，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无论是教会，还是俱乐部）中，我们仍能看到那些相同的关系。亲族关系是一种应对机制。分散和人口流动两种策略也是如此；数千年的时间里，它们都是人类应对干旱或者突如其来的洪水所造成的破坏时极具适应性的方法。非自愿移民这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如今仍然是人类面对气候变化时的一种重要反应；看一看成千上万从非洲东北部的干旱中逃离的人，或者试图向北迁移到美国去的人，您就会明白这一点。如今，我们经常会说到生态难民。但我们见证的，实际上就是古时人口流动的生存策略，只不过其规模真正庞大而已。

    教训还不止于此。过去的社会与其生活环境联系得很紧密。他们从来没有得益于科学的天气预报，更不用说得益于电脑模型，甚至是得益于如今可供我们利用的众多替代指标中的某一种了。古巴比伦人与包括中世纪的天文学家在内的其他一些人，都曾探究过天体的奥秘，却无一成功。直到19世纪，连最专业的天气预报也只涉及一些局部的天气现象，比如云的形成或者气温的突然变化。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靠的都是历经一代又一代习得的一些细微的环境提示，比如浓云密布预示着飓风即将到来。同样，渔民和水手也能看出强风暴到来之前海洋涌浪方面的细微变化。过去的经验提醒我们，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往往是人们根据地方性的经验与理解而采取的地方性举措。这种适应措施，无论是修建防海堤、将房屋搬到高处还是共同应对灾难性的洪水，靠的都是地方性的经验与环境知识。小村庄也好，大城市也罢，古时的大多数社会都很清楚，他们受到气候力量的制约，而非掌控着气候力量。

    回顾过去数千年间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出祖先们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的一般类别。像秘鲁沿海异常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大规模火山喷发带来的破坏性火山灰云毁掉庄稼之类的灾难性事件，虽说持续时间很短，却会让人们苦不堪言，有时还会造成重大损失和伤亡。但是，一旦这种事件结束，气候条件就会恢复正常，受害者也会康复。它们的影响一般是短期性的，且会很快结束，常常不会超过一个人的一生之久。从此类气候打击中恢复过来，需要合作、紧密联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这一点，就是过去留给我们的一种永久性遗产。

    在规模很小的社会中，领导责任落在部族首领和长者的身上，落在经验丰富、个人魅力能够让别人产生忠诚感的人身上。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族同胞之间的相互义务，同时也有赖于领导人掌控和统筹粮食盈余的能力。

    气候事件与短期的气候变化并不是一回事：一场漫长且周而复始的干旱，长达10年的多雨，或者持久不退、毁掉作物的洪水，都属于气候事件。过去许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比如秘鲁沿海的莫切人和奇穆人，就非常清楚长期干旱带来的危害。他们依靠安第斯地区的山间径流，来滋养沙漠河谷中精心设计出来、朝太平洋而去的灌溉设施。莫切人与奇穆人的饮食，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沿海地区丰富的鳀鱼渔场；他们靠着精心维护的灌溉沟渠，在一个滴水如油的环境里对水源供应进行分配。他们的韧性，取决于在有权有势的酋长监督下以社区为基础的供水系统管理。

    过去5,000年中，工业化之前的诸文明都是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并非巧合，因为社会维护的就是少数人的利益。一切都有赖于精心获取并加以维持的粮食盈余，因为像古埃及与东南亚的高棉文明这样的社会，都是用分配的口粮来供养贵族和平民的。在土地上生活和劳作的乡村农民，可以靠一些不那么受人欢迎的作物，或许还有野生的植物性食物，熬过短期性的干旱。他们有可能挨饿，但生活还是会继续下去。不过，旷日持久的干旱循环，比如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前1900年那场著名的特大干旱，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场大旱，通常被称为“4.2 ka事件”，曾经蔓延到了地中海东部和南亚地区。面对这种干旱，法老们根本无法再养活手下的子民。于是，古埃及就此分裂，诸州之间开始你争我夺。干得最成功的州长们比较熟悉如何解决地方性问题，故能设法养活百姓，限制人口流动。人们不再说什么神圣的法老控制着尼罗河泛滥这样的话了。后来的诸王则在灌溉方面实行了大力投入，而古埃及也一直存续到了古罗马时期。

    工业化之前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变化无常的实体，其兴衰速度之快令人目眩，这一点也并非巧合。它们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远距离运输粮食与基本商品的能力。尼罗河近在历代法老的眼前，而玛雅文明以及华夏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却只能依赖人力与驮畜进行运输。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就再次说明适应气候变化是一种地方性事务，因为当时的基础设施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以至于绝大多数统治者只能牢牢掌控方圆约100千米的领土。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散货水运。虽然古罗马诸皇曾用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出产的粮食养活了成千上万的臣民，但这些偏远地区的作物歉收给古罗马带来气候危机的可能性，也增加了上百倍。

    随着工业化的进步、蒸汽动力的发展以及19世纪到21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较大规模社会的种种复杂性，已经让适应气候变化成为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不过，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种乐观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我们人类拥有抓住机遇和大规模适应气候变化的出色本领。过去的教训，也为我们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未来前景。

    果断的领导与人类最核心的素质，即我们彼此合作的能力，就是过去在应对气候问题时的两种历史悠久的根本性策略。人性以及我们对变化与突发事件的反应，有时是完全可以预测出来的。掩埋了庞贝古城的那次火山爆发与其他灾难中，都记录了人类面对灾难性事件时的相关行为。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有很多东西可以相互学习，可以从我们共同的过去中吸取经验教训。假如不从现在开始，那么过不了多久，人类就将不得不转而采取艰难的办法，因为最终的现实是：有朝一日，或许就在明天，或许是几个世纪之后，人类就将面对一场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影响到所有的人并且像瘟疫一样严重的气候灾难。我们撰写本书旨在分析过去，帮助读者把握当下，并且借鉴古人的远见卓识，迈向未来。

    [1] 大冰期（Ice Age）指地质史上气候寒冷、冰川广布的时期，大冰期中又可分为相对寒冷的冰期（glacial period）与相对温暖的间冰期（interglacial period）。小冰期（Little Ice Age）则一般特指距今最近的一次寒冷时期，始于约1250年，终于约1850年。——编者注

    [2] 查士丁尼瘟疫（Justinian Plague），公元541年到542年间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时暴发的一场流行性鼠疫。它不但是地中海地区暴发的首场大规模鼠疫，肆虐了近半个世纪，还对拜占庭帝国造成了致命打击，最终导致东罗马帝国走向崩溃。据估计，这场瘟疫总共导致近1亿人丧命，与“雅典鼠疫”、中世纪的“黑死病”等并称人类历史上八大最严重的瘟疫。——译者注

    作者说明

    年代 所有利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测定的年代，都对照日历年进行了校准。本书通篇使用的，是公元前（BCE）/公元（CE）这种惯例。早于公元前10000年的年代，则以“若干年前”表示。
    地名 现代的地名，采用的是当前最常用的拼写方式。在合适的地方，我们也使用了普遍公认的古代拼法。
    度量衡 本书中所有的度量衡都采用公制，因为公制如今已是一种通用的科学惯例。
    地图 在有些例子当中，地图上略掉了一些并不知名或者并不重要的地点，以及位于现代城市之内或者紧挨着现代城市的地点。
    年代表 下文列有一份概括性的年代表。考虑到本书所述内容的时间跨度很大，有时不免会在世纪与千纪之间突然切换，故每一章的标题和章节中的许多小标题里也给出了年代信息。

    15,000 年前至今的重大气候与历史

    事件年代表

    本表列出了“大冰期”以来的一些重大气候事件与文化发展。我们并未试图做到面面俱到。其中的重大气候事件用黑体标注。公元前10000年以前的年代，则列为“若干年前”。

    公元

    公元前

    *多格兰（Doggerland），如今欧洲北海中的一块“失落之地”，位于英格兰、荷兰和丹麦之间，亦译“道格兰”。——译者注

    绪论：开始之前

    冰与火的时代，以及更多

    就在我们撰写本书之时，快速蔓延的森林大火已经席卷了美国加州的大部分地区。迄今为止，过火土地的面积已超过160万公顷，有大大小小几十处火场失去了控制，有时还会连成一片，形成规模更大的火灾。浓密的灰云飘散到了遥远之地，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由于温度较高，故火势不可能再在一夜之间得到控制。北加州的“北方综合大火”（North Complex Fire），过火面积在一夜之间 扩大了40,468 公顷。自 1972 年以来，加州每年被火灾焚毁的土地面积已经增加了4倍。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14,000 多名消防员，一直都在奋力灭火。成千上万的民众被疏散，数百座房屋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气温已经上升；降雨已经减少，并且变得难以预测；在人们常常难以到达的地方，植被变得更加干燥；山区的积雪，正在消失。该州有不少于30%的人口生活在可能发生森林火灾的地区；至于原因，部分在于一些不恰当的土地利用政策助长了城市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火灾风险很高的地区建造或者重建房屋。由于人们重新栽种的植被品种很单一，故森林管理的力度也在减弱。当局几乎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鼓励民众远离危险。加州人与俄勒冈人面临的，似乎正是日益变化无常、具有毁灭性且由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的后果，即看上去无法控制的火灾。

    这可并非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环境灾难，无论是洪水、干旱还是肆虐的火灾。只不过，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这一次，气候导致的灾难是近期我们自身一些活动带来的直接后果。有些人在问，我们究竟能不能适应气温极端和毁灭性火灾频发的新现实。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区，极其容易为肆虐的火灾所害；这种火灾由雷击引发，猛烈的下坡风则会将火星吹到数千米之外，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就会让整个社区陷入火海。我们是否注定要灭绝，或者被迫疏散到更安全的环境里去呢？还是说，我们终将适应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自身造成的、种种更加危险的新状况？直到如今，我们才开始严肃地面对这些问题。

    本书论述的，就是人类适应各种气候变化的举措。古代社会曾经成功地适应了一些突如其来、时间短暂的事件，比如遥远的火山喷发带来的火山灰云，或者持续数年的干旱。我们的祖先还适应了较为长期的气候波动，比如海平面上升、数个世纪之久的干旱周期，以及间隔性的多年低温。总的来说，我们拥有的合作、互助以及有效管理风险的能力，都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尽管付出的代价常常很大，但历史记录有力地表明，我们终究会挺过这场最新的环境灾难。我们终将通过短期适应和一些长期性的措施，经过艰苦的辩论，对整个社会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做出永久性的改变，有时还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幸好，过去的半个世纪，已经见证了研究古代气候的古气候学领域里发生了一场革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少数天才科学家做出的大胆而具有开拓性的努力，如今已变成科学领域里的重大任务。近年来，论述古代气候的专业文献，有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出来。差不多每周都有重要的论文发表，连气候学家们自己也几乎跟不上文献资料问世的步伐了。像我们这些不是气候学家的人（我们是考古学家），有时更是会对与时俱进失去信心。就算只是适度涉猎一下学术资料，有时甚至只是浏览一下更普通的文献，也会让人对一系列的术语和首字母缩写感到眼花缭乱；其中，“恩索”（厄尔尼诺现象和南方涛动的合称，略作ENSO）也许就是最常见的一个。

    我们撰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 要深入探究全球气候学或者古气候学当中种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复杂之处；这两个领域，本身都是自成一体的编年史。相反，我们是利用最新的信息，讲述过去之人及其与不断变化的气候之间的关系，从古代一直讲到最近；要知道，研究漫长的年代学，正是考古学家之所长。在探究古代的气候变化情况时，我们发现，本书各章中所述的种种气候变化背后，隐藏着许多重要的力量。其中包括人们熟悉的一些现象，比如厄尔尼诺现象与拉尼娜现象、“大冰期”、特大干旱，以及季风。我们在本绪论中，将对气候变化中的这些重要因素和其他一些方面加以说明。我们还会说明一些“替代指标”，即可以揭示古代气候变化情况的间接方法。至于本绪论中余下的内容，假如您愿意的话，不妨像伟大的幽默作家P.G. 沃德豪斯那个令人难忘的说法一样，把它们想象成“真正开怀畅饮之前的小酌”。如果您并不熟悉其中的一些气候因素，那就随着我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全球的气候吧。

    乔治·菲兰德是一位地球科学家兼研究厄尔尼诺现象的专家，他在《气温正在上升吗？》这部论述全球变暖的经典作品中，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 他论述了大气与海洋之间的不对称耦合关系，称二者并非理想的一对：“大气迅速而敏捷，能对来自海洋的暗示做出灵活机敏的响应，可海洋却呆板而笨拙。”这一句话，就概括出了古气候学最根本的挑战之一，即弄清楚一对并不相配的气候“巨人”是如何做到成功共舞的。这对“舞伴”当中，是谁处于主导地位？由谁来改变节奏，或者放慢节奏到几乎停顿下来的程度？这种复杂而不断变化的伙伴关系中，有诸多的细节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所以，在此我们只能探究一下其中的主要因素。

    多种层次的替代指标

    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多数都具有规模宏大的特点。就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奥地利的两位地质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彭克（Albrecht Penck）和爱德华·勃吕克纳（Eduard Brückner）发现，阿尔卑斯地区至少经历了四个重大的冰期，而两个冰期之间则隔着气候温暖的间冰期。这两位地质学家研究的，是高山河谷中的冰川沉积物；只不过，如今他们的研究早已落伍了。用这四个冰期来描述“大冰期”，未免太过简单，因为“大冰期”构成了人类进化与现代人类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的背景。如今我们知道，“大冰期”（即“更新世”）是在大约15,000 年前的“武木冰期”（Würm glaciation）结束的。随着“大冰期”的结束，“全新世”（词源中的希腊语holos意为“新的”）带来了气候的自然变暖，并且朝着气候学上的现代世界稳步前进了。

    我们对“大冰期”气候的认识，建立在气候变冷与变暖这种笼统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方面，我们所用的时间尺度须以千年计、以万年计。例如，我们知道上一个冰期里气候最寒冷的数千年，是在21,000年之前左右。但是，后来的记录极其清楚地表明，气候一直都在变化；因此，对于30,000年前至 15,000 年前“大冰期”中的气候，我们最终就不会根据冰川沉积物，而是根据气候替代指标来进行更加细致的描述。

    所谓的替代指标，是指源于大自然的气候信息资料，比如冰川钻芯和树木年轮，它们可用于判断 19 世纪中叶首次利用仪器做出准确记录之前的变化气候条件。在西南太平洋钻取的深海岩芯，可以追溯至 78 万年之前的情况，涵盖了“大冰期”的大部分年代；它们表明，在这几千年间，至少出现了多个完整循环的冰期与间冰期。显然，“大冰期”的气候变化要比人们一度推断的剧烈得多。然后我们有了冰芯，取自格陵兰冰盖与南极冰层的深处；现在，这种冰芯为我们提供了准确得多的气候记录，其年代至少可以追溯至 80 万年之前的更新世。例如，我们如今得知，过去的77万年里有一个时长达 10 万年的周期，支配着全球从寒冷的冰期转换到气温较高的间冰期。气候变冷是一个渐进过程，而变暖的速度却要快得多。

    当然，在利用如今几乎从每一个海洋中都能钻得的深海岩芯，以及从许多地方（其中包括了安第斯山脉秘鲁段的热带冰川）钻取的冰芯时，还存在许多的复杂因素。源自冰芯和海洋岩芯的替代指标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确，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它们通常为我们提供的是“大冰期”中广泛的气候背景。大量的黄土沉积物也是如此，这些风积尘土源自“大冰期”里的冰川，常常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河谷中把“大冰期”晚期的定居点掩埋起来。虽说这是一种很不错的总体视角，但在考虑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时，我们必须依赖一些更加精细的替代指标才行。

    “洞穴沉积物”（speleothem）一词有点儿拗口，这种替代指标在气候舞台上虽然算是相对新鲜的事物，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钟乳石（聚积于洞穴顶上）和石笋（长在洞穴地面上）是由富含矿物质的水透过地面，滴入洞穴之后形成的。随着富含矿物质的水不停地流动，洞穴沉积物中就会形成许多有光泽的薄层。滴入洞穴的地下水越多，洞穴沉积物里形成的层次就会越厚，而滴入洞穴的地下水越少，分层也就越薄。岩溶洞穴沉积物中的层次，可以通过测量从其周围基岩溶入水中的铀含量来确定年代。这一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碳酸盐，这种碳酸盐则会变成不断生长的洞穴沉积物里每一层的组成部分。铀会以世人已知的速度衰变为钍，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各层的年代。这就形成了地下水位随着时间变化的一种大致记录。各种各样的因素，比如当地地下水的化学成分，都会对洞穴沉积物的生长产生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源自一个洞穴的气候记录，与源自一个广阔地域里其他洞穴中的沉积物所记录的气候信息进行对比才行。

    考虑到水中既存在重氧也存在轻氧，因此氧同位素比率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了解降水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情况。大雨会带来较多的轻氧，重氧则是雨水较少的标志；不同来源的水中，二者的比率也不同。对洞穴沉积物的研究，如今还处于发展阶段，但这种研究有着巨大的潜力，能为我们提供历史上的精确降雨数据；它们可能与过去的事件直接相关，比如公元10世纪玛雅低地文明的没落。在全球许多地区，重要的洞穴沉积物记录都在迅速积累起来。它们有可能成为所有气候替代指标中最有用的一种。

    在“大冰期”末期的数千年里，随着海平面上升了90米左右，达到了现代海平面的高度，全球的地形地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书第二章中描述了两个经典的例子，即曾经将西伯利亚东北部与阿拉斯加连接起来的那条沉没的大陆桥，以及多格兰直到公元前 5500 年左右曾将英格兰与欧洲大陆连在一起的众多沼地河流平原。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之前，撒哈拉沙漠曾是牧民的家园，而从钻取的岩芯与孢粉分析中我们得知，这一时期的数千年里，撒哈拉地区到处都是浅湖和半干旱草原。

    我们研究过去 15,000 年间的气候变化时，开始使用更加完整的替代指标资料，比如来自北美洲和欧洲北部的孢粉记录，它们记录了全球气候变暖以来复杂的植被变化情况。第一批较精确的气候替代指标，就是来自欧洲北部沼泽与湿地的微小颗粒状孢粉化石；它们表明，“大冰期”之后那里的植被出现了巨大变化，从开阔的草原变成了桦树林，最终又变成了桦、栎混交林。此时的孢粉序列，加上木炭之类的其他源头，非但记录了欧洲西部早期农耕村庄周围不断变化的植被情况，而且记录了空地上蓬勃生长的栽培性杂草的情况。例如，人们从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湖畔定居地获得了桦树孢粉和芦苇燃烧后形成的木炭，那里自公元前 9000 年至公元前 8500 年间就开始有人居住了；当时的人曾在春秋两季，趁着芦苇很干燥和新苗开始生长的时候反复焚烧芦苇。这种受控焚烧不但有助于植物的生长，而且可以引来觅食的动物。

    人们利用树木年代学（即用古树的年轮来测定年代）的历史，差不多有一个世纪之久了。这种方法，是由对太阳黑子颇感兴趣的美国西南部的天文学家安德鲁·道格拉斯（Andrew Douglass）率先提出来的，后来，它很快演变为一种精确的测定方法，用来判断古普韦布洛遗址发掘出的横梁的年代，比如新墨西哥州查科峡谷中的“普韦布洛波尼托”（Pueblo Bonito）遗址。树木年轮是由木质与树皮之间的形成层或者生长层构成的，其中记录了特定品种的树木每年的生长情况，比如美国西南部的道格拉斯冷杉。与现存活树中的年轮序列结合起来之后，古时的树木年轮就能让我们得知一些建筑物的建造年代，比如欧洲的大教堂、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村落、沉船，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建筑。它们还能为世人提供宝贵的气候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记录夏季降雨产生的氧同位素信号提供的。现在，树木年代学可以达到惊人的精确程度了。利用来自欧洲中部的7,000个树木年轮序列，人们已经估算出了公元前398年至公元2000 年间，每年4月至6月间这个重要的种植季与生长季的降雨量。树木年轮如今已是气候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大量年轮序列业已测定了年代。它们不但可以用于测定考古遗址的年代，还能提供非常精确的干湿降雨周期图。如今的树木年轮序列极其丰富，我们据此可以了解到严重干旱在美国西南部蔓延的情况。其中的多场干旱和其他一些气候变化，都是强大的全球性气候力量造成的。

    墨西哥湾暖流

    大西洋上的墨西哥湾暖流（简称湾流），是一个巨大的全球流动水体传输带中的组成部分，能够改变气候，影响人类的生活。高纬度的冷却作用与低纬度的加热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热力强迫”（thermal forcing）——会推动海水流向北方。大量的热量随着海水向北流动，然后升腾到北大西洋上空的极地气团中。北部的海水下沉，便形成了这条巨大的海洋传送带，将较高的气温带到了欧洲。这种加热作用，正是欧洲具有相对温暖的海洋性气候，并且盛行湿润的西风的原因。尽管其间也有所变化，但自“大冰期”以来，欧洲一直盛行这种西风。

    但情况并不是始终如此。“大冰期”结束后，随着北方的广袤冰盖开始消退，一个叫作“阿加西湖”的巨大淡水湖探入了北美洲正在消退的劳伦太德冰原（Laurentide），长达11,000 千米。这个淡水湖是以19世纪著名的地质学家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assiz）的名字命名的。一片广袤的冰原向南隆起，阻止了湖水东流，使之无法经由如今的圣劳伦斯河谷注入北大西洋。势不可当的全球变暖与日益稀少的积雪，导致这处冰原开始消退。接下来，在公元前11500年左右，这道屏障终于倒塌了。大量积聚起来的冰川融水向东奔流，涌入了大西洋。更暖的海水仿佛在向北、向东而去的湾流那温暖的水体之上形成了一个盖子，让欧洲的气候变得更加暖和。在随后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湾流与大西洋的水体曾经停止了循环。欧洲的气温迅速下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冰原则开始步步进逼。欧洲与中东地区变得更加干旱了。气候学家以北极苔原上的一种野花“仙女木”（Dryas octopetala ）为名，将这桩长达 1,000 年的气候事件称为“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并且利用大量的放射性碳样本，测定其年代处在公元前11,500年至公元前10,600年之间。然后，湾流蓦然恢复了循环，全球开始逐渐变暖，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新仙女木”事件见证了人类社会发生的巨变，其中就包括中东地区开始出现农业和畜牧业（参见第二章）。接下来，基本上就是现代的气候条件开始发挥作用了。它们当中包括了没有规律却不那么旷日持久的气候变化，其持续时间要短得多。这些变化造成了不可预测的降雨和干旱，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气候波动出现的时间，正值人口密度不断上升、定居农业变成常态的数千年。早在人为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出现之前，人类就必须适应这些波动了。

    降雨和干旱对局部地区有影响，但造成这些影响的气候因素往往源自数千千米以外的地方。大西洋上的湾流会把温暖的海水从亚热带地区输送至北极。它的作用就像是欧洲的一台空调，会让气温的波峰与波谷之间的落差趋于平缓。从长期来看，气候模型表明，湾流到21世纪末很可能会有所减弱，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量。最糟糕的情况是环流量减少 30%，只不过，这主要取决于格陵兰岛上的融冰对环流的影响程度。对此，我们迄今还没有做出什么准确的预测。

    北大西洋涛动

    对于欧洲地区和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影响气候的主要因素就是北大西洋涛动（NAO）。它有如一座巨型的大气“跷跷板”，位于亚速尔群岛上空的永久性副热带高压和北方持久存在的副极地低压之间的海平面上；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从12 月份至次年3月间的气温与降水变化中，有高达 60%的变化都是由北大西洋涛动造成的。它是北大西洋上冬季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对从北美洲中部到欧洲，再到亚洲北部的广大地区都有影响。与厄尔尼诺现象不同（参见下文），北大西洋涛动主要是一种大气现象。

    北大西洋涛动会在一种正、负指数之间波动。正指数会造成一个更强大的副热带高压中心和一个低于往常水平、以冰岛附近为中心的副极地低压。这就意味着，更强大和更频繁的冬季风暴会沿着一条较为靠北的路径越过大西洋。于是，欧洲的冬季会变得暖和、湿润，但加拿大北部与格陵兰岛在相同的月份里却气候干燥。美国东海岸的冬季，气候也会温和而湿润。北大西洋涛动若为正指数，会让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和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冬季变得更凉爽和干燥。由于北大西洋涛动会调节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热量与水分，故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表面气温曾经影响并且如今仍在影响着中东地区的气候。通常来说，北大西洋涛动对北美洲的影响要小得多。

    北大西洋涛动处于负指数时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即会形成一个弱副热带高压和一个弱副极地低压。二者之间的压力梯度会减小。冬季风暴会减少和变弱，并且沿着一条更偏东西走向的路线越过大西洋。它们会把湿润的大气带到地中海，把冷空气送到欧洲北部。美国东海岸的冬季则会较为寒冷，降雪也较多。由于北大西洋涛动会调节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热量与水分，故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表面温度会对中东地区的气候产生影响。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处于正指数的北大西洋涛动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为欧洲中部和北部带来了充沛的降水（参见第五章）。

    太阳辐照度与火山作用周期上的变化，是过去1,000年间气温变化的主要原因。尽管更早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但北大西洋涛动如今已是全球广大地区一种主要的气候驱动因素。其影响范围东至地中海东部；我们可以把那里称为一个“气候十字路口”，因为亚洲的季风系统与远处西南太平洋上的厄尔尼诺现象都会对那里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就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在干旱与降雨两个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地区性差异。

    季风

    我们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就是乘坐印度洋上的一艘单桅帆船，在也门最南端的亚丁以东和红海的入口，迎着冬季的东北季风航行。那艘装有大三角帆的货船驶近海岸，每每在眼看就要靠岸时转向一条离岸航线，就这样航行了一个又一个小时。海面平滑如镜，柔和的热带风接连刮了好几天；度过了一天难忘的航程之后，我们得知的情况大致如此。除了离岸的信风航道，借助印度洋上的季风差不多就是最佳的航海选择了。

    季风区的范围十分广袤，从东南亚和中国一直延伸到整个印度洋，而在季节性降雨的一般时间方面，则存在几种重要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季风属于大规模的海洋风，当陆地上的气温高于或者低于海洋上的气温时，季风强度就会增大。

    陆上气温的变化速度比海上更快，海上往往会保持更加稳定的气温。在较为炎热的夏季，陆地与海洋的温度都会上升，只是陆地气温上升得更快。陆地上方的空气会膨胀扩散，从而形成一个低压区。与此同时，海洋上的气温始终会低于陆地，故其上空的气压较高。二者之间的气压差，就会导致季风从海洋吹往内陆，为陆地带去较为湿润的空气。随着湿润的空气上升，风又会往回飘向海洋，但在此期间空气会冷却下来，从而降低了空气当中保持水分的能力，故经常导致暴雨。在天气较为寒冷的月份，情况则正好相反：陆地上的气温下降得比海上快，故岸上的气压较高。陆地上方的空气飘向海洋，雨水则落在近海上。接下来，冷空气往回飘向陆地，大气循环就完成了。

    几千年以来，印度洋上的季风都是驱动帆船航行的动力。季风贸易利润可观，让商船可以在 12 个月内从印度西海岸前往红海或者非洲东部，然后再返回来。商船也可以沿着波斯湾地区和印度西北部之间那片荒无人烟的海岸航行。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丝绸与其他的纺织品再加上亚洲的舶来品，曾经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而黄金和非洲的象牙则流往了东方。在印度洋上，夏季的西南季风会从7月份一直刮到9月份，而这几个月里，富含水汽的空气则会涌到整个印度次大陆那片炎热干旱的土地上。印度的降水当中，差不多有 80%来自夏季风；有70%的印度人口靠农耕过活，他们种植棉花、水稻和粗粮。印度西部的农民严重依赖季风带来的降雨，故极易受到季风雨延迟到来的影响；就算只是延迟几天或几个星期，影响也不容小觑。季风未能如期而至，曾经导致了无数次饥荒，让成千上万人丧了命；比如根本就没有季风雨的1877 年，情况就是如此。一些更为局部性的印度季风，则会对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产生影响。西南季风十分强大，连中国西北的新疆这样遥远的北方地区也能感受到它的威力。

    东亚季风则属于一种温暖多雨的气候现象，使得这里的夏季风通常很湿润，而冬季风则寒冷干燥。季风性降雨集中在一个地带，5 月初由华南地区开始，一路向北，然后来到长江流域，最后在7月份到达中国北部与朝鲜半岛。到了8月份，降雨带又会南移，退回到中国南部。在过去，季风性降雨曾经至关重要。柬埔寨吴哥地区的高棉农民向来都依赖于亚洲季风；目前认为亚洲季风最初形成于1,000万年左右之前，远早于地球上出现人类的时间。季风的强度各时不同，尤其在“大冰期”结束之后不久；但在全球气候中，亚洲季风始终发挥着一种主导作用。它给全世界 60%以上的人口带来了相当可靠的季节性降水和干燥的气候条件，如若不然，就是带来干旱。夏、冬两季里，欧亚大陆及其毗连的海洋在升温方面具有差异，导致风向会在半球范围内每年都出现一次逆转。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热带辐合带（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略作 ITCZ），也就是信风带相交的地方。还有三个区域性季风系统，也是影响东南亚地区的那种复杂气候动力中的组成部分。此外，厄尔尼诺现象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Interdecadal Pacific Oscillation）会造成短期或者较长期的扰动，从而有可能给包括吴哥在内的亚洲大部分地区带来严重的干旱。

    热带辐合带环绕着地球，位于赤道上或者赤道附近，也就是南、北半球信风的交汇地带。那里有强烈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会让热带辐合带的空气受热，并且增加空气的湿度，使之变得轻盈起来。随着南北信风交汇，这种轻盈的空气便会上升；而上升、膨胀然后冷却的空气，则会在频繁但毫无规律的雷暴中释放出水分。海面附近的风力通常较弱，这就是水手们把热带辐合带称为“赤道无风带”（Doldrums）的原因。热带辐合带的季节性移动，会对许多热带国家的降水产生影响，并且导致热带地区有雨、旱两季之分。在北半球的夏季，热带辐合带会在北纬10°到15°之间移动。这种季节性的移动，曾对中美洲玛雅低地的降水产生过强大的影响（参见第六章）。随着亚洲大陆的升温幅度超过海洋的升温幅度，热带辐合带就会在太平洋上向北移动。大陆上的暖空气上升，空气从海上流往陆地，由此形成的南风就会带来季风雨。接着，到了南半球的夏季，热带辐合带就会南移了。

    “恩索”

    可以说，“恩索”是全球气候中最强大的一个因素。起初，人们以为厄尔尼诺是一种局部现象，会定期影响秘鲁沿海的鳀鱼渔场，通常出现在圣诞节前后。气象学上的一项伟大成就诞生在印度，由英属印度时期的气象学家吉尔伯特·沃克（Gilbert Walker）贡献；此人原本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统计学家，后来却孜孜不倦地寻找季风形成的原因，变成了一位研究厄尔尼诺现象的专家。沃克是最早认识到“恩索”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的观察人士之一。他总结称，当太平洋地区气压很高时，印度洋上从非洲直到澳大利亚的气压往往就会很低。他称这种现象为“南方涛动”，其回旋起伏改变了热带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降雨模式与风向。可惜的是，当时的沃克没有海洋表面与次表层的温度数据，无法证实南方涛动的作用机制，因为20世纪20年代还没有这种数据资料。

    曾经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挪威气象学家雅各布·皮叶克尼斯（Jacob Bjerknes）也用一种全球性的视角对大气循环进行了研究。1957年至1958年间一次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使其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他受此影响发现，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水温度相对较低，而西至印度尼西亚之远的西太平洋广袤海域则水温较高，二者正常的海面气温梯度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他认为，赤道平面附近存在一个巨大的东西向环流圈（circulation cell）。干燥的空气会在相对较冷的东太平洋上缓慢下沉。然后，它会成为东南信风系统的一部分，随之沿赤道往西飘去。东边的气压较高，西边的气压较低，就导致了大气运动。然后，空气会在上层大气中往东回流，完成整个环流模式。皮叶克尼斯把这种环流命名为“沃克环流”（Walker Circulation）。他认识到，东太平洋地区升温时，东、西太平洋之间的海面气温梯度就会减小。这种情况，会导致驱动沃克环流下半圈的信风强度减弱。东太平洋与赤道太平洋之间的气压变化，其作用就像是一座“跷跷板”，由此便形成了沃克环流。

    “恩索”的这种关联性，是由许多要素共同构成的，其中包括涛动的“跷跷板”式运动，导致太平洋升温的大气与海洋之间大规模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北美洲和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化之间种种更广泛的全球性联系。皮叶克尼斯指出，大洋环流好比是驱动一台巨型气候“引擎”的“飞轮”。

    每一次“恩索”，都有不同的特点。有些涛动极其强大，还有一些则软弱无力、持续时间短暂，在东太平洋与西南太平洋之间一个广袤而自我延续的循环中，为大洋环流所驱动。沿着赤道，还有一个正常的南北环流，叫作“哈得来环流”（Hadley Circulation），将热带地区与北纬地区的大气连接起来。它会将冬季风暴往北带到阿拉斯加，除非厄尔尼诺现象扰乱了这一模式。风暴轨迹会慢慢东移，袭击美国加州的沿海地区。

    1972 年至 1973 年间一次大规模的“恩索”，引发了科学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在今天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在几乎没有预警的情况下颠覆了干旱与降雨模式——这与秘鲁的鳀鱼渔业因过度捕捞而崩溃基本没有关系。如今，我们对“恩索”有了更多的了解，明白它像一个混乱无序、情绪会突然变化的“钟摆”，一旦摆动起来，就有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是数十年之久。这个“钟摆”永远都不会沿着同一条轨迹摆动；就算摆动中有一种潜在的节奏，也是如此。从爪哇的柚木、墨西哥的冷杉、美国西南部的刺果松以及其他一些树木的年轮序列中可以看出，在1880年以前，差不多每7.5 年就会出现一个降雨量较高的年份。现在，似乎是每4.9年就会出现一次，而拉尼娜现象则是每4.2年就会出现一次。海洋中的珊瑚与取自高山冰川的冰芯则表明，“恩索”作为全球气候中的一个因素，其历史至少已达5,000年，很可能还要久得多。“恩索”的循环成了一台驱动全球气候变化的强大“引擎”，故许多专家都认为，它是气候变化方面仅次于季节的第二大原因。

    “恩索”是一种热带气候现象，非但对热带地区的千百万觅食者和自给农民的生活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而且对位于河谷、雨林以及安第斯高原的那些工业化之前的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全球有 75%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热带地区，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都靠农耕为生，因此这些社会始终都很容易受到旱涝灾害的威胁。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热带环境的承载能力承受的压力日多，这些社会的脆弱性也在与日俱增。直到近来，人类才获得了预测“恩索”或者其他重大气候事件的能力。如今，我们的计算机与模型完全能够预测出这些气候事件了。在我们适应全球变暖的过程中，这种知识具有极其宝贵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本书所描述的古代社会，全都没有这种难得的技术，故适应“恩索”成了古人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有时还是一种致命的挑战。

    最后是特大干旱

    数个世纪的树木年轮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记录，表明了“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约950 年至约1250 年）与“小冰期”（约1250年至约1850年）里出现的长期性特大干旱（这个术语用于气候学文献中）的情况；在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里，我们将对这两个时期加以探究。

    根据树木年轮所得的气候序列，具有极其精准、可以精确到某一年份的优势。幸好，如今美国的广大地区都获得了丰富的树木年轮序列，故一个令人瞩目的气候学家团队还编纂了一部《北美干旱地图集》（North American Drought Atlas ），以世人所称的“帕尔默干旱强度指数”（Palmer Drought Severity Index）为标准，重建了2,000年里的夏季湿度。最新版的《北美干旱地图集》中，还强调了两场对美国原住民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特大干旱。其中一次发生在 13 世纪末的美国西南部，导致了弗德台地与福科纳斯两个地区的古普韦布洛族群人口锐减（参见第八章）。第二次则发生在14世纪的中部平原地区。这场特大干旱，是在伟大的宗教中心卡霍基亚被人们废弃之前不久出现的，并且此后一直持续；卡霍基亚位于密西西比河上的“美国之底”（American Bottom，亦请参见第八章）。但是，树木年轮序列的分布并不均匀，中部平原之类的地区尤其如此，因此会阻碍人们去了解这两次干旱和其他干旱的影响。

    美国西部近期出现的特大干旱都非常严重，但在过去的2,000 年里，特大干旱却要持久得多。它们的持续时间，无疑要比1932年至1939年间那场著名的“尘暴”干旱久得多。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已经表明，特大干旱几乎影响过美国西部的每一个地区，但在“公历纪元”后的早期至中期，墨西哥、五大湖区和太平洋西北部等地也发生过特大干旱。

    直到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晚期，古代社会都不得不去适应自然出现的气候变化，而其中的大部分变化，又是由过去主导着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些强大力量导致的。随着化石燃料大行其道和工业活动日益加剧，“人为强迫”（即人类经济活动导致地球的能量平衡出现变化）开始发挥作用，而我们当前的气候危机也就开始了。不过，要想与其可能导致的破坏做斗争，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我们必须了解数个世纪和数千年以来自然性气候变化背后的各种力量。

    [1] S. George Philander, Is the Temperature Rising? The Uncertain Science of Global Warm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一章 冰封的世界（约3万年前至约15,000年前）

    24,000 年前，欧洲中部，时值深秋。两名饱经风霜的猎人坐在溪边一块巨石之上，背对着风，转头朝天际望去。小溪对岸，有头驯鹿在秋天的枯叶间觅食，他们没有理会。彤云飞卷，几近贴地，向北方聚集。天色越来越暗，两人看着眼前那幅寒冷干燥的光景，什么也没说。接着，他们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把兽皮制成的外套紧紧地裹在肩膀上。

    他们的夏季居所紧挨地面，是一种用草皮和兽皮盖成的穹顶建筑。猎人们俯身走进烟雾缭绕的室内，大家围坐在一座熊熊燃烧的火炉旁边，用动物油脂制成的灯火在昏暗中闪烁摇曳。随着夜幕降临，屋外风雨大作，人们都蜷缩到了兽皮之下。其中一位猎人据说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他讲述了一个众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是关于很久以前第一批人类当中的一个神话人物的。大家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很多次，内容就是人们曾经在春、秋两季跟着驯鹿与野马不停地迁徙。就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长者会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不分男女老少。到了他们该搬往冬季营地的时间了。

    我们都是智人，也就是自封的“智者”。我们这个物种，出现于至少30万年之前的气候温暖的非洲；不过，世人对这个时间还存有争议。我们是一种灵活、聪明的动物，越过了一片片广袤的狩猎区域，通过在可靠的水源附近生活，适应了像漫长的干旱周期之类的气候变化。我们曾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靠着仔细观察、深入了解周围的地形地貌，以及合作——在家庭、部落的狭窄范围内进行合作，同时也与其他亲族进行合作——来生存。我们使用简单、轻便的工具与武器，随着当地的气候变迁生活。几乎在人类生存的所有时间里，我们都过着这样的游牧生活，即随着动物的迁徙与季节的更替，不断地迁徙。在文字出现之前，我们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法，将所有真实的或者想象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有时也会通过艺术来传授；文字发端于亚洲西部，距今不过5,000年之久。

    在古代，我们的生存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深入了解与尊重；人类身处其中，是这个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当今没有哪一个群体能让我们直接回到遥远的过去，但思考一下目前仅存的寥寥几个从事狩猎与采集的游猎社会的生活情况，是大有益处的。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或者非洲南部的桑人当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对猎物的强烈尊重和一种对生存环境的深刻理解，即对季节、植物性食物以及野生动物之迁徙的深刻认识。这种知识意味着生死之别，并且一向如此。

    回想远古时代人类的非洲家园，猛烈的风暴、密集的干旱期以及大规模火山爆发之后余下的遍地灰烬，始终都是那里的气候现实。但是，一些智人在大约45,000年前迁徙到气候寒冷得多、人烟稀少的欧洲与亚洲之后，我们生存上面临的挑战急剧增加了。我们发现，自己正在与我们这个物种经历过的一些最恶劣的气候环境做斗争。但还不止于此：我们并不是唯一的人类物种。在人类 600 多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不管什么时候，始终都有几个不同的古人类物种与我们同生共存着。

    例如，在欧亚大陆上，大约40万年前到3万年前存在着尼安德特人，尽管世人对这个时间范围还存有争议。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古人类与我们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至少在70万年之前，我们在非洲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直到大约5万年之前，东南亚的一座岛屿上还生存着另一群与世隔绝的矮人，即“弗洛里斯人”（Homo floresiensis ），也就是所谓的“霍比特人”，以个子矮小而闻名。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为人知的第三种人类，是“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他们曾经生活在西伯利亚，以及更远的东部与南部。还有其他一些古人类物种，我们对他们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尽管一些不同的人类物种（尤其是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之间出现过程度最低的杂交，但除了我们之外，其他的所有物种都注定要灭绝。到了3万年之前，我们智人就成了唯一存世的古人类物种了。

    其他的古人类物种究竟为什么会全都灭绝，一直都是人们围绕着史前时代进行持久争论的问题之一。这些古人类物种的消失，往往与智人来到每个地区的时间大体一致。这就导致许多人如今都赞同一种“他们对决我们”的情况，也就是我们将他们全都杀光了、战胜了他们，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认为不同的古人类物种之间相对没有什么联系，只有偶尔的、有时还属于性吸引的相遇，这种说法同样有道理。或许，当时还发生了其他更严重的情况。像大卫·赖希（David Reich）这样的进化遗传学家认为，从大约 10 万年前开始，尼安德特人的数量就一直在减少，很可能是气候急剧变化导致的结果，故待到智人抵达尼安德特人的家园时，尼安德特人就只剩几千人了。类似的环境历史，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如今业已灭绝的其他一些古人类物种的消亡原因。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智人最终在世界各地定居下来，适应了种种新的、有时还极具挑战性的环境。

    不一样的世界

    这个以前的世界，又是个什么样子呢？45,000年前的世界，与如今这个供养着75亿多人、正在日益变暖的世界可大不一样。[1] 当时，广袤的冰盖笼罩着北欧大地，并从阿尔卑斯山脉向外涌出。有两个大冰原，一直延伸到北美洲的腹地，向南远至如今的西雅图与五大湖区。除了南极洲那片深度封冻的大冰盖，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与鲁文佐里山，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以及新西兰的南阿尔卑斯山上，也全都为冰雪所封冻。由于冰原中吸纳了大量的水，故当时全球的海平面比如今低了90米左右，或者更低。一个人可以步行穿过一条极其寒冷而多风的大陆桥，从西伯利亚走到阿拉斯加，连鞋子都不会打湿。北海与波罗的海当时还是干燥的陆地，不列颠则与欧洲大陆连在一起。一些巨大的沿海平原，从东南亚大陆向外延伸，直达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大片大片生长着低矮灌木的北极苔原，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延伸到了欧洲和西伯利亚的腹地。接连几个月里，猛烈的北风裹挟着来自北方冰原的细小冰尘，在无边无际的干旱草原上肆虐。在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动物与人类每年都要熬过长达9个月的冬季，以及持续低于零度的气温。当时到底有多冷呢？气候学家杰茜卡·蒂尔尼及其同事开发出了一些模型，可以利用源自海洋浮游生物化石的数据，结合模拟“末次盛冰期”的气候，重现海洋表面的温度。他们的研究证实，当时的全球平均气温要比如今低 6℃，而您也可以料到，高纬度地区的温度降幅最大。[2]

    源自格陵兰岛冰芯中的数据已经表明，在一个气候不断变化、有时变化还很迅速的时期，那些生活在北方的人适应了那个极度寒冷、气候变幻莫测的世界。从全球范围来看，北半球的气温下降幅度大得多。这种情况，主要是海洋的调节作用导致的。北半球有 60%的地表为水所覆盖，而赤道以南却有将近 80%的地表为水。这就意味着，南半球的陆上气温常常会较高；当然，南极洲附近地区除外。北半球的冬季气温较低，季节性差异更大，而离赤道较远的地方，降温也更加剧烈。大约24,000年之前，纽约附近的气温降幅为10℃，芝加哥地区的气温降幅更是高达20℃。相比而言，加勒比地区的气温下降幅度只有 2℃左右。北极与赤道之间的温差梯度较大，使得北半球的风速显著更高，从而导致风寒因素上升到了对动物与人类都很危险的程度。

    不过，当时并未出现永久性的深度封冻。格陵兰岛上的冰芯表明，在6万年前到3万年前这段时间里，曾经出现了多于12个短暂的较暖时期，称为“D-O事件”（Dansgaard Oeschger events）。 38,000 年前，格陵兰岛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升温期，导致那里的平均气温在极短的时间里（也许只有一个世纪）跃升了12℃。但是，当地的年均气温很可能仍比如今低了 5℃至 6℃。同样短暂而寒冷的间隔期则导致了气温骤降，比那些较为温暖的振荡期低了5℃至8℃。

    在大约 35,000 年前的智人当中，北方的人口增长速度似乎有所放缓；这种情况，也许是冰原不断扩大导致的。[3]随着规模很小的家族部落慢慢退避到那些较少受到风雨侵袭的地方，比如靠近地中海的一些深邃河谷与山谷当中，人口数量可能事实上已经有所减少。当时，只有几百个狩猎部落生活在欧洲。一个人在大约20年至30年的寿命当中，碰到的人很可能不超过几十个，而且其中许多人都生活在其他的群落里。假如没有这种接触，就没有人能够生存下去，因为无论怎样专业，都没有哪个狩猎部落可以做到彻底的自给自足，尤其是在“大冰期”那种令人生畏的环境中。从一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严重依赖于亲族关系，来获得信息、专业知识和配偶。人员流动和接触他人，令技术上的创新在极短的时间内传播到极远的地方。幸运的是，在气候最寒冷的数千年里，人口数量从未下降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既未让人们丧失适应“大冰期”的严寒时所用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没有让他们丧失有助于维持其生存的、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象征性关系。

    3 万年前之后，充分的冰川条件卷土重来，导致24,000年前至 21,000 年前的气温达到了极端寒冷的程度。它们是“大冰期”末期最寒冷的几千年，通常称为“末次盛冰期”。由于大量的水被冻入了冰层中，故当时全球的海平面比如今低了差不多91米。

    裹住全身

    “大冰期”末期的人，是如何适应如此极端的寒冷的呢？我们智人，（本质上）全都起源于非洲的无毛猿类。倘若不穿衣物，那么，气温降到低于27℃时，我们的身体就会对寒冷做出反应。气温降到13℃时，我们就会开始发抖。不过，这些都只是实验室数据，是人们站在静止的空气中时得出的。刮风之时，裸体的热量会流失得更快。即便是稍低于零度的气温，对未穿衣物的人来说可能也很危险。倘若气温到了20℃，风速为30千米每小时，那么不到15分钟，人体就会冻伤。[4]

    倘若在寒冷当中再加上潮湿，那么，由于我们体表的水分在温度降低时会凝结起来，出汗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汗水会浸透衣物，从而让衣物丧失其保暖与隔冷的功能。假如感到太冷，我们的核心体温就会下降到低于37℃这一临界水平。倘若这种核心温度因为体温调节失败而下降，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体温过低的状态。体温降到33℃，我们就会陷入昏迷。若是体温低于30℃，我们的心跳就会放缓，血压则会下降，而心脏停搏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的祖先究竟是如何适应“大冰期”晚期的极端寒冷与气温突变的呢？如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把汽车里的空调设置在21℃左右，因为这是我们穿着衣物时觉得舒适的温度。但我们知道，那些打一出生起就不穿衣服的人，都具有较强的挨冻能力。1829年，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的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在考察麦哲伦海峡时，遇到了雅甘人。他前往那里的时候，雅甘族可能有8,000 人，全都矮矮胖胖，平均身高约为1.5米。尽管那里气温很低，经常有雨雪，可他们一般都是赤身裸体，而在天气寒冷的时候，也只是披一件用水獭皮或者海豹皮制成、长度只到腰间的斗篷。年轻的查尔斯·达尔文曾在1833年随着“小猎犬号”前往，他对此大感震惊。“四五人兀然现身崖上，皆赤身露体，长发飘逸。”[5] 他们的耐寒能力之强，着实令人瞩目。

    除了通过人口流动和皮肤表层的基因改变这种普遍的方式来适应低温之外，人类抵御寒冷的仅有武器，就只有火、衣物和高效的石器了。没人确切地知道，我们第一次驯服火是在什么时候，但根据最近从南非的旺德韦克山洞里发掘的证据来看，我们的古人类祖先似乎在大约100万年之前，就已围坐在（有意识地加以控制的）火边了。无疑，火具有难以想象的重要性。火为人类带来了众多的益处，从保护我们免遭野生动物袭击，到提高我们摄取煮熟的食物时的热量，不一而足。（从食物中摄取更多的能量，供我们需要消耗巨大热量的大脑所用，可能一直都是推动人类进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可以说，最最重要的还在于火可以帮助我们保暖。火既让人们走出非洲之后能够在较寒冷的环境中生存，也为那些留在故土的人缓解了夜间气温的寒冷。人们甚至用火来清理洞穴，然后才住进去。我们还应当记住，穴居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不仅可以保护人类免遭掠食动物袭扰，也可以保护人类免受天气之害。

    至于衣物，则是另一种了不起的防寒之物；其基本原理也很简单，那就是遮住自身。与其他众多的创新之举一样，将兽皮和别的遮盖物披在自己身上的理念，在很多场合和不同时期都曾为人们所采用，只是我们不知道衣物的确切发明时间罢了。最简单的形式是，人们只用兽皮遮住上半身，火地岛人、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桑族猎人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都是如此。这种兽皮并非仅仅用作衣物，它们还有多种用途：可以包住年幼的孩子，然后挂在肩上；可以将坚果或者其他的植物性食物运送回营地；可以在打制石器时保护双手，或者用于携带从刚刚宰杀的动物身上切下的肉。人们穿着兽皮制成的斗篷入睡，也用这种斗篷裹埋死者。

    驯鹿皮足以让人们应对较为寒冷的气候，而热带地区的桑人身上披的则是羚羊皮。夏威夷人与新西兰的毛利人还发明了羽毛斗篷，那可是威名赫赫者所穿的衣物。脱下或者穿上这种斗篷，都只需几秒钟，并且披在身上时，它们从来都不会让人觉得很紧。这是一种极具实用性的多功能衣物，在气温较低的情况下紧裹身体时，其保暖效果会大大增强。

    假如没有厚厚的衣物，“大冰期”中就没人能够在北方的寒冬里幸存下来。从生活在5万年至6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那数千年酷寒当中的尼安德特人的遗址中，人们发掘出了大量边缘细长、形状经过小心打磨的石制刮器，用于将兽皮加工成床上用品、斗篷与其他物品。不过，我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所用的技术还不具备强大的适应性，只能加工出披在身上的兽皮；尽管他们可能也曾用锋利的石头或者荆棘作为针来缝制衣物，但就算如此，这种东西也早已湮灭在时间的无情流逝之中了。平心而论，在考古记录中找到针，要比大海捞针更难。然而，在南非斯布都（Sibudu）的智人洞穴遗址进行发掘的一个研究小组，却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了 61,000 年前的一个尖头，有可能是一种特制骨针的针尖。

    无疑，在最后一个“大冰期”中的某个时候，生活在欧亚大陆上的人就已认识到，多穿几层更加贴身的衣物会提高个人的防寒效果，并且就算是在极其寒冷的环境下，也有保暖作用。不过，要想真正有效，他们就必须使用由动物肌腱或者植物纤维制成的线，让衣物的内层贴合个人的四肢、臀部和肩膀等部位。有眼骨针和精心制作的尖锥，使他们得以用兽皮缝制衣物。一如以往，需求乃发明之母，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和西伯利亚地区就有。然而，我们所知的最古老例子，还是大约5万年之前的一根鸟骨针，是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发掘出来的；人们认为，这根鸟骨针并非智人所制，而是丹尼索瓦人所制——他们是一个在我们智人到来之前，就已在欧洲生活了数千年之久的人类物种。这些工具，既说明了人类的独创性，也推动了人类为应对变幻莫测的气候而采取技术适应措施，那就是制作能够适应不同气温的多用途衣物。不过，这些其他的古人类物种全都灭绝了，并且原因不明，尽管气候变化可能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3 万年前之后，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类物种，那就是我们智人了。

    先进的技术

    虽然经常出现持久不断的严寒，智人还是在欧洲这个新的家园里蓬勃发展起来了。他们可能是在一个较为温暖的间冰期里从非洲迁徙到欧洲的，结果使得人口密度缓慢增长，而狩猎武器也出现了重大变化。诚如南非考古学家林恩·瓦德利（Lyn Wadley）所言，这些创新不一定是有意迁徙的结果，而是在不同部落之间的人定期接触、交流想法的过程中出现的。我们知道，至少在7万年以前，非洲南部就发生了技术上的变革；当时，锋利致命的小型石制矛尖已经开始在大范围里得到广泛应用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地中海以北的陌生环境里，人们以相同的进程产生了其他的想法，发明了其他的技术。

    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向北迁徙到欧亚大陆的，但极有可能，他们是在大约45,000年前，首先迁徙到了如今黑海以北的东欧平原上；当时的黑海，还是一个巨大的冰川湖。[6] 在遥远的西方，古人类物种之间可能出现过竞争。在我们到来之前，尼安德特诸部落早已成功地适应了那里相对寒冷的气候条件。这一点，可能就是智人先在气候较为寒冷、环境也不那么吸引人的东部定居下来，并且在北纬66°以北的北极圈里建起季节性营地的原因。不过，到了35,000 年前，一些智人就已在西部尼安德特人领地的中心地带站稳了脚跟，尽管有些现代智人群落肯定早在此时的1万年之前就已到达那里。

    智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极其迅速地适应了如此广泛多样的环境，这一点是非比寻常的。随着他们逐渐散布到欧亚大陆上的广大地区，智人也带来了一些复杂的符号、信仰和时空概念，形成了独特的世界观与行为方式。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流利的口语和语言；尽管语言很可能并非我们这个物种所独有，但它无疑让我们的祖先拥有了通过词句和艺术来构建其世界的能力。他们用吟唱、舞蹈、音乐和歌曲来诠释周围的环境，诠释动物、云彩、冷热、白雪、雨水和干旱。然而，考古遗址中却很少保存下来能够发出声音的鼓与其他乐器，比如长笛。这些东西，就是人们以实际的和象征性的方式构建他们的宇宙及其周围世界时所用的工具。这就反映出，智人的定居地与如今业已灭绝的其他人类物种相比，组织上更加严密。树叶颜色的变化、四季的更替、天体的运行周期，再加上其他一些象征形式，比如时卷时舒的云层，衡量出了时间的流逝与各种空间现实。

    与当今北极地区的民族及各地的狩猎与采集民族一样，新到北方大地上的这些居民也积累了关于其周围环境的大量知识。单是他们掌握的植物用途知识就是一部百科全书，有各种各样的术语来描述植物的独特特征；而他们对冰雪的了解，可能也是如此。这种知识代代相传，从制作捕捉松鸡的陷阱所用的最佳材料，到连帽兽皮大衣的正确加工方法，不一而足。

    这些方面，几乎全都属于无形的、不成文的和短暂的知识。身为考古学家，我们只能凭头脑去推断，北方智人所用的那些非同寻常和日益复杂的技术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技术最先出现在热带非洲，那里的石匠发明了制作锋利的小型工具的方法。反过来，这又导致他们发明了用不同原材料（包括鹿角、骨头、贝壳和木材）制造工具且更加复杂的方法。

    一个正在迁徙的家族，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就从一块燧石上劈下几片窄窄的刃片，然后将它们变成相对具有专门用途的不同工具。他们制造过各种各样的工具，从锋利的矛尖和刮刀，到在皮革或者木头上打孔的锥子，以及考古学家称之为“錾刀”（burin）的模样像凿子的工具，什么都有。这些便于携带的工具很锋利，能够把鹿角切成长条，然后制成鱼叉叉尖和其他的武器。这些手艺不凡的工具制作者还会把一块经过精心打磨、纹理细密的石头当作模板，来制造专用工具。北方智人掌握的技术，与当今的“莱瑟曼”牌多用工具或者“瑞士军刀”的制作技术之间有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当中，还有一种堪称人类到此时为止所发明的最有用、最经久不衰的工具之一——有眼针。

    针、用于刺破兽皮的尖头石锥、锋利的刀刃，以及由割下的动物肌腱或者植物纤维制成的细线：这些毫不起眼的工具，彻底改变了人类在酷寒地区的生活。

    鲜明的打扮

    衣物容易腐烂，故很少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就像研究气候变化时一样，我们必须依靠替代指标；如此一来，石刀和刮器这些最普通的工具的磨损程度，就能说明问题了。

    例如，从捷克共和国境内的帕夫洛夫定居地（Pavlov settlement）遗址发掘出来的刀片与刮器，其边缘的磨损状况就说明了石刃的用途——似乎是用于日常切割；在22,000年到 23,000 年前，帕夫洛夫定居地就有人居住了。这些工具，能够让人们制作出合身的复杂衣物，以遮挡脆弱的躯干，裹住圆柱形的四肢。当时的裁缝，不但能够制作复杂的衣物，还能用精心挑选的材料，选取像驯鹿和北极狐等动物身上的独特皮毛，制作衣物的不同部位，比如皮外套及其兜帽，或者制作鞋子。穿上从内衣到防水防风的厚风衣与裤子这样的三四层衣物之后，人们就能在低于零度的气温中高效地工作与生活了。这些衣物全都是精心制作的，非常合身。人们可以用锋利的锥子钻孔，制作出相当合身的衣物；这种锥子，很可能就是现代人最初在气候较为寒冷的北纬地区定居下来时，精心选择的一种工具。但是，有眼针让人们能够制作出复杂得多的衣物，比如内衣。衣物分层的好处就在于，假如气温迅速变化，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地穿上或者脱下多余的衣服。

    穿合身的衣物，意味着人们开始习惯于穿着衣服，从而导致他们不穿衣物就更难应对寒冷的气候了。较复杂的多层衣物，则可以缓解人们从暖和的洞穴居所走到严寒的户外时感受到的寒意。任何一个跑步者或骑自行车的人都可以证明：迅速加上一层衣物，就可以保护自身免遭气温骤降、雨雪或者冷风所害。所有具有保护性的现代衣物，都是按照分层的原理制成的。

    随着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和更具挑战性，简单的衣物也发展成了更加复杂、更加贴身的服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水洞沟[7]，随着北纬36°到40°之间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这里的人大约 3 万年前就开始使用有眼针。[8] 而在遥远的西方，有眼针则是在大约35,000年前地处北纬51°的乌克兰出现的。西欧温度稍高一些，到了大约3万年前开始使用有眼针。在大约 21,000 年前“末次盛冰期”气候最寒冷的那个时期，有眼针就变得更加常见了。

    合身的衣物与服装制作技术，再加上对环境的深入了解与不停迁徙，就是人类适应“大冰期”晚期持续不断、有时还很迅速的气候变化时采用的主要手段，寒冷时尤其如此。

    寒冷中的舒适

    尽管古人在鹿角、骨头和洞壁上创作过很多出色的艺术作品，但在早至35,000年前（同样，这一时间也存有争议）猎人们精彩地描绘出的那些动物当中，我们却并未看到他们的自画像。事实上，我们只是在一些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一睹了古人的身影，比如从法国西南部发掘出的一尊大约有25,000 年历史、用象牙雕制的头像，人称“布拉桑普伊的妇人”（Lady of Brassempouy）。这个妇人头像（尽管它的模样更像是一个小姑娘，甚至像是一个男孩），是欧洲已知最古老的、对人脸进行真实再现的艺术作品。至于头像有什么意义，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头像上还覆盖着一种角度倾斜、垂在肩膀上的图案，人们对此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有人说是假发，有人说是头巾。其实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一图案不过是此人紧紧编成了辫子的头发而已。这种发型并不令人觉得惊讶，因为目前的遗传证据表明，当时欧洲的智人有着卷发和黑色／深色的皮肤；这就明明白白地提醒世人，我们拥有非洲血统。

    这些早期的狩猎部落有许多都居住在岩石洞穴里，洞穴则位于深邃的河谷两岸大小不一、天然形成的悬垂峭岩之下。像法国西南部莱塞济（Les Eyzies）村附近的费拉西（La Ferrassie）和阿布里帕托（Abri Pataud）这些大型的栖身之处长期有人居住，至少也是季节性地有人居住。有迹象表明，住在上述两地和其他一些居所的古人，曾经在峭岩的突出部位悬挂大块大块的兽皮，目的就是形成一个个较为暖和的居所，抵御刺骨的寒风；兽皮之后，则是一座座大火塘和人们睡觉的地方。

    当时，人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必定是春秋两季；各个部落会聚到一起，捕猎正在迁徙的驯鹿群。秋季迁徙很重要，因为度过了较为暖和的数月之后，野兽都变得膘肥体壮了。此时，就是人们将兽皮、油脂和干肉储存起来供冬天所需的时候。通过对古代和现代的驯鹿牙齿进行研究，我们得知，当时有8个方圆200千米至400千米的驯鹿活动区，其中的3 个就位于法国西南部，而智人也生活在那里。

    韦泽尔河上阿布里帕托岩穴中密集的居住遗迹层表明，在28,000 年前至20,500年前这个气候严寒的时期里，智人的生活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9] 大约24,000年前，人们曾在悬崖与洞穴前面的几块大石之间建起一个结实的帐篷状结构，并且以之为中心生活着。后墙与地面之间立有用缝制的兽皮遮住的柱子，从而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居所。我们可以想见，在无风的日子里，炉塘中升起的炊烟会在突出的崖壁之下缭绕。当时的居民捕猎野马、驯鹿和凶猛的欧洲野牛（一种体型庞大的野牛，在欧洲生存了数千年之久，直到1627 年才灭绝）。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这些早期的人都属于高效而机灵的猎手，对于当时的严苛环境和如今不可想象的种种气候变迁方式都了如指掌。您只要看一看他们对于野牛与其他动物形象的出色描绘就能认识到，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观察猎物的独特习性。他们绘制的驯鹿交配、野马的夏季与冬季皮毛、正在梳理身侧皮毛的野牛、动物处于警觉状态或者摆出威胁姿势的图画，表明他们已经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生活环境。

    最重要的是，“大冰期”晚期人类创作的艺术作品，还揭示了他们与自然界以及周围宇宙中种种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今许多遗址仍然留有手印，仿佛是访客们通过接触深处地表下方的彩绘岩面，就获得了某种力量似的。法国的派许摩尔（Pech Merle）洞穴中有两匹绘制于大约24,600 年前的黑马，它们面对着面，四周则是一些巨大的黑点和彩色手印。在比利牛斯山山麓的加尔加斯（Gargas）洞穴里，世世代代的人，不论男女老少，甚至是婴儿，都在洞穴下层的岩壁上留下了手印。至于手印的意思，我们就只能去想象了。这些手印，是否有可能属于保护性的标志（触摸石头以求好运，是许多人类种族的共同理念），提供了他们接触超自然世界的不可磨灭的证据呢？它们也可能具有其他的作用，比如可能是标示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或是表明一个人隶属于整个群体的手段，等等。[10]

    尽管早期的人类了解环境与食物来源，可气候变化却从不由他们所掌控。多年的漫长寒冷与食物匮乏之后，就是一段气候较为温暖、猎物充足的时期。像所有的猎人与觅食者一样，“大冰期”晚期的人也会利用每一次机会，在具有战略优势的地方捕杀猎物。大约32,000年前，在如今法国中部马孔市附近的梭鲁特，“大冰期”晚期的狩猎部落曾经在一个天然的围场里，年复一年、长久不变地屠戮猎物。[11] 在“末次盛冰期”气候寒冷的岁月里，周围的开阔草原上有大量的野马和驯鹿。每年的5月至11月，猎人们就会将年轻的公马诱入这个围场，然后大肆杀戮和屠宰。几千年里，至少有3 万匹野马在梭鲁特的围猎中被人们捕杀；这个山谷中，到处都是腐烂的马匹尸体与骨架。这种狩猎一直持续到了大约21 500 年前，直到严寒促使猎人们南下，迁徙到了气候较为温暖的环境里才作罢。

    而在遥远的东部，在那些开阔的平原、隐蔽的河谷和山麓地区，拥有不同传统的狩猎部落则在相遇、融合与保持着联系。他们能够与相距遥远、生活在东方广袤草原的边缘和延伸到了乌拉尔山脉的一些浅河河谷里的民族相互往来。东部诸地是一个残酷而寒冷的世界，到处是灰褐色的尘土，风沙肆虐，还有无情的干旱。尽管环境可能极其艰苦，但东部平原上却养活了数量惊人的野兽，以及众多以捕猎野兽为生、坚韧剽悍的狩猎部落。

    如今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些营地遗址，位于顿河沿岸；大约25,000 年以前，这里的人主要猎杀马匹和毛皮类动物。夏季里，他们会在露天营地里短暂地住上一阵子；此时，遍布各地的部落会聚在一起进行贸易、通婚、解决争端和举行宗教仪式。到了漫长的冬季，人们就会弃这种露天营地而去，分散成规模较小的部落，住进他们在冻土上挖出的半地下的居所里。

    位于乌克兰第聂伯河流域的梅日里奇（Mezhirich）遗址，可以追溯到大约 15,200 年前，已是“末次盛冰期”结束之后很久了。当时的气温可能有所回升，但冬季依然极其寒冷。[12]人们通过部分迁入地下，住进直径约为5米的穹顶状居所，极好地适应了这种气候。他们利用猛犸的头骨和骨头，经过精心设计，搭建成外面那道穹顶形的护墙，然后用兽皮与草皮盖成屋顶。据美国考古学家奥尔加·索弗（Olga Sofer）估计，要想建造出4座梅日里奇遗址那种聚集在一起的房屋，只需14位或15位工人花费10天左右的时间。

    梅日里奇这样的地方属于大本营，人们每年在此居住的时间长达6个月；它们修建在很浅的河谷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无情的北风。夏季到来之后，部落就会迁徙到较为开阔的乡间，住在临时营地里。每个冬季营地可能会住五六十人，每处居所里住一两个家庭。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他们会以夏季狩猎所得然后放在永久冻土层的坑洞里加以精心储存的肉类为食。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捕猎迁徙的驯鹿是人们在春、秋两季里的主要活动；此外，他们也会用陷阱捕捉一些较小的动物和禽类，甚至会捕鱼。但他们最重要的狩猎活动还是捕杀身上带有皮毛的猎物，因为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生存，靠的就是合身的衣物与动物皮毛。在气温低于零摄氏度的环境中，设陷阱诱捕，也就是在野兔与狐狸惯常所走的小径沿途设下简单而高效的陷阱，是一项重要的技能。这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在寒冷中生存所需的食物，也提供了熬过漫漫寒冬所需的衣物。

    在“末次盛冰期”里，欧洲有人类群体居住的地区从未出现过常年的深度冰冻。随着气温升高，各个部落会在时间较长的夏季里离开有所遮蔽的河谷；但是，对于困在河谷之外的极寒天气中面临的种种危险，他们一定没有过任何幻想。如今，若是气温远低于零度，连北方那些土生土长的猎人也不愿长途跋涉去打猎了。当时的人肯定都很清楚，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徒步狩猎会非常危险。一些人出去狩猎，其他人则是留在营地里，花大量的时间制作衣物、制备兽皮和毛皮，即用刮刀除去兽皮上的脂肪，让它们变得柔软起来。“大冰期”末期的人曾经鞣制过各种各样的兽皮，甚至是禽类的皮毛，将其细细刮擦，并用油脂加以处理。“大冰期”末期人们无休无止地用石器刮擦兽皮的做法，就像如今城市里的车水马龙之声一样，属于一种恒久的需要。

    深入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小心谨慎地定时迁徙，并且对自然世界深怀尊重之情，就是人类适应这个原始的“大冰期”世界时必不可少的几项技能；随着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过去，这些技能也被代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作为群居动物，我们的早期祖先依赖的是他们精心编织出来的群体纽带、不断从他人那里获取的智慧以及合作——合作正是人类在适应气候变化时最历久弥坚的品质之一。合作曾是维系人类生存的黏合剂。由于人口数量很少，又生活在条件艰苦、掠食性动物众多的环境中，故几乎每一项活动，甚至是制备兽皮或者分配狩猎所得的肉类，参与的都并非只是个人，而是家庭和整个群体。人们很少单独出去打猎，因为警觉的猎人两两结伴去打猎的成功率更高，也更安全。妇女们经常结成紧密的团体，去寻找可食用的植物和坚果，有时离家的距离需步行几个小时。这种合作，得益于她们对坚果林和其他食物所掌握的知识；无论老少，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获得这种知识。防止食物短缺，积聚即食的食物，以及在坑、洞穴和岩石居所里储存供冬季里吃的食物，属于人们不言而喻的日常任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现实情况。以狩猎与采集为生且规模很小的部落，都住在临时性的营地里或者寒冷天气更持久的地方，但由于人数太少，故一场事故就有可能在瞬间让两名技艺高超的猎人丧命，并且毁掉一个部落。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毁掉尚未采摘的坚果的收成，并且威胁到冬季的食物供应。分娩则有可能让一名母亲丧生，然后留下一个无助的孤儿。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只有相互依靠才能生存下去；无论是依赖住得很近的其他部落成员，还是依靠住得较远的其他人，都是如此。[13] 坦率地说，倘若没有其他人，没有将家庭、亲族和部落团结起来的各种紧密的习俗纽带，一个人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在过去，群体和亲族会以紧密合作为纽带，将小型的狩猎部落团结在一起。正是因为有其他人，既有身边的人也有远方的人，人类才得以生存。合作意味着他们在狩猎和采集时能够获得成功；部落集体掌握的专业知识则确保了生存，降低了风险，并且通过夏天傍晚和漫漫冬夜里的吟诵、歌唱和讲故事而得到了强化；这些方面，既是生存的基本特点，也界定了那些以合作为基础、确保人类不论年景好坏都能生存下去的基本行为。猎人的世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人类曾经对猎物与不断变化的环境心怀敬意，从现在与以前来看，这都并非巧合。这些古老的合作品质，加上一种精心培养出来的环境知识，在人类社会中存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如今在少数社会中也依然存在。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拥挤不堪的工业世界里，其中的许多品质和知识已经彻底消失，或者被人们低估了。

    不过，正如近年来经历的极端气候事件，如“卡特里娜”飓风所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些古老品质中的许多品质。飓风带来的后遗症，以及由极端高温、雷击和下坡风导致的大规模森林火灾所带来的后果，摧毁了美国加州小型乡村社区，已经让一些看似无名的社区团结起来，携手救援与重建。这种时候，人们会依赖亲族关系以及教会会众或者俱乐部之类组织严密的机构，来提供住所、食物和帮助。在这种时候，共同利益会变得比个人目标更加重要。此时，合作似乎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本领。不过，由于如今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与2万年前的冰封世界截然不同，故我们并没有回顾过去和从中吸取教训。实际上，就连我们的祖先当时也处在剧变的风口浪尖上，因为“大冰期”即将结束，一场毫无规律、后来又变得很剧烈的全球变暖即将开始；而且不久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将发生改变。

    [1] John F. Hoffecker, A Prehistory of the North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Brian Fagan, ed., The Complete Ice Age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9)，这本文集收录了专业人士撰写的通俗文章。至于大冰期的气温，参见Jessica Tierney et al., “Glacial Cooling and Climate Sensitivity Revisited,” Nature 584 (2020): 569–573. doi: 10.1038/s41586-020-2617-x。

    [3] Brian Fagan, Cro-Magnon: How the Ice Age Gave Birth to the First Modern Humans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0).

    [4] Ian Gilligan, Climate, Clothing, and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y: Linking Evidence, Causes, and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明确而缜密的分析。

    [5] Charles Darwin, Charles Darwin’s“Beagle” Diary, ed. Richard Darwin Key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4.

    [6] Paul H. Barrett and R. B. Freeman, Journal of Researches: The Works of Charles Darwi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t. 3, 2:120.

    [7] 水洞沟，中国一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位于宁夏灵武市临河镇，1923年由两名法国古生物学家率先发掘。——译者注

    [8] John F. Hoffecker, Desolate Landscapes: Ice-Age Settlement in Eastern Europ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2), chap. 5.

    [9] Fagan, Cro-Magnon, 159–163.

    [10] Hoffecker, Prehistory of the North, chaps. 5 and 6.

    [11] Hoffecker, Prehistory of the North, chaps. 5 and 6.

    [12] Jean Combier and Anta Montet-White, eds., Solutré 1968–1998. Memoir XXX (Paris: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aise, 2002).

    [13] Olga Soffer,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Plai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5).

    第二章 冰雪之后（15,000 年前至约公元前6000年）

    大约12,000年前，中东地区北部，当今的黎巴嫩。夏日并不像夏日，出奇地寒冷，天空中乌云密布。部落里的人都躲在橡树林中的营地里，冻得瑟瑟发抖。他们前不久才在那里安顿下来，是被附近一条湍急的溪流吸引过来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溪逐渐干涸，涓涓细流最终在日益变小的水塘里变成了一潭死水。据长老们的记忆来看，此时的雨水量只有过去年岁的一小部分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靠着用陷阱捕捉的禽鸟、啮齿类动物以及在林间顽强生存着的野草勉强维生。围坐在篝火边，部落长老们讨论了附近一个山谷中有积水、食物较丰富的消息。他们听取了男女老少的意见，然后决定迁徙。第二天，整个部落便背起行囊，开始了一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将持续数代人之久的搜寻之旅。

    狩猎与采集民族在地中海沿岸与叙利亚-阿拉伯沙漠之间水源相对充足的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数千年之久。自2 万年前以来，先前“大冰期”末期的严寒气候已经慢慢变暖了。到了14,500年前至12,700年前，当地人就像是生活在一个“伊甸园”里：那里温暖湿润，雨水日益增多，食物供应情况也较易预测了。可到了如今，也就是7个世纪之后，噩运却即将来临。气温正在迅速下降。部落的未来变得很不明朗。我们是怎样得知这一切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非洲鲁文佐里山深处的冰川沉积物与湖芯当中；鲁文佐里山位于如今的乌干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两国的边境上。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巨大的山峰能为我们揭示古代气候变化的情况；关键的一点是，其中包括了“大冰期”末期气候开始变暖的时间。

    理解古代的气候

    鲁文佐里山（当地人称之为“鲁文朱拉山脉”）的顶峰高达5,100米，上面有5个植被带，从热带雨林到高山草甸和积雪地带，依次分布。[1] 在24,000年前的“末次盛冰期”里，鲁文佐里山中部诸峰上的冰川，开始顺着穿过整座山脉的山谷往下流去。冰川汇合之后，在海拔约2,300米的地方形成了一条超级冰川。现在早已消失的那片冰盖融化之后留下的冰川碎石，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围出了一个完整的潟湖，即马霍马湖（Lake Mahoma）。如今，那些山谷中都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险峻的山坡高高耸立，白雪皑皑的顶峰常常笼罩在云雾之中。尽管如此，情况仍然令人担忧。1906 年，鲁文佐里山中有43条业已命名的冰川，它们分布在6座山上，面积为7.5平方千米。但在如今全球变暖的形势下，只有3座山上还有冰川，面积也只有1.5平方千米了。冰川的长期融化，给鲁文佐里山的植被与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山顶积雪的山峰，本是显示现代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上面的冰雪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然而，它们也提供了关于远古时期的一些关键信息。冰川前进时，会裹挟着一堆堆的岩石与泥土；而冰川消退时，宇宙射线就会不断地照在这些刚刚裸露出来的一道道岩石与泥土之上（即冰川碎石堆积物，称为“冰碛”）。将这些冰碛碾碎，然后测量其中的宇生同位素铍-10（或者写作 10Be）的累积量，科学家就能确定冰川消退的时间，了解冰川随着时光流逝而向山上消退的情况，然后间接计算出气候变暖的程度。结果我们得知，鲁文佐里山上的冰川面积在大约21 500年前到18,000年前之间达到了最大，然后由于全球气温上升，它们在大约2万年前至19,000年前的某个时候，开始无可阻挡地消退。[2] 这个地质时刻，标志着地球当前的自然变暖的开始，从而预示着最后一个“大冰期”结束了。

    人们在东非的湖泊中钻取的岩芯，也表明了类似的情况。到19,000 年前，热带地区的海洋便开始升温了。此时，也正是覆盖着北美洲北纬地区那片广袤的劳伦太德冰原开始消退的时候，而南半球的冰原也是如此。“大冰期”末期的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而北纬各地区尤其如此。差不多19,000年前至16,000年前，海洋与陆地的温度都仍然较低。此后，气候变暖就开始加速了。但在15,000年前到13,000年前那段时间里，气温迅速上升，可能每个世纪的升温都高达7℃。到了大约13,000年前至11 600年前，气候这座“跷跷板”出人意料地再次跳水，气温下降到了寒冷得多的程度。这段寒冷的“瞬间”就是所谓的“新仙女木”时期（参见绪论），持续了约1,000年。气温骤降后，欧洲重新出现了北极地区的植被，冰原也再次开始前进。欧洲与亚洲西南部变得更加干燥。一场严重的干旱袭击了中东的许多地区，迫使众多部落开始迁徙，以寻觅食物。如今人们对造成干旱的原因争议颇多，从一系列火山活动到可能是陨石撞击，不一而足。

    “新仙女木”事件的影响是区域性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中东地区首次出现农业的时间相一致。这个时期以地球再次开始逐渐变暖而告结束，而这种变暖一直持续至今。

    不断变化的地形地貌（自16,000年前起）

    但是，这种情况对我们的祖先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欧亚大陆北部，大约 16,000 年前之后，狩猎部落进一步向北迁徙，进入了冰川刚刚消融、变成了开阔草原的一些地区。随着“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气温升高，森林逐渐取代了这些草原，先是桦树林，最终则成了橡树林。[3] 欧洲的狩猎部落，也从捕杀驯鹿和喜欢寒冷气候的猎物转向了捕猎马鹿、野猪和其他的森林动物。当时的猎人仍然使用长矛和投矛器，后者是一根带钩的棍子，能够准确无误地将长矛投掷出去。简单的弓箭此前早已为人们所使用，可能是5万多年前在非洲率先开始使用的；不过，在新的石器技术让人们能够制作出小而锋利的箭头之后，弓箭才开始盛行。这些轻型武器的射程更远，故拥有一种巨大的优势，能够猎杀飞行中的禽类。

    人类有了弓箭之后，野兔、啮齿类动物以及迁徙的水禽就变成了颇受重视的食物；人们不仅用网子和陷阱捕捉，而且可以用这种轻便的新型武器捕猎它们了。木箭的顶端带有小而致命的锋利倒钩，以及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致命箭头。考古学家把这种箭头称为“细石器”（microlith），即细小的石头。在猎物种类增加的同时，人们也扩大了对各种植物性食物的利用。此时，禾谷植物、水果和坚果绝对不只是补充性食物，而是“后大冰期”时代人类饮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许多部落定居在湖畔、河滨和避风挡雨的海湾边，而在这些地方，捕鱼与寻觅软体动物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在很多地方，大大小小的部落群体曾经可能年复一年甚至是永久地利用相同的营地；这一点，取决于各季食物的丰富程度。

    随着冰川融化、全球海平面上升，数千年的气候变暖也导致海岸线与河流发生了巨变。大陆架消失了，比如东南亚的近海大陆架就是如此。位于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陆桥”，变成了一个风暴肆虐、波涛汹涌的海洋。直到大约8,500年前，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北海还是一处由低洼的湿地与湖泊组成的陆桥。地质学家根据地名“多格浅滩”（Dogger Bank），将这个沉没的古代世界称为“多格兰”；如今，多格浅滩成了一处富饶的渔场。[4] 曾经有好几千人在那里繁衍生息。许多部落必定是划着独木舟，撒渔网、布渔栅、猎野禽，捕杀鹿和其他小型猎物，几乎终生如此。像“大冰期”里的所有人一样，他们也在不停地奔波，只不过，他们流动的必要性不仅是由动物的迁徙或植物性食物的时令所决定的，还取决于水位的变化情况。在这种近乎一马平川的环境中，海平面若是上升，甚至像某一次那样，爆发一场海啸，那就意味着到处都会洪水滔天。一个有所遮蔽的独木舟码头，可能会在一个人不到一辈子的时间内就没入水下。

    由此导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动物们都选择了新的迁徙路线，而当栖息地变成泽国之后，它们又会继续迁徙。突如其来的洪水，带来了疾病与新的寄生生物。最重要的是，在一个人口密度不断上升的时代，失去狩猎场地和明确划界的部落领地，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会让人们为了获得开始稀缺的食物而展开争夺，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暴力现象和战争。持续不断且似乎势不可当的变化与环境威胁，引发了一种持久的不安全感，甚至是恐惧感，就像当今这个世界里，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让太平洋诸岛和其他低洼地区的人都心感忧惧一样。多格兰地区内发生的每一场大洪水，都意味着人们失去了一片曾经饱含意义与情感记忆、浸润着家族历史与亲族纽带的土地。它也意味着人们丧失了许多实用性的知识，比如在哪里可以找到最优质的鱼类，或者优质的燧石。尽管一些分析人士可能会不以为意地指出，人口流动是一条适应气候变化的可行之道，但在有些时期，生态环境变化必定曾带来创伤，甚至是危机。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到公元前6200年间，大西洋海平面上升，形成了北海，淹没了以前的多格兰陆桥，使之变成了如今的汪洋大海，将不列颠与欧洲大陆分隔了开来。

    不过，随着全球变暖，机会主义开始发挥作用了；其实，人类一贯如此。早期的人类既没有被永久性的住宅所束缚，也没有在庄稼种植方面进行投入，故他们会发现，不断迁徙相对容易，至少比后来定居的一代又一代人更加容易。同时，人们对环境了如指掌，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用灵活而具有创造性的方式去应对不断变化的气候。当然，我们在古人的技术创新中也会看出这个方面的蛛丝马迹，比如新型的渔具；1931 年人们在多格浅滩附近发掘出的一把经过精雕细刻的多齿骨制鱼叉叉尖，就是一个例子。

    大约 15,000 年前的某个时候，第一批人类横跨白令陆桥，从西伯利亚来到了阿拉斯加；他们极为了不起地适应了新环境中的生活。[5] 率先迁来的，是北极地区的狩猎民族；他们很可能是沿着太平洋海岸往南，无比迅速地扩散到了北美洲及其以南的地区。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尽管人口仍然稀少，但人类已经适应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从北极苔原到广袤开阔的平原，再到沙漠和热带雨林，范围惊人。

    起初，美洲的人口数量极少，分布广泛，并且分成了一个个的小部落。第一批美洲人属于来去匆匆的民族，他们不停地迁徙，只是偶尔与其他民族接触一下。他们的工具都很轻便，易于携带；至于狩猎武器和其他设备，许多都是到需要的时候才制作出来，然后很快就丢掉了。他们留下的东西，如今我们几乎都无从看到，通常只有散落的石器和石片，偶尔也有动物的骨头。据我们所知，当时人类用的是锋利的石刀和石尖长矛，它们与西伯利亚出土的工具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就表明，新的环境导致人类采取了新的适应手段。一些零散的石器和经放射性碳测定的工具，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4,000 年前，甚至更早。

    大约 13,000 年前，北美洲出现了分布广泛的克洛维斯人，他们以制作出了独具特色、带有薄底座的石制枪头而闻名。克洛维斯人全都是技术高超的猎手，能捕杀各种大小的猎物，但他们也曾广泛采集各种植物性食物。与先辈们一样，他们的流动性极强，能够长途追踪野牛和体形较小的猎物。克洛维斯人还曾从遥远的地方获得纹理细密、用于制造工具的石头。例如，在相距1,770千米之远的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人们竟然发现了用来自北达科他州一些采石场的“刀河燧石”（Knife River Flint）制作而成的克洛维斯燧石矛尖。这些流动性强、多才多艺的克洛维斯部落适应了各种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从“大平原”上的草地直到西部的沙漠之地，以及从寒冷的北方到炎热的沙漠这样的极端气温。

    克洛维斯人的文化传统，繁荣发展了大约500年。接下来，克洛维斯文化就被另一种从事狩猎与采集、称为“福尔索姆”（Folsom）的传统文化取代了；后者是一个文化标签，代表了从阿拉斯加的边境到墨西哥湾这个广袤地区里繁衍生息的数百个小型的狩猎部落。许多部落都曾逐猎北美野牛，可福尔索姆诸部落却适应了从落基山脉到“大平原”东部的草原林地等广泛多样的环境。数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的后继者也适应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包括西部的沙漠、东部的林地，以及异常富饶的河口与湖滨之地；在这些地区，日益复杂的狩猎采集文化曾于同一个地方繁衍生息数代之久，主要依靠鱼类、植物性食物和猎物为生。在这里，亲族纽带加上食物与其他商品的互惠交换既增加了人们的居住稳定性，也让他们与古老的土地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其中有些社会，还成了后来一些更加复杂的狩猎与农耕社会的前身。

    所有这些社会都一如既往，将文化价值观、本能以及像拓展食物来源与流动性等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策略结合起来，成功地应对了严重的气候变化，尤其是日益加剧的干旱与气温上升这两个方面。人口密度不断增长与定期接触其他部落，使得人们更加容易分享食物、进行合作，尤其是更易提供有关复杂环境的知识；当时的人类社会，普遍对环境心存敬意。

    完美风暴

    随着先前数千年里“大冰期”气温的升高，亚洲西南部的森林面积也迅速扩张了；只不过，当时的气温仍然比如今低，而降雨则相对充沛一些。植被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其中还出现了野生谷物，为人类提供了大量可食用的谷物种子。猎物很丰富，而谷类植物和可食用的坚果（比如开心果与橡子）也是如此。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地区尤其如此，一代又一代的狩猎与采集民族都生活得极其富足，以至于他们开始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兴建了一些规模越来越大的定居点，并且把死者安葬在墓地里，其中许多死者还有奢华的装饰品陪葬。有迹象表明，当时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有迹象显示，他们对祖先，即以往数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怀有一种更加深刻的敬畏之情。这一点并不令人觉得奇怪，因为将人们的土地所有权合法化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强调他们跟曾经拥有这片土地的祖先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过，刚开始时他们为什么要定居下来呢？要知道，在600 多万年的漫长岁月里，古人类一直都在迁徙，而智人也迁徙了30万年之久呢。一种说法认为，是冰川融化之后，大约14,500 年前至12,900年前，那种食物丰富、气候也较温和的环境条件，促使觅食民族开始在距肥沃土地不远的村庄里永久定居下来的。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是降雨量增加和食物供应状况改善导致了人口增长，这就意味着人们会积极主动地想要获得“部落领地”的所有权。至于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二者兼有。

    然而，食物充裕的温暖期过后，就迎来了气候寒冷的“新仙女木”事件；它不但导致了黎巴嫩北部等地的气候条件变得更加干燥、气温有所下降，而且给那些地方带来了大范围的干旱。我们早已得知，“新仙女木”事件对亚洲西南部以采集觅食为生的社会造成了影响，但如今我们还对这种影响的细节有了十分详尽的认识；这一点，要归功于人们对以色列的索瑞克石窟（Soreq Cave）中的洞穴沉积物所进行的研究，以及用其他气候替代指标（包括花粉和同位素记录）进行的研究。

    对人类而言，气候条件变得较为干燥之后，他们就更加重视收获野生谷物和建造野生谷物的储存设施了。与此同时，植物栽培实验也进展得很顺利；早在23,000年前，在以色列加利利海（太巴列湖）岸边的“奥哈罗二号”（Ohalo Ⅱ）营地，人们就开始率先种植大麦与小麦，至少也是暂时开始种植了。当时的实验似乎为时不久，降雨量增加之后就没有再进行下去。在干旱环境里，动植物都属于无法预测的资源，栽培野生禾草显然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策略。无疑，其他群体在“大冰期”末期也栽培过谷物；但此时人类栽培的谷类植物出现了基因改变，既导致了全职农业的产生，也导致了人口的显著增长，故人们开始广泛地转向了有意的作物栽培。

    不过，转向粮食生产属于一个适应过程，情况比乍看之下要复杂得多。既不是哪一个人“发明”了农业，也不是哪一个人在某天决定要去驯养有用的动物。相反，它是在多达14 个地方（很可能更多）逐渐展开、独立进行的一个转变过程，通常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6]

    第一批农民（约11,000年前）

    尽管人类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早期实验，但正经的粮食生产，始于约11,0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东亚和南美地区。大约3,000年至4,000年后，中国的长江与黄河沿岸都出现了农民。5,000 年前，南亚与东南亚、非洲大草原的部分地区以及北美洲都兴起了农业和畜牧业。这些新兴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扩张开去，但取决于当地的环境而速度不一。有了较为可靠的粮食来源之后，人口数量与密度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人类刚开始进行粮食生产时，全球只有500万左右的人口，但到了基督时代，这一数字急剧增长到了2亿到3亿之间。现在，自给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养活着全世界75亿人口，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但是，如今仍有不到100万的人口，在以古老的狩猎和采集方式生活着。

    半个多世纪以前，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曾经撰文论述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两大革命，即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7] 柴尔德笔下的这两大革命，掩盖了粮食生产能力曾经导致人类社会出现的一些复杂得多的变化。其中，不仅有人类在农作物与动物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发展，还有规模更大、人口也要密集得多的永久性定居地的建立。

    柴尔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故尤其关注一些与定居生活相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财产的积累、对有限土地的投资，以及后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人类过上定居生活之后，的确出现了一种朝着竞争、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等级日益森严等方面发展的强大趋势。但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也意味着此时一些人摆脱了筹集食物的日常任务，可以专攻其他的事情，比如制陶或冶金，或者只是花时间去思考和关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这正是定居社会促使冶金、写作、艺术与科学领域里出现了大量创新的原因。此外，随着人口倍增，人们的想法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他们会聚于城镇，能够分享知识与思想的时候。人口增长并非只因为食物供应很充足这一个方面（这种充足，从来都没有什么保障），还因为多生几个孩子（作为未来的劳动力）在农耕社会里往往是一种优势。这一点，与从事狩猎和采集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子女太多会给后一种群体的食物供应带来负担。随着人口增长，村落变成了集镇，集镇变成了城市，而城市则变成了王国，然后有了实力强大的帝国。

    这种情况，还导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即出现了由家畜或者昆虫滋生引发的新传染病，并且给环境带来了种种压力。这些“文明的变革”，对全球气候产生了重大影响。回顾过去的75万年，其间至少交替出现了8个气候温暖的“间冰期”，以及它们之间气候寒冷的冰期；其中的每一个冰期开始的时候，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都很高，然后，随着气温下降，温室气体的含量也会缓慢下降。接着迎来了当今这个时代，地质学家称之为“全新世”；当然，这是一个农耕时代。气候学家威廉·拉迪曼已经指出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起初逐渐下降，但在大约7,000年前又开始上升的过程。[8] 大气中的甲烷含量，则在差不多2,000年之后开始上升。他认为，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是人们砍伐森林以进行农耕导致的，而甲烷含量上升则是人类种植水稻的结果。拉迪曼的理论虽然备受争议，如今却已日益被人们广泛接受。可以说，从狩猎与觅食到农耕这个古老的转变过程，缓慢却势不可当，并且确实在无意当中助长了全球变暖，大大增加了我们在面对短期与长期性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

    当然，人类一向都很脆弱。像灾难性干旱之类的短期事件，有可能在气候并未变暖的情况下突然降临。以前的社会为何能够适应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并且幸存下来呢？很显然，寻找食物是推动当时社会发展的压倒性因素。当环境有利，猎物和植物性食物都很丰富时，人类的生存决策相对简单，其依据的是哪些食物最容易获得，并且会受到他们与邻近部落之间竞争的影响。环境条件恶化之后，就出现了新的问题；其中之一，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人类的直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一些传统的生存策略也不例外。有些人可能在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迁徙到新的地方；其他一些人则有可能争夺资源，诉诸暴力，可结果却毫无保障。

    当时，人们在很多方面必定都是依赖长期的社会记忆，依赖于人类代代相传的关于环境与食物资源方面的知识。不同于狩猎与采集民族，一旦与土地紧密联系起来，农民就会规避风险；他们非常清楚，反复出现的作物歉收与禽畜疾病有可能让他们无法适应天灾，比如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结果，必定有很多人丧命，也必定有一些群体走向了灭绝。在这个方面，不断迁徙的觅食民族与世世代代留在一个地方尝试耕作的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重大区别。连最早的农民，也对他们的土地、房屋、储藏设施和仪式中心进行了大力投入。在对环境的这种精神依附的作用下，他们往往会对环境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比如养羊而不养牛。抛弃一个定居地和整个部落所珍视的土地，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策略。

    在气候快速变冷的“新仙女木”事件中，黎凡特[9] 北部地区才真正开始了农业；假如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我们就能看出环境在人类生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10] 这种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人们开始进行粮食生产，因为冬季的霜冻杀死了种子，并且推迟了谷类作物的发芽与成熟时间。各个群落都不得不改变他们的食物来源。这是一个个季节性气候条件不断变化和很不稳定的时期。在只能养活少量人口的地区，存在严重的人口压力。结果，就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争夺食物和无数次小规模的迁徙。觅食民族做出的反应，是从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和叙利亚-阿拉伯沙漠边缘这种较为干旱的地区，迁徙到了有可耕土地的地方。但短期内，觅食民族只能在靠近沙漠、不可耕作的边缘地区勉强生存。

    巨大的转变，出现在有地中海植被的地区，或者说靠近“肥沃新月”中那个大草原的地区。[11] 在其他一些森林较多的地区，觅食民族则继续与农民一起繁衍生息。在11,700年前到 11,200 年前的这段时间里，农民不但开发出了新型的斧、锛，而且开始使用效率更高的磨石、石镰，以及效果更好的新式箭头。他们的定居地变得更加恒久，还有足以傲人的土墙房屋或者砖墙房屋，这种平顶建筑常常建在石头地基上。宗教建筑的最早证据，比如土耳其东南部哥贝克力山丘（Göbekli Tepe）上的神殿，就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据我们所知，那处遗址的居民曾经把整座山顶变成一个祭祀中心，但他们仍然属于狩猎采集者，而不是农民。不过，他们建造了一座复杂的、带有石雕立柱的圆形建筑，立柱上雕着动物图案，表明那里曾是一个重要的圣地。

    与这种神殿有关的画作、雕像和石膏人类头骨，既反映出当时的人心怀一种强烈的执念，认为祖先是土地的守护者，也反映出他们极度迷信创造环境、力量强大的神秘生物和滋养环境的各种气候力量。这些执念，又反映出他们更加关注领地的控制权。与此同时，神殿内精心设计的动物雕像、人类雕像或者墙壁装饰则证明，他们与不论远近的相邻部落都经常交流。随着这些交流而来的，就是共享耕作与放牧的知识，从而让其他人也能采用新的生存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方式。

    第一批城镇：药物、干旱与疾病（约公元前7500年）

    面临干旱时，随着森林范围逐渐缩小，野生禾草的收成也开始大幅下降。一些饥肠辘辘的部落依靠猎杀小羚羊与对谷物和豆类进行精耕细作而幸存了下来。在土耳其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这样的地区，一些群落开始种植野生禾草，想要扩大它们的种植范围；这种做法是人们熟悉的一种实验策略。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幼发拉底河一个叫作阿布胡赖拉的村庄土丘上，大约13,000年前的原始居民都住在简单的“窖屋”里；那里的环境可谓林木繁茂，动物与野生谷物都很丰富。[12] 他们还会捕猎成百上千头波斯瞪羚；每年春季，波斯瞪羚都会从南方迁徙而来。考古发掘者安德鲁·穆尔（Andrew Moore）用细筛对覆盖着灰烬的居住层进行筛选，从中获得了大量的植物性食物样本。他的同事戈登·希尔曼（Gordon Hillman）则发现，这些样本来自6种主要的野生植物。不过，当时还有数百种其他的野生植物，被人们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其中还包括迷幻剂和染料。随着旱情加剧，这个小小的村落被人们遗弃了；或许，木柴短缺也是这里被遗弃的原因之一。

    公元前 9000 年前后，一个新的村落在这座低矮的土丘上兴起，然后逐渐发展到了占地近12公顷的规模。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里，人们不再捕猎瞪羚，而是开始牧养绵羊与山羊。希尔曼发现，人们起初是在附近的森林里采集水果与禾草。随着干旱加剧，一度生长在房屋附近的野生禾草变得日益稀少起来。400 年过后，旱情更加严重了。起初，人们通过转向采集种子很小的禾草与其他的应急性食物，来适应这个始终都属于半干旱气候的地区。从他们留下的骸骨来看，与前人相比，第一批农民的生活过得尤其艰难。一些年轻人的颈部和脊椎都有问题，因为他们经常背负太重的东西，比如一捆捆谷物或者建筑材料。女性身上通常有趾骨磨损的迹象；这种症状，与脚趾总是处于蜷曲／弯折姿势导致的症状相吻合——这种姿势，也就是她们在房中地上固定的磨石上无休无止地加工谷物时所需的姿势。尽管有这些问题，这里的人口还是迅速增长，以至于居民多达400人了。生活在如今业已荒芜的干旱草原环境中，他们便采用了人类从事农耕之前一种源远流长的策略：他们最终弃这座村落而去，迁往水源较丰富的地方了。

    公元前7700年过后，随着环境再次变得较为有利，这座土丘上又兴起了一个更大的村落；村中都是土砖平房，由狭窄的巷子隔开。阿布胡赖拉的情况，并非特例。随着更湿润的气候条件卷土重来，人们便忘掉了气候较干燥的那几个世纪，农业与畜牧业也从沿海地区扩散到了内陆，从低地传播到了高原，经由美索不达米亚传到了土耳其与尼罗河流域。然而，人们变成农民并不只是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转变过程要复杂得多。

    在土耳其中部的加泰土丘，人们进行了另一项长期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是一个大型的村落，或者说一个房屋密集的小型城镇，在大约公元前7400年至公元前5700年间的1,700多年里，重建了起码18次。[13] 此地之人的日常生活，以一群群密集的住宅为中心；在这些住宅里，同一家族已经居住了数代之久。许多房屋都带有装饰，所用的艺术风格非常奢华，呈现出复杂的象征意义。墙上绘有人类与猛兽的壁画，还能发现人类与公牛的石膏头骨。在有人居住的房屋里，居住者会与过去进行密切的互动。其他一些房子里则存放着人类的骸骨，数量比曾经居住在那里的活人要多得多。它们似乎就是考古发掘者所称的“祖宅”，是人们举行祭祀仪式、在世者得以接触备受敬重的祖先之地。

    当时的加泰土丘人的生活，并不一定令人觉得舒适。在加泰土丘最繁盛的时期里，有3,000人至8,000人住在村中或者附近；当时的降水相对充沛，贸易也在蓬勃发展。加泰土丘人面对过人口过密、传染病频发、暴力肆虐等问题，还遇到过严重的环境问题。公元前 7400 年前后始建的这个小村落，迅速发展成了一座人口稠密、规模大得多的村庄，甚至成了一座城镇，因黑曜岩（即用于制造工具因而备受重视的火山玻璃）生意红火而繁荣起来。如今，生物考古学家能够对当时居民骨骼中的化学成分进行研究。骨骼中稳定的碳同位素表明，当时的人主要以谷类为食，比如大麦、黑麦和小麦。他们一开始养的是羊，后来则是养牛。他们以谷类为主的饮食，导致了许多蛀牙病例。人们腿骨的横截面表明，后来住在这里的人比起初的居民走路更多。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后来的居民不得不到远离社区的地方去耕作与放牧。领导这项研究的克拉克·斯宾塞·拉森（Clark Spencer Larsen）认为，当时的环境恶化与气候变化，曾经迫使社区成员到离住处很远的地方去种植庄稼和充分收集一种至关重要的物品：木柴。

    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气候变得日益干旱的那个时期里，加泰土丘在蓬勃发展。不过，长期的人口过密与恶劣的卫生条件必然会导致传染病；这一点在死者的骸骨中会显现出来。当时的住宅，就像是一栋栋拥挤不堪的廉价公寓，以至于研究人员对墙壁与地板进行分析时，竟然发现了人畜粪便的痕迹。垃圾坑和畜栏，都紧挨着一些房屋。这里的卫生条件，必定恶化得非常迅速。人口过密，也导致了暴力现象。在一份由 25 人构成的样本中，竟然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身上都存在愈合了的骨折痕迹。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曾反复受伤，其中许多处伤都是他们背对袭击者时，被硬邦邦的黏土团击中头部造成的。受害者中，超过半数都是女性。大多数袭击，都发生在居住环境最拥挤的那几代里；或许，那几代就是这个社区内部紧张和冲突的时期。但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在于，加泰土丘农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几乎与如今城市在更大规模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毫无二致。

    在人们与土地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的一个时代，更频繁与更广泛的相互交往把远近各地的社群联系起来。在当时这个日常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围绕着四季的无尽更替来进行的社会里，一种不可抗拒的延续性理念变成了生活中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地区的农村社会都必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

    在公元前6200年至公元前5800年间，一场场灾难性的干旱对位于尤克辛湖（Euxine Lake，即如今的黑海）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农耕社区都产生了影响。干旱旷日持久，湖泊与河流纷纷干涸，死海水位也降到了历史最低。在冷酷无情的干旱面前，大大小小的农耕社区都开始缩小规模和逐渐衰落下去。许多人消失不见，无数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人，例如一度繁荣兴旺的加泰土丘居民，则因为满足不了体形较大的畜群的饮水需求，从养牛转向了牧羊。

    生存朝不保夕

    “大冰期”结束后，人类不得不去适应剧烈的气候变化。随着冰原消退，海平面上升，就连地形地貌也发生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变化，然而人类（此时仍然属于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游牧部落）利用了自己最熟悉的知识：他们采用了传统的方式，依靠经验、亲属关系、合作以及技术创新来降低风险和保持韧性，从而成功地适应了深刻的文化变革和环境变化。

    最大的一些变化，是在大约11,000年前之后，随着世界各地都转向了农业与畜牧业而出现的。自给农业与畜牧业将人们束缚在土地上，故他们开始“进口”当地没有的商品。此时，买卖“异域商品”的长途贸易就真正开始飞速发展起来。黑曜岩这种纹理细密的火山玻璃，变成了制造工具和装饰品的一种紧俏商品。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曾经利用岩石中独特的微量元素，勾画出了地中海东部广大地区的黑曜岩贸易路线。

    然而，大多数靠农耕为生的人却过得非常艰辛，生活也朝不保夕。人类第一次开始面对自给农业的严酷现实，他们无法像过去那样靠迁徙来适应，只得忍受短期与长期的干旱。与耕种土地、经营农场相比，直接外出寻觅食物或者捕猎野兽时，需要付出的时间与精力要少得多。人类学家已经在他们与一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群落合作研究的过程中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比如，研究坦桑尼亚的哈察人（Hadza）觅食部落时，他们曾经仔细记录了该部落生活方式中的热量消耗与恢复情况。此外，人类学家对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进行的研究也已证明，耕作所需的热量与时间，要远多于以狩猎与觅食为生的部落采集等量食物所需的热量与时间；更何况，狩猎与觅食部落的人口数量事实上一直都在减少，因此整个部落无须再付出那么大的努力。

    但是，那些最终幸存下来的农耕部落之所以能够维持下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前人遗留下来并代代相传的风险管理措施。适应气候变化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取决于人们掌握的环境知识和继承的经验。如今我们仍然属于定居民族，却经常忘记局部适应的重要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往往是从局部层面开始的，并且适合当地周围的局部环境。无论我们是住在乡村，还是住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里，这一点到今天都仍然适用。

    而且，随着农业经济的扩张，人口密度也将开始上升。假如说“成功”要根据人口密度的上升来衡量，那么，农业就发展得非常成功。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河间之地”的南北各地，就都散布着从事农业的社群了。不久之后，先是城镇，然后是拥有文字、纪念性建筑物、黄金、珠宝、富有魅力的国王和进行全面战争的复杂城市，就会涌现出来。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探讨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同时代的埃及文明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看一看它们在与日晒雨淋做斗争的过程中成功和最终失败的情况。

    [1]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西诺帕的第欧根尼（前386—前354）曾经从今坦桑尼亚的拉普塔镇往内陆而去，游历了25天。他将鲁文佐里山命名为“月亮山”，并且认为那里就是尼罗河的源头。地理学家提尔的马利纳斯（Marinus of Tyre，约 70—130）记录了第欧根尼的历次旅行，为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一书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马利纳斯的地理专著已经佚失。后来的阿拉伯旅行者，则恰如其分地把这些传说中的山峰称为“吉贝尔厄尔库姆里”（Jibbel el Kumri，即阿拉伯语中的“月亮山”）。 1889年，以“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通博士？”这句话而出名的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最终在地图上确定了这条山脉的位置。此前的欧洲旅行者从未见过这条山脉，因为它们通常都笼罩在云层之下。

    [2] Margaret S. Jackson et al., “High-Latitude Warming

    Initiated the Onset of the Fast Deglaciation in the Tropics,”

    Science Advances 5 (12) (2019). doi: 10.1126/sciadv.aaw2610.

    [3] Steven Mithen, After the Ice: A Global Human History,

    20,000–5000 B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这是一部权威而具有启发意义的总结性著作。

    [4] Vincent Gaffney et al., Europe’ s Lost World: The Rediscovery of Doggerland (York: Council for British Archaeology, 2009).

    [5] 论述美洲最初定居点的文献资料多如牛毛，并且充满了争议。See

    David Meltzer, First Peoples in a New World: Colonizing Ice

    Age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See also David Meltzer, The Great Paleolithic War: How

    Science Forged an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 s Ice Ag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6] 同样，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且相互矛盾。一部非常有用的总结之作：Graeme Barker,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Pre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Bruce G. Trigger, Gordon Childe: Revolutions in Archae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这是了解柴尔德的观点和著作的最佳资料。

    [8] William Ruddiman, Plows, Plagues, and Petroleum: How

    Humans Took Control of Clim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9] 黎凡特（Levant），一个并不精确的历史地名，大致相当于现代的东地中海地区，包括中东的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译者注

    [10] 埃及古物学家詹姆士·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在一个世纪前的通俗读物中创造了“肥沃新月”一词。它所指的范围呈一个巨大的半圆形，朝南敞开，从地中海的东南角向北隆起，穿过叙利亚、土耳其部分地区以及伊朗高地，然后往南至波斯湾。布雷斯特德把这里比作一个“沙漠海湾”。“肥沃新月”纯属一个便于使用的标签，并无严格的定义，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11] Klaus Schmidt, G.bekli Tepe: A Stone Age Sanctuary in South-eastern Turkey (London: ArchaeNova, 2012).

    [12] Andrew T. Moore et al., Village on the Euphr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 以任何标准来看，加泰土丘都是一个由国际发掘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实施的真正非凡的长期性考古项目。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正在迅速增加。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好从下述文献资料开始：Ian Hodder, The Leopard’ s Tale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11)。从更专业的层面来看，同一作者编著的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atalh.yük as a Case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一书引人入胜，可以让您对非物质考古一探究竟。

    第三章 特大干旱（约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651年）

    马尔杜克既是众神之王与人类之王，也是正义、健康、农耕和雷雨之主，掌管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之间的那个原始宇宙。至少，古老的传说中就是这样说的。他跨上自己的风暴战车，用洪水、闪电与狂风暴雨，在混沌当中确立了秩序。这位魅力非凡的神祇战胜了混沌之龙，改变了属于世界上第一批城市居民的苏美尔人那纷乱不安的精神世界与人性世界。马尔杜克掌管的这片土地，气候十分极端，夏季灼热异常，气温高达49℃，冬季则暴雨肆虐，气温寒冷刺骨。他统治的这个世界，喧嚣动荡、反复无常且总是变幻莫测。

    他手下的诸神，在这片肥沃与暴力之地上建立了一座座相互争权夺利的城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个创世传说中曾称：“率土皆海，继而埃利都生焉。”数百年后，这个传说被人们刻到了一块泥板上。埃利都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以西，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是所有城镇中最古老的一座，属于“地狱之王”兼“智慧之神”恩奇（Enki）的居所。埃利都最早的神庙，建造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左右；5个世纪之后，人们在一座宏伟的阶梯式金字形神塔（庙丘）下面发现了它，里面装饰着色彩鲜艳的砖块。另一座城市乌鲁克同样位于如今的伊拉克境内，也靠近幼发拉底河；公元前5000年之后，两个大型的农耕村落合并成一个定居地，原本发展迅速的这座城市就发展得更快了。[1] 乌鲁克是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故乡。近2,000年之后，即到了公元前3500年，这里完全不只是一座大型的城镇了。其周围的卫星村庄，向四面八方延伸近 10 千米之远，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灌溉系统。4个世纪之后，乌鲁克的面积达到了近200公顷，成了一座拥有5万至8万人口的城市。乌鲁克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宗教与贸易中心，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相连，其两侧就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这两大贸易线路。那里有一座雄伟的神庙，据说是吉尔伽美什本人供奉给爱神伊南娜（Inanna）的；而在神庙的所在之地，据说爱神伊南娜曾亲手种下了一棵采自幼发拉底河畔的柳树。按照《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记载，乌鲁克有四个区域：城市本身、花园、砖坑，以及最大的神庙区。

    女神伊什塔尔[2] 的金字形神塔与神庙区，位于一座拥挤不堪的大都市，市里街区密布，到处都是土砖建成的房屋。其中的大多数都属于关系紧密的同族社区，与城市腹地的村落或者专业工匠生活、工作的地区之间有着长久的联系。狭窄的街道将住宅分隔开来，但街道的宽度足以让驮畜通过。在风平浪静而寒冷的日子里，整座城市和繁忙的市场都笼罩在各家各户的火塘与作坊中冒出的一层烟雾当中。乌鲁克到处都是动物的叫声与人声：狗在吠，小贩在摊位上兜售商品，男人在吵吵闹闹，女人们走到一起购买粮食，远处的神庙围墙后则传来了吟唱圣歌的声音。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食物、牛粪、腐烂的垃圾与尿液的味道交织；但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其他所有城市一样，这里虽说位于一个有可能出现危险自然事件的环境里，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

    城市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常态。[3] 到了公元前4千纪末，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有超过 80%的人口都生活在占地面积超过10 公顷的定居点里；那是一片动荡不安的土地，由竞争激烈的城邦统治着。它们构成了我们如今所称的苏美尔文明，以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如今的伊拉克南部为中心。苏美尔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不过是由城市与城邦拼凑而成的，而这些城市和城邦都依赖于印度洋夏季风带来的降雨，以及春季与夏初的河水泛滥。

    随着城市发展起来，农业生产也急剧增长，足以养活成千上万的非农人口。这种农业生产，靠的是春夏两季沿着那两条大河顺流而下的洪水。大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带来夏季降雨的印度洋季风强度开始有所减弱。雨水减少，并且来得较晚，去得却较早。土耳其的降雨量也下降了，而那里正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洪水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的气候变得不那么稳定，还有造成严重破坏的漫长干旱周期，而对靠着经常突然改道的河流生存的小规模群落来说，影响尤其严重。

    就算是有充沛的降水，这种情况对灌溉农业来说也是一大挑战。[4]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对谷物和其他主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数个世纪以来，农民都是沿着天然堤坝的后坡、沿着被洪水淹没的洼地边缘，耕作一片片狭窄的田地。他们还利用天然堤坝上的缺口以及由此冲积而成、排水状况较好的淤积土层，因为它们可以进行小规模的灌溉。不过，这种田地只能养活相对较小的定居地，其中大多是一些主要水道兼商路沿线的村庄。这就是在地方层级管理农业极其有效的原因。

    城市里居住的人口很快达到了5,000人至5万人，在面对较为干旱的天气条件时，这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精耕细作与人造的灌溉设施。那些将村落与村落、村落与城市连接起来且本已紧密的相互依存网络，则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气候变化与非农人口的日益增加，意味着以方方正正的平坦地块为基础的农耕方式，会被耕作成一块块更加标准化的长形地块的方式取代；虽说长形地块需要人们仔细照管，但农民会用牛拉犁耕地。公元前3千纪一位农民的年历上，给出了明确的灌溉指南：“唯麰满犁沟之窄底，当予顶部之种子以水。”[5] 当时并没有什么重要权威，不像后来19世纪西方国家的产业化农业发展起来的时候那样。相反，农学家都来自一些小部落，其中每个部落都有规模不同的灌溉设施，并且那些设施会在他们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过程中不断变化。要想在地方控制之下管理好这种经济而具多重意义的农业，人们必须对村落政治与竞争具有深入的了解才行；对于任何一个中央集权机构而言，这都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起初，这里并没有专制的国王和强有力的统治者来制定政策、分配水源或者修复沟渠。权力掌握在部落首领的手中，他们的权威依赖的是村民的忠诚、亲族关系，以及将农村社会、常常还有城市社会中每一个成员联系起来的各种互惠关系。这些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导致城市与其外围社区之间出现了长期的紧张局势，导致了地方性的动荡和骚乱，并且在苏美尔文明终结之后依然持久存在。

    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长，需要更多粮食盈余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长条状田地以及它们之间密集的犁沟，需要一种超越家庭和亲族群体的组织水平。一种新的要素，即一种社会权威开始发挥作用了；这种社会权威也许是在神庙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负责监管着更大范围里的灌溉与农耕。我们很容易认为税收会随之出现，但实际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徭役代税制，非但为灌溉设施提供了劳动力，而且为各种公共工程提供了劳动力。劳力获得的报酬，都是仔细配给的口粮，而这反过来又迫使农民去满足徭役的要求。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到伊朗腹地，都出现过为劳工准备的、带有斜边的标准化口粮碗，就是这种劳役的证明。尽管像乌鲁克的伊什塔尔神庙这样的宗教场所变成了强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力量，

    但苏美尔人却生活在一个由城市与村落组成的二元世界里。村落生产粮食，城市则是制造中心、贸易中心和宗教活动中心。公元前3千纪里有一则谚语，说得恰到好处：“外围村落，乃中心城市之衣食父母。”还有一块泥板上则称：“民之惧者，实乃税吏。”

    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利韦拉尼曾经论述过改变了美索不达米亚诸农耕社区的重要一步。[6] 数个世纪以来，这些农耕社区一直生活在自给自足、维持温饱的水平上。不久之后，它们变成了马里奥所称的、刚刚形成的城市社会的“外圈”。农耕社区为粮食生产和城市开发项目提供劳动力，至于回报，就算有的话，除了服务于掌管附近那座城市的守护神所带来的满足感之外，也是寥寥无几。“外圈”生产的粮食和提供的劳力，养活了城内获得口粮的工匠、官吏和祭司。这种不平等的粮食生产和再分配方式，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座座以社会不平等与特权为基础的城市。内外之别很快导致了精英阶层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分裂，导致了一种被礼制和强调通过等级体系进行合作的“智慧文学”[7] 加以巩固的制度。有则谚语曾经鼓吹：“勿逐权贵，勿毁城墙。”[8]

    苏美尔人与阿卡德人（约公元前3000年至约公元前2200年）

    苏美尔人的意识形态作品当中提到了两条伟大的灌渠，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它们都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山区，流向南部的城市。这些作品中，还描述过提着篮子、手持锄头的神灵与统治者，仿佛他们曾经躬耕过垄亩似的，从而为粮食供应与农业生产赋予了宗教意义。南部的一切都有赖于灌溉，这就意味着每个农民都清楚那片泛滥平原的细微特点，比如最肥沃的土地在哪里，洪水会经常冲垮哪些地方的天然堤坝。根据后来的铭文资料来推断，对于可能出现灾难性洪水和低水位年景即将到来的种种征兆，当时最出色的农民都已熟知。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农业耕作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在降水较为丰沛的那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至少在最初的时候，那里不可能有永久性的灌渠，因为河流经常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改道。河流改道是一种始终存在的风险，但天然堤坝的意外决口也带来了机会，让人们可以把河水引到有可能肥沃的土地上去。

    随着公元前 3000 年之后气候变得更加干旱，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业耕作也变得更加艰难了。过去那些不规范和不稳定的村落灌溉系统，被较为规范的灌溉方法所取代；然而，后者仍然是以社区为基础。考虑到城市依赖于村庄的粮食盈余，所以人们也别无他法。苏美尔社会由世俗君主所统治，他们被称为“恩西”（ensi）或者“卢伽尔”（lugal），掌管着农业、战争、贸易和外交。[9] 此时，随着政治权力逐渐落入少数人的手中，由政治联盟和数个世纪中将各个社群联系起来的个人或亲族义务所组成的那个不断变化、错综复杂的网络，就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由于河流系统不断变化，而且定居地集中于主要灌溉区，外交与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在这里，一个据有战略位置的统治者可能切断邻邦的水源，并将邻国之人饿死。像拉格什、乌玛、乌尔和乌鲁克这样的城市之间，都曾为了水源与农田而爆发过激烈的争斗。公元前2500年的人所说的话，听起来与如今一样刺耳：“汝等当悉知，汝城将尽毁！速降！”[10] 一些零碎的史料记载了当时因水源与农田控制权而产生的纷争，其中经常提到“高举恩利勒[11]之战网”，因为当时的战争一向是以众神的名义发动的。两条大河形成宽广的环状，在大地上蜿蜒逶迤，而溃堤之后偶尔还会改道，故是导致城市之间爆发冲突与战争的一种严峻考验。到了公元前2700年，许多城市都建起了城墙，比如拉格什与乌尔，后者就是《圣经》当中提到的迦勒底的吾珥。经济繁荣与萧条、人口增长与减少周而复始，再加上土壤中的盐度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休耕期较短），这些方面都导致了作物减产；比如在乌尔，作物产量就比早期减少了一半。

    日益加剧的干旱与获得更多粮食盈余的需求，使得全年耕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像乌尔与乌鲁克之类的城市都形成了有组织的贸易联系网络，沿着两条大河延伸到了遥远的土耳其，并且产生了重大的政治与文化影响，从而形成了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专家吉列尔莫·阿尔加兹（Guillermo Algaze）所称的“乌鲁克世界体系”（Uruk World System）。苏美尔的领主们曾与诸多城市展开过竞争，远至西北部的叙利亚。他们曾袭击贸易线路，吞并邻邦，但这些征伐行动都为时不久，因为内讧与国内的小对手会乘虚而入。有些统治者，必然会萌生获取更多领土的野心。公元前2334年，巴比伦南部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打败了由乌尔的卢伽尔扎吉西国王（King Lugalzagesi）领导的苏美尔城邦联盟。[12] 萨尔贡由此建立了这里第一个为世人所知的帝国，疆域覆盖了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及其以西、以东、以南的遥远土地。不过，他这个疆域远拓、控制松散的帝国与以前那些面积较小且变化无常的国家相比，在严重干旱面前要脆弱得多。最后，帝国的农业生产几乎全都靠地方官吏和社群领导人去管理了。

    萨尔贡及其后继者建立的帝国，依赖于忠诚的官吏、慷慨赏赐，以及成千上万平民百姓与战俘的苦工；因为与工业化之前的所有文明一样，阿卡德人依靠的也是原始的人类劳动。日益复杂的上层建筑，要求帝国精心分配口粮，因为帝国不但要供养没有技术的劳力，而且要供养高级官吏、在城市和宫殿里工作的熟练工匠，以及用于征伐的所有军队。阿卡德人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对新获领土的开发，全都依赖于南北各地业已臣服的城市与村落，由它们提供大量的粮食盈余。阿卡德统治者的权力也依赖于这个网络，同时生态系统中有两个要素也尤为重要，即北部的充沛降水与滋养着南部一片片沃土的河水泛滥。

    从仅存的楔形文字史料中我们得知，阿卡德的官吏曾经仔细监测过洪水的水位，因为他们极其关注作物的产量与配给。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对容易为旷日持久的干旱所影响这一点怀有过什么长久的担忧之情。阿卡德帝国的活动在公元前 2230 年左右达到了巅峰，但持续的时间却不到 100年，因为当时的雨水毫无预兆地开始不足了。雨水减少到了正常情况下的30%至50%。一场特大干旱，接踵而至。这场干旱，持续了300年之久。[13]

    可怕的干旱（约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 年）

    公元前2200年前后到公元前1900年的那场大旱，通常被称为“4.2 ka事件”，属于一桩全球性的气候事件。这种史无前例的干旱循环影响了从美洲到亚洲、从中东地区到热带非洲和欧洲的人类社会。[14]

    为什么会出现这场特大干旱呢？[15] 我们不能确定。太阳辐照度的变化与周期性的火山作用，是过去1,000年间气温变化的主要原因。尽管更早时期的情况可能也是这样，但北大西洋涛动此时已是一种主要的气候驱动因素（如今依然如此）。在整个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间的气温与降水变化中，高达 60%的变化都是由这座位于亚速尔群岛上空的副热带高压和副极地低压之间的巨型气候“跷跷板”造成的。由于北大西洋涛动调节着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热量与水分，故大西洋与地中海的海面温度曾对中东地区的气候产生过影响，如今也仍是如此。所以，说北大西洋涛动这座“跷跷板”推动了那场大旱的发生，似乎是没有问题的。

    那场特大干旱的情况，从冰岛和格陵兰岛的湖泊沉积物以及欧洲的树木年轮中，就可以看到。源自土耳其与伊朗等遥远之地一些洞穴的高分辨率洞穴沉积物序列，也记录了这桩气候事件。同样，印度季风强度减弱之后那300年的情况，在东非与印度河流域的古气候序列中也有所体现。当时，尼罗河的洪水与印度河沿岸的降水情况突然出现了变化，而撒哈拉与西非地区也是如此。变化无常的东亚季风，也对中国东部一些历史悠久的农耕社群造成了压力。

    这场特大干旱的影响，逐渐波及了各个王国、蓬勃发展的文明和乡村地区。我们在第四章中将看到，这场特大干旱发生的时间，与埃及古王国的终结和法老们的领地暂时的分裂相吻合。干旱的影响一路延伸，远至中国西藏，并且进入了美洲；在美洲，旱情与其西南部和中美洲的尤卡坦半岛引入玉米种植的时间相一致。这场干旱，也成了南美洲安第斯地区一些重要群落兴衰过程中的一个因素。

    至于中东地区，人们认为当时死海的水面下降了 45 米左右。从采自阿曼湾的一段海洋岩芯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场大旱的迹象，而从印度东北部的莫姆鲁洞穴（Mawmluh Cave）获得的洞穴沉积物序列，则将尼罗河水量的减少与东非地区的湖泊水位下降、印度季风的转向关联了起来。可以想见，这场干旱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差异。在亚洲西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重要的旱作农业区面积突然减少了 30%至 50%。地中海东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布尔平原的大部分地区，都遭遇了灾难性的旱情。

    运气不佳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应对干旱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在北部哈布尔平原之类的旱作区，一些重要的中心被人们彻底遗弃，比如布拉克土丘（Tell Brak）与雷兰土丘（Tell Leilan）。 [16] 这种疏散，在两座城市里都对2万人产生了影响；随后，一些重大建筑项目也停工了。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哈维·韦斯曾在雷兰土丘发掘出了一座大型的粮食储存与分配中心；公元前2230年左右，那里突然就被废弃了。中心外面用石头铺就的街道对面，矗立着一些已经部分建成了的房屋，说明人们当时放弃了城市建设。这里和其他地方，都曾明确做出废弃一些重要建筑物的行政决定。公元前2200年过后，哈布尔平原上已无人生活，直到250年后降水情况好转才有所改变。从土耳其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流域到黎凡特南部，从事旱作的农民都弃主要城市和其他社区而去。

    许多从事旱作的农民适应干旱的办法，就是一路沿着（通常称为“追踪”）水源较为充足的栖息地南下，前往一些有泉水滋养农田的地方。不过，地中海地区一些重要的沿海城市，例如比布鲁斯和乌加里特，没有这样的水源供应，故人口曾大幅减少。与此同时，南方的耶利哥却受惠于一口天然泉眼，大批羊群都有水可饮。幼发拉底河的水量虽然大减，但仍让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与南部地区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灌溉。然而，日益干旱却令畜牧业繁荣发展起来了。游牧业变得广受欢迎，成了古时人们在哈布尔平原与幼发拉底河之间进行的季节性放牧迁徙中断所引发的一种生存机制。哈布尔平原上的旱情，迫使统称为亚摩利人的游牧民族迁往附近的大草原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并且南下进入了有人定居的地区。由于他们的畜群侵占了定居者的农田，所以那里爆发了持续的动荡。由此带来的威胁极其严重，故公元前2200年左右，乌尔的统治者还修建了一道长达180千米的城墙，称之为“亚摩利亚人的驱逐者”，以遏阻这些不速之客。不过，此人的努力却是徒劳无功。[17] 在城中的官吏一直拼命地率人清理灌渠、发放少得可怜的口粮那个时期，乌尔腹地的人口却增长了两倍。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告诉我们，乌尔的农业经济最终瘫痪了。

    但在南方，人们却把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咎于神灵，并且用诗歌或者“城市挽歌”表达了出来。《苏美尔与乌里姆之挽歌》（“The Lament for Sumer and Urim”），就是最早用神灵的行为来解释气候变化的书面史料之一。从中我们得知，恩利勒、恩奇和其他神灵曾经决定毁掉一座城市。“风雨集焉，若洪水之袭……竟至栏中之牛不得站立，圈中之羊不得繁衍；河中之水皆咸。”[18] 他们还曾下令让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沿岸长满“邪恶之杂草”，并将城市变成“废墟”。庄稼无法种植，乡村将会干涸；“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水，恩利勒壅塞之”。

    新亚述人（公元前883年至公元前610年）

    随着庄稼死于“茎上”，尸骸浮于幼发拉底河中，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城市尽数被毁。食物匮乏，河渠淤塞。随之而来的，就是长达数个世纪的动荡不安，政治争斗与相互对抗此起彼伏，直到公元前9世纪；其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亚述纳西拔二世（前883—前859年在位），在一个比较富足的时代开始了无情的扩张征伐。在一个完全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里，任何一丝反抗的迹象都会招来严厉的惩罚。他任命忠心耿耿的总督控制被征服的领土，严令被征服领地进贡贵金属、原材料与粮食之类的商品。向西征伐到远至地中海边之后，他在降水增加的一个时期（这一点，我们是通过伊朗北部的一段洞穴沉积物得知的）班师回朝，然后利用战俘，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卡尔胡（即尼姆鲁德）建造了一座宏伟华丽的宫殿。接着，在大约公元前879年，他还举办了一场为期十天的盛宴，庆祝宫殿完工。

    那确实是一件盛事。[19] 亚述纳西拔二世曾吹嘘说，有69,574 位宾客参加了那场宴会，其中卡尔胡本地就有16,000人。他们享用了成千上万头羊、牛，还有鹿、禽、鱼、各种各样的谷物，喝了1万罐啤酒和满满1万囊葡萄酒。国王打发他们回家时，这些人个个都酒足饭饱，在一派“和平喜乐”的气氛中沐浴更衣、涂抹油脂。亚述纳西拔二世的宾朋享用盛宴之时，还欣赏了墙壁上装饰着色彩鲜艳的楔形文字的浅浮雕。其中，有22行楔形文字列举了这位国王的资历，还有9 行则铭记了他取得的胜利。他是恩利勒与尼努尔塔[20] 两位神灵的“天选之子”，是“伟大之王、强大之王、宇宙之王……战无所惧……一切敌人，皆踏于脚下”。无休无止的宣传，大肆宣扬了这位国王对通过残暴征服建立起来的亚述帝国的统治权；有无数的男女老少，都曾丧命于他的手中。然而，仅仅270年之后，嗜酒如命、喜欢割耳的亚述纳西拔二世曾经统治的那个帝国，就轰然崩溃了。

    考古学家所称的新亚述帝国，是当时疆域最广、势力最强的帝国，公元前912年前后正全速发展着，后来亚述纳西拔二世还举办了那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不过，帝国在公元前8 世纪中期变得更加强大了；当时，帝国由令人畏惧的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 Pileser Ⅲ）统治着，他曾进行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大的一次扩张。他的名字无处不在，从古代也门人的铭文到《旧约》中那些充满敌意的往事——尤其是对他入侵以色列、攻取加利利和不公平的苛捐杂税的记述中，到处都能看到。既然有这样一些无所不能的国王，那么，公元前610年新亚述王国为什么突然就土崩瓦解了呢？

    是不是一系列血腥的内战与叛乱，动摇了统治者的权威？还是说，残酷的战争与军事失利，削弱了一个过度扩张的帝国的基础？无疑，这两个方面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亚述的统治与早期那些君主制国家的统治一样，向来都很脆弱，永远都变化无常，完全不像埃及历代法老那样，有精心形成的先例可循。然而，我们如今已经明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因素，也参与了帝国的崩溃过程，那就是气候变化。来自伊朗北部的库纳巴洞穴（Kuna Ba Cave）里一份分辨率高、断代精确的气候变化洞穴沉积物记录，就说明了问题。[21] 这些洞穴沉积物表明，新亚述帝国是在气候异常湿润的两个世纪里崛起的。对于成千上万的农民来说，充沛的降水就是上天的恩赐；他们不但要为城市提供粮食，也要为四处征伐、靠国家精心分配的口粮维持生计的军队提供粮食。此后，公元前7世纪早期到中期出现了一系列特大干旱，且每次干旱都持续了数十年之久；这种情况，似乎导致亚述帝国的农业生产力开始下滑，继而又导致了帝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最终崩溃。最后，整个新亚述帝国终于在艰苦的征战中土崩瓦解，只留下了一个早已为干旱所削弱的民族。

    景观变迁

    随着城市与长途贸易网络的发展，人们对各种原材料，尤其是木材与金属矿石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了。除了用于各种建筑的木梁与其他木材，人们对陶土器皿以及金属工具和装饰品永无餍足的需求，也导致了社会对烧窑所用的薪炭存在持久的需求。木柴也始终供不应求，需要用驮畜运送，大捆大捆地输入。在家庭中和生产时都毫无节制地使用木柴，势必产生过浓密的烟雾，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笼罩于不断发展的城市上空。严重的空气污染，必定困扰过那些人口稠密的城市，但砍伐森林造成的破坏，更是带来了严重和长期的后果。

    虽然中东地区的植被历史如今仍然鲜为人知，但以近乎工业化的规模消费木材带来的影响，让大部分地区变了模样。例如，花粉图谱表明，安纳托利亚的中部曾经是开阔的橡树林地，但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000年，那里的林木覆盖率却迅速下降，情况就像现代的伊朗与叙利亚一样。卡曼-卡莱土丘（Kaman-Kalehöyük）位于安卡拉东南100千米处，在公元前2千纪和公元前1千纪是一个重要的定居地，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农业中心，还有一定规模的纺织业和陶器制造业。人类在此居住的时间，与公元前1250年前后至公元前1050年间一场严重的旱灾相吻合；而当时实力强大的赫梯帝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四分五裂的。对木炭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生活在这里的赫梯帝国居民曾经大肆集中采伐周围的林地，以至于伐木工不再像过去那样采伐成熟的橡树林，而是采伐其他物种较少的森林。[22]

    宏大工程的瓦解（公元224年至651年）

    特大干旱过后，原先的那种季节性降水恢复了，故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再次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人们重新开始在哈布尔平原和亚述繁衍生息。雷兰土丘又一次繁荣起来。早期被削弱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存续下来，成了那些在早期城邦的基础上崛起的伟大王国的发展蓝图。新兴的帝国，都把灌溉农业变成了一桩国家大事。不过，农业之本仍然掌握在地方酋长和乡村农民的手中；他们管理着水源与庄稼，就像数个世纪以来一样，只是其间的各种动荡与长期争斗，已经削弱了苏美尔、阿卡德与亚述的统治。那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耕作的人极具自力更生的精神，对此时已经被人类活动彻底改变的自然环境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完全清楚，除了干旱，当地还面临着许多困难，比如灌渠长期淤塞和土壤中的盐碱度在不断增加。不过，此时的农业生产仍然很稳定，足以养活古代世界中最大的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前550—前330）；阿契美尼德波斯人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并以建筑杰作而闻名，比如波斯波利斯城。

    时光荏苒，很快就到了公元224年；此时，萨珊人建立了波斯信奉伊斯兰教之前的最后一个帝国，然后繁荣发展了4 个世纪之久。[23] 他们控制了高加索山脉南部与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之间的广袤土地。帝国中央政府采取的是以前亚述人运用时发挥过有利作用的严苛政策，但实施的范围要广得多。当局对灌溉系统进行了大力投入；与之相比，早期人们在水源管理方面的努力可谓小巫见大巫了。[24] 就像亚述人一样，萨珊人也把被他们驱逐的人口重新安置在一些似乎有发展潜力的地区。他们兴建新的城镇，开始大规模地人工开掘灌溉设施来养活这些人。其中有一项灌溉工程建成于6世纪，它利用了两条河流，将230多千米以外的水引入了底格里斯河。这一工程灌溉了巴格达东北部约8,000平方千米的农田，但同时也将水源引到了排水不畅的土地上。萨珊帝国没落很久之后，密集的土地利用导致这里出现了严重的盐碱化，大面积的土地都无法再进行耕作。到了公元1500年，这项灌溉工程就被人们废弃了。

    在整个6世纪，萨珊人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开拓了面积约 12,000 平方千米且至少进行过零星灌溉的土地。这就说明，他们的耕作面积起码达到了早期的两倍。考虑到底格里斯河的水流湍急多变，故利用此河进行灌溉，是一种风险极大的勇敢之举。灌渠与农田纵横交织，遍布广大地区，远远超过了乡农或者小小城邦所能掌控的程度。但新建灌溉设施的巨大规模也意味着，一旦上游发生决堤，生活地点离水源有一定距离的农民就会陷入极大的麻烦之中。这是一种由中央政府进行规划、规模史无前例的标准化灌溉，其动力是潜在的税收而非收成，目的则是为中央政府在粮食与土地税两个方面带来最大的财政收入，而不是满足地方的需求。大多数灌渠都是成千上万的战俘修建起来的，这种修建工程也带有将被征服的百姓重新安置的目的。萨珊人抛弃了那些需要考虑当地条件、规模也较小的灌溉设施。他们创造了种种以人工为主的灌溉制度，起初也让各地生产出了充足的粮食。但是，随着设计不佳的灌渠逐渐淤塞，他们就陷入麻烦了。每一项复杂的灌溉方案、每一种来自外部的新需求，都降低了乡村百姓——那些在地里劳作的人——的自给能力。萨珊王朝那些干劲十足的工程人员都只盯着短期利益，却忽视了早期农民极其关注的、最重要的排水不畅问题。起初，丰厚的回报确实带来了繁荣与更多的财政收入。但是，日益增加的维护成本很快就让这些工程人员不堪重负起来。他们新建的堤坝破坏了原有的排水模式，抬高了地下水位，造成了农业用地的慢性盐碱化。不久之后，他们就必须以生态环境日益脆弱为代价，才能让粮食在短期内增产了。生产力急剧下降，一些边缘地区尤其如此。面对干旱、大洪水和其他一些气候变化，种种灌溉方案都丧失了灵活性。随着经济和政治衰弱导致农业人口日益贫困和集中管理的灌溉系统土崩瓦解，以农业与水源管理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也逐渐式微。公元632年至651年间，面对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萨珊帝国解体了。到11世纪时，两河之间的土地已是一片废弃的、到处都是盐碱地的荒野了。

    亚述人、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开端；当时，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都开始更易受到突如其来、常为短期性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像萨珊帝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与专制统治，并没有解决人口密度不断增长和水源供应（无论是洪水还是降雨）不稳定的问题。早在苏美尔时代，人们就很清楚：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地方层面，因为地方的社群领导人可以单独采取规模较小的措施来战胜饥荒。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熟悉变幻莫测的洪水，也熟悉手下百姓的性情与专长。等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从相互依存演变成了城市占据统治地位，数个世纪的动荡经历再加上农民的自力更生精神，就使得任何一种应对严重干旱或者其他气候变化的长期性措施几乎都不可能实施了。无疑，有些早已被人们遗忘的美索不达米亚领导人，曾在他们辖地（无论是城市还是省份）的狭窄范围内成功应对过严重干旱带来的挑战，只是如今并无记载他们那些举措的史料留存下来。

    美索不达米亚位于两条大河之间，但一马平川的地形地貌则意味着，这里的边境地区容易被渗透，而人们在土地上建造的基础设施常常也很不牢靠。人口的持续流动、松散的控制、朝秦暮楚式的效忠，再加上官吏任免与皇室野心的不断变化，都与尼罗河沿岸历代法老治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一个历久弥坚的教训就是：征服与开发并非解决之道；就算亚述纳西拔国王与提格拉·帕拉萨三世曾经以为它们可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也是如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这一历史经验，在当今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解决办法属于地方性的，而非由遥远的官僚机构或大型的工业企业所强加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其中也包括气候变化）的措施往往最为有效。

    [1] Nicola Crusemann et al., eds., Uruk: First City of the Ancient World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2019).

    [2] 伊什塔尔（Ishtar），前文中爱神伊南娜在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名称。——译者注

    [3] Monica Smith, Cities: The First 6,000 Years (New York, Penguin, 2019).

    [4] T. J. Wilkinson,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of the Near Eas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3).

    [5] Samuel Kramer, The Sumeri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240.

    [6] Mario Liverani, The Ancient Near East: History, Society and Economy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4).

    [7] 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指公元前6世纪以色列人被掳流亡以后到公元纪元（即基督纪元）前后希伯来文学中出现的一种独特文体，主要以自下而上地探讨人生与伦理为主题，是《圣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称“智慧书”。——译者注

    [8] Kramer, The Sumerians, 190.

    [9] William H. Stiebing and Susan L. Helft,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y and Culture, 3rd ed.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7). See also Benjamin Foster, The Age of Agade: Inventing

    Empir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6).

    [10] J. S. Cooper, “Reconstructing History from Ancient

    Inscriptions: The Lagash-Umma Border Conflict,” Sources and

    Monographs 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2, no. 1 (1983): 47–54.

    [11] 恩利勒（Enlil），苏美尔神话中的大地和空气之神，尼普尔城邦的保护神，还可能拥有战神和风神的神格。——译者注

    [12] 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2nd ed. (New York: Blackwell, 2006). See also Foster, The Age of Agade.

    [13] 这一段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哈维·韦斯对气候变化与阿卡德王国崩溃进行的出色论述，事实上整章都是如此。参见Harvey Weiss,“4.2 ka BP Megadrought and the Akkadian Collapse,” in Megadrought and Collapse: From Early Agriculture to Angkor, ed. Harvey Wei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93–159。关于干旱及其成因的文献资料也越来越多。参见Heidi M. Cullen et al., “Impact of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on Middle Eastern Climate and Streamflow,” Climatic Change 55(2002): 315–338。亦请参见Martin H. Visbeck et al., “The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8, no. 23(2001): 12876–12877。

    [14] Weiss, “4.2 ka BP Megadrought and the Akkadian Collapse,” 135–159，这篇文章列举了古气候学替代指标的遗址并附上了参考资料，因而价值非凡。

    [15] M. Charles, H. Pessin, and M. M. Hald, “Tolerating Change at Late Chalcolithic Tell Brak: Responses of an Early Urban Society to an Uncertain Climate,”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15, no. 2 (2010): 183–198.

    [16] Charles, Pessin, and Hald, “Tolerating Change at Late Chalcolithic Tell Brak,” 183–198.

    [17] W. Sallaberger, “Die Amurriter-Mauer in Mesopotamien: der .lteste historische Grenzwall gegen Nomaden vor 4000 Jahren,” in Mauern als Grenzen, ed. A. Nunn (Mainz: Phillipp von Zabern, 2009), 27–38.

    [18] J. A. Black et al.,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Su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8–131.

    [19] 卡尔胡的一处王室碑文上描绘了这场盛宴的情形。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234.

    [20] 尼努尔塔（Ninurta），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战争与农业灌溉之神。——译者注

    [21] Kuna Ba: Ashish Sinha et al., “Role of Climat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Assyrian Empire,” Science Advances 5, no. 11 (2019). doi: 10.1126/sciadv.aax6656.

    [22] Nathan J. Wright et al., “Woodland Modification in Bronze and Iron Age Central Anatolia: An Anthracological Signature for the Hittite Stat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55 (2015): 219–230.

    [23] Touraj Daryaee, Sasanian Persia: The Rise and Fall of an Empire. Rpt. e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3). See also Eberhard Sauer, ed., Sasanian Persia: Between Rome and the Steppes of Euras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9).

    [24] Fagan, Cro-Magnon, 146–152.

    第四章 尼罗河与印度河（公元前3100年至约公元前1700年）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在公元前5世纪撰文，描述了古埃及的农民：“彼等集稼穑，易于世间之他族……大河汤汤，自涨而灌溉其田，俟水再退，彼等则播于其地，遣豕踏之，令种入壤。”[1] 每年夏季，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季风暴雨都会让远在上游的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水位大涨。泥沙俱下的洪水向北奔腾，并在7月至9月的大约6个星期里达到最大。每一年里，“阿赫特”（即洪水）都会漫过那个沿着斜坡逐渐远离主河道的泛滥平原。一到此时，人们都会满怀期待。一段金字塔铭文中称：“既睹尼罗河之泛滥，彼等皆喜之而栗。田地开颜，河岸溢水。神赐既降，民色尽欢，神心亦悦。”[2]

    尽管希罗多德与古埃及的书吏确实描绘了一幅田园牧歌般的图景，可这却是一幅具有误导作用、实际上只有神话中才存在的景象。真实情况是，古埃及的村民曾无休无止地劳作，利用堤坝与沟渠将洪水引到他们耕作的田地里去；而这些堤坝与沟渠，在凶猛的洪水面前还有可能瞬间化为乌有。古埃及农民，都是在尼罗河的摆布之下生活，并且受制于遥远的海洋与大气之间驱动着印度洋季风的相互作用。

    尽管如此，他们却好像生活在一个永恒的世界中；那里的太阳，日复一日地划过万里无云的苍穹。水、大地与太阳，就是古埃及文明中亘古不变的三大真理。[3] 阿图姆神（Atum）号称“完整者”，是这里的造物主。他诞生于努恩神（Nun）即原始水与混沌之神，然后将一处土丘抬升到了水面之上。不过，太阳神拉（Ra）才是力量的最高体现；他在日出时必定现身，然后穿越诸天，有如生命不息，滚滚向前。古埃及人的信仰与思想意识，都依赖于虔诚并统治着一个和谐国度的法老们稳定而贤明地施政。埃及诸王都以荷鲁斯（Horus）的名义实行统治，荷鲁斯象征着神圣的力量与天空，象征着良好的秩序。他们的敌人，就是塞特神（Seth）这个长鼻子怪物，是混乱与无序之本。他给和谐的尼罗河世界带来了暴风雨、干旱和心怀敌意的异乡人。荷鲁斯与塞特之间的冲突，象征着秩序与和谐、无序与混乱这两组相对的力量。果断、有力而带有个人魅力的统治者，则象征着上埃及与下埃及“两界”的统一。古埃及历经数个世纪，才实现国家统一；只不过，人们总是（错误地）将这种统一描述成一种和谐之举，描述成秩序对混乱的一种胜利。

    古埃及是一个连贯的文明社会，紧靠着土地肥沃的洪泛平原，与此地之人一直认为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不相往来。历代法老都是按照惯例实施统治，被人们当成“玛特”（ma’at）的化身；“玛特”的意思近似于现代的“秩序”或者“公正”，一位兼具智慧与和谐、掌管着四季与律法的同名女神便体现了这两种品质。“玛特”的意思，与代表无序力量的“伊斯菲特”（isfet）正好相对。古埃及的半神统治者都是用自己的旨令进行统治，并未遵循什么成文律法或者圣典。一个庞大的世袭官僚机构为他们有效地统治着整个国家，而这种官僚机构通常由大小官吏组成，属于一个个名副其实的王朝。大多数时候，这个国家都算得上国泰民安。这是一种非凡的文明，在“玛特”及其独特的尼罗河环境的支撑下，以各种形式存续了3,000多年。

    开端（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100年）

    公元前 6000 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开始了农业耕作，而“多格兰”也沉入了北海水下，此时尼罗河流经的，是一个植被苍翠繁茂、被沙漠包围着的河谷。尼罗河以西的降水很没有规律，却还是足以维持撒哈拉地区一个个绵延起伏、由干旱草地组成的平原。当时，只有数千人生活在这个河谷里，有猎人、觅食者和渔民，他们可能还种植过一些谷类作物。他们偶尔与来自沙漠之上的游牧民进行交易，而后者之所以前来，就是为了交易物品，或者让他们放牧的畜群吃草和喝水。牧民的头领属于一些经验丰富、祭祀本领超群的人，他们显然都是专业的祈雨祭师。很有可能，就是这种本领让他们在干旱地区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威望。

    公元前5000年之后，由于雨水变得更加没有规律，那些游牧民族便逐渐东迁，来到了尼罗河流域的洪泛平原上。随着撒哈拉地区变得越来越干旱，他们便在尼罗河畔永久定居下来，同时带来了“头领都是强壮的男性与牧人”这样的新观念，或许还带来了一些祭祀仪式，导致后来人们开始崇拜生育女神哈托尔（Hathor）。古埃及文明深深植根于早期的村落文化，后者则依赖于谨慎细致的水源管理与繁重的灌溉农业劳作。在一个几乎不存在降雨的世界里，可能是从村落头领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权威式领导传统，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古埃及人的心灵之中。这里的一切，全都依赖于赋予生命的洪水和一位牧人坚定自信的领导。

    尼罗河还流经了一些环境严酷的沙漠。从空中鸟瞰，此河就像一根绿色的斜线，宛如箭矢一般，直指北方的地中海。古埃及人把这里的洪泛平原称为“库姆特”（kmt），意思就是“黑土地”，因其肥沃的黑土与沙漠上的“红土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一年里，假如众神庇佑，尼罗河就会裹挟着淤泥，从两条支流即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奔腾而去，直到遥远的下游；这两条支流源自东部非洲和埃塞俄比亚高原，然后在如今苏丹境内的喀土穆汇合，从而形成了尼罗河。在春、夏两季，待尼罗河的洪水漫上泛滥平原之时，“阿赫特”即洪水季就开始了。退去的洪水为农民滋养了肥沃的土地，他们精心开掘灌渠并进行维护，在洪泛平原上种植庄稼。这里的情况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阿赫特”既给整个洪泛平原的土地带来了肥力，也没有导致土地盐碱化之虞。虽说农业耕作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事情，但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标准来看，这里的农耕却相对容易，并不需要休耕或者给田地施肥。这里的农民，只需通过他们为阻挡洪水而修建的沟渠与水库，对上涨的河水加以导引就行了。

    尼罗河流域可能既是进行村落农耕的理想之地，也是一个生产大量粮食盈余且具有预见性的完美环境。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将“阿赫特”描绘成一种一年一度、似乎很有规律的事件。这种关于洪水很可靠的神话，曾经广为流传，直至今天；可实际上呢，尼罗河却是一条反复无常的河流。雨水若是异常丰沛，就意味着这里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洪水，将人们眼前的一切全都淹没，将庄稼与整座整座村庄冲走。“阿赫特”的强度若是很弱，就只能灌溉冲积平原上的小部分地区。有的时候，洪水几乎是立即退去，导致庄稼歉收，饥荒也就随之而来。在大多数年份，这里的水源都很充足，可以种植充足的庄稼，而农民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度过短期的干旱。不过，假如出现持续几年、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的干旱周期，就是另一回事了。

    无所不能的法老（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180年）

    生活无常，变幻莫测，故秩序与团结就极为必要。数百年来，古埃及境内各诸侯王国都争来斗去；（可能）直到公元前3100年，一位名叫荷尔-阿哈（Hor-Aha）的统治者将上埃及与下埃及“两界”统一起来，埃及才变成一个国家。荷尔-阿哈及其继任者对埃及的统治持续到了公元前2118年；当时，平民百姓的福祉都系于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即一个世俗君主的身上，而世俗君主的统治则代表着秩序战胜了混乱。在将近 8 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世俗国家都发展得相当平稳。

    古埃及这个文明社会的基础，并不是稠密的城市人口，而是通过水上交通相连的城镇与村落。此种基础结构，将这个狭长的国家联系起来，而不存在牲畜驮运谷物时只能走50千米的运输限制。但法老们很幸运，因为不断逼近尼罗河流域的沙漠是天然的防御工事；这些沙漠和浅滩密布的三角洲，让外敌几乎不可能入侵。这一点，与美索不达米亚与两河流域的边境可以渗透且不断变化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历史，就是不同国王及其文化群落在争斗中此兴彼衰、有时还会再次崛起的过程。与此同时，埃及的天然孤立状态，让法老们能够紧紧掌控手下的臣民。这里的人口虽有组织，却分散各地；人口普查以及对粮食、牲畜和其他商品所征的赋税，确保了这里拥有充足的粮食盈余；此外，国家还紧紧把持着优质的农业用地。

    只要该国臣民认为政府对他们有益且实力强大，法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其有限的疆土实施统治。王权既是永恒的，也是个人的，其象征就是统治者有形的神威。埃及的王权属于一种制度，以法老的成败为标志。不过，尽管人们认为法老神圣，王室权威最终依赖的却是充足的粮食盈余，而后者反过来又要靠百姓的辛勤劳作才能获得。虽然形势复杂，政治挑战日复一日，各州州长偶尔也有犯上作乱之举，但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这个国家很容易为气候变化所危及——印度洋上的季风强度减弱，会导致严重的干旱。

    在公元前2575年到公元前2180年前后的古王国时期统治着埃及的那些法老，都是实力强大、自信十足的君主；他们执掌政权的4个世纪里，尼罗河洪水丰沛，作物收成充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凭借自己的神圣地位，声称他们是用全部神威掌控着洪水泛滥。法老都在孟斐斯的朝廷实施统治，那里位于下埃及，在“吉萨金字塔群”以南20千米。法老掌管着由上、下埃及“统一”而成的国家，全国分成9个“诺姆”（州），各州则由实力强大而又桀骜不驯的州长统治着。只要泛滥季带来了充足的洪水，国王的权力就是相对稳固的。这些领导人扩充了灌溉设施和沟渠，加强了下埃及地区那个肥沃三角洲上的农业生产。不过，一次强度不足的泛滥和作物歉收，会削弱国家权力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即充足的粮食盈余。当然，其间偶尔也出现过洪水不足的年份，但过后总是再次出现了水量充沛的泛滥。这个国家不仅实力强大，治理得也很成功，因此到了公元前2250年，埃及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100多万，且其中很多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靠国家提供的粮食维生。

    公元前 2650 年之后，实力日增的祭司阶层开始把太阳崇拜与对法老的崇拜联系起来。统治者死后，将在星辰之中占据一席之地，被人们当成神灵加以崇拜。刻在一座金字塔墓室中的铭文曾称：“王之其灵……有梯置焉，王可登之。”[4] 古王国时期那些法老修建的金字塔，都是象征阳光穿透云层的石制建筑。这些气势雄伟的石梯东侧，就是正对着日出方向的国王陵寝。建造这些陵寝，是官僚组织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们要安排口粮和原材料的运输，要召集有技术的工匠，并且在农耕生产停止、可以找到较多劳动力的每个洪水季里召集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力。如今世人都很清楚，开罗以西那个庞大的“吉萨金字塔群”修建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但法老们究竟为何要修建如此复杂、如此耗费劳力的陵墓，却仍然是一个谜。[5] 或许，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劳动力将百姓与他们的守护者联系起来。这也有可能是一种行政手段，是根据劳动重新分配粮食，来组织百姓及其守护者之间的关系并将其制度化；这种手段，有可能用于粮食匮乏的时期。或许，他们之所以建造金字塔，主要是为了强调法老与众神之间那种非同寻常的联系，是一种把国王与太阳神联系起来的方法；至于太阳神，正是人类生存与作物丰收的终极源泉。究竟为何，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了。过了一段时间，金字塔便实现了建造它们的目的。国家掌控的劳动力，便转向了其他一些不那么显眼的项目。

    埃及的精英阶层（其中也包括识字的书吏）与辛勤劳作的平民阶层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当时，平民阶层必须提供劳动力，去清理灌渠、搬运石头和种植庄稼。这是一个领导有方的专制时代，依赖的是法老、法老手下的州长与高级官吏之间种种密切合作的关系。他们凭借集体才智与军事力量，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文明；这种文明在水源充足的几百年里运作良好，可在“阿赫特”水量不那么丰沛的时候却极易受到影响，事实上还非常脆弱。

    大旱来袭（约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184 年）

    古王国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法老佩皮二世（前2278—前2184 年在位）统治埃及之后，这种脆弱性带来的恶果马上就显现出来了；据说此人曾统治埃及长达94年之久，是埃及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法老。[6] 随着他年龄渐长、效率日降，这位法老手下的州长们便开始蠢蠢欲动。佩皮二世的应对之法，就是把大量财富赏赐给各个州长，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他的中央集权。公元前2184年佩皮二世归天之后，随着高级官吏们开始争权夺利，埃及便陷入了混乱之中。此时，彻底摧毁了美索不达米亚的“4.2ka 事件”也正好降临到了尼罗河流域。[7]

    有无数证据说明了此时干旱正在日益加剧的情况。从青

    尼罗河的源头即埃塞俄比亚的塔纳湖里钻取的淡水岩芯，记录了公元前 2200 年的一场干旱。红海中的咸水沉积物也表明，同期出现过一场严重的干旱。从下埃及地区萨卡拉钻取的一段岩芯表明，此地原来的耕地之上覆盖着深达1米的丘沙。水位很低的洪水，加上偶尔出现的强烈暴雨，将法尤姆洼地上的加龙湖（Lake Qarun）与尼罗河阻隔开来了。甚至从一具雪松棺材和一艘陪葬小船上取下的木头，其年轮也显示出了公元前2200 年到公元前 1900 年间一场干旱的迹象。

    洪水水量突然灾难性地长期减少，这几乎马上导致了饥荒，并让一些本已完善的政治制度失去了作用。在长达 300年的时间里，饥荒不断，因为此时需要养活的人口，比早期多得多了。绝望的农民开始在河中的沙洲上种植作物，结果却无济于事。一位名叫伊普味的智者，有可能目睹过那场旱灾。据此人描述，上埃及成了一片“荒芜之地”。“呜呼，众人皆云：‘吾愿既死。’”在一段放在今天也很适用的评论中，他曾谴责当时的法老：“权、智、真集于汝身，然汝之所为，实乃陷国于骚乱喧嚣之中。”[8]

    人们自然而然地向孟斐斯的法老求助，因为法老长久以来都宣称，他掌控着这条反复无常的河流。佩皮二世的继任者们既无能，也无权。储存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于是，孟斐斯的统治者开始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政治与经济权力则转移到了各州；此时的各州已经成了一个个小王国，由野心勃勃的州长掌管，其中有些州长的统治无异于国王。一些有能力的州长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眷顾手下的子民。通过实践，他们很快就掌握了应对突发性气候变化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在地方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州长喜欢在其陵墓墙壁上吹嘘他们取得的丰功伟绩。他们的吹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机会主义而非实际行动，是一个仍有争议的问题。尼肯与伊德富的安赫提菲曾在公元前2180年左右统治着埃及最南边的两个州；当时，尼罗河的洪水水位低得异常。此人的陵墓铭文中，就说到了他采取的果断行动：“凡上埃及诸地，无不饿殍遍野，至人人皆食其子。然吾尽力，致本州无一人饿毙。”[9] 安赫提菲还把宝贵的粮食出借给其他州。这些自吹自擂的陵墓铭文中，还描绘了人们漫无目的地寻觅食物的情形。

    此种行为，与 1877 年维多利亚时代那场可怕的大饥荒期间印度民众的做法惊人地相似（参见第九章）。随着周围沙漠上的丘沙被风刮到洪泛平原之上，那些一度繁荣兴旺的州都成了干旱的荒地。仓廪之中，空空如也；盗墓贼则把死者身上的东西尽数掳掠。

    与安赫提菲一样，艾斯尤特的州长罕提（Khety）也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来与饥荒做斗争。他命人修建了蓄水坝，排干了沼泽，开掘了一条宽达10米的沟渠，将灌溉用水引到干旱的农田里。凡是有能力的官吏都很清楚，只有采取极端的措施，才能养活每一个人。他们关闭了所辖州的边界，以防饥民不受控制地逃难。他们定量配给粮食，并且小心谨慎地进行分配。实力强大的州长才是埃及真正的统治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采取短期或者较长期的措施来养活饥民，刺激当地的农业生产。埃及整个国家那种脆弱的统一性，就此土崩瓦解。

    在3个世纪的时间里，埃及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文明社会。历代法老已经促生出了一种信念，让民众以为他们掌控着从遥远上游而来的神秘泛滥。实际上，埃及这个国家所有不可一世的显赫辉煌，全都依赖于变幻莫测的印度洋季风，以及遥远的西南太平洋上的大气变化。这场危机，最终以尼罗河泛滥水位提高与法老门图霍特普（Mentuhotep）发动艰苦卓绝的军事征伐而宣告结束；公元前2060年，这位法老在上埃及登上王位，然后重新统一了全国，并且在位达半个世纪。

    门图霍特普及其继任者在位期间，重建了农业经济；当时，人们已经不再认为法老绝对正确了。他们变成了“百姓的牧人”，对古埃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强制实行一种严厉的官僚制度。他们得天独厚，在位期间洪水充沛，只有公元前8 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例外，其间的低水位泛滥再次导致了政治动荡。但到了此时，为了经济生存，各州州长开始前所未有地相互依赖起来。后来，埃及那些最成功的法老之所以能够实现治下的兴旺昌盛，是因为他们派人把尼罗河流域变成了一片组织有序的绿洲。拉美西斯二世（前1304—前1237年在位）兴建王都拉美西斯城时，他建造的沟渠被称为是全埃及最厉害的：高效、宏伟，精心装饰的设施灌溉着整个地区。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农业国家里，法老简直就是神灵一般的管理者；国家在扩大灌溉计划、技术进步以及大规模粮食存储等方面进行了大力投入，确保了民众能够在多年的饥荒与危机中生存下去。宗教则是这种制度具有掌控力的最终源头。每个为自家田地和庄稼挖修沟渠的农民都很留意，他们必须公平修建，不然就会受到惩罚、坠入地狱。古埃及有所谓的“反面忏悔”，也就是人死之后灵魂接受审判时所做的告白；其中的第33条和第34条，要求灵魂申明自己从未阻断过水源，也从未非法接引过别人沟渠中的水。最终，这个国度就做好了应对危机的准备。埃及有备无患的情况，甚至在《圣经》中关于约瑟与家人为逃离迦南的饥荒而前往埃及的故事里都有所记载，因为约瑟等人知道，埃及会有充足的粮食盈余。

    众神尽管拥有无所不知的力量，却无法为人们做出长期性的季风预报。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祭司们确实开发出了简单的“尼罗尺”水位计——一种巧妙的科学工具，能够在河水上涨时测出洪水的水位。如今，除了一些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穆斯林征服埃及之后出现的水位计，这种工具已经罕有存世了。由法老所制的大多数水位计，都由神庙控制着。上埃及地区的阿斯旺是该国最南端的城市，而其对面的象岛上，就留存着一种重要的水位计样本。人们在这里可以测量当季最早的洪水水位。那座水位计建于古罗马时代之前，后被古罗马人所修复，大致就是河岸之上的一口井，用严丝合缝的石块建成，石块上面标着以前记录的、不同的洪水水位。一代代人长期观察积累和传授下来的经验，让祭司们能够以惊人的准确程度对洪水的水位做出预测。这是一种极其宝贵的信息；不但为与灌溉工程打交道的农民所需要，也为孜孜不倦地监督庄稼收成的税吏所需要。正如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曾嘲讽的：洪水越厉害，财政收入就越多。

    古埃及文明又繁荣发展了2,000年，最终变成了罗马的粮仓，这一点并非巧合；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对此进行探讨。不过，即便是在那时，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也曾造成旷日持久的干旱和旱情导致的饥荒，不但让成千上万人丧生，而且影响到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两地的粮食供应。

    印度河：城市与乡村（约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1700年）

    印度洋季风的波动，对数百万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不但影响到了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也影响到了热带非洲，或许还影响到了南亚和东南亚；其中，就包括印度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

    南亚地区的东部为热带雨林，北部为山脉，且为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孟加拉湾所环绕。这个次大陆上，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极具多样性的独特文明。其中最早的，就是印

    度河文明，它属于早期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同时繁荣发展起来的伟大文明之一。[10] 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印度的考古学家几乎纯属偶然地在旁遮普邦发现了这个文明；当时，更广阔的外界仍然对其所知不多。如今我们知道，这种文明曾经在至少达 80 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区域里（大致相当于西欧面积的四分之一）繁荣兴盛，不但覆盖了今天的巴基斯坦，还从如今的阿富汗一直延伸到了印度。印度河流域与现在已经干涸的沙罗室伐底河流域，是这个文明的文化中心，但它们仅仅是一个范围更大、具有多样性的散居社会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个社会绵亘多种多样的环境，从俾路支斯坦的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麓，纵贯旁遮普和信德的低地，直至如今的孟买。

    考古学家已经在印度河流域的多个生态区里确定了1,000 多个定居地，从植被葱茏、绿色遍野的乡间田园，到气候炎热、不宜居住的半沙漠地区，到处都有。尽管大多数遗址都是村落，但其中至少有5处为主要城市。需要明确的是，这里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文化群落，规模大约达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埃及同时代城市文化群落的两倍。这里的城市，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到公元前1900年间，曾经令人钦佩地繁荣了六七个世纪之久。这里的人口可能达到了100 万，与古罗马鼎盛时期的人口相当。只不过，这个庞大的文明很快就从历史上消失了。无论是公元前4世纪入侵此地的亚历山大，还是公元前3世纪南亚次大陆上一心向佛的统治者阿育王，对这个文明都一无所知。因此，考古学家不禁要问：气候变化在印度河文明的消亡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如今，当地的气候有利于农业，因为那里有两种不同的天气系统占据主导地位，有时二者还会叠加。[11] 在西部高原地区发挥作用的，是多雨的冬季气旋系统，而夏季季风系统，则会为印度半岛各地带来降水。假如其中一个系统未能带来降雨，那么另一个系统往往能够加以补足，从而意味着如今的印度河流域不会出现饥荒。每年的7月至9月间，印度河本身也会泛滥。农民会待洪水退却之后，以洪水带来的淤泥为肥料种植庄稼，到来年春季再进行收割。有意思的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的农民进行过大规模的灌溉；这一点不同于埃及，因为埃及人必须修建灌渠来扩大洪水所及的范围和蓄水。很有可能，假如印度河流域某个地区的收成不佳，那么获得了丰收的另一个地区便会通过当时业已完备的贸易网络，送来粮食进行救济。

    印度北部新德里以北约200千米的萨希亚洞穴（Sahiya Cave）中的石笋表明，印度河文明形成的那几个世纪，正是强季风导致气温升高、降雨也显著增加的一个时期。[12] 结果，作物收成变得更可预测，粮食盈余变得更加可靠，印度河文明赖以生存的经济上层建筑就此形成。也正是此时，不断发展的村落与较大的农业群落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前工业化文明。

    尽管有过多种形式，但城市已经成为古代文明的一个标志。它们完全不是人们在中东大部分地区发现的那种紧凑、拥挤而有围墙的定居地。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很难与乌鲁克、乌尔、拉美西斯诸城比较，事实上也很难与其他地方的任何一座城市比较。忘掉亚述和苏美尔君主们浮夸的豪言壮语，忘掉古埃及法老们自吹自擂的意识形态宣言吧。曾经掌管着哈拉帕、摩亨佐达罗以及印度河流域其他城市的统治者，至今仍默默无闻。他们与古埃及人或美索不达米亚人不同，不喜欢在寺庙墙壁上大肆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再则，这种文明中似乎没有什么寺庙；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宗教建筑的明显迹象。此外，那里只有一些模糊的宗教暗示，比如一尊“祭司王”的小型半身像；不过，此人有可能既非国王也非祭司，而只是某个沉浸在极乐的瑜伽式冥想中的人。大量装饰性的印章上，也带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其中包括以明显的瑜伽姿势打坐的人。这是宗教信仰吗？也许吧。遗憾的是，他们的文字系统仍然没有为世人所破解。假如得到了破解，那么印度河文明的密码可能会讲述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但在此以前，考古学还是会指出，当时此地城市中居住的，都是一些谦逊与崇尚平等的人。

    20世纪40年代末，劲头十足的英国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曾在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两地进行过发掘，却并未找到装饰华丽的建筑、宏伟壮观的寺庙、镀金的神殿或者宫殿。相反，他发现了两座城堡，里面建有相当实用的公共建筑，包括一座粮仓和一座用砖块建造、有支柱的大型厅堂；砖块能够保护大厅不被洪水冲垮。人们都住在精心建造的房屋里（同样是用砖块建成），并未显露出城市里常有的阶级差别的任何迹象。然而，尽管两座城市明显崇尚平等主义，在公元前2550年左右到公元前1850年间有人居住的那个时期，两城都属于世界上最复杂的城市。城中建有气势恢宏的防洪工程、水井，以及可与现代相媲美的卫生设施，其中还包括世界上最早的洗澡间和带有下水道的厕所。在两座城市里，建造者都遵循一种不规则的网状建设规划；这种规划历经多个世代的发展演变，其中包括呈网格状的街道与房屋。惠勒曾经令人难忘地描绘他的印象：“中产阶层繁荣富裕，热衷于市政监管。”[13]

    惠勒喜欢进行生动形象的描述，并且用其西方视角来加以渲染。不过，他对中产阶层繁荣富足的描述，却是错误的。最新观点认为，两城都属于多中心社会，有墙壁与平台将城内划分成了不同的区域；城外的定居地较少，是从事经济活动和工匠们劳作的地方。印度河文明可能是一个无等级社会，公共活动曾是平常之事。然而，这种文明中的城市居民可能也逞强好斗，因为定居下来的人类经常如此；比方说，有迹象表明，哈拉帕曾经出现过相互对抗的地方社群。[14] 然而，考虑到印度河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证据表明发生过任何有组织战争的已知文明，那么，我们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可能存在的地方性争端，就会是一种相当不公平的做法。尽管我们也曾努力寻找相反的情况，但所有证据还是表明，至少在城市层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和平、繁荣与崇尚平等的社会。这个社会，也与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的民众，曾与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过数个世纪的贸易。

    无论哪种社会曾在印度河沿岸以及更远的地方繁荣发展，无疑都不属于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社会，能与华而不实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诸邦形成更加鲜明的对比；而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来看，印度河文明的韧性也要强得多；尽管从其幕后始终存在地方领导人与城市之间的竞争这种意义上来说，印度河文明也很脆弱。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周围的乡村定居地也发展起来了。实际上，我们或许应当把这些城市称为“城邦”，才能反映出它们在当地环境中的重要性。至于城市周边的定居地，其中很多都以农业耕作为主，还有一些则属于手工艺中心。许多定居地只是短时间里有人居住，或者断断续续地有人居住。

    当时居无定所的情况很常见，河流密布、季风性洪水频发的地区尤其如此。这样的环境要求定居人口具有流动性，以便适应变化迅速的水文条件。这种适应手段中的一部分，就是让家庭成员和亲属分散到几个定居地生活，以便稳定地获得水源供应。对于在局部需要面对极具挑战性的自然条件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局面有可能提供了更大的适应性与生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减少风险就成了生存的核心；人们所用的策略，很可能包括多茬复种（即每年种植两三种作物）、栽种抗旱作物以及在同一块地里同时种植不同的谷物等等。[15]

    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种植大麦、小麦之类的冬季作物与小米、抗旱谷物等夏季作物，农业多样性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增强。不同地区的农耕方式之间差异巨大，使得这里很难对粮食生产实施任何一种形式的集中存储和控制措施。哈拉帕遗址的一个大型粮仓表明，养活大量不从事农耕的城市人口，无疑是当时的人十分关注的问题。极有可能的是，像哈拉帕这样的城市所依赖的，都是城市腹地提供的粮食盈余以及完善的基本商品贸易网络，而农村地区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

    印度河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河文明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丰富多样、权力分散的社会；这一点，就使得可持续生存的问题远比独裁君主统治大片领土时更受地方关注。虽然不同地区的风险管理差异巨大，但它们却在朝着共同的方向发展：印度河流域的所有城市，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全都消失，而整个文化综合体也随之消亡了。为什么呢？

    熬过大旱

    “4.2 ka事件”是一个极度干旱的时期，给整个亚洲与印度洋地区那些简单的和较复杂的社会都带来了长期的困扰。印度洋夏季风和冬季风强度减弱的时间，与哈拉帕、摩亨佐达罗以及印度河流域其他城市消失的时间大致吻合；不过，大旱似乎不太可能是触发城市解体的唯一因素。在这里，我们是有意使用“解体”（dissolve）一词，因为说“崩溃”的话，会让人产生误解。农村群落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散居传统。近期对哈拉帕一座墓地中的骸骨进行的同位素研究表明，很多死者都是从别处而来的移民。人们源源不断地进出这些城市，也会频繁进出一些较小的群落。考虑到村落与较大社群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较大社群中必定有他们的其他亲属，起码也有贸易伙伴。

    印度河流域城市的解体，可能只是对食物短缺做出的一种防御性反应，因为迁往水源供应较充足、可以找到食物的社区，就能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文明，故人口流动就是适应措施。毕竟，假如照管好自己所在的社区就能衣食无忧，为何还要去为城市提供粮食呢？村落中为了适应长期干旱而将作物多样化，更多种植夏季作物与抗旱谷物，比如小米与水稻，也就成了一种常规。作物收成可能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故难以维持大型城市所需。整个印度河流域各地显然存在差异，不过，我们同样应当将短期干旱与长期性的干旱周期区分开来；在长期性的干旱周期中，短途甚至是中等距离的供应网络也无法为城市生产出充足的粮食盈余。在高度重视亲属关系与义务的非等级制社会里，一种古老的适应策略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据一些针对定居地进行的研究来看，许多人在公元前 1800 年左右离开了印度河流域，往北迁徙到了拉贾斯坦与哈里亚纳，故随着哈拉帕的没落，上述两地的人口也出现了大幅增长。

    除了韧性，一些根本问题如今依然没有答案。看似稳固的印度河流域诸城在面对漫长的干旱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此时的气候，是否太过干旱？农民的适应之举，是否变得太过多样化了？是不是气候变化导致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人口根本不可能适应？我们知道，虽说印度河当时仍然水流湍急，但该地区的第二条大河沙罗室伐底河却已干涸；或许是因为一场地震破坏了该河的上游，导致河水改向，注入了恒河。随着沙罗室伐底河逐渐干涸，依靠此河生存的定居地也消失了。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倾覆。

    尽管印度河文明已经消失，但从全局来看，它却是一种长久存在的文明。无疑，以工业化之前的早期标准来衡量，印度河流域诸城都曾异常稳固与持久存在。它们之所以具有长久的韧性，可能是因为当时的人都依赖一些可持续的农村生活方式；可事实证明，当作物收成减少导致粮食盈余大幅下降时，仅仅依靠这些生活方式是不够的。相比而言，乡村农民反而通过种植一系列适应了当地环境与水源供应的作物，实现了长期的可持续生存。人数较少的群落，可能拥有他们熟悉的、长期采用的社会机制，故人们对作物与耕作方式的选择以及他们的文化行为都较为灵活。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迁移可能就成了许多地方的必要之举，这也解释了人们不断弃定居地而去的原因。当然，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文明是以痛苦的方式终结的，因为我们并未看到这里爆发过大战（甚至是小规模战争）的迹象，也没有证据表明定居地出现过暴力或者遭到过破坏。

    印度河文明之所以强大稳固，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农村的社会与经济基础之上。就其本质而言，这种社会和经济基础是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原因部分在于，那里的环境极具挑战性与多样性，或许还在于，那里有一种似乎平和安宁、没有社会等级以及约束性的宗教教条的意识形态。在一个去中心化、大部分社会权力留在地方的社会中，这种意识形态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城市是一种临时的适应之举。农村社区可以熬过长期的干旱；尽管邻近社群的帮助有可能减轻了干旱带来的影响，但农村无疑不会出现饥肠辘辘而密集拥挤的城市人口所经历的痛苦。同样，最成功地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最终都属于地方性的举措。

    各有所好

    逞强好斗、极其脆弱且易被摧毁：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埃及这两大最早的文明，其一连串统治者都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和独特的治理模式，强加于亘古以来的村落社会之上。由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众神加以合法化之后，这些统治者的故事就成了一段权力与荣耀的佳话。可在印度河流域，人们却似乎尝试过某种别的做法，即合作与社会平等（起码在城市居民当中是如此），并且明显弱化了等级制度、君主制度和宗教信仰。为了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这些策略，每一种都在一段时间里获得了成功，直到新的政治组织体系兴起并改变了社会。不过，说到应对干旱与重大气候事件，最有效的对策却既非来自为了资源而征服邻邦的中央集权制帝国，也非来自那些实力强大、掌管着集中化粮仓的总督，而是来自地方主动根据自身群落所熟悉的现实情况及其周围环境，量身定做出的适应性举措。无疑，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早期文明在气候变化面前，没有哪一个曾经全然无力应对。但在面对一些重大情况，比如“4.2 ka事件”时，它们也不像偶尔有过的情形那样具有无限的适应力。它们所应对的《圣经》当中所述的一场场漫长干旱的经历，现代的工业文明社会从来不必面对。假如将4,200年前的干旱事件放到当代背景之下来看，那么，1998年至2012年间黎凡特地区长达15 年的干旱，其旱情据说就要比过去900年间任何一个可比时期都厉害。这场干旱，比近几百年里自然变化造成的其他干旱都要严重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势不可当的人为气候变化。考虑到人们对未来全球气候的预测，我们需要在国际范围内采取更大的适应措施，规模将远超过去。从公元前 2200 年那场特大干旱事件中吸取的教训，或许有助于我们去面对未来即将出现的大量气候挑战。

    这些社会留下来的遗产，对如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法老们统治着一个面积广袤的河谷，那里降雨稀少，但每年都有一场变化莫测的河流泛滥。“4.2 ka事件”让他们明白，在一个农业权威最终以村落为本的社会里，无论是独裁权力还是众神，都无法解决作物歉收与饥荒的问题。后来的统治者则鼓吹新的教义，将法老说成是引路的牧人。这些领导者在粮食储存与地方性灌溉方案上进行过大量投入。他们的文明，延续了 2,000 多年。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百姓却生活在一种撕裂了的政治局面中，很大程度上由显著的极端气候与往往猛烈的洪水所决定。这种局面，远比古埃及的环境易变，而反复无常的环境变化还有可能导致河流改道，甚至是干涸。从长远来看，生存以及适应干旱周期与其他气候变化既需要深入的环境知识，也需要深厚的农业知识。在这个方面，真正的权力最终并非掌握在实力强大、大肆征伐的国王手中，而在于城市与农耕社群适应当地环境的能力。正如萨珊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亚述人消亡数个世纪之后才发现的那样，大规模的灌溉农业会带来全面的环境改变，故在有些方面很脆弱（尤其是易受盐碱化的影响）；而这一点，在早期进行较小规模耕作的农民中已是众所周知。所以，萨珊人的农业没有获得成功。

    尼罗河沿岸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少数精英实行统治。他们过着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农民却要辛勤劳作，有时还处于长期贫困之中。对于掌控多数民众的少数人而言，实行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与经济控制最为理想，即便这种控制意味着他们必须遏制地方的知识，禁止传统的解决办法，以及消磨百姓在面对不断增长的实物税需求时的韧性。印度河文明似乎正好与之相反，是一个去中央集权化和极具多样性的社会，倡导社会平等（至少在城市中如此），权力则掌握在那些靠着土地为生的小社群手中。在这里，迁徙就是人们为适应洪水不足与干旱而经常采取的对策。即便到了沙罗室伐底河干涸、印度河流域诸城解体之后，这种独特的印度河文化及其制度，也依然存续了一段时间。如果说过去有什么例子，说明了传统知识与地方性办法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价值，那就非印度河文明莫属了。

    与此同时，我们现代的工业化世界实行的却是一种经济极端不平等的制度，它建立在一种崇尚积聚、增长和剥削的意识形态之上，让少数精英靠别人的劳动变得富裕起来。然而，许多资本家都会忘记——或者更喜欢无视——还有无数人生活在农村，并且按较为传统的方式生活。尽管生活艰难，但这些人还是生存下来了，原因就在于他们依赖的是古老而传统的农耕和放牧策略；这些策略对所有人的未来都至关重要，在现代世界中也仍然具有可持续性。

    虽然考古学家已经让我们了解到大量有关远古时代气候变化与适应情况的知识，但我们也有许多的历史记录与科学资料，涵盖了过去的2,000年。我们将会看到，就算是几十年的短期干旱或者短暂的寒潮，也曾导致死亡与苦难，并且最终导致一些实力最为强大的帝国灭亡。在接下来的各章中，我们将从意大利开始，然后一路横跨整个世界，去探究其他几个在气候变化面前崩溃的帝国。偶尔，我们也会看到人们成功应对气候挑战的情况，并且学习他们的经验。但我们首先要探究的，就是罗马帝国的遭遇。

    [1]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 Robin Water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bk. 2, line 111, 136.
    [2] J. Donald Hughe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Ancient Egypt,” Agricultural History 66, no. 2 (1992): 13.
    [3] Barry Kemp, Ancient Egypt: The Anatomy of a Civilization, 3rd ed.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8)，这是一部了解古埃及文明的出色指南。
    [4] I. E. S. Edwards, The Pyramids of Egypt (Baltimore: Pelican, 1985), 12.
    [5] Mark Lehner, The Complete Pyramids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97). See also Miroslav Verner, The Pyramids. Rev. ed.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21).
    [6] 佩皮二世的在位时间存有争议，有可能短至64年；但按照法老的标准来看，这仍然是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漫长统治时期。
    [7] 在埃及学当中，气候变化在古王国的没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仍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有一篇论文对各种观点进行了有益的总结：Ellen Morris, “Ancient Egyptian Exceptionalism: Fragility,Flexibility and the Art of Not Collapsing,” in The Evolutionof Fragility: Setting the Terms, ed. Norman Yoffee (Cambridge,UK: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19), 61–88。
    [8] 人们认为《伊普味陈辞》（The Admonitions of Ipuwer）的创作时间可以追溯至中王国时期，这是一部不完整的文学作品，保存在大约公元前1250 年的一份纸莎草纸上，但其正文源自更早的时代。这是世人已知最早的一部政治伦理学专著。伊普味认为，贤明的法老应当约束其手下官吏，并且执行众神的意志。引自 Barbara Bell,“Climate and the History of Egypt: The Middle Kingdom,”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79 (1975): 261。
    [9] Barbara Bell, “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History, I: The

    First Dark Age in Egyp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75 (1971): 9.

    [10] 对印度河文明的概述之作：Andrew Robinson, The Indus: Lost

    Civilizations (London: Reaktion, 2021)。亦请参见 Robin

    Coningham and Ruth Young, From the Indus to Ashoka:

    Archaeologies of South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 Ashish Sinha et al, “Trends and Oscillations in the

    Indian Summer Monsoon Rainfall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no. 6309 (2015); Peter B. deMenocal,

    “Cultural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During the Late

    Holocene,” Science 292, no. 5517 (1976): 667–673. See also

    Alena Giesche et al., “Indian Winter and Summer Monsoon

    Strength over the 4.2 ka BP Event in Foraminifer Isotope

    Records from the Indus River Delta in the Arabian Sea,”

    Climate of the Past 15, no. 1 (2019): 73. doi: 10.5194/cp

    15-73-2019.

    [12] Gayatri Kathayat et al., “The Indian Monsoon

    Variability and Civilization Change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Science Advances 3 (2017): e1701296.

    [13] Mortimer Wheel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44.

    [14] 基本资料：Cameron A. Petrie, “Diversity, Variability,

    Adaptation, and ‘Fragility’ in the Indus Civilization,”

    in Yoffee, Evolution of Fragility, 109–134。

    [15] C. A. Petrie and J. Bates, “ ‘Multi-cropping’, Intercropping and Adaptation to Variable Environments in Indus South Asia,”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30 (2017): 81–130，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印度河农业的论文。

    第五章 罗马的衰亡（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8世纪）

    公元 350 年，罗马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其规模之大，令人难以置信。罗马帝国的公民，从欧洲西端的西班牙到远至东方的尼罗河流域，在各地繁衍生息着。罗马帝国的军团驻守在气候寒冷的不列颠北部的哈德良长城上，控制着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的防御工事，在撒哈拉沙漠北部边缘与亚洲西部也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镇子；根据传说，此城是公元前753年由罗慕路斯与雷慕斯这对双胞胎兄弟所建，据说他们是由一头母狼养大的。罗马先是变成了一个君主国，然后是共和国，最终又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中枢。然而，公元476年最后一任皇帝退位之后，这个帝国便土崩瓦解了。

    罗马帝国为什么会分崩离析，是历史上一个存有重大争议的问题。[1] 1984年，德国古典学者亚历山大·德曼特曾经列举了自古典时代晚期以来，人们针对罗马帝国衰亡提出的不下210个原因。如今世间无疑提出了更多的原因，但也有了一种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对于古罗马时期的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我们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暖和的开始（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年）

    罗马帝国诞生于一个气候温暖、普遍湿润且持久稳定的时期；传统上，人们将这一时期称为“罗马气候最宜期”（Roman Climatic Optimum，略作 RCO），它从公元前2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50年。[2] 种种宜人的气候条件，与公元前 43 年阿拉斯加地区的“奥克莫克二号”火山大规模喷发之后火山活动大幅减少的时间相吻合。从公元前 44 年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到公元169年之间，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火山喷发；就算公元79年著名的维苏威火山喷发，规模也相对较小。在西方，北大西洋涛动与大西洋西风带是两大主导因素。东方则有一系列的气候因素参与，其中包括印度洋季风、厄尔尼诺现象，以及北纬30°的持久性副热带高压，它们单调而有规律地遏制着降水。这是一个温暖和气候稳定的时期；对任何智人而言，条件都很完美。45座高山冰川开始消退，直到公元3世纪。高海拔地区的树木年轮表明，最高气温出现在公元1世纪中叶。正是当时罗马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3]，指出了山毛榉不只能在海拔较低之处茁壮成长，也喜欢生长在高山上。当时的整个地中海地区一直气候湿润，降水丰沛。

    “罗马气候最宜期”凭借较高的气温和通常很充沛的雨水，为地中海地区的农业创造了奇迹，尤其是小麦，这种作物对降雨和气温变化极其敏感。多年的较高气温与充沛的降水扩大了耕作的范围，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所以古罗马时期种植的谷物要比数百年之后中世纪农民种植的谷物产量更高。据一项保守的估计数据，气温每上升 1℃，就会增加100万公顷适宜耕作的土地，足以多养活300万至400万人。不仅小麦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像橄榄和葡萄等主要作物也是如此。

    有三大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了罗马疆域的扩张，即贸易、技术与气候。降雨增加，让北非地区变成了罗马的一座粮仓。如今，北非国家却须进口粮食了。不断上升的人口密度，将农民推向了更加边缘的地区。随着帝国不断发展和稳固下来，各地交通水平与长途贸易水平都大幅提高，使得原本具有风险的农耕变成了一种更加现实和风险较低的活动。属于半干旱气候的北非地区见证了灌溉农业的爆炸式增长，那里兴建了水渠、堤坝、蓄水池，以及简单却很巧妙的暗渠——这种设施能够利用重力，将地下水从海拔较高的地方输送到可耕作的低地上。[4] 在“罗马气候最宜期”达到顶峰的时候，作物种植拓展到了如今的撒哈拉沙漠北部。在公元2世纪干旱卷土重来期间，沙漠便再次开始扩大。在东方，来自死海地区索瑞克石窟中的洞穴沉积物则说明，公元100年之后那里的降雨量曾急剧下降。

    “罗马气候最宜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夏季气候开始势不可当地加速转变成更严重的干旱。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古罗马的农民为了建筑、生火和燃料所需的木材而对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乱砍滥伐。上述活动，都会导致地面向大气中反射更多的热量。如此一来，土壤中通过蒸发进入低层大气中的水分减少，使得夏季的降水也减少了。假如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争论还在继续——那么，随着“罗马气候最宜期”结束，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就开始一起发挥作用，而罗马帝国在随后的数个世纪里，也一直面临着由此带来的压力。

    古典学者凯尔·哈珀指出：“气候就是古罗马人能够创造奇迹的有利背景。”[5] 他认为，罗马帝国统治的土地曾是“一座巨大的温室”。“罗马气候最宜期”导致的发展，在其规模与抱负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不过——这个“不过”很严重——此种扩张看似神奇，其稳定性却直接取决于人类无法掌控的一些强大因素。

    公元150年之后的3个世纪里，罗马帝国的气候变得日益变幻莫测和不稳定起来，非但让农业和统治方式的调整变得反复无常，而且让帝国的人口也变得反复无常起来。各种不受掌控的气候变化力量开始产生微妙的作用，有时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正如哈珀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地中海向来都是一个气候变化剧烈的地区，而“罗马气候最宜期”气温较高、降雨丰沛，有可能缓解了每年气候莫测的程度；对当时的农民而言，气候过度不可预测是一种重要的现实情况。公元128年，经常出巡的哈德良皇帝巡察了非洲诸省。在巡察期间，那里下了5年以来的第一场雨；当年的小麦价格，要比过去气候较为湿润的数十年里高出了 25%。“御驾一到，天降甘霖”这样的奇迹固然很好，但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才行。于是，哈德良皇帝冒冒失失地下令，建造一条长达120千米的引水渠来为迦太基供水；这也是古罗马人建造的最长水渠之一。[6]皇帝的顺应之举虽然令人钦佩，但实际上，它不过是对数个世纪以来肆虐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危机所做的一种反应罢了。

    韧性与瘟疫（公元1世纪以后）

    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农业、人口、财政、军事与政治制度错综交织而成的庞大帝国。各种各样的风险，都曾危及整个国家。诚如马可·奥勒留皇帝所言，整个帝国就像一座风雨飘摇的岛屿，被敌人的舰队、海盗与暴风雨所围困。每位皇帝都不得不在一个持久动荡的世界里直面诸多困难，其中就包括了气候变化。风险管理靠的是人，须利用各种来之不易的策略，去应对意外的洪水、漫长的干旱，以及由此导致的让粮食供应不堪重负的饥荒等事件。压力就是罗马帝国晚期一种始终存在的现实，而其中的大部分压力，又日益来自气候变化。

    最有效的应对武器在农村，在业已获得了代代相传的经验与专业知识的农耕群落里：作物多样化和稳健的粮食储存策略，以及一些奇异的当地作物，它们能够在干旱年份里茁壮成长，故是一种重要的保险措施。自给自足、在饥馑时期帮助困难亲属与邻居的互惠之举，以及精心安排的资助，都属于农民手中的“武器”。罗马帝国的农村社会背后，蕴藏着一种深厚的自力更生精神。比如说在不列颠，罗马时期的农耕定居地似乎已经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尽管这种遗址如今为世人所知的不多，但英格兰南部的萨默塞特郡却发掘了两处。第一处是西格韦尔斯，它由一些互不相连、修有石墙的长方形建筑组成，而附近的卡茨戈尔遗址则以一种呈直线形的“街道”布局为标志。[7] 这两个罗马-不列颠定居地属于同一时代，但看上去却截然不同。它们显然不是按照帝国那种自上而下的规则千篇一律地组织起来的，而是根据当地居住者的需求独立发展出来的，有时还是在罗马时代以前就发展了漫长的时间，比如西格韦尔斯就是这样。

    有些顺应策略，也拓展到了城市与市镇。城市里的粮食储存，在帝国各地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许多城市都是沿着主要河流与水道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并非巧合，因为河流与水道降低了它们对各自腹地的依赖程度。众所周知，内陆城市很容易受到短期干旱的影响，因为这些城市输入与输出粮食都要困难得多。

    出现粮食危机时，罗马帝国政府早已做好了准备，要么是提供粮食，要么就是遏制任何一种企图剥削他人的做法。这就是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互惠与资助原则的一种真正延伸。帝国实行的应对策略，往往规模宏大。公元117年至138年在位期间，哈德良皇帝巡视了许多城市，并且“悉加眷顾”。[8] 他修造水渠供水，兴建港口，进口粮食，甚至为公共建设提供资金。那些为罗马供应粮食的市政粮仓，规模都很巨大。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193—211年在位）极其关注罗马的粮食供应问题，以至于去世后他还留下了可供罗马吃上7 年的粮食。粮食救济变成了帝国慷慨大度的一种公认象征。公元2世纪时，古城以弗所发出的一封公函中曾经承诺，只要作物收成足供罗马所需，埃及就会将粮食运往此城。“若如吾等所祷，尼罗河之泛滥一如往昔，埃及人之小麦亦获丰收，则汝等当为母国之后率先获得粮食者。”[9] 在很多方面，古罗马人面临的全球粮食供应挑战都与我们如今一样，因为当时的人正越来越容易遭受饥荒的威胁。我们不妨想一想现代美国或者欧洲各国超市的情况。您可以买到产自世界6个大洲的食品。与古罗马人一样，我们的食品供应也严重依赖单一栽培，依赖玉米、小麦和其他谷物的大规模生产，也依赖于工业化的畜牧业。假如人类食物链中的部分链条因为全球变暖而断裂，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或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之类的人类流行病，还有像“疯牛病”等有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减少牛肉供应量的动物瘟疫时，它们对食品供应的影响情况又会如何呢？

    古罗马人的食物链，达到了极其复杂的程度。在公元 2世纪，大约有20万罗马公民每月都能领到5斗小麦；光是用于救济的小麦，发放量就达到了8万吨。[10] 每年都有一支大型的运粮舰队，从亚历山大港驶往罗马，且舰队一向都会受到兴高采烈的罗马人夹道相迎。值得注意的是，向罗马城运送粮食的任务由私人负责，官方并未参与；这一点，应归功于当时粮食市场的雄厚实力。不过，罗马的谷物供应主要依赖于两大粮仓，即埃及各州与北非其他地区。

    纵观帝国的历史，罗马帝国堪称一家庞大的企业，以不断发展的城市与远远超出了帝国疆域的贸易网络为基础。古罗马人很清楚中国人的存在。罗马帝国是一个宏伟显赫而令人敬畏的文明社会，促进了人类的远距离流动与联系。但帝国也变成了流行性疾病的温床；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里的卫生问题导致的。帝国境内的主要城市人口都很稠密，居民住得很近，还挤满了来自遥远国度的移民与奴隶。古罗马的市政工程师将水源引入各座城市的中心，供人们饮用、沐浴和冲洗下水道。他们修建了一些较大的公共厕所，一次能供50 至100 人使用。但这些城市里的垃圾处理和卫生设施充其量只能算是很简陋的。据说，光是罗马城，一天就能产生45 300公斤的人类粪便。蛔虫、绦虫以及其他寄生虫十分常见，而大量的细菌则让城市变成了一个个致命的、传染病频发的杂乱之地，夏末和秋季这段死亡高峰期尤其如此，因为夏季的炎热很致命。不论是富人还是贫民，都会感染疟疾、伤寒、慢性沙门菌和腹泻等。就连皇帝本人，也未能幸免：公元81年，皇帝提图斯很可能就是死于疟疾。“罗马气候最宜期”当中气温较高、雨量增加的那几个世纪，似乎助长了疟疾的流行。罗马与其他的主要城市，都成了传染病的“培养皿”。

    当时的瘟疫，通常源自内部而非外部输入，这种情况直到公元2世纪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才有所改变；当时，由于罗马开辟了季风航线，故帝国与印度洋、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的贸易联系大幅增加了。[11] 到了此时，每年都有差不多120 艘来自印度的商船抵达红海诸港。商船带来了黄金、象牙、胡椒和其他香料，还有中国的丝绸。胡椒变成了人们常用的一种香料，连遥遥驻守不列颠北部哈德良长城的士兵也不例外。亚历山大港扼守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世界之间的十字路口，成了东方奢侈品的最大市场。大部分贸易起源于盛产象牙与黄金的东非沿海，而那里正是一个拥有丰富的微生物多样性，以及有可能致命的病原体的地区。

    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历史悠久、传播人体携带的病原体的路线。2016年，研究人员在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大型的“丝绸之路驿站”发现了旅行者远距离传播传染病的最古老证据。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公元前111年前后挖成，直到公元109年仍在使用的一座汉代茅厕上。在一把把“个人卫生棒”（即用织物包裹着的擦粪棒）上，研究小组发现了4种不同的寄生虫虫卵，其中包括了中国的肝吸虫虫卵，它是一种能够引发腹痛、腹泻、黄疸和肝癌的寄生性扁虫。[12] 这种寄生虫只能在雨水充足、气候潮湿的地区才能完成其生命循环；然而，悬泉置驿站却位于气候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东端。这就说明，肝吸虫不可能曾在这个干旱地区普遍存在，而如今距这里最近、流行地方性肝吸虫病的地区，也在大约1,500千米以外。因此，研究人员的结论就是：一个本已感染了传染性肝吸虫病的旅行者，必定曾强忍腹痛，长途跋涉到了此地。不过，与很快就会让整个世界陷入困境的瘟疫相比，寄生虫及其虫卵就算不上什么了。

    公元2世纪中叶，一种似乎起源于热带非洲且传播迅猛的瘟疫，在安东尼·庇护在位期间（大概是在公元 156 年）传播到了阿拉伯半岛。公元166年年底，如今所称的“安东尼瘟疫”传播到了罗马，然后从一个人口聚集地传到另一个人口聚集地，迅速传遍了整个西地中海地区。[13] 整个罗马军团被瘟疫消灭，招募到的人员数量也大幅减少了。这场大流行是历史上首次有记载的瘟疫，从东南向西北蔓延，而其传播之势也完全不可预测。我们无法估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因此丧生，但死亡人数有可能多达罗马帝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罗马著名的内科医生盖伦所描述的症状与天花最为接近，这是一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的疾病。在亚历山大港之类的大城市里，这种疾病先是潜伏起来，然后突然暴发。公元191 年罗马的一次大暴发中，每天都有2,000 多人丧生。“安东尼瘟疫”席卷了整个帝国；此时正值一个关键时刻，国际贸易联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经济破坏与人口损失，但罗马帝国并没有崩溃，因为下一场大瘟疫要到公元249年才会再次暴发。人口数量很快恢复过来，因此“安东尼瘟疫”并未在人口方面留下长久的影响。这场瘟疫主要的短期后果，就是中断了基本的粮食生产与农业，饥荒则蔓延到了帝国的边远地区。在有些地方，城市居民还曾袭扰农村地区，夺走农村社区的粮食，因为城市居民觉得那些粮食本来就是他们的。帝国采取的一些重大政治调整措施，我们在此无须去关注，但变幻莫测的气候变化与不久之后就将露头的新病菌，暴露出了帝国的脆弱性。

    天花的暴发与持续的干旱引起了普遍的悲观情绪。到了公元3世纪40年代末，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身处日益干旱的北非地区，在作品中如此抱怨道：“世界日渐老耄，殊无往昔之生机……冬日既至，无充沛之甘霖，至种不润；夏之赤日，于麦田之上亦无往昔之焱焱。”[14] 他认为，当时的世界有如一个面色苍白、行将就木的老人，可他错了。

    后勤与脆弱性（公元4世纪）

    尽管西普里安主教如此悲观，但在公元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帝国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罗马仍然笼罩在一种特殊的光环之下。城中居住着大约70万人，每日配给的口粮是烤面包（而非谷物）、橄榄油以及葡萄酒，价格只有市场售价的零头；[15] 还有12万人获得猪肉救济。由于这些配给物资全都是免费的，故首都的人口急剧增长了。这一切的中心，是一个由国家掌管的庞大军事综合体。有50万人在战场上服役。一个复杂的后勤系统，为军队提供所有的装备、骑兵所用的坐骑和驮畜，还有军粮。仅仅军粮需求一项，就是帝国的一大负担，使之容易受到干旱以及其他一些比帝国当局意识到的更为严重的气候变化所影响。与此同时，公元330 年建成的君士坦丁堡（即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则成了正在崛起的东罗马帝国的中心。在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增长到了原来的10倍，从3万人左右增长到了30万。

    原本应当运往罗马的粮食，如今开始往东而去。诚如凯尔·哈珀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亚历山大港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海上，往来的船只极多，以至于就像一条狭长的人造‘陆地’。”[16] 这座建于 4 世纪的城市，既是当时国际贸易的十字路口，也是一个重要的希腊文化中心。

    幸运的是，此时的气候仍然相对宜人，气温较高，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只不过，“罗马气候最宜期”那段天下太平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繁荣昌盛，但帝国依赖于集约化的单一栽培，尤其依赖于从北非进口的粮食。即便是在干旱年份，最可靠的粮食来源仍然是尼罗河流域，那里由季风雨导致的洪水似乎总是充沛得很。土地肥沃的泛滥平原与丰沛的洪水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灌溉系统，而且早在法老们采取行动之前，人们就对那个系统进行了改造与利用。后来，罗马和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便靠埃及来养活了。

    然而，就算是埃及巧妙的“尼罗尺”水位计，也无法预测出种种影响尼罗河泛滥的不可阻挡的长期气候变化。最重要的罪魁祸首，就是遥远的南方与东方的热带辐合带和印度洋季风，它们一直都在非常缓慢地逐渐南移。尼罗河的泛滥是否稳定，对此河沿岸的人类社会与文明有着极大的影响。

    人们对纸莎草纸进行的细致研究表明，公元前 30 年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吞并埃及之时，正值尼罗河泛滥稳定可靠，还出现过多场优质洪水的时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55年。从公元156年开始，泛滥就不再那么可靠，而一度富饶的埃及，粮食出口形势也受到了影响，并且常常是极其严重的影响。

    除了季风变化，处于正指数的北大西洋涛动也导致了一些无法预测的情况。[17] 公元 3 世纪末，一段漫长的正指数北大西洋涛动期开始了，且在整个4世纪一直持续；其涛动水平之高，我们只在后来的“中世纪气候异常期”里才再次见到（参见第十一章）。高山冰川纷纷消退。不列颠的树木年轮记录表明，当时北欧与中欧地区的降雨量曾居高不下。法国和德国的橡树年轮，则记录了降雨量直到公元5世纪初都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但是，这个降雨充沛的时期并不长久。随后的3个世纪里，气候条件就没那么稳定了。铍同位素记录表明，当时的太阳辐射量（即到达地球的阳光量）出现了大幅下降。气候随之开始变冷，高山冰川也再次开始向前推进。地中海的南部边缘遭遇了严重干旱，让北非地区遭到了重创。城市里的粮食开始短缺，而富人们却试图从上涨的粮价中牟取暴利。黎凡特的沿海地区降雨稀少，长期以来都以降水无常而闻名。尽管后来及时出现了较为丰沛的大雨，但关于这场大旱的故事，却在犹太人的希伯来语作品中长久留传了下来。

    冬季风暴的轨迹边缘，只在地中海上空一闪而过；热带季风与遥远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帝国东部的降雨量不断地波动。干旱与饥荒，出现得更加频繁。公元383年，由于尼罗河的泛滥水位极低，故许多州的粮食都严重歉收。粮食开始普遍稀缺，情况极其严重，连相邻州也无法像过去一样运送粮食、相互帮助了。几个世纪以来，古罗马的哲人与诗人笔下描绘的，始终都是一个太平、仁义的世界。可如今呢，种种邪恶力量却降临到了人类头上。可想而知，当时的人们都以为，要么是公元4世纪刚刚皈依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内的那个基督教上帝发怒而阻止了降雨，要么就是各州中那些尚未皈依者所信奉的异教神灵发怒而阻止了降雨。流行性疾病之所以不可避免地随着饥荒而暴发，部分原因就在于人们吃了实际上不能食用的东西或者有毒的食物，从而降低了他们对各种传染病的抵抗力。

    马匹、匈人与恐怖场面（约公元370年至约公元450年）

    西罗马帝国的东边，坐落着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面没有树木，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地与灌木丛。那里的降雨毫无规律且变幻莫测，全然取决于来自西部的暴风雨的移动路径。古罗马人很瞧不起那些在无法耕作的大草原上到处流浪的游牧民族。古罗马人与中国的汉族都属于定居的农耕民族，可游牧民族却在不停地迁徙；他们骑马放牧，同时挤占定居民族的土地，先是袭扰中国中原王朝，后来又向西进犯。公元 4 世纪，一群群游牧的匈人出现在罗马帝国东部的边境。青藏高原的一系列桧树年轮表明，那里属于一种大陆性气候模式与季风气候相结合的环境。从公元350年前后至公元370年间，这个地区遭遇了 2,000 年来最严重的一个大旱时期。这一点，可能就是游牧部落开始向西迁徙的原因。[18]

    气候导致人们进出干旱环境——人们在降水较充沛的时期进入这些地区，而在气候干旱时则离开——这种效果开始发挥作用。匈人应对干旱的办法，就是跳上马背、四下散开，为他们的牧群寻找水源较为充沛的牧场。大草原上的政治权力中心，也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向西转移。这次突然迁徙的时间，与游牧民族形成的不同联盟之间展开激烈竞争的一个时期相一致。古罗马军人兼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凯林努斯，曾经生动直观地描绘了匈人的情况：“虽具人形，然皆丑陋，生活坚忍，乃至无须用火，无须美食……几至臀不离鞍。”[19] 他们那种威力强大的反曲弓，据说射程达到了150米。他们所用的战术极其凶狠，令人生畏。

    随着游牧民族不断从多瑙河中游地区向西迁徙，匈人的处境也到了紧要关头。公元378年，瓦林斯皇帝在哈德良堡附近的一场血战中被打败。有多达2万名罗马士兵在这场屠戮中丧生。公元405年至410年间，面对哥特人和后来其他民族的不断入侵，西罗马帝国逐渐衰亡了；入侵民族越过莱茵河，洗劫了高卢，并且向西征伐，远至西班牙。公元 395年狄奥多西一世皇帝死后，罗马帝国的东、西两半就再也没有统一到一个君主治下。公元410年，哥特人的统治者阿拉里克进入罗马。西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而罗马的实力也随之瓦解。阿提拉是所有匈人头领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位，曾大肆劫掠了巴尔干地区。直到遭遇一场瘟疫，此人才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止了步；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已因公元447年的一次大地震而遭到了重创。随后，阿提拉进军高卢和意大利，但因出现饥荒和军中流行在潮湿低地感染的疟疾而撤退，回到了大草原上。到6世纪时，由于始终须靠其他地方生产的粮食才能维生，故罗马的人口也急剧减少了。

    公元4世纪之初，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已经加强了对帝国行政的控制。他们宣称自己是神圣的君主，崛起于东部诸省的繁荣兴旺之中。戴克里先让皇帝变成了一位高高在上的国君，极其倚重礼仪上的治国方略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与早期那些从一座城池迁往另一座城池的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士坦丁大帝则把自己的都城建在海上，建在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贸易线路上。他的统治，是罗马帝国晚期的根基。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成了国际贸易的十字路口和一个重要的希腊文化中心。原本运往罗马的粮食，如今则转道往东而去。

    没有什么比每年对帝国粮库进行审计更能突出皇权之显赫。归根结底，皇帝最基本的义务，就是养活手下的臣民。都城有50万居民，皇帝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靠运气。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着税收与粮食供应。都城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这种安全是靠提供粮食来保证的。饥荒的威胁曾经在罗马引发内乱，故首都有了大量的粮食储备，足以养活50万人；其中光是获得免费面包口粮的人，就达8万之多。与数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一样，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来自埃及。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每年都从亚历山大港运来31万升小麦。[20]

    每一年，皇帝都会登上自己的战车。整个帝国中权力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禁卫军首领，会亲吻皇帝的双脚。皇家的游行队伍开进城中繁忙的市场区，然后朝着金角湾那些巨大的公共仓库进发；一艘艘装载着货物的船只，就停泊在金角湾里。到了这儿，掌管粮仓的庾吏就会呈上他的账簿。如果一切都没问题，庾吏及其会计就会获得 10 磅黄金和丝绸长袍，以资奖励。这场煞费苦心、精心上演的公开盛事向所有人表明，帝国的粮食供应很安全。

    查士丁尼大帝统治着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和很不稳定的城市，其中到处都是来自已知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与货物。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位于众多较小城市组成的广袤网络的中心。不过，就在皇帝率领群臣巡察粮仓时，生态系统中的另一个成员却在暗中冷眼旁观着：那就是学名为Rattus rattus 的黑鼠。这种无处不在的啮齿类动物身上携带着鼠疫杆菌，也就是导致腺鼠疫的那种微生物。

    瘟疫于541年传播到埃及，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蔓延到了罗马帝国全境。史称“查士丁尼瘟疫”的这场疫病，起源于中国西部的高原地区。[21] 到了 6 世纪，无论是经由陆路还是横跨印度洋的那些古老的贸易线路，罗马帝国与亚洲之间的贸易都已是一桩大生意，尤其是胡椒与其他香料贸易。丝绸也是一种珍贵的商品，但其生产大多集中在红海地区。红海以西，是埃塞俄比亚地区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以东则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希木叶尔王国，该国当时信奉犹太教，并且脚踩两只船，与罗马和波斯都结了盟。这个地区极具战略意义。因此，公元571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选定在红海沿岸阿拉伯半岛一侧的麦加降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病菌随着商人而来，而藏在船只运载的货物当中、已经感染了瘟疫的黑鼠也是如此。瘟疫首先出现于培琉喜阿姆，那里靠近红海北部的克莱斯马港（Clysma），从印度而来的船只经常在此停靠。从那里开始，瘟疫轻而易举地传到了尼罗河流域，然后进入了罗马帝国。登陆之后，瘟疫便朝着两个方向传播：一是往西传至亚历山大港，然后沿着尼罗河流域而上；二是往东，不但蔓延到了地中海沿岸，还传播到了整个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那个高效的网络将瘟疫带到了内陆地区，但瘟疫经由海路传播得尤其迅速。1542年3 月，疫情扩散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在城中持续了2个月之久。在疫情高峰期间，据说每天都有16,000人丧生。城中的50 万居民当中，死了25万至30万人。当地社会崩溃，市场关门，结果出现了饥荒。就连各级官吏，也十去其一。尽管人们将死者集中安葬在一座座大坑中，可尸体还是到处堆放着。许多死者层层叠叠，陷进“下方尸体渗出的浓液中”。以弗所的教士约翰曾目睹了当时的恐怖场景，并且撰文声称他看到的是“神烈怒的酒醡”[22] 。[23] 整个国家在这场灾难中摇摇欲坠。小麦价格暴跌，因为要供养的人口大幅减少了。一场严重的财政危机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帝国几乎无力调动一支军队，更别提支付军饷了。东罗马帝国的人口，行将骤减。从542 年至619年，君士坦丁堡平均每15.4年就会遭到一场瘟疫重创。公元747年，由于有太多的人死于新的瘟疫，皇帝只得通过强制移民的方式往这座几乎荒无人烟的城市重置居民。

    酷寒时代（公元450年至约公元700年）

    在罗马历史上的这个关键时刻，从公元450年至公元700年前后这3个世纪不稳定的气候变化，逐渐演变成了较为显著的降温，从而有点儿像是到了“大冰期”。公元450年之前，北大西洋涛动处于正指数模式；可到了公元5世纪晚期，北大西洋涛动指数却突然转正为负，导致了长久稳定的暴风雨轨迹南移。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都有所增加。与此同时，之前几百年里火山毫无动静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猛烈的火山爆发。公元536年是一个“无夏之年”，阳光几乎没有带来多少温暖；大气中的火山灰还遮云蔽日，让太阳也变得暗淡无光。在帝国的东部地区，这个寒冷而不见阳光的年份则导致了葡萄酒产量大减。[24]

    意大利政治家卡西奥多鲁斯曾经看到过一个蓝色的太阳。[25] 意大利当年的作物虽然歉收，但前一年的丰收弥补了粮食分配上的欠缺。公元536年这一年，不但给极北方的爱尔兰带来了饥荒，也让遥远的中国异乎寻常地感受到了夏季的寒冷。通过将冰芯、树木年轮以及全球火山爆发的实物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如今就能确定，公元6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火山活动最异常与最严重的20年。公元536年北半球的大规模火山爆发，曾经让3月的君士坦丁堡上空为火山灰所笼罩；这一年，正是2,000年来最寒冷的一年。欧洲夏季的平均气温，下降幅度高达2.5℃。公元539年至540年间热带地区一次更加猛烈的火山爆发，则让欧洲的气温再次下降了大约2.7℃。当时的寒冷程度，比17世纪处于巅峰状态时的“小冰期”更加严重。

    幸好，公元535年的丰收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饥荒，而地中海地区那些农耕社会对作物歉收具有传统的韧性，这一点也发挥了作用。因此，这次饥荒的直接影响要比纯粹蔓延的饥荒更不易让人察觉。人们通常所谓的“古小冰期晚期”，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不恰当的标签；这个时期的降温，让帝国当局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此前瘟疫的困扰与大草原上游牧部落在欧洲发动的密集袭击，早已让帝国当局不堪重负。公元500年前后，太阳活动已经开始大幅减少，导致太阳给地球带来的热量也少了。从公元6世纪30年代中期至公元7世纪80年代，太阳辐射量下降的同时，火山爆发也对全球的气温产生了影响。太阳辐射能锐减的幅度，甚至比17 世纪臭名昭著、气候酷寒的“蒙德极小期”里太阳辐射能的减幅还要大；至于详情，请参见第十三章。

    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气候变化本身一样，向来都因地而异。北大西洋涛动的突然变化，已经让暴风雨的轨迹南移，给意大利本土和西西里带来了丰沛的降雨和洪水。强降雪、低气温与更多的雨水，对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以及更往东的广袤地区也产生了影响。更为频繁的霜冻，导致许多传统种植区的橄榄树都被冻死了。北非地区则经历了灾难性的干旱化，导致大莱普提斯（Lepcis Magna）这座伟大的城市被人们所遗弃，其中的房屋则埋入了黄沙之下。北非地区不再是一座粮仓了。

    查士丁尼是一位积极主动的皇帝，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做斗争，比如抗击持久的干旱。他下令修建了许多引水渠和大大小小的蓄水池，以及一座座战略性地分布于各地的粮仓。这位皇帝改善了粮食运输，命人开垦洪泛平原，并且让一些河流改了道。诚如一位作家所言，皇帝做到了“将林谷相连”和“让山海相接”。查士丁尼似乎认为，他可以像征服手下的臣民一样征服环境。但在他那个时代，各种大规模气候变化的力量都太过强大；一介凡夫，又怎能将其征服？

    查士丁尼奋力熬过了环境变化与瘟疫造成的双重灾难，但“古小冰期晚期”的极端气候却逐渐将帝国推向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帝国相互联结的各个地区，则以不同的方式来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归根结底，罗马帝国是在各种环境原因的触发下，从内部缓慢衰亡的。

    在地中海的东部，尼罗河流域已经变成一个经过精心改造和尽力组织的绿洲，因为罗马统治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里成为罗马的粮仓。粮食产自一个由沟渠、堤坝、抽水设施与车马组成的复杂系统，其中的各个方面都依赖大量劳力和异常艰辛的劳作。埃及人主要进行单一栽培，种植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所需的小麦，除此之外几乎不种别的作物。在瘟疫导致罗马帝国诸城要供养的人口减少，使得小麦市场跌至谷底后，新收获的粮食供过于求，就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一种末日将至的感觉，在整个罗马帝国蔓延。一桩桩灾难性事件的沉重打击，似乎历数了上帝的愤怒与审判，因为上帝惩罚的都是虔诚的信徒。从6世纪起，我们就有了基督徒进行忏悔游行、旨在为不同社群赎罪的最早史料。教皇大格列高利曾经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祈祷活动，进行了长达 3天的祷告与诵经。唱诗班齐声诵唱赞美诗，祈祷队伍则穿过了整座城市。据说，在连续不断的祷告中，曾有80人支撑不住而死去。这样的仪式，就是在呼吁人们进行忏悔。但到了最后，随着伊斯兰大军将东部领地从罗马帝国分离出去，一种新的、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易卜拉欣一神论思想开始盛行起来。君士坦丁堡获取埃及粮食的那条生命线，停止了运作。数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一直如走钢丝，在脆弱与韧性的夹缝中艰难存续着。但到了最后，自然界种种不可避免的力量还是削弱了帝国百姓的意志，使得他们再也无法承受更多的苦难了。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罗马帝国都像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企业，掌控着巨大的财富。帝国的历任皇帝，都面临着他们那些极其传统、协调良好的领地遭遇的诸多挑战。罗马帝国的衰落，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从公元2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了8世纪。就像18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指出的那样，罗马帝国衰落的时间，比许多国家的整个兴亡过程更加漫长。[26] 这个内爆过程，并不是突然崩溃，而是一种缓慢的转变，是从一个严密控制和相对集权的帝国，变成了一个由不同社会和政治实体构成的组合体；其中的社会或者实体要么遭受了深重的苦难，甚至不复存在，要么就是兴旺发展起来了。罗马的繁荣发展，建立在奴役平民百姓尤其是奴隶的基础之上；帝国势力之所以曾经睥睨天下，是因为帝国具有优秀的军事组织能力，拥有高效地远距离运输粮食与其他商品的基础设施。帝国就是一种催化剂，使之容易受到短期与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在运输和集中储存粮食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出现相对短暂、只持续几年或者一二十年的气候事件时，帝国尚能应付。不过，随着干旱周期（尤其是特大干旱）变得更加旷日持久，对当地粮源与进口粮食的供应都造成了严重破坏，帝国的脆弱性就大大加剧了。加之罗马诸城不论大小，全都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故像“安东尼瘟疫”与“查士丁尼瘟疫”这样的流行病既无可避免，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尽管气候事件与瘟疫都属于转折点，我们也绝对不应忘记，经济与社会动荡，连同军事活动，常常是意外气候事件带来的冲击逐渐导致的。

    工业化之前的所有文明，都依赖于人类的劳动与自给农业。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城镇市场和供养常备军队而进行的农业集约化，以及为了养活劳工、军队和各级官吏而广泛运用的食物配给等发展手段，都加剧了日益复杂的社会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对于不愿冒险的自给农民而言，粮食盈余向来都很重要，因为他们耕种土地的时候，始终都对饥荒与营养不良心存担忧。相比之下，不断发展的城市和帝国则日益依赖于小麦之类的高效单一作物，可这种作物对干旱、寒冷以及降水过多都很敏感。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开始严重依赖于进口遥远地区种植的粮食，而在那些地区，基本粮食作物的单一栽培差不多变成了一种产业活动。这两座城市和其他主要人口中心的居民，再加上军队和官僚阶层，全都依靠政府分配的口粮；这种配给制度，确保了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尼罗河流域、欧洲的部分地区和北非其他地区都变成了罗马帝国的粮仓。在灌溉用水充足的几十年里，这种情况没什么问题；不过，等到埃及的洪水泛滥不足、干旱在北非各地的农田肆虐后，一切便都土崩瓦解。粮仓里空空如也，饥荒随之而来，结果就出现了粮食骚乱。面对气候变化与瘟疫，富裕的精英阶层与经常饥肠辘辘的平民之间那道日益加深的鸿沟，不可阻挡地扩大了。从罗马帝国的残垣断壁中，兴起了一个不同的、更加支离破碎的世界。国家被一些更有意义的地方性文化结构所取代，它们以新的方式塑造了世界。

    罗马帝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扩张，直到疆域从不列颠北部延伸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并与更加遥远的地方有着贸易往来。这种扩张主要发生在气候条件相对有利的几个世纪里，将多种文化与经济纳入了一个单一而庞大的系统。其间，有许多政治人物都家喻户晓，比如尤利乌斯·恺撒、克娄巴特拉，以及许多各有优缺点的皇帝，比如奥古斯都、克劳狄乌斯、尼禄与哈德良等等。帝国是在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军事与政治战略的背景之下繁荣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提出这些战略的人几乎没怎么花时间去思考长远的问题。无疑，他们也很少考虑那些会在他们有生之年过后出现的长期环境变化。尽管能够看出即将发生的种种灾难性气候变化，可我们如今的做法常常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

    帝国后期只能采取被动的对策，因为不同于如今的我们，罗马当时并没有重大气候变化（其中也包括了重大干旱）的预警机制。

    回顾罗马帝国的解体与转型，我们很容易看出，其中有些方面与如今人们普遍关注的这个世界惊人地相似，只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要重大得多罢了。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会带来种种危险，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差不多2,000年前的帝王们学习。我们只要看一看如今食物链的全球化，就能明白这一点。相比于古罗马人来说，在面对重大的气候变化时，我们拥有调整自身食物链的潜在能力。不过，有一种可能性却始终存在：未来全球变暖的速度将有可能太快，规模有可能太大，以至于我们当中会有数万人甚至是数百万人挨饿。而且，如今几乎还没人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1] 由于我们两位作者都不是研究古罗马的专业人士，故本章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凯尔·哈珀（Kyle Harper）一部经过了严密论证的综合性著作：《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哈珀汇集了广博的资料，讨论了气候变化与流行病在帝国漫长的崩溃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这是一部非凡的作品，有时会引发争论，有时又引人深思，可以引领读者巧妙掌握这一主题的纷繁难懂之处。当然，在这里进行简要总结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其中的许多争议与意见不一的地方。哈珀的作品当中，还含有一份全面的参考书目。亦请参见Rebecca Storey and Glenn R. Storey, Rome and the Classic Maya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7)。

    [2] 对于古罗马气候的概述，请参见Kyle Harper and M. McCormick, “Reconstructing the Roman Climate,” in The Science of Roman History, ed. W. Scheid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 preparation)。还有一份重要的综合性资料：Michael McCormick et al., “Climate Change During and After the Roman Empire: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from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43, no. 2 (2012): 169–220。关于“奥克莫克二号”火山喷发的资料：Joseph R. McConnell et al., “Extreme Climate After Massive Eruption of Alaska’ s Okmok Volcano in 43 BCE and Effects o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and Ptolomaic Kingdom,”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 no. 27(July 7, 2020): 15443–15449. doi: 10.1073/pnas.2002722117。
    [3]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古罗马时期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兼博物学家，代表作是《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其拉丁语全名为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因其养子也叫普林尼，故冠以“老”“小”来加以区别。——译者注

    [4] 暗渠是指坡度平缓的地下渠道或者隧道，利用含水层或者深井来灌溉农田。它们在伊朗被称为“坎儿井”，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广泛应用了数个世纪。它们基本上属于地下引水渠。

    [5] 该段的引文与来源：Harper, Fate of Rome, 53–54。

    [6] Harper, Fate of Rome, 54.

    [7] 关于西格韦尔斯（Sigwells）：Richard Tabor, Cadbury Castle: The Hillfort and Landscapes (Stroud, UK: History Press, 2008), 130–142。关于卡茨戈尔（Catsgore）： R. Leech, Excavations at Catsgore, 1970–1973 (Bristol, UK: Western Archaeological Trust, 1982)。

    [8] Harper, Fate of Rome, 57.

    [9] Harper, Fate of Rome, 57–58.

    [10] 1 斗相当于1配克（peck），或者约合9升的干量货物。

    [11] 这几段以哈珀的《罗马的命运》第92页至98页论述为基础。对于印度洋上的海运与贸易进行的总结，参见Brian Fagan, Beyond the Blue Horizon: How the Earliest Mariners Unlocked the Secrets of the Oceans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2), chaps. 7 to 9。

    [12] Hui-Yuan Yeh et al., “Early Evidence for Travel with

    Infectious Diseas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testinal Parasites

    from 2000-Year-Old Personal Hygiene Sticks in a Latrine at

    Xuanquanzhi Relay St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9 (2016): 758–764.

    [13]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and Harper, Fate of Rome, chap. 3，都论及了“安东尼瘟疫”。

    [14] 西普里安（约200—258）虽有柏柏尔人的血统，但后来成了迦太基主教，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基督教作家。他描述的那场瘟疫，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引自Harper, Fate of Rome, 130。

    [15] 整体概述请参见 Lucy Grig and Gavin Kelly, eds., Two Romes: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6] Harper, Fate of Rome, 185.
    [17] M. Finné et al., “Climat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Adjacent Regions During the Past 6000 Years — a Review,”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8 (2011): 3153–3173.

    [18] E. Cook, “Megadroughts, ENSO, and the Invasion of Late Roman Europe by the Huns and Avars,”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Environment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ed. William Harris (Leiden: Brill, 2013), 89–102. See also Q Bin Zhang et al., “A 2,326-Year Tree-ring Record of Climate Variability on the North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0, no. 14 (2003). doi: 10.1029/2003GL017425.

    [19] 引自Harper, Fate of Rome, 192。阿米亚努斯·马凯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 330—约395）既是一名战士，也是古罗马最后一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的主要作品是《大事编年史》（Res gestae），这是一部从塔西佗结束之处写起的31卷本历史巨著，前13卷现已佚失。

    [20] Described by Harper, Fate of Rome, 199–200.

    [21] 在概述“查士丁尼瘟疫”时，我们主要参考了哈珀的《罗马的命运》第6章。然而，关于这场瘟疫的地方性影响和随之而来的死亡率，以及鼠疫杆菌的历史，我们还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亦请参见William Rosen, Justinian’ s Fle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8)。

    [22] 神烈怒的酒醡，语出《圣经·启示录》中的19：15。原文为“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酒醡”是古时榨酒的器具。——译者注

    [23] 以弗所的约翰（约507—588）曾是叙利亚正教会的领袖兼历史学家。他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的第三部分论及了“查士丁尼瘟疫”，其中的内容都是他目睹的第一手资料。他认为那是神之震怒的征兆。引自Harper, Fate of Rome, 227。

    [24] Stuart J. Borsch,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The Collapse of Large Irrigation Systems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6, no. 3 (2004):451–468，以及该作者的其他论文。

    [25] 古罗马政治家卡西奥多鲁斯（约485—585）也是一位可敬的学者与作家。此人在爱奥尼亚海边的庄园里修建了维瓦留姆修道院，专门用于阅读和抄录手稿。

    [26] 爱德华·吉本（1737—1794）是一位历史学家兼下院议员，著有不朽之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此书出版于1776年至1788年间，总计6卷。Edward Gibbon and David P. Womersley,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3 vols. (London: Penguin Press, 1994).

    第六章 玛雅文明之变（约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5世纪）

    古罗马人曾经运气很好。公元前200年以后，在时间长达4个世纪和横跨地中海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那种气候相对稳定、温暖与湿润的环境下，罗马帝国曾经繁荣发展和不断扩张，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建立了一个以集约化农业为基础的辽阔王国，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意识到，支撑他们那座看似不可战胜的大厦的环境基础已经岌岌可危。当时的帝国似乎注定会永垂不朽，注定是一个将永远存续下去的统治实体。许多人都以为，假如帝国真的衰亡，那就意味着世界末日到了。

    虔诚的古罗马人都认为，人类的未来掌控在神灵的手中，无论有众多神灵还是只有一个神灵，都是如此。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之所以像古时的许多统治者一样，强调他们与神灵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看到，众神未能对公元3世纪以后气候不稳定的严酷现实进行干预；这些现实，最终削弱了一个深受复杂的气候、政治和社会压力所困，还暴发了灾难性瘟疫的帝国。罗马与君士坦丁堡这两座大城市，在一个被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所包围、发生了变革的中世纪世界中幸存了下来，只是实力大大下降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时地轴倾角的细微变化与强大的火山活动，助长了欧洲与地中海地区的动荡不安和危险局势，从而导致了所谓的“黑暗时代”。不过，在深入探讨这种交织着气候变化、政治与战争的混乱局面之前，我们必须走得更远一点，因为公元1千纪早期较为暖和与稳定的环境条件，还在美洲促生出了一些令人惊叹的文明。

    无论是墨西哥中部高原上靠近墨西哥城实力强大的城邦特奥蒂瓦坎，还是尤卡坦低地上具有多样性的玛雅文明，都在公元1千纪的中美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1] 玛雅统治者声称自己拥有神圣的血统，并且利用精明的商业头脑，涉及政治结盟与联姻的专业外交手段，结合精英武士阶层中偶尔爆发的战争，统治着那里。他们掌管着一个个动荡不安、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兴亡更替的王国。在其鼎盛时期，从公元25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了公元900年前后的古典玛雅文明，包括大约40个城市与王国。[2] 但在公元10世纪，南方低地上的古典玛雅文明却解体了；那里如今属于危地马拉的佩滕。王朝接连瓦解，城市纷纷崩溃，城中居民则散布到了乡间的村落里。大量人口南迁到了如今的洪都拉斯，就像印度河流域诸民族在其文明解体之后迁徙到了拉贾斯坦一样。一度人口稠密、有人耕作的农田都变成了森林，后来一直都没有复原。

    古典玛雅文明的剧变，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进行研究；不过，只是在过去的大约20年里，气候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干旱与洪水才变成了这种学术性讨论中的一个主要方面。新的一代代更准确的气候资料，将揭示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而其中涉及的，也远不止干旱与飓风。

    低地与君主（约公元前1000年至约公元900 年）

    尤卡坦半岛上的玛雅中央低地的环境，对于以分散的社区中众多分散的农庄为生存之根本的自给农民而言，极具挑战性，而对那些由野心勃勃的君主所统治的、复杂而又竞争激烈的城邦而言，就更是如此了。[3] 然而，玛雅人却在这个一度森林密布的高原上耕作和生存了2,000多年；高原由松质岩石构成，耸立于半岛之上。那里的现实情况，实在令人生畏。季节性的降雨极其变幻莫测，只是在炎热的夏季里出现通常短暂的暴风雨时，才会降雨。冬季则气候干燥。雨水会迅速渗过基岩。差不多所有的低地上，都没有任何形式的永久性水源供应，只是散布着一些相距遥远的泉眼。这种含水层，位于地表以下100米或更深处，故人们很难获取。再加上偶尔会有长达10年或者100 年的干旱，水源就成了人们在这里生存下去的最关键因素。在这种时期，蒸散——来自海洋、湖泊、植物冠层和其他源头并且超过了降雨量的水运动——就至关重要了。

    茂密的季节性雨林，覆盖着这片土地；当时，此地还没有被人们开垦出来进行耕作。深度各异的肥沃土壤上，植物生长得茂盛茁壮。低洼地带全是深达1米的黏土，雨季降水形成的径流都汇入其中，形成了一个个弥足珍贵的季节性湿地。磷是植物的一种有限养分，主要由森林的冠层获取，然后会被雨水冲刷到土壤里。为了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粮食盈余，满足数量日增的城邦所需、满足贪得无厌的城邦头领的要求，人们必须进行多样化和高效的农业耕作，并且深入了解复杂的低地环境。

    第六章里提及的考古遗址

    公元前1000 年至公元前 400 年间，有大批玛雅农民迁徙到了尤卡坦低地上；其中许多农民都来自墨西哥湾沿海，那里曾经出现过一个个繁荣兴旺的奥尔梅克社会。尤卡坦半岛上的本地农业繁荣已久，人们在这里栽培作物，并且在数个世纪的时间中对这里的森林环境有了深入的了解。[4] 到公元前600年时，他们正在兴建一座座巨大的金字塔，将祖先安葬于其中的平台或者其他结构里。这些金字塔成了他们礼敬祖先的圣地，家谱则成了他们申明自己对某些地方拥有所有权的重要方式。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后人建造了一些庞大的建筑群，一座座精美的建筑物上都装饰着神灵与祖先的灰泥面具。由此诞生了“查尔阿霍”（ch’ul ahau）这种神圣王权制度，“查尔阿霍”也就是“圣主”的意思。伟大的埃尔米拉多城就说明了这一点。数个世代以来，当地农民都是靠耕作公元前150 年至公元50年间开垦的湿地为生。

    这几个世纪，正是玛雅人开始大规模地改造当地环境的时候。此时，他们不但需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农民，还需要养活越来越多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他们曾移走数百万立方米的泥土，修建了水库、沟渠和池塘，为旱季蓄水。埃尔米拉多城在其鼎盛时期，曾占地16平方千米；它位于一个洼地之中，是靠洼地里的水源供应发展起来的。随着人口增加，为养活民众而进行的环境改造和兴建公共建筑对公共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在数代人的时间里，社会不平等变成了一种常态；常常与执政的君主关系密切的特权精英阶层，也日益疏离了平民百姓。

    埃尔米拉多城在突然之间就崩溃了；至于原因，部分在于过度砍伐森林，部分在于地表径流和侵蚀破坏了周围的湿地，使之成了降水丰沛的牺牲品。数个世纪以来，当地农民都是靠湿地来种植大量的粮食作物，提供此城所需的粮食盈余。但是，由于这个城邦有大量的非农业人口，所以等到平民百姓无法养活精英阶层的时候，其政治与社会基础就受到了威胁。对所有人而言，唯一的对策就成了迁徙，即随着城市中心日渐没落，迁徙到农村地区一些规模较小的定居地去。到了公元250年，玛雅人的政治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央低地；那里的一些新兴中心，比如卡拉克穆尔和蒂卡尔，已经在降水较为丰沛的一个时期里发展成了实力强大的城邦。从破译的象形文字中，我们得知了一些城邦君主的情况；这些象形文字，向我们揭示了一幅外交、贸易与战争交织且不断变化的图景。城邦的一切，都以王权制度为中心；这种王权按照可以追溯至一位开国祖先的朝代更替顺序，由父传子或者由兄传弟。玛雅文明不同于古埃及或者罗马帝国，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而是由大小不一的政治单元所组成；那些政治单元，最终演变成了四大城邦和无数个较小的王国。这是一个竞争极其激烈的社会，由一些实力强大的王朝统治着；它们的大本营，就是蒂卡尔、卡拉克穆尔、帕伦克和科潘之类的重要中心。

    埃尔米拉多城衰落之后，蒂卡尔与附近的瓦哈克通便乘虚而入，填补了由此留下的政治真空。公元1世纪，一个精英阶层开始在蒂卡尔掌权；那里的象形文字资料表明，从公元292 年至869 年间，蒂卡尔历经31位统治者，实行了大约577年的王朝统治。这个实力强大的新兴城邦，逐渐变成了一个多中心的王国，然后在公元557年被一个崛起中的国家的君主征服了；那个国家就是卡拉科尔，位于如今的伯利兹境内。

    到了公元650年，主要的贵族王朝都曾主持过一些繁复的公开仪式，以确认他们的精神血统与政治权力。他们把自己的行为与神灵、祖先的行为联系起来，有时还会通过声称他们的血统重现了神话事件来将其合法化。他们把他们的历史与当下以及超自然的来世联系起来，并将社会嵌入一个由神圣的地点与时间所组成的环境里。一位玛雅君主会煞费苦心地宣称，他是在世者、祖先和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媒介。这一点，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种不成文社会契约的基础；这里的被统治者就是千千万万玛雅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支撑着小小的一撮精英。玛雅低地上的人口，出现了急剧增长。肥沃程度一般的雨林土壤上，作物收成却越来越少。就算是短暂的干旱周期，也会危及宝贵的水源供应，尽管有作物多样化这样历史悠久的惯例，也是如此。这片土地迟早无法再养活大量的非农业人口。

    并不是说贵族们没有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在他们统治的数个世纪中，气候正在逐渐变得干旱起来。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仪式，都是以水源与降雨为中心。蒂卡尔的统治者还匠心独运，建造了一些神庙金字塔，对全年的富余雨水加以控制，因为这些金字塔的四面能将雨水导入蓄水池，用于灌溉附近的田地。玛雅统治者应对人口增长的措施，就是修建蓄水池和范围往往相当广泛的水源控制系统来蓄水，以应对干旱年份。

    玛雅农民之古今

    公元3世纪至10世纪间，整个玛雅低地上猛增了数百个大小不一的定居地，靠形式异常多样的农业耕作为生。其中，既有在森林空地上进行的刀耕火种式农业（称为火耕农业），在坡地上进行的梯田栽培，也有利用沼泽和湿地中的台田进行的耕作，这种台田农业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积极地利用环境和稀缺的水源。许多农民还有各种各样的农户庭园，栽种着大量的植物与树木。在地方层面上，玛雅农民管理着森林、蓄水，并且充分利用了整个低地上的不同土地与食物资源。他们干得非常成功，故在长达4,000年的时间里应对好了艰苦环境带来的种种风险。他们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最深入地了解了自身所处环境的具体情况，并且建立和维持着各种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体系；在公元9世纪玛雅文明遇到严重问题之前，他们至少经受了两次漫长干旱的考验。

    幸运的是，中美洲低地的玛雅农民后裔，如今仍然在那种严苛的低地环境里繁衍生息。现代村民采用的许多惯常做法，很早以前就一直存在；这就说明，它们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到，以前的人是如何应对干旱、作物歉收以及其他一些意外的气候灾难的。现代玛雅农业的多样性可谓惊人，这是他们针对从人口密度不断上升到当地土壤质量以及降雨模式变化等一切因素所做的反应。即便是作物混种，也会根据环境条件而逐年、逐季变化。比方说，伯利兹的凯克奇玛雅人如今仍然以传统农业为生。他们在排水不良的地区耕作台田、山坡梯田，雨季则会利用“火耕农业”这种刀耕火种式耕作系统。[5] 凯克奇人的旱季河岸农业，就是那种需要长期经验的机会主义创新能力的一个例子。每个农民都须平衡好气候条件、植被再生与其他的任务之间的关系。玉米越早播种下地越好，因为这种作物须趁着土壤仍然湿润的时候播种，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每年旱季开始的时间差别很大，会让问题变得很复杂，而收获火耕农业作物这一关键任务也是如此。假如火耕农业的收成不错，那么旱季耕作就不要那么多时间了。收成不好，则意味着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清理和耕种。

    这样的河岸农业，是在一种规模更大的自给周期之内进行的。其中的关键词是“周期”，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揭开玛雅人年复一年地应对毫无规律可言的气候变化时所用的策略；实际上，其他许多自给农民也是如此。这样一种周期性的生存，意味着靠土地为生的人会把时间看成一个无穷无尽的循环。他们的祖先经历了同样的周期：播种、作物生长、收获，然后是一个宁静的季节。这样的生活，具有一种始终不变、取决于作物与降雨的恒久性。

    这种有力的设想，赋予了受人尊敬的祖先一种核心作用。玛雅的王公贵族之所以强调他们与神圣祖先之间的亲密关系，埃及的法老们之所以举行繁复的公开仪式来证明他们作为神圣统治者的合法角色，都有着迫不得已的理由。王公贵族与祖先之间的各种关系往往具有权威性，并且执着于精神上的合法性。祖先与在世者之间的联系，深入渗透到了乡村生活当中，而在乡村环境下，人类的生存曾经依赖于他们与环境、降雨、植被以及土壤肥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至今依然如此。当今凯克奇人依赖常识、详尽的环境知识加上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认为祖先积累的经验对于生存来说是一项宝贵的遗产。

    在这个地区，祖先的经验无疑是一项宝贵的遗产。以前，这个地区一度人口稠密，高度依赖于农民的耕作技术，还有降雨。[6] 这里的人口，在公元 700 年至 800 年间达到了峰值。当时，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千米600人至1 200人的情况并不少见。据估计，生活在这些低地上的人口曾经达到了惊人的1,100万。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住在那些大城市里，而是以单个家庭的形式广泛分布于当地环境中，生活在所有的非城市地区。这种模式，与柬埔寨吴哥城周围的情况并无不同；在第九章里，我们将介绍后者的情况。可叹的是，无论是在柬埔寨还是在这里，城市腹地的任何一种环境压力，都增加了当地出现重大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动荡的概率。到了公元8世纪，南部低地的古玛雅文明就行将没落下去了。

    假如生活在公元8世纪末的玛雅低地，那么，您会居住在一个经过了人为改造、气候正在逐渐变得干旱起来，与数个世纪之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随着人口增长和作物产量下降，环境改造形成的累积效应加速了。清除了植被的地区与有所管理的森林、田地、城市结合起来，将大部分低地变成了一个人工改造的环境。当然，密集的人口几乎向来都会导致乱砍滥伐，而树木减少则导致了气温上升和降水减少。此外，焚烧木柴与庄稼还会导致大气中的灰尘与污染物含量增加。

    随着低地上的定居地增加，不透水地表的面积也急剧扩大了。建筑活动的增加与耕地面积的扩张，进一步减少了磷的捕获量，增加了磷的沉积量。在以前的数个世纪里，高地上的沉积物会被冲刷到下方湿地农业多产高效的洪泛平原上，但农民们通过广泛采用坡地梯田进行耕作而减少了沉积磷的流失。仅仅是维护农田系统，以及不断增加的沟渠、池塘和水库，就需要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和整个整个村庄的劳动力。施肥、培土与除草等日常工作，也是如此。

    光是滥伐森林造成的长期影响，就具有毁灭性。到了公元前600年，危地马拉北部佩滕的大部分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砍伐森林的做法持续到了公元9世纪，直至人类改造过的土地上大部分林木植被全都消失。持续不断地滥伐森林、改变土地用途以及玛雅农业造成的环境恶化等方面结合起来，形成的长期效应就导致了降雨减少、气温升高和水资源日益短缺等后果。[7] 这些方面，全都截然不同于自然出现的干旱周期。但在一个严重干旱的时期，一旦森林差不多被砍伐殆尽，农民采用的种种持续性适应对策就不会成功。政治不稳定与社会动荡随之而来，玛雅文明也就此分崩离析了。人类和环境系统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从而导致了文化衰落和最终的人口减少。

    转折点之后（公元8世纪至10世纪）

    古典玛雅文明在这些低地的衰落，是人类与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带来了各种压力，再加上干旱周期激增导致的。但与此相关的，却远非食物供应与水源之类的基本要素。维持玛雅文明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变得太过复杂和难以承受的时刻，已经到来——至少对统治者与精英阶层来说，就是如此。由于精英阶层根植于玛雅社会种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之中，所以维持或者发展这个系统的障碍极其巨大——或许巨大到了什么都不做让他们觉得更加容易的程度。公元9世纪中央低地的玛雅文明发生巨变，原因并不是单一的；只不过，世人如今对这种判断仍然存有重大争议。[8]

    研究人员曾经在北部低地的奇恰卡纳布湖（Lake Chichan canab）中钻取岩芯，表明那里在公元800年至1000年间出现过严重的干旱；此后人们就一直认为，气候变化是玛雅文明没落的一个主要诱因；更具体地说，干旱就是罪魁祸首。[9] 湖芯表明，公元750年至1100年间，这里的气候普遍较为干旱；从加勒比海的卡里亚科海盆中钻取的一段深海岩芯，也表明这里有过多年的干旱，比如公元760年、810年、860 年和910 年。然而，湖泊与海洋岩芯显示的信息，并没有达到必要的精确性。因此，许多专家往往低估了气候在古典玛雅文明衰落中的作用。

    新一代的研究，则得出了更加精确的干旱与降水信息。玛雅低地南部约克巴鲁姆洞穴（Yok Balum Cave）中一根56厘米长的石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确的、时间长达 2,000年的气候序列。[10] 约克巴鲁姆洞穴中的这根霰石（一种碳酸钙矿物质）石笋之所以尤为重要，是因为它不但生长得相当迅速，而且持续生长了2,000年之久。研究人员利用铀系断代法，从中获得了不少于40个降雨年代的数据；它们精确到了5年至10年之内，并且与其他来源的气候数据非常吻合。公元440年至660年间，这个地区的降水异常丰沛，而在随后的三个半世纪里，气候则逐渐变得干旱起来。这种变化，最终以公元1000年至1100年间一场旷日持久、极其严重的大旱而告结束；那场大旱，也是2,000年里旱情最严峻的一次。情况还不止如此。公元820年至870 年间的一场大旱，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而公元930年左右，又发生过一场程度较轻的旱灾。从约克巴鲁姆洞穴石笋中获取的气候信息，与低地其他地方对公元820年至900年的一场严重干旱的记载，以及对公元1000年至1100年间另一场旱灾的历史记载完全吻合。

    以任何标准来看，我们从一系列证据中了解到的这些干旱，都是旷日持久的干旱时期；它们必定给一个降水变幻莫测的地区的农耕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干旱年份对作物收成与农业生产力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假如雨季姗姗来迟或者作物绝收，这些影响便尤其严重。公元1千纪末期出现的干旱，却要另当别论。它们都持续了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之久。

    诚如考古学家道格·肯尼特（Doug Kennett）与气候学家大卫·霍德尔（David Hodell）指出的那样，农业干旱与水文干旱之间有一种重大的区别。前者是由雨水不足、蒸发增加使得土壤变干燥造成的，最终会导致作物歉收。在此期间，湖泊水位、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供应却有可能在数年之内都不受影响。玛雅人很清楚，他们必须节约用水。这样的策略，虽然在短期和稍长时期内都有效，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耗水资源的人口密度。假如干旱周期旷日持久，或者异常严重，那么，随着水源枯竭或供应稀缺，就会出现水文干旱。如此一来，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而当人口密度不断上升、水和环境中的其他资源供不应求时，影响则尤为严重。

    导致玛雅文明没落的，远非干旱一个方面。玛雅社会属于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由一小部分精英统治着；他们把武力和精心打造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享有无上的权力。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工匠与平民百姓高得多，几乎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贵族手中。同时，他们还控制着像黑曜岩与盐之类的重要资源，以及像天文学、数学与历法这样的复杂知识。与民众之间的这种不成文社会契约，就是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物质和精神上具有权威的保证。但是，随着他们煞费苦心地制定的种种统治机制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更加保守，问题的解决也变得日益棘手起来。

    维护精英阶层的权威、政治权力和财富并将其合法化，成了一项越来越复杂的任务，涵盖了从维护基础设施到开垦湿地、掌管军队进行防御以及袭扰邻邦等各个方面。当时的城邦都是君主制国家，由思想僵化但实力强大的君主统治着；百姓都认为，这些君主拥有半神的种种力量。除了他们自己那一幢幢奢侈华丽的宫殿豪宅，他们还强征大量的粮食盈余，用业已习惯的做派供养着宫廷、各级官吏，以及一个树大根深的精英阶层。他们实施的军事征伐，需要获得百姓的支持。无数技术熟练的建筑师、工匠、书吏以及非农人口也是如此，他们需要口粮和其他商品才能工作。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就是玉米；这种粮食极其重要，在公共仪式、私人仪式和艺术当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玉米属于热带作物，几乎不可能在玛雅低地这种潮湿的环境中长久储存。其他作物包括豆类、南瓜和辣椒，但无论以哪种作物为食，每个玛雅农民都必须养活自己的家人，同时为下个季节留出充足的种子。此外，每个农户还要向统治者和精英阶层上缴粮食、提供劳役，以维持众多相互争斗的王国中日益苛刻和错综复杂的上层建筑。再加上作物和土壤生产力不同，还有地形以及最重要的水源供应等因素，就使得哪怕是对短期的气候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也成了一项他们难以应对的任务。

    到了8世纪末，统治者已经无力兑现他们对社会所做的承诺，尤其是无力在干旱持续时通过大量水库提供清洁水源了。此时，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经济与政治结构，连同其中半神一般的君主，都陷入了严重的没落之境。在一个被激烈的竞争与林立的派系所撕裂的社会中，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严苛要求在贫富之间造成了一种直接而持久的紧张关系。一切所依赖的，乃是一个最终有可能难以为继的自给农业社会；可这个社会，却生活在一个深受降水不足、干旱无法预测且旷日持久两个方面困扰的地区。

    权威无能造成的不利政治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尽管古代玛雅社会具有多样性，但也具有许多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中就包括了至关重要的神圣王权制度。这里的国王或者女王，就是较大的王国与无数等级不一、面积较小、效忠情况也不断变化的领地之间种种不稳定关系中的主角。每一位玛雅统治者，都生活在一种充满政治色彩的环境下，其中既有短暂的结盟与贸易网络，也有和祖先之间的亲缘关系。但归根结底，效忠与文化联系都具有地方性；这一点，也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采取全面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

    科潘解体（公元435年至1150年）

    随着一度强大的城邦纷纷解体，工匠和平民都分散到了城市腹地，或者迁往其他地方以寻找机会。例如，洪都拉斯境内的科潘是一个宏伟壮观的玛雅文明中心，那里点缀着许多金字塔和广场，占地面积达12公顷。[11] 公元435年12月11 日之后的4个世纪里，有一个实力强大的王朝统治着科潘王国；这个王朝的开创者，是雅克·库克·莫［K’inich Yak Ku’k Mo’，或称“伟大的太阳神绿咬鹃金刚鹦鹉”（Great Sun Quetzal Macaw）——金刚鹦鹉与绿咬鹃是两种羽毛鲜艳的鸟类］。

    人们在科潘周围长期进行的实地考察，记录了这个“太阳鸟”王朝治下的400年间人口方面的巨大变化。公元550年至公元700年间，王国的人口曾经急剧增长。人们都住在中心区及其周边地区附近，只有少量的农村人口。人口和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都增加了，一直发展到有18,000人至2万人生活在科潘河谷里；至于其核心区域，每平方千米则有大约500 人。似乎每隔80年到100年，这里的人口就会翻一番。农村人口仍然非常分散，但农民此时开始耕种不太理想的山麓之地，以增加作物的收成。

    不过，变化即将出现。公元749年，一位名号叫“烟壳”（Smoke Shell）的君主登上王位，统治了这个一度伟大的城邦。在一个派系斗争激烈、内部局势紧张的时代，此人开始疯狂地大兴土木；其中，有些工程就是降雨减少的现实情况引发的。当时的政治秩序似乎已经改变，因为一些小贵族纷纷请人给自家的房子刻下铭文，仿佛他们是在一个政治权威日渐衰落的时代，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意义深远的人口变化与政治变革，也随之而来。“烟壳”王朝的统治在公元810 年终结，城市人口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减少。40年的时间里，住在城市中心及其边缘的人口中，差不多一半都迁走了，可农村人口却增长了 20%。随着连贫瘠耕地也被过度开发和土壤不受控制地遭到侵蚀，由此形成的累积效应开始带来恶果，而一些小型的地区性定居地便取代了大型的城市中心。1150 年，生活在科潘河谷中的人口已不过5,000至8,000人了。

    科潘的人口外迁，既是人们对作物产量下降和城市生活快速发展所做的一种合理反应，也是他们对严重干旱的一种传统反应，与许多古代社会无异。这种外迁，并非只有这里出现过。在蒂卡尔和卡拉克穆尔等中心城市的腹地进行的长期研究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表明当时密集的城市人口正在减少。公元8世纪以后，南部低地上的广大地区都已为人们所遗弃，后来再也没有人口聚居；就连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进行了“武装远征”之后，也依然如此。玛雅人口的增长，依赖于一种不考虑漫长干旱等长期问题的农业系统。在这种文明的鼎盛期，居住在这些低地上的玛雅人或许多达1 100万，比如今生活在那里的人口还要多。到了此时，这个农业系统再也无法扩大，再也无法生产出贪得无厌的精英阶层所需的种种财富。就像科潘和蒂卡尔一样，那些一度很有影响力的城邦，就只有没落和人口外迁的路可走了。

    许多记载玛雅人口疏散的文献都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玛雅诸社会当时通通解了体。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有些城邦缩小了规模，幸存了下来。还有一些城邦则继续繁荣发展着，特别是那些紧邻重要河流和位于主要贸易线路两侧的城邦。沿海地区的许多中心也存续了下来，尤卡坦半岛的北部沿海尤甚。一些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发挥了作用，其中包括：有通往沿海与河流贸易线路的通道；战争不断；或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贸易活动发生了巨变，从内陆贸易转向了海上贸易。

    干旱与作物歉收，加剧了城邦之间争夺粮食供应与争相控制贸易线路的局面。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许多地方都爆发过残酷的战争，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干旱导致的。玛雅的君主，当时都是依靠玉米收成来维护他们的实力。直到气温在周而复始的干旱期间达到了30℃左右，作物产量才不再增加。此后，作物收成便迅速减少，而水库的水位也大幅下降了。由于气温超过30℃的天数越来越多，粮食供应骤减，从而威胁到了王权。为此，那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便开始进攻其他王国，以为只要征伐成功，就可以重新巩固他们当时似乎正在不断衰落的合法地位。干旱周期可能也减少了暴力冲突，因为食物与水源供应不足，让各个王国在备战时都要困难得多了。但是，不管气温条件如何，暴力冲突在玛雅历史上都时有发生，以至于有些贵族为了躲避暴力，还在大片大片的农田周围修建了防御性的城墙，保护正在生长的庄稼，却没有去加固神庙和以前修建的其他一些宏伟建筑。

    崩溃（公元8世纪以后）

    虽然在南部低地玛雅社会的崩溃过程中，战争可能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干旱在摧毁玛雅社会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也是无可置疑的。约克巴鲁姆洞穴石笋中记录下来的历史干旱周期，与那里出现作物歉收、饥荒，以及暴发与饥荒有关的疾病的时间相吻合。还有证据表明，当时不但人口数量减少，而且人们纷纷迁往了规模较小的定居地。这是一种经典的迁徙对策；在一个干旱变得比以前更加旷日持久、旱情也更加严重的时代，人们再次显著地应用了这种策略。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古典玛雅王权的逐渐瓦解并非一种剧变。更准确地说，早在公元780年至公元800年间，南部低地上那些历史悠久的政治与社会网络便已开始瓦解，同时战争也开始愈演愈烈。[12]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道格·肯尼特和其同事们所称的“割据”，因为政治网络权力变得分散起来，人口则开始外迁散居。与其说这是一种崩溃，不如说是社会的一种重新组织；公元900年之后，西班牙殖民者“武装远征”之前，留存于世的文字、历法以及其他珍贵的文化传统都体现了这一点。

    最急剧的变化发生在那些以危地马拉北部、伯利兹西部、尤卡坦半岛南部以及洪都拉斯的科潘地区为中心的玛雅王国里。它们留下了一片开垦过的土地，可如今那里仍是几乎无人居住的森林。中央低地上的森林虽然恢复了，可人们再也没有回去，以至于那里的雨林后来成了一个避难所，让玛雅难民得以躲避西班牙人的统治。就算到了今天，那里的人口密度也较古典玛雅时期减少了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如今依然是一个谜。人们不再大范围毁林开荒了；一直要到现代，人们才再次开始砍伐硬木。一小部分人有可能曾经冒险进入过那片植被茂密的土地，采伐一些具有经济价值的树木，比如拉蒙树；这些树木的果实与坚果营养丰富，是容易发生旱灾的雨林环境下的一种珍贵的食物来源。或许，原因在于开垦森林、恢复集约化农业的基础设施需要付出的人力成本太高了。

    北部的气候事件（公元8世纪以后）

    玛雅文明继续在尤卡坦半岛北部蓬勃地发展着。[13] 一个以奇琴伊察为大本营且实力强大的王国，曾经从公元8世纪繁盛到了公元11世纪；至于原因，部分就在于许多百姓逃离了日益干旱的南部内陆地区，成了这个王国的新臣民。假如我们明白北方的地表水源供应其实要比南方稀少得多，那么，这个王国的崛起过程就会令人觉得难以置信了。奇琴伊察的实力，既源自积极扩张与建立同盟，也源自它控制了海上贸易和玛雅世界广大地区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对干旱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它们极其有效，以至于玛雅文明出现了复兴；只不过，这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的，注重共享统治。

    公元 11 世纪，这个地区发生了一场最漫长和最严重的旱灾，破坏了长久确立的现状，动摇了奇琴伊察的统治地位。但公元1220年前后，这里又崛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它以位于北方内陆的玛雅潘为大本营。[14] 当时的玛雅潘大约有15,000 位居民，隶属于一个实力强大的区域联盟，是其重要的政治首都。这是玛雅文明的一种国际性复兴，其特点是兴建了许多宏伟壮观的建筑，展开了广泛的对外交往，而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得到了重振，有许多华美的抄本来加以纪念。由于所处的位置靠近一系列呈环状分布的天坑（即自然形成的深坑），地下水源丰富，故玛雅潘繁盛发展到了公元 1448年左右，后来又与严重的干旱抗争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其间的一次次干旱对粮食供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扰乱了市场网络，并且导致了政治动荡和随之而来的战争。

    玛雅潘遗址（尤卡坦半岛，墨西哥）

    不过，玛雅文明还是存续了下来；原因部分就在于那些重要中心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因此它们不那么容易受到曾经颠覆了南方各个王国的种种政治动荡的影响。直到西班牙人开始“武装远征”，许多沿海城镇都令人瞩目、一片繁荣，广大地区也运作着各种复杂的市场体系。这一切，都是人们成功地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挑战、地区性干旱和粮食短缺的结果。在一个拥有数百年文化传统的“文化玛雅”世界里，整个社会始终都在发生变革。16 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的到来，改变了玛雅文明的历史轨迹，因为人们适应了新的经济、政治与精神环境。

    所谓的“古典玛雅崩溃”一说，其实属于用词不当，听起来古典玛雅文明像是一夜之间急剧崩溃的。相反，文明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会步履艰难地应对漫长的干旱周期，历经数代之久。尽管如此，古典玛雅的政治体系确实崩溃了，农民则继续生存着。最终，在公元800年左右，到了一个看似生死攸关的社会、政治与生态转折点之后，古老的玛雅文明经历了一场变革。玛雅人与其所处环

    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环境压力；更何况，这些压力还是与严重的干旱同时出现的。尽管玛雅统治者拥有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并且牢牢控制着整个社会，但到了此时，他们已经无力组织民众采取措施去适应那些干旱得多的低地环境了。在一些被派系斗争和战争所撕裂的城邦里，组织并采取大胆的措施来适应生存危机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彻底压垮了那些傲慢自大、显赫一时的君主。对于他们的权威，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早已土崩瓦解的社会契约，民众也失去了信心。于是，百姓便四散而去。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撕裂的世界里，千百万人被牵涉其中，故人为性全球变暖和可能具有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让我们面临的威胁，要比玛雅的君主们当时面临的威胁大得多，令人难以想象。由于危机带来的影响因地而异，故他们的臣民不是迁往农村，就是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去了。不过，玛雅人的经验教训却显而易见，那就是：强有力和果断的领导十分重要。如今许多人正在努力解决未来气候变化的问题，但我们缺乏那种能够超越一代又一代、强大有力和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能力。我们正面临着真正的危险，有可能遭遇像蒂卡尔和玛雅其他一些伟大城邦的执政者那样的命运，原因不仅是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否认即将到来的气候危机，还有随着我们逐渐接近一种与之类似但规模要大得多的环境转折点，大多数人都会在挑战面前不知所措。玛雅人的经验提醒我们，大部分气候适应措施都是地方性的，而面对气候变化时无所作为，也不是一种可行的对策。

    相比于那些只关心作物收成的无名官吏制定的宏伟施政方案，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性 措施之所以有效得多，原因就在于此。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风险管理，尤其是在地方层面上的风险管理；只不过，我们如今经常会忽视这一点。

    [1] 在学术界，“Mesoamerica”（中美洲）一词被用来指前工业文明得到发展的中美洲地区，包括如今的墨西哥中部、伯利兹、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北部。

    [2] 玛雅文明这一术语的内核，就是从公元25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公元900年左右的古典玛雅文明。我们在此使用这一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不过，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文化的多样性。

    [3] 要想详细了解我们在此所述的低地情况，请参见B. J. Turner

    II and Jeremy A. Sabloff, “Classic Period Collapse of the

    Central Maya Lowlands: Insights About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for Sustaina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no. 35 (2012): 13908-13914。

    [4] 对古典玛雅文明进行通俗论述的经典作品：Michael Coe and

    Stephen Houston, The Maya, 9th ed.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15)。Linda Schele and David Freidel’ s A

    Forest of King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0)，生动而通俗地描绘了玛雅的王权情况，只是如今有点过时了。

    [5] Richard R. Wilk, “Dry-Season Agriculture Among the Kekchi May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ehistory,” in Prehistoric Lowland Maya Environment and Subsistence Economy, ed. Mary Pohl (Cambridge, M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47–57. See also Richard R. Wilk, Household Ecology: Economic Change and Domestic Life Among the Kekchi Maya of Belize. Arizona Studies in Human Ecolog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1).

    [6] B. L. Turner II, “The Rise and Fall of Maya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e: The Malthusian Perspective Reconsidered,” in Hunger and History: Food Shortages,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ed. L. New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8–211.

    [7] Robert J. Oglesby et al., “Collapse of the Maya: Could Deforestation Have Contributed?” Papers in the Earth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469 http://digitalcommons.unl.edu/geosciencefacpub/469. (2010).

    [8] 论述古典玛雅文明崩溃的文献非常多。一般性的概述之作，请参见 T. Patrick Culbert, ed., The Classic Maya Collaps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3)，但如今此作有点过时了；另外可见D. Webster, The Fall of the Ancient Maya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2)。在此，我们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一部有用的分析之作：Turner and Sabloff,“Classic Period Collapse of the Central Maya Lowlands”。

    [9] David Hodell, M. Brenner, and J. H. Curtis, “Terminal Classic Drought in the Northern Maya Lowlands Inferred from Multiple Sediment Cores in Lake Chichancanab (Mexico),”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4 (2005): 1413–1427.

    [10] Douglas Kennett and David A. Hodell, “AD 750–100

    Climate Change and Critical Transitions in Classic Maya

    Sociopolitical Networks,” in Megadrought and Collapse: From

    Early Agriculture to Angkor, ed. Harvey Wei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4–230. See also Douglas

    Kennett et al., “Development and Disintegration of Maya

    Political Systems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Science

    338 (2012): 788–791.

    [11] Copán: William L. Fash and Ricardo Agurcia Fasquelle,

    “Contribution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Copán,” in Copán: The History of an Ancient

    Maya Kingdom, ed. E. Wyllys Andrews and William L. Fash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5), 3

    32. See also William L. Fash, E. Wyllys Andrews, and T. Kam

    Manahan, “Political Decentralization, Dynastic Collapse,

    and the Early Postclassic in the Urban Center of Copán,

    Honduras,” in The Terminal Classic in the Maya Lowlands:

    Collapse,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ed. Arthur A.

    Demarest, Prudence M. Rice, and Don S. Rice (Bould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05), 260–287.

    [12] Arthur Demarest, Ancient Maya: Rise and Fall of a Rainforest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 Jeremy A. Sabloff, “It Depends on How You Look at Thing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ostclassic Period in the Northern Maya Lowland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09 (2007): 11–25. See also Marilyn A. Masson, “Maya Collapse Cycl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 no. 45 (2012): 18237-18238.

    [14] Marilyn A. Masson and Carlos Peraza Lope, Kukulkan’ s Realm: Urban Life at Mayapan (Boul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Press, 2014), 5.

    第七章 众神与厄尔尼诺（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5世纪）

    蓝天之下，皑皑白雪一望无际。此时，我们来到了偏僻的奎尔卡亚（Quelccaya）冰盖上，这里位于秘鲁北部的安第斯山脉高处，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热带冰原之一。如今，这座冰盖的面积约为43平方千米，最高点的海拔为5,680米。

    然而，在18,000年前的最后一个“大冰期”结束时，这座冰盖却要广袤得多：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让这座冰盖的面积缩小，以至于到2050年时，冰盖有可能彻底消失。在冰盖的东部，群山向下延伸到了亚马孙河流域，距那里的热带雨林仅有 40 千米之遥。这座冰盖虽然属于高山冰川，却异乎寻常地位于地表平坦之处，有的地方冰层竟然厚达200米。这种情况，使得奎尔卡亚成了人们钻取冰芯的理想之地；冰芯中呈现出了分界清晰的层次，每一层都代表了一年，各层之间有旱季尘埃层隔开，足以重现奎尔卡亚约1 800年的气候历史。

    1983 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古气候学家朗尼·汤普森（Lonnie Thompson）曾用一台太阳能冰钻，在这片冰原的中心地带钻取了两段长长的冰芯；那里除了太阳能，没有其他能源可以利用。[1] 由于没有办法带走冰芯，他便把冰芯切割成样本，当场融化并装入瓶中，从而重新获得了有 1,500年历史的部分冰芯。2003年，由于物流条件已经有了充分的改善，汤普森又把两段一直钻到了基岩之上且仍然封冻的冰芯运回了俄亥俄州的实验室。如今，汤普森得以研究奎尔卡亚过去1,800年以来的气候历史，并且揭示了“恩索”与热带辐合带的位置曾经如何对这处冰盖的气候产生影响。

    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西风，从而减少到达冰盖中的水分，并给西海岸的沿海沙漠带来暴雨。随着时间推移，导致气温上升的厄尔尼诺现象与对应的、导致气温下降的拉尼娜现象会毫无规律地交替出现。前者会导致秘鲁南部与玻利维亚的高海拔草原（或称 altiplano，在西班牙语中就是“高原”的意思）出现干旱。与之相反的是，拉尼娜现象则会给高原地区带来降雨。它们结合起来，就成了安第斯山脉与南美洲西海岸，尤其是秘鲁的沿海干旱平原上的两大气候驱动因素。

    来自附近安第斯山脉上的径流，曾经让秘鲁境内工业化之前那一个个蕴藏着丰富黄金的国家（比如莫切国）变得极其富裕。“恩索”属于复杂的气候事件，在安第斯地区的古代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沿海：卡拉尔、莫切、瓦里与西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375年）

    安第斯文明的两大支柱，发展了数个世纪之久。古安第斯文明的一大支柱位于高原地区，以的的喀喀湖为中心。另一个支柱则在遥远的西北部，即秘鲁北部的低地沿海平原上繁衍生息着，那里也是全球气候最干旱的地方之一。从整体来看，这个广袤的地区由一系列东西走向的环境带组成，由西向东依次为沿海沙漠与河谷、山脉、高原、平原和热带雨林等等。每个环境带都有种植在不同条件之下的作物，说明自给自足与远距离贸易是这里两大持久存在的现实状况。[2]当时，沿海地区的百姓严重依赖于近海的鳀鱼渔业；这种渔业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和鱼粉，其中的大部分都销往了高原地区。捕鱼是低地文明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河谷地区的灌溉农业，也是如此。秘鲁北部沿海的灌溉用水，几乎全都来自山间的径流；它们沿着河流而下，将一个个沿海平原分隔开来。沿海地区的环境非常脆弱，经常发生灾难性的地震，更不用说有常常旷日持久的严重干旱、沙漠化与沙丘构造，以及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大洪水了。在这种艰难的环境条件下生活，对沿海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制约；只有像逐渐沙漠化之类的变化，才允许他们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慢地去适应。

    到了公元前3000年，有1,000 至3,000 位农民与渔民生活在一些离太平洋不远且早已有人居住的定居地。他们是一些联系紧密的社群，拥有种种牢固的亲族纽带和对祖先的深厚敬意。这一点，在一些华丽气派、精心装饰的织物中体现了出来；织物上，描绘着许多拟人化的图像、螃蟹、蛇和其他生物。这里也有城市，其中以秘鲁中北部沿海地区苏佩河谷中的卡拉尔古城遗址（约前3000—前1800）尤为著名。[3] 卡拉尔古城中，建有一座座巨大的泥土金字塔、广场、住宅和神庙建筑群。这是一个强大的文明社会，与“旧大陆”上的印度河流域、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属于同一时代。

    卡拉尔古城遗址

    这里的人与古埃及人一样热爱金字塔；只不过，考古学家在卡拉尔并未发现爆发过战争的痕迹：没有残缺不全的骸骨，没有城垛，也没有武器，与印度河流域的情况一样。相反，卡拉尔似乎是一座和平安宁的城市、一个繁盛兴旺的大都市，占地面积超过了150公顷，并且至少催生了同一时期的19个卫星城镇。至于人口众多、交通发达的卡拉尔究竟为什么会逐渐衰落下去，如今我们仍不清楚；但这个地区的整体情况与世间的所有地区一样：随着人们艰难地应对社会变迁、政治变革与气候变化，各种文化此兴彼衰，一些特点保留了下来，还有一些要素则不复存在了。当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继续前行，把注意力集中到公元1千纪前后的一些事件时，这种相互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七章中提到的考古遗址

    差不多就在提比略皇帝将敌人扔进台伯河里和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时候，秘鲁北部沿海崛起了一个富裕的新文明社会，即莫切城邦（约 100—800）；这个城邦由一个富裕的精英阶层统治着，他们把死者安葬在用土砖修建的金字塔里，留下了大量的黄金珠宝和丰富的艺术作品等遗产。他们掌管着一条狭长的海岸线，长约400千米，宽度却顶多只有50千米，从北部的兰巴耶克河谷一直延伸到了南部的内佩尼亚河谷。[4] 当然，秘鲁既然拥有伟大的文化遗产，那么莫切文化就不是凭空出现的。相反，他们是以当地各种错综复杂、历史悠久的河谷灌溉系统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留下的遗址周围虽说布满了沟渠与灌溉系统，但一切全都依赖于以单个村庄为基础的灵活耕作方法。莫切人的农业之本，需要小规模的劳动力和简单的灌溉设施，尤其是这些设施还须容易维修才行。与“旧大陆”上的情况一样，散居的本地社群也依赖于泉水和偶尔降下的暴雨所形成的地表径流。

    广泛分布的灌溉系统为莫切城邦提供了一种防御手段，以免为漫长的干旱和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暴雨所害；这种暴雨，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内淹没和彻底摧毁所有的灌溉系统。从安第斯山脉流淌而下的山泉径流，宛如超自然世界一年一度馈赠给他们的礼物。从莫切人留下的艺术作品与墓葬来看（他们没有留下书面文字），当时是一些实力强大、叱咤风云的君主在统治着这个国家。[5] 他们声称自己拥有种种超自然力量，充当的是凡人与众神之间的中间人，而沿海渔场与珍贵作物正是由众神滋养的。莫切的统治者披金戴银，服饰华丽，出现在精心设计的公开仪式上，以强化人们的一种信念，即每位头领都对生命的延续不可或缺。若是没有头领，太阳有可能不会东升，鱼类也有可能死去。与（时代稍晚的）蒂亚瓦纳科高原上的人（参见后文）一样，莫切王国的臣民也是通过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与粮食向这些“赐予生命”的头领纳税；还有强制劳动，因为当时有大量平民被派去建造一座座宏伟的高台与神庙。

    对我们而言，这种制度可能看上去是一种杜撰，目的是让百姓为精英阶层服务，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和一种欺骗，可莫切人看待这些观念时却很严肃，认为它们攸关生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在现代科学崛起之前，头领和他们的众神乘虚而入。奎尔卡亚冰芯为我们提供了沿海地区生活严酷的证据，其中就包括接连不断的大旱，导致降雨量较平均水平减少了30%。[6]

    最严重的一场大旱发生在公元563年至594年之间；当时，莫切的统治者（或者君主、武士祭司，考古学家对他们的称呼五花八门）都生活在靠近太平洋的河流下游。这种战略位置，使得他们控制了水源与近海富饶的鳀鱼渔场；那些渔场是美洲驼商队销往高原地区的富氮鱼粉的主要来源，利润丰厚。干旱将各种灌溉系统都变成了贫瘠的尘暴区。君主们利用城邦谨慎节约和储存下来的粮食应对干旱年份，但当时肯定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幸好，他们还可以依赖渔场，直到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在干旱周期的高峰期来袭。暴雨导致沙漠中的河流变成一道道汹涌的洪流，将他们面前的一切席卷而去，来自北方的较暖海水则让鳀鱼的种群数量锐减。“恩索”摧毁了莫切人的生活之地，数十座村落消失在泥浆之下，土房纷纷倒塌，其中的居民则纷纷溺水而亡。

    那些武士祭司都很清楚，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应对之法，就是派百姓重修灌溉系统，并且以人献祭。在考察研究莫切河谷中“月亮金字塔”（Huaca de la Luna）旁边一座隐蔽的广场时，考古学家史蒂夫·博格特（Steve Bourget）发现了一些描绘着海鸟与海洋生物、令人眼花缭乱的壁画，它们都与近海温暖的“恩索”洋流有关；可在这次轰动一时的艺术发掘当中，他还找到了大约70位被杀害武士的遗骸。他认为，在面对灾难时，莫切统治者曾经用活人献祭和复杂的仪式，来巩固他们的权威。接着，又一次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袭击了这个河谷。由河流冲积物形成的巨大沙丘被冲上海滩，掩埋了数百公顷的农田，淹没了莫切王国的都城。于是，莫切河谷里的君主和同一时期生活在兰巴耶克河谷中的人，都迁往了上游地区。

    尽管出现了这些不利的气候事件，但莫切人仍然维持着在投资尽可能少的情况下修建起来的面积广阔的农田系统。人口流动性变得更强，人们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兴建了许多较小的定居地，而不再兴建以前那种大型的城市中心。由于争夺肥沃土地与水源的冲突日益加剧，故农民们会迅速修好受损的地方。

    公元500年至600年间，莫切人巩固了他们那些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分散的定居地；它们都位于安第斯山麓，分布在沿海河流的颈部，也就是河流进入沙漠的地方。[7] 到了此时，莫切人的领地日益变得四分五裂，故对粮食生产进行任何形式的地区性控制都难以实现。随着另一次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将关键的农田系统彻底摧毁，一个实力本已遭到削弱的领导阶层既要与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做斗争，还要全力对付高原部落的袭击。君主们丧失了神圣的信誉，莫切王国便开始分裂。与古埃及的法老一样，他们起码也设法熬过了一场曾经威胁到王国的灾难性气候事件。但与古埃及的法老不同的是，环境让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灵活变通的余地。他们在各个河谷中创造的人工环境需要长期规划和技术创新，以及摒弃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无法再支撑起一个严格控制的社会。他们显然与被统治的村落里的生活脱了节，已经别无选择，故到了公元650年之后，他们那个富有的遍地黄金的社会便逐渐分裂成了无数个较小的王国。

    在这些分散的王国当中，有一个是瓦里王国。瓦里人的领地，在公元500 年前后至公元1000 年间，从安第斯高原往下，一直延伸到了秘鲁北部（可能还有中部）的沿海地区。这是一种复杂的文明。瓦里人会用精美的珠宝加上精美的织物与陶器，给他们的精英阶层陪葬。他们巧妙地耕种土地，在山坡上开发出了一种壮观的梯田农耕系统。不过，由于实力受到了干旱的削弱，他们最终也衰落下去了。人们之间的暴力，或许还加速了他们的终结：在瓦里古城发掘出的一些政府建筑中，门都被堵上了，这暗示当时的人逃离了这里。考古学家提出，也许城中市民本想在再度下雨或者重归和平之后返回故里，但最终也没能回去。

    接下来，沿海地区就出现了西坎文化。西坎的头领，是在公元800年左右莫切社会开始分裂时上台掌权的。他们很可能就是莫切精英阶层的后裔；他们投入巨资，兴建了许多装饰华丽的仪式中心，其中主要是用土砖建造的假山。一座高达 27 米的金字塔，俯瞰着一个大广场和位于兰巴耶克河谷中的巴坦格兰德的西坎中心；如今，那座金字塔被称为“胡亚卡洛罗”（Huaca Loro）。葬在墓穴里的精英们个个装扮华丽，戴着特别的金面具和饰品。平民百姓却是葬在很浅的墓穴里，身上少有甚至没有饰物。他们与之前的莫切人一样，在“恩索”的破坏面前也很脆弱。在1375年另一个王国即奇穆王国行将征服西坎之前，面对一次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现象，巴坦格兰德也衰亡了。

    奇穆：多种水源管理（公元850年至约1470 年）公元850年前后，奇穆王国崛起于莫切河谷之中。与西坎王国的情况一样，奇穆王国的第一批统治者有可能是莫切贵族的后裔；他们还深受同时代其他民族的影响，尤其是受到了瓦里人的影响。在接下来的4个世纪里，奇穆人将他们的经济与政治权威扩张到了秘鲁北部与中北部沿海的广大地区。他们虽然继承了前人的很多东西，但有一种重大的区别。从一开始，奇穆王国的君主就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兴建他们的都城昌昌。[8]

    昌昌城位于莫切河谷的入口附近，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一座庞大的城市，与数个世纪之前墨西哥高原上的特奥蒂瓦坎不相上下。一开始的时候，昌昌城是一座没有阶层之分的大都市，统治者专注于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没人确切知道，这座城市的人口数量后来有多庞大。到公元1200年时，此城的面积已经扩大到了20多平方千米。有大约26,000名工匠住在中心城区南部与西部边缘一带的土屋和藤屋里，其中还有五金匠与纺织工。还有3,000人紧挨着王室宫廷居住，而附近一座座独立的土砖大院里，住着大约6,000名贵族与官吏。对于这些统治者本身，如今我们仍然不知其名，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不过，当时他们住在城市中心 9座高墙环绕的僻静大院里。每座大院都有自己的供水系统、装饰华丽的住宅区和一个墓葬平台；统治者死后，这里便做坟墓之用。

    口头传说与17世纪西班牙人的编年史表明，在公元1462年至 1470 年的印加征服期间，统治着奇穆王国的是一位名叫米昌卡曼（Michancamán）的君主。显然，此人手下的朝臣都有明确的等级，其中还有“开路官”，是一名专司在君主要走的路上撒下贝壳粉末的官吏。每位领袖都会把自己的宅邸建在其他统治者的宫廷附近，但不会继承后者的任何财产。这种制度，通常被称为“分离式继承”，让奇穆王国的领袖们不得不通过征服来获得额外的领土、财富和纳税的臣民。他们还采取了强行将被征服民族迁离故土的措施，与印加人的做法一样。[9]

    秘鲁奇穆王国昌昌城古城遗址

    奇穆王国逐渐变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社会，既有精心划分的贵族与平民两个阶层，也有严格的法律体系来执行社会等级制度。奇穆王国境内的不同地区，都由受到统治者信任的官吏管治着。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堪称治理有方。在其鼎盛时期，奇穆人统治着一个广袤的王国，其疆域扩张到了古莫切王国的北部沿海地区以外，并且一直向南，沿着差不多长达1,000千米的海岸线延伸。

    历任君主都把武力与朝贡结合起来，维护着他们这个不断发展的国家。他们很快就认识到，以连接每座河谷的道路系统为基础的高效交通十分重要。其中的许多道路不过是羊肠小道而已，可它们却将奇穆王国的每个地区都连接起来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该国的贡品与物质财富，都经由这些道路流向中央。与其他的古代文明一样，奇穆君主曾精心利用徽章和贵重礼物，奖励手下臣民的忠诚和在战斗中的勇猛之举。他们也很清楚，整个国家依赖的是无法仅凭武力或者朝贡就获得的粮食供应。

    数个世纪以来，沿海地区的农民像莫切人那样，一直利用沿海山坡上各种高度灵活的农业系统进行耕作；在沿海山坡上，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泉水和暴雨形成的地表径流。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时候，这种农耕策略效果很好。与莫切人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面对快速发展的城市建筑群与迅速增长的人口，奇穆人在极其多样化、组织严密的水源管理与农业方面进行了大力投入。

    昌昌城本身严重依赖于阶梯井，其中的许多水井都利用了靠近太平洋的高地下水位。此城东部地势低洼，从而为一种复杂的下沉式庭园系统提供了条件，使得高地下水位从太平洋沿岸朝上游方向，延伸达5千米之远。到了公元1100年，徭役劳动力已经开掘了一个巨大的沟渠网络，为昌昌城北面和西面的平原地区提供灌溉用水了。灌溉用水也对城市的地下含水层进行了回补。同年一次强大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莫切河改了道，并且严重破坏了这座都城上游的灌溉系统，之后统治者们便冒冒失失地下令开始建造一条长达 70 千米的沟渠，要从附近的奇卡马河谷中将水源引到被毁的农田里。[10]

    这项雄心勃勃的工程一直没有完成，部分原因在于该城已经扩张到了上游地区，那里的地下水位要深得多。最终，此城就只能往太平洋和地下水位较浅的沿海地区收缩了。

    这还只是奇穆人与干旱及“恩索”进行的非凡抗争的一部分。君主们的计划原本更具雄心，耗资更加巨大。[11] 他们在整个王国境内兴修了许多精心设计的沟渠，把水源引到土地有可能肥沃的各座河谷中的不同地方。有些沟渠长达40千米。对于奇卡马北部的赫克特佩克河谷来说，不但其泛滥平原和与之毗邻的可灌溉沙漠平原上有肥沃的农田，沿海地区也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如今，河谷的北侧依然留存着奇穆人在数百年里开掘的至少长400千米的沟渠遗迹。这个广袤的沟渠系统从来没有同时使用过，因为那里没有充足的水源来灌满所有的沟渠。凡是依赖于这些沟渠的社群，必定精心制定过灌溉时间表，以便公平地为所有群落供水。若是明白如今当地的农民每隔 10 天左右就要给庄稼浇一次水，我们就会对这个沟渠系统的运筹复杂性有所了解。尽管极其复杂，但奇穆人的沟渠设施既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缓解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影响，比如“恩索”导致的暴雨，同时也提供了应对缺水导致的政治动荡的某种手段。

    农耕环境与十二河谷

    赫克特佩克河谷的南侧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那里有大量的沿海沙丘，向内陆延伸达25千米之远。公元1245年至1310年间的一场大旱，导致这里形成了大片沙丘，以至于人们在14世纪末还遗弃了位于卡农西略（Cañoncillo）的一个大型定居地；当时，不断推进的沙丘覆盖了农田，堵塞了灌渠，掩埋了房屋。这种较为长期的沙漠化，规模远大于干旱和暴雨造成的破坏。干旱与暴雨导致的破坏，人们尚可修复，但日益侵袭的沙丘，却非人类所能阻遏的。人们只能迁往别的地方。

    干旱是一回事，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水过多则是另一回事。在法凡苏尔（Farfán Sur）、卡农西略以及奇穆王国其他一些较大的城市中心，当地的头领与水利专家兴建了许多复杂的溢流堰，将其作为灌溉沟渠中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为连接一些深谷的引水渠修建了溢流堰。这种溢流堰能够降低水流速度，防止水土流失。他们修建的引水渠里还衬有用石头砌就的导水沟，让水流不致破坏整个结构的底部。这些策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有迹象表明，其中许多引水渠都是在垮塌之后重新修建起来的。另一种策略，就是在沿海附近的地区用石头修建一些呈新月形的石制挡沙墙。这种挡沙墙减缓了丘沙侵入灌溉沟渠和农田的速度，只不过其中的许多并没有起什么效果。

    莫切人依赖的都是单个社群，他们很少尝试对农业进行集中管理。村落被毁之后，人们只是迁往别处，然后修建一个新的沟渠系统罢了。人口密度很低的时候，尽管各个社群对最肥沃之地的争夺很激烈，这样做也完全没有问题。可奇穆人生活在一个人口要密集得多的农耕环境里。他们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型的城镇与城市，在地区范围内从事着农业生产。他们利用大量的徭役劳动力，对他们创造的整个农耕环境进行了大力投入。这些有组织的农耕环境包括大型的蓄水池与陡坡之上的梯田，后者可以控制倾泻的下坡水。他们最大的投入，就是开掘了一些长长的沟渠，将水源从深深下切的河床引到遥远的梯田与灌溉用地里；即便是大旱期间，那些沟渠也能引水。这是一种长远投入，让奇穆王国能够开辟数千公顷的新地；奇穆人耕作着这些土地，每年都能种、收两三次。在此以前，他们每年只能收获一次，且时间上与一年一度的山间洪水一致。

    最后，就算有大量的劳动力，土地开垦也变得不划算起来了。奇穆王国的君主们转而开始了征伐；“分离式继承”制度为这种征伐提供了理由，因为在此制度下，每位统治者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农田。最终，他们掌控了12个以上的河谷，其中至少有50,500公顷的耕田，全靠当时的农民用简易的锄头或挖掘棒进行耕作。这种规模的农业，需要进行高效而坚决的监管。考虑到建设与管理方面所需的巨大投入，他们也不可能采取别的做法。统治者严格限制个人流动，强迫许多臣民住进城市，还对粮食供应与人口实施高度集权化的控制。这种集权管理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因为奇穆王国可以在地区范围内而非局部范围内去应对漫长的干旱和重大的“恩索”事件。他们可以把一个地区的庄稼转到另一个地区去播种，可以启用未受损坏的灌渠，并且派出大量劳力去修复洪水造成的损毁。

    奇穆王国依靠长远规划，在一个只有 10%可耕土地的环境中创造了众多的农业奇迹。幸运的是，这个王国还可以仰仗鳀鱼渔业。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渔民与众不同，会跟农民交换粮食。沿海居民几乎不会遭到干旱影响，却会为厄尔尼诺现象所害，因为近海的上升流速度放缓，鳀鱼捕获量就会锐减。

    玛雅的君主率领着臣民进入一种环境乱局之时，奇穆王国的精英阶层则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熬过了一场场漫长的干旱和一次次异常强大的“恩索”事件。奇穆人的领袖掌管的是一个精心组织的绿洲，以大量人力劳动与严酷的集中控制为基础。他们还依赖于一种僵化的社会秩序，以及沟通自然世界与超自然世界的种种宗教仪式。他们所处的环境，让领袖与农民都预先适应了干旱程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环境中的严酷现实；这里雨水稀少，水源则来自遥远的地方。每个人的一生中，都经历过干旱；国家则通过让粮食供应变得多样化、节约每一滴水以及捕鱼来扩大食物基础，从而适应了这一切。祖先们来之不易的经验、老练的机会主义和长期规划，都带来了很好的回报。

    奇穆王国掌控着自身的生存，但君主们却无法主宰那些用山间径流滋养着王国的分水岭。此时，王国的农业耕作已经极具规模且复杂，以至于他们开始难以管理水源供应，尤其是难以对上游水源进行管理了。公元1470年前后，来自高原地区的印加征服者获得了诸分水岭的战略性控制权，并且打垮了这个国家。奇穆王国变成了塔万廷苏尤的一部分，“塔万廷苏尤”在印加语里就是“四方之国”的意思。农耕与灌溉继续进行，而沿海河谷中那些新的王公贵族，则把奇穆王国中的专业工匠迁往了高原地区的库斯科。

    沿海诸国之所以在不同规模上繁荣发展起来，是因为人们深入了解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滋养土地的水源。各国领袖与农民生活的河谷里经常出现严重的干旱，而一次次厄尔尼诺还毁掉了他们的农田。他们十分熟悉“恩索”即将到来的种种迹象，比如鳀鱼渔获减少、近海洋流南下、出现不熟悉的热带鱼类，以及近海水温上升。无论是莫切人、西坎人还是奇穆人，人人都能预测出可能发生的灾难，以及高原地区由“恩索”导致的干旱，这种气候现象会让播种时节的地表径流减少。安第斯地区诸国对气候与环境变化做出过各种不同的社会反应，但其中只有奇穆王国认识到了长远规划有助于维持王国的持续发展；而且，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了印加时代及其以后。

    在秘鲁沿海和安第斯山区，保持可持续性始终都是一种挑战。一些小社群在适应当地条件与变幻莫测的干旱时所用的各种方法，会让我们立刻大吃一惊；这里的干旱，有时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甚至更久。莫切人与奇穆人在沿海地区从事的河谷农业，若是没有小社群里耕作者精心做出的长远规划，是绝对不可能蓬勃发展起来的。强调“防患于未然”，为大旱时期制定应对措施，在奇穆王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王国曾大力投资兴建水利工程，比如将各个河谷连通起来的沟渠。

    莫切人与奇穆人都属于等级社会，使得他们的领袖能够强迫臣民用劳役的形式纳贡。很显然，这一点建立在领袖与平民之间具有一种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且每个人都据此认识到了谨慎管理水源和预见潜在风险所带来的益处。回顾起来，这个方面在奇穆社会里似乎组织得更加严密；只不过，无论领导层多么高效，专业的农耕知识（即当地的环境知识）和以社群为基础的劳动力显然都极其重要。在靠近灌溉工程的农耕村落之间起着黏合作用的亲族关系，也是如此。社群的合作劳动无比重要。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负责调配劳动力，但对本地的了解和亲族纽带，却将各个方面团结了起来。此外，还有近海的鳀鱼渔场；故在干旱年份，这里也有多样化的粮食供应，足以养活百姓。

    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与高地上的蒂亚瓦纳科比较一下；那里的粮食盈余既取决于降雨，也取决于最终以社群为基础的灌溉规划。长期性的干旱降临之后，蒂亚瓦纳科统治者们的中央集权势不可当地解了体，而整个国家也分崩离析了。可在农村地区，当地社群由于拥有种种紧密的亲族联系，所以存续了下来。

    令人震惊的高原：蒂亚瓦纳科（公元7世纪至12世纪）

    阿尔蒂普拉诺（altiplano，即西班牙语里的“高原”一词）紧挨着奎尔卡亚冰盖南部边缘；这就意味着，此地钻取的冰芯会敏锐地反映出气候变化的情况。的的喀喀湖位于奎尔卡亚以南，相距仅有120千米；从此湖中钻取的沉积物岩芯，则提供了第二种关于降水的准确来源。所以，问题就在于：过去的人是如何对冰芯中所记录的气候变化做出反应的呢？对考古学家而言，幸运的是，蒂亚瓦纳科属于南美洲已知的、哥伦布到来之前（pre Colombian）的最大遗址之一，它就位于离的的喀喀湖畔不远的地方。

    公元7世纪至12世纪初，蒂亚瓦纳科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主要的城邦。[12] 据钻取的冰芯所示，在这差不多5个世纪的时间里，气候普遍温暖且相对湿润。虽然其间也有比较干旱的时期，但气候相对稳定。冰芯当中含有一层层的风积物；这些风积物，来自城市周围面积广袤和阡陌纵横的台田系统。据我们所知，光是蒂亚瓦纳科的腹地，就有大约19,000公顷这种农田。在城邦的全盛期里，全国的农业全都依赖由村落社群兴建和维持的这些农田系统。产量最高的田地都位于高原上的战略要地，就是那些被灌渠环绕的地块。连四周那些灌渠中的淤泥，也为台田原本肥沃的土壤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而当地的主要家畜美洲驼的粪便也是如此。降水丰沛的时候，高位地下水和灌渠会浸润田地，不但可以提供充足的水分，还可以极好地保护生长中的作物免受霜冻之害。这种浸润，与最负盛名的作物即玉米的成功极为相关。

    蒂亚瓦纳科的农民也种植土豆——这是当时平民百姓的主食，但同样容易被高地上的霜冻所毁；他们还成片成片地种植块根落葵，这种植物的根块颜色鲜艳，样子跟土豆一样，叶子则可食用，像是菠菜。台田农业如此多产，以至于从公元7世纪至12世纪初期，村民们开发出了大片这种阡陌交错的田园。局部的农田系统最终变成了精心整合的地区性系统，提供的粮食盈余既养活了一个政治精英阶层，支撑起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宗教信仰，还广泛销往了各大低地和沙漠地区。

    蒂亚瓦纳科遗址，玻利维亚

    当时，在蒂亚瓦纳科这个政治与宗教中心周围从事农耕生产的“城郊”地区，可能生活着2万人。蒂亚瓦纳科城宏伟壮观，城里不乏巍峨雄壮的建筑。其中有一个巨大的下沉式场院，名叫“卡拉萨萨亚”，坐落于一个铺着石头的土台之上。不远处，一排笔直的石头围成了一道呈长方形的围墙，附近一扇大门上则刻有一个拟人化的神像，人们有时称之为“维拉科查”[13] 。宗教建筑群的附近坐落着一些较小的建筑、场院和巨大的雕像；它们都是一种强大图腾的组成部分，这种图腾以秃鹰和美洲狮为特点，外加一些拟人化的神灵，且神灵身边还跟着一些地位较低的神祇或者信使。蒂亚瓦纳科的中心是一个极其神圣的地方，由一些姓名不详的半神贵族掌管着。这个精英阶层站在一个精心组织的王国的顶端实施统治，王国依靠畜牧业和自给农业支撑着；其规模之大，以至于考古学家如今仍然能够在城市四周废弃已久的台田里看到犁沟的遗迹。

    在这个高原国家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些强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该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的冶铜业，再加上的的喀喀湖南岸及其与遥远的沿海地区之间进行的其他贸易。利用美洲驼形成的非正式贸易网络，将这个高原城邦与大约325千米以外一个距离太平洋不远的殖民地莫克瓜联系起来了。这种殖民开拓活动并非偶然，因为两个中心都地处一个肥沃的玉米种植环境的心脏地带。查尔斯·斯坦尼什（Charles Stanish）和其他人曾在的的喀喀湖盆地西南部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既发现了这座城市，还在同一个南方河谷中找到了其他两座与蒂亚瓦纳科具有密切文化联系的大型城镇。[14] 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有无数人曾经生活在那儿。其中有些人还曾到处游历。在当时距海岸不远的昌昌城中的一座大型公墓里，长眠着 10,000 多个与地处高原的蒂亚瓦纳科有密切联系的人。

    蒂亚瓦纳科中部与其周边遗址之间的贸易，似乎相对不那么正式，但涉及了来自周边地区的、该国心脏地带无法获得的商品与货物的流动。不同于后来的印加人，蒂亚瓦纳科人并未付出什么努力，去维持一种正式的道路系统。不过，他们确实在低海拔地区保持着一些殖民地，其中的居民与高原上的创始社群之间保持着密切而长久的联系。当时的大部分贸易，都掌控在历史悠久的贸易路线沿途那些具有牢固人际关系的亲族群体与商人手中。当时的驼队数量，有可能达到了数百支（如今数量少得多了）；而从现代的观察结果来看，这种驼队每天能够走上15千米至20千米。这种贸易，将该国的意识形态传播了出去，以黏土器皿与艺术的形式加以表达，从而强化了蒂亚瓦纳科在面积广袤的高原与低地上的经济与政治权威。即便是蒂亚瓦纳科城邦土崩瓦解之后，这种贸易也仍然进行了下去。

    忽冷忽热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蒂亚瓦纳科在气候相对温暖和稳定、降雨也较以前更多的那几个世纪中崛起的过程。与玛雅人的情况一样，当时蒂亚瓦纳科的农业不断扩张，台田面积大增，人口密度也上升了。那几个世纪可谓黄金时代，蒂亚瓦纳科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建设与扩张，而其统治者的威望与宗教势力则主宰着辽阔的高原，以及遥远而气候干旱的沿海地区。不过，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奎尔卡亚冰盖上的冰芯与的的喀喀湖中的钻孔取样表明，公元1000年前后蒂亚瓦纳科及其领地遭遇过一场大旱。[15] 降雨量急剧减少，的的喀喀湖的水位也在公元1100年以后下降了12米多。湖岸明显退却了数千米之远，导致大量的台田陷入了无水可灌的境地。与此同时，当地的地下水位下降，远低于之前数个世纪的正常水平了。许多水力循环系统曾经极其巧妙地维持着附近的沟渠，此时却变得毫无用处；由湖边往内陆而去的引水系统尤其如此。

    剧烈的环境变化，出现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口密度也日益上升的一个时期。以前的沼泽地带是进行精耕细作的理想之地，如今则变成了比较干旱的环境。尽管人们随即大幅降低了农耕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还种植了种类更多的作物，可他们已经无力创造出以前那样富足的粮食盈余了。寥寥几代人过去之后，由城邦统治者兴建和管控的那种精心组织的大规模农耕体系，就再也行不通了。曾经支撑着蒂亚瓦纳科根基的那种农耕体制崩溃了。严重的干旱，导致蒂亚瓦纳科这个城邦在经历了数代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动荡之后，就此土崩瓦解。日益分化、竞争激烈的农业与畜牧业经济发展起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影响。[16] 在一些灌溉条件较好的地区，成就斐然的地方领袖纷纷获得独立，摆脱了这个统治者长久以来都依靠其强大的神圣血统及其与神的联系来实施统治的国家。这些变化，出现在公元1000年至1150年之间。

    与玛雅人的情况一样，蒂亚瓦纳科城邦的解体也是一个复杂而不规则的过程。人们继续居住在蒂亚瓦纳科的部分地区，以及附近卡塔里河谷中的一个重要农耕区，直到 12 世纪。宗教仪式继续举行，并未中断。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一个看似漫长而混乱的解体过程中留存了下来。

    奎尔卡亚冰盖上的冰芯表明，干旱继续在这一地区肆虐；13 世纪和14世纪出现过一场尤其漫长的旱灾，而公元1150年左右那段不规律的变暖期里也出现过一次（此时正值“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即欧洲变暖的那个时期，我们将在第十一章里看到）。在这种反常的炎热气候中，蒂亚瓦纳科与北方安第斯高原上另一个伟大的城邦瓦里在经济和政治上最终都崩溃了。到了此时，各个社群都已从河谷谷底与位置较低的河谷山坡迁往海拔较高的地区；人们认为，海拔较高的地区较易获得水源。

    由于台田无法再耕作下去，其中的许多社群便将蒂亚瓦纳科人曾经忽视、以前未被开发和无人居住的地方性环境利用了起来。这种做法，对高原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一度繁荣兴旺的卡塔里河谷，农民都迁移到了无数座较小的村落里；它们的规模，只有蒂亚瓦纳科全盛时期的四分之一。以前数个世纪里精心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曾经将人们与此时业已遗弃的城市维系在一起、有时必定需要人们像奴

    隶一样奉献的政治与宗教活动（其中还包括节庆宴飨），全都一去不复返了。要想生存，就意味着他们必须离开蒂亚瓦纳科附近那些一度富足的农耕环境，迁往海拔更高、更靠近冰川水源且容易防御的地方。到了公元1300年，修建在山巅的城寨要塞已经随处可见；考古学家发掘出的遗骸表明这里出现过暴力，或许还发生过地方性战争。[17] 经过了长达5个世纪不间断的台田农耕，出现了一座座拥挤的城市中心之后，肆虐的干旱导致的的喀喀湖周围的农业耕作在随后的数个世纪里都难以为继了。在 15 世纪中叶印加帝国掌控这一地区之前，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及其毗邻的高地上几百年间都没有出现过人口稠密、繁荣发展的城镇。

    实际上，人们直到现代才停止台田耕作。这种耕作方式，是美国的艾伦·科拉塔（Alan Kolata）和玻利维亚的奥斯瓦尔多·里维拉（Oswaldo Rivera）这两位考古学家“重新发现”的，他们曾研究蒂亚瓦纳科以北约 10 千米一些废弃的台田。[18] 他们的发掘，穿过了一些台田与附近的沟渠，还穿过了一些曾经有人居住的土丘，目的是揭示人们为改善排水状况和把沟渠中的淤泥铺到田地里而采取的措施。在考古学家克拉克·埃里克森（Clark Erickson）、当地农民、一群农学家和其他人的参与下，他们启动了一个旨在恢复传统耕作方式的项目。他们一起精确地复制出了一块台田，并且只使用传统的工具，比如脚踏犁。结果表明，这块新辟之地不但大获成功，还证明了小家庭与亲族群体可以轻而易举地建造、耕作和维护这种田地。随后进行的对照实验项目，已经让高原上的许多农民开始采用这种失传已久、曾经支撑过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的台田耕作方法。

    由此我们再次得知，传统的农耕知识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惜的是，在我们能够将其应用到正在变暖的世界中去之前，这种知识中的大部分正在消失。如果不吸取过去的教训，我们就将面临危险。

    [1] L. G. Thompson et al., “A 1500-Year Record of Climate Variability Recorded in Ice Cores from the Tropical Quelccaya Ice Cap,” Science 229 (1985): 971–973.

    [2] Michael Moseley, The Inca and Their Ancestors, 2nd ed.(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1)，这是一部旁征博引的综合性作品。

    [3] Ruth Shady and Christopher Kleihege, Caral: First Civilization in the Americas. Bilingual ed. (Chicago: CK Photo, 2010).

    [4] 关于莫切人：除了Moseley, The Inca and Their Ancestors，

    请参见Jeffrey Quilter, The Ancient Central Andes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3)。

    [5] Walter Alva and Christopher Donnan, Royal Tombs of Sipán

    (Los Angeles: Fowler Museum of Cultural History, 1989). 更

    新之作：Nadia Durrani, “Gold Fever: The Tombs of the Lords

    of Sipan,” 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 35 (2009): 18–30。

    [6] L. G. Thompson et al., “Annually Resolved Ice Core

    Records of Tropical Climate Variability over the Past 1800

    Years,” Science 229 (2013): 945–950.

    [7] Brian Fagan, Floods, Famines, and Emperors: El Ni.o and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s. Rev.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chap. 7，其中为普通读者进行了描述。

    [8] Michael Moseley and Kent C. Day, eds., Chan Chan: Andean Desert City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2).

    [9] Brian Fagan, The Great Warming (New York: BloomsburyPress, 2008), chap. 9，其中进行了大致的描述。
    [10] Charles R. Ortloff, “Canal Builders of Pre-Inca Peru,” Scientific American 359, no. 6 (1988): 100–107.

    [11] Tom D. Dillehay and Alan L. Kolata, “Long-Term Human Response to Uncertai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the And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1, no. 2:4325–4330.

    [12] Alan L. Kolata, The Tiwanaku: Portrait of an Andean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3). 还有两卷编著

    作品，它们属于详尽的专著：Alan L. Kolata, ed., Tiwanaku and

    Its Hinterland: Archaeology and Paleoecology of an Andean

    Civilization, vol. 1: Agroecology and vol. 2: Urban and Rural

    Archaeolog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6

    and 2003)。

    [13] 维拉科查（Viracocha），印加神话中的创世神，被奉为众神之王。——译者注

    [14] Charles Stanish et al., “Tiwanaku Trade Patterns in Southern Peru,”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9(2010): 524–532.

    [15] 这一节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Lonnie G. Thompson and Alan L. Kolata, “Twelfth Century A.D.: Climate, Environment, and the Tiwanaku State,” in Megadrought and Collapse: From Early Agriculture to Angkor, ed. Harvey Wei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31–246。

    [16] R. A. Covey, “Multi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des During the Late Intermediate Period (c. A.D. 1000–1400),”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6 (2008): 287–338.

    [17] E. Arkush, Hillforts of the Ancient Andes: Colla Warfare,

    Society, and Landscape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1). See also E. Arkush and T. Tung, “Patterns

    of War in the Andes from the Archaic to the Late Horizon:

    Insights from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Cranial Traum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19, no. 4 (2013): 307-369; Alan L. Kolata, C. Stanish, and O. Rivera, eds., The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Tiwanaku State (Pittsburgh, PA: Pittsburgh Foundation, 1987).

    [18] Clark L. Erickson, “Applications of Prehistoric Andean Technology: Experiments in Raised Field Agriculture, Huatta, Lake Titicaca, 1981–2,” in Prehistoric Intensive Agriculture in the Tropics, ed. I. S. Farrington. International Series 232 (Oxford: 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1985), 209–232. 还有一篇论述这个地区传统农业的宝贵论文：Clark Erickson, “Neo-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d Agrarian ‘Collapse’ in Andean Prehistory,” Antiquity 73(1999): 634–642。

    第八章 查科与卡霍基亚（约公元800年至1350年）

    公元1100年前后，美国佛罗里达州派恩岛海峡。独木舟静静地穿过红树林沼泽中一条狭窄的水道，驶入了开阔水域。一段长长的麻绳和一根插到水底的杆子，让小船停到了合适的位置。船上的夫妻二人撒下一张细细的渔网，任由网子下沉，然后耐心地等待着。他们拽了拽，觉得渔网很沉，稍微动了动。他们收了网，把不断挣扎的钉头鱼拉到船上，然后继续前进。但是，船桨触到了水底。划桨者在心中暗暗记住了这个地方，然后把船划入了较深的水域。近来天气较为寒冷，这里的水深在不断变化，所以大家都开始日益主要靠海螺和其他可食用的软体动物为生了。

    如今佛罗里达州东南部的美洲原住民卡卢萨族曾经在一种地势低洼的沿海环境中繁衍生息，以种类繁多的鱼类和软体动物为食。人人都靠船只谋生，住在紧凑的永久性定居地，因为这里高地很罕见，人口流动起来也很困难。食物供应虽说充足可靠，但海平面从来都不是永久不变的。海平面上升或者下降几厘米，就有可能毁掉一个海草渔场，或者毁掉盛产牡蛎或海螺的地方。他们几乎不可能将食物储存起来，故每座孤立的村落都靠着独木舟，在一个贸易和互惠互利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社会里与其他村落保持联系。从根本来看，将所有人团结起来的那种黏合剂是无形的，那就是他们的经验性知识，以及他们在一种复杂的仪式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超自然信仰。

    无形领域在古代北美洲人的生活中居于核心位置。智人从 15,000 多年的漫长岁月的一开始便成功地适应了北美洲的各种迥异的环境：从严酷的北极苔原，到温带森林，再到占据了西部大部分的荒芜、干旱地区。美洲原住民通过数百代人的口耳相传，将这些适应措施的奥秘，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量知识传了下来。其中很多知识曾帮助人们应对过各种各样的气候变化，直到19世纪仍然保存得很完整。许多知识如今依然留存于世，既铭刻在赞美诗与歌曲里，也铭刻在人们谨慎珍藏、很少与他人分享的不成文知识当中。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重大变化，比如大气与海洋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厄尔尼诺现象、严重的干旱周期以及导致海平面大幅上升的气候变暖等等，就是无数成功与不成功、牢牢立足于传统经验与知识的地方性 适应措施的背景。直到如今我们才开始认识到：可持续性与面对这些变化时的韧性，是当代加拿大与美国的美洲原住民历史中的两个主要因素。

    在本书中，我们只能描述几个例子，但它们代表着我们的知识具有巨大的进步潜力，对我们如今关于未来气候变化的论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干旱与渔民（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13世纪）

    赤道太平洋表面海水温度的不断变化，给美国加州既带来了干旱，也带来了降雨，并且次数极多，变幻莫测。数千年来，生活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狩猎与采集民族，都曾以我们熟悉的对策适应干旱或者洪水。[1] 他们顺应各种气候力量，在干旱年份里依靠永久性的或者可靠的水源供应，必要的时候还会吃一些不那么理想的食物。许多群落都倚重各种各样的橡树，摘取易于储存、营养也很丰富的橡子为食。加州南部沿海从事渔业的社群，则是利用圣巴巴拉海峡的自然上升流，以鳀鱼为主食，辅之以橡子。[2] 与其他从事狩猎和采集的社会一样，这里的人们也是通过焚烧干草的手段来促进新植物生长或者吸引猎物，从而对所处的环境进行“管理”。干旱降临之后，许多群落都会退回到沼泽或者湿地环境中去。和往常一样，将风险降至最小的传统对策与灵活性、机会主义结合起来，就确保人们能够在各种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生存下来。

    像圣巴巴拉沿海地区的丘马什族这样的渔民，能够毫不费力地应对厄尔尼诺之类的短期气候变化。较长期的气候变化就是另一回事了；如今，我们可以从深海岩芯、湖泊岩芯与树木年轮中看出来。幸运的是，人们从圣巴巴拉海峡中钻取了一根长达198 米的深海岩芯，其中的17米岩芯中记录了自“大冰期”以来此地的气候变化情况。[3] 有孔虫（浮游生物以及其他类似的简单生物）沉积物的聚积速度很快，故非常适合用于研究高度敏感的环境情况。由道格拉斯·肯尼特与詹姆斯·肯尼特这对父子组成的一个研究团队利用有孔虫与放射性碳定年法，获得了一幅显示过去3,000年间每隔25年海洋气候变化情况的高分辨率图像。

    第八章与第十三章中提到的北美洲遗址

    肯尼特父子发现，海洋表面平均温度的变化幅度高达3℃。可公元前2000年之后，气候就变得更不稳定了。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沿海渔场的产量每一年都有可能出现巨大变化。海岸上升流的强度是一个关键指征，标志着富含养分的低温海水上升到海面的时期。这种上升流，极大地提高了当地渔场的产量。通过研究岩芯中的深海有孔虫和浅海有孔虫，肯尼特父子还发现，从公元前1050 年至公元450年，海水温度相对较高、较平稳。海面水温较高导致自然上升流减少，故渔场产量也较低。从公元450年至1300年，海水温度大幅下降，比“大冰期”以来的水温中值低了大约1.5℃。在公元950年至1300年这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海洋上升流特别强劲，导致各个渔场的产量都大增。公元 1300 年之后，海水温度又平稳下来，开始逐渐上升。到了公元 1550 年，上升流的强度已经减弱。有意思的是，在公元500 年至1250 年间，海洋表面温度下降与海洋上升流增加的时间，与出现地区性干旱的时间相吻合。（公元800 年至 1250 年这段干旱周期，大体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相一致。）在美国西部的许多地方，内华达山脉的树木年轮序列中也记录了类似的干旱周期；其中一个序列中记录了两场旷日持久的干旱，分别持续了200多年和140多年。不管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它们都属于特大干旱。

    长久以来，圣巴巴拉海峡地区的丘马什民族及其祖先都在一个被世人误称为“伊甸园”的地方繁衍生息，并且以此闻名；那里有资源丰富的近海渔场，陆地上的橡实收成也很充足。不过，就算是在一个个降雨充沛、渔获丰收的好年景里，许多群落也是过一年算一年。虽说公元450年之后海水温度的下降改善了渔业状况，但要养活的人口也更多了。接下来的八个半世纪里干旱周期频繁，虽然有可能没给沿海地区带来太大的问题，却给内陆地区造成了重创。随着人口增加，部族领地的边界划分也变得极其清晰了。部族首领之间不断争夺领地和橡树林的控制权，并且为了永久性水源而争战。从一些墓葬的遗骸中我们得知，当时偶尔有营养不良的现象，还有受过外伤的人；这些遗骸可以追溯到公元1300年和1350年前后，当时弓箭开始出现。在降水变幻莫测、粮食供应高度本地化、政治竞争与社会竞争都很激烈的地区，深受气候压力之苦的群体之间爆发一场场短暂而激烈的局部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公元 1100 年以后，丘马什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暴力与持久的饥荒（或许甚至还有当地的族群消亡）成了普遍存在的现象。定居地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人们住得更近、更集中了。随着首领家族领导的世袭精英阶层制定了各种有力的机制来控制贸易、解决争端和分配食物，许多大型定居地和较小的定居地都形成了等级制度；有些地方仅仅相距数千米，食物资源方面却差异巨大。人们用舞蹈和其他的宗教仪式，通过一种被称为“安塔普”（antap）的联盟，确认了这种新的社会秩序；“安塔普”发挥了一种社会机制的作用，可以把相距甚远、有权有势的个人联合起来。因此，丘马什族一直存续到了 16 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来到美洲的时候；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下，合作确保他们能够在充满挑战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4] 丘马什族的这个例子表明，在食物供应不一定充足的社会中，精心控制的传统仪式可以提升整个社会的可持续性与韧性。

    在公元10 世纪至13 世纪的“中世纪气候异常期”里，丘马什族的渔场曾因得益于海洋中的自然上升流而产量大增。还有两个重要的社群也是如此：美国西南部的查科峡谷，以及位于密西西比河的“美国之底”、靠近如今圣路易斯的卡霍基亚。尽管两地相距约有1,500千米（对于他们是否知道彼此存在的问题，世人尚存分歧），但这两个社群都是一度崛起，然后在12世纪至13世纪解体的。它们存续的时间跨度，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相一致；当时的人寿命短暂，而在不到15代人的这段时间里，气候条件较为温暖、湿润。

    查科峡谷：一场气候踢踏舞（约公元800年至1130年）

    圣胡安盆地的范围，包括了美国新墨西哥州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与该州毗邻的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部分地区。[5] 这里有辽阔的平原和众多的山谷。盆地的四周，是一些小型的台地、孤峰与低矮的峡谷。查科峡谷是一个壮观的宗教仪式中心和土木建筑群，以其中的9处多层式“大房子”或者说大型的普韦布洛（即印第安村落）而闻名。它们的内部和四周还有2,400多处大小不一的考古遗址。在公元800 年至1130 年间的300多年里，这个地区曾经生活着密度惊人的农耕人口，人们住得很近，而从一座座露台与一个个广场上不断传来的嗡嗡低语和一阵阵袭来的气味——包括北美蒿属植物、人们身上的汗液以及食物腐坏等各种气味——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写照。他们生活在一个贫瘠的农耕地区，却维持着一种可持续的农耕系统；那里的降水量变幻莫测，每年只有200毫米左右，并且变化很大。归根结底，一切都依赖于谨慎细致的水源管理。[6]

    查科文化的核心区域坐落在查科峡谷的中间地带，如今称为“查科峡谷国家纪念公园”。这里最负盛名的普韦布洛沿着一侧的查科河绵延达 17 千米，此河会不定期地从峡谷当中穿过。在所有的“大房子”里，“普韦布洛波尼托”最为有名；这是靠近一座中央广场的一群呈半圆形排列的房间，其中还有曾经位于地下的圆形礼堂，或称“基瓦”（kiva）。[7] 每处“大房子”都曾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经常出现派系斗争与社会关系紧张等现象。这处遗址本身，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圣地建成的，其标志就是附近的峡谷崖壁上有引人注目的岩层。普韦布洛波尼托也坐落在显眼的“南隘”对面；这个隘口，会把夏季的暴风雨导入查科峡谷的心脏地带。

    起初，在公元860年至935年间，普韦布洛波尼托还属于一个砖石建筑的小型定居地，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弧形之地，但也是一个十分具有灵性的地方。其中的居民，都生活在一个包括了天空、大地与地狱的分层世界里。他们的村落叫作“西帕普”（sipapu），也就是从地下世界出来的地方。他们举行的复杂仪式，都是围绕着夏至、冬至以及日月的运行更替进行的。普韦布洛人的世界向来都和谐、有序，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则在戏剧表演中得到了再现。群体比个人重要；人们专注于维持的那种人生，过去一直如此，将来也仍然不会改变。查科峡谷的生活，以玉米耕种和宗教信仰为中心；这里气候干旱，种种严酷的现实决定了人类的生存。

    不过，在一个日益复杂与更加政治化的时代，由于越来越多的新兴领袖渴望获得更大的权力与宗教权威，其他一些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了。到了公元1020年，普韦布洛波尼托已经与宗教有了很深的联系。公元1040年之后，这里再次开始大兴土木。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普韦布洛波尼托便变成了一个有如迷宫一般、着实引人入胜的复杂建筑群。它起初属于一个住宅区，但接下来变成了“大房子”，一座与宗教及政治密切相关的仪式性建筑，其中储存空间巨大，却没有几个永久性的居民，只是到了夏至、冬至和举行其他重大活动时，才会有人把那里挤得满满当当的。

    查科峡谷里的农民，依靠各种各样的水源管理制度来灌溉庄稼。他们开垦了查科河两岸的冲积平原和悬崖之上的斜坡，并且在雨水充沛的年份靠洪水进行耕作。人们运用一系列科学方法［其中包括机载激光雷达（LiDAR）勘测］，对久已淤塞的沟渠进行考古发掘，钻取沉积岩芯，并且利用锶同位素研究水源之后，我们得知，查科的农民曾经通过引导径的方法，利用过各种各样的水源。[8] 一个个由人工灌渠与土沟构成的复杂系统，成了适合当地条件的一种多层面灌溉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变化迅速的降雨模式和变幻莫测的环境，要求整个社会随机应变，通过部署大房子与小定居地的劳力，对突如其来的雨水丰沛和水源稀缺做出反应。与居住在大房子里的精英阶层息息相关的种种强大有力的宗教关联，既强调了农耕，也强调了水源管理。对普韦布洛波尼托墓葬进行的 DNA（脱氧核糖核酸）研究证实，母系血统是查科农业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的宗教活动与生育、水两个方面都息息相关，故女性在水源管理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9]

    在女性属于社会的重要成员且常常担任宗教仪式头领的一种文化中，亲族关系、遗传与保护珍贵的水源供应几个方面都极其重要。普韦布洛波尼托的领导权属于世袭制，带有宗教性且强大有力。文化秩序则以种种无常的现实为中心，比如无法预测的水源供应、天空，以及在周围地形衬托之下显得或明或暗的天体。

    查科领导权的这种集中化，有可能维持过一种社会制度，它曾经不断面临变幻莫测的环境条件与气候变化。不过，这种集权也对整个地区产生了轻微的影响。确保领导层能够对土地与不断变化的水源供应加以监测的各种社会控制手段，连同在短时间里调配劳力，就是长期生存背后那种风险管理中的基本要素。

    归根结底，查科社会之所以成功生存，与其说是因为这里有强大的领袖，倒不如说是因为这里的家庭具有灵活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受到了一种信念的引领，这种信念认为大部分劳动最终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圣胡安盆地那样的干旱环境里，没人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这一点，就是一些精心设计的宗教仪式曾经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至日仪式以及纪念每年农事中一些重要时刻的仪式活动，将人们团结起来，使之能够在亲族关系与义务远远超出了峡谷范围的一种环境中生存下去。在一个具有各种互惠关系，从而将住在数千米以外的亲族群体联系起来的社会中，不可能再有其他任何一种团结方式；这些互惠关系，有时反映在陶器的风格上。等到一个地方食物充足，而另一个地方食物有限的时候，这些关系就会发挥作用。在物资匮乏的时期，人们会搬到水源供应较充足的地方与亲族一起生活，对方也可以指望自己有难时同样能够投奔亲族。在一个受到年年改变节奏的气候变化所影响的社会里，合作、人口流动与韧性之间息息相关。查科人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有如一种复杂的舞蹈，有如农民与不停循环变动的降雨、气温、生长季节之间的小步舞。气候设定了一种快速而灵活的步速。它的人类“舞伴”，必须灵活、敏捷地对来自大地与天空的暗示做出反应，否则的话，这种“舞蹈”就会以灾难而告终。对此，查科人都老练地做出了反应。

    有4种主要的天气模式会对圣胡安盆地与科罗拉多高原产生影响。湿润的极地太平洋气团从西北而来，是由往南与东南方向移动的气旋性风暴带来的。到了夏季，这种情况就会反过来；此时，源自墨西哥湾那种温暖湿润的热带气流会带来降雨，偶尔还会有太平洋上的温暖气流入侵，导致雨水更多。山脉的抬升作用，有时也会带来大量的局部性夏季雷雨，主要出现在7月份到9月初之间。不过，这里每年都只有少量降雨，并且每年都有相当大的变化。一切都取决于数千千米以外的气团运动和当地的地形地势。在相距仅有数千米之远的地方之间，雨量有可能差异巨大。

    整个盆地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生长季约为150天，但在查科峡谷等地势较低的地方，生长季则会短上1个月之久。居住在峡谷里的人，都是任凭变幻莫测、常常还出人意料的气候变化所摆布。像厄尔尼诺之类的短期性全球气候事件，也对每年的农业耕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查科人，很可能没有意识到长期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活着的一代人与历代祖先具有相同的基本适应力，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稳定性”。不过，每个查科农民都非常清楚那些为期较短、出现频率较高的变化，比如年复一年的雨量变化、长达10年的干旱周期、季节性变化等等。干旱、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降雨以及其他类似的气候波动，需要他们采取临时性的和高度灵活的调整措施，比如耕作更多的土地、维持两三年的粮食储备、更多地依赖野生的植物性食物，还有在整个地区进行迁徙。

    这些对策，在数个世纪里都很有效；只要查科人的生活方式具有可持续性，耕作的土地上要供养的人口远低于每平方千米能够养活的人口数量，这些对策就很有效。然而，当人口增长到接近土地的承载能力上限时，人们就会日益容易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尤其是容易为短期或者较长期的干旱所害。就算是一年降雨不足、作物歉收或者出现暴雨，也有可能导致一户人家数周或数月之内无以为生。时间更久的干旱周期，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树木年轮定年法是西南地区一种基本的气候替代指标。如今，我们已经有了查科峡谷自公元661年至1990 年间的逐年树木年轮记录，以及来自其他替代指标的数据资料；它们表明，此地大兴土木、建造“大房子”的时间与降雨较为充沛的时期相吻合，从而进一步说明，稳定的气候可能导致人口增长。普韦布洛波尼托和其他地方的建造活动，在1025年至1050 年间曾经大增；其间有 3 个时期的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它们之间隔着短暂的干旱期。即便是在情况最好的年份，圣胡安盆地的农耕环境也很不稳定；只不过，高于往常的地下水位以及较多的降雨，让这个峡谷成了比较安全的地方之一。在1080年到1100年之间，长达20年的干旱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幸好有高地下水位加以缓解。接下来，这里再次出现了充沛的降雨，而人们也再次加速大兴土木；查科地区如此，而圣胡安盆地北部的阿兹特克与萨尔蒙普韦布洛等地也是如此。

    到了1130年，查科居民已经极其依赖于栽培植物，故对同年开始的那场长达50年、其间只短暂中断过一次的干旱，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玉米产量大幅下降，野生植物的生长严重受阻。兔子或其他野生动物，也不容易猎取了。公元 1100 年之后，人们曾从圣胡安盆地北部引入火鸡作为替代品，但这种做法并未满足人们对更多食物供应的需求。假如这场干旱只持续了数年，那么“大房子”与一些较小的社群都会幸存下来。可公元1130年之后，那场大旱似乎并未缓解，所以人们开始挨饿。于是，查科人只得求助于一种古老的对策，那就是迁往别的地方。

    在查科峡谷，人口流动向来都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很久以前，家家户户就已经不断进出这个峡谷了。他们来来去去的原因，可能是某个季节，决定与远在高地上的亲族住到一起，或者通过迁往别处来解决一种长久的纠纷。他们所属的那些历史悠久的社区继续繁荣发展着，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的庭园与水源供应，拥有获得其他食物与资源的权利。待那场长达 50 年的干旱降临时，这里既没有出现人们大规模迁离的情景，也没有出现成百上千查科人死于严重饥荒的现象。相反，人们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地离去，有时则是大家族一起迁走。他们前往降雨较为充沛的地区，前往数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维系着亲族关系和贸易联系的群落。

    12 世纪查科峡谷的人口外迁，刚开始时跟往常一样，是一个个家庭毫无规律地进出这个峡谷。不过，随着情况恶化，人们种植更多作物的努力并未奏效。地下水位下降了。最终，原本小规模的人口流动就变成了源源不断的迁徙，家家户户都开始迁往其他地方那些正在发展的群落。查科峡谷里的人口日益减少，并且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使得那些历史悠久的群落全都突然迁走了。只有少数顽强不屈的村落仍在坚持着，直到他们无法再生存下去。至于留下者的遭遇，我们只能搜集到少量的蛛丝马迹。例如，考古学家南希·阿金斯（Nancy Akins）的骨骼研究显示，到了11世纪，查科峡谷中有83%的儿童都患有严重的缺铁性贫血；这一点，又增加了他们患上痢疾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

    只要仍有降雨，人们就可以耕种新的庭园，庭园主人也可以兴建新的定居之地。公元1080年之后，虽说雨水减少，但大兴土木的热潮并未消退。不过，在某个时间点上，“大房子”里的首领们丧失了他们对复杂宗教仪式的控制权；这样的宗教仪式，曾经为普韦布洛波尼托这类地方带来许多宝贵的奇珍异物，以及像木梁之类的商品。他们再也无力组织精心表演的种种仪式了；数个世代以来，这些仪式都是农耕年份里农事节奏的标志。查科不再是这个世界的精神生活中心。人们逐渐散居到了其他地方。古普韦布洛人跳动的心脏北移到了圣胡安河、科罗拉多州西南部和弗德台地。查科峡谷全然成了一种记忆；但它是一种强大的记忆，深深地镌刻在北方几十个普韦布洛群落的口述传统当中。

    查科的历史，始终都以他们与别人、与别的民族、与亲族以及范围狭窄的峡谷之外各个群落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我们可以将那里称为查科世界，它以“大房子”为基础，然后变成了一个日益重要的宗教中心。查科的首领们从来没有掌控过偏远地区的群落，但这个世界的不同地区都以不同的方式将自己与这座峡谷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目标也各不相同（既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查科的首领们）。

    如果说查科的瓦解完全是由干旱造成的，那就是无稽之谈，就像用同样的说法解释玛雅文明崩溃的原因是误人子弟一样。查科人始终生活在一个贫瘠的农耕环境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由此带来的种种脆弱性。查科的首领们世世代代都得益于一个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农耕生产极其成功的时期。这一点，就要求其他社群将上述首领的身份合法化。待到查科没落下去，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导致人们遗弃了此地，这个峡谷世界的中心便北移了。就算有东西留存下来，那也是因为人们对祖先的记忆十分有力，相信众神不但掌控着宇宙，还掌控着人类。只是与凡人一样，神祇也有义务将他们的恩赐分享给他人，因为这是一种古老的互惠观念。查科的根基，是三种不言而喻的价值观，即和谐、灵活性与迁徙。同样的原则，在许多古代社会中都居于核心位置，因为后者也敏锐地认识到了韧性、可持续性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如今，对于这些合理的日常生存方法，我们还有许多要学习之处。

    因灾迁徙（公元1130年至1180年）

    公元1130年至1180年的那场大旱，让查科的“大房子”遭受了重创。随着查科衰落下去，政治势力便向北转移，落到了阿兹特克和萨尔蒙普韦布洛的头领手中。[10] 此时，有两个从事农耕生产的群落获得了一定的突出地位，其中一个以阿兹特克北部的托塔（Totah）为中心，另一个则以福科纳斯地区的弗德台地为中心。随后，那里出现了一轮兴建“大房子”的热潮，并且持续了60年左右。但到了1160 年前后，各种大规模的建造活动都停了下来；从弗德台地中心区域发掘出的木梁表明，在接下来的一场大旱期间，人们砍伐树木的速度有所放缓了。

    圣胡安北部的社群不同于查科的农民，他们完全依靠旱地玉米种植为生，并且主要在海拔1 829米以上的地区栽培庄稼。在干旱年岁里，质地疏松的土壤可以养活的人口要比实际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口多得多，连严重干旱期间也是如此。在公元10世纪，当地人都住在小而分散的群落里；这种群落，一般由5至10个带有一间“基瓦”与若干间储存室的住宅单元组成。但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定居地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农业人口则变得没有那么分散了。许多以前的小村落，都变成了带有多个住宅区的村庄，只不过，它们并未达到查科“大房子”那样的规模。

    这里的人口增长一直持续到了 13 世纪中叶，其间无数个各自为政的群落相互争夺农田，争夺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和政治权力。随着众多群落纷纷迁到各个峡谷当中能够采取防御措施的地方，袭击与战争也变得普遍起来。这就是“绝壁宫殿”与其他著名的弗德台地普韦布洛的时代，它们出现在峡谷深处，而附近的曼科斯与蒙特苏马两处河谷的普韦布洛则靠着大量的排水系统而繁荣发展起来。这里的人，往往聚居在最多产的土地附近；假如迁徙方面没有限制，或者可以耕作最优质的土地，他们便能在此熬过极端严重的干旱时期。3 个世纪之后，人口密度就从每平方千米13至30人上升到了每平方千米多达 133 人。村落的规模也翻了一番。但是，一旦人口密度接近土地的承载能力上限，而所有最多产的土地也已被开垦，人们适应长久的干旱周期就要困难得多了。

    离如今科罗拉多州南部科特斯不远的尘沙峡谷（Sand Canyon）普韦布洛，此时变成了圣胡安北部最大的修有防御工事的社群之一，距一个水源充足的峡谷前部很近。在公元1240 年至 1280 年间，这里有多达700人生活在一堵巨大的围墙之后。有80至90 户人家居住在尘沙峡谷的住宅群里，生活在他们于短短的 40 年间建造、居住然后又将其遗弃的一个普韦布洛村落里。与普韦布洛波尼托不同，这里更像是居住地而非仪式中心；只不过，宗教节庆与至日仪式也是这里一年一度的活动中的一部分。

    1280 年，历经了40 年的繁荣之后，尘沙峡谷的居民遭受了一场大旱，其严重程度甚于他们集体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干旱。此时，气候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精确的树木年代学加上以“帕尔默干旱强度指数”为基础的气候重建，为我们提供了详尽的环境信息。气象学家韦恩·帕尔默（Wayne Palmer）开发出了一种算法，可以利用降雨和气温方面的数据来衡量干旱的严重程度。他开发的指数，已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如今与过去的长期性干旱。一系列重建出来的气候变化、土壤信息、可能的作物生产数据和可以获得的野生食物表明，13 世纪的那场干旱并未彻底破坏尘沙峡谷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可能有一个人口数量业已减少的群落一直留在该地区，熬过了最严重的干旱期。

    由此所需的树木年轮研究既复杂，要求也很高。例如，目前大多数序列使用的都是冷季的湿度条件，它们将被以春夏两季降水研究为基础的曲线所替代。弗德台地的冷杉树提供了一些最强烈的气候信号，因为它们的年轮中记录了前一年秋季、冬季与春季的气候信息。研究人员利用复杂的相关分析法，重现了过去1 529年间每个10年里9月到次年6月的降雨量。如今我们得知，在12世纪与13世纪，弗德台地曾经出现过数场旷日持久的冷季干旱。公元1130年至1180年间的干旱周期，曾经导致冬季与较暖和的月份都出现了严重的旱情。让气候条件变得雪上加霜的是，在整整一百年里，这里的大片地区普遍遭遇过初夏干旱。13世纪初期与末期的旱情最为严重。正如一个世纪之前查科峡谷的情况那样，人们开始迁出这一地区。外迁缓慢地进行着，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直到13世纪末整个地区变得空无一人。

    最终，圣胡安北部人口分散的过程开始逐渐展开，就像以前查科峡谷的情况一样。在这两个地方，古普韦布洛人都遵循了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离开了深受干旱困扰的土地；这一过程则见证了战争、苦难，以及农民逐渐往东南而去的迁徙过程，他们来到了雨量变化不大的小科罗拉多河流域、莫戈永高地，以及格兰德河河谷。我们如今所知的美洲原住民部落，比如霍皮族与祖尼族，就是迁往这一地区的古普韦布洛人的后裔。

    迁徙曾是解决贫瘠农耕地区人口过多的一个办法。不过，如今的美国西南部也见证了人口急剧增长和主要城市迅速发展的历史，比如凤凰城、图森、拉斯维加斯和阿尔伯克基。随着全球变暖加剧、长期干旱变得更加常见，而将人们迁往水源供应更加可靠的地区也不再可行，这些大城市和大规模农耕生产就给地下水以及其他稀缺水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样，对于气候更加干旱、人口更加稠密的未来而言，做出长远规划与思考供水问题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迁徙这种经典的对策虽说有可能在早期的文明社会中发挥过很好的作用，但它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密西西比人（公元1050年至1350年）

    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环境条件，与美国西南地区大不一样。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密西西比河都算得上一条大河，其广袤而呈三角形的流域面积覆盖了美国 40%左右的国土，仅次于亚马孙河与刚果河。密西西比河也是一条反复无常的河流，既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洪水，也有可能带来旷日持久的低水位期，进而导致干旱。人们把圣路易斯附近的那个冲积平原称为“美国之底”，此地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就早已是人类一个重要的定居中心了。

    自公元 1050 年左右开始，卡霍基亚在“美国之底”占据了统治地位；它是当地一个宏伟的仪式中心，也是考古学家口中一个实力强大的“密西西比王国”的政治和宗教中心。[11] 这个伟大的中心，既是一个举行宗教典礼的地方，也是一座繁荣的城市与仪式综合体，横跨密西西比河的两岸。卡霍基亚的中心区域居民稠密并且筑有防御工事，还有一座座壮观巍峨的土丘；在公元1050年到1100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口从大约2,000人迅速增长到了10,000至15 300 位居民。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从美国中部的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移民；这段异常期，就是公元950 年前后至 1250 年前后世界上广大地区的气候都较为暖和的一个时期。

    美洲原住民的首领凭借亲族关系、巧妙的政治手腕、长途贸易垄断以及种种据说与精神世界具有密切联系的个人超自然力量，领导着这个宏伟的中心。一些并不可靠的联盟，将卡霍基亚那些组织松散的地区团结到了一起，而后者又是靠效忠、个人与亲族关系等短暂的纽带和一种古老的宇宙观联系起来的；这种宇宙观认为，宇宙中有三个层次，最上层和最下层里都居住着力量强大的超自然生物。其中之一，就是神话中的“鸟人”，它是战士的化身。“巨蟒”则是地狱里一种了不起的生物，它一直都在跟“鸟人”作对。这种宇宙观的政治影响力与精神触角，从墨西哥湾沿岸一直延伸到五大湖区，并且深入了密西西比河的无数支流地区。

    卡霍基亚遗址

    卡霍基亚是一个独特之地，是当地的美洲原住民适应有利的环境条件、不断增长和越来越多样化的人口，以及需要更多粮食盈余来维持一个日益复杂的酋邦等方面的结果。“美国之底”有适合种植玉米的肥沃土地，有丰富的鱼类和水禽；但由于这里的人口极其稠密，故风险也很大，年景接连不好的时候尤其如此。农业耕作由精英阶层牢牢掌控着，并且随着许多农民迁往地势较高之处，以躲避日益上涨的地下水位和周期性的河流泛滥，农业也扩张到了附近的高地之上。如果没有高地上的农民，那么，生活在中心区域的10,000多人就会面临更大的粮食短缺风险。这里的人也不具有灵活性，无法适应更加恶劣的气候状况。

    源自一个覆盖了整个北美洲的干旱测量网络且经过了校准的树木年轮数据，就说明了气候变化的部分情况。与美国西南地区一样，在公元1050年至1100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里的气候相对湿润。在这些年里，高地上的人口迅速增长了。接下来，干旱降临，一开始就是1150年之后一个长达15 年的干旱周期。大多数年份里都是旱灾频发，而1150年开始的那个干旱周期，则与我们在前文中业已论述过的西南大旱在时间上相吻合。

    获取古代的人口数据通常都是一个问题，因为遗址的数量有可能产生误导作用。然而，卡霍基亚北部密西西比河上一个呈牛轭状的湖泊“马蹄湖”，却证实了此地人口的上述变化。[12] 人们从湖中钻取的两份重要岩芯，提供了1 200年间的粪固醇记录；粪固醇是源自人类肠道中的有机分子，而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分子竟然在沉积物中存留了成百上千年之久。它们是一种衡量人口数量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替代指标。粪固醇（即人类粪便中产生的固醇）与土壤中产生的 5a-粪固醇微生物之间的高比率表明，这一地区曾经有过大量的人口。低比率则会反映出，该地区以前的人口要少得多。两段湖泊岩芯中不断变化的固醇比率表明，这里的人口在公元10世纪曾快速增长，并在11世纪达到了最大值。到12世纪时，卡霍基亚流域的人口开始减少，并在公元1400年左右达到了最低值。

    春季与夏初生长的玉米，是卡霍基亚鼎盛时期一种决定性的主要作物。公元1150年左右人口数量开始下降时，气温与粪固醇的比率也一齐开始下降，直到 13 世纪才停止。但1200 年的一场大洪水也淹没了耕地、粮仓，以及洪泛平原上的无数定居地，它是5个世纪以来的头一场大洪水。[13] 这种大洪水通常出现在春季与夏初，也就是非常关键的玉米生长季里。随之而来的，必定就是严重的作物歉收与粮食短缺。那场大洪水定然重塑了卡霍基亚的模样，因为头领们既无法调派大量人手去清理耕地上的杂物和干燥的冲积物，也无力派人去重建神殿与房屋。尽管许多卡霍基亚人可能已经迁往地势较高的地方，与亲属一起生活，但破坏已经造成。由此我们得知，这个时期人口数量已经开始缓慢减少，人们正在建造防御所用的栅栏，而复杂公共建筑的修建速度也已放缓。

    卡霍基亚的领导阶层可能是由几个精英家族组成，而随着“美国之底”人口外迁，这个领导阶层也崩溃了。到1350年时，除了寥寥几个小村落，卡霍基亚已成废弃之地。其中的居民，都散居到了各地；整个周边地区，全都化成了尘土；一座座土木建筑和土丘，则消失在森林之下。

    有许多因素构成了以卡霍基亚为中心的各种宗教信仰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生与死两大现实、像水这样普遍存在的物质，以及像变化的月光与黑暗之类的现象，还有他们自己制定的、时长为18.6年的月亮周期。这一点，在他们的一座座雄伟壮观的纪念碑、土丘、灵堂和一些复杂的公共殡葬仪式中体现了出来；除了其他方面，这种殡葬仪式中还有一条通往逝者、穿过积水的土路。以神殿为中心的汗屋[14] ，也在卡霍基亚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这些方面都让人觉得强大有力，只不过，它们取决于人们认为卡霍基亚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信念，也取决于他们的忠诚。

    但是，像查科一样，这个王国及其基础设施在当地留下的痕迹相对轻微。也许是因为持有一种盲目的、狭隘的视角，过度专注于精神领域，所以这个领导地位衰落之后，秩序被打乱了，直到当地一些规模小得多的新中心纷纷崛起方有所好转。具有争议的继承权、一位缺乏魅力的首领、一场成功的反叛，都有可能推翻卡霍基亚的统治者，而历史上也很可能出现过这类事件。团结民众与精英阶层的社会纽带断裂了。形形色色的移民与当地人的幻想都已破灭，他们便纷纷弃“美国之底”而去。根据他们明显没有关于卡霍基亚的口述传统这一点来判断，那些离开此地的人必定曾经心怀一种深刻的疏离感。卡霍基亚从历史中消失了近7个世纪，直到19世纪初才被考古学家发现。然而，“美国之底”并不是全然没有人生活了；那里还有一些耕种玉米的半定居农民和捕猎野牛的狩猎民族，他们比前人更具流动性。[15]

    密西西比河流域里像卡霍基亚这样的酋邦都依赖于玉米耕种，以及政治领导与社会领导，这种领导靠向有权势的酋长进献财物来维持。这些首领通过重新分配贡物和共同遵奉的宗教信仰与复杂的仪式（比如汗屋仪式），来维持追随者和一些较小中心的忠诚。这是组织管理等级社会时的一种经典方式，但它也具有一些致命的弱点。一切都依赖于亲属关系与忠诚，可后者在派系斗争盛行的社会中，往往是一种靠不住的品质，比如美国西南地区的普韦布洛人就是如此。查科峡谷与普韦布洛波尼托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在一个亲族义务远远延伸到了峡谷狭窄范围之外的社会里，根本力量还在于亲族与社群。在这里，宗教义务是围绕着农事与季节更替，在水源与干旱之间履行的。人们几乎彻底遗弃查科峡谷很久之后，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就算是大型的印第安村落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女性与家族那种相对专制的角色，最终依赖的也是种种古老的亲族关系和迁徙的信条。普韦布洛村庄植根于所在的环境与种种社会关系之中；这些关系盘根错节，让它们存续了一代又一代，直至现代。

    中央集权依赖于长期的稳定与可靠的粮食盈余。在许多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严格的管控（甚至是通过武力进行控制的做法）只能延伸到相对有限的领土之上，或许还会小至方圆50千米的范围。卡霍基亚的情况无疑就是如此，因其影响力与实力的根基就是贸易与复杂的宗教信仰。待重大的旱涝灾害影响到“美国之底”之后，随着气温下降带来重创，卡霍基亚这个酋邦便土崩瓦解了。经济与政治剧变的影响有如涟漪一般，波及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争端加剧，演变成了战争；与其他定居地一样，这个大型中心也修建了栅栏，围起来以防动乱。为了应对内战和邻邦之间为争夺权力而爆发的战争，居民纷纷迁走，故那些重要的人口中心也崩溃了。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对玉米盈余和更多外来商品的控制则巩固了政治权力。西班牙征服者经由美国东南部而来的时候，碰到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和强大的酋邦，而是数十个筑有防御工事的村落与城镇，它们之间常常还有荒芜之地隔开。当地有些村落的人口达到了数千之多，从而表明那里拥有可以证明西班牙人贪婪之心的巨大财富。不过，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仇恨与对抗的泥淖之中。这些美洲原住民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性，取决于种种复杂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一些高度集权的国家，比如我们在下一章即将论述的吴哥。

    [1] Brian Fagan, Before California: An Archaeologist Looks

    at Our Earliest Inhabitan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Jeanne Arnold and Michael Walsh, California’ s

    Ancient Past: From the Pacific to the Range of Light

    (Washington, DC: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2011).

    [2] Lynn H. Gamble, First Coastal Californians (Santa Fe, NM:

    School for Advanced Research, 2015)，这是一部供普通读者阅读

    的佳作。

    [3] Douglas J. Kennett and James P. Kennett,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Responses to Climatic Instability in Coastal Southern California,” American Antiquity 65 (2000): 379 395. See also Douglas J. Kennett, The Island Chumash: Behavioral Ecology of a Maritim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4] Lynn H. Gamble, The Chumash World at European Contac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5] Frances Joan Mathien, Culture and Ecology of Chaco Canyon and the San Juan Basin (Santa Fe, NM: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05). See also Gwinn Vivian, Chacoan Prehistory of the San Juan Basi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0).

    [6] 描述查科供普通读者阅读的作品：Brian Fagan, Chaco Canyon: Archaeologists Explore the Lives of an Ancient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关于该峡谷的近期研究成果的论文：Jeffrey J. Clark and Barbara J. Mills, eds., “Chacoan Archaeology at the 21st Century,” Archaeology Southwest 32, nos. 2–3 (2018)。

    [7] Jill E. Neitzel, Pueblo Bonito: Center of the Chacoan World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Books, 2003). See also Timothy R. Pauketat, “Fragile Cahokian and Chacoan Orders and Infrastructures,” in The Evolution of Fragility: Setting the Terms, ed. Norman Yoffee (Cambridge, UK: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19), 89–108.
    [8] Vernon Scarborough et al., “Water Uncertainty, Ritual Predictability and Agricultural Canals at Chaco Canyon, New Mexico,” Antiquity 92, no. 364 (August 2018): 870–889.

    [9] Douglas L. Kennett et al., “Archaeogenomic Evidence Reveals Prehistoric Patrilineal Dynasty,”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no. 14115 (2017). doi: 10.1038/ncomms14115.

    [10] 这一节参考的文献：David W. Stahle et al., “Thirteenth Century A.D.: Implications of Seasonal and Annual Moisture Reconstructions for Mesa Verde, Colorado,” in Weiss, Megadrought and Collapse, 246–274。亦请参见Mark Varien et al., “Historical Ecology in the Mesa Verde Region: Results from the Village Ecodynamics Project,” American Antiquity 72 (2007): 273–299。

    [11] 关于卡霍基亚的文献资料极多。参见 Timothy R. Pauketat,

    Cahokia: Ancient America’s Great City on the Mississippi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09)，以及同一作者的 Ancient

    Cahokia and the Mississippi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亦请参见 Timothy R. Pauketat and Susan Alt, eds., Medieval Mississippians: The Cahokian World (Santa Fe, NM: School of Advanced Research, 2015)；Pauketat, “Fragile Cahokian and Chacoan Orders and Infrastructures,”89–108。

    [12] A. J. White et al., “Fecal Stanols Show Simultaneous

    Flooding and Seasonal Precipitation Change Correlate with

    Cahokia’s Population Declin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 no. 12 (2019): 5461–5466.

    [13] Samuel E. Munoz et al., “Cahokia’s Emergence and

    Decline Coincided with Shifts of Flood Frequency on the

    Mississippi Rive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 no. 20 (2015): 6319–6327. See also Timothy R.

    Pauketat, “When the Rains Stopped: Evapotranspiration and

    Ontology at Ancient Cahoki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76, no. 4 (2020): 410–438.

    [14] 汗屋（sweat house），美洲印第安人用于与祖先进行精神沟通、

    净化身心和洗涤灵魂的地方，其大小不等，多用柳条编制，呈圆形或

    者椭圆形，上面用水牛皮或者其他兽皮覆盖，从而围成一个黑暗、密

    封的屋子。举行汗屋仪式时，人们会在屋里击鼓、唱歌、祈祷，并按

    顺时针方向轮流为自己和家人祈福。——译者注

    [15] A. J. White et al., “After Cahokia: Indigenous Repopulation and Depopulation of the Horseshoe Lake Watershed AD 1400–1900,” American Antiquity 85, no. 2 (April 2020): 263–278.

    第九章 消失的大城市（公元802年至1430年）

    富有、美丽而壮观：柬埔寨境内的吴哥窟，是惊人的建筑杰作，据说也是20世纪以前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公元1113 年至 1150 年在位期间，痴迷于权力的统治者苏利耶跋摩二世在高棉帝国的鼎盛时期修建了他的这座皇宫兼庙宇。其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光是主寺加上寺中的莲花塔，就占有215米×186米的面积，并且高出了周围的地面60多米。护城河边的宫墙，长1,500米，宽1,200米。与吴哥窟相比，埃及人祭祀太阳神阿蒙的卡纳克神庙或者巴黎圣母院简直就像是村中的小神殿了。[1]

    吴哥窟紧挨着湄公河，此河会在每年的8月至10月间泛滥。泛滥的河水会注满附近的一个湖泊，即洞里萨湖，使之变得浩浩汤汤，长达160 千米，水深16米。待到洪水退去，成千上万尾鲇鱼和其他鱼类会在浅滩出没，使得这里成了地球上最富饶的渔场之一。著名的“大吴哥”，就位于洞里萨湖与水源丰沛的荔枝山之间。吴哥窟周围皆为平原，使之可向四面八方扩张，故有充足的土地来种植水稻。一座座水库和一条条沟渠，将水源输送到数千公顷的农田里，支撑着公元802年至1430年间繁盛兴旺、极其富裕的高棉文明。然而，这里也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一个若不谨慎实施水源管理就从来没有充沛水源的地区，人们几乎不可能维持作物的产量。即便作物收成充足，不断增长的人口也加大了粮食短缺的风险。吴哥的领导人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砍伐更多的森林、耕种更多的土地，才能养活以不可阻挡之势日益增长的人口。

    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湄公河三角洲上的小型城市中心，已经有6个多世纪的漫长发展历史。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这些小型中心为更加分散的城市所取代，后者在 13 世纪发展到了巅峰。一连串雄心勃勃的高棉国王，建立了一个实力强大而更加稳定的帝国。统治者们开创了一种对神圣王权的崇拜，兴建了许多精心设计的复杂中心，其中主要是精美奢华的神庙，比如吴哥窟和附近的吴哥城就是如此。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曾为一个所有东西完全流向了中央的国家辛勤劳作。公元1113年，国王苏利耶跋摩二世开始利用整个王国内精心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兴建吴哥窟，并用洞里萨湖的鱼儿和海量的稻米收成供养那些劳力。[2]

    吴哥窟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出了高棉神话的某种元素。高棉人的宇宙观里，包括一个大陆南赡部洲[3] ，以及耸立于南赡部洲以北的世界中心的须弥山。吴哥窟的中央有一座60米的高塔，它效仿的就是须弥山；还有4座塔，代表着4座较低的山峰。这里的围墙，再现了传说中环绕着南赡部洲的那些山脉，而其四周的护城河则代表了乳海，据说神、魔双方曾经在那里搅起过“不死甘露”。

    吴哥窟与吴哥城里，到处都是象征着宇宙与宗教的建筑；其中，包括了星象台、王陵与寺庙。一代代研究人员对两地的艺术与建筑都进行过研究，但笼罩在这两座遗址和整个地区之上的茂密植被，却让他们无法进行任何系统性的实地考察。2007年，一个国际研究小组联手启动了一个最先进的项目，旨在利用一系列前沿技术来了解吴哥窟的真实情况及其更广泛的地形环境。这项具有突破性的研究表明，吴哥窟的寺庙建筑群要比人们以前所想的庞大得多、复杂得多。不过，可能更加令人激动的是，研究小组还运用了机载激光雷达技术；这是一种遥感方法，就是利用脉冲激光测量出无人机（或者其他机载设备）到地球之间的可变距离。在吴哥窟这个研究项目中，所捕获的图像让研究小组能够“看透”吴哥窟主庙群周围的茂密丛林，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该项目发表了一篇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论文，表明那里存在一个失落的“特大城市”：有一个庞大的道路网络，有池塘、沟渠、狭窄堤岸环绕着的成千上万片稻田、房屋土堆，还有1,000多座小型神庙。[4]

    东南亚地区的高棉文明遗址

    无边的辉煌

    大吴哥地区的城乡面积加起来至少达 1,000 平方千米，并且这个广袤区域里可能有75万至100万人口（这一数据还有待商榷）。与此同时，居住在吴哥窟寺庙群围墙之内的，却只有相对较少的人口（大约为25,000人）。范围更广的定居地与这个宗教—政治—经济精英中心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纽约城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所在的曼哈顿中心城区之间的关系，或者大伦敦地区与其中心即圣保罗大教堂俯瞰着的伦敦城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片组织得井然有序的绿洲，整个大吴哥地区则在辽阔而有组织的稻田之上延伸。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它会让人想起一度环绕着玛雅那些宗教中心的人口稠密的地区，比如人们最近也用激光雷达技术考察研究过的蒂卡尔与卡拉科尔，只是大吴哥的规模比它们大得多而已。

    吴哥窟这个伟大而生生不息的心脏之地，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吴哥窟是苏利耶跋摩二世（1113—1150 年在位）所建，但它实际上完工于国王阇耶跋摩七世（1181—约1218年在位）的统治时期。而且，这位面带温柔微笑的国王阇耶跋摩七世（其雕像上的模样就是如此）还兴建了另一座寺庙群，即吴哥城；它名副其实，意思就是“大城”。这将是高棉帝国最后一座都城，也是存续时间最久的一座都城。阇耶跋摩七世兴建的这座新城，坐落在吴哥窟以北约1.7千米处，占地9平方千米，其中心区域有3万至6万居民。还有大约50 万人生活在从市中心向外延伸达15千米的郊区。兴建此城，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的项目。相反，用激光雷达进行的勘测表明，高棉人必定是早就有了兴建吴哥城的想法，因为他们在修建这处寺庙群的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建好了一个路网。四通八达的道路，将寺庙群的整个腹地接入了一个沟渠与道路交织的网络中，后者则延伸到了当时大部分人生活的广阔邻近地区。

    这里的一切，都依赖于娴熟的水源管理。早在兴建吴哥窟和吴哥城的很久之前，高棉人就开始修建“巴莱”（baray）了。“巴莱”就是一座座巨大的长方形水库，既可用于储水，也可将多余的水排进烟波浩渺的洞里萨湖；此湖通往洞里萨河，然后注入湄公河。到了公元9世纪，兴建“巴莱”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成了一个不变的水源管理系统的基础，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人造三角洲。三角洲的北端有输入水道，南部则是一些呈扇形分布的水道，它们位于紧邻吴哥窟的东巴莱湖与西巴莱湖[5] 两侧。[6]

    这个巧妙而灵活的水源管理系统使得官吏们几乎可以将水源输往整个平原上的任何方向，然后储存起来或者排入辽阔的洞里萨湖中。可不要把这个系统与埃及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形成的集中灌溉系统混为一谈。上述各地的基本灌溉技术都很简单，并且都依赖于充足的人力，只有吴哥这个国家能够召集规模充足的劳力，去兴建那些曾经属于吴哥文明之命脉的重要沟渠或水库。澳大利亚考古学家罗兰·弗莱彻曾经恰如其分地把这个系统称为“一种风险管理系统，旨在缓解一个以雨水灌溉为主且稻田有田埂环绕的地区里季风变化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7] 从根本上看，他无疑是对的，而他也恰当地称之为一种悖论。

    高棉人创造了一个多功能系统，可以应对变幻莫测的季风波动。不过，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长期问题。规模庞大的灌溉设施和他们的管理方式，使得他们在面临重大的气候变化并需要迅速做出改变的时候，很难（且几乎不可能）去改造甚至是维护这些灌溉设施。

    吴哥地区的沟渠与堤坝网络既灌溉了北部的田地，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供应，确保了吴哥地区南部那些有埂农田里种植的水稻获得高产。靠近吴哥中部的西巴莱湖，其灌溉面积在整个平原上相对较小。此湖曾为大约 20 万人口提供水源，其供应量足以让人应对季风不力所导致的干旱年份。这个系统一直运行到了 12 世纪晚期且效果良好。当时水利工程的重点，更多地放在那座中心城市之上。新筑的沟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管理和维护主要寺庙所需且日益增多的人口提供水源而修建的——都确保水源会流经吴哥这个中心。光是阇耶跋摩七世国王，就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让吴哥中部地区的寺庙数量翻了一番。

    由此所需的资源之多，是令人不可想象的。仅是一位寺庙工作人员，就需要大约5个农民劳作，才能生产出此人所吃的稻米。光是阇耶跋摩七世建造的塔普隆寺（1186年完工）与圣剑寺（1191年完工），就用了不下15万名辅助人员，他们都必须住在寺庙的附近。建造这两座中等规模的寺庙，消耗了大吴哥地区人口中五分之一的劳动力。然而，他们似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地的水牛随处可见，鱼类极其普遍，菜蔬也很丰富。该国维持着一副光鲜亮丽的外表，实际上却是用苛政和宗教狂热维持着秩序。事实上，倘若不进行大规模的武力展示，国王就不会公开露面。当时，这种无边的辉煌似乎永远不会终结，直到这里开始遭遇季风不力的问题。

    无常的季风（公元1347年至2013年）

    吴哥地区的庄稼收成，向来都依赖于亚洲季风。[8] 季风导致的西风，会随着它们北移进入东南亚地区和南海而逐渐加强。季风雨会在每年的8月和9月达到顶峰，给孟加拉湾带来强大的热带气旋。吴哥地区的夏季降水，都源自稳定的季风雨，以及强烈的热带扰动（尤其是热带气旋）给陆地带来的暴雨。等热带扰动到达东南亚之后，它们导致的强风虽然会逐渐减弱，但会随着缓慢移动、长达4天的风暴系统带来大量的降雨。这些扰动与一次次强度较弱的赤道东风带来的降雨，占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夏季降水的一半左右。

    虽然 12 世纪在吴哥地区建立帝国的统治者们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治下的王国其实比哪怕一个世纪之前都要脆弱得多。[9] 该国通过一种简单的权宜之计，即靠大规模砍伐森林来增加农业用地的数量，保持着高水平的水稻生产。此时，吴哥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有埂稻田，却只有零星的树木了。当季风性暴雨来临，强劲的地表径流以及由此导致和无法遏制的侵蚀作用，就会让土壤裸露出来。再加上高地的森林被砍伐一光，所以严重的生态后果随之而来。航拍照片表明，在一片耕作强度远高于如今的土地上，遍布着成千上万处废弃的古老稻田。

    此外，吴哥的基础设施原本是作为一种风险管理措施而兴建的，当气候开始变得不稳定时，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的最后一座“巴莱”，还是此时的一个世纪之前建成的。吴哥那种庞大的基础正在老化，不但越来越难以有效地管理，而且变得越来越盘根错节了。弗莱彻的考古团队发掘出了一座垮塌了的水坝，它曾在10世纪或者11世纪得到重建。在城市人口少得多和这个系统刚刚形成的时候，一切都没有问题。这个系统受损后，人们就会迅速将其修复，但也仅此而已。

    究竟发生了什么？多亏了在越南发现的一种热带柏树“福建柏”（Fokienia hodginsii），我们才能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这种柏树的年轮记录了从公元1347年至2013年间出现的“恩索”事件与季风情况。年轮的厚薄，与寒冷的拉尼娜现象与炎热的厄尔尼诺现象相互交替的时间相吻合。[10] 在14世纪，二者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波动，以大规模的季风与严重的干旱为代表。除此之外，从印度季风区的丹达克洞穴与中国西北地区的万象洞获得的优质洞穴石笋记录，与越南南方的树木年轮记录非常吻合，尤其是与13世纪和14世纪时形成的树木年轮记录非常吻合。[11] 总之，这些证据表明，13世纪和14世纪是东南亚地区一个重要的气候不稳定时期，这对元朝来说也是如此；当时的气候，在异常强大的季风与严重干旱之间波动，变幻莫测。

    起初，高棉人的系统能够应对周期性的干旱，就像数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一样，只是这个系统很脆弱。这里的水坝，显然无法应对严重的泛滥。人们对这里两座主要的水库即东巴莱湖与西巴莱湖进行发掘后发现，它们的出水口都被堵死了，其中有些早在12世纪就已淤塞。东巴莱湖还曾多次储水不足，导致 13 世纪初气候较为干旱的时期出现了严重缺水的情况。接着，季风带来的大雨倾盆而下；直到16世纪，这种波动才稳定下来。到了此时，劳动力却出现了短缺，没有充足的人手去分流调水了。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一场长达150年的大旱过后，极端强大的季风突然袭来，冲击着规模庞大却有数百年历史的基础设施。洪水汹涌，导致那个衰朽的网络上出现了裂口；这必定对精心设计的各级沟渠造成了灾难性的损毁，可精英阶层既无能力也无意愿进行修复。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受损的田地再也无法养活吴哥稠密的城市人口。可持续性遭到了破坏。世世代代供养着寺庙及其工作人员的农民，也无法继续供养他们。精英阶层过着奢华的生活，拥有庞大而关系复杂的家庭，如今却难以为生了。该国的统治者和高级官吏再也没有能力或者权力来为重大的工程招募劳力，以修复这个系统。他们可以支配的粮食盈余也不足了。

    数个世纪以来，复杂而极其稳固的供水系统还支撑着其他一些方面，比如道路，比如与稻田相连的鱼塘。因此，蛋白质供应与水稻这种主要作物的收成都开始面临压力。上游的供水系统失去作用之后，损害就会迅速波及下游；除了其他方面，整个道路网络也会瓦解。水运与陆运不但曾将粮食运往吴哥各地的集市，还将其他各种各样的商品和奢侈品汇集到了这些市场上。比如，大吴哥地区的家用商品中，有不少于6%产自中国。谣言、恐慌与社群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与环境混乱相一致的社会动荡。

    解体（公元13世纪以后）

    14 世纪60 年代的那场大旱，必定对粮食供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到了14世纪末，吴哥的部分地区已经变得不可再用，寺庙经济也处于崩溃状态。除了洪水造成的破坏，肆虐的大水还会将各种垃圾冲到整个地区，堵塞重要的沟渠，甚至更加严重地损毁精心组织起来的整个局面。

    当然，并不是一切都被洪水冲毁得不留痕迹了。被冲毁的道路与堤坝当中，有一片呈方形的纵横交错的堤坝与农田完好无损地留存了下来。当时，精英阶层有好几种选择：要么迁往别的地方，跟富有的亲戚一起生活，要么随着他们的君主迁往其他中心，或者搬到他们在内地的庄园生活。不过，依赖他们谋生的工匠和为精英阶层提供粮食的农民，却被留在疮痍满目的穷乡僻壤，自生自灭了。沟渠与堤坝崩溃之后，洪水溢出人造的水道，漫到了整个地区；被遗弃于此的普通百姓，饱受饥饿与营养不良之苦。无疑，农民与其他人也曾努力修复吴哥城的供水系统，可在 16 世纪中叶之前的差不多200年时间里，吴哥地区都没有王室存在。

    表面上，吴哥的崩溃是超强季风和极端干旱降临到高棉人身上并给他们造成了重创的直接结果。尽管这看似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可历史真相却要更加复杂。

    一如既往地，宗教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就吴哥而言，宗教还是一个致命的角色）。佛教中的大乘佛教一派，在吴哥城的缔造者阇耶跋摩七世治下（1181—约1218）被定为了国教。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季风强度日益减弱，而粮食短缺的现象也出现了。精英阶层与农民不但都要应对这种危机，而且要为发生的事情找到一种解释。于是，他们转向了宗教。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这里爆发了一场反对王室支持大乘佛教的运动，导致一些重要寺庙墙壁上所绘的佛像遭到了破坏。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破坏佛像的行为就是民众对干旱做出的有力反应，表明他们认为其他信仰可能会提供应对持久干旱的更好方法。

    多年以来，学者们都认为，吴哥是1431年被其竞争对手即暹罗的大城王朝攻陷并洗劫一空的；大城（音译“阿瑜陀耶”）如今位于泰国境内，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并在 16 世纪变成了东方最大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我们如今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到了那时，吴哥地区早已不适宜人类居住。精英阶层可能早已带着他们的财产离去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高棉帝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国家不得不面对暹罗人与越南人成群结队的南迁，这一迁徙活动切断了高棉人那些历史悠久的陆上贸易线路和沿海通道。在15世纪和16世纪，贸易变得更加全球化了。沿海城市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而高棉内地那种古老且极其稳定的水稻生产则逐渐衰落下去。高棉帝国与阿拉伯、印度、中国以及其他航海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深受气候难题所困扰，故这个帝国随着人口减少的加速便慢慢没落下去，变得默默无闻了。

    此外，新的宗教信仰也对种种旧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制约。吴哥地区与印度之间有着长久而密切的贸易联系。这些历史悠久的贸易线路带来的不仅有商品，还有思想和信仰，其中包括南传佛教。13 世纪过后，南传佛教就成了高棉的国教。

    新的教义淡化了长期以来供养大型庙宇和庙宇中众多看管人的惯例。随着大寺庙的势力自13世纪起日渐减弱，其经济后果也对吴哥的人口产生了影响。3 个世纪之后，尽管人们还没有废弃吴哥城，吴哥窟也只是一个朝圣中心了。随着国家的权力中心南移到了当今金边附近的四臂湾地区，吴哥地区只有少量人口留存了。

    吴哥的衰亡，涉及的远不只是气候带来的冲击。内部瓦解与征服无关；相反，这是一种变革。高棉帝国的领导阶层和权力中心，从那个面积广袤、组织有序且种植水稻的绿洲向东南方向迁移，进入了一个每年都受自然泛滥所滋养的地区。这里的农民不会那么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一到汛期，湄公河就会水量大增，溢出河岸。当湄公河在季风雨过后漫到洞里萨河时，洪水就会把周围之地淹没。洪水会注满面积约1万平方千米的洞里萨湖这个淡水湖，有时甚至还会将整个湖泊淹没。[12]

    高棉地区的遭遇，与玛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我们将看到，斯里兰卡的情况也是如此。公元9世纪到16世纪之间，从中美洲一直到东南亚的热带地区中散布着的城市文明纷纷解体，它们的根基都因粮食供应的不确定性和传统的政治权力受到削弱而遭到了动摇。一个个实力强大的王朝兴起又衰落，战争变得司空见惯，一些精英阶层则迁往了新的中心。这些文明之所以崩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维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超出了那些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能力，这些国家由神圣的国王所统治，而国王们致力于奉行不变的宗教思想，行政管理僵化。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个转型期。农民们曾经供养距他们很遥远的君主治下的一个个王朝，他们保持着可持续的传统农耕方式，并且对其进行了改造，使之反映了新的环境现实。城市中心变得格局更加紧凑，通常位于如今业已消失的国家的外围。此前的大城市，比如蒂卡尔、蒂亚瓦纳科和吴哥窟，都屈服于种种新的经济现实和政治联盟，且其中许多都建立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之上。取而代之的则是在广袤的腹地外围繁荣发展起来的小型定居地。

    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水源管理曾是各地可持续性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社会面临着无数挑战：泾渭分明的干、湿两季，有可能带来暴雨的季风，“恩索”事件，飓风或者台风，以及短期和长期的干旱周期。尤其重要的一点在于，变幻莫测的降水是一种永远存在的挑战，降雨量年年都有可能大不相同。有了一代代新的气候替代指标之后，我们如今就可以明确，在亚洲季风区的大部分地区，气候变化曾经发挥过作用，动摇了中世纪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民，曾经都任由距其家乡很遥远的各种气候力量所摆布，现在也依然如此。早先那种原生态的辉煌，实际上就是一个神话。

    进入斯里兰卡（公元前377年至公元1170 年及以后）

    我们在第五章里已经看到，古罗马人与印度洋各地以及远至孟加拉湾沿岸之间的贸易，甚至把中国的丝绸带到了地中海地区，其作用就像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一样。其中的一大驱动因素就是季风，它在公元2世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两地，在公元4世纪都极其繁荣。后者还变成了日益发展壮大的东罗马帝国的中枢。稳定可靠的季风会季节性地转变风向，将亚历山大港、红海地区与印度西海岸及斯里兰卡连接起来。人们对象牙、香料与织物都有一种永不餍足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但促进了贸易，也为斯里兰卡那些日益复杂的社会带来了财富。

    当时，槃陀迦阿巴耶（Pandukabhaya）国王于公元前377年建立的阿努拉德普勒王国统治着斯里兰卡。王国的都城，坐落于斯里兰卡岛上那个所谓的干燥地带，就在如今的阿努拉德普勒遗址上；阿努拉德普勒既是当时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也是后来在高棉占统治地位的那个佛教分支即南传佛教的一个主要的知识中心和朝圣中心。[13]

    这里的百姓必须想出办法，好在每年的12月至次年2月之间利用季节性的降雨来灌溉田地。为了节约水源供旱季所用，他们修建了许多大型的水库与水坝，故需要大量的劳力。农民也兴建了一些灌溉工程，依靠的是重力，以及阿努拉德普勒腹地倾泻而下的水流。[14] 随着当地寺庙与朝圣者的数量都不断增加，中心区域也在扩大。他们的水库越修越大，到了公元1世纪，努瓦拉维瓦湖（Nuwarawewa Lake）的面积达到了 9 平方千米。然而，人们的用水需求也进一步猛增，故精英阶层修建了更多的巨型水坝和重要的引水渠。长达87千米的尤达埃拉［Yoda Ela，或称“贾亚甘加”（Jaya Ganga）］运河，将更可靠的水源引到了地势较高的重要水库里。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这条水渠都称得上一项工程杰作：水渠每千米的坡度，竟然只有10至20厘米。

    阿努拉德普勒的用水供应，依赖于精英阶层派人兴建的大型水利项目，而当地社区与寺庙也兴建和管理着各自的小型阶梯式灌渠。在季风状态相对稳定、降水充沛的几个世纪里，一切都运行得很顺利。寺庙对受到灌溉的腹地施加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从而开创了一种神权政治的局面，使得僧侣既是宗教管理者，又是世俗统治者。

    接下来，气候在9世纪至11世纪变得极其不稳定，导致了气温上升和持久的干旱。变幻莫测的降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就像吴哥的情况一样。相比而言，14世纪至16世纪则气温较低，暴雨和干旱的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考古学家指出，在11世纪，阿努拉德普勒方圆15千米之内的遗址数量减少到仅剩11个定居地了。[15] 没有人仍然生活在城市的核心区域里。中心区域和外围的绝大多数寺庙，都已门庭冷落。没人再对水库与沟渠进行日常维护，所以许多都淤塞了。在 19 世纪人们重新开垦那片干燥地带之前，只有少数几个进行刀耕火种式农耕的小社群在这里幸存了下来。

    随着气温在11世纪和12世纪不断上升和阿努拉德普勒日渐没落，波隆纳鲁瓦-斯里兰卡第二古老的王国——开始崛起。这个王国由僧伽罗王族维阇耶巴忽一世于公元1170年建立，位于更远的内陆和气温没那么极端、地势较高的地区。维阇耶巴忽的外孙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约 1153—1186 年在位）派人修建的沟渠与水库，甚至比阿努拉德普勒的沟渠和水库更大。此人兴建的“波罗迦罗摩萨姆德拉雅”（意即“波罗迦罗摩海”）环绕着他的城池，既是水库，也是防御攻击的护城河。国王修建的这个湖泊面积达87平方千米，实际上由3个水库组成，它们的浅水区有狭窄的水道相连。成千上万名劳力完全是用双手为国王修建了这座湖泊，可获得的回报却是精神上的。这个人工修建的“海”与真正的大海相比毫不逊色，它支撑着一个复杂的稻田灌溉系统，后者覆盖了7 300公顷的土地，养活了稠密的城市人口。

    阿努拉德普勒和波隆纳鲁瓦两个王国的寺庙，在农耕生产与水源管理方面都发挥了核心作用。两国的寺庙，都是举行一年一度的重大宗教节庆活动的中心；每到那个时候，都有来自城市及其腹地的成千上万人参加。在吴哥和斯里兰卡，重大的公共庆祝活动确定了四季。与玛雅君主举行的公共仪式一样，这种庆祝活动可以提醒每个人记住那些复杂的和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它们将所有的人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祭司、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全都如此。环绕着一座座大佛塔的水库，形成了一个个组织有序的绿洲，增强了寺庙所代表的那种宗教权威。这种宁静的景色，给人以恒久和稳定的印象。不过，与吴哥的情况一样，这里的气温在13世纪和14世纪日益上升，季风降雨周期也大幅减少，对水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在当时，人口密度正在增加，由此导致农业生产日益密集，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盈余需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统治者便迁往了距数量大减的水库更近的地方，有时还皈依了新的宗教信仰。这种社会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人们在面对旷日持久的干旱时，采取了常见的分散策略。人口的锐减使得大城市成了纯粹的朝圣之地。

    进入多灾多难的19世纪：中国与印度的大饥荒（公元1876年至1879年）

    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与古罗马人统治欧洲同期）统治中国的汉朝诸帝，确立了皇室负责灌溉与掌控水利的模式；虽说此后经历了很大的改良，不过这些模式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他们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其中既有北方的黄河造成的，也有南方的长江导致的。汉朝及之后的朝代，都是依靠成千上万的劳力去修建堤坝、治理洪水的。中央政府与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在兴建重大水利设施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到了19世纪，在厄尔尼诺现象异常活跃的一段时期，中国没能将其可持续性维持下去。[16] 数千年来偶尔灵感勃发的灌溉工作、常常僵化的官僚机构和受到严格管制的劳作，都无法遏制自然界突如其来且经常很剧烈的各种循环。

    长期以来，当洪水与干旱周期影响的充其量只是微小的可持续性时，断断续续且偶尔有效的饥荒救济制度曾解决过粮食短缺的问题。但在1875年至1877年间季风雨连续两年不力之后，中国北方遭遇了巨大的厄运。随之而来的干旱与饥荒，要比印度同一时期的干旱与作物歉收严重得多。1876年，远至南方的上海这座城市的街头也出现了数以万计的难民；但在此之前，一个效率低下的政府在遥远的北京却几乎无动于衷。饥肠辘辘的农民只能吃谷壳、草籽，以及他们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曾经看到，“民如幽魂，逡巡于已为灰烬之宅，觅薪于寺庙之废墟”。[17] 大多数地区的官吏面对这场灾难的规模时都不知所措，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或者，他们干脆将成千上万名因饥成匪的百姓关在笼子里活活饿死。

    最终，在一个面积比法国还大的地区里，有9,000多万人陷入了饥荒。传教士与外国公使成了向外界传递消息的唯一源头。他们报告说，一座座大坑里躺满了死去的人。最后，一些从鸦片贸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的公司成立了一个“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中国教区里那些虔诚的基督教信众都把饥荒赈济视为“一个美妙的开端”，可在 1878 年季风再度回归之后，信众中却没有多少人继续保持他们的信仰。据传教士们估计，当时只有20%至40%的饥民得到了救济。到那场饥荒结束之时，许多村落里剩下的人口都不到饥荒之前的四分之一了。

    19 世纪的严重气候变化也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维多利亚女王治下初期直到19世纪60年代，季风区的气候相对平静，降雨一直都很丰沛。就像数个世纪之前吴哥的情况一样，充沛的雨水使得作物丰收和人口增长。耕地不足的印度农民，开始去耕作一些不那么肥沃的地带；虽然这些地带在气候湿润的年份可以种植适量的作物，但大多数时候，它们对农业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在英属印度开始输出粮食的那个时候，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接下来，1877年至1878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现象，随后与之类似的异常气候事件又一批接一批，持续了30多年，尤以1898年和1917年为甚。1877 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最为严重，它始于1876年的一场大旱，然后持续了3年之久。印度尼西亚上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高气压系统，阻延了季风。干旱随之而来，并且导致了大范围的丛林火灾。1877年，西南太平洋广袤的温暖水体东移，催生出了严重程度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大部分热带地区遭到了重创，人口大量死亡，尤其是只依靠雨水而不靠灌溉进行耕作的农业人口。

    印度在遭受了 1792 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之后，又迎来了饥荒。雨水未至，作物枯萎。英国当局拒绝实施物价管控措施，从而引发了疯狂的投机大潮。随着粮食骚乱爆发和许多劳力饿死，即便是灌溉情况良好的地区也有数百万人受灾和丧生；可是，英国人却继续在全球市场上出售印度所产的大米与小麦。

    这场严重的饥荒，实际上是一场人为造成的灾难。难民纷纷涌向城市，城市里的警察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光是马德拉斯一地，被拒的难民就达25,000人。许多难民死去，其他难民则是漫无目的地四下流浪，寻觅食物。与此同时，英属印度当局却认为，赈济饥民虽然有可能挽救生命，却只会导致更多的人生而贫困；因此，当局并未积极尝试为饥饿的百姓提供粮食。官方的政策就是自由放任，结果是仅在马德拉斯地区，至少就有 150 万人饿死。等到雨水再度降临之后，成千上万的百姓却虚弱得无法耕种了。在获得补贴的工作场所里，工人们的口粮根本不够，已死和垂死之人到处都是，而“霍乱患者皆辗转于未病者之中”。新闻界与政府中少数义愤填膺之士提出了强烈抗议，却无济于事。作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这场灾难为印度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

    1877 年的灾难，让许多殖民政府第一次不得不真正去面对气候变化方面一个普遍但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在他们正剥削的国度里，几乎普遍存在饥荒和饥饿的现象，可当时当地人唯一明确的解决办法就是外迁。没有人对由此导致的大规模人口分流做好准备，而这种分流，也预示了20世纪末和如今的大规模移民。自给自足的农民对祖辈留下的土地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他们用尽了熟知的办法，只能采取唯一可行的生存之道：分散开来，迁往他处，去寻觅食物和可以种植庄稼的地方。

    19 世纪发生在中国和印度的严重饥荒，让基本上无视这个问题的两国中央政府几乎无力回天了。以印度为例，当时英属印度当局更关心的是从全球粮食价格中牟取暴利，而不是帮助当地农民摆脱困境。他们的干预导致了规模惊人的骚乱。有数以百万计的百姓，在现代的国际救济组织出现之前的时代里死亡。自私自利却具有凝聚力的高棉帝国曾经迅速扩张，但最终被维护水利工程的需求所压垮，因为那些水利项目需要大量的人力、谨慎细致的组织，以及高效而去中心化的行政管理。与玛雅人和蒂亚瓦纳科的农民一样，最有效的解决之道在于社会转型；转型之后的社会，不能以兴建气势恢宏的城市与寺庙为基础，而应以自给自足的农村社区为根基。

    这一点，与我们的世界息息相关。如今，有数以百万计的自给农民和贫困人口都深受粮食不安全之苦。干旱与饥荒，如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津巴布韦和萨赫勒地区几乎普遍存在，而阿富汗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约为1 100万人）为粮食不安全所困。形势既微妙又复杂，但就像殖民时代西方国家瓜分世界、争夺土地和资源并让民众丧失人性一样，战争、对人民和资源的剥削往往还会继续下去。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常常很腐败和冷漠的无能地方官僚机构，因此人们唯一的生存之道就变成了外迁，与过去没什么两样。

    19 世纪末，中国和印度曾经有成千上万忍饥挨饿的村民孤注一掷地迁徙，以寻觅食物和可靠的水源。如今，在全球变暖、干旱迅速蔓延的情况下，生态移民的人数已数以万计甚至更多。然而，我们西方人却向我们剥削的民族筑起了一道道壁垒（不管是隐喻还是非隐喻的壁垒）。究竟是什么给了我们这样做的权利呢？是西方的经济制度让我们不得不这样，因为资本主义内含强大的企业利润观念与剥削观念。因此，各国政府不得不保护本国的土地与资源，并且打压其他国家。这样做，究竟是不是我们这个物种应对全球变暖诸问题的最佳之道呢？

    无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城市人口动辄就有数百万之多。不过，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教训：我们忘记了许多农村社群在自我维持与合作方面所做的大规模投入，忘记了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风险管理经验。假如我们与这样的社群合作，向其学习，并且通过投资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与之共享资本，那么，与始终庞大的军费支出等方面相比，这种投资对人类的未来将有用得多。

    [1] 要想了解高棉文明的概况，请参见 Charles Higham, TheCivilization of Angkor (London: Cassel, 2002)，或者 Michael D. Coe, Angkor and the Khmer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5)。亦请参见Roland Fletcher et al., “Angkor Wat: An Introduction,” Antiquity 89, no. 348 (2015):1388–1401。
    [2] 对最新研究的通俗论述，请参见Brian Fagan and Nadia Durrani, “The Secrets of Angkor Wat,” Current World Archaeology 7, no. 5 (2016):14–21。

    [3] 南赡部洲（Jambudvipa），佛教传说中的“四大部洲”之一，由“四大天王”中的“增长天王”负责守卫，泛指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亦译“琰浮洲”“南阎浮提”“南阎浮洲”“阎浮提鞞波”等。——译者注

    [4] 关于在吴哥进行的激光雷达勘测：Damian Evans et al.,

    “Uncovering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at Angkor Using

    Lida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

    (2013): 12595–12600。

    [5] 东巴莱湖与西巴莱湖（East and West Barays），亦译“东大人工湖”与“西大人工湖”，或者“东池”与“西池”。——译者注

    [6] Roland Fletcher et al., “The Water Management Network of Angkor, Cambodia,” Antiquity 82 (2008): 658–670.

    [7] 本章的其余部分主要参考的文献是：Roland Fletcher et al., “Fourtee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AD: The Case of Angkor and Monsoon Extrem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Megadrought and Collapse: From Early Agriculture to Angkor, ed. Harvey Wei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75–313；此处引自其中的第279页。

    [8] P. D. Clift and R. A. Plumb, The Asian Monsoon: Causes,

    History, and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对这种复杂的恶化过程的概述，见于Fletcher, “Fourtee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AD,” 292–304。

    [10] B. M. Buckley et al., “Climate as a Contributing Factor

    in the Demise of Angkor, Cambod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2010): 6748–6752. See also

    B. M. Buckley et al., “Central Vietnam Climate over the Past

    Five Centuries from Cypress Tree Rings,” Climate Dynamics

    Heidelberg 48, nos. 11–12 (2017): 3707–3708.

    [11] 关于丹达克洞穴（Dandak Cave）：A. Sinha et al., “A Global

    Context for Mega-droughts in Monsoon Asia During the Past

    Millennium,”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30 (2010): 47–62。

    关于万象洞的洞穴堆积物：R.-H Zhang et al., “A Test of Climate, Sun, and Culture Relationships from an 1810-Year Chinese Cave Record,” Science 322 (2008): 940–942。

    [12] R. A. E. Coningham and M. J. Manson, “The Early Empires

    of South Asia,” in Great Empires of the Ancient World, ed.

    T. Harrison (London 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9),

    226–249.

    [13] De Silva, K. M., A History of Sri Lanka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2005).

    [14] R. A. E. Coningham, Anuradhapura: The British-Sri Lankan

    Excavations at Anuradhapura Salgaha Watta. 3 vols. (Oxford,

    UK: Archaeopress for the Society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1999, 2006, 2013).

    [15] Lisa J. Lucero, Roland Fletcher, and Robin Coningham,

    “From ‘Collapse’ to Urban Diaspo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w-Density, Dispersed Agrarian Urbanism,” Antiquity 89, no.

    337 (2015): 1139–1154.

    [16]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Brooklyn, NY: Verso Books,

    2001).

    [17] Frederick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M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Knickerbocker Press, 1889), 432.

    第十章 非洲的影响力（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50年）

    “这条铁路，是尸骨堆成的。”那些受害者的后代，如今仍然称之为“尤阿亚恩戈曼尼兹”（Yua ya Ngomanisye），也就是“到处蔓延的饥荒”。[1] 肯尼亚中部的那场干旱，从1897 年持续到了1899 年，严重削弱了东非大裂谷东侧的坎巴和基库尤两个小型的自治社会。有些地方的庄稼接连3年歉收。在更早的时代，农民可能还有充足的余粮维生，可此时却到了殖民时代。当时，这里正在修建乌干达铁路。从附近群落征收来的宝贵粮食，都被分配给了修建铁路的劳工。腺鼠疫很可能就是由移民劳工从印度传播到这个地区的，造成了数千人死亡。饥饿的当地人开始抢劫。铁路警察则以牙还牙，焚毁了当地人的村落，从而毁掉了更多的粮食。狮子和其他食肉动物在光天化日之下跟踪和猎杀人类，鬣狗则啃食着倒在路边的饿殍。虽然英国当局粗略尝试过为幸存者提供粮食，但损失已经极其巨大。在乌干达西部，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4万。

    多年的大丰收和充沛的降雨导致人口增长集中发生于拥挤不堪的定居地之后，饥荒降临了。就像中世纪欧洲的情况一样，农民开始耕作那些贫瘠的土地，以便种出更多的粮食。雨水持续丰沛，使得本地和长途贸易也繁荣发展起来。

    接着，1896年出现了一场大旱，是由一次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其严重程度超乎想象；随后，1898年又出现了一场由拉尼娜现象导致的干旱，而 1899 年再次爆发了一次由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埃塞俄比亚高原曾经是一个富饶之地，孕育过阿克苏姆文明，此时却旱情肆虐，以至于尼罗河的洪水降到了自1877年至1878年以来的最低水位。严重的旱情，笼罩着非洲东部、南部以及萨赫勒地区。从肯尼亚山往南，直到遥远的斯威士兰，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都遭遇了严重的作物歉收。而且祸不单行，不断暴发的牛瘟让牛群遭到重创，天花在许多社群中肆虐，无数群蝗虫遮天蔽日，其他灾祸在面对重大气候变化时也持久不去。与此同时，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也在步步进逼。英国人趁火打劫，将他们以内罗毕为大本营的新保护国向外扩张，吞并了坎巴和基库尤的大部分领地。在南方，塞西尔·约翰·罗得斯则占领了后来的罗得西亚。大津巴布韦一些供奉绍纳人的神灵姆瓦里的著名灵媒就曾宣称：“白人乃汝等之敌……雨云将不至矣。” [2]

    气候变化与其他灾难，彻底改变了非洲社会。随着各种贸易土崩瓦解，作物种类开始减少，而作物产量也大幅下降，曾经充满活力的乡村经济崩溃了。权力从传统的部落酋长转移到了殖民地政府任命的傀儡首领身上。此时非洲的各个社群，全都处于权力等级的最下层；这种权力等级，与西方国家控制下的全球粮食与原材料市场紧密相关。随着欧洲人开始“争夺非洲”，科学上极其荒谬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所支持的社会不平等与不发达，也变成了一种常态。

    掌控“巴萨德拉”（公元前118年以前至现代）

    公元916年，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扎伊德·艾尔赛拉菲曾经写道：“‘巴萨德拉’［即夏季风］赐生于率土之民，因雨令地沃，如若无雨，民皆饥亡焉。”[3] 数个世纪之后的1854 年，美国气象学家马修·方丹·莫里发表了他的《风向与洋流图之说明及航向》一书。[4] 他利用数百艘船只的观测结果，揭示了印度季风的环流情况。1875年，印度气象局建立，试图利用全印度的观测网络，对带来降水的西南季风做出预报。1903年，吉尔伯特·沃克登场了；此人是英国的一位统计学家，他利用世界各地获得的成千上万份观测数据，确定了复杂的大气与其他有可能影响到季风降雨的气候条件之间的关系。也正是沃克，发现了南方涛动及其与季风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属于印度洋气候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参见绪论）。

    商船水手们在印度洋水域航行，从阿拉伯半岛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路来到印度，至少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他们习得了在季风中航行的本领，因而能够掌控海上的贸易路线。几个世纪以来，他们都严守着关于印度洋季风的知识，只是父子相传。到了公元前118年至前116年左右，一名遭遇海难的水手从红海抵达了亚历山大港，在协助一位名叫“库齐库斯的欧多克索斯”（Eudoxus of Cyzicus）的希腊人两度前往印度之后，这些知识才传到了更广阔的外界。不久之后，另一位希腊兼亚历山大港的船长希帕卢斯（Hippalus）想出了一个比沿着海岸航行要快得多的办法，那就是利用8月份猛烈的西南季风，开辟一条能在12个月内返回的从红海近海的索科特拉岛直达印度的海上航线。远洋航行中的这一重大突破，将使人们接触到非洲几十个地处内陆且远离印度洋的社会。如此一来，全球天气模式就对数以百万计的非洲自给农民以及努力统治着他们的部落酋长产生了影响。

    长久以来，非洲的红海沿岸一直吸引着商贾们前往。从公元前2500 年前后到公元前1170年间的12份古埃及文献资料中，都提到了“蓬特”或者“神之国度”这个神秘之地，并且盛赞那里有着种种珍贵的资源，其中包括黄金和沉香。一代代考古学家都在试图找出蓬特的具体位置，很有可能，它是在沿着“非洲之角”的红海往北，一直延伸到如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所在的高原那一带。事实上，公元前600年的一篇古埃及铭文中提到了雨水落在蓬特山上，以及雨水随后如何流入尼罗河的情况；极有可能，流入的就是我们在第四章中曾提到过的青尼罗河。所有的古埃及文献还进一步表明，从陆路和海路都可以抵达蓬特；这就说明，至少自公元前 3 千纪起，人们就懂得如何利用季风沿着红海航行了。

    尽管如此，人们显然并未大量利用这条航路。蓬特及其位置始终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曾认为那里异常重要，以至于（在公元前1472年至前1471年前后）令人敬畏的哈特谢普苏特女王还用来自蓬特的无数商品的形象，包括搬运沉香树的奴隶、狒狒、长颈鹿、牛、狗、驴、埃及姜果棕的形象，以及一些丰乳肥臀的贵妇的形象，装饰过她位于上埃及的达尔巴赫里陵庙的墙壁。陵墓墙壁上还绘有蓬特的许多珍贵资源，比如没药、乌木、象牙和黄金。考虑到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对蓬特的关注，我们可以推测，这里或许是女王希望作为遗产而留下的一项开创性的国家使命。

    到了公元前1千纪末期，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商人们开始更加频繁地出入红海，尽管我们从斯特拉波和阿伽撒尔基德斯（Agartharchides）这些古典作家那里了解到，这仍然是一段艰难的航程，因为一路上既有遍布暗礁的水域，还有汹涌的巨浪，且没有锚泊之地。阿伽撒尔基德斯在公元前2 世纪记述这些情况时，偶尔会发挥一点儿想象力，称有条河流流经那片土地，带来了大量的金沙，而继续往南的一座座金矿，则出产天然金块。我们认为，当时这条航线仍是一个秘密。一个世纪过后，知道这条航线的人就多得多了，连那些原本可以依靠广泛采用的航向去航行的外来者也知道了。公元1世纪的《红海环航》（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一书最为著名。此书的佚名作者可能是一位熟悉这个地区的航海者，用朴实无华的希腊文描述了进一步往南的非洲沿海的情况；当时，那里称为阿扎尼亚，一直延伸到了遥远的南方。[5]

    《红海环航》一书中提到，遥远的南方有许多避风锚地和像拉普塔（Rhapta，具体位置至今不明）这样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象牙与玳瑁。由于季风很有规律，故帆船可以穿越红海往返，或者从东非地区前往印度西海岸，并在12个月之内返回。在像肯尼亚北部的拉穆这样的避风锚地，信风商船的进出是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在这里，人们将大船的货物卸到小船上，由后者去跟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偏远沿海群落进行贸易。在这些沿海群落里，人们可以购得许多贵重商品，比如质地柔软、易于雕刻的非洲象牙，用于制作装饰品的金、铜，以及易冶炼的铁矿石，然后销往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也有一些较为普通的商品，其中包括产自非洲红树沼泽的木屋梁柱；在没有树木的阿拉伯半岛上，这种梁柱对住宅建造很是重要。

    数个世纪以来，阿扎尼亚都是一个由小村落组成的冷清之地，只有来自红海的商贾偶尔前来。可这一切，在10世纪出现了变化，因为地中海地区对黄金、象牙以及透明石英的需求急剧增加了。此时，随着一些商贾社群在避风港附近的发展，伊斯兰教也站稳了脚跟。有些沿海飞地有数以千计的聚居人口，他们都住在一座座“石头城”里面；一些实力强大的商贾家族，在遥远的南方也兴旺发达得很，比如当今坦桑尼亚的基卢瓦。

    如今，这里被称为“斯瓦希里走廊”（Swahili Corridor），在这片狭窄的沿海地带，许多本地的商业城镇都是在安全的锚地附近发展起来的。[6] 在公元1千纪晚期，伊斯兰教开始与范围更加广泛的世界产生政治联系和经济联系，并且与那些更遥远之地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联系。然而，生活在非洲这一地区的石头城中的群体与实力强大的商贾家族也注重更多的地方关系。他们与一个个贸易线路网之间发展起政治联系与社会联系，并且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护；那些贸易线路延伸到了数百千米以外的内陆。一小批一小批的商贾带着粮食、兽皮、贝壳和农民十分重视的食盐，深入了遥远的内陆地区。他们还带来了其他的奇珍异宝，比如中国的瓷器、印度的纺织品和玻璃珠子。贝壳和小饰品基本上都是廉价的小玩意儿，只相当于他们运往沿海地区的黄金和象牙价值的一小部分。在遥远的非洲内陆，海贝却是声名赫赫之物；当然，它们并不是用作发饰的普通子安贝，而是一些更稀罕的贝类。印度洋中的芋螺贝成了部落酋长威望的重要象征。近至1856年，5 个芋螺贝仍可以在非洲中部买到一根象牙。黄金最难获得，因为黄金产地在遥远的南方，即津巴布韦高原上。然而，据估计，在长达8个世纪的时间里，至少有567吨黄金被运往了沿海，因为非洲的黄金是当时全球经济中的一个要素。[7]

    这种非正式的贸易已经持续了数世纪之久。在许多考古遗址中，人们都发掘出了像中国的陶瓷器皿、精细和较粗糙的棉织品以及成千上万颗玻璃珠子之类的外来商品；而那些考古遗址，距这些商品首次抵达非洲时落脚的港口都有数百千米之遥。令考古学家们觉得幸运的是，根据样式就可以确定其中许多东西所属的年代，而光谱微量元素常常可以揭示出它们的原产地。

    季风将东非地区的石头城与遥远的地方联系了起来，并将它们纳入了全球长途贸易领域当中。尽管风力可能年年不同，降雨量也有可能逐年增加或者减少，但印度洋上的商业贸易却持续了数个世纪，甚至持续到了欧洲人开始殖民之后。可以说，全球气候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不过，变幻莫测的季风对那些生活在遥远内陆的人，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存在于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的津巴布韦高原上，存在于那些从事畜牧业的王国与农耕村落的复杂历史之中。

    探索内陆（公元1世纪至约1250年）

    前往非洲内陆，我们就会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在19世纪中叶传教士兼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穿过非洲中部大部分地区之前，欧洲人对这个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一些零碎的文献，如葡萄牙人所著的编年史和维多利亚时期一些探险家的著作，描绘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里的情况。不过，除了“大津巴布韦是腓尼基人的一座宫殿”这种不正确的说法之外，我们对非洲早期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认真研究。我们正在进入的，是一个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相比，很少被探索且具有复杂气候动态的历史领域。

    我们的“老朋友”热带辐合带，在印度洋上的南、北半球之间来回移动。尽管它始终停留在赤道附近，但其北移的极限却是北纬15°上下。每年的1月份，它会南移至南纬5°左右。热带辐合带是一个雨云密布的地带。在冬季里，即从11 月份至次年2月，这种移动会给非洲南部带来降雨。但热带辐合带位置的长期变化，却有可能导致旷日持久的干旱。这一点，还只是一种复杂的气象状况中的一部分，因为厄尔尼诺现象与拉尼娜现象在干旱与洪涝灾害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探究气候变化在非洲东部与南部的作用时，就像是在玩一个难以掌握、变化莫测的溜溜球。

    大约2,000年前，一小群一小群的农民与牧民相继迁徙到了赞比西河流域，并从那里进入了非洲南部。他们在辽阔的热带稀树草原上的广大地区定居下来，形成一个个小村落，并且喜欢选择没有采采蝇的地方，因为采采蝇对牛群具有致命性；这些地方的土壤也相对较松，用简单的铁片锄头就可以轻松耕作。[8]

    这些新来者迁入的地区里，已有少量的桑族猎人与采集民族生活了数千年之久。几个世纪之后，农耕人口增加了，而桑人要么是采用了新的经济模式，要么就是迁往了边缘地带。桑人的祖先人口不多，并且流动性极强，可农民却被束缚于土地之上，种植高粱和两种谷子，早在玉米从美洲传入之前就已如此了。

    一道崎岖的悬崖，将非洲南部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的内陆地区与东边紧邻印度洋的平原分隔开了。一个个炎热而低洼的河谷，切入了地势较高、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的津巴布韦高原。绵延起伏的平原上，是一望无际的热带稀树林地，其间夹杂着一片片适合种植高粱与谷子的沃土，是一个气候相对凉爽、灌溉条件相对较好的环境。[9] 这两种作物都是在南方的夏季生长，但它们需要 350 毫米左右的降水，且每天起码还需要3毫米的灌溉用水。这些现实情况，意味着此地的农田须有500毫米左右的最低年降水量，同时气温不能低于15℃。虽然不同地区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但在一种旱季漫长和降水量变化无常的环境下，它们算是两种要求颇高的作物了。一片片辽阔的草地，为牛、绵羊和山羊提供了优质的牧草；只不过，其背后始终都存在干旱与降水无常的风险。这里并不是一个条件优越的农耕地区，因为这里不但存在干旱、缺水和旱季漫长等问题，偶尔还会出现降雨过多的情况和洪涝灾害，并且年年不同，变化巨大。

    非洲南部的降雨，自东向西呈显著递减的趋势；同时，非洲南部的东南部在南半球冬季的降雨量，占到了其年降雨量的 66%左右。热带辐合带在印度洋上南移，一股来自印度洋的偏东气流，给广大地区带来常常难以预测的降雨。这些相对湿润的气候条件，对过去1,000年间农业与牧业的规模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此地的农牧业，大多局限于草原林地和开阔的热带稀树草原上，以及位于北方的赞比西河与南方的大凯河之间的草原地区。

    大量的湖泊岩芯、洞穴石笋以及树木年轮表明，在过去的1,000年间，这里的降水与气温都出现过显著的变化。[10]总的来说，从公元1000年以前到公元1300年后不久的这一时期，非洲南部的广大地区都出现了变化极大的中世纪变暖现象。气温在公元1250年前后达到了一个显著的峰值，故那一年是过去6,000年间最炎热的年份之一；当年的气温，要比1961 年至 1990 年间的年最高气温还高了3℃到4℃。接着，气温开始下降；从海洋中钻取的岩芯与内陆地区的马拉维湖的水位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气温最低的时候，是1650年前后到1850年之间。其间的最低气温，出现在1700年前后，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还出现过一个较为寒冷的短暂时期。有意思的是，从南非西开普省和其他沿海地区的考古遗址中发掘出的软体动物身上的同位素记录了当时海面气温下降的情况。南非北部马卡潘斯盖地区一些洞穴中最低温度与氧同位素记录的时间，则与1645年前后至1715年间让欧洲变得极其寒冷的“蒙德极小期”相吻合，而且记录中也有气候寒冷的“斯波勒极小期”（1450—1530）的迹象。当然，这些都属于大致情况，因为洞穴石笋中还记录了无数种地区性的差异。1760 年之后，气候又慢慢地回暖了。不过，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对于村落中的农民和在“小冰期”中崛起然后又逐渐衰亡的国家而言，降雨和气温变化都是一种始终存在的重大挑战。

    自给农业的现实

    在粗略地探究了范围更广的气候时间框架之后，我们现在将关注焦点缩小到过去的2,000年间，即自给农民首次在非洲中南部定居以来的那些世纪。当时，几乎所有的农耕生产都是围绕着村庄进行的，并且依靠刀耕火种式的农业，即烧垦农业。每年9月份旱季结束时，村民都会清理掉此前无人清理过的林地，然后在各自的地块上点火焚烧。接下来，他们会把灰烬散播开去，用锄头将灰烬翻进土里，做好一切准备。然后，随着气温每天稳步上升，他们就开始等待天降甘霖。有时，几场阵雨会落到这个地区的不同地方，出现一个村庄下雨而邻村却艳阳高照的情况。这种时候，该不该播种呢？假如播下了种子，那人们就会盯着天空，盼着雨云出现了。有时，充沛的雨水随之而来，庄稼也长势良好。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庄稼会在田地里枯萎。几周之后，饥荒就会降临，而到了春天，就会有人饿死了。大多数农耕村落虽然可以凭借存粮熬过一年的干旱，却没法在多个干旱年份中幸存下来。人们会以野生植物、猎物维生，假如养有家畜的话，他们也会宰杀牛羊为食。

    世世代代的人来之不易的经验教训，就是农业获得成功的基础。[11]

    风险管理需要人们运用熟悉的对策，但就像农业具有多样性一样，这些对策也因村而异。人们曾在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建立了一些完善的应对机制。其中包括谨慎地长期储存粮食，同族之间分享粮食，以及古老的互惠互助观念；这种互助观念，可以确保挨饿的人尽可能地少。清理田地和执行其他重要任务时的合作劳动，已经成了惯例。

    这些社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亲族和与祖先之间强大的仪式联系；因为自古以来，祖先就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在部落社会里，求雨和祈雨仪式是两种强大的催化剂，而人们与居住在附近或者更远社区的亲族之间种种强大的纽带，也是如此。源远流长的互济关系以及相互提供帮助、食物甚至是播种用的谷物之类的共同义务，在气候突然变化和出现长久干旱的时候，为人们提供了强大的适应武器。

    那些散布各地且养有少量畜群的农耕村落，在这几个世纪中挺了过来，当村民们可以靠不定时的长途象牙贸易和其他商品交换粮食时，尤其如此。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宗教仪式与血缘关系，它们就是最初将远近村落维系起来的纽带。经过多个世代之后，这些血缘关系和受人重视的能够与祖先交流的超自然力量，将曾经规模很小的村落社会变成了一种由小型的酋邦构成且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取决于人们所谓的超自然天赋、是否属于主要宗族的成员以及个人魅力，因为这里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权力常常取决于一个人的统领能力和让追随者（通常都是亲族）保持忠诚的能力。仪式性的帮助、适时的礼物与互惠姿态，就是换取忠诚的通用方法，而赠予财富也是一个办法。这种财富以活的牲畜为主，尤其是牛。

    人们养牛，远非只是用于产肉与产奶。这种享有盛誉的牲畜，当时也是财富、社会地位和丰厚聘礼的有力指标。多余的公牛是十分宝贵的通用财富，而数量庞大的畜群则是政治权力的无声象征。只不过，大大小小的畜群都很容易受到变幻莫测的降雨和干旱影响，因为每头牛起码每隔 24 小时就须喝一次水，并且还需要优质的牧草。高原与河谷地区的酋长都不遗余力地获取粮食与牛群，来巩固他们的政治权力。到了10世纪，高原社会开始出现变化，但终究还是依赖于一种行之有效的对策，去适应一种以分散的村落社会为根基的变化无常的环境。从根本来看，人们在高原环境中的成功生存和发展，一如既往地取决于畜牧业和自给农业。不过，高原地区远非只有肥沃的土地与牧草。从冲积矿床中开采的黄金，石英矿脉，以及铜、铁和锡，很快就成了长途贸易的主要商品。在高原上繁衍生息的不只是牛，还有长着象牙的大象。控制着高原地区的绍纳人酋长们，开始接触从遥远的印度洋沿岸来寻找黄金和象牙的游客。起初，沿海贸易断断续续地进行，但10世纪过后，在气候条件较为炎热且湿润的一个时期，这种贸易急剧扩大了。随着高地上的一些酋长成功地掌控了贸易路线，并且从实力较弱的部落首领那里榨取贡赋，他们自然地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了统治地位。这给他们带来了不稳定的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因为在面临长期干旱或者印度洋贸易出现变故时，这种权力有可能迅速化为乌有。

    马蓬古布韦与大津巴布韦（公元1220年至约1450年）

    在气候炎热、地势低洼的林波波河河谷中，崛起了一个实力强大的王国。[12] 公元10世纪到公元13世纪，也就是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的那几个世纪里，较多的降雨导致河流经常泛滥，并将原本干旱的河谷变成了一个农耕生产欣欣向荣、牛群茁壮成长的地区。林波波河流域的优质牧草还引来了大批象群。一个统领河谷的王国崛起所需的一切要素均已具备，尤其是在环境对一个以牛为财富与社会地位象征的社会有利时。起初，实力强大的新兴部落首领们都住在河谷中较大的村落里。到了公元1220年，一小群精神力量强大的人迁到了一座显眼的小山之巅；此山名叫“马蓬古布韦”，俯瞰着整个河谷。长久以来，这座独特的小山一直是部落举行求雨仪式的中心，而求雨仪式又是当地绍纳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降雨较为丰沛，似乎就证明了马蓬古布韦的首领们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时，因有牲畜、黄金和象牙而富甲一方的马蓬古布韦并非一枝独秀。还有一些中心也纷纷崛起，其中许多都坐落在平坦的山巅，有石墙环绕，还有安全无虞的牛栏；并且，每个中心的位置都经过精挑细选，都位于主要的河流流域，确保有可靠的水源供应。酋长和村民都采取了深思熟虑的对策，来适应季节的更替与气候变化。他们精心挑选耕地，种植高粱之类的抗旱作物，并且极其注意储存粮食，以备干旱年份之需。他们的农耕策略在广大地区蓬勃发展，包括尝试通过点火生烟来减少采采蝇造成的牲畜死亡。

    随着 13 世纪降雨量减少，马蓬古布韦的部落酋长们借助那些控制着降雨的超自然力量来求雨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求雨仪式变得更加集中，从而强化了酋长的合法性，增加了酋长的权力。不过，由于一个个旱季接连而至，酋长的求雨能力似乎显著下降，故他们的地位与权力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公元1290年前后至1310年间，气温下降和干旱加剧，再加上降雨极其多变，就慢慢地动摇了部落酋长们的威信，削弱了他们确保林波波河洪泛平原土壤肥沃的能力。马蓬古布韦的影响力，也在 13 世纪那一场场越发漫长的干旱中大大下降了。

    马蓬古布韦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整个地区的生物丰富多样，养活了无数的群落；这些群落从事着本地贸易与长途贸易，贸易物包括基本商品、金属以及像印度洋地区的珠子、海贝和纺织品之类的进口商品。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性保障措施，很大程度上源自与远亲近邻之间的合作。许多措施也要依靠别人的技能。其中包括铜铁加工、矿石开采，甚至是制作捕猎大象的铁矛。其中一些社群的社会变得相当复杂，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擅于通过农业知识、手工艺生产，以及在不同社群和亲族群体中共享知识和经验来进行风险管理。遗憾的是，对于马蓬古布韦地区这些为数众多的社群及其弱点，我们仍然几乎一无所知。

    随着马蓬古布韦适应较干旱气候条件的能力受到削弱，干旱更加普遍的现象与酋长们影响力的下降之间，无疑是存在关联的。14世纪初，政治权力从林波波河流域往北转移到了津巴布韦高原上。大津巴布韦地区举世闻名，那里有其标志性的石制建筑和一座居高临下的山丘。[13] 但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这个遗址起初是很有影响的求雨仪式的主要中心，事实上后来也一直如此。津巴布韦位于一个黄金矿区的边缘，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一年四季都绿意盎然，因为从印度洋直接袭来的雾气和雨水会频繁地从附近的穆蒂里奎河流域向北推进。这个偏远之地，似乎是津巴布韦高原上一个相对干燥的地区里的一片绿洲，曾经被人们奉为求雨中心。那座气势雄伟的山丘上，有许多巨石和洞穴，成了一个与姆瓦里崇拜有关的求雨和祭祖的仪式中心；在绍纳人社会中，姆瓦里崇拜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姆瓦里这种一神论信仰中身兼祭司的酋长，对津巴布韦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人们上山肯定受到了限制，但津巴布韦的部落酋长们统治着一个由自给农业和养牛业支撑着的辽阔王国；就像马蓬古布韦一样，在大大小小的社群里，牛既是一种财富之源，也是区分社会等级的基础。只不过，牛属于一种要求颇高的财富来源，原因不但在于牛容易患上疾病，而且在于它们需要广阔的牧场，尤其是需要充沛的水源。不断增长的人口密度，为获取柴火和出于其他目的而对林地进行的过度开发，以及更加寒冷和干燥的气候条件（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逐渐削弱了王国的适应能力。这个王国位于降雨无常的地区，当地土壤往往也只有中等肥力。尽管大津巴布韦的酋长们曾经努力储存粮食，可能还集中管控过粮食供应，但他们在应对气候压力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长期的保护措施，唯一能对他们起到保护作用的是印度洋贸易给他们带来的威望、财富和权力。

    津巴布韦王国及其后继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王室牛群规模太过庞大，以至于无法饲养在都城里；在这样一个王国中，王位继承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王国周围的众多其他政治实体（其中许多有自己的祭司），提供了一些可以取而代之的权力中心。酋长们的都城频繁地搬迁，如今，其中许多都城都以规模较小的石制建筑为标志。战争显然非常普遍；不过，鉴于人们需要在地里耕作和收割，当时的战争规模还是有限的。

    像大津巴布韦这样的牧牛王国，可能都由一些权势显赫的酋长统治着，他们曾受益于黄金和象牙贸易，但他们的统治地位不但依赖于印度洋贸易带来的威望，还依赖于他们拥有的需要广阔牧场的畜群。一些主要中心可能掌控着长途贸易，但它们与散布在其大部分领地的村落相比，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较大的中心周围的人口也较为稠密，故需要可靠的粮食供应，而小村落则可以靠狩猎与觅食为生，并且更容易转向种植较为耐旱的替代性作物。它们的主要压力并不来自频繁出现干旱年景，而是来自较为长期的干旱，因为长期干旱既有可能毁掉牧草，也有可能毁掉固定的水源。像牛瘟之类的牲畜疾病、蝗灾，甚至是偶尔出现的洪涝灾害，则带来更多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数量庞大而分散在各处的畜群就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让人们可以应对饥荒，野生植物和精心组织的狩猎也是如此。

    至于津巴布韦王国瓦解的确切原因，至今依然是一个谜；但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一连串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该王国的解体。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大津巴布韦附近的金矿枯竭，导致商人们都到其他地方寻找黄金了。15世纪初，气候条件再次变得较为寒冷和干燥，这一点有可能破坏了农耕生产，从而养活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来自邻近王国的竞争日益加剧，可能也有影响。到了16世纪60年代，与那些较为分散的部落群体相比，像津巴布韦这样的较大王国其实更加脆弱了。当时，政治重心已经北移到了赞比西河地区，葡萄牙商人与殖民者为了搜寻黄金，也已深入了高原腹地。在 1625 年至1684 年间，葡萄牙人从当地酋长的手中夺取了矿区开采的控制权，削弱了那些实力一度强大的王国经济繁荣的基础。尽管如此，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传统的食物体系和求雨仪式仍旧延续了下来，许多较大的群落也依然顽强地生存着。[14]

    非洲南部的王国中，没有哪一个曾经长久存在或者达到了幅员辽阔的规模，连津巴布韦也不例外。这里没有任何将中央集权的高棉帝国团结起来的那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由分散的村落与反复无常的王国组成的世界：村落的韧性，靠的是谨慎的风险管理；王国则由酋长们统治着，存续时间很少超过200年，而酋长们得到的忠诚度又取决于其是否慷慨，允许一夫多妻则会显得更加大度。凡是在津巴布韦高原上统治一个王国的人，都必须既是企业家又是政治家。酋长们的地位安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人打交道的技巧和获得牲畜的本领。在这个方面，我们所知的情况仍然很不可靠，而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内陆地区的所有王国都很脆弱。最终幸存下来的是分散的村落，它们积累的知识可以告诉人们如何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环境中进行风险管理。现代非洲的情况仍是如此；尽管城市化的速度很快，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仍然依靠自给农业与村落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地方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都最为有效，因为当地的人们对环境与地形地貌都了然于胸。

    本章将长途的全球性贸易与村落里的农民所在的世界联系了起来，但非洲农民的思维方式，与种植水稻的高棉农民或者封建制度下的欧洲农民截然不同。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有关的气候温暖的那几个世纪，对热带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对“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和欧洲、北美洲的“小冰期”加以探究。

    [1]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Brooklyn, NY: Verso Books, 2001), 201.

    [2]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201.

    [3] Brian Fagan, Floods, Famines, and Emperors: El Ni.o and the Fate of Civilizations. Rev.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16. 阿布·扎伊德·艾尔赛拉菲（Abu Zayd al-Sirafi）是一名航海者。公元916年前后，他撰写了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 trans. Tim Macintosh-Smith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Matthew Fontaine Maury, Explanations and Sailing

    Directions to Accompany the Wind and Current Charts (New York:

    Andesite Press, 2015)，初版于1854年。

    [5] Lionel Casson, The Periplus Maris Erythraei: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关于古代红海航线的更多内

    容，请参见Nadia Durrani, The Tihamah Coastal Plain of South

    West Arabia in Its Regional Context c.6000 BC–AD 600.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Oxford: Archaeopress, 2005)。

    [6] 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并且在迅速增加。优秀的概述，请参见

    Timothy Insoll, The Archaeology of Islam in Sub-Sahara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2

    177。

    [7] Roger Summers, Ancient Mining in Rhodesia and Adjacent

    Areas (Salisbury: National Museums of Rhodesia, 1969), 218.

    [8] David W. Phillipson, African Archaeology,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9] T. N. Huffma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limatic Change During the Last 2000 Years in Southern Afric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33 (1996): 55–60.

    [10] 后续各段主要参考的是P. D. Tyson et al., “The Little

    Ice Age and Medieval Warming in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96, no. 3 (2000): 121–125。

    [11] Peter Robertshaw, “Fragile States in Sub-Saharan

    Africa,” in The Evolution of Fragility: Setting the Terms,

    ed. Norman Yoffee (Cambridge, UK: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19), 135–160，对本节涉及的问题进

    行了讨论。亦请参见 Matthew Hannaford and David J. Nash,

    “Climate, History, Society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 in

    Southeast Africa,” WIREs Climate Change 7, no. 3 (2016):

    370–392。

    [12] Graham Connah, African Civilizations,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这是一部权威的概述之作。T. N. Huffman, “Mapungubw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Zimbabwe Culture,”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Goodwin Series 8 (2000): 14–29，从这篇文章开始了解相关问题会很有帮助；Robertshaw, “Fragile States in Sub-Saharan Africa”和Tyson et al., “The Little Ice Age and Medieval Warming in South Africa”两篇论文则提供了最新的信息。

    [13] Peter S. Garlake, Great Zimbabwe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3)，此书尽管有点过时，但仍属基础文献。Robertshaw, “Fragile States in Sub-Saharan Africa”一文参考了许多最近的研究。

    [14] 相关讨论见 Tyson et al., “The Little Ice Age and Medieval Warming in South Africa”。

    第十一章 短暂的暖期（公元536年至1216年）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公元536年都是东地中海地区一个极其可怕的年份（亦请参见第五章）。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曾写道：“日如淡月，无熠无光，全年皆然。”[1]欧洲、中东和亚洲的部分地区都有如浓雾笼罩，天昏地暗，长达18个月之久。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是冰岛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这一次爆发将大量的火山灰抛到了整个北半球。接着，公元540年和547年又出现了两次规模巨大的火山喷发。这几次火山事件，再加上“查士丁尼瘟疫”，让欧洲的经济陷入了100多年的停滞不前，直到公元640 年才有所好转。

    火山作乱（公元750年至950年）

    火山喷发的时候，会将硫、铋和其他物质抛至高空的大气中。这些物质会形成一层气溶胶，将阳光反射回太空，从而让地球上的气温下降。研究人员首先确定了公元536年的火山爆发，因为采自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芯都表明当年喷发物处于峰值。随后，2013年研究人员又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上的科尔格尼菲蒂（Colle Gnifetti）冰川中钻取了一段长达 72 米的冰芯，并从体现了数天或者数周降雪情况的激光切割冰条中，获得了有关火山爆发、撒哈拉沙尘暴和人类活动的记录。[2] 每米冰芯中大约有5万个样本，使得冰川学家保罗·马耶夫斯基（Paul Mayewski）和其同事们能够精准地确定像火山爆发之类的气候事件，甚至是铅污染的情况，并且时间可以精确到2,000年前的月份。在探究公元536年的火山爆发时，他们就是根据冰芯粒子确定其源头在冰岛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火山活动从来没有出现过连续不断的情况。尽管公元536年出现了火山爆发，但在公元1千纪的前500年里，几乎找不到其他的火山活动迹象。不过，从公元750 年至 950 年的两个世纪，就是另一番光景了。其间，全球至少发生了8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切，应归功于研究人员从“格陵兰冰盖项目2”（Greenland Ice Sheet Project 2，略作GISP 2）中获取的数据。“格陵兰冰盖项目 2”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大气化学成分记录，揭示了西伯利亚的天气事件、中亚地区的暴风雨以及海洋风暴等方面的情况。格陵兰岛冰芯中出现的火山爆发证据，就是硫酸盐颗粒的背景值突然大幅增加了。其中大部分硫酸盐颗粒的来源仍不为人知。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从“格陵兰冰盖项目2”的冰芯中获得了公元750年至950年间的气候事件记录，它们的时间都精确到了2.5年之内，其间8次主要火山喷发的记录还更加准确。

    不过，将科学研究与同一时期的书面史料进行对照，结果又会如何呢？迈克尔·麦考密克和保罗·达顿（Paul Dutton）这两位历史学家与冰川学家保罗·马耶夫斯基合作，将公元750 年至 950 年之间最重大的火山喷发事件与现存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对照。只有史料中记载的几个地区同时异常寒冷（而非只有局部观察到这种反常现象）的冬季，他们才会纳入研究范围。冰川钻芯与当时在世者撰述的第一手资料结合起来，揭开了一段令人目眩的历史；其间既有严寒的冬季和气候偶尔湿润的夏季，也出现过作物歉收和饥荒。公元 750年至950年间，欧洲西部出现过9次严冬；其中有8次表明，“格陵兰冰盖项目 2”冰芯中的硫酸盐沉积水平峰值，与那些抱怨说天气异常寒冷的史料之间有所关联。公元763年至764 年的冬天给爱尔兰到黑海的广大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爱尔兰的历史文献中曾经提到，那里的降雪持续了差不多 3个月之久。严寒席卷了欧洲中部，而君士坦丁堡也遭遇了酷寒，以至于冰雪从黑海北部海岸开始，一路延伸了157千米。待到2月份冰雪融化之后，浮冰竟然阻塞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极其严酷的寒冬，又在公元821年至822年和公元823年至824年卷土重来，而此前的两个夏季气候湿润，故查理帝国的葡萄酒收成不佳；当时，查理帝国统治着西欧的大部分地区。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与塞纳河全都冻结了，马车可以在这些大河之上行驶，时间达 30 天或者更久。公元855 年至856年和859年至860年，寒冬再度来袭。公元859年至860年的那个冬天异常漫长和寒冷，整个欧洲西部都是如此。在鲁昂，严寒从头年11月3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次年的4月5日。公元873年夏末，今天的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所在地区先是爆发了一场蝗灾，接着又经历了一个严冬。饥荒加上相关的疾病，夺走了西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口。从公元913年到939年或940年那段时间也极其寒冷，后者是由冰岛的埃尔加火山爆发导致的。

    火山爆发能够对气候产生重大影响。大规模的爆发，有可能令大量的火山气体、火山灰和其他物质喷射到大气的平流层中。像二氧化硫之类的火山气体，可以导致全球气温下降。二氧化硫变成硫酸之后，硫酸会在平流层里迅速凝集，形成硫酸盐气溶胶。这些东西会提高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反射量，将阳光反射回太空，从而导致地球的低层大气降温。1991年6月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大爆发，曾令大约2,000万吨二氧化硫喷向高度达32千米的大气中。这一事件，使得地表温度的最大下降幅度超过了 1℃。过去一些规模更大的火山爆发，比如 19 世纪时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和喀拉喀托火山爆发[3] ，曾经让气温的下降持续数年之久。虽然没人会说公元1 千纪末期似乎频繁出现的火山爆发事件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王国，但它们对这两个世纪的气候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既影响了作物收成，也对动物和人类产生了影响。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人口下降现象严重，粮食供应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倒退。从更广阔的历史范围来看，经历了快速气候变化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742—814）相对来说还算幸运，因为他的臣民挺过了公元763年至764年那个可怕的冬季，以及公元792年至793年间的饥荒。然而，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778—840）却忧心忡忡，固执地相信公元821年至822年间那个同样可怕的冬天与上帝的震怒之间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故他还在公元822年8月，为自己和父亲的罪孽进行了公开忏悔。可就算是忏悔，也无济于事，因为一年之后又是一个严冬，他的帝国陷入了酷寒之中。

    “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约公元950年至1200 年）

    就在4个多世纪之后的公元1244年，方济各会修士“英国人”巴塞洛缪（Bartholomew the Englishman）宣称，欧洲占据了已知世界的三分之一，从“北大洋”一直延伸到了西班牙南部。[4] 当时的学者，都在凝望着一片广袤的陆地。东边的尽头，是似乎无边无际的欧洲平原，并在遥远的天际融入了亚洲大草原。那里人口稀少，主要是经常四处奔波的游牧民族，他们受到没有规律的干旱周期与更加充沛的降雨所驱使，不断地迁徙。那里的半干旱草原宛如一个个吞吐呼吸着的巨肺，雨水降临时引来动物与人类，而到了干旱时节，又将其赶往周边水源条件较好的地方。所以，中世纪的欧洲人以为他们被一个危险的人类—自然世界包围着，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东面有伊斯兰教步步进逼，西面的大西洋则形成了一道屏障。来自东方平原上的游牧部落，则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徘徊。

    东方的大草原，是成吉思汗的天下。由此带来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驾崩；14年之后，在如今波兰境内的莱格尼察，一支蒙古军队打败了欧洲诸侯。装有被杀的波兰人右耳的 9 个袋子，被送到了蒙古的王庭。可在1242年，这些入侵者却突然向东撤退了；至于原因，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他们的撤退可能并非巧合，因为大雨和较低的气温束缚了蒙古骑兵的行动，并且导致战马所需的饲料不足。[5]

    我们并不能责怪蒙古人曾经把贪婪的目光投向西方水源较充足的肥沃之地。欧洲人生活在一个半岛上，四周都是较为干旱的环境。在大约10世纪至13世纪，这里的气候条件比较暖和，气温略高于之前的年份。这3个世纪，基本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它短暂地让欧洲变成了一个繁荣兴旺的粮仓。

    提出中世纪是一个异常温暖的时期这一观点的，是目光敏锐的英国气候学家休伯特·兰姆（Hubert Lamb）；此人在1965 年率先创造了“中世纪暖世”（Medieval Warm Epoch）的说法，只不过后来改成了“中世纪暖期”（Medieval Warm Period），如今则称为“中世纪气候异常期”。[6] 不同于现代的气候学家，兰姆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气候替代指标可用，主要依靠七拼八凑的历史资料。他是最早提出气候有可能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变化的科学家之一；这种观点，与当时认为气候长期不变的正统观点针锋相对。兰姆指出，北大西洋与欧洲上空的冬季环流在中世纪存在适度却持续的变化。他还说过：“尤其是在英格兰，在公元1100年至1300年间，每年5月份出现霜冻的可能性一定小一些。”这一点，可是丰收的好兆头。

    气候上的转折点，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公元1000年至 1299 年）。兰姆将它与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提出的“欧洲文明的第一次伟大觉醒”观点联系了起来；那种观点，因1969年克拉克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文明》（Civilization ）而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尽管世人（尤其是欧洲与北美洲以外的人）如今仍对“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知之甚少，但这个时期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气候学界公认的气候标准。不过，作为一个定义明确的实体，这个时期真的存在吗？

    如今细致入微的考古学表明，许多对古代人类社会进行的刻板分类，其实与过去的文化现实几乎没有什么相吻合之处。过去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很少有清晰明确的分界线。同样，考古学家仅仅把我们对人类历史进行的人为细分看作各种便利的参考术语和有用的工具。可以说，“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也是如此。虽说大多数气候学家一致认为，这个异常时期从公元 950 年至 1000 年左右持续到了公元 1250 年至1300 年前后，但其时间范围存在无数变化，并且其中许多都因地而异。[7]

    我们已经描述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古代社会，它们都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的数个世纪中，崛起和瓦解于欧洲以外的地区，但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发现其他地区明确出现过欧洲的气候模式。20世纪70年代，气候学家V.C. 拉马什（V.　C. LaMarche）在研究了源自美国加州怀特山脉的树木年轮和其他资料之后表明，在公元1000年至1300年间，那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大多较为温暖和干旱，而到了公元 1400 年至1800 年间，气候则变得较为寒冷和湿润了。这些变化，是由该地区上空的暴风雨路径自北向南移动造成的。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全球环流模式可能发生了变化，且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欧洲。

    但情况还不止于此：人们对太阳黑子活动强度进行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200年里，太阳黑子活动强度出现过5个低谷期。这些低谷期，通常与气温下降的时期相一致。最早的一个低谷期从公元1040年持续到了1080年，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中气温相对较低的时段相吻合。接着，公元1280 年之后，又接连出现了4个太阳黑子活动低谷期（我们将在第十二章加以论述），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小冰期”相吻合。

    这几个世纪里发生的各种气候变化，主要都是局部变化；就算它们起源于大气与海洋之间较大规模的相互作用，也是如此。欧洲经历了一个个漫长的暖期，只是当时的气温略低于如今。东太平洋地区由于有拉尼娜现象而气候凉爽、干燥，导致了北美洲西南部出现了特大干旱（参见第八章）。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较为炎热；北大西洋涛动朝着正指数阶段发展，导致了气温升高和更严重的暴风雨；北极地区夏季的冰雪范围则缩小了。有粗略的证据表明，从中国西藏到安第斯山脉的广大地区以及热带非洲的气温当时都有所升高。简而言之，在公元1000年到1349年间，全球6个大洲的气温都要高于1350 年前后至1899 年间的气温。然而，从1900年到现在，世界各地的气温始终都在上升，只有南极洲除外，因为南极洲四周的海洋有可能导致气候惯性。至于是不是这样，迄今还无人知晓。

    丰富的气候替代指标资料，说明了中世纪晚期欧洲的气候情况。它们表明，当时出现了一个气候变化频发且有时还相当剧烈的时期。例如，气候学家乌尔夫·宾特根（Ulf Büntgen）与莉娜·赫尔曼（Lena Hellman）对源自欧洲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冰芯和树木年轮中的气候数据进行了比较。[8] 数据表明，中世纪和近代的气温都相对较高，其间则是一段较为寒冷的时期。瑞士阿尔卑斯山脉西部高海拔落叶松的横截面，曾经被用于进行年轮定代，其中有的来自树木本身，还有的则来自那个时代的历史建筑。它们表明，10世纪至13世纪的高温与现代相似。然而，过去1,000年里还出现过相当大的自然变化，大约公元1250年之前和大约1850年之后的气温相对较高。公元755年至2004年间气温最高的10年中，有6个出现在20世纪。其间，最冷的年份是1816年，最热的是2003年，而最热的20世纪40年代与最冷的19世纪第二个10年之间，气温的变化幅度达到了3.1℃。气候情况方面的线索，有时会源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连从瑞士阿尔卑斯山一个冰川湖中发掘出来的细小蠓虫，也可以用作气候替代指标，能够为我们提供早至1032 年7月的大致气温。这些蠓虫表明，中世纪的气温比1961年至1990年间的气温高了1℃左右。

    还有一项令人瞩目的研究，则是利用欧洲中部的橡树年轮，集中研究了每年4月至6月间的降水变化情况；研究人员使用了数千份具有降水敏感性的树木年轮序列，它们来自一个面积广袤的地区，时间涵盖了过去的2,500年。[9] 这项研究牵涉的远不只是树木年轮，还包括了当时的仪器记录与历史记录之间的对照研究。至少有 88 位亲历者对降雨情况的描述，与树木年轮记录里总计32次极端降雨中的30次相吻合——这可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相关性。通过将橡树年轮记录与其他树木（比如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的高海拔落叶松）年轮中的记录结合起来，研究人员得到了一种复合记录，这与现代气象学家在1864年至2003年间对每年6月至8月的气温变化情况进行的记录相当一致。

    到了9世纪初，由一连串火山活动引发的极端气候开始平静下来，与古罗马时代的气候条件更加相似了；只不过，当时仍有大量的火山活动，冬季也仍然极其寒冷。此时，正值欧洲一些新的王国在“中世纪盛期”开始崛起。在大约公元800 年至 1000 年间，各个王国都开始取得骄人的文化成就与政治成就。

    生存与苦役（公元1000年）

    公元1000年时，欧洲人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给农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吴哥人、玛雅人或者古普韦布洛人并无不同。当时的农耕方式仍然极其简单，特别容易被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所影响，或者被火山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往往很严重的影响所波及。

    欧洲的乡村由森林与林地、河谷与湿地等地形地貌交织而成，而在历经了数千年的农业与畜牧业生产之后，它们都出现了沧桑巨变。[10] 到了公元1000年，大多数农村人口都生活在分散的小村落里；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都生活在较大的村庄里，四周是开阔的田野，且田地被分割成了每块面积约为0.2公顷的狭长地块。虽说在欧洲靠耕作土地谋生从来都不容易，但人们还是做得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天气炎热和相对干燥的夏季里，到了5月份，气温便高到足以让人们耕种了。

    英法两国的自给农民，当时主要种植小麦、大麦和燕麦。约有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的是小麦，可能有一半土地种植大麦，余下的耕地种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作物了，包括豌豆。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收成少得可怜，只有如今的四分之一左右。每0.4公顷土地所获的4公石[11] 收成中，20%会留作下一季的种子，重新播到地里去。加上教会征收的什一税，以及就算是歉收年份也须向地主缴纳的粮食税，余下来养活一家人的收成就少到弥足珍贵了。一个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农民，靠2公顷土地的收成只能勉强维生，几乎无力去应对意外出现的霜冻、干旱或者暴风雨。所有人都须劳作，去种植蔬菜，采集蘑菇、坚果以及其他野生的植物性食物，连孩童也不例外。

    大多数家庭都养有一些牲畜，也许是两头奶牛、猪、绵羊或者山羊，还有鸡。要是运气好的话，他们会有一匹马，或者起码也能找到一匹马来耕地。牲畜既可以为人们提供肉和奶，还可以提供皮革和羊毛。牲畜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会做到物尽其用。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牲畜都是自由放养；但一到冬天，要让牲畜活下来并且得到妥善喂养，却成了一场持久战。每年秋天，村民都会屠宰多余的公畜和老牛，好让他们珍贵的草料能够储存得更久一点儿。每年的 6月和7月，人们都会割取草料，同时祈盼天气晴好，以便将庄稼晒干储存起来，而不致让庄稼腐坏或者自燃起火（如果农民们很快地把大量潮湿的粮食储存起来，那么他们依然会碰到这个问题）。多雨年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有可能导致存粮遭受灾难性的损失。

    春、夏、秋、冬四季的无尽循环，既决定了自给农民的生活，也反映出了人类的生存真谛。播种、生长和收获，然后是宁静的几个月；这种循环宛如人类的生存，是一个从出生、生活到死去的过程。生存曾经非常残酷。忍饥挨饿，是免不了的事情。中世纪从事农耕的村落里，每个人都经历过营养不良，有时是饥荒和挨饿，以及随之而来的与饥荒相关的疾病。当时婴儿的死亡率极高，大多数农民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

    与此前各个古代文明中的民族一样，中世纪的农民也对周围的环境了如指掌。他们熟悉不同禾草的性质；他们懂得肥力枯竭的土地可以再次耕作，明白必须将牲畜赶到耕地上去放牧、施肥，然后休耕，使土壤恢复肥力，并将植物病害降至最低程度。人人都知道各种可以食用或者药用的水果与植物在什么时候应季。当时的小麦种植效率很低，因为人们使用的是极其简单的工具，靠的是极其艰苦的劳作。生存取决于人们在田间地头获得并且代代相传的知识。例如，播撒的种子若是太少，就会给杂草留下生长的空间；可种子若是播得太多，就会扼杀幼苗。他们没有什么精心制定的标准公式，只有民间习俗与实践经验。与世界各地的自给农民一样，中世纪的耕作者也擅长风险管理，他们会尽可能地种植多种多样的作物。这里的降水常常比热带地区更加充沛，但要从土地中收获庄稼，就算不是更难，至少也与玛雅低地或者吴哥窟一样艰难，更别提粮食富余了。

    了解历史但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把“中世纪气候异常期”视为一个持久且宜人的夏季，认为它是有益的，还是自然变暖的象征，并且声称当时的情况与如今没什么两样。他们的论调，建立在下述观点之上：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变暖，过去已经出现过，所以不是气候不稳定或者危机即将到来的征兆。当然，这纯属无稽之谈。非但是我们人类导致了目前的气候变暖，而且我们越来越多的证据也不支持他们的幻象（即认为往昔的夏日美好漫长、无休无止）。

    逐渐变暖（公元800年至公元1300年）

    确实有那么几年，中世纪的农民们曾在夏天沐浴着太阳，而庄稼则在明媚的阳光之下茁壮成长。可气候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常常以不显眼的方式反复变化着。虽然欧洲的农民们享受过比较温暖和干燥的气候，但树木年轮中却记录了持续而细微的气候变化；它们都是由如今仍然鲜为人知的一些变化导致的，比如地球倾角的变化、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变化以及火山喷发等。公元800年左右至公元1300 年间是欧洲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时期，当时大气与海洋之间无休无止的“共舞”速度稍有放缓，变成了一种较有规律的常见现象。不过，大家仍然是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地生活着；夏季白天漫长，天气炎热，冬季则号称“黑暗季节”，人们都挤在一起取暖，充其量靠摇曳的烛光和烟雾缭绕的火堆来照明。一件厚长袍或者一张舒适的床，就是极佳的奢侈品了。

    尽管如此，这个暖期顶多不过像怀疑气候变化的人所称的那样，是一个人们快乐生活的时期，而欧洲在“中世纪盛期”（大约自公元1000年至1250年）确实也很繁荣。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是一位修士兼历史学家，他曾在公元 1120 年前后游历了英格兰的格洛斯特谷，欣赏了那里的夏日景象。他如此写道：“此地所见，通衢大道果树满目，且非人力所植，乃自然天成。”[12] 他对英国的葡萄酒也赞不绝口，称“味之甘美，不逊法国红酒”。令法国当地的酒商大感惊慌的是，产自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葡萄酒大量涌入了法国市场。这种情况其实不足为怪。当时的葡萄园可谓遍地开花，最北可达挪威南部。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气温较高的年份，谷物的生长季延长了3周之久。在公元1100年至公元1300年间，祸害过早先农民的5月霜冻几乎没有再出现过；这是一种可喜的征兆，说明作物的生长季和收获季通常都是漫长而稳定的夏日天气。随着谷物种植的范围急剧扩大，常常还延伸到了以前人们认为贫瘠的土地上，农村人口也稳步增长了。地处苏格兰南部的凯尔索修道院，曾经在海拔300米的地方种植了100多公顷的谷物，那里远远超出了如今的谷物耕种范围。修士们还拥有1,400 只绵羊，并且在他们的土地上养活了 16 个牧羊人家庭。挪威的农民，曾经在北至特隆赫姆的地方种植小麦。在南方海拔较低的地区，由于生长期较长，所以谷物的产量也大幅增加了。由此带来的粮食盈余，为不断发展的市镇和城市提供了粮食。与此同时，随着原始橡树林被砍伐一空，人们对耕地的需求也急剧上升了。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并不容易。一个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每年要购买 5.5吨食物，其中大部分粮食都被制成了面包。大多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每天会消耗1.8公斤的面包。穷苦人家经常喝奶麦粥，那是一种用碎小麦或其他碎谷物加上牛奶或者清汤熬成的粥。不过，面包与啤酒是当时的主食，每天可以为每人提供大约1,500至2,000卡路里的热量。[13]

    然而，当时仍出现过一些极其寒冷的冬季，比如公元1010 年至 1011 年间的那个冬天，甚至让东地中海地区也陷入了严寒。尽管气温偶尔有起落，但持续较暖的气候条件还是融化了冰盖，提高了山间的林木线，并且导致北海的海面上升了80厘米。到了公元1100年，一条潮汐汊道竟然深入英国内陆，到达了诺福克郡的贝克尔斯镇，将那里变成了一个繁荣兴旺的鲱鱼港口。海平面上升还导致猛烈的西风带来了强劲的风暴潮，淹没了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尤其是尼德兰地区。公元1251年和1287年的两场大风暴还导致海水涌到岸上，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内陆水道，即须德海。此外，虽然“中世纪气候异常期”里阳光明媚，可欧洲却并不平静，暴力随处可见。精英阶层与特权阶层醉心于结成昙花一现的联盟，进行残酷的军事征战。按骑士标准表现出来的勇敢与力量，是人们评估政治权威的范围、确定效忠对象的依据。战争时起时消，但正是因为有了粮食盈余，加上野心勃勃的领主们能够修建要塞与城堡来保护日益增长的人口，这里才有可能爆发战争。

    最终，随着一些存续时间更久远的王国崛起，迅速增长的人口与日益扩大的长途贸易量就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现代欧洲的遥远发端首次出现了。在阿尔卑斯山北部，靠土地为生的人越来越多，导致森林和沼泽遭到了大规模的砍伐和清理，其中还包括古罗马时代耕作过，但后来荒芜了的地区。人们开始迁往土壤贫瘠的边缘地区。成千上万农民往东迁徙，越过了易北河。在这几个世纪里，天主教会的政治权力达到了巅峰，而其标志就是“十字军”进攻塞尔柱突厥人和法蒂玛王朝治下的埃及，在黎凡特地区建立“十字军国家”，以及推翻西班牙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达卢西亚。

    “中世纪盛期”的欧洲，经历了一场艺术与知识话语的新爆发；这场爆发，将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的思想，与一些源自伊斯兰教和犹太哲学的观念结合了起来。这是一个各国君主都鼓励兴建哥特式大教堂的时代，也是一个彩绘手稿和上等木制品盛行的时代，成就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创新之举，无论是知识上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还是社会政治上的，全都依赖于丰富的粮食盈余，才能创造出财富与金钱，去支付工匠和不断增长的非农人口的工资，以及去礼敬上帝。作物丰收、粮食充足的时候，每一个人，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会感谢上帝，并向上帝敬奉奢侈的供品。大家都害怕神之震怒，因为神灵一怒，就会出现饥荒、瘟疫和战争。若是收成不佳，供品就会缩水，大教堂的修建速度也会放缓。不管有没有供品，中世纪欧洲那副华美壮丽的外表，最终都靠农村那些自给农民默默无闻的辛勤劳作来维持；此时，乡村已经包围了正在发展中的城镇。

    君主、贵族、宗教人士以及城镇居民，都是靠着几乎全部由当地农民供应的谷物为生。那时，大多数人的饮食都很简单——面包、饼干、粥和汤。他们在单调的饮食中添加新鲜或腌制的水果或蔬菜，偶尔也会有肉。肉类太贵，大多数人并不常吃；鱼则是沿海、湖滨或者河滨地区的主食，只有腌制过的鳕鱼或者鲱鱼除外。就算是轻微的作物歉收，也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农村地区出现饥荒，农村居民因此更易生病。在不断发展的城市里，社会动荡和饥荒则会结合起来，以“面包暴动”的形式爆发。

    在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里，欧洲的自给农业一步步地发展起来。欧洲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依赖于掌控在地方贵族和教会手中的封建土地所有权。耕作土地的农民一个季节又一个季节地勉强维生，使用的是数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的工具。由于金属农具供应不足，故许多农民严重依赖于木制工具，它们只能勉强翻开土壤的表层。很少有人买得起牛马来拉犁，只能靠家人拉犁耕地。实际上，他们从事的是一种简单的单一栽培，会耗尽土壤中的重要养分，降低作物的产量，连休耕之后也是如此。考虑到教会和贵族都很贪婪，即便是在丰收年份也会增加实物税，而农民留下的份额则保持不变，故农民也没有提高粮食生产的动机。偶尔出现的粮食短缺，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整个系统还是能够存续下去。不过，当降雨和气温都出现重大变化时，日常生活与农业的根基就会分崩离析；1314年初的情况就是如此。

    黑暗时代和大饥荒（公元1309年至1321年）

    公元1309年至1312年间，欧洲的冬天都极其寒冷。浮冰从格陵兰岛延伸到了冰岛，厚度足以让北极熊从一地走到另一地。北大西洋涛动一直处于高指数模式，低气压则以冰岛上空为中心；这种情况，就是气候寒冷的原因。接着，突然间，北大西洋涛动变成了低指数模式，气候条件开始变得不稳定，整个欧洲都受到了影响。无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某种突发性的大气作用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气团在欧洲北部上升，冷凝成水，然后在大片地区降下了暴雨。[14]

    要知道，这些大规模的降雨，始于1314 年4月中旬或者5月，即五旬节前后。法国北部拉昂附近圣文森特修道院的院长曾写道：“大雨如注，历时甚久。”[15] 另一份文献则称，从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到东方的乌拉尔山脉和北方的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曾经连续不断地下了155天的雨。萨尔茨堡的一位编年史家曾称：“彼时泽国汪洋，宛如末世之洪水。”仅在萨克森一地，洪灾就将450多座村庄夷为了平地。桥梁纷纷倒塌，堤坝纷纷溃垮。就连地基牢固的房屋，也轰然垮塌。

    这种情况，对田地的破坏最严重。一代代的人口增长和乱砍滥伐，已经让密实的薄土裸露出来，尤其是山坡与地势较高处那些产量不高的贫瘠土地。暴雨的冲刷，让田地变得泥泞不堪，冲走了此时已经裸露出来的紧实土壤，形成一道道很深的侵蚀沟壑，将农田变成了大坑。在14世纪，人们耕作最优质的表层土壤时，犁铧已能掘出深深的犁沟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犁耕田地可以毫无困难地吸收掉760毫米的年均降雨量。可1314 年的暴雨却降下了5倍的雨水，至少达到了2 540毫米。所以，有着很长犁沟的表层土壤被冲走，露出来的就只有坚硬的黏土底土了。那些较松和较贫瘠的土壤，几天就被冲刷得一干二净。从苏格兰和英格兰直到法国北部，再往东到波兰，差不多有一半的可用耕地不复存在，只剩下了岩石。

    饥荒和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季接踵而至。1315 年的春季，出现了更多无情的降雨。按照惯例，大家都播下了种子；可经过4个月持续的倾盆大雨，英格兰与法国北部都颗粒无收。许多欧洲家庭便采取了那种跨越时间与文明的经典对策，抛弃了他们的土地，开始漫无目的地流浪，或者向亲戚寻求救济。到了1316年底，成千上万的劳力和农民都变得穷困潦倒了。社群要么解体要么规模缩小，尤其是那些靠贫瘠耕地维生的群落；由于没有谷种和耕牛，他们只得舍弃自己的村庄与田地。所以，经常没有充足的人手去耕种或者犁地。

    当时，经营水力磨坊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水力磨坊由磨坊所有者严格掌控着，他们会向使用者征收实物税。1315 年和 1316 年的洪水，冲毁了数百座水力磨坊；其余磨坊也被洪水淹没，无法再用了。这些磨坊，正是人们将小麦这种主食磨碎成粉的地方；不过，当时的粮食供应反正也紧缺。暴雨大幅降低了土地的生产力；这不但是因为下雨让收割和播种都变得很困难，常常会把粮食冲走，而且是因为洪水会带走土壤中的硝酸盐。潮湿的天气还给贫瘠的土地带来了植物病害，尤其是霉菌和霉病。到1316年时，英格兰南部温切斯特周边地区的小麦与大麦收成，都只有平均水平的60%，成了公元 1217 年至 1410 年之间的最低水平。这两种作物的收成，至少在接下来的5年里都比平均水平低25%。[16]

    为了增加粮食供应，英国王室还给予过西班牙的粮食商人安全通行权。但是，1316 年再度出现了同样的天气模式。到了此时，数年来降雨过度和洪水接连不断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热带地区的干旱有可能让正在生长的作物枯萎，并将农田变成干旱的荒芜之地。然而，当雨水再度来临，庄稼可以再度迅速生长之后，人们就会忘掉干旱。不过，1315年至1317年间的这种极端降雨和由此引发的洪灾，却导致了持久的破坏，需要多年才能缓解。德国的编年史家曾经记载过许多一度肥沃的农田如今变得贫瘠的现象。在人们对这一切还记忆犹新的1326年，英王爱德华二世的佚名传记作者曾称：“豪雨泛滥，种子皆腐，若以赛亚之预言，此时似将实现……诸地之草料，久淹于水下，至刈拔皆为不能。”[17] 接着，就是1317年至1318 年间的那个冬季；由于北大西洋暖流与北冰洋之间的水温梯度增加了，所以那个冬天异常寒冷。

    降雨对中世纪饮食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把葡萄酒储存起来制作年份酒。他们都是在几个月内就把葡萄酒喝光了。1316年，由于葡萄歉收，法国实际上没有生产出什么葡萄酒。食盐主要是通过阳光晒制和在沿海盐田中点火焚烧制成的，当时由于木柴太过潮湿、无法点燃，故食盐变得稀少和昂贵。腌鳕鱼与腌鲱鱼的价格，很快就上涨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营养不良是粮食短缺带来的一种明显后果。战争持久不断，四处游荡的军队大肆掠夺庄稼和其他粮食，导致营养不良的程度不断加剧，从而变成了饥荒。由此造成的影响，从各个方面都看得出来；当时，欧洲各地饿死的人达数百万人之多。1319年，英格兰前都城温切斯特的大街小巷里，饿殍遍地，还散发着恶臭。在绝望之下，有些人开始吃人，还有一些人则开始杀死婴儿。照例，穷人和乡间农民遭受的苦难最为严重。富人与宗教群体中的人，通常都有多种多样的充足食物。当然，情况也并非始终如此。比如同一年里，在北海对岸原本富裕的佛兰德斯，30 个星期之内就死了将近3,000 人，可那里的居民总共仅有25,000人。

    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1319 年，欧洲暴发了一场牛瘟。[18] 牛瘟病毒对人们无害，对牲畜却是致命的，杀死了英格兰65%的牛、绵羊和山羊。人们转而开始饲养繁殖速度很快的猪，但日益增长的需求很快就导致这种牲畜也短缺起来。牛羊畜群都极度营养不良，以至于存栏量直到1327年才恢复过来。牛奶产量骤降至每头奶牛仅有170升。牛奶的匮乏，更是让营养不良的局面变得雪上加霜。这种情况原本已经够糟糕的了，可牛瘟还导致用于拉犁耕地的公牛大量死亡。有些人养了马匹，但喂养马匹的成本更高。农耕生产的成功依赖于耕作更多的土地，故由此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

    这场“大饥荒”，让欧洲的农民遭受了重创。尽管粮食短缺的情况很严重，但农民社会足够顽强，仍然能够存续下来。凭借传统的知识，他们能够熬过数场庄稼歉收。1314 年至1321 年间多年的降雨和饥荒，导致了政治和社会动荡、叛乱，以及近乎持续不断的暴力与战争。气候温暖的数个世纪结束之后，这些天灾人祸结合起来，导致“中世纪盛期”出现了一场不可思议的粮食危机。这场灾难，将对教会、国家以及整个欧洲社会的未来产生影响；与之前的数个世纪比起来，欧洲社会的未来将呈现出更加动荡和更加暴力的特点，其中就包括了“百年战争”（1337—1453）期间的种种恐怖情景。

    欧洲中世纪的作物产量一向很低，就算在人们可以称之为正常天气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为其间有可能存在反常的霜冻和秋季冰雹。其中还不包括禽鸟和啮齿类动物造成的破坏；事实上，还有养活（以前）剧增的中世纪人口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其实，人口数据就说明了一切。1066年，“征服者”威廉入侵时，英格兰有260万至340万公顷的土地种植着谷物。这些土地，轻而易举地养活了 150 万左右的人口。到了13 世纪最后的几十年，英格兰的人口达到了500万，却只能靠460万公顷的土地维持生计了；而且，其中很多还是贫瘠的土地。

    “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经历了几个世纪温暖而稳定的气候。其间确实出现过几十年的好天气，有一周又一周的明媚阳光，充沛的雨水则带来了丰收，而冬季气候也比以往更加温和。但这几个世纪属于异常现象，其显著之处并不在于气温较高，而在于气候多变，常常在极端的寒冷和炎热之间来回变换。无疑，我们并不能像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一样，声称“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比如今还要温暖。当时的大多数时候，平均气温似乎都跟21世纪的常态差不多，偶尔有些年份，甚至是几十年，气温还要比如今稍高一点儿。只不过，这些影响很微妙，而“中世纪气候异常期”那几个世纪也属于气候持续多变的时代，就像此前和此后的多个世纪一样。

    起初，人们认为“中世纪气候异常期”是欧洲特有的一种现象。如今我们得知，它的影响虽然很微妙，却具有全球性，有时还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像美国西南部和东南亚这样的半干旱地区遭遇持久干旱的时候。在欧洲，这种异常气候加上经常的作物丰收，催生出了人们通常所称的“中世纪盛期”，催生出了那里众多宏伟壮观的大教堂，以及随着人们争夺资源控制权而爆发的地方性战争。特别是，正如我们在后续各章中即将看到的那样，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随着人口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了可持续农业而被迫去开垦那些称为贫瘠土地都很勉强的地块，人们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也急剧增加了。“中世纪暖期”再次提醒我们，可持续性与韧性取决于前瞻性思维、细致的环境知识，以及对短期和长期的气候变化做出的长期规划。

    1316 年春季，数代以来不断增加的脆弱性，终于结出了恶果。春雨不停地下，冲走了地里的种子，侵蚀了脆弱的山坡。与营养不良和饥荒相关的疾病在欧洲的广大地区肆虐了5 年。饥荒就像是《圣经》中的“天启第三骑士”一般降临，后者骑着黑马，带着象征着食物的价格与丰裕程度的决定命运的天平。在这位神话中的“骑士”的脚步声中，瘟疫和几个世纪的降温随着“小冰期”的到来不断出现，经常是极度寒冷的气候波动，对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人都产生了影响。

    [1] 凯撒里亚的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 of Caesarea，约500—

    约570）是拜占庭的一位希腊学者兼律师，曾大力批评过查士丁尼一

    世皇帝。此人的《查士丁尼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s）是记载

    6 世纪早期诸事件和“查士丁尼瘟疫”的宝贵资料。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Cambridge, M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14), IV, xiv, 329.

    [2] Michael McCormick, Paul Edward Dutton, and Paul A.

    Mayewski, “Volcanoes and the Climate Forcing of Carolingian

    Europe, A.D. 750–950,” Speculum 82 (2007): 865–895，此文

    是论述这一时期的气候以及火山喷发与气候之间关系的基本资料，我

    们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这篇论文。

    [3] 这两座火山都位于印度尼西亚。——译者注

    [4] 巴塞洛缪·安格利库斯（Bartholomeus Anglicus，约 1203—1272）

    通常被称为“英国人”巴塞洛缪，是一位方济各会学者兼教会官员。

    他的19卷本《万物本性》（De proprietatibus rerum）一书是现代百科全书的前身，曾经广为传阅。此书论述的主题范围广泛，包括上帝和动物。

    [5] Ulf Büntgen and Nicola Di Cosmo,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the Mongolian Withdrawal from

    Hungary in 1242 CE,” 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6 (2016):

    25606.

    [6] Hubert Lamb,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 2nd

    ed. (Abingdon, UK: Routledge, 1995)，它是了解兰姆作品的优秀

    指南。至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请参见他的“The Early

    Medieval Warm Epoch and Its Sequel,”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eoecology 1 (1965): 13–37。

    [7] Michael Mann et al., “Global Signatures and Dynamical

    Origins of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Medieval Climate

    Anomaly,” Science 326 (2009): 1256–1260.

    [8] Ulf Büntgen and Lena Hellman, “The Little Ice Age in

    Scientific Perspective: Cold Spells and Caveat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44 (2013): 353–368. Sam White,

    “The Real Little Ice Ag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44, no. 3 (winter 2014): 327–352，其中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宾特根与赫尔曼强调说，这一切煞费苦心的研究都只是暂时的，因为许多高度技术性的问题还有待解决。其中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需要有可靠的仪器测量网络，来校准精心搜集与精确断代的替代指标资料。然而大致来看，现有的研究至少提供了气候变化的总体印象，比早期的研究要精确多了。未来的气候变化情况将变得更加精确，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来自极其复杂、有时甚至非常深奥且掌握在专家手中的统计计算。不过，对于中世纪的气候及其变迁，我们了解的情况已经比短短几年之前都要丰富得多了。

    [9] Ulf Büntgen et al. “Tree-ring Indicators of German

    Summer Drought over the Last Millennium,”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9 (2010): 1005–1016.

    [10] 论述中世纪农业的文献资料有很多。Grenville Astill and

    John Langdon, eds., Medieval Farming and Technology: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Change in Northwest Europe (Leiden:

    Brill, 1997)，是一部重要的概述之作。

    [11] 公石（hectoliter），英制容量单位，1 公石合 100 升（略作“石”）；作重量单位时，1公石合100公斤（也作“公担”）。缩写为hl.。——译者注

    [12]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约 1096—1143）

    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位修士，也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历史学家，地位仅

    次于“尊者比德”（Venerable Bede）。他的《历史小说》（Historia Novella）第5 卷（Book V）描述了当时的葡萄园。

    [13] 参考的是Hubert Lamb,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Methuen, 1982), 169–170。

    [14] William Chester Jordan, The Great Famin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对那场饥荒进行了最权威的

    描述，我们在这里也主要参考了这部作品。亦请参见William Rosen,

    The Third Horsema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Great Famine of

    the 14th Century (New York: Viking, 2014)。

    [15] 本段引文来源：Abbott of St. Vincent: Martin Bouquet et al., eds.,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21:197。From Jordan, The Great Famine, 18.

    [16] 本段参考了Rosen, The Third Horseman, 149–151。

    [17] Wendy R. Childs, ed. and trans., Vita Edwardi Secundi:

    The Life of Edward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1.

    [18] C. A. Spinage, Cattle Plague: A History (New York: Springer, 2003).

    第十二章 “新安达卢西亚”与更远之地（公元1513年至今）

    一切都始于诺曼人，且远早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登陆巴哈马群岛的时候。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之间的第一次接触，是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当时，冰岛与加拿大拉布拉多之间的北方海域上，浮冰已经消退。到公元874年时，北欧殖民者已经开始利用北方海域的有利冰雪条件了。他们在北极边缘的冰岛上永久定居下来。他们的航海鼎盛期持续了差不多3个世纪，当时北大西洋东部的气温较高，气候条件也较稳定（参见第八章中的地图）。

    公元986年，因为“杀了一些人”而被逐出冰岛的“红发”埃里克[1] 在格陵兰岛建立了殖民地。不久之后，这些殖民者就跨海而过，来到了如今属于加拿大北部的巴芬兰。埃里克的儿子莱夫·埃里克森（Leif Eirikson）又驾船往南航行，远至圣劳伦斯河河口，并且在纽芬兰的北部过了冬。此人的过冬之地，可能就是该岛最北端的兰塞奥兹牧草地遗址；在这处遗址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北美洲唯一一个为世人所知的维京人殖民地。[2] 后来，他们又多次航行到了拉布拉多，与因纽特部落进行了不定期的接触，还前去采伐格陵兰岛上供不应求的木材。世世代代，格陵兰人都是用他们在这些航海活动中获得的海象象牙，向祖国的教会缴纳部分什一税。1075 年，一位名叫奥顿（Audun）的商人甚至从格陵兰岛运来了一只活的北极熊，并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乌尔夫松国王；这种事情，在公元 1200 年以后气候较为寒冷的数个世纪里根本就做不到。

    诺曼人从未在北美洲定居下来；至于原因，部分在于他们与美洲原住民之间的激烈交锋阻碍了殖民。但在北大西洋西部气温较低、气候寒冷的数个世代里，他们却一直留在格陵兰岛上，生活了3个世纪。在格陵兰岛对面的巴芬兰，高山冰川的面积在公元1000 年前后到1250 年间达到了最大。此外，从“格陵兰冰盖项目 2”的冰芯中获得的气温数据表明，从公元1000年左右到1075年以及从公元1140年至1220年这两个时期，都出现过气温下降的现象。[3] 诺曼殖民者的人口逐渐减少，直到1450年他们彻底弃定居点而去。至于诺曼人离开格陵兰岛的确切原因，如今仍然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日益孤立的环境、海象象牙贸易的衰落，或许还有因纽特人的敌意，可能都是他们遗弃定居地的原因。只有诺曼人的史诗中，还保存着人们对美洲原住民与欧洲人首次相遇时的记忆。

    神秘的“新安达卢西亚”（公元1513年至1606 年）

    15 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已知世界的边界显著扩张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及其后继者，在属于热带气候的加勒比地区建立了殖民地。阿兹特克的印第安人曾在西班牙的宫廷之前接受检阅。西班牙征服者对佛罗里达和新墨西哥进行勘察，结果却酿成了一场灾难，遭遇了严寒。在深受干旱与低温所困的弗吉尼亚，英国殖民者建立了詹姆斯敦。1497年约翰·卡伯特到纽芬兰的航行以及后来的探险活动则清晰地表明，任何一条前往亚洲的“西北通道”，都要经过冰天雪地、极其寒冷的地带。

    1605 年至 1607 年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曾经派遣3支远征队，前去寻找业已消失的诺曼人殖民地。这几次远征，都以失败而告终。远征队遭遇了严寒，连夏季也是如此；夏季冰层从格陵兰岛沿海往外，一直延伸到了很远的地方。此后，捕鲸就成了荷兰人在北极水域的主要活动。北方的真正“黄金”藏在纽芬兰的鳕鱼渔场里，可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在这座岛屿上进行殖民的努力，在1583年以灾难而告终。[4] “小冰期”里最寒冷的一些天气，不利于人们在纽芬兰进行永久性的殖民活动。人们的关注焦点，便转向了科德角的南部。

    与欧洲的情况一样，“小冰期”从来都不是一个持久存在的深度冰冻期，也不只是数个世纪的寒冷天气。这几个世纪不断变化的气候，同样对美洲的殖民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5] 寒冷刺骨的冬天、旷日持久的干旱、飓风以及猛烈的暴风雨，都曾导致船只偏离航线和失事。北美洲的情况，尤其让当时的人感到困惑。来到陌生环境里的欧洲农民，都期待着这里有他们熟悉的、界限明确的季节，而不是像夏季炎热潮湿、冬季气温低于零度之类的极端气候。此外，他们在狩猎与捕鱼时碰到的也是不同的物种。

    当时欧洲人对北美洲天气的态度很僵化，以为世界上任何一个纬度地区的气候都是恒定不变的。[6] 古典作家把已知世界划分成了一些所谓的“克利玛塔”（climata）带，故才有了如今的“气候”（climate）一词。[7] “克利玛塔”往往是指气温，它会随着纬度的变化而以一种相对可预测的方式变化。欧洲属于湿润的海洋性气候，一年到头降雨充沛，气温日较差与季节性温差相对较小，而且一般来说，每个季节的起始时间变化不大。这就意味着，那些鼓吹殖民的人以为，生活在北美洲的人也会享受与欧洲西部相似的温和气候。这种看似常识的设想，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北美洲的东部，夏季极其炎热，冬季极其寒冷；那里属于大陆性气候，为来自陆地而非来自大西洋的气团所控制，后者对欧洲的气候具有强大的影响。不但如此，两地气温所属的纬度区间也不同，欧洲为北纬40°到60°之间，而北美洲则为北纬35°到50°之间。伦敦位于北纬51°，与纽芬兰北部的纬度相同。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湾位于北纬37°，则与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纬度相同。弗吉尼亚的降雨主要出现在夏季，并且不那么可靠，还会出现毫无规律的干旱周期。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这种气候现实很严酷，他们原本指望这里是一个气候温和、气温较高且如地中海地区一般的“天堂”。一些劝人去殖民的作家，把这里称为“新安达卢西亚”。[8]

    最早记载从北部诸地前往波多黎各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情况的资料中，提到过一个叫作“比米尼”（Bimini）的岛屿。1513 年，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沿着比米尼岛海岸航行，将这个神秘之地改名为“佛罗里达”。两度探险失败后，此人便放弃了野心勃勃的殖民计划，抱怨那里的气候不好，那里的人则“十分野蛮和好战”。在接下来的50年里，还有人往返于此地，全都大失所望。“佛罗里达”不是什么“新安达卢西亚”，不会给他们的祖国提供地中海各地可以找到的橄榄油和其他商品。大部分雨水都是在夏季的那几个月里降下，使得冬季作物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发芽所需的水分。那里也没有旱季来让作物成熟。年复一年，西班牙殖民者种植的庄稼全都烂在了地里。佛罗里达还深受猛烈的飓风和冬季极其寒冷的北风所害。大大小小的探险队曾经向西远行，到达了密西西比河与如今的得克萨斯州；其中的一次远征，是1538年至1543年间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发动的损失惨重的入侵，这次远征因他们的苦难经历和暴行而令人瞩目。西班牙之所以殖民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远征者无能且领导无方，同时也在于殖民者怀有不切实际的野心。这些远征，并不是王室经过了精心计划且持续提供资金支持的行动。一切都依赖于个人的开拓精神，可这又要靠西班牙贵族的财富来支持。王室国库负担不起实施这种计划所需的费用。

    西班牙的殖民活动，也是因为严酷的气候变化才会土崩瓦解。今天的美国东南部在“小冰期”里曾经显著降温，气温降幅视地点而异，高达1℃至4℃不等。这种降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西北部寒冷干燥的空气和冬季降雪导致的，16世纪和17世纪尤其如此。西班牙人的记述中，就反映出了当时大气环流的变化和寒风肆虐的情况，以及殖民者遭遇的严重干旱。[9] 异乎寻常的寒冷、大雨和大雪，使得他们不论身处哪里都有挨饿和生病的危险，同时还会遭到心怀敌意的印第安人的袭击。1528年，得克萨斯沿海地区极其寒冷，以至于海中的鱼都冻僵了，还有过同一天既下雪又下冰雹的情况。

    十几年之后的 1541 年，埃尔南多·德索托率领的那支远征队在如今密西西比州境内距奇卡索人（Chickasaw）不远的地方扎下了营寨。当时，天气极度寒冷，故他们“整夜无眠，辗转反侧；半身若暖，半身受冻”。[10] 经历了“小冰期”的气候严寒（如今几乎不为人所知）后，人们的“新安达卢西亚”之梦就破灭了。至于其间的一场场干旱，下文所述的树木年轮序列表明，当时的旱情是数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

    但人们还是继续努力，想要在这里永久定居下来。1565年9月，西班牙海军将领佩德罗·梅内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édez de Avilés）率军来到了佛罗里达。此人将法国殖民者从圣约翰斯河畔的卡洛琳堡（Fort Caroline）赶走，然后在圣埃伦娜和圣奥古斯丁两地建立了殖民地；当时，恰好碰上16世纪60年代一次严重的干旱和一场大飓风袭击了各个殖民地。在6年的时间里，阿维莱斯手下有一半的士兵都饿死和病死了。当地的印第安人便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圣埃伦娜。16世纪80年代初，又出现了一场大旱；当时，西班牙殖民者正在与当地的瓜勒（Guale）印第安人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最终，印第安人缴械投降，圣埃伦娜则进行了重建。佛罗里达一度短暂地恢复了元气，直到 1586 年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袭击了圣奥古斯丁，放火将那里的250幢房屋夷为平地，并且掳走了一切。但在“新西班牙”[11] 当局的大力资助下，这座城市最终幸免于难，成了西属佛罗里达的首府，时间超过了200年。

    此时的西属美洲已经因为从墨西哥与秘鲁攫取了大量黄金和白银，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而享有了传奇般的声誉，所以引来了大量的海盗与私掠船。一双双贪婪的眼睛，全都盯着西班牙的领地，以及此时几乎还无人了解的佛罗里达北部沿海。1584 年 5 月，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冒险家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派遣两艘船只，对那里实施过一次侦察。他们在哈特勒斯湾登岸，然后又向北航行到了罗阿诺克岛，那里的塞科坦（Secotan）印第安人热情地欢迎了他们。这些来客带着极尽赞誉之语的报告而返，称那里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木材，甚至还有野生葡萄。至于当地的印第安人，则一个个都态度温和，当然也没有敌意。据说，他们都是“按照着黄金时代的方式”生活着。

    另一支前往罗阿诺克岛的探险队，由理查德·格伦维尔（Richard Grenville，或者拼作Richard Greenville）与拉尔夫·莱恩（Ralph Lane）两人率领，于1585年起航。[12]由于遭遇了暴风雨、船只失事和偶尔的私掠船骚扰，再加上旗舰在“外滩群岛”搁了浅，失去了全部的辎重，所以这些殖民者狼狈不堪地到达了罗阿诺克。格伦维尔返回英国寻找新的给养，莱恩则与大约100位殖民者留了下来。这个殖民地，很快就变得岌岌可危了。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报告，这里的土层很薄，一点儿也不肥沃。种在地里的庄稼全都死了。此地的池柏年轮表明，在1587年至1589年的殖民期间，80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干旱仍在这里肆虐。[13] 殖民者还遭遇了食物短缺，因为印第安人不愿把玉米卖给他们。英国也没有派来救援船只。尽管害怕遭到印第安人的伏击，这些绝望的殖民者还是不得不去寻找给养。接下来，莱恩与当地酋长的对手结盟，杀掉了那位酋长。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就率领一支满载劫掠品的船队抵达了；只不过，他手下的船员因为患病而数量大减。他提出帮助莱恩另觅一个殖民地，可一场大风却刮了4天，可能会让德雷克的舰队陷入搁浅的危险。于是，殖民者迅速遗弃了这个前哨，坐船返回了英国，只在罗阿诺克留下了15个人，这些人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关于这些消失的殖民者，有一个传说流传了下来，可他们的遭遇，至今依然不为人知。极有可能，他们要么是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印第安群落，要么就是为印第安人所杀。对此，我们多半永远都无从知晓了。

    尽管有罗阿诺克岛之祸，可北美洲以及那里的原住民，还是深深地吸引着英国国内的民众。激情洋溢的支持者计划开拓新的殖民地，其中就有持乐观态度的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此人是一位大臣兼业余地理学家，他确信英国拥有巨大的潜力，能够掌控海外勘探和贸易。[14] 他曾经热情地吹嘘说，北美洲拥有丰富的黄金、白银、珍珠和充足的热带食物，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西班牙帝国在美洲进行扩张的流言，时断时续地传到了欧洲，因为西班牙人认为他们的发现属于国家机密，只有少数精英人士才能知晓。英国没人看过16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编纂而成的《印第亚斯之地理关系》（Relaciones geográficas de Indias ）一作，而此作也从未得到过广泛传播。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当地的天气状况。对于任何一个打算到加勒比地区、佛罗里达以北和更往北的海岸进行航海探险的人而言，这种信息都属于无价之宝。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哈克卢特还重申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即从卡罗来纳到缅因地区的整个东海岸都是地中海气候。他在作品中称，那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气温较高，是一个农民可以种植橄榄、葡萄、柑橘和其他各种作物的地方；这些作物，原本都是英国耗费巨资从地中海地区进口的。这片土地上，“气候、土壤皆似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吾等获取葡萄酒与油料之群岛”。[15]

    这种前景确实诱人，也构成了弗吉尼亚公司在 1606 年派遣 3 艘船只前往美国东海岸时制定的《建议性指示》（Instructions by Way of Advice）的核心内容。当时的组织者，几乎没有从过去其他地方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尽管16世纪末的气候日益寒冷，但他们的目的地的气候会跟祖国的气候差不多。

    詹姆斯敦的麻烦（公元1606年至1610年）

    1606 年 12 月，从伦敦起航的3艘船只和大约144位殖民者在美国东海岸登陆了。1607年5月6日，他们在如今的弗吉尼亚驶入了詹姆斯河河口；虽说当地的“印度人”[16]袭击了他们，可他们还是继续进行了勘探。最终，他们在这条河上游方向大约 80 千米处一个沼泽密布的半岛上，修建了一座呈三角形的要塞。从战略上来看，这个低洼之地的选址是很合理的，而且那里的土壤“肥沃之至，非言表所及”。不过，要塞紧挨着水边，除了河水就没有淡水供应。森林则不断地向这个定居地逼近，故他们有遭到伏击的危险。对于即将到来的可怕遭遇，这些殖民者毫无准备。[17]

    哈克卢特的计划以当时人们能够接触到的最佳信息为基础，同时也着眼于长远。他将目光投向了殖民活动的遥远未来。然而，殖民者首先就碰到了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必须在詹姆斯敦挺过最初的几个冬天，只能靠自给农业维生。从一开始，这里的粮食供应就很稀缺，因为印第安人并没有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慷慨地给他们提供粮食。很快，疾病与死亡接踵而至，到8月份就死了50个人。没人知道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他们死亡，但毫无疑问的是，与饥荒有关的疾病位列其中。更加糟糕的情况还在后头，因为气候也对殖民者造成了压力。此地的树木年轮中，就客观地记录了气温变化的情况。不巧的是，殖民者抵达詹姆斯敦的时候，正值一场从1606年持续到1612年的漫长干旱刚刚开始。气候学家还研究了取自切萨皮克湾中的沉积岩芯，发现这段时间也是整个千年里最寒冷的几年，气温比20世纪低了2℃。[18]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树木年轮与洞穴沉积物都表明，17世纪初这里的季节性气候条件出现了重大变化，从而证实了殖民者自己记载的情况：冬季更加寒冷，夏季则更加干旱。

    在詹姆斯敦这个殖民地最初和最脆弱的几年里，极端的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炎热干燥的夏季，毁掉了正在生长的庄稼。詹姆斯河的水位急剧下降，使得河水中的盐分增加，变得极不利于健康了。当时也没人想过要挖一口井来获取淡水。冬季那种不常见的寒冷所导致的作物歉收，既加剧了粮食短缺的程度，也让殖民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恶化。人们每天聊以为生的，只有1品脱甚至更少[19] 的小麦与大麦，再加上他们能够找到的其他食物。他们虽说既有武器，也有渔具，但显然很少加以利用。他们的生活条件充其量只能说是非常简朴，许多人都睡在冰冷的地上。正如历史学家凯伦·库珀曼所言，那些殖民者极有可能始终处在饥饿与震惊的状态之中；她还认为，这种状况堪比受到了虐待的战俘。[20]

    除了不得不将就着饮用盐分很高的肮脏河水，殖民者可能还把伤寒从卫生条件很差的船上带了过来；他们花了2年的时间，才掘出一口井来获取“甜水”。鉴于印第安人的袭击始终都是一种威胁，故他们取水的地方可能距他们处理垃圾的地方很近，这也很危险。可以说，许多殖民者可能都是死于饮用了不干净的水，而非死于饮用啤酒。英国当时的大麦收成，绝大部分用于酿制啤酒了；许多人每天要饮用6品脱左右，故啤酒在他们每天所获的热量中占有重要的比例。酿制啤酒时的麦芽，也是他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由于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和食物匮乏的情况毫无准备，所以殖民者还遭到了毁灭性的心理打击。

    当地的美洲原住民村庄，都被波瓦坦部落联盟统治着；那是一个实力强大的酋邦，控制着无数座村落，总计有约15,000 人生活在詹姆斯敦的上游地区。不同于新来的殖民者，他们在当地的气候下生活了数百年，故经验丰富。与当时弗吉尼亚的所有印第安人一样，波瓦坦部落把农耕生产与狩猎、捕鱼以及采集植物性食物结合起来维生。[21] 他们追求食物的多样化。在春季里，他们会用鱼梁捕鱼，并且用陷阱捕猎松鼠之类的小型动物。5月和6月是播种季节，他们主要以橡子、核桃和鱼为食。还有一些人则散布在各个小营地里，靠各种各样的食物维生，其中既有鱼类、螃蟹和一些猎物，也有多种多样的植物性食物。6月、7月和8月是食物相对充沛的几个月，他们会以箭叶芋（tocknough）的根茎、浆果（疆南星属植物）、鱼和青玉米为食。夏末秋初是收获和富足的季节；接下来，他们整个冬天就会捕猎鹿和其他猎物。有些酋长和位高权重的个人还会设法储存玉米供全年所食，但大多数波瓦坦人种植的粮食都只足以吃上几个月，然后他们就靠吃野生食物来熬过一年中余下的时间。

    从当时一些美洲原住民遗骸中重要的碳、氮同位素来看，17 世纪的大多数印第安人主要是以玉米为食。[22] 而且，尽管他们对环境中的各种资源了如指掌，可这些人的骨骼也证明，他们经历过严重的营养不良时期。生存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哪怕他们比欧洲移民有更多的选择，也是如此；至于他们具有更多选择的原因，部分在于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与气候有着深入的了解。他们可以把园圃迁到气温较高和朝南的向阳坡上，可以种植一些比玉米更加耐寒的作物。在极端情况下，当地人要么是迁往别处，要么就是彻底回归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方式。正如人类学家海伦·朗特里指出的那样，部落里的女性可能不愿储存较多的玉米，因为她们担心酋长和精英阶层会把余粮当成贡品夺走。[23] 当时，随着一些实力强大的酋长相互争夺权力和威望，波瓦坦人生活的村落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并且筑有防御工事。从印第安人的角度来看，如何应对新来的殖民者，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怎样才能在不冒不必要的风险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利用欧洲人的存在呢？

    波瓦坦印第安人都盼着把玉米和其他食物卖给欧洲人，以此来获得欧洲人那些奇异的金属工具。由于地位和外交等问题都很棘手，并且有时还很微妙，所以二者之间的交易时起时落。到1607年秋季，殖民者几乎没有开垦任何土地。这些新来者都住在简陋不堪的洞穴居所里，其中许多人还意志消沉，坐在那里无所事事。1608年1月两艘补给船抵达之后，一场火灾又迅速把船上带来的一切连同要塞烧了个精光。那个冬天异常寒冷，冰冻的詹姆斯河几乎把两岸连起来了。1608 年，一支损失惨重的救援远征队带来了更多的殖民者，可他们的粮食供应却降到了最低限度。

    面对敌意越来越强烈的当地人，大约400位殖民者都挤进了那座重建的要塞，几乎没人去耕种作物了。饥荒自然随之而来。1609年末，还有大约240人住在詹姆斯敦。到了第二年夏天，就只剩60人还活着了，死者则被安葬在附近的一处墓地里；他们的遗骸清晰地表明，这些人都是饿死的。到了这一年的隆冬，天气太过寒冷，以至于人们都没法涉水到浅滩上去寻找牡蛎了。一些绝望的欧洲殖民者竟然掘出死尸，以之为食。人们曾在这座要塞的一个地窖发现过一具少女的遗骸，上面带有明显的杀戮痕迹；有人甚至切开了少女的头骨，将她的大脑拿走了。[24] 1610年，切萨皮克湾周边的河流里，连鲟鱼这种重要的食物也不见踪影；至于原因，可能就是持续的干旱使得河水盐度太大，导致鲟鱼未至。殖民者只得把东西都装上船，离开了这里，结果却在詹姆斯河河口碰上了从英国而来的一支给养充足的新船队；若是没有这支船队，詹姆斯敦殖民地就不可能在“小冰期”中幸存下来。

    努纳勒克知道如何做（公元17世纪以后）

    在“小冰期”天气最寒冷的那些年里，詹姆斯敦爆发了一场粮食危机。即便是在较为暖和的年份，这个定居地也很容易受到作物歉收的影响，而波瓦坦印第安人不稳定的粮食供应，也让这里深受困扰。当地的美洲原住民，已经适应了数个世纪里迅速变化的气候；出现极端气候的时候，他们通过在一个有鱼、野生植物性食物和小型猎物的环境中追求食物的多样化而幸存了下来。尽管当地人的文化当中含有某种礼尚往来的精神，但与殖民者相比，他们获取食物的方式还是要灵活得多。而且，波瓦坦印第安人只是众多美洲原住民部落里的一个；这些部落都曾利用食物多样化的对策，在“小冰期”的气候波动中幸存了下来。

    努纳勒克是一个图勒族村落，位于白令海靠阿拉斯加沿海地区卡斯科奎姆湾畔的昆哈加克村附近。[25] 从14世纪至19 世纪，那里的气候明显更为寒冷，降雪量更大，夏季气温比如今低了 1.3℃，而海冰的面积也更广阔。原住民在努纳勒克生活了差不多300年之久。此地居民最密集的时期，是17 世纪早期与中叶，与詹姆斯敦人口最密集的时间相同；当时正值“蒙德极小期”的最盛期，也就是“小冰期”里气候最寒冷的数年。这个定居地紧挨着河流，河中既有丰富的季节性洄游鱼类，也有世界上迁徙性水禽的一些最大集中地。这里到处都是小型的哺乳动物；鲸鱼在近海觅食，而海洋中的哺乳动物很丰富。人们所吃的肉类来自北美驯鹿，它们冬季会在海岸附近觅食。如今，这里却变成了多雪的北极气候，夏季凉爽而湿润。努纳勒克丰富的食物资源层级，也为人们提供了从衣物到狩猎武器的各种原材料。最重要的一点是，该村村民的食物都可以在距离相对很近的地方得到。利用天然冻土层的制冷作用，食物储存不成问题。人们几乎也不存在饮食方面的压力。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在这个地方居住了一代又一代。

    这个村落的地理位置很优越，使得人们可以极其灵活地获取多种多样的食物。他们的家门口就有各种食材，而且有高效地储存食物的潜力，这意味着气候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完全可以改变狩猎目标，只需重点捕杀其他的猎物就行了，因为气候变化不太可能对一个地区的所有动物产生同样的影响。就算是气候迅速波动，可能也不成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像鲑鱼这类食物的有无可以相对容易地预测出来。风险管理始终是人们在寻觅食物时的背景，但与季节更替、干旱和极端低温对食物供应有直接影响的许多环境相比，这里的人进行风险管理却要容易得多。目前，冰雪消融、海平面上升以及较高气温对当地永久冻土层的融化作用，正在侵蚀着这座遗址。

    努纳勒克繁荣发展起来的环境，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资源热点”。在这里，得益于对当地环境的深入了解，当地人形成了一种灵活多变的生存策略。他们的技术非常先进，完全适合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寻觅食物与生活，从而让村中的居民能够在条件艰苦的几十年里生活在一个地方；当时的天气条件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改变，而食物来源也年年不同。与波瓦坦印第安人一样，高效灵活的缓冲机制与应对机制，让这个群落在“小冰期”的极端气候最恶劣，同时也是各个群落争夺食物资源的一个时期里幸存了下来。他们的位置得天独厚，这或许也是这里最终受到了袭击，接着又在17世纪末被人们遗弃的原因。

    干旱演变成特大干旱（公元16世纪末至1600 年）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西南地区的情况。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描述过这里的美洲原住民社会利用迁徙并通过与不论远近的相邻群落维持亲族纽带的对策，适应了一次次漫长干旱的过程。这些干旱，都是由自然的气候变化造成的。“新西班牙”诸殖民者遭遇的干旱，也是如此；他们往北步步推进，深入了有着种种极端气候的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带。他们在 16 世纪晚期到达了这里，当时正值“小冰期”里西部地区气候最干旱和最寒冷的一个时期。数个世纪以来，古普韦布洛诸社会已经出色地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作物歉收是常有的事情，生存则取决于谨慎细致地利用泉水和降雨。普韦布洛人的骸骨表明，在那些经常发生暴力事件的社会中，曾经频繁地出现过营养不良、慢性贫血与寿命短暂的时期。[26]最早到达新墨西哥地区的欧洲人的经历，几乎与殖民者在北美洲东部的遭遇完全一样。错误的希望、不准确的预测和不熟悉的气候全都产生了影响，纯粹因厄运而遭遇的严重干旱与其他气候异常则令其雪上加霜；这些干旱与气候异常，在一定程度上是由1600年的于埃纳普蒂纳火山爆发导致的。

    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极度的不信任、缺乏了解与相互冲突，都曾让美洲原住民与新来者之间的关系备受困扰。从与之为邻的美洲原住民那里，欧洲殖民者没有了解到多少关于当地环境和食物的知识，也没有学习其狩猎、打鱼的策略，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惊讶。他们都是从自身的艰苦经历中吸取教训，利用来自祖国的技术来生产和生活。在应对这片土地和气候的数千年里，当地居民已经开发出了一些技术，可以制作充足的防寒装备、防水捕鱼服和防冻鞋具；假如欧洲殖民者能够看到并且借鉴这些技术，他们经历的苦难可能就要少得多了。

    展望未来

    与北美洲其他大多数地方相比，美国西南地区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正在改变我们的未来。尽管处于低活跃水平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是造成美洲遭遇特大干旱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一项新的研究将树木年轮中记录的1 200年之久的夏季土壤湿度重建与水文建模、统计评估结合起来，表明从2000年至2018年的这19 年才是公元800年以来第二个最干旱的时期。此外，目前这场特大干旱造成的严重后果当中，有不少于 47%是人为气候变暖导致的。人类活动抬升了气温，降低了相对湿度，杀死了西部数以百万计的树木。因此，一个原本属于常规性的干旱周期，就演变成了一场特大干旱，并且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在1 200年来均位居第二。严重干旱的表征，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积雪大幅减少、河流流量下降、地下水减少、森林火灾增多等等。[27] 气候学家把干旱的原因归咎于太平洋东部海面气温的下降，其气候条件与厄尔尼诺现象处于低活跃度时的拉尼娜现象相似。这些气候条件，在北太平洋西部催生出了一个大气波列，从而挡住了暴风雨，使之无法到达美国西南部。过去1,000年中严重程度位居第二的这场特大干旱始于公元2000年，并且仍在继续发展着。如今，它已经让20 世纪30 年代的“尘暴”大干旱和20世纪50年代“大平原”南部的严重干旱相形见绌了。当然，我们还没法预测出这场干旱会不会因为不久之后一种降水较为充沛的新循环而结束，但更严重的人为变暖带来的威胁令人不安，因为它表明了我们现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究竟有多么强大。

    未来究竟会怎样呢？在撰写本书之时（即2020年），我们还没有看到气温下降或者降雨更加充沛的迹象。气候建模的预测表明，到21世纪中叶时，干旱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现有的气候变化数据，更加全面地描绘出了过去由大气与海洋异常导致的干旱的情况，而大气与海洋的异常，又是由自然的气候变化造成的。那些声称气候变化总会发生的人一直都在强调21世纪的变暖属于自然现象。但是，根据人们过去在美国西南部进行的学术研究来看，2000年至2018年间的土壤变干、蒸发增强和早期积雪的消失，全都因人类做出的决策与活动而增强了，因干旱叠加于气候压力之上而受到影响的地区也扩大了，故它们已经将原本属于常规性的一个干旱期变成了一场特大干旱。而且，真正的干旱可能还未开始。就算是自然力量终结了当前的干旱，全球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也会对将来干旱期的规模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们又一次收到了有力的提醒，必须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虽说记忆短暂，但我们已经看到，过去的地下水源是如何在短时间里灾难性地枯竭的。这种情况，已经在一些国家里出现，比如印度。可不可以兴建更多的水库，来储存更多的水呢？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做法视作一种短期的解决办法，但若认为这样做可以解决我们预测的未来降水会越来越少的长期问题，尤其是在我们的行为还会加速这一趋势的时候，就纯属痴心妄想了。

    [1] “红发”埃里克（Eirik the Red，950—1003），挪威维京时期的探险家兼海盗埃里克·瑟瓦尔德森（Erik Thorvaldsson）， “红发”是其外号。——译者注

    [2] 对于古代北欧人在格陵兰岛定居以及随后越过大洋前往北美洲

    的航海活动，人们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丹麦考古学家在

    格陵兰岛进行的出色发掘工作。参见Kristen A. Seaver, The Frozen

    Echo: Greenland and the Exploration of North America, ca.

    A.D. 1000–150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至于兰塞奥兹牧草地，参见Helga Ingstad, ed., The Norse

    Discovery of America (Oslo: 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人们一直在质疑，兰塞奥兹牧草地究竟是不是埃里克过冬的地方。这

    一争议尚未解决。

    [3] Nicolás Young et al., “Glacier Maxima in Baffin Bay During the Medieval Warm Period Coeval with Norse Settlement,” Science Advances 10.1126/sciadv.1500806. 1, no. 11 (2015). doi:

    [4] Brian Fagan, Fish on Fridays: Feasting, Fasting,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其中进行了综合论述。

    [5] Sam W. White, A Cold Welcom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Europe’s Encounter with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此书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权威资

    料。在撰写本章余下的内容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参考了此书。

    [6] White, A Cold Welcome, 9–19，怀特在书中此部分论述了气

    候。亦请参见Karen Kupperman, “The Puzzle of the American

    Climate in the Early Colonial Perio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7 (1982): 1262–1289。

    [7] Anne Lawrence-Mathers, Medieval Meteorology: Forecasting

    the Weather from Aristotle to the Almana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8] White, A Cold Welcome, 28–47，怀特在书中此部分有全面的论述。

    [9] White, A Cold Welcome, 31–32.

    [10] 本段中的引文源自White, A Cold Welcome, 38, 41。

    [11] 新西班牙（New Spain）， 1535年至1821年间西班牙在其殖民

    地设置的一个总督辖区，范围包括如今的美国西南部、墨西哥、巴拿

    马北部的中美洲及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首府设在墨西哥城。——译者注

    [12] 关于罗阿诺克：Karen Kupperman, Roanoke: The Abandoned Colon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13] David W. Stahle et al., “The Lost Colony and Jamestown

    Droughts,” Science 280, no. 5363 (1998): 564–567.

    [14] Richard Halkuyt,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ed. Jack Beeching. Reissue ed. (New York:

    Penguin, 2006). . See also White, A Cold Welcome, 103–108.

    [15] 转引自White, A Cold Welcome, 105。

    [16] 英文中的“印度人”与“印第安人”为同一个单词。这是因为

    欧洲殖民者初抵美洲时，以为他们到达的是印度。为了将其区分开来，

    我们才将两地的人分译为“印度人”和“印第安人”。此处的“印度

    人”加了引号，无疑是指印第安人。——译者注

    [17] 关于詹姆斯敦的这一节，参考了White, A Cold Welcome, chap.

    6。亦请参见Karen Kupperman, The Jamestown Proje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以及James Horn, A Land

    as God Made It: Jamestown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18] Stahle et al., “The Lost Colony and Jamestown

    Droughts”，说明了树木年轮方面的研究情况。亦请参见 T. M.

    Cronin et al., “The Medieval Climate Anomaly and Little Ice

    Age in Chesapeake Ba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eoecology 297 (2010):

    299–310。

    [19] 品脱（pint），英美等国的容积单位。在英制单位中，1品脱约

    合0.568 3升，美制单位中则有干、湿之分，1干量品脱约合0.550

    6 升，1湿量品脱约合0.473 2升。1品脱小麦换算成重量之后，无

    论干湿，都不到0.5公斤。——译者注

    [20] Karen Kupperman, “Apathy and Death in Early Jamestow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 (1979): 24–40.

    [21] Helen C. Rountree, The Powhatan Indians of Virginia: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9)，这本书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22] 这个方面的文献资料正在快速增加。其中的概述之作，请参见

    Martin Gallivan, “The Archaeology of Native Societies in

    the Chesapeake: New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19 (2011): 281–325。

    [23] Helen C. Rountree, Pocahontas, Powhatan, Opechancanough: Three Indian Lives Changed by Jamestow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 64.

    [24] William M. Kelso, Jamestown: The Truth Revealed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8).

    [25] 努纳勒克因近期的考古发掘才为世人所知：Paul M. Ledger et

    al., “Dating and Digging Stratified Archaeology in

    Circumpolar North America: A View from Nunalleq, Southwestern

    Alaska,” Arctic 69, no. 4 (2019): 278–390。亦请参见

    Charlotta Hillerdal, Rick Knecht, and Warren Jones,

    “Nunalleq: Archaeology, Climate Change,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a Yup’ik Village,” Arctic Anthropology 56

    (2019): 18–38。

    [26] Gideon Mailer and Nicola Hale, Decolonizing the Diet:

    Nutrition, Immunity, and the Warning from Early America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8)，它是对这一新兴研究领域进行概述的

    一部有益之作。

    [27] A. Park Williams et al., “Large Contribution from

    Anthropogenic Warming to an Emerging North American

    Megadrought,” Science 368, no. 6488 (2020): 314–318。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概述之作，请参见David W. Stahle, “Anthropogenic Megadrought,” Science 368, no. 6488 (2020): 238–239。

    第十三章 冰期重来（约公元1321年至1800年）

    对于接下来要描述的现象，人们曾称之为“大曼德雷克”（the Grote Mandreke），或者“人类大溺水”。13世纪末和 14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北部都是世界上一个暴风雨肆虐的地区。至少有12场大风暴曾在“低地国家”[1] 的沿海肆虐，将面前的一切全都席卷而去。接着，1362年1月16 日，“大曼德雷克”出现了；它在北大西洋形成了一股强劲的西南大风，然后横扫爱尔兰和英格兰，导致诺威奇大教堂的木制尖顶轰然倒塌，坠到了下方的中殿[2] 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狂风巨浪在北海上呼啸而过，然后冲到了德国北部和尼德兰地区，将那里的一切也都席卷而去了。这场特大风暴，摧毁了丹麦的60多个教区，像玩“九柱戏”[3] 一样把牛群击倒。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写道：“狂风令锚楫折断，港内舰船尽毁，溺亡者众，牛羊皆不能免……亡者不可胜数。”[4] 由于当时几乎不存在什么海防设施，也没有什么预警机制，故成千上万生活在海边的百姓在面对这种似乎是为了惩罚罪人而释放的神灵的震怒时，全都束手无策。

    差不多就在1315年至1321年的“大饥荒”期间，随着暴雨和持续不断的气候波动，“中世纪气候异常期”迅速结束了。随后的数个寒冬导致大河封冻，并且阻塞了波罗的海上的航运。其间，既不是没有出现过气候十分炎热的夏季，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持续近 10 年或者仅仅一两个季节的严重的干旱周期。毫无征兆地刮起的狂风，是数十年间快速气候变化中的一部分，而且常常伴随着极端的寒冷和炎热，从而开启了“小冰期”。

    从气候的角度来说，一位旅行者在“小冰期”里穿越欧洲时，除了偶尔会碰上极其严酷的寒冬和一个个酷暑之外，其经历与现在几乎不会有什么不同。如今，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过高速公路结冰、雪连下几周或者夏季气温高于20℃之类的情况。14世纪的欧洲农民，有可能种植多种多样的作物来降低霜冻或干旱天气的影响，但在面对反复无常的气候波动时，他们基本上无能为力。由于敏锐地认识到了这种脆弱性，所以他们都生活在忧虑之中，担心作物歉收和饥荒，害怕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神灵的报复与“末日审判”带来的威胁，无形地笼罩在城镇与乡村之上。接下来，腺鼠疫暴发了。

    黑死病（公元1346年至1353年）

    1346年至1353年间，臭名昭著的黑死病降临到了欧洲。[5] 欧洲西部大约有2 500万人染病死亡，只是确切的死亡人数我们无法确知。这场可怕的瘟疫，实际上是腺鼠疫第二次侵袭欧洲了；至于第一次，就是公元541年至542年间的“查士丁尼瘟疫”（参见第五章）。引发此疫的罪魁祸首是一种细菌，即鼠疫杆菌，它会感染寄居于地面上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这些啮齿类动物中，包括了中亚旱獭和各种鼠类。人们并不清楚鼠疫杆菌首次到达欧洲的确切时间，但这种细菌最晚也是在公元前3000年就在欧洲出现了；只不过，鼠疫杆菌第一次暴发时，并未导致真正的瘟疫大流行。[6]

    中世纪的黑死病起源于亚洲中部，有可能源自吉尔吉斯斯坦；那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内陆国家，与哈萨克斯坦、中国、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接壤。鼠疫从那里开始，传播到了中国和印度。这种疾病，有可能是沿着连接国际大都市的“丝绸之路”，或者经由船只一路来到黑海地区的。到1346年底，欧洲各个港口接到了报告，称印度人口正在减少，而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和蒙古人统治的地区已尸横遍野。据说，是1347年乘坐帆船从克里米亚半岛东部的卡法（Kafa）回来的30名热那亚商人，将鼠疫传到了西西里岛上。于是，瘟疫从意大利开始，沿西北方向蔓延到了整个欧洲。染病者身上出现的显著症状，有淋巴结炎（即腋窝下或腹股沟出现疖子）、发烧和吐血。最近人们对伦敦和欧洲大陆因患黑死病而身亡的人进行了DNA分析，结果表明，鼠疫杆菌就是造成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黑死病会在中亚地区盛行呢？气候变化在其传播过程中，有没有发挥作用？验证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研究沙鼠而非老鼠。在吉尔吉斯斯坦，沙鼠的种群密度会随着占主导地位的气候条件而变化。温暖湿润的环境，会提高这些大沙鼠及其身上的跳蚤原本就在增加的种群密度。假如同样的天气在一个面积广大的地区里发展，那么瘟疫就会迅速蔓延开去。每只沙鼠身上的跳蚤密度都会增加，鼠疫则会变得更加盛行；而更重要的是，跳蚤会寻找其他的宿主，包括人类及其饲养的牲畜。假如气温下降，环境变得较为干燥，那么沙鼠的数量就会大幅下降，而跳蚤的数量也会减少。

    为了验证这种观点，一组研究人员曾将源自喀喇昆仑山脉上的刺柏年轮序列以及其中记录的降水和气温情况与鼠疫暴发的历史记载进行了比较。[7] 他们发现，亚洲暴发的一场鼠疫过了15年左右之后，才传播到了欧洲的港口。但在人口较为稠密的欧洲，瘟疫的传播速度却比中亚地区快得多，每年能够传播1,300千米左右。长久以来，流行病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以为，黑死病是一桩单一的意外事件。新的气候学证据却表明，由于沙鼠的种群数量以及它们身上的跳蚤种群数量都随着气候而波动，故源自亚洲大量野生啮齿类储存宿主身上的鼠疫出现了由气候驱动的、间歇性暴发的新菌株。欧洲本地却没有这些储存宿主。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在苏格兰，染病者“残喘于世，仅有二日”。与此同时，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二。据估计，当时法国的人口数量降幅惊人，达到了 42%。许多死者原本就异常容易受到感染，因为他们在“大饥荒”期间已经营养不良了。到了15世纪初，法国大约有3,000座村庄都被人们所遗弃。由英法“百年战争”引发的连年战乱，本已让粮食短缺的情况变得很严重，而作物歉收与潮湿的天气更是加剧了这个问题。人们的绝望情绪，在1420 年至 1439 年间集体陷入了低谷，当时北大西洋涛动处于高指数模式，带来了非比寻常的大暴雨。虽说要养活的人口少了许多，但粮食短缺与饥荒仍然存在，其中许多都是由连年的战争导致的。

    反复暴发的瘟疫和时不时出现的饥荒，在数十年里一直对欧洲人口的增长产生遏制作用。多场粮食危机爆发的时间，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空高气压导致的异常寒冷的冬天相吻合，特别是在15世纪30年代；当时出现了长达7年的漫长霜冻和猛烈的暴风雨，比斯开湾与北海海域尤其如此。1451 年黑死病结束之后，随着农民回到疫情期间废弃的土地上，粮食生产开始飙升。1453 年“百年战争”结束后，欧洲迎来了真正的复苏。气温逐渐升高，降雨日见充沛。70年之后，16世纪20年代的英国出现了5次异乎寻常的大丰收，这一局面直到 1527 年一场寒潮导致圣诞节期间小麦供应不足，并且有可能爆发针对富人的粮食骚乱才结束。尽管如此，以自给自足和作物多样化两种观念为基础的历史悠久的自给农业传统仍在继续。不过，这种暂时的缓解并没有持续多久。气候造成的凛冽之风，正在天边聚集。

    “小冰期”（约公元1321年至19世纪晚期）

    所谓的“小冰期”，是指“中世纪气候异常期”之后出现的一个“短暂”的显著降温期，但并不属于一段真正持久的冰期。弗朗索瓦·马泰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冰川学家，曾任职于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冰川委员会；他在 1939 年首次使用了这个术语，如此写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重新开始但规模中等的冰川时期——一个‘小冰期’里。”[8] 马泰当时是用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使用这个说法的，他甚至没有用大写字母进行突出显示，但这一术语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气候学标签了。

    1939 年，“小冰期”还仅仅是一种观点。如今，研究人员却已积累了来自世界各地“小冰期”里的气候替代指标与历史记录，其中不但有欧洲和北美地区的，也有包括澳大利亚的大洋洲和日本等遥远之地的。比如说，日本对樱花盛开期的详尽记录可以追溯到600年之前，并且提供了充足的降温记录。最近进行的一次全球气温重建，利用了不少于73种不同的全球性气候替代指标，它们证明确实存在降温现象，尤其是公元1500年至1800年间。目前，“小冰期”十分突出，成了自公元前6000年以来最显著的一个气候异常期；当然，这并不包括当今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9]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公元 1250—1300 年到公元1850—1900 年的这段时间里，全世界的气温稍有下降；至于原因，我们却还不清楚。采自格陵兰岛、冰岛和拉布拉多周边的深海岩芯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北极海冰有随着气温突然下降而向南移动的趋势。例如，采自“东冰岛大陆架”且断代准确的高分辨率洋底岩芯中，记录了公元 1300 年之后一次持续了60年至80年左右的气温陡降，这就是北极冰层南移的结果。14世纪中叶有过一次短暂的升温期，14世纪末期再度出现了一次突如其来的降温。在另一个冰层较少南移的时期之后，从公元1500年至20世纪初，南移的冰层面积就普遍增加了。冰层的这些变化究竟是由火山喷发事件或者太阳变化造成的，还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气温稍降”在很大程度上算是一种一般性的说法，因为降温趋势会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变冷始于公元1400 年前后，直到 1850 年左右才结束；当时，工业污染导致的温室气体抵消了长期的“轨道强迫”效应（也称“轨道驱动”，即地轴倾角以及它围绕太阳公转时轨道形状的缓慢变化带来的影响，其中可能涉及太阳能在纬度和季节方面的再分布）。

    “小冰期”里的气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较短的强迫期（比如火山爆发或者太阳活动的变化）虽然只有暂时的影响，但确实也曾导致气候记录中出现突然而短暂的波动。其他的极端事件包括“大饥荒”这场灾难，以及特大干旱、异常寒冷的冬季和周期性的大风，还有一些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事件，其中包括瘟疫流行、作物歉收和禽畜周期性地大批死亡。这样的事件，既加剧了我们的短期脆弱性，也减缓了人类的顺应速度。

    亲历者描述早期全球降温情况的史料非常罕见。1572年，荷兰豪达一座天主教修道院的院长沃特·雅各布森（Wouter　Jacobszoon）迁居到了阿姆斯特丹。此人写有一部日记，记录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暴力现象与天主教徒受到迫害的情况，其中也有对寒冷天气的牢骚之语。当时，阿姆斯特丹的人连谷物与鲱鱼之类的主食也买不起。降雪一直持续到了来年的4 月份。可天气如冬季一般，依然寒冷。1574年11月，一场暴风引发了洪水，冲垮了堤坝，将淹没的田野变成了冰雪覆盖的荒漠。在普鲁士，新教牧师丹尼尔·沙勒（Daniel　Schaller）竟然怀疑世界末日已经来临。“非但面包奇匮，吾等珍爱之玉米及谷物，价格亦昂贵至极……林中之木，长势不如既往……是故ruina mundi［世界之毁灭］将至。”[10]

    雅各布森及其同侪曾一再祈求上帝施以援手，却无济于事。那些年间的树木年轮记录的确表明，树木的生长速度放缓了。自公元1510年以来，普鲁士发生了10次地震。虔诚的沙勒认为，地震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末日审判与末世之震，凡亡者皆醒，出其墓穴，领受基督之审判”。

    不过，“末日审判”始终都没有降临。相反，气候变化仍在继续，而随着海洋温度下降，北海海域很快出现了大量的鲱鱼，让渔民颇感欣慰。但是，寒冷仍然持续不去。泰晤士河的伦敦段在公元1408年至1437年间出现过5次封冻，而在1565年至1695年间则封冻了12次。（泰晤士河上一次封冻是在1963 年，那是1814 年以来最寒冷的1月份。）这段时间，也就是泰晤士河上的“冰冻集市”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一些具有生意头脑的小商小贩甚至会在冰上烤全牛。冬季的气温不但下降了，而且变得非常极端，完全无法预测。根据气候替代指标重建出来的气温证明，在14世纪和从16世纪末到 19 世纪之间，罗讷河上的封冻期要比之前的各个时期多得多。

    欧洲 16 世纪末的“小冰期”并不是一个令人觉得愉快的时期，因为当时社会普遍动荡不安，而社会动荡常常是由粮食价格上涨引发的。光是在英国，自威廉·莎士比亚出生的1564 年至 1660 年间，就爆发了70多起粮食骚乱。在之前的数个世纪里，英国的酒商一直都向法国出口葡萄酒，可他们的收成在寒冷面前却化为乌有。战争、时有发生的饥荒和严寒，影响了数百万欧洲人的生活。法国的损失尤其严重，这既是连年战乱所致，也有寒冷造成作物歉收的影响。在16世纪晚期，至少有400万人死于军事暴力、饥荒和流行性疾病。1590年，信奉新教的国王亨利四世率军围困了信奉天主教的巴黎。由于无法获得充足的大炮，故他决定用断粮的方式，迫使这座城市投降。寒冬对城中的粮食供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愤怒的暴民要求获得食物，但守军还是继续坚持着。街道两旁，全都是死去的人和极度饥饿、虚弱得无法动弹的民众。到1590 年 8 月信奉天主教的守军突围之时，已经有45,000 人饿死或者病死，这一数目占城中人口的五分之一。[11] 在此期间，英国与整个欧洲人口外迁的速度加快了，这可不是巧合。

    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与荷兰的基础设施（公元16世纪及以后）变革即将发生。早在14、15世纪，佛兰德斯与尼德兰就率先出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之举。[12] 长期以来，波罗的海诸国与乌克兰都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粮仓，这里种植的粮食经由阿姆斯特丹外销，远至南方的意大利。17世纪初，从波罗的海诸国进口而来的粮食当中，75%的粮食都会抵达阿姆斯特丹，储存于一座座巨大的仓库中。在国内进行粮食生产，已经变得很不划算了。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荷兰与佛兰德斯的农民都开始尝试种植牲畜饲料，并且种植牧草供牛吃。他们在以前闲置休耕的土地上种植豌豆、蚕豆和富氮的苜蓿。随着越来越多的闲置土地被开垦出来进行耕作，畜牧业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新的农业生产打破了人们对谷物的一味依赖，并且促生了一种新的国内贸易，因此粪肥、肉类、羊毛和皮革纷纷进入了市场。农民在以前种植谷物的地里种植苜蓿，而他们饲养的牛群则在主人重新种植谷物之前，在草地上吃草。这种自我延续的农业循环，大幅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尤其是在作物中包括了芜菁或者用于酿造啤酒的啤酒花，还有像亚麻和芥菜之类的纯粹经济作物的时候。

    波罗的海地区进行的贸易也不容易。冰雪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难题，严冬之际尤其如此。1586年2月12日，正值天气严寒的隆冬时节，大风和滴水成冰的气温把 18 艘船困在了霍伦港外迅速扩张的冰层之中。城中居民用斧子破开冰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些船只拖进港口。冬季的暴风雪甚至更加危险。1695年9月9日，接二连三的狂风吹沉了北海上的几十艘船只。大约有1,000名水手因此而丧生。到了夏季，荷兰的沿海地区则完全暴露在盛行的西风之下。在大风中，许多商船都在这个危险的下风岸搁了浅。

    阿姆斯特丹的商贾在舒适的住所和仓库里，相当有效地解决了“小冰期”的冬季带来的各种挑战。不过，运送货物的水手却要历经各种艰难险阻，常常还会丢掉性命。诚如历史学家达戈马·德格罗所言：“许多荷兰人都适应并利用了不断变化的环境。他们也许并未意识到气候正在改变，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的应对方式都于他们的利益有所裨补，并且反过来造福于他们社会的利益。”[13] 尽管云谲波诡的战争和日益复杂的外交手段导致波罗的海诸国间的贸易关系变得更加棘手，这一切还是发生了。例如，在小麦供不应求的时候，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价格较为便宜的黑麦，尽管后者制作出来的面包不太受欢迎。结果，小麦和黑麦的价格都出现了波动。在粮食匮乏时，荷兰商贾非但根本没有被这些挑战吓倒，反而动用了阿姆斯特丹的大量存粮，高价出售谷物（尤其是黑麦），将粮食销往那些深陷作物歉收之困境、有可能爆发饥荒的南方地区。

    荷兰人在生意上的适应能力，还不止于此。荷兰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水道、沟渠、河流、湖泊及近海航路构成的网络，此外还有陆路。荷兰多种多样和紧密相连的交通网络，使得这里比欧洲其他地方都更容易出行，只有在“格林德沃波动期”（1560—1620）出现最严重的暴风雪（气温更低）的时候与“蒙德极小期”除外。[14] 阿姆斯特丹和霍伦港还开发出了小型帆船的摆渡服务；它们都定时出发，前往不同的地方，无论空载还是满载，都是如此。这个“船渡”系统经营得红红火火，故16世纪时开始在沿海诸省得到广泛应用。两个世纪之后，阿姆斯特丹每周已有不少于800艘渡船出发驶往荷兰共和国境内的121个目的地了。虽然逆风和狂风有可能导致混乱，可这个系统运作得相当好。1595年，英国富翁法因斯·莫里森（Fynes Moryson）开始了前往耶路撒冷漫长旅程中的第一站：在“喧嚣狂暴”的大风中，从吕伐登前往格罗宁根。他们一行人乘坐的是一条私家渡船。受一股可怕却又有利的西风的推动，乘客们在“狂风大作”时失去了船舵，当时差点儿就沉了船。

    各座城市的政府和商贾新建了一些带有纤道的运河，供马匹拉拽的驳船所用。当时逆风航行根本不成问题，人们可以用一种很悠闲的速度，每小时航行7千米，差不多2个小时之内就能从阿姆斯特丹坐船到达霍伦港，反之亦然。到17世纪中叶时，已有30多万名乘客乘坐过这种“拉拽渡船”，并且有头等舱与二等舱之分。儿童乘坐时，只需要半价。

    当时包括奴隶在内的人，再加上基本的商品，甚至是干草、鱼和信件，都是通过农民和企业主的小型船只运送的。这种小船叫作schuiten，有些挂着船帆，最长可达10米；它们不仅在主要水道上来去，还在通往所有小社区的各种小运河与渠道中穿梭。天气较为暖和之时，这些渡船通常都能顺利航行。可到了寒冬腊月，冰雪与持续封冻则有可能阻断船渡交通达3个月之久，从而危及乳制品如牛奶的运输，这种商品主要就是用渡船进行运输的。就算是在那种时候，当地人也发挥出了聪明才智，让货物与人口继续流动，从而赋予荷兰共和国一种超过英、法等国的巨大优势；在英、法两国，兴建远离内河与海洋的基础设施是一种更大的挑战。

    荷兰的国内交通网络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灵活性与韧性，使得人们能够在“小冰期”气候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出行。狂风与冰雪，曾是人们在波罗的海与北海地区进行贸易的两大威胁。幸运的是，尽管粮食价格不断变化，荷兰人在饮食方面却具有多样性，故几乎没有出现过食物匮乏的情况。

    多样化的农业经济，使得人们更加容易适应突如其来的短期气候变化；特别是，这里很容易获得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而内陆水道则让粮食运输变得更加便捷，几乎可以运往任何一个地方。在人们大规模地开垦土地的同时，这些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故从16世纪至19世纪初，荷兰的农田面积扩大了差不多10万公顷，而其中大部分又是在1600年至1650年间开垦出来的。幸运的是，荷兰人拥有一种灵活的社会组织制度，在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促进了小型农场的发展。与此同时，较年轻的家庭开始追求基本生活用品以外的东西。随着砖木结构的普及和像衣物、家具之类的消费品更易买到，人们的居住条件也大幅改善了。

    由于能干和极具竞争精神，故在当时仍然以自给农业为主，且农耕方式数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欧洲，荷兰与佛兰德斯的农民显得独一无二。他们的种种创新之举，逐渐普及开来。到了公元1600年，英国伦敦附近开始出现商品菜园，为城中的市场种植蔬菜。60年之后，荷兰移民又将抗寒的芜菁引入了土质较松的英格兰东部。绿色的芜菁嫩叶可以很好地替代干草。英国东部地势低洼的沼泽地带，长久以来都是牧民、渔民和捕鸟者的庇护所。荷兰出生的工程师兼海防专家科尼利厄斯·费尔默伊登则在 17 世纪开垦了那里的 15.5 万多公顷沼泽地，使之一跃进入英国产量最高的耕地之列。[15]

    尝试种植新的作物，开始变成多样化生存的另一种策略。从美洲引入的玉米和土豆，成了两种常见的作物。土豆是在1570 年前后，由一个从南美洲回国的西班牙人引入欧洲的。起初，人们只是把土豆当成一种奇异的植物，甚至认为它是一种具有催情作用的药物；当时一位姓名不详的权威人士曾称，食用土豆会“激起爱欲”[16] 。这种外来的块茎类植物，非但产量比燕麦和其他作物高得多，而且还富含矿物质。它们先是被用作牲畜的饲料，在18、19世纪才变成了爱尔兰和欧洲各地的一种主食。新作物、具有创新性的农耕方法（包括广泛施肥）和改善排水，再加上圈地政策，让英国慢慢地摆脱了谷物种植的束缚。法国却要再过两个世纪的时间，才会摆脱那种束缚。与此同时，像烟草与巧克力之类的成瘾性产品，则变成了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一部分。

    肉类消费也急剧增长了。到18世纪时，英国人已经养成了大量食用牛肉、羊肉和猪肉并且乐此不疲的习惯。仅在1750 年一年，伦敦的屠夫就宰杀了至少 7.4 万头肥牛和 57万只绵羊。随着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和饲料的丰富，畜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牲畜因它们的肉、皮和副产品而受到了重视。畜牧业在 18 世纪变成了一门艺术，尤其是在罗伯特·贝克维尔的手中；此人是英格兰中部的一位农民，他饲养了许多拉车运货的马匹和肉质上好的牛群。此人最大的成功还在于养羊，特别是“新莱斯特羊”；这是一个成熟速度很快的品种，饲养两年就可以上市出售。[17]

    太阳黑子、火山与罪孽（公元1450年及以后）

    尽管农民和牧师们仍会想起一些将气候灾难与神之震怒联系起来的古老噩梦般的可怕场景，但17世纪至18世纪初也见证了一些重大的科学进步，并且其中很多都出现在天文学领域里。天文学家记录了金星和水星的凌日现象，还通过观察木星诸卫星的轨道，确定了光的速度。他们的一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宇宙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方式。除了对太阳黑子进行探究，他们还研究了日食，发表了第一批详尽论述太阳本身的研究结果。

    1711 年，针对1660年至1684年间太阳黑子活动处于低水平的现象，英国自然科学家威廉·德勒姆发表了评论。他声称：“彼时观日者咸以远镜窥之，并无休止，故黑子当无所遁形。”[18] 在1774年之前，人人都以为黑子是遮挡了太阳的云朵，所以直到19世纪，几乎都没有什么新的观测结果问世。如今我们知道，黑子其实是太阳磁场从其表面突起的地方。黑子活动差不多每隔11年就会出现一次盛衰，但不会直接对我们产生影响。有时，可能几天甚至是数周之内完全不出现太阳黑子活动。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只有1810年全年都没有出现过黑子活动。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小冰期”内太阳黑子活动处于低水平的现象都是不同寻常的。这些黑子活动平静期是否导致了该时期的较低气温，我们仍不得而知；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气候最寒冷的年份相一致。“小冰期”内有过3个极小期。第一个时间较长的寒冷阶段，出现在1450年至1530年间。这个阶段，与一个被称为“斯波勒极小期”（以一位德国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太阳黑子活动水平很低的时期相吻合。[19] “斯波勒极小期”各个年份都气候寒冷，但从16世纪60年代初持续到了1620年的第二个极小期，却要显著寒冷得多；这个时期以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座小镇为名，被称为“格林德沃波动期”。在“格林德沃波动期”最寒冷的年份里，欧洲北部的作物生长季竟然短了多达6周。许多农民都不再种植小麦，转而开始种植更加耐寒的大麦、燕麦和黑麦。尽管如此，当时仍然出现了作物歉收，而那些贫瘠土地上的歉收现象尤其严重。“蒙德极小期”（1645—1715）是太阳黑子活动水平极低的一个时期，与欧洲和北美洲气温低于平均水平的那个时期相吻合。当时，泰晤士河的伦敦段与荷兰的运河全都封冻起来了。在“蒙德极小期”里，太阳辐射出来的紫外线较弱，使得平流层里的臭氧含量下降了。这种下降导致了“行星波”，从而让北大西洋涛动转向了负指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冬季的暴风雪往往更加寒冷，气温也更低，有限的历史资料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太阳黑子活动并不是出现“小冰期”的原因。极有可能，火山活动是一个主要因素，因为寒冷会随着火山活动的增加而加剧。1600年2月19日，秘鲁南部的于埃纳普蒂纳火山爆发了；这是此前2 500年里规模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使得掩埋了庞贝古城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以及 19 世纪的坦博拉火山和喀拉喀托火山爆发都相形见绌（参见第十四章）。[20] 于埃纳普蒂纳火山爆发时，将 30 立方千米的火山灰与岩石喷射到了35千米高的大气当中。火山灰有如大雨一般，落到了面积达数百平方千米的地方。火山灰还覆盖了被火山包围的阿雷基帕。当地的学者费利佩·华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áman Poma de Ayala）曾称，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人们既看不到太阳和月亮，也看不到星星。1601年的夏季，成了整个北半球自公元 1400 年以来气温最低的一个夏季。冰岛当年夏天的阳光无比暗淡，地上连影子都照不出来。

    太阳和月亮不过是两个“朦胧而微红”的幻影罢了。虽然17世纪至少还有 4 次火山爆发导致气温显著达到了寒冷峰值，但没有哪一次的后果像于埃纳普蒂纳火山爆发那么严重。

    沙莫尼如今已是一个时尚的滑雪胜地，但在当时还是一个贫困的村庄，冰雪始终都在威胁着生长中的作物。从1628年至1630年，面对雪崩、洪水和不断推进的冰川，这个村庄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土地。由于田地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积雪覆盖，故三季收成当中只有一季达到了成熟。村民都深感绝望，便说服社区的头领们，向日内瓦主教汇报了他们的困境。他们将冰雪带来的种种威胁，以及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因为罪孽而遭到惩罚的恐惧之情通通告知了主教。主教便率领一支由300人组成的队伍，来到了4个被冰川围困的村庄里。他一遍又一遍地祷告，并且为冰原祈福。幸运的是，他的祈福似乎起到了作用，冰雪慢慢地消退了。可不幸的是，刚刚从冰川之下现出身来的土地却太过贫瘠，不适合耕作。而且，冰川的消退也不是永久性的活动。每当冰川再次进逼，沙莫尼和其他地方重新开始的虔诚祈祷，就会上达天听。在1850 年左右冰川开始消退之前，高山冰川的规模比如今要大得多。

    与此同时，由于作物持续歉收，葡萄酒的价格不断上涨，粮食价格也上涨了。作物歉收、饥荒以及由此导致的疾病，便引发了面包骚乱和社会动荡。一如数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教士们纷纷宣称，持久的恶劣天气是上帝对罪孽深重的人类感到震怒的结果。在1587年和1588年的寒冷岁月里，一场歇斯底里的指控狂潮爆发了。邻居们之间相互指控对方使用巫术。1563 年，德国维森施泰格市政当局就将不少于63名被人指控使用巫术的女性判处了火刑。[21] 直到科学家开始对气候事件做出自然的解释，巫术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此之前，上帝和种种超自然力量都很容易被人们当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大洋彼岸（公元17世纪以后）

    尽管为了应对气候条件的挑战，农场与住宅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其中有些最彻底的变革，却发生在远距离的海上贸易领域。虽然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在历史上处于领先地位，可令人惊讶的是，此时的荷兰人在一个暴风雨强度日益增加的时期顶替了他们。[22] 在“格林德沃波动期”里，佛兰德斯地区出现猛烈暴风雨的次数达到了以前的4倍。最显著的是，风向与风速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

    “格林德沃波动期”内寒冷天气的日益加剧，对荷兰水手以及商贾雄心勃勃地要开辟一条穿越欧洲北部的北极航线的尝试构成了障碍。当时的冰天雪地令人望而生畏，走这条航线的成本也过于高昂，对长途贸易来说并不划算。于是，他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些小型的公司，这些公司曾经对一条经由好望角前往亚洲的南部航线进行过投资。对于这些小企业而言，前往东南亚的航程既危险又漫长，其中的风险也是难以接受的。因此，1602年，荷兰国会便将这些公司联合起来，组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为 Vereenogde Oostindische Comagnie，因此略作VOC）。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企业集团，通过用印度和东南亚出产的香料与纺织品交易贵金属而迅速蓬勃发展起来。荷兰东印度公司由“17人董事会”（Heren XVII，意即“17贵族”）掌管着，而公司的最终目标为削弱其竞争对手西班牙的商业实力。1619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亚洲总督扬·彼得松·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占领了东南亚的巴达维亚（即如今的雅加达）；后来，这里变成了荷兰企业在该地区的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企业，有3万多名员工，此外还有来自非洲的大量劳工，像奴隶一样遭到公司剥削。荷兰人很快就掌控了欧、亚两洲和亚洲诸港之间的贸易，时间长达数代之久。

    荷兰东印度公司凭借东印度商船组成的船队，以将风险降至最低程度的规模进行远洋航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在海况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尤其是对盛行的洋流与信风的了解。通常来说，这些洋流与信风在北半球是来自东北方向，在南半球则是来自东南方向。起初，公司的船长们尝试了不同的航线，但“17人董事会”制定了标准化的航程安排：穿过英吉利海峡，然后往南到达好望角，再从那里往东到达澳大利亚沿海，最终向北前往东南亚。每年都有两支船队起航：一支是冬季的“圣诞船队”，另一支则是春季的“复活节船队”。从巴达维亚返回的航程，则是11月至次年1 月间起航，并于次年的11月抵达荷兰共和国。

    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航海活动都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小冰期”气候最寒冷、时常狂风大作的那几十年里。任何一条船失事都是一场灾难，因为每艘船上都满满当当，全是人员和贵重的货物。在极其寒冷的数十年里，由天气原因导致的沉船事故当中，有一半以上都发生在北海海域。

    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航海日志是一个宝库，让我们对年复一年的气候变化影响航海的情况有了新的认识。在“蒙德极小期”里，低指数模式的北大西洋涛动和西伯利亚高压（东方一种持久存在的高压）加剧了大西洋东北部盛行的东风，而那里通常是整个航程中速度最慢的地方。热带辐合带也已南移，使得船队在途中的港口停靠变得很不划算。与此同时，1640年后在加勒比海南部涌流的驱动下，信风强度不断提升，加快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横跨大西洋的速度。“小冰期”缩短了前往东南亚的航程，提高了利润；夏季风的强度虽然较弱，但船只若是及时抵达，它们就能够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

    荷兰商人及其手下的海员可能较为有效地应对了“小冰期”里天气寒冷的数十年，因为该国沿海各地都从全球远洋贸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到了17世纪晚期，由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小型船舶速度变得更快，运载的也是其他一些利润更高、供精英阶层所用的商品，比如咖啡与茶叶，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就逐渐衰落下去了。从气候方面来看，“蒙德极小期”的衰退增强了大西洋东北部的西风，从而减缓了出港船舶的速度。

    荷兰共和国拥有一种独特的政治结构形式，主要由城市商人委员会实施管理。这些人当中，有野心勃勃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也有对非洲原住民进行残酷剥削的人；如今，不但荷兰人承认了这些剥削者的存在，事实上西方的其他大多数殖民国家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利用由此攫取的财富，改进了土地开垦和造船技术，甚至是消防方面的技术。快速发展起来的阿姆斯特丹，变成了欧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以及一个以商业效率而著称的国际性的进出口中心。最重要的是，荷兰人还成功地适应了气候异常寒冷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并且充分利用了各种独特的机会。

    最终，不管是身为工程师、农民、水手，还是农场里的劳力，荷兰人都非但逐渐习惯了持续不断的气候变迁，还设计出了许多巧妙的方法来规划航线，克服了数十年常见的酷寒和各种变幻莫测的自然挑战；这一切，都是人类的奴隶付出了无数努力，辛勤劳作才促成的。我们可以称这种资本主义为有助于解决环境挑战的企业资本主义。但到了最后，正如我们将在第十四章中看到的那样，1815年一场巨大的火山喷发让每个人所处的局面都彻底发生了逆转。

    这些事件，都是在基督教教义对人们思考自然、环境以及人类起源等方面维持着一种宗教束缚的数个世纪里发生的。亚伯拉罕宗教的教义宣称，《创世记》中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类的故事属于历史事实。身为阿马大主教的厄谢尔，曾经利用《圣经》中的谱系计算出，上帝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 22 日创造出地球和人类的。厄谢尔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学者，他发表这一研究结果的时候，正值各个领域里都出现了重大科学进步的几十年，从天文学、生物学、数学、医学到植物分类，不一而足。科学在田野上、实验室里和书房中蓬勃发展起来了。农业多样化和动物选育开始盛行起来；理性的论争与对话，则与宗教意识形态展开了竞争。

    在“小冰期”里，认为气候变化是上帝对人类罪孽感到震怒导致的结果这种长久存在的、想当然的观点，在一个理性对话与仔细观察促进了各种科学探究的时代中逐渐消失了。这是古代与当代气候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科学便逐渐登上了气候条件预测研究的中心舞台。除了少数阴谋论者和宗教信徒，将科学与其他解释对立起来的论争早已结束。古气候学在很大程度上属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一门科学，它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全球气候的认知。不过，与世俗和宗教推测相对立的科学，其主导地位却是在“小冰期”气候最寒冷的那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对当今和未来的世界都具有根本性意义。

    [1] 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称呼，广义上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与德国西部，狭义上则仅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因地势和平均海拔较低而得此名。——译者注

    [2] 中殿（nave），欧洲基督教传统教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举行礼拜活动时容纳信徒的场所，亦译“中厅”。——译者注

    [3] 九柱戏（ninepins），现代保龄球运动的前身，发源于德国，起初是教会的一种宗教仪式（人们在教堂的走廊里放置9根象征着叛教者与邪恶的柱子，然后用一个球滚地击打它们，叫作打击“魔鬼”），后来逐渐发展成了贵族之间盛行的一种高雅游戏。——译者注

    [4] Hubert Lamb and Knud Frydendahl, Historic Storms of the

    North Sea, British Isles, and North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这是一项出色的研究，说明了“大曼德雷克”和其他风暴背后的气象状态。引自第93页。

    [5] Ole J. Benedictow,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 The Complete History (Woodbridge, UK: Boydell & Brewer, 2006).

    [6] M. Harbeck et al., “Distinct Clones of Yersinia pestis

    Caused the Black Death,” PLOS Pathology 9, no. 5 (2013):

    c1003349.

    [7] Boris V. Schmid et al., “Climate-Driven Introduction of

    the Black Death and Successive Plague Reintroductions into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 no. 10 (2015): 3020–3025.

    [8] Fran.ois Matthes, “Report of Committee on Glacier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20 (1939): 518–523.

    [9] 近年来，环境史学家对“小冰期”极其关注，故如今有丰富的历

    史资料，其中大部分都集中于16世纪与17世纪。我们尤其推荐这两

    部著作：Philipp Blom, Nature’s Mutiny: How the Little Ice

    Age of the Long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formed the West and

    Shaped the Present (New York: W. W. Norton, 2020)，以及 Dagmar

    Degroot, The Frigid Golden Age: Climate Chang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Dutch Republic, 1560–17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亦请参见Geoffrey Parker,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至于冰雪频现和“小冰期”的开始，请参见Martin M. Miles et al., “Evidence for Extreme Export of Arctic Sea Ice

    Leading the Abrupt Onset of the Little Ice Age,” Science

    Advances 6, no. 38 (2020). doi.10.1126/sciadv.aba4320。

    [10] 沙勒的话转引自Blom, Nature’s Mutiny, 30–31。

    [11] 描述来自Blom, Nature’s Mutiny, 39–40。

    [12] Dagmar Degroot, The Frigid Golden Age，是这一节参考的权

    威资料。

    [13] Dagmar Degroot, The Frigid Golden Age, 130.

    [14] 相关论述见Dagmar Degroot, The Frigid Golden Age, 130

    149。

    [15] 荷兰工程师科尼利厄斯·费尔默伊登（Cornelius Vermuyden，

    1595—1677）曾在英格兰的数个地区兴建排水工程，其中还包括英格

    兰东部的沼泽。在人们开始使用蒸汽泵之前，他的努力只取得了一定

    程度的成功。

    [16] 原文为“incites to Venus”。维纳斯（Venus）为古罗马神话中十二主神之一，是爱与美的女神。——译者注

    [17] 罗伯特·贝克维尔（Robert Bakewell，1725—1795）是一位农

    学家，长于畜牧，尤其是绵羊的畜牧。他曾给牧场施肥，以改良牧草。

    他饲养的绵羊盛产羊毛，被出口到远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的地方，

    同时他也是第一个饲养牛来获得牛肉的人，这种牛的体重在18世纪

    翻了一倍多。

    [18] 威廉·德勒姆（William Derham，1657—1735）曾是距伦敦不

    远的阿普敏斯特的教区牧师。此人酷爱数学、哲学和科学，发明了最

    早的以合理方式精准测量声速的办法。引自“Observations upon

    the Spots That Have Been upon the Sun, from the Year 1703 to

    1711. with a Letter of Mr. Crabtrie, in the Year 1640. upon

    the Same Subject. by the Reverend Mr William Derham, F. R.

    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27

    (1711): 270。

    [19] 供普通读者阅读的关于太阳活动极小期的概述，请参见Dagmar

    Degroot, The Frigid Golden Age, 30–49。

    [20] J.-C. Thouret et 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AD 1600

    Huaynaputina Eruption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of Geological

    Evidence with Early Spanish Chronicles,” Journal of

    Vulcanology and Geothermal Research 115, nos. 3–4 (2002): 529–570.

    [21] Gary K. Waite, Eradicating the Devil’s Minions: Anabaptists and Witches in Reformation Europe, 1525–160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22] 本节主要参考了Degroot, The Frigid Golden Age, chaps. 2 and 3。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部分见该书第81页至第108页。

    第十四章 可怕的火山喷发（公元1808年至1988年）

    哥伦比亚天文学家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感到十分困惑。他从1808年12月11日就开始观察到，平流层里有一层持久存在的“透明之云，翳金乌之辉”。他的观察结果进一步指出：“［日之］自然赤色已转银白，至众人皆误以为月。”[1] 秘鲁利马的一位外科医生也注意到，日落时分的晚霞异于寻常。这两位目击者的描述，是唯一记录了一场大规模火山喷发的第一手资料；那场火山爆发很可能发生在东南亚，对全球广大地区的气温都产生了影响。唯一的另一项记录，则是坦博拉火山大爆发5年之前，南极冰芯中的硫酸盐含量达到了一个峰值；坦博拉火山也位于东南亚，于1815 年喷发。

    神秘莫测的火山喷发，并不是只有一次。从 1808 年至1835 年间，全球至少出现过5场重大的热带火山喷发；在那几十年里，4月至9月间的气温与随后气温较高的30年相比低了0.65℃左右。[2] 这种显著的降温，很可能与猛烈的火山活动有关。高山冰川的面积不断扩大。这些火山活动导致的气温变化，减少了印度、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季风活动，带来了干旱，并在尼罗河的低泛滥水位和东非地区的低湖泊水位中体现出来。火山爆发之后，大西洋—欧洲气旋的路径便南移了，而这种南移，与非洲季风活动的强度降低之间具有关联性。

    火山活动就是“小冰期”的最后阶段以广泛的气候波动而引人关注的一个原因；这些气候波动，持续了十年或者数十年之久。火山活动消停之后气温又快速上升，反映出全球气候系统在经历了一系列罕见的火山爆发，或许还有与“工业革命”初期有关的某种有限的人为变暖之后的恢复情况。但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以来，随着“小冰期”为长期的变暖所取代，人类导致的温室气体增加就在长期性的气候趋势中占据了首要地位。

    火山爆发频繁的那些年，也是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安的时期。火山及其原生熔岩流与灾难性的爆炸，成了时髦的奇观。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口不但成了一处旅游胜地，还是当时“壮游”[3] 中的一个亮点。一些不那么富有的寻欢作乐者，则可以在伦敦的休闲公园与剧院里一睹壮观的火山爆发场景。“维苏威火山大爆发，喷出滚滚烈焰”（The Eruption of Vesuvius Vomiting Forth Torrents of Fire）这样的标题，就有可能让一家报纸在竞争激烈的广告行业中大获成功。

    失控的火山爆发（公元1815年）[4]

    与东南亚太平洋“火山圈”发生的大规模火山爆发相比，维苏威火山喷发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且过去与现在都是如此。取自北极与南极地区的冰芯表明，1808年西南太平洋地区曾经出现过一场大规模的火山喷发（至于具体日期，仍然有待确定），是15世纪初以来规模位列第三的一次大喷发，其规模仅次于坦博拉火山爆发（参见下文所述）和1458年西南太平洋地区瓦努阿图岛上的库维火山喷发。1808年的火山爆发导致遥远的英国都降了温；那一年的整个春季，苏格兰低地山丘上的积雪都久久未化。在英国南部的曼彻斯特，5 月清晨的气温竟然到了冰点以下。1810年的夏季，接连数周之内的天气都是阴云密布。

    一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对全球气温的影响会持续一两年的时间；这一点，与一系列火山爆发（其中也包括1808年的那一次）造成的影响大不相同。1815年东南亚松巴哇岛上的坦博拉火山爆发之前，全球气温已经因为 1808 年那场火山喷发而下降了；坦博拉火山爆发，是现代最猛烈的一桩火山事件。坦博拉火山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但如今我们得知，它在 77,000 年以前曾经喷发过，对亚洲以外的遥远地区也产生了影响。1815年那场灾难与之前相隔久远的历次喷发一样，是一桩真正的全球性事件。

    隆隆作响了数个星期之后，1815年4月5日晚，坦博拉火山开始喷发了。在3个小时的时间里，山上不断喷出巨大的火苗和一团团火山灰云。5 天之后，火山爆发，炽热的熔岩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有多达1万人因困于火焰、火山灰和熔岩中而死去。两三天之后，坦博拉火山坍塌下去，形成了一个宽达6千米的火山口，原来的顶峰则不见了踪影。此山的高度在爆发中减少了1 500米，而其爆炸之声，数百千米以外亦可听到。船舶上积满了厚度1米多的火山灰。云层之中尽是灰烬，遮天蔽日，将白昼变成了黑夜。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对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喷发造成的一座座浮石岛屿向西最远漂到了印度洋中部。在方圆600千米的范围内，整整两天都是天色昏暗，有如黑夜。整个地区都变得难以辨认，田地尽毁。随着这场灾难的影响不断加剧，有数以千计的人都死于饥饿。松巴哇岛上的森林尽数被毁，此后也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原貌。如今，人们对那场火山爆发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当地人还把 1815 年 4 月坦博拉火山爆发的那段时间称为“灰雨时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5] 从全球范围来看，坦博拉火山爆发造成的环境影响与社会影响，一直持续到了遥远的将来。此山喷出的火山灰量，达到了1980年美国华盛顿州圣海伦斯火山喷发的100倍。1883年的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同样位于东南亚，它是人们系统地加以研究的第一场大规模爆发，使得直射到地球上的阳光量减少了15%至20%。

    这场火山喷发之后不久，火山灰便开始在平流层里肆意飘散起来。巨大的火山灰云加上其中的硫酸盐气体，形成了气溶胶；由于气溶胶的密度变得很大，足以将太阳能反射回太空，故平流层的温度升高，地表温度却下降了。陆地、海洋与天空之间的热同步遭到了破坏，季风以及原本长达3个月的季风降雨也遭到了削弱。1816年，南亚的广大地区并没有出现倾盆而下的季风雨，反而遭遇了干旱。气温的波动非常剧烈，储水罐里的饮用水见了底，庄稼也无法再播种，免得播下去之后枯死。降水不足严重地抑制了树木的生长。1816 年9月大气状况恢复过来之后，季风却一反常态地猛烈袭来，造成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

    在地球的另一端，坦博拉火山爆发则导致了欧洲1816年的阴冷天气。那一年的冬天十分寒冷，暴风雪无比猛烈；随着那一年过去，形势也没有出现任何好转。事实上，1816年还被人们称为“无夏之年”；这种叫法虽然恰如其分，但它掩盖了此次事件的规模：这是一次全球性气候异常现象，而不是一桩孤立的气候事件。

    那个不同寻常的夏季里，英国诗人珀西·比希·雪莱曾经携其第二任妻子玛丽，在诗人拜伦勋爵的陪同下去瑞士度假，并且在“猛烈至极的狂风暴雨”中攀登过阿尔卑斯山。当时，这对夫妇和当地人都抱怨天气寒冷，降雨几乎连绵不断，狂风与雷暴把他们困在屋子里。那是自1753年有记载以来，日内瓦最寒冷的一个冬天，4月至9月间下了130天的雨，7 月甚至下过雪。为天气所困的玛丽，写下了她那篇标志性的恐怖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弗兰肯斯坦”的年轻科学家的故事；如今，弗兰肯斯坦已经成了文学作品当中一个不朽的角色。[6] 拜伦则创作了一首题为《黑暗》（“Darkness”）的诗歌，描述了极其寒冷的一天，那天寒冷到小鸟在中午就回巢栖息。在那可怕的一年里，人们连牲畜的草料也买不起，所以马匹要么死去，要么被宰杀吃掉。在边境另一侧的巴登，这种情况还激发了德国发明家卡尔·弗赖尔·冯·德莱斯的灵感，使之发明了“跑步机”，后来则称为“脚踏车”，用以取代马匹。不过，他的这种脚踏机器（即自行车的前身）因危及行人的安全，故被当局禁止使用，连印度车水马龙的加尔各答也是如此。[7]

    整个生长季里的异常低温不但毁掉了牲畜的草料，而且毁掉了所有的庄稼收成。英国的小麦达到了1816年至1857年间的最低产量，当时食物支出占到了一个家庭预算的三分之二。[8] 法国的作物收成只有正常情况下的一半，部分原因就在于大范围的洪水泛滥和雷暴、冰雹。当年的葡萄收获始于10 月19 日，是多年以来最晚的一次。粮食价格上涨了，但幸运的是，以前收成中余下了大量储备，让粮食暂时保持着合理的低价。由于交通运输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加上粮食进口，故当时出现的仅仅是粮食短缺，而不是一场普遍的饥荒。尽管如此，德国还是陷入了一场全面的粮食危机，而苏黎世的大街小巷里也挤满了乞丐。社会动荡、粮食骚乱和暴力事件在欧洲各地频频爆发，而当时的欧洲仍未从拿破仑战争的浩劫当中恢复过来。

    制造业与贸易停滞、普遍失业和英国经济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压力造成了大范围的骚乱，但它们都被国民卫队镇压下去了。爱尔兰刚刚开始依赖从南美洲引入的那种不耐霜冻和潮湿的主要作物，即土豆，由于救济工作做得不足而陷入了大范围的饥荒之中。[9] 这场生存危机导致欧洲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现象，成千上万饥肠辘辘的穷苦百姓沿着莱茵河而下，前往荷兰，寻找去往美洲的途径。有2万多名穷困潦倒的莱茵兰人[10] 移民到了北美洲，以逃避在高度分散和作物歉收风险越来越高的土地上从事自给农业的悲惨命运；至于迁往美洲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多，就更不用说了。

    乱局（公元1815年至1832年）

    暴风雨天气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到了1817年，孟加拉湾的水环境产生了刺激作用，导致潜伏在干旱地区水域中的霍乱细菌出现了基因突变。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的异常旱涝灾害，诱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霍乱疫情，令印度人和欧洲人都大量死亡。（据估计，光是爪哇岛一地就死了12.5万人，比死于火山喷发中的人还要多。）国界在霍乱面前形同虚设，疫情势不可当地蔓延着。霍乱在1822年传到了波斯，1829年传到了莫斯科，1830年传到了巴黎，1年之后又传到了伦敦，并在 1832 年蔓延到了北美洲。疫情对历史的长期影响是巨大的。霍乱让这个刚刚连通起来的世界面临着瘟疫带来的种种危险，并且让拥挤不堪、穷困潦倒的贫民窟里疾病肆虐，导致了种种社会不平等现象。[11] 坦博拉火山爆发造成的气候影响，为一场破坏力堪比黑死病的瘟疫奠定了基础。

    坦博拉火山爆发之后的 1816 年夏季，中国上空曾经呈现出瑰丽的色彩。目击者阿裨尔（Clarke Abel）如此描述：“粉色斑斓，层层叠叠……骤升于天际。”诚如环境专家吉伦·达西·伍德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形容坦博拉的火山灰尘：它是一种迷人的致命之物，对各国而言是伪装成壮观日落的悲剧。”[12] 由此带来的影响可谓立竿见影：华东地区的气温达到了历史最低，作物则基本歉收。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省，作物严重歉收令成千上万的民众到其他省份逃荒；他们的反应，与欧洲人无异。但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还是西南部的云南省，这是一个山区省份，与东南亚的贸易网络之间联系紧密。云南的群山之间，坐落着一处处土地肥沃的河谷，故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种植水稻和小麦的粮仓。该省的气候温和、宜人，猛烈的印度季风和东亚季风都无法为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云南的农业集约化使得当地人口猛涨数倍，从1750年的300万增加到了1820年的2,000万。

    1815 年的云南既无春季，也无夏季，因为坦博拉火山爆发之后刚过了一个月，那里的天气就开始寒冷起来。多云多雨的天气毁掉了冬季作物；8 月份的霜冻则冻坏了稻田，让水稻也颗粒无收。由于寒冷的北风导致作物收成减少了三分之二，甚至可能更多，所以从1815年至1818年，这里就陷入了一场可怕的饥荒之中。气温比平均水平低了 3℃左右。这种温差看似很小，但别忘了：气温每下降 1℃，作物的生长季就会缩短3个星期。不幸的是，1814年的一场旱灾已经让云南的粮食储备消耗一空，因此这里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1816 年，这里不但下了雪，还再次出现了一场由寒冷气温和史无前例的冰雾导致的水稻歉收。这场饥荒，直到1818年大气条件恢复正常之后才得以缓解。

    到了 1817 年初，清朝中央政府对这种紧急情况充分警觉起来，于是各级官吏开始从官方粮仓中拨出免费粮食来赈灾。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因为中国的官吏一直都仔细地监测着粮食的价格与分配情况，已有数个世纪之久。他们在收获季节征收粮食，然后到了冬季和春季，随着当地粮食供应减少和价格上涨，他们又会分发粮食。据本地官吏称，当时云南储存的粮食足够该省的每个成年男子吃上一个月之久。不过，由于政府多年来对粮仓疏于管理，故这个系统很快就分崩离析，而民众也陷入了饥荒之中。于是，他们转而开始种植经济作物。云南的罂粟种植面积激增，从而催生出了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一个世纪之后，云南的粮食几乎就全靠从东南亚进口了。鸦片贸易在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起来，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纷纷把印度种植的鸦片出口和销售给中国；中国国内也种有鸦片。然后，英国人再用鸦片销售的利润购买中国的奢侈商品，比如瓷器、丝绸和茶叶，因为西方国家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量都很大。

    美洲的退化？（公元1816年至1820年）

    在西半球，“无夏之年”不但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传说，也是数个世代以来北美洲历史上被人们撰文论述得最多的一桩气候事件。当时许多人都称之为“19世纪的冻死之年”（Eighteenth Hundred-and-Froze-to Death）。 1816 年 5 月初，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上空中出现了尘埃云。同样是在5月初，格陵兰岛东部上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高压系统，引导着北极地区的大气南移，且那一年的隆冬时节也是如此。由于有一个巨大的低压槽驻留在北美洲的五大湖区上空，故冷空气涌入了新英格兰地区之后，那里的气温就大幅下降了。5月中旬的一场黑霜，毁掉了刚刚种植的作物；当时还出现了一股寒潮，给整个美国东北部带来了厚达三分之一米的降雪。寒冷刺骨的气温笼罩着整个东部地区，向南远至弗吉尼亚的里士满，西至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6月、7月下旬和8月接着出现了霜冻；历史记载中，只有这一年出现过此种情况。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作物的生长季缩短到了只有70天；干草十分紧缺，牛群则变得饥肠辘辘。[13]

    干旱天气加上异常寒冷，一直持续到了1817年；当时，业已退休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称，他家的大部分庄稼都出现了歉收。3 年之后，他就面临破产了，因为作物歉收让他进一步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困境。杰斐逊向来希望美国成为一个农业大国，可此时他的这个梦想似乎受到了威胁。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布丰伯爵曾因很少提及上帝在气候与自然中的作用而遭到过神职人员的批评，可正是此人声称，北美洲的持久寒冷不可能让作物和小型物种以外的任何动物存活。这是一种古老的观点，认为纬度决定了气候，以至于当时还有人说，欧洲殖民者在这片被布丰伯爵称为“十足沙漠”的土地上“退化”了。

    布丰伯爵的理论当然属于无稽之谈，只不过在广大听众当中一直都很受欢迎。就连玛丽·雪莱也曾提到，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就是在“退化”的美洲想要逃离文明的。对于造访欧洲的美国人来说，天气变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18世纪80年代初担任美国驻巴黎大使期间，杰斐逊曾是祖国的积极辩护者。他那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弗吉尼亚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对布丰伯爵的种种假说发起了一次正面进攻。他以业已灭绝的猛犸的硕大体形和“精神之充沛及活力与吾等无二”的美洲原住民为例，既为祖国的民众辩护，也为祖国的动物辩护。至于美国的西部，则是一幅健康与幸福的景象。[14] 对于美国，杰斐逊心怀一种充满激情的帝国愿景。他曾与布丰伯爵共进晚餐。两人用一种极其文明的方式，一致同意求同存异。

    与17 世纪一样，19世纪早期许多论述美国的作品中充斥着的气候乐观主义，在创纪录的寒冷面前并未保持下去；那种寒冷首先是由 1808 年的火山喷发引起的，这次喷发导致纽黑文的气温远远降到了平均水平以下。接下来是坦博拉火山的爆发，它主要影响的是美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在像俄亥俄州这样位于其西部的地区，当年的庄稼还获得了丰收。不过，坦博拉火山事件带来的严寒，让美国的经济陷入了一场从1819年持续到1822年的萧条之中。许多人为了逃离经济萧条而迁往西部，从而形成了美洲历史上第一次为气候所驱动的大规模移民，可他们最终却沦为了土地投机商的牺牲品，只能任其摆布。除了这些移民，还有成千上万为逃离欧洲的恶劣条件而来的移民，所以这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产泡沫和信贷危机。随着欧洲的农作物产量在 1820 年之后大幅增加，美国棉花与小麦的价格也急剧下跌了。到了此时，金融恐慌已经导致300多家银行在一夜之间倒闭。总而言之，坦博拉火山爆发不仅导致美国商品的欧洲市场崩了盘，而且削弱了金融系统和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在美国人口还只有区区1,000 万的一个时期，导致了可能在 19 世纪最具破坏性的一场经济危机。

    以煤驱寒（公元1850年及以后）

    “小冰期”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长期以来，传统观点一直认为是在 1850 年左右，认为其结束与工业活动日益加剧导致的持续变暖有关。然而，据取自瑞士阿尔卑斯山上的冰芯来看，情况却并没有这么简单。

    在19 世纪中叶的冰川最盛期，全球大约有4,000 座大小不一的高山冰川，它们延伸的距离差不多是如今的 2 倍。接下来，它们在1865年前后开始消退。科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是气温上升和降雨减少导致了冰川的快速消退，从而标志着“小冰期”的结束。但最终证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因为冰川消退的时候，当地的气温比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更低。降雨量显然也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还有某种强迫机制在发挥作用，导致了冰川的神秘消退。

    人们在海拔大约4,000米的地方钻取的高海拔冰芯表明，当时的炭黑排放量及含碳气溶胶都急剧增加了；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和其他的人类活动导致的。[15] 这两种物质，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进入了大气当中；工业革命 18 世纪中叶始于英国，然后在接下来的100 年里蔓延到了法国、德国和西欧的大多数国家。1850年以后，炭黑的排放量急剧上升。冰川研究人员将当时冰川上的炭黑能量效应进行转换之后发现，炭黑的融化效应导致了冰川消退，而没有导致气温出现剧烈的变化。由于阿尔卑斯山脉周边地区都在大力进行工业化，故此地冰川中的炭黑含量在1850年至1870年间迅速攀升，此后则稳步增长，一直持续到进入20世纪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为了取暖和工业用途而进行的煤炭燃烧，是造成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阿尔卑斯地区旅游交通的增长，也是如此。阿尔卑斯诸谷中的空气中弥漫着乌黑的烟尘，所以19世纪那里的家庭主妇从来就没有在户外晾晒过衣物。

    对于阿尔卑斯山脉上的冰川，人们的了解超过对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冰川；因此，若是想当然地认为阿尔卑斯山地区“小冰期”的结束与其他地方的冰川消退时间相一致，那就错了。并不是所有的冰川都在19世纪60年代同时开始消退。早在1740年，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上就出现了冰川消退的现象；喜马拉雅冰川在19世纪中叶开始消退，而阿根廷与挪威等地的冰川则到 20 世纪初才开始消退。跟其他许多与气候有关的现象一样，气温变化与其他变化既是地方性的，也是全球性的。

    而且，欧洲也不是明确地在1850年之后变暖了。19世纪70年代各个年份都比较暖和，只是1875年之后偶尔出现过2月份极其寒冷和夏季湿润的情况。1878年至1879年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寒潮，其间的气候条件堪比17世纪90年代。英格兰东部的农民过了圣诞节之后仍在收割庄稼；当时，产自美国大草原地区的廉价小麦正在铺天盖地地涌入英国的粮食市场。随后，就出现了农业萧条。此时也正是印度和中国持续出现季风不力的一个时期，有1,400万至1,800万人死于寒冷、干旱与季风不力导致的饥荒。晚至19世纪80年代，仍有数百名伦敦穷人在持久的寒潮中死于意外高热。1894 年至 1895 年间的隆冬时节，泰晤士河上出现了大块大块的浮冰。接下来，漫长的气候变暖开始了。从 1895 年至1940 年这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的冬季气候都相对温和。其间只有1916年至1917年间和1928年至1929年间的两个冬天异常寒冷，但完全没有出现“小冰期”里那种持久不断的刺骨之冷。

    19 世纪80 年代经济萧条的局面，导致移民如潮水一般迁往了各个新的国度。成千上万失业的农场劳力从乡村迁入了城市，或者搬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他们觉得有生存机会的其他地方。19世纪的移民大潮，让渴望获得土地的欧洲农民纷纷迁移到了澳大利亚、北美洲、新西兰、南非以及其他地方，寻找未开垦的肥沃之地。他们像蝗虫一般蜂拥而至，砍伐了数以百万计的树木，以供耕种、取薪，并且为发展中的市镇和城市提供建筑所用的木料。[16] 大规模的森林砍伐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从而助长了气候变暖。一座原始森林中，每平方千米的林木可以吸纳多达3万吨的碳；再加上其中的林下植物，它们吸纳的碳还会更多。树木被伐之后，它们不再吸收碳，故大部分碳就会进入大气当中。据一项估算，1850年至1870年这20年间全球农业生产和土地改造的剧增，导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10%左右；即便是把海洋中吸收的碳算进去之后，也是如此。虽然在那些年里，古老的加州狐尾松中的同位素水平上升了，但其时燃烧化石燃料在整个环境中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与 2020 年巴西亚马孙雨林中由农民与伐木工引发的 76,000 次林火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进行对比。光是2020 年 7 月，亚马孙雨林的面积就减小了1,345平方千米。

    燃煤是炭黑聚积的主要原因。早在1912年8月14日，新西兰北岛的一份报纸《罗德尼与奥塔马泰亚时报、韦特马塔与凯帕拉公报》上就曾指出：“如今，全世界的火炉每年都要烧掉大约20亿吨煤炭。煤炭与氧气结合进行燃烧后，每年会让大气中增加大约700万吨二氧化碳……几个世纪之后，由此产生的影响将会相当之大。”[17] 这篇默默无闻的文章，并不是人们头一次论述气候变暖的危害。早在一个月之前，即 1912 年 7 月 17 日，澳大利亚的《布雷德伍德快报》（Braidwood Dispatch ）上就刊登过同样的报道，而那篇报道又是从同年 3 月发表过一篇类似报道的英国《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 ）杂志上复制过来的。这种可怕的警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们早已以某种形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燃烧的问题（公元19世纪晚期）

    早在17世纪，伦敦人就对烧海煤（即在海平面或海平面以下的地方发现的烟煤）时会产生具有污染性的烟雾问题发过牢骚。感觉敏锐的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曾经抱怨过煤炭燃烧时产生的“烟汽”。英王查理二世想过一些办法来减少日益严重的雾霾问题，却无济于事。1843年，曼彻斯特至少有500座工业烟囱，使得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层“浓云”之下，而透过云层看去，太阳“宛如无光之盘”。[18] 到了19世纪50年代，伦敦已经成了全球最富裕、实力最强大的城市，随后又成了全球最拥挤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到1900 年时，伦敦这座靠燃煤取暖的城市里已有650万人生活着。与此同时，该市的卫生问题却令人瞠目，让泰晤士河变成了一条可怕的下水道。该市有如“豌豆汤”一般的浓雾，阿瑟·柯南道尔爵士曾在其“夏洛克·福尔摩斯”系列小说中描写过；这种浓雾，不但在整个欧洲赫赫有名，而且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叶。工业活动与自然条件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种有毒的大气。

    一个深奥的研究领域，也让人们产生了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的印象，那就是19世纪绘画作品中的风景画。[19] J.M.W. 透纳（1775—1851）是一位风景画家，他在光线和气氛方面的表现主义研究生动而出众。在坦博拉火山喷发之后的3年里，他和一些画家一样，绘制过一些令人震惊的日落之景。

    透纳说过，他绘制风景画的目的，是展示场景的本来面貌。颜色较红的日落之景，可能就反映出了火山喷发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气象学家汉斯·纽伯格（Hans Neuberger）曾经对欧洲与美国的美术馆里收藏的、绘制于1400年至1967年间的画作进行了分析。他的统计分析表明，几个世纪以来，画作中的云量都在缓慢增加，但1850年之后，画作中的天空就不再那么蔚蓝，空气也更加朦胧了；至于原因，除了艺术惯例，纽伯格还认为那是由于空气污染加剧，欧洲的蓝天逐渐消失了。如今，雅典国家天文台的一个小组正在对旧时无数大师绘制的日落作品进行研究。然而，诚如环境史学家业已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将众多因素考虑进去，才能将这些作品视作当时气候状况的可靠指标来使用；这些因素中，也包括了艺术市场的种种时尚。尽管如此，许多知名度不那么高、描绘了19世纪末泰晤士河上航运情况的日常画作，却都以伦敦受到污染的天空中飘浮着一层薄雾为特点。

    虽说燃煤和工业污染是气候持续变暖的原因，可我们很难确定，人类活动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导致如今这种长期变暖局面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例如，成立于 1988 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武断地将公元 1750 年定为起始点，认为工业活动从此开始更加广泛地扩散，从而导致化石燃料的使用与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不过，人们将海洋的古气候数据综合起来之后，却得出了一种更加微妙的判断：海洋古气候数据表明，过去2,000年里海洋表面温度最低的时期出现在1400年至1800年间；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过去 1,000 年间火山活动加剧导致的。在许多地区，海面温度长期下降的趋势到了工业时代发生了逆转，与陆地上的相同温度趋势相吻合。海陆两种趋势都表明，全球变暖是在1800年之后开始的。

    这些关于平均气温的资料，都掩盖了显著的地区性气温差异。19 世纪30年代，热带海域开始持续变暖，北半球的陆地变暖也反映出了这一点。大约50年之后，南半球（尤其是大洋洲和南美洲）才开始变暖。这里具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究竟在何时超出了各种自然体系能够适应的气候变化范围。最新评估表明，属于20世纪的标志性特征并且持续至今的大范围气候变暖源自一种持续的趋势；这种趋势，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在热带海洋和北半球的部分地区开始了。火山活动有没有在其中发挥作用呢？坦博拉火山爆发导致的降温并没有持续下去，反而是随着气候的恢复，进入了一个全球加速变暖的间隔期。情况极有可能是，到了 19 世纪中叶，工业时代气候变暖的“温室强迫效应”就已开始，并且持续至今。

    人为变暖（公元1900年至1988年）

    1900 年至 1939 年间是一个西风频现、冬季气候温和的时期；这两个方面，正是北大西洋涛动处于高指数阶段的典型特征。亚速尔群岛与冰岛低压之间的气压梯度十分陡峭，足以维持盛行风。世界各地的气温都在20世纪40年代初达到了峰值，而像冰岛和斯匹次卑尔根岛这些靠近北极的地区，气温也明显上升了。北方的浮冰面积减少了 10%左右；高山上的雪线上移；船只每年可以抵达斯匹次卑尔根岛的时间达到了5个月，而在20世纪20年代却只有3个月。欧洲北部和西部降雨增多，使得“一战”中的西线战场变成了一片泥泞的荒野。随着气候持续变暖，充沛的降雨也持续到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1925年以后，高山冰川退入了山间，从一座座谷底消失了。更强劲的太平洋西风带不但导致了20世纪 30 年代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尘暴”，而且增加了落基山脉频频出现干燥之风的可能性。大气环流的变化，使得印度季风更加稳定可靠，在1925年至1960年间只出现过两次强度稍有不足的情况。

    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开始讨论气候持续变暖的问题，因为这种变暖已经超过了以前各个时代正常的气候波动范围。据他们推测，长此以往，北极冰川将会消退，北方的浮冰也会消失。不过，他们并没有把人类的行为考虑进去，比如砍伐森林或者使用化石燃料，因而将大多数人为造成的变化排除在外，免除了人类的责任。当时，气候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计算机模型、卫星以及全球天气跟踪技术。除了无工具可用，降雨和气温的持续变化往往还掩盖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长期性趋势。人们也缺乏时间跨度以千年和世纪计，并且经过了精心组织的气象资料。

    随着西风带的强度减弱和欧洲西部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冬季通常也变得更加干燥，北大西洋涛动在20世纪60年代转入了一个低指数阶段。1965年至1966年间，波罗的海完全为冰层所覆盖。1968年的冬季异常寒冷，冰岛自1888年以来第一次被北极海冰所环绕。那一年，欧洲东部和土耳其也经历了两个世纪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出现了创历史纪录的低温，使得许多人都认为，另一个“大冰期”即将来临。

    1971 年至 1972 年间，北大西洋涛动突然发生了变化。气候变暖重新开始，速度似乎还加快了。波罗的海上，1973年至1974年间全然无冰。英国度过了自1834年以来气温最高的一个夏季。1975 年至1976 年间，创纪录的热浪席卷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和日益增加的飓风活动，再加上无数场干旱，描绘出了一幅与20世纪初截然不同的全球气候图景。1988年出现了一个暴露政治真相的时刻，一场2个月的热浪在美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肆虐。密西西比河上，一长段一长段的河道几近干涸。驳船搁浅了数个星期之久。“大平原”上约有一半的庄稼歉收，而美国西部为干旱所困的乡村地区则有 1,000 多万公顷的土地发生了火灾。1988 年 6 月23日，美国参议院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场听证会将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从一个鲜为人知的科学问题变成了一个公共政策的问题。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在美国参议院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做证的那一天，气温高达38℃。[20] 汉森利用世界各地2,000座气象站的数据证明，不但全球气温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变暖了，而且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全球气温再度急剧上升。他直言道，由于人类胡乱使用化石燃料，地球正在永久性地变暖。我们未来的气候当中，将出现更加频繁的热浪、干旱和其他极端气候事件。

    他的证词，在一夜之间就将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问题推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从那以后，还没有哪一桩气候事件证明汉森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气候变化意识慢慢地进入了公众觉悟的背景当中。工业发展不但改变了美国的经济，还导致美国形成了一种复杂的金融制度；这种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让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受到作物歉收与气候突变等严酷现实的影响。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现象、持续的升温和漫长的干旱周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类活动正在导致全球势不可当地变暖，这一点如今已为科学所证实。正是如今，在一个人为导致气候不断变暖的世界上，气候变化才迅速变成全球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仍有一些落伍的理论家在喋喋不休，也是如此。

    [1]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卡尔达斯（Francisco José de Caldas）

    在1805年至1810年曾任哥伦比亚波哥大天文台的台长一职。引自A.

    Guevara-Murua et al., “Observations of a Stratospheric

    Aerosol Veil from a Tropical Volcanic Eruption in December

    1808: Is This the ‘Unknown’ ~1809 Eruption?” Climate of

    the Past Discussions 10, no. 2 (2014): 1901。这桩神秘的火山

    喷发事件究竟发生在1808年末还是1809年，如今仍然存有争议。

    [2] Stefan Br.nnimann et al., “Last Phase of the Little Ice Age Forced by Volcanic Eruptions,” Nature Geoscience 12 (2019): 650–656.

    [3] 壮游（grand tour），旧时英国富家子弟游历欧洲各主要城市的一种教育旅行。——译者注

    [4] 原文为FRANKENSTEIN’S ERUPTION。其中的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181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或译《科学怪人》）中的主人公，是个热衷于研究生命起源的生物科学家。此人尝试用不同尸体的各个部位拼凑出一个巨大的人体，并且最终创造出了一个怪物。后来，“弗兰肯斯坦”一词就变成了“作法自毙者”或“失控的创造物”等的代名词。——译者注

    [5] 此处我们参考了Gillen D’Arcy Wood, Tambora: The Erup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这是描述那次火山喷发的一部优秀的通俗作品；还有William Klingaman and Nicholas P. Klingaman, The Year Without Summer: 1816 and the Volcano That Darkened the World and Changed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3)。

    [6] Miranda Shelley, Mary Shelley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8).

    [7] 卡尔·弗赖尔·冯·德莱斯（Karl Freiherr von Drais，1785— 1851）是一位多产的发明家，他不但发明了脚踏车，还在1821年发明了最早的带有键盘的打字机，甚至发明了用脚来蹬踩的人力轨道车，即如今轨道手摇车的前身。1848年，作为对法国大革命一种迟到的致敬，他放弃了自己的贵族头衔，去世时身无分文。

    [8] John D. Post, The Last Great Subsistence Crisis in the Western World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是一份权威的参考资料。

    [9] 关于爱尔兰的饥荒，见Wood, Tambora, chap. 8。

    [10] 莱茵兰（Rhineland），旧地区名，也称“莱茵河左岸地带”，位于如今德国的莱茵河中游，包括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译者注

    [11] Christopher Hamlin, Cholera: The Bi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是一部标准的作品。

    [12] 引自Wood, Tambora, 97。此书第5章中描述了云南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的论述便是以此为基础的。

    [13] 本段参考了Wood, Tambora, chap. 9。

    [14]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1784 年初版于巴黎。

    [15] Thomas H. Painter et al., “End of the Little Ice Age in the Alps Forced by Industrial Black Carb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 no. 38 (2013):15216–15221.

    [16] Richard H. Grove, Ecology, Climate, and Empire: Colonialism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1400–1940(Cambridge, UK: White House Press, 1997).

    [17] Rodney and Otamatea Times, Waitemata and Kaipara Gazette, August 14, 1912.

    [18] Peter Brimblecombe, The Big Smoke: A History o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 (Abingdon, UK: Routledge, 1987). See also Stephen Halliday, The Great Stink of London: Sir Joseph Bazalgette and the Cleansing of the Victorian Metropolis (Stroud, UK: Sutton, 2001).

    [19] C. S. Zerefos et al., “Atmospheric Effects of Volcanic Eruptions as Seen by Famous Artists and Depicted in Their Paintings,”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7, no. 15(2007): 4027–4042; Hans Neuberger, “Climate in Art,”Weather 25, no. 2 (1970): 46–56.

    [20] James Hanson,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June 23, 1988.

    第十五章 回到未来（今天与明天）

    美洲、罗马、中国、印度；洪水、火山、干旱、温和年份；饥荒、战争、剥削、适应，以及合作。在本书中，我们已经讲述了许多关于人类祖先成功和不成功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故事。但在当前这种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过去还重要吗？毕竟，除了少数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如今气候变化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在工业时代的行为；可在19世纪以前，这样的变化是自然促成的。正如一群气候学家最近强调的那样，古时的气候变化大部分都发生在局部和地区的层次上，而如今人为导致的变暖与气候变化却是持续不断和全球性的；现在，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几乎同时共享气候变化的信息了。[1] 这些即时性的联系，赋予每个人以新的力量。无论是谁，都可以对未来的气候变化施加影响；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格蕾塔·通贝里效应”。那么，为什么有人要去关注工业化之前众多常常互不联系的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式呢？我们那些业已作古的祖先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正在面对、未来甚至要更加直接地面对的气候变化，又可能具有哪些意义呢？正如小说家 L.P. 哈特利在1954 年所写的那样：“过去有如他乡，人们行事方式相异。”[2]

    尽管在本书论及的3万年间，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一如我们的经济发展，但我们以及生活在这万千年里的人们，无论肤色还是国籍，都具有很浅的进化根基。我们智人在本质上都很相似，全都拥有相同的激素、躯体、血液和大脑潜能。而且，由于我们属于同一物种，故我们对意外事件所做的反应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我们之所以明白这一点，是因为亲历者对古罗马人在维苏威火山爆发那场灾难发生后所做反应的描述，听起来与人们对1815 年坦博拉火山爆发或者对1980年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圣海伦斯火山爆发的反应出奇地相似。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将美国新奥尔良变成一片汪洋和 2012 年超级风暴“桑迪”袭击古巴和美国东部地区的时候，人们也出现了同样的行为。

    从这些自然灾难当中，我们已经得知，最强大的顺应与生存武器，就是人类身上一些可以追溯至遥远过去的品质：在适应和恢复过程中进行地方性合作十分重要；不论是社群之间、亲族群体之间进行合作，还是常常有可能在政治、宗教或者文化上处于对立状态的范围更广的群体之间进行合作，都是如此。回顾过往，我们还能看出人类这个物种所有的潜在行为；虽然其中一些行为令人毛骨悚然和具有剥削性，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新的科学研究也正在彻底改变我们对过去那些全球性的和地方性的气候变化的看法。半个世纪以前，我们对过去2,000 年间欧洲和美洲的气候情况还知之甚少。如今，我们却可以破译 2,000 年甚至是更久的季节性气候变化密码了。在中国和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太平洋诸岛上进行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始终都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因素，只是常常并不引人注目罢了。我们也得知了当前的许多情况，明白了我们人类对全球生态系统已经造成并将继续造成的生态危害。许多研究气候变化的人士都预测说未来很危险，因为未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日益激增、居住之地也越来越近的人口影响，以及受几乎全部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影响。他们恰如其分地呼吁人们寻找解决方案，减少人为导致的变暖。这依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能成为一个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党派政治所模糊的问题。[3]

    我们要重申这一呼吁。人人都须牢记，我们是同一个物种，只有很浅的进化根基，代表了全球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我们都是过去和未来的参与者。

    生而为人

    之所以说我们的根基很浅，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现代工业世界建立在不久之前的奴隶制度与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为了证明利用奴隶和剥削其他国度具有正当性，西方殖民主义者曾经强调，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或者“种族”，这是一个难以明确分类的术语，很大程度上是以肤浅而容易改变的外貌为基础）之间存在一条鸿沟。这种洗脑之举，根深蒂固。直到20 世纪90 年代，许多人类进化论者还认为，不同大陆上的现代智人之间的进化关联都极其久远（差不多有200万年），而且不同“种族”是在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化出来的，比如在中国、欧洲、非洲等等。可如今我们得知，我们这个物种是在大约30万年前于非洲登上历史舞台的，身体结构（即生理上，可能心理上也是如此）则在15万年前以后变得和现代人完全一样了；所有生活在非洲以外的人，都是在大约5万年前离开那个大陆的。

    的确，其中有些人后来跟尼安德特人和其他物种繁育过后代，但由此遗传下来的 DNA，却并未局限于单一的肤色、头发类型或者头部形状，而且绝对不会造成种族主义者所鼓吹的种种巨大差异。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生物学上很相似。我们的外貌属于表面现象，且容貌也很容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发生改变。而具有普遍性和让我们成为“生理结构上的现代人类”的，是我们的内在布局：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脑袋，具有说话、提前规划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定义我们作为智人的独特身份。把现代人类与世间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关键行为特征，就是文化。文化既是人类的一种独特属性，也是我们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主要手段。

    不过，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比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还要悠久。

    让维多利亚时代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大感恐惧的是，我们竟然属于裸猿。我们的整个进化起源，可以追溯到600万年前甚至更久以前，追溯到早期人类与现代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只发现了在那数百万年之后人类文化的证据：在肯尼亚境内发掘出的具有330万年历史的“洛迈奎3号”（Lomekwi 3）遗址中，出现了粗糙的残破石器这种考古记录。

    洛迈奎3号出土的石器

    这些工具表明，一个古老的人类物种已经开始巧妙地利用天然石块为自己服务了。诚然，还有一些聪明的动物也会使用工具——我们会想到章鱼和黑猩猩——但它们不可能达到我们如今和过去已经达到的那种程度。

    只有人类依赖于各种各样的“物质文化”（即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并将其当成自身与环境之间的缓冲之物，而不是只依靠我们的身体。这一点独一无二，与依赖皮毛、獠牙、网子、毒液、兽角等的其他动物截然不同。文化具有令人着迷的多样性：如今极北之地的因纽特人会缝制厚厚的多层衣物，建造圆顶冰屋，并且用石头、鹿角和兽角制成的器具捕杀猎物为食，而大多数伦敦人却住在砖木房屋里，穿着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布料衣物，从超市里购买食品，并且使用计算机。但是，我们可不能为这种多样性所蒙蔽，以至于看不到我们固有的相似之处。

    尽管种类繁多，但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会持续不断地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在狩猎社会中，一群驯鹿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改变它们的春季迁徙路线；邻近群落（或者街道）的亲族可能发生争执；从其他女性那里搜集到的消息，有可能导致一个群体迁徙到20千米以外的地方去采摘成熟的果子。自给农民有可能因土地继承的问题而发生纠纷，在饥馑岁月里有可能靠住在一定距离之外的亲族提供食物。城市领导人有可能争夺贸易线路，甚至发动战争来控制像铁矿、大米或石油之类的资源。所有社会，在做出决策或者讨论决策时都会出现动荡。

    令人瞩目的是，人类常常以同样的通用方法来适应。这就是为什么迁徙是适应策略中的一种强大催化剂。数千年以来，迁徙始终都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适应策略。不过，当我们回顾更加久远的过去时，由于没有文献记载，故我们有可能很难理解以前经济、环境、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变化。适应过程很复杂。考古学家如今已经变得相当擅长发现重大经济变化和技术变化的痕迹，比如从狩猎与采集变成农业与畜牧业。虽然人类的许多行为都存在于无形的领域——比如，我们虽然无法发掘出一种业已消失的语言，或者一种早已失传的口头传统——但我们可以看到帮助我们适应了重大气候变化的种种技术创新。

    在“大冰期”末期的严寒气候中，生活在欧亚大草原上的人们曾穿着用有孔针缝制的分层服装御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生活在“大冰期”里的人是最早使用针这种工具的人；他们并不是率先使用针的人，因为南非斯布都洞穴的古人早在61,000 年前就使用这种工具了。大约 15,000 年前，陶罐开始被用于烹煮和储存食物。但同样，人们甚至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使用陶土了，它们以装饰性的小雕像形式留存于世。人类能够创新，但聪明的人还会从过去和别人那里吸取教训。用于制造斧头和刀剑的青铜，彻底改变了农业与战争；随后又出现了硬度更大的铁，以及被各地群落迅速采用的冶炼方法。灌溉技术与城市卫生设施，以及战车与有舷外支架的独木舟，都是我们这个“聪明的”物种的非凡发明。有的时候，这些发明是在相距遥远的地区独立出现的（比如说，美洲和近东地区的作物驯化就是如此）；有的时候，一些非凡的发明却会逐渐变得默默无闻，并且最终消失（比如说，随着印度河文明终结，又过了2,000年，才出现可以与之比肩的卫生技术）。不过，有时聪明的点子会在广大地区之间共享，从一个社群传到另一个社群；假如愿意的话，您可以喻之为一种有益的“传染病”。我们这些身处 21 世纪工业时代的人类，并不是带着超级计算机和原子能突然之间就敏捷地跳上了历史舞台的。我们的背后，至少有300万年的技术实验和创新，以及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数百万年历史。

    为什么这些遗产会持久存续呢？因为我们总是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人。在后“大冰期”时代气候开始变暖以前，几乎所有社会都以小型狩猎与采集群落的形式繁衍生息着；对这些群落而言，经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老一辈人积累起来的经验，会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而工业化之前的所有农业和畜牧业群落也是如此；他们有时是通过口口相传，或者以歌唱、吟诵和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还有举例）将经验传递下去。这些经验，大部分都属于有关当地环境和环境中各种动植物的深入知识；动植物不但为人们提供了食物，还提供了药物、衣物，以及用于制造狩猎武器、挖土棍棒和其他工具的原材料。这种环境知识，源自人们世世代代的仔细观察，观察的对象既有随季节更替而变化的自然现象，也有猎物和即将出现的天气情况，不论那是一场暴风雪、一场飓风，还是表明一股干燥的离岸风将毁掉正在生长的作物的种种征兆。这种知识异常全面，通过人类遗留下来的东西向我们表明了当时的情况，比如“大冰期”洞穴壁画中的驯鹿皮毛细节、为夏威夷的酋长制作斗篷所用的羽毛，或者牛群在不同季节里所吃的野草。因纽特人以前和现在都有许多的词语来描述不同的冰雪环境。阿留申群岛上曾经划着独木舟在白令海峡上乘风破浪的印第安人，也是如此。他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词汇，描述过海峡上汹涌的波涛。这些全都属于传承性的知识，父传子、母传女，代代相传，从祖先一路传授给了后代。

    知识传承

    大量的环境知识，已经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到了我们的手中；其中，记载于纸张或者羊皮纸上的知识很少，大部分都属于口述传统，且如今越来越多的口述传统正在逐年消失。历经数千年才习得的这些自然环境知识，当是我们从过去传承而来的最不朽之遗产。只可惜，随着18、19世纪开始的工业化，这个庞大而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宝库正在迅速枯竭，被工业化的粮食生产及其生产过程中所用的肥料边缘化，被人们对森林的乱砍滥伐扫到了一边；这些做法的特点，就是几乎完全无视原住民族和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

    尽管如此，世间仍然留存着一个传统的气候与环境知识宝库；它既留存于自给农民的记忆当中，也留存在世人遗忘已久的人类学档案与历史档案之中。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人类学家搜集了这种知识当中的一大部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怀有持久的兴趣（常常是服务于殖民主义），而日常生活就包括了自给农业和常规的传统做法。这种传统知识当中，大部分都以我们如今所称的“风险管理”为中心。与一位靠一季又一季作物收成为生、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谈一谈，或者读一读维多利亚时期的渔民驾驶帆船在北大西洋冒险出航的故事，您就会发现，自己看到的都是一些谨慎之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他们所关心的，都是如何在饥荒与营养不良始终像幽灵一般徘徊于地平线上的世界里长期生存下去。

    这些人都生活在农村社区，而不是大城市；如今，全世界仍有数以百万计这样的人。巨大的认知鸿沟，再加上一种紧迫感和采取行动的需要，将我们这些城里人与那些传统上与环境联系紧密的人分隔开来了。二者的生活，是脱了节的。那些生活与环境密切相关的人，对他们的农田都投入了深厚的情感——为兴建重大水电项目而安置被迫搬迁的民众时会困难重重，就是明证。自给农民对他们的土地和所处的环境了如指掌，而对生活在拥挤的都市环境里的大多数人而言，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对本地 的生态、对干旱周期之类的局部 气候变化以及它们在环境中的征兆等方面的认识，原本是揭示小型社群如何在气候变化中生存下去的宝贵资料；可这种正在快速消失的知识，却被人们遗忘或者忽视了。亚马孙人、安第斯地区的农民、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以及非洲中部的农村社群里的人们，如今仍然严格保守着这些知识的秘密。考虑到最近几个世纪的掠夺性殖民活动，我们并不能去责怪他们。环境智慧是一种令人叹服却经常被人们忘记的历史遗产，其中的大部分知识与如今生态学家费尽辛苦得来的知识相比，要细致得多。随着气候危机不断加剧，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条鸿沟终将弥合呢？当今世界的气候瞬息万变，我们这些目前与环境脱了节的城市居民，是否会有朝一日开始更加直接地面对环境呢？倘若如此，我们将受益无穷。

    亲族关系

    过去的另一种宝贵遗产，就是亲族关系（指社群内部和社群之间实际存在或者想象出来的种种亲族联系）。没有哪一个人类社会做到过彻底的自给自足，连“大冰期”里的许多狩猎群落也是如此——他们在短暂的一生中，可能只会遇到群落以外的大约30个人。即便是规模最小的群落，也与远近不一的相邻群落保持着至少不定时的联系。有的时候，他们会聚到一起娶妻嫁夫，解决纠纷，或者交换兽皮、外来装饰品，以及像制造工具的石头之类的其他重要物品。这种接触，全然依靠亲族关系。亲属关系是一代又一代人类学家的关注焦点，而他们这样做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家庭、大家族以及与生活在遥远之地的亲族群体保持联系，始终都是让大大小小的人类社会团结起来的必要纽带。

    成为亲族群体中的成员，需要承担若干义务，比如履行婚约、相互支持，尤其是互惠互助（即在必要的时候，亲族应当彼此支持，提供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这样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就是人们应对作物歉收和漫长干旱等风险时所采取的措施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亲族关系曾在古普韦布洛社会中发挥过核心作用；比如，查科峡谷里的人曾经与遥远社群中的亲族保持着牢固的互助关系。假如峡谷里的生存条件变得难以为继，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让他们迁徙到亲族所在的村落里去；而他们的确就是这样做的。

    强大的亲族纽带，也是工业化之前那些复杂得多的文明当中的一大组成要素。从根本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城邦都由村落凝聚而成，并且根据亲族成员的身份与职业分成了众多的社区。大多数古埃及人，都与具有数代历史的乡间村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南亚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居民和东南亚地区的高棉村民，也是如此。古代玛雅人与安第斯地区的印加人由于生活在山间径流与降水都变幻莫测的环境里，故也严重依赖于亲族关系。

    在如今规模庞大的城市社会中，隐姓埋名和独居避世的现象都极其普遍，故亲族关系这种传承受到了极度削弱。无疑，其中也有许多例外情况；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亲属关系最牢固的根基就存在于那些至今仍与土地维持着密切联系的社群中。幸好，如今一些联系最紧密的城市社群，包括具有强烈文化认同感的城市社区，以及像兄弟会和教会之类的组织，都与各自的本地成员之间保持着牢固的联系。令人瞩目的是，与“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灾难性气候事件和其他灾难做斗争时最有力的一些武器，就是亲族纽带与社群关系，以及种种具有悠久传统、可以追溯至遥远过去的制度。在面对未来将有更多极端天气事件的现实时，这样的应对机制必将变得更加重要。

    迁徙时代

    散居与迁徙，也是早期人类两种强大有力的传家宝。近几十年来，我们开始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在一个人口密度高得多、城市居民动辄数以百万计的世界上，人类的流动性降低了。比方说，人们怎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大规模地离开像休斯敦、迈阿密之类的城市，或者离开上海的中心城区呢？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还禁止人们在没有规范证件的情况下流动。

    然而，自由来去的本领既是我们的天性，也是数百万年以来人类的生存常态。毕竟，狩猎与觅食靠的就是不断移动——追逐猎物、寻找可食用的植物性食物以及追踪从遥远之地所获的重要知识。在人口很少、群落只由几个家庭组成的时候，人们的迁徙毫不费力；这是一种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方式，可以让人们免受异常严重的洪水和短期性或长期性干旱周期造成的破坏。多格兰（即如今的北海）心脏地带从事打鱼和觅食的狩猎部落曾经在一个地势低洼的环境中不断地迁徙，因为此种环境在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中，就能迅速改变景观。当时参与迁徙的部落人口都很少，迁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待到农民在永久性的村落里定居下来，再也离不开他们的土地之后，这种局面就彻底改变了；由于继承规则已经牢牢扎根于亲族群体与血统当中，所以他们的土地会代代相传。很多情况下，当附近的土地已经枯竭，从事刀耕火种的农民就会将整个村落搬离。或许每一代都会发生一次迁徙，而定居地的迁徙路线经常大致呈椭圆形，故他们最终又会回到多年以前遗弃的那些地方。大多数群落的规模都很小，因此迁徙起来相对容易，这不过是一个共同做出决策和听取大家意见的问题罢了。在此种情况下，面对漫长干旱或者像灾难性暴风雨之类的其他因素时，他们往往就会选择散居到其他地方去。

    迁徙是一种重要的顺应策略，而在像印度河文明这样的前工业化社会中尤其如此，因为当时的城市与农村社群保持着强大的联系。食物或水源不足，就会促使人们迁徙到乡村去寻找这些资源；而他们利用的，常常就是以种种源远流长的互助义务为基础的亲族关系。如今的大规模移民，甚至让19 世纪时人们为应对强厄尔尼诺现象、常常迫于贫困和长期干旱而进行的移民也相形见绌。应对这种经常属于非自愿性的人口流动而采取的措施，往往会引发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过，为摆脱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散居与迁徙两种策略既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人类面对压力时两种近乎本能的行为。强制迁徙的现象虽然比较罕见，但也的确出现过；此处只举两个例子，即古亚述人和印加人，他们都曾将被征服民族重新安置于常常很偏远的新领地上。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人口迁徙不再是一种有益本领，而是一种负累之举了；所以，制定全球性的政策来应对生态难民，就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

    领导力

    从早期社会中传承下来的人类行为遗产，在公元前3100年以后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前工业化文明中曾经显得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时期，领导力在许多人类社会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它对人们克服气候变化的方式既产生过积极影响，也产生过消极影响。

    领导力首先在于经验和获得的智慧，且这两种品质都与受人敬重的长者、巫医以及灵媒有关；古人认为，巫医、灵媒是人类与超自然世界之间的强大中介。祖先则对人类的生存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他们一旦去世，就会成为决定人类能否延续下去的种种超自然力量之中的一部分。在与祖先耕作过的土地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农耕社会里，这种作用还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为了将所有权合法化和主张土地所有权，人们会把祖先搬出来（如今所有的民族国家也仍在如此做）。随着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亲族关系和祖先变成了领导力的两大支柱。随着第一批前工业化文明崛起，人们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文化反应与社会反应呈现出了许多更加复杂的新特点。在村落变成城镇与城市的过程中，宗族和其他亲族群体中开始形成等级制度，有些人则获得了公认的宗教权威与政治权威。长久以来，部落首领都是通过个人魅力以及巧妙地利用赏赐、任命位高权重的官职等方式来培养忠诚的追随者，从而获得并保持他们的势力。但这样的忠诚转瞬即逝，并不牢靠，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馈赠与互惠，即恩宠与赏赐，无论是赏赐食物还是提供政治支持，甚至是军事援助；首领赐予这些东西的目的，都是指望获得手下效忠这种形式的回报。首领必须让追随者感到满意，否则的话，后者就会弃之而去，转而追随另一位首领。

    世袭制的领导权带来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大多数前工业化文明，都属于社会不平等的集权制金字塔社会，由实力强大的个人以及他们那些位于或接近塔尖、拥有特权的亲族统治着。这些人之下，就是各级官吏和神职人员，他们对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实施监管，并向百姓征取赋税；平民的无尽劳作则积聚起粮食盈余，支撑着整个王国。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古代社会全都依赖于大量的粮食盈余、强大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意识形态，以及坚决果断的领导，来生存下去。它们全都很容易受到当地和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只是程度各异而已。在很多方面，它们与当今的许多社会并无太大的不同，因为当今社会的贫富之间也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

    在几乎每一个古代社会里，自给农民都是勉强维生，因为食不果腹是一种始终存在的现实，而谨慎的风险管理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现实。但是，当一个拥有特权的精英阶层依赖可靠的粮食盈余以及从农民那里攫取的口粮来生存时，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面对变幻莫测的气候事件，比如北美洲和北海上刮向沿海地区的飓风与狂风，让秘鲁诸河谷中灌溉设施毁于一旦的百年不遇之大雨，尤其是干旱的时候，脆弱性这个幽灵就会暴露出其更加丑陋的面目来。毫无疑问，长久干旱曾经是所有前工业化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我们已经将干旱区分成了有可能持续1年至3年的短期性干旱，以及有可能持续一个世纪或者更久，且要严重得多的水文干旱周期。乡村里的农民对短暂的干旱都习以为常，或许还习惯了一两个荒年；在荒年里，人们会去种植一些不那么受欢迎的作物，或者去采集野生的植物性食物，但常常会无功而返。他们也许遭遇过饥荒，甚至有人饿死，但生活仍在继续。对于早期文明而言，这种短暂的干旱周期并不是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在统治者已经采取了措施储存下供荒年所用的粮食的时候。

    水文干旱周期，或者我们如今所称的特大干旱，却是另一回事了。“4.2 ka事件”，即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的那场特大干旱，其影响波及地中海东部和南亚地区。公元前2118年，季风强度减弱，尼罗河泛滥严重，埃及整个国家也四分五裂，各州之间你争我夺。粮食盈余化为乌有，人们对法老的权威也信心尽失。数代人之后，国家才在崇尚武力的统治者手下重新统一起来。人们不再说神圣的统治者能够控制尼罗河泛滥之类的话了。此时，法老们开始宣称自己是“百姓的牧人”，并且对灌溉项目和国有粮食储备进行了大力投入。于是，古埃及一直存续到了罗马时代。

    组织资源

    古埃及很幸运，因为其领土与肥沃之地都位于安全可靠的疆域之内，使得他国几乎不可能进行武装入侵。该国变得更具韧性，并且长期自给自足；尽管当时法老的朝廷之内派系斗争之风盛行，也是如此。在人们寿命很短、医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一个时代，由于竞争对手在暗中争夺权力，故王位继承的问题普遍存在。持续不断的阴谋诡计与各种并不牢靠的联盟，是每一个前工业化文明社会的组成部分；其中大多数文明的兴衰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其中的原因，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我们仅举几例。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几乎每一个城邦、玛雅的几乎每一个王国以及中国早期的几乎每一个诸侯国里，都存在基础设施的问题。古埃及的法老们可以通过水路，极其高效地调遣军队和运送各种各样的商品。在沙漠里，他们先是依赖驴子，后来又靠骆驼进行运输；只不过，当时喂养驮畜的粮草问题限制了商队运送的货物量。

    陆上国家曾经面临着一种严酷的现实，且这种现实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统治者与商贾只能利用人力背驮肩扛，或者用驴子、骆驼等驮畜来运送货物。像木材或一袋袋谷物之类的重物，可以经由河流、湖泊甚至是近海进行运输。但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陆上往来的各种商品都只能运输大约50千米远，然后就得让驮畜休息，或者更换驮畜。这种现实，也有力地制约了朝廷能够严加掌控的领土面积——有可能少于方圆100千米。出了这个范围，朝廷的掌控就多属于名义上的掌控，并且严重依赖于贵族与各省官吏的忠诚了。

    适应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尤其是适应水文干旱和季风强度减弱时采取的措施，其有效程度取决于坚决果断的领导与亲族关系。强有力的领导能够让下属保持忠诚，能够组织兴建基础设施（偏远地区尤其如此），这些措施可以利用充足的粮食盈余，帮助百姓度过粮食短缺的时期。在作物歉收、百姓挨饿的时候，这些措施都至关重要。曾经把生活在摩亨佐达罗、蒂卡尔或者乌尔等城市里的人与城市腹地的社群联系起来的种种亲族关系，也是如此。这种联系就像一份保单，因为遭遇干旱的时候，互助义务可以让挨饿的民众安静平稳地散居到更理想的地区与环境中去；比如底格里斯河泛滥不力，或者数月降雨毁掉了中世纪欧洲的庄稼之时，就是如此。一种古老的生存策略，可以带来莫大的好处。

    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前工业化文明社会，全都严重依赖于人力、驮畜，以及帝国广大地区的种植业，而其栽培的其实是单一作物。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帝国极大地依赖从埃及和北非地区进口的粮食，由横跨地中海往来的大型运粮船只负责运送。在以桨和帆为动力的货船以及驮畜从偏远的农田运送粮食时，为帝国供应大部分粮食的基础设施曾经做到了尽可能地高效。帝国的海上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最后，削弱帝国经济的并不是基础设施，而是弱季风，因为弱季风大幅减少了尼罗河的洪水量，导致撒哈拉沙漠的范围北移了。跟同一时期以及此前的其他国家一样，面对那些影响到了全球广大地区且其中许多都发生在帝国疆域以外的重大气候变化时，罗马帝国也束手无策。

    工业化之前的中央集权国家，都特别容易受到特大干旱与其他气候变化的影响。像一系列弱季风或者突如其来的气候变化导致洪水冲毁了灌溉所用的沟渠，随后又是干旱（吴哥的情况就曾如此）之类的情况，都超出了统治者的能力范围；国家无论实力多么强大，都无法存续下去。这些国家有可能是从内部崩溃的，但转型的社会却从它们残余的部分中崛起；转型的社会也许更加分散，也许与新的长途贸易路线相连，但始终缺乏工业规模的基础设施来应对日益增加的脆弱性与风险。

    多个世纪以来，前工业文明的兴衰往往伴随着常见的经济与政治动荡。它们都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几乎无一例外。假如成功适应了气候变化，那就是它们在地方层面采取了适应措施，因为有能力的地方管理者可以集中食物供应、封锁各省边界，或者派遣工人去修建灌溉沟渠。大言不惭的古埃及州长安赫提菲，曾在其陵墓的墙壁上吹嘘过他在公元前 2180 年成功战胜了干旱的丰功伟绩。就算是有所夸张，我们也必须承认，此人清晰地认识到了成功适应的一大秘诀：地方性 措施的效果，往往比那些让许多人仍然陷于危险当中的宏伟计划大得多。追随安赫提菲的后人，则不断地创造和开发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最终，这就导致了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多技术。

    现代技术赋予了我们一种胜过前工业化时期那些祖辈的巨大优势。我们的技术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我们能够登陆和探索月球、研究太平洋深处的海沟，以及涉足人工智能领域了。我们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许多人都天真地以为，技术可以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确实，技术将有所帮助，古罗马的修路者和快速帆船的船长就曾受益于此；不过，我们由此付出的环境代价已经极其巨大，将来也仍会如此。找到应对未来气候挑战的方法，确实需要我们在技术解决方案上进行大力投入；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必须做到碳中和，且能够自我维持下去。这种投入将是长期的，既需要巨额资金，也需要改造社会，改变我们的自我管理和行事方式的政治意愿。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技术创新，很可能正在向我们走来，但实现这些创新的使命，却是未来数代人的巨大责任。与过去一样，创新会带来义务；只不过，如今这种情况达到了工业化之前的世界无法想象的规模而已。

    转折点

    有史以来第一次，适应气候变化既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成了一个地方性问题。此时，也正是历史遗产走上前台之时。过去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既鼓励着我们，提醒我们注意无处不在的危险，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未来危机重重的气候之先例。古人的真知灼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过。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正在造成巨大的气候变化，扰乱全球气候的自然循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日益增加，全球持续加速升温，海平面上升定将淹没地处海边或者海拔接近海平面的繁荣发展着的众多城市，再加上人类长期的乱砍滥伐，导致在这个拥有 76 亿多人的世界上，到处都是破坏生态的现象。数以亿计的人，都生活在极端天气事件以及一些大江大河（比如尼罗河与密西西比河）出现剧变的威胁之下；这些剧变，都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导致的。我们会陷入一连串潜在的气候灾难和生态灾难的重围，其中的大部分灾难也是人类活动的直接后果。这种情况，与安第斯人、印度河文明、中世纪的欧洲农民以及印度莫卧儿王朝面临的各种气候适应性变化都大不一样。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必须面对史无前例和极其凶险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时刻。

    一些气候学家、生态学家、备受世人敬重的科学家，以及一些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已经一再提醒我们注意未来的这种危机。不过，像古罗马皇帝尼禄一样，就在整个世界都有可能燃烧起来且不可逆地变暖的时候，我们却仍在歌舞升平、虚度光阴。世间如今几乎全然缺乏全球性的 领导力；这种领导力并非仅仅展望未来的几年或者几十年，而是放眼未来的一代代人，制定出全球性的战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出一个安全的世界。这是一种真正的全球性挑战，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确将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人类的未来岌岌可危，这种说法并不夸张。

    采取一致行动的时机即将到来。说得委婉一点，无视过去数十万年来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经验教训，是一种目光极其短浅的做法。

    前车之鉴

    那么，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又从过去获得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其实都是些非常简单的道理。

    第一，我们是人类，具有与每一代智人相同的行为特点，即前瞻性思维、长于规划与合作、能进行智力推理与创新等卓越的品质。在规划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措施之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历久弥坚的品质；这些品质，会支撑我们为将来制订出具有决定性的适应规划。

    第二，我们在预测气候变化方面已经逐渐获得了一种非凡的、如今仍在迅速改善的专业知识。本书中所描述的古代社会，从来就没有得益于科学的天气预报、卫星观测、全面的气候替代指标以及计算机建模等技术；这些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全球气候以及对大气与海洋之间无休无止、变幻莫测的相互作用的了解。古巴比伦人和其他民族曾经把观察天体当成预测天气的一种方法，却没有成功；欧洲中世纪的天文学家也是如此。气象学家休伯特·兰姆曾称，19世纪末期之前的天气预报都属于“教堂尖塔式的气象学”，也就是从高处对云层和其他天气征候进行的观察。

    完全科学的气象学，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产物。不过，如今仍然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传统气候知识不显山不露水地留存了下来。古埃及的祭司们利用“尼罗尺”来测量和预测每年的泛滥水位。早期的欧洲水手，都看得出大风将起的迹象；加勒比海上的岛民与玛雅的占星家，有时能够发现飓风即将到来；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曾经利用波利尼西亚的盛行信风会转向 180°的特点，在厄尔尼诺现象期间向东航行。如今仍然挨着土地或者海洋生活的人们都拥有非凡的预测性知识，可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些知识。考虑到气候变化大多会造成的地方性影响，我们的做法是错误的。这种口耳相传的传统知识大多依然存在，因此需要我们在为时已晚之前加以搜集和整理。

    第三，在一心关注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同时，我们还忘记了一点：大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其实都是一个地方性 领导力与行动的问题；无论是建造防波堤，还是把住宅迁往地势更高的地方，都不例外。如前文所述，我们不断看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地方性影响，而各地成功适应气候变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英格兰东南部的梅德梅里（Medmerry）；此地过去经常被淹的沿海地带曾经屈服于海洋的威力，如今则变成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不管代价如何巨大，地方性的适应措施都至关重要；就算它们是全球性气候变化的结果，也是如此。

    第四，我们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有着令人不快的气候危机的世界上，家庭与范围更广泛的亲族之间的纽带，以及社群与成员之间联系紧密的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凡的生存机制，并且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一开始，这些关系就是人类历史中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类最强大的一种适应武器，只是我们一直忽视了它们的巨大潜力。此外，作为一个定居世界里的社会性动物，我们往往会利用彼此、利用环境；为了显示我们的地位高人一等也好，实际上仅仅为了在资源有限、有时还很成问题的地方确保自己的生存也罢，我们都会这样干。在我们看来，许多战争可能都与资源冲突相关，而不管战争双方声称的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借口是什么。

    第五，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化的世界，拥有非凡的基础设施，它们在未来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我们常常忘记，无数人仍在靠着一季一季的收成为生，他们的水源供应往往变化无常，极易受到饥荒与干旱的影响。在极度干旱与饥荒时期放赈救灾的做法虽说可敬，却不是一剂长效的灵丹妙药。人们极少关注传统农业的运作方式以及传统农业中固有的、对当地环境的深入了解，这一点曾令我们深感震惊。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农民、伯利兹的凯克奇玛雅人以及玻利维亚高原上的台田农民都是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应当向这些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成功践行了多个世纪的传统农业学习。口耳相传的农业知识是过去留下来的一份强大遗产，如今却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第六，工业化之前的文明社会在面对气候危机时，都出现过显著的动荡。一次又一次，连一些强大有力的领袖在情况紧急时也曾犹豫不决，特别是在干旱与其他气候变化否定了他们身上种种公认的超自然力量的时候。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不管是采取了行动还是深思熟虑地适应了业已改变的环境，都是坚决果断的领导人，都能够未雨绸缪并采取大胆的行动。秘鲁沿海的奇穆人当中，就曾有一些姓名不详的目光长远的头领。中国的历代皇帝当中，偶尔也出现过高瞻远瞩的帝王；只不过，他们的努力往往遭到了思想僵化的官僚阻挠。过去的经验提醒我们，长久成功地战胜气候变化的终极助力因素将是有魅力的威权式领导力；这种领导力能够超越国家利益，从真正的全球性视角来与气候变化做斗争。

    我们的起点，必须基于我们是一个由智人组成的全球性共同体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的未来依赖于那种不痴迷于选举周期和其他类似琐事的领导力。过去提醒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正面临着一种真正的、在过去300万年里从未碰到过的全球性挑战。原因就在于，是我们导致了这种挑战，而其影响将波及太多的人。本书希望通过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提供的证据，揭示过去气候变化的真相和人们生活的真实面貌。

    人类会不会存续下去呢？假如历史记载具有指导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会存续下去。只不过，我们需要去适应，或许还是不得不去适应。我们将面临无数挑战，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其中会有暴力与大量的伤亡。过去提醒我们：人类既灵巧又具有创造力，能够经受比古时更加严峻的考验。回首历史的时候，由于我们如今能够用前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来进行回顾，所以我们就能看出过去哪些方面有效，哪些方面无效。不过，或许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显然需要团结与合作。人类将存续下去，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理解了人类与世界上不断变化的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过去并非他乡，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一部分，掌握着开启未来的钥匙。

    [1] Raphael Meukom et al., “No Evidence for Globally Coherent Warm and Cold Periods over the Preindustrial Common Era,” Nature 571 (2019): 550–554.
    [2] “过去有如他乡”（“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L. P. Hartley, The Go Betwee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 Classics, 2011)。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是最近对这个主题进行讨论的一部作品。
    [3] 要想了解全球变暖的方方面面与潜在的解决之道，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参见Paul Hawken, ed., Drawdow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Plan Ever Proposed to Reverse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7)。这部非凡之作中的论文，提供了一些观点与可能的解决办法；它们虽说有时极其简单，但总是具有前瞻性。

  • Venki Ramakrishnan《Why We Die: The New Science of Aging and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

    Table of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The Immortal Gene and the Disposable Body
    2. Live Fast and Die Young
    3. Destroying the Master Controller
    4. The Problem with Ends
    5. Resetting the Biological Clock
    6. Recycling the Garbage
    7. Less Is More
    8. Lessons from a Lowly Worm
    9. The Stowaway Within Us
    10. Aches, Pains, and Vampire Blood
    11. Crackpots or Prophets?
    12. Should We Live Forever?
    Acknowledgements
    Notes
    Index

    Introduction

    Almost exactly one hundred years ago, an expedition led by the Englishman Howard Carter unearthed some long-buried steps in the Valley of Kings in Egypt. The steps led to a doorway with royal seals, signifying that it was the tomb of a pharaoh. The seals were intact, meaning that nobody had entered for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years. Even Carter, a seasoned Egyptologist, was awestruck by what they found inside: the mummified young pharaoh Tutankhamun, with his magnificent gold funerary mask, kept company in the tomb for millennia by a wealth of ornate and beautiful artifacts. The tombs had been secured shut so that mere mortals could not enter—the Egyptians had gone to enormous efforts to create objects never intended to be seen by other people.

    The splendor of the tomb was part of an elaborate ritual aimed at transcending death. Guarding the entrance to a room of treasures was a gold and black statue of Anubis, the jackal-headed god of the underworld, whose role is described in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A scroll of the book was often placed in the pharaoh’s sarcophagus. We may be tempted to think of it as a religious work, but it was more akin to a travel guide, containing instructions for navigating the treacherous underworld passage to reach a blissful afterlife. In one of the final tests, Anubis weighs the heart of the deceased against a feather. If the heart is found to be heavier, it is impure, and the person is condemned to a horrible fate. But if the examinee is pure, he would enter a beautiful land filled with eating, drinking, sex, and all the other pleasures of life.

    The Egyptians were hardly alone in their beliefs of transcending death with an eternal afterlife. Although other human cultures may not have constructed such elaborate monuments as the Egyptians did for their royalty, all of them had beliefs and rituals around death.

    It is fascinating to consider how we humans first became aware of our mortality. That we are aware of death at all is something of an accident, requiring the evolution of a brain that is capable of self-awareness. Very likely it needed the development of a certain level of cognition and the ability to generaliz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to pass on that idea. Lower life forms and even complex ones such as plants, don’t perceive death. It simply happens. Animals and other sentient beings may instinctively fear danger and death. They recognize when one of their own has died, and some are even known to mourn them.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animals are aware of their own mortality. I do not mean being killed by an act of violence, an accident, or a preventable illness. Instead, I mean the inevitability of death.

    At some point, we humans realized that life is like an eternal feast that we join when we are born. While we are enjoying this banquet, we notice others arriving and departing. Eventually it is our turn to leave, even though the party is still in full swing. And we dread going out alone into the cold night. The knowledge of death is so terrifying that we live most of our lives in denial of it. And when someone dies, we struggle to acknowledge that straightforwardly, and instead use euphemisms such as “passed away” or “departed,” which suggest that death is not final but merely a transition to something else.

    To help humans cope with their knowledge of mortality, all cultures have evolved a combination of beliefs and strategies that refuse to acknowledge the finality of death. Philosopher Stephen Cave argues that the quest for immortality has driven human civilization for centuries. He classifies our coping strategies into four plans. The first, or Plan A, is simply to try to live forever or as long as possible. If that fails, then Plan B is to be reborn physically after you die. In Plan C, even if our body decays and cannot be resurrected, our essence continues as an immortal soul. And finally, Plan D means living on through our legacy, whether that consists of works and monuments or biological offspring.

    All of humanity has always incorporated Plan A into their lives, but cultures differ i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fall back on the other plans. In India, where I grew up, Hindus and Buddhists gladly embrace Plan C, and the idea that each person has an immortal soul that lives on after death by being reincarnated in a new body, even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pecies. The Abrahamic religions,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subscribe to both Plans B and C. They believe in an immortal soul but also in the idea that we will rise bodily from the dead and be judged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Perhaps this is why traditionally these religions insisted on burial of the intact body and forbade cremation.

    Some cultures, such as the ancient Egyptians, hedged their bets by incorporating all four plans into their belief systems. In grandiose tombs, they mummified the corpses of their pharaohs so that they might rise up bodily in the afterlife. But they also believed in a soul, called Ba, that represents the essence of the person and survives death. The first emperor of a unified China, Qin Shi Huang, took a similarly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immortality. Having escaped many attacks on his life, conquered warring states, and consolidated his power, he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seeking the elixir of life. He sent emissaries to pursue even the faintest rumors of its existence. Facing certain execution for their failure to find it, many quite sensibly absconded and were never heard from again. In an extreme combination of Plans B and D, Qin also or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ity-sized mausoleum for himself in Xian, employing 700,000 men in the process. The tomb contained an army of 7,000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horses—all meant to guard the deceased emperor until he could be reborn. Qin died at the age of forty-nine in 210 BCE. Ironically, it may have been toxic potions taken to prolong his life that ultimately cut it short.

    Our ways of coping with death began to change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 sc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growth of rationality and skepticism means that although many of us still hang on to some forms of Plans B and C, deep down we have become less sure they are real alternatives. Our focus has shifted toward finding ways to stay alive and preserving our legacy after we die.

    It is a curious facet of human psychology that even if we accept that we ourselves will be gone, we feel a strong need to be remembered. Today, instead of constructing tombs and monuments, the very rich engage in philanthropy, endowing buildings and foundations that will long outlast them. Throughout the ages, writers, artists, musicians, and scientists have sought immortality through their works. Ultimately, however, living on through our legacy is not an entirely satisfying prospect.

    If you are neither a powerful monarch or billionaire, nor an Einstein, do not despair. The other way to leave a legacy and be remembered is accessible to nearly all living things, which is to live on through our offspring. The desire to procreate so that some part of us will live on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biological instincts to have evolved, and is so central to life that we will have much more to say about it later. But even though we love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nd want them to live on long after we are gone, we know that they are separate beings with their own consciousness. They are not us.

    Nevertheless, most of us do not live in constant existential angst about our mortality. Rather, our brains appear to have evolved a protection mechanism by thinking of death as something that happens to other people, not ourselves. A separation of the dying reinforces the delusion. Unlike the past, when we were confronted by people dying all around us, today people often die in care homes and hospitals, isol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As a result, most of us,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go about our daily lives acting as though we are immortal. We work hard, engage in hobbies, strive after long-term goals—all useful distractions from potential worry about dying. However, no matter what tactics we employ, we cannot fully escape awareness of our mortality.

    And that brings us back to Plan A. The one strategy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had in common for millions of years is simply to try to stay alive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From a very young age, we instinctively avoid accidents, predators, enemies, and disease. Over millennia, that universal desire led us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attacks by forming communities and fortifications and developing weapons and maintaining armies; but it also led to the search for potions and cures and eventual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 and surgery.

    For centuries, our life expectancy hardly changed. But over the last 150 years, we have doubled it, primarily because we better understood the causes of disease and its spread, and improved public health. This progress allowed us to make enormous strides in extending our average life span, largely as a result of reducing infant mortality. But extending maximum life span—the longest we can expect to live even in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s—is a much tougher problem. Is our life span fixed, or could we slow down or even abolish aging as we learn more about our own biology?

    Today the revolution in biology that began with the discovery of genes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has led us to a crossroads. For the first time, recent research on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aging is raising the prospect not merely of improving our health in old age but also of extending human life span.

    Demographics is driving a huge effort to identify the causes of aging and to find ways to ameliorate its effects. Much of the world is faced with a growing elderly population, and keeping them healthy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has become an urgent social imperative. The result is that after a long period in which it was a scientific backwater, aging research—or gerontology—has taken off.

    In the last ten years alone, more than 300,000 scientific articles on aging have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700 start-up companies have invested a combined many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to tackle aging—and this is not counting large, established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have programs of their own.

    This enormous effort raises a number of questions. Could we eventually cheat disease and death and live for a very long time, possibly many times our current life span? Certainly some scientists make that claim. And California billionaires, who love their lifestyles and don’t want the party to end, are only too willing to fund them.

    The immortality merchants of today—the researchers who propose trying to extend life indefinitely and the billionaires who fund them—are really a modern take on the prophets of old, promising a long life largely free of the fear of encroaching old age and death. Who would have this life? The tiny fraction of the population who could afford it? What would be the ethics of treating or modifying humans to achieve this? And if it becomes widely available, what sort of society would we have? Would we be sleepwalking into a futur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humans living well beyond our current life spans? Given recent advances and the enormous amount of money pouring into aging research, we must ask where this research is leading us, as well as what it suggests about the limits of human being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at hit the world in late 2019 is a stark reminder that nature does not care about our plans. Life on Earth is governed by evolution, and we are yet again reminded that viruses have been here long before humans, are highly adaptable, and will be here long after we are gone. Is it arrogant to think that we can cheat death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f it is, what should our goals be instead?

    I have spent most of my long career studying the problem of how proteins are made in the cells that make up our body. The problem is so central that it impinges on virtually every aspect of biology, and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we have discovered that much of aging has to do with how our body regulates the production and destruction of proteins. But when I started my career, I had no idea that anything I did w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problem of why we age and die.

    Although fascinated by the explosion in aging research that has led to some very real breakthroughs in our understanding, I have also watched with growing alarm the enormous amount of hype associated with it, which has led to widespread marketing of dubious remedies that have a highly tenuous connection with the actual science. Yet they continue to flourish because they capitalize on our very natural fear of growing old and disabled and eventually dying.

    That natural fear is also the reason that growing old and facing death is the subject of innumerable books. They fall into a few categories. There are books that provide practical advice on how to age healthily; some are sensible, while others border on snake oil. Others are about how to face our mortality and accept our end gracefully. These serve both a philosophical and moral purpose. Then there are books that delve into the biology of aging. These too fall into a couple of categories. They are written either by journalists or by scientists who have considerable personal stake in the form of their own start-up anti-aging companies. This book is not any of these.

    Considering how rapidly the field is advancing, the enormous amount of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money invested in it, and the resulting hype, I thought it was an appropriate moment for someone like me, who works in molecular biology but has no real skin in the game, to take a hard, objective look at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aging and death. Because I know many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is area personally, I have been able to have many frank conversations to gain an honest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y see aging research in its many aspects. I have deliberately refrained from talking to those scientists who have made their positions clear in their own books, 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also tied closely to commercial ventures on aging, but I have discussed their highly publicized views.

    Given the pace of discovery, any book that focuses just on the most recent aging research would be out of date even before it was published. Moreover, the most recent discoveries in any area of science often do not hold up to scrutiny and have to be revised or discarded. Accordingly, I have tried to concentrate on some of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behind the most promising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and tackling aging. These principles should not only stand the test of time, but also help readers realize how we got to our present state of knowledge. I also give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some of the basic research that led to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It is both fascinating and important to realize how much of what we know began with scientists studying some completely different fundamental problem in biology.

    I said I have no skin in the game, but, of course, all of us do. We are all concerned about how we will face the end of life—less so when we are young and feel immortal, but more so at my age of seventy-one, when I find that I can do only with difficulty, or not at all, things I could do easily even just ten or twenty years ago. It sometimes feels that life is like being constrained to a smaller and smaller portion of a house, as doors to rooms that we would like to explore slowly close shut as we age. It is natural to ask what the prospects are that science can pry those doors open again.

    Because aging is connected intimately with so many biological processes, this book is also something of a romp through a lot of modern molecular biology. It will take us on a journey through the major advances that have led to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why we age and die. Along the way, we will explore the program of life governed by our genes, and how it is disrupted as we age. We will look at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disruption for our cells and tissues and ultimately ourselves as individual beings. We will examine the fascinating question of why even though all living creatures are subject to the same laws of biology, some species live so much longer than even closely related ones, and what this might mean for us humans. We will take a dispassionate look at the most recent efforts being made to extend life span and whether they live up to their hype. I will also challenge some fashionable ideas, such as whether we do our best work in old age. I hope to probe, as well, the crucial ethical question that runs beneath anti-aging research: Even if we can, should we?

    The first step in our journey is to think about what exactly death is, the many ways it can manifest itself, and explor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y we die.

      1. The Immortal Gene and the Disposable Body

        Whenever I walk along the streets of London, I never cease to be amazed by a city where millions of people can work, travel, and socialize so seamlessly. A complex infrastructure,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ll work in concert to make it possible: the London Underground and buses to move us around the city; the post office and courier services to deliver the mail and goods; the supermarkets that supply us with food; the power companies that generate and distribute electricity; and the sanitation services that keep the city clean and remove the enormous quantities of waste we produce. As we go about our business, it is easy to take for granted this incredible feat of coordination that we call a civilized society.

        The cell, our most basic form of life, has a similarly complex choreography. As the cell forms, it builds elaborate structures like the parts of a city. Thousands of synchronized processes are required to keep it functioning. It brings in nutrients and exports waste. Transporter molecules carry cargo from where they are made to distant parts of the cell where they are needed. Just as cities cannot exist in isolation but must exchange goods, services, and people with surrounding areas, the cells of a tissue need to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with neighboring cells. Unlike cities, whose growth is not always constrained, the cell needs to know when to grow and divide but also when to stop doing so.

        The complex organization of a cell has similarities to a city. Only som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are shown, and for clarity, they are not drawn to scale.

        Throughout history, cities were imagined by their inhabitants to be permanent. We don’t go about our lives thinking that the city we live in will one day cease to exist. Yet cities and entire societies, empires, and civilizations grow and die just as cells do. When we talk about death, we aren’t usually thinking about these other kinds of death; we mean as it occurs to each one of us as individuals. But it turns out to be tricky even to define an individual, let alone what we mean by its birth or death.

        At the moment of our death, what exactly is it that dies? At this point, most of the cells in our body are still alive. We can donate entire organs, and they work just fine in someone else if transplanted quickly enough. The trillions of bacteria, which outnumber the human cells in our body, continue to thrive. Sometimes the reverse is also true: suppose we were to lose a limb in an accident. The limb would certainly die, but we don’t think of ourselves as dying as a result.

        What we really mean when we say we die is that we stop functioning as a coherent whole. The collection of cells that forms our tissues and organs all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to make us the sentient individuals we are. When they no longer work together as a unit, we die.

        Death, in the inevitable sense we are considering in this book, is the result of aging. The simplest way to think of aging is that it is the accumulation of chemical damage to our molecules and cells over time. This damage diminishes our physical and mental capacity until we are unable to function coherently as an individual being—and then we die. I am reminded of the quote from Hemingway’s The Sun Also Rises, in which a character is asked how he went bankrupt, and he replies, “Two ways. Gradually, then suddenly.” Gradually, the slow decline of aging; suddenly, death. The process of aging can be thought of as starting gradually with small defects in the complex system that is our body; these lead to medium-sized ones that manifest as the morbidities of old age, leading eventually to the system-wide failure that is death.

        Even then, it is hard to define exactly when this happens. Death used to mean when someone’s heart stopped beating, but today cardiac arrest can often be reversed by CPR. The loss of brain function is now taken as a more direct sign of death, but there are hints that even that can sometimes be reversed. Differences in the precise legal definition of death can have very real consequences. Harvesting organs for donation from two persons in two different US states could be perfectly legal in one and murder in the other, even if they were both considered dead using identical criteria. A girl who was declared brain dead in Oakland, California, was considered alive by the standards of New Jersey, where her family lived. Her family petitioned and eventually had her body transported with its life support equipment to New Jersey, where she died a few years later.

        If the precise moment of our death is ill-defined, so too is the moment of our birth. We exist before we emerge from the womb and take our first breath. Many religions consider conception to be the beginning of life, but conception too is a fuzzy term. Rather, there is a window of time after a sperm has made contact with the surface of an egg during which a series of events has to take place before the genetic program of the fertilized egg is set into motion. After that, there is a multiday window during which the fertilized egg undergoes a few divisions, and the embryo—now called a blastocyst—has to implant itself in the lining of the womb. Still later, the beginning of a heart develops, and only long after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nervous system and its brain, can the growing fetus sense pain.

        The question of when life begins is as much a social and cultural question as it is a scientific one, as can be seen by the continuing debate over abortion. Even in many countries where abortion is legal,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t is a crime to grow embryos for research beyond fourteen days, which corresponds roughly to the time when a groove called the primitive streak appears in the embryo and defines the left and right halves. After this stage, the embryo can no longer split and develop into identical twins. Although we think of birth and death as instantaneous events—in one instant we come into existence and in another we cease to exist—the boundaries of life are blurry. The same is true of larger organizational units. It is hard to pinpoint the exact time when a city came into existence or when it crumbled.

        Death can occur at every scale, from molecules to nations, but there are common features of the growth, aging, and demise of these very different entities. In every case, there is a critical moment when the component parts no longer allow the organic whole to function. Molecules in our cells work in a coordinated way to allow the cell to function, but they themselves can suffer chemical damage and eventually break down. If the molecules are involved in vital processes, their cells will themselves begin to age and die. Moving up the scale hierarchy, the trillions of cells in a human being carry out their specialized duties and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to allow an individual to function. Cells in our body die all the time, with no adverse effects. In fact, during the growth of an embryo, many cells are programmed to die at precise points of development—a phenomenon called apoptosis. But when enough essential cells die, whether in the heart or the brain or some equally critical organ, then the individual can no longer function and dies.

        We human beings are not so different from our cells. We carry out roles in groups: companies, cities, societies. The departure of one employee will not normally affect the functioning of a large company, and even less that of a city or a country, just as the death of a single tree says nothing at all about the viability of a forest. But if key employees, such as the entire senior management, were to leave suddenly, the health and future of the company would be in doubt.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longevity increases with the size of the entity. Most of the cells in our body have died and been replaced many times before we ourselves die, while companies tend to have much shorter life spans than the cities in which they operate. The principle of safety in numbers has driven the evolution of both life and societies. Life probably began with self-replicating molecules, which then organized in closed compartments that we know as cells. Some of those cells then banded together to form individual animals. Then animals themselves organized into herds—or, in our case, communities, cities, and nations. Each level of organization brought greater safety and a more interdependent world. Today hardly any of us could survive on our own.

        STILL, WHEN WE THINK OF DEATH, we are generally thinking about our own: the end of our conscious existence as an individual. There is a stark paradox about that kind of death: although individuals die, life itself continues. I don’t mean just in the sense that our family, community, and society will all go on without us. Rather, it is remarkable that every creature alive today i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an ancestral cell that existed billions of years ago. So, although changing and evolving with time, some essence in all of us has lived continuously for a few billion years. That will continue to be true for every living thing for as long as life survives on Earth, unless we one day create an entirely artificial form of life.

        If there is a direct line of succession from us to our ancient ancestors, then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about each of us that doesn’t die. That something is information on how to create another cell or an entirely new organism, even after the original carrier of that information has died—just as the ideas and information here can persist in some form long after the physical copy of this book has deteriorated.

        The information to continue life resides, of course, in our genes. Each gene is a section of our DNA, and is stored in the form of chromosomes in the nucleus, the specialized compartment that encapsulates genetic material in our cells. Most of our cells contain the same entire set of genes, known collectively as our genome. Every time our cells divide, they pass on the entire genome to each of the daughter cells.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cells are simply part of our body and will die with it. But some of our cells will outlive our body by developing into our children—the new individuals that make up the next generation. So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ese cells that allows them to live on?

        The answer to this settled a raging controversy, one that came long before our knowledge of genes, let alone DNA. When people first began to accept that species could evolve, two opposing views emerged. The first, advanced by the Frenchman Jean-Baptiste Lamarck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held that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inherited. For example, if a giraffe were to keep stretching its neck to reach higher branches for leaves to eat, its offspring would inherit the resulting longer neck. The second theory was natural selection, proposed by a pair of British biologists, Charles Darwin and Alfred Wallace. In this view, giraffes were variable, some with longer necks and others with shorter. Those with longer necks were more likely to find nourishment and thus be able to survive and have offspring. Progressively, with each generation, variants with longer and longer necks would be selected.

        A relative outsider working in what was then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irty-five-year-old Alfred Wallace wrote to Darwin in 1858 expressing his ideas, not realizing that the older man had himself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many years earlier. Because these ideas were so revolutionary, and had social and religious implications, Darwin had not yet summoned the courage to publish them, but the communication from Wallace spurred him into action. Darwin was at the heart of the British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and had he been less scrupulous, he could have simply ignored Wallace’s letter and hurriedly published his book. Nobody would have ever known Wallace’s name. Instead, Darwin arranged for himself and Wallace to make a joint presentation at the Linnean Society of London on July 1, 1858. The response to the lecture itself was relatively muted and had little immediate impact. In what was one of the worst pronounc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e society’s president said in his annual address, “The year has not, indeed, been marked by any of those striking discoveries which at once revolutionize, so to speak, the department of science on which they bear.” However, the lecture paved the way for the publication of Darwin’s book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the following year, which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biology forever.

        In 1892, thirty-three years after Darwin’s monumental tract was published, the German biologist August Weismann posited a neat rebuttal of Lamarck’s ideas. Although humans have known for a very long time that sex and procreation were connected, it is only in the last 300 years that we discovered that the key event is the fusion of a sperm with an egg to start the process. The fertilization of an egg by a sperm results in the seemingly miraculous creation of an entirely new individual. The individual consists of trillions of cells that carry out nearly all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body and die with it. They are known collectively as somatic cells, from soma, the Latin and Greek word for “body.” The sperm and the egg, on the other hand, are germ-line cells. They reside in our gonads, which are testes in males and ovaries in females. And they are the sole transmitters of heritable information: our genes. Weismann proposed that germ-line cells can create the somatic cell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but the reverse can never happen. This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cells is called the Weismann barrier. So if a giraffe stretches its neck, it might affect various somatic cells that make up its neck muscles and skin, but these cells would be incapable of passing on any changes to its offspring. The germ-line cells, protected in the gonads, would be impervious 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giraffe and any characteristics its neck acquired.

        The germ-line cells that propagate our genes are immortal in the sense that a tiny fraction of them are used to creat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oth somatic and germ-line cells by sexual reproduction, which effectively resets the aging clock. In each generation, our bodies, or our soma, are simply vessels to facilitate the propagation of our genes, and they become dispensable once they have fulfilled their purpose. The death of an animal or a human is really the death of the vessel.

        WHY DOES DEATH EVEN EXIST? Why don’t we simply live forever?

        Th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geneticist Theodosius Dobzhansky once wrote,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In biology, the ultimate answer to a question about why something occurs is because it evolved that way. When I first began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why we die, I thought naively that perhaps death was nature’s way of allowing a new generation to flourish and reproduce without having older ones hanging around to compete with it for resources, thus better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the genes. Moreover, each member of a new generation would have a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genes than its parents, and the constant reshuffling of life’s deck of cards would help facilitate survival of the species as a whole.

        This idea has existed at least since the Roman poet Lucretius, who lived in the first century BCE. It is appealing—but it’s also wrong. The problem is that any genes that benefit the group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dividual cannot be stably maintained in the population because of the problem of cheaters. In evolution, a “cheater” is any mutation that benefits the individual at the expense of the group. For example, let us suppose there are genes that promote aging to ensure that people die off in a timely way to benefit the group. If an individual had a mutation that inactivated those genes and lived longer, that person would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have offspring, even though it did not benefit the group. In the end, the mutation would win out.

        Unlike humans, many insects and most grain crops reproduce only once. Species such as the soil worm Caenorhabditis elegans, as well as salmon, produce lots of offspring in one big bang and die in the process, often recycling their own bodies as a form of suicide. This kind of reproductive behavior makes sense for worms, which usually live as inbred clones and are therefore genetically identical to their offspr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salmon is a result of their life cycle: they have to swim thousands of miles in the ocean before returning to spawn. With little chance of surviving such a journey twice, they are better served by putting everything they can into breeding just once, using up their entire energy and even dying in the process, to produce enough offspring and maximize the chance that those offspring survive. For species that can reproduce multiple times, like humans, flies, or mice, it would not make genetic sense to die in the act of producing offspring to which they are only 50 percent related. In general, natural selection rarely acts for the good of species or even groups. Rather, nature selects for what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call fitness, or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propagate their genes.

        If the goal is to ensure that our genes are passed on, why has evolution not prevented aging in the first place? Surely the longer humans survive, the more chance we have of producing offspring. The short answer is that through most of our history as a species, our lives were short. We were generally killed by an accident, disease, predator, or a fellow human before our thirtieth birthday. So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evolution to have selected us for longevity. But now that we have made the world safer and healthier for us, why don’t we just keep living on?

        The solution to this puzzle began in the 1930s with two members of the British scientific elite, J. B. S. Haldane and Ronald Fisher. Haldane was a polymath who worked on everything from the mechanisms of enzymes to the origin of life. He was a socialist who late in life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Britain and emigrated to India, where he died. Fisher’s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statistics have propelled our understanding of evolution and also form the basis of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that are used to test the efficacy of new drugs or medical procedures and have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More than fifty years after his death in 1962, he became controversial for his views on eugenics and race. A stained glass window that portrayed one of Fisher’s key ideas for the design of experiments was recently removed by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in Cambridge, where he was once a fellow, and its final disposition is still uncertain.

        Around the same time, Fisher and Haldane independently came up with a revolutionary idea. A mutation that is harmful early in life, each realized, would be strongly selected against because those who carry it would not reproduce. However, the same could not be said for a gene that is deleterious to us only later in life, because by the time it causes harm, we will already have passed it on. For most of our history as a species, we would not have even noticed its harmful consequences, because long before these effects would be felt, we would have died. It is only relatively recently that we have become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any mutations that are detrimental late in life. Huntington’s disease, for example, primarily affects people over thirty, by which time, historically, most of them would have already reproduced and died.

        Fisher’s and Haldane’s ideas explain why certain deleterious genes persist in the human population, but their relevance to aging was not immediately obvious. That understanding came when British biologist Peter Medawar, another brilliant and colorful figure,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Medawar, born in Brazil, was most famous for his ideas of how the immune system rejects organ transplants and acquires tolerance. Unlike many scientists who focus narrowly on one area, Medawar, like Haldane, had widespread interests, and wrote books that were famous for their erudition and elegant writing. Many scientists of my generation grew up reading his Advice to a Young Scientist (1981), which I found pompous, arrogant, thoughtful, engaging, and witty all at once.

        Medawar proposed what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mutation accumulation theory of aging. Even if a person harbored multiple genetic mutations that didn’t noticeably impair health early on, in combination they brought about chronic problems later in life, resulting in aging.

        Going one step further, the biologist George Williams suggested that aging occurs because nature selects for genetic variants, even if they are deleterious later in life, because they are beneficial at an earlier stage. This theory is called antagonistic pleiotropy. Pleiotropy is simply a fancy term for a situation in which a gene can exert multiple effects. So antagonistic pleiotropy means that the same gene could have opposite effects; with genes involved in aging, the effects could occur at different times, such as being helpful early in life and problematic later. For example, genes that help us grow early in life increase the risk of age-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cancer and dementia when we are old.

        Similarly, the disposable soma hypothesis posits that an organism with limited resources must apportion them between investing in early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and prolonging life by continuously repairing wear and tear in the cell. According to biologist Thomas Kirkwood, who first proposed this theory in the 1970s, the aging of an organism is an evolutionary trade-off between longevity and increased chances of passing on its genes through reproductive success.

        Is there any evidence for these various ideas about aging? Scientists have experimented on fruit flies and worms, two favorite organisms because they are easy to grow in the laboratory and have short generation times. Exactly as these theories would predict, mutations that increase life span reduce fecundity (the rate at which an organism produces offspring). Similarly, reducing the caloric intake of the daily food given to these organisms also increases life span and reduces fecundity.

        Apart from the ethics of experimenting on humans, the two to three decades between generations is too long for a typical academic career, let alone the handful of years a graduate student or research fellow might stick around. But an unusual analysis of British aristocrats over the past 1,200 years shows that among women who survived beyond sixty (to weed out factors such as disease, accidents, and dying in childbirth), those with fewer children lived the longest. The authors argue that in humans too, there is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cundity and longevity, although, of course, as any harried parent knows, there could have been many other reasons why having fewer children extends life expectancy.

        THE INCREASE IN OUR LIFE span over the last century brings us to another curious feature of aging that is almost unique to humans: menopause.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other species, including killer whales, most female animals can reproduce almost to the end of their lives, whereas women suddenly lose the ability in midlife. The abruptness of this change in women, as opposed to the more gradual decline in male fertility, is also strange.

        You might think that if evolution selects for our ability to pass on our genes, it should want us to reproduce for as much of our lives as possible. So why do women stop reproducing relatively early in life?

        This may be asking the wrong question. Our closest relatives, such as the great apes, all stop having babies about the same age that we do: the late thirtie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y generally die soon afterward. And for most of human history, most women too died soon after menopause, if not earlier. Perhaps the real question is not why menopause occurs so early in life but why women live so long afterward.

        People cannot be sure they have reproduced in the sense of passing on their genes until their youngest child has become self-sufficient, and humans have a particularly long childhood during which they are dependent on their parents. Menopause may have arisen to protect women from the increased risk of childbirth in later age, keeping them alive longer to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they had already. This might also explain why men—who don’t suffer such an increased risk—can be reproductive until much later in life. So perhaps menopause developed as an adaptation to maximize the chances of a woman’s children growing up—and thus propagating her genes. This is the so-called good mother hypothesis. Indeed, the few species where females live well beyond their reproductive years are ones whose offspring require extended maternal care. However, even in these species, there is a gradual loss of fertility rather than the abrupt change brought on by menopause.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 fertility of elephants declines with age, they, unlike humans, can continue to have offspring until very late in life. Similarly, while living beyond childbearing age has also been observed in chimpanzees, menopause actually occurs near the end of their life span.

        The grandmother hypothesis for the origin of menopause takes the idea one generation further. Proposed by the anthropologist Kristen Hawkes, it argues that living longer makes sense if a woman helps in the care of her grandchildren, thus improving their survival and ability to reproduce. But others contend that it is rarely better for a woman to give up the chance to pass on half her genes through continuing to have her own children for the sake of improving the survival of grandchildren, who only carry a quarter of her genes.

        Another idea, based on studying killer whales, one of the few species that, like humans, has true menopause and lives in groups, is that menopause is a way to avoid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In some species that breed in groups, reproduction is suppressed in younger females, who act as helpers to older, reproducing females. But in humans, there is little overlap: women stop breeding when the next generation starts to breed. Women would have no interest in helping their mother-in-law have more children, since they would not have any genes in common. But a woman who helps her daughter-in-law reproduce will help to bequeath a quarter of her genes to her grandchildren. So her best strategy may be to stop breeding and help her daughter-in-law breed instead.

        It could also simply be that the number of eggs in a female evolved to match its average life span in the wild. Steven Austad, now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in Birmingham, points out that menopause may not be adaptive at all in the sense of favoring mothering or grandmothering. It was only about forty thousand years ago that we became much longer lived than Neanderthals and chimpanzees. So perhaps there has just not been enough time for the aging of human ovaries to adapt to that increased life span. In the absence of hard experiments, scientists, especially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love to argue.

        THESE THEORIES OF WHY WE age depend on the idea of a disposable body being able to pass on its genes before it ages and dies. In doing so, the aging clock is somehow reset with each generation. Such theories should apply only to organisms where there i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offspring. Certainly that distinction is true for all sexual reproduction. Sex evolved because it is an efficient mechanism to produce genetic variation in the offspring by generating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genes from each parent, allowing organisms to adapt to changing environments. In some sense, you could say that death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sex! While this may be a catchy statement, not all animals with a distinction between germ line and soma reproduce sexually. Moreover, scientists have found that even single-celled organisms such as yeast and bacteria age and die, as long as there i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cells.

        The laws of evolution apply to all species, and all life forms are made up of the same substances. Biologists from Darwin onward have never ceased to be amazed that evolution, which is simply selecting for fitness—or the efficiency with which each species can pass on its genes—has given rise to the amazing variety of life forms on Earth. That variety includes a huge range of life spans, from those best measured in hours to those that may stretch more than a century. For human beings seeking to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limits of our own longevity, some surprising lessons can be learned from species across the animal kingdom.

        2. Live Fast and Die Young

        In springtime, my wife and I will often take a walk in Hardwick Wood near Cambridge to see the riot of bluebells that cover the forest ground. Once, we were walking along a path when we came upon a stone monument commemorating Oliver John Hardiment, a young man who died in 2006 at the age of twenty-five. Below his name was a quotation from the Indian writer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butterfly counts not months but moments and has time enough.”

        The life of a butterfly can be as short as a week, and most live less than a month. As I considered the fleetingly short life of a typical butterfly, I was reminded of the contrast with something else that had fascinated me. I have often visited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 York, where there is an enormous section of the trunk of a giant sequoia tree. The tree was more than 1,300 years old when it was cut down in 1891. Some yew trees in Britain are estimated to be over 3,000 years old.

        Of course, tree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us because of their ability to regenerate. In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Botanic Garden there is an apple tree that was grown from a cutting from the tree under which a young Isaac Newton sat a few hundred years ago about a hundred miles north at Woolsthorpe Manor, the Newton family home. In fact, there are several “Newton” trees, all started as cuttings from the one with the famous apple that fell to the ground, allegedly inspiring Newton to formulate the theory of gravit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se trees should be dated back to the root system of the original is interesting, but it is different from looking at the life span of animals.

        Even in the animal kingdom, there are some species that possess tree-like properties. If you cut off one of a starfish’s arms, it can grow right back. A small aquatic animal called a hydra is even more impressive: it doesn’t seem to age at all and is able to regenerate tissue continuously. Still, it is a complex procedure. One study showed that a large number of genes are involved just for regenerating its head. All this for an organism that is barely half an inch in length.

        If the hydra is remarkable, it is related to another sea dweller that can age backward—at least metaphorically. That species is Turritopsis dohrnii, also known as the immortal jellyfish. This jellyfish, when faced with injury or stress, will metamorphose into an earlier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live its life all over again. It is almost as if an injured butterfly could transform itself back into a caterpillar and start over.

        Since hydra and the immortal jellyfish don’t exhibit obvious signs of aging, they are often called biologically immortal. This doesn’t mean they don’t die—they can and do die for all sorts of reasons. They still fear predators and must themselves obtain enough food to survive. Nor does it even mean that they cannot die of biological causes. But, unlike most every animal, their likelihood of dying does not increase with age.

        Species such as hydra and the immortal jellyfish excite gerontologists because they may provide clues about how to defeat the aging process. But to me, their property of being able to regenerate entire body parts, or even a whole organism, makes them more similar to trees than to us. Although we may learn some fascinating things about their lack of apparent aging, it is not at all clear how relevant those findings will be to human aging. Sometimes biology is universal, especially if it relates to fundamental mechanisms. But in other cases, even discoveries in rats or mice, which are mammals and biologically much closer to us, are difficult to translate into humans. It may be a very long time before any findings gleaned from hydra or jellyfish are useful to us.

        PERHAPS WE NEED TO LOOK at species that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us—say, mammals, or at least vertebrates. Although this class of animals doesn’t span the enormous range of longevity from insects to trees, they still vary considerably. Some small fish live for just a few months, while a bowhead whale is known to have lived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and a Greenland shark is thought to have lived almost 400 years.

        What causes this large variation even among a particular group of animals such as mammals? Can we detect a pattern among these species just from som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Scientists have long looked for such relationships. Physicists, especially, love to look for general rules to make sense of disparate observations. Geoffrey West at the Santa Fe Institute is one such physicist who now works on complex systems, including aging. West takes a broad view, analyzing how cities and companies, as well as organisms, grow, age, and die. Along the way, he explores how some properties of animals scal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izes and longevities.

        If you look at mammals, the larger the animal,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onger its life span. This makes evolutionary sense. A small animal is more vulnerable to predators, and there would be no point in having a long life span if it is going to be eaten long before it dies of old age. But the mor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ze and life span is that size is related to metabolic rate, which is roughly the rate at which an animal burns fuel in the form of food to provide the energy it needs to function. Small mammals have more surface area for their size and so lose heat more easily. To compensate, they need to generate more heat, which means maintaining a higher metabolic rate and eating more for their weight. This means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calories burned per hour by an animal increases less slowly than the mass of the animal. An animal that is ten times as large burns only four to five times as many calories per hour. So for their weight, smaller animals burn more calories than larger anim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w fast an animal burns calories and its mass is named Kleiber’s law after Max Kleiber, who showed in the 1930s that an animal’s metabolic rate scales to the ¾th power of its mass. The exact power is a matter of dispute and some show that for mammals, a ⅔rd power fits the data better.

        Since heart rate also scales with metabolic rate, over a very wide range of sizes—from hamsters to whales—mammals typically have roughly the same number of heartbeats over their lifetime: about 1.5 billion. Humans currently have almost twice that, but, then, our life expectancy has doubled ove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It is almost as if mammals were designed to last a certain number of heartbeats, much like a typical car can be driven about 150,000 miles. West points out that 1.5 billion is also roughly the number of total revolutions a car engine makes over its expected lifetime and asks, perhaps tongue in cheek, whether this is just a coincidence or whether it tells us something about the common mechanisms of aging!

        These relationships suggest that there will be natural limits on life span because size and metabolic rate can vary only so much. For example, an animal cannot evolve to become arbitrarily large without collapsing under its own weight. Such an animal would also have great difficulty supplying its cells with the necessary oxygen. A metabolism must be fast enough for an animal to move and find food—and there are biological limits on how fast a metabolism is actually achievable if you are small. But within the allowable range, these rules hold remarkably well. Geoffrey West declares that just knowing the size of a mammal, he could use scaling laws to estimate almost everything about it: from its food consumption, to its heart rate, to its life span.

        This is quite remarkable, and although it deals with averages, it sounds almost like a hard-and-fast rule that limits life span. But what of human beings’ marked increase in longevi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As West observes, this is a question of what one means by life span: we have almost double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but we have done nothing at all to increase the maximum human life span, which remains about 120 years. He argues that,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aging and mortality result from the wear and tear of being alive. Inexorable forces of entropy—a measure of disorder—that push in the direction of disorder and disintegration press against that dream of immortality. Unlike cars, which consist of mechanical components that we can swap out for new ones as they wear out, we cannot simply replace ourselves with new parts and keep going indefinitely.

        WHILE THIS RULE-OF-THUMB CONNECTION AMONG size, metabolism, and life span is fascinating, biologists tend to b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exceptions. They love to study species that beat the system, in the hopes that they can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ging. One big question is whether there is a theoretical maximum life span or not. We have seen species such as hydra and jellyfish that seem not to age and can, in fact, continuously replace their worn-out parts. While biologists are well aware of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which states that in any natural process the amount of disorder or entropy increases with time—most would disagree that the law applies in some blanket form to aging and death, because living systems are not closed as the law requires but need a constant input of energy to exist. In fact, with a sufficient expenditure of energy, you can indeed reverse entropy when it comes to regularly cleaning your attic or hard drive; it is just that most of us don’t feel it is worth it.

        As a result, biologists do not think that aging is inevitable. Rather, all evolution cares about is fitness: the ability to pass on our genes most efficiently. But living a long life is worth it only if you are not going to be eaten or die of disease or an accident long before you die of old age. Hence birds, which can escape predators by flying away, generally live longer than earthbound animals of about the same size. For those lucky animals that don’t have as much to fear from predators, living a longer life gives them more time to find a mate and reproduce. Slowing down their metabolism, so that they need not procure large amounts of food every day, may then simply be a way of surviving better into old age. In each case, the life span simply reflects how evolution has optimized the fitness of each species.

        Steven Austad is a leader in aging research who studies exotic species with widely varying life spans. For a scientist, he has a highly unusual background: he major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hoping to write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Given that we’ve never heard of it, Austad jokes, one can see how that worked out. After graduation, while not writing his novel, he drove a taxi and worked as a newspaper reporter before spending several years taming lions, tigers, and other wild animals for the movie industry. This sparked an interest in science, and Austad went back to school to study animal behavior. From there,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question of why animals age at different rates.

        In 1991 Austad and his graduate student Kathleen Fischer examined the longevity of several hundred species. They discovered that, even among mamm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size and longevity disappears below a threshold of about one kilogram of body mass. Possessing a biologist’s instinct for the particular, the two of them then asked which species deviated most from this scaling law, coining what they called the longevity quotient. The LQ is the ratio of the average life span of the species to what it would be if it followed the scaling laws. This allowed them to focus on those species that deviate by either living much longer or much less than would be expected for their size.

        The life span of animals generally increases with size. Estimates for the maximum life span of mammals are shown along with a line showing the general trend. In addition, points for the Major Mitchell’s cockatoo, Galapagos tortoise, and Greenland shark are shown. Data are taken from the AnAge database (https://genomics.senescence.info/species/index.html).

        It turns out that humans already do rather well: we have an LQ of about 5, meaning that we live 5 times as long as would be expected. Nineteen mammalian species outperform us: eighteen species of bat and the naked mole rat. Over the years, Austad has studied these outlier species, and he describes them in colorful prose as befits his background in English literature. He poses this provocative question: Why do aging researchers study mice and rats, both of which have LQs of just 0.7, when they could be looking at these more exceptional species instead?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animals are chosen as model organisms, including ease of breeding and maintenance, and the ability to study their genetics. We have acquired tremendous knowledge of their biology over decades. Sinc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aging are likely to be universal even if their rates are not, and studying short-lived animals could actually be an advantage by speeding up experiments, I am not sure that many in the gerontology community will rush to follow Austad’s advice. But I hope enough of them do, so that we learn how these unusually long-lived outliers have evolved such different rates of aging.

        Among the species Austad describes are giant tortoises, such as the Galápagos tortoise, which holds the record for life span of a terrestrial vertebrate animal and can amble along for two centuries. There might well be a Galápagos tortoise still alive that was spotted by Darwin during his five-year voyage aboard the Royal Navy ship HMS Beagle from 1831 to 1836. Also, for much of their long life, they are remarkably free of diseases such as cancer. Determining the LQ of these tortoises is tricky, though. For one, their exact age is hard to determine, since their history is usually poorly documented and the subject of much exaggeration. Even thornier is the question of what a tortoise truly weighs. Much of their body mass consists of their protective shell, which is more like our hair and nails than highly active tissue, so drawing comparisons with other animals can be misleading.

        These giant tortoises may not be alone in their longevity. Two studies that evaluated survival data from various turtles and other reptiles and amphibians found negligible senescence in a number of turtles and other species. The biologist’s term negligible senescence, which means little or no increase in mortality, has been interpreted popularly to mean “eternal life,” but this is a bit of a misnomer. Actually, it means that mortality, or the likelihood of dying, does not increase with 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tality and age was worked out in 1825 by Benjamin Gompertz, a self-educated British mathematician. Gompertz worked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and so was naturally interested in the question of when a person seeking to purchase coverage might die. By digging through death records, he discovered that starting in our late twenties, the risk of dying increases at an exponential rate year after year. It doubles roughly every seven years. At age 25, our probability of dying in the next year is only about 0.1 percent. This rises to 1 percent at age 60, 6 percent at age eighty, and 16 percent at age 100. By the time a person reaches 108 years old, there is only about a 50 percent chance of making it another year.

        Negligible senescence, when the probability of dying is constant rather than exponentially increasing with age, violates Gompertz’s law. But even if there is negligible or even negative senescence, you still face a probability of dying every year from age-related diseases, quite apart from dying of infections or accidents. Aging involves more than increasing mortality with age. It also depends on maintaining the physiology of the animal. The long-lived tortoises show unmistakable signs of aging. Like elderly humans, their eyesight and heart gradually fail. Some of them develop cataracts. Some become feeble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need to be fed by hand. So these animals do age, just slowly.

        Moreover, biological time for tortoises is very different: they live life in the slow lane. They are not warm-blooded creatures like us mammals. They move slowly and reproduce slowly, often taking several decades to reach puberty in the wild. Their hearts beat only once every ten seconds, and they breathe slowly. Despite their long chronological lives, they fit the metabolic rate theory of longevity.

        Other long-lived species are aquatic, such as the Beluga sturgeon and the aforementioned Greenland shark. Like the tortoise, they too aren’t in any hurry. Greenland sharks swim more slowly than a normal eighty-year-old human walks, and they seem to be scavengers, rather than catching prey. Perhaps more extraordinary than the Greenland shark is the bowhead whale. This baleen whale lives in freezing Arctic waters, but because it is a warm-blooded mammal, its internal body temperature is only a few degrees lower than that of most other mammals. Moreover, it eats about three times more than was previously suspected, implying a metabolic rate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was thought. How such an animal can survive for about 250 years is still a mystery.

        The Greenland shark and the bowhead whale are large aquatic vertebrates, but there are much smaller terrestrial outliers too. On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example is Major Mitchell’s cockatoo, a striking white bird with a pink face and a vibrant bright red and yellow crest that resembles a radiating sun. This cockatoo has been known to live to eighty-three years in a zoo. This would not be exceptional for a human, but the bird is far smaller. So this is definitely not a species that fits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among size, metabolic rate, and life span.

        Remember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and longevity for mammals disappeared below one kilogram? That’s largely due to bats. Bats do not live as long as Major Mitchell’s cockatoo, but they generally outlive nonflying mammals of the same size, which is exactly what evolutionary theories would predict, since their ability to fly allows them to evade predators. In keeping with this, bats that roost in caves, and are thus further protected from predators, live almost five years longer than those that don’t. The champion is Brandt’s bat, a small, brown animal that fits comfortabl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 male of the species was recaptured in the wild forty-one years after it was originally banded. Austad estimates that its LQ of about 10 is the highest known for any mammal and about twice that of humans.

        Another reason bats are thought to live longer is that they slow down their metabolism during their long periods of hibernation. On average, bats that hibernate live six years longer than those that don’t. But even bats that don’t hibernate live exceptionally long for their size, so clearly metabolic rate is not the only reason for their longevity. Rather, they may have special mechanisms that protect them from aging.

        One curious feature is that the longest-lived Brandt’s bats on record are males. This is certainly different from humans. Austad speculates that this could be because female bats are less agile in flight and more susceptible to predators when they are pregnant, because they carry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ir own body weight. They also face much greater energy demands in feeding their young.

        Finally, no discussion of long-lived animals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mentioning the remarkably ugly, nearly hairless rodent that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 darling of the aging research community: the naked mole rat. Despite the name, it is neither a mole nor a rat but a species of rodent that is indigenous to equatorial East Africa. It is about the same size as a mouse, but whereas a mouse lives roughly two years, a naked mole rat can live for more than thirty. This gives it an LQ of 6.7—not as high as Brandt’s bat, but a record for a terrestrial nonflying mammal. How do they do it?

        Rochelle Buffenstein, currently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Chicago, has done more than perhaps anyone else to understand the biology of aging in the naked mole rat. As a result of work by her and many others, we know that naked mole rats are one of a small number of mammals that are referred to as eusocial: they live in underground colonies with a queen, and, in that sense, are reminiscent of ants. As one might expect, they have a very low metabolism and are tolerant of oxygen levels so low that they would kill mice—and us. In the wild, naked mole rat queens live much longer than workers: about seventeen years compared with two to three years. But in the lab, where worker naked mole rats live a comfortable, well-fed life with good health care and no predators, the difference is not so stark.

        Not surprisingly, naked mole rats are extremely resistant to cancer, regardless of age—again, in marked contrast to mice. Even more strikingly, when Buffenstein and her colleagues tried to induce cancer in naked mole rat skin cells using techniques that worked reliably for other species, they could not do it. According to their 2010 study, instead of proliferating like cancerous cells, the naked mole rat cells entered a terminal state and were cleared away, suggesting that they respond to cancer-causing genes very differently.

        One of the biggest headlines about naked mole rats was generated by the observation that they seem to violate Gompertz’s law: their risk of dying seems not to increase with age. As a result of these findings, no animal has been hyped as much as the naked mole rat, with both the popular press and news articles in scientific journals touting each discovery a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quest to defeat aging. This was too much for some scientists, who pointed out that naked mole rats do age, just more slowly than might be expected for their size. As we saw with long-lived tortoises, they show many signs of aging, including lighter, thinner, and less elastic skin resembling parchment, as well as muscle loss and cataracts. They are not like hydra and the immortal jellyfish, which can regenerate themselves with ease. Still, as exceptionally long-lived mammals, they could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into our own aging processes.

        IT IS TIME TO LEAVE these unusually long-lived species and focus on the one that interests us most: ourselves. Most crucially: How long can human beings live? And is this limit fixed, or can it be changed?

        For most of human history, life expectancy was just over thirty. But toda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e can look forward to living into our mid-eighties. Even in poorer countries, a person born today can expect to live longer than the grandparents of people in the richest countries. The science writer Steven Johnson makes the point that this is like each of us acquiring an entire additional life.

        When we say life expectancy, we mean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or the average number of years a newborn would live if current mortality rates remained unchanged. This value, as you can imagine, is greatly affected by infant mortality rates. Ev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life expectancy was forty years, a person who reached adulthood had a good chance of living to be sixty or more. Most of the in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has come about because of improvements in public health rather than groundbreaking advances in medicine. Johnson observes that the three biggest contributors have been modern sanitation and vaccines, which both prevented the spread of infection, and artificial fertilizers. Other significant innovations were antibiotics, blood transfusions (crucial for accidents and surgery), and sterilization of water and food by chlorination and pasteurization.

        The inclusion of fertilizers may surprise you, but prior to the ready availability of food—which has brought about its own problems of obesity, diabete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humans were constantly struggling to get enough to eat. Chemical fertilizers include nitrogen-containing compounds and have increased crop yields several-fold. The ability to chemically capture nitrogen from the air, a discovery for which Fritz Haber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1918, made it much easier to synthesize fertilizers and helped to double the world’s population. Interestingly, almost half of the nitrogen atoms in our bodies went through a Haber-Bosch high-pressure steam chamber that converted atmospheric nitrogen to ammonia for use in fertilizers, which then ended up in the food we ate and became incorporated into ourselves.

        Haber himself was a tragic figure. A German Jew, he was intensely loyal to Germany during World War I, and his method for fixing nitrogen into ammonia enabled the country to prolong the war by producing its own explosives. Prior to that, its military had been importing nitrates from Chile, which became impossible due to the Allied Powers’ wartime blockade. He also initiated the use of chemical warfare against the Allies, who denounced him as a war criminal. At the same time, his Jewishness trumped his loyalty to Germany. Soon after the Nazis assumed power, he had to flee Germany in 1933 although he was a world-famous scientist and director of a prestigious institute in Berlin. After a brief sojourn in England, he set out for Rehovot in what is now Israel, but died mid-journey of heart failure in a hotel in Basel, Switzerland.

        Back to life expectancy: preventing infectious disease dramatically reduced infant mortality, which is now as low as 1 percent in advanced countries and about 3–4 percent worldwide. But there has been progress across the rest of the aging curve as well. Public health measures for safety, regulations against smoking, and better treatments for life-threatening illnesses such a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ancer have all added up to a slow but steady in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beyond sixty years of age. Does this mean that our life expectancy might go on increasing indefinitely?

        Ever since humans became aware of their mortality, we have wondered whether our life span has a fixed limit. Scientists aren’t sure.

        Jay Olshansky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says yes. He examined how much we would gain by eliminating various common causes of death such as cancer, heart disease, and other diseases. Based on statistical calculations, he argued that for life expectancy to increase dramatically, we would need to reduce mortality rates from all causes by 55 percent and even more at older ages. He and his colleagues contended that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would likely not exceed eighty-five and that it would not exceed a hundred until everyone alive today had died. Even curing all forms of cancer would add only four to five years on average.

        In the other corner was the late James Vaupel, who maintained that life span is elastic. If evolutionary theories were strictly correct, then our maximum life span should be adapted for life in the wild and thus not much more than about thirty to forty years. But, as you know, life expectancy has more than doubled. Moreover, in certain species, such as some tortoises, reptiles, and fish, mortality actually falls and then levels off, presumably because as these creatures grow larger, they can better resist starvation, predators, and disease; senescence is not inevitable.

        The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two boiled into a sort of scientific blood feud, with Vaupel refusing to attend any meetings where Olshansky was present, and attacking his findings as a “pernicious belief sustained by ex-cathedra pronouncements.” Olshansky, for his part, feels that demographers relying purely on statistics fail to consider biology. In agreement with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lives of primates implies that there are biological constraints on how much the rate of human aging can be slowed.

        Of course,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is not the same as the maximum possible life span, and it is that maximum that tends to interest us more than averages. We want to know how long it is theoretically possible for humans to live. Most cultures have writings about prophets and sages who allegedly liv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In Western culture, the name Methuselah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longevity, after the biblical prophet who is said to have lived 800 years. In somewhat more recent times, the Englishman Tom Parr, who died in 1635, was said to have lived for 152 years, but this has been thoroughly debunked. Unlike most people, for whom childhood memories are the strongest, “Old Tom” could remember nothing of his youth.

        The oldest person for whom we have reliable records is Jeanne Calment, who died at the age of 122 in 1997. She lived in Arles, the town in southern France where van Gogh resided near the end of his life. She actually met the troubled artist in her teens, describing him as “very ugly, ungracious, impolite, and sick.” Apparently Calment had a sharp wit. As she grew older and older, journalists began to gather around her on each birthday. When one of them took leave by telling her, “Until next year, perhaps,” she retorted, “I don’t see why not! You don’t look so bad to me.”

        Calment was in very good health for nearly her entire life, riding a bicycle until she was a hundred. It is hard to know what contributed to her longevity, beyond genetics. She smoked for all but the last five years of her life. While this is not an example we should follow, many of us might be tempted to emulate her habit of eating more than two pounds of chocolate every week. While Calment’s robust physical condition even late in life was extraordinary, it did not mean that she did not age; for instance, she was blind and deaf for many of her final years.

        Calment is the record holder, but one has to remember that she was born almost 150 years ago, in 1875. It is almost a miracle that she survived for so long in the age before antibiotics and other advances in modern medicine. Given the even greater progress made since then, might we expect today’s humans to live much longer?

        A few years ago, Jan Vijg and his colleagues at the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in the Bronx published a study that analyzed demographic data from several countries to look at shifts in the population of each age group. As life expectancy improves, the fastest growing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usually the oldest, since many more people reach the threshold for that group. For example, in France in the 1920s, 85-year-old women were the fastest growing group. By the 1990s, the fastest growing group were 102-year-olds. You might expect that with time, this would shift to even older ages. But the study showed that improvements in survival decline after age 100, and the age of the oldest person has not increased since the 1990s. Vijg predicted that the natural limit of our life span is about 115 years; there will be occasional outliers such as Jeanne Calment, but he calculates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anyone exceeding 125 in any given year is less than 1 in 10,000.

        This conclusion was contradicted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by a study examining records of men and women in Italy who had reached the age of 105 between 2009 and 2015. It concluded that mortality rates plateaued after the age of 105, in an apparent violation of Gompertz’s law. The researchers went on to say that a limit to longevity, “if any, has not been reached.” This paper in turn was criticized by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earlier study, who felt that it was rather far-fetched that after increasing exponentially for most of one’s life, the chance of dying should plateau in extreme old age. Others pointed out that most of the cohort did, in fact, follow Gompertz’s law, so the plateau came from less than 5 percent of the mortality data. Moreover, they argued that even if mortality did plateau after age 105, the likelihood of anyone surviving much beyond Calment’s 122 years was remote, in the absence of major biomedical advances. It is a question of statistics. At today’s rates, the odds of surviving each year after 105 is only about 50 percent; to beat Jeanne Calment’s 122 would be like tossing a coin seventeen times and having it come up heads every time. Those odds are about 1 in 130,000.

        Recent data support the views of Vijg, Olshansky, and other proponents of a limit to maximum life span. After climbing steadily for the last 150 years, the annual in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slowed down globally around 2011 to a fraction of what it had been in previous decades, and plateaued from 2015 to 2019 before falling precipitously as a resul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andemic, like the influenza epidemic that gripped the world in 1918–19, killing an estimated 50 million people, was an exceptional situation. But we weren’t making progress even in the handful of years before the pandemic. Why not is unclear. It could be due to the rising epidemic of obesity and associated scourges such as type 2 diabete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 people live longer, Alzheimer’s and othe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are responsible for an increasing share of deaths, and there is currently little treatment for them.

        In any case, although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live to be 100 keeps increasing, nobody has beaten Calment’s record of 122 in the twenty-five years since she died. The next oldest person, a Japanese woman named Kane Tanaka, died in 2022 at the age of 119. As I write this, the oldest living person is Maria Branyas Morera of Spain, who is 116 years old. What is striking is that these extremely long-lived people are all women. Now that death rates due to childbirth have been reduced dramatically, life expectancy for wome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men in nearly every country.

        Even if nobody beats Calment’s record soon, there remains great interest in why some humans live exceptionally long. Thomas Perls, who heads the New England Centenarian Study, has been studying centenarians for several decades. As a practicing physician who specializes in geriatrics, he confronts the realities of aging in his patients every day. He investigates the health history, personal habits, and lifestyles of centenarians, along with what is known about their family histories and genetics. In one large study, Perls concluded that centenarians fell into three classes. About 38 percent were what he called Survivors, who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at least one age-associated disease before the age of eighty; another 43 percent were Delayers, who developed such a disease after the age of eighty; and the last group consisted of Escapers, the 19 percent who reached their hundredth birthday without being diagnosed with any of the ten most common age-associated diseases. In fact, about half of centenarians celebrated turning one hundred without heart disease, stroke, or non–skin cancer, which is extraordinary.

        Perls says that centenarians generally maintain their independence up through their early to mid-nineties. For those who live beyond 105, that independence can be observed at least through age 100. So it appears that centenarians survive for so long by staying healthy longer than most people, rather than going through a prolonged period of living with diseases of old age. Perls also told me that he has see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aged 100 to 103, a likely reflection of improvements in medicine and lifestyle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but, beyond that, he is not seeing an increase—perhaps because genetics play such an influential role in survival to those extreme ages. He agrees with Olshansky that currently there is a natural limit on our life span.

        Perls and other researchers are now sequencing the genomes of centenarians, and he plans to also study the modifications in DNA that accumulate with age. These studies could reveal the underlying biology of extreme longevity in ways that could be very useful to the rest of us. In the meantime, based on what he has learned so far, Perls has developed a website, livingto100.com, which asks visitors questions about themselves, and spits out an estimated life span, along with suggestions for how to improve it. A few findings may surprise you: it recommends tea over coffee, reducing our intake of iron (often found in multivitamins), and flossing regularly. But many of the suggestions are what one might expect: eating moderately and healthily and avoiding fast food, processed meat, and excessive carbohydrate consumption, as well as exercising and maintaining a healthy weight, getting adequate sleep, reducing stress, staying mentally active, and having an optimistic outlook. It helps not to have diabetes, and having a close family member who lived to be over ninety is a big plus. Since my father, at ninety-seven, still does his own laundry, grocery shopping, and cooking—making complicated Indian recipes and his own ice cream from scratch—I may have lucked out.

        The debate about whether there is a limit to human longevity led to a famous bet. At a 2001 meeting, a reporter asked Steven Austad when we would see the first 150-year-old human. None of the other scientists wanted to go out on a limb, but Austad blurted out, “I think that person is already alive.” When he read about this, Olshansky, who remains skeptical of exceptional longevity, called up Austad and challenged him to a friendly bet. You might think that this was a safe bet since they would both be dead before it could be decided, but they’d already thought of that. The two men agreed to put $150 each into a fund for 150 years, which, Austad notes, had a nice symmetry to it. A back-of-the-envelope calculation by Olshansky suggested that in 150 years, $150 could turn into about $500 million to be won by either them or one their descendants. A dozen years later, nobody had yet approached the age of Jeanne Calment, but both of them still felt confident, so they doubled the bet, with each putting another $150 into the pot, raising the potential stake to a cool $1 billion 150 years from now—although it is not clear what $1 billion would actually buy at that point.

        Why did Austad make this bet? It is not as if he believes that just because we are getting better at treating diseases of old age such as cancer, stroke, and dementia, people will live thirty years more than Calment. In fact, on that point, he and Olshansky agree. Rather, Austad believes that research on aging will result in game-changing medical breakthroughs. The scientists disagree mainly on how rapidly these innovations will occur.

        We have now explored how evolutionary theories help us understand why death occurs at all, and how the optimization of fitness by evolution has resulted in a huge range of life spans in different species. We have also explored whether there are biological limits to our own life span. But none of this tells us how aging occurs and how it leads to death.

        The quest to defeat aging and death is centuries old, but findings from modern biology over the last half century have led to an explosion of knowledge about exactly what goes on in our bodies as we age. As we noted before, aging is simply an accumulation of damage to our molecules, cells, and tissues due to a variety of causes that bring about increasing debilitation and eventually death. An aging body changes in so many ways that it is hard to glean which factors cause aging and which are simply its consequences. But scientists have homed in on a small number of hallmarks of aging. According to them, such a hallmark should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first, it should be present in an aging body. Second, an increased presence of the hallmark should accelerate aging. Third, reducing or eliminating the hallmark should slow aging.

        These hallmarks exist at every level of complexity, from molecules, to cells, to tissues, to the interconnected system we call our body. No hallmark exists in isolation; they all influence one another. Thus aging doesn’t have one or even a few independent causes. It is a highly intricate and interconnected process.

        It is easiest to make sense of it all if we start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of complexity: with the molecule that could be thought of as the ultimate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 of the cell.

        3. Destroying the Master Controller

        The ancient site of Hampi in South India offers a stark contrast to the thriving metropolis of London. The grand city that existed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and at its peak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was second in wealth only to Beijing is now a collection of well-preserved granite ruins about fifteen miles from the nearest railway station. The once-bustling marketplaces and intricately carved temples and palaces are now only alive with camera-toting tourists. It was once the London of its time: the seat of an empire and a flourishing center of trade and culture. When I travel to London, I simply cannot imagine the city ever not existing, and the inhabitants of Hampi probably thought the same. This failure of imagination extends to us as individuals too. Even if we know we are going to age and die, in our daily lives, unless we are terminally ill, we carry on as if we are immortal.

        How could a thriving, vibrant city like Hampi have disintegrated and no longer exist? Throughout history, one of the fastest ways for a society to crumble was the breakdown of law and order resulting from a government’s loss of control due to civil unrest or a war. And just as with society, loss of control and regulation in biology leads to decay and death, not only of the cell but of the entire organism.

        Unlike a functioning society run by a government, there is no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cell that supervises its thousands of components as they go about their business. So is there even a counterpart in the cell of a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 Perhaps the closest thing is our genes, which reside in our DNA. The nature of genetic information in our DNA and the ways it becomes corrupted over time are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aging and death.

        We didn’t even know about genes as an entity until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ost of us think of genes as traits that we inherit from our parents and pass on to our children. We may think of good genes, reflected in positive traits, or bad ones, characterized by disease or defects. But genes are better described as units of information. They contain information not only on how to reproduce an organism and pass on its traits, but also on how to build an entire organism from a single cell and keep it functioning.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that genes contain is how to make proteins. We normally think of proteins as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our diet, and we know they are used to build muscle. In fact, our body contains thousands of proteins. Not only do they give the body form and strength, but they also carry out most of the chemical reactions that are essential for life. They regulate the flow of molecules in and out of cells. They allow our cells (and us)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They are the reason we can sense light, smell, touch, and heat. Our nervous system depends on proteins to transmit nerve signals and even to store memory. The antibodies we use to fight infections are proteins. Proteins also enable the cell to manufacture all the other molecules it needs, including fat and carbohydrates, vitamins, and hormones, and—to complete the circle—even our genes. Proteins are everywhere. And every one of these proteins is made by following instructions in a gene.

        Exactly how genetic information is stored and used remained a huge mystery until relatively recently. Even in the 1940s, scientists still didn’t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nature of genes. Today we know that our genes reside in DNA, a long molecule that consists of two strands wrapped around each other in a double helix. Each strand of DNA has a backbone made up of alternating groups of phosphate and a sugar called deoxyribose. If that were all DNA was, it would just be like any other repeating polymer such as polyethylene or other plastics, and incapable of carrying information. But DNA is able to encode instructions because each sugar in its backbone is attached to one of four types of chemical groups called bases. These bases are adenine (A), guanine (G), thymine (T), and cytosine (C). This phosphate-sugar-base unit is the building block of DNA, known as a nucleotide.

        You can think of each building block as a letter, and a DNA chain as a very long sentence written using this four-letter alphabet. Just as a particular sequence of letters can form a sentence that conveys meaning and information, suddenly you could imagine how DNA could too, but it was still not at all clear how. This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1953 when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DNA was deduced by James Watson and Francis Crick. Normally, the structure of a molecule only hints at how it might work, but DNA was different. Its structure immediately shed light on how the sequence of bases could transmit information, transformed our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s, and ushered in the current revolution in molecular biology. Without it, we would have had no hope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kings of life or unlocking the secrets of why we age.

        Genetic information stored in our chromosomes in the form of DNA is copied (transcribed) into mRNA in the nucleus. The mRNA then moves to the cytoplasm, where ribosomes read it to make proteins.

        In DNA, two strands runn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re wrapped around each other in a double helix. A base from one strand chemically bonds, or pairs, with the base directly across from it in a very specific way: an A pairs only with a T or vice-versa, and a C with a G. Hence the magic of DNA: if you know the sequence of bases in one of the two strands, you can determine the sequence of the other. This also means that if you separate the two strands, each of them has the information to make the other, enabling you to create two identical copies of the molecule from an original. Suddenly an age-old problem was solved: How could you get two daughter cells, each of them possessing exactly the same genetic information as the single parent cell? Genetics had become chemistry: we could understand at the molecular level how genetic information could be duplicated and passed on to a new generation.

        Still, there remained the second question of how genetic information in DNA actually codes for proteins. It turns out that the section of DNA that codes for a gene is copied into an intermediate molecule called ribonucleic acid. RNA is similar to DNA but with some important differences. Unlike DNA, it has only one strand, and instead of deoxyribose, it has a sugar called ribose. In RNA, the thymine (T) base is replaced by uracil (U), which is slightly different chemically but pairs with A just as T does.

        Think of DNA as the collection of all our genes, much as the British Library or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 are collections of all the books published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ose libraries are not likely to let you take a valuable eighteenth-century book home to read at your leisure. But they can often provide a copy of it to take home. Similarly, RNA is a working copy of the gene that can be used by the cell.

        Not every piece of DNA that is copied to RNA codes for a protein. Some RNAs are part of the machinery that is used to make proteins. Others can even control whether certain genes are turned on or off. But when an RNA is made from a gene that codes for a protein, it is called messenger RNA, or mRNA, because it carries the genetic message for how to make that protein. We’ve heard a lot about mRNA recently in connection with vaccines for Covid-19. These vaccines are made from mRNA molecules that contain instructions on how to make the spike proteins that are on the surface of the virus that causes Covid-19. When those mRNA molecules are injected into us, our cells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it and produce the corresponding spike proteins, which in turn trains our immune system to be ready to fight the real Covid-19 virus.

        How instructions in mRNA are read to make proteins was a hard puzzle that took over a decade to crack. The problem scientists faced was that proteins too are long chains, but of completely different types of building blocks called amino acids. Unlike DNA and RNA, which have four types of bases, there are at least twenty different types of amino acids. If proteins were like sentences written in a twenty-letter alphabet, how could they translate those sentences from the four-letter language of genes? The way nature has solved this problem is that groups of three bases (or letters) in mRNA are read as a code word, or codon, each of which specifies an amino acid. The whole process takes place on the ribosome, a giant, ancient molecular machine that consists of almost half a million atoms.

        I have spent much of my life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the ribosome carries out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reading mRNA to synthesize a protein. What seems miraculous is that as the newly made protein chain emerges from the ribosome, the sequence of its amino acids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information needed for the protein chain to fold up into a particular shape so that it can carry out its function. It is akin to writing different sentences on strips of paper and, depending on what I had written, each strip would magically fold itself into its unique shape. This ability of a protein chain to fold itself up is why the one-dimensional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our genes allows us to build the complex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s that make up a cell—and, eventually, us.

        The gene doesn’t just contain information on how to make a protein. The part that specifies that is called the coding sequence, but flanking it are regions (non-coding sequences) that signal when to make the protein, when to stop, and even whether to make it quickly or slowly, for a brief while or for a long time. These signals are turned on or off either by chemicals in the environment or by other genes. Genes, in other words, don’t act alone; they form a giant network with lots of other genes, as well as the broader environment. This is why some proteins are made by all our cells, but others only by specific cells, such as skin cells or neurons. And why some proteins are made only at certain stages in our development from a single cell to a complete human being. The precise orchestration of this network of thousands of genes is what makes life possible.

        You could think of the process of life as an enormous program that somehow activates itself using the blueprint provided by DNA. The word blueprint is a convenient metaphor, but we should not take it too literally, because a blueprint implies a rigid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at produces a strictly defined product. Unquestionably, DNA is the central hub for regulating the overall program of the cell. But I think of the cell as more like a democracy than a dictatorship. Just as an ideal government is not autocratic but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its people over time, DNA does not dictate the entire process. Rather, conditions in the cell and its environment decide which parts of the DNA are used, as well as how often and when.

        UNDERSTANDING THE MOLECULAR BASIS OF genetics has transformed modern biology, but what does it have to do with aging? If the genes in our DNA specify the program of the cell, why doesn’t the program just keep running forever?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DNA itself changes and deteriorates with time.

        Of course, genes and mutations were studied long before we knew about DNA. Prior to DNA, the only way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organism had a genetic mutation was when it resulted in a change in an observable trait. Today we know that mutations are simply changes in the bases of DNA. Changing bases in DNA is the equivalent of changing letters in a sentence. Sumtymes we can still dicifer the same meening, but other times, just a single change can be confusing or even have the opposite meaning—for example, if we change the word hire to fire.

        Now that we can sequence DNA—or determine the precise order of bases in any piece of DNA—we can see that mutations happen all the time. Many of them have no observable effect. This is because even with the change to the DNA, the altered gene functions just as well; or the organism has redundant genes, so that if one is defective, the others can compensate for it. Other mutations can be harmful to varying degrees because they result in proteins that are defective; or proteins that are produced in the wrong amounts or at the wrong time.

        Sometimes, mutations can actually be beneficial. For instance, if the mutation occurs in a germ-line cell, it might very occasionally give offspring an advantage that facilitates their survival. A species that is uniformly the same could be wiped out by some pestilence, like trees susceptible to Dutch elm disease, or by sudden changes in the climate or geography. Mutations can give rise to genetic variability in a population and make it more resilient by increasing the likelihood that some strains might survive better than others as conditions change. Without mutations, there would be no evolution; we would never have emerged from primitive molecules. The cell, then, must strike a balance, tolerating enough mutations in the germ line to allow variability and evolution, but not allowing so many mutations in our somatic cells that the complex process of life begins to break down.

        A societal breakdown of law and order can bring about chaos, mass starvation—even the annihilation of entire cities and civilizations. The worst criminal elements often take advantage during turbulent times, usurping power and making life miserable for everyone else. Similarly, loss of control in biology can lead to deterioration and death as well as to many diseases. One of the worst examples of cells misbehaving is cancer, in which aberrant cells are no longer inhibited by neighboring cells but instead multiply unchecked and take over entire tissues and organs, interfering with their functioning. In that sense, cancer and aging are intimately related: they both arise from a biological loss of control, and their ultimate source is often mutations in our genes, owing to changes in our DNA.

        LONG BEFORE WE KNEW OF DNA, there were hints that environmental agents could cause what we now know to be genetic mutations. As early a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nglish surgeon Percival Pott discovered that the country’s chimney sweeps, many of them children, had abnormally high rates of cancer of the scrotum. He attributed this to their excessive, prolonged exposure to the soot and tar from burned coal. In 1915, Yamagiwa Katsusaburo, a professor of pathology at the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demonstrated that applying coal tar to the ears of rabbits caused skin cancer. These products of coal would later be identified as cancer-causing agents, or carcinogens, but when Pott made his observations, nobody had any idea what cancer was, and even when Katsusaburo reported his results, the link between cancer and genetic mutations was still decades away.

        The first direct evidence linking an environmental agent to mutations was discovered by a scientist with a remarkably peripatetic life. Hermann Muller was a third-generation American who grew up in New York City and entered Columbia College (now Columbia University) at the precocious age of sixteen, graduating in 1910. He stayed on at Columbia for his PhD, working with the famous geneticist Thomas Morgan, who had used fruit flies to show that genes resided in the chromosomes in our cells.

        Later, Muller moved to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where, in a key experiment in 1926, he subjected fruit flies to increasing doses of X-rays. As he ratcheted up the dose, the number of lethal mutations rose dramatically. Even a modest application of X-rays produced 35,000 times as many mutations than would have occurred spontaneously. Muller’s work advanced genetics tremendously by making it much easier to produce mutations, and also raised awareness of the danger of X-rays and other radiation. At the time, people used X-rays rather cavalierly—it was common for shoe sellers to X-ray the feet of their customers in the shoes they were considering.

        Like many geneticist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uller was a proponent of eugenics for much of his life and thought of it as a way for improving the human species. Oddly for a eugenicist, he was also quite left wing, a result of his disillusionment with capitalism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He recruited lab members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as a faculty advisor, helped edit and distribute a leftist student newspaper called The Spark, which spurred the FBI to investigate him.

        Partly as a result, in 1932 Muller left the United States for Berlin. Discouraged by the rise of Hitlerism, he left the following year for the Soviet Union, believing that the environment there would be more conducive to his left-wing views. He spent a year in Leningrad before moving to Moscow for a few years. He had not, however, reckoned with the rise of Trofim Lysenko, the Soviet biologist and charlatan who had ingratiated himself to Stalin. Lysenko viewed genetics as inconsistent with socialism, and instead espoused a number of crazy ideas in agriculture, while ruthlessly wielding his power to suppress or destroy any biologist who dared question him. In doing so, he contributed to famines that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and set back Soviet biology by decades. Muller and other geneticists did what they could to counteract Lysenko, but eventually Muller incurred Stalin’s wrath for his views on both genetics and eugenics and had to flee.

        Not yet ready to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FBI was still investigating him, Muller ended up at the Institute for Animal Gene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in 1937. There he helped catalyze another important discovery. He joined a lively group of scientists, many of them refugees from totalitarian regime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ioneering medical geneticist Francis Crew.

        One of Crew’s key collaborators, Charlotte Auerbach, had been born to an academic Jewish family in Krefeld, Germany. Auerbach, known as Lotte, was an independent thinker who did not take well to being told what to do. While studying for her PhD in Berlin, her professor refused her request to change her project, so she simply quit and became a high school teacher. She found teaching and keeping order in class exhausting, perhaps not helped by the increasing antisemitism of the time. In what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she was summarily dismissed in 1933 at the age of thirty-four because she was Jewish. On her mother’s advice, she left Germany, and, with the help of friends of the family, was able to finish her PhD at the Institute for Animal Genetics, where she worked with Crew. In 1939 she became a British citizen; later that year, her mother showed up in Edinburgh without any money or baggage, having made it out of Germany just two weeks before World War II broke out.

        Crew’s initial attempt to bring Auerbach and Muller together was not a success. He introduced her to Muller and simply told him, “This is Lotte, and she is going to do cytology for you.” But Auerbach had no interest in spending her time peering through a microscope to characterize Muller’s cells, and, independent minded as always, she refused. She told Muller that she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how genes enabled development. To his credit, Muller told her that he wouldn’t dream of having someone work with him on a project that didn’t interest her. However, he persuaded Auerbach that if she wanted to pursue her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genes in development, she needed to produce mutations in them and see their effects.

        Around this time, a colleague of hers, Alfred J. Clark, had noticed that soldiers exposed to mustard gas in World War I exhibited lesions and ulcers that resembled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X-rays. Auerbach, along with Clark and their colleagues, exposed fruit flies to mustard gas, checking for mutations using the methods Muller had pioneered. It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ir dedication that their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roof of the Pharmacology Department in cold, wet, blustery Edinburgh.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would never pass a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inspection today: the fruit flies were exposed to the gas in vials and afterward were removed by hand, causing serious burns to the workers. In any case, the results were unambiguous. Exposure to mustard gas had resulted in ten times as many lethal genetic mutations. Chemicals, like radiation, could also cause mutations.

        MULLER AND AUERBACH’S WORK SHOWED how our genetic blueprint could be damaged by environmental agents such as radiation or chemicals. At the time, we didn’t even know that DNA was the genetic material, let alone how the information it carried could be corrupted. But once Watson and Crick revealed its double-helical nature, the question naturally became how exactly did these agents cause changes in our DNA that resulted in mutations?

        Studying 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radiation had been something of a stepchild of the life sciences before World War II. But once the world saw the horrible effects of radiation wrought by the two atomic bombs dropped on Japan in August 1945, the US government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this once sleepy field. After the war, many of the sites that had been used for the Manhattan Project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were converted to radiation biology research centers. One of these was Tennessee’s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which had originally been the site for producing large amounts of the uranium isotope used in the first atomic bomb, detonated over the city of Hiroshima. Remote from the large academic cent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ortheast and the West Coast, Oak Ridge was nestled between the spectacular wilderness of the Cumberland and Smoky Mountains. These attractions, and the generous funding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allowed Alexander Hollaender, a leading radiation biologist of his time, to recruit many excellent scientists to Oak Ridge, including Dick and Jane Setlow.

        Dick and Jane Setlow met as undergraduates at Swarthmore College in the 1940s and married soon afterward. When Hollaender approached them around 1960, Dick was on the biophysics faculty at Yale University. It was one of the oldest biophysics programs in the country, but Hollaender lured away Dick with a shrewd move: he offered Jane, who had a temporary appointment working for someone else, a full position too. In those days, even women who had earned graduate degrees rarel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as equals and ended up assisting some male scientist, frequently their husband. Hollaender’s gambit worked. Both Dick and Jane became leaders in the field, sometimes working together but just as often separately. They also raised a family of four children and hiked and hunted for fossils in the mountains around Oak Ridge before moving to another national lab in Brookhaven on Long Island about fifteen years later.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was where I first met them, in 1982. Dick was the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that hired me. It might have helped that I was desperately trying to leave Oak Ridge after only fifteen months there because the resources I had been promised never materialized. Dick, having made the same move himself, was sympathetic. At the time, I was thirty-one years old, and although they were only around sixty then, I regarded them as ancient fossils, like the ones they collected. Like some of the more mainstream molecular biologists, I severely underestim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work, and I regret that I didn’t talk to them about their discoveries when I had the chance. It’s a reminder to me of how insular most scientists are, with little appreciation of what goes on outside their narrow specialties.

        Even before X-rays were discovered, we knew about other forms of radiation. As early as 1877, the British scientists Arthur Downes and Thomas Blunt discovered that sunlight could kill bacteri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Frederick Gates showed that it was the shorter wavelengths in sunlight—ultraviolet, or UV, radiation—that had the killing effect. Soon after Muller demonstrated that X-rays could cause genetic mutations, scientists started studying UV radiation too; after all, it was easier to produce and safer to handle. They found that for a given dose, UV light produced even more mutations. At Oak Ridge, Dick and Jane began by trying to understand exactly how UV caused mutations in DNA. One finding that intrigued them was that UV light links up two adjacent thymines (the T bases) on DNA. Virtually any sequence of DNA will occasionally have two thymines next to each other, and somehow UV was linking them together so that the two bases were no longer separate but acted as a single unit consisting of two building blocks—known as a thymine dimer, or sometimes as a thymidine dimer, if scientists want to refer to the larger unit that includes the sugar to which the thymine is attached. Was this how UV inactivated DNA and killed bacteria?

        Dick and Jane experimented with inserting foreign DNA into a bacterium. This enabled them to introduce a gene that gave the bacterium new abilities, such as growing in the absence of a nutrient it would need otherwise or becoming resistant to an antibiotic. However, when they tried this using DNA containing thymine dimers, it was as if the DNA had become inactivated. Dick went on to show that thymine dimers prevent the DNA from being copied, so new DNA could not be made.

        The next step was even more remarkable. Dick and his colleagues found that shortly after exposure to UV radiation, the thymine dimers disappeared from the DNA altogether. The dimers, including the sugar and phosphate to which the bases were attached, were cut out of the DNA, with the missing section filled in using the other strand as a guide, just as when DNA is copied. Discoveries in science are not made in a vacuum. The state of knowledge reaches a stage where the next advances are possible, so new breakthroughs are often made simultaneously. The same year, 1964, that Setlow reported his discovery, two other groups, led by Paul Howard-Flanders and Philip Hanawalt, respectively, made similar findings. The reports all confirmed that the cell clearly had some mechanism to not only recognize the thymine dimers but also to repair them, by a process called excision repair.

        Excision repair was also found in a different context. Even in the 1940s, scientists realized that they could reverse the effects of UV light on bacteria by exposing them to visible light. The arrested bacteria would start growing again. Extracts from bacteria that had been exposed to visible light could repair damaged DNA. How it worked was something of a mystery until Aziz Sancar, a Turkish doctor turned scientist, got involved in the work and identified its mechanism, which also involved repairing thymine dimers using a different enzyme. Oddly, Hemophilus influenzae, the organism in which Dick Setlow had identified the same kind of repair, lacks this mechanism (as do we humans)—otherwise he might never have made his discovery. Just the fact that nature had evolved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mechanisms to remove thymidine dimers tells u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repairing them.

        These experiments established firmly that the cell could repair damaged DNA. But we’re rarely exposed to high doses of X-rays. Our clothes and the melanin pigment in our skin protect us from a lot of UV exposure. Also, we know enough to stay away from mustard gas, coal tar, and other nasty chemicals, which human beings never encountered in the wild in prehistoric times. Yet these mechanisms to repair damaged DNA evolved billions of years ago and are part of every life form.

        It turns out that our DNA is constantly being assaulted, even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living, without exposure to nasty chemicals or radiation. The person who did more than anyone to make us appreciate this was the Swedish scientist Tomas Lindahl. 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he was working on a relatively small RNA molecule. To his frustration, he found that it kept breaking down.

        As we’ve discussed, RNA molecules use the sugar ribose rather than the deoxyribose found in DNA. Ribose differs from deoxyribose by just one additional oxygen atom. That extra atom makes RNA much more unstable, but also gives it the ability to form complex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s that can carry out chemical reactions. Because of these properties,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life originally emerged in a primordial world in which RNA carried out chemical reactions as well as stored genetic information. As life evolved to become more complex, using an unstable molecule to store an increasingly large genome was not viable, and so the more stable DNA was used to store genetic information.

        Lindahl knew that DNA was more stable than RNA, but he wanted to know how much more. It had to be stable enough to pass on informati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out too much change. Or over the billions of cell divisions that occur by the time a single cell develops into a mature organism. That is a very long time.

        Lindahl studied DNA in a variety of conditions and found that over time some of its bases changed. The most common change was that the base cytosine (C) was transformed into a different base called uracil (U), which is normally found in RNA, where it stands in for thymine (T). The problem is that, like T, U pairs with an A, while C pairs with a G.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like changing a letter in the DNA sentence. Having many of these changes throughout the genome would corrupt the encoded instructions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would become nonsensical.

        Lindahl showed that the change from a C to a U can be caused simply by exposure to water, a ubiquitous occurrence for all living molecules in a cell. In one day, water could cause about ten thousand changes to the DNA in each of our cells. Lindahl estimated later that, taking into account all forms of spontaneous damage to DNA, about a hundred thousand changes are inflicted on the DNA in each of our cells every single day. It was hard to imagine how life could survive when the set of instructions that enabled it was being corrupted so rapidly. Clearly, there had to be a mechanism to correct these errors too. Over the next few decades, Lindahl and other scientists worked out how this change is repaired.

        A much more drastic form of DNA damage occurs when both strands break, leaving two pieces that have to be rejoined. Sometimes there are even multiple breaks on different chromosomes. This can result in a complete mess, where half of one chromosome is joined to the other half of a completely different one, or where a broken-off piece has been reinserted backward. Again, if we think of DNA as a text consisting of sentences, changes to individual bases are like typos: although they will occasionally garble the meaning, often you can still make sense of them. But if you repair a double-strand break incorrectly, it is like cutting sentences or whole paragraphs from a long text and pasting them back in some random order. Occasionally, it might still sort of make sense, but other times it will be complete gibberish. So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cell to join broken ends of DNA as soon as it recognizes them, preferably before multiple breaks occur. Special proteins recognize the broken ends and join them together to make an intact DNA molecule. This process does take into account the DNA sequence at the ends, so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break in the cell at any given time, there is always a chance that it will join the wrong ends. When our genome is scrambled in this way, it can lead to different kinds of problems. One is a loss of function, where the cell cannot do its job efficiently or perhaps not at all. In other cases, it can corrupt or lose the signals that control genes. As a result, the cell starts growing unchecked, leading to cancer.

        Humans are what we call diploid, possessing two copies of each chromosome. The more common and accurate way that the body repairs double-stranded breaks is to use the undamaged DNA in the other chromosome as a guide. Even in organisms such as bacteria, a second copy is often present when cells are dividing and the DNA is being duplicated. Either way, the repair machinery lines up the broken ends against the matching sequence on the other (intact) copy of the DNA to form a complicated structure in which all four strands are intertwined. This is more accurate than simply grabbing random ends and joining them because it checks whether they are the right ends to be joined. By doing so, it restores the integrity of the genome and fills in any gaps that arise if the broken ends have been frayed.

        Apart from chemical damage, mutations have another way of creeping into our genome. Each time a cell divides, the entire genome has to be duplicated, which is like copying a text three billion letters long. No process in biology is ever completely accurate. Just as with writing or typing, the faster you try to copy something, the more prone you are to making mistakes. The polymerase enzymes that replicate DNA are incredibly accurate; what’s more, they can proofread their work, so to speak, correcting mistakes as they go. Nevertheless, they still make an error once every million or so letters. In a genome with a few billion letters, that means several thousand mistakes occur each time the cell divides. The cell can’t take forever to divide, and in life there is always a compromise between speed and accuracy. Not surprisingly, the cell has evolved sophisticated machinery to correct these errors.

        Relying on some very clever experiments, Paul Modrich figured out how enzymes in a bacterium recognize the mismatch, cut out a section of the new strand containing the mistake, and fill in the section so that the mistake is corrected. That mechanism is now well established in bacteria, but scientists are still debating exactly how these kinds of errors are corrected in higher organisms like humans.

        It took a long time for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DNA damage and repair. Muller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in 1946, a full twenty years after his discovery that X-rays cause mutations. But by the time the 2015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went to Lindahl, Sancar, and Modrich, the field of DNA repair had long ceased to be a scientific backwater. Now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crucial for life as well as for understanding the basis of both cancer and aging. As in most scientific areas, hundreds of scientists working in different labs throughout the world had contributed to these discoveries, but the Nobel Prize can be shared by only three people at most, so the committee has the unenviable job of choosing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to honor, not always without controversy. The prize also cannot be given posthumously, and, sadly, Dick Setlow had died a few months before it was announced, at the age of ninety-four.

        Over the years, scientists have isolated many different repair enzymes. Many of them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in all life forms from bacteria to humans. DNA repair is so essential to life that it originated billions of years ago, before bacteria and higher organisms diverged.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genome and its instructions is critical for the cell and demands constant surveillance and repair. You can think of these repair enzymes as the sentinels of our genome.

        Because DNA damage occurs all the time, any defect in the repair machinery itself is particularly disastrous because it means that the damage would accumulate rapidly. Not surprisingly, many mutations in the repair machinery have been linked to cancers: for example, mutations in the BRCA1 gene predispose women primarily to cancers of the breast and ovary. Defects in the repair machinery also cause aging, but because we are also more likely to develop cancer as we age, it is hard to separate out the two effects. Perhaps more than any single person, the Dutch scientist Jan Hoeijmakers has worked extensively to explore how DNA repair defects can age a person prematurely. One condition he has focused on is Cockayne syndrome, which manifests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aging, such as neurodegeneration, atherosclerosis, and osteoporosis. In females, defects in how the cell responds to DNA damage can affect the age at which menopause begins. Generally, the more effectively our bodies can repair our DNA, the more we can resist aging.

        WHEN A CELL SENSES SIGNIFICANT DNA damage, it triggers what is called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This is not all good news: the damage response often has greater consequences for aging than the damage itself. Sometimes the cell will go into senescence, a state in which it is unable to divide further, and in extreme cases, the cell is triggered to commit suicide. It is odd to think that life would have evolved a mechanism to kill its own cells, but one individual cell among an organism’s billions is ultimately dispensable. If, however, that cell were allowed to become cancerous as a result of DNA damage, it could multiply and eventually kill the entire organism. Both cell death and senescent cells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aging, especially the latter, and we will have a lot more to say about them in later chapters. Suffice it to say here that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evolved to balance the risk between cancer and aging. It is one more mechanism that evolved to benefit us early in life, even if it costs us later, after we’ve already passed on our genes.

        At the heart of the damage response is a protein called p53, the product of the TP53 tumor suppressor gene. This protein is so essential that it is often called the Guardian of the Genome. Almost 50 percent of all cancers have a mutation in p53; in some forms of cancer, the rate is as high as 70 percent. Normally, p53 is bound to a partner protein and is inactive. It is also turned over rapidly in the cell, so it is made and then degraded all the time. When DNA damage is sensed, p53 is activated and starts to accumulate. It is also freed from its partner protein, springs into action, and turns on the expression of many genes; in this context, expression means the production of the functional protein from the information coded by the genes. Some of them are genes for DNA repair proteins. Others stop the cell from dividing to give DNA repair genes a chance to do their job. When the damage is too extensive, p53 can turn on genes that induce cell death.

        P53 may also hold the key to Peto’s paradox, an oddity observed in the 1970s by the British epidemiologist Richard Peto. Large animals such as elephants or whales can have a hundred times as many cells as we do. Even accounting for their slower metabolism, this means there is a much greater chance that one of their cells will mutate to become cancerous. Yet these large mammals are remarkably resistant to cancer and live almost as long or even longer than us. Humans inherit one copy of the gene for p53 from each of our parents, but it turns out that elephants have twenty copies. Therefore their cells are exquisitely sensitive to DNA damage and commit suicide when it is detected. Scientists are always worried about proving cause, so they wanted to find out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increased the level of repair genes in other organisms. Curiously, in studies involving fruit flies, they found that repair gene overexpression did indeed increase longevity—but only if the genes were turned on throughout the fly’s entire life. If the repair genes weren’t activated until adulthood, there was no increase in life span.

        Some of the long-lived species we encountered in chapter 2, such as certain whales and giant tortoises, also have unusual variations in the numbers and types of tumor suppressor genes. Perhaps without this, they would have died of cancer at much younger ages. In general, there seems to be a powerful correlation between strong DNA repair genes and longevity. Humans and naked mole rats, which can live up to 120 and 30 years, respectively, have a higher expression of DNA repair genes and their pathways than do mice, which live only up to 3 or 4 years.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exceptionally long-lived people have unusually efficient DNA repair mechanisms.

        Paradoxically, many new cancer therapies work by inhibiting DNA repair. This is because cancer cells have defects in some of their repair machinery, so inhibiting other routes of repair closes off their options. Unable to repair their own DNA, the cancer cells die off. However, this is a short-term solution to combating aggressive cancers; normally, blocking DNA repair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could actually increase a person’s risk of both cancer and aging. Attempting to use our knowledge of DNA damage and repair to tackle aging is not straightforward because of the tricky interplay between aging and cancer.

        Even if it is difficult to use DNA repair to directly improve longevity, our knowledge of it underpins our understanding of virtually every process of aging. Genes ultimately control the entire process of life: when and how much of each protein we make; whether our cells continue to live or suddenly stop dividing; how well our cells sense nutrients in their surroundings and respond to them; and how different molecules and cells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Genes control our immune system, which must maintain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reacting to invading pathogens without inducing chronic inflammation.

        Direct damage to our DNA, and the cell’s seemingly paradoxical response to it, is only one of the ways our genetic program can be changed as to cause aging. For our DNA has two peculiarities. The first is that its end segments are special and protected,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disrupting them are serious. The second is that the way our genome is used does not depend exclusively on the sequence of bases in the DNA itself. Our DNA exists as a tight complex with ancient proteins called histones, and both the DNA and its partner proteins can be altered by our environment to affect the way our genes are used. Our genome, it turns out, is not written in stone but can be modified on the fly.

        4. The Problem with Ends

        Over a century ago, a scientist in a New York laboratory peered at the cells he had cultivated in flasks and wondered whether he might have uncovered the secret of immortality.

        Alexis Carrel was a French surgeon who by then was already famous for having pioneered techniques to reconnect blood vessels that had been severed in an accident or an act of violence such as a stabbing. His method for joining blood vessels end to end with tiny, almost invisible sutures transformed many kinds of surgery, and is the basis of organ transplants even today. In 1904 Carrel left France for Montreal and then Chicago. Two years later, he moved to New York City to become one of the earliest investigators at the newly created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now Rockefeller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offered an unparalleled environment for an ambitious scientist, including superb laboratories and sizable endowments. And the thirty-three-year-old Carrel certainly had ambitions.

        As a surgeon, Carrel dreamed of keeping tissues alive outside the human body. In the lab, we can grow cultures of bacteria or yeast indefinitely. Although individual bacteria or yeast can age and die, the culture continues to grow and is, in a sense, immortal. But that was not clear for cells and tissues from higher life forms such as us. At Rockefeller, Carrel began a long series of experiments to see whether a culture of cells from a tissue could be kept alive indefinitely. By placing the cells from the heart of a chicken embryo in a special flask, and steadily supplying them with nutrients, Carrel seemed to have made a breakthrough. The culture could be maintained for years. These cells, he claimed, were immortal.

        The discovery was reported with great fanfare. If cells from a tissue could be made immortal, journalists reasoned, then so could entire tissues and eventually us. An editorial in the July 1921 issue of Scientific American gushed, “Perhaps the day is not far away when most of us may reasonably anticipate a hundred years of life. And if a hundred, why not a thousand?”

        But Carrel was wrong.

        Initially, his work went unchallenged because of his stature, and, over the years, the immortality of cultured cells became dogma. That is, until three decades later, when a young scientist at the Wistar Institute in Philadelphia, Leonard Hayflick, wanted to see if cells would change when exposed to extracts from cancer cells. He decided to use Carrel’s method to grow human embryonic cells in culture. To his disappointment, he found he could not grow these cells indefinitely. Initially, Hayflick, a recent PhD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chemistry, thought he must have made a mistake. Perhaps he hadn’t correctly prepared the nutrient broth or was washing his glassware improperly. But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he carefully ruled out any technical problem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prevailing theory was simply incorrect: normal human cells would not replicate indefinitely in culture. They were not immortal.

        Instead, Hayflick found that his cells would divide a finite number of times and then stop. In an ingenious experiment, he and his colleague Paul Moorhead took male cells that had already divided many times and mixed them with female cells that had divided only a few times. When they soon reached their limit, the male cells stopped dividing, while the female ones continued to grow to the point that they came to dominate the culture. Somehow the old cells remembered they were old, even when surrounded by young cells. They were not rejuven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young cells, nor did they stop dividing because of some contaminating chemicals or viruses in the environment. Hayflick and Moorhead coined the term senescence to describe this state, in which the cells were arrested and could no longer divide further.

        Another junior scientist might have been nervous about challenging such established ideas, but not the confident Hayflick. He and Moorhead wrote up their results in a meticulously detailed thirty-seven-page paper and submitted it to the same journal in which Carrel had published his original findings. Because it went counter to the prevailing dogma, and perhaps because the editor was a colleague of Carrel’s and more inclined to trust him than some young unknown scientist, the paper was rejected but eventually published in Experimental Cell Research in 1961. It has since become a classic in the field. The number of times a particular kind of cell can divide is now called the Hayflick limit.

        How did Carrel get it so wrong? One possibility, suggested by Hayflick himself, is that the French scientist may have inadvertently introduced fresh cells into the culture each time he replenished the nutrient broth in which they were growing. Some have even suggested that fresh cells may have been incorporated deliberately, although this would be a case of either egregious misconduct or sabotage.

        My sneaking suspicion is that by the time Carrel worked on these cells, fame and power had gone to his head, and he had become arrogant and less self-critical about his research. This attitude manifested itself in other ways. In 1935 he published a book titled Man, the Unknown, which recommended sterilizing the unfit and gas chambers for criminals and the insane, and commented about the superiority of Nordic people over southern Europeans. In the preface to the book’s 1936 German edition, he praised the Nazi government of Adolf Hitler for its new eugenics program. Given Carrel’s stature,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the Nazis used his remarks as one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activities. His plaque in Rockefeller University was recently corrected to reflect his views.

        Titia de Lange, a renowned biologist currently at the very sam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suggested a more straightforward explanation for Carrel’s results: the laboratory next door to Carrel’s was working with malignant tumors in domestic chickens, and these cancerous chicken cells might have contaminated Carrel’s cultures growing nearby. Cancer cells are the exception to the Hayflick limit: they don’t stop dividing after a certain number of divisions, and this uncontrolled growth is why cancer wreaks such havoc on the body.

        Why don’t cancer cells stop growing unlike the normal ones studied by Hayflick? And how can a cell keep count of the number of times it has divided and know when to stop?

        When a cell divides, each of the DNA molecules in our chromosomes has to be copied. Unlike bacteria, whose genome consists of a circular piece of DNA, the DNA in each of our forty-six chromosomes is linear. Like an arrow, each strand of the double-helical DNA molecule has a direction, and the two strands of the DNA molecule run in opposite directions. The complex machinery that copies each DNA molecule uses each strand as a guide to make the opposite or complementary strand, but it can do so only in one direction. In the early 1970s James Watson of DNA fame and a Russian molecular biologist named Alexey Olovnikov both notic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way the cell’s machinery copies DNA would create a problem at the very ends of the molecule.

        One day, Olovnikov was obsessing over this idea while standing on the platform of a train station in Moscow. He imagined the train in front of him as the DNA polymerase enzyme that copies DNA, and the railway tracks as the DNA to be copied. He realized that the train would be able to copy the rail track ahead of it, but not the part that lay immediately under it. And because the train could go in only one direction, even if it started at the very end of the track, there would always be a section underneath the train that could not be copied. This failure to copy the very end of a DNA strand meant that each newly made strand would be just a little shorter than the original. With each cell division, the chromosomes would progressively shorten, until eventually they lost essential genes and could no longer divide, thereby reaching their Hayflick limit. The end replication problem, as this is known, could explain at least in principle why cells stopped dividing, although the real answer, as we will see, is more complex.

        A SEPARATE MYSTERY REMAINED UNANSWERED. Why didn’t the cell see the ends of chromosomes as breaks in the DNA and try to join them together? Why didn’t it induce some sort of DNA damage respons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around the time that Hermann Muller was investigating how X-rays might damage chromosomes, a young scientist named Barbara McClintock was looking at the genetics of maize. At some point, she discovered the phenomenon of “jumping genes”: where genes hop from their position on DNA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osition on the chromosome or even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hromosome.

        Even in the 1930s, both Muller and McClintock, working independently, noticed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 ends of chromosomes. Unlike broken chromosome ends, which would often be joined up, the ends of intact chromosomes seemed to stay separate. Muller named the natural ends of chromosomes telomeres. He and McClintock both suggested that they had some special property that prevented them from being mistaken for breaks in the DNA and being joined with each other. This allowed chromosomes to be maintained stably as individual entities in cells instead of being combined randomly. But what made telomeres so special?

        Elizabeth Blackburn grew up along with her seven siblings and a large menagerie of pets in the small town of Launceston on the north coast of Tasmania, Australia. She became interested in science and majored in biochemis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where she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meet Fred Sanger, the famous biochemist who was visiting from England. Encouraged by this encounter, and at a time when there were few women in molecular biology, Blackburn went on to do her doctoral work in Sanger’s laboratory in Cambridge. Her timing couldn’t have been better, for Sanger had just figured out how to sequence DNA. And there was a second fortuitous event in her life: in Cambridge, she met her future husband, American John Sedat, who soon accepted a position at Yale University. As a result, she decided to join Joseph Gall’s lab at Yale for her postdoctoral research.

        Gall, a well-established cell biologist, was interested in chromosome structure, and Blackburn knew how to sequence DNA from her work with Sanger. They applied their combined expertise to identify the sequence of DNA specifically at the telomeres of chromosomes. Humans had a mere ninety-two telomeres in each cell; two for each of the forty-six chromosomes. This, they realized, was not enough material. Cleverly, they chose a single-celled organism called Tetrahymena, which in one phase of its life cycle has up to ten thousand small chromosomes. They found that the sequence of DNA at the telomeres of chromosomes was different not only from anything in the rest of the chromosomes but also from anything they’d ever seen before. TTGGGG (or the complementary CCCCAA on the other strand) was repeated anywhere from twenty to seventy times.

        Shortly after Blackburn had characterized these repeats, she encountered Jack Szostak, who was working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was trying to insert artificial chromosomes into yeast. The idea was to introduce new genes into yeast through these artificial chromosomes, which would be replicated along with the yeast’s own chromosomes. For some reason, however, they were unstable. The yeast cells were seeing the ends of these artificial DNA molecules as breaks due to damage and setting off a response. Szostak and Blackburn collaborated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y tacked on the telomere sequence of the Tetrahymena chromosomes to the ends of Szostak’s artificial chromosomes. It worked like a charm: the modified artificial chromosomes were now stable in yeast. Szostak went on to characterize the telomeric DNA from yeast itself. It turned out to have a similar repeat to Tetrahymena. Instead of TTGGGG, the repeat was a combination of TG, TGG, or TGGG. From later work, we know now that in humans and other mammals, the repeat is TTAGGG.

        Somehow these short telomere sequences told the cell that they were special and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ends of broken DNA. Amazingly, although Tetrahymena and yeast are separated by more than a billion years of evolution, the slightly different repeat sequence from Tetrahymena still works in yeast. This suggests a universal mechanism that protects the telomeres of chromosomes and depends on these repeated sequences.

        You could think of these repeated sequences as extra, dispensable material tagged on to the ends of chromosomes. Each time the chromosome replicated, it would lose some repeats, but it wouldn’t matter until you eventually lost them all and started losing important genes near the ends of chromosomes. It could explain why cells divided only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before they reached the Hayflick limit and stopped.

        Even though this explained some things in principle, it still left several basic questions unanswered. What added these telomeric sequences? And why can some cells divide many more times than the Hayflick limit, such as cancer cells or our own germ-line cells?

        The first big advance toward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came when Blackburn, who was now running her own lab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was joined by a graduate student, Carol Greider. The two of them discovered an enzyme that adds the telomeric repeat sequences to the ends of chromosomes. They named it telomerase.

        Cells from most tissues make very little or no telomerase, but cancer cells and some special cells such as germ-line cells do. Without telomerase, our telomeres get shorter and shorter with age until the cell is triggered into senescence and stops dividing. By contrast, cells with telomerase can simply rebuild their telomeres after each division and thus divide indefinitely. Even introducing telomerase into normal cells can extend their life spans.

        As is often the case in biology, it is not quite this simple. Cells lose much more DNA during each division than Watson and Olovnikov would have predicted. Moreover, they stop dividing even before all of the telomeric region is lost. And finally, even if telomeres have a special sequence, it still wasn’t clear why the cell didn’t see them as breaks in the DNA and turn on its DNA damage response.

        It turns out that the telomeric ends have a special structure in which one DNA strand extends beyond the other. This longer strand loops back and forms a special structure with the help of special proteins collectively called shelterin, because they shelter and protect the ends of the DNA. This crucial structure is why the cell doesn’t recognize the ends of chromosomes as double-strand breaks. A loss or deficiency in shelterin can be lethal, and even moderately defective shelterin can lead to chromosome abnormalities and premature aging, even when the telomeres are of normal length.

        When enough of the telomere DNA is lost, these special structures cannot form. The cell then sees the unprotected ends of the DNA as breaks and sets off the damage response, instructing other cells to either commit suicide or go into senescence. We still don’t know how or why some cells, like the ones Leonard Hayflick studied, go into senescence while others self-destruct. Perhaps cells that are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maintaining or regenerating tissues—such as stem cells—preferentially commit suicide to avoid passing on damaged DNA to their offspring.

        This is all very well for understanding cells in culture, but does this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why we age? Or our life spans? And why is telomerase switched off in most of our cells? If we switched it on again, would we simply stop aging?

        People with defective telomerase, or who have less than the normal amount of it, prematurely develop a number of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old age. Likewise, a stressful life can often make us appear to age faster. We look haggard, and even our hair can turn prematurely gray or white. Stress can also bring on many of the diseases we associate with old age. Stress has multiple effects on our physiology, and exactly how it affects the aging process is complex. But one of the things it does is to accelerate telomere shortening. When we are stressed, our body produces much more cortisol—referred to as the stress hormone—which reduces telomerase activity.

        You might expect that species with longer telomeres would live longer, but mice, which typically live only about two years in the lab and much less in the wild, have much longer telomeres than we do. So it may be that the shortening of their telomeres occurs more rapidly. Nevertheless, if you reactivate telomerase in mice that are deficient in the enzyme, you can reverse the tissue degeneration that occurs with aging. According to a number of studies, mice engineered to have even longer telomeres showed fewer symptoms of aging and lived longer. Presumably, starting off with much longer telomeres compensated for their more rapid shortening in mice.

        Based on studies like these, many biotech companies are introducing the gene for telomerase into cells or using drugs to activate the telomerase gene that already exists. Some of them are working on how to turn on the enzyme transiently, to avoid the potential problem of triggering cancer by having telomerase switched on permanently. Initially, many of these experiments are focusing on specific diseases where aberrant telomere shortening is thought to be the cause. But the efficacy and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these strategies remain unknown.

        When telomerase was discovered, it stirred a lot of excitement in cancer research. Since cancer cells had activated telomerase, scientists thought of it as an anti-cancer target—if you could inhibit it or turn it off, you might kill cancer cells. On the other hand, turning it off could potentially accelerate the shortening of telomeres, which could not only lead to premature aging or other diseases, but by disrupting our telomeres, lead to chromosome rearrangements, which, ironically, could itself cause cancer. There seems to be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telomere loss and aging on the one hand and increased risk of cancer on the other, and it may be that our normal process of switching off telomerase in most of our cells is actually a mechanism to suppress cancer early in life. This balancing act is also apparent from a study showing that people with short telomeres are prone to degenerative diseases, including organ failure, fibrosis, and other symptoms of aging.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ith long telomeres face increased risks of melanoma, leukemia, and other cancers. This suggests that we have some way to go before tinkering with telomerase can be a viable strategy for either cancer or aging.

        In the last two chapters, we’ve talked about how genes contain the program to control the complex process of life. In chapter 5, we will see how even allowing for changes from damage to DNA or to our telomeres, the script of life written in our DNA is not fixed. It is modified and adapted on the fly, depending on its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The ability to annotate the script, much like a conductor would a score or a film director would a screenplay, is the basis of som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processes of life, including how an entire animal develops from a single cell. When the annotation goes awry, that too i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disease and aging.

        5. Resetting the Biological Clock

        On June 26, 2000,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nd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each flanked by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linked up via satellite to make a carefully choreographed announcement of “another great Anglo-American partnership.” The occasion wa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raft sequence of the entire human genome: the precise order of bases in nearly all of our DNA.

        Excitement over this milestone was unanimous across the belief spectrum. Clinton said, “Today we are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 which God created life,” while Richard Dawkins, the evolutionary biologist and passionate atheist, said, “Along with Bach’s music, Shakespeare’s sonnets, and the Apollo space program,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is one of those achievements of the human spirit that makes me proud to be human.”

        Other scientists and the popular press gushed with similarly hyperbolic statements. The identification of every human gene would make possible new treatments against diseases and usher in a new era of truly personalized medicine. If we sequenced the genes of individuals, some suggested, we w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ir fate in detail: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ptitudes and talents, susceptibility to disease, how quickly they would age, and how long they would survive.

        The announcement ceremony was the culmination of a long and difficult path. For many years, a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scientists, mos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unded by government sources or biomedical charities such as the Wellcome Trust, had made slow but steady progress, releasing bits of sequence as they went along. They were called the public consortium because they received substantial public funding and had pledged to make their data available to all.

        Then, in the early 1990s, J. Craig Venter, who had made his name by producing the first complete sequence of a bacterium, Haemophilus influenzae, entered the fray. Venter was something of a maverick in the field. He played the part of the American entrepreneur and capitalist, sailing around the world in his yacht, often flying by private jet. On one of the few occasions I saw him, he jetted into a meeting at the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to celebrate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Darwin’s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gave his talk, and left immediately because he clearly must have had more important things to do—unlike me, who stayed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long conference. Venter had already caused a huge fracas in the science community when he worked at the 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the large government biomed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in Bethesda, Maryland—by attempting to patent pieces of human DNA sequences to allow their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for treatment and diagnosis. The decision by NIH to green-light this led James Watson to resign as 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agency’s National Center for Human Genome Research. Although the NIH had filed the patents in his name, Venter said later that he was always against them.

        Venter felt that the public consortium was too slow and that the method he had used for sequencing the million bases of a bacterium could be scaled up to sequence the roughly 3 billion bases in the human genome at much lower cost. So he started a private company, Celera, to do just that. Of course, Venter wasn’t above using the large portions of the human genome that had already been sequenced by the public consortium before he entered the race. Many in the human genome community were outraged by Venter’s audacity and were determined to ensure that the human genome, and, indeed, all other natural genomes, were not patented for the benefit of a private company but freely available to humanity.

        One detractor was John Sulston,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public consortium. Sulston presented a marked contrast to Venter. Despite his considerable fame and influence, the British scientist continued to dress in the sandals and other shabby attire reminiscent of a 1960s hippie. He lived in the same modest house and commuted to his lab on his ancient bicycle. A particularly passionate advocate of the genome being free for use by all, Sulston was sharply critical of Venter’s motive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run-up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draft sequence, relations between members of the public consortium and Venter became so acrimonious that President Clinton had to intervene personally to get them to politely share the stage at the announcement.

        Despite all the hoopla, the draft sequence that Clinton and Blair announced was just the beginning. Large sections of the genome were still missing, especially regions consisting of repeating letters and thus difficult to sequence, and scientists had to figure out how some stretches of DNA actually fit together. The sequence was declared finished three years later, although, in reality, even today a few gaps remain, including on the Y chromosome, the male sex chromosome. (Women have two X chromosomes; men, one X and one Y.)

        The human genome sequence is often called “the book of life,” but this is somewhat misleading. In reality, even a perfectly complete sequence would be more like one long unpunctuated stream of text than a book. It would have no markings to denote individual chapters, paragraphs, or even sentences, nor cross-references to provide context. It would certainly be nothing at all like a well-edited encyclopedia in which you could look up your favorite gene and learn all about it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verything else. And frankly, a lot of it was indecipherable. Only about 2 percent of our DNA actually codes for the proteins that carry out much of life’s functions. The rest consists of what biologists once dismissed as “junk DNA”; they now increasingly think it is important, but don’t fully understand how or why.

        Initially, scientists didn’t even know where a lot of the protein-coding genes were, because the signals that indicate where a gene starts and ends on the DNA are not always obvious. They are made even harder to discern by the presence of what are called pseudogenes: regions that once might have coded for proteins but are no longer expressed or functional. Many pseudogenes originated from viruses that inserted their own genes into our DNA. Finally, even knowing the sequence of a gene does not automatically reveal its function. Nevertheless, sequencing the genome was an immensely useful start. It allowed us to ask questions and conduct experiments that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before. It was a watershed in biology.

        You might also think that the book of life would be able to tell us accurately how each of our individual stories develops and ultimately ends. After all, DNA is the carrier of all genetic information, the master controller that oversees biological processes. Shouldn’t knowing its entire sequence enable us to predict how an organism or cell will develop? Certainly mutations in individual gene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many diseases; examples include cystic fibrosis, breast cancer, Tay-Sachs disease, and sickle-cell anemia. But on the whole, biology is just not that deterministic.

        Identical twins belie the view of DNA as destiny. They share the same genes and are often strikingly similar even when separated at birth. That’s not surprising. What is surprising is that identical twins raised in the same environment can sometimes be very different, even when it comes to conditions with a strong genetic basis, such as schizophrenia.

        Every one of us is a living testament to the fact that DNA by itself does not determine fate. All of our cells are descended from a single cell, the fertilized egg, and as that cell divides, it produces new cells, each one containing the same genes. Yet these genes give rise to a multitude of different cells. A skin cell is very different from a neuron, or a muscle cell, or a white blood cell. As we know, different genes are turned on and off in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It makes sense, then, that as different cells find themselves in slightl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y change which genes they express and go down different paths to form the various tissues in the body. Importantly, you cannot reverse this process—even if you try to culture these different cells in exactly the same medium, they maintain their identity, as though the cells still remember which tissue they came from.

        This suggests that some more permanent change has occurred in the genetic program of the cells as a result of their environment. The study of this change is known as epigenetics, from the Greek prefix epi-, for “above,” to imply there was a second layer of control on top of our genes. The term was coined by the British polymath and professor of animal genetics Conrad Waddington in 1942. Waddington described the process in terms of a landscape. The original fertilized egg, he said, was like a ball on top of a mountain. Its progeny rolled down different paths into the various ravines and valley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each valley representing a different type of cell. Once ther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roll back up to the top or to roll up the ridge and down into a neighboring valley. In other words, once a cell had settled down into its final type, it couldn’t change into a different type; a skin cell could not become a lymphocyte, a type of white blood cell. Nor could a skin cell reverse its fate and become a fertilized egg to give rise to an entirely new body.

        Initially, Waddington was vilified by many as a Lamarckian, or someone who, like the evolutionary biologist Lamarck, believed that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inherited, an idea discredited by Darwin and Wallace’s theory of 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 Waddington’s theory seemed to imply that our environment affected our genes in some irreversible way. Even for those who accepted his ideas, they raised questions. At what point did the cell have its genome so altered that it could no longer direct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ire organism? And how far down Waddington’s mountain could a ball roll and still somehow go back to the top?

        During Waddington’s time, we did not even know that DNA was the genetic material, let alone its structure or how it stored genetic information. But it was known already that the fertilized egg, or zygote, was a very special cell: it had the right genetic material, and its cytoplasm, the internal material of the cell, seemed to have everything needed for kick-start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nto a new organism. The fertilized egg is said to be totipotent, meaning that it can develop into all the cell types needed to make a new animal, including its body and placenta. After a few divisions, the embryo reaches a stage called the blastocyst, which has a couple of hundred cells surrounding a fluid-filled cavity. The outer cells go on to form the placental sac, while the inner cells develop into everything else that forms the new animal. Those inner cells that develop into every cell in the body are called pluripotent.

        Waddington’s metaphorical mountain 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cell types from a pluripotent stem cell.
        Development of a blastocyst from the fertilization of an egg.

        Was the special property of the fertilized egg a result of its genome or its environment? If the latter, could you take a nucleus containing the genes from a highly specialized cell, put it into an egg that had its own nucleus removed, and make it totipotent so that it developed into a normal animal? This was precisely the question that Robert Briggs and Thomas King at the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 and Lankenau Hospit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Philadelphia sought to answer. In 1952 they tried this with the northern leopard frog (Rana pipiens), as frog eggs are large and transparent, and thus easy to manipulate under a microscope. Briggs and King found that if they took nuclei from cells in the blastocyst stage of the embryo and introduced them into enucleated eggs, the eggs could develop normally into tadpoles. But if they took nuclei from cells at a later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egg would develop partly and then stop and die. By a relatively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n, an embryo’s cells are already committed to their program. They are too far down Waddington’s metaphorical hill and can’t go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top.

        At this time, scientists simply did not know whether specialized cells had lost parts of their genome that were essential for growing an entire animal from scratch, or whether there was something else about them that prevented their development beyond a certain stage. Then along came a young scientist who would carry out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xperiments in modern biology.

        WHEN I FIRST MET JOHN GURDON, I was immediately struck by his shock of golden hair that gave him a leonine appearance. By then, he was a world-renowned scientist in his seventies who worked in the institute named after him in central Cambridge, England, about three miles from my lab. Despite his stature in the world of science, he was unassuming and courteous to everyone, from a beginning graduate student to his senior colleagues. Long after many scientists would have retired, Gurdon remained passionate about science and carried out his own experiments. But his career had a rocky start.

        Gurdon hailed from an aristocratic family whose Norman ancestor came with William the Conqueror in the 1066 invasion of England. Like many boys from privileged families, he went to Eton, the prestigious boarding school, at the age of thirteen. His time there did not begin well, for his biology teacher wrote a damning report at the end of his first science course. With the random capitalization that was already a couple of centuries out of date except in certain quarters of the British establishment, it said, “I believe he has ideas about becoming a Scientist; on his present showing, this is quite ridiculous, if he can’t learn simple Biological facts he would have no chance of doing the work of a Specialist, and it would be sheer waste of time, both on his part, and those who have to teach him.” Gurdon was not allowed to take any more science courses. He studied languages instead.

        Nevertheless, Gurdon had a strong interest in biology and nature from childhood and was not so easily dissuaded. Fortunately for science, his parents were supportive and able to help him. Although they had already forked out several years’ worth of expensive tuition fees to Eton, they paid for him to study biology with a private tutor for an additional year after he had graduated. In an unusual arrangement, he was then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the condition that he first pass exams in basic physics, chemistry, and biology in a preliminary year. Gurdon survived the ordeal, began his undergraduate studies in zoology, and went on to begin research for a PhD with Michael Fischberg, who was also at Oxford. This was just four years after Briggs and King’s experiment with frogs.

        Fischberg suggested that Gurdon try to repeat their experiment but using a different kind of amphibian: the African clawed frog (Xenopus laevis). Referred to originally as a toad, it was first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biologists by Lancelot Hogben, a peripatetic British scientist who moved from England to Canada and then, in 1927,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in South Africa. While there, Hogben began studying the frog because of its chameleonlike properties. The clawed frog became a favorite model organism in embryology; not only were its eggs large like those of the frogs that Briggs and King had studied, but also it had a short life cycle and could be triggered by external hormones to lay eggs any time of the year.

        After overcoming som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Gurdon finally pulled off an experiment using Xenopus laevis that would revolutionize the world of biology. He was able to take the nucleus from one of the cells lining the intestine of a tadpole and insert it into an egg whose own nucleus had been inactivated by subjecting it to a large dose of UV radiation. The resulting egg developed into a complete tadpole, suggesting that the intestinal cell nucleus had all of the information needed for development that an egg nucleus had. To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egg’s own nucleus had not been completely inactivated, Gurdon was careful to use two distinguishable strains of Xenopus for the cell that donated the nucleus and the egg that received it. There was no doubt that the donor nucleus had given rise to the tadpole. In fact, since the genes of the new tadpole were identical to those of the donor that contributed the nucleus, it was a clone of the paren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someone had taken the nucleus from the cell of a fully developed animal to clone an entirely new animal.

        Gurdon’s work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almost immediately. He had demonstrated that the nucleus of a somatic cell of a fully developed animal was capable of dir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entirely new animal—which would be a clone of the animal that donated the nucleus. It meant that a somatic cell could be made to go backward in development; in fact,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top of Waddington’s mountain. It could reverse the aging clock and start all over again to grow into a new animal. It also meant that cells that had developed into specialized tissues such as intestines retained all their genes. They were specialized not because they had preferentially lost genes but because they had somehow modified which genes would be turned on or off in each case.

        Eventually other researchers reproduced Gurdon’s experiments with different species, but the procedure was not performed on mammals until 1996. Scientists at the Roslin Institute, outside Edinburgh, cloned a sheep named Dolly from a cell taken from the mammary gland of an adult animal. The news generated huge headlines around the world. There was widespread discussion of the ethics of cloning, with concerns ranging from animal welfare to a brave new world in which rich people who wanted to live on would clone themselves or a loved one they had lost. (Apparently the absurdity inherent in this was also lost.) Today cloning has been successful in a wide range of animals, although for obvious ethical reasons, it is internationally forbidden to attempt it in humans.

        In spite of all the excitement, Gurdon’s early experiments were quite inefficient: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nuclear transplantations actually worked. Others failed right away or developed into defective embryos that stopped growing and died. And in the sixty years since Gurdon’s original experiments and the more than twenty-five years since Dolly, scientists have toiled painstakingl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loning; nevertheless, it remains an inefficient technique. Nature’s way of creating offspring works far better.

        ONE OF THE BIG PROBLEMS with being human as opposed to, say, a starfish, is that we cannot generally regenerate our tissues. We cannot grow a new arm if one gets cut off. Soon after the first nuclear transplantation experiments, scientists began wondering whether the following might be the solution: Could you make these early embryonic cells grow on command into any type of tissue you wanted, such as heart muscle, neurons, or pancreatic cells? If that ever became a practical option, it would have enormous potential for medicine. Moreover, the deterioration of our tissues is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we face as we age, and you could think of regenerating and rejuvenating them.

        We might not be able to regrow a limb, but we already have the ability to regenerate certain kinds of tissue. Every time you cut or scrape yourself, your body creates new skin. Donate blood, and your body simply makes more. How does the body do this? While many of our cells are what we call terminally differentiated—they have reached a final state and will simply carry out their assigned tasks until they die—other, highly specialized cells are responsible for producing new cells to regenerate aging tissues. We call them stem cells.

        Stem cells can be at many stages themselves. Many of them are already quite a way down Waddington’s mountain, capable of developing into only a few different cell types. For example,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in our bone marrow can generate all the major cells in our blood, including red blood cells and the cells of our immune system. But they can’t become liver cells or heart muscle cells. However, the inner cells of the early embryo are pluripotent stem cells that can develop into every cell type in the body.

        Scientists have been able to take these embryonic stem cells, or ES cells, maintain them in culture, and then alter conditions to nudge them into developing into one tissue type or another. Being able to grow ES cells in culture solved the problem of having to extract them from fresh embryos each time and fueled an explosive growth in stem cell research. However, the ultimate source of ES cells was still embryos, which would often be obtained from aborted fetuses, raising ethical questions and regulatory scrutiny. For some time, federal grants in the US could not be used to pay for research involving human ES cells, and labs had to clearly separate areas that were federally funded from those that were not.

        It seemed almost miraculous that you could take any adult cell and coax it into developing into any tissue you wanted, let alone into an entirely new animal. What is it about stem cells, especially pluripotent stem cells, that makes them different from most cells in our body?

        Molecular biologists had begun to identify transcription factors: proteins that regulate gene expression—that is, turning genes on or off, and by how much. The name comes from their control over whether a particular gene on DNA is “transcribed” into mRNA, which is then read to make the appropriate protein. Stem cells contained a large number of active transcription factors, some of which were needed to keep them growing in the laboratory. It was hypothesized that perhaps a newly fertilized egg possessed similar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at allowed it to develop into a new animal. Some of these same factors were also active in cancer cells, which can proliferate indefinitely.

        Such was the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late 1990s, when a Japanese scientist, Shinya Yamanaka,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Yamanaka was born in 1962, the same year as John Gurdon’s successful cloning of a frog. He began his career as a surgeon, influenced partly by his father, an engineer who ran a small factory in the city of Higashi-Osaka. Yamanaka’s enthusiasm for surgery soon waned, however: not only did he begin to lose confidence in his skills but also he came to see surgery as limited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treat many patients with intractable conditions such as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spinal cord injuries. Instead, Yamanaka thought, he ought to spend his life working as a basic scientist to find ways to cure them. He earned a PhD in Osaka and went on to postdoctoral research at the Gladstone Institut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San Francisco.

        By the time Yamanaka returned to Japan to establish his own lab in the late 1990s, scientists knew that ES cells expressed quite a few transcription factors. If you turned on some or all of these factors in a normal cell, would you be able to trick it into behaving like a stem cell? Yamanaka and his student Kazutoshi Takahashi hoped so. They identified twenty-four factors that migh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luripotent property of ES cells, and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m into fibroblast cells found in skin and connective tissue—the same cells that Hayflick had attempted to culture. By experimenting with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various combinations, they found that just four were enough to convert an adult fibroblast cell into a pluripotent cell.

        As a result of Yamanaka’s work, we no longer need to harvest cells from embryos to generate pluripotent cells; we can make them from other adult cells. The pluripotent cells made using Yamanaka factors are called induced pluripotent cells or iPS cells. The increased ease of generating iPS cells has led to an even greater explosion in the field of stem cells. Scientists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both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the process, as well a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in determining the paths that the stem cells can take.

        REMARKABLE AS THESE ADVANCES ARE, they don’t tell us exactly what is happening to our genome that makes cells behave so differently even though they all have the same DNA. Why do different cells have such different genetic programs? And why do cells remain true to type, so that one cell type doesn’t suddenly change into a different one? Even stem cell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generating blood cells don’t start producing neurons or skin cells.

        Each cell carries genes that are always expressed because every cell needs them. They’re referred to as housekeeping genes. But for other genes, which ones are turned on and which are kept switched off depends very much on what that particular cell needs. How does the cell control this process? You just read about transcription factors, proteins that control which genes are actively expressed or repressed. One of the first and simplest examples of such a factor was discovered in exploring how the bacterium E. coli digests the simple sugar lactose. Ordinarily, E. coli doesn’t encounter lactose, so it does not constantly make the enzymes necessary to digest it. Instead, it operates on an as-needed basis: when the bacterium senses lactose, it turns on the genes tasked with turning out the appropriate enzymes. As soon as there is no more lactose around, it shuts down those genes. It is a simple and elegant way to switch genes on or off in response to a change in the environment. A good deal of gene regulation works exactly like that, by controlling transcription in response to a stimulus. It is seldom as simple as the lactose case, and usually involves a complicated network where genes that are activated in turn activate or switch off other genes, which affect even more genes.

        With E. coli, you can reverse the response to lactose simply by removing lactose from the culture. But if you took a skin cell and put it into, say, a liver, it wouldn’t suddenly start behaving like a liver cell.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s of a skin cell and a liver cell are different; in addition, the cell has a way of ensuring that some changes in the genetic program persist for a long time, which involves rewiring the code on DNA itself.

        So far, we have thought of DNA as a simple four-letter script containing all the information to make the proteins that carry out various essential functions. But even before the structure of DNA was known, scientists understood that a small fraction of its four bases, A, T, C, and G (or U, the equivalent of T in RNA), had extra chemical groups attached to the base. In the early days, nobody knew what these modifications were for.

        Today we know that many of them act as extra tags that serve as signals for whether a gene should be kept switched on or off over the longer term. The most common of these is the addition of methyl (-CH3) group to cytosine, the C base in DNA. When Cs at the right place are methylated in this way, the genes just ahead of them are kept switched off.

        As cells develop, they will methylate their DNA in the region of genes they want to shut down, and leave unmethylated those regions that contain genes they need to actively use. So cells that differentiate into skin cells will have a different methylation pattern from, say, neurons.

        You might expect that when cells divide and their DNA copied, the patterns of methylation would be lost because you’re making the new DNA with fresh building blocks, but the cell has an ingenious way of restoring the methylation pattern of the parent cell.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he exact pattern of methylation can be passed on to the daughter cell when a cell divides, so genes that are shut off in a particular cell lineage remain shut off. The flip side of this also occurs: there are demethylases that remove methyl groups, which then allow those genes to be turned back on. Apart from using transcription factors, modifying the DNA itself in this way offers a completely additional level of control over which genes are turned on and off. It is also a method of ensuring that these changes can be passed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ells. These modifications of DNA alter the way our genes are used. They are called epigenetic marks or changes because they are the molecular explanation for the phenomenon of epigenetics that Conrad Waddington had first described.

        These epigenetic marks not only persist and even increase as we age—they can even be passed across generations. Towar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between September 1944 and May 1945, the Netherlands suffered from a devastating famine that would claim the lives of more than 20,000 people. A later study showed that despite the relatively brief duration of the famine, the children of women who were pregnant during the mass starvation suffered advers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sequences throughout their lives. They experienced higher rates of obesity, diabetes, and schizophrenia, and had a higher mortality than children who were not in utero during the famine. The effects were even different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famine occurred in the early or late stages of pregnancy. Comparing the DNA of subjects who had experienced starvation in utero with those of their older and younger siblings was revealing: the famine had imposed on the fetus a methylation pattern that had consequences over the course of its life and accelerated both aging-related diseases and mortality. It is a striking example of how an external stress can cause epigenetic changes to DNA that last a lifetime.

        IF THAT ISN’T COMPLICATED ENOUGH for you, just wait: DNA isn’t present in cells as a naked molecule. Rather, it is heavily coated with proteins called histones, and this mixture of proteins and DNA is called chromatin. These histones help us understand how all of our DNA can fit into a cell’s tiny nucleus. If you could stretch out the DNA in a cell, it would measure approximately two meters (six and a half feet). The nucleus, in contrast, is only microns in diameter—or about a million times smaller. Histones are positively charged and neutralize the negative charges on the phosphate groups of the DNA. By doing so, they allow DNA to condense into a highly compacted form.

        The first level of DNA compaction is the nucleosome, in which DNA is wound around a ball-like core consisting of eight histone proteins. The nucleosomes further organize themselves into filaments that are then woven back and forth until it all fits comfortably in the nucleus. When cells divide, the duplicated chromosomes have to move into each daughter cell, and just as you would cram the belongings from your entire household into a truck before you move, chromosomes are most compact just before cell division. That is when they have the familiar X shape that we see in most popular images of chromosomes. But for most of the life of the cell, chromatin is much more extended.

        The problem with compacting chromatin is that the cell needs to be able to access information on the DNA when needed. It’s like owning a large collection of books but not having sufficient space in your home to have all of them within easy reach. You might box most of them and store them in the attic but keep the books you’re currently reading or planning to read soon easily accessible on a bookshelf or piled on your nightstand. The cell too has to make sure that appropriate regions of chromatin are accessible, even if it wants to shut down much of it. It does so by tagging histones by adding certain chemical groups to them. Just as with methyl groups on DNA, there are enzymes that add these histone tags and others that take them off. Tags on histones can act as a signal for the cell to recruit other proteins to that region and either inactivate chromatin or open it up, so they too act as epigenetic marks. With histones, one common tag is called an acetyl group, and the enzymes that add them to histones are called histone acetylases.

        In general, DNA methylation and histone acetylation exert opposite effects. DNA methylation usually silences the gene that follows the methylated region, while histone acetylation signals that the gene is to be actively transcribed. Both can be reversed by the action of demethylases or deacetylases.

        What both modifications do is to overlay on top of the DNA sequence itself a second and longer-lasting way of modifying the program of a particular cell. They allow cells to maintain a stable identity as neurons, skin cells, or heart muscle cells. As a cell develops from the fertilized egg, different epigenetic marks must be laid down as it develops into different cell types.

        WE ALL KNOW THAT PEOPLE age at different rates. Some people look old at fifty, while others are remarkably youthful into their eighties. Some of this comes down to genetics, but aging can also be accelerated by stress and hardship. From the moment we are conceived, our cells don’t just acquire mutations in the DNA affecting the underlying code itself. They also acquire epigenetic marks. As we saw with the Dutch famine survivors, some of those marks are the result of environmental stress.

        Steve Horvath, while work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was not interested in epigenetics, believing it to be too messy, indirect, and unlikely to show much useful connection to aging. But one day, a colleague was collecting saliva from identical twins who differed i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he wanted Horvath to help him see if there were any epigene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Horvath is a twin; his brother is gay, while he is heterosexual. In the spirit of scientific inquiry, they contributed some of their own spit to the study. When they looked at the methylation of cytosines, they found absolutely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tern and sexual orientation.

        But Horvath now had a lot of data from twins of various ages. He decided to mine it further to see what else he could learn. He discovered a very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NA methylation pattern and age. He then looked at cells in other tissues and correlated the methylation pattern with actual markers of aging—for example, the sort of things your doctor would analyze from your blood, such as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He was able to identify 513 sites of methylation that could predict not only mortality but also cancers, health span, and the risk of developing Alzheimer’s disease.

        These patterns help scientists approach a fundamental problem. People age biologically at different rates, so how do you measure aging? Methylation patterns are like a biological clock; in fact, they are more accurate than chronological age alone at predicting age-related diseases and mortality. Many other research groups developed their own methylation clocks with slightly different markers, all correlating well with biological age. Still, as Horvath and his colleagues themselves point out, these clocks are useful for research but are not yet a substitute for tests that measure loss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r provide early diagnosis of diseases.

        We don’t think of young children as aging; in fact, throughout much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they become stronger and their odds of dying decline. But it turns out that while the methylation patterns reverse very early in the embryo, suggesting a resetting of the clock or a rejuvenation, from that point on, methylation follows an inexorable pattern. So we age from even before we are born! Similarly, the long-lived naked mole rat is thought not to age because its risk of dying doesn’t increase with time. In fact, its methylation pattern shows that it does age, just more slowly than other rodents.

        For an extreme example of the effect of epigenetics on longevity, look no further than a beehive. Bees, like ants, have a queen that can live many times longer than other bees that share exactly the same genes: queen honeybees live two to three years, while worker bees die after only about six weeks. This is partly because once the queen is selected, she is treated very differently. She is kept deep in the hive, pampered and protected against predators, whereas worker bees and ants must go out and risk their lives foraging for food. She is fed an exclusive diet of royal jelly, which has a different composition and a much higher nutritional value than the ordinary nectar and honey that worker bees live on. But the impact of these factors goes deeper. Something about her diet and stress-free environment results in her having different epigenetic marks from worker bees, and she ages at a far slower pace.

        The question of why epigenetic marks should cause aging is complicated. The patterns a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inflammatory pathways and a decrease in pathways for making RNA and proteins as well as DNA repair, so it is easy to see how they might result in aging.

        The epigenetic changes also seem to occur on a timetable. This doesn’t mean that aging itself is programmed. It could simply be that the epigenetic changes take place when they are needed at some stage, but they are not switched off when their work is done because evolution doesn’t care what happens to you after you have passed on your genes. By shutting down many genes in a stable way, epigenetics may also prevent cells from becoming cancerous early in life. Like telomere loss, and the response to DNA damage, this may be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trade-off between preventing cancer and preventing aging.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many epigenetic changes are not programmed but caused by random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Remember the case of identical twins? Those epigenetic changes in their DNA diverge right from birth, so while they still have largely the same DNA sequence, they acquire very different epigenetic marks.

        CAN THE AGING CLOCK EVER run backward? Yes, and it has happened to every single one of us: at conception, when the aging clock is reset to zero. When a forty-year-old woman gives birth, that newborn is not twenty years older than a baby born to a twenty-year-old woman. Even though the germ-line cells are older in the forty-year-old woman, both children start at the same age. The aging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parents is reset in the child.

        We have evolved at least three ways to reset the aging clock. The first is that germ-line cells have superior DNA repair and accumulate fewer mutations than somatic cells do.

        Second: the egg and the sperm each undergo a rigorous selection process prior to fertilization. A woman produces all the eggs she will ever have while she is still a fetus. These number perhaps a few million to start with but are down to about a million by the time she is born. By puberty, this number drops to about a quarter million, and by the time a woman is thirty, only about 25,000 eggs remain. However, a mere 500 of those eggs get used up by ovulation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over a woman’s lifetime. With sperm, this ratio is even more dramatic: males produce millions of sperm cells from puberty on. So there is a huge surplus of both eggs and sperm. Why? Prior to ovulation—that monthly event in which the ovary releases one mature egg, or ovum, into the fallopian tube for the purpose of potentially being fertilized—the eggs in the ovary are somehow inspected and destroyed if damage is detected. Only those that pass the test make it to ovulation. As damage is likely to increase with age, this might explain why the egg count drops precipitously and the chance of becoming pregnant decreases. Perhaps the monitoring process also becomes less effective, since genetic defects in the baby also increase with the age of the mother.

        Similarly, sperm cells may undergo selection as well, and a sperm must swim and outcompete all the millions of others to be the first one to fertilize the egg. Even after fertilization, many embryos are rejected early in development if they are sensed as being defective. And even within an embryo that is developing normally overall, there is competition to eliminate abnormal cells. The process isn’t perfect, but nature has done its best to ensure that our offspring are free of our own cellular damage and aging.

        The third method for resetting the aging clock is to actually reprogram the genome. Immediately after impregnation, the fertilized ovum, or zygote, temporarily bears two nuclei (pronuclei): one from the mother and the other contributed by the father. The enzymes and chemicals in the zygote proceed to erase nearly all the epigenetic marks in the DNA of both pronuclei, and then add new ones to start the fertilized egg on the path to making a baby. Notice that I said “nearly all.” An egg with both pronuclei coming from just a male or female parent alone would not develop normally. This is because the pronuclei donated by the mother and father have a different but complementary pattern of epigenetic marks, also called imprinting, which together provide the proper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all the intricacies of normal development we just described, it is amazing that cloning frogs or Dolly the sheep ever worked at all. For one thing, the genome of cloned animals came from adult somatic cells, with an entire lifetime of accumulated damage. Animals conceived normally, on the other hand, start off from much more protected germ-line cells and go through a rigorous selection process both before and after fertilization. In addition, changing the program of a somatic cell is very different from an egg’s normal task. Given these difficulties, how could these cloned animals possibly be normal? Would they not show signs of premature aging or other abnormalities compared with naturally conceived animals? In truth, it didn’t work so well. Most of the transplants never made it to fully formed animals. Still some, like Dolly, did.

        And the truth is, Dolly was quite a sick sheep. She had abnormally short telomeres and, at the age of one, was judged as older than her chronological age by several criteria. Sheep normally live ten to twelve years, but at six, poor Dolly developed tumors in her lungs and had to be put down. It turns out, however, that Dolly was not the only sheep cloned. There were also the lesser-known Daisy, Diana, Debbie, and Denise, who, surprisingly, all lived healthy lives with a normal life span. This suggests that, at least in principle, it may be possible to reverse the effects of aging and reset the clock even if you start from an adult somatic cell, just by reprogramming the cell. Erasing the epigenetic marks and initiating a new program of gene expression can enable a newly cloned animal to begin from scratch.

        Cloning, though, is not the main aim of reprogramming cells, even for farm animals or crops. The real payoff would be in using stem cells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repairing or replacing tissue that has died or sustained damage. If we can overcome the technical problems, the possibilities are enormous and wide-ranging. Perhaps we could introduce new pancreatic cells that produce insulin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replace damaged heart muscles after a heart attack, or even regrow neurons in people who have suffered a stroke or a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like Alzheimer’s. The potential for such breakthroughs is why billions of dollars are being invested in stem cell research today.

        Even though they’re not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zero and creating a new cloned animal, these stem cells are effectively trying to reverse the aging clock by regenerating or even replacing individual parts of an animal that have aged. Both embryonic stem cells and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 cells) are capable of differentiating into numerous cell types, but the two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ES cells are natural early embryonic stem cells that scientists have figured out how to keep cultured and then program to follow different paths to make different tissues, whereas iPS cells are reprogrammed not by the action of factors in the egg but by using the four Yamanaka factors in a somatic cell. This means their behavior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Still, because of the convenience of generating iPS cells (without the added burden of having to contend with the legal and ethical issues surrounding ES cells), many scientists are working hard to improve Yamanaka’s original method for reprogramming cells.

        We will soon see how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reverse aging using this approach. There is also much interest in reprogramming the cell by using specific compounds that inhibit DNA methylation or histone deacetylases. This route to rejuvenating tissues, and even the whole animal, is a major focus of current research. As with telomerase, it may well be the case that our epigenetics have evolved to strike a fine balance between reducing the risk of cancer early in life and accelerating aging. Thus, any approaches to slow down aging or attempt to reverse it by rejuvenation may have to contend with how to do it safely. Indeed, many tissues that have been generated using the four Yamanaka factor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an unusually high proportion of tumors.

        In the last three chapters, we have seen how the genetic program that controls life can be disrupted by damage to our genome, accumulated with age. We have seen how the program itself is modified on the fly to suit the organism’s needs at any given stage. The product of the program is the ensemble of proteins in our cells. These proteins carry out a huge number of complex and interconnected tasks and are like players in a large symphony orchestra.

        Now we will see what happens when that orchestra becomes discordant and breaks down.

        6. Recycling the Garbage

        These days, whenever I forget an appointment or misplace my gloves, umbrella, or hat, I panic for a moment. I have just turned seventy as I write this, and these occurrences immediately strike me as signs of an inevitable and worsening decline. I cheer up when I remember that in my early twenties, I once invited a friend to dinner, forgot about it, and wasn’t even home when he called; or that a couple of years later, I was so preoccupied with finishing my work that I forgot to attend my own going-away party that a neighbor was going to throw for me. And that I’ve been notorious for losing things all my life.

        Still, there is a good reason for my foreboding. We all face the prospect of suffering from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that cause us not just to forget but also to completely lose our sense of who we are.

        Today more than 50 million people suffer from dementia, and as the proportion of older people in the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 in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grow to 78 million by 2030 and 139 million by 2050. In England and Wales, it recently overtook heart disease as the leading cause of death, partly because treatment of heart disease has vastly improved, while there is still no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dementia.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still lags behind the more established killers such as heart disease, cancer, and accidents, but its proportion is gradually rising. It is estimated that about one-third of people born in 2015 will go on to suffer from some form of dementia.

        Over half of those with dementia have Alzheimer’s disease, named after the German psychiatrist Alois Alzheimer, who, around 1900, characterized the onset of the then-unnamed disease. His patients, he wrote, would oscillate from periods of calm and lucidity to being unable to identify common objects, feeling increasingly disoriented, forgetful, agitated, and even unhinged. That is just the beginning. As the disease progresses, many Alzheimer’s sufferers are unable to recognize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They can no longer carry out basic activities such as speaking, eating, and drinking. They become increasingly terrified at their loss of control, their loss of self-identity, and their increasing inability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around them. Their loved ones may have it even worse, though, having to watch this person—a spouse, a grandparent, a cherished friend—gradually vanish.

        In the century-plus since Dr. Alzheimer’s description, we have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the biology behind Alzheimer’s disease. The same is true of other neurodegenerative maladies, such as Parkinson’s and Pick’s diseases. They all have two things in common: the likelihood of the disease increases as we grow older; and they are caused by a malfunction of our own proteins.

        Proteins, as we have seen, are long chains of amino acids that miraculously fold up as they are made. Well, not miraculously. The reason that they fold up is that some amino acids, like oils, are hydrophobic, meaning that they do not like to be exposed to water. Hydrophilic amino acids, on the other hand, are happy to interact with water molecules. As a protein chain emerges, it folds into its characteristic shape by tucking away most of the hydrophobic amino acids on the inside of the protein and exposing the hydrophilic ones on the outside where they are in contact with the surrounding water. Most protein chains have a particular shape or fold that is stable and functional. Sometimes a protein chain folds up along with others to form a complex of several chains. But the principle is the same. In an amazing display of coordination, each of our cells makes not one but thousands of proteins in the amounts it needs and at the time it needs them, and they all must work together as a well-orchestrated ensemble. But the process can, of course, go wrong.

        Think of the many ways a household item can become useless. Even a brand-new product can be poorly made and arrive saddled with manufacturing defects. You could damage it accidentally while using it. Or it could slowly wear out or rust and become dangerous to use or stop working entirely. Then there are products, once essential, that we no longer need. Perhaps our children have grown up, and we no longer require baby bottles or cribs. Or technology has changed, and we have no use for a cassette recorder or a film camera. Or our possessions simply go out of style, and we no longer want them. Food has an even shorter shelf life. In our daily lives, we deal with all this as a matter of course. We throw out leftover food that has perished, mend or throw out old clothes, and fix or get rid of broken gadgets. If we didn’t do that, our homes would quickly fill up with junk and become unlivable.

        It is the same with cells and their proteins. Proteins can have manufacturing defects too. The protein chain may be made incorrectly or be incomplete. It might not have folded into its appropriate shape. During its lifetime, it could lose its shape by unfolding or be damaged by chemicals or other agents. Just as we may need items only during a particular phase in our lives, many proteins are needed only briefly at a particular stage during a cell’s development or in response to some environmental stimulus. And just as we dispose of or recycle products that are faulty or have simply worn out or been damaged, the cell has evolved ways to detect and then destroy proteins that are defective to begin with or when they become aberrant later. It also has ways of getting rid of perfectly normal proteins that it no longer needs. In all these cases, the cell breaks down defective proteins into their amino acid building blocks, which it can then use to make new proteins or to produce energy.

        However, there are cru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teins in a cell and a home full of household items. Manufacturers don’t usually much care what happens to their products after they are sold (except during the warranty period, of course). Moreover, the manufacturer of your washing machine does not have to make it compatible with other appliances and therefore isn’t concerned about which brand of refrigerator or microwave oven you own, or whether you own one at all. Cells, on the other hand, both manufacture proteins and use them, and have to ensure that the many thousands of proteins all work together without problems.

        As we age,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recycling machinery of the cell deteriorates, leading not only to neurodegenerative but also many other diseases of old age, including inflammation, osteoarthritis, and cancer. Accordingly, the cell has come up with multiple ways of ensuring the quality and integrity of its collection of proteins.

        Proteins can be defective in many ways. The birth of a protein chain takes place on the ribosome, the large molecular machine that I have studied for the last forty-five years. As the ribosome chugs along, it reads the genetic instructions on mRNA to stitch together amino acids in a precise order to make a protein chain. The process has evolved to a high level of perfection over billions of years, but it still occasionally gives rise to defective products. Sometimes the mRNA contains mistakes; sometimes the ribosome misreads it. In these cases, the newly made protein has the wrong sequence of amino acids, so it malfunctions—a bit like a brand-new gadget with a manufacturing defect. These days, many of my colleagues and I are trying to understand how the cell recognizes these mistakes and homes in on them for removal.

        Even if the new protein chain has the correct sequence of amino acids, as it emerges from a tunnel in the ribosome, it still faces the challenge of folding into its proper shape. Although the protein chain contains within it all the information needed to form that shape, the process doesn’t usually work spontaneously. With larger proteins, it is difficult to keep the hydrophobic section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hain apart so that they do not stick to one another (or even worse, to other chains that are being made at the same time) while the protein is folding. There are many ways that the folding process can go awry, so cells ranging from bacteria to humans have evolved special proteins whose purpose is to assist other proteins to fold correctly. Ron Laskey, one of my fellow scientists in Cambridge, humorously named these proteins chaperones. (Among other things, Laskey is a folk singer who has written and recorded witty songs about life as a scientist. One of his songs is about how, as a young man, he was part of a double bill with Paul Simon in a small venue in England when neither of them was well known—and realized immediately that he had better stick to science.) Like Victorian chaperones during courtship, these proteins prevent improper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hain or between chains. Even so, proteins occasionally misfold.

        Even after a protein has already folded into the right shape, you can make it unfold. The proteins in a chicken egg are all folded correctly to carry out their collective function of helping a fertilized egg grow into a chick. But if you take that egg and boil it, its proteins unfold. Similarly, if you add lemon juice to milk and stir, the acid unravels the proteins in the milk. In either case, when the protein chains unfold, the water-avoiding hydrophobic amino acids that were on the inside now become exposed to the surrounding liquid. This makes the proteins stick to one another and become tangled, and the egg or milk turns into a gelatinous solid.

        Even without being boiled or treated with acidic lemon juice, proteins are not rocklike, static entities. The atoms in a protein jiggle around all the time, and the proteins themselves breathe and oscillate around their average shapes. Over time, they can unfold, either spontaneously or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stress. Often the proteins will then fold back into their original shapes, but sometimes they will clump together instead. As we age, more clumps means more proteins that have lost their function. Even more seriously, the protein aggregates themselves can lead to diseases such as dementia.

        We can thus have proteins that are incorrectly made to begin with, or proteins that misfold later. But that’s not all. Many proteins have extra sugar molecules added to specific points on their surface after they are made. This process, called glycosylation, is essential for their work. But as we age, sugar molecules are added randomly to proteins, a process called glycation,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normal and orderly process of glycosylation. Glycation causes a number of common health problems. For instance, eye diseases such as cataracts and macular degeneration result from proteins in the lens or retina of our eye being modified by sugar molecules, which changes their properties and prevents them from functioning normally. These proteins too need to be recognized and destroyed before they become a problem.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 are the chaperones, which refold misshapen proteins into their correct shapes. But if unfolded proteins accumulate, more drastic action becomes necessary. Cells have an elaborate sensor to detect the buildup of unfolded proteins.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as this is known, is multipronged: First, more chaperones are synthesized to aid in folding these aberrant proteins. Second, they are tagged and targeted for destruction. Since there is clearly a problem with proteins folding properly, the cell also slows down protein production or shuts it down entirely. In extreme cases, where these measures are inadequate,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can simply direct the cell to commit suicide.

        How can a cell destroy proteins that it senses as defective or unwanted? When it senses that something is wrong, it tags the protein with a molecule called ubiquitin, which is itself a small protein. Ubiquitin was discovered in the mid-1970s and got its name from the fact that it was ubiquitous—scientists found it in almost every tissue they examined. It seemed t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regulating proteins in the cell, but exactly how wasn’t clear.

        Eventually researchers discovered a huge molecular machine called the proteasome, which acts as a giant garbage disposal. When a ubiquitin-tagged protein is fed into the proteasome, it gets chopped up into pieces that can be recycled. Of course, you can imagine that such a powerful degrading machine could be quite dangerous if it were free to act on proteins at will. So the entire process is highly regulated. It is used not just for defective proteins but also for perfectly functional proteins that are no longer required.

        Any defect in the proteasome or the ubiquitin tagging system means that unwanted proteins hang around the cell and cause problems. Proteasome activity declines with age, and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it is a cause of aging. Deliberately introducing defects in the proteasome or the ubiquitin tagging machinery can be lethal, and even minor defects can lead to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old age, such as Alzheimer’s and Parkinson’s.

        The ubiquitin-proteasome system is beautifully tuned to get rid of unwanted or aberrant proteins. It works by chewing away the strand of a single protein at any given time. Like the garbage disposal in your kitchen sink, it can handle only one scrap at a time. But what if a cell wanted to get rid of a lot of very large junk, much as we would want to get rid of a used sofa, old furniture, or appliances? Not to worry. Nature has this covered with an apparatus that, oddly enough, was discovered decades before the proteasome.

        Scientists have long known that cells from higher organisms have a nucleus that contains our chromosomes, but as they studied the cell in greater detail with ever more powerful microscopes, they discovered that they have many other specialized structures called organelles. How these structures worked together to facilitate cell function remained a mystery. One of those structures turned out to be hugely important for recycling the cell’s garbage.

        In 1955, Christian de Duve, who split his time between Rockefeller University in New York and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in Belgium, discovered an organelle called the lysosome. He and his Leuven colleagues found they were full of digestive enzymes that would break down any of the major constituents of living matter. Initially the lysosome was considered rather boring—about as exciting as a landfill site in a city. But things became more interesting when scientists showed that lysosomes often contained remnants of other parts of the cell. All kinds of unwanted structures were taken to lysosomes for disposal. De Duve coined the term autophagy, from the Greek for “self-eating,” because the cell was digesting away parts of itself. But how did the cell’s garbage make its way to the lysosomes?

        In the cell, membranous structures called autophagosomes form and grow in size, gradually engulfing everything the cell targets for disposal. Think of autophagosomes as large garbage trucks. The garbage they collect can be anything from protein aggregates all the way to large organelles. An autophagosome eventually merges with a lysosome to deliver its contents to be digested and recycled. If the proteasome is akin to the garbage disposal in your kitchen sink, the lysosome is the huge garbage recycling center in your city.

        While this process goes on perpetually, it is highly regulated. If you stress or starve the cell, autophagy goes up. It makes sense to break down proteins and other structures and recycle their components to survive a difficult time.

        However, this still doesn’t tell us how the cell decides when and what to deliver to lysosomes. Science would have to wait almost fifty years to make headway on this problem.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Yoshinori Ohsumi, a young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okyo University, hatched a clever idea.

        Biology often advances by studying simple organisms that are easy to grow and mutate, and the discoveries made there can then easily be generalized to more complex ones such as humans. Ohsumi turned to that favorite of molecular biologists, baker’s yeast, in which the equivalent of the lysosome is called a vacuole. By isolating strains in which the vacuole had accumulated cellular debris, he was able to find a dozen genes that were essential for activating autophagy.

        As a result of these breakthroughs, we know now that autophagy happens continuously as part of the general maintenance of the cell. Its rate can go up or down, depending on the cell’s needs. It can also be triggered when the cell needs to get rid of invading viruses or bacteria. This kind of autophagy requires special adaptor proteins that recognize these foreign objects and bring them to the autophagosome, which then delivers them to lysosomes to be destroyed. Autophagy is the only process by which the cell can destroy such enormous structures.

        You might think that the only function of autophagy is to deal with problems, but it is also essential for a single fertilized egg’s development into an adult animal. Imagine that you have a perfectly serviceable house, but you want to remodel it. Maybe you’ve had a new addition to your family, or you suddenly need more space so that you can work from home during a pandemic. Or you simply want a larger kitchen. When you remodel a structure, you have to break down parts of it before you can start building. You may have to take down walls, plumbing, and counters, or get rid of furniture that won’t fit in the new space. Our cells go through this same process as they develop from that original fertilized egg into specialized cells such as neurons and muscles, which have very different internal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s. Autophagy makes it happen.

        In short, autophagy is used both to ensure cells develop normally and to jettison defective proteins or aging structures, as well as to destroy bacteria and viruses. It has so many essential functions that when it fails even partially, we develop serious problems, from cancer to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So far, we have talked about how cells deal with proteins and larger structures that are defective or they don’t need anymore. If there are just too many defective proteins piling up, it becomes hard for the recycling machinery to keep up. In that case, it would make sense to quickly shut down the synthesis of new proteins, a bit like turning off the main water supply when you have a flood in the bathroom. Also, it makes no sense for cells to produce new proteins and grow when they face starvation or stress.

        One way the cell does this is to stop ribosomes from starting the process of reading mRNA to make proteins. It is a way of slowing down the production of new proteins while it handles crises, which is a bit like seeing a traffic jam on a freeway and preventing cars from entering the on-ramp and making the problem worse. While this process shuts down the production of most proteins, it also turns on the production of proteins that help the cell survive the stress and alleviate it. In the traffic jam analogy, this would be like sending a signal that stops new cars from entering the freeway and at the same time bringing in tow trucks to clear the accident that caused the jam.

        This process of shutting down the synthesis of most proteins while allowing a few useful proteins to be made can be triggered by starvation, a viral infection, or too many unfolded proteins. Since it is a unified response to many kinds of stress, it is called the 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 or ISR.

        You would think that these problems with protein quality and quantity would worsen with aging, making a strong ISR useful. That is exactly what some groups have found. If you delete the genes that turned on ISR in mice, the rodents were more prone to various pathologies caused by abnormal protein production. When mice suffering from a pathology due to unfolded proteins were treated with a compound that allowed ISR to persist, it alleviated their symptoms, whereas, conversely, suppressing ISR made them worse and hastened their demise. Compounds such as guanabenz or its derivative Sephin1 that strengthen the 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s prevent diseases caused by poor quality control of protein production. They also extend life span, although in at least one case, there was disagreement about how these compounds acted, and whether they even affected ISR directly.

        If all this makes a strong case for restoring or strengthening ISR as we age, some research groups have found the exact opposite. According to their studies, deleting the genes that turn on ISR alleviated some of the symptoms of Alzheimer’s disease in mice, including memory deficits. A molecule that shut down ISR enhances cognitive memory and reverses cognitive defects following traumatic injury to the brain. Even more surprisingly, the effects were seen even when the experimental drug being tested, an 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 inhibitor—ISRIB, for short—was administered a month after the trauma.

        Why would turning off a universal control mechanism be beneficial? Nahum Sonenberg, an expert on translation at McGill University in Montreal and a coauthor of the ISRIB study, believes there are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the ISR itself is chronic and out of control. It may be suppressing protein synthesis when it shouldn’t or to a much greater degree than it should. It’s like driving a car in which the brake is activated all the time instead of only in response to a signal to slow down or an accident ahead. Instead of being a lifesaver, it becomes a nuisance. Even as we age, we still need to make new proteins. For example, forming new memories requires synthesizing new proteins that strengthen connections between brain cells. But when ISR is itself out of control, we are unable to make proteins in the amounts we need. In cases such as this, turning off ISR may be beneficial.

        ISRIB has been touted in the press as a “miracle molecule” that could boost fading memory and treat brain injuries. The San Francisco company Calico Life Sciences, owned by Alphabet, the parent company of Google, started conducting clinical trials on ISRIB-like compounds that inactivated ISR. Peter Walter, one of the discoverers of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and of ISRIB, recently gave up a prestigious professorship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to join Altos Labs, a private company that operates research institutes to tackle aging, with campuses in California and Cambridge, England.

        How this will play out is unclear. It is well to remember that ISR is a universal control mechanism precisely to deal with situations that are problematic for the cell, such as an accumulation of unfolded proteins, amino acid starvation, and viral infections. As we discussed above, initially, scientists found that prolonging ISR was beneficial for certain pathologies. So there may be situations when it would be helpful to enhance ISR and others in which it would be better to inhibit it. Figuring out exactly how much ISR is optimal at any given stage is unlikely to be straightforward, and we may have some way to go before it can be used with any confidence as a long-term treatment for combating diseases of aging.

        We have covered a lot of ground in this chapter, but a common thread runs throughout. For cells to be able to function, their thousands of proteins have to work together. They must be produced at just the right time and in the right amount, and they must be the correct shapes. It is not unlike all the instruments in a symphony orchestra that all have to play their parts together. As with some modern orchestras, there is no conductor. And if parts of the orchestra don’t perform properly, the whole thing falls apart.

        Everything we have discussed so far is about the different ways that cells sense when things are not right and what they do to correct that. This is an amazingly complicated web of interactions, which is itself controlled by yet more proteins. If the control proteins themselves become defective, the problems are amplified. That is just what happens as we age.

        WE BEGAN THIS CHAPTER WITH the terrible scourge of Alzheimer’s disease. The disease, which is increasingly a dread of old age, turns out to be related to a curious group of diseases whose cause was uncovered in a most unexpected way. The key person to unravel its mystery was Carleton Gajdusek, a scientist with the unique and unfortunate distinction of being both a Nobel Prize winner and a convicted child molester.

        After earning his medical degree from Harvard, Gajdusek was serving a fellowship in Boston when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He ended up in the Korean War, where he showed that a fever that was killing American soldiers was spread by migrating birds.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he was offered a job with the US government’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but chose instead to work with the famous immunologist MacFarlane Burnet in Melbourne, Australia. Burnet sent him to Port Moresby, New Guinea, to set up part of a multinational study on child development, behavior, and disease. It could not have been easy carrying out fieldwork in such a remote area, far away from any modern research laboratory, but Gajdusek was an unusual character. Burnet once described him as someone who “had an intelligence quotient up in the 180s and the emotional immaturity of a 15-year-old,” adding candidly that his protégé was completely self-centered, thick-skinned, and inconsiderate. At the same time, said Burnet, the young ma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let the threat of danger, physical hardship—or other people’s feelings—interfere in the least with what he wanted to do.

        While in Port Moresby, Gajdusek heard about a mysterious illness called kuru and set out for the Eastern Highlands Province, about 200 miles away, where the disease was prevalent among the native Fore tribe. Patients with the disease showed no symptoms of fever or inflammation but died of a progressive brain disease that caused tremors and highly abnormal behavior such as uncontrolled fits of laughter. Two anthropologists, Shirley Lindenbaum and Robert Glasse, observed that women and children, but not adult men, ate the entire bodies of deceased family members, even the bones. This was a recent practice among the Fore, and by collecting detailed evidence of cannibal feasts which could be matched with the subsequent appearance of the disease in participants, they concluded that this practice of cannibalism may hav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ransmission of the disease. Gajdusek and a colleague named Vincent Zigas had observed that one of the practices of the tribe was to cook and eat the brains of deceased family members following funerals. So Gajdusek suspected that something in the diseased brain was transmitting the disease to the people who ate it. Following up on this hunch, he was able to show that you could transmit kuru to chimpanzees by injecting their brains with extracts from the brains of diseased patients.

        The autopsied brains of the Fore tribe, when examined under a microscope, were full of holes, like a sponge. Kuru is one of many brain diseases with this pattern, called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ies, including a variant form of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Variant refers to the transmissible rather than inherited form of a disease.) About 10 percent of all cases are inherited, and just as he had done for kuru, Gajdusek was able to show that brain extracts from infected patients could transmit the disease to chimpanzees. The idea that a disease could be inherited in some instances but also transmitted like an infection in other cases was unprecedented. Gajdusek was awarded a Nobel Prize in 1976.

        Unfortunately, the end of Gajdusek’s career was not so glorious.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years, he brought back more than fifty children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New Guinea and Micronesia, and acted as their guardian. In the 1990s, in response to a tip-off from a member of his lab, the FBI began to investigate the scientist. The bureau persuaded one of the boys to tape a phone conversation in which Gajdusek admitted that he and the boy had sexual contact. In a plea bargain that would be unthinkable today, he served a year in jail in 1997 and then left the United States as soon as he was released to spend the rest of his life in Europe. During his self-imposed exile, he stayed active scientifically and was affiliated with several universities. He showed no remorse for his behavior, dismissing his treatment as American prudishness. Many of the boys continued to have contact with him, some adopting his name and even naming their own children after him. In 2008 he died in a hotel room in Tromso, Norway, where he was a frequent visitor to the university there.

        Gajdusek’s concept of transmissibility had a huge impact on our thinking about this class of diseases. Mad cow disease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afflicted cows in Britain, notably in the 1980s, as a result of cows being fed the remnants of infected animals. Around this time, more than a hundred people died of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Scientists began to suspect that this was because they had eaten meat from diseased cows. The connection with eating infected beef was then not universally accepted, and John Gummer, a UK government minister, famously encouraged his four-year-old daughter, Cordelia, to eat a hamburger on television, declaring British beef to be completely safe. (The girl did not get sick.) Nevertheless, many countries prudently banned the importation of British beef and lifted it only after several million cows had been slaughtered and farming practices had been changed.

        Although the transmissibility of these diseases was established, it was not clear exactly how they spread. Ever since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t has become a firm dogma that every infectious disease is transmitted by living organisms that can multiply in the host, whether they are parasites or microbial organisms such as bacteria, fungi, or viruses. In the early 1980s Stanley Prusiner, an American neur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began trying to isolate the infectious agent for scrapie, a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of sheep and goats. The brain extracts that transmit scrapie remained infectious even after they were sterilized using standard methods such as heat, so the prevailing view was that the infectious agent was a virus that was resistant to inactivation and had a long incubation time. When Prusiner gradually isolated the infectious agent, it turned out to be a protein—a notion that was greeted with a chorus of skepticism. After all, unlike bacteria or viruses, proteins could not multiply, so how could they possibly cause an infection that spread from one animal to another?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Prusiner identified the protein and showed that although it was a normal component of brains, its shape in a scrapie-infected brain was abnormal. Prusiner called the protein a prion and proposed there were two forms: a normal version and a scrapie version. Like an evil character who corrupts all the good people around him, this aberrant, misfolded, scrapie version of the protein acts as a mold, or template, and induces each normal prion protein it encounters to switch to the misfolded version. The result is that the misfolded form spreads like an infection throughout the cell and across cells throughout the tissue, bringing about disease.

        At first glance, the only commonality between diseases such as kuru or scrapie and Alzheimer’s is that they are lethal brain diseases, but as we shall see, the similarity runs deeper. Dr. Alois Alzheimer himself autopsied the brains of deceased patients and discovered deposits of plaques outside cells as well as tangles of fibrils inside some nerve cells. It wasn’t initially clear whether the formation of these deposits was a cause of the disease or a symptom.

        In 1984, scientists identified that the major component of the plaques was a protein called amyloid-beta, which itself is produced by trimming a much larger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or APP. Alzheimer’s is normally a disease of old age and not necessarily inherited, but some patients with inherited forms develop the disease earlier in life. They turn out to have mutations in the APP gene. Scientists have also identified the enzymes that trim the APP to the mature amyloid-beta and, in a nod to their involvement in causing senility, called them presenilins. Mutations in these proteins also led to familial Alzheimer’s disease. The case that the disease was caused by accumulating either too much or incorrectly processed amyloid-beta protein seemed overwhelming. Much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hen focused on the details of what caused the plaques to develop and how they could be prevented.

        However, in science, things are often never quite so straightforward. For one thing, the plaques typically develop outside nerve cells, so why are they killing them? Another curious feature is that other tissues—for example, blood vessels—also contain amyloid-beta deposits, but it is the diseased brain that kills people. A feature of the disease that was ignored earlier on is that inside some neurons of patients, there are filaments made of a different protein called tau. Perhaps these tau filaments were the cause of the disease?

        Although scientists were skeptical at first, evidence incriminating tau also began to mount when three groups found independently that patients with an inherited form of dementia related to Parkinson’s disease had mutations in the tau gene. Also, it was not hard to imagine how tau could cause disease. The tau filaments could block the narrow axons and dendrites that connect neurons, and, not surprisingly, it is these connections that are the first to go, causing cognitive impairment.

        Recently, scientists have found that the filaments characteristic of diseased brains are not just random clumps of unfolded proteins. Rather, the aberrant molecules come together to form filaments that are distinct for each type of dementia. Studies show consistently that the tangles we see in diseased brains actually have very well-defined structures, each of which is a hallmark of a particular disease. This is something we did not know even a few years ago.

        Therefore, as things stand, we have very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amyloid-beta, tau, and other filaments are implicated in disease. One problem is that nobody really understands what these proteins are doing normally. We do know that if you delete the genes for them in mice, the animals exhibit some abnormalities, but they don’t develop plaques or Alzheimer’s disease. This means that the reason amyloid-beta or tau causes disease is not because it has ceased to function normally. Rather, it is because the unfolded forms can give rise to filaments that spread throughout the brain.

        Alzheimer’s and prion diseases are both caused by aberrant forms of proteins that come together to form tangles or plaques. In prion diseases, the prion form assumes a different shape from the normal form, and spreads because it switches the normal version into the prion form when it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it. There is a growing feeling that exactly the same thing happens in Alzheimer’s and othe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an abnormal, unfolded form can seed the formation of filaments, which then spread throughout the brain. Injecting brain extracts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into mice stimulates the premature formation of plaques or tangles. But, unlike prion diseases such as kuru and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nobo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Alzheimer’s, Parkinson’s, or similar diseases are actually infectious. That could be because we don’t eat the brains of patients with dementia or inject extracts of their diseased brains into our own.

        What causes Alzheimer’s disease is a burning question because that holds the key to preventing it. The answer depends on how you define cause. The immediate cause may well be the formation of tau or amyloid-beta filaments in the brain. However, an earlier and root cause is the cell’s inability to manage the excess of unfolded proteins that aggregate to form these filaments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in turn is caused by damage to our control systems: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recycling machinery of the cell that we discussed earlier in the chapter. And that damage to our control systems is a result of aging.

        So you could say it all boils down to our living long enough for the damage to occur. It is particularly ironic that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increased life expectancy over the last century is the greater likelihood of spending our final years with the terrible effects of diseases such as Alzheimer’s.

        Can anything be done about it? The difficult truth is that there are still no effective treatments for these dementias, despite several decades of work. Just as cancer is so hard to treat because it is our own cells that have gone out of control, Alzheimer’s is caused by our own proteins misbehaving. And just as with cancer, there may be both genetic factors and chemicals or infectious agents that accelerate the process. This creates a fundamental difficulty for treatments. Very recently, therapies based on antibodies that bind to the amyloid-beta protein were shown to halt cognitive decline by about 25 percent after eighteen months. They were most effective at slowing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isease if treated early, and in patients that had only a modest level of tau aggregates. They carried a serious risk of side effects, including seizures and bleeding in the brain. However, they did demonstrate that targeting beta-amyloid showed some clinical effect, and against the bleak backdrop of having next to nothing to offer Alzheimer’s patients, even an expensive and complicated treatment with a relatively modest gain was heralded as a huge breakthrough.

        All the recent breakthroughs in our understanding the basis of the disease offer some hope, however. Now that we know that the filaments are not random but consist of very specific contacts to form their structure, perhaps drugs can be developed to prevent their formation. Others are attempting to inhibit the production of the protein itself. And scientists are busy at work on the ultimate causes as well, including how to modify aging cells so they can handle aberrant proteins as effectively as younger cells do. We also need to identify suitable biomarkers that are an early warning of incipient disease. As we learn much more about the underlying biology involved, we can be hopeful that we will find more ways to prevent the diseas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diagnose it early and treat it when it occurs.

        7. Less Is More

        The India in which I grew up is a land of many religions, and there never seemed to be a time when one or another group wasn’t fasting. Hindus fasted before certain religious occasions—or if they were strict, every week. Muslims fasted from dawn to dusk for the entire month of Ramadan, not drinking a drop of water even when the holiday fell amid the long, hot summer days of the subcontinent. Christians fasted during Lent. And fasting was not only a religious imperative. Nearly all cultures considered fasting, and moderation in general, a key to a long and healthy life, and gluttony to be a vice.

        For much of our existence as a species, we were hunter-gatherers, feasting occasionally between prolonged periods of involuntary fasting. Perhaps our metabolism evolved to adapt to that lifestyle. It is different today, especially in the rich countries of the West. Like millions of others, I gained an inordinate amount of weight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hen most people were stuck at home, and food was only as far away as the refrigerator. Indeed, today we face a widespread epidemic of obesity, which is linked not only to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but also to certain cancers and even Alzheimer’s disease. It is also a major risk factor in infections: Covid-19 patients who were obese were far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the virus. Clearly it has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both for ill health in old age and our likelihood of dying from those disorders.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in obesity in recent times are complex. One popular theory is that throughout most of our history, food was scarce and sporadic, and those who had “thrifty genes” that could store fat more efficiently could better survive times of scarcity. Now, in a time of plenty, those very genes efficiently keep storing away all the excess fat we eat and cause obesity. This idea was so prevalent that it became a truism, but it is now being questioned. Even today, less than half the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bese. John Speakman, who has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intake and weight in organisms, has argued convincingly that it is simply that the population had a lot of genetic variability in how efficiently they could store fat, a variability he calls “drifty genes.” When food was generally scarce, even those individuals who might be prone to becoming obese rarely were. But now, an abundance of calorie-rich food has driven a rise in obesity, especially in the portion of people who have inherited genes that in previous eras would not have caused any harm. Also, historically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us to have evolved to be abstemious.

        Regardles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rise in obesity, nobody doubts that moderation and maintaining a healthy weight are recipes for good health. Clearly, overeating is bad for your health, but is the converse also true? Would stringently restricting our diet to less than what we eat normally actually make us live much longer? The first studies to test this, carried out in 1917,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perhaps because for most of our existence as a species, being undernourished was a much greater threat to life than overeating. Nevertheless, the idea persisted, and later studies showed that rats fed a calorie-restricted diet lived longer and were healthier than those allowed to eat without limit.

        During caloric restriction, or CR, an animal is fed 30–50 percent fewer calories than it would consume if it ate as much as it liked (ad libitum), while making sure that it consumes enough essential nutrients to not become malnourished. In rodents and other species, animals on CR lived 20–50 percent longer, as judged by both average life span and maximum life span. Moreover, they appeared to have delayed the onset of several diseases of aging, including diabet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ognitive decline, and cancer.

        Mice are small, however, with short life spans. What about animals more similar to us? In 2009 a long-term stud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found that rhesus monkeys lived longer and were healthier and more youthful when subjected to caloric restriction. But this was contradicted only a few years later by a twenty-five-year study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 The Wisconsin diet was richer and had a higher sugar content, so perhaps eating a healthy diet rather than fewer calories might have made the difference. The NIA control animals were not allowed to eat ad libitum but were fed an apportioned amount to prevent obesity.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the Wisconsin control group developed diabetes, while only 12.5 percent of the NIA control group did. In tandem, the studies suggest that for animals already on a healthy diet and not overweight, further caloric restriction has little additional effect on longevity. Interestingly, all the animals in both groups, even the CR animals, weighed more than animals found in the wild, suggesting that even the restricted diet provided more food than they would eat naturally.

        Experimenting with monkeys is hard enough. They can live between twenty-five and forty years, and the studies from NIH and Wisconsin have gone on for over two decades and already cost millions of dollars. Conducting similar studies with humans—who live more than twice as long and whose dietary intake is much harder to track—seems out of the question. Any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CR on human longevity is purely anecdotal at this point, but that hasn’t stopped individuals from experimenting on themselves and even writing books to tout their lifestyles.

        There have also been persistent claims that fasting is beneficial for health beyond simply reducing the overall intake of food. There is 5:2 fasting, whose adherents eat as little as 500–600 calories per day twice a week but eat normally on the other five. Another method advocates eating all your food in a window of a few hours each day. Recently, scientists examined the effects not just of CR and intermittent fasting in mice but also of aligning feeding times to their daily biological rhythms. They concluded that matching feeding times to our biological circadian rhythm greatly improved the benefit of intermittent fasting. This might seem like the home run the field wanted, but, as the accompanying commentary points out, much of the additional benefit ma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time of feeding as such. Rather, if you allowed mice to eat only during the day—when they would normally be asleep—they were faced with the unenviable choice between starving and not sleeping. The test animals chose to disrupt their sleep. Even if you distributed the restricted diet throughout the twenty-four-hour period, the mice would not get enough to eat when they were awake and would choose to disrupt their sleep to get the rest.

        I know what a wreck I am when I am sleep deprived. As I get older, my problems with jet lag are getting worse, and I am barely able to function right after I show up on some other continent. So I am always struck by how sleep, which is so intimately related to our health, is ignored by scientists in other fields. We think of sleep as something that is connected with our brains and especially our eyes and vision. But as Matthew Walker explains so well in his book Why We Sleep, you don’t need a brain or even a nervous system to sleep. In fact, sleep is ancient and highly conserved across the entire kingdom of life. Even single-celled life forms follow a daily rhythm that is related to sleep. Considering that sleep can be perilous—animals are vulnerable to attack when they are asleep—it must have huge biological benefits for it to persist through evolu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sleep on our health are profound and widespread. In particular, sleep deprivation increases the risk of many diseases of aging, includ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obesity, cancer, and Alzheimer’s disease.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one of the ways that a lack of sleep accelerates aging and death is by altering repair mechanisms that prevent the buildup of damage to our cells.

        But going back to the study matching feeding times with when mice are awake, although it did not explicitly monitor the sleep patterns of the mice, the researchers suggest that as long as you don’t deliberately disrupt sleep, CR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health and longevity. Over the decades, study after study have confirmed the benefits of CR over an ad libitum diet in multiple species.

        If all this seem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might be. In one study, the effects of CR varied greatly depending on the strain and sex of the mice; in fact, in a majority of the test animals, CR actually reduced life span. Indeed,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he aging research field, Leonard Hayflick, expressed skepticism that dietary restriction had any effect on aging. He felt that animals on an ad libitum diet were overfed, and unhealthy as a result, and caloric restriction simply brought their diets closer to conditions in the wild. Moreover, when scientists look outside typical lab conditions to animals in the wild, the link between eating less and living longer becomes much more tenuous.

        Nevertheless, in multiple laboratory studies, at least compared to an ad libitum diet, CR appears to be beneficial not only in rats and mice but also in diverse organisms ranging from worms, to flies, to even the humble unicellular yeast. Most scientists working on aging agree that dietary restriction can extend both healthy life and overall life span in mice and also leads to reductions in cancer, diabetes, and overall mortality in humans. On a more granular level, limiting protein intake or even just reducing consumption of specific amino acids such as methionine and tryptophan (both of which are essential in our diets because our bodies don’t produce them) can confer at least some of the advantages of overall dietary restriction.

        It might seem counterintuitive that eating the bare minimum to avoid malnutrition would be good for you. In fact, the results of CR may be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aging. Consuming lots of calories allows us to grow fast and reproduce more at a younger age, but it comes at the cost of accelerated disease and death later on.

        So why aren’t we all on CR diets?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rich countries face an epidemic of obesity: we now live in a time of plentiful food, and we have not evolved to be abstemious. Moreover, caloric restriction is not without its drawbacks. It can slow down wound healing, make you more prone to infection, and cause you to lose muscle mass, all serious problems in old age. Among its other reported downsides are a feeling of being cold due to reduced body temperature, and a loss of libido. And, of course, a side effect that to most readers will seem blindingly obvious: people on calorically restricted diets feel perpetually hungry. In fact, animals on CR diets all revert to eating as much as possible when permitted.

        The anti-aging industry would love to produce a pill that can mimic the effects of CR without our having to forego the ice cream and blueberry pie. For that to happen, we need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caloric restriction does to our metabolism. It’s a story full of unusual twists and turns and the discovery of some completely new processes in our cells.

        IN 1964 A GROUP OF Canadian scientists set out on a voyage to Easter Island, a remote spot in the South Pacific that is about 1,500 miles away from its nearest inhabited neighbor. Their goal was to study the common diseases of the island’s Indigenous people, who had little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particular, they wanted to know why the islanders did not develop tetanus, even though they walked around barefoot. The researchers collected sixty-seven soil sample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island. Only one of them had any tetanus spores, which are typically more common in cultivated soil that has less diversity of microbes than virgin soil does. Nothing further might have come out of this expedition had not one of the scientists given the soil samples to the Montreal lab of Ayerst Laboratories, a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 The company was looking for medicinal compounds produced by bacteria. By then, it was well known that soil bacteria, notably the genus Streptomyces, produced all kinds of interesting chemicals, including many of the most useful antibiotics today. Part of the reason they produce them is thought to be biological warfare among soil microbes, where some species make compounds that are toxic to others.

        To identify anything useful from an unknown bacterium in a soil sample, you first have to isolate it and coax it to grow in the lab. Then you need to analyze the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compounds that it makes and screen them for useful properties. Through this painstaking venture, the Ayerst scientists found that one of the vials contained a bacterium, Streptomyces hygroscopicus, that made a compound that could inhibit the growth of fungi. Because fungi are more similar to us than bacteria are, it is hard to find compounds that will treat fungal infections without also harming our own cells. So it seemed worthwhile to follow up on their initial observation. It took Ayerst two years to isolate the active compound, which the company named rapamycin after Rapa Nui, the Indigenous name for Easter Island.

        The scientists soon discovered that rapamycin had another, potentially much more useful property. It was a potent immunosuppressant and stopped cells from multiplying. Suren Sehgal, a scientist at Ayerst, sent off some of the compound to the 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Researchers there found the drug to be effective against solid tumors, which are ordinarily difficult to treat. Despite these promising early results, work on rapamycin ground to a halt when Ayerst closed its Montreal lab and relocated the staff to a new research facility in Princeton, New Jersey, in 1982.

        Sehgal, however, was convinced that rapamycin was going to be useful. Just before moving to the States, he grew a large batch of Streptomyces hygroscopicus and packed it into vials. At home, he stored them in his freezer next to a carton of ice cream, with a label cautioning, “Don’t Eat!” The vials remained there for years. In 1987 Ayerst merged with Wyeth Laboratories, and Sehgal persuaded his new boss there to pursue rapamycin. He was given the go-ahead to look at its immunosuppressive properties, which could be useful to prevent transplant rejection. Eventually rapamycin was approved as an immunosuppressant for transplant rejection, but nobody had any real idea of how it worked. How could it inhibit the growth of fungi, prevent cells from multiplying, and be an immunosuppressant, all at once?

        Here our story shifts to Basel, Switzerland, where two Americans and an Indian chanced upon an unexpected breakthrough. One of the Americans, Michael Hall, had an unusually international childhood: he was born in Puerto Rico to a father who worked for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and a mother who had a degree in Spanish. They both liked Latin American culture and decided to make their home in South America, where Hall grew up, first in Peru and then in Venezuela. When he was thirteen, his parents decided he needed a rigorous American education; Hall was suddenly ejected from his carefree life wearing T-shirts, shorts, and sandals in warm and sunny Venezuela, and dropped into a boarding school in the freezing winters of Massachusetts. From there he attended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intending to major in art but eventually settling on zoology, with the intention of going to medical school. An 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ject whetted his appetite for science, and Hall went on to earn a PhD from Harvard and then put in time pursui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In between, he spent almost a year at the famous Pasteur Institute in Paris, where he met Sabine, the Frenchwoman who would become his wife. Thus, unlike many American scientists who see leaving the United States as equivalent to falling off the map, Hall cast a broad net in the job search that followed his postdoc. He had not originally thought of moving to Switzerland, but when he interviewed for a starting faculty job at the Biozentrum at the University of Basel, 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institute and the city.

        Shortly after he started his lab in Basel, Hall was joined by another young American, Joe Heitman, who was in an MD-PhD program that combined medical studies at Cornell Medical School with research at Rockefeller University. After his PhD research, rather than go back immediately and finish his medical degree, Heitman decided to do some postdoctoral research, partly because his wife would be starting her own postdoctoral work in Lausanne, Switzerland. Looking for suitable labs in the vicinity, he identified Hall as someone he wanted to work with. His initial project there turned out to be frustrating, however, and Heitman briefly considered going back to medical school, when he read a scientific paper describing mutants of a mold, Neurospora, that were resistant to the immunosuppressive drug cyclosporine. He approached Hall with the idea of studying immunosuppressants using yeast.

        By sheer chance, Heitman could not have found a more receptive mentor. It turned out that cyclosporine was a blockbuster drug for Sandoz, th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ocated right in Basel, and Hall had already begun working with a scientist there who was interested in how it and other immunosuppressants worked. That scientist, Rao Movva, who grew up in a small village in India, had already enjoyed quite a bit of success in using yeast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cyclosporine, and he was keen to study rapamycin, which was still being developed for use in patients.

        To most in the field, this must have seemed a crazy idea. What could yeast—a unicellular organism that doesn’t have an immune system—teach them about immunosuppressive drugs and human beings? But Hall points out that these compounds were produced as part of biological warfare among soil microbes, so, really, yeast was their natural target; it is administering them to humans that is actually unnatural. As soon as Heitman had expressed interest in the problem, Hall put him in touch with Movva. This was a huge advantage, because at a large pharmaceutical company such as Sandoz, Movva had the resources to produce enough rapamycin. One day he came into Hall’s lab with a small vial and told Heitman, “Okay, this is the world’s supply of rapamycin. Think very carefully about the next experiments you’re going to do. Don’t blow it, because this is all we have.”

        The gamble paid off. The trio looked for mutant strains of yeast that would grow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rapamycin, and their experiments revealed that many of the mutations occurred on two closely related new genes that coded for some of the largest proteins in yeast. Names of genes and proteins from yeast typically consist of a three-letter acronym that makes little sense to those outside a particular field. In this case, from a long list of possibilities, they chose TOR1 and TOR2, to denote “target of rapamycin.” The names held additional appeal for Heitman because he lived near one of the picturesque medieval gates of Basel, and the German word for gate is Tor.

        This was a big breakthrough. Rapamycin’s immunosuppressive activity was thought to derive from its ability to inhibit cell growth. The compound also arrests yeast growth, however, so identifying its protein targets would enable scientists to understand exactly how. The mutants identified two genes, but without cloning and sequencing them, nothing was known about the proteins they coded for, let alone what they did.

        At this point, the problem almost fizzled out in Hall’s lab. Heitman stayed as long as he could, but he had to return to New York to finish his medical studies. At the time, although it was acknowledged that rapamycin was a potentially important immunosuppressive drug, nobody had any idea of how important their discovery would turn out to be. Meanwhile, Heitman’s mutants were sitting in the lab freezer until a new student was frustrated when her original project was not working. She, along with another student and others in the lab, used the mutants to clone and sequence the TOR1 and TOR2 genes. In those days, sequencing had to be done manually. What’s more, this was no trivial project, because they were both among the largest genes in yeast, and were similar but not identical. One of them was lethal when deleted, proving that it was essential in order for yeast to survive, while the other was not.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an immunosuppressive drug that was also a potential anticancer drug was of great medical importance, so while Hall and his colleagues carried on their work, they were participants in an intense race to discover the target of rapamycin. Three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rectly purified the protein target of rapamycin in mammals. It turned out to be the mammalian counterpart of the genes that Hall and his colleagues had identified. Now, scientists can be fiercely competitive and don’t like to come in second place. It’s a bit like leading the second expedition to climb Mount Everest or being the second pair of astronauts to walk on the moon—you just don’t get the same level of recognition. In the case of the two genes, prickly egos and difficulty accepting one’s also-ran status led to a profusion of names in the field, sowing confusion.

        The US research groups realized that they had discovered the mammalian version of essentially the same protein that Hall and his colleagues had identified already. Nevertheless, some of them gave it entirely different names. Eventually they all agreed to christen it mTOR, with the m denoting “mammalian,” to distinguish their findings from the yeast TOR. When the same protein was identified in a variety of organisms, including flies, fish, and worms, things began to get a little silly, with scientists studying zebrafish calling their version zTOR or DrTOR (the scientific name for zebrafish is Danio rerio). Eventually everyone settled on mTOR for all species—except, paradoxically, the original yeast!—with the m now standing for mechanistic, which makes no sense at all, since it implies that there is also some other target of rapamycin that is nonmechanistic (whatever that means). Why they didn’t simply revert to the original TOR remains a mystery to me. For consistency, and in d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discoverers, I will refer to the molecule as TOR, but if you read elsewhere about TOR with a small letter before it, it is basically referring to the same protein.

        From the start, it was known that rapamycin would prevent cultures of cells from growing, but it wasn’t clear how. Did it limit the number of cells or the average size of each cell? At first, Hall thought that rapamycin would simply stop cells from dividing, but after pushback from a famous expert in that field, he realized that TOR actually controlled cell growth by activating the synthesis of proteins in the cell when nutrients are available. Among other things, Hall and his colleagues showed that in the presence of rapamycin, or mutants of TOR, cells would appear starved and stop growing even when plenty of nutrients were available.

        Biologists have known for a very long time that the size and shape of cells is highly controlled. Cell size varies not only in different species but also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 organs. For example, an egg cell is about thirty times the diameter of the head of a sperm cell, and neurons can have protrusions, the nerve axons, as long as three feet. How cell size and shape are controlled is still a very active area of research. But the general belief was that cells would simply keep growing and dividing as long as you provided them nutrients—unless, that is, they received specific signals to stop growing. Hall’s experiments turned this dogma around. Cell growth, they suggested, was not passive; rather, TOR had to actively stimulate it, by sensing when nutrients were present.

        It is a bit li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old steam locomotive and a gasoline-powered car. Once a locomotive gets going, as long as it has plenty of burning coal in the furnace and water in the boiler, it will keep rumbling down the track unless you take action to stop it. But a car, even with a full tank of gas, requires a foot on the accelerator in order for the vehicle to remain in motion; you have to actively do something to use the fuel. TOR is the driver that presses on the gas pedal to ensure that available nutrients are used to drive cell growth.

        Hall’s conclusions represented a paradigm shift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cells grow and ran counter to decades of understanding. His paper was rejected seven times before it found a home in the journal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in 1996. Around the same time, Hall also collaborated with Nahum Sonenberg, the same scientist we encountered in chapter 6 for his studies on the 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 and who is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on how ribosomes initiate; in other words, how they fi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ding sequence on mRNA and start reading it to make proteins. They found that without TOR actively making it possible, cells could not beg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mRNA to produce proteins, and would stop growing.

        The initial discoveries by Hall and the other groups opened up the floodgates. Since then, TO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tudied molecules in biology with about 7,500 research articles in 2021 alone.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finding out how rapamycin was immunosuppressive was important. But not even the brilliant scientists first working on it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they would later uncover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important metabolic hubs of the cell. In metabolism, proteins seldom act in isolation; they influence the actions of other proteins. If you think of such proteins as nodes that connect to one another—picture an airline map of its routes—TOR would be a major hub like London, Chicago, or Singapore, making direct connections to a large number of cities all over the world.

        How could one protein have such widespread effects on the cell, and how exactly was it linked to caloric restriction? Ever since Michael Hall and his colleagues sequenced the two TOR genes, we have known that TOR is a member of a family of proteins called kinases. These enzymes often act as switches by adding phosphate groups to other proteins, which then act as tags or flags to turn them on or off. (The act of adding phosphate groups is called phosphorylation, and the proteins with the added phosphates are described as phosphorylated.) Sometimes kinases activate other kinases, which in turn activate other enzymes. You can think of kinases as part of a huge relay system, where many different proteins in a large network are turned on or off in response to some cue in the environment or the state of the cell. A map of all the proteins involved in activating or being activated by TOR is enormously complicated.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by responding to many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ues and then switching on or off many different targets, TOR has such widespread effects within the cell. Some of these environmental cues are not sensed directly by TOR but by other proteins, which in turn activate TOR.

        TOR is not a protein chain that functions all by itself. It is part of two larger complexes called TORC1 and TORC2. Much more is known about TORC1, which is activated by proteins that sense the level of nutrients such as individual amino acids and hormones, including those that stimulate growth, known as growth factors. It is also affected by energy levels in the cell. If conditions are right, TORC1 promotes the synthesis not only of proteins but also nucleotides, which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DNA and RNA, and also lipids, which make up the membranes of all cells and organelle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TOR is that when nutrients are available and the cell is not stressed, it inhibits autophagy, which, as you learned in chapter 6,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damaged or unneeded components of the cell are taken to the lysosome to be destroyed and recycled. This makes sense because these are exactly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you want to stimulate cell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not the opposite.

        We can now see how TOR is connected to caloric restriction. Under CR, there are fewer nutrients around, and TOR, recognizing that, can switch off protein synthesis and other growth pathways, and also green-light autophagy. We have already seen how important both controlling protein synthesis and clearing defective proteins and other structures through autophagy are to keep the cell working optimally, and to aging in general.

        But what if we didn’t need caloric restriction to reap its benefits—if we could inhibit a normal TOR and mimic its effects, with no change to the human diet? TOR was discovered precisely because it was the target of rapamycin. Might rapamycin be the long-sought pill that could imitate CR without our having to cut down on how much we eat?

        It turns out that both a defective TOR and inhibiting TOR with rapamycin can enhance health as well as longevity in a range of organisms, from the simple yeast, to flies, to worms, and to mice. Strikingly, even short courses of rapamycin, or initiating treatment relatively late in the life of mice (equivalent to age sixty in men and women), conferr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both health and life span. Rapamycin also delayed the onset of Huntington’s disease in a specially engineered strain of mice, presumably because it increased autophagy and prevented the accumulation of misfolded proteins. This shows that rapamycin not only improves longevity, but may also keep the mice healthier. In fact, the two may be closely related—perhaps the mice in these experiments live longer precisely because they are protected against various disorders of aging.

        Though rapamycin is an immunosuppressive drug, it also, counterintuitively, improves some aspects of our immune response.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our immune system: one is B cells, a type of white blood cell that churns out antibodies for identifying and then binding to the surfaces of bacteria, viruses, and other foreign invaders, or antigens, so that other foot soldiers in the body’s self-defense corps can race to the crime scene and finish off the culprit. The other is T cells, another type of white blood cell: helper T cells stimulate B cells to manufacture antibodies, while killer T cells, as their name implies, recognize and destroy cells that have been infected by a pathogen. While rapamycin inhibits those parts of the immune system responsible for rejecting grafts of tissue from a donor (such as kidney, bone marrow, 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triggering inflammation in general, it actually increases the functional quality of certain helper T cells, thus potentially improving a person’s response to vaccines. Another study, from 2009, showed that administering rapamycin in mice rejuvenates aging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the precursors of the cells of the immune system, and boosts the body’s response to the influenza vaccination.

        These results generated a great deal of excitement about rapamycin in the anti-aging community, but before we charge ahead with an immunosuppressive drug as a long-term panacea against aging, a note of caution is warranted. As one might expect, numerous studies have warned that long-term rapamycin use increases the risk of infection, such as with cancer patients. In fact, in that seemingly encouraging 2009 mouse study, treatment with rapamycin had to be paused for two weeks prior to administering the vaccine, the authors acknowledged, to “avoid the possible suppression of the immune response by rapamycin.” It makes one wonder whether the results would have been as promising without the pause to clear away the rapamycin.

        Moreover,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of the effects of rapamycin and TOR inhibitors are due to a general reduction of inflammation. Yet other research contends that optimal health calls for a fine balance between excessive inflammation and heightened susceptibility to infection. In a recent study, scientists show that TOR inhibitors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susceptibility of zebrafish to pathogenic mycobacteria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acteria that cause TB in humans, and point out that this “warrants caution in their use as anti-aging or immune boosting therapies in the many areas of the world with a high burden of TB.”

        Still, rapamycin’s draw as a potential wonder drug endures. In some quarters, the excitement has overtaken the data: one prominent aging researcher told me that he knew several scientists who were quietly self-medicating with rapamycin. I asked Michael Hall what he thought about using an immunosuppressive drug to combat aging, and he replied, “I suppose the rapamycin advocates are following Paracelsus’s adage that the poison is in the dose.” He was alluding to the Renaissance Era Swiss physician who defended his use of substances that he believed were medicinal even though they were toxic at higher doses. In fact, most drugs, even relatively safe ones such as aspirin, can be toxic if the dose is high enough. It may well be that low or intermittent doses of rapamycin or other TOR inhibitors can confer most of their benefits without serious risks. But we need long-term studies on their safety and efficacy before they can be used to target aging in humans.

        A problem with laboratory animals, including mice, is that they are kept in a highly protected and relatively sterile environment that does not mimic real-life conditions. To address this, Matt Kaeberlein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in Seattle is leading a nationwide US consortium to study the health and longevity of domestic dogs. Canines not only vary greatly in size but also live in environments as diverse as their owners’, so this is a way to conduct controlled studies in a natural setting outside of a laboratory environment. The consortium will analyze various aspects of dogs’ metabolism, including their microbiom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ow large dogs age compared to small dogs. It will also carry out a randomized study on the effect of rapamycin in large middle-aged dogs. Experiments like these will go a long way to establishing whether rapamycin will turn out to be useful for general health in old age.

        It is curious that using rapamycin to shut down a major pathway in the cell could actually be beneficial. As is often the case, the answer to this paradox lies in the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aging discussed earlier. In a 2009 paper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Aging, Michael Hall, of the University of Basel, and the Russian-born evolutionary biologist Mikhail Blagosklonny suggest an explanation: TOR promotes cell growth, which is essential in early life. Later, however, it is unable to switch itself off even when the growth it drives becomes excessive, leading to cell deterioration and the onset of age-related diseases. They go on to suggest that while these pathways that cause aging cannot be completely switched off by a mutation (because that would be harmful or even lethal early in life), perhaps they can be inhibited by drugs such as rapamycin years later, when an uninhibited TOR becomes a problem after individuals have reached middle age.

        This chapter began with how the age-old idea of fasting as a beneficial practice gained credence with scientific studies on caloric restriction. However, the journey to discover a potential drug that could replicate the advantages of restricting calories without requiring unwavering self-control is nothing short of extraordinary. It began with a completely open-ended fishing expedition by Canadian scientists to find something interesting in the soil of the remote island of Rapa Nui. Just one of many soil samples they collected had a bacterium that produced a promising compound, and that nearly died in a scientist’s freezer as he moved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The baton was taken up years later by two Americans and an Indian working in Switzerland. None of the scientists involved had any idea that they would be revealing one of the cell’s most important pathways with connections to both cancer and aging. This is often how science works: people follow their curiosity, and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It is a story of persistence, insight, brilliance, and vision, but also chance encounters and sheer luck. If this strange journey ends up unlocking a key to protecting us from the relentless onslaught of old age, it would indeed be a scientific miracle.

        8. Lessons from a Lowly Worm

        We all know families of long-lived individuals. But exactly how much do genes influence longevity? A study of 2,700 Danish twins suggested that the heritability of human longevity—a quantitative measure of how much differences in genes account for differences in their ages at death—was only about 25 percent. Further, these genetic factors were thought to be due to the sum of small effects from a large number of genes, and therefore difficult to pinpoint on the level of an individual gene. By the time that the Danish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1996, a lowly worm was already helping to overturn that idea.

        That lowly worm was the soil nematode Caenorhabditis elegans, introduced into modern biology by Sydney Brenner, a giant of the field known for his caustic wit. Born and initially educated in South Africa, he spent much of his productive life in Cambridge, England, before he established labs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California to Singapore, leading some of us to remark that 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Brenner Empire. He first became famous for having discovered mRNA. More generally, he worked closely with Francis Crick on the nature of the genetic code and how it was read to make proteins. Once he and Crick decided that they’d solved that fundamental problem, Brenner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investigating how a complex animal develops from a single cell, and how the brain and its nervous system work.

        Brenner identified C. elegans as an ideal organism to study because it could be grown easily, had a relatively short generation time, and was transparent, so you could see the cells that made up the worm. He trained a number of scientists at the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in Cambridge and spawned an entire worldwide community of researchers studying C. elegans for everything from development to behavior. Among his colleagues was biologist John Sulston, whom you met in chapter 5. One of Sulston’s more remarkable projects was to painstakingly trace the lineage of each of the roughly 900 cells in the mature worm all the way from the single original cell, which led to an unexpected discovery: certain cells are programmed to die at precise stages of development. Scientists went on to identify the genes that sent these cells to commit suicide at just the right time in order for the organism to develop.

        For an animal with only 900 cells, these worms are incredibly complex. They have some of the same organs as larger animals but in simpler form: a mouth, an intestine, muscles, and a brain and nervous system. They don’t have a circulatory or respiratory system. Though tiny—only about a millimeter long—nematodes can easily be seen wriggling around under a microscope. Being hermaphrodites, they produce both sperm and egg, but C. elegans can also reproduce asexually under some conditions. They are normally social, but scientists have found mutations that make them antisocial. Worms feed on bacteria, and just like bacteria, they are cultivated in petri dishes in the lab. They can be frozen away indefinitely in small vials in liquid nitrogen and simply thawed and revived when needed.

        Worms typically live for a couple of weeks. However, when faced with starvation, they can go into a dormant state called dauer (related to the German word for endurance), in which they can survive for up to two months before reemerging when nutrients are plentiful again. Relative to humans’ life span, this would be the equivalent of 300 years. Somehow these worms have managed to suspend the normal process of aging. There is a caveat, though: only juvenile worms can enter the dauer state. Once animals go through puberty and become adults, they no longer have this option.

        David Hirsh became interested in C. elegans while he was a research fellow under Brenner in Cambridge, then continued working with the worms upon joining the faculty at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There he took on a postdoc named Michael Klass, who wanted to focus on aging. This was at a time when aging was simply thought to be a normal and inevitable process of wear and tear, and mainstream biologists viewed aging research with some disdain. However, things were beginning to change, partly because the US government was concerned about an aging population. As Hirsh recalle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ad just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and at least some of his and Klass’s motivation for working in the area was that they knew they stood a good chance of receiving federal funding.

        Hirsh and Klass first showed that, by many criteria, worms age little if at all in the dauer state. Next, Klass wanted to see if he could isolate mutants of worms that would live longer but not necessarily go into dormancy. This would help him identify genes that affected life span. To rapidly produce mutants that he could screen for longevity, he treated the nematodes with mutagenic chemicals. He ended up with thousands of plates of worms, which he continued studying after starting his own lab in Texas. In 1983 Klass published a paper about a few long-lived mutant nematodes, but eventually he shut down his lab and joined Abbott Laboratories near Chicago. Before doing so, however, he sent a frozen batch of his mutant worms to a former colleague from Colorado, Tom Johnson, who by then wa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By inbreeding some of the mutant worms, Johnson found that their mean life span varied from ten to thirty-one days, from which he deduced that, at least in worms, life span involved a substantial genetic component. It still wasn’t clear how many genes affected life span, but in 1988 Johnson, working with an enthusiastic undergraduate student named David Friedman, came to a striking conclusion that ran completely counter to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many genes, each making small contributions, influenced longevity. Instead, it turned out that a mutation in a single gene, which the two called age-1, conferred a longer life span. Johnson went on to show that worms with the age-1 mutation had lower mortality at all ages, while their maximum life span was more than double that of normal worms. Maximum life span, defined as the life span of the top 1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considered a better measure of aging effects because mean life span can be affected by all sorts of other factors that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do with aging, such as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resistance to diseases.

        At the time, Tom Johnson was not a famous scientist, and his premise that a single gene could affect aging to such a degree defied the consensus view. Thus it took almost two years for his paper to be published. Even after it finally appeared in the prestigious journal Science in 1990, Johnson’s work was viewed with some skepticism b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But then, a few years later, came a second mutant worm. This effort was led by Cynthia Kenyon, already a rising star in the C. elegans field. Kenyon had a golden career: PhD from MIT; postdoctoral work with Sydney Brenner at the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in Cambridge, where the first studies on the genetics of the worm were being carried out; faculty memb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another world-renowned center for molecular biology and medicine. Kenyon had established herself as a leader in the worm’s pattern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it lays down its body plan as it grows. She was interested in aging research, but since it was still an unfashionable discipline, she found it difficult to enlist students to work on the problem. After hearing Tom Johnson speak about his work on age-1 at a meeting in Lake Arrowhead just outside Los Angeles, though, she felt inspired to work on the problem of aging and began her own screening for new mutants.

        Like Hirsh, Klass, and Johnson, Kenyon focused on dauer formation. In the previous decade, scientists had identified many genes that affected dauer formation, usually prefixed by the letters daf. Scientists traditionally italicize the names of genes; when not italicized, the letters refer to the proteins that the genes encode.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these mutations would predispose worms to enter the dauer state. But Kenyon had a hunch that some of these genes would affect longevity even outside the dauer state. She employed a trick in which she used mutant worms that were temperature sensitive: they would not enter the dormant state at a lower temperature (68°F, or 20°C). They were allowed to develop at this lower temperature until they were no longer juveniles and dauer formation was no longer an option. At that point, they were shifted to a higher temperature of 77°F (25°C) and allowed to mature into adulthood so that their life span could be measured.

        From these studies, Kenyon and her colleagues identified a mutation in a gene, daf-2, that lived twice as long as the average worm.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skepticism Johnson faced, Kenyon had no trouble publishing her work: her 1993 paper in Nature was received with great fanfare. Apart from her stellar academic pedigree and scientific abilities, Kenyon was also lucid and charismatic, so she was extolled by the media. In an unfortunate omission, neither Kenyon’s paper nor the accompanying commentary mentioned Johnson’s earlier work on age-1, and much of the reporting of Kenyon’s work gave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a mutation that extends longevity had been discovered.

        At this point, nobody had any real idea of what the genes identified by Johnson and Kenyon actually did. Enter Gary Ruvkun. Today Ruvkun is most famous for discovering how small RNA molecules called microRNAs regulate gene expression, but he has led a varied and colorful life, both personally and scientifically. When I met him about ten years ago at a meeting in Crete, he became increasingly gregarious after a few drinks; at one point, he donned a bandanna and pretended to smoke a cigarette while pouring himself some strong Greek liquor, which, with his luxuriant but well-tended mustache, made him look like a sailor on shore leave in a Greek taverna. All the while, he incongruously continued to hold forth on RNA biology. In the mid-1990s he too was using the worm and had been studying dauer mutants, including daf-2, for reasons unconnected with aging. Apparently he did not hold the field in high regard, because he recollected that when Kenyon’s report came out, “I thought, ‘Oh, gosh, now I’m in aging research.’ Your IQ halves every year you’re in it.”

        The big breakthrough came when Ruvkun isolated and sequenced the daf-2 gene. It coded for a receptor that sticks out of the cell’s surface and responds to a molecule very similar to insulin: IGF-1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oth insulin and IGF-1 are hormones that bind to their receptors in the cell. Both receptors are also kinases that activate downstream molecules, which in turn affect metabolic pathways that play a role in longevity. These hormones or their counterparts exist in nearly all organisms, so they must have originated very early in the evolution of life. That these ancient hormones control aging was a stunning finding.

        These discoveries led to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how this pathway would work. IGF-1 binds to the daf-2 receptor, which is a kinase, and activates it. This sets off a cascade of events in which one kinase acts upon another until a protein called daf-16 is phosphorylated. It’s basically the domino effect. The last domino in the chain, daf-16, is a transcription factor, so its role is to turn on genes. When it is phosphorylated, it cannot be transported to the nucleus, where the genes reside on the chromosomes, so it cannot act on its target genes. But if we disrupt the pathway—for example, by mutations in any of the proteins in this cascade—daf-16 can move into the nucleus and turn on a large number of genes that help the worm survive in the dauer state during stress or starvation, thus extending its life span. As it turns out, the age-1 gene originally identified by Tom Johnson is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ascade that starts with daf-2 and ends in daf-16.

        Daf-16 turns on genes that are involved in coping with stress triggered by starvation or increased temperature, as well as genes that code for the chaperones that help proteins fold or rescue unfolded or misfolded proteins before they become a problem for the cell. Kenyon wrote in a 2010 review that these genes “constitute a treasure trove of discovery for the future.” The pathway explained a puzzling paradox. Aging or longevity was thought to be the effect of a large number of genes, each of which would have a small effect. How could a mutation in a single gene, such as age-1 or daf-2, effectively double the life span of the worm? Clearly the reason was that they were part of a cascade that ended up activating daf-16, which then turned on multiple genes that collectively exerted a cumulative effect on life span.

        The idea that a growth hormone pathway might be involved in longevity also explains a curious fact. Larger species generally live longer than smaller ones because they have slower metabolisms and can also escape predation. But within species, smaller breeds generally live longer than larger ones. For example, small dogs can live twice as long as large dogs. This may have to do partly with how much growth hormone they make.

        Remember that queen ants live many times longer than worker ants. Among the many reasons for this is that queens produce a protein that binds insulin-like molecules and shuts down the IGF-like pathways in ants.

        But what of quality of life? Are these long-lived worms sickly and barely surviving? In a word, no. The nematodes don’t just live longer, they look and act like much younger worms. We all know that one of the horrors of aging is the onset of Alzheimer’s disease. Researchers can generate a model for Alzheimer’s disease by making a genetic strain of worms that manufactures amyloid-beta protein in their muscle cells, paralyzing them. However, if the experiment is repeated—but this time using a strain of long-lived worms with mutations in the IGF-1 pathway—paralysis is reduced or delayed. Thus, the same mutations that extend life may also protect you from Alzheimer’s and other age-related diseases that are caused by proteins misfolding and forming tangles. In fact, these mutations may prolong life precisely because they protect against some of the scourges of old age.

        It is all very well to make worms live longer and healthier, but what about other species? Evidence elsewhere in the animal kingdom suggests similarly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GF-1 pathway and life span. Deleting the gene that codes for a protein called CHICO, which activates the IGF-1 pathway in flies, made them live 40–50 percent longer.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smaller but seemed healthy otherwise. The IGF-1 receptor is essential, but mice, like humans, have two copies of it (from their maternal and paternal chromosomes), and knocking out one of them made the mice live longer without any noticeable ill effects.

        Scientists, of course, are not doing all this work to help mice. We want to know what happens in humans, but you can’t just mutagenize people. There are people who naturally have mutations in the insulin receptor. Some of them suffer from a disease called leprechaunism, which stunts growth, and seldom reach adulthood. An analysis of subjects with the disease showed that the same mutations in daf-2 would affect dauer formation in the worm, yet the consequences were rather different. Still, there are hints that this pathway plays a role in human longevity. Mutations known to impair IGF-1 function are overrepresented in a study of Ashkenazi Jewish centenarians, and variants in the insulin receptor gene are linked to longevity in a Japanese group. Variants in proteins identified as part of the IGF-1 cascade have also been associated with longevity. It may be tempting to see the IGF-1 and insulin pathway as a straightforward route to tackling aging. But just the complexity of the pathway and the range of effects it produces tells us it is a finely tuned system, and tinkering with it while avoiding unforeseen ill effects could be difficult.

        When food intake is restricted, the levels of both IGF-1 and insulin decline. If the IGF-1 pathway is inhibited already, you might not expect caloric restriction to have much additional effect. Exactly as you might predict, caloric restriction did not further increase the life span of daf-2 mutant worms; moreover, its full effect depended on daf-16. But this too is puzzling, because the other, completely different TOR pathway is also affected by caloric restriction. So even if the IGF-1 pathway was disrupted, shouldn’t caloric restriction have had at least some effect through the TOR pathway? It turns out that these two pathways are not completely independent. They are two large hubs in a large network, but there is lots of cross talk between them. In other words, proteins that are activated as part of one pathway will activate ones in the other pathway, so they are interconnected. In particular, TOR is activated by elements of the IGF-1 pathway as well as by nutrient sensing.

        While the two pathways are highly coordinated, they are not the whole story behind caloric restriction. Two scientists found a mutant that causes partial starvation of the worm by disrupting its feeding organ, the equivalent of the throat. The mutant, eat-1, lengthens life span by up to 50 percent and does not require the activity of daf-16. Also, double mutants of daf-2 and eat-1 live even longer than the daf-2 mutants alone. This means that caloric restriction affects other pathways besides TOR and IGF-1.

        Mutations that affect longevity dramatically might seem to suggest that aging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a genetic program. This idea might seem to contradict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aging, but, in fact, it doesn’t. When worms were subjected to alternative cycles of food and scarcity, it turned out that the long-lived mutant worms simply could not compete reproductively with shorter-lived, wild-type worms. These pathways allow organisms to have more offspring at the cost of shortening life later on, exactly as one might predict from the antagonistic pleiotropy or disposable soma theories of the evolution of aging.

        We have seen what rapamycin can do, but is there a drug that acts elsewhere, such as on the IGF-1 pathway?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in metformin, a diabetes treatment. Diabetes, of course, is related to deficient insulin secretion or regulation rather than to IGF-1, although the two molecul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hormones, I took a short walk from my own lab to the nearby Wellcome-MRC Institute of Metabolic Science on the Addenbrooke’s Biomedical Campus in Cambridge, England, to meet Steve O’Rahilly, one of the world’s experts on insulin metabolism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diabetes and obesity.

        Despite his many distinctions and his job as the director of a major institute, Steve lacks even a hint of self-importance. He is a jolly man who in his talks often jokes that his physique makes him particularly qualified to study obesity and its causes; while far from obese, he certainly looks well fed. But underneath the jovial demeanor, he is a sharp and critical scientist who has advanced a messy field by imbuing it with intellectual rigor. Among his many contributions is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appetite genes in obesity. Here too Steve has a highly personal interest: he told me that appetite can be such a strong urge that when he is hungry, he can hardly concentrate on anything besides food.

        Steve pointed out that while insulin and IGF-1 are similar in structure and have similar effects when they act on the cell, they have some major differences. Insulin has to act very quickly and in just the right amounts. Getting insulin regulation wrong can be lethal. The brain needs glucose for fuel, so hypoglycemia, a drop in blood sugar caused by too much insulin in the circulation, is very dangerous even if it only lasts a few minutes.

        Insulin receptors are particularly abundant in liver, muscle, and fat cells. In the fasting state, insulin levels are relatively low, and the liver produces the glucose needed constantly by the brain from stored carbohydrates and other sources. But even that low level of insulin is needed to prevent the liver from making too much glucose or ketone bodies (a product of metabolizing fat). After a meal, the level of insulin surges by between ten- and fifty-fold, promoting the uptake of glucose into muscle cells, the synthesis of lipids (fat) in the liver, and the storage of lipid in fat cells.

        Newly secreted insulin does not last long in the bloodstream, with a half-life of only about four minutes. If insulin is like a speedboat racing to its destination, IGF-1 is more like an oil tanker. Its effect lasts much longer, and, in the circulation, it is often bound to other proteins and not active. It needs to be released from them to act, and exactly how this happens is not clear, but that too may be under hormonal control. Also, unlike insulin receptors, IGF-1 receptors are distributed much more broadly throughout all the cells in the body, and there are more of them during development, when the organism has to grow.

        IGF-1 is produced in response to the secretion of growth hormone, but its action controls the amount of growth hormone in a complicated feedback loop. When IGF-1 levels are low or IGF-1 is defective, the body responds by producing more growth hormone. The problem is that growth hormone has other effects apart from stimulating the production of IGF-1. Most notably, it releases fat from fat cells. Not storing away fat in these cells is the cause of much human pathology, such as clogged arteries, or messing up the metabolism in our liver and muscle.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mutations in the receptor for insulin or IGF-1 can cause diabetes. On the other hand, with caloric restriction, you are consuming the bare minimum of calories. So you actually have less spare fat because you are burning it off to provide energy. This means that caloric restriction does not have the same consequences as simply reducing the level of IGF-1, where excess fat is released to cause damage. Because of this fundamental difference, drugs that try to mimic caloric restriction by acting on the IGF-1 pathway could be particularly challenging to develop. It is hard to cheat our bodies’ finely tuned system.

        That is what explains the current interest in metformin. The drug is already used by millions of people with diabetes all over the world, so it has gone through various clinical trials for safety. Its use, in fact, dates all the way back to medieval Europe, where extracts of the plant Galega officinalis, commonly known as French lilac or goat’s rue, were used to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diabetes. One of the products of the extract, galegine, could lower blood glucose but was too toxic. Eventually a derivative, metformin, was synthesized and tested and is now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type 2 diabetes, which is more common later in life and is caused not by a lack of insulin but because the insulin doesn’t bind well to its receptor.

        How metformin works as a treatment for type 2 diabetes is not entirely clear. Traditionally, most charts of metformin interactions resemble an incredibly complicated wiring diagram. Because of recent advances in our ability to visualize biological molecules, we can now see exactly how metformin binds and inhibits its target protein. This target protein is a crucial component in the process of respiration, in which oxygen is used to burn glucose to produce energy in our cells. Disrupting our ability to utilize glucose in turn affects our energy metabolism and acts on components of the IGF pathway, including an enzyme that regulates glucose uptake. Although some studies have claimed that metformin reduces glucose production in the liver, others show that it actually increases it in healthy people and those with mild diabetes. According to another study, the drug alters our gut microbiome in a way that is at least partly responsible for its effects. Steve O’Rahilly’s work demonstrates that metformin also works by elevating the levels of a hormone that suppresses appetite.

        It may seem odd that a drug whose mode of action is so complex and poorly understood should be so widely prescribed for people with diabetes, but this is often the case in medicine. For almost a hundred years, we had no idea how aspirin worked, yet people consumed billions of tablets for their aches and pains. Still, given the uncertainties, it is rather surprising that metformin has now become interesting as a potential drug to combat aging. This is partly because of a couple of early studies. In the first,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long-term treatment with metformin in mice improved both their health and life span. A second study, in humans, showed that diabetics on metformin lived longer not only than diabetics on other drugs but also longer than nondiabetics—a significant finding, since diabetes itself is a risk factor for aging and death.

        Such promising outcomes certainly raised optimism about using metformin to prolong healthy life even in people without diabetes, but subsequent studies have questioned these results. One, from 2016, concluded that metformin was merely better than other diabetes drugs, so that diabetics on metformin had about the same survival rate as the general population. More than metformin, it was the family of cholesterol-lowering medications known as statins that dramatically reduced mortality,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tformin did extend the life of worms if treatment was initiated at a young age, but it was highly toxic and actually shortened life span when treatment commenced at an older age. Curiously, some of the toxicity was alleviated by giving the worms rapamycin at the same time. Metformin also undermined the health benefits of exercise, which itself is well established as one of the best remedies against diseases of aging. And one study claimed that diabetics on metformin exhibited an increased risk of dementia, including Alzheimer’s disease.

        Given these uncertainties, Nir Barzilai, a gerontologist a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in New York, is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for a large clinical trial of about three thousand volunteers between the ages of sixty-five and seventy-nine called Targeting Aging with Metformin (TAME). The study’s goal is to see if metformin delays the onset of age-related chronic diseases such as heart disease, cancer, and dementia, as well as monitor for adverse side effects.

        To date, however, despite considerable effort, the evidence for metformin concerning longevity is not at all clear. Its effect isn’t nearly as strong or as well established as that of rapamycin, which inhibits the TOR pathway. One reason for the interest in metformin is that its long-term safety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diabetics. Those with diabetes will be perfectly happy to take metformin, as their risk of poor health and eventually dying of complications of diabetes is much higher without treatment. But given the potential drawbacks noted here, it is quite a different matter to recommend its long-term use in healthy adults just yet.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from the age-old idea that exerting self-control over one’s diet is good for you and that gluttony comes at a steep price to our health. First there was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caloric restriction could prolong healthy life compared to an ad libitum diet. Then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wo previously unknown pathways, the TOR and the IGF-1, were shown to be major processes in the cell that responded to caloric restriction. This in turn has opened up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ding healthy living and even life span by tinkering with these pathways. The world of medical science has compile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research regarding the effects of rapamycin, metformin, and related compounds on aging and life span; rapamycin and its chemical analogs are among the more promising avenues for tackling aging. Still, bear in mind that inhibiting these pathways individually is not the same as caloric restriction, and a lot more work needs to be done to establish both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se approaches.

        Several things strike me about the discovery of TOR and the IGF-1 pathways. First, the mere existence of these pathways came as a complete surprise. Second, at least in the case of TOR, scientists were not even looking originally for a connection with caloric restriction, let alone aging. By sheer chance, they uncovered major processes in the cell that have ramifications not only for aging but also for many diseases. Third, they involved organisms that might not seem obvious for studying aging, such as yeast and worms. Finally, the discovery that a single gene could impact life span so dramatically was quite unexpected.

        Before we leave the complicated maze of caloric restriction and its pathways, let us visit a third strand that, like the story of TOR, begins with baker’s yeast. Unlike the discoverers of TOR, who were not even investigating anything pertaining to the aging process, this story is about scientists who deliberately used yeast to discover genes related to aging. A yeast cell divides by budding off smaller daughter cells. The mother cell acquires scars on its surface with each budding and can only undergo a finite number of divisions. This inability to divide further is called replicative aging. Still, you might not think that studying this rather specialized property of a single-celled organism such as yeast would have any relevance at all for a phenomenon as complex as human aging. That was exactly the skepticism that Leonard Guarente encountered from his colleagues at MIT when he said he was planning to tackle aging using yeast.

        Like many molecular biologists, Guarente had relied on yeast to study how genes are turned on and off by controlling the transcription of DNA into mRNA. By 1991, three years after Johnson’s report on the long-lived age-1 mutant in worms, Guarente was a tenured faculty member at MIT. He was already established and professionally secure, so when two of his students, Brian Kennedy and Nicanor Austriaco, told him they wanted to work on aging, Guarente agreed to embark on what for him was an entirely new area, dramatically altering the trajectory of his career.

        Initially, Guarente and his students identified a trio of genes belonging to a family called SIR genes, for silent information regulator. The SIR family in turn controls genes that define the mating type or “sex” of yeast. (Yeast mating is complicated, and they can switch their “sex” from one type to another.) Eventually Guarente’s team showed that just one of these genes, Sir2, had the biggest effect on yeast life span.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Sir2 in cells extended life span, while mutating it reduced life span. The effect was not as large as the factor of 2 seen for the age-1 or daf-2 mutants in worms. But they had clearly identified a gene in yeast that controlled how many times a mother cell could divide before it was exhausted. Even more promising, Sir2 was a highly conserved gene: it had counterparts in other species, including flies, worms, and humans. They soon found, with mounting excitement, that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Sir2 in flies and worms also extended their lives.

        But how did it work? Recall that our genome can be recoded using epigenetic marks—chemical tags—on either the DNA itself or on the histone proteins tightly associated with it. In general, adding acetyl groups to histones activates those regions of chromatin, whereas removing acetyl groups silences them. Sir2 turns out to be a deacetylase, which you might recall are enzymes that remove acetyl groups from proteins such as histones, and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is activity silences genes near the boundary of telomeres and affects life span. Sir2 also requires a molecule called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NAD), which is required for metabolizing energy in the cell. This was a hint that when there is starvation, there is not enough free NAD to activate Sir2. Suddenly you could make a plausible link between Sir2 and caloric restriction, which had long been implicated in aging in many organisms, including yeast. Sure enough, in both flies and yeast, mutation of Sir2 eliminated the benefits of caloric restriction in prolonging life, and, in worms, the effect of Sir2 required the presence of daf-16, the same transcription factor that had already been identified as the target of the IGF-1 pathway in worms. Suddenly things appeared to come together: a mutant affecting life span in yeast was associated with a pathway affecting aging in worms that in turn was connected with caloric restriction.

        Finding mutants that increased longevity in both worms and yeast prompted Guarente and Kenyon to publish a highly enthusiastic article in the journal Nature extolling the prospects of curing the aging problem. “When single genes are changed,” they wrote, “animals that should be old stay young. In humans, these mutants would be analogous to a ninety-year-old who looks and feels forty-five. On this basis, we begin to think of ageing as a disease that can be cured, or at least postponed.” They went on to found a company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ith the equally optimistic name Elixir Pharmaceuticals.

        Not long after Guarente had made his initial breakthrough, he gave a talk in Sydney, Australia. In the audience sat David Sinclair, a brash young graduate student working on his PhD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inclair was clearly both impressed and excited by Guarente’s results because he persuaded the latter to take him on a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MIT. Following his fellowship, Sinclair started his own lab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cross the river in Boston, and continued to work on Sir2 and aging, in effect becoming a competitor of his former mentor. Next, Sinclair started his own company, bearing the more descriptive and modest name of Sirtris Pharmaceuticals.

        By then, researchers were keen to see if the counterpart of Sir2 in humans and other mammals would have similarly beneficial effects on life span and health. In mammals, there are seven members of this family, numbered SIRT1 through SIRT7. These proteins, like the equivalents of Sir2 in other organisms, were collectively called sirtuins. (Proteins that activate other proteins are often given names ending in in; sirtuins is simply a play on “Sir2-ins.” SIRT1 seemed the most similar to Sir2, so it drew the bulk of early attention. The goal was to find a pill—or magic elixir—that would activate sirtuins in some beneficial way.

        Here the story takes a rather strange, and rather French, turn. It has long been speculated that the French have a relatively low prevalence of heart disease despite their rich diet because they also drink copious quantities of red wine. Sinclair, collaborating with a biotech company in Boston, identified resveratrol as one of the compounds that stimulated SIRT1. Oenophiles around the world rejoiced, for resveratrol was a compound present in red wine. Finally, here was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benefits of a French lifestyle. Their enthusiasm was apparently not tempered by the realization that it would take about a thousand bottles of wine to produce the amount of resveratrol used as a dose in those studies.

        Sinclair’s team and a competing group appeared to clinch the issue when they administered resveratrol to mice fed a diet high in sugar and fat. Although the mice remained overweight, and their maximum life span was unaffected, they were protected against the diseases of overeating: more of them survived to old age, and their organs were not diseased like those in typically obese mice.

        This seemed exactly the Get Out of Kale Free card people were waiting for: permission to overindulge on an unhealthy diet without any ill effects. Never shy when it came to self-promotion, Sinclair was all over the news again when the pharmaceutical giant GlaxoSmithKline bought Sirtris for an astonishing $720 million in 2008. He had hit both the scientific and commercial jackpots—or so it seemed. But even at the time, there was considerable skepticism in the industry about the purchase.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pushback against the claims made by sirtuin advocates, some of it coming, oddly enough, from two of Sinclair’s former colleagues in the Guarente lab: Brian Kennedy and Matt Kaeberlein. Among other things, their work showed that contrary to earlier findings, caloric restriction results in an even greater life span extension in yeast cells lacking Sir2, suggesting that the two were not likely to be linked. Rather, Sir2 may have been acting in other ways by modifying the program of gene expression by deacetylating histones on DNA. The two went on to reveal that the activity of resveratrol on SIRT1 wa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a fluorescent molecule tha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activation. Without this additional molecule, no increase in activity was observed, so it was not even clear whether resveratrol had any effect on SIRT1. Not only that, but they did not find any effect of resveratrol on Sir2 activity in yeast, including life spa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o not usually spend time proving one another wrong, but in an unusual step, scientists at Pfizer published a report stating that several of the other compounds identified by Sirtris did not directly activate SIRT1 either.

        With any machinery, it is much easier to do something that will stop it from working than to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It is the same with drug development; many drugs work by inhibiting an enzyme, and manufacturing a new drug that makes an enzyme more effective is always a challenge and relatively rare. So Glaxo’s very expensive purchase of Sirtris raised eyebrows in the industry. Eventually it gave up on the lead compounds it had acquired from Sirtris and shut down the division. Five years after the sale, an article in Forbes magazine conclu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experience the benefits of red wine was to drink it in moderation.

        Of course, following the dictum of the German theoretical physicist Max Planck that scientists rarely change their minds in light of contradictory evidence, Sinclair and others stuck to their guns. They countered the new findings by reporting that resveratrol worked alongside other helper compounds in the cell that had properties similar to the fluorescent molecules they had used to monitor Sir2 activity in the test tube. This led to another commentary, this time in the journal Science, titled, “Red Wine, Toast of the Town (Again).”

        However, this optimistic assessment must be weighed against a systematic 2013 study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that evaluated several compounds proposed to increase healthy life or overall life span, including resveratrol. None of them had any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ongevity of mice. Among the others were curcumin, which is present in the herb turmeric, and green tea extract—not that these findings seem to have put many health food stores out of business.

        Beyond resveratrol, skeptics began to question the very premise of the sirtuin idea. Sir2 extends replicative life span, but losing the ability to keep reproducing is only one kind of aging in yeast. There is also chronological life span, which measures how long yeast can survive in a semi-dormant state—for example, when it has run out of nutrients. Sir2 activation actually reduces chronological life span in yeast. We humans—with the exception, perhaps, of a few very rich old men—are not mainly concerned with our ability to reproduce in old age, but with increasing life span and improving health.

        Later studies also contradicted some of the early studies about the effect of Sir2 on life span. If you ascribe an effect to a mutation, you need to take care that in creating the mutant strain, you have not changed any of the thousands of other genes in the organism. Scientists clarified that overproduction of Sir2 in worms and flies had no effect on the life span of either worms or flies as long as they did not change anything else about the genetic makeup of their organisms. This considerably deflated enthusiasm for sirtuins as a potential boon to extending life, as illustrated by journal articles titled “Midlife Crisis for Sirtuins” and “Ageing: Longevity Hits a Roadblock.” Feeling embattled, Leonard Guarente repeated the experiment in worms by overproducing Sir2 without changing the genetic background, and had to revise his previous estimate of an up to 50 percent increase in life span down to about 15 percent.

        The sirtuin with the most dramatic effect may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SIRT6; mice deficient in SIRT6 develop severe abnormalities within two to three weeks and die in about four weeks. The protein is also a histone deacetylase that may affect how genes are expressed in telomeric chromatin, and some studies suggest that it increases life span in mice, with one study theorizing it does so because it stimulates DNA repair.

        It is telling that two of the pioneers of sirtuins in Guarente’s own lab, Kennedy and Kaeberlein, both well-established, respected researchers in their own right, have now entirely moved away from sirtuins to focus on other aspects of aging research such as the TOR pathway and how rapamycin affects it. Sirtuins, through their action on histones, may be involved in patterns of gene expression and genome stability, and are important for human physiology in ways that still need to be understood. But enthusiasm for their use in aging has declined except among the faithful. Many in the gerontology community are highly dubious that they have any direct connection with caloric restriction or extension of life span.

        There is one related molecule that has retained considerable prominence regardless of the fate of sirtuins: NAD.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lays many essential roles in the cell, including for sirtuin function. It is made by the body using nicotinic acid (niacin) or nicotinamide, both slightly different forms of vitamin B3, although it can also be made by our cells from the amino acid tryptophan or by salvaging some recycled molecules.

        In the cell, NAD cycles between an oxidized and reduced form to help our cells burn glucose to convert it into other forms of energy. This process, called respiration,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for our ability to use glucose as a fuel; however, it does not use up NAD rapidly, since it simply cycles back and forth between its two forms. But NAD performs other essential functions, such as repairing DNA and altering gene expression through sirtuins, and these functions deplete it. Thus, as we grow older, our levels of NAD decline. The brain is one of the body’s biggest consumers of glucose as a source of energy,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a decline in NAD levels might harm brain function. It can also cause a host of other problems, from increased inflammation to neurodegeneration. If that seems a lot for a single molecule, it simply says something about how central NAD is to our metabolism.

        Our cells can’t take up NAD directly from our diet. But we can utilize molecules that are direct precursors of NAD, of which two popular ones are called NR (nicotinamide riboside) and NMN (nicotine mononucleotide). Search for them on the internet, and you will find countless websites arguing that one or the other is better as an anti-aging supplement depending on which one they are selling. According to one study, increasing NAD levels by providing NR or NMN to mice slowed their loss of stem cells and protected them from muscle degeneration and other symptoms of decline; in another report, higher NAD levels led to an increase in life span. However, since NAD is so central to the chemistry of life, it may have benefit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an increase in life span. Indeed, Charles Brenner, a longtime expert on NAD metabolism, says, “I expressly tell people NR is not a life extension drug and that the case for its us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irtuins and everything to do with acute or chronic losses of redox [reduction/oxidation reactions involved in respiration] and repair functions in the conditions that attack the NAD system. The NR trial I am most interested in is promoting healing from scratches and burns.” The results of taking either NR or NMN in humans are not yet definitive, and so far there have been no long-term studies in humans on their benefits or side effects. However, this has not stopped them from being heavily marketed as anti-aging nutraceuticals, or dietary supplements with real or alleged physiological benefits that don’t require approval from agencies like the FDA. Global sales of NMN register about $280 million annually and are forecast to reach almost $1 billion by 2028.

        We have seen how our cells orchestrate a finely tuned protein production program—and how this program starts to wobble as we age. A simple corrective—restricting our calories and eating well—can do much to slow this deterioration through complex interconnected pathways. Much excitement in aging research is about the prospect of producing drugs that inhibit these pathways and produce the benefits of caloric restriction.

        The cell, though, is not merely a bag of proteins. It contains large structures and entire organelles that must work together in harmony. When and why those relationships break down is a topic at the forefront of aging research. And it all comes back, strangely enough, to an ancient parasite. We normally think of parasites as harmful, but this one was a mixed blessing. On the one hand, it enabled us to evolve from small unicellular organisms into the complex creatures we are today.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a major reason why we age.

        9. The Stowaway Within Us

        A couple of times a year, I visit my ten-year-old grandson in New York and experience something that must be familiar to all grandparents. Although I am physically fit for my age, I am exhausted after spending a day with him. How does he have such boundless energy that just watching him makes me tired? One reason I lack his energy also explains why we both exist as complex creatures, and it dates back to an event that occurred about 2 billion years ago.

        The earliest life forms were single-celled creatures swimming around in a primordial soup. How did they become us? Each cell in our body is much larger and more complex than a typical bacterium, so even how just one of these complex cells evolved was a mystery. In the early 1900s a Russian botanist named Konstantin Mereschkowski proposed that one cell swallowed up another simpler, smaller cell. On its own, this was not remarkable; normally, either the smaller cell was killed and digested, or the cell doing the swallowing bit off more than it could chew and perished from the indigestion. But in one such case, Mereschkowski proposed, the swallower and swallowed both survived—and have continued to coexist and replicate ever since.

        The theory hung around for decades but really gained credence in the 1960s when a biologist named Lynn Margulis began working on the idea. Margulis was an iconoclast. She was married to the astronomer Carl Sagan before marrying Thomas Margulis, a chemist, whom she also soon divorced, and is quoted as saying, “I quit my job as a wife twice. It’s not humanly possible to be a good wife, a good mother, and a first-class scientist. No one can do it—something has to go.” One of her more controversial theories is the Gaia hypothesis she proposed with scientist James Lovelock, which states that the entire biosphere—the Earth, its atmosphere, geology, and all the life forms that inhabit it—is a self-regulating, living organism. She also had more extreme, and troubling, views. Margulis wrote an essay suggesting that the 9/11 attacks o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were part of a conspiracy orchestra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and questioned whether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was really the cause of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or AIDS. Her view of herself as a maverick may have attracted her to conspiracy theories, but this attitude also allowed her to mak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life.

        Margulis believed that symbiosis was widespread and that eukaryotes—more complex cells that have a nucleus—evolved as a result of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among bacteria. At the time, the dogma was that simpler bacteria evolved slowly into more complex forms of cells. You could think of Margulis’s idea as an extension of the one Mereschkowski had proposed almost six decades earlier, but it was still sufficiently controversial that her work was rejected by fifteen academic journals before being published in 1967 by th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under the byline Lynn Sagan). Margulis proposed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the bacteria that were swallowed up now exist as organelles in the larger cell. In animal cells, we know these as mitochondria. In addition to mitochondria, plants have another bacterial descendant inside them: chloroplasts, which turn sunlight into sugar through photosynthesis. Neither we nor plants can exist without these stowaways inside us.

        Today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the key event that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eukaryotes occurred about 2 billion years ago, when a single-cell organism called an archaeon swallowed a smaller bacterium. Against the odds, the bacterium survived, and eventually entered into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its archaeon host. In the intervening 2 billion years, the bacterium evolved into mitochondria. In the 170 years since mitochondria were first discovered, scientists have learned that they are highly specialized centers of energy production in the cell. It is that ability to generate energy that allowed our primitive ancestor to evolve into today’s huge and complex variety of cells and spurred the growth of complex life forms. But we also know that energy is conserved and cannot be created out of nothing. So what does it mean to say that mitochondria generate energy?

        Contrast today’s world with a primitive, preindustrial one. In a primitive world,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t sources of energy. You could use the energy of the sun to warm things; you could burn wood and other fuel to generate heat; you could use the flow of a river or the power of wind to turn a mill wheel; or use wind to sail across oceans. However, these different sources of energy are not interconvertible, and they can be used only in very limited ways. You could not, for example, use wind to cook your food.

        Now think of today’s world: virtually every source of energy, from solar and wind, to fossil fuels and nuclear fission, can be converted to electricity. Electricity in turn can be used for almost everything. It provides heat and light, moves us around in cars and trains, entertains us through our television sets and other gadgets, and enables instant communication around the world. Electricity has become the universal currency of energy,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 monetary currency replaced barter trade hundreds of years ago.

        That is exactly what mitochondria do in a cell. They take less versatile forms of energy—for example, the carbohydrates that we consume—and convert them into the universal energy currency of the cell, which is the molecule adenosine triphosphate, or ATP. We have come across ATP before: it is one of the building blocks of RNA and consists of the adenine base attached to a ribose sugar and a string of three phosphates. The bonds between the phosphate groups are what chemists call high-energy bonds. It takes energy to form them, and that energy is released when they are broken. When the cell needs energy for any particular process in the cell, it can break the bond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ird phosphate groups and use the energy released as a result. ATP is like a tiny, highly mobile molecular battery.

        When we digest food, especially carbohydrates, we are effectively burning the sugar that we obtain by breaking down carbohydrates. In fact, chemically it is the same as if we actually burned sugar in a flame, except that our cells do it in a very controlled way. In both cases, the result is the same: sugar combines with oxygen and releases carbon dioxide and water, and releases energy in the process. That is exactly what we do when we breathe in and out. The energy released during respiration is used by mitochondria to make ATP.

        This process is chemically similar to the way we produce electricity using hydroelectric power. Unlike our own cells, which have a single membrane enveloping them, mitochondria, like their bacterial ancestors, have two membranes: each one a thin double layer of fatty molecules called lipids, which separate aqueous compartments from one another. Inside the inner membrane is a large complex of protein molecules that uses the energy of respiration to move hydrogen ions (H+), or protons, across the inner membrane, creating a proton gradient, where one side of the membrane has a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protons than the other. And just as water flows downhill, the protons want to go down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But because the membrane is not generally permeable to protons, they can do so only by traveling through a specialized molecule that acts like a molecular turbine. In the same way that water is made to go down a hydroelectric dam through large pipes to turn turbines that generate electricity, protons go through that special molecule, ATP synthase, which, as a result, actually turns like a turbine, and makes a molecule of ATP by adding on the third phosphate to adenosine diphosphate, or ADP, which has just two phosphates.

        Production of energy in our mitochondria.

        Just as monetary currency increased trade and prosperity dramatically, enabling complex societies to evolve, and just as the energy currency of electricity allowed societies to become incredibly complex technologically, the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ATP allowed cells to become ever more complex and specialized. ATP is a small molecule and makes its way, as needed, all over the cell. It provides the energy for everything from making the components of the cell, to moving around parts of the cell, to enabling cells themselves to move. Our muscles use ATP to generate the power to contract. In our brain, ATP maintains the voltage across membranes in our neurons while they transmit electrical signals and fire impulses. The human body has to generate roughly its own weight in ATP every day, and the brain alone uses about a fifth of that. Just thinking uses hundreds of calories a day. And mitochondria provide nearly all of that ATP.

        The stowaways within us, which may well have begun their lives as parasites, have made themselves indispensable by producing the ATP we need to survive. Mitochondria differ from their bacterial ancestors in other ways too. For one thing, they’ve shed most of their genes, so the mitochondrial genome is now tiny, typically coding for only a dozen protein genes. More than 99 percent of the mitochondria’s components are made by translating genes that now reside on the chromosomes in our nucleus. These proteins are made in the cytoplasm of our cells and then imported across one or both membranes of the mitochondria using a complicated machinery. How and why mitochondria managed to move most of their genes to their host’s genome, or why they retained any genome at all, is not well understood. This small mitochondrial genome is the source of many problems, though, because mutations in the mitochondrial DNA can give rise to diseases, including diabetes, and heart and liver failure, as well as conditions such as deafness.

        We inherit our mitochondria exclusively from our mothers because the sperm contributes none of its mitochondria to the fertilized egg. As a result, diseases due to defects in the mitochondrial genome are inherited entirely from the mother. A few years ago, the United Kingdom made it legal for parents to produce a “three-parent” baby. The nucleus from the egg of a potential mother with defective mitochondria is introduced into the egg of a healthy woman donor that has had its own nucleus removed. This egg is then fertilized with the father’s sperm and placed in the womb of the potential mother. The child will carry mostly the genes of its father and mother, but all of his or her mitochondria, with their tiny genome, will come from the egg donor.

        Cells can contain between tens to thousands of mitochondria. These mitochondria don’t lead entirely separate lives as they might if they were bacteria in a culture. Rather, they are constantly fusing and splitting. Mitochondria may be fusing to intermix their contents, partly as a way to compensate for partially damaged components in each of them. They also split in different ways. When cells divide, mitochondria will also split, often down the middle. But sometimes they will also split off parts that are defective so that they can be sent off to be degraded and recycled using processes such as autophagy, which we discussed in chapter 6.

        Mitochondria don’t just fuse with one another; they also interact with a cell’s other organelles in interesting ways. It turns out that lipids—the fatty molecules that make up our membranes—are highly specialized, so different organelles and cell types have different compositions of lipids. Mitochondria often exchange components with other organelles so that they can help one another make the specialized lipids they need. Excessive contacts between these organelles and mitochondria can be just as harmful as having too little.

        Finally, they do many other things besides making ATP. For example, they are also the place where the final stages of sugar burning occurs. They are the sites of burning our stored fat, which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when our carbohydrate intake is insufficient, such as when we are starving or dieting. The energy from burning fat is also used to make ATP. Beyond energy production, mitochondria are now part of a complicated signaling network with the rest of the cell. They tell the cell when energy levels are low or high, so that it can adapt accordingly by turning on or off appropriate genes and pathways.

        Thus, mitochondria are no longer just energy factories but have become a central hub of the cell’s metabolism, which is a far cry from the bacterial stowaway in our cells that they once were. We now coexist in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them. As we age, our mitochondria still work, but they have accumulated defects. Not only do they produce energy less efficiently, but they have become creakier and less effective at their myriad other tasks. Perhaps no other structure in the cell is so intimately connected to the energy of youth and the decline of the old. Aging mitochondria even acquire a different shape as they degrade, transitioning from elongated ovals to spherical blobs. You can see why my grandson, with his young, healthy mitochondria, might feel so much more energetic—and generally healthier—than I do.

        IF MITOCHONDRIA ARE UNABLE TO function at some minimum level, we die. Remember, in most countries, death is defined by when our brain stops functioning. If we are unable to provide oxygen and sugar to our brain—which could be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such as a heart attack—the mitochondria in our brain tissue can no longer produce enough ATP for neurons to function, leading to brain death. A sudden loss of oxygen from a heart attack is a drastic occurrence, but even over the normal course of life, mitochondria gradually decline until they no longer function at the required level.

        What brings mitochondria to this point? Mitochondria age for all the same reasons the rest of the cell does, but they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 burden as well. In 1954, Denham Harman proposed something called the free-radical theory of aging. His idea was that chemically reactive species of molecules, some of them called free radicals, are produced normally as a byproduct of metabolism, and cause damage to the cell over time, accelerating aging. Harman’s idea would seem to help explain the benefits of caloric restriction. If you eat less, you burn fewer calories every day, and you don’t produce as many damaging chemical byproducts. Harman’s theory also explained why animals with high metabolic rates tend to live shorter lives than those with slower metabolism.

        Free radicals can be produced throughout the cell, but they and other reactive species are produced in abundance in mitochondria. A primary function of mitochondria is burning sugar by oxidizing it. The oxygen we breathe consists of two oxygen atoms bound tightly together to form the O2 molecule. In mitochondria, this oxygen is reduced ultimately to two water molecules, each of which is H2O. If the reduction of oxygen is not complete, the partially reduced molecules are highly reactive intermediates calle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or ROS. These highly reactive forms of oxygen can damage other components of the cell, including proteins and DNA. Anyone who has ever had an old car knows what reactive oxygen can do to the chassis; in that case, the reaction is speeded up when there is common salt around, which is why cars in climates where roads are salted in the winter tend to corrode more quickly. So you can think of damage to mitochondria from oxidation as a case of our cells rusting from within.

        Normally mitochondria have enzymes to scavenge away these reactive species before they cause harm, but the process is not perfect. A fraction of reactive molecules escape. Over time, they damage the molecules around them, including the proteins that make our cells work. The general breakdown in the function of the cell leads to aging. Apart from causing immediate damage, these reactive species can also affect future generations of mitochondria by damaging our mitochondrial DNA. That DNA codes for parts of the essential machinery for oxidizing sugar and generating ATP, and if it acquires too many mutations, the machinery produced will be defective. This in turn makes the reduction of oxygen less efficient, resulting in even more reactive species, kicking off a vicious cycle. The reactive species can also diffuse to other parts of the cell and generally cause havoc. Slowly with age, mitochondria will perform less and less effectively.

        Harman’s mitochondrial free-radical theory didn’t gain much traction at first, but a number of observations supported it. For one th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reactive species increases with age; by contrast, the activity of the scavenging enzymes that remove them decreases with age, compounding the harm. But it wasn’t clear whether these changes were simply a result of aging or whether they themselves were further driving the aging process. Strains of mice that made more of an enzyme that scavenged hydrogen peroxide lived about five months longer than average, which is quite an increase in longevity for a mouse. As recently as 2022, scientists in Germany showed that a parasite increases the longevity of its ant hosts severalfold by secreting a cocktail that includes two antioxidant proteins as well as other compounds. You may remember that germ-line cells such as oocytes boast superior DNA repair. One way they may minimize damage is by suppressing one of the enzymes that generate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s the free-radical theory gained credibility, antioxidants took center stage. These compounds, which combat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were touted as a panacea for everything from cancer to aging. Sales of antioxidants such as vitamin E, beta-carotene, and vitamin C soared. Cosmetic companies included vitamin E, retinoic acid, and other antioxidants in their lotions and creams to keep skin youthful. People were exhorted to eat foods rich in antioxidants, such as broccoli and kale.

        Alas, although there were isolated reports of benefits from antioxidants, an analysis of sixty-eight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of antioxidant supplements, encompassing a total of 230,000 participants, suggested that not only did they not reduce mortality, but some of them—beta-carotene, vitamin A, vitamin E—actually increased it. This by itself doesn’t mean that the free-radical theory has no merit. But it does mean that you cannot just pop antioxidant supplement pills and expect to get much protection against free-radical damage. Still, don’t give up on the kale just yet; eating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is beneficial for all sorts of other reasons.

        There are many potential reasons why the results from antioxidant dietary supplements have been disappointing. They may be metabolized in a way that doesn’t maintain a lasting effect, or they may not properly mimic the natural process by which enzymes scavenge free radicals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But over the last ten to fifteen years, some in the field have come to doubt that oxidative damage from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free radicals are a major cause of aging at all. Studies with other animals, including worms and flies, showed no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scavenging enzymes and life span. In fact, contrary to the report on mice I just mentioned above, studies in species as varied as yeast, worms, and mice reveal that increased levels of scavenging enzymes or other defenses don’t extend life span. On the contrary, in one study, mutant worms with higher levels of free radicals lived about a third longer. Giving them a herbicide that stimulates a surge of free-radical activity prolonged their lives even more, while reducing the level of free radicals by giving the worms antioxidant supplements reduced their lives. The naked mole rat lives many times longer than other animals of the same size, yet it has higher levels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What could possibly be going on? This may be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called hormesis, in which exposure to low levels of a toxin is actually beneficial, whereas those same toxins are harmful at higher levels. Or, as the German philosopher Nietzsche said, that which does not kill us makes us stronger. Free radicals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send signals to stimulate the production of detoxification enzymes and repair proteins, which actually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Moreover, thes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have widespread roles as signaling molecules that convey the state of mitochondria to other parts of the cell.

        So if free radicals an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re by themselves not the major problem, what else about mitochondria might make them factors in aging? We know that mitochondrial DNA mutations increase with age, and accumulation of these mutations is correlated with disease. But does it cause aging? One way to settle this was to genetically engineer strains of mice in which the DNA polymerase enzyme that replicates mitochondrial DNA was made more error prone; consequently, mutations would accumulate at a much faster rate. These mutator mice were apparently normal at birth, but they soon showed many of the symptoms of premature aging, including gray hair, hearing loss, and heart disease. At the age of about sixty weeks, most of them were dead, while normal mice were still alive. This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damage to our mitochondrial DNA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aging. Tellingly, these mutator mice did not have a higher level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so it was not as if increased mutations led to defective enzymes, which then worsened the problem by accumulating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The ultimate reason these mutator mice age rapidly is still not settled. There are reports of a complicated interplay between errors in mitochondrial DNA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bulk of the genome in the cell’s nucleus, which can cause all of the more gener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DNA damage.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damage to mitochondria is bad for the cell and accelerates aging, but it is remarkably difficult to tease out the precise sources of damage. Each human cell can house tens to thousands of mitochondria, each with its own genome. So if some of them acquire serious errors in their DNA, there will still be lots of healthy mitochondria to keep the cell working. But at some point, a threshold is reached where there are simply too many defective mitochondria in the cell, which cause so many problems that they overwhelm the good mitochondria. There are also situations where some of these defective mitochondria can multiply more quickly because they don’t actually do much of the work that healthy mitochondria do. In these cases, clones of these defective mitochondria can dominate, leading to serious problems for the cell.

        Mitochondria are not just energy factories but also are intimately involved in the cell’s metabolism. So as they acquire defects with age, they contribute to the decline of the cells they inhabit and speed up aging. The effect is most pronounced when they contribute to the decline of stem cells, because those cells play such important and diverse roles: when they become dysfunctional, they not only fail to regenerate tissue but also cause cellular senescence and chronic inflammation, all of which are hallmarks of aging.

        One characteristic of aging is a chronic low level of inflammation, cleverly dubbed “inflammaging.” Inflammaging owes its existence in part to our mitochondria’s ancient bacterial origins. Older, defective mitochondria are more prone to rupture and can leak their DNA and other molecules into the cytoplasm of the cell. The cell mistakes these as coming from bacterial invaders, triggering inflammation. Our neurons, which are either very long lived or do not regenerate at all, are particularly prone to aging mitochondria. It may be one reason that our cognitive abilities decline. Neurons with aging mitochondria are also less able to use the recycling pathways to clear away defective proteins and organelles, all of which expend energy. As a result, we become more prone to dementia with age.

        For all these reasons, maintaining healthy mitochondria is a key to good health. How the cell does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me of the pathways involved in caloric restriction that we have come across already. It also uses autophagy to get rid of entire mitochondria that it deems defective, or even just defective parts of mitochondria that are broken off. This process, called mitophagy, targets the mitochondria for destruction and recycling. Some proteins can sense when things are going wrong and coat the surface of defective mitochondria with markers that signal the autophagy apparatus to target them for destruction. The same caloric restriction that increases levels of autophagy by the TOR pathway also increases levels of mitophagy.

        If a cell disposes of defective mitochondria, it must replace them with new mitochondria; here too, caloric restriction plays a role. The inhibition of TOR by caloric restriction, or the drug rapamycin, shuts down the synthesis of many proteins but turns on the synthesis of other proteins involved in turning out mitochondria. In studies, the increased mitochondrial activity from this process was tied directly to longer life spans in fruit flies.

        Besides TOR, other signals also stimulate production of new mitochondria. Sometimes, though, this effort is futile: if the cell senses a problem with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t may simply end up making more defective mitochondria.

        WHILE SCIENTISTS AND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strive to produce a pill that will combat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there is a simple way to stimulate the production of new mitochondria, and it doesn’t have to cost a penny: exercise. Physical activity turns on some of the same pathways that stimulate mitochondrial production in tissues ranging from our muscles to our brain. Exercise too is an example of hormesis. Too much exercise can be harmful, and even moderate exercise can temporarily increase blood pressure,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ion, all of which are potentially problematic. Yet as long as the amount of exercise is not so excessive as to injure us, which depends on our health and many individual factors, it is highly beneficial. One way it spur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s by generating th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produced by incomplete oxidation when we breathe, which, as discussed earlier in this chapter, can be beneficial in the right amounts. Of course, exercise does far more than that and benefits us in many ways: reducing stress, maintaining muscle and bone mass, countering diabetes and obesity, improving sleep, and strengthening immunity. Add to this list the healthful effects of fresh mitochondria.

        Eventually, despite the cell’s best efforts to both recycle defective mitochondria and manufacture new ones, our mitochondria inexorably age, and in turn accelerate other aspects of our overall aging. If accumulated mutations in mitochondrial DNA are a factor in their aging, why does a baby—or my grandson—have healthy mitochondria? The same question we asked for us as individuals could be asked here too. Why is the clock reset at each generation? Recall that the resetting of the aging clock has a few reasons. The first is that germ-line cells that form the next generation have better DNA repair and age more slowly. The second is that the epigenetic marks on DNA get reset with each new generation when germ-line cells are formed. Unlike our nuclear DNA, mitochondrial DNA doesn’t have the same sophisticated epigenetic mechanisms, but it is better repaired in germ-line cells. Moreover, there is a strong selection against mutations in mitochondrial DNA, so defective oocytes are not used for fertilization. There is also a strong selection against defective sperm and even defective early embryos, so any participants with deficient mitochondria should be weeded out. Nevertheless, selection is not perfect: at least some of the loss of fertility with age is due to aging mitochondria.

        By now, it should be clear that all the causes of aging described so far are highly interconnected. We started off with perhaps the most fundamental molecule of all: our DNA, which contains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make the thousands of proteins in a cell at just the right time and in the right amounts. That information needs to be protected against damage. Those thousands of proteins must work in harmony to ensure the functioning of a healthy cell, and the cell has many mechanisms to deal with problems as they arise. Beyond proteins, entire organelles such as mitochondria need to work in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st of the cell. These mitochondria may have started off as an engulfed bacterium inside a larger ancestral cell, but today they have become a central hub in our metabolism. Any defects they acquire with age set off a whole sequence of events that themselves accelerate aging. All of these affect the aging of individual cells.

        If individual cells in our body were to age or die, we would hardly notice it—after all, we have trillions of cells. But except in primitive life forms, cells don’t exist in isolation. In our bodies, they have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work together as part of our tissues and organs. It is when a sufficient number of cells accumulate defects with age that the symptoms of aging manifest themselves: arthritis, fatigue, susceptibility to infection, decreased cognition, and more generally, bodies that simply do not work as well as they did in our youth. It is time to look at how the aging of individual cells leads to some of the morbidities of old age.

        10. Aches, Pains, and Vampire Blood

        The coast-to-coast walk is one of the great long-distance treks in England. Starting in St. Bees Head on the west coast, it cuts through the most picturesque parts of the country before ending at Robin Hood’s Bay on the east coast, near Whitby, Dracula’s port of entry to England in the Bram Stoker novel. The entire walk runs about 200 miles. I figured when I finished it, I could get an “I Did the Coast-to-Coast Walk” T-shirt and disingenuously wear it in the States to impress people.

        My opportunity came in the summer of 2013, when a group of friends and I set off. Everything was fine for the first week, but then my knee started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inflamed until I had to abandon the walk with only a few days to go. On my return, a surgeon looked at it and discovered a torn and inflamed meniscus, the result of moderate osteoarthritis. As soon as I had the knee repaired, my right shoulder started to ache—osteoarthritis striking again. I receive little sympathy from my similarly aged friends: aches and pains in our joints are simply part of life as we get older.

        Joint pain is a symptom of just one kind of inflammation, and its causes are often physical, such as the wear and tear on the bones in the joint, which then pinch and inflame the soft tissue in it. But as we age, there is a much more pervasive yet less obvious inflammation that affects our health as well as our response to disease.

        One cause of inflammation comes from cells that reach a senescent state because they have aged or become damaged. We’ve seen that when a cell senses DNA damage, it can do one of three things. If the damage is mild, it can turn on repair mechanisms. If the damage is more extensive, it can trigger signals that kill the cell; or it can send the cell into a senescent state, in which it is no longer able to divide. We saw an example of the latter when we discussed how cells stop dividing when the telomeres at the ends of their chromosomes shorten beyond a certain point. Whether a cell is killed off or whether it enters senescence, the purpose is the same: to prevent cells with a damaged genome from reproducing. Such cells run the risk of being cancerous; indeed, the entire response to DNA damage can be thought of as a mechanism to prevent cancer. As we saw earlier, nearly half of cancers have mutations in a single protein, p53, tha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These tumor suppressor genes can induce premature senescence to prevent cancer.

        Just as evolutionary theories would predict, processes that prevent us from developing cancer early in life can become a problem later on. Our tissues, for instance, would stop functioning if their cells kept getting killed off without being replaced. And even though they are alive and present, senescent cells also lead to problems. The transition from a normal cell to a senescent cell is not clearly understood. It occurs because of extensive changes to the genetic program of the cell triggered by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In their altered state, senescent cells no longer contribute to the normal functioning of the tissues they serve. If they are no longer functioning as they should, you might well wonder why cells go into senescence at all instead of simply being destroyed, and why they persist.

        In fact, senescent cells often don’t just sit there quietly doing nothing. They secrete molecules such as cytokines that cause inflammation and disrupt the surrounding tissue. This is by design. Senescent cells are often produced in response to injury or other damage, and the same secretions that set off inflammation also promote wound healing and tissue regenera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ignaling the immune system to clear them from the tissue. But our immune system ages along with the rest of us, and its ability to clear senescent cells declines. As damage to our DNA accumulates and our telomeres shorten, we produce senescent cells in places where they don’t serve any purpose and at a faster rate than our immune system can handle, leading to chronic, widespread inflammation.

        In all of the causes of aging we have discussed so far, the processes are so complex and interconnected that it is always a problem to separate cause and effect. Here too, there is the nagging question of whether an increase in senescent cells and accompanying inflammation is just a consequence of aging or whether it accelerates aging further. This question was tackled in a key study led by Jan van Deursen, who was then at the Mayo Clinic in Minnesota. He and his team used a biomarker that identified senescent cells and devised a clever method to eliminate cells with that marker. Using mice that age prematurely—called progeroid mice—they showed that removing senescent cells delayed age-related pathologies in adipose (fatty) tissue, skeletal muscle, and the eye. Even late in life, removing senescent cells delayed the progression of disorders that had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The study concluded by saying that removal of senescent cells could prevent or delay aging disorders and extend healthy life. A few years later, the same team demonstrated that mice whose senescent cells were killed off were healthier in many ways than those in whom these cells were allowed to build up. Their kidneys functioned better, their hearts were more resilient to stress, they were more active, and they fended off cancers for longer. They also lived about 20–30 percent longer.

        According to a follow-up study, transplanting even small numbers of senescent cells into young mice was sufficient to cause persistent physical dysfunction, and even spread senescence throughout the tissues. With older mice, introducing even fewer senescent cells had the same effect. When researchers used an oral cocktail that selectively killed senescent cells, it alleviated the symptoms of both the young and old mice and reduced their mortality significantly.

        These studies have led to an explosion of experiments examining senescent cells as they relate to aging. The selective targeting of these cells for destruction, called senolytics, is growing rapidly in popularity, both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y. But destroying problematic cells like these is only one side of the coin. Most of our tissues are constantly regenerated, and if cells are destroyed either naturally or deliberately, they need to be replaced.

        An old saw holds that the human body replaces itself every seven years; in other words, after seven years, you’re an entirely new collection of cells. But this isn’t strictly true. Our tissues don’t all regenerate at the same rate. Some, such as blood and skin cells, are regenerated rapidly. Cuts, bruises, and minor burns will heal over quickly with new skin, and if you donate blood, your body replenishes it in just a few weeks. Other organs are renewed more slowly; for example, most of the cells in your liver are replaced within three years. Heart tissue is replaced even more slowly, with only 40 percent of its muscle cells replaced in a lifetime, which is why the damage caused by a heart attack is often permanent. And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neurons in our brain are never renewed—that we are born with every neuron we will ever have. Recently, however, scientists have shown that some brain cells are renewed, albeit very slowly, at a rate of about 1.75 percent annually. Still, most of our neurons were present at birth, and the inability to replenish them is why diseases that destroy them—either suddenly in a stroke or more gradually as in Alzheimer’s—are so horrific.

        The majority of our cells, however, are replaced with some regularity, and the key actors responsible for regenerating tissue are those stem cells we discussed earlier. Remember that the ultimate stem cells are the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n the early embryo that can give rise to any tissue type in the body as they differentiate. But other stem cells are halfway down the path to development of the complete organism and can regenerate only specific tissues. As Leonard Hayflick discovered in the 1950s, the cells in most tissues can undergo only a certain number of divisions, but stem cells, because they are required for regenerating tissues, are not subject to this limit.

        Stem cells that maintain and regenerate tissue must strike a delicate balance. They cannot all differentiate into the mature cells of the tissues, or there would be no stem cells left to carry on this task. And the stem cells that remain behind have to keep dividing into more stem cells to replenish the ones that have differentiated into specific tissue cells. As we age, our stem cells begin to lose this balance between producing more of themselves and regenerating tissue.

        Stem cells do not divide and proliferate indiscriminately; rather, they are activated by specific signals that they receive when the body senses a need for tissue regeneration. These signals and their ability to activate stem cells decline with age, for the many reasons we have discussed before, including damage to our genome, and epigenetic marks that our DNA acquires with age. This is one reason our muscles, skin, and other tissues degenerate with age.

        Apart from not being activated, stem cells themselves eventually suffer from DNA damage and telomere loss, and accumulate metabolic defects. Eventually they trigger a response such as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which can lead to either cell death or senescence. With stem cells, death is more likely, partly because a stem cell that has damaged DNA might be too much of a cancer risk to keep around. The result is a gradual depletion of stem cells throughout the body, diminishing the ability to regenerate tissue. When our bones, muscles, and skin cannot regenerate, we become increasingly frail.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decline is the population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which give rise to all our blood cells, including the cells of our immune system. This leads to immune system decline or even immune dysfunction—something called immunosenescence,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disorders such as inflammation, anemia, and various cancers, as well as in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infections.

        Apart from a gradual loss in the number of stem cells,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remaining stem cells. During much of our life, we have a healthy diversity of cells that have acquired different mutations, making us a mosaic of genomes. As we age, our stem cells acquire mutations, some of which cause them to proliferate more rapidly. These rapidly multiplying stem cell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best for regenerating tissues, but because they have a growth advantage, they outcompete their counterparts. Consequently, old age leaves us with stem cells that have all descended from just a few clones. Not only are they less effective, but—of greater concern—the clonal mutants themselves can become sources of cancer.

        If the number of stem cells declines with age, and those that remain are descendants of a few clones, some of which may be problematic, can we somehow reverse this process? In chapter 5 on epigenetics, I explained about how turning on just a few genes that code for the so-called Yamanaka factors can reprogram cells so that they can return to being pluripotent stem cells—and thus can again give rise to any tissue in the body. Might scientists learn to regenerate stem cells in the body and reverse some of the effects of aging?

        When cells are reprogrammed fully with Yamanaka factors to form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 cells) and used to grow new tissues, they often produce tumors such as teratomas, which can be benign or malignant. On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Yamanaka factors are not precisely reversing the normal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truth is, we don’t fully understand what they do or how, but the resulting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are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our own embryonic stem cells, which develop into our body—after all, teratomas are quite rare in normal development. Given the potenti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Yamanaka factors, one idea is to expose cells to them only transiently, so that they would not go all the way back to being pluripotent stem cells again, but just part of the way back developmentally so they w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specialized stem cells for whichever tissue they came from. Even this transient and partial reversal could help rejuvenate tissue.

        Many scientists had been working on this in cells in culture, but it wasn’t clear what turning on these factors even transiently in an entire animal would do. A group led by 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 at the Salk Institute in La Jolla, California, did exactly this by turning on the Yamanaka factors in entire mice for a short burst. After six weeks, the mice appeared younger, with better skin and muscle tone. They had straighter spines, improved cardiovascular health, healed more quickly when injured, and lived 30 percent longer. These studies involved a special strain of progeroid mice that aged prematurely. Recently, though, both Belmonte’s own group as well as groups led by Manuel Serrano and Wolf Reik, both in Cambridge, England, found that doing the same thing in naturally aged mice—as well as in human cells—induced similar effects. Not only did the animals (or cells) seem younger based on various criteria, but the epigenetic marks on their DNA, and the various markers in their blood and cells, were all characteristic of a more youthful state.

        David Sinclair, who had spent much of his earlier career working on sirtuins, has also begun using the Yamanaka factors to reprogram cells. A newborn mouse can regenerate the optic nerve that transmits signals from the eye to the brain, but this ability disappears as the mouse develops. Sinclair and his colleagues crushed the optic nerves of adult mice, and then introduced three of the four Yamanaka factors. They omitted the fourth, c-Myc, because it is known to have cancer-causing properties. The factors prevented the injured cells from dying and prompted some of them to grow new nerve cells reaching out to the brain. In the same study, they introduced the three factors into middle-aged mice and found that their vision was as good as younger ones. Their DNA methylation epigenetic marks resembled those of younger animals. In another experiment, the team deliberately introduced breaks in the DNA of mice, which accelerated aging by inducing the DNA repair response. One of the effects was that the pattern of epigenetic marks in the genome were characteristic of an aged animal. All of these effects could be reversed by introducing the same three Yamanaka factors.

        Stem cells have been the basis of a very large biotech industry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of the promise of regenerating new cells and tissues. But it was still quite astonishing that introducing Yamanaka factors into an entire animal, where they could affect virtually every tissue, could apparently reverse aging without any obvious ill effects,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For example, even though two of the three Yamanaka factors used in Sinclair’s experiments are also linked to cancer, his mice were tumor free for nearly a year and a half after treatment. These studies generated huge excitement in the aging community because, unlike other approaches, which can slow down the inexorable progress of aging, these studies actually promise to reverse aging by restoring cells and tissues to an earlier state. Not surprisingly, Belmonte, Serrano, and Reik, all leading researchers originally in academic labs, were snapped up by Altos Labs, the private company set up to tackle aging, which had also snapped up Peter Walter, whom we encountered in chapter 6. We will have more to say about these anti-aging enterprises later.

        BEFORE WE LEAVE THIS CHAPTER, let us turn to blood. Most of us don’t think of blood as an organ in the same way that we consider the liver, kidney, heart, and brain. But perhaps we should. For in many ways, blood circu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ystems in the body. It supplies essential nutrients, including oxygen and glucose, to the other organs, as well as disposes of their waste products. It enables our response to hormones, promotes healing by forming structures at the site of injuries, and fights off infections with the immune cells that circulate in our bloodstream. If we have old, defective blood—clonal or not—that is a problem.

        The idea of living forever by drinking young blood ha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I remember being terrified when I saw my first Dracula movie at the age of ten. But Transylvanian myths and Gothic novels aside, is it possible to replace old blood with young?

        Parabiosis attempts to do just that, by surgically connecting the circulatory systems of two animals. Some of the earliest experiments date back to the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biologist Paul Bert, who was interested in tissue transplantation rather than aging. He not only connected two rats but, amazingly, is reported to have attached a rat to a cat and successfully maintained this state for several months.

        Sharing blood between two different animals, let alone different species, could obviously be problematic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that one or both animals’ immune systems will reject the transfused blood due to incompatibility (this is why blood donors have to be matched to recipients with compatible blood groups), but also psychological issues. Indeed, Clive McCay of Cornell University in Ithaca, New York, is quoted as saying, “If two rats are not adjusted to each other, one will chew the head of the other until it is destroyed.” Nowadays the animals are inbred and matched genetically to avoid biochemical incompatibilities. Then they are socialized with each other for several weeks before attachment.

        Early experiments on parabiosis probed questions such as the role that blood plays in metabolic disorders, including obesity. There were, however, some scientists, like McCay, who were looking at the effects on aging as early as the 1950s. His group found that when aged rats were joined to young ones for about a year, their bones became more similar in weight and density to those of their young partners. Other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older partners in old-young pairings lived four to five months longer than normal, which for a two-year life span is a significant extension of life. But for some reason, these studies died out in the 1970s.

        The field was resuscitated in the early 2000s when Irina and Michael Conboy, a husband-and-wife team in Thomas Rando’s lab at California’s Stanford University, again began pairing old and young mice. Within five weeks, the young blood restored muscle and liver cells in the older subjects. Their wounds healed more easily. The fresh blood even made their fur shinier. By the same criteria, the younger partner in each of the pairs tended to fare worse than usual; it, of course, was receiving older blood in the exchange.

        Rando and his colleagues had left out of their 2013 published paper that they had also seen enhanced growth of the older mice’s brain cells. We know that neurons, for the most part, do not regenerate. But these early results motivated one of Rando’s Stanford colleagues, the neurobiologist Tony Wyss-Coray,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arabiosis on the brain. He showed that old blood could impair memory in young animals, while, conversely, young blood could improve the memories of older animals. There was a threefol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neurons in the older mice. By contrast, the younger mice that received old blood from their conjoined partners generated far fewer nerve cells than young mice allowed to roam free did.

        Against the centuries-old backdrop of the vampire myth, these reports captured people’s imaginations. Rando and Wyss-Coray were deluged with phone calls from reporters and from the general public—some of them dubious, not to mention scary. There were reports of rich old men—and, yes, it usually seems to be men—procuring a ready supply of young blood to prolong their lives.

        The scientists involved were more circumspect. In a 2013 journal article, the Conboys and Rando pointed out that even in highly inbred strains of mice and rats, the risk of parabiotic disease was as high as 20–30 percent. Moreover, it was not obvious whether all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arabiosi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blood; the older animal would have also benefited from the better-functioning organs of the younger partner, such as its liver and kidneys. To test this, the Conboys conducted a study in which they exchanged blood between two animals that were not joined. They found tha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old blood were more pronounced than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young blood.

        Such cautionary views did not stop lots of companies from trying to capitalize on the hype, rushing ahead before any careful human trials were completed. One company, Ambrosia, offered blood plasma from donors aged sixteen to twenty-five for $8,000 a liter. Alarmed,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issued a warning that these treatments were unproven and should not be assumed to be safe, and strongly discouraged consumers from pursuing this therapy outside of clinical trials with appropriate regulatory oversight. In response, Ambrosia stopped offering the treatment, but only briefly: the people involved soon began marketing it again under the aegis of a new but short-lived business named Ivy Plasma—before returning to its original name. Ambrosia’s CEO, Jesse Karmazin, said, “Our patients really want the treatment. The treatment is available now. Trials are very expensive, and they take a really long time.” Most serious scientists, including those who pioneered the discoveries, believe it is premature and potentially dangerous to offer these kinds of treatments to humans without proper clinical trials.

        Beyond all the hype, Thomas Rando’s initial findings set off an extensive search for specific protein factors in blood that could be related to aging. In theory, you could have factors in young blood that stimulate growth and improve function; by the same token, old blood might contain factors that made things worse. Wyss-Coray and his colleagues showed that it was both. As they described in a 2017 article in the journal Nature, proteins from umbilical cord plasma revitalized the function of the hippocampus—a part of the brain crucial for the formation of both episodic and spatial memory. As for old blood, they zeroed in on a protein that impaired hippocampus activity; blocking it relieved some of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ourse, in the parabiosis experiments, young blood improved many organs, not just the brain. Amy Wagers of Harvard University, who was a member of Rando’s original team at Stanford, screened the hundreds of protein factors in blood to pinpoint the ones more prevalent in old or young blood. A factor called GDF11 was abundant in young mice but not in old, and it could rejuvenate heart tissue. But it didn’t just act on heart tissue. She and her colleagues showed that the factor reversed age-related deterioration of muscle tissue by reviving stem cells in old muscles and making them stronger. In a second study with her Harvard colleague Lee Rubin, they showed that it spurred the growth of blood vessels and olfactory neurons in the brain.

        Stem cells can decline in number and lose function with age, and clearly some of the factors in blood work by reactivating them. But what about the old blood making the young mice worse off? A recent study by the Conboys and Judith Campisi, another leading aging researcher, showed that treating young mice with old blood quick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senescent cells in their circulation. This means that senescence is not just a response to stress and damage from the environment, nor is it something that simply happens over time. It can also be induced rapidly. Clearing those senescent cells reversed some of the harmful effects of old blood on multiple tissues.

        Blood need not even be from young animals to confer benefits. We saw in chapter 8 that exercise has a real benefit on many aspects of our metabolism, including insulin sensitivity and mitochondrial biology. It turns out that blood from adult mice that had been subjected to an exercise program can improv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neuronal tissue. Rando and Wyss-Coray showed that exercised blood can also rejuvenate muscle stem cells. Using a new way of measuring effect based on which mRNAs are made in different tissues, they showed that young blood and exercised blood act in different ways. Parabiosis from young animals reduced the activity of genes that caused inflammation, whereas exercise increased the activity of genes that decline with age. Although they both stimulated growth of brain tissue, each stimulated different types of cells.

        Identifying aging factors in blood and understanding how they work is now a major area of research. Scientists hope that one day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administer a cocktail of a few factors with real anti-aging effects. This hope is spurring not only basic research but also has resulted in the creation of many biotech companies, including ones founded by some of the pioneers in the field.

        While science is advancing to find out precisely which combination of blood factors is most beneficial, some billionaires are unwilling to wait. They continue to be drawn to the Dracula-like allure of young blood. For instance, Bryan Johnson, the middle-aged tech mogul behind the company Braintree Payment Solutions, spends $2 million a year on his anti-aging regimen, which includes two dozen supplements, a strict vegan diet, and, as befits a techie, lots of data, including more than 33,000 images of his bowels. He went to Resurgence Wellness, a Texas outfit that describes itself as a comprehensive health and wellness clinic–slash-spa. There he was transfused with blood from his seventeen-year-old son, Talmage, and in turn donated his own blood to his father in a series of multigenerational blood exchanges that lent new meaning to “all in the family.” Johnson stopped the transfusions from his son after seeing no benefits himself, but still felt that “young plasma exchange may be beneficial for biologically older populations or certain conditions.”

        IN THIS AND EARLIER CHAPTERS, we have covered the broad landscape of aging at various levels, from our genes, to the proteins they encode, and how they affect cells and their ability to function as part of an entire animal. These levels are all interconnected, so the state of our proteins and our cells influences how and which genes are expressed,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m. By their very nature, the causes of aging encompass virtually all of biology, and as new areas of research emerge, we find new and sometimes surprising connections with aging. So why we age and die is an ongoing story, and this book has focused on processes of the greatest interest or promise.

        The quest to defeat aging and death is centuries old, but it is only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that we have accumulated a detailed b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that lead to them. That knowledge has brought about an explosion of efforts by both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for-profit companies to combat aging. Now we come to these efforts, ranging from sound mainstream science to the wildest crackpot ideas.

        11. Crackpots or Prophets?

        Last Christmas, when my son’s family was visiting from America, there was a special exhibition at the British Museum about the Rosetta Stone and how it led to the decipherment of Egyptian hieroglyphics. So we trudged off to London, and since it was a cold and wet day during the Christmas break, we found to our dismay that the museum was packed. After we battled the crowds milling about the exhibition, we were naturally curious to see the rest of the Egyptian artifacts in the museum, including its unparalleled collection of mummies. We went over to the long hall with cases enclosing one mummy after another. It was both thrilling and sobering. Thrilling that these mummies had been preserved for a few thousand years and were right there for us to see. Sobering that each of them represented a person who had been alive.

        Their corpses, now in varied states of preservation, lay underneath the wrappings and caskets. It was a stark reminder yet again of the extent to which people will go to deny death. After all, Egyptians mummified their pharaohs so that they could arise corporeally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for their journey in the afterworld. Surely now, a few millennia after the pharaohs and with more than a century of modern biology behind us, we would not do anything even remotely so superstitious. But in fact, there is a modern equivalent.

        Biologists have long wanted to be able to freeze specimens so that they can store and use them later. This is not so straightforward because all living things are composed mostly of water. When this water freezes into ice and expands, it has the nasty habit of bursting open cells and tissues. This is partly why if you freeze fresh strawberries and thaw them, you wind up with goopy, unappetizing mush.

        An entire field of biology, cryopreservation, studies how to freeze samples so that they are still viable when thawed later. It has developed useful techniques, such as how to store stem cells and other important samples in liquid nitrogen. It has figured out how to safely freeze semen from sperm donors and human embryos for in vitro fertilization treatment down the road. Animal embryos are routinely frozen to preserve specific strains, and biologists’ favorite worms can be frozen as larvae and revived. For many types of cells and tissues, cryopreservation works. It is often done by using additives such as glycerol, which allow cooling to very low temperatures without letting the water turn into ice—effectively like adding an antifreeze to the sample. In this case, the water forms a glass-like state rather than ice, and the process should be called vitrification rather than freezing (the word vitreous derives from the Latin root for glass), but even scientists casually refer to it as freezing and the specimens as frozen.

        Enter cryonics, in which entire people are frozen immediately after death with the idea of defrosting them later when a cure for whatever ailed them has been found. The idea has been around a long time, but it gained traction through the work of Robert Ettinger, a college physics and math teacher from Michigan who also wrote science fiction. Ettinger had a vision of future scientists reviving these frozen bodies and not only curing whatever had ailed them but also making them young again. In 1976 he founded the Cryonics Institute near Detroit and persuaded more than a hundred people to pay $28,000 each to have their bodies preserved in liquid nitrogen in large containers. One of the first people to be frozen was his own mother, Rhea, who died in 1977. His two wives are also stored there—it is not clear exactly how happy they were to be stored next to each other or their mother-in-law for years or decades to come. Continuing this tradition of family closeness, when Ettinger died in 2011 at age ninety-two, he joined them.

        Today there are several such cryonics facilities. Another popular one, 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 headquartered in Scottsdale, Arizona, charges about $200,000 for whole-body storage. How do these facilities work? Essentially, as soon as a person dies, the blood is drained and replaced with an antifreeze, and the body is then stored in liquid nitrogen. Theoretically, indefinitely.

        Then there are the transhumanists who want to transcend our bodies entirely. But they don’t want humanity as we know it to end before we have figured out a way to preserve our minds and consciousnesses indefinitely in some other form. In their view, intelligence and reason may be unique to human beings in the universe (or at least they see no evidence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To them, it is of cosmic importance to preserve our consciousnesses and minds and spread them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After all, what is the point of the universe if there is no intelligence to appreciate it?

        These transhumanists are content to have only their brains frozen. This takes up less space and costs less. Moreover, it could be faster to infuse the magic antifreeze directly into the brain after death, increasing the odds of successful preservation. The brain is the seat of memories, consciousness, and reasoning, and that is their sole concern.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when the technology is ripe, the information in the brain will simply be downloaded to a computer or some similar entity. That entity will possess the person’s consciousness and memories and will resume “life.” It won’t be limited by human concerns such as the needs for food, water, oxygen, and a narrow range of temperature. We will have transcended our bodies,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traveling anywhere in the universe. Not surprisingly, transhumanists are generally ardent about space travel, viewing it as our only chance to escape destruction on Earth. One such proponent is Elon Musk, said to be the wealthiest person in the world, depending on the year, who is well known for his desire to “die on Mars, just not on impact.” Presumably one of his first goals upon reaching the red planet will be to construct a cryonics facility.

        The bad news is that there is not a shred of credible evidence that human cryogenics will ever work. The potential problems are myriad. By the time a technician can infuse the body, minutes or even hours may have elapsed since the moment of death—even if the “client” moved right next to a facility in preparation. During that time, each cell in the deceased person’s body is undergoing dramatic biochemical changes due to the lack of oxygen and nutrients, so that the state of a cryogenically frozen body is not the state of a live human being.

        No matter, say cryo advocates: we simply must preserve the physical structure of the brain. As long as it is preserved enough that we can se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all the billions of brain cells, we will be able to reconstruct the person’s entire brain. Mapping all the neurons in a brain is an emerging science called connectomics. Although it has made tremendous advances, researchers are still ironing out the kinks on flies and other tiny organisms. And we don’t yet have the know-how to properly maintain a corpse brain while we wait for connectomics to catch up. Only recently, after many years, has it been possible to preserve a mouse brain, and that requires infusing it with the embalming fluid while the mouse’s heart is still beating—a process that kills the mouse. Not one of these cryonics companies has produced any evidence that its procedures preserve the human brain in a way that would allow future scientists to obtain a complete map of its neuronal connections.

        Even if we could develop such a map, it would not be nearly enough to simulate a brain. The idea of each neuron as a mere transistor in a computer circuit is hopelessly naive. Much of this book has emphasized the complexity of cells. Each cell in the brain has a constantly changing program being executed inside it, one that involves thousands of genes and protein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cells is ever shifting. Mapping the connections in the brain would be a major step forward in our understanding, but even that would be a static snapshot. It would not allow us to reconstruct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frozen brain, let alone predict how it would “think” from that point on. It would be like trying to deduce the entire state of a country and its people, and predict its future development, from a detailed road map.

        I spoke to Albert Cardona, a colleague of mine at the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who is a leading expert on the connectomics of the fly brain. Albert stress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he brain’s architecture and its very nature are shaped by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rest of the body. Our brain evolved along with the rest of our body, and is constantly receiving and acting upon sensory inputs from the body. It is also not stable: new connections are added every day and pruned at night when we sleep. There are both daily and seasonal rhythms involving growth and death of neurons and this constant remodeling of the brain is poorly understood.

        Moreover, a brain without a body would be a very different thing altogether. The brain is not driven solely by electrical impulses that travel through connections between neurons. It also responds to chemicals both within the brain and emanating from the rest of the body. Its motivation is driven very much by hormones, which originate in the organs, and includes basic needs such as hunger but also intrinsic desires. The pleasures our brains derive are mostly of the flesh. A good meal. Climbing a mountain. Exercise. Sex. Moreover, if we wait until we age and die, we would be pickling an old, decrepit brain, not the finely tuned machine of a twenty-five-year-old. What would be the point of preserving that brain?

        Transhumanists argue that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with knowledge that mankind will acquire in the future. But they are basing their belief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brain is purely a computer, just different and more complex than our silicon-based machines. Of course, the brain is a computational organ, but the biological state of its neurons are as important a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its state at any given time. In any case,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freezing either the body or the brain and restoring it to a living state is remotely close to viable. Even if I were one of the customers who was sold on cryonics, I would worry about the longevity of these facilities, and even the societies and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exist. America, after all, is only about 250 years old.

        Despite this, many people have bought into the idea of cryonic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fourteen-year-old girl who was dying of cancer wanted to have her body cryogenically frozen. She needed the consent of both parents, but they were separated, and her father, who himself suffered from cancer, and was not part of her life, was opposed. She took the matter to court, and the judge ruled that she was entitled to have her wishes followed—but they should be made public only after her death. This elicited an outcry from prominent UK scientists, who called for restrictions on the marketing of cryonics to vulnerable people.

        In almost a mirror image of this case, the renowned baseball player Ted Williams wanted to be cremated. Upon his death in 2002 at the age of eighty-three, two of his three children insisted on having his remains frozen, igniting a bitter family feud. In the end, a compromise was reached: only the great athlete’s head would be put on ice, so to speak.

        According to press reports, well-known people who intend to be cryopreserved include entrepreneur Peter Thiel, one of the cofounders of PayPal; computer scientist Ray Kurzweil, best known for his prediction that in 2045 we will reach the singularity where machines will become more intelligent than all humans combined; philosopher Nick Bostrom, who is concerned that such machine superintelligence could spell an existential catastrophe for humans; and computer scientist turned gerontologist Aubrey de Grey. More about him in a moment.

        Because the brain decays rapidly following death, many cryonics facilities recommend that their clients move somewhere nearby when it’s known that the end is nigh. However, this may not be good enough. Remember that the only way cryopreservation has been shown to merely preserve connections in a mouse brain was by infusing embalming chemicals into its blood while it was still alive, in a procedure that kills the animal. In 2018, a San Francisco company called Nectome was reported to have plans to do exactly that to human beings: infusing a mixture of embalming chemicals into the carotid arteries in the neck—killing the customer immediately in the process. This would be carried out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although what the embalming would do to the state of the brain was not clear. The company’s cofounder claimed that this assisted suicide will be completely legal under California’s End of Life Option Act. One might think that the prospect of certain euthanasia coupled with an uncertain outcome would be a tough sell, but the same article claimed that twenty-five people had already signed on as customers, and one of them was reported to be thirty-eight-year-old Sam Altman, cofounder of Open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lab that launched ChatGPT, who believes that minds will be digitized in his lifetime and that his own brain will one day be uploaded to the cloud. In response, Robert McIntyre, the founder of Nectome, said that those people were early supporters of his research and had not been promised or even offered anything, certainly not silicon-based mental immortality.

        LET US MOVE FURTHER UP the plausibility scale, from cryonics to Aubrey de Grey. With his two-foot-long beard and a matching messianic zeal, de Grey looks the very stereotype of an upper-class English eccentric and has amassed a large cultlike following. He began his career as a computer scientist and, although not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contributed a major advance toward solving a sixty-year-old mathematics problem. At some point, he met the American fly geneticist Adelaide Carpenter at a party in Cambridge and eventually married her. This sparked his interest in biology—in particular, the mitochondrial free-radical theory of aging. De Grey came to believe that aging was a solvable problem. He asserts that the first humans who will live to be 1,000 years old have already been born. De Grey’s central idea is that if we can improv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faster than we age—if, in other words, life expectancy increases by more than a year annually—we can hope to escape death altogether. He calls this “escape velocity.”

        To reach escape velocity, de Grey has a plan. Buck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of the biological community, he proposes that we can defeat aging if we crack seven key problems: (1) replenish cells that are lost or damaged over time, (2) remove senescent cells, (3) prevent stiffening of structures around the cell with age, (4) prevent mitochondrial mutations, for example by engineering mitochondria so that they don’t make any proteins themselves using their own genome but import them exclusively from the rest of the cell, (5) restore the elastic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e structural support to cells that stiffen with age, (6) do away with telomere lengthening machinery so that we don’t get cancer, and (7) figure out how to reengineer stem cells so that our cells and tissues don’t atrophy. He calls his program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ENS: 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

        De Grey has learned enough biology to pinpoint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go wrong as we age. Bu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arrogance that many physicists and computer scientists display toward biologists, he is wildly optimistic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addressing them. In response to his claims, twenty-eight leading gerontologists, including many you’ve come across in this book, wrote a scathing rebuttal arguing that many of his ideas were neither sufficiently well formulated nor justified to even provide a basis for debate, let alone research, and that not a single one of de Grey’s proposed strategies has been shown to extend life span. The coauthors included Steven Austad and Jay Olshansky. Other mainstream researchers too dismissed SENS as pseudoscience. One of them, Richard Mill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enned a hilarious parody of SENS in a satirical open letter to de Grey in the journal MIT Technology Review. Since the aging problem had been solved, Miller proposed, perhaps we could turn now to the challenge of producing flying pigs; there are a mere seven reasons why pigs, at present, cannot fly, and we could fix all of them easily. De Grey, in response, huffed that the gerontology community was short-sighted, comparing the field to Lord Kelvin, the famous physicist and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who once scoffed that heavier-than-air flying machines were impossible.

        Dissatisfied with the lack of support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funding prospects in England, de Grey lef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9. He set up the SENS Foundation in well-heeled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with a private endowment, and initially with the support of some well-known gerontologists. Around this point, he began liaisons with other women, two of whom were forty-five and twenty-four years old. Adelaide Carpenter de Grey, then sixty-five, did not want to move to California to be part of this lifestyle, and they eventually divorced. De Grey remarked that as we solved the aging problem, “There’s going to be much less 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chronological ages,” and the expectation of living a very long time might very well lead to a re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permanent monogamy. In 2021 he made the news again after being accused of sexual harassment by two young women, one of whom was only seventeen when she encountered de Grey. He denied the allegations and was suspended by his own foundation initially. But following charges that he’d interfered with an investigation into his conduct, the SENS Foundation fired him. A company report eventually cleared de Grey of being a sexual predator but criticized him over instances of poor judgment and boundary-crossing behavior. De Grey, undaunted, founded the new LEV Foundation, with the letters standing unsurprisingly for Longevity Escape Velocity. His longevity in longevity research is remarkable, as is his ability to continue to obtain funding from rich benefactors.

        Even the more mainstream anti-aging industry has some extreme optimists. Among them is David Sinclair, who, unlike the charlatans of the aging field, is a Harvard professor who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high-profile papers on aging in top journals, including two recent papers on reprogramming cells that made considerable waves. At the same time, Sinclair is known for excessive self-promotion and highly enthusiastic claims. For example, he has predicted that it will be normal to go to a doctor and take a medicine that will make us a decade younger, and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couldn’t live to be 200. Such statements cause some of his critics to cringe and even fellow scientists who respect his ability to be embarrassed for him. I discussed the fate of resveratrol and his company Sirtris in chapter 8, but it appears to have had no effect on his ability to raise money to found several new companies—or indeed on his large public following, one that rivals de Grey’s. His recent popular book, which doubles down on his beliefs, shows that he is completely unfazed by any criticisms of his work. I doubt whether he would have been bothered much by a scathing review of the book by Charles Brenner.

        Although resveratrol has long been discounted by the mainstream community, Sinclair still stands by it. In an essay on LinkedIn, he said coyly that he does not give medical advice—then proceeded to say that he takes resveratrol, metformin, and NMN (an NAD precursor) daily. We have come across these compounds in these pages.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any of them improves life span in humans; they haven’t been tested for this purpose in rigorous clinical trials, and, therefore, have not been approved by the FDA. Moreover, the evidence that metformin is beneficial in healthy adults is mixed; as we saw earli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its use. For a Harvard professor to make this sort of statement on social media is essentially advocating their use, which strikes me as both ethically questionable and potentially dangerous. In the piece, Sinclair also bragged that he had a heart rate of 57 despite not being an athlete and that his lungs functioned as though he were multiple decades younger. Oddly, I am seventy-one, and although I’m no athlete either, my resting heart rate has been in the low 50s for much of my adult life—without taking Sinclair’s nutraceutical supplements. Since he is a scientist, at least he ought to compare himself to close relatives who don’t take the supplements, and also see what would happen if he went off his regimen but preserved his general lifestyle.

        Starting a few decades ago, all sorts of dubious commercial enterprises started selling various compounds or procedures purporting to extend health or life. They would often make the most tenuous connection with some genuine research finding to hawk their wares. Respectable scientists founded their own companies—in many cases, several—and some of them ga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problem of aging would soon be solved. After all, investors are unlikely to fund companies if the payoff is many decades down the road. All of this led to a feeling that the fountain of youth wa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Even back in 2002, fifty-one leading gerontologists were already alarmed enough by the hype to write a position statement laying out their views on what was known and what was fantasy or science fiction. They were particularly anxious to draw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serious anti-aging research and questionable claims about extending health and life. Among their key points:

        Eliminating all aging-related causes of death would not increase life expectancy by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The prospects of humans living forever is as unlikely today as it has ever been.

        Antioxidants may have some health benefits for some people,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y have any effect on human aging.

        Telomere shortening may play a role in limiting cellular life span, but long-lived species often have shorter telomeres than do short-lived ones, and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elomere shortening plays a role in determining human longevity.

        Hormone supplements sold under the guise of anti-aging medicine should not be used by anyone unless they are prescribed for approved medical uses.

        Caloric restriction might extend longevity in humans, since it does so in many species. But there is no study in humans that has proved it will work, since most people prefer quality of life to quantity of life; but drugs that mimic caloric restriction deserve further study.

        It is not possible for individuals to grow younger, since that would require performing the impossible feat of replacing all of their cells, tissues, and organs as a means of circumventing aging processes.

        While advances in cloning and stem cells may make replacement of tissues and organs possible, replacing and reprogramming the brain is more the subject of science fiction than likely science fact.

        Despite these many reservations, the gerontologists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ed research in genetic engineering, stem cells, geriatric medicine, and therapies to slow the rate of aging and postpone age-related diseases.

        Interestingly, Aubrey de Grey was a signatory to this statement. Notable omissions, though, included Leonard Guarente and David Sinclair, both of sirtuin fame, and Cynthia Kenyon, who had discovered the daf-2 mutant in worms. All three of them were involved with various longevity companies at the time and were on record as being highly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spects of major breakthroughs.

        Nevertheless, the explosion in the anti-aging industry has proceeded unabated. Today there are more than 700 biotech companies focused on aging and longevity, with a combined market cap of at least $30 billion. Some of these firms have been around for almost two decades but have yet to produce a single product. Others generate revenue by selling nutraceuticals; these supplements do not require FDA approval, and no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to assess their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have been carried out.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have highly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on their advisory boards—including some Nobel laureates who have no particular expertise in aging, apart from being old. To the public, the presence of these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lends an air of credibility to the enterprise. How has such an enormous industry flourished for so long with so few actual advances to show for it?

        AGING RESEARCH TAPS INTO OUR primeval fear of death, with many people willing to subscribe to anything that might postpone or banish it. California tech billionaires, especially. Many of them made their money in the software industry, and because they were able to write programs to carry out rapid financial transactions or swap information of various sorts, they believe aging to be just another engineering problem to be solved by hacking the code of life. The pace of success in the software industry has made them impatient. They are used to making major breakthroughs in a couple of years, sometimes even a couple of months, and they underestimate the complexity of aging. They want to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We all know how that attitude worked out for social media, with consequences for social cohesion and politics that we could never have imagined twenty years ago. Currently, these same people have prematurely unleashed AI on the worl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warning us of its dangers. One can only shudder at applying that attitude to something as profound as aging and longevity.

        These enthusiastic tech billionaires are mostly middle-aged men (sometimes married to younger women) who made their money very young, enjoy their lifestyles, and don’t want the party to end. When they were young, they wanted to be rich, and now that they’re rich, they want to be young. But youth is the one thing that they cannot instantly buy, so, not surprisingly, many of the celebrity tech billionaires—such as Elon Musk, Peter Thiel, Larry Page, Sergey Brin, Yuri Milner, Jeff Bezos, and Mark Zuckerberg—have all expressed an interest in anti-aging research. And in many cases, they are funding it. One notable exception is Bill Gates, who recognizes realistically that the best way to improve overall life expectancy remains addressing the serious health care inequalities in the world.

        Recently, the company Altos Labs made a big splash, announcing a war chest of several billion dollars of investment money. It was founded by Richard Klausner and Hans Bishop with the active encouragement and financial support of Yuri Milner and several wealthy benefactors, mostly in California, reportedly including Jeff Bezos. Milner, a software billionaire originally from Russia, has had a long-standing interest in science. He founded the Breakthrough Prizes, which are among the most prestigious—and certainly the most lucrative—international awards in science. Recently, he wrote a tract titled Eureka Manifesto: The Mission for Our Civilization, which explains some of his thinking about aging. Some of what he believes seems to be similar to the transhumanists: our evolution of reason, and all the knowledge we humans have accumulated, is precious and should not be lost. Having Earth as our only home could be a huge risk, so we may need to populate other parts of the universe. As I read his essay, I suddenly saw why Milner would want to tackle aging. Outer space is vast, and if we have to travel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years toward a new home, it might be nice to be able to survive the voyage. There is nothing particularly illogical about Milner’s views, but they display the grandiosity—and the optimism bordering on arrogance—typical of this subset of the tech community. In any case, Altos Labs was launched with a big bang in 2022. In one swoop, the company netted some of the biggest stars in anti-aging research, luring them away from their academic positions by offering them huge resources and salaries. Altos now has campuses in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California (naturally), and also in Cambridge, England, not far from my own lab.

        When news of Altos Labs first leaked in the press, it was touted as a company that wanted to defeat death. Rick Klausner, its chief scientist and cochair, denied this and said that its objective is to improve healthy life span. At the launch of the Cambridge campus, he said, “Our goal is for everyone to die young—after a long time.” Klausner and others also pointed out that Altos Labs offers a highly collaborative way of doing science that allows it to tackle big problems in a way that academic labs dependent on individual grants cannot. Some mentioned to me that the company hoped to be gerontology’s version of Bell Labs, the famous private and commercial laboratory in New Jersey where small groups worked in highly collaborative settings to produce major breakthroughs such as the transistor, information theory, and lasers.

        If tech billionaires are interested in curing aging in a hurry, many scientists are only too happy to enable them. Many truly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now have financial stakes in the industry, either through their own companies or as employees or consultants. This is not at all a bad thing in itself, but when I see some of them constantly touting their findings or their companies’ prospects, I wonder whether they can all really believe what they are saying. Do they not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ies and difficulties ahead? Or, in the words of Upton Sinclair, is it simply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man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when his salary depends on his not understanding it”?

        OF ALL THE LIVING SCIENTISTS I have described in this book, Michael Hall, who led the team that discovered TOR,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Of aging research, he told me, “I went through a period about fifteen years ago when I was thinking a lot about TOR and aging, but was then turned off by the aging meetings I attended. They were three-ring circuses: light science and wackos walking around looking like Father Time. However, I think the field has evolved. It is now on firm ground with rigorous science.”

        What has changed? Mainly, gerontology has gone from being a somewhat disrespectable soft science scorned by mainstream biologists to becoming a major research priority, partly because of the need to deal with aging populations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nd, increasingly, worldwide. The result is that we now have a much better handle on the complicated biological causes of aging. Of these, DNA repair, although fundamental to aging, has been used far more to target cancer than aging. Virtually every other aspect of aging is also the target of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to slow it down or reverse it. We have discussed many of them in context throughout the book, but some of them seem to be more promising than others—and have certainly attracted more investment.

        One promising approach is to prevent the accumulation of “bad” proteins and other molecules as we age, either by recognizing them and disposing of them, or by slowing down or altering the rate or program of protein production, which allows the body to cope with these changes. Drugs that essentially mimic caloric restriction fall into this class, and the ones that are most actively investigated are those that target TOR, such as rapamycin and similar drugs, and others like the antidiabetic drug metformin, whose mechanism of action is still not well understood. The vitamin-like precursors of NAD and other nutrients that need to be supplemented with age are also an active area of research. Other drugs aim to target senescent cells, which are the source of inflammation and its accompanying problems, while still others seek to identify factors found in young blood that can slow down aging in various ways.

        Some of the biggest excitement today concerns the reprogramming of cells to reverse the effects of aging. You have already read in chapter 10 about how scientists are using transient exposure to Yamanaka factors to try to rejuvenate animals while also trying to minimize the risk of cancer. The early results of this approach have been promising enough that a huge number of start-up companies has sprouted up around this strategy. It is a major focus of Altos Labs, which hired Shinya Yamanaka himself as an adviser. Stem-cell therapy was already a major area of biotechnology because of its potential to regenerate damaged tissue and restore function to organs.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already have expertise in reprogramming to generate various kinds of stem cells and have now jumped onto the anti-aging bandwagon. However, patients will be more receptive to stem-cell treatment for serious diseases such as replacing damaged muscle after a heart attack or restoring functional cells in a pancreas to treat diabetes, because the benefits will clearly outweigh the risks. It is not yet clear when this will happen with efforts to tackle aging—clearly the bar for safety and efficacy will be much higher.

        That brings us to another, more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aging research. How can researchers tell if their treatments are working? The customary way for any new treatment in medicine would be to carry out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Patients a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one given either a placebo or the current standard therapy for a particular condition, and the other the agent being tested, to see if the patients given the experimental medicine fare better, or worse. The equivalent for anti-aging medicine would be to see if the treatment prolongs health and life. But this could take years to assess. This long wait for results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find volunteers for properly randomized trials.

        In management, as well a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re is a well-known saying that you can’t improve what you can’t measure. The fifty-one gerontologists who criticized the hyperbolic statements from the anti-aging industry pointed out that aging was highly variable from individual to individual. They added pointedly: “Despite intensive study, scientists have not been able to discover reliable measures of the processes that contribute to aging. For these reasons, any claim that a person’s biological or ‘real age’ can currently be measured, let alone modified, by any means must be regarded as entertainment, not science.”

        That was true twenty years ago when the authors wrote it. But today, increasingly, there are so-called biomarkers that correlate well with our underlying physiolog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arise from it.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ge are obvious. Our hair gets thinner and grayer or whiter, our skin becomes more wrinkled and less elastic, our arteries narrow and become more rigid, our brains are— Well, you get the picture. These traits are subjective and tricky to quantify, but if we can come up with measurable biomarkers that are proxies for them, that would be a big step forward. In addition to epigenetic changes to our DNA such as the Horvath clock, explained in chapter 5, there are now a variety of markers that measure inflammation, senescence, hormone levels, and various blood and metabolic markers, as well as the pattern of gene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cell types. So scientists may be able to measure if their treatments are having any effect on aging without having to wait an interminably—or terminably—long time. Although these biomarkers or aging clocks have been rapidly taken up by the industry, their underlying basis is often not clear, and there are few studies that compare them to see how well they agree with one another.

        Anti-aging researchers run into a regulatory problem as well: clinical trials are usually only approved for treatment of disease.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debate rages over whether aging is simply a normal progression of life or a disease. The traditional view is tha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to everyone and is inevitable can hardly be termed a disease. Gerontologists who subscribe to this view would argue that aging is the result of molecular changes that occur over time, which make us function less optimally and become more prone to diseases. Aging may be a cause of disease but is not a disease in itself. Another stark difference is that disease is usually subject to a clear definition: whether one has it and when one got it. But there is no clear consensus on when you become old. For these reasons,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omitted aging. While many in the gerontology community were disappointed by this decision, others welcomed it because they worried that classifying aging itself as a disease could lead to inadequate care from physicians: rather than pinpoint the cause of a condition, they would simply dismiss it as an unavoidable consequence of old age.

        Still, the biggest risk factor for many diseases is age. Even during the recent Covid-19 pandemic, the risk of dying from being infected roughly doubled with every seven to eight years of age, so that an eighty-year-old was about 200 times as likely as a twenty-year-old to die if he or she caught Covid. Drawing on this, some gerontologists argue that we should regard aging as a disease, one that manifests itself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diabetes, heart disease and dementia, or indeed being more prone to pneumonia or Covid-19. Of course, with billions of investment and research dollars at stake, there is currently fierce lobbying both by elements of the gerontology community and the anti-aging industry to have aging classified as a disease. So far, the FDA has refused, although it approved clinical trials for progeria, a disease in which patients age prematurely, dying around fifteen years of age. More surprisingly, in 2015 it authorized the TAME trial on the use of metformin in a study of aging in healthy adults; perhaps the federal agency was swayed by the fact that metformin was already an approved drug for diabetes, and at least some data on diabetics suggested a beneficial effect. But unless companies invested in longevity succeed in persuading the FDA to allow clinical trials for normal aging, they will face difficulty carrying out rigorous patient studies and will have to resort to other criteria to show the efficacy of their treatments.

        MOST PEOPLE SAY THEY DO not fear death so much as the prolonged debilitation that precedes it. Almost everyone would agree that it is a worthy goal to increase health span, or the number of years of healthy life, by reducing the fraction of years of life that we spend in poor health as a result of age-related diseases. This goal was termed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by James Fries in 1980. Or as Klausner phrased it, we should all die young after a long time.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rests on two assumptions: that we can alter the process of aging to postpone the onset of the diseases of aging; and that the length of life is fixed. The first, of course, is the goal of much of anti-aging research.

        However, there is some debate about the second assumption. Much of the gain in life expectancy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was by reducing infant mortality. However,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remendous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that occur as we age, including diabet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ancer. These advances have inevitably increased our life expectancy. Aubrey de Grey has argued convincingly that the gerontology community is hypocritical in rejecting life extension because treating the causes of aging will inevitably extend life and that compressing morbidity will “forever remain quixotic.” Even if we accept that there is currently a natural limit of about 120 years to our life span, the reasons for that limit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beyond a vague notion that it has to do with a general breakdown of our complex biology that leads to general frailty. As de Grey points out,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would require us to eliminate or slow down various causes of agi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deliberately not tackle the causes of frailty that eventually make us die. Even Steven Austad, who is far more in the mainstream of the gerontology community than de Grey, made his famous bet that advances in combating aging would enable someone currently alive to live over 150 years.

        If anything, data from the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in the UK suggest that rather than compressing morbidity, advances in treatment of age-related diseases have done the opposite: they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years we spend with four or more morbidities has not declined but actually slightly increased as a fraction of our lives. A United Nations report on the trend worldwide is similar and concludes that both life span and disability-free years increased but the fraction of our lives spent in disability has not decreased. In short, we are living more years and possibly a greater fraction of our lives in poor health.

        Is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even possible? When I first heard the idea, I thought it was absurd: if someone was “young” in Klausner’s sense of being healthy, what would suddenly cause him or her to collapse and die? It would be like a car that was running perfectly suddenly falling apart. In his original 1980 article on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Fries himself likened the idea to the titular one-hoss-shay of the 1858 Oliver Wendell Holmes poem “The Deacon’s Masterpiece or, the Wonderful ‘One-Hoss Shay’” in which a shay—a horse-drawn carriage for one or two people—was designed so perfectly that all its parts were equally strong and long-lasting. A farmer was merrily riding it when all of a sudden the shay disintegrated under him—“Just as bubbles do when they burst”—and he found himself on the ground in a heap of dust.

        There are animals that live a healthy and vigorous life, reproducing right up to the point of death. In his book Methuselah’s Zoo, Steven Austad describes an albatross that lives many decades in perfect health until it dies. However, the albatross’s demise is not the death we might wish for, as centenarians in the peak of health quietly slipping away in our sleep. In nature, life is brutish and merciless. The bird probably reached a point where it could no longer make the long journey to return to its nest and collapsed after a struggle, or it was killed by a predator. Similarly, our hunter-gatherer ancestors probably did not spend many years with the morbidities of old age; instead, they often starved, died of disease, were eaten by predators, or killed by a fellow human being the moment they were not absolutely healthy and fit. Their morbidity was highly compressed but it’s not exactly what most of us are striving for. If compressing morbidity were the only goal, we could squish it all the way to zero if we chose. In Aldous Huxley’s classic 1932 dystopian novel Brave New World, perfectly healthy people are simply euthanized at their appointed time. It is not clear that many people would opt for such a world especially if the timing of “compression” was not up to us. If we were faced with many years of decrepitude, some of us might well consider it, but if we were perfectly healthy, why would we want to die? I don’t think these examples represent true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because the death of an otherwise healthy being occurs rather suddenly as the result of some unpleasant external cause.

        If all this sounds bleak, there is some hope that true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is actually possible. Thomas Perls of the New England Centenarian Study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centenarians has grown in recent decades, the numbers of semisupercentenarians and supercentenarians (those that reach 105 and 110 years of age, respectively) have not and remain very small. This is contrary to what we would expect given medical advances and a general population in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While many centenarians live extraordinarily long lives in good health, about 40 percent of them had age-related diseases prior to 80. By contrast, supercentenarians are healthy nearly their entire lives. As they approached the limit of the human life span at around 120 years, like the one-hoss-shay they experienced a rapid terminal decline in function and died. This would argue in favor of a fixed life span, with supercentenarians managing to compress morbidity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pushing close to the maximum life span of the species.

        Perhaps by studying their genetics, metabolism, and lifestyles, we can understand what it would take to achieve a life that is healthy right up to the very end. There may be hundreds of genetic changes that each contribute in a subtle way to longevity, and there may be no magic combination of genes that allows you to live very long. Moreover, although scientists have been able to isolate single genes that extended life in highly artificial situations, we know that those mutants are unable to compete with normal wild-type worms or flies because these genes are detrimental to fitness in other ways. Similarly, a variant of a gene called APOE is overrepresented in centenarians and is thought to protect against Alzheimer’s disease, but this same variant increases the risk of metastatic cancer, and also makes people more likely to die of Covid-19. Findings like these should temper any dreams of using future advances to engineer humans with extremely long lives. Genetic variant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longevity could make us vulnerable in other unforeseen ways.

        Anyway, even these supercentenarians are hardly as fit as they were in their twenties, nor indeed would you mistake them for a younger person. Something about them has still aged, and they become increasingly frail. As I pointed out earlier, Jeanne Calment was deaf and blind near the end. So the question of what characterizes good health or a lack of morbidity bears closer examination.

        It is conceptually easy to define mortality, but morbidity is much fuzzier. It is defined as a disease, but many chronic illnesses such as diabetes, high-blood pressure, or atherosclerosis can be treated with medication and people can lead perfectly normal and satisfactory lives. I take medication for high cholesterol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which might be termed chronic diseases, but I can do most things I like, including bicycling and hiking. If you simply count diagnoses for diseases as morbidities, then you are not capturing a true picture of whether the person is living a reasonably healthy life or is decrepit, incapacitated, and suffering. Statistics regarding morbidities in old age must be looked at carefully.

        The efforts to combat aging today span a wide range. At one end are a small and highly vocal minority, including both high-profile scientists and investors, who want to defeat death altogether. They have large, cultlike followings, and I suspect there are many more who want this goal but are too embarrassed to profess it openly. At the other end are those focused strictly on treating specific diseases of old age using what we have learned about their various causes. The broad spectrum in the middle want to tackle aging directly to compress morbidity so that humans might live healthy lives into old age.

        Today there is a vast amount of money invested in aging research, both by governments and by private commercial companies. In a decade or two, we will have a clear idea of whether they will succeed and to what extent. If they succeed even partly, it could have profound and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for society. Let’s now look at what some of those might be.

        12. Should We Live Forever?

        I am now roughly the age my grandparents were when they died. The physically active lifestyle I lead is something they could not have imagined in their final decade. Today it is increasingly common for people to die in their nineties or later.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s simply a reflection of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e world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Virtually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a growth in the size and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ver the age of sixty-five. The share of older people is currently almost 20 percent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expected to double between now and 2050 in many regions of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are having fewer children. We first saw thi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re increasingly seeing it now across the globe. This means that fewer and fewer workers will support an ever larger population of retirees. In some Asian countries, there may eventually be twice as many retired people as there are workers. Many of the elderly will also require expensive medical care for a decade or even two. In countries with weak social safety nets, they will either be at the mercy of their families or will have to be self-reliant, for which they will need to be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fit. Even in countries with more robust state support, an aging population will put tremendous strain on pension and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extending life span are immense. Nearly all state-backed retirement programs assume that people will stop working around age sixty-five. These measures were introduced when people generally lived only a few years past retirement age, but now they can live two decades beyond it. In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 terms, this is a ticking time bomb, and it is no surprise that governments the world over are enthusiastically funding aging research to improve health in old age in the hopes that this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can be both more productive and independent for a longer time, and in less need of costly care.

        If we increase life span without compressing morbidity, it will simply make our current problems worse. But if researchers manage to combat aging and compress morbidity, we could well see a scenario where people routinely live healthily beyond 100 years, possibly approaching our current natural limit of about 120 years of age. In the context of any one individual that might seem a wonderful outcome, but it will also have profound and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for society.

        When major,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rrive, we are not always good at understanding their long-term ramifications. For example, not so long ago, people gladly adopted social media while giving scarcely a thought to its potential consequences, such as a loss of privacy, monet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by large corporations, surveillance by governments, and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prejudice, and hatred. We cannot afford to repeat that mistake by blindly adopting new anti-aging technologies and sleepwalking into a world for which we are ill-prepared. What might som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life extension be?

        One of them is even greater inequality. There is already a wide gap in life expectancy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Even in England, which has 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providing universal coverage, this disparity is about ten years. However, the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healthy years is almost twice that. The poor not only live shorter lives but also spend more of it in poor health. Things are even wor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richest live about fifteen years longer than the poorest, and the disparity actually increased between 2001 and 2014.

        Advances in medicine have always had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inequality. Historically, the rich in advanced countries have benefited first. Later, others in these countries may benefit, depending on whether health-care system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view these treatments as necessities. Only then will they eventually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ere only those individuals who can afford them will be able to benefit. We already see this in the health and economic statu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So any advances in aging research is likely to similarly increase inequality. But unlike other kinds of inequality, an inequality in both the quality and extent of life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not just self-sustaining but actually to drive even larger increases in inequality. The economically well off in white-collar jobs will now be able to live and work longer and pass on even more generational wealth to their descendants, thus exacerbating the inequality. Unless treatments become very cheap and generic—such as cholesterol-lowering statins or blood pressure medications—there is a serious risk that we will be creating two permanent classes of humans: those who enjoy much longer lives in good health, and the rest.

        Another concern is overpopulation. Such a large increase in life expectancy could lead to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world’s population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already too many people on Earth. Our current population, and its predicted increase in the coming decades, is partly why we face so many existential disaster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loss of biodiversity, and dwindling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like fresh water.

        Past increases in longevity have indeed led to dramatic increases in the population. This is because fertility rates remained high for some decades after life expectancy increased. Similarly, today, Africa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life expectancy, but fertility rates remain high at about 4.2, which is why the population of Africa is still increasing rapidly. However, improvements in life expectancy and standard of living are almost inevitably followed by 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hich the birth rate gradually falls. For exampl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an women had about five children on average at a time when life expectancy was low due to high infant mortality, but that fertility rate now ranges from 1.4 to 2.6, depending on the country. Eventually the birth and death rates became roughly equal, and the population has stabilized at some new higher level.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is happened in much of the West, as well as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past, improvements in infant and childhood mortality meant more people lived to reach reproductive age, which naturally led to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But it is not inevitable that in advanced countries that have already gone through 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further increases in life expectancy will necessarily lead to a growth in population. In Japan, people live longer than they did a few decades ago, yet the population of Japan has actually fallen since 2010, because of lower birth rates.

        The fertility rate has dropped and is below replacement level in many countries. The average age of childbearing has also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urrently, it is increasingly common for women to have their first child in their thirties, and sometimes even around forty, which is almost a decade or two later than the norms a century ago. Both of these trends are the result of mor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he expectation of a long life,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and their entry into the workforce. Together these factors have slowed down or stopped population growth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hich has been hugely beneficial in many important ways, not least the effect on our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world. I am puzzled by economists who talk about it as a problem, especially in reference to China’s decline in population growth. Elon Musk believes that an impending global population collapse is a much bigger problem than climate change, which strikes me as absurd.

        Nevertheless, as people live longer, the population will grow unless one of two things happens: either the fertility rate decreases even more, or the average age of childbearing increases along with life expectancy. However, both of these scenarios have some problems. In many countries, the average age of childbirth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until it is pushing up against the realities of biology. Women from their midthirties on have increasing difficulty in conceiving and soon afterward face menopause. If menopause can be delayed as we increase life expectancy, this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of delaying childbirth and would be much fairer to women, many of whom face the problem of deciding whether to have children right when their career is taking off. However, menopause is the result of very complex biology, and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alter the age of its onset. Of course, there are ways for women to have children even beyond menopause—for example, by freezing eggs for later implantation along with hormone treatment—but these are expensive and cumbersome, and not without considerable risk. The other solution to prevent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longevity is to have even fewer children, which means that an even greater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will be elderly, which has its own consequences.

        Let us assume an optimistic scenario: life expectancy surges beyond a hundred years and they are mostly healthy years. The population has stabilized; people are having fewer children and having them as late as possible. If we can’t ask a smaller and smaller fraction of younger people to support an increasing cohort of older people in retirement, there’s really only one solution: careers are going to get longer.

        WORKING INTO YOUR SEVENTIES OR eighties—or even longer—is a rather different prospect depending on what your job is. As Paul Root Wolpe, director of the Emory University Center for Ethics, asks: Would hard laborers or people doing menial jobs at the age of sixty-five relish the prospect of doing this for another fifty years? Large percentages of people dislike their jobs and look forward to retirement. In 2023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marched in Franc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a mere two years from sixty-two to sixty-four. Reacting to the French protests, some have argu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ctually lower retirement age, pointing out that the people who advocate that Americans should work until they are seventy are typically in cushy, remunerative white-collar jobs that are fun and intellectually engaging for octogenarians, and it is different for people who want to stop changing tires or working a cash register for $11 an hour at age sixty-two. In my own institute, I have found that nonscientists on the staff retire as soon as they qualify, while the scientists try to hang on for as long as they can.

        When I ask some of my scientific colleagues about their retirement plans, especially in America, where it is not uncommon to see academics work well into their eighties or even longer, the typical response is “I’m having far too much fun to retire!” Some of them go on to claim they are doing the best work of their lives. But the evidence says otherwise. We are all willing to accept that we cannot run a hundred-meter race as fast as we could when we were twenty, but we persist in the delusion that we are intellectually just as capable as we were when we were younger. This may be because we identify too closely with our own thoughts—they define who we are. Al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in general, we are no longer as creative and bold as when we were younger.

        One way to assess this is to retrospectively ask how old someone was when they did their best work. In the sciences, Nobel Prize winners nearly always make their key breakthroughs when they are young and not very powerful. Biologists and chemists often achieve their big breakthroughs a decade or so later than physicists and mathematicians, perhaps because it takes time to assimilate a huge body of knowledge, acquire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build up the resources needed. Indeed, the famous mathematician G. H. Hardy wrote in his 1940 book, 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No mathematician should ever allow himself to forget that mathematics, more than any other art or science, is a young man’s game. . . . I do not know of an instance of a major mathematical advance initiated by a man past fifty.” In recent times, one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mathematics, the proof of the 350-year-old Fermat’s Last Theorem, was made by Andrew Wiles when he was about forty.

        When they are older, many scientists continue to churn out first-rate work from their labs. However, this is not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are sharp and innovative. Rather, they have become a brand name, have amassed resources and funding, and can attract first-rate young scientists to do the work. Many, if not all, of the new ideas—and certainly the lion’s share of the work—come from these young scientists. Even so, it is very rare for an older scientist—even one who is doing very good work and has a team of young scientists to help—to truly break new ground. Often they are doing more of the same. For example, I have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attract very talented young people thanks to whom my laboratory continues to publish papers in top journals.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in some sense, they are extensions of my previous work. The few really new directions have come not from me but from the young people who work with me. It is true that everyone can point to an exception: the chemist Karl Sharpless won his second Nobel Prize at the age of eighty-one for work he had begun when he was around sixty. But that is remarkable because it is so rare.

        It is not just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that our creative powers peak when we are relatively young. This is also true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 Thomas Edison was under thirty when he started the Menlo Park laboratory in New Jersey and invented his version of the lightbulb soon afterward. In today’s world, many of the most innovative companies, such as Google, Apple, Microsoft, and the AI company DeepMind, were started by people in their twenties or thirties.

        You might think that things are different in literature, where experience of life and accumulated wisdom would make you more profound as you aged. However, at a Hay Literary Festival event in 2005, the Nobel Prize–winning novelist Kazuo Ishiguro outraged his fellow writers by suggesting that most authors produce their best work when they are young. He said it was hard to find cases where an author’s most renowned work had come after the age of forty-five and pointed out that War and Peace, Ulysses, Bleak House, Pride and Prejudice, Wuthering Heights, and The Trial were all written by writers in their twenties and thirties. Many great writers—Chekhov, Kafka, Jane Austen, the Brontë sisters—died before they reached their midforties. Ishiguro says he is not suggesting that novelists cannot do good work later in life, just that their best work tends to come before their midforties. His main point was actually that authors should not wait until they are older to attempt a great novel. He may have contradicted his own thesis with Klara and the Sun, which he wrote in his midsixties. It was received as one of his finer novels, although only time will tell whether it will rank as highly as his earlier work. Similarly, Margaret Atwood’s recent Booker Prize–winning novel, The Testaments, was published when she was over eighty. It is brilliantly gripping and disturbing, but the novel is really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 she conjured in The Handmaid’s Tale almost forty years before.

        Ishiguro posited a theory for why some types of creativity decline with age. As we grow older, one of the first mental abilities to decline is our short-term memory. Perhaps writing a novel requires holding disparate facts and ideas in our heads while we synthesize something new from them. This may well be true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The process of creativity may be different in other disciplines. For example, many film directors, conductors, and musicians continue to perform at the highest level well into old age, as do many artists.

        Advances in healthy aging would not necessarily make us as creative and imaginative later in life as we are in our younger years. Young people see the world with fresh eyes, and in new ways. Ishiguro wonders whether in writing, the proximity to childhood and the experiences of growing up—a time of life when one’s perspective changed from year to year, even month to month, because one was oneself changing so profoundly—is central to the creation of satisfying novels.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younger practitioners may be less biased by a lifetim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bolder about questioning paradigms.

        So far,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big creative breakthroughs declining with age in a variety of fields, but these breakthroughs are outliers and represent a tiny fraction of the whole enterprise. Even in science, the big breakthroughs are built on the vast foundations laid by the majority of scientists productively going about their jobs of gradually advancing our state of knowledge. It would hardly be appropriate to formulate social policy based on these outliers. How would the bulk of white-collar work be affected by age?

        Most studies say our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ies also decline with age, but there has been some debate about when exactly that happens, with some arguing that it begins as early as age eighteen, and others arguing that it is significant only after sixty. A ten-year study that followed a large cohort of British civil-service workers showed that cognitive scores on tests of memory, reasoning, and verbal fluency all declined from the age of forty-five, with faster decline in older people. The one category not to show a major decline was vocabulary. Other studies als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so-called “crystallized abilities” such as vocabulary and “fluid abilities” such as processing speed. The latter declines steadily from the age of twenty, while the former increases and then remains steady, and only declines gradually from about age sixty. All of this affects our ability to learn new tasks and be as mentally agile. Any adult who doubts these findings should try learning the piano, a new language, or advanced mathematics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of course theoretically possible that as we learn to combat the causes of aging, we can als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deterioration of our mental abilities. But so far, the brain has proved the most difficult frontier to conquer. Neurons regenerate very slowly if at all, and many of the processes that lead to deterioration and eventual disease in the brain remain intractable. It is true that at least one approach, inhibiting the integrative stress response in protein synthesis, has been shown to improve memory,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it reverses general cognitive decline and ability to learn.

        Many argue that any cognitive decline is offset by increased wisdom, a vague and poorly defined trait. It’s true that young people often do lack wisdom and foresight, leading to rash behavior.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wisdom continues to increase beyond a certain age. In recent elections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older age groups have tended to be conservative and swayed by demagoguery and an appeal to their sense of nostalgia. They have acquired a lifetime of biases and prejudices and are generally less open to new ideas. My guess is that we acquire most of our wisdom by our thirties. After that, we become increasingly set in our ways, as likely to be reactionary as wise.

        Today there is an imbalance of power that favors the old. This is partly because they have accumulated a great deal of wealth: in both Britain and American, households where the head is over seventy have about fifteen to twenty times the median wealth of those under thirty-five. But it is also because as people age, they accumulate power and a powerful network of connections. Even if they are no longer as qualified or competent to do their job as their younger peers might be, they may cling to power and authority, using their connections and reputation. It is hard to dislodge them from their positions even if they are no longer on top of their game and could be replaced by many more competent people. More generally, Wolpe argues that the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a long life span are huge because the elderly vote at much higher rates than the young, and the highest echelons of power have become the preserve of the over-seventies. The United States is led by President Joe Biden, who will be eighty-one as of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his chief rival, Republican Donald Trump, will be seventy-eight. Elsewhere, Rupert Murdoch, until recently the chair of Fox Corporation and executive chairman of News Corp, retains enormous media influence (and with it, political clout) in several countries at the age of ninety-three. Politically, Wolpe argues, young people will be squeezed out, and the fresh ideas they bring to politics and innovation will be suppressed. By contras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great innovations, including social advances such as gay marriage, diversity inclusion movements, and before that civil rights and women’s rights, were driven by young people.

        The imbalance of power is particularly egregious in academia, where the concept of tenure, which was introduced so faculty members could not be fired for expressing unorthodox opinions, is now being wielded by faculty members to remain in their posts for as long as they possibly can. Many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have abolished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and those that haven’t, such as Oxford and Cambridge, are facing lawsuits from disgruntled professors. Recently, Oxford lost a tribunal case brought by three professors who accused the university of ageism, claiming, not surprisingly, that they were dismissed “at the peak of their careers.”

        Even if they are not doing groundbreaking work or at the peak of their careers, as long as they are being productive, what harm is there in allowing them to stay on? Some of my academic colleagues argue that established senior scientists have the resources, wisdom, vision, and perspective to provide a great environment to train and ment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younger scientists. Not everyone agrees. Fred Sanger, who won two Nobel Prizes, hung up his hat the day he turned sixty-five and sp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pursuing hobbies such as building a boat that he sailed around Britain and growing roses. My own mentor, Peter Moore, retired after a long and distinguished career at Yale at the age of seventy. It is not as if he suddenly became intellectually dead. He continues to edit journals, write books, and carry on other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that take neither resources nor money from his institution. He had this to say: “I had been telling my colleagues for years that it is an abuse of the privilege of tenure for elderly faculty to hang on to the bitter end, not least because there are no seventy-year-old scientists so wonderful that a thirty-five-year-old scientist who is better cannot be found.”

        In academia, the combination of tenure and a lack of retirement age i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Some senior academics have rightly complained that they are far more productive than some younger faculty who have burned out by the age of forty. But this can be solved by abolishing both tenure and retirement age and having regular assessments of productivity.

        Moore’s comment goes to the heart of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The most senior faculty tend to draw very large salaries, which would often be sufficient to hire two young scientists in their stead. Even if they are not drawing a salary, they are taking up precious resources such as laboratory space that could otherwise be used to recruit new young faculty who would go on to make the breakthroughs of the future and open up entirely new areas. Older researchers also have the clout to influence the agenda at their institution and in science more generally, and tend to be conservative and incremental rather than bold and innovative. The same is true broadly in other sectors of work, including corporate careers.

        The problem of 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conflicts with the push for people to work longer as the population ages. So what is to be done?

        Ageism is now considered a sin along with other -isms such as racism and sexism. However, ageism is different because we all actually decline with age. Still,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 rate at which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abilities decline is highly variable. We must not use chronological age as a proxy for ability, and a rigid retirement age that applies to everyone is highly inappropriate. Moreover, despite the well-documented decline in people’s ability with age, two surveys of the literature conclud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productivity is more complex. One concluded that as they aged, people did less well at tasks that required problem-solving, learning, and speed, but maintained high productivity in jobs where experience and verbal abilities are important. The other concluded that 41 percent of the reports showed no differences between younger and older workers, and 28 percent reported that older workers had better productivity than younger workers, citing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maturity as possible factors.

        All of this suggests that we need to be flexible in our approach to work and retirement. As we have seen, many professions are physically or mentally demanding, and people may need to retire earlier. They may be able to switch to less demanding jobs and continue working if they are able. Rather than apply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we need to bring in objective measures of assessment that can apply to all age groups, which will also ensure fairness to both young and old. Moreover, even after they can no longer do the job they did for much of their career and have to retire, older people can still be useful and productive in many ways for as much of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as possible.

        There is a lot of evidence that having a purpose in life reduces mortality from all causes as well as the incidence of stroke, heart disease, mild cognitive decline, and Alzheimer’s. And elderly professionals do have a wealth of experience and a deep knowledge of their field. They can be unparalleled sources of advice and mentorship; they can participate in civic activities. Peter Moore, whom I mentioned earlier, is a great example of someone who has retired from his professorship but still makes himself extremely valuable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Even after they have retired, we need to think of ways that allow older citizens to remain independent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This mean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way houses are constructed, with bedrooms on ground floors, and communities are planned, with nearby amenities such as shopping and mass transit.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are detrimental for the well-being of all people but especially for the elderly. Currently, many Western societies seem to treat the old as a problem to be hidden away in separate retirement enclaves rather than an integral part of society. Perhaps it is better to integrate them fully into the broader community, where they live interspersed with the rest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rough their social and civic activities, they interact routinely and regularly across the entire generational spectrum of society.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will also benefit the rest of society.

        These are all problems we may plausibly soon encounter, if biologists succeed in pushing life spans ever closer to a natural limit of roughly 120 years. Yet there is no hard scientific law that necessarily precludes far more drastic increases in life expectancy. After all, we know of species that live many hundreds of years and others that show no signs of biological aging. If, someday, humans breach our current limit and live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as Aubrey de Grey prophecies, all of these issues would only be magnified. Advocates for extreme life extension have no real solutions except to say that we will learn to deal with problems as we encounter them. Some have said that if we have a population crisis as a result of extreme longevity, we should be made to leave Earth and settle other planets once we reach a certain age. As always, the answer to problems created by technology seems to be even more far-fetched technology.

        I AM NOT SURE THAT if we lived so much longer, we would be any more satisfied. Now that we live twice as long as we did a century ago, we still aren’t content with that entire extra life. Rather, we seem to be even more obsessed with death. If we live to be 120 or 150 years old, we will fret about why we can’t live to 300. The quest for life extension is like chasing a mirage: nothing will ever be enough short of true immortality. An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Even if we conquer aging, we will die of accidents, wars, viral pandemics, or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s. It may be simpler to accept that our life is limited.

        Moreover, our very mortality may give us the incentive and desire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time on Earth. A greatly extended life span would deprive our lives of urgency and meaning, a desire to make each day count. It is not clear that even with an entire extra lifetime, we are accomplishing more than the great writers, composers, artists, and scientists of past eras. We may well end up living a very much longer life bored and lacking in purpos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it could also lead to a stagnant society, since many of the big social changes have been spearheaded by younger generations.

        This obsession with mortality is probably unique to humans. It is only the accidental evolution of our brain and consciousness, and our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our fears, that has made our species so fixated on the end. The writer and editor Allison Arieff has pointed out the irony that the same Silicon Valley culture that produces gadgets designed to be obsolete and discarded every few years seems to be obsessed with living forever. She quotes the writer Barbara Ehrenreich, “You can think of death bitterly or with resignation and take every possible measure to postpone it. Or, more realistically, you can think of life as an interruption of an eternity of personal nonexistence, and seize it as a brief opportunity to observe and interact with the living, ever-surprising world around us.” Arieff believes that our very humanness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fact of our mortality.

        On a recent trip to India, I met Ganesh Devy, a linguist who works with dozens of rural, forest-dwelling tribes in the country. India has well over a hundred languages, many facing a different kind of death: some of them are now spoken by only a few people and will soon become extinct. He said he himself did not fear death. I was skeptical, but he pointed out that on a field trip once he was bitten by a highly poisonous snake and he felt no fear or panic at the thought of dying. I asked him why. Devy said that we have to regard our individual selves as parts of larger entities like family, community, and society, just as all the cells in our body are part of tissues and organs and us. Millions of our cells die every day. Not only do we not mourn their passing, but we are not even aware of it. So even if we as individuals die, our society and indeed life on Earth will go on. Our own genes will live on through our offspring or other family members. Life has been going on continuously for several billion years while we individuals come and go.

        Still, if someone were to offer a pill that would add ten years of healthy life, hardly anyone would decline it. I view myself as more in the philosophical camp, yet take several anti-aging medicines a day: pills for my blood pressure, a statin for high cholesterol, and a low-dose aspirin to protect against thrombosis. All of these are to prevent heart attacks or strokes and have the effect of prolonging my life. I would be a hypocrite to dismiss attempts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s of aging. Physicians are struck by how many people, even faced with terminal illnesses that inflict appalling pain, want every measure taken to prolong their lives, even if only by a few weeks or even days. The will to live is deeply ingrained in us, even if we are sanguine in our more rational moments.

        About ten years ago,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explored American attitudes on living much longer. Respondents were optimistic about cures for cancer and artificial limbs, and they viewed advances that prolong life as generally good. However, over half said that slowing the aging process would be bad for society. When asked if they themselves would take treatments to live longer, a majority of them said no, but two-thirds thought that other people would. Most doubted that an average person living to 120 would happen before 2050. A large majority felt that everyon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se treatments if they wanted, but two-thirds felt that only the wealthy would actually have access. About two-thirds also said that longer lives would strain our natural resources. About six in ten said that medical scientists would offer treatments before they fully understood how doing so could affect people’s health and that such treatments would be fundamentally unnatural. The clear-eyed view of the American public in the face of relentless hype is certainly heartening.

        In this book, I have discussed how advances in molecular biology have shed light on virtually every aspect of aging, often taking a skeptical look at some of the hype. In doing so, I hope that readers acquire not only an appreciation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aging, but are able to more knowledgeably interpret news reports and PR blurbs about each new “advance” and judge for themselves how realistic various claims are. How long it takes to go from a fundamental discovery to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hugely variable and unpredictable. It took three centuries for Newton’s laws of motion to be translated into rockets and satellites. It took over a hundred years for Einstein’s theories of relativity to be used in the GPS systems that our phones use to tell us where we are on a map. Neither Newton nor Einstein could have remotely anticipated the use we made of their discoveries. Other advances are much faster: from Alexander Fleming’s discovery of penicillin in 1928 to its use in humans was less than twenty years. With the money and urgency that drive current research on aging, major advances might well come in years rather than decades, but the sheer complexity of aging makes any prediction highly uncertain.

        We are at a crossroads. The revolution in biology continues unaba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ing, physics,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are all being brought to bear on what was the domain of traditional biologists. Together they are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tools to manipulate cells and genes to advance every aspect of the life sciences, including aging.

        I have highligh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cer and aging many times throughout this book. Both are rooted in highly complex biology. Just as cancer is not a single disease, aging too has many interconnected causes. It has now been half a century since President Nixon declared a “war on cancer” in 1971. Since then, our b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cancer has advanced enormously, resulting in a steady stream of new and improved treatments that continues to this day, saving or prolonging millions of lives. Today, the sheer talent and money committed to aging research is reminiscent of our efforts to combat cancer. This means that just as with cancer, we will eventually make breakthroughs, even if it takes time for them to actually improve and extend our lives. It is well to remember that even today, after a half century of intense effort, cancer is not “solved.” It remains one of the largest killers in most societies. Our progress with aging may follow a similar trajectory, given the similar complexity of both problems.

        The American futurist and scientist Roy Amara said that we tend to overestimate the effect of a technology in the short run and underestimate its effect in the long run. This has been true for many things, including the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f Amara’s law holds, all the hype in the anti-aging industry will lead to considerable disappointment in the short term, but it also means that once we get past the winter of disillusionment and discontent, there will be major advances eventually.

        As a society,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think about the possibly profound consequences of these changes. However, this task is not just for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alone: the anti-aging industry should not repeat the mistakes of the computer industry and plunge ahead without any thought of where it will all lead and leave the rest of us to try and clean up the mess when it is too late. These companies stand to benefit hugely from any breakthroughs in aging research but do not seem to have put much effort into either the social or ethical consequences of their work. In their blurbs, their work is always portrayed as an unmitigated and universal good for humanity.

        In the meantime, we need not sit around and wait for a long period of decrepitude and decline. Ironically, the very same advances in biology that are the basis of the anti-aging industry also thoroughly validate some age-old advice for living a long and healthy life: diet, exercise, and sleep. In his book In Defense of Food: An Eater’s Manifesto, Michael Pollan advises us, “Eat food. Not too much. Mostly plants.” This advice is entirely consistent with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caloric restriction pathways. Exercise and sleep, as we discussed earlier, affect a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in aging, including our insulin sensitivity, muscle mas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blood pressure, stress, and the risk of dementia. These remedies currently work better than any anti-aging medicine on the market, cost nothing, and have no side-effects.

        While we wait for the vast gerontology enterpris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ath, we can enjoy life in all its beauty. When our time comes, we can go into the sunset with good grace, knowing that we were fortunate to have taken part in that eternal banquet.

        Notes

        Introduction

        Even Carter, a seasoned Egyptologist: Maite Mascort, “Close Call: How Howard Carter Almost Missed King Tut’s Tomb,” National Geographic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4, 2018,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history/magazine/2018/03-04/findingkingtutstomb.

        We may be tempted to think of it: Nuria Castellano, “The Book of the Dead Was Egyptians’ Inside Guide to the Underworld,” National Geographic online, last modified February 8, 2019; Tom Holland,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at the British Museum,” Guardian online, last modified November 6,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10/nov/06/egyptian-book-of-dead-tom-holland.

        They recognize when one: For example, see this study of elephants: S. S. Pokharel, N. Sharma, and R. Sukumar, “Viewing the Rare Through Public Lenses: Insights into Dead Calf Carrying and Other Thanatological Responses in Asian Elephants Using YouTube Videos,”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9, no. 5 (May 2022), https://doi.org/10.1098/rsos.211740, described in Elizabeth Preston, “Elephants in Mourning Spotted on YouTube by Scientists,” New York Times online, May 17,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17/science/elephants-mourning-grief.html.

        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James R. Anderson, “Responses to Death and Dying: Primates and Other Mammals,” Primates 61 (2020): 1–7; Marc Bekoff, “What Do Animals Know and Feel About Death and Dying?,” Psychology Today online, last modified February 24, 2020,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gb/blog/animal-emotions/202002/what-do-animals-know-and-feel-about-death-and-dying.

        Philosopher Stephen Cave argues: Stephen Cave, Immortality: The Quest to Live Forever and How It Drives Civilization (New York: Crown, 2012).

        The first emperor of a unified China: Ibid.

        Rather, our brains appear: Y. Dor-Ziderman, A. Lutz, and A. Goldstein, “Prediction-Based Neural Mechanisms for Shielding the Self from Existential Threat,” NeuroImage 202 (November 15, 2019): art. 116080,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19.116080, cited in Ian Sample, “Doubting Death: How Our Brains Shield Us from Mortal Truth,” Guardian online, last modified October 19,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9/oct/19/doubting-death-how-our-brains-shield-us-from-mortal-truth.

        1. The Immortal Gene and the Disposable Body

        But it turns out to be tricky: A group at the Santa Fe Institute led by David Krakauer and Geoffrey West has held several workshops to define both death as it applies to various entities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individual.

        The loss of brain function: A meeting about the issue of resuscitation and death was held at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in 2019. See “What Happens When We Die? Insights from Resuscitation Science” (symposium,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New York, November 18, 2019), https://www.nyas.org/events/2019/what-happens-when-we-die-insights-from-resuscitation-science/. There is also a movement to make the definition of brain death uniform to prevent legal anomalies such as the one I described.

        Her family petitioned: S. Biel and J. Durrant, “Controversies in Brain Death Declaration: Leg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in the ICU,” 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in Neurology 22, no. 4 (2020): 12, https://doi.org/10.1007/s11940-020-0618-6.

        After that, there is a multiday window: Two popular books that discuss these early events are Magdalena Zernicka-Goetz and Roger Highfield, The Dance of Life: The New Science of How a Single Cell Becomes a Human Be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0), and Daniel M. Davis, The Secret Body: How the New Science of the Human Body Is Changing the Way We Live (London: Bodley Head, 2021).

        Death can occur at every scale: Geoffrey West, Scale: The Universal Laws of Growth,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Pace of Life in Organisms, Cities, Economies, and Companie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20).

        However, the lecture paved: R. England, “Natural Selection Before the Origin: Public Reactions of Some Naturalists to the Darwin-Wallace Paper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30 (June 1997): 267–90, https://doi.org/10.1023/a:1004287720654.

        Although humans have known: Matthew Cobb, The Egg and Sperm Race: The Seventeenth-Century Scientists Who Unlocked the Secret of Sex, Life and Growth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07).

        The germ-line cells, protected in the gonads: Today we know that the Weismann barrier is not perfect and that the germ line also ages and is susceptible to changes from the environment, although much more slowly. P. Monaghan and N. B. Metcalfe, “The Deteriorating Soma and the Indispensable Germline: Gamete Senescence and Offspring Fitnes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6, no. 1917 (December 18, 2019): art. 20192187, https://doi.org/10.1098/rspb.2019.2187.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T. Dobzhansky,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American Biology Teacher 35, no. 3 (March 1973): 125–29, https://doi.org/10.2307/4444260.

        If an individual had a mutation: T. B. Kirkwood, “Understanding the Odd Science of Aging,” Cell 120, no. 4 (February 25, 2005): 437–47,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05.01.027; T. Kirkwood and S. Melov, “On the Programmed/Non-Programmed Nature of Ageing Within the Life History,” Current Biology 21 (September 27, 2011): R701–R707, https://doi.org/10.1016/j.cub.2011.07.020.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to this rule against group selection, but they apply only under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and usually involve species where the members of the colonies are all genetically either identical or very closely related, such as insects. J. Maynard Smith, “Group Selection and Kin Selection,” Nature 201 (March 14, 1964): 1145–47, https://doi.org/10.1038/2011145a0.

        Species such as the soil worm: Species that reproduce multiple times in a lifetime are called iteroparous, and those that reproduce only once are semelparous. See T. P. Young, “Semelparity and Iteroparity,” Nature Education Knowledge 3, no. 10 (2010): 2, https://www.nature.com/scitable/knowledge/library/semelparity-and-iteroparity-13260334/.

        He was a socialist: N. W. Pirie, “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 1892–1964,”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12 (November 1966): 218–49, https://doi.org/10.1098/rsbm.1966.0010; C. P. Blacker, “JBS Haldane on Eugenics,” Eugenics Review 44, no. 3 October (1952): 146–5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73346/.

        A stained glass window: Two opposing views of Fisher can be found in A. Rutherford, “Race, Eugenics, and the Canceling of Great Scientist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75, no. 2 (June 2021): 448–52, https://doi.org/10.1002/ajpa.24192, and W. Bodmer et al., “The Outstanding Scientist, R. A. Fisher: His Views on Eugenics and Race,” Heredity 126 (April 2021): 565–76, https://doi.org/10.1038/s41437-020-00394-6.

        However, the same could not be said: T. Flatt and L. Partridge, “Horizons in the Evolution of Aging,” BMC Biology 16 (2018): art. 93, https://doi.org/10.1186/s12915-018-0562-z.

        That understanding came when British biologist Peter Medawar: N. A. Mitchison, “Peter Brian Medawar, 28 February 1915–2 October 1987,”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35 (March 1990): 281–301, https://doi.org/10.1098/rsbm.1990.0013.

        Similarly, the disposable soma hypothesis: Kirkwood, “Understanding the Odd Science of Aging,” 437–47,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05.01.027.

        Exactly as these theories would predict: Flatt and Partridge, “Horizons,” https://doi.org/10.1186/s12915-018-0562-z.

        But an unusual analysis: R. G. Westendorp and T. B. Kirkwood, “Human Longevity at the Cost of Reproductive Success,” Nature 396 (December 24, 1998): 743–46, https://doi.org/10.1038/25519. See also the letter responding to this article: D. E. Promislow, “Longevity and the Barren Aristocrat,” Nature 396 (December 24, 1998): 719–20, https://doi.org/10.1038/25440.

        Menopause may have arisen: G. C. Williams, “Pleiotropy, Natural Sele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enescence,” Evolution 11, no. 4 (December 1957): 398–411.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 fertility of elephants: M. Lahdenperä, K. U. Mar, and V. Lummaa, “Reproductive Cessation and Post-Reproductive Lifespan in Asian Elephants and Pre-Industrial Humans,” Frontiers in Zoology 11 (2014): art. 54, https://doi.org/10.1186/s12983-014-0054-0.

        Similarly, while living beyond: J. G. Herndon et al., “Menopause Occurs Late in Life in the Captive Chimpanzee (Pan Troglodytes),” AGE 34 (October 2012): 1145–56, https://doi.org/10.1007/s11357-011-9351-0.

        The grandmother hypothesis: K. Hawkes, “Grandmothers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Longe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15, no. 3 (May/June 2003): 380–400, https://doi.org/10.1002/ajhb.10156; P. S. Kim, J. S. McQueen, and K. Hawkes, “Why Does Women’s Fertility End in Mid-Life? Grandmothering and Age at Last Birt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461 (January 14, 2019): 84–91, https://doi.org/10.1016/j.jtbi.2018.10.035.

        Another idea, based on studying killer whales: D. P. Croft et al., “Reproductive Conflict and the Evolution of Menopause in Killer Whales,” Current Biology 27, no. 2 (January 23, 2017): 298–304, https://doi.org/10.1016/j.cub.2016.12.015.

        It could also simply be that the number of eggs: An idea suggested to me by the population biologist Trudy Mackay of Clemson University.

        So perhaps there has just not been enough time: Steven Austad, Methuselah’s Zoo: What Nature Can Teach Us about Living Longer, Healthier Liv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22), 258–59.

        Moreover, scientists have found: R. K. Mortimer and J. R. Johnston, “Life Span of Individual Yeast Cells,” Nature 183, no. 4677 (June 20, 1959): 1751–52, https://doi.org/10.1038/1831751a0; E. J. Stewart et al., “Aging and Death in an Organism That Reproduces by Morphologically Symmetric Division.” PLoS Biology 3, no. 2 (February 2005): e45,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bio.0030045.

        2. Live Fast and Die Young

        A small aquatic animal: T. C. Bosch, “Why Polyps Regenerate and We Don’t: Towards a Cellular and Molecular Framework for Hydra Regeneration,” Developmental Biology 303, no. 2 (March 15, 2007): 421–33, https://doi.org/10.1016/j.ydbio.2006.12.012.

        Still, it is a complex procedure: R. Murad et al., “Coordinated Gene Expression and Chromatin Regulation During Hydra Head Regeneration,” 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13, no. 12 (December 2021): evab221, https://doi.org/10.1093/gbe/evab221; see also a popular account of this work and hydra in general in Corryn Wetzel, “How Tiny, ‘Immortal’ Hydras Regrow Their Lost Heads,” Smithsonian online,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3, 2021,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art-news/were-closer-to-understanding-how-immortal-hydras-regrow-lost-heads-180979209/.

        It is almost as if an injured butterfly: Y. Matsumoto and M. P. Miglietta, “Cellular Reprogramming and Immortality: Expression Profiling Reveals Putative Genes Involved in Turritopsis dohrnii’s Life Cycle Reversal,” 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13, no. 7 (July 2021): evab136, https://doi.org/10.1093/gbe/evab136; M. Pascual-Torner et al., “Comparative Genomics of Mortal and Immortal Cnidarians Unveils Novel Keys Behind Rejuven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9, no. 36 (September 6, 2022): e2118763119, https://doi.org/10.1073/pnas.2118763119; see also a popular account by Veronique Greenwood, “This Jellyfish Can Live Forever. Its Genes May Tell Us How,” New York Times online, September 6,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9/06/science/immortal-jellyfish-gene-protein.html.

        Along the way, he explores: West, Scale. Many of the original findings for relationships between longevity, size, and metabolic rates can be found here.

        As a result, biologists do not think: For a biologist’s view of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and the wear-and-tear theory of aging, see Tom Kirkwood, chap. 5, “The Unnecessary Nature of Ageing,” in Time of Our Lives: The Science of Human Ag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2–62.

        From there, he became interested: See Austad’s academic websit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onlin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Department of Biology, https://www.uab.edu/cas/biology/people/faculty/steven-n-austad; see also a description about him and a podcast interview, https://blog.insidetracker.com/longevity-by-design-steven-austad.

        The LQ is the ratio: S. N. Austad and K. E. Fischer, “Mammalian Aging, Metabolism, and Ecology: Evidence from the Bats and Marsupial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6, no. 2 (March 1991): B47–B53, https://doi.org/10.1093/geronj/46.2.b47.

        Over the years, Austad has studied: Austad, Methuselah’s Zoo. There is also a previous short and more technical version of this: S. N. Austad, “Methusaleh’s Zoo: How Nature Provides Us with Clues for Extending Human Health Sp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athology 142, suppl. 1 (January 2010): S10–S21, https://doi.org/10.1016/j.jcpa.2009.10.024. Much of this section on the life span of various animals is from these two sources.

        Two studies that evaluated survival data: B. A. Reinke et al., “Diverse Aging Rates in Ectothermic Tetrapods Provide Insights for the Evolution of Aging and Longevity,” Science 376, no. 6600 (June 23, 2022): 1459–6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m0151; R. da Silva et al., “Slow and Negligible Senescence Among Testudines Challenges 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Senescence,” Science 376, no. 6600 (June 23, 2022): 1466–7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l7811.

        By the time a person: “Actuarial Life Table,”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online, accessed August 7, 2023, https://www.ssa.gov/oact/STATS/table4c6.html.

        Like elderly humans: S. N. Austad and C. E. Finch, “How Ubiquitous Is Aging in Vertebrates?,” Science 376, no. 6600 (June 23, 2022): 1384–85,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dc9442; Finch is quoted in Jack Tamisiea, “Centenarian Tortoises May Set the Standard for Anti-aging,” New York Times online, June 23,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6/23/science/tortoises-turtles-aging.html.

        Bats do not live as long: G. S. Wilkinson and J. M. South, “Life History, Ecology and Longevity in Bats,” Aging Cell 1, no. 2 (December 2002): 124–31, https://doi.org/10.1046/j.1474-9728.2002.00020.x.

        Austad estimates that its LQ: A. J. Podlutsky et al., “A New Field Record for Bat Longevity,”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60, no. 11 (November 2005): 1366–68, https://doi.org/10.1093/gerona/60.11.1366.

        But even bats that don’t hibernate: Wilkinson and South, “Life History,” 124–31.

        Rather, they may have special mechanisms: Podlutsky et al., “New Field Record,” 1366–68.

        Rochelle Buffenstein, currently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Chicago, has done more: R. Buffenstein, “The Naked Mole-Rat: A New Long-Living Model for Human Aging Research,”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60, no. 11 (November 2005): 1366–77, https://doi.org/10.1093/gerona/60.11.1369.

        Instead of proliferating: S. Liang et al., “Resistance to Experimental Tumorigenesis in Cells of a Long-Lived Mammal, the Naked Mole-Rat (Heterocephalus glaber),” Aging Cell 9, no. 4 (August 2010): 626–35, https://doi.org/10.1111/j.1474-9726.2010.00588.x.

        One of the biggest headlines: J. G. Ruby, M. Smith, and R. Buffenstein, “Naked Mole-Rat Mortality Rates Defy Gompertzian Laws by Not Increasing with Age,” eLife 7 (January 24, 2018): e31157, https://doi.org/10.7554/eLife.31157.

        This was too much for some scientists: S. Braude et al., “Surprisingly Long Survival of Premature Conclusions About Naked Mole-Rat Biology,” Biological Review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96, no. 2 (April 2021): 376–93, https://doi.org/10.1111/brv.12660.

        As we saw with long-lived tortoises: R. Buffenstein, et al., “The Naked Truth: A Comprehensive Clar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Current ‘Myths’ in Naked Mole-Rat Biology,” Biological Reviews of the Cambridge Philosophical Society 97, no. 1 (February 2022): 115–40, https://doi.org/10.1111/brv.12791.

        The science writer Steven Johnson: Steven Johnson, Extra Life: A Short History of Living Longer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21).

        The ability to chemically capture nitrogen: The dramatic impact of fertilizers on humanity is told in Thomas Hager’s fascinating book The Alchemy of Air: A Jewish Genius, a Doomed Tycoon, and the Scientific Discovery That Fed the World but Fueled the Rise of Hitler (New York: Crown, 2009).

        He and his colleagues contended: S. J. Olshansky, B. A. Carnes, and C. Cassel. “In Search of Methuselah: Estimating the Upper Limits to Human Longevity,” Science 250, no. 4981 (November 2, 1990): 634–4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237414; S. J. Olshansky, B. A. Carnes, and A. Désesquelles, “Prospects for Human Longevity,” Science 291, no. 5508 (February 23, 2001): 1491–9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91.5508.1491.

        Moreover, in certain species: A. Baudisch and J. W. Vaupel, “Getting to the Root of Aging: Why Do Patterns of Aging Differ Widely Across the Tree of Life?,” Science 338, no. 6107 (November 2, 2012): 618–1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26467; O. R. Jones and J. W. Vaupel, “Senescence Is Not Inevitable,” Biogerontology 18, no. 6 (December 2017): 965–71, https://doi.org/10.1007/s10522-017-9727-3.

        The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two boiled: See J. Couzin-Frankel, “A Pitched Battle over Life Span,” Science 338, no. 6042 (July 29, 2011): 549–5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333.6042.549.

        “pernicious belief”: J. Oeppen and J. W. Vaupel, “Demography. Broken Limits to Life Expectancy,” Science 296, no. 5570 (May 10, 2022): 1029–1031,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069675.

        In agreement with this: F. Colchero et al., “The Long Lives of Primates and the ‘Invariant Rate of Ageing’ Hypothesi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 no. 1 (June 16, 2021): 3666,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1-23894-3.

        Unlike most people: There is an entertaining account of Parr in Austad, Methuselah’s Zoo, pages 262–63.

        “Until next year, perhaps”: Craig R. Whitney, “Jeanne Calment, World’s Elder, Dies at 122,”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97, B8.

        Vijg predicted: X. Dong, B. Milholland, and J. Vijg, “Evidence for a Limit to Human Lifespan,” Nature 538, no. 7624 (October 13, 2016): 257–59,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9793.

        “if any”: E. Barbi et al., “The Plateau of Human Mortality: Demography of Longevity Pioneers,” Science 360, no. 6396 (June 29, 2018): 1459–61,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t3119.

        This paper in turn was criticized: Carl Zimmer, “How Long Can We Live? The Limit Hasn’t Been Reached, Study Finds,” New York Times online, June 2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8/science/human-age-limit.html.

        Others pointed out: H. Beltrán-Sánchez, S. N. Austad, and C. E. Finch, “The Plateau of Human Mortality: Demography of Longevity Pioneers,” Science 361, no. 6409 (September 28, 2018): eaav120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v1200.

        After climbing steadily for the last 150 years: C. Cardona and D. Bishai, “The Slowing Pace of Life Expectancy Gains Since 1950,” BMC Public Health 18, no. 1 (January 17, 2018): 151,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8-5058-9; J. Schöley et al., “Life Expectancy Changes Since COVID-19,” Nature Human Behaviour 6, no. 12 (December 2022): 1649–59,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2-01450-3.

        As I write this: “List of the Verified Oldest People,” Wikipedia, last accessed July 10, 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the_verified_oldest_people.

        In fact, about half of centenarians: J. Evert et al., “Morbidity Profiles of Centenarians: Survivors, Delayers, and Escaper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58, no. 3 (March 2003): 232–37, https://doi.org/10.1093/gerona/58.3.m232.

        He agrees with Olshansky: Thomas Perls, email messages to the author, November 27, 2021, and January 17, 2022.

        A dozen years later: Described in Austad, Methuselah’s Zoo, 273–74.

        But scientists have homed in: C. López-Otín et al., “The Hallmarks of Aging,” Cell 153, no. 6 (June 6, 2013): 1194–217,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3.05.039. This classic paper has recently been updated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original: C. López-Otín et al. “Hallmarks of Aging: An Expanding Universe,” Cell 186, no. 1 (January 19, 2023): 243–78,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2.11.001.

        3. Destroying the Master Controller

        Today we know that our genes: Two very readable accounts of the history of genetics can be found in Matthew Cobb, Life’s Greatest Secret: The Race to Crack the Genetic Code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5), and Siddhartha Mukherjee, The Gene: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 2017).

        How instructions in mRNA are read: The decade-long effort to crack the genetic code and understand how proteins are made is described in Cobb, Life’s Greatest Secret.

        I have spent much of my life: Venki Ramakrishnan, Gene Machine: The Race to Decipher the Secrets of the Ribosome (London: Oneworld, 2018).

        As early a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 W. Herr, “Percivall Pott, the Environment and Cancer,” BJU International 108, no. 4 (August 2011): 479–81, https://doi.org/10.1111/j.1464-410x.2011.10487.x.

        Hermann Muller was a third-generation American who grew up in New York City: G. Pontecorvo, “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14 (November 1968): 348–89, https://doi.org/10.1098/rsbm.1968.0015; Elof Axel Carlson, 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 A Biographical Memoi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nasonline.org/publications/biographical-memoirs/memoir-pdfs/muller-hermann.pdf.

        Even a modest application: Errol Friedberg, chap. 1, “In the Beginning,” in Correcting the Blueprint of Life: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DNA Repair Mechanisms (Cold Spring Harbor, NY: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1997).

        One of Crew’s key collaborators: Geoffrey Beale, “Charlotte Auerbach, 14 May 1899–1917 March 1994,”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41 (November 1995): 20–42, https://doi.org/10.1098/rsbm.1995.0002

        But once Watson and Crick revealed its double-helical nature: A very good historical summary of early work on DNA damage and repair can be found in Friedberg, chap. 1, “In the Beginning,” in Correcting the Blueprint of Life.

        Sunlight could kill bacteria: A. Downes and T. P. Blunt, “The Influence of Light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Bacteria,” Nature, 16 (July 12, 1877), 218, https://doi.org/10.1038/016218a0; F. L. Gates, “A Study of the Bactericidal Action of Ultraviolet Light,” Journal of General Physicology, 14, No. 1 (September 20, 1930): 31–42, https://doi.org/10.1085/jgp.14.1.31.

        However, when they tried this: R. B. Setlow and J. K. Setlow, “Evidence That Ultraviolet-Induced Thymine Dimers in DNA Cause Biological Dama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8, no. 7 (July 1, 1962): 1250–57, https://doi.org/10.1073/pnas.48.7.1250.

        Dick and his colleagues found: R. B. Setlow, P. A. Swenson, and W. L. Carrier, “Thymine Dimers and Inhibition of DNA Synthesis by Ultraviolet Irradiation of Cells,” Science 142, no. 3698 (December 13, 1963): 1464–6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42.3598.1464; R. B. Setlow and W. L. Carrier, “The Disappearance of Thymine Dimers from DNA: An Error-Correcting Mechanis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 no. 2 (April 1964): 226–31, https://doi.org/10.1073/pnas.51.2.226.

        The same year: R. P. Boyce and P. Howard-Flanders, “Release of Ultraviolet Light-Induced Thymine Dimers from DNA in E. coli K-12,”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 no. 2 (February 1, 1964): 293–300, https://doi.org/10.1073/pnas.51.2.293; D. Pettijohn and P. Hanawalt, “Evidence for Repair-Replication of Ultraviolet Damaged DNA in Bacteria,”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9, no. 2 (August 1964): 395–410, https://doi.org/10.1016/s0022-2836(64)80216-3.

        How it worked was something of a mystery: Aziz Sancar, “Mechanisms of DNA Repair by Photolyase and Excision Nuclease (Nobel Lecture, December 8,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06/sancar-lecture.pdf.

        That is a very long time: A great account of Thomas Lindahl’s discoveries can be found in his “The Intrinsic Fragility of DNA” (Nobel Lecture, December 8,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06/lindahl-lecture.pdf.

        Lindahl estimated later: Tomas Lindahl, “Instability and Decay of the Primary Structure of DNA,” Nature 362, no. 6422 (April 22, 1993): 709–715.

        Not surprisingly, the cell: Paul Modrich, “Mechanisms in E. coli and Human Mismatch Repair” (Nobel Lecture, December 8, 2015,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06/modrich-lecture.pdf).

        Relying on some very clever experiments: Ibid.

        The prize also cannot be given: As is increasingly the case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the Nobel Prize to three people, the prize for DNA repair was not without its controversy: David Kroll, “This Year’s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Sparks Questions About How Winners Are Selected,”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C&EN) online,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1, 2015, https://cen.acs.org/articles/93/i45/Years-Nobel-Prize-Chemistry-Sparks.html.

        One condition he has focused on: B. Schumacher et al., “The Central Role of DNA Damage in the Ageing Process,” Nature 592, no. 7856 (April 2021): 695–703,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1-03307-7.

        In females, defects in how the cell: K. T. Zondervan, “Genomic Analysis Identifies Variants That Can Predict the Timing of Menopause,” Nature 596, no. 7872 (August 2021): 345–46,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1-01710-8; K. S. Ruth et al., “Genetic Insights into Biological Mechanisms Governing Human Ovarian Ageing,” Nature 596, no. 7872 (August 2021): 393–97,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1-03779-7. See also the commentary by H. Ledford, “Genetic Variations Could One Day Help Predict Timing of Menopause,” Nature online, last modified August 4, 2021,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1-02128-y.

        Sometimes the cell: Apoptosis, or programmed cell death, is also a feature of normal development, as specific cells die at precise point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organism from a single cell into the adult animal. This was first discovered by studying how the worm C. elegans develops from a single fertilized egg into an adult of almost a thousand cells, and resulted in the award of the 2002 Nobel Prize to Sydney Brenner, John Sulston, and Robert Horvitz.

        When the damage is too extensive: A. J. Levine and G. Lozano, eds., The P53 Protein: From Cell Regulation to Cancer,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Medicine (Cold Spring Harbor, NY: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2016).

        Humans inherit one copy: L. M. Abegglen et al., “Potential Mechanisms for Cancer Resistance in Elephants and Comparative Cellular Response to DNA Damage in Huma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 314, no. 17 (November 3, 2015): 1850–60,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5.13134; M. Sulak et al., “TP53 Copy Number Expans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Increased Body Size and an Enhanced TP Damage Response in Elephants,” eLife 5 (2016): e11994, https://doi.org/10.7554/eLife.11994.

        Curiously, in studies: M. Shaposhnikov et al., “Lifespan and Stress Resistance in Drosophila with Overexpressed DNA Repair Genes,” Scientific Reports 5 (October 19, 2015): art. 15299, https://doi.org/10.1038/srep15299.

        Some of the long-lived species: D. Tejada-Martinez, J. P. de Magalhães, and J. C. Opazo, “Positive Selection and Gene Duplications in Tumour Suppressor Genes Reveal Clues About How Cetaceans Resist Cancer,”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8, no. 1945 (February 24, 2021): art. 20202592, https://doi.org/10.1098/rspb.2020.2592; V. Quesada et al., “Giant Tortoise Genomes Provide Insights into Longevity and Age-Related Disease,”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3 (January 2019): 87–95, https://doi.org/10.1038/s41559-018-0733-x.

        Humans and naked mole rats: S. L. MacRae et al., “DNA Repair in Species with Extreme Lifespan Differences,” Aging 7, no. 12 (December 2015): 1171–84, https://doi.org/10.18632/aging.100866.

        Paradoxically, many new cancer therapies: See, for example, Liam Drew, “PARP Inhibitors: Halting Cancer by Halting DNA Repair,” Cancer Research UK online,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4, 2020, https://news.cancerresearchuk.org/2020/09/24/parp-inhibitors-halting-cancer-by-halting-dna-repair/.

        4. The Problem with Ends

        “Perhaps the day”: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1921, quoted in Mark Fischetti, comp., “1921: Immortality for Humans,” Scientific American online, July 2021, 79, https://robinsonlab.cellbio.jhmi.edu/wp-content/uploads/2021/06/SciAm_2021_07.pdf.

        They were not immortal: An engaging history of Hayflick’s discovery and its aftermath is J. W. Shay and W. E. Wright, “Hayflick, His Limit, and Cellular Ageing,”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1, no. 1 (October 2000): 72–76, https://doi.org/10.1038/35036093.

        It has since become a classic: L. Hayflick and P. S. Moorhead, “The Serial Cultivation of Human Diploid Cell Strains,” Experimental Cell Research 25, no. 3 (December 1961): 585–621, https://doi.org/10.1016/0014-4827(61)90192-6.

        Some have even suggested: J. Witkowski, “The Myth of Cell Immortality,” Trends in Biochemical Sciences 10, no. 7 (July 1985): 258–60, https://doi.org/10.1016/0968-0004(85)90076-3.

        Given Carrel’s stature: John J. Conley, “The Strange Case of Alexis Carrel, Eugenicist,” in Life and Learning XXIII and XXIV: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third (2013) and Twenty-fourth Conferences of the University Faculty for Life Conference at Marquette University, Milwaukee, Wisconsin, vol. 26, ed. Joseph W. Koterski (Milwaukee: University Faculty for Life), 281–88, https://www.uffl.org/pdfs/vol23/UFL_2013_Conley.pdf.

        Titia de Lange: Titia de Lange,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10, 2021.

        He realized that the train: This so-called end replication problem was first pointed out by J. D. Watson, “Origin of Concatemeric T7 DNA,” Nature New Biology 239, no. 94 (October 18, 1972): 197–201, https://doi.org/10.1038/newbio239197a0, and A. M. Olovnikov, “Telomeres, Telomerase, and Aging: Origin of the Theory,”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31, no. 4 (July/August 1996): 443–4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0531556596000058. For a good description of how it would work, see M. M. Cox, J. Doudna, and M. O’Donnell, Molecular Bi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New York: W. H. Freeman, 2012), 398–400. The Wikipedia page “DNA Replication,” last modified June 14, 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NA_replication, is also quite informative.

        At some point, she discovered: For a long time, McClintock was not believed, but these so-called transposable elements turned out to be a fundamental part of biology, and s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her work in 1983 at the age of eighty-one.

        TTGGGG: E. H. Blackburn and J. G. Gall, “A Tandemly Repeated Sequence at the Termini of the Extrachromosomal Ribosomal RNA Genes in Tetrahymena,”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120, no. 1 (March 25, 1978): 33–53, https://doi.org/10.1016/0022-2836(78)90294-2.

        It worked like a charm: J. W. Szostak and E. H. Blackburn, “Cloning Yeast Telomeres on Linear Plasmid Vectors,” Cell 29, no. 1 (May 1982): 245–55, https://doi.org/10.1016/0092-8674(82)90109-x.

        The two of them discovered an enzyme: C. W. Greider and E. H. Blackburn, “Identification of a Specific Telomere Terminal Transferase Activity in Tetrahymena Extracts,” Cell 43, no. 2, pt. 1 (November 1985): 405–13, https://doi.org/10.1016/0092-8674(85)90170-9; C. W. Greider and E. H. Blackburn, “The Telomere Terminal Transferase of Tetrahymena Is a Ribonucleoprotein Enzyme with Two Kinds of Primer Specificity,” Cell 51, no. 6 (December 24, 1987): 887–98, https://doi.org/10.1016/0092-8674(87)90576-9; C. W. Greider and E. H. Blackburn, “A Telomeric Sequence in the RNA of Tetrahymena Telomerase Required for Telomere Repeat Synthesis,” Nature 337, no. 6205 (January 26, 1989): 331–37, https://doi.org/10.1038/337331a0.

        Without telomerase: C. B. Harley, A. B. Futcher, and C. W. Greider, “Telomeres Shorten During Ageing of Human Fibroblasts,” Nature 345, no. 5274 (May 31, 1990): 458–60, https://doi.org/10.1038/345458a0.

        Even introducing telomerase: A. G. Bodnar et al., “Extension of Life-span by Introduction of Telomerase into Normal Human Cells,” Science 279, no. 5349 (January 16, 1998): 349–5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79.5349.349.

        It turns out that the telomeric ends: The strand that extends beyond the other is called a 3’ overhang, so the reason for the loss of the ends is not exactly the reason first proposed by Olovnikov and Watson. Aficionados can look at J. Lingner, J. P. Cooper, and T. R. Cech, “Telomerase and DNA End Replication: No Longer a Lagging Strand Problem,” Science 269, no. 5230 (September 15, 1995): 1533–3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7545310.

        This longer strand: T. de Lange, “Shelterin: The Protein Complex That Shapes and Safeguards Human Telomeres,” Genes & Development 19, no. 18 (September 15, 2005): 2100–10, https://doi.org/10.1101/gad.1346005; I. Schmutz and T. de Lange, “Shelterin,” Current Biology 26, no. 10 (May 23, 2016): R397–99, https://doi.org/10.1016/j.cub.2016.01.056.

        This crucial structure is why the cell: W. Palm and T. de Lange, “How Shelterin Protects Mammalian Telomeres,” Annual Review of Genetics 42 (2008): 301–34,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genet.41.110306.130350; P. Martínez and M. A. Blasco, “Role of Shelterin in Cancer and Aging,” Aging Cell 9, no. 5 (October 2010): 653–66, https://doi.org/10.1111/j.1474-9726.2010.00596.x.

        The cell then sees: F. d’Adda di Fagagna et al. “A DNA Damage Checkpoint Response in Telomere-Initiated Senescence,” Nature 426, no. 6963 (November 13, 2003): 194–98,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2118.

        People with defective telomerase: M. Armanios and E. H. Blackburn, “The Telomere Syndromes,”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3, no. 10 (October 2012): 693–704, https://doi.org/10.1038/nrg3246.

        When we are stressed: E. S. Epel et al., “Accelerated Telomere Shortening in Response to Life Stres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1, no. 49 (December 1, 2004): 17312–15, https://doi.org/10.1073/pnas.0407162101; J. Choi, S. R. Fauce, and R. B. Effros, “Reduced Telomerase Activity in Human T Lymphocytes Exposed to Cortisol,”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22, no. 4 (May 2008): 600–605, https://doi.org/10.1016/j.bbi.2007.12.004. See also the following on stress and premature gray hair in mice: B. Zhang et al., “Hyperactivation of Sympathetic Nerves Drives Depletion of Melanocyte Stem Cells,” Nature 577, no. 792 (January 2020): 676–81,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1935-3.

        So it may be that the shortening: M. Jaskelioff et al. “Telomerase Reactivation Reverses Tissue Degeneration in Aged Telomerase-Deficient Mice,” Nature 469, no. 7328 (January 6, 2001): 102–6 (2011),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9603.

        According to a number of studies, mice engineered: M. A. Muñoz-Lorente, A. C. Cano-Martin, and M. A. Blasco, “Mice with Hyper-long Telomeres Show Less Metabolic Aging and Longer Lifespan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 no. 1 (October 17, 2019): 4723,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9-12664-x.

        There seems to be a delicate balance: Titia de Lange, conversations with and email messages to the author, November and December 2021. See also Jalees Rehman, “Aging: Too Much Telomerase Can Be as Bad as Too Little,” Guest Blog, Scientific American online, last modified July 5, 2014, 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guest-blog/aging-too-much-telomerase-can-be-as-bad-as-too-little/.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with long telomeres: E. J. McNally, P. J. Luncsford, and M. Armanios, “Long Telomeres and Cancer Risk: The Price of Cellular Immortality,”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129, no. 9 (August 5, 2019): 3474–81, https://doi.org/10.1172/JCI120851.

        5. Resetting the Biological Clock

        “another great Anglo-American partnership”: The official text of the statement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draft human genome sequence by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UK government is here: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online, “June 2000 White House Event,” news release, June 26, 2000, https://www.genome.gov/10001356/june-2000-white-house-event. A slightly different text was report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Text of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s on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Science, New York Times online, June 27, 2000,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library/national/science/062700sci-genome-text.html. The sequence itself was described in two large, coordinated publications: the public consortium was published as International Human Genome Sequencing Consortium et al., “Initial Sequencing and Analysis of the Human Genome,” Nature 409, no. 6822 (February 15, 2001): 860–921, https://doi.org/10.1038/35057062, while the private Celera effort was published as J. C. Venter et al., “The Sequence of the Human Genome,” Science 291, 1304–51,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058040.

        “Along with Bach’s music”: Quoted in G. Yamey, “Scientists Unveil First Draft of Human Genome,” BMJ 321, no. 7252 (July 1, 2000): 7, https://doi.org/10.1136/bmj.321.7252.7.

        Venter was something: “Profile: Craig Venter,” BBC News online, last modified May 21, 2010, https://www.bbc.co.uk/news/10138849.

        The decision by NIH: “US Patent Application Stirs Up Gene Hunters,” Nature, 353 (October 10, 1991): 485–86 (1991), https://doi.org/10.1038/353485a0; N. D. Zinder, “Patenting cDNA 1993: Efforts and Happenings” (abstract), Gene 135, nos. 1/2 (December 1993): 295–9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037811199390080M.

        Venter said later that he was always against them: Matthew Herper, “Craig Venter Mapped the Genome. Now He’s Trying to Decode Death,” Forbes (online), February 21, 2017, https://www.forbes.com/sites/matthewherper/2017/02/21/can-craig-venter-cheat-death/?sh=8f6fefa16456.

        A particularly passionate advocate: John Sulston and Georgina Ferry, The Common Thread: A Story of Science, Politics, Ethics, and the Human Geno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In the run-up: “How Diplomacy Helped to End the Race to Sequence the Human Genome,” Nature 582, no. 7813 (June 2020): 460,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0-01849-w.

        The sequence was declared finished: S. Reardon, “A Complete Human Genome Sequence Is Close: How Scientists Filled in the Gaps,” Nature 594, no. 7862 (June 2021): 158–59,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1-01506-w.

        The study of this change: Nessa Carey’s The Epigenetics Revolution: How Modern Biology Is Rewri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s, Disease, and Inherit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is a great popular introduction to epigenetics. Mukherjee’s The Gene is more broadly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gene but has a significant emphasis on epigenetics.

        They are too far down: R. Briggs and T. J. King, “Transplantation of Living Nuclei from Blastula Cells into Enucleated Frogs’ Egg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8, no. 5 (May 1952): 455–63, https://doi.org/10.1073/pnas.38.5.455.

        He studied languages instead: “Sir John B. Gurdon: Biographical,” Nobel Prize online, accessed August 7, 2023,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12/gurdon/biographical/.

        The clawed frog became: J. B. Gurdon and N. Hopwood, “The Introduction of Xenopus Laevis into Developmental Biology: Of Empire, Pregnancy Testing and Ribosomal Gen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Biology 44, no. 1 (2000): 43–50.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J. B. Gurdon, “The Developmental Capacity of Nuclei Taken from Intestinal Epithelium Cells of Feeding Tadpoles,” Development 10, no. 4 (December 1, 1962): 622–40, https://doi.org/10.1242/dev.10.4.622.

        Eventually other researchers reproduced: I. Wilmut et al., “Viable Offspring Derived from Fetal and Adult Mammalian Cells,” Nature 385, no. 6619 (February 27, 1997): 810–13, https://doi.org/10.1038/385810a0.

        Being able to grow ES cells: M. J. Evans and M. H. Kaufman, “Establishment in Culture of Pluripotential Cells from Mouse Embryos,” Nature 292, no. 5819 (July 9, 1981): 154–56, https://doi.org/10.1038/292154a0; G. R. Martin, “Isolation of a Pluripotent Cell Line from Early Mouse Embryos Cultured in Medium Conditioned by Teratocarcinoma Stem Cell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78, no. 12 (December 1, 1981): 7634–38, https://doi.org/10.1073/pnas.78.12.7634.

        By experimenting with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various combinations: Shinya Yamanaka, “Shinya Yamanaka: Biographical,” Nobel Prize online,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12/yamanaka/biographical/.

        One of the first and simplest: The lac operator and repressor system was discovered in the 1960s by Jacques Monod and Francois Jacob, and its history, along with another genetic switch in a bacteriophage by Andre Lwoff, resulted in the Nobel Prize in 1965. For an insightful history, see M. Lewis, “A Tale of Two Repressors,” 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 409, no. 1 (May 27, 2011): 14–27, https://doi.org/10.1016/j.jmb.2011.02.023.

        You might expect that when cells divide: The British geneticist Adrian Bird showed that the methylation occurs mainly on islands with CG repeats. Because C pairs with a G, if you have a CpG island, the C and G on each strand will be directly across from a G and C on the opposite strand. Each C will then be diagonally across from the C on the other strand. When cells methylate a CpG island, they methylate the Cs on both strands. As soon as the cell divides, you have two molecules of DNA instead of one. Each of them has an original strand where the C is methylated, and a newly made strand in which it isn’t. There are special methyltransferase enzymes that will add a methyl group to a C only if the C diagonally across from it on the other strand already has one. This ensures that both strands end up methylated exactly in the same places they were before.

        It is a striking example: E. W. Tobi et al., “DNA Methylation as a Mediator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enatal Adversity and Risk Factors for Metabolic Disease in Adulthood,” Science Advances 4, no. 1 (January 31, 2018): eaao4364,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ao4364; described in Carl Zimmer, “The Famine Ended 70 Years Ago, But Dutch Genes Still Bear Scars,” New York Times online, January 31,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31/science/dutch-famine-genes.html. See also Mukherjee, The Gene, and Carey, The Epigenetics Revolution.

        When they looked at the methylation: For an expert popular account of Steve Horvath and epigenetic clocks, see Ingrid Wickelgren, “Epigenetic ‘Clocks’ Predict Animals’ True Biological Age,” Quanta, last modified August 17, 2022,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epigenetic-clocks-predict-animals-true-biological-age-20220817/. Some of the background on Horvath is taken from this article.

        He was able to identify 513 sites: M. E. Levine et al., “An Epigenetic Biomarker of Aging for Lifespan and Healthspan,” Aging 10, no. 4 (April 2018): 573–91, https://doi.org/10.18632/aging.101414.

        Methylation patterns are like a biological clock: S. Horvath and K. Raj, “DNA Methylation-Based Biomarkers and the Epigenetic Clock Theory of Ageing,”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9, no. 6 (June 2018): 371–84, https://doi.org/10.1038/s41576-018-0004-3.

        Many other research groups developed: For an example, see G. Hannum et al., “Genome-wide Methylation Profiles Reveal Quantitative Views of Human Aging Rates,” Molecular Cell 49, no. 2 (January 24, 2013): 359–67, https://doi.org/10.1016/j.molcel.2012.10.016.

        In fact, its methylation pattern: C. Kerepesi et al., “Epigenetic Clocks Reveal a Rejuvenation Event During Embryogenesis Followed by Aging,” Science Advances 7, no. 26 (June 25, 2021): eabg6082,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bg6082; C. Kerepesi et al., “Epigenetic Aging of the Demographically Non-Aging Naked Mole-Rat,” Nature Communications 13, no. 1 (January 17, 2022): 355,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2-27959-9.

        Something about her diet: R. Kucharski et al., “Nutritional Control of Reproductive Status in Honeybees Via DNA Methylation,” Science 319, no. 5871 (March 28, 2008): 1827–3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53069; M. Wojciechowski et al., “Phenotypically Distinct Female Castes in Honey Bees Are Defined by Alternative Chromatin States During Larval Development,” Genome Research 28, no. 10 (October 2018): 1532–42, https://doi.org/10.1101/gr.236497.118.

        The first is that germ-line cells: L. Moore et al., “The Mutational Landscape of Human Somatic and Germline Cells,” Nature 597, no. 7876 (September 2021): 381–86,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1-03822-7.

        By puberty, this number: Kirkwood, Time of Our Lives, 167–78.

        And even within an embryo that is developing normally overall: A recent example is A. Lima et al., “Cell Competition Acts as a Purifying Selection to Eliminate Cells with Mitochondrial Defects During Early Mouse Development,” Nature Metabolism 3, no. 8 (August 2021): 1091–108, https://doi.org/10.1038/s42255-021-00422-7, but there are many ways in which the body rejects defective embryos from developing to term.

        This is because the pronuclei: Azim Surani, the scientist in Cambridge who first showed that a fertilized egg needed nuclei from both paternal and maternal germ-line cells to develop normally into a new animal, first suggested the idea of random,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and possibly deleterious epigenetic changes in our genome, which he called “epimutation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February 10, 2022.

        There were also the lesser-known: Joanna Klein, “Dolly the Sheep’s Fellow Clones, Enjoying Their Golden Years,” New York Times online, July 26,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27/science/dolly-the-sheep-clones.html, reports on K. D. Sinclair et al., “Healthy Ageing of Cloned Sheep,”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July 26, 2016): 12359,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2359. An extensive analysis of cloned animals in 2017 showed no systematically lower life span or other problems, suggesting that at least some cloned animals live just as long and healthy lives as naturally conceived ones: J. P. Burgstaller and G. Brem, “Aging of Cloned Animals: A Mini-Review,” Gerontology 63, no. 5 (August 2017): 417–25, https://doi.org/10.1159/000452444.

        This route to rejuvenating: T. A. Rando and H. Y. Chang, “Aging, Rejuvenation, and Epigenetic Reprogramming: Resetting the Aging Clock,” Cell 148, no. 1/2 (January 20, 2012): 46–57,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2.01.003; J. M. Freije and C. López-Otín, “Reprogramming Aging and Progeria,” Current Opinion in Cell Biology 24, no. 6 (December 2012): 757–64, https://doi.org/10.1016/j.ceb.2012.08.009.

        6. Recycling the Garbage

        Today more than fifty million people: “Dementi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15, 2023,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dementia.

        In England and Wales: “Dementia Now Leading Cause of Death,” BBC News online,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4, 2016, https://www.bbc.co.uk/news/health-37972141.

        It is estimated: “One-Third of British People Born in 2015 ‘Will Develop Dementia,’” Guardian (US edition) online,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1,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5/sep/21/one-third-of-people-born-in-2015-will-develop-dementia.

        Over half of those with dementia: A very engaging and moving book on Alzheimer’s disease is Joseph Jebelli, In Pursuit of Memory: The Fight Against Alzheimer’s (London: John Murray, 2017). The author grew up with a grandfather who suffered from the disease.

        There are many ways that the folding process: R. J. Ellis, “Assembly Chaperones: A Perspectiv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8, no. 1617 (March 25, 2013): 20110398, https://doi.org/10.1098/rstb.2011.0398.

        But as we age: M. Fournet, F. Bonté, and A. Desmoulière, “Glycation Damage: A Possible Hub for Major Pathophysiological Disorders and Aging,” Aging and Disease 9, no. 5 (October 2018): 880–900, https://doi.org/10.14336/AD.2017.1121.

        Cells have an elaborate sensor: For an accessible description of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see Evelyn Strauss,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2014 Albert Lasker Basic Medical Research Award,” Lasker Foundation online, accessed July 7, 2023, https://laskerfoundation.org/winners/unfolded-protein-response/#achievement. How exactly the sensor detects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unfolded proteins is still not entirely clear. I spoke with Dr. David Ron, a scientist at England’s Cambridge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and one of the leaders in this area. One idea is that some chaperones—the proteins that help proteins to fold—are normally abundant and can bind to the sensors, which are then kept in a quiescent state. When the number of unfolded proteins increases, these chaperones are called to action, and they release the sensors, which then go on to trigger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S. Preissler and D. Ron, “Early Events in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11, no. 4 (April 1, 2019): a033894, https://doi.org/10.1101/cshperspect.a033894.

        In extreme cases: A. Fribley, K. Zhang, and R. J. Kaufman, “Regulation of Apoptosis by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in Apoptosis: Methods and Protocols, ed. P. Erhardt and A. Toth (Totowa, NJ: Humana Press, 2009), 191–204, https://doi.org/10.1007/978-1-60327-017-5_14.

        Eventually researchers discovered: K. D. Wilkinson, “The Discovery of Ubiquitin-Dependent Proteolys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2, no. 43 (October 17, 2005): 15280–82, https://doi.org/10.1073/pnas.0504842102. There is a popular account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proteasome and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rize to Avram Hershko, Aaron Ciechanover, and Irwin Rose in “Popular Information: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2004,” Nobel Prize online, accessed July 4, 2023,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try/2004/popular-information/.

        Deliberately introducing defects: I. Saez and D. Vilchez, “The Mechanistic Links Between Proteasome Activity, Aging and Age-Related Diseases,” Current Genomics 15, no. 1 (February 15, 2014): 38–51, https://doi.org/10.2174/138920291501140306113344.

        By isolating strains: K. Takeshig et al., “Autophagy in Yeast Demonstrated with Proteinase-Deficient Mutants and Conditions for Its Induction,”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119, no. 2 (October 1992): 301–11, https://doi.org/10.1083/jcb.119.2.301; M. Tsukada and Y. Ohsumi,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utophagy-Defective Mutants of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FEBS Letters 333, nos. 1/2 (October 25, 1993): 169–74, https://doi.org/10.1016/0014-5793(93)80398-e.

        It has so many essential functions: For a very reader-friendly description of autophagy, see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16: Yoshinori Ohsumi,” press release, Nobel Prize online, October 3, 2016,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16/press-release/.

        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 or ISR: Two reviews of the 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 are Harding, H. P. et al., “An 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 regulates amino acid metabolism and resistance to oxidative stress,” Molecular Cell 11, no. 3 (March 2003): 619–33, https://doi.org/10.1016/s1097-2765(03)00105-9; and Pakos‐Zebrucka, K. et al. “The 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 EMBO Reports 17, no.10 (2016): 1374–95, https://doi.org/10.15252/embr.201642195. Its discovery in amino acid starvation is described in Dever, T. E. et al., “Phosphorylation of initiation factor 2 alpha by protein kinase GCN2 mediates gene-specific translational control of GCN4 in yeast,” Cell 68. no. 3 (February 1992): 585–96, https://doi.org/10.1016/0092-8674(92)90193-g and that in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in Harding, H. P. et al., “PERK is essential for translational regulation and cell survival during the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Molecular Cell 5, no. 5 (May 2000): 897-904, https://doi.org/10.1016/s1097-2765(00)80330-5.

        If you delete the genes: M. Delépine et al., “EIF2AK3, Encoding Translation Initiation Factor 2-Alpha Kinase 3, Is Mutated in Patients with Wolcott-Rallison Syndrome,” Nature Genetics 25, no. 4 (August 2000): 406–9, https://doi.org/10.1038/78085; H. P. Harding et 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Exocrine Pancreatic Dysfunction in Perk-/- Mice Reveals a Role for Translational Control in Secretory Cell Survival,” Molecular Cell 7, no. 6 (June 2001): 1153–63, https://doi.org/10.1016/s1097-2765(01)00264-7.

        They also extend life span: S. J. Marciniak et al., “CHOP Induces Death by Promoting Protein Synthesis and Oxidation in the Stressed Endoplasmic Reticulum,” Genes & Development 18, no. 24 (December 15, 2004): 3066–77, https://doi.org/10.1101/gad.1250704; M. D’Antonio et al., “Resetting Translational Homeostasis Restores Myelination in Charcot-Marie-Tooth Disease Type 1B M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210, no. 4 (April 8, 2013): 821–38, https://doi.org/10.1084/jem.20122005; P. Tsaytler et al., “Selective Inhibition of a Regulatory Subunit of Protein Phosphatase 1 Restores Proteostasis,” Science 332, no. 6025 (April 1, 2011): 91–9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01396; H. Q. Jiang et al., “Guanabenz Delays the Onset of Disease Symptoms, Extends Lifespan, Improves Motor Performance and Attenuates Motor Neuron Loss in the SOD1 G93A Mouse Model of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Neuroscience 277 (March 2014): 132–38, https://doi.org/10.1016/j.neuroscience.2014.03.047; I. Das et al., “Preventing Proteostasis Diseases by Selective Inhibition of a Phosphatase Regulatory Subunit,” Science 348, no. 6231 (April 10, 2015): 239–4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a4484.

        whether they even affected ISR directly: A. Crespillo-Casado et al., “PPP1R15A-Mediated Dephosphorylation of eIF2α Is Unaffected by Sephin1 or Guanabenz,” eLife 6 (April 27, 2017): e26109, https://doi.org/10.7554/eLife.26109.

        According to their studies, deleting the genes: T. Ma et al., “Suppression of eIF2α Kinases Alleviates Alzheimer’s Disease–Related Plasticity and Memory Deficits,” Nature Neuroscience 16, no. 9 (September 2013): 1299–305, https://doi.org/10.1038/nn.3486.

        Even more surprisingly: Adam Piore, “The Miracle Molecule That Could Treat Brain Injuries and Boost Your Fading Memory,” MIT Technology Review 12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21):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8/25/1031783/isrib-molecule-treat-brain-injuries-memory/; C. Sidrauski et al., “Pharmacological Brake-Release of mRNA Translation Enhances Cognitive Memory,” eLife 2 (2013): e00498,https://doi.org/10.7554/eLife.00498; C. Sidrauski et al., “The Small Molecule ISRIB Reverses the Effects of Eif2α Phosphorylation on Translation and Stress Granule Assembly,” eLife 4 (2015): e05033, https://doi.org/10.7554/eLife.05033; A. Chou et al., “Inhibition of the Integrated Stress Response Reverses Cognitive Deficits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 no. 31 (July 10, 2017): E6420–E6426, https://doi.org/10.1073/pnas.1707661114.

        Nahum Sonenberg: Nahum Sonenberg, email message to the author, January 12, 2023.

        The key person: D. M. Asher with M. A. Oldstone, Carleton Gajdusek, 1923–2008: Biographical Memoirs (Washington, DC: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http://www.nasonline.org/publications/biographical-memoirs/memoir-pdfs/gajdusek-d-carleton.pdf; Caroline Richmond, “Obituary: Carleton Gajdusek,” Guardian (US edition) online, last modified February 25, 2009,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09/feb/25/carleton-gajdusek-obituary.

        On the strength of this: Frank Macfarlane Burnet studied how the immune system distinguishes between our own cells and foreign invaders and shared the 1960 Nobel Prize with Peter Medawar.

        “had an intelligence quotient”: Jay Ingram, Fatal Flaws: How a Misfolded Protein Baffled Scientists and Changed the Way We Look at the Brai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as quoted in M. Goedert, “M. Prions and the Like,” Brain 137, no. 1 (January 2014): 301–5, https://doi.org/10.1093/brain/awt179. See also J. Farquhar and D. C. Gajdusek, eds., Early Letters and Field-Not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 Carleton Gajdusek (New York: Raven Press, 1981).

        This was a recent practice among the Fore: J. Goodfield, “Cannibalism and Kuru,” Nature 387 (June 26, 1997): 841, https://doi.org/10.1038/43043; R. Rhodes, “Gourmet Cannibalism in New Guinea Tribe,” Nature 389 (September 4, 1997): 11, https://doi.org/10.1038/37853.

        He showed no remorse: Ivin Molotsky, “Nobel Scientist Pleads Guilty to Abusing Boy,” New York Times online, February 19, 1997, https://www.nytimes.com/1997/02/19/us/nobel-scientist-pleads -guilty-to-abusing-boy.html. Two articles shed light on the sociology of Gajdusek’s extended family: C. Spark, “Family Man: The Papua New Guinean Children of D. Carleton Gajdusek,” Oceania 77, no. 3 (November 2007): 355–69, and C. Spark, “Carleton’s Kids: The Papua New Guinean Children of D. Carleton Gajdusek,”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44, no. 1 (June 2009): 1–19.

        The result is that the misfolded form: S. B. Prusiner, “Pr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5, no. 23 (November 10, 1998): 13363–83, https://doi.org/10.1073/pnas.95.23.13363.

        Alzheimer himself autopsied: A good review of the beta-amyloid hypothesis is R. E. Tanzi and L. Bertram, “Twenty Years of the Alzheimer’s Disease Amyloid Hypothesis: A Genetic Perspective,” Cell 120, no. 4 (February 25, 2005): 545–55,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05.02.008.

        In 1984, scientists identified: G. G. Glenner and C. W. Wong, “Alzheimer’s Disease and Down’s Syndrome: Sharing of a Unique Cerebrovascular Amyloid Fibril Protein,” 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122, no. 3 (August 16, 1984): 1131–35, https://doi.org/10.1016/0006-291x(84)91209-9.

        They turn out to have mutations: A. Goate et al., “Segregation of a Missense Mutation in the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Gene with Familial Alzheimer’s Disease,” Nature 349, no. 6311 (February 21, 1991): 704–6, https://doi.org/10.1038/349704a0; M. C. Chartier-Harlin et al., “Early-Onset Alzheimer’s Disease Caused by Mutations at Codon 717 of the Beta-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Gene,” Nature 353, no. 6347 (October 31, 1991): 844–46, https://doi.org/10.1038/353844a0.

        Perhaps these tau filaments: Jebelli, In Pursuit of Memory.

        Although scientists were skeptical at first: P. Poorkaj et al., “Tau Is a Candidate Gene for Chromosome 17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Annals of Neurology 43, no. 6 (June 1998): 815–25, https://doi.org/10.1002/ana.410430617; M. Hutton et al., “Association of Missense and 5’-splice-site Mutations in Tau with the Inherited Dementia FTDP-17,” Nature 393, no. 6686 (June 18, 1998): 702–5, https://doi.org/10.1038/31508; M. G. Spillantini et al., “Mutation in the Tau Gene in Familial Multiple System Tauopathy with Presenile Dement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5, no. 13 (June 23, 1998): 7737–41, https://doi.org/10.1073/pnas.95.13.7737.

        Rather, the aberrant: S. H. Scheres et al., “M. Cryo-EM Structures of Tau Filaments,” Current Opinion in Structural Biology 64, 17–25 (2020). https://doi.org/10.1016/j.sbi.2020.05.011; M. Schweighauser et al., “Structures of α-synuclein Filaments from Multiple System Atrophy,” Nature 585, no. 7825 (September 2020): 464–69,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317-6; Y. Yang et al., “Cryo-EM Structures of Amyloid-β 42 Filaments from Human Brains,” Science 375, no. 6577 (January 13, 2022): 167–7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m7285.

        We do know that if you delete the genes: H. Zheng et al., “Beta-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Deficient Mice Show Reactive Gliosis and Decreased Locomotor Activity,” Cell 81, no. 4 (May 19, 1995): 525–31, https://doi.org/10.1016/0092-8674(95)90073-x.

        There is a growing feeling: M. Goedert, M. Masuda-Suzukake, and B. Falcon, “Like Prions: The Propagation of Aggregated Tau and α-synuclein in Neurodegeneration,” Brain 140, no. 2 (February 2017): 266–78, https://doi.org/10.1093/brain/aww230; A. Aoyagi et al., “Aβ and Tau Prion-like Activities Decline with Longevity in the Alzheimer’s Disease Human Brain,”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11, no. 490 (May 1, 2019): eaat8462, https://doi.org/10.1126/scitranslmed.aat8462; M. Jucker and L. C. Walker, “Self-propagation of Pathogenic Protein Aggregates i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Nature 501, no. 7465 (September 5, 2013): 45–51,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2481.

        Very recently, therapies: C. H. van Dyck et al., “Lecanemab in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8, no. 1 (January 5, 2023): 9–21, https://doi.org/10.1056/nejmoa2212948; M. A. Mintun et al, “Donanemab in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4 (May 6, 2021): 1691–1704, https://doi.org/10.1056/NEJMoa2100708. See also the more recent discussion by S. Reardon, “Alzheimer’s Drug Donanemab: What Promising Trial Means for Treatments,” Nature 617 (May 4, 2023): 232–33,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3-01537-5.

        7. Less Is More

        Now, in a time of plenty: J. V. Neel, “Diabetes Mellitus: A ‘Thrifty’ Genotype Rendered Detrimental by ‘Progres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14, no. 4 (December 1962): 353–6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32342/.

        “drifty genes”: J. R. Speakman, “Thrifty Genes for Obesity and the Metabolic Syndrome—Time to Call off the Search?,” Diabetes and Vascular Disease Research 3, no. 1 (May 2006): 7–11, https://doi.org/10.3132/dvdr.2006.010; J. R. Speakm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on the Obesity Epidemic: Adaptive, Maladaptive, and Neutral Viewpoints,” Annual Review of Nutrition 33, no. 1 (July 2013): 289–317,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nutr-071811-150711.

        The first studies to test this: Two surveys of the field from the mid-2000s are E. J. Masoro, “Overview of Caloric Restriction and Ageing,” Mechanisms of Ageing and Development 126, no. 9 (September 2005): 913–22, https://doi.org/10.1016/j.mad.2005.03.012, and B. K. Kennedy, K. K. Steffen, and M. Kaeberlein, “Ruminations on Dietary Restriction and Aging,” Cellular and Molecular Life Sciences 64, no. 11 (June 2007): 1323–28, doi: 10.1007/s00018-007-6470-y.

        Moreover, they appeared to have delayed: R. Weindruch and R. L. Walford, The Retardation of Aging and Disease by Dietary Restriction (Springfield, IL: C. C. Thomas, 1988), as quoted in Kennedy, Steffen, and Kaeberlein, “Ruminations,” 1323–28; L. Fontana and L. Partridge, “Promoting Health and Longevity Through Diet: From Model Organisms to Humans,” Cell 161, no. 1 (March 26, 2015): 106–18,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5.02.020.

        In 2009: R. J. Colman et al., “Caloric Restriction Delays Disease Onset and Mortality in Rhesus Monkeys,” Science 325, no. 5937 (July 10, 2009): 201–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73635.

        But this was contradicted: J. A. Mattison et al., “Impact of Caloric Restriction on Health and Survival in Rhesus Monkeys from the NIA Study,” Nature 489, no. 7415 (September 13, 2012): 318–21,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1432. See the accompanying commentary by S. N. Austad, “Aging: Mixed Results for Dieting Monkeys,” Nature 489, no. 7415 (September 13, 2012): 210–11,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1484, and a related news article in the same journal, A. Maxmen, “Calorie Restriction Falters in the Long Run,” Nature 488, no. 7413 (August 30, 2012), 569, https://doi.org/10.1038/488569a.

        Any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CR: Laura A. Cassiday, “The Curious Case of Caloric Restriction,”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online, last modified August 3, 2009, https://cen.acs.org/articles/87/i31/Curious-Case-Caloric-Restriction.html.

        There is 5:2 fasting: Gideon Meyerowitz-Katz, “Intermittent Fasting Is Incredibly Popular. But Is It Any Better Than Other Diets?,” Guardian (US edition) online, last modified January 1,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jan/02/intermittent-fasting-is-incredibly-popular-but-is-it-any-better-than-other-diets.

        They concluded that matching: V. Acosta-Rodríguez et al., “Circadian Alignment of Early Onset Caloric Restriction Promotes Longevity in Male C57BL/6J Mice,” Science 376, no. 6598 (May 5, 2022): 1192–20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k0297. See the accompanying commentary in S. Deota and S. Panda, “Aligning Mealtimes to Live Longer,” Science 376, no. 6598 (May 5, 2022): 1159–6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dc8824.

        In particular, sleep deprivation: Matthew Walker, Why We Sleep: The New Science of Sleep and Dreams (New York: Scribner, 2017). See in particular chapter 8 for its effects on aging.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A. Vaccaro et al., “Sleep Loss Can Cause Death Through Accumul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 the Gut,” Cell 181, no. 6 (June 11, 2020): 1307–28.e15,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0.04.049. See also a popular discussion of this in Veronique Greenwood, “Why Sleep Deprivation Kills,” Quanta, last modified June 4, 2020,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why-sleep-deprivation-kills-20200604/, and Steven Strogatz, “Why Do We Die Without Sleep?,” The Joy of Why (podcast, transcription), March 22, 2022,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why-do-we-die-without-sleep-20220322/.

        In one study: C.-Y Liao et al., “Genetic Variation in Murine Lifespan Response to Dietary Restriction: From Life Extension to Life Shortening,” Aging Cell 9, no. 1 (February 2010): 92–95, https://doi.org/10.1111/j.1474-9726.2009.00533.x.

        He felt that animals: L. Hayflick, “Dietary Restriction: Theory Fails to Satiate,” Science 329, no. 5995 (August 27, 2010): 1014,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29.5995.1014; L. Fontana, L. Partridge, and V. Longo, “Dietary Restriction: Theory Fails to Satiate—Response,” Science 329, no. 5995 (August 27, 2010): 1015,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29.5995.1015.

        Moreover, when scientists: Saima May Sidik, “Dietary Restriction Works in Lab Animals, But It Might Not Work in the Wild,” Scientific American online, last modified December 20, 2022,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dietary-restriction-works-in-lab-animals-but-it-might-not-work-in-the-wild/.

        On a more granular level: Fontana and Partridge, “Promoting Health and Longevity,” 106–18.

        Among its other reported downsides: J. R. Speakman and S. E. Mitchell, “Caloric Restriction,” Molecular Aspects of Medicine 32, no. 3 (June 2011): 159–221, https://doi.org/10.1016/j.mam.2011.07.001.

        In 1964: For an intriguing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rapamycin, see Bethany Halford, “Rapamycin’s Secrets Unearthed,”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online, last modified July 18, 2016, https://cen.acs.org/articles/94/i29/Rapamycins-Secrets-Unearthed.html, which is the basis for the next few paragraphs. See also David Stipp, “A New Path to Longevity,” Scientific American online, last modified January 1, 2012),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a-new-path-to-longevity/.

        Here our story shifts to Basel, Switzerland: U. S. Neill, “A Conversation with Michael Hall,”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127, no. 11 (November 1, 2017): 3916–17, https://doi.org/10.1172/jci97760; C. L. Williams, “Talking TOR: A Conversation with Joe Heitman and Rao Movva,” JCI Insight 3, no. 4 (February 22, 2018): e99816, https://doi.org/10.1172/jci.insight.99816.

        How cell size and shape are controlled: M. B. Ginzberg, R. Kafri, and M. Kirschner, “On Being the Right (Cell) Size,” Science 348, no. 6236 (May 15, 2015): 1245075,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45075.

        His paper was rejected: N. C. Barbet et al., “TOR Controls Translation Initiation and Early G1 Progression in Yeast,”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7, no. 1 (January 1, 1996): 25–42, https://doi.org/10.1091/mbc.7.1.25. For Hall’s recollections about the early days and the difficulty of getting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to accept that cell growth was actively controlled, see M. N. Hall, “TOR and Paradigm Change: Cell Growth Is Controlled,”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27, no. 18 (September 15, 2016): 2804–6, https://doi.org/10.1091/mbc.E15-05-0311.

        We can now see: D. Papadopoli et al., “mTOR as a Central Regulator of Lifespan and Aging,” F1000 Research 8 (July 2, 2019): 998, https://doi.org/10.12688/f1000research.17196.1; G. Y. Liu and D. M. Sabatini, “mTOR at the Nexus of Nutrition, Growth, Ageing and Disease,”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Biology 21, no. 4 (April 2020): 183–203, https://doi.org/10.1038/s41580-019-0199-y.

        It turns out that both a defective TOR: L. Partridge, M. Fuentealba, and B. K. Kennedy, “The Quest to Slow Ageing Through Drug Discovery,”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19, no. 8 (August 2020): 513–32, https://doi.org/10.1038/s41573-020-0067-7.

        Strikingly, even short courses: D. E. Harrison et al., “Rapamycin Fed Late in Life Extends Lifespan in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Mice,” Nature 460, no. 7253 (July 16, 2009): 392–95,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8221; see the accompanying commentary by M. Kaeberlein and R. K. Kennedy, “Ageing: A Midlife Longevity Drug?,” Nature 460, no. 7253 (July 16, 2009): 331–32, https://doi.org/10.1038/460331a.

        Rapamycin also delayed: F. M. Menzies and D. C. Rubinsztein, “Broadening the Therapeutic Scope for Rapamycin Treatment,” Autophagy 6, no. 2 (February 2010): 286–87, https://doi.org/10.4161/auto.6.2.11078.

        While rapamycin inhibits: K. Araki et al., “mTOR Regulates Memory CD8 T-cell Differentiation,” Nature 460, no. 7251 (July 2, 2009): 108–12,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8155.

        Another study, from 2009, showed that administering rapamycin: C. Chen et al. “mTOR Regulation and Therapeutic Rejuvenation of Aging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Science Signaling 2, no. 98 (November 24, 2009): ra75, https://doi.org/10.1126/scisignal.2000559.

        As one might expect: A. M. Eiden, “Molecular Pathways: Increased Susceptibility to Infection Is a Complication of mTOR Inhibitor Use in Cancer Therapy,”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2, no. 2 (January 15, 2016): 277–83, https://doi.org/10.1158/1078-0432.ccr-14-3239.

        “warrants caution”: A. J. Pagán et al., “mTOR-Regulated Mitochondrial Metabolism Limits Mycobacterium-Induced Cytotoxicity, Cell 185, no. 20 (September 29, 2022): 3720–38, e13,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2.08.018.

        “I suppose the rapamycin advocates”: Michael Hall, email message to the author, September 29, 2022.

        The consortium will analyze: K. E. Creevy et al., “An Open Science Study of Ageing in Companion Dogs,” Nature 602, no. 7895 (February 2022): 51–57,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1-04282-9.

        They go on to suggest: M. V. Blagosklonny and M. N. Hall, “Growth and Aging: A Common Molecular Mechanism,” Aging 1, no. 4 (April 20, 2009): 357–62, https://doi.org/10.18632/aging.100040.

        8. Lessons from a Lowly Worm

        A study of 2,700 Danish twins: A. M. Herskind et al., “The Heritability of Human Longevity: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2,872 Danish Twin Pairs Born 1870–1900,” Human Genetics 97, no. 3 (March 1996): 319–23, https://doi.org/10.1007/BF02185763.

        Once he and Crick: Their views and plans are outlined in a 1971 report by Francis Crick and Sydney Brenner. See F. H. C. Crick and S. Brenner, Report to th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On the Work of the Division of Molecular Genetics, Now the Division of Cell Biology, from 1961–1971 (Cambridge, UK: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November 1971), https://profiles.nlm.nih.gov/spotlight/sc/catalog/nlm:nlmuid-101584582X71-doc.

        Scientists went on to identify: For this work, Brenner was awarded the 2002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along with two of his former colleagues, John Sulston and Robert Horvitz.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02,” Nobel Prize online, accessed July 22, 2023,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2002/summary/.

        As Hirsh recalled: David Hirsh, email message to the author, August 1, 2022.

        Instead, it turned out: D. B. Friedman and T. E. Johnson, “A Mutation in the age-1 Gene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Lengthens Life and Reduces Hermaphrodite Fertility,” Genetics 118, no. 1 (January 1, 1988): 75–86, https://doi.org/10.1093/genetics/118.1.75.

        Johnson went on to show: T. E. Johnson, “Increased Life-Span of age-1 Mutants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and Lower Gompertz Rate of Aging,” Science 249, no. 4971 (August 24, 1990): 908–1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392681.

        Even after it finally appeared in the prestigious journal Science in 1990: David Stipp’s book The Youth Pill: Scientists at the Brink of an Anti-Aging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2010) contains an engaging and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history, personalities, and science behind the discovery of aging mutants.

        she felt inspired: Two firsthand accounts by Kenyon and Johnson of their discoveries are C. Kenyon, “The First Long-Lived Mutants: Discovery of the Insulin/IGF-1 Pathway for Age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6, no. 1561 (January 12, 2001): 9–16, https://doi.org/10.1098/rstb.2010.0276, and T. E. Johnson, “25 Years After age-1: Genes, Interventions and the Revolution in Aging Research,”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48, no. 7 (July 2013): 640–43, https://doi.org/10.1016/j.exger.2013.02.023.

        her 1993 paper: C. Kenyon et al., “A C. elegans Mutant That Lives Twice as Long as Wild Type,” Nature 366, no. 6454 (December 2, 1993): 461–64, https://doi.org/10.1038/366461a0.

        Apart from her stellar academic pedigree: Stipp, Youth Pill.

        “I thought, ‘Oh, gosh’”: Ibid.

        As it turns out, the age-1 gene originally identified: The key papers for the identity of some of the key genes are (daf-2) K. D. Kimura, H. A. Tissenbaum, and G. Ruvkun, “daf-2, an Insulin Receptor-Like Gene That Regulates Longevity and Diapause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Science 277, no. 5328 (August 15, 1997): 942–4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77.5328.942; (age-1, which turned out to be the same as daf-23), J. Z. Morris, H. A. Tissenbaum, and G. Ruvkun, “A Phosphatidylinositol-3-OH Kinase Family Member Regulating Longevity and Diapause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Nature 382, no. 6591 (August 8, 1996): 536–39, https://doi.org/10.1038/382536a0; (daf-16), S. Ogg et al., “The Fork Head Transcription Factor DAF-16 Transduces Insulin-like Metabolic and Longevity Signals in C. elegans,” Nature 389, no. 6654 (October 30, 1997): 994–99, https://doi.org/10.1038/40194, and K. Lin et al., “daf-16: An HNF-3/Forkhead Family Member That Can Function to Double the Life-Span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Science 278, no. 5341 (November 14, 1997): 1319–2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78.5341.1319.

        “constitute a treasure trove”: C. J. Kenyon, “The Genetics of Ageing,” Nature 464, no. 7288 (March 25, 2010): 504–12,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8980.

        Among the many reasons for this: H. Yan et al., “Insulin Signaling in the Long-Lived Reproductive Caste of Ants,” Science 377, no. 6610 (September 1, 2022): 1092–9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m8767.

        However, if the experiment is repeated—but this time using a strain: E. Cohen et al., “Opposing Activities Protect Against Age-Onset Proteotoxicity,” Science 313, no. 5793 (September 15, 2006): 1604–1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24646.

        Deleting the gene that codes for a protein: D. J. Clancy et al., “Extension of Life-span by Loss of CHICO, a Drosophila 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 Protein,” Science 292, no. 5514 (April 6, 2001): 104–6,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057991.

        The IGF-1 receptor is essential: M. Holzenberger et al., “IGF-1 Receptor Regulates Lifespan and Resistance to Oxidative Stress in Mice,” Nature 421, no. 6919 (January 9, 2003): 182–87,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1298; G. J. Lithgow and M. S. Gill, “Physiology: Cost-Free Longevity in Mice,” Nature 421, no. 6919 (January 9, 2003): 125–26, https://doi.org/10.1038/421125a.

        An analysis of subjects: D. A. Bulger et al., “Caenorhabditis elegans DAF-2 as a Model for Human Insulin Receptoropathies,” G3 Genes|Genomes|Genetics 7, no. 1 (January 1, 2017): 257–68, https://doi.org/10.1534/g3.116.037184.

        Mutations known to impair IGF-1: Y. Suh et al., “Functionally Significant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 Receptor Mutations in Centenari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5, no. 9 (March 4, 2008): 3438–42, https://doi.org/10.1073/pnas.0705467105; T. Kojima et al., “Association Analysis Between Longevity in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and Polymorphic Variants of Genes Involved in Insulin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Signaling Pathways,”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39, nos. 11/12 (November/December 2004): 1595–98, https://doi.org/10.1016/j.exger.2004.05.007.

        Variants in proteins: See references in Kenyon, “Genetics of Ageing,” 504–12.

        Exactly as you might predict: S. Honjoh et al., “Signalling Through RHEB-1 Mediates Intermittent Fasting-Induced Longevity in C. elegans,” Nature 457, no. 7230 (February 5, 2009): 726–30,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7583.

        This means that caloric restriction: B. Lakowski and S. Hekimi, “The Genetics of Caloric Restriction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5, no. 22 (October 27, 1998): 13091–96, https://doi.org/10.1073/pnas.95.22.13091.

        When worms were subjected: D. W. Walker et al., “Evolution of Lifespan in C. elegans,” Nature 405, no. 6784 (May 18, 2000): 296–97, https://doi.org/10.1038/35012693.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Stephen O’Rahilly,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August 11, 2022.

        Because of recent advances: H. R. Bridges et al., “Structural Basis of Mammalian Respiratory Complex I Inhibition by Medicinal Biguanides,” Science 379, no. 6630 (January 26, 2023): 351–57,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de3332.

        Disrupting our ability to utilize glucose: G. Rena, D. G. Hardie, and E. R. Pearson, “The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Metformin,” Diabetologia 60, no. 9 (September 2017): 1577–85, https://doi.org/10.1007/s00125-017-4342-z; T. E. LaMoia and G. I. Shulman,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etformin Action,” Endocrine Reviews 42, no. 1 (February 2021): 77–96, https://doi.org/10.1210/endrev/bnaa023.

        Although some studies have claimed: L. C. Gormsen et al., “Metformin Increases Endogenous Glucose Production in Non-Diabetic Individuals and Individuals with Recent-Onset Type 2 Diabetes,” Diabetologia 62, no. 7 (July 2019): 1251–56, https://doi.org/10.1007/s00125-019-4872-7.

        According to another study, the drug alters: H. Wu et al., “Metformin Alters the Gut Microbiome of Individuals with Treatment-Naive Type 2 Diabetes, Contributing to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Drug,” Nature Medicine 23, no. 7 (July 2017): 850–58, https://doi.org/10.1038/nm.4345.

        Steve O’Rahilly’s work demonstrates: A. P. Coll et al., “GDF15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Metformin on Body Weight and Energy Balance,” Nature 578, no. 7795 (February 2020): 444–48,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19-1911-y.

        In the first,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long-term treatment: A. Martin-Montalvo et al., “Metformin Improves Healthspan and Lifespan in Mi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4 (2013): 2192, https://doi.org/10.1038/ncomms3192.

        A second study, in humans: C. A. Bannister et al., “Can People with Type 2 Diabetes Live Longer Than Those Without? A Comparison of Mortality in People Initiated with Metformin or Sulphonylurea Monotherapy and Matched, Non-Diabetic Controls,” Diabetes, Obesity and Metabolism 16, no. 11 (November 2014): 1165–73, https://doi.org/10.1111/dom.12354.

        One, from 2016, concluded that metformin: M. Claesen et al., “Mortality in Individuals Treated with Glucose-Lowering Agents: A Large, Controlled Cohort Study,”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101, no. 2 (February 1, 2016): 461–69, https://doi.org/10.1210/jc.2015-3184.

        Curiously, some of the toxicity: L. Espada et al., “Loss of Metabolic Plasticity Underlies Metformin Toxicity in Aged Caenorhabditis Elegans,” Nature Metabolism 2, no. 11 (November 2020): 1316–31, https://doi.org/10.1038/s42255-020-00307-1.

        Metformin also undermined: A. R. Konopka et al., “Metformin Inhibits Mitochondrial Adaptations to Aerobic Exercise Training in Older Adults,” Aging Cell 18, no. 1 (February 2019): e12880, https://doi.org/10.1111/acel.12880.

        And one study claimed that diabetics: Y. C. Kuan et al., “Effects of Metformin Exposure on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 79, pt. B (October 3, 2017): 1777–83 (2017), https://doi.org/10.1016/j.pnpbp.2017.06.002.

        The study’s goal is to see: “The Tame Trial: Targeting the Biology of Aging: Ushering a New Era of Interventions,” American Federation for Aging Research (AFAR) online, accessed August 1, 2023, https://www.afar.org/tame-trial.

        That was exactly the skepticism: A detailed account of how Guarente became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and his laboratory’s early discoveries is found in his book, Lenny Guarente, Ageless Quest: One Scientist’s Search for Genes That Prolong Youth (Cold Spring Harbor, NY: Cold Spring Harbor Press, 2003).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Sir2: M. Kaeberlein, M. McVey, and L. Guarente, “The SIR2/3/4 Complex and SIR2 Alone Promote Longevity i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by Two Different Mechanisms,” Genes and Development 13, no. 19, October 1, 1994, 2570–80, https://doi.org/10.1101/gad.13.19.2570.

        They soon found, with mounting excitement: B. Rogina and S. L. Helfand, “Sir2 Mediates Longevity in the Fly Through a Pathway Related to Calorie Restri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1, no. 45 (November 2004): 15998–6003, https://doi.org/10.1073/Pnas.040418410; H. A. Tissenbaum and L. Guarente, “Increased Dosage of a Sir-2 Gene Extends Lifespan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Nature 410, no. 6825 (March 8, 2001): 227–30, https://doi.org/10.1038/35065638.

        Sir2 turns out to be a deacetylase: S. Imai et al., “Transcriptional Silencing and Longevity Protein Sir2 Is an NAD-Dependent Histone Deacetylase,” Nature 403, no. 6771 (February 17, 2000): 795–800, https://doi.org/10.1038/35001622; W. Dang et al., “Histone H4 Lysine 16 Acetylation Regulates Cellular Lifespan,” Nature 459, no. 7248 (June 11, 2009): 802–7,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8085.

        Sure enough, in both flies and yeast: S. J. Lin, P. A. Defossez, and L. Guarente, “Requirement of NAD and SIR2 for Life-span Extension by Calorie Restriction in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Science 289, no. 5487 (September 22, 2000): 2126–28,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89.5487.2126; Rogina and Helfand, “Sir2 Mediates Longevity in the Fly,” 15998–6003.

        “When single genes are changed”: L. Guarente and C. Kenyon, “Genetic Pathways That Regulate Ageing in Model Organisms,” Nature 408, no. 6809 (November 9, 2000): 255–62, https://doi.org/10.1038/35041700.

        Finally, here was scientific evidence: K. T. Howitz. et al., “Small Molecule Activators of Sirtuins Exten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Lifespan,” Nature 425, no. 6809 (November 9, 2000): 191–9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1960.

        Although the mice remained overweight: J. A. Baur et al., “Resveratrol Improves Health and Survival of Mice on a High-Calorie Diet,” Nature 444, no. 7117 (November 16, 2006): 337–42,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5354; M. Lagouge et al., “Resveratrol Improve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Protects Against Metabolic Disease by Activating SIRT1 and PGC-1alpha,” Cell 127, no. 6 (December 15, 2006): 1109–22,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06.11.013.

        Among other things: M. Kaeberlein et al., “Sir2-Independent Life Span Extension by Calorie Restriction in Yeast,” PLoS Biology 2, no. 9 (September 2004): E29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bio.0020296.

        Not only that, but they did not find: M. Kaeberlein et al., “Substrate-Specific Activation of Sirtuins by Resveratrol,”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0, no. 17 (April 2005): 17038–45, https://doi.org/10.1074/jbc.M500655200.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do not usually: M. Pacholec et al., “SRT1720, SRT2183, SRT1460, and Resveratrol Are Not Direct Activators of SIRT1,”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5, no. 11 (March 2010): 8340–51, https://doi.org/10.1074/jbc.M109.088682.

        Five years after the sale: John La Mattina, “Getting the Benefits of Red Wine from a Pill? Not Likely,” Forbes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19, 2013,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hnlamattina/2013/03/19/getting-the-benefits-of-red-wine-from-a-pill-not-likely/.

        This led to another commentary: B. P. Hubbard et al., “Evidence for a Common Mechanism of SIRT1 Regulation by Allosteric Activators,” Science 339, no. 6124 (March 8, 2013): 1216–19,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31097; H. Yuan and R. Marmorstein, “Red Wine, Toast of the Town (Again),” Science 339, no. 6124 (March 8, 2013): 1156–5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36463.

        None of them had any significant effect: R. Strong et al., “Evaluation of Resveratrol, Green Tea Extract, Curcumin, Oxaloacetic Acid, and Medium-Chain Triglyceride Oil on Life Span of Genetically Heterogeneous Mic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68, no. 1 (January 2013): 6–16, https://doi.org/10.1093/gerona/gls070.

        Sir2 activation actually reduces: P. Fabrizio et al., “Sir2 Blocks Extreme Life-span Extension,” Cell 123, no. 4 (November 18, 2005): 655–67,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05.08.042; see also commentary by B. K. Kennedy, E. D. Smith, and M. Kaeberlein, “The Enigmatic Role of Sir2 in Aging,” Cell 123, no. 4 (November 18, 2005): 548–50,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05.11.002.

        Feeling embattled: C. Burnett et al., “Absence of Effects of Sir2 Overexpression on Lifespan in C. elegans and Drosophila,” Nature 477, no. 7365 (September 21, 2011): 482–85,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0296; K. Baumann, “Ageing: A Midlife Crisis for Sirtuins,”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12, no. 11 (October 21, 2011): 688, https://doi.org/10.1038/nrm3218; D. B. Lombard et al., “Ageing: Longevity Hits a Roadblock,” Nature 477, no. 7365 (September 21, 2011): 410–11, https://doi.org/10.1038/477410a; M. Viswanathan and L. Guarente, “Regulation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lifespan by sir-2.1 Transgenes,” Nature 477, no. 7365 (September 21, 2011): E1–2,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0440.

        The protein is also a histone: R. Mostoslavsky et al., “Genomic Instability and Aging-like Phenotype in the Absence of Mammalian SIRT6,” Cell 124, no. 2 (January 24, 2006): 315–29,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05.11.044; E. Michishita et al. “SIRT6 Is a Histone H3 Lysine 9 Deacetylase That Modulates Telomeric Chromatin,” Nature 452, no. 7186 (March 27, 2008): 492–9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6736; A. Roichman et al., “SIRT6 Overexpression Improves Various Aspects of Mouse Healthspan,”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72, no. 5 (May 1, 2017): 603–15, https://doi.org/10.1093/gerona/glw152; X. Tian et al., “SIRT6 Is Responsible for More Efficient DNA Double-Strand Break Repair in Long-Lived Species,” Cell 177, no. 3 (April 18, 2019): 622–38.e22,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9.03.043.

        Many in the gerontology community: C. Brenner, “Sirtuins Are Not Conserved Longevity Genes,” Life Metabolism 1, no. 2 (October 2022), 122–33, https://doi.org/10.1093/lifemeta/loac025.

        It is made by the body: P. Belenky, K. L. Bogan, and C. Brenner, “NAD+ Metabolism in Health and Disease,” Trends in Biochemical Sciences 32, no. 1 (January 2017): 12–19, https://doi.org/10.1016/j.tibs.2006.11.006.

        It can also cause a host: H. Massudi et al., “Age-Associated Changes in Oxidative Stress and NAD+ Metabolism in Human Tissue,” PLoS One 7, no. 7 (2012): e4235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42357; X. H. Zhu et al., “In Vivo NAD Assay Reveals the Intracellular NAD Contents and Redox State in Healthy Human Brain and Their Age Depend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 no. 9 (February 17, 2015): 2876–81, https://doi.org/10.1073/pnas.1417921112; A. J. Covarrubias et al., “NAD+ Metabolism and Its Roles in Cellular Processes During Ageing,”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22, no. 2 (February 2021): 119–41, https://doi.org/10.1038/s41580-020-00313-x.

        Increasing NAD levels: H. Zhang et al., “NAD+ Repletion Improves Mitochondrial and Stem Cell Function and Enhances Life Span in Mice,” Science 352, no. 6292 (April 28, 2016): 1436–4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f2693; see also the commentary on this report by L. Guarente, “The Resurgence of NAD+,” Science 352, no. 6292 (April 28, 2016): 1396–9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g1718; K. F. Mills et al., “Long-Term Administration of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Mitigates Age-Associated Physiological Decline in Mice,” Cell Metabolism 24, no. 6 (December 13, 2016): 795–806, https://doi.org/10.1016/j.cmet.2016.09.013.

        “I expressly tell people”: Charles Brenner, email message to the author, January 22, 2023.

        The results of taking: Partridge, Fuentealba, and Kennedy, “Quest to Slow Ageing,” 513–32.

        Global sales of NMN: Global News Wire,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NMN) Market Will Turn Over USD 251.2 to Revenue to Cross USD 953 Million in 2022 to 2028 Research by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p Companies, Opportunities Planning, Market-Specific Challenges,” August 19, 2022,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en/news-release/2022/08/19/2501489/0/en/Nicotinamide-Mono nucleotide-NMN-Market-will-Turn-over-USD-251-2-to-Revenue-to-Cross-USD-953-million-in-2022-to-2028-Research-by-Business-Opportunities-Top-Companies-opportunities-p.html.

        9. The Stowaway Within Us

        “I quit my job”: Martin Weil, “Lynn Margulis, Leading Evolutionary Biologist, Dies at 73,” Washington Post online, November 26, 20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obituaries/lynn-margulis-leading-evolutionary-biologist-dies-at-73/2011/11/26/gIQAQ 5dezN_story.html.

        Margulis wrote an essay: Lynn Margulis, “Two Hit, Three Down—The Biggest Lie: David Ray Griffin’s Work Exposing 9/11,” in Dorion Sagan, ed., Lynn Margulis: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 Scientific Rebel (White River Junction, VT: Chelsea Green, 2012), 150–55.

        questioned whether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Joanna Bybee, “No Subject Too Sacred,” in Sagan, ed. Lynn Margulis, 156–62.

        You could think of Margulis’s idea: L. Sagan, “On the Origin of Mitosing Cell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14, no. 3 (March 14, 1967): 255–74, https://doi.org/10.1016/0022-5193(67)90079-3.

        In the same way that water: The idea that ATP is made by using a proton gradient across a membrane was proposed by Peter Mitchell and highly controversial initially. He went on to receive the 1978 Nobel Prize. Se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1978: Peter Mitchell,” press release, October 17, 1978, available at Nobel Prize online,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 try/1978/press-release/. Part of the 1997 Chemistry Nobel Prize was awarded to Paul Boyer and John Walker for their work on the molecular turbine that actually makes the ATP. The Nobel press release has an excellent description of it: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1997: Paul D. Boyer, John E. Walker, Jens C. Skou,” press release, October 15, 1997, available at Nobel Prize online,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try/1997/press-release/.

        The human body has to generate: F. Du et al., “Tightly Coupled Brain Activity and Cerebral ATP Metabolic Ra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5, no. 17 (April 29, 2008): 6409–14, https://doi.org/10.1073/pnas.0710766105. For a popular account of this article, see N. Swaminathan, “Why Does the Brain Need So Much Power?,” Scientific American online, April 29, 2008,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hy-does-the-brain-need-s/.

        The child will carry mostly: Ian Sample, “UK Doctors Select First Women to Have ‘Three-Person Babies,’” Guardian (US edition) online, last modified February 1,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8/feb/01/permission-given-to-create-britains-first-three-person-babies.

        Excessive contacts: J. Valades et al, “ER Lipid Defects in Neuropeptidergic Neurons Impair Sleep Patterns in Parkinson’s Diseases,” Neuron 98, no. 6 (June 27, 2018): 1155–69, https://doi.org/10.1016/j.neuron.2018.05.022.

        Perhaps no other structure: N. Sun, R. J. Youle, and T. Finkel, “The Mitochondrial Basis of Aging,” Molecular Cell 61, no. 5 (March 3, 2016): 654–66, https://doi.org/10.1016/j.molcel.2016.01.028.

        In 1954: D. Harman,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Free Radical Theory of Aging: A Brief Personal History, 1954–2009,” Biogerontology 10, no. 6 (December 2009): 773–81, https://doi.org/10.1007/s10522-009-9234-2.

        Harman’s idea: R. S. Sohal and R. Weindruch, “Oxidative Stress, Caloric Restriction, and Aging,” Science 273, no. 5271 (July 5, 1996): 59–6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73.5271.59.

        Over time, they damage: E. R. Stadtman, “Protein Oxidation and Aging,” Free Radical Research 40, no. 12 (December, 2006): 1250–58, https://doi.org/10.1080/10715760600918142.

        Strains of mice that made: S. E. Schriner et al., “Extension of Murine Life Span by Overexpression of Catalase Targeted to Mitochondria,” Science 308, no. 5730 (June 24, 2005): 1909–11,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06653.

        As recently as 2022: J. Hartke et al.,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Live Longer—Longevity of a Social Host Linked to Parasite Proteins,” bioRxiv (2022): https://doi.org/10.1101/2022.12.23.521666.

        One way they may minimize: A. Rodríguez-Nuevo et al., “Oocytes Maintain ROS-free Mitochondrial Metabolism by Suppressing Complex I,” Nature 607, no. 7920 (July 2022): 756–61,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2-04979-5.

        Alas, although there were isolated reports: G. Bjelakovic et al., “Mortality in Randomized Trials of Antioxidant Supplement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evention: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 297, no. 8 (2007): (February 28, 2007): 842–57, https://doi.org/10.1001/jama.297.8.842.

        But over the last ten to fifteen years: S. Hekimi, J. Lapointe, and Y. Wen, “Taking a ‘Good’ Look at Free Radicals in the Aging Process,” Trends in Cell Biology 21, no. 10 (October 2011): 569–76, https://doi.org/10.1016/j.tcb.2011.06.008. There are also first-rate discussions of the evidence in López-Otín et al., “Hallmarks of Aging,” 1194–217, and A. Bratic and N. G. Larsson, “The Role of Mitochondria in Aging,”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123, no. 3 (March 2013): 951–57, https://doi.org/10.1172/JCI64125.

        Studies with other animals: See the papers cited in Bratic and Larsson, “Role of Mitochondria,” 951–57.

        In fact, contrary to the report: V. I. Pérez et al., “The Overexpression of Major Antioxidant Enzymes Does Not Extend the Lifespan of Mice,” Aging Cell 8, no. 1 (February 2009): 73–75, https://doi.org/10.1111/j.1474-9726.2008.00449.x.

        Giving them a herbicide: W. Yang and S. Hekimi, “A Mitochondrial Superoxide Signal Triggers Increased Longevity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PLoS Biology 8, no. 12 (December 2010): e1000556,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bio.1000556.

        The naked mole rat lives: B. Andziak et al., “High Oxidative Damage Levels in the Longest-Living Rodent, the Naked Mole-Rat,” Aging Cell 5, no. 6 (December 2006): 463–71, https://doi.org/10.1111/j.1474-9726.2006.00237.x; F. Saldmann et al., “The Naked Mole Rat: A Unique Example of Positive Oxidative Stress,” Oxidative Medicine and Cellular Longevity 2019 (February 7, 2019): 4502819, https://doi.org/10.1155/2019/450281.9.

        This may be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called hormesis: V. Calabrese et al., “Hormesis, Cellular Stress Response and Vitagenes as Critical Determinants in Aging and Longevity,” Molecular Aspects of Medicine 32, nos. 4–6 (August–December 2011): 279–304, https://doi.org/10.1016/j.mam.2011.10.007.

        At the age of about sixty weeks: A. Trifunovic et al., “Premature Ageing in Mice Expressing Defective Mitochondrial DNA Polymerase,” Nature 429, no. 6990 (May 27, 2004): 417–23, https://doi.org/10.1038/nature02517. This and several other papers published the following year are reviewed in L. A. Loeb, D. C. Wallace, and G. M. Martin, “The Mitochondrial Theory of Ag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Damage and Somatic MtDNA Mut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2, no. 52 (December 19, 2005): 18769–70, https://doi.org/10.1073/pnas.0509776102.

        There are reports of a complicated interplay: E. F. Fang et al., “Nuclear DNA Damage Signalling to Mitochondria in Ageing,”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17, no. 5 (May 2016): 308–21, https://doi.org/10.1038/nrm.2016.14; R. H. Hämäläinen et al., “Defects in mtDNA Replication Challenge Nuclear Genome Stability Through Nucleotide Depletion and Provide a Unifying Mechanism for Mouse Progerias,” Nature Metabolism 1, no. 10 (October 2019): 958–65, https://doi.org/10.1038/s42255-019-0120-1.

        In these cases, clones: T. E. S. Kauppila, J. H. K. Kauppila, and N. G. Larsson, “Mammalian Mitochondria and Aging: An Update,” Cell Metabolism 25, no. 1 (January 10, 2017): 57–71, https://doi.org/10.1016/j.cmet.2016.09.017.

        The effect is most pronounced: N. Sun, R. J. Youle, and T. Finkel, “The Mitochondrial Basis of Aging,” Molecular Cell 61, no. 5 (March 3, 2016): 654–66, https://doi.org/10.1016/j.molcel.2016.01.028.

        One characteristic of aging: C. Franceschi et al., “Inflamm-aging.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Immunosenescenc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908, no. 1 (June 2000): 244–54, https://doi.org/10.1111/j.1749-6632.2000.tb06651.x.

        Some proteins can sense: N. P. Kandul et al., “Selective Removal of Deletion-Bearing Mitochondrial DNA in Heteroplasmic Drosophila,”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November 14, 2016): art. 13100,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3100.

        The inhibition of TOR: M. Morita et al., “mTORC1 Controls Mitochondrial Activity and Biogenesis Through 4E-BP-Dependent Translational Regulation,” Cell Metabolism 18, no. 5 (November 5, 2013): 698–711, https://doi.org/10.1016/j.cmet.2013.10.001.

        In studies, the increased mitochondrial activity: B. M. Zid et al., “4E-BP Extends Lifespan upon Dietary Restriction by Enhancing Mitochondrial Activity in Drosophila,” Cell 139, no. 1 (October 2, 2009): 149–60,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09.07.034.

        Besides TOR, other signals: C. Cantó and J. Auwerx, “PGC-1α, SIRT1 and AMPK, an Energy Sensing Network That Controls Energy Expenditure,” Current Opinion in Lipidology 20, no. 2 (April 2009): 98–105, https://doi.org/10.1097/mol.0b013e328328d0a4.

        Sometimes, though, this effort is futile: C. Cantó and J. Auwerx, “PGC-1α, SIRT1 and AMPK, an Energy Sensing Network That Controls Energy Expenditure,” Current Opinion in Lipidology 20, no. 2 (April 2009): 98–105, https://doi.org/10.1097/mol.0b013e328328d0a4.

        Physical activity turns on: See Sun, Youle, and Finkel, “Mitochondrial Basis of Aging,” 654–66; J. L. Steiner et al., “Exercise Training Increases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in the Brai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111, no. 4 (October 2011): 1066–71, https://doi.org/10.1152/japplphysiol.00343.2011.

        One way it spur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Z. Radak, H. Y. Chung, and S. Goto, “Exercise and Hormesis: Oxidative Stress-Related Adaptation for Successful Aging,” Biogerontology 6, no. 1 (2005): 71–75, https://doi.org/10.1007/s10522-004-7386-7.

        Of course, exercise does far more: G. C. Rowe, A. Safdar, and Z. Arany, “Running Forward: New Frontiers in Endurance Exercise Biology,” Circulation 129, no. 7 (February 18, 2014): 798–810, https://doi.org/10.1161/circulationaha.113.001590.

        But it is better repaired: J. B. Stewart and N. G. Larsson, “Keeping mtDNA in Shape Between Generations,” PLoS Genetics 10, no. 10 (October 9, 2014): e1004670,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gen.1004670.

        Nevertheless, selection is not perfect: Y. Bentov et al., “The Contribution of Mitochondrial Function to Reproductive Aging,” Journal of Assistive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 28, no. 9 (September 2011): 773–83, https://doi.org/10.1007/s10815-011-9588-7.

        10. Aches, Pains, and Vampire Blood

        These tumor suppressor genes: M. Serrano et al., “Oncogenic ras Provokes Premature Cell Senescence Associated with Accumulation of p53 and p16INK4a,” Cell 88, no. 5 (March 7, 1997): 593–602, https://doi.org/10.1016/s0092-8674(00)81902-9; M. Narita and S. W. Lowe, “Senescence Comes of Age,” Nature Medicine 11, no. 9 (September 2005): 920–22, https://doi.org/10.1038/nm0905-920.

        Senescent cells are often produced: M. Demaria et al., “An Essential Role for Senescent Cells in Optimal Wound Healing Through Secretion of PDGF-AA,” Developmental Cell 31, no. 6 (December 22, 2014): 722–33, https://doi.org/10.1016/j.devcel.2014.11.012; M. Serrano, “Senescence Helps Regeneration,” Developmental Cell 31, no. 6 (December 22, 2014): 671–72, https://doi.org/10.1016/j.devcel.2014.12.007.

        As damage to our DNA accumulates: These reviews offer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senescent cells’ role in aging: J. Campisi and F. d’Adda di Fagagna, “Cellular Senescence: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Cells,”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8, no. 9 (September 2007): 729–40, https://doi.org/10.1038/nrm2233; J. M. van Deursen, “The Role of Senescent Cells in Ageing,” Nature 509, no. 7501 (May 22, 2014): 439–4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3193; J. Gil, “Cellular Senescence Causes Ageing,”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20 (July 2019): 388, https://doi.org/10.1038/s41580-019-0128-0.

        They also lived: D. J. Baker et al., “Clearance of p16Ink4a-Positive Senescent Cells Delays Ageing-Associated Disorders,” Nature 479, no. 7372 (November 2, 2011): 232–3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0600; D. J. Baker et al., “Naturally Occurring p16(Ink4a)-Positive Cells Shorten Healthy Lifespan,” Nature 530, no. 7589 (February 11, 2016): 184–89,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6932; see also the commentary by E. Callaway, “Destroying Worn-out Cells Makes Mice Live Longer,” Nature (February 3, 201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016.19287.

        When researchers used an oral cocktail: M. Xu et al., “Senolytics Improve Physical Function and Increase Lifespan in Old Age,” Nature Medicine 24, no. 8 (August 2018): 1246–56,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18-0092-9.

        But this isn’t strictly true: Donavyn Coffey, “Does the Human Body Replace Itself Every 7 Years?,” Live Science, last modified July 22, 2022, https://www.livescience.com/33179-does-human-body-replace-cells-seven-years.html; P. Heinke et al., “Diploid Hepatocytes Drive Physiological Liver Renewal in Adult Humans,” Cell Systems 13, no. 6 (June 15, 2022): 499–507.e12, https://doi.org/10.1016/j.cels.2022.05.001; K. L. Spalding et al., “Dynamics of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in Adult Humans,” Cell 153, no. 6 (June 6, 2013): 1219–27,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3.05.002; A. Ernst et al., “Neurogenesis in the Striatum of the Adult Human Brain,” Cell 156, no. 5 (February 27, 2014): 1072–83,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4.01.044.

        This leads to immune system decline: For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stem cell depletion, see López-Otín et al., “Hallmarks of Aging,” 1194–217,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3.05.039.

        After six weeks, the mice: A. Ocampo et al., “In Vivo Amelioration of Age-Associated Hallmarks by Partial Reprogramming,” Cell 167, no. 7 (December 15, 2016): 1719–33.e12,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6.11.052.

        Not only did the animals: K. C. Browder et al., “In Vivo Partial Reprogramming Alters Age-Associated Molecular Changes During Physiological Aging in Mice,” Nature Aging 2, no. 3 (March 2022): 243–53, https://doi.org/10.1038/s43587-022-00183-2; D. Chondronasiou et al., “Multi-omic Rejuvenation of Naturally Aged Tissues by a Single Cycle of Transient Reprogramming,” Aging Cell 21, no. 3 (March 2022): e13578, https://doi.org/10.1111/acel.13578; D. Gill et al., “Multi-omic Rejuvenation of Human Cells by Maturation Phase Transient Reprogramming,” eLife 11 (April 8, 2022): e71624, https://doi.org/10.7554/eLife.71624.

        Their DNA methylation: Y. Lu et al., “Reprogramming to Recover Youthful Epigenetic Information and Restore Vision,” Nature 588, no. 7836 (December 2020): 124–29,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0-2975-4; see also the news item K. Servick, “Researchers Restore Lost Sight in Mice, Offering Clues to Reversing Aging,” Science online, last modified December 2, 202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f9827.

        These effects could be reversed: J.-H. Yang et al., “Loss of Epigenetic Information as a Cause of Mammalian Aging,” Cell 186, no. 2 (January 19, 2023),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22.12.027.

        He not only connected two rats: R. B. S. Harris, “Contribution Made by Parabiosi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Energy Balance Regulation,”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BBA)—Molecular Basis of Disease 1832, no. 9 (September 2013): 1449–55, https://doi.org/10.1016/j.bbadis.2013.02.021.

        “If two rats are not adjusted”: C. M. McCay, F. Pope, and W. Lunsford, “Experimental Prolongation of the Life Span,”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s 4, no. 2 (August 1956): 153–5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0021968156900157. Quoted in an overview of the field by M. Scudellari, “Ageing Research: Blood to Blood,” Nature 517, no. 7535 (January 22, 2015): 426–29, https://doi.org/10.1038/517426a.

        But for some reason: Scudellari, “Ageing Research,” 426–29.

        By the same criteria: M. J. Conboy, I. M. Conboy, and T. A. Rando, “Heterochronic Parabios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Studies of Aging and Longevity,” Aging Cell 12, no. 3 (June 2013): 525–30, https://doi.org/10.1111/acel.12065.

        He showed that old blood: S. A. Villeda et al., “The Ageing Systemic Milieu Negatively Regulates Neurogenesi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Nature 477, no. 7362 (August 31, 2011): 90–94,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0357; S. A. Villeda et al., “Young Blood Reverses Age-Related Impairments i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ynaptic Plasticity in Mice,” Nature Medicine 20, no. 6 (June 2014): 659–63, https://doi.org/10.1038/nm.3569.

        the Conboys and Rando pointed out: Conboy, Conboy, and Rando, “Heterochronic Parabiosis,” 525–30.

        that were not joined: J. Rebo et al, “A Single Heterochronic Blood Exchange Reveals Rapid Inhibition of Multiple Tissues by Old Blood,”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no. 1 (June 10, 2016): art. 13363,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3363.

        Such cautionary views: Rebecca Robbins, “Young-Blood Transfusions Are on the Menu at Society Gala,” Scientific American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2, 2018,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young-blood-transfusions-are-on-the-menu-at-society-gala/.

        Alarmed,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Scott Gottlieb, “Statement from FDA Commissioner Scott Gottlieb, M.D., and Director of FDA’s Center for Biologic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Peter Marks, M.D., Ph.D., Cautioning Consumers Against Receiving Young Donor Plasma Infusions That Are Promoted as Unproven Treatment for Varying Conditions,”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press release, February 19, 2019,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statement-fda-commissioner-scott-gottlieb-md-and-director-fdas-center-biologics-evaluation-and-0.

        “Our patients really want”: Emily Mullin, “Exclusive: Ambrosia, the Young Blood Transfusion Startup, Is Quietly Back in Business,” OneZero, last modified November 8, 2019, https://onezero.medium.com/exclusive-ambrosia-the-young-blood-transfusion-startup-is-quietly-back-in-business-ee2b7494b417.

        As for old blood, they zeroed in: J. M. Castellano et al., “Human Umbilical Cord Plasma Proteins Revitalize Hippocampal Function in Aged Mice,” Nature 544, no. 7651 (April 27, 2017): 488–92,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2067; H. Yousef et al., “Aged Blood Impairs Hippocampal Neural Precursor Activity and Activates Microglia Via Brain Endothelial Cell VCAM1,” Nature Medicine 25, no. 6 (June 2019): 988–1000,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19-0440-4.

        In a second study: F. S. Loffredo et al., “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1 Is a Circulating Factor That Reverses Age-Related Cardiac Hypertrophy,” Cell 153, no. 4 (May 9, 2013): 828–39, https://doi.org/10.1016/j.cell.2013.04.015; M. Sinha et al., “Restoring Systemic GDF11 Levels Reverses Age-Related Dysfunction in Mouse Skeletal Muscle,” Science 344, no. 6184 (May 9, 2014): 649–5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51152; L. Katsimpardi et al., “Vascular and Neurogenic Rejuvenation of the Aging Mouse Brain by Young Systemic Factors,” Science 344, no. 6184 (May 9, 2014): 630–34,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251141. These findings are described in a very accessible article by Carl Zimmer, “Young Blood May Hold Key to Reversing Aging,” New York Times online, May 4,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05/05/science/young-blood-may-hold-key-to-reversing-aging.html.

        Clearing those senescent cells: O. H. Jeon et al., “Systemic Induction of Senescence in Young Mice After Single Heterochronic Blood Exchange,” Nature Metabolism 4, no. 8 (August 2022): 995–1006, https://doi.org/10.1038/s42255-022-00609-6.

        It turns out that blood: A. M. Horowitz et al., “Blood Factors Transfer Beneficial Effects of Exercise on Neurogenesis and Cognition to the Aged Brain,” Science 369, no. 6500 (July 10, 2020): 167–7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w2622.

        Rando and Wyss-Coray: J. O. Brett et al., “Exercise Rejuvenates Quiescent Skeletal Muscle Stem Cells in Old Mice Through Restoration of Cyclin D1,” Nature Metabolism 2, no. 4 (April 2020): 307–17, https://doi.org/10.1038/s42255-020-0190-0.

        Although they both stimulated: M. T. Buckley et al., “Cell Type–Specific Aging Clocks to Quantify Aging and Rejuvenation in Regenerative Regions of the Brain,” Nature Aging 3 (January 2023): 121–3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3587-022-00335-4.

        He went to Resurgence Wellness, a Texas outfit: David Averre and Neirin Gray Desai, “Tech Billionaire, 45, Who Spends $2 Million a Year Trying to Reverse His Ageing Reveals Latest Gadget He Uses That Puts His Body Through the Equivalent of 20,000 Sit Ups in 30 Minutes,” Daily Mail (London) online, last modified April 5, 2023,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1942581/Tech-billionaire-45-spends-2million-year-trying-reverse-ageing-reveals-latest-gadget.html; Orianna Rosa Royle, “Tech Billionaire Who Spends $2 Million a Year to Look Young Is Now Swapping Blood with His 17-Year-Old Son and 70-Year-Old Father,” Fortune online, last modified May 23, 2023, https://fortune.com/2023/05/23/bryan-johnson-tech-ceo-spends-2-million-year-young-swapping-blood-17-year-old-son-talmage-70-father/; Alexa Mikhail, “Tech CEO Bryan Johnson admits he saw ‘no benefits’ after controversially injecting his son’s plasma into his body to reverse his biological age,” Fortune, July 8, 2023, https://fortune.com/well/2023/07/08/bryan-johnson-plasma-exchange-results-anti-aging/.

        11. Crackpots or Prophets?

        An entire field of biology: S. Bojic et al., “Winter Is Coming: The Future of Cryopreservation,” BMC Biology 19, no. 1 (March 24, 2021): 56, https://doi.org/10.1186/s12915-021-00976-8.

        The idea has been around a long time: Paul Vitello, “Robert C. W. Ettinger, a Proponent of Life After (Deep-Frozen) Death, Is Dead at 92,” New York Times online, July 29,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07/30/us/30ettinger.html; Associated Press, “Cryonics Pioneer Robert Ettinger Dies,” Guardian (US edition) online, last modified July 26,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1/jul/26/cryonics-pioneer-robert-ettinger-dies.

        One such proponent is Elon Musk: See “Elon Musk on Cryonics,” Elon Musk, interviewed by Zach Latta, YouTube video, 2:09, uploaded by Hack Club on May 4,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IjNKssXAc.

        “die on Mars”: Daniel Terdiman, “Elon Musk at SXSW: ‘I’d Like to Die on Mars, Just Not on Impact,’” CNET, last modified March 9, 2013, https://www.cnet.com/culture/elon-musk-at-sxsw-id-like-to-die-on-mars-just-not-on-impact/.

        It would be like trying to deduce the entire state of a country: See a particularly cutting article that deals with this and the general issue of cryonics by the neurobiologist Michael Hendrick, “The False Science of Cryonics,” MIT Technology Review, September 15, 2015,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5/09/15/109906/the-false-science-of-cryonics.

        What would be the point: Albert Cardon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January 12, 2023.

        She took the matter to court: Owen Bowcott and Amelia Hill, “14-Year-Old Girl Who Died of Cancer Wins Right to Be Cryogenically Frozen,” Guardian (US edition) online,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8,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6/nov/18/teenage-girls-wish-for-preservation-after-death-agreed-to-by-court.

        This elicited an outcry: Alexandra Topping and Hannah Devlin, “Top UK Scientist Calls for Restrictions on Marketing Cryonics,” Guardian (US edition) online,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8,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6/nov/18/top-uk-scientist-calls-for-restrictions-on-marketing-cryonics.

        In almost a mirror image: Tom Verducci,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Ted Williams?,” Sports Illustrated online, last modified August 18, 2003, https://vault.si.com/vault/2003/08/18/what-really-happened-to-ted-williams-a-year-after-the-jarring-news-that-the-splendid-splinter-was-being-frozen-in-a-cryonics-lab-new-details-including-a-decapitation-suggest-that-one-of-americas-greatest-heroes-may-never-rest-in.

        According to press reports: See sources cited 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eople_who_arranged_for_cryonics; when I wrote to Nick Bostrom, he replied, “It has been thus reported in the media. My general stance however has been not to comment on my funereal or other posthumous arrangements . . .”, email January 11, 2023.

        a San Francisco company called Nectome: Antonio Regalado, “A Startup Is Pitching a Mind-Uploading Service That Is ‘100 Percent Fatal,’” MIT Technology Review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13, 2018,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8/03/13/144721/a-startup-is-pitching-a-mind-uploading-service-that-is-100-percent-fatal/.

        In response, Robert McIntyre, the founder of Nectome said: Sharon Begley, “After Ghoulish Allegations, a Brain-Preservation Company Seeks Redemption,” Stat (online), January 30, 2019, https://www.statnews.com/2019/01/30/nectome-brain-preservation-redemption.

        He began his career: Evelyn Lamb, “Decades-Old Graph Problem Yields to Amateur Mathematician,” Quanta, last modified April 17, 2018,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decades-old-graph-problem-yields-to-amateur-mathematician-20180417/.

        He asserts that the first humans: Aubrey de Grey, “A Roadmap to End Aging,” TED Talk, July 2005, 22:35, https://www.ted.com/talks/aubrey_de_grey_a_roadmap_to_end_aging/.

        if we crack seven key problems: A. D. de Grey et al., “Time to Talk SENS: Critiquing the Immutability of Human Aging,”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959, no. 1 (April 2002): 452–62, discussion 463, https://doi.org/10.1111/j.1749–6632.2002.tb02115.x; A. D. de Grey, “The Foreseeability of Real Anti-Aging Medicine: Focusing the Debate,”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38, no. 9 (September 1, 2013): 927–34, https://doi.org/10.1016/s0531-5565(03)00155-4.

        In response to his claims: H. Warner et al., “Science Fact and the SENS Agenda: What Can We Reasonably Expect from Ageing Research,” EMBO Reports 6, no. 11 (November 2005): 1006–8, https://doi.org/10.1038/sj.embor.7400555.

        Other mainstream researchers: Estep et al., “Life Extension Pseudoscience and the SENS Plan,”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06, http://www2.technologyreview.com/sens/docs/estepetal.pdf; Sherwin Nuland, “Do You Want to Live Forever?,” MIT Technology Review online, last modified February 1, 2005,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05/02/01/231686/do-you-want-to-live-forever/.

        One of them, Richard Miller: Richard Miller, open letter to Aubrey de Grey, MIT Technology Review online, November 29, 2005,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05/11/29/274243/debating-immortality/.

        “There’s going to be much less difference”: Comments by Aubrey de Grey in The Immortalists, ibid.

        He denied the allegations: Analee Armstrong, “Anti-Aging Foundation SENS Fires de Grey After Allegations He Interfered with Investigation into His Conduct,” Fierce Biotech, last modified August 23, 2021, https://www.fiercebiotech.com/biotech/anti-aging-foundation-sens-turfs-de-grey-after-allegations-he-interfered-investigation-into.

        A company report: SENS Research Foundation, “Announcement from the SRF Board of Directors,” news release, March 23, 2022, https://www.sens.org/announcement-from-the-srf-board-of-directors/.

        De Grey, undaunted: “Meet the Team,” LEV Foundation online, accessed August 7, 2023, https://www.levf.org/team.

        For example, he has predicted: David Sinclair, quoted in Antonio Regalado, “How Scientists Want to Make You Young Again,” MIT Technology Review online, last modified October 25, 2022,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2/10/25/1061644/how-to-be-young-again/.

        Such statements: Catherine Elton, “Has Harvard’s David Sinclair Found the Fountain of Youth,” Boston online, last modified October 29, 2019, https://www.bostonmagazine.com/health/2019/10/29/david-sinclair/.

        I doubt whether: David Sinclair and Matthew LaPlante, Lifespan: Why We Age, and Why We Don’t Have To (New York: Atria Books, 2019). For a sharply critical review of the book, see C. A. Brenner, “A Science-Based Review of the World’s Best-Selling Book on Aging,”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104 (January 2023): art. 104825, https://doi.org/10.1016/j.archger.2022.104825.

        In an essay on LinkedIn: David Sinclair, “This Is Not an Advice Article,” LinkedIn, last modified June 25, 2018,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advice-article-david-sinclair.

        They would often make: As one of hundreds of examples, see this description of companies founded in response to findings on blood transfusions: Rebecca Robbins, “Young-Blood Transfusions Are on the Menu at Society Gala,” Scientific American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2, 2018,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young-blood-transfusions-are-on-the-menu-at-society-gala/.

        Even back in 2002: S. J. Olshansky, L. Hayflick, and B. A. Carnes, “Position Statement on Human Aging,”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57, no. 8 (August 1, 2002): B292–97, https://doi.org/10.1093/gerona/57.8.b292. A total of fifty-one gerontologists cosigned the statement, and the three lead authors also published a popular summary, “Essay: No Truth to the Fountain of Youth,” Scientific American 286, no. 6 (June 2002): 92–95, https://doi.org/10.1038/scientific american0602-92.

        California tech billionaires, especially: See, for example, Todd Friend, “Silicon Valley’s Quest to Live Forever,” New Yorker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27, 2017, https://www.newyorker.com/mag azine/2017/04/03/silicon-valleys-quest-to-live-forever; Anjana Ahuja, “Silicon Valley’s Billionaires Want to Hack the Ageing Process,” Financial Times online,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7,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24849908-ac4a-4a7d-b53c-847963ac1228; Anjana Ahuja, “Can We Defeat Death?,” Financial Times online, last modified October 29,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60d9271c-ae0a-4d44-8b11-956cd2e484a9.

        When they were young, they wanted to be rich: This paraphrases an idea expressed previously by Antonio Regalado, “Meet Altos Labs, Silicon Valley’s Latest Wild Bet on Living Forever,” MIT Technology Review online,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4, 2021,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9/04/1034364/altos-labs-silicon-valleys-jeff-bezos-milner-bet-living-forever/.

        Recently, he wrote a tract: Yuri Milner, Eureka Manifesto, available for downloading at https://yurimilnermanifesto.org/.

        When news of Altos Labs: Antonia Regalado, “Meet Altos Labs, Silicon Valley’s Latest Wild Bet on Living Forever,” MIT Technology Review online,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4, 2021,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9/04/1034364/altos-labs-silicon-valleys-jeff-bezos-milner-bet-living-forever/.

        Rick Klausner, its chief scientist: Hannah Kuchler, “Altos Labs Insists Mission Is to Improve Lives Not Cheat Death,” Financial Times online, last modified January 23,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f3bceaf2-0d2f-4ec7-b767-693bf01f9630.

        “Our goal is for everyone”: The author was present at the launch of the Cambridge campus of Altos Labs on June 22, 2022.

        “I went through a period”: Michael Hall, email message to the author, September 2, 2021.

        Other drugs aim to target: A more comprehensive list of strategies and drugs that are used to combat aging is found in Partridge, Fuentealba, and Kennedy, “Quest to Slow Ageing,” 513–32.

        Some of the biggest excitement: M. Eisenstein, “Rejuvenation by Controlled Reprogramming Is the Latest Gambit in Anti-Aging,” Nature Biotechnology 40, no. 2 (February 2022): 144–46, https://doi.org/10.1038/d41587-022-00002-4.

        “Despite intensive study”: Olshansky, Hayflick, and Carnes, “Position Statement,” B292–97.

        In addition to epigenetic changes: K. S. Kudryashova et al., “Aging Biomarkers: From Functional Tests to Multi-Omics Approaches,” Proteomics 20, nos. 5/6 (March 2020): art. E1900408, https://doi.org/10.1002/pmic.201900408; Buckley et al., “Cell Type–Specific Aging Clocks.”

        This goal was termed: Kudryashova et al., “Aging Biomarkers: From Functional Tests to Multi-Omics Approaches”; Buckley et al., “Cell Type–Specific Aging Clocks.”

        “forever remain quixotic”: A. D. de Grey, “The Foreseeability of Real Anti-Aging Medicine: Focusing the Debate,”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38, no. 9 (September 1, 2003): 927–34, https://doi.org/10.1016/s0531-5565(03)00155-4.

        If anything, data: “Health State Life Expectancies, UK: 2018 to 2020,”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UK)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4, 2022,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healthandsocialcare/healthandlifeexpectancies/bulletins/health statelifeexpectanciesuk/latest.

        A United Nations report: Jean-Marie Robine, “Aging Populations: We Are Living Longer Lives, But Are We Healthier?,”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online, September 2021,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file/653/download.

        A farmer was merrily riding: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Deacon’s Masterpiece or the Wonderful One-Hoss Shay, Cambridge, MA: Houghton, Mifflin, 1891. With illustrations by Howard Pyle. Reproduced in http://www.ibiblio.org/eldritch/owh/shay.html.

        Thomas Perls: Perls, email, November 27, 2021.

        This would argue in favor: S. L. Andersen et al., “Health Span Approximates Life Span Among Many Supercentenarians: Compression of Morbidity at the Approximate Limit of Life Span,”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67, no. 4 (April 2012): 395–405 (2012), https://doi.org/10.1093/gerona/glr223.

        Similarly, a variant of a gene: P. Sebastiani et al., “A Serum Protein Signature of APOE Genotypes in Centenarians,” Aging Cell 18, no. 6 (December 2019): e13023, https://doi.org/10.1111/acel.13023; B. N. Ostendorf et al., “Common Germline Variants of the Human APOE Gene Modulate Melanoma Progression and Survival,” Nature Medicine 26, no. 7 (July 2020): 1048–53,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0-0879-3; B. N. Ostendorf et al., “Common Human Genetic Variants of APOE Impact Murine COVID-19 Mortality,” Nature 611, no. 7935 (November 2022): 346–51,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2-05344-2.

        12. Should We Live Forever?

        The share of older peopl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Summary of Result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22),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site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files/wpp2022_summary_of_results.pdf.

        In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 terms: David E. Boom and Leo M. Zucker, “Aging Is the Real Population Bomb,” Finance & Development online, June 2022, 58–6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fandd/issues/Series/Analytical-Series/aging-is-the-real-population-bomb-bloom-zucker.

        The poor not only live: Veena Raleigh, “What Is Happening to Life Expectancy in England?,” King’s Fund online, last modified August 10, 2022, https://www.kingsfund.org.uk/publications/whats-happening-life-expectancy-england.

        Things are even worse in the United States: R. Chetty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 315, no. 16 (April 26, 2016): 1750–66,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6.4226.

        Advances in medicine: V. J. Dzau and C. A. Balatbat, “Health and Societal Implications of Medical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10, no. 463 (October 17, 2018): eaau4778, https://doi.org/10.1126/scitranslmed.aau4778; D. Weiss et al.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ealth: A Scoping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LoS One 13, no. 4 (April 3, 2018): e0195447 (2018),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95447; Fiona McMillan, “Medical Advances Can Exacerbate Inequality,” Cosmos online, last modified October 21, 2018, https://cosmosmagazine.com/people/medical-advances-can-exacerbate-inequality/.

        This is because fertility: D. R. Gwatkin and S. K. Brandel, “Life Expectanc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Third World,” Scientific American 246, no. 5 (May 1982): 57–65, https://doi.org/10.1038/scientificamerican0582-57.

        Elon Musk believes: Tweet by Elon Musk, August 26, 2022, https://twitter.com/elonmusk/status/1563020169160851456.

        Nevertheless, as people live longer: J. R. Goldstein and W. Schlag, “Longer Life and Population Growth,”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5, no. 4 (December 1999): 741–47, https://doi.org/10.1111/j.1728-4457.1999.00741.x.

        Large percentages of people: Paul Root Wolpe, quoted in Jenny Kleeman, “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 Big Tech and the Quest for Eternal Youth,” New Statesman online, last modified October 13, 2021, https://www.newstatesman.com/long-reads/2022/12/live-forever-big-tech-search-quest-eternal-youth-long-read.

        In 2023: Angelique Chrisafis, “More Than 1.2 Million March in France over Plan to Raise Pension Age to 64,” Guardian (US edition) online, last modified March 7, 2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mar/07/nationwide-strikes-in-france-over-plan-to-raise-pension-age-to-64.

        Reacting to the French protests: Annie Lowrey, “The Problem with the Retirement Age Is That It’s Too High,” Atlantic online, last modified April 15, 2023,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3/04/social-security-benefits-france-pension-protests/673733/.

        However, at a Hay Literary Festival event: Interview on Channel 4 (UK), May 27, 2005.

        Ishiguro posited a theory: Kazuo Ishiguro, email to the author, August 6, 2021.

        Most studies say our general cognitive abilities: T. A. Salthouse, “When Does Age-Related Cognitive Decline Begin?,” Neurobiology of Aging 30, no. 4 (April 2009): 507–14, https://doi.org/10.1016/j.neurobiolaging.2008.09.023; L. G. Nilsson et al., “Challenging the Notion of an Early-Onset of Cognitive Decline,” Neurobiology of Aging 30, no. 4 (April 2009): 521–24, discussion 530, https://doi.org/10.1016/j.neurobiolaging.2008.11.013; T. Hedden and J. D. Gabrieli, “Insights into the Ageing Mind: A View from Cognitive Neuroscienc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5, no. 2 (February 2004): 87–96, https://doi.org/10.1038/nrn1323.

        The one category: A. Singh-Manoux et al., “Timing of Onset of Cognitive Decline: Results from Whitehall II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MJ 344, no. 7840 (January 5, 2012): d7622, https://doi.org/10.1136/bmj.d7622.

        The latter declines steadily: D. Murman, “The Impact of Age on Cognition,” Seminars in Hearing 36, no. 3 (2015): 111–21, https://doi.org/10.1055/s-0035-1555115.

        This is partly because: Household total wealth in Great Britain: April 2018 to March 2020, 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January 7, 2022,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per sonalandhouseholdfinances/incomeandwealth/bulletins/totalwealth ingreatbritain/april2018tomarch2020; Donald Hays and Briana Sullivan, The Wealth of Households:2020,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August 2022, https://www.census.gov/content/dam/Census/library/publications/2022/demo/p70br-181.pdf.

        By contrast, the vast majority: D. Murman, “The Impact of Age on Cognition,” Seminars in Hearing 36, no. 3 (2015): 111–21, https://doi.org/10.1055/s-0035-1555115.

        “at the peak of their careers”: “Tom Williams, “Oxford Professors ‘Forced to Retire’ Win Tribunal Cas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March 17, 2023,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oxford-professors-forced-retire-win-tribunal-case.

        “I had been telling”: P. B. Moore, “Neutrons, Magnets, and Photons: A Career in Structural Biology,”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7, no. 2 (January 2012): 805–18, https://doi.org/10.1074/jbc.X111.324509.

        The other concluded: V. Skirbekk, “Age and Individual Productivity: A Literature Survey” (MPIDR working paper WP 2003–028,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Rostock, Ger., August 2003), https://www.demogr.mpg.de/papers/working/wp-2003-028.pdf; C. A. Viviani. et al. “Productivity in Older Versus Younger Worker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Work 68, no. 3 (2021): 577–618, https://doi.org/10.3233/WOR-203396.o.

        There is a lot of evidence: P. A. Boyle et al., “Effect of a Purpose in Life on Risk of Incident Alzheimer Disease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Person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7, no. 3 (March 2010): 304–10, https://doi.org/10.1001/archgenpsychiatry.2009.208; R. Cohen, C. Bavishi, and A. Rozanski, “Purpose in Lif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All-Cause Mortality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A Meta-Analysi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78, no. 2 (February/March 2016): 122–33, https://doi.org/10.1097/PSY.0000000000000274.

        Social isolation and loneliness: A. Steptoe et al., “Social Isolation, Loneliness, and All-Cause Mortality in Older Men and Wome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0, no. 15 (March 25, 2013): 5797–801, https://doi.org/10.1073/pnas.1219686110; J. Holt-Lunstad et al., “Lonelin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as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A Meta-Analytic Review,”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no. 2 (March 2015): 227–37,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4568352.

        Arieff believes: Allison Arieff, “Life Is Short. That’s the Point,” New York Times online, August 1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18/opinion/life-is-short-thats-the-point.html.

        The clear-eyed view: Report: Living to 120 and Beyond: Americans’ Views on Aging, Medical Advances and Radical Life Extension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6, 2013),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13/08/06/living-to-120-and-beyond-americans-views-on-aging-medical-advances-and-radical-life-extens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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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李立众：绑架行为的构造研究

        绑架行为的构造问题，是指作为绑架罪实行行为的绑架行为，涉及几方人员关系、由几个部分（环节）组成的问题，具体包括三个问题：第一，根据法条规定，有三种情形可以构成绑架罪，由此产生绑架行为只有一种行为类型，还是有数种不同行为类型的问题。这是关乎绑架罪是否存在统一行为构造的前提性问题。第二，在“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勒索对象是谁，由此产生是否只有向第三人勒索财物才能构成绑架罪的问题。对此，存在三方关系说与两方关系说的争论。第三，“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意味着行为人绑架他人之后，会向勒索对象提出勒索要求，因此产生勒赎行为是否为绑架行为有机组成部分的问题。对此，存在单一行为说与复合行为说的持续争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一、绑架行为的构造前提：几种类型之争

        （一）问题所在

        根据《刑法》第239条的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或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构成绑架罪。据此，有人认为，绑架罪包括勒索型绑架、人质型绑架与偷盗型绑架三种类型。但问题在于，这三种绑架情形属于不同的行为类型，还是实为同一行为类型？这是讨论绑架行为构造的前提性问题，因为如果这些绑架类型相异，绑架行为的统一构造就是一个伪问题。

        早在1997年刑法颁布之初，关于《刑法》第239条的罪名，就存在“绑架罪”一罪名说、“绑架勒索罪”“绑架人质罪”二罪名说与“绑架勒索罪”“绑架人质罪”“偷盗婴幼儿罪”三罪名说之争。罪名之争的背后，是绑架行为的类型之争。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将该条罪名确定为“绑架罪”一个罪名，终结了该条罪名个数之争。但是，这并未解决（甚至掩盖了）绑架罪是否存在不同行为类型的问题。原因在于，即使该条只有绑架罪一个罪名，也并不意味着绑架行为的类型相同，不能排除“绑架罪”罪名是概括罪名的可能。绑架罪罪名是单一罪名还是概括罪名，这是学界并未留意过的问题。在概括罪名中，并无统一的行为构造，如在《刑法》第293条中，寻衅滋事罪是概括罪名，存在随意殴打他人型等四种不同的行为类型，故寻衅滋事行为就不存在统一的构造。因而，即使《刑法》第239条仅有绑架罪一个罪名，在尚未明确该罪名是单一罪名还是概括罪名之前，无法明确绑架行为是否存在不同行为类型。

        在比较法上，绑架行为的类型问题并不简单。例如，日本刑法关于绑架犯罪的规定极为复杂，与赎金相关的绑架犯罪被规定在《日本刑法典》中，其他类型的绑架犯罪则被规定在单行刑法中。具体而言：（1）对于与赎金相关的绑架犯罪，《日本刑法典》第225条之二等条款规定了勒索赎金目的拐取罪与要求赎金罪等犯罪。该条第1款勒索赎金目的拐取罪，处罚的是以交付财物为目的的略取、诱拐行为，预备与未遂行为均受处罚；第2款要求赎金罪，处罚的是拐取犯人让他人交付财物或者要求交付财物的行为，不处罚未遂行为。第1款勒索赎金目的拐取罪是目的犯，只要行为人出于获得赎金的目的，略取或者诱拐了他人，即构成本罪既遂，行为人放弃勒索赎金的行为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而第2款要求赎金罪具有结合犯的性质，由行为主体的略取、诱拐他人的行为与属于行为方式的要求、取得赎金的行为结合而成，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实施了要求或者取得赎金的行为。（2）对于非赎金型的绑架犯罪，1978年日本《有关处罚人质强要等行为的法律》第1条等条文规定了人质强要罪等犯罪。与中国刑法不同，日本刑法中与赎金相关的绑架犯罪，无论法定最低刑还是法定最高刑，均显著高于非赎金型的人质强要罪。从处罚的重点、构成要件的要求以及法定刑的轻重方面可见，在日本刑法中，绑架犯罪存在数种不同的行为类型。

        从日本刑法反观中国刑法，即使《刑法》第239条只有“绑架罪”一个罪名，也需要研究该条到底规定了几种绑架行为的类型。

        （二）本文见解

        本文认为，在《刑法》第239条中，三种绑架情形的本质相同，均属于以向他人提出非法要求为目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因而，我国刑法中只有一种绑架行为类型。

        1.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不是独立的行为类型

        一方面，就《刑法》第239条第3款“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而言，偷盗的实质是对婴幼儿建立起实力支配关系，以便行为人以婴幼儿为筹码向第三人勒索财物，因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在本质上就是该条第1款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另一方面，就第1款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而言，绑架的对象不限，“他人”包括婴幼儿在内，同时，刑法也未明文限定绑架手段，偷盗行为同样能对婴幼儿建立起实力支配关系，故“偷盗”当然可以成为绑架的手段。所以，第1款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其实就已包含了第3款“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内容。换言之，“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乃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情形之一。因此，即使没有第3款的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也构成绑架罪。既然第3款并未改变第1款的构成要件，其在性质上是注意规定，则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行为，自然就不是一种独立的绑架行为类型。

        2.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也不是独立的行为类型

        在《刑法》第239条中，“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与“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表述确实不同，前者是目的犯的表述，后者则是纯客观的表述。这是否意味着二者在本质上是彼此有别的行为类型？如果二者是不同的行为类型，绑架行为是单一行为还是复合行为，就可能需要视行为类型而定。

        在绑架手段、对象方面，“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与“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应当并无不同。如果认为二者的行为类型有别，必定是绑架行为的组成部分不同，或者说立法者的关注点不同。对此，在理论上存在如下两种可能性：（1）像《日本刑法典》第225条之二第1款、第2款那样，主张“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处罚的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所实施的绑架行为（单一行为），只要出于该目的完成了绑架行为，即属于绑架既遂。而“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处罚的则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向他人提出非法要求的行为（复合行为），行为人需要实施了这两个行为，才构成绑架既遂。有学者讨论过这一可能性，得出了否定结论。（2）或者主张，“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虽是目的犯，但处罚的是复合行为，而“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处罚的则是单一行为。学界就有人如此主张，认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是复合行为，具体包括绑架行为与勒索赎金行为，而“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则是行为人为满足其他不法要求控制他人作为人质的单一行为。但该主张能否成立，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认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与“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是列举与概括的关系，属于同一行为类型，不存在其中一者为单一行为、一者为复合行为的可能性。

        第一，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一样，“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也是目的犯。如同“盗窃”暗含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一样，“人质”一词同样暗含行为人必须具有特定目的。“人质”是指“一方扣留或劫持的对方的人，用来迫使对方履行诺言或接受某些条件”。从“人质”的含义出发，“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自然意味着行为人具有向他人提出非法要求的特定目的。如果行为人没有向他人提出非法要求的特定目的，即使“绑架”了他人，也不属于“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如行为人以出卖目的，采用麻醉方法绑架妇女的，不能称之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抛开客观表述的外表，“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也是（不成文的）目的犯。因而，在“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与“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之中，不存在一者是单一行为、一者是复合行为的可能性。

        第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情形之一。首先，二者的表述可以相互转换。一方面，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之时，被绑架的人就已成为“人质”，故可将此情形表述为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另一方面，绑架的目的是多样的，勒索财物的目的仅是绑架目的之一而不是全部。“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时，若行为人的具体目的是勒索他人财物，则可将“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表述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这种相互的可转化性，意味着二者是同一行为类型。其次，“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常见情形，二者不具有并列地位。就事实而论，行为人绑架人质的目的，绝大多数是为了勒索赎金。于是，立法者采用“列举常见情形+概括行为实质”的立法方式，在法条中首先列举绑架犯罪的常见情形“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然后概括本罪的实质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因此，“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实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常见情形，不是一种独立的绑架类型。

        第三，立法沿革能够证明绑架犯罪只有“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这一种行为类型。对于绑架罪，在1997年刑法通过的前夕，1996年8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分则修改草稿》以及1996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草案）》均规定：“绑架他人的，处……”。可见，当初构思绑架罪立法时，立法者仅设计了一种绑架行为类型。虽然正式通过的条文在表述上有所变化，但这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而不是立法本意有所改变。为了避免人们混淆绑架犯罪中的绑架行为与拐卖犯罪中的绑架行为，立法者于是将上述草案中的“绑架他人”修改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这一修改仅是形式化的文字润色，因为在绑架犯罪中，行为人绑架他人之时，被绑架的人就是人质，故可将“绑架他人”表述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同时，立法者列举了“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常见情形——“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可见，与1996年草案相比，《刑法》第239条的条文表述虽有不同，但并未改变绑架罪只有一种行为类型的立法本意。

        二、人员的构造：几方关系之争

        （一）问题所在

        成立绑架罪，要求存在几方人员，这就是绑架行为的人员构造问题。《刑法》第239条既未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时，行为人向谁勒索财物，也未规定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时，行为人向谁提出非法要求。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绑架罪中，被绑架人与被勒赎对象是否必须是不同的人？如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劫持被害人之后，直接向被害人勒索财物的，该行为能否构成绑架罪？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构成绑架罪，行为人只能向被害人（人质）以外的第三人提出勒索财物等非法要求。这意味着仅在行为人、被害人（人质）与第三人的三方关系的场合，才能成立绑架罪（以下简称“三方关系说”）。据此，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实力支配被害人之后，仅向被害人勒索财物的，该行为不构成绑架罪（构成抢劫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方关系不是绑架罪的必备前提，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两方关系的场合也能成立绑架罪（以下简称“两方关系说”）。据此，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劫持被害人之后，直接向被害人勒索财物的，该行为构成绑架罪。两方关系说不是对三方关系说的直接否定，其同样赞成在三方关系的场合成立绑架罪，但其主张仅存两方关系时也有成立绑架罪的余地。该见解能否成立，需要认真研究。

        （二）实务情况

        关于如何看待绑架行为的人员构造问题，司法实务意见不一。如被告人杨保营等人将田某劫持至一旅馆内非法拘禁，向其索要钱物，两日后将田某挟持回其住处，从田某存折中支取现金5000元后将其释放。对此，检察院以绑架罪起诉，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构成绑架罪，二审法院则认定被告人构成抢劫罪。显然，检察院与一审法院采用的是两方关系说，故在实力支配被害人之后，仅向被害人提出勒索要求的，被告人也能构成绑架罪。而二审法院采用的是三方关系说，本案中被告人并未向第三人提出勒索要求，故被告人不能构成绑架罪，而是构成抢劫罪。2005年第2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选中该案二审判决，明确指出“杨保营等三人向被害人田茂云暴力劫取财产的行为并没有涉及其他的人，其行为特征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行为是不同的，不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并将该案裁判要旨归纳为“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人以殴打、捆绑、禁闭为手段非法拘禁被害人，并迫使被害人直接交出现金的行为，应按抢劫罪论处”。如果公报案例能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就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采用的是三方关系说。这一观点后来写进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领导主编的《刑事审判实务教程》，该书明确指出绑架罪是将被绑架人作为人质向第三人索取财物的犯罪。

        三方关系说在实务中曾一度被采纳。例如，被告人李秀伯、吴仕桥预谋抢劫卖淫女，二人以欺诈手段将卖淫女赵某、孙某骗至宾馆房间，将二女捆绑，以弹簧刀相威胁，让赵某、孙某编造理由，分别打电话向他人筹款4000元。三日后公安人员至宾馆将两被告人抓获，被害人被解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秀伯、吴仕桥犯绑架罪起诉，但法院判决二被告人构成抢劫罪。检察院显然采用的是两方关系说，得出行为人构成绑架罪的结论。与此不同，法院则持三方关系说，作出了行为人构成抢劫罪的判决。该案主审法官认为，绑架罪是侵犯第三人自决权的犯罪，绑架勒索的对象只能是对被绑架人安危担忧的第三人。

        然而，刘强等人劫持张某索要财物一案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转向两方关系说。被告人刘强等人暴力劫持某公司董事长张某，向其索要钱财，张某被迫答应4个月内交出1亿元。为让张某乖乖交钱，刘强等人胁迫张某杀害无辜第三人，在张某杀人时拍摄其杀人录像后，将其释放，指望张某限期交钱。本案中不存在被勒索的第三人，根据三方关系说，被告人不能构成绑架罪，对此应以抢劫罪定罪。然而，对于被告人劫持张某向其索要钱财的行为，检察院以绑架罪起诉，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刘强等人成立绑架罪。最高人民法院对刘强等人进行死刑复核时，也维持了刘强等人成立绑架罪的结论。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两方关系说，从而得出结论：在实力支配被害人之后，行为人直接向被害人勒索财物的，构成绑架罪。

        与杨保营等人抢劫案相比，刘强等人劫持张某索要财物案中的暴力程度确实更高，但两案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均为劫持被害人之后向其索要财物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杨保营案采用三方关系说，对刘强案采用两方关系说，以致对两案的定性不同，前后显然缺乏逻辑一贯性。

        （三）理论动向

        与实务倾向不同，三方关系说向来都是理论上的通说。第一，作为绑架罪的前身，围绕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下文简称1991年《严惩拐卖、绑架犯罪决定》）第2条第3款规定的绑架勒索罪，当时的学界认为，绑架勒索行为中的勒索，是将被绑架者以杀死、伤害或继续扣押为威胁，来强迫第三方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付一定的财物，来赎取人质。从该罪的特点看，被绑架者与被勒索者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被勒索的人只能是人质以外的人。如果行为人绑架他人是为了直接向被绑架人索取财物，则不构成绑架勒索罪，而构成抢劫罪。

        第二，围绕1997年《刑法》第239条，学界仍旧认为，绑架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被绑架人近亲或其他人对被绑架人安危的忧虑，而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劫持或以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绑架他人是为了直接向被绑架人索取财物，不构成绑架罪，而是构成抢劫罪。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别之一是，抢劫罪是当场强行劫取被害人的财物，而绑架罪是将人掳走限制其自由后，威胁被害人家属或有关人员，迫使其交付财物。

        第三，近来，学界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三方关系说：绑架罪是“三角”互动结构，以存在绑匪、人质、第三人的三方关系为前提，被勒索、被要挟的人只能是被绑架者以外的第三人。

        学界主张三方关系说的理由在于：其一，是文义解释的当然结论。所谓“作为人质”，“是指作为交换条件，即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控制人质后，以对人质的安危作为交换条件，向第三人发出了要挟令。否则无从谈起作为人质。”换言之，仅当行为人意图将被害人作为迫使第三人就范的筹码时，被害人才属于《刑法》第239条中的“人质”，因而，绑架罪必然是涉及三方关系的犯罪。其二，是区分绑架罪与抢劫罪的需要。行为人以取财为目的，实力支配被害人之后，向被害人索要财物的，采用三方关系说可以快速区分犯罪：“行为人是直接向被绑架人索要财物，还是向被绑架人之外的第三人索要财物，是区分绑架罪和抢劫罪的关键。”

        不过，随着上述刘强等人劫持张某索要财物一案判决的出台，有论者开始质疑作为理论通说的三方关系说，提倡两方关系说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一，《刑法》第239条只是陈述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和“绑架他人”这两项要件，无法据此得出勒索对象必须是被绑架人之外的第三人的结论。第二，就含义而言，绑架是指对被害人的身体在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进行稳定性的实力支配，其本质是使被害人成为刀俎上的鱼肉、掌控于绑匪手心的筹码，故控制被害人之后，向被害人索要财物的行为，完全符合绑架的文义与本质。第三，不要求绑架罪必须存在三方构造，不会造成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混乱：在向被害人索要财物的场合，如果行为人已经对被害人形成稳定的实力支配态势，将被害人操控于掌心，进而意图利用这种态势最终获取被害人的财物的，成立绑架罪；尚未形成稳定的实力支配态势的，构成抢劫罪。顺着两方关系说，男性采用暴力劫持陌生女性，控制女性的人身自由后，强行要求与其建立恋爱关系，如果女性拒绝就对其进一步施暴的，近来也有论者主张该行为成立绑架罪。

        在理论上提倡两方关系说，也有比较法上的背景。就全球来看，绑架罪未必限于三方关系。例如，对于国际刑法中的劫持人质罪，《国际刑法典及国际刑事法庭法草案》将该罪条文设计为：“任何人为了下列目的违背他人意志故意和非法地加以劫持或扣押即构成劫持人质罪：（1）为了从该人或另一人、国家、国际组织、按国家法律成立的法人团体获得情报或财产；（2）为了威胁、诋毁、羞辱该人或另一人……。”据此，实力支配被害人之后，要求被害人满足行为人某种要求的，构成绑架罪（劫持人质罪）。再如，在德国刑法中，掳人勒赎罪“原本规定仅限于该罪行所特有的三角关系”，即行为人必须是以实力控制被害人并且意图利用他人对被害人安危的忧虑进行敲诈勒索或者提出其他非法要求，才能成立绑架罪。然而，1989年，针对“恐怖主义暴力犯罪的典型表现形式”，德国修订了绑架罪条文，修订后的第239a条掳人勒赎罪第1项规定：“意图勒赎（第253条），以掳人或将他人置于自己实力支配下之方式，使被掳人或第三人担忧被掳人安危，而对其勒赎，或行为人利用因其所生之上述情状勒赎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由此，绑架罪的适用范围扩张到了行为人与被害人两人的场合，即行为人意图利用被害人对自身安危的忧虑，强制被害人自己交付财物的，也成立绑架罪。再如，根据我国《澳门刑法典》分则“侵犯人身自由罪”第154条绑架罪规定，绑架被害人后逼迫其交出财物的，构成绑架罪。

        既然在比较法上，两方关系的场合也能成立绑架罪，那么，面对三方关系说遭受质疑的局面，中国刑法理论应当何去何从？

        （四）应然选择

        1.立法沿革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后，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案件几乎绝迹，故1979年《刑法》并无绑架犯罪的相关规定。但20世纪80年代，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案件开始死灰复燃，不断增加。当时，围绕绑架勒索罪行应当如何定性的问题，有的主张定敲诈勒索罪，以“情节严重”处刑；有的认为，应以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有的则主张按抢劫罪中的“情节严重”处罚。对此，1990年2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当前以人质勒索他人巨额财物案件如何定罪处罚问题的函》主张，对于以人质勒索他人巨额财物案件，可以按照抢劫罪论处。为稳妥起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此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意见。1990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以人质勒索他人巨额财物案件如何定罪处罚问题的复函》回复如下：“关于以人质勒索他人巨额财物案件如何定罪处罚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即对于掳人勒赎（以人质勒索他人巨额财物）案件，在刑法未作修改以前，可以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问题是，对于1979年《刑法》而言，劫持人质勒索他人的行为原本就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因而可按抢劫罪定罪处罚，还是该行为原本并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通过类推适用抢劫罪定罪处罚？对此，当时的多数意见是：“抢劫是即时犯，是当时、当场使用暴力从财物所有人身上或面前劫走财物。而‘绑票’则是继续犯，行为人在绑架人质后，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在另外的地方从人质的亲属或利害关系人那里强索到财物。这中间，时间有延续，场所有变更，不同于抢劫的当时、当场的犯罪特征。”这一意见认为，在取财的对象（从被害人处取财还是从第三人处取财）与取财的时间（是当场取财还是事后取财）上，绑架勒索行为与抢劫行为存在明显不同。当时的立法人员同样认为，“抢劫罪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在犯罪构成上具有明显的不同。最主要的区别是绑架罪是将人掳走，限制其自由，并以杀害、重伤被害人，威胁被害人家属，迫使其交付赎金；抢劫罪则是犯罪分子对被害人当场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或抢走被害人的财物，既不掳走被害人，也不威胁其家属。二者的社会危害程度也不同。如果对为勒索财物的绑架按抢劫罪的规定处罚，失之于轻，不利于打击绑架犯罪。”

        可见，对于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行为以抢劫罪论处，是类推适用的结果。1979年《刑法》允许类推适用，对绑架勒索行为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符合当时的刑法规定。但是，如果想要贯彻罪刑法定原则，针对绑架勒索行为就有必要制定专门的罪刑规范。为此，1991年《严惩拐卖、绑架犯罪决定》第2条第3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参与制定《严惩拐卖、绑架犯罪决定》的立法人员对此的解读是：“本罪既侵犯被绑架者本人，也侵犯被绑架者的家属或所属组织”，“本罪的犯罪分子并不直接从被绑架人手中获取财物，而是向其亲友所在组织索取财物，取财手段是间接的”。可见，立法人员认为绑架勒索罪是三方关系的犯罪。

        对于1997年《刑法》第239条，立法人员的解读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强行掳走他人，以此向被害人亲友索取钱物的行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是指“出于其他目的，如出于政治性目的、为了逃避追捕或者要求司法机关释放罪犯等，劫持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从立法解读可以看出，立法机关是以三方关系为原型来设立绑架犯罪条文的。如此设计绑架犯罪是合理的，因为对于两方关系的案件，以抢劫罪定罪即可。即使少数劫持被害人后向被害人索要财物的案件，其危害性不一定就轻于绑架犯罪，但因抢劫罪的法定刑幅度较大，对此完全可以通过合理量刑来实现罪刑均衡，故没有必要将绑架罪扩大适用至两方关系的案件中。

        2.规范根据的支持

        从教义学的角度出发，存在规范根据的学说才是值得支持的学说。因此，在两方关系说与三方关系说之中，何者存在规范上的根据，是二者对决的主战场。在这方面，三方关系说至少存在三条规范根据：

        第一，《刑法》第239条第1款“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中的“人质”一词，支持三方关系说。在古代汉语中，“质”有以财物或者人员作抵押的意思，将“人”与“质”相结合，就形成了“人质”的概念。春秋时期，各国为了彰显诚信，多交换王子以为质。这种做法不仅发生在诸侯之间，甚至周王室也发生过“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的事情。在我国，“一直到17世纪中叶，为了保证而使用人质，就形成一种制度，一直存在着。从《左传》……到1637年与1645年间朝鲜的人质送给满洲统治者，无数互换人质或让与人质的实例均可为证”。这种源远流长的人质文化，给与绑架相关的汉语词汇留下了深深烙印：（1）在仅涉及匪徒与被匪徒控制的人两方的场合，被匪徒控制的人在语言学上只能被称为“被害人”，不能被称为“人质”；只有在匪徒意图通过控制被害人向第三人提出某种要求的场合，该被害人才能被称为“人质”。进而，匪徒向被其控制的人索要财物未成而杀害该人的，在语言学上不能表述为杀害“人质”，只能称为杀害“被害人”。仅在匪徒向第三人索要财物未成，而杀害被匪徒控制的人的场合，才能将此表述为杀害“人质”。（2）匪徒控制他人后，向该人索要财物，对于该人所交出的财物，人们不会将此称为“赎金”。只有第三人出于对被害人安全的担忧，而向匪徒交付的财物，才会被称为“赎金”。（3）匪徒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劫持他人后，如果仅是意图向该人索取财物，未向第三人索取财物的，此时人们不会认为该人属于“绑票”。匪徒向该人索取财物，因遭到拒绝而被匪徒杀死的，人们不会将此称为“撕票”或者杀害“人质”。可见，《刑法》第239条第1款中的“人质”一词，足以否定两方关系说。

        因此，不能因为有些国家或者地区的立法采用了两方关系说，就在我国提倡两方关系说。一方面，也有一些国家的绑架罪立法明文采用了三方关系说。如《日本刑法典》第225条之二第1款明文规定，只有“利用近亲者或者其他人对被略取者或者被诱拐者安危的忧虑”的，才成立掳人勒赎罪。既然在比较法上，既有两方关系说的立法例，也有三方关系说的立法例，存在比较法上的根据就不构成我国应当采用两方关系说的理由。另一方面，中国刑法能否采用比较法上的结论以及采取哪一结论，归根到底取决于该结论是否符合中国的文化与中国刑法典规定。对于个人非法扣留人质以索取财物等行为，我国古代刑法专门规定了“持质罪”。《唐律·贼盗》规定：“诸有所规避，而执持人为质者，皆斩。”疏议曰：“有人或欲规财，或欲避罪，执持人为质。规财者求赎，避罪者防格。不限规避轻重，持质者皆合斩坐。”该规定相当于现代刑法中的掳人勒赎型绑架罪。疏议中“规财者求赎”的规定，足以表明绑架犯是向人质之外的第三人索取财物。既然三方关系说符合中国文化、符合中国刑法规定，对此加以否定就是不合适的。

        第二，《刑法》第239条第3款“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规定，同样支持三方关系说。婴幼儿通常没有什么随身财物，即使有随身财物，也没有必要采用绑架的方式取得这些财物。此外，由于年龄的缘故，婴幼儿也不能领会自己作为被害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当行为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时，其只有向婴幼儿的近亲属等第三人索取财物，才能实现勒索财物的目的。可见，该款规定同样印证了三方关系说。对此，两方关系说可能提出反驳：该款仅是对偷盗婴幼儿构成绑架罪所作的特别规定，不能进行普遍推广。然而，一方面，不论两方关系说如何反驳，都改变不了该款规定支持三方关系说的事实。另一方面，三方关系说并不缺乏规范根据，缺乏规范根据的恰恰是两方关系说。两方关系说要证明其合理性，单纯批评三方关系说是不够的，其必须努力提供令人信服的规范根据，但其至今未能提供任何规范根据。

        第三，联合国《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1条第1款的规定，同样支持三方关系说。立法人员明确指出，增加“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规定，“是考虑到国际上《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和我国同劫持人质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增加的。”1979年联合国《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第1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如劫持或扣押并以杀死、伤害或继续扣押另一个人（以下称‘人质’）为威胁，以强迫第三方，即某个国家、某个国际政府间组织、某个自然人或法人或某一群人，作或不作某种行为，作为释放人质的明示或暗示条件，即为犯本公约意义范围内的劫持人质罪行。”1992年12月28日，我国决定加入该公约，因而我国有遵守并在相关国内立法中落实该公约的义务。只要认为我国所承认的国际公约也是我国的法律渊源，那么，《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中“以强迫第三方”的规定，就能够成为三方关系说的规范根据。

        3.绑架的法律含义

        进行两方关系说与三方关系说的选择时，还需要严格区分“绑架”一词的日常含义与法律含义。正如日常生活中的“故意”不等于刑法中的“故意”，日常生活中的“放火”不等于刑法中的“放火”一样，日常生活中的“绑架”不等于刑法中的“绑架”。只有依据“绑架”一词的法律含义，才能真正解决绑架罪中的人员关系构造问题。

        “绑架”是一个日常使用频率不低的词语，不仅用于描述具体的某人被绑架的场合，而且用于描述一些较为抽象的场合，如“被道德绑架”“舆论绑架司法”等即是如此。这些表述的意思分别是“被道德支配、控制”“司法被舆论支配、受到舆论的影响”。可见，尽管词典并未收录这一义项，但“绑架”已经引申出“支配、控制”的意思。

        两方关系说认为，两方关系也符合绑架的含义，因为到底存在几方关系，改变不了被害人处于行为人的实力支配之下，被害人是刀俎上的鱼肉、绑匪手中的筹码这一客观事实。两方关系说明显重视“绑架”的日常含义“支配、控制”这一点。从日常含义出发，对于劫持被害人之后向其勒索财物的情形，当然可以描述为被害人被“绑架”了。然而，具有“支配、控制”属性的行为，未必都是《刑法》第239条中的“绑架”行为。例如，在拐卖妇女、儿童罪，强迫卖淫罪、劫持航空器罪等场合，被害人均处于行为人的实力支配之下，成为刀俎上的鱼肉、行为人手中的筹码，但是，这些具有“支配、控制”属性的行为，均不属于绑架罪中的绑架行为。总之，在具有支配、控制被害人属性的场合，仅有一部分情形才能被评价为《刑法》第239条中的绑架行为。两方关系说没有严格区分“绑架”的法律含义与日常含义，导致其结论并不妥当。

        如何把握绑架罪中“绑架”的法律含义，取决于刑法本身的具体规定。在英美刑法中，未经被害人同意将其带走进行实力支配的行为，构成普通法上的绑架罪（Kidnapping）。不过，中国刑法关于绑架罪的规定与此完全不同。在我国，“人质”一词的特定含义，决定了绑架罪中“绑架”一词的法律含义只能是：意图将被害人作为迫使第三人满足行为人要求的筹码，而实力支配、控制被害人。如若不然，将路上的妇女劫持到行为人家中予以强奸的，该情形中的妇女也处于行为人的实力支配之下，具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属性，就应将该行为也评价为绑架行为。事实上，两方关系说就持这一主张。本文并不否认，的确存在诸如《澳门刑法典》第154条之类的立法例。在美国部分州的刑法中，也有类似规定。然而，只要从我国《刑法》第239条出发，就没有将这些情形评价为绑架罪的余地，因为勒索目的不同于报复、性侵等目的，出于诸如此类目的而实力控制他人的行为，并非绑架罪的绑架行为。

        综上所述，与两方关系说相比，三方关系说符合立法沿革、存在规范根据、符合法律含义，因而，我国应当继续维持三方关系说。

        三、环节的构造：几个环节之争

        （一）问题与概况

        绑架行为由几个环节构成，这就是绑架行为的环节构造问题。当立法者写下“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时，其脑海中必会浮现绑匪绑架人质、要求人质的近亲属等第三人交付赎金的典型场景。当立法者写下“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时，脑海中同样会浮现诸如绑匪劫持人质、向警方提出非法要求之类的典型场景。因而，绑架罪的实行行为由几个环节、部分构成，就成为问题。对此，存在两种学说：单一行为说主张，绑架行为是以提出勒索等非法要求为目的，实力支配人质的单一行为；与此相对，复合行为说则主张，绑架行为除要求有实力支配人质的行为外，还要有向第三人提出勒索等非法要求的行为。单一行为说与复合行为说之争，不仅影响绑架罪的既未遂与中止犯的认定，而且涉及第三人的自决权是否是绑架罪的保护法益等问题，值得研究。

        单一行为说符合法条的表述，与绑架罪的保护法益相吻合，也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相协调，其能够妥当处理绑架罪的未完成形态与共同犯罪问题，不会导致处罚过重的局面。因此，单一行为说始终是刑法理论的通说，也是司法实务的通说。究其原因，复合行为说的论证始终不够牢固。归纳起来，主张复合行为说的主要理由有：一是绑架罪的保护法益，决定了绑架行为是复合行为；二是从绑架罪的法定刑出发，只有将绑架行为确定为复合行为，才能与极重的法定刑相协调；三是从绑架罪的犯罪形态与共同犯罪出发，只有将绑架行为确定为复合行为，才能合理解决中止犯与共同犯罪问题；四是从绑架案件事实出发，绑架行为在事实上呈现为复合行为。但是，其一，即使绑架罪有多个保护法益，也并不意味着绑架行为是复合行为，因为保护法益数量的多少与犯罪行为是否是复合行为，不存在内在关联。其二，即使从量刑反制定罪的原理出发，与极重的法定刑相协调的途径也是多元的，并非只有将绑架行为确定为复合行为这一条路径。如将绑架行为限定为严重危害被害人生命、身体安全的行为，一样可以达到目的。其三，绑架罪的行为类型，是立法者通过立法方式塑造的，早已定型化，不是解释者为了解决绑架罪的中止犯与共同犯罪问题，而可以重新塑造的。其四，事实不等于规范，绑架行为在事实上呈现为复合行为，并未意味着其在规范构造上也是复合行为。

        尽管如此，复合行为说的势头至今不减。如在学界有相当影响力的马工程教材《刑法学》就主张，虽然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型的绑架罪是单一行为，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型的绑架罪是复合行为，具体包括绑架行为与勒索赎金行为。部分新近出版的刑法学教材则主张不分类型，所有绑架行为均为复合行为。有些教材甚至认为，绑架与勒索财物是犯罪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缺一不可，仅有绑架行为，而没有强行以财物勒赎的行为，不能构成绑架罪（可以构成非法拘禁罪）。甚至有人进一步主张，绑架行为是复合行为，成立绑架罪既遂，行为人仅对他人实施勒索行为是不够的，勒索行为还必须达到压制他人意志的程度，否则，如果第三人意志自由并未被完全压制，掳人勒赎行为可能仅成立敲诈勒索罪。复合行为说是否合理，值得再次讨论。

        （二）对复合行为说新论证的审查

        近来，复合行为说论者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了重新论证。其一，立足于三方关系说，从“人质”的语义分析论证复合行为说。如有人主张，“人质”意味着将被害人作为要挟对方的筹码，而向对方索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故“作为人质”的表述蕴含着勒赎行为，因为若无勒赎，又何来“人质”之说？其二，立足于比较单一的支配、控制人质行为的危害性与抢劫行为的危害性，从绑架罪法定刑（重刑）的角度进行论证。如有人主张，单纯的实力支配人质的行为，危害性尚不能与抢劫行为相当，只有绑架行为加上勒赎行为，其危害性才能重于抢劫，才能与绑架罪的法定刑相称。本文认为，复合行为说的最新论证并不成功。

        1.三方关系说并不必然采用复合行为说

        当立法者的脑海中浮现绑匪绑架人质、向第三人提出勒赎要求时，仅意味着绑架罪中存在三方关系，并非注定了绑架行为就是复合行为。这是因为，如何处理三方关系，属于技术立法问题，有不同的方案可供选择。

        一种立法方案是，在绑架罪的客观要件中体现三方关系（以下简称“客观的三方关系方案”）。如《匈牙利刑法典》第190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通过暴力以及对生命或者身体完整的直接威胁，或者通过使其处于无能力自卫或者无意志行为能力状态下或者利用这样的状态，剥夺其他人的自由，并且要求在满足某种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将其释放的，处2年以上8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据此，匈牙利刑法中的绑架行为，由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与向第三人提出的行为组成。我国立法者曾经考虑过客观的三方关系方案，如1995年8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修改小组在《刑法分则条文汇集》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第10条规定：“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据此，绑架行为就是由绑架人质行为与勒索财物行为两部分组成。如果立法者通过绑架罪的客观要件体现三方关系，绑架行为自然就是复合行为。

        另一种立法方案是，在绑架罪的主观要件中体现三方关系（以下简称“主观的三方关系方案”）。《日本刑法典》第225条之二第1款“利用近亲者或者其他人对被略取者或者被诱拐者安危的忧虑，以使之交付财物为目的，略取或者诱拐他人的，处……”，就是主观的三方关系方案的立法例。该方案同样要求成立绑架罪必须存在三方关系，但与客观的三方关系方案不同，其是在行为人意图勒索第三人的主观目的中体现三方关系。主观的三方关系方案意味着绑架行为是行为人实力支配人质的单一行为。

        既然如何处理绑架罪中的三方关系，存在不同的立法方案，单一行为说与复合行为说之争就变成了我国立法者到底采用了哪一立法方案的问题，对此应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作出判断。问题在于，法条虽然采用的是叙明罪状，但对条文的关注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将会不同：

        如果着眼于法条中“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规定，既然勒索财物系主观目的的要求，不是对绑架罪实行行为的要求，就会得出我国立法者采用了主观的三方关系方案的结论。据此，单一行为说胜出。

        如果着眼于法条中“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规定，结论就比较微妙。其一，如果认为“既然‘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是单一行为犯，那么，‘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也应当是单一行为犯。换言之，既然‘勒索财物’只是目的，那么，‘作为人质’也只是目的”，就会认为我国立法者采用了主观的三方关系方案。从而，单一行为说再次胜出。其二，如果认为“人质”的概念决定了“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不仅要求有绑架被害人的行为，还要求有向第三人提出勒赎的行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是绑架罪的特殊情形，受到一般情形“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制约，既然后者是复合行为，则“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也是复合行为（勒索财物的目的需要客观化为勒索行为，否则会导致“人质”概念没有存在空间）。据此，就会得出我国立法者采用了客观的三方关系方案的结论，从而复合行为说胜出。本文认为，第二种解读不能成立。

        第一，“人质”一词不能表明立法者采用的是客观的三方关系方案。其一，正如前文所指出，“人质”的概念确实要求绑架罪存在三方关系，但是，并非只有复合行为才能体现三方关系，通过绑架目的也能体现三方关系。因此，从“人质”的概念出发，不能得出立法者采用了客观的三方关系方案的结论。其二，“人质”一词确实意味着行为人有向第三人提出勒赎要求的想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仅在这种想法外化为现实的行为时，被害人才成为人质，因为行为人是否向第三人提出非法要求，不影响被害人是人质的认定。换言之，在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场合，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将他人作为人质的意思，被绑架人就已经属于人质。如两名恐怖分子闯入教室，将门反锁，意图将室内师生作为人质，以便向政府提出非法要求。老师乘一名恐怖分子放松警惕时，迅速夺过枪支，将其一枪毙命，后与另一名恐怖分子对射，将其制服。恐怖分子尚未来得及向政府提出要求，一场恐怖危机就被英勇的老师解除了。在该案中，在恐怖危机被解除之前，师生无疑已经成为人质，而不是只有等到恐怖分子向政府提出非法要求时，师生才成为人质。因此，“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表述并不要求行为人实施勒赎行为。其三，“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在本质上也是目的犯，不可能是复合行为。“人质”一词意味着行为人在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时，主观上存在将他人作为交易的筹码、迫使第三人满足其勒赎要求的意思。换言之，对于“作为人质”应当进行主观解读，是指行为人实力支配他人的目的是将被害人作为人质，以便迫使第三人满足其勒赎要求。此外，如果“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成立绑架罪时，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勒赎目的，属于纯客观规定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就无法兼容乃至制约作为目的犯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这是不可接受的。就此而言，所谓“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还要求有向第三人提出勒赎的行为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

        第二，从现行条文表述来看，立法者采用的是主观的三方关系方案。1997年《刑法》并未采用1995年8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修改小组设计的“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处……”的草案，取而代之的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规定，这足以表明立法者放弃了客观的三方关系方案。如果承认绑架罪存在统一的行为构造，同时承认“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是目的犯中的短缩的二行为犯，要求绑架行为需要现实化为勒赎行为的看法，就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从立法人员的相关解读来看，立法者采用的是主观的三方关系方案。其一，对于1991年《严惩拐卖、绑架犯罪决定》第2条第3款“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的规定，立法人员对此的解读是：“本款所说的‘绑架他人’，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强行掳走他人的行为。”“从理论上讲，理想的绑架勒索罪的构成应当包括劫掳他人的行为和勒索被绑架人亲友或其所属组织财物的行为。前者是勒索财物的手段，后者是实施绑架的目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统一起来才是绑架勒索罪的理想形态，因此也有人将绑架勒索罪称为掳人勒赎。但根据《严惩拐卖、绑架犯罪决定》的规定，本罪的成立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同时具有勒索他人财物的行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勒索财物的目的，客观上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其他方法实施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即构成本罪。”可见，对于作为绑架罪前身的绑架勒索罪，立法者是通过绑架目的来体现三方关系的。其二，对于1997年《刑法》第239条的绑架罪，当时的立法人员的解读是，“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是指“出于其他目的，如出于政治性目的、为了躲避追捕或者要求司法机关释放罪犯等，劫持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在这些解读中，并无绑架行为是复合行为的意思。只要认为我国刑法通过绑架目的来体现三方关系，就应认为绑架行为是单一行为。

        2.单一的绑架行为足以科处重刑

        绑架罪的法定刑远重于抢劫罪，围绕法定刑的比较，复合行为说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绑架行为是单一行为，作为单一行为的绑架行为，其危害性真的超过了手段行为侵犯人身法益、目的行为侵犯财产法益的抢劫行为吗？复合行为说主张，单一的绑架行为的危害性与由复合行为构成的抢劫行为并不相当，只有绑架行为加上勒赎行为，才能使得绑架犯罪重于抢劫犯罪。本文认为，这一看法轻视绑架行为侵犯人身法益的程度，片面重视抢劫行为侵犯法益的数量，导致结论不当。

        暂时抛开第三人的自决权是否是绑架罪的保护法益不论，主张绑架行为是单一行为，仅侵犯人身法益，则绑架行为所侵犯法益的种类、数量，确实不及同时侵犯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的抢劫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主张绑架行为是复合行为，仅在绑架行为与抢劫行为所侵犯保护法益的种类、数量相当时，绑架犯罪的危害性才重于抢劫犯罪。这是因为，该主张要得以成立，需要预设绑架行为与抢劫行为对人身法益的侵犯程度相同这一基本前提。仅在该前提之下，单纯侵犯人身法益的绑架行为，危害性尚不及抢劫行为；要使绑架犯罪的危害性超过抢劫犯罪，就必须在绑架犯罪侵犯法益的种类或者数量上增加砝码，从而主张绑架犯罪还侵犯了第三人的自决权，进而得出绑架行为是复合行为的结论。然而，这一预设前提不能成立，因为绑架行为与抢劫行为对人身法益的侵犯程度并不相同，前者对人身法益的侵犯程度远超后者，这一点就足以使得绑架行为的危害性重于抢劫行为，因而需要对绑架罪配置比抢劫罪更重的法定刑。

        绑架行为侵犯人身法益的程度远超抢劫行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采用暴力方法时，绑架行为的暴力程度一般更高。在抢劫罪中，行为人的主要目标是图财，所采用的暴力只要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即可，不需要达到完全支配被害人的程度，更不需要非伤害被害人不可。而且，被害人通常能快速识别行为人的打劫意图，很多被害人出于破财免灾的目的而放弃反抗，直接交付财物。这就意味着抢劫犯并不需要采用非常严重的暴力，就能完成抢劫犯罪。与此不同，在绑架罪中，需要达到支配被害人的程度，否则无法将其作为筹码来迫使第三人满足其非法要求。而且，不同于抢劫犯罪，在绑架犯罪的场合，一般需要将被害人劫持到他处。此外，被害人要么难以识别行为人的绑架意图，出于对未知的恐惧而激烈反抗，要么识别出行为人的绑架意图而拼死挣扎。因此，绑架犯需要采取强度较高的暴力，才能将被害人劫持到他处，实现对被害人的支配。既然完成绑架犯罪需要程度更高的暴力，绑架行为对人身法益的侵犯程度，自然就重于抢劫行为。

        其二，在侵犯人身法益的时长方面，绑架行为远超抢劫行为。抢劫罪属于“短时犯罪”，抢劫犯为了迅速得手，通常会尽量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抢劫犯罪。与绑架犯需要持续控制被害人不同，抢劫犯在压制被害人的反抗之后，一般不需要对被害人实施堵口、捆绑等行为，从而，被害人不会持续处于莫名的恐惧之中。与此不同，向他人提出非法要求的目的，决定了绑架罪属于“长时犯罪”——绑架犯在劫持被害人之后，会在相当时间内持续地实力支配被害人。为防止被害人逃跑，被害人通常会遭受堵口、捆绑等长时间虐待。被害人因不知自己能否被解救、何时被解救，会持续处于巨大的恐惧之中。可见，单就时长而论，绑架行为对人身法益的侵犯程度就远超过抢劫行为。

        单一的绑架行为的危害性远超属于复合行为的抢劫行为，对此还可通过拐卖妇女、儿童罪这一中间项进行证明：（1）拐卖行为的危害性重于抢劫行为。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抢劫罪看起来缺乏相关性，导致学界很少对二者进行比较，但其实二者也有相似性，如二者都是行为人通过压制被害人的反抗来非法获利。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低刑（5年有期徒刑），重于抢劫罪的法定最低刑（3年有期徒刑），据此可得出结论：作为单一行为的拐卖行为的危害性重于抢劫行为。（2）绑架行为的危害性与拐卖行为的危害性相当。绑架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同为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条文序号前后相连，具有实质上的相似性：一方面，两罪都是目的犯。拐卖犯罪分子有出卖的目的，而出卖的目的是图财。若将勒索财物型绑架罪中的勒索财物的目的理解为图财，则两罪在犯罪目的上就具有相同性。另一方面，与绑架罪一样，拐卖犯罪分子也需要首先采用各种手段，才能对被拐卖人建立起实力支配关系。被拐卖人与绑架罪中的人质一样，都是待宰羔羊，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基于这些原因，在香港刑法《侵害人身罪条例》中，绑架犯罪与拐卖犯罪作为选择性行为，被规定在同一条文（第42条）之中，法定刑相同。在现行刑法中，绑架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低刑与法定最高刑完全一致，据此可得出结论：绑架行为与拐卖行为，二者的危害性相当。（3）绑架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都是目的犯，这使得绑架行为与拐卖行为都是单一行为。既然二者的危害性相当，而作为单一行为的拐卖行为的危害性重于复合行为的抢劫行为，则作为单一行为的绑架行为，其危害性自然也重于属于复合行为的抢劫行为。如果认为第三人的自决权也是绑架罪的保护法益，则绑架行为的危害性就更加重于抢劫行为。因此，无须主张绑架行为是复合行为，也能合理解释绑架罪的法定刑重于抢劫罪的原因。

        结　语

        绑架罪构造的争议根源，在于人们未能明确区分绑架罪的现实法条（解释对象）与理想法条（解释者前见）。在解释刑法分则罪刑条文时，解释者需要有意识地区分解释对象与解释者前见，清晰地辨别眼前的现实法条与心中的理想法条。如果现实法条存在较大弹性空间、可向理想法条靠拢时，解释者理当努力往理想法条的方向解释现实法条。但是，如果现实法条的表述限制了向个人心中的理想法条靠拢的可能性，解释者就必须恪守眼前的现实法条，不可强行以理想法条取代现实法条，不得削足适履将个人私见以刑法解释的名义包装为国法，否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理论与实务变得更加混乱。只要立足于中国文化，重视《刑法》第239条中“人质”“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等表述以及单一的绑架行为的危害性，便不难厘清绑架行为涉及几方人员关系、涉及几个环节的问题。

        曾有学者呼吁，刑法学研究应当从弱势理论着手，维持刑法学的强势理论不是刑法学者的任务与目的，因为论证强势理论对刑法学的贡献有限。本文显然并不符合这一要求，因为本文批评、否定了弱势理论两方关系说、复合行为说，深化、巩固了强势理论三方关系说、单一行为说。本文认为，无论弱势理论还是强势理论，都有（当下）合理与不合理之分，执着于发展弱势理论或者维护强势理论均可能存在方向性偏差，而追求合理的刑法理论才是永远正确的方向。从中道观出发，刑法学研究既不以维护、强化强势理论为己任，也不以论证、发扬弱势理论为追求（并非只有推广弱势理论才能对刑法学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共识日益缺乏的当下，刑法学人宜抛弃弱势理论与强势理论的区分，以追求合理的刑法理论、促成刑法学共识为使命。

        本文转自《法学家》2024年第3期

      2. 顾烜：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

        坐在不知道第多少次开往河西的高铁上，漫长的隧道和漆黑吞没，网络断断续续几乎没有，以前总是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种仿佛与世隔绝的时间而万般苦恼，后来在每次往返的列车上开始写文章，一篇一篇的短篇,或者是心情的记录,旁边不时伴随着邻座人的呼噜声，也有人使劲摇手机玩可恨的永远抓不到的“抓大鹅”,以及“中欧班列-雪花膏，青草膏，德国马膏”的推销声，竟然也觉得时间没那么难熬,脑海里像走马灯一般开始回忆过往,便觉得要给自己一个记录。

        文学出身，也总是不好让文字伤心。看过有文章写，文字是浮在水面上的，脑海里开始有了画面，在漫长的隧道中列车的窗户变成水波纹那般，一碰泛出一圈圈涟漪，我伸手去抓，摊开手掌，是金色的字在闪烁。时间就一下子开了倍速,难怪古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像是红楼梦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其实这种直白到没有境界的古诗词有时候反倒灵光乍现之时铺成画卷，不必过多考虑，平铺直叙到不费精气神，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失禁一样的快乐。

        本来还在思索要怎么给自己的经历每段写一个文艺又诗意的小标题，刚才想，既然平铺直叙反倒是高境界，那朴素说话也是一种起名艺术。

        不由得想起来去年毕业时我导师曾经修改我的论文：不要东拉西扯。当时坐在图书馆里摊开导师给我论文里夹的白纸上大大写着这一行字，没忍住在图书馆和朋友放声大笑。无他，觉得导师实在是锐评且直中要害、不加掩饰的评价带着学术人的风骨，实在是可爱。(还是东拉西扯了好多，改不了的臭毛病)

        1.2022年12月–2023年3月

        疫情刚放开的寒冬，工作并不好找，虽然自己在彼时已经拿到了9个offer,但是内心的不安和不甘让我的危机感与日俱增，应届生身份就像一块敲门砖，一切能用应届生身份的我都去试，包括考选调，考公务员。我自己在多年来的读书生涯中其实一直并未把公务员这份工作列入职业规划中,常常觉得自己有时候自由放浪不羁,不顾后果，敢说敢做，实在是要给自己和别人添麻烦。但是中国古时便说“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好吧，我也来当秋招春招皇帝。

        再者便是当时也见识了一些企业的丑恶嘴脸和对女性不加掩饰的鄙视，那就试试吧，复习吧，动起来吧。这段日子实在是辛苦，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没苦硬吃”,可恨人生信条一直是“从不轻易放弃”，只是之后我想，其实这个人生信条里应该加上一句“别总掉眼泪，又不是国王的小女儿”。

        硬着头皮倒也坚持下来。

        妈妈陪着我在吹着寒风的冬天去考甘肃选调的考试，爸爸给我交了价格不菲的选调面试班费用，十天集训天不亮起床，凌晨一两点堪堪睡下，竟然还有精力掏出手机摇人timi,谁说我不坚强。我自知笔试成绩不占优，甘肃选调只考一门申论，我的拿手项一直是行测，逻辑、速算、分析，样样都是我的强项，可恨强项无施展之地。只能靠面试翻盘。面试时恨不得把自己嘴角黏天上，好让我灿烂的笑闪烁到考官睁不开眼。上讲诗文，下讲理论，中间穿插自己的见解，面试分也算对得起自己。

        回家颜着走，按照这个分数，再加上还算拿得出手的学校，就算省上再满分，也能留在兰州留在家了吧。

        翻车了。哈哈。

        2.2023年3月

        颤抖的手，哆哆嗦嗦在朋友的陪伴下点开分配查询，“嘉峪关市市直单位”,我感觉自己瞎了，这什么玩意儿啊我请问?没分到兰州就算了，还给我分到省内差不多最远的一个地级市。给非甘肃的大家解释一下，甘肃长条的地形，省内最远的两个地级市之间的距离可能差不多有1500公里到1700公里左右，往往省内距离比去省外还要远。朋友和我大骂一些美丽的中国话，花香鸟语，香气扑鼻，优美动听，我们俩不愧是文学方向大拿(这是自己夸自己)。词汇丰富，花样多变，一派祥和之景，莺莺拜月的bgm显得比较配这个美丽的场景。就差旗袍上身手抱琵琶扫弦后再微微张口:“我有一段情呀唱给那诸公听。”

        旗袍倒是常在身。唱个鬼。

        放弃。

        这谁去谁脑子有病。烫个头冷静一下。

        3.2023年4月

        觉得我武汉的tony老师有种魔力，只要在那烫了头，立刻清醒，大脑的思考能力翻几倍，头上架着烫头机子，大脑清醒思考了放弃的充分理由和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老师店里是不是打氧了。这比澳门赌场里还让人清醒，现在想想，头上的热气根本不是机子的蒸汽，是我cpu运转的水蒸气。

        放弃的理由简单形容就是“钱少事多离家远”,孔乙已脱不下来长衫，我也脱不下来，我并没有地域歧视的意思，但是实在也是不想愧对武大对我的培养,不想愧对导师对我的培养,最后去一个小城市，离家800多公里远，大概率一辈子定居在那。我心向自由，更爱繁华迷人眼，我不能对不起自己。

        这种时候多希望家里人和亲戚们也去tony老师那烫个头。兰州还是海拔太高，氧气不足。老师店里打氧了，吸点氧气精神一下。

        也能理解家里入往往住在时代遗物中,公务员听起来就是顶顶好的工作，父母这辈人的执念是稳定，是地位，是体面。这并没有错，只是他们往往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

        只是现在想起来时不时还是会怨，那时候每天精疲力尽，应付亲戚、应付妈妈每天几十个电话，几十条语音长条，到后期演变成了阴阳怪气，歇斯底里。我只觉得要不是技术受限，那时候的我妈可能恨不得让我故去的姥爷给我托梦。我实在是累。

        “公务员多好啊!工资高地位高，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找个稳定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在嘉峪关那边找个当地人嫁了，把家安那边不是也挺好的吗。”之前面对亲戚朋友们这样的措辞我会生气，会反驳，会崩溃。

        可是我也实在是累了。

        食堂碰见我导师，我眼泪往盘子里掉。我导师背着她的大挎包，她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她坚强，坚定，强大。

        她说“不要去。”她说“你家是省会的，又在武汉接受高等教育，你怎么甘心去那边偏远落后地区。”她说“那边能有什么好的男人能配得上我的学生，你嫁过去我都不同意，什么当地成家，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不允许我的学生当野妇。”

        我落泪。她说“不要哭，哭最没用了，你要坚强。”她跟我说她自己的经历，说她也放弃过所谓的稳定工作，自己跑出去闯荡。没什么可怕的，要听自己的内心。老师，我还是跟您相像，我在无数的日子里告诉自己绝不放弃，后来变成了“绝不放弃，绝不轻易掉眼泪。”

        可是我还是累了。我还是妥协了。我开始抱着幻想，说不定以后也能调动或者考试回兰州呢，人类进化学会的本事不就是撒谎吗。

        骗自己骗别人，骗万物，骗灵魂。

        还是我错了。

        4.2023年5月

        政审的人还是来了，导师还是比较震惊于我最后的选择，但是她说“我跟他们谈话，我不能把你的后路堵死，哪怕我不愿意让你去。”

        导师第一个进去和人谈话。事后我才知道，导师不关心别的，她最关心的是“你们不会让我的学生一天到晚端茶倒水打扫卫生吧，我学生也有文人风骨，有学术骄傲，一天到晚干这种工作的话那我觉得还是算了。”她不愿意我受委屈受气，她还是明白武大学生的骄傲和自由。

        未来的日子，每每想起这里总是落下泪来。是因为事与愿违。

        5.2023年6月

        那时候的高铁甚至还没有通，沿途常发的地震震断了高铁线，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只能开车一整天去往河西走廊的深处。爸爸也不年轻了，五十多岁的年龄开着车，带我去嘉峪关体检。沿途越来越少的植被，沙土往车身上扑，零星的几座小房子时不时在视野里出现又很快消失。我想起霍去病,想起少年将军平匈奴，定河西，扬武威，张臂膀。诗意和现实往往脱节，真实掩盖了辉煌历史，沙土让我看不清前路，是真实，也是梦境。

        体检完还是哭了。爸爸也还是心疼我了。黄沙大风，没有娱乐，甚至找个吃饭的地方都没什么可找的地方。爸爸说，没关系，实在不行之后就辞掉吧。爸爸抱我，还是哭的爸爸衣服湿掉。

        沙子太大，迷了眼睛才哭。

        6.2023年7月

        去西安看了黄诗扶的演唱会，歌中唱“山花寻海树”“偏偏过江寒”“你是我年少求剑时刻的舟”。演唱会现场还是哭了，哭未卜的前程，哭“诗中有，诗中有，诗中有。”

        7.2023年 8-12月

        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点恍惚了，有种已经过去了的坦然，也有心疼自己付出的不甘。这五个月并不好过，我想我其实是抑郁了，我的人生信条崩塌了，我开始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恶劣的环境，刮不完的沙尘，每天呼啸的大风，如果我是红衣侠客，那么我一定翻身上马，手扬马鞭，意气风发大喊“驾”,然后逐尘而去，白马照银鞍，飒沓如流星。可是我睁开眼睛，就是无尽的加班，不适应的饮食和气候，时刻思念的家人和朋友。因为加班和刚接触完全陌生的工作，我极少回家。想起王昭君，想起固伦公主，史书人物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眼前，苦痛和思念穿越千年，人类的情感悲欢如何不相通呢?

        冬天很快就来了，偏远戈壁城市的冬天来的极早，极寒的天气，戴着手套都感觉手痛到没有知觉，冷的头发和睫毛结冰。几乎没有公共交通的城市冬天一下雪出行都困难，有时走在雪地里边走边哭，眼泪很快结冰，朋友们心疼我，说多吃点好吃的，你还有我们。

        偶尔回家，常常坐上周天晚上21:58的T6601次车，在火车上晃悠一整晚才能从兰州到嘉峪关。有时是爸爸拉着箱子送我，我在进站电梯那里频频回头，带着哭腔说爸爸再见。有时是妈妈开着车送我，到站门口停车的时候，其实她也会在车里哭。她心里也是后悔的，后悔当时没有信我的话，后悔我没有骗她嘉峪关就是落后的戈壁滩小县城，我在那里被禁铟，动弹不得。

        火车上总是睡不着，然后觉得自己像黑奴，一车车拉着黑奴去往不同的地方。想着想着又笑出声，我又不黑，我是美女。然后觉得自己像妓女，只不过是出卖自由和灵魂。

        脑海中轻声哼昆曲《游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追，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摇晃一整晚，早上在寒冷的清展到达，困倦康挟，想哭，总是哭不出来。

        有时候想冻死在雪地里。我觉得在遥远的戈壁滩上，雪掩盖了这座城市，它和雪山融为一体，于是被人们遗忘。

        我于是也被遗忘。被遗忘的恐惧是巨大的。

        半夜猛然惊醒，又觉得绝不能轻易放弃，我绝不轻易放弃。绝不轻易放弃！

        8.2023年12月

        又去了西安，听银临的演唱会。银临唱《琉璃》;你要燃烧不欲又丰盈的爱意，偏这人间要爱欲屏息，一生奔赴一场大无畏梦境。在金碧枷锁，在无垠天地，诉尽这爱意。

        唱采摄花月，逃奔风月。

        不如就春风。

        从西安准备回家的路上，我提着我的箱子，12月的西安天气晴朗，树叶飘落那一瞬间，阳光照的我一下睁不开眼。

        在那一瞬间，我决定不能再这样活着了。我不愿意这样活着，我绝不轻易放弃。

        9.2024年

        这段经历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之后就是漫长的取录过程，苦难已经变得容易接受，我想我是有勇气和魄力的，我不愿意辜负自己的内心，也不愿意就这么将就下去，在一个不度春风的城市妄想寻找春风和山花，是缘木求鱼，是南辕北辙，是滋生妄想。

        前两周的晚上做梦，梦里面是无尽的大火，我在火里被烧死，皮肉溶解，梦里竟然会感觉到疼痛，骨头脱落，皮肉往下掉，但是竟然还算平静。快要死在熊熊大火中的时候发现点火的人们是我想要逃离的地方人们的脸。但我不会再怕了。

        但是我想我也成长了，我不会再抱着一些可笑的希翼和完美主义的约束。存在主义说过，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间就是荒诞的地狱。

        但是萨特却说，如果世界没有意义，那就自己赋予它意义，真实的活，这就是生命和存在。

        我也在朋友圈写:终极答案在于心而不在于形。那么这个命题我找到了终极答案。

        自在随心。

      3. 周日礼：回顾安徽的农村改革

        本文选自《改革开放口述史》（编者：欧阳淞，高水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周日礼20世纪50年代初至1963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机要秘书，此后任安徽省农委研究室主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安徽率先在农村推行了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各种习惯势力和“左”倾思想的顽强干扰和抵制。包产到户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省委“六条”出台前后

        1977年6月21日，党中央委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分别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二、三书记。当时，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个年头，但“四人帮”推动的“左”倾政策，在安徽基本上没有被触动。万里等人到任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采取果断措施排除了派性干扰，很快揭开了被“四人帮”代理人捂了8个月的盖子，初步调整了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在揭批查过程中，农村问题反映相当突出。万里通过省委副书记王光宇，通知我（当时任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准备系统地汇报农村情况。

        8月下旬的一天，我在万里住地稻香楼西苑会议室作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赵守一、王光宇。我们边谈边议，从下年两点一直搞到天黑，谈了5个多小时。

        首先汇报的是，“四人帮”在农村推行“左”倾政策，安徽是重灾区，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10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60元上下，由于价格的因素，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30%。根据当时测算，农民每人每年最低生活费用需要100多元。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其中只有10%左右的队勉强维持温饱；67%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20%左右。这些数字说明，全省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这些队的基本状况是“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其中有10%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至于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慨。定远县耕地面积160多万亩，按照实际情况只能种80万亩水稻，“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却强行规定要种150万亩，并说是“铁板上钉钉子，外加三锤，一亩也不能少”，结果有20多万亩无收，有收的产量也很低。芜湖县易太公社追求形式主义，打破原有生产队体制，打破各队土地界限，打乱水系，把集体的粮、款、物等全部重新分配。新划的生产队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土地一样，人口一样，村庄大小一样，水利工程兴办一样。公社还规定，凡是妨碍规划实施的树木要砍掉、村庄要移址、房屋要拆迁、沟塘要填平、道路要重修。社员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怒。由于严重强迫命令、瞎指挥，全社粮食减产592万斤，有的大队人均收入由1976年的70元下降到38元。

        分配上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队生产单一，主要是搞粮食生产，而粮食的比较效益又低，社员劳动一天，只能拿到4毛多钱，少的只有几分钱，连吃饭都不够，因而在收益分配上普遍出现了多年来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超支户”顽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只好实行按人分配粮食。群众风趣地说，“白天黑夜拼命干，不如生个大肉蛋”(指生小孩)，“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指一个劳动日值不如一个鸡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一天的农活三天干不完。农村中普遍有两句顺口溜:“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男的上工带打牌，女的上工带纳鞋，边干边玩到下工，赶快回家忙自留(自留地)”。

        农民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社员之间为争工评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社员与干部之间，因为强迫命令、瞎指挥，搞得矛盾重重。运动一来，帽子一大把，互相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被斗得面目全非。相当多的生产队找不到人当干部，有的采用抓阄的办法解决;有的组织大家摸扑克牌，摸到大鬼当队长，摸到小鬼当副队长，有的花钱雇人当队长。

        农村干部群众的这种消极情绪是非常严重的，它比公开的罢工危害更大。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通通都是空话。

        汇报结束后，万里严肃地指出，“看来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艰巨，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搞不好”。万里明确表示，他“要拿出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揭批‘四人帮’的有关人和事以及工业生产，由别人去抓。省委领导同志都要下去搞调查研究。你们农委的同志也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尽快拿出一个切实有效的政策性意见”。

        1977年11月上旬，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锅灶旁边草堆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架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万里又走到了另一户农家，看到家里只有一位穿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四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小孩。”“他们到哪去了?”“出去玩了。”“请你喊他们回来让我看看。”万里连催两遍，这位妇女面有难色，不愿出门去找。在万里的再三催促下，她无奈地掀开锅盖，只见锅膛坐着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原来烧过饭的锅灶，拿掉铁锅，利用锅膛内的余热，把两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里面防寒。

        万里看了两户农民后，已是泪流满面，他沉痛地说:“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贡献啊!没有他们，哪来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我们解放后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竟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的十七八岁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

        我们省农委政策研究室全体同志按照万里的嘱咐，也分赴全省各地进行调查，并于1977年9月20日到24日，在滁县召开了农村政策座谈会。会议充分揭露了农村“左”倾现象，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六条”草稿送呈省委常委后，顾卓新于10月6日作了批示:“这些意见都很好，文件写得也明确。可以考虑批转各地执行。但是:(1)这些办法能否真正做得到，有多少把握?(2)各地区的社队实际收入分配情况如何?每个劳动日多少钱?能否分到现金?(3)真正贯彻这些政策得经过社队的彻底整顿。现在下边很乱，无保证，应考虑明年社教工作队结合完成这项任务。”

        万里看到“六条”草稿后非常高兴，认为写得很好，并提出还要广泛听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意见。

        根据万里等人的意见，我们选定肥东县解集公社青春大队和长丰县吴山公社四里墩大队，于10月下旬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每个大队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分成3个小组，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分头参加一个小组。干部群众看到省委领导同志和自己面对面地讨论研究问题，虚心听取下边意见，情绪十分高昂，发言非常踊跃，都想把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倒出来。座谈中，大家对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正当家庭副业的规定，一致表示赞成。对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建立生产责任制等方面的规定，希望能再放宽一些，要相信下边干部群众是不会胡来的。根据座谈会的意见，“六条”草稿又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

        1977年11月15日到21日，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集中讨论修改“六条”。会议开始时，万里只作了不到20分钟的简短讲话。他说:“这次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把农民发动起来，全党大办农业。安徽是农业省，农业搞不上去问题就大了。”“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抓农业机械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机械化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能上得快。”万里还说:“中国革命在农村起家，农民支持我们。母亲送儿当兵，参加革命，为的什么?一是为了政治解放，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是为了生活，为了有饭吃。现在进了城，有些人把群众这个母亲忘掉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对“六条”规定，会议讨论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大家唇枪舌剑，你争我吵。由于不少人顾虑重重，怀疑抵制，特别是受到当时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影响，一些原来写进去的更宽的规定，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所以，在某些条文中还留有“左”倾政策的烙印。万里解释说:“有些同志思想不通，不要勉强，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边同志去做。有些更宽的条文硬写进去，他们接受不了，反而会把事情弄糟。”

        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座谈讨论，进行了十多次的反复修改，几易其稿，于11月28日，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执行。

        省委“六条”的基本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据不同的农活，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触犯了不可动摇的原则，突破了长期无人逾越的“禁区”。这在粉碎“四人帮”后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一支向“左”倾思想宣战的利剑，也是农村改革的序幕。

        省委“六条”发出后，全省各地掀起了宣传贯彻的热潮，领导亲自动手，形式多样，声势浩大，效果显著，群众满意。在具体做法上，有的召开了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有的举办万人学习班，培训大批宣传骨干，由领导同志带队深入基层，原原本本向群众宣讲。有的县广播站设立了宣传贯彻“六条”专题节目。有的将“六条”抄写在生产队活动室墙上，每天晚上组织社员学习讨论。干部、社员把落实“六条”看成是一件喜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许多地方听传达的人数之多，到会之齐之快，都是多年少有的。有的地方通知一户来一人，很多全家老小都来了，这种热闹场面很有点像当年搞土改的劲头。通过近3个月的宣传贯彻，“六条”的基本内容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六条”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执行。

        邓小平在看到安徽“六条”后，拍案叫好。1978年春天，他对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并亲手将一份安徽“六条”交给了他。不久，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十二条规定。

        1978年，在贯彻执行省委“六条”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3月，在淮北地区就如何搞好夏季分配问题，针对小麦生产为什么长期上不去，山芋生产为什么越种越多向干部群众请教。很多群众用形象的比喻道出了症结所在，他们说:“小麦是姑娘，收的再多是人家的(意思是交售给国家)，山芋、玉米是儿子(国家征购粮食不收或少收山芋、玉米)。”我们将这些反映，及时写信送给万里。5月，省委决定将夏季粮食起购点由原来每人65斤提高到75斤。就10斤粮食，一下子把几千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带来了1979年小麦特大丰收。

        9月，围绕生产责任制问题，我们选择了长丰县朱集公社朱集大队(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凤阳县马湖公社进行对比研究。朱集大队实行的是定额记工办法，社员“只想千分，不想千斤”的情况是很突出的。马湖公社部分生产队实行的是包产到组办法，生产年年发展。通过对比，明显看出: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实际上没有责任制。

        我在马湖公社调查时，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吉绍宏特地来到公社，和我交换意见，他很感慨地说:“农村问题离开了农民个人利益，办法再多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曾采取了很多办法，如学大寨、定额记工、死分活评、死分死记、小段包工、包工到组、路线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什么戏法都玩过，什么招数都用过，农业生产并没有搞上去。农民一年忙到头，连吃饭穿衣都不能解决。”他的结论是“包产到组小翻身，包产到户大翻身，‘大呼隆’永世不得翻身”。对于包产到户，我们共同的看法是，不少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为此被撤了职，丢了官，人们心有余悸、谈“包”色变的情况相当普遍，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

        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遵照省委指示，省农委抽调了12位同志，并吸收县、区、社总共38位同志，组成省委工作队，于1979年2月1日去肥西县山南公社，直接向干部群众宣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意下发的两个农业文件[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提出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两个不许”]。在原原本本宣讲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干部、群众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对生产责任制问题最感兴趣，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力强的拥护，劳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都拥护。

        宗店大队19个生产队，干部、社员一致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他们说，不这样，农业生产就搞不上去。这个大队曾立过几次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我讲句不怕坐班房的话，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就要把产量包到户上。记得土改时，我家分3亩田，我不在家，请人代耕，每年收17石稻子，现在，还是这几亩田，集体种每年只收6石稻子。”

        红星大队三合队社员汪其高说:“1978年分口粮1200斤，稻草800斤，油脂5斤，付款172元，由儿子汪晋清(在合肥中学教书)负担。如果搞包产到户，我和老伴可以种2亩水田、1亩旱地。水田全年最少可收2000斤粮，除交征购和集体提留外，自己可得1350斤，加上去年秋借种的6分地，可收小麦150斤，总共可收1500斤，比去年从集体分配的还多300斤，而且还不要付款。”大队民兵营长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

        湖中大队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讲，过去搞“责任田”时牛力不足，粮食不够吃，人还浮肿，只干两年就富了，收的山芋不吃了，山芋的价格比稻草低，就捆在草里当草卖。现在人多了，牛强了，干部社员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来就更快了。

        刘老庄大队夏郢生产队社员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有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我们包产到户干，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要啥有啥。

        公社粮站站长解其芬，家里7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供销社主任廖子坤，家里5口人，4个孩子，爱人生病。他们两人都说，从我们个人家庭来看包产到户，生产有困难，但可以想办法解决;从加快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积极赞成包产到户。

        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还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说，早也盼，晚也盼，盼到现在搞了“两个不许干”。有的说上面让我们解放思想，我们看中央的思想也没真正解放。一边强调生产队自主权，一边又强调“两个不许”。还有的说，这次是省、县、区、社直接给我们宣讲中央文件，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果这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这不光是生产搞不上去，我们也不能真正当家作主，心里感到憋气。大家纷纷要求中央修改两个文件时把“两个不许”去掉。

        对于上述情况，我于2月4日晚上赶回合肥，第二天向万里作了口头汇报。万里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这个问题要专门讨论一次。2月6日，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首先由我汇报了省委工作队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中央两个文件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意见。常委们在讨论中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但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如果要实行这种办法，主张先向中央请示。王光宇在会上回顾了1961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情况，他说，“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农村困难局面，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一讲起“责任田”，农民都非常怀念，说“责任田”是“救命田”。他主张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实行这种办法。

        上午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下午继续开会。在会上，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去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到会同志对万里的意见都表示赞成。

        2月6日晚上，我又回到山南公社，第二天向社队干部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干部群众得知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共有6个公社，在四五天时间内普遍推行了包产到户。山南区的情况，我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说，不要怕，让他们搞，山南区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山南区。山南公社和山南区搞包产到户像旋风一样，很快席卷了整个肥西县，在不到1个月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即占生产队总数的40%。肥西县的情况我又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说，可以让他们搞。

        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直接推动了肥西县包产到户迅猛发展，1979年春耕时，全县包产到户生产队占11%，麦收时占23%，双抢时占50%，秋种时发展到93%。山南公社和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对全省影响很大，它像催化剂，启发着人们思考问题，想方设法推动农业生产尽快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欢迎。1979年，推行包产到户较多的有宣城、芜湖、东至、无为、肥东、长丰、颍上、固镇、来安、全椒、嘉山、阜南、六安13个县。对全国影响也很大，中央党、政、军机关有20多个单位负责同志，全国有23个省市负责农业的领导同志先后到肥西考察。1985年春节，肥西县委委派县长胡庆长、副县长汤茂林、农经委主任魏忠，赴京向万里汇报工作，万里愉快地说:“肥西县搞生产责任制是带了头的，这是上了《邓小平文选》的。几年来，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我很高兴。肥西是有有利条件的，希望在第二步改革发展商品生产中，取得更大成就。”

        3月初，包产到户大有覆盖全省的势头。对此，万里确实也有些担心，他要我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汇报一下安徽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电报由我主持起草，赵守一修改，万里于3月4日签发。电报说:“安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死分死记的约占生产队总数百分之二十;定额管理约占百分之五十;联系产量责任制约占百分之三十。联系产量责任制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分组作业，三包一奖到组;二是有的地方对一些单项作物或旱粮作物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水旱作物兼作地区，有的实行水田定产到组、旱杂粮定产到户的办法。”“关于责任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不改变核算单位，可以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三包一奖到组可以普遍搞。已经搞的要加强领导，巩固提高;正在搞的，要抓紧时间，力争春耕大忙前搞完;未搞的，为了不影响春耕，可暂时不搞。少数边远落后、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岗位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作为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1979年春天，各地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过程中，纷纷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包括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它直接动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受到了一些思想僵化和心有余悸者的怀疑和抵制。由此，围绕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全民大讨论。这种大讨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街道，从工厂到学校，每个行业，每个角落，甚至每个家庭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农村改革。人们像打开闸门似的各抒己见，针锋相对，争论不休。农村的改革，震动了整个社会。在周围邻近的省份，也发出了一片指责声，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安徽的边界装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面对这种情况，万里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头脑冷静，态度坚定，反复强调:“对于农村改革，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不能为社会上说三道四所干扰。”“对于各种形式责任制，都应当在实践中相竞争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就是好办法。”“对待各种形式责任制，省委不搞派性，不支一派、压一派，由群众在实践中去鉴别和选择。”“各种形式责任制，试验一年，年终总结。”

        万里还特别对我们交代说，现在农村责任制形式很多，干部群众的认识又很不一致，你们要及时了解农村的动向，有什么情况和问题，随时向省委汇报。

        按照万里的指示，我们除了直接深入基层和通过来信来访了解情况外，还在合肥、嘉山、固镇、肥西、休宁等地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各地的汇报。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农村在推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初期，确实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有的地方群众对集体经济失去信心，对社、队干部存有意见，在划分作业组时，有排斥党员、干部的行为。有的生产队划分了4个作业组，提出要将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全部分光，甚至连生产队的公章也要分，即将公章劈成4块，每个小组保存一块，如以生产队名义对外联系工作时，需经4个小组讨论同意后，才能将公章拼到一起来使用。有的将水车锯成几截，一个组一截;有的将拖拉机拆开分掉，有的生产队只有一部手扶拖拉机，几个作业组不好分配，只好将它放到水塘里“保存”起来，几个月后捞上来，已经锈坏了。有的分组作业后，将生产队的树木砍光了，有的将生产队的公房拆除分掉。不少地方还出现争牛争水现象，有累死耕牛、吵嘴打架的。还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因为缺少劳力，女主人担心害怕，上吊自尽了。对于这些问题，省委及时采取各种办法，进行了妥善处理和正确指导。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志在办公室研究各地送来的情况反映，起草向省委的书面汇报。材料搞好后，已是夜里11点钟了。我约请辛生和沈章余，坐上车子到合肥周围去看看农村的夜景。我们沿着合肥到六安的公路，边走边议。当看到公路两边万籁无声的村庄，就评论说这里可能是坚持集体劳动的地方;当走到官亭区金桥公社地界时，看到不少农民借着皎洁的月光，在田间紧张地忙碌着，就评论说这里可能是包产到户的地方。我们下车站在公路旁边向北看，河里有小船在划动，像是运送肥料的;河边有人摇动水车，正向地里抽水灌溉。转过身来向南看，三三两两的男女，在犁田整地，准备栽插水稻。我们走到田头，向一对小夫妻询问道:“快到下半夜了，你们怎么还不休息呀!”男的回答说:“政府将土地交给我们承包，生产搞不好，就对不起政府了。现在季节不等人，庄稼早一天下地，就能多收一些粮食。”当车子走到山南区金牛公社时，看到一个大院门口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下车一看，原来是公社粮站挑灯夜战，紧张地收购社员送来的油菜籽。旁边小屋里锅灶上热气腾腾，掀开锅盖一看，里面正在烧着半锅红烧肉。我对粮站职工说:“天这么晚了，吃过饭再干也不误事嘛。”他们爽快地回答说:“今年油菜籽大丰收，农民同志白天忙，分不开身，利用夜里时间把油菜籽送来，我们应该抓紧收，不吃饭心里也高兴。”我们向万里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乐滋滋地说:“我也要抽时间下去走一走，看一看。”

        5月21日上午上班时，万里打来电话说:“今天我们到肥西山南公社去看看，我不带人了，你可以带一位同志一起去。”我和辛生于8点半赶到万里住地时，他正站在门口等着，我们即刻坐上北京吉普出发了。9点多钟，车子到了山南公社地界，万里要下车看看。我们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天空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真是一个难得的体察民情的好日子。万里四处眺望，看不到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场面，看到的多是一对对夫妻聚精会神地在承包地里干活，有的在整地，有的在整修田埂，有的在看护秧苗，公路上不时有人拖着小板车，将购买的化肥拉回家。一块块葱绿的秧苗，正在茁壮生长;身边齐胸的麦子，穗大籽饱，随风掀起滚滚的麦浪，好像是在欢迎万里的到来;天上布谷鸟叫个不停，地上的虫鸣蛙鼓，仿佛是在预祝麦子的丰收而演奏一曲曲美妙动人的大合唱。农村的这一派勃勃生机，万里看在眼里，喜在眉梢。远处有位放牛的老人坐在田埂上抽烟，他信步走了过去，与老人闲聊起来。“老人家，这样的麦子一亩能收多少?”老人回答说:“四五百斤没有问题。”“是不是公路边上好些，里面差些?”“不!越往里走，长得越好，好的能收六七百斤。”我们往前走了一两里路，看到的麦子一块比一块长得好，果然如老人所说。

        我们赶到公社时，已是10点多钟了，公社只有一两个看家的，他们找来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妇女主任张玉兰。万里问王立恒:“搞包产到户，你可怕?”“是有点.……”“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万里接着问:“你到底怕什么?”“怕‘五统一’统不起来。”“搞错了，不要你负责!”万里果断地表态，转而提醒道:“不过，集体经济不能瓦解!”王立恒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有具体措施。”万里接着问道:“可有争水、争肥、争耕牛和农具，吵闹打架、破坏公房的?”“我们明确规定，不准侵犯集体利益!”“这我就放心了!”万里还详细询问了社队干部的生活情况，王立恒介绍说，包产到户前，公社大部分干部负债累累，多的负债1000多元。万里问，干部借这么多钱，用什么办法还呢?王立恒说，包产到户后，催耕催种的事情少了，干部家里都分了承包田，个人收入会不断增加，还钱是没有问题的。万里听了后很高兴。

        午饭后，万里到了馆西大队小井生产队，一听说来了万书记，乡村沸腾了!连外村在田里干活的社员都扔下农具赶来了。万里看到满屋子都是人，便开门见山地问道:“这样干，你们有什么想法?随便提，随便问……”第一个发言的是小井生产队会计李祖忠:“万书记，可允许包产到户?”“大胆干，省委支持你们。”“我们有点怕!”“怕什么?”“怕变!”“不会变!”“包产到户比‘大呼隆’好，多干几年就有吃的了!”“那你们就多干几年嘛!”“万书记，你能不能给我们个准话，到底能干几年?”“不放心?”万里笑起来，“你们就这样干，包产到户，想干多少年就干多少年!不过仓库、牛棚要保护好，用水要有秩序，不能破坏集体经济!包产到户的目的是为了增产，让群众吃饱吃好!”

        万里的山南之行，留下了深沉的嘱托和热望。1979年，山南区夏粮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单夏季大小麦总产量就达1005万公斤，较之1978年翻了两番。

        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十分关心。1979年12月13日，他又一次来到了山南。在区委会议室，刚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把社会上提出的问题一齐端给区委书记汤茂林。下面是当时谈话的记录:
        万: 我这次来，想问你6个问题，请你回答。
        汤: 只管提，万书记，我知道多少讲多少。
        万: 部队的同志反映你们在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乱军心”“毁我长城”，你怎么回答?
        汤: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后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同时，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烈、军属每年另外照顾150~200元现金……
        万: 那你不是“扰乱军心”“毁我长城”，而是巩固国防喽!
        汤:是的!
        万: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合钢(合肥钢铁公司)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汤: 也不是这种情况!刘老家大队有一位工人家属叫熊祖华，一人带4个孩子，没搞包产到户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420斤，还超产1650斤，还养了1头重200多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 那不是工人要回乡，而是双工资喽!
        汤:对，相当于双工资!
        万: 我问你第三个问题:烈、军属和五保户、困难户没人管了，你看如何解决?
        汤:不是没人管，而是比过去管得更好了!我们在金牛公社搞试点，五保户每年给口粮700斤，稻草1000斤，食油5斤，生活全包，还给50元现金零用，已在全区推广。至于烈、军属比“大呼隆”时好多了，那时工值很低，每年不过25元，现在超过4~5倍。
        万:我再问你第四个问题:破坏水利设施的，可有?
        汤: 过去在大集体时，争水争肥的现象也存在。包产到户后我们确实发现李桥大队有3户农民为争水打架，后来把水塘划开了，也就稳定了。关键是领导问题，大塘有专人统一调配、统一管理，水利设施完好….
        万: 我现在问你第五个问题:耕牛、农具，怎么保护好?
        汤: 牛、犁、耙统一折价落实到户保管，损失要赔。“大呼隆”的时候，说是生产队管，实际上没人管，各户负责比那时管理得好，责任心也强得多..…
        万: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硕成果?
        汤:能!
        万: 举个例子!
        汤:馆东大队瓦屋生产队包产到户后，光生产队长王光柱一年就产粮2万多斤。
        汤茂林的回答，把笼罩在万里心头的乌云冲了个精光。“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看来怕这怕那都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解决的!”万里乐呵呵地站起来，一边说一边向门外走去。

        七省座谈会上的争论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我和王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文件、省委“六条”的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农业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整整讲了一天。

        这次座谈会，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争论是很激烈的，有的同志还动了肝火。有的同志说，包产到户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我们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它就与分田单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国家农委为座谈会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制部分，我提出了不同意见，杜润生要我按照我们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华国锋汇报。3月20日下午3时，华国锋接见了会议代表。开始由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接着由李友九宣读会议纪要草稿，我也宣读了我们起草的稿子。我们的稿子主要观点是，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当允许试行，在实践中由群众加以鉴别和选择。会议纪要两个稿子念完后，华国锋要王任重打电话找万里，问一问安徽的情况。结果电话打到嘉山县找到了万里。王任重说:“安徽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所谈的情况，省委是否知道?”万里回答说:“周日礼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万里还详细介绍了对待农村各种形式责任制，省委所采取的对策。王任重说:“那好吧，你们就按省委的部署干吧。”(这段话是我回合肥后万里主动对我说的。)

        在接见的过程中，华国锋对纪要的两个稿子始终没有直接表态。他反复谈道:“就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都要强调建立责任制。我在湖南也研究过。一个二三十户的队，如果各方面的生产内容都到组不行。双抢时，就要组织个打禾桶，一个桶要四个人，大的丘，要三四个禾桶，一个四五亩的大丘，就要几个禾桶，他要抢季节，只有十几天时间，熟一片就割一片，犁田的跟上就犁，那里犁过了，跟上就插秧，非组织起来，分工协作不行。晒谷的一般是妇女，犁田多是男的，大人、妇女、小孩要组织好，分工就能互相促进，全部分到小组就成了问题。”他还认为:“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工分也是联系产量的。”

        接见到晚上9点半结束，共进行了6个半小时。

        座谈会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即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并加上长篇编者按语。信中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大家看到了这一新闻，一致认为各地正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文件，发表这样的来信是不适宜的，必然会在下面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国家农委正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容易使下面误解为这次座谈会是纠偏的会议。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参加了会议，她答应向报社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考虑到当时安徽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数量比较大，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有必要对张浩的来信加以澄清，便打电话给在家的辛生、卢家丰两位同志，要他们立即赶到北京采用来信对来信的办法，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信中说:“作业组仅仅是劳动管理组织的一种形式，无权决定生产计划和收益分配。超产奖励部分数量很少，不会构成一级核算，也不会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作业组要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就必然要分给一定的田块，确定一定的产量，联系产量就是定产，而定产必须按田块定，也可以叫包产，只是说法不同。”“如果只划分作业组，只包工分，不划分田块，不定产量，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又从何做起来呢。”“‘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有的明明是包产到组，却偏说是定产到组，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这篇来信，在我们的力争下，《人民日报》于3月30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人民日报》还写了长篇编者按，承认发表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语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至此，对“张浩来信”的争论告一段落，但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造成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有些群众说:“‘张浩来信’给我们泼了一瓢不算小的冷水，社员们鼓起来的干劲一下子给拔掉了气门嘴。”有人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人民日报》太荒唐，张浩不写好文章。一瓢冷水泼洛阳，混淆政策理不当。”

        1979年夏天，为消除“张浩来信”造成的干群思想混乱，中共安徽省委及时发出了八条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责任制办法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得到稳定。但也有少数地方对省委的代电贯彻不力，措施不力，致使原来一些基层干部怕整、群众怕变的地方，思想更加动荡。突出的如霍邱县，全县7866个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有6325个队，占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由于“张浩来信”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退回去1748个，占实行联产责任制生产队总数的27.6%。该县长集区五四公社包产到组的145个队，一次就退回去101个队，粮食比1978年减产700万斤。西臬公社北庄生产队，原来是个先进队，水利、土质、条件都比较好，实行包产到组后，群众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生产搞得比以前更好，后来否定联产责任制的冷风一刮，包产到组改回去了，人心散了，干活出勤少了，工效低了，生产无人指挥，上工无人记工分，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粮食比1978年减产10多万斤。由于联产责任制摇摆不定，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73500万斤，比1978年减产16000多万斤。

        经过各级党委的细致工作，虽然干群情绪很快稳定下来，但是，“张浩来信”造成的余悸未消，怕变心理犹存，凤阳、肥西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凤阳当时全县有70.8%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组。按照万里的指示，我于7月初专程来到凤阳，用了半个多月时间，走访了20多个公社，以县委名义写出了关于“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的调查报告，县委党委经过激烈争论后，很快上报省委。不久，《安徽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这对进一步稳定干群情绪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此后，凤阳全县农村要求将包干到组变为包干到户。县委却提出“一定要把包干到组稳住”，并以区为单位，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宣布党员搞包干到户的开除党籍，公社书记搞包干到户的撤职。

        7月，肥西县刮起了一股强行扭转包产到户的歪风。副书记、县长张文题，对包产到户一直心有疑虑，害怕犯方向性错误，对省委在山南搞包产到户试验，一直持有不同意见，他屈服于压力，不顾全县有50%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操纵县委常委会于7月16日发出第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要把包产到户的重新组织起来。”县委召开了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要求各级干部以党籍做保证，立即纠正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举办干部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于是，带头搞责任制的干部受到批判，官亭区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宣布停职反省。

        县委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有的抗争，有的罢耕罢种，全县农业生产急剧下降。有的群众责问县委:“难道增产粮食犯法?难道农民就活该吃不饱饭?”有的责问:“山南包产到户是省委同意了的，你县委为什么要纠正?你县委不听省委的，我们就不听你县委的。”一些基层干部纷纷到合肥向省委告状。

        万里知道肥西的情况后，于8月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农业问题。对肥西的情况，万里生气地说:“山南包产到户试验是省委决定的，如果有什么错误，应由省委首先是我来承担。肥西县委强制收回包产田是错误的。要告诉他们，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硬扭，不要跟群众闹对立，不要违背群众意愿，不要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到底对不对?至少要让群众到秋后吧，要让实践来检验。”会议提出，由王光宇和我前往肥西，做好县委工作。

        8月5日，王光宇和我专程来到肥西，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传达了万里的意见。县委常委纷纷表态，一致表示要坚决按照万里的意见办。县委于8月8日下发第50号文件，提出“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应该允许多种多样，不能只实行一种办法，不可以强求整齐划一，不搞‘一刀切’”。从此，县委同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对立情绪缓和下来了。

        按照原来的部署，1980年2月2日到11日，省委召开了有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全省农业会议。会议开始时，万里没有作长篇讲话，只是交代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认识问题。省委为会议准备了一个总结草稿，希望到会同志发扬民主，敞开思想，集思广益，把文件修改好”。对总结草稿，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反对者认为，“总结草稿是复辟宣言书，要查查是几个什么人起草的”。有的甚至提出“要改组大会秘书组”，可见会议争论的激烈程度。经过几上几下，反复修改，在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万里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提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对包产到户“是不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形式之一，同志们的看法有分歧。有些同志承认这种形式对改变长期低产落后的生产队效果显著，但又担心这样做违背中央的决定。其实，这样做正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和中央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万里强调说:“目前，我们干部的思想绝不是解放得过了头，而是解放得还不够。我们一项重大的任务是继续肃清‘左’的流毒，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

        万里的讲话，对于解除干部的思想顾虑，统一思想认识，推动包产到户的普及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比例:1979年年底占10%，1980年年底占66.88%，而到1982年上半年占98.8%。

        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的分歧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我、张秀岗、鲁受教和滁县地委的陆子修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杜润生指定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我于1月14日下午，在全体大会上作了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讲了两个半小时。发言的主要内容是:

        1979年年底，安徽农村共有生产队379855个，实行定额记工和按时记工加评议办法的有145895个，占生产队总数的38.4%;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有232184个，占61%，其中实行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办法的有194288个，占生产队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37896个，占10%。经过一年的实践看，各种责任制都有增产效果，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效果更明显。

        “据9个地区20个县154个生产队年终分配试点统计，全年集体粮食总产比去年增长26.8%，其中联系产量责任制的93个队，比去年平均增长44.1%，没有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61个队，只比上年增长4.8%。

        “联系产量责任制，在比较后进地区增产效果特别显著，全省著名的三大后进片(淮北的泗县、五河、灵璧、固镇，江淮丘陵地区的定远、凤阳、嘉山，江南的宣城、郎溪、广德)共十个县，去年有58.4%的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粮食比1978年增长33.9%，油料增长59%。

        “在生产长期落后、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地方，包产到户的效果比包产到组又更为显著。肥西县山南区是个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后进区，1978年秋种时，因为大旱，麦子种不下去，全区有77.3%的生产队采用包产到户办法，不仅种麦进度快，种得多，面积扩大一倍，而且质量好。1979年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31%，粮食征购超过任务的66%，集体积累50万元(1978年集体未留积累)，社员人均分配收入99元，比1978年增加27元。

        “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初级社时有34户，175人，30犋牲口，1100亩耕地，常年产量18万斤左右，人均1000多斤。高级社以后，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只有10户，39人，一犋半牛。‘文化大革命’十年，产量只有两三万斤，人均口粮一两百斤。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一个19户、110多人的生产队，派工作队18人进驻。公社人保组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外流成了习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一个工作队员看一户，一起劳动，干了一年，国家还有支援，收粮35000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分配收入32元。工作队走后，社员又外出‘查户口’、‘数门头’(指讨饭)去了。去年搞了包产到户，收粮132300多斤，向国家交售粮食3万斤，第一次还贷800元，人均口粮800斤，人均分配收入200多元。

        “在一部分后进地区，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办法。安徽全省生产长期上不去因此此，的后进队，占生产队总数的25%左右。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在这些穷队中，如果还清了国家的贷款和投资，生产队则会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甚至有30%的队，即使把全部资产，包括耕牛、土地、房屋全部卖了也还不清国家的债。有人说，搞包产到户，会削弱集体经济，实际上，在这些穷队中有什么值得削弱的呢?过去，各级党委对这些穷队采用了很多办法，花了很大的精力、财力和物力，都没有改变面貌，实行包产到户办法，仅仅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了一大批一年翻身、一季翻身的单位，这有什么不好呢?在生产队统-领导下的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一般地说，在后进地方，群众没有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看到的只是极左路线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业的号召时，这些地方的群众对生产队集体生产没有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办法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的表现，也是生产责任心加强的反映。这种包产到户形式的出现，正是极左路线逼出来的，是对极左路线的反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会发言后分组讨论，大家的分歧很大，尤其是华东组争论极为激烈，一些新闻单位和经济研究部门的同志，都纷纷前来旁听。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有的同志说，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分田单干，它与社会主义就沾不上边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有的说，如果放任自流，让包产到户滑下去，人心一散，各奔前程，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有的说，我们已经有20多年合作化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定的公共财产，一无所有的队不多了，治穷的办法很多，不一定非要包产到户。上海的同志态度比较缓和一些，他们说，上海的情况与其他省不一样，上海不搞包产到户(实际上，上海郊区2年后也搞了清一色的包产到户)。

        1月31日下午3时半，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区农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

        会上，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后，华国锋讲了话。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题，他除了重复提到1979年7省座谈会的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一个问题，就是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回到安徽后，及时向万里汇报了会议情况，并请示如何贯彻的问题。万里考虑到省委农业会议刚刚结束，下边正在传达会议精神，为了稳定人心，发展大好形势，避免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决定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精神不予贯彻。

        1980年的人为折腾

        1980年3月，万里离开安徽后，在省委个别领导人的挑动下，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又出现了一次不该发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由于这次争论是从上面挑起来的，因而迎合了下边某些干部的“左”倾思想，对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多方加以压制，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干部与群众顶牛的严重情况。对包产到户不认识、不理解的言论主要有:

        “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
        “包产到户是生产关系的倒退，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支持包产到户就是迁就农民落后意识。”
        “包产到户是一些文人舞文弄墨、强词夺理吹起来的，他们冒充革命，冒充马列主义，欺骗了不懂理论的农民。他们是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是被列宁批倒了的第二共产国际提出的’工团福利主义’。”
        “我们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在我们党内，对某些问题出现分歧和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是，有些人在错误思想支配“对越轨的，必要时要采取行政手段”，要以下，对工作实行错误指导，提出“要坚决刹车”“破坏三个秩序论处”。这种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和农民意愿的错误做法，不仅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而且对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干部，气焰嚣张;有些原来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干部，产生了更大的疑虑和动摇。不少地方出现了干部与群众严重对立，许多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包括一些县委的主要领导人，有的要调离，有的被批判，有的被停职，有的被拘留。群众不满地说:“中央三句话(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省里在打，县里在打坝，公社干部害怕，大队干部挨骂，群众急得发炸。

        这种人为的折腾，庐江县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这个县的县委主要领导人在四级干部会上宣称，“庐江县要搞包产到户，除非我县委书记不干，或者把我撤掉”。“谁搞包产到户，就以破坏生产论处，逮捕他。”“有人捣蛋搞单干，今后县党代表大会不选他。”并且自封庐江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县”，要用马列主义与推行包产到户的所谓“修正主义县”开展比赛，要在大灾之年见高低。在他的影响下，全县强迫命令事件到处发生。对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一些公社、大队干部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搞包产到户，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搞，我们这里不能搞。”南闸公社姚湾大队批斗了社员王同明;杨柳公社逮捕了杭头大队社员张开香、张世彩、黄安珍，关在县公安局长达15天之久。这个县迎松公社中山大队十二担生产队农民朱正启，于1979年秋天，到肥西县走亲戚回家后，约了5户农民把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夏季和早稻获得空前大丰收。朱正启在“大呼隆”时期，最好年景全家只能分得2900斤粮食，搞了大半年的包产到户，麦子收了400斤，早稻收了3200斤。这样的大好事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反而在庐江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县委主要领导人认为，朱正启的行动“越了轨”，迎松公社人均一亩耕地，亩产千斤，不能搞单干(指包产到户)，任其发展，就要乱全县的套，后患无穷。于是，一方面抽调7名干部组成专案调查组，到十二担生产队搜集整理朱正启搞“单干”的罪证材料，准备逮捕(后因公安局长认为罪证不足才未能办成);另一方面发动(实际上强迫)全大队群众对朱正启开展多次批判斗争，还指派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一名大队党支委，坐镇十二担生产队，不准朱正启等5户到承包田干活，一直折腾了两个多月，致使这5户农民的晚稻生产遭受严重损失。对于县委的错误领导，群众软拖硬抗，在秋收大忙季节，不少地方出现了罢种罢收，使已经成熟的水稻不能及时收割，成片发芽霉烂，造成全年粮食减产3亿多斤，不仅征购任务完不成，不少农民吃返销粮，有的农民外出逃荒，有的地方还发生浮肿病。到了这样困难的地步，县委领导仍然在会议室里为推行何种责任制论不休。这样的县委在群众心目中，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群众干脆开县委，自发地在全县搞开了包产到户，不少地方提出“不管你金钟和银钟(指县委领导人)，团结起来向前冲”。对于这样的县委领导人，不但没有被追究领导责任，反而提升为行署副专员。这种是非不分、不讲原则的做法，群众反感地说:“我讨我的饭，你提你的干，你提干不影响我讨饭，我讨饭也不影响你提干。”

        1980年，安徽全年粮食减产31亿斤，主要是在包产到户动荡不定的几个地区。相反，在包产到户比较稳定的地方，几乎处处增产。如被人称为“修正主义”的肥西县，与庐江县边连边、地连地，在同等自然条件、同等灾害的条件下，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产2000多万斤。长丰县99.5%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这一年全县水灾之严重仅次于1954年，受涝农田50多万亩，有12万亩绝收。但广大农民奋起抗灾，大灾之年空前增产，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长41.2%。桐城县石南公社三岔路生产队，是当时全县唯一搞了包产到户的队，这一年全县普遍减产，而这个队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在连绵阴雨的恶劣气候下，社员们千方百计抢时收割，想方设法把稻子弄干，粮食增产30%。而与三岔路生产队同一个村庄、同一个水系、田地土质相同的邻队坚持“大呼隆”粮食减产40%。

        邓小平高度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许多干部迅速觉醒，纷纷深入基层，积极带领群众研究措施，推行多数群众同意的生产责任制，使安徽农村改革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天长县是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这个县地处高邮湖畔，自然条件较好，科学种田水平较高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农民生活比较富裕。在1980年1月省委农业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曾向万里请示:根据天长县的生产情况，县委决定不搞包产到户。万里点头表示同意。但县委没有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他们看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普遍，为了尊重群众意见，县委先后3次组织100多名科局长以上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使他们清楚地看到，包产到户早搞早增产，迟搞迟增产，不搞不增产。于是，县委下了决心，领导群众普遍实行包产到户。198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78700万斤，比1980年增长34.8%，一年增长的速度，等于1957年至1976年20年增产的总和，提前4年实现了原定1985年粮食总产量7亿斤的规划。皮棉总产77726担，比1980年增长1.49倍。油料总产3969多万担，比1980年增长1.56倍。这一年，全县入库粮食3.1亿斤，是统购任务的3.44倍;入库油脂941万多斤，是统购任务的7.49倍;入库皮棉72271担，商品率达92.9%。全县人均分配收入220.4元，比上年增加122.54元，增长1.25倍，加上家庭副业收入，全县人均收入达到307.4元。县委总结了包产到户的巨大变化，归结为“十个没有想到”：
        一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劳动生产率这样高。
        二是没有想到生产能够这样大幅增长。
        三是没有想到农民富得这样快。
        四是没有想到比较富裕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后，生产比过去发展得更快，富得更快。
        五是没有想到农村的“科学热”这么高。
        六是没有想到农业机械化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地，发展得更快，经济效益更高。
        七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这样高。
        八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互助协作精神这样好。
        九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的精神这样好。
        十是没有想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样快地显著改善。

        芜湖地区宣城县是个有名的“鱼米之乡”，后来变成了有名的后进县。1979年12月前后，有些地方推行了包产到户。群众要搞，基层干部不同意搞，县委也不同意搞，并且派人前去纠正，开了党员会和干部会，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群众表示同意纠正，但派去的人一走又恢复了。在早征购入库时，这些地方进度最快。县委书记朱景本亲自前去察看，他看到庄稼生长的情况和社员的干劲，当即宣布同意他们搞包产到户。他经过细致了解，进一步看到包产到组克服了“大呼隆”激发了积极性，比原来的定额记工大大前进了一步。但通过一段实践后，群众的积极性仍不能持久，因为作业组由“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是按劳分配不能体现，二是经营管理水平跟不上，三是队长难当，非生产性开支增大。经过比较他认为最放心、最实在、最能调动积极性的还是包产到户。县委常委经过充分讨论，统一了认识首先带头闯入“危险区”，组织大队书记到包产到户搞得好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让实践回答问题，并且在公社书记会议上明确表态，只要把住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条原则，实现群众要求而又能增产的就是好办法，就可以实行。如有问题，要追查责任，由县委负责，首先由一把手负责。这样一表态，社、队书记胆子壮了，群众更加安心了，于是在全县迅速推行了包产到户办法，由隐蔽到公开，逐步发展起来。对于这样一位群众拥护的县委书记，省委个别领导人不感兴趣，提出要调动他的工作，遭到普遍的反对。

        经过一年的实践，原来积极领导群众推行联产责任制的干部，纷纷畅谈感想，畅谈体会，思想认识又有了新的飞跃。原固镇县委书记陈复东说:“一年来，我们联系生产实际开展了三次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们体会到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目前，农业生产同其他领域一样还存在一些禁区，需要大胆实践，勇于冲破。同时，在新形势面前我们又遇到许多新问题，要探索、要解决。思想不解放，在禁区面前就会束手无策，在新问题面前就会无所作为。解放思想也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中，觉得当时思想解放了过一段时间思想又守旧了，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解放了，在另一个问题上思想又跟不上了，这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认真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

        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刘耀华说:“我们能够经受压力和考验，坚持实践不动摇，最根本的原因是紧紧和群众站在一起，是广大群众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30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的发展才有希望。我们在深入农村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对联系产量责任制说长道短的多半是一些干部，什么划小了’”倒退了’、’不好开会了’等，农民却始终满腔热情，信心百倍。他们说，”张浩来信’一出来，我们立即到农民中征求意见，我们问农民怕不怕，他们立即问我们怕不怕。他们说:’干部怕错，社员怕饿。只要能多打粮食，我们不管他张浩、李浩!’有些社员担心县委顶不住，鼓励我们说:’只要县委不变，俺们累死也情愿。’农民没有’铁饭碗’，他们的衣食温饱直接和农业生产好坏联系在一起，他们比任何人更关心农业的发展。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尊重农民的选择和创造，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各种责难都要由农民的实践作回答，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联系产量责任制不动摇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