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迦太基的兴衰及其多元文明特征

迦太基是腓尼基城邦的推罗人在非洲建立的一个殖民地，后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一个著名的商业民族。迦太基据说是推罗人在柏萨(Byrsa)向非洲土著借来的一块“牛皮之地”，经过不断扩张拓展，成为和希腊并列的西地中海两殖民帝国，也是与罗马并列的西地中海世界的强国。迦太基在商业领域和希腊人有激烈竞争，也和新兴的罗马在西西里出现了冲突，与希腊人和罗马人均兵戎相见。迦太基在公元前146年被罗马所灭，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但是迦太基文明的混合型特征，以及带来的文明交流和传播的意义却不容忽视。对于迦太基的兴衰及其文明特征，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①

一、迦太基海上商业帝国的建立与早期西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交流

从民族上说，迦太基人属于古代地中海东岸腓尼基人的一支。迦太基人代表了古代东方民族殖民、商业和航海的高峰，在某种意义上进行了古代国家“重商主义”文明的最早探索。

(一)迦太基的建立和对外贸易扩张

一般认为，腓尼基人中的推罗人于公元前814年在非洲建立了迦太基。“迦太基”在腓尼基语中为“”，在希腊语中为“Karchēdon”，在拉丁语中为“Carthago”，意思是“新城”。②

关于迦太基的建城史，一直有“一张牛皮”的传说。古希腊史学家提迈欧(Timaeus，约前352-前256)最早提出迦太基由推罗妇女狄多(Dido，亦称Elissa)在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前的第38年(前814年)所建之说。③罗马帝国史学家阿庇安(Appian，约95-165)提供了更详细的记载，称狄多带领族人来到迦太基所在地，求土著酋长赐一块牛皮之地。在征得土著酋长的同意后，狄多将一张牛皮裁剪成条，圈出一块城镇大小的地皮，即后来迦太基的卫城柏萨。④“柏萨”的腓尼基语为“Bozra”，意思是围城、堡垒；而在希腊语中为“Byrsa”，意思是“藏牛之处”。⑤柏萨位于迦太基城的中央，是一个险峻之地。阿庇安在叙述公元前146年迦太基毁灭时，提到迦太基已繁荣了700年⑥，显然指的是她建立于公元前9世纪晚期的说法。到公元前l世纪末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前64-公元23)到访非洲时，迦太基城仍有方圆360斯塔德(stades)的规模。⑦

古典学家迈尔斯(Richard Miles)认为，目前迦太基发现的最早的考古文化层的回溯，仅仅能追溯到公元前760年左右。⑧考古学家辛塔斯(Cintas)试图通过对迦太基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析，建立迦太基早期历史的时间表，但是罗马人在毁灭迦太基的时候造成较大损毁。1922年，辛塔斯终于在13个陶罐中确认有9个属于希腊陶罐，认定迦太基建城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725年。⑨推罗人建立迦太基可能是希腊罗马人的一种想象，斯特拉波、阿庇安等都持这种观点。而实际上，迦太基的早期居民还包括腓尼基各城邦及众多非洲居民。关于早期迦太基，目前发现的最重要的古典档案是“闪米特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semiticarum)第1卷第5684—5号，一般被认为是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仍保留着明显的推罗语言的特点。⑩

目前看来，腓尼基人在西地中海的扩张，不会早于公元前750年。(11)在公元前8世纪之前，迦太基在西地中海世界的主要活动是建立殖民地。韦尔(Benjamin W.Wells)认为，殖民地是迦太基国家的支柱，迦太基殖民体系是古典时代的殖民典范。(12)青铜时代晚期的殖民地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腓尼基的贸易殖民，专注于奢侈品贸易和经济利益，在地中海西部沿海建立了稳定的定居点；另一种模式是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在海外建立城邦，带有政治目的。(13)早期迦太基人的贸易和希腊人有所不同，他们更多是以贸易者的身份在海外殖民和经商。他们在迦太基以外的定居地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贸易港口”更为合适。

迦太基从希腊世界和东方输入油、酒等食物及纺织品、陶器、青铜器等手工业品，满足本国居民和殖民地居民需要。目前考古材料证实的迦太基从国外进口商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50年。(14)西西里岛的阿克拉加斯城(Acragas)、意大利的坎佩尼亚，以及爱琴海的罗德斯岛，都是迦太基酒类来源地。油是从阿克拉加斯城运来的。迦太基从希腊大陆、意大利的坎佩尼亚、西西里得到了青铜器物、宝石制品和花瓶。考古学家在一座献给迦太基女神塔妮特(Tanit)的神庙中发现了东方化时代(前720-前580)的6个科林斯式希腊陶罐，时间在公元前740年到前710年间。(15)在迦太基人墓地还发现了从塞浦路斯运来的陶俑和青铜水瓶。埃及也提供了受迦太基人欢迎的装饰品。法国史学家杜丹(Jules Toutain)认为，迦太基的非洲领土及其殖民帝国能出口的商品有限，只有奴隶、矿砂和金属，尤其是西班牙南部的铅和银。(16)迦太基沉船的船骸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信息，如铜锭、锡锭、玻璃、金银首饰、彩陶、酒和油等。(17)作为一个以商业贸易闻名的古典民族，迦太基人缺乏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手工业品，经常仿制和改造从希腊和埃及进口的商品，如他们仿制的希腊陶器就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二)迦太基地中海贸易航线的建立和大西洋航海的探索

迦太基在地中海参与和拓展的贸易航线，大体可分为东西航线和南北航线。东西航线亦称“黎凡特—西班牙线路”，是从希腊、小亚、西亚到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的航线。伊比利亚半岛和萨丁尼亚岛，是地中海世界主要的铜、锡、银的产地。推罗人首先开辟了从西班牙南部的加底斯(Gades)到推罗的“金属航线”。西西里的希腊史学家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前80-前21)称，迦太基海疆西达直布罗陀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之柱”、加底斯和大西洋，而加底斯位于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最远边界。(18)有利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内陆土地和更优良的港口，让迦太基人很快控制了这条航线，成为地中海最大的铜、锡、银的贸易商。(19)

南北航线对迦太基来说尤为重要，它将迦太基与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岛、意大利联系起来，成为第勒尼安海贸易圈的重要坐标。迦太基还位于非洲通往希腊、爱琴海地区的海上航线的通道，有利于它从海外获得粮食、原材料和手工艺品。迦太基早期的粮食依赖进口，主要来自西班牙、意大利、西西里、希腊、黎凡特等地。在迦太基早期居民的陪葬品中，发现了大量希腊陶器(包括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陶器)。公元前6世纪初，银价暴跌，金属航线随之衰落，南北航线变得愈加重要起来。迦太基位于东西航线和南北航线的交会点，很快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贸易中心。在迦太基国家收入的来源中，关税占主要地位。(20)迦太基在希腊化时期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一座国际都市，吸引了大量移民。

迦太基人的贸易具有居间商的性质，航线广泛分布在欧洲、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和西地中海地区，形成一个地中海世界贸易网络，迦太基货币也成为地中海西部地区的硬通货币。为保护贸易航线和商业利益，迦太基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使用先进的三桨座战舰。在内陆殖民地农业的支持、海上贸易的商业支撑和海军舰队的保护下，迦太基建立了一个商业殖民帝国。杜丹强调，迦太基商业的真正范围是海洋，尤其是西部。他们从撒哈拉、苏丹获得了黑奴、象牙、兽皮、黄金、鸵鸟，从高卢获得锡、铅，其买卖都是在沿海或交通要道进行的。杜丹指出，迦太基人在地中海世界贸易中所起的作用，很像17世纪的荷兰人。(21)

迦太基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海上商业殖民帝国，是和他们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分不开的。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告诉我们，腓尼基人是一个擅长航海、通晓天文并发明字母文字的民族。(22)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腓尼基人城市比布鲁斯(Byblos)就已制造出拥有弧形船体、能够经受大海考验的船只。古希腊史学家波里比乌斯(Polybius，前204-前122)在谈到迦太基和罗马军队的对比时指出，航海技术长期以来是迦太基人的一种特殊技能，他们比其他任何民族都熟悉大海。(23)迦太基商队以拥有大船而著名，用帆航行。迦太基水手不仅能够沿岸航行，而且能够进行深海航行，在航行中依靠太阳和星辰的位置、熟悉的海岸地形和地貌来辨别航行的方向。

古希腊罗马作家提到了迦太基人在公元前5世纪的两次大西洋航行，比希腊航海家皮西亚斯(Pytheas of Massalia，前320-前285)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的首次大西洋航行早了1个世纪。公元4世纪的罗马学者阿维努斯(Avienus)提到，迦太基将军希米尔科(Himilco，前460-前410)船队向北沿着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的西海岸航行数月，在西欧寻找矿石，可能到达了不列颠。(24)老普林尼记录了迦太基将军汉诺(Hanno)的《航行记》，称汉诺船队沿非洲西海岸进行了探险。(25)汉诺船队大致在公元前520年进行远航(26)，远达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冈比亚等地，并在摩洛哥建立了殖民地。据说最远达几内亚湾，接近了赤道。大西洋航行探索将迦太基人的贸易圈扩展到了大西洋海域。公元前460年，迦太基人开始将摩洛哥的咸鱼运往希腊的科林斯(Corinth)。位于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的建立，与迦太基殖民活动的扩展路径是一致的。迦太基人拥有当时最好的船长和水手，他们能够安全地航行在地中海西部海域和大西洋沿岸。(27)

二、迦太基人与希腊人、罗马人在海上商业贸易中的冲突和结果

在迦太基人所开展的对外殖民和贸易活动中，他们和古希腊人、罗马人发生了碰撞和交流。迦太基人在对希腊人、罗马人的战争中失败，奠定了古代西方叙述中迦太基人的失败者形象。

(一)迦太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的争夺和较量

在迦太基的对外殖民活动中，西西里是联系地中海东西航道和南北航道的重要交通要冲，地位举足轻重。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前400/396)说腓尼基人在希腊之前就来到西西里殖民，居住在沿海，占据岬角和沿海的岛屿。(28)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希腊人在东方化时代开始大殖民，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希腊人称为“大希腊”地区)建立殖民地。希腊人在南意大利的库玛(Cumae)建立殖民地是公元前750年，到达西西里是在公元前8世纪。(29)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建立殖民地不会早于公元前8世纪。(30)在地中海西部，迦太基充当了腓尼基人保护者的角色。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西部、科西嘉和撒丁岛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在西西里建立的殖民地有摩提亚(Motya)、帕诺慕斯(Panormus)、索罗伊斯(Soloeis)等。在科西嘉，为对抗共同的敌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和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建立了同盟关系。

狄奥多鲁斯认为，财富是引起人类竞争的主要因素。(31)迦太基人征服一个地方后，通常会征收一大笔贡金。(32)迦太基人坚持要控制通向西班牙的航线，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坚持垄断通往黑海的航线颇为相似，二者争夺的对象分别是金属和谷物。迦太基人和希腊人的西西里战争虽有商业和贸易的动机，但无法与17世纪欧洲的商业战争相提并论。

西西里是迦太基通向西班牙的交通要冲和中转站。从公元前580年开始，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西部发生了冲突。希腊人试图进入西西里最西端的利利俾(Lilybaeum)，遭到迦太基人的驱赶。在公元前535年的阿拉里亚(Alalia)战役中，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联合起来击败了希腊人，将第勒尼安海毗邻的海域变为了迦太基的水域。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迦太基在西西里的主要竞争者是希腊城邦阿克拉伽斯和叙拉古。公元前580年开始的一个多世纪里，为与希腊人争夺西西里岛，迦太基、希腊之间发生了三次战争(布匿—希腊战争)。迦太基在公元前5世纪才有20多万人口，无法建立像其他国家那种公民兵体制，只能是从被征服者和商人中征募雇佣兵，由迦太基人充任将军。(33)也有人认为，精明的迦太基人不肯亲自参加战争，宁愿花钱来雇所谓的“蛮族人”来当兵。(34)

随着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征服推罗，日益强大的迦太基与母邦推罗间的联系仅剩下向腓尼基神灵献祭和坚守推罗宗教传统了。公元前4世纪初，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希腊人停止在西西里殖民，迦太基与希腊双方殖民争霸告一段落。迦太基控制西西里岛的西部，希腊科林斯人在西西里所建立的城邦叙拉古占据了西西里岛东部。西西里的殖民者带来了外来的文化，从多利亚人的农业文化到希腊的陶器和迦太基人的布匿文字都在西西里长期存在。在西西里的外来文化中，希腊文化的影响最大。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洲际划分的理念是由希腊人提出的。波里比乌斯指出，希腊人把“有人居住的世界”()分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三大洲。(35)老普林尼说，非洲被希腊人称为“利比亚”，它不包括埃及。(36)斯特拉波强调利比亚疆域很小，那里只有沙漠和野兽；(37)有人居住的世界只有希腊人和野蛮人两种人。(38)狄奥多鲁斯在叙述西西里的历史时，将西西里岛上叙拉古之外的居民称为“蛮族人”，称“除了叙拉古以外的蛮族人拥有了整个西西里”。在书写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冲突的时候，狄奥多鲁斯时而使用“迦太基人”的称呼，时而使用“蛮族人”的说法(39)，表达了希腊世界对于迦太基人的看法。

西西里的外来文化包括布匿文化、希腊文化等，二者分别分布在西部和东部。在迦太基占主导的西西里西部，土著的伊利米人(Elymians)和外来的迦太基人都没有建立起政治组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传播和交流。在公元前6世纪的西西里西部，迦太基人更注重加强对其他腓尼基人城市的控制，他们在两个世纪后彻底控制腓尼基城邦的货币发行权。到公元前6世纪末，迦太基加强了对西西里西部的统治，在岛屿南部的势力也有了明显提升。迦太基宗教在西西里和撒丁岛的传播有了明显的加强，如献祭和葬仪及托非特(tophet)祭坛。(40)

与迦太基人相比，希腊人在西西里政治上的存在感更强，建立了叙拉古等城邦国家。叙拉古实行僭主政治，以文化发达而著称。狄奥多鲁斯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希波战争中，迦太基曾经和波斯帝国结盟，从西部和东部同时对希腊人开战，其中迦太基人负责对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作战，波斯人对希腊本土作战。(41)发生在西西里的希梅拉(Himera)战役和希腊大陆的萨拉美斯(Salamis)海战，是在公元前480年的同一天发生的。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0-前425)、亚里士多德均认为，这有可能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波斯人和迦太基人并未在战前协商一致。(42)迦太基对和波斯人结盟未必有兴趣，因为母邦推罗人被迫成为波斯人的仆从国。雅典曾试图联合迦太基人，对抗与他们有矛盾的叙拉古，遭到迦太基的拒绝。在与阿克拉伽斯—叙拉古联军的希梅拉战役中，迦太基的30万军队损失了15万人。(43)迦太基在战后70年间逐渐将注意力转向非洲，还不断向内陆地区推进，试图将利比亚腓尼基化，并将自身非洲化，以巩固其非洲帝国。(44)

在希波战争后，希腊人加强了对西西里的控制，希腊文化在西西里的影响超过了迦太基。从公元前4世纪起，迦太基人、坎佩尼亚人(Campanians)、奥斯其人(Oscans)和罗马人都活跃在西西里，使得西西里成为一个地中海世界不同文明交汇的大熔炉。公元前2世纪以来，随着罗马人在西西里统治的开始，西西里的政治日益罗马化。但新的政治秩序并未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希腊文化仍是西西里的强势文化。在西西里，迦太基人的布匿文化并未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消失。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西里，布匿文化的影响仍无处不在，陶罐、花瓶等物品上大量出现了布匿语和希腊语的双语铭文。(45)布匿铭文在西西里至少存在到了公元1世纪，布匿口语存在的时间更长。(46)在西部西西里，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有密切的来往，存在着语言的融合。希腊化时期利利俾出土的铭文记载的两个人的名字，就是集希腊语、拉丁语、布匿语于一身的混合式名字。

(二)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商业霸权的争夺以及最终的失败

迦太基在其统治区域内实行贸易垄断制度，达到控制商贸航线和征收关税的目的。据波里比乌斯记载，迦太基与罗马在公元前509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对罗马人及其盟邦船只航行到“菲尔角”(Fair Promontory，亦译“美丽岬角”)以西海域进行了严格限制(47)，保持了他们对地中海西部的海上商业霸权。但学者卡列(M.Cary)认为，波里比乌斯所说的签订条约的时间是错误的，正确的时间应是公元前308年。(48)这个条约表明，迦太基在公元前6世纪或4世纪末已有能力对所有外国商船封锁直布罗陀海峡。没有迦太基人的同意，希腊航海家皮西亚斯从加底斯出发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大西洋航行就不可能发生。(49)从马耳他(Malta)到西西里、撒丁岛、巴利阿里(Balearics)岛、西班牙的航线，是由迦太基人严密控制的。从公元前6世纪起，希腊人不能直接从西班牙南部获得锡、铜和银。公元前540年，迦太基人联合伊特鲁里亚人将希腊人赶出了科西嘉。(50)

到公元前6世纪晚期，迦太基的领土从昔兰尼(Cyrene)延伸到了大西洋。(51)在迦太基人看来，撒丁岛和利比亚是自己的领土，而西西里只涉及他们所统治的一部分区域。波里比乌斯告诉我们，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公元前306年又签订了一个条约，迦太基人明确将利比亚和撒丁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将推罗和乌提卡(Utica)也纳入了自己的领土范围，不许罗马人涉足。(52)迦太基人严厉打击海盗，成为古代文明早期和平贸易协约的倡导者。

迦太基并不缺乏金银，他们从中非得到黄金，从西班牙获取白银。公元前6世纪，钱币在希腊世界已经普及。到公元前6世纪最后25年，希腊人主要居住区都已使用了金属货币。(53)迦太基人重视商业，他们教育青年的指导思想就是要证明商业在迦太基公私生活中的优越地位。迦太基人早期采取的是物物交换或使用希腊等外币。希罗多德记述了迦太基商人同利比亚土著居民“无声的贸易”的交易细节，迦太基人以商品换取土著(可能是摩洛哥土著)的黄金。(54)公元前5世纪末，为了给西西里的雇佣兵开支薪酬，迦太基人用西班牙的银锭来铸造自己的银币。

公元前3世纪早期是迦太基商业帝国的黄金时期。希腊人海上的势力日益衰落，亚历山大帝国一分为三，罗马人忙于征服中部和北部的意大利人，迦太基人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的商业贸易。在罗马人发起挑战之前，迦太基人保持了他们对海洋的控制权，而且把注意力转向通过侵略建立一个陆上帝国，采取了一种更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随着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介入西西里事务，迦太基和罗马人的矛盾逐渐激化。从公元前264年争夺西西里开始，罗马和迦太基先后发生了三次战争(布匿战争)。布匿战争揭开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国家间关系转型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罗马人开始从陆地向海洋拓展，对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世界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罗马是一个传统的陆军强国，早期并未设置海军。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后，罗马迅速组建一支由公民兵组成的海军，军队士气高。迦太基海军强大但是公民兵不足，主要依靠西班牙人、柏柏尔人(Berbers)及后来的努米底亚人(Numidians)等外族人所组成的雇佣军，军队缺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波里比乌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迦太基军队使用的是外国人和雇佣军，而罗马军队士兵都是本国的公民和土著人，罗马人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和儿女而战。(55)公元前242年，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战败的迦太基人退出西西里，罗马人获得了除了叙拉古之外的整个岛屿(56)，西西里由此在公元前227年成为罗马的第一个行省。迦太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在本土战败，被迫和罗马人签订了几乎交出一切的苛刻条约。在反贵族寡头的选民的支持下，汉尼拔于公元前196年当选为迦太基的首席行政长官苏菲特(sufetes)，推行民主改革，重整军队，迦太基逐渐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元气得以恢复。

迦太基的复兴让罗马人产生了一种恐惧之情，贵族加图(Marcus Cato，前234-前149)提出：“迦太基必须被毁灭。”(57)罗马在公元前149年发起第三次布匿战争。阿庇安、狄奥多鲁斯等希腊罗马史学家提供了公元前146年迦太基战败被毁的画面，称罗马军队纵火烧毁迦太基城。(58)这次战争让迦太基的人口丧失了三分之一，一个世纪以后也未能得到完全的恢复。(59)罗马人为了抹去迦太基的历史记忆，几乎将迦太基图书馆的所有藏书都转赠给了他们在非洲的盟友努米底亚，企图只留下罗马人的历史书写。阿庇安告诉我们，罗马元老院派往迦太基的10名元老组成的代表团下令将迦太基夷为平地，任何人不得在迦太基居住，否则会受到诅咒。(60)与迦太基人斗争的这段波澜壮阔的经历，成为罗马神话不可或缺的一页。第二次布匿战争激发了罗马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罗马人开始首次书写罗马和迦太基的历史，建构了失败的迦太基和胜利的罗马的民族形象。

斯特拉波告诉我们，迦太基于公元前146年的最后时刻在利比亚本土仍然拥有300座城市和70万城市人口的实力。(61)古代知识精英有夸大数字的习惯，斯特拉波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了。《剑桥古代史》提出，此时迦太基城约有20万—30万人。(62)韦尔认为，迦太基城在公元前146年毁灭之际的人口不会超过13万人，因为该城没有那么多人口的居住空间。(63)毁灭迦太基，让罗马商人和意大利商人填补了远距离贸易的空白。他们取代了迦太基商人，来到努米底亚从事贸易活动，获利颇丰。

(三)古希腊罗马作家对迦太基人的负面形象建构

在古希腊罗马作家的眼中，迦太基人是一群好斗的恶毒的东方入侵者，是暴虐的、虚伪的和贪婪的。波里比乌斯指出：在迦太基，任何能产生利益的东西都不会被视为可耻的，竞选官职可进行公开的贿赂；而罗马人会谴责不择手段赚钱的方式，竞选行贿是死罪。(64)狄奥多鲁斯对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文明冲突有详细的报道，他说迦太基人只要失败就会导致精神和意志的崩溃，这在别的民族是很难想象的。(65)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我认为有的民族对人类社会危害甚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严霜和冰雪会摧毁刚刚生长的作物。”(66)狄奥多鲁斯的言外之意，迦太基人是一个有害的民族。他批评迦太基当局在国家危机之际提拔新将领，危机过后却又让他们身败名裂的做法。(67)但狄奥多鲁斯也客观地指出了罗马人的残酷、失信和傲慢，指出了罗马人在毁灭迦太基后的问题，如忧患意识的缺乏、行政官员的贪婪和对法律的无视、民意煽动家所造成的危险、内战延长带来的恐惧等问题(68)，这成为罗马共和晚期诸多矛盾之源。

地中海西部的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希腊人表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和激烈的排外情绪，对希腊人与其他民族在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表现出一种对抗的态度。古希腊作家对迦太基人的态度，直接影响了罗马的知识精英。罗马人从未将自己看作希腊人，但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在民族文化的分水岭中与希腊文化同属一个阵营。这个分水岭将文明的希腊世界与野蛮人的世界区分开了，而迦太基人显然属于野蛮人世界。罗马史学家李维在关于布匿战争的记载中，一直在将罗马人的美德与迦太基人的恶习进行对比，认为汉尼拔的背信弃义超过了任何一位迦太基人。西里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28—103)是一位罗马元老，写下以第二次布匿战争为主题的史诗《布匿战记》(Punica)，使用了“迦太基人是残忍的”这样的表述。(69)希腊罗马人对迦太基人的“他者”想象——胡言乱语的、贪婪的、不守信用的、残忍的、傲慢的、不敬神的迦太基人，成为古典史学叙述的主流。“迦太基式的信用”(fides Punica)，亦成为背信弃义的同义语。(70)

在希腊罗马人看来，迦太基的失败与他们对待盟邦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狄奥多鲁斯指出，迦太基人“过于残酷和苛刻”(71)，对待被征服地区经常采取掠夺、索取和高压的政策，因而盟邦痛恨迦太基的高压统治。(72)狄奥多鲁斯还说，迦太基军队在占领西西里阿克拉伽斯城之后，将神庙财产和城市的雕像、物品都运到迦太基，然后焚烧了寺庙，洗劫了全城。在占领另一座城市杰拉(Gela)之后，官兵都发了财。(73)狄奥多鲁斯强调，长期以来，迦太基的利比亚盟邦憎恨迦太基人的压榨和索取，他们一有机会就发起叛乱。(74)在叙述和希腊人争夺西西里挫败原因的时候，狄奥多鲁斯指出这是迦太基人不尊重推罗神灵的结果，认为迦太基人一开始对在推罗受到顶礼膜拜的赫拉克勒斯是尊重的，向其奉献年收入的十分之一。而在后来，他们疏忽了，所以神的恩泽就减少了。狄奥多鲁斯还强调了神对迦太基贵族用别人的孩子冒充自己的孩子献给神灵的愤怒之情。(75)

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us，约46-120)和狄奥多鲁斯都提到迦太基人用儿童献祭，后者还说迦太基贵族曾用200位贵族儿童作为牺牲品献给神灵。(76)威尔·杜兰(Will Durant)赞同古典作家的这种说法，认为直到2世纪仍存在献给麦勒卡特(Melkart，推罗主神)的活童祭品。(77)《牛津古典辞书》认为从公元前8世纪晚期到公元前146年，童祭在迦太基一直存在，但在实践中一开始就用动物代替了儿童。(78)泽内达·A.拉戈金(Zenaide A.Ragozin)提出，是在与耶稣同时期的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37-41年在位)时期才彻底废除了迦太基的这个习俗。(79)《剑桥古代史》指出迦太基托非特祭坛的骨灰瓮中发现了儿童烧焦的骨头，还有两篇提到杀婴的铭文。(80)但奥贝特(M.Aubet)不同意这种杀婴献祭的观点，他认为考古学家对托非特祭坛中的人类骨殖和灰烬的分析表明，他们大多属于死婴和新生儿的，这明显带有自然死亡的味道(81)，并非来自儿童献祭所产生的非正常死亡。撒里贝姆特(Andrea Salimbeti)提出，目前的证据无法证实迦太基存在火焚活童的祭祀。(82)本文亦认为，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记载经常存在夸大的成分和道听途说的习惯。根据目前的史料和考古材料，我们对普鲁塔克和狄奥多鲁斯关于迦太基存在活童祭观点的可靠性还无法确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材料和研究。

三、迦太基的文明特征和文明贡献

作为东方闪米特人的一支，迦太基人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海上殖民和商业帝国，将文明扩展到了地中海西部广大区域甚至是大西洋沿岸，同时带动了北部非洲本土的开发，推动了东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和外来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一)迦太基对非洲的开发和文明传播

迦太基海上商业帝国的辉煌，很容易掩盖其农业的成就。当推罗人和西顿人在非洲沿岸的巴巴里(Barbara)建立最初的停靠港时，当地居民还处于新石器时代，金属器具是从外国输入的。古代非洲(不包括希腊罗马人所说的不属于利比亚的埃及)居民也栽种过某些作物和饲养过某些牲畜，但只有到了迦太基成立和崛起以后，非洲才在迦太基的引领下有了真正的农业。从某种意义上说，迦太基也是非洲的首都。迦太基人的农业开发是成功的，他们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对土著的示范和对非洲的物质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它把文明传播到它所兼并的国家，超出自己的领土，传播到其附属国和同盟国中去。(83)迦太基人从西亚带来了葡萄、橄榄、无花果、石榴等，在土质和气候适宜的非洲广泛种植，迦太基的石榴被罗马人称为“迦太基苹果”。

公元前5世纪在西西里的殖民活动受挫后，迦太基加快了开发非洲本土农业的步伐，将撒哈拉最肥沃的土地和大流沙区纳入其领土，变为农业区。从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谷物和葡萄园的收入就已经成为迦太基统治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了。(84)古希腊罗马作家共66次提及迦太基著名农学家马戈(Mago)的耕作法。(85)柏柏尔人同迦太基人的接触比其他非洲民族都早，受迦太基人的影响也最大。柏柏尔人向迦太基人学会了农业，迈入了农耕文明。菲利普C.内勒(Phillip C.Naylor)认为，迦太基人懂得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其复杂的文化是通过万神殿和语言来表达的，给善于接受文化的柏柏尔人留下深刻印象。(86)迦太基文化对柏柏尔人的思想和习俗的影响，成为跨文化交往的典范。努米底亚人在公元前3世纪向迦太基人学会了建设城市，引入了马戈农书所介绍的耕作方法，还吸取了迦太基的文化及宗教。(87)柏柏尔人在公元前202年建立了努米底亚王国，他们所建的城市科塔(Cirta)也出现了迦太基式的托非特祭坛。(88)努米底亚贵族热衷于同迦太基上层通婚，给子女取布匿人的名字。(89)努米底亚和迦太基的铜币设计都是一样的，二者出现了文化同化的现象。

20世纪以来的考古挖掘表明，迦太基人对北部非洲内陆进行了深度渗透，建立了很多殖民地和临时性商业居留地，创建了一系列城市，使得迦太基文明得以在非洲广泛传播。1970年代，考古学家在非洲卡本半岛(Cap Bon Peninsula，今突尼斯东北)发现了迦太基人所建的殖民地盖赫库阿勒(Kerkouane)的遗迹。该城可能建于公元前6世纪，提供了迦太基人和利比亚土著人交往的线索。盖赫库阿勒居民敬拜的神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神灵麦勒卡特和其子锡德(Sid)、塔尼特等。该城大部分房屋都有中央庭院，院中建有迦太基人用作洁净仪式的浴室。盖赫库阿勒居民使用迦太基语，但利比亚的元素随处可见，如利比亚土著居民的殡葬仪式。盖赫库阿勒城还发现了描写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形象的雅典式黑彩陶制酒壶和爱奥尼亚式杯子，以及具有希腊风格的建筑，反映了该城多元文化的特点。(90)

斯特拉波告诉我们，迦太基被毁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和希腊的科林斯一样，一直处于荒无人烟的状态。(91)罗马有识之士试图推出重建迦太基的计划。据阿庇安记载，在迦太基荒芜了30年后，罗马保民官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前154-前121)在公元前123年提出移民6000人到迦太基的计划，而不顾西庇阿在毁灭迦太基的时候诅咒迦太基将永作牧场的事实。(92)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曾在公元前44年重提移民迦太基的计划，以解决贫民的土地问题，但未来得及实施便遇刺身亡。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公元14)在公元前29年派遣移民重建迦太基，并将非洲行省(亦称阿非利加行省)的首府从乌提卡迁到迦太基。(93)罗马退役军人、殖民者、商人和工程人员接踵而来，将新迦太基建设成为罗马帝国西部最大的城市，也是罗马帝国著名的文化、教育和学术中心。斯特拉波指出，和利比亚境内的其他人和城市一样，迦太基是一座繁荣兴旺的城市。(94)在迦太基以东的港口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诞生了罗马帝国首位出身非洲的元首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46-211)，塞维鲁王朝也成为罗马帝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非洲王朝。

(二)迦太基文明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交流和交融

迦太基文化受到希腊文明、埃及文明的明显影响，表现出混合性或者折中主义的特点，体现在艺术、宗教和物质文化等方面。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起，迦太基人就将希腊和埃及的建筑风格与迦太基的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形成了混合式的迦太基建筑艺术。

迦太基与西西里希腊人的战争带来了文化宗教的交流，导致了二者文化融合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西西里海岸地区而深入内陆，这是西西里殖民化以来的显著特征之一。从公元前4世纪起，希腊文化对迦太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但是迦太基的文化并未失去自身传统，尤其是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公元前4世纪早期，迦太基当局禁止迦太基人学希腊语，但却未见成效，希腊语在北部非洲成了仅次于布匿语的第二语言。(95)大量证据显示，迦太基人会说希腊语，阅读希腊著作，着希腊服饰，崇拜希腊神祇。在西西里，出现了很多具有希腊文化和腓尼基文化特色的器具和艺术品，如西西里出现的铸有六头金牛肖像的酒杯。迦太基人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希腊钱币，主要是希腊铜币，这可能是对外贸易的需要。斯特拉波说，在迦太基卫城柏萨的高处，有一座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神庙。(96)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的医神，它在迦太基出现说明迦太基人对于希腊医神的崇拜和对祛除疾病、战胜瘟疫的渴求，亦反映希腊宗教对迦太基人的影响。

另外，迦太基人对希腊神赫拉克勒斯的崇拜，亦反映了希腊文化对迦太基文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赫拉克勒斯崇拜具有文化的多样性与跨文化的相互关联性，比其他任何一位神都更适合古代地中海居民。从公元前6世纪起，在地中海中西部，赫拉克勒斯开始越来越多地被与迦太基的麦勒卡特联系在一起。当汉尼拔试图寻找一位天国的精神领袖以将西方的人们联合起来抗衡罗马之际，他选中的就是赫拉克勒斯-麦勒卡特。(97)泽内达·A.拉戈金强调腓尼基宗教亦对希腊(尤其是希腊大陆的东海岸)的宗教有影响(98)，但未提供有力的证据。

在希腊人的影响下，迦太基人的丧葬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从土葬转为了火葬。在奥古斯都重建迦太基城之后，这里到处都有希腊风格的雕像。20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考古学，让我们重构古代迦太基的文化成为可能。考古学家在突尼斯圣路易山丘的斜坡上，挖掘出了为罗马人纵火毁城的灰烬层所覆盖的房屋以及迦太基的一个街区，都反映出这里具有希腊化时代的特点，如迦太基街区的房屋规格较小、由各个房间所环绕着的中央庭院作为建筑物的光源，等等。

埃及人的宗教和来世观也对迦太基人产生了影响。迦太基人崇拜埃及的奥里西斯(Osiris)神，将迦太基主神巴尔-哈蒙(Baal Hammon)和埃及的阿蒙神相提并论。受埃及人的影响，迦太基人认为人死后会有两个灵魂。迦太基人还向埃及人学会了制作木乃伊的技术。公元前4世纪的迦太基墓葬出土的剃刀上的宗教主题图案，集中反映了埃及和迦太基的神灵和神圣符号。在迦太基人的护身符上，出现了埃及的神灵、动物形象和神圣符号。从埃及进口的圣甲虫和首饰(99)，在迦太基大受欢迎。在迦太基人的陪葬品中，出现了描绘埃及神祇和法老形象的祭品，这被认为有助于驱邪。

迦太基公元前146年亡国后的这段历史，被称为晚期布匿或新布匿时期。虽然罗马文化成为官方文化，但迦太基人的文化并没有中断，在语言、建筑、绘画、雕刻、美术、教育等领域都有体现。迦太基艺术有其自身的特点，表现为对细节和对称的过度关注。非洲很多地方官员都使用了迦太基式的“苏菲特”的名称。迦太基神庙保留了下来，但祭司取罗马的名字，着罗马的托袈。(100)迦太基的神名改成了罗马的神名，巴尔-哈蒙变成了罗马农神萨图尔(Saturn)，塔尼特变成为了罗马天后朱诺(Juno)。巴尔-萨图尔被视为罗马的丰收之神，成为罗马非洲行省农业发展在宗教文化领域的反映。(101)罗马人将腓尼基人语言称为布匿语，迦太基战争被罗马人称为布匿战争。迦太基被罗马征服之后，拉丁语的重要性超过希腊语，成为迦太基人从小必须学习的语言，城市中受教育者两种语言都会。但在整个罗马帝国的非洲行省，布匿语仍是官方通行语言。公元前8年，非洲大莱普提斯城的迦太基籍城市长官捐助了一座纪念碑，使用了拉丁语和迦太基语的双语铭文。捐助者的名字“汉尼拔·塔帕皮乌斯·鲁福斯”，就是罗马姓氏和迦太基本名的结合。(102)在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t.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写作的时代，布匿语仍出现在非洲的拉丁书信和铭文中，并一直使用到了5世纪早期，显示了语言传统强大的惯性和生命力。439年，汪达尔首领盖萨里克(Geiseric，389-477)占领了迦太基，建立了汪达尔王国，罗马-迦太基的时代结束了。(103)

结语

迦太基研究专家沃明顿指出：“作为城邦国家的迦太基试图统治一个帝国，并能够维持3个世纪之久的统治，比雅典人的统治还长了三分之一。”(104)在古代世界，迦太基的成功之处不仅体现在拥有的巨额财富，而且包括它统治的长久的稳定和持久，这甚至赢得了其对手的尊敬。西塞罗强调，迦太基如果没有使用智慧和政治谋略的话，就不可能维持一个帝国达600年之久。(105)亚里士多德将迦太基的政体和斯巴达、克里特的政体归为一类，认为它们是最接近理想的混合政体，高度评价迦太基设施优良、政治稳定和制度修明。(106)迦太基也是亚里士多德所研究的唯一非希腊国家。古希腊作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也称赞迦太基和斯巴达是世界上治理最好的两个民族。(107)

财富和政体具有密切的关系。迦太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商业国家(108)，进行了地中海商业帝国建设的第一次尝试。迦太基的财富来自它在非洲和西地中海的区域性帝国，它在海上力量保护下的海外贸易，为其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提供了财政支持。迦太基商业的成功使之把政治权力给了财富寡头，在公民人口不足的情况下供养了一支雇佣军，维护了迦太基政权的稳定。迦太基在公元前6世纪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到公元前5世纪，随着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布匿—希腊战争中遇挫，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的贸易活动暂时走向了衰落。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随着非洲的开发和对非洲属国资源的掠夺，迦太基的商业再次繁荣起来。在丧失西班牙的海外领地之后，迦太基仍被波里比乌斯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109)迦太基对外来文化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

迦太基建构了一个地中海世界商贸殖民网，也为各殖民地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和非洲的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杜丹看来，迦太基的历史表现出了一种文明的肤浅和虚弱，其主要推动力是获取财富和扩展商业，其诸多胜利转瞬即逝。迦太基没有依靠经济优势去争取政治和文化的进步，未能在文化领域取得辉煌的成果。这也是迦太基在和罗马的文明较量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我们必须看到，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典世界从来不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特有成果，而是包括迦太基文明在内的不同文化与民族之间互动、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注释：

①迦太基研究先驱彻什的《非洲帝国之迦太基》(Alfre John Church,Carthage of the Empire of Africa,New York:G.P.Putnam’s Sons,1899)，论述了迦太基发展成为非洲帝国的过程。斯密斯的《迦太基和迦太基人》(R.Bosworth Smith,Carthage and the Carthaginians,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13)考察了迦太基、迦太基人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古代世界的影响。沃明顿的《迦太基》(B.H.Warmington,Carthage,London:Robert Hale Limited,1960)从汉诺的非洲航行来追溯迦太基历史。莫斯卡蒂的《迦太基艺术与文明》(Sabatino Moscati,Carthage:Art et Civilization,Milan:Jaca Book,1983)重点介绍了迦太基的文化。皮卡德的《迦太基：从诞生到终结悲剧的布匿历史与文化研究》(Gilbert Charles Picard,Carthage:A Survey of Punic History and Culture from Its Birth to Final Tragedy,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87)是一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内容的综合性著作。霍约斯的《迦太基人》(Dexter Hoyos,The Carthaginians,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Press,2010)考察了迦太基崛起的进程及商业帝国的建立。迈尔斯的《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Richard Miles,Carthage Must Be Destroyed:The Rise and Fall of An Ancient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London:Allen Lane,2010)借鉴了近现代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特里布拉图编的《古代西西里的语言联系》(Olga Tribulato,ed.,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icil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考察了布匿语等古代西西里语言和文化。国内研究论文有数篇。陈恒的《迦太基建城日期小考》，《常熟高专学报》2001年第1期，对迦太基建城进行了考察；杜建军、刘自强的《论布匿战争爆发的原因》(2002)从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探讨。总的来说，关于迦太基的崛起等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较大空间。

②Alfred J.Church,Carthage of the Empire of Africa,p.11.

③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The Roman Antiquities,Loeb Classical Library,trans.Earnest Cary,Vol.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p.245.本文所引古希腊罗马文献，出自“罗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④Appian,The Punic Wars,I.1,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trans.Horace Whi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2,p.403.

⑤Andrea Salimbeti,Raffaele D’ Amato,The Carthaginians,6th-2nd Century BC,Oxford:Osprey Publishing,1991,p.4.

⑥Appian,The Punic Wars,XIX 132,Vol.1,p.637.

⑦Strabo,Geography,XVII.3.14,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8,trans.Horace Leonard Jon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p.183.注：斯塔德(Stadium，复数为Stadia)，古希腊长度单位。1斯塔德合625英尺约等于184.97米。

⑧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孟驰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⑨B.H.Warmington,Carthage,London:Robert Hale Limited,1960,p.23.陈恒采用了辛塔斯所提出的公元前725年的说法，参见陈恒：《迦太基建城日期考》，《常熟高专学报》2001年第1期。

⑩Maria Giulia Amadasi Guzzo,”Phoenician and Punic in Sicily,” in Olga Tribulato,ed.,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icily,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30.

(11)B.H.Warmington,Carthage,p.22.

(12)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The Sewanee Review,Vol.28,No.4(Oct 1920),p.507.

(13)Olga Tribulato,”So Many Siciliies,” in Olga Tribulato,ed.,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ntact in Ancient Sicily,pp.15-16.

(14)B.H.Warmington,Carthage,p.23.

(15)J.N.Coldstream,Geometric Greece,London:Routledge,1977,p.240.

(16)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志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87页。

(17)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37页。

(18)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V.10,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1,trans.Francis R.Wal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p.155.

(19)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 Esther Eidinow,eds.,The Ox 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84.

(20)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05.

(21)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88页。

(22)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V.67,Vol.2,p.271.

(23)Polybius,The Histories,VI.52,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3,trans.W.R.Pa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p.385.

(24)Alfred J.Church,Carthage of the Empire of Africa,p.100.

(25)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V.8,Vol.2,p.223.

(26)Alfred J.Church,Carthage of the Empire of Africa,p.95.

(27)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03.

(28)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VI.2,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3,trans.C.Forster Smith,London:W.Heinemann; New York:G.Putnam’s Sons,1919,p.183.

(29)B.H.Warmington,Carthage,p.34.

(30)Olga Tribulato,”So Many Siciliies,” p.14.

(31)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XVI.3,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2,trans.Francis R.Wal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37.

(32)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V.65,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6,trans.C.H.Oldfath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90.

(33)B.H.Warmington,Carthage,pp.40-55.

(34)R.Bosworth Smith,Carthage and the Carthaginians,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13,p.57.

(35)Polybius,The Histories,III.37,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2,trans.W.R.Pa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3,p.87.

(36)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V.1,Vol.2,p.219.

(37)Strabo,Geography,XVII.3.1,Vol.8,p.155.

(38)Strabo,Geography,XVI.2.38,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7,trans.Horace Leonard Jon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p.287.

(39)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 3-6,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0,trans.Russel M.Ge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p.150-157.

(40)Maria Eugenia 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Politics,Colonies and Trade,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84.

(41)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1,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4,trans.C.H.Oldfath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p.123.

(42)B.H.Warmington,Carthage,p.46.

(43)R.Bosworth Smith,Carthage and the Carthaginians,p.21.

(44)J.博德曼、N.G.L.哈蒙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四卷，张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48页。

(45)Maria Giulia Amadasi Guzzo,”Phoenician and Punic in Sicily,” p.126.

(46)Olga Tribulato,”So Many Siciliies,” pp.17-29.

(47)Polybius,The Histories,III.22-23,Vol.2,pp.53-55.按照波里比乌斯的说法，菲尔角在迦太基的前端，方向朝北，可能是今天的伯恩角，但是也可能是法里纳角(C.Farina)。

(48)M.Cary,”A Forgotten Treaty between Rome and Carthage,”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9,1919,p.76.

(49)A.E.阿斯汀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陈恒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1页。

(50)J.博德曼、N.G.L.哈蒙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四卷，第492页。

(51)A.E.阿斯汀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第20—22页。

(52)Polybius,The Histories,III.24,Vol.2,p.57.

(53)J.博德曼、N.G.L.哈蒙德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四卷，第486页。

(54)Herodotus,Histories,IV.196,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2,trans.A.D.Godle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p.399.

(55)Polybius,The Histories,VI.52,Vol.3,p.387.

(56)Polybius,The Histories,II.1,Vol.2,p.241.

(57)Plutarch,Lives,”Marcus Cato,” LXX 1,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2,trans.Bernadotte Perri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4,p.383.

(58)Appian,The Punic Wars,XIX.127-135,Vol.1,pp.627—637; 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XIII.24,Vol.11,p.435.

(59)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18.

(60)Appian,The Punic Wars,XX 135,Vol.1,p.643.

(61)Strabo,Geography,XVII.3.15,Vol.8,p.185.

(62)A.E.阿斯汀等编：《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第172页。

(63)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06.

(64)Polybius,The Histories,VI.56,Vol.3,p.393.

(65)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III.11,Vol.11,p.95.

(66)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VI.1,Vol.11,p.179.

(67)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 10,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0,trans.Russel M.Ge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69.

(68)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XIV/XXXV.33,Vol.12,pp.131-133.

(69)Silius Italicus,Punica,I,171-172,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trans.J.D.Duff,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7,p.17.

(70)J.Starks,”Fides Aeneia:The Transference of Punic Stereotypes in the Aeneid,” Classical Journal,Vol.94,No.3(Feb.-Mar.1999),pp.250-260.

(71)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V.46,Vol.6,p.141.

(72)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V.76,Vol.6,p.217.

(73)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III.96; XⅢ,108,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5,trans.C.H.Oldfath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395—397; 429.

(74)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3,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10,trans.Russel M.Ge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50.

(75)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14,Vol.10,p.179.

(76)Plutarch,Moralia,171C-D,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2,trans.F.C.Babbit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p.493; Diodorus of Sicily,Library of History,XX.14,Vol.10,p.179.

(77)威尔·杜兰：《凯撒与基督》下册，周杰译，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601页。麦勒卡特是推罗人的主神，但在迦太基宗教体系中的地位却有了明显的下降，并非主神。

(78)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 Esther Eidinow,eds.,The Ox 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284.

(79)泽内达·A.拉戈金：《亚述：从帝国的崛起到尼尼微的陷落》，吴晓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37页。

(80)F.W.沃克班克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第二分册，胡玉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567页。

(81)María Eugenia Aubet,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Politics,Colonies and Trade,pp.251-252.

(82)Andrea Salimbeti,Raffaele D’ Amato,The Carthaginians,6th-2nd Century BC,p.10.

(83)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第181—183页。

(84)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514.

(85)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132页。

(86)菲利普C.内勒：《北非史》，韩志斌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87)Simon Hornblower,Antony Spawforth & Esther Eidinow.eds.,The Ox 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p.284.

(88)B.H.Warmington,Carthage,p.209.

(89)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第一卷上册，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页。

(90)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105—107页。

(91)Strabo,Geography,XVII.3.15,Vol.8,p.185.

(92)Appian,The Civil Wars,I.24,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3,trans.Horace Whi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p.49.

(93)Appian,The Punic Wars,XX.136,Vol.1,p.645.

(94)Strabo,Geography,XVII.3.15,Vol.8,p.185.

(95)徐晓旭：《“罗马和平”下不同文化的相遇》，《光明日报》2020年9月21日，第14版。

(96)Strabo,Geography,XVII.3.14,Vol.8,p.185.

(97)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27页。

(98)泽内达·A.拉戈金：《亚述：从帝国的崛起到尼尼微的陷落》，第144页。

(99)F.W.沃克班克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第二分册，第564页。

(100)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第129页。

(101)B.H.Warmington,Carthage,p.42.

(102)理查德·迈尔斯：《迦太基必须灭亡：古文明的兴衰》，第370页。

(103)Mattew Bunson.ed.,A Dictionary of the Roman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98.

(104)B.H.Warmington,Carthage,p.42.

(105)Cicero,De Re Publica,I,”Fragments,” 3,Loeb Classical Library,trans.C.W.Key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p.109.

(10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6页。

(107)F.W.沃克班克等编：《剑桥古代史》，第七卷第二分册，第537页。

(108)Benjamin W.Wells,”Business and Politics at Carthage,” p.499.

(109)Polybius,The Histories,XVIII.35,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5,trans.W.R.Pat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6,p.163.

本文转自《外国问题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