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春琴：“黄河”命名再探析

黄河得名，除了与河水有关外，当还有他因。我们对此进行了重新梳理。

一、河水清与浊

黄河水到底何时主色为黄？这个问题困扰学界多年。有人援引《逸周诗》：“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说明黄河之水一直是浑浊的。这好似不太恰当。首先，该句话在现有《诗经》中没有发现，要想确认该句话的真实存在，只有等日后出土材料来证明。其次，该句话明显具有文学修辞色彩。我们不能用不能证实并且具有文学修辞色彩的话语去证明河水一直为浑浊。

我们先看看典籍中对黄河水的记载：

1. 公元前595年（周定王十二年）：河水赤三日。（民国《山东通志》卷三）2. 公元前531年（周景王十四年）：河水赤于龙门三里。（《竹书纪年》卷下）

3. 公元前457年（周贞王十二年）：河水赤三日。（《竹书纪年》卷下）

4. 公元前439年（周考王二年）：河水赤于晋龙门三日。（《文献通考》卷297）

5. 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河水赤于龙门三日。（《竹书纪年》卷下）

6.165年（汉延熹八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后汉书·五行志》）

7.171年（汉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后汉书·五行志》）

8.447年（宋元嘉二十四年）：夏四月，河、济俱清。（《南史·宋文帝本纪》）

除此之外，我们还查询到了54条有关黄河河水的记载，这54条记载的时间都在公元447年之后。54条文献记载中，仅有1条记载黄河河水为浊，其余皆记载河水为清。

先看材料1“河水赤三日。”也就意味着平时河水主要是清。再看材料8“夏四月，河、济俱清。”就意味着河水平时主要是浊。再根据上面62条材料的记载，我们发现，在公元前367年之前，材料记载以“河水赤”为主，而公元165年之后，材料记载以“河水清”为主。也就是说明在公元前367年之前，黄河之水主要为清，公元165年之后，黄河之水主要为浊。那么，根据现有材料就可以认为：公元前367年至公元165年之间，应该是黄河河水的转变时期，这个时间段主要是在秦、两汉时期。也就是说秦、两汉时期是黄河水由清变浊的关键时期。

张金路等先生在《黄河三角洲文化概要》谈到黄河最重要的7次改道，前面三次是：（1）上古三代时，黄河自今河南武陟东北，流经浚县西，折北流至今河北平乡北，分为九条支流。（2）到西汉时，黄河自今河南浚县西南，东北流至今山东高唐南，折北经今德州市东、河北南皮西，又东北流经今沧县入海。（3）从东汉永平十三年（70年）到唐末，黄河主河道固定在现行河道。公元70年，有一个重要事情发生，就是王景成功治理黄河。黄河改道，途经黄土高原，携带了大量流沙，河水自然容易变色。故我们可以将黄河水变浊的时间段前移至西汉初年，也即两汉之前，河水以清为主，两汉之后（包括两汉），河水以浊为主。

我们再来看看黄河的称呼，在两汉以前，黄河主要称为“河”“河水”“大河”。《书·禹贡》：“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吕氏春秋·有始》：“何谓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楚辞·九章·悲回风》：“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

然而到了两汉时期，黄河的称呼除了“河”“河水”“大河”之外，又新添“浊河”“黄河”。

浊河，该称谓主要因河水浑浊而得名，最初使用在两汉时期。《史记·高祖本纪》：“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波海之利。”“浊河”在《史记》中，仅出现3次，也是最早使用“浊河”的文献，故“浊河”最早使用不会超过公元前145年。

“黄河”一词出现很早，《汉书·高惠高后文武功臣表》：“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黄河”与“泰山”对文，对照工整。该词在唐朝之后已经成为黄河的主要称呼词。李传军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黄河之得名，肇源于西汉初年，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经成为十分常见的称呼。”此说可信。由此可知“黄河”出现早于“浊河”。

两汉时期，河水已经开始变浊，“黄河”、“浊河”称呼的出现与河水变浊应该有密切关系。故有学者认为黄河之名因河水浑浊而来，这有一定道理。

在“河”“河水”“黄河”“大河”“浊河”五个称呼中，“黄河”“大河”“浊河”三者组合形式相同，“黄河”出现介于“大河”“浊河”之间，在唐朝之后成为主要称呼词。历史为什么选择“黄河”作主要称呼词？在理解“黄河”之义时，仅仅将“黄河”等同“浊河”，而忽略“大河”，是否合理？我们认为，语言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也要经历优胜劣汰，不选择“大河”“浊河”作为主要称呼，是因为这两个称呼只强调黄河的一个方面，而“黄河”一词不仅兼有浊河之义，还兼有“大河”之义，故其能够胜出，被人们广泛使用，证据如下。

二、从“黄”族词反观黄河之名

我们将汉语中所有“黄”声的形声字系联起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些系联起来的词语有一部分具有“大”之义。如：

廣，《说文·广部》：“廣，殿之大屋也。”《诗经·小雅·六月》：“四牡修广”，毛传：“广，大也。”《尚书·大禹谟》：“帝德廣运”，孔安国传：“广，谓所覆者大。”《尚书·微子之命》：“克齐圣广渊”，蔡沈集传：“广，言其大。”

横，《说文·木部》：“横，栏木也。从木，黄声。”《文选张协〈七命〉》：“横制八戎。”李周翰注：“横，大也。”《急就篇》卷一“令狐横。”颜师古注：“横，充也，大也。”

蟥，《说文·虫部》：“蟥，蟥也。从虫，黄声。”此字亦有大之义。赣方言“蚂蟥”指水蛭之大者。

鐄，该字从金，黄声。《广韵·庚韵》：“鐄，大钟也。”《集韵·庚韵》：“鐄，大镰。”大钟、大镰皆指大的金属器物。

趪：从走，黄声。《文选·西京赋》：“猛虚趪趪。”薛综注：“趪趪，张设貌。”张设貌，有扩大之义。清代沈德潜《觉生寺大钟歌》：“妄凭佛力消黑业，趪趪徹天门重。”此趪趪即指宏大，洪亮之义。

亦有部分具有表示黄颜色的意义。如：

癀，《玉篇·疒部》：“癀，癀疸病也。”黄疸病患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皮肤、粘膜等组织发黄，故命名之。

鷬，即黄鹂鸟之名。雄性黄鹂鸟的羽毛为金黄色，并有光泽，而雌性黄鹂鸟的羽毛黄中带绿，故命名之。

还有一部分既表“大”，又表颜色“黄”义。如：

璜，《说文·玉部》：“璜，半璧也。”《墨子·大取》：“是璜也。”孙诒让正义引《说文》：“璜，半璧也。”《山海经·海外西经》：“夏后启佩玉璜。”郭璞注：“半璧曰璜。”此处“半”有一层意思为“大”。《集韵·换韵》：“半，大片也。”同时“璜”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该物体为黄颜色。郭沫若《金文丛考》：“黄实古玉佩之象也。”“后假为黄白字，卒至假借义行而本义废，乃造璜以代之。”《正字通·玉部》：“黄石曰璜。海虞有璜泾，泾底有石而黄，以石名水，以水名地。”

潢，《说文·水部》：“潢，积水池。从水，黄声。”《国语·周语下》：“犹塞川原而为潢汙。”韦昭注：“大曰潢，小曰汙。”《玄应音义》卷十七“潢水”注：“潢，久积水池也。大曰潢，小曰洿。”《玄应音义》卷十五“潢池”注：“大曰潢，小曰洿，浊水也。”浊水，即颜色浑浊之义。

磺，《说文·石部》：“磺，铜铁朴石也。”徐锴《系传》：“铜铁之生者多连石。”故磺有“大”义。同时“磺”亦可以表示黄色。如“硫磺”，其外观为淡黄色脆性结晶或粉末。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黄”本身可以用来表示形状“大”和颜色“黄”之义。这就正好印证了“黄河”既可以表示“大河”，又可以表示“浊河”。当然，选择“黄河”做主要称呼词，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还与我国古代文化脱离不了关系。

三、我国古代崇尚“黄”色

《说文解字·黄部》：“黄，地之色也。”我国区域辽阔，五方土地颜色不同。古人将五方与五行结合起来，释云“南方为火，其土红色;北方为水，其土黑色;东方为木，其土青色;西方位金，其土白色;中央为土，其土黄色。”班固《汉书·律历志》载：“黄色，中之色，君之服也。”《白虎通义》云“黄色，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通典》注云：“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谥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赋予其特殊的内涵。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宋朝梅尧臣《和原甫午寝晚归》：“不言偃仰中园乐，还爱眉间喜色黄。”黄色是美好的化身。幼小儿童美称为“黄口”，未出嫁美女称为“黄花闺女”，美好宝贵之躯称为“黄金躯”，辛勤夜读谓之“黄卷青灯”，预示灾祥的黄色物象谓之“黄祥”，祥瑞象谓之“黄云”，丰美的谷物谓之“黄茂”，等等。

古代农业民族有着浓厚的“敬土”思想，黄色是“中央土”之色，而黄色有别于周边的“四夷”之色。因此，“黄色”就与“正统”“尊崇”联系起来，继而赋予其尊贵、权利的内涵。如：皇帝的公告谓之“黄榜”，帝王之车谓之“黄屋”，官名谓之“黄门”，天子或大臣所乘车舆的装饰品谓之“黄麾”，科举甲科进士及第者谓之“黄甲”，太守衙中的正堂谓之“黄堂”，官员佩戴的黄色带子谓之“黄带”，委任下级官吏的文书谓之“黄牒”。“榜”“屋”“门”等一系列普通的词语，在前面加上“黄”，地位就完全不同，成为了“权利”与“尊贵”的象征，令众人羡慕。

“黄”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贞观政要·慎所好》：“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胡瓜”变“黄瓜”，一字之差，内涵却发生了质的变化。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邹容《革命军》第七章：“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缪鸿若《海上留别健行越生叔云诸同志》诗：“敢冀黄魂苏百日，拼将地狱走千回。”“黄族”“黄祸”“黄魂”中的“黄”，皆指中华民族。

这种文化影响深远，在“黄河”名称的选择过程中，不自然地推动人们选择“黄河”作为其主要代称。甚至人们就直接用“黄”来代称母亲河，如“引黄灌溉”“黄泛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黄河之“黄”，兼有“大”“浊”之义，而“黄河”成为其主要的称呼，与汉民族崇尚黄色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原载于《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