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辉,田钟灵：稷下学宫考

稷下学宫为战国时期田齐招揽贤人而设，兼具政事议论与学术研讨功能。据汉人所记，稷下学宫创办于田齐桓公时期（前374—前357），齐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襄王时学宫犹存。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为止，稷下学宫存续约150年。稷下学士号曰列大夫，享有列第，备受尊崇。

关于稷下学宫的位置，史书中多有记载，自近代以来，又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考证。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战国时期建筑基址，从其地望来看，可能就是学者们探寻已久的稷下学宫遗址。文章首先对稷下学宫位置的研究史进行梳理，而后对“稷下”“稷门”等学者们经常关注的内容进行新的解读，最后结合汉魏洛阳城的太学遗址对稷下学宫的考古新发现做一对比研究。

一、稷下学宫位置研究现状

“稷下”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文载“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齐稷下之辩者”即谓战国齐稷下学士，此为目前可见关于稷下之学最早的记录之一。汉晋时期有记载将稷下之学与稷门或稷山联系起来，如西汉刘向《别录》中记载曰：“齐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东晋虞西又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这两条记载均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唐司马贞索隐。自此，关于稷下学宫的位置，产生了稷门附近说与稷山立馆说两派观点。

（一）稷山立馆说

稷山立馆说被司马贞称作“异说”，今学者们也多持反对意见，且给出的理由多相近。一是因为稷山位于齐故城南约10公里处，距离太远，本属山地丘陵，又有淄河与齐城相隔，交通不便，很难做到“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二是根据考古勘察，得知稷山附近除保存多座战国、汉代墓冢外，并没有发现建筑遗存，这与“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不符。唯蒋伯潜先生将“庄岳”之“岳”视作稷山，认为稷下学宫及学士之宅第设在“庄岳之间”，即康庄之衢与稷山之间，此为齐都最繁盛之区。该书初版为1948年上海正中书局版。但蒋说目前并未见其他支持者，有学者指出，“庄岳之间”的说法属于取字推论，实际上还是“稷山立馆说”的变通，临淄城南山水纵横，并不适宜建设学宫。驳论有道理。

（二）稷门附近说

“稷门附近”一说，自西汉以来屡见于文献记载，亦为目前的主流观点。此说多认为学宫在临淄齐故城城门稷门外近郊或稷门内；而关于稷门究竟位于临淄城的哪个方向，又有西门、南门两种说法。

1、稷门为西门说

历代史家多记稷门为齐城西垣之门。西汉刘向为这一观点的首倡者，北宋《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而后又曰：“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唐司马贞索隐引东晋晏谟《齐地记》言：“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司马贞云：“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系水在齐城西侧，可知学宫在齐城西门稷门外、系水左右。同样的内容又见于宋《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六所引：“齐地记曰：‘临淄城西门外有古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该卷又引西晋学者司马彪所著《郡国志》曰：“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莒子如齐盟于稷门，此也。”元代于钦《齐乘》中记：“《齐记补》谓，‘齐古城周五十里，高四丈，十三门。’其西雍门，韩娥鬻歌之地。又有稷门，下立学社，所谓稷下学。”

近代以来，不少学者赞同并引用自汉代以来的文献记载，也主张稷门为临淄城西垣城门。早在20世纪30年代，钱穆就指出稷下在西门不误，并解释其因通社稷而得名；1944年，郭沫若亦直言“稷门是齐国国都的西门”。由于古人和近世先贤对齐都临淄城的总体布局和形制所知有限，故并没有明确指出稷门为齐城的哪座西门。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临淄齐故城的勘查和发掘，齐故城的范围、形制、城墙、城门，以及城内布局的情况越来越详细，公布的资料也越来越多，学者们遂有条件对稷门和稷下学宫的位置做更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目前可见小城西门外说、大城西垣北首门外说和原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中门外说三种观点。

刘文熙、张龙海在认同历代史书中记载的稷下西门外说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进一步推断稷门为小城西门，稷下学宫在小城西门外。（图一：①）该文所用考古资料主要有两处，一为小城西门外的建筑遗址，被认为与春秋时期“遄台”有关，在台东还发现有战国遗址，可见水井、砖瓦等，当地群众称其为“稷堰”；二是遄台附近的古大道，称为“黉大路”，黉即古代学校之意。另外，该文还据小城西门外刘家庄的两篇石碑碑文，以及蒲松龄的文学作品中所记内容，指出今刘家庄在稷下附近。至于稷下学宫的范围，中心建筑在小城西门外，南至小城西南部，北至邵家圈以南。这里风景秀丽，交通便捷，且靠近宫城。大城西垣北首门外说由李剑、宋玉顺提出。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虽然临淄齐故城大城西垣当时只勘探出一座城门，但从平面图上看，大城北部东西向大道往西延伸与西垣交接处应当还有一个门道，即稷门。李、宋二位先生将临淄小城西门考证为申门，并根据《水经注·淄水》中系水北流所经之地的记载，即“系水傍城北流，经阳（通杨、扬）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认为勘探出的大城西门为扬门，而再往北即为齐稷下所在的稷门，稷下学宫在系水旁边，即今邵家圈村西南。（图一：②）该文还列出四条旁证：其一，1946年邵家圈村发现古碑，上刻“稷下”；其二，《临淄县治》《括地志》载临淄城西北有“棘邑”，而“棘”“稷”音相近，“稷门”即为西通“棘邑”之门；其三，该门向城内连接东西向大道，直通市井，还靠近西墙内的南北向道路，直抵宫殿区；向外可达西北各邑；其四，邵家圈村西南发现有战国瓦当和建筑遗址。

近期，赵益超、侯霞提出了大城西垣南首门外（图一：③）这一新说。该文在对临淄齐故城的形制、年代有着正确且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指出稷门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的事迹中，不应在战国时期的小城上去找，而应把目光放在春秋时期的临淄城即大城上。结合文献中关于学宫位置的记载多与西门、系水有关，又进一步锁定在大城西垣的城门上，而李剑、宋玉顺所推测的北首门外城郊地区多为战国时期制陶作坊遗址，且系水水面宽阔，与大城西墙之间仅有一处狭窄而密闭的区域，学宫设在这里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进一步指出，南首门靠近小城，可以从大城西墙内侧的南北干道直达宫殿区，小城北墙至石桥村南一带的城外近郊地区，系水两岸地形开阔，正适宜建设规模宏大的稷下学宫。

2、稷门为南门说

与西门说不同，历代文献中认为稷门是南门者较少。直至清代，学者高士奇在《春秋地名考略》“申池”条下称：“其南曰稷门……齐人于稷门立学舍也。”在“稷”条下又言：“临淄有稷山，《齐记补》：‘上有后稷祠，故名。’今临淄县西南十三里有稷山，或曰稷下之名以此。”可知高士奇以稷门为南门，稷门学舍或曰稷下，与临淄城南之稷山有密切关系。民国九年《临淄县治》又记载，“齐古临淄城……古城十三门，其西门雍门……西南门稷门”，究竟为西门还是南门，实指含糊不清。不过，二十世纪以来，主张稷门因面向或通向城南稷山而得名，故而为临淄城南门的学者却有不少。

早在1972年发表的《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中，考古学者就提出文献中所见齐城门“皆未记确切方位，后人说法不一，比较能肯定的只有小城西门曰申门，大城西门曰雍门，稷门为南门，广门为大城东门”，但没有细指稷门究竟为哪座南门，也并未给出理由。目前临淄齐故城南垣城门中被考证为稷门的有临淄城小城南垣西首门、原春秋时期临淄城南垣西首门，及原春秋时期临淄城南垣中门，但研究者对稷下学宫与稷门关系的认识又有不同观点。

刘敦愿先生早年在对春秋时期的临淄齐故城进行复原研究时，提出稷山立馆说仍值得考虑，稷山下是否有学宫尚且难说，但稷门因通向或面向稷山而得名，并非绝无可能，故在复原图中将稷门置于临淄小城南垣西首门，而非文献中多见的西门。（图一：④）但遗憾的是，刘敦愿先生此文误将临淄小城视为春秋时期的宫城，且没有解释稷门为何为南垣西门而非东门，也未提及稷下学宫是位于小城内还是城外。另外，张学海先生在《齐营丘、薄姑、临淄三都考》中直言“（战国）小城是座宫城……小城南西门遥对南郊稷山，应是稷门，门内西侧的夯土基址，北距宫殿区不到一公里，可能是稷下先生们的‘列第’遗迹”（图一：④）目前看来，小城南垣西门内主要分布着战国时期的一处齐法化铸币作坊和两处青铜冶铸遗存，较大面积的夯土基址则位于东门附近，十分靠近北部宫殿区，夯土分布非常紧密，而且大多呈小型块状，被认为是齐国官署或田氏上层贵族宅居地。董治安、王志民先生亦认为我国古代有根据所面向的山、川、台、丘命名城门的惯例，稷门亦由于同临淄城外的稷山相对而得名。二位先生认为稷门当为考古勘探出的南垣西门，稷下学宫在南门之内，位于连接南垣西门和北垣东门的大城中部南北向干道左右两侧。（图一：⑤）相反，大城西门内却地势低洼，文化层较薄。

曲英杰和白云翔先生均认为原临淄城大城南垣西首门为稷门，二者对其具体位置认识不同，且关于稷下学宫与稷门的相对位置也有不同看法。曲英杰先生认为，临淄齐故城大城南垣的西向延伸线上应当有一处春秋时期的城门，就位于小城南垣东门大道向北延伸与大城南墙相交之处。（图一：⑥）曲文以该门面对稷山而定为稷门，在战国临淄城的复原图中亦将稷下学宫置于此处，恰位于临淄小城内中部，即曲文所考证的战国田齐宫城之南。而到战国时期，此门被移至相对应的小城南垣东门（图一：⑧），“是否沿称稷门已无法推知”。值得注意的是，曲英杰先生在论及稷下之学时，又言田氏代齐之初已兴筑稷下学宫，临近田齐宫城，当指复原图中示意之处，而根据文献小城西门外也有讲堂，建于齐宣王时，至于学士的列第则位于“康庄之衢”，即沿大城中部东西向大道南北两侧分布。这样看来，似有广义上的稷下学宫包括学舍和列第并不集中于一处之意。白云翔先生对原临淄城大城南垣西首门的位置推测稍有不同，在大城南墙与小城东墙交界处一带，比曲英杰先生复原的位置要稍偏东。（图一：⑦）白云翔先生同样认为稷门的名称被沿用至战国临淄小城南垣东门上。（图一：⑧）但是，由于白云翔先生从微地理地形的角度理解“稷下”之“下”的含义，故将稷下学宫的位置放在小城南垣东门的西北方向地势较低之处，即战国临淄城西南城外近郊一带。

二、“稷”“下”新解与“稷门”位置考

通过以上对稷下学宫和稷门位置研究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稷门”“稷下”与“稷山”名称和逻辑关系的理解不同。

史书上对“稷”的考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认为“稷”与“棘”或“侧”古音相近，如东汉郑玄称，“齐田氏时，学舍所会号棘下。棘、稷音相近，即稷下也”，又唐代司马贞曰，“因侧系水出……古侧稷音相近”。二是将“稷”与后稷联系起来，如《左传》昭公十年杜预注：“稷，祀后稷之处。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金人李余庆也指出稷山得名是因为山上有后稷祠。关于“稷”与“棘”，春秋时期临淄附近有“棘邑”，《左传》昭公十年：“（陈）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杜注：“棘，子山故邑。齐国西安县东有戟里亭。”《后汉书·郡国志》作“棘里”，《后汉书·郡国志第二十二》：“西安有棘里亭”，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据学者考证，在今临淄北高阳村附近，位于临淄齐故城西北方向，前述有学者据此认为“稷门”是因向西通棘邑而得名。实际上，“稷”和“棘”作为地名，春秋时常见。鲁国亦有“棘地”，在汶水之北齐鲁两国交界之处，曲阜鲁故城又有“稷门”，自当为两地，而不可能因通棘地而命名为稷门。另外，按刘敦愿等先生所释，“宋、晋、楚均有以稷名地的。稷当系祭稷之地，稷门当是近稷之门，或通往祭稷之地，或社稷所在”。

至于“下”，在地名中也较为常见，学者们对其所指也有不同的认识。元代李治《敬斋先生古今注》认为：“洛言洛下，稷言稷下……言称下者，犹言在此处也。”赵益超等据此认为“下”在这里为虚词，没有实际意义，“稷下”没有内外和方向上的指向性。白云翔先生则从微地理环境地势高低的角度，将“稷下”释作稷门以西、以北一带地势较低之处。通过联系先秦秦汉时期其他带有“上”或“下”字地名的含义，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其常见的两种用法。一是表示方位，指南北。如“下蔡”“下东国”“下博”又鲁故城有“上东门”，杜注：“鲁东城之北门”，高士奇曰：“盖城东之北门。”二是表示地势高地，如“戏下”，司马贞言“戏，水名也……是羽初停军于戏水之下”；“垓下”，司马贞引张揖《三苍注》云“垓，堤名”，张守节又曰：“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如此看来，“上”或“下”具体表示方向还是地势高低，似乎与其作为地名时的词汇构成方式有关，作“上/下某地”者，以表示南北方位为多，而与山名或水名同时出现，作“某地上/下”时，则多指示地势的高低。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稷门”与“稷下”得名均与临淄城南有后稷祠的稷山有关，但“稷门”不一定必须南向稷山，“稷下”也并非是指位于稷门的南面或相对稷门处于地势较低之处，而是稷山之下的一个统称。值得注意的是，曲阜鲁故城也有“稷门”，按文献中记载为鲁城南门，曲英杰先生考证为考古发现的南垣西门，但是鲁城之南并没有稷山；城内又有“棘下”，杜预注为“城内地名”，即使以“稷”“棘”互通来解释，“棘下”所在也并不是稷门之南，这些或可作为旁证。

另外，上文提及有将春秋之“稷门”误冠于战国城门上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除时间错位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隐藏的逻辑问题。一是春秋时期的稷门到战国时是否还存在，如果不存，那稷门的名称是否被沿用至战国城门上；二是稷门为宫城城门还是郭城城门。我们认为春秋时期稷门为临淄城郭城（即大城）西垣南门，到战国时期，因为小城的修建而被毁弃，“稷门”之名遂沿用至新建的田齐宫城（即小城）之西门。

春秋时期的稷门当为郭城而非宫城之西门。《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莒子到齐国参加盟誓，竟连稷门也没进入，故而大恶齐君，或可为佐证。目前，经考古确认的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城门有两座。一为考古勘探出的“西墙西南门”，位于大城西墙的南部，南距与小城北墙相接处783米；另一座是大城北部东西向干道西端与西墙交接处的西垣北门，位于今邵家圈村东北，即3号排水道口南侧。除此之外，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墙应还有一座城门，为南首门，曲英杰先生认为或有可能设在与小城东垣城门东西相对应之处，（图一：⑨）白云翔先生则推测大致在桓公台东南侧一带。（图一：⑩）我们首先假设春秋临淄城西墙北首门或西墙中部之门为稷门，则战国时期稷门仍存，田齐所立稷下学宫当在稷门附近。城内，即广辛路以西小城北墙以北的大城西区，据考古勘探和试掘，地势低洼，文化堆积较薄，除一些居住点以外，是大片的空隙地。城外，自北往南从王青村至长胡同，分布有密集的陶窑作坊。也有其他学者注意到，大城西墙北首门外系水水面宽阔，与大城西墙之间仅有一处狭窄而密闭的区域可见，大城西垣北段和中段的内外两侧都不适宜建设学宫和宅第。如此，则只剩原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最南端的门。

至于春秋时期临淄大城西垣南门对应的是史书中的哪座城门，目前主要有申门、鹿门、稷门几种说法。申门未见于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左传》杜注始见，“齐南城西门名申门，齐城无池，唯此门左右有池”，《水经注·淄水》记系水“水出齐城西南，世谓之寒泉也。东北流直申门西，京相璠、杜预竝言：申门即齐城南面西第一门矣”，元于钦《齐乘·古迹》称“临淄古城……西南有申门，门外申池”。可知申门与稷门一样，均位于齐城西南方向；同样，申门究竟为西门还是南门，亦有争议。李剑、宋玉顺、白云翔等先生认为杜预“齐南城西门”中的“南城”指的是齐故城的小城，所以申门为齐故城小城之西门。但是《左传》杜注中又有“鲁东城之北门”“鲁南城东门”的说法，鲁都曲阜不似齐临淄城有南、北二城，故这里“东城”“南城”自不为东边、南边城之意，而且曲英杰先生已考证二门分别指鲁故城东垣北门和南垣东门。所以，申门为西门说值得怀疑。值得注意的是，申门不似稷门见于春秋史事中，或可说明在春秋时期尚没有申门，白云翔先生称现在学者们考证的战国小城之上的“申门”当是沿用春秋时期的名称，尚可讨论。另外，曲英杰先生也将申门考证为战国临淄城城门。如此，春秋时期临淄城西垣南门为申门的可能性便降低，本文暂将申门推证为临淄小城南垣西门。“鹿门”见于《左传》昭公十年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当为春秋时期城门无疑，但史书中均未指出其方位。曲英杰先生认为春秋大城西垣南门为鹿门，却未说明原因；刘敦愿先生则依高士奇之说，推定为大城东南门。若然，则鹿门未必是西门，而稷门在史书中多与城西、系水同时出现，在西的可能性较大。

“稷门”作为原春秋临淄城西垣最南端的城门，在战国时期早已不存，但城门名称却因小城新建而顺势被移用至同在西侧的小城西垣城门上。战国小城西门为稷门当无疑，记载有稷门方位的文献均为汉及以后，或与后世学者只能看到临淄小城的遗存有关。根据考古发现，原战国时期田齐宫殿区到东汉被青铜、铁器生产设施所覆盖小城内南、北部存在着较厚的唐、宋以后的堆积，而大城基本没有，或可推断魏晋以后主要沿用小城，大城基本废弃。另外，后世文献《水经注·淄水》《宋书·五行志》中有记晋惠帝时“大蛇负小蛇”之奇闻，可知在西晋时，小城内仍有汉景王祠，有市场，或可为一佐证。

综上所述，稷门应如史书中多数记载的，为临淄城之西门，战国时期田齐所设稷下学宫位于田齐宫城即临淄小城西侧当没有疑问，而且由于汉以后临淄齐故城仅小城继续沿用，学者们所能看到的残留于地上的学宫遗存应当在小城附近。以往学者多根据史书中记载的稷下之学在稷门附近而将二者捆绑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稷下之名一定是指在稷门之南或地势较低之处，我们不妨将视野放大，将其视为稷山脚下的大的地理范围。

三、稷下学宫及汉魏洛阳城太学的相关考古发现

对于稷下学宫位置的考证，除根据文献记载进行逻辑推理之外，更需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确认。刘文熙、张龙海先生曾提及，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西南有“遄台”和“稷堰”等春秋战国时期的高台地，在附近发现的战国水井内曾出土过大量战国时期的砖瓦建筑材料，并且有一条直通小城的古大道，世称“黉大路”，黉是学校的意思。前文已提及，他们据此认为稷下学宫的主体即在小城西门外，2015年出版的《临淄文物志》基本引用了这些民俗学和考古学材料，但对于这一带是否为稷下学宫所在持存疑态度。这些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一定思路，但仍需要经过科学的考古工作来正式确认。

根据白云翔先生对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考古发掘现场的实地考察资料，我们获知考古工作者在小城西门以南做了连续几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工作，发现这一区域有较丰富的战国时期遗址，或与“稷下学宫”有直接的关系。遗址恰位于小城西门外入口处南侧，东距小城西城墙约15米，东北距小城西门约230米，西距今南北走向的遄台路约130米。经过2017—2018年的考古勘探，发现有16处夯土建筑基址，一共四排，呈南北向分布，其范围东西约220、南北约160米，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700平方米左右，其余夯土基址面积多在200—400平方米之间，目前只对其中个别基址进行了发掘。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这一组建筑群外围的壕沟和围墙，但其具体分布范围和出入口的设置情况目前仍不知晓。

稷下学宫属于古代城市中的思想文化功能区，不同于统治者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宫殿区、纪念祖先或进行祭祀的礼仪活动区、生产物质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或是从事商品交易的市场区等其他类型的城市功能分区，其独特的功能属性必然会呈现出能代表其自身性质的考古学特征。目前临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的建筑基址仍在继续发掘中，详细的考古材料也尚未发表，但该建筑基址所处的位置恰好与文献记载中稷下学宫的地望相吻合，其形制和布局又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自然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世的汉魏洛阳城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当时的官办学府——太学的遗址，位于北魏内城南门外，是南郊礼制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建于东汉，曹魏、西晋时期沿用，北魏又在其基址上继续修建。据考古勘探和发掘，现存布局较为完整的是魏晋以降至北魏时期的太学遗址，资料已经全部发表，我们可以总结出其作为一种校舍独有的考古学遗迹现象和出土遗物特征，以资在探寻稷下学宫时参考。

其一，在建筑布局和形制上，魏晋以降的太学院落整体为南北长方形，东西约156、南北约220米，四面发现有断续的墙垣，其中在西、北、东三面墙垣的中段，均发现有院门；在院落内还勘探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干道路，以及大量的排房和殿堂建筑基址其中，在院落内西北部和西南部，发现有较多的条状夯土基址，主要为南北向，其间或还有较窄的道路路土遗迹。考古报告指出，条状夯土一排与一排之间排列较为密集，一般间距为5—10米，很可能是太学校舍的排房基址。在太学院落中心十字街东南部廊庑庭院基址的房舍内，还发现有可能是具有特殊用途的砖砌浴室。

其二，太学遗址中出土的实物遗存也有一些区别于其他性质遗址的特征。考古发掘魏晋以降太学院落遗址中的遗物以大量的砖瓦建材为主，还有较多的陶器、铜器、铁器、石经残石和钱币等。陶容器器形有碗、盆、罐、杯、钵、瓮、甑等，其中用作炊具的甑只发现3件，占全部陶容器总数的2.3%，且目前公布的两个标本底径分别为25、30厘米左右，均为大型陶甑，一次做成的食物应当能供多人食用，正符合在太学这种官办的学舍中统一进行食物供给的烹饪需要。另外，太学遗址中还出土有石砚2件、研磨器3件，直接地反映了太学的书院性质。更重要的是，在太学遗址上历来有大量的汉石经残石出土，这些石经主要是东汉灵帝熹平年间由蔡邕亲自书写，使工匠雕刻，立于东都太学前，以正定六经文字的碑刻，考古发现完全证实了文献中汉魏洛阳太学的位置。

其三，太学的地理空间位置也符合其作为官办学舍兼礼制建筑的性质和地位。汉魏时期的太学位于今洛河南堤的南北两侧，这一带地形较为高亢、平坦，正适宜建造学舍，而且恰位于东汉时期南宫以南、北魏时期的内城外南郊，开阳门外大道东，考古勘探还发现有从开阳门外御道通往太学的东西向主干道路，就位于晚期太学院落西侧交通便利，可直达宫殿区，便于管理和政事议论。

汉魏时太学已经是成熟的礼制系统中的一部分，故其形制、布局、内涵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制，考古学特征也较为明显。稷下学宫则是目前可见最早的官办学堂，尽管它处于战国时期礼制混乱的时代，但仍在考古学遗迹方面体现出与后世汉魏太学较强的相似性。二者均位于地势较为高亢之处，在当时统治者的宫殿区附近，并且有交通干道方便直达；均发现有围墙设施，以及可能为学舍的密集分布的长条形排房式建筑。目前疑似稷下学宫的详细考古资料尚未发表，出土遗物的情况还不清楚，本文只能将其与汉魏太学遗址做一个简单的比照，更深层次的对比研究有待于将来新的考古发现和资料的公布。

最后，通过对疑似稷下学宫遗址、汉魏洛阳城太学遗址，以及临淄齐故城市的考古学研究，我们对于目前城市考古学研究中不同功能区——尤其是以往很少发现也很少受到关注的文化、商业区的识别方法有了一些心得，在这里提出来与学者们进行交流。我们注意到，以往城市考古研究中，对古代城市功能区的划分更多是依靠遗迹现象本身，而较少对出土的遗物进行功能性的判断，对于考古材料丰富的古代城址，如临淄齐故城，完全可以在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的同时，进一步对考古出土遗物进行细致的分析，来探讨古代城市的功能区划分。如前所述，在汉魏洛阳城太学遗址中出土很多符合官办学府性质的遗物，如用于书写的石砚和研磨器，以及国家设立的石经残石等。同样，在对战国秦汉时期临淄齐故城的市场位置进行考证时，我们也重点关注并尝试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出土的遗物。经过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我们发现，在临淄城大城东北部阚家寨南、东南和河崖头村西南一带，由四条南北、东西向主干道围成的井字形区域内及附近，集中出土有较多的战国秦汉时期货币、度量衡算器、印有“市”或“亭”等关键信息的陶文和封泥、疑似酿酒的大型陶质滤器等能够直接体现商业交换活动特征的实物遗存。另外，我们对汉魏洛阳城魏晋以降的晚期太学遗址和战国秦汉时期临淄齐故城东北部市场区域内出土的陶质容器都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二者呈现出相同的特点，即炊器的数量均较少，占陶容器总数的比重也较小，但体型却较大，或许分别与官府集中供应食物、市场上的食肆售卖活动有关。这启发我们，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除典型的、有代表性的遗物之外，也要重视大量的普通生活遗物，这些日常器具往往是我们考古发掘过程中最常见到的，具有较重要的统计学意义。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现炊器，或炊器体量较大就代表所在遗迹范围一定不是生活区，我们对学堂或市场遗存的识别，并不是由这一项因素决定的，不同功能区性质的最终判断，还要结合遗迹形制和布局、其他出土遗物特征，以及与周边功能区的关系等多角度的因素，甚至考虑长时段内遗迹功能的演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四、结语

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田齐政权设立的集学术研究和政事议论于一体的大学堂，是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中心，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关于稷下学宫位置的考证，自汉代以来便众说纷纭，学者多以为其设立于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但关于稷门位置的考证又有不同观点。本文在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认为稷门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当为原春秋临淄城西垣之南首门，到战国时，由于小城的兴建，“稷门”这一名称顺势沿用至小城西门上。而“稷下”一词，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稷山之下的较宽泛的地理范围。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临淄齐故城战国小城西门外南部区域发现了较大规模的战国时期排房建筑遗址，并且有围墙和壕沟环绕，结合史书记载和学者们的考证，基本可以认定该遗址即为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遗址。目前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存应当只是“稷下学宫”的一部分，期待未来的考古工作能进一步确定遗迹的完整范围，厘清内部建筑形制和布局的具体情况，并加强对出土物包括重要的、等级较高的遗物和大量的普通日用器具的重视，对其进行细致、科学的统计和分析，从而对该遗址的性质作更准确的判断。

本文来自《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