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15日，陕西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大队民众平整土地时，在白家村南100多米的坡地上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共藏有青铜器103件，其中有铭文者74件。这批青铜器以墙盘铭文字数最多，计18行284个字，在周代铭文里也比较突出。据铭文，墙盘的器主名墙。铭文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叙述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历史和时任天子的伟业；后一部分叙述器主墙自其高祖开始的历代先祖的历史，以及墙本人的功绩。……
自墙盘面世以来，专家们不断研究，成绩卓著，解决了铭文释读的大部分问题，[1] 不过个别地方尚有可以再议之处。今就铭文颂扬先祖部分的两处文字进行补释……
一、关于“青(静)幽高祖，在微灵处”
墙盘铭文述家族历史，首言“青幽高祖，在微灵处”，[2]意思是颂扬墙的高祖，说他隐居于微地。“在微灵处”的“灵处”即善处，意即安居在微地。墙盘铭文所言的高祖，就是微子启。他虽然不是商王朝的史官，但是他的儿子即铭文所言的“烈祖”，被称为“微史”。墙的儿子名
，其铜器铭文(例如微 铺)称自己是“微白(伯)”。[3]综合这些资料考虑，我们称这个家族为“微史家族”是妥当的。在武王伐纣之前投奔周的“烈祖”，已是王朝史官，所以他可能是高祖微子启的儿子，而不太可能是其孙辈。墙盘述墙的历代先祖，可以肯定其间关系的是高祖与烈祖的父子关系，再就是称“文考”的乙公与器主墙的父子关系。其他的如“乙祖”“亚祖”则无法确定。过去以为从高祖以下的六代人，前后代之间皆为父子，可能说得过于肯定了。墙盘关于高祖的说明仅“青幽高祖，在微灵处”八个字，其间需要讨论的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铭文“幽”字所透露的微子启隐居的历史信息
关于这段铭文里的“青幽”，诸家多将“青”释为“静”，意犹娴静。此说正确可从。关于“幽”字，诸家多释其意与“静”同，但唐兰说“幽”为“隐居”之意，[4]李学勤、戴家祥释“幽”为“隐”，[5]此类说法较优。另有读“青”为“靖”者，或释“幽”与“青(静)”同义者，或释“青幽”为“头脑冷静”[6]之义，虽然不为无据，但不如释“幽”为“隐”更为妥当。在商末动荡的时局中，微子为保护自己的家族，率族离开商都。关于微子之族所往之处，史书乏载。洪家义认为墙盘铭文不仅指出高祖即微子启，而且指出铭文高祖“在微灵处”，“恰好解决了这个悬案，原来微子去纣之后，既没有奔周，也不是在荒野流浪，而是回到了他的封地微隐居起来”。[7]是说甚确。墙盘铭文补充了文献所不载的微子启离纣之后的去处问题，可谓于史有补，这是墙盘铭文的重要史料价值之一。
微子为“殷三仁”之一。从相关史料记载里可以看出“殷三仁”对殷商王朝的不同态度。《论语·微子》记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8] 孔子之所以称许微子、箕子与比干为“三仁”，是因为他们对于纣王残暴民众的行径虽态度有别，但都明确反对。箕子的做法是“详(佯)狂”，[9]即装疯；比干则因强谏而被处死；微子启则离纣而隐居于微地，没有与纣断然决裂，只是不再出仕于朝廷，并仍留其子在朝中任史官。他的做法，一方面表现了其临事决断的勇敢，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在武王伐纣之前，微子在朝廷任官的儿子带着筮具奔周。这其中应当不乏微子的意旨。在武王伐纣之时，微子“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10]微子表示出彻底归顺周王朝的决心。在自己力量不足，改变不了“邦无道”局面的时候，孔子主张不必强硬对抗，而要明哲保身，从而“免于刑戮”。[11]微子的作为与后来孔子的主张十分契合。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周公和成王让微子启建国于宋，以之安抚殷遗民，稳定天下局势。周王朝以客礼待宋，对于殷商文化取尊重态度，显示了周王朝博大包容的心态，这对于周代的历史发展以及商周文化的交融都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作为宋的立国之君，微子启的历史功绩亦不应被忽视。
(二)铭文称颂“高祖”的原因
“高祖”之称，文献和彝铭皆有记载，关于其内涵有不同说法。就家族世系来说，家族的远祖、始祖或者四世祖及以上之祖，都可以被称为“高祖”。就功烈勋绩说，王朝国家的所谓“受命”之君、家族的命氏立族之人，也可以被称为“高祖”。分析商周时期称“高祖”者的情况，吴镇烽认为“高祖”和“皇祖”之称相似，“高祖只是一种尊称，并不是哪一代先祖的专称”。[12]是说比较恰当，可从。微史家族的青铜器铭文表明，这个家族里就有两个“高祖”，一个是史墙所称的“高祖”(微子启)，另一个见于 钟铭文所载“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13]是史墙的儿子，其所称的“高祖辛公”当即墙盘所称的“亚祖祖辛”。这位“辛公”，在史墙的时候，还被称为“亚祖”，但到史墙之子的时候就升格为“高祖”，可见“高祖”并非某一代先祖的专称。
然而，还应当注意到社会所认可的一般观念。在先秦时期，一般认为高祖多指远祖、始祖，其中包括本族的命氏立族者，即本族的始创者。具体来说，本族之人往往将高祖追溯到声名显赫之人。例如，战国时期的田齐威王，他出于陈国田氏，与黄帝素无瓜葛，但为攀附名人，硬说其族“高祖黄帝”。[14]在此种社会习俗下，铭文所称“微史高祖”，应当是微氏中地位显赫者，而非普通的微国贵族可担此称。
墙盘铭文所言先祖系统，与微子启直接相关。“高祖”就是微子启。关于这位“高祖”，唐兰说其人是武王伐纣时率领的西南夷的庸、蜀等八国之一的微国史官，[15]尹盛平等说其是“微国之闲居贵族”，[16]李学勤说其是“商朝微子的史官”，[17]黄盛璋说微子家族“来自殷之微方伯之国”。[18]徐中舒释铭文“在微”为“甲微”，虽然不确，但是他认为铭文的高祖即“微子启”，[19]则是可取的。之所以推断墙盘铭文所说的“高祖”即微子启，是因为他完全符合被尊为“高祖”的条件。微子启是微氏家族地位最高的先祖，他不仅作为帝乙之子而被称为“王子”，而且是周代宋国的开国君主，他在商周两代都享有很高的声誉。[20]其他说微子身份者，如谓他是西南夷微国的史官、微子之国的史官等，虽然可以说其为微史，但绝没有微子启那样显赫的身世、崇高的地位以及深远的影响。可以肯定墙盘铭文所言的“高祖”即微子启。
(三)微子启的身份及领地
关于微子启的身份，春秋时人说他是“帝乙之元子”，[21]战国时人说他是帝乙的“妾之子”，[22]虽年长但只是纣之庶兄。司马迁说他是“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23]又说“启母贱，不得嗣”。[24]在《尚书·微子》中，微子启被商王朝父师称为“王子”，[25]故推测他是帝乙之子比较可信。说微子是纣之庶兄，这应是战国秦汉时人以周代盛行宗法制度时的情况为准进行的推测。王国维早就指出“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26]微子启没有继统是由商王继统之法所决定的，并不是因为庶出。微子启是否为帝乙之长子，尚可存疑。一般说来，商王之子里面年龄较大和能力较强者受到重视。《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微，畿内国名。子，爵也。为纣卿士。”[27] 据专家研究，商王诸子在卜辞中被称为子某或某子者，“只限于一部分与王有较密切亲属关系的贵族”，有自己的领地和族众，他们可以“分出去独立成族”。[28]要之，墙盘的“高祖”微子启，是殷商后期的商王族和显赫的子姓贵族。微子启的身份类同于卜辞所载的王子。
微子启领地的核心地区，一般认为在今山西长治市潞城区微子镇一带。微是商代早就存在的一个地名，卜辞多有记载。可举《甲骨文合集》第584号商王武丁时期的一版卜辞来说明它的方位：“癸未卜，
贞，旬亡……祟，其有来艰，迄至七日……允有来艰自西，微戈告曰：
方征于我奠。”[29] 这条卜辞大意是：贞人名者贞问道，这旬会不会有灾祸发生。卜兆显示会有灾祸发生。这旬的第七天，果然有灾祸来自西方，微地的守卫报告说， 方来攻打我西方的奠。“奠”在卜辞里指一种安置降服者的区域。裘锡圭认为，商王往往将被商人战败的国族或其他臣服国族的一部或全部奠置在所控制的地区内，这种人便称为“奠”，安置他们的地方也可以称为“奠”。[30]这条卜辞里的“微戈”，可能指微地的军队。从卜辞看，微地在商都以西，这里的守军报告方入侵，可见其位置在西方边境。今山西长治一带正是商王朝的西部边陲。商王帝乙将此地封给子启，故其可被称为“微子启”。微地在今山西东南部，是商王畿地区的西北境。[31]在商周之际，微地正处于商、周两大势力的中间要冲地区，在周武王率军伐纣所经之途的附近。武王伐纣时，微子启能够“持其祭器造于军门”以降，应当跟“微”地的位置有关。
专家或认为墙盘的微氏出自殷商的微方伯，是臣属于殷的“异姓侯伯”，并且推断此微氏家族为姚姓，根据是彝铭有“微姚”的记载。[32]刘士莪、尹盛平已指出此说不确，“微姚可能是姚姓女子嫁于微者”，[33]因而不能否定微史家族出于高祖微子启且该家族为子姓之说。刘士莪、尹盛平的这个说法甚是。
微子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被封于宋，建立诸侯国，成为宋国的始封之君。春秋时人说：“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34] 周王朝以客礼待之，可见对他的重视。微子为宋国国君，曾经入周朝拜，特意到周的祖庙助祭行礼以致敬。《诗经·周颂·有客》篇褒扬微子之美，记述他受到客礼优待的情况：
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35]
《诗序》言：“《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36] 说明此诗是为微子启朝周而作。此诗的大意是：有客来访，白马驾着车前来。盛况空前，盛服可见，他的随从也精心打扮。客人住了一宿又一宿，住了一宿又一宿。用绳索拴牢马匹，让他多住些日子。离开时设宴欢送，他的左右随从也要好好招待。微子既然有大德，所以要赐予他大福。
《有客》一诗的末句“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其中的“威”字当训为“德”，清儒马瑞辰说：“《广雅·释言》‘威，德也。’《风俗通义·十反》篇云：‘《书》曰天威棐谌，言天德辅诚也。’是知古者威有德训。‘既有淫威’犹云既有大德耳。”[37] 王念孙据此亦谓“威与德同义”。[38] “淫威”的“淫”字当训为大。《尔雅·释诂》云：“淫，大也。”[39] 是为其证。“淫威”即大德。周人之所以如此称赞他，是因为微子不与残贼民众的纣王同流合污，决然隐居，后又忠心降服于周。微子至周，不见“殷社”，[40]而是助祭于周庙，[41]是他又一次表示忠心于周。
总之，微子启的情况，可以简括如下：他原称“子启”，是帝乙之子，被封于微地，所以称“微子启”。因为他是纣王至亲，所以微子启虽有领地，但他自己却一直在商王朝任职。《尚书·微子》孔颖达疏引汉儒王肃说他“入为王卿士”。[42]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就是协助商王治国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史记》载，微子启“数谏”，商纣王不听，微子遂决心“发出往”“吾家保于丧”。[43]在商周之际复杂的局面下，微子启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政治家，他既坚决地离纣而去，表明了与残暴政治不合作的态度，又保全了家邦，使其族灵光巍然，后来他成为宋的开国之君，为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关于“微史列(烈)祖迺来见武王”
墙盘铭文后半部分述家族历史，在记述“高祖”之后即言“烈祖”：“
武王既殷，微史列(烈)祖迺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
(宇)，于周卑处。”[44] 铭文的大意是：在武王将要伐殷的时候，来自微地、任王朝史官、功业卓著的先祖前来拜见并投奔武王，武王让周公给予他居住之处，使他率族居住于周。关于此段铭文，尚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
(一)“烈祖”的特定内涵
“烈”，有炽盛、功业等义，“烈祖”应当是具有这两方面特质的先祖。春秋末年卫庄公称卫康叔为“烈祖康叔”。[45]卫康叔是卫国始封君，对于卫国宗族来说，他的功业巨大，但卫国宗族只是周王朝姬周族的一个分支，所以卫康叔不能算是高祖，而只是烈祖。同样的例子还见于《诗经·鲁颂·泮水》所称的“昭假烈祖”。[46]此“烈祖”指鲁国始封君伯禽。《诗经·商颂·烈祖》以“烈祖”为题，歌颂的是商王大戊。大戊是殷卜辞所记受到后代商王隆重祭祀的“六大示”之一。[47]商王大戊虽然不是殷人的高祖，也不是开国之君，但据清华简《说命下》记载，他“克渐五祀，天章之用九德，弗易百姓”。[48]因其对于殷商王朝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所以被尊称为“烈祖”。[49]
以上三例被尊为“烈祖”者，前两例是诸侯国的开国之君，也可以说是对宋国公族抑或鲁国公族的发展起到过开宗立氏之功绩的祖先。对宋、鲁两国公族来说，“烈祖”有无可替代的巨大功绩。第三例是对商族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先祖。到了周代，一般的氏族被称为“烈祖”的先人，可能没有“高祖”那样显赫，但对本氏族而言，作为本氏族的开宗立氏者，“烈祖”的地位仍是本族其他先祖所无可比拟的重要存在。墙盘铭文的制作时间已届西周中期偏晚，微史家族虽保存着一些殷商传统，但在许多方面已经周化。他们敬重祖先已专注于事功，而不像商代那样注重世系。墙盘铭中的“烈祖”带领族人在周地开枝散叶，是周地微史家族的实际开创者。
(二)“烈祖”奔周的时间
关于“烈祖”奔周的时间，铭文说得很清楚，就是“武王既殷，微史列(烈)祖迺来见武王”。此处的“既”，一般释其义为“已经”，虽然是有根据的解释，但是愚以为不如释“暨”为优。[50]先秦文献每训“暨”为“及”，《尔雅·释训》又训“暨，不及也”，[51]《说文》：“暨，日颇见也”，段玉裁说其意为“见而不全也”。[52] “暨”之意为及与不及之间，意谓临近、即将。要之，铭文“既”当释为“暨”，意为即将。“既殷”，意谓将要(裁)殷。铭文“武王既殷”表明在纣王覆灭之前，铭文中称为“微史”的“烈祖”已投靠于周，时间点在武王伐纣之前。这一点亦说明“烈祖”并未随其父微子启隐居于微地，而是继续留在朝中任史官。他奔周的路线，有可能是从商都先到微地，然后再赴周。
(三)“烈祖”的身份
不少专家认为既然烈祖称“微史”，那他必定是微国的史官。其实“微史”应当是指出于微地而任职于朝廷的史官。商周时期，王朝史官称“某史”见诸彝铭者，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称“史某”，如“史
曹”“史颂”“史留(籀)”[53]等，“史”后的一字或两字，多认为是私名，但亦有可能是族名或地名，只因材料稀少而难辨；二是称“某史”，“某”指职事，如内史、大史等。另，称“某史”者，部分“某”指的是地名或族名，如“宁史”“齐史”“彭史”“羕史”“耇史”[54]等，这些都是王朝史官，其时代皆为西周早期。到了西周中期以降，关于“地名或族名＋史”的例子则只见永盂铭“
史”[55]一例。周自文王开始即广招人才，其中殷商史官为主要对象，周文王就延纳了商王朝史官辛氏、尹氏，并且向其咨询政务。[56]其后的武王、周公、成王继续此举，取得了很大成绩，墙盘铭文记载的“微史”奔周之事，就是一个显例。唐兰认为“微史烈祖是微国人而作史官”，[57]是正确的。“烈祖”到商王朝任史官的时间，应当是在微子启任王朝卿士的时候，而不是在他隐居之后。“烈祖”奔周之后受到隆重接待，不仅周武王亲自接见他，而且还让周公赐予宅宇，给他安排居住之处。此种优渥待遇，也说明他奔周可能在伐纣之前，而非其后。依后世观念言之，在伐纣之前者，算是“起义”，而在之后者则只是“归顺”。两者受优待的程度自然是不相同的。[58]由此言之，铭文的“既”释为“暨”(意即将要)应当是合乎原意的解释。
(四)“烈祖”奔周后享受优渥待遇的原因
墙之烈祖奔周，获得优渥待遇。关于其原因，
钟铭文透露了一个宝贵的信息。钟铭说道：“武王既殷，微史烈祖来见武王，则令周公舍寓(宇)，以五十颂处。”[59] 这段铭文的大意是：武王即将克殷的时候，微史烈祖来投奔武王，武王命令周公给他安排住处，烈祖就以五十颂而立足于朝廷。铭文中需要说明的是，“处”本义为止、居。墙盘铭文云墙之烈祖奔周，周公赐予居处，“以周卑处”，意即使居住于周。钟铭所言“烈祖”“以五十颂处”中的“处”，已由止、居义引伸为 “安”“据”，[60]犹今语之“立足”。“以五十颂处”即以“五十颂”而立足于朝廷。专家或读“颂”为“通”，50颂即50个方里的土地。墙盘铭文只讲赐予住宅，未提赐予土地之事。且高祖微子启自有领地，烈祖任职于朝廷，所以铭文未提向他赐土之事。铭文的“颂”，或读为“容”，谓掌管礼容，虽然读“颂”为“容”，颇有理据，但大战在即，礼容之事实非紧要。所以此说疑非。再者，朝廷礼仪繁多，《礼记·中庸》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61]之说，“烈祖”若只掌握了50条礼仪，实在不足为奇，不够资格受到如此优待。《吕氏春秋·先识》载商周之际，“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62]所谓“图法”当指舆地之图与治国法典，这远比掌握一些仪容重要。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张政烺解释易卦时曾经指出颂即《周礼》所说的繇，是歌谣之辞。刘翔据此加以论证，指出这里的“颂”就是殷人占筮的卦辞。[63]此说很有启发意义。但愚以为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即“颂”若为繇，五十颂即五十段歌谣，只是占筮之结果，若仅如此，则于决疑并无大用，真正于卜辞有大用的是占筮所用的工具。商末，商王朝的乐师“抱其乐器而奔周”，[64]乐器是乐师最要紧的东西，所以要随身携带奔周。“烈祖”奔周时应当携带着他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仅仅记住五十段歌谣或者一些礼容规矩。商周时代巫、史不分，殷卜辞表明，商代的贞人即为王朝占卜事的主导者，也是记录王朝大事的史官。“烈祖”奔周时所携带的“五十颂”应当是占筮所用的五十根筹策。依《周易·系辞上》所说，占筮时须“错综其数，通其变”，[65]意即观察筹策数量的变化以知晓事物之变。用王弼的说法就是“至精者无筹策而不可乱”，[66]最聪明的人也需要筹策才能知晓奥妙。“五十颂”即五十根筹策，若此则符合“大衍之数五十”[67]之说。就古音而论，“筹”为屋部字，“颂”为东部字，两部字阴入对转，有通假的条件。这里的“颂”，可以释为“筹”。铭文意即“烈祖”携带作为筮具的五十根筹策，立足于朝廷。
从易筮发展的路径来说，其初，对于筮筹之数特别重视。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时代，易占要靠占筮所得筹策之数来定吉凶祸福，而不靠占辞。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筮占才出现了卦爻辞，并且筮占之数被阴阳符号所取代。现存《周易》的占筮方法，即以复杂的推演所形成的六十四卦来定吉凶，是较晚的时代才形成的。周代社会多种占筮方式并存，以筹策之数定吉凶的方法因其简便，也和需经十八变而成卦的复杂方法一样行用于世。[68]微史家族青铜器铭文只透露“五十颂”这样少许的信息，至于用这五十根筹策进行占筮的具体方法，尚不得而知。即便如此，这条材料对于说明“烈祖”受到优待的原因还是很有意义的。
商周之际正是筮法大发展的时期，《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69]《史记》说周文王为殷“西伯”之时，“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70]是皆为证。在商周鼎革之际，双方皆重占筮所显示的天命，当周军即将压境之时，商纣王还自恃拥有天命而毫不畏惧，说道：“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71] 商纣之所以能够纠集“七十万人距武王”，跟他宣称自己拥有“天命”颇有关系。在这场“天命”之争中，周文王早就宣称自己接受天命，被诸侯视为“受命之君”。[72]周武王伐纣时在阵前说自己“恭行天之罚”，[73]也是说自己拥有天命。由此可见，在商周易代这个紧要时刻，谁拥有“天命”，便会得到天下人的支持，所以双方都抢着说自己拥有天命。判定“天命”归属最权威的是卜筮结果。作为商王朝史官的“烈祖”携带筮具奔周，很可能利用占筮技能为周拥有天命作出最有力的证明。他之所以受到周武王、周公的优待，这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若谓“烈祖”只是“商末微子启的史官”，[74]是不大可能的。如果只是如此的话，他就不够资格受到周王朝如此优待。
结 语
虽然殷墟卜辞显示早在殷商王朝武丁时代就有“微”邦族之名的存在，但是很难将其与墙盘的微史家族相关联。只能推测史载的帝乙之子名子启者被封于微，“微”是其领地，他因此被称为“微子启”。微子启的儿子在朝廷中任史官，就被称为“微史”。从商周时期社会流行的关于“高祖”的观念看，一般认为高祖即本族的声名显赫的远祖。就微史家族来说，能够有资格被尊为“高祖”者，非微子启不可。他离纣而隐居以及一贯的坚定立场，表现出他的勇敢精神及政治智慧。
墙盘铭文所称颂的“烈祖”，是微子启之子而在朝廷任史官者，因出自微地，故称“微史”。他在武王伐纣之前离纣而奔周，受到周武王和周公的优待。他奔周时携带了“五十颂”，即作为筮具的五十根筹策。对于微史家族来说，“烈祖”可谓是其家族得以安身立命的先祖。正是由于其人对宗族的功业巨大，故被后人尊称为“烈祖”。
微史家族的高祖和他的儿子(墙盘称之为“烈祖”)在商周鼎革之际，坚定地以弃暗投明的方式投靠周武王，并获得优渥待遇。在周武王平定“三监之乱”以前，他们都居于微地。在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微子启受封建立宋国，“烈祖”仍留居于微并在周王朝任史官。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微子启辞世时“立其弟衍”，[75]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殷商时期兄终弟及遗俗的存在，然微子启的儿子“烈祖”在周王朝任职而不在宋国，应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墙盘铭文关于微史家族“高祖”“烈祖”的记载，直接展现了周王朝对于高层殷遗民的优待政策，显示了周初政治家们统理天下时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对于殷商优秀文化的吸收与包容。
[1]代表性成果，参见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戴家祥：《墙盘铭文通释》，《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于豪亮：《墙盘铭文考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101页；等等。
[2]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81号。按，学界使用该工具书时，一般按拓片著录号检索，为便于读者查找，本文标拓片著录号而非页码。
[4]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土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5]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戴家祥：《墙盘铭文通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6]洪家义：《墙盘铭文考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7]洪家义：《墙盘铭文考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八《微子》，(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8页。
[9]《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1页。
[10]《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10页。按，这是周武王以服制统理天下邦族的首次表态(关于周代实施服制的探讨，参见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晁福林：《论周代服制》，《历史研究》，2024年第9期；等等)。又按，高明说《宋世家》此处所载，“所描述的微子启投降武王时的一些情景完全是错误的”(高明：《论墙盘铭文中的微氏家族》，《考古》，2013年第3期)。实则司马迁写微子降周武王之事，并非出于虚构。他依据的应当是《左传·僖公六年》所载逢伯之语，春秋前期许国君主曾经以“面缚衔璧”之礼降楚，楚王询问此礼是否于古有征，逢伯说：“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三，僖公六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98页]此可证微子启降武王之事是流传于周代的说法，并无材料可证逢伯之说为虚，亦不能证明史公之说无据。高明的这个说法欠妥，盖因没有注意到微子隐居的时间问题。
[1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五《公冶长》，(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73页。
[12]吴镇烽：《高祖、亚祖、王父考》，《考古》，2006年第12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46号。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4649号。
[15]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16]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7]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18]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群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19]徐中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20]微子启的声誉在其身后一直甚隆。孔子说他是殷的“三仁”之一，孟子说他是商代著名的“贤人”之一[(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三上《公孙丑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84页]，墨子说他是“天下之圣人”[(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3页]。
[21]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八，哀公九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65页。
[22]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3页。
[23]《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07页。
[24]《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05页。
[25] (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微子》，(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页。
[26]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8页。按，在王国维之前，清儒崔述曾质疑，谓：“古者本无以妾为妻之事……《史记》以为元子者长子之称，而长子不当不立，故意其必庶长也。”[(清)崔述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崔述、王国维的说法虽受到不少专家质疑，但其基本论断仍不可废。郑慧生曾经研究卜辞所载殷代周祭的材料，指出周祭“入祀配偶，不过是登位儿子的生母”，从而论定“商代无嫡妾制度”(郑慧生：《从商代无嫡妾制度说到它的生母入祀法》，《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他的这个结论对于认识微子启的身份很有启发意义。也有专家认为：“商末周祭祀谱的排定，是嫡子继承制的确定和商王宗主地位得到确认的反映”(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6页)。殷代有无嫡庶制及宗法，是一个尚待长期研究以后才能论定的问题。本文暂从崔述、王国维之说。
[27]《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集解引，第1607页。
[28]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56页。
[29]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0页。
[30]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31]关于商王朝畿、疆地域的情况，参见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第309－310页。
[32]黄盛璋：《西周微家族窖藏青铜器群初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33]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第65页。
[34]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五，僖公二十四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18页。
[35]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97页。
[36]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九，(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97页。
[37] (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8页。
[38] (清)王念孙撰，徐炜君等校点：《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7页。
[39]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一《释诂》，(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68页。
[40]殷社，又称“亳社”，周王朝所立，称为“丧国之社”。孔颖达说：“周立殷社为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开北牖，示绝阳而通阴。”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二五《郊特牲》，(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49页。
[41]让殷人助祭，是周王朝十分重视的事情。《诗经·大雅·文王》：“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周人如此描写，既有胜利者的自信，又有浓厚的“殷鉴”之戒。参见(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05页。
[42] (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微子》，(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页。按，《孔子家语· 本姓解》亦有相同说法。参见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43]《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07页。
[44]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5卷，第599页。
[45]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七，哀公二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57页。
[46]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11页。
[47]关于殷卜辞中的“大示”，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愚亦有小文参加讨论。参见晁福林：《关于殷墟卜辞中的“示”和“宗”的探讨》，《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4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28页。
[49]关于商王大戊的相关讨论，拙文曾有涉及。参见晁福林：《从商王大戊说到商周时代祖宗观念的变化》，《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
[50]于豪亮指出：“既字不应解释为‘已经’，应当读为几或近。意思是‘将要’。”(于豪亮：《墙盘铭文考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古文字研究》第7辑，第96页)是为卓见。本文这里读“既”为“暨”，可谓异途同归。
[51]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四《释训》，(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91页。
[52]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七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5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784、2787、2815号。
[5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5384、6490、5810、5811、5885号。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10322号。
[56]《国语·晋语》谓周文王“用四方之贤良……访于辛、尹”(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87页)。按，关于西周时期周王朝任用殷遗为史官的情况，参见胡新生：《异姓史官与周代文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57]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58]在商周之际，称臣于周者并不一定都受到同样的优待，如昭王时期的中鼎铭载武王时，“
人入史(事)，易于武王作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785号]，到了昭王时其地就被赐予名中者为采邑，其邦族不复存在。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252号。
[60]处，本有居、止义，然又有“安”意。《礼记·檀弓下》“何以处我”，郑玄说“处犹安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檀弓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11页]。《诗经·邶风·旄丘》“何其处也”，朱熹释曰：“安处也”[(宋)朱熹集注：《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页]。《孙子兵法·行军》“养生而处实”，王晢注：“处实者，倚固之谓。”张预注：“处实，谓倚隆高之地以居也”[(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9页]。是皆为证。
[6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三《中庸》，(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33页。
[62]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第955页。
[63]刘翔：《“以五十颂处”解释》，《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1期。
[64]《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1页。
[65]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页。
[66]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页。
[67]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页。
[68]相关探讨，参见晁福林：《大道至简：补释清华简〈筮法〉的“数”及相关问题》，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版，第13－38页。
[69]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八，(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0页。
[70]《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19页。
[71] (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西伯戡黎》，(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页。
[72]《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4、117页。
[73] (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一《牧誓》，(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3页。
[74]尹盛平主编：《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第70页。
[75]《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21页。
转自《史学集刊》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