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在圣彼得堡建立。此时，俄国在一战东线战场大约有400至500万兵力，对东线德军构成了巨大的战场压力。但在1918年3月3日，苏俄单方面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一次世界大战。苏俄的背约行为引起了英法等协约国的反对。因各国尚处于一战中，英法等国尚无力对苏俄采取措施。一战结束后，协约国集体干涉苏俄革命，含名义参与及出兵共14国，实际出兵的主要有英、美、法、日、意、捷克斯洛伐克（约5万人，主要由战俘组成，后成重要干涉力量）、中国北洋政府（派兵2000至3000人）到海参崴。同时，中国北洋政府还追随协约国集团，不承认苏俄政权，并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继续向沙俄政府残余力量支付庚子赔款余额，从经济上支持反苏俄力量。在这个背景下，苏俄政权在国际舞台上非常孤立，再加上内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沙俄残余力量），所以生存艰难。于是，苏俄政权决定实行外交突破，突破口就是中国北洋政府。为此，苏俄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第一次宣言：明确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无偿归还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包括中东铁路及其附属矿产、森林等产业，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
1920年9月27日第二次宣言：基调基本延续，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条款改为”需另行签订专门条约”，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但未承诺撤军：1923年12月第三次宣言：重申前两次宣言原则精神，但删除了所有关于中东铁路处置的内容，强调苏方在华实际利益需予以承认。从这些宣言可以看出，苏俄到苏联政权对待中国的政治态度在不断变化。说到底就是苏俄政权由风雨飘摇到日趋稳固，无须再向中国北洋政府妥协让步。苏俄发表第一次宣言时，北洋政府也深知苏俄政权处境，认为苏俄政权处于内忧外患之际，政权根基不稳，选择搁置表态；第二次宣言时依旧保持冷静观望；第三次宣言发表前，苏联全权代表越飞抵达北京，意图让北洋政府承认苏联政权，默许其在外蒙古及东北的特殊权益。面对交涉，北洋政府在外蒙古及中东铁路核心问题上坚守主权底线、分毫不让。最终导致这次谈判全盘落空，越飞悻悻离华。苏俄在于北京谈判失败后，彻底放弃和平交涉路径，决心从中国内部瓦解北洋政权。
回顾苏俄政权刚建立时，可谓内忧外患。列宁决定在莫斯科建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采取“革命输出”的战略，以团结外部力量支援苏俄政权。在1918年至1921年苏俄内战期间，苏俄政权处境不妙，国内深陷饥荒困境，饿死数百万人，但仍在中国国内物色可代理的政治力量和个人。据现在史料表明，北洋政府直系领袖吴佩孚、广东的陈炯明等军政界人物都曾被考察过，但均被这些人拒绝。苏俄高层经过深入分析中国政局后，谋划了南北双线干预中国内政的战略布局，给各方势力拨付巨额资金和军火，搅动中国政局。在南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和苏俄代表越飞（1922年）先后会见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双方就很多问题达成共识。苏俄决定扶持孙中山，推动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支持广州国民政府，提供近300万卢布援助，此后还派遣军事顾问团，全力支持1926年7月开始的以推翻北洋政府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在北方通过李大钊联系和扶持冯玉祥国民军，输送数万支步枪和数千万发子弹；还通过李大钊策反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军队公开反对张作霖，造成奉系精锐部队的重大损失。还派遣数百名军事顾问长期驻华，指导各方政治势力的军事行动。至此，一张合围推翻北洋政府的网络就此快速形成。史料表明，经过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争，基本上推翻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吴佩孚及孙传芳的军事力量被打垮，奉系张作霖势力受到巨大打击，被迫退回东北，在1928年6月被炸死在皇姑屯。
结果证明，北洋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各种较量，最终以北洋政府失败告终。从两者较量的过程可看出彼此博弈的本质是三重维度的巨大差距：首先是在国家政权层面，苏俄已建立高度集中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举国政令统一、调度一体，而北洋政府在袁世凯死后只是各路军阀拼凑的松散政权，政令反复无常，财政严重依赖外债，中央政府软弱，无力节制各地军队。其次是战略定力层面，苏俄着眼于长远博弈，不计较短期损耗，坚持长期布局，而北洋政府始终深陷皖系、直系、奉系等内斗，各方相互掣肘，被动应对各种危机。应该说，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北洋政府尚能凑合。而真正击垮北洋政府的是苏俄精准的舆论战和政治心理战，即第三个维度。巴黎和会期间，因中国受到不公正对待，西方列强彻底褪去了国人心中“公理正义”的光环，国民对西方列强的信任彻底崩塌，苏俄趁机打出“废约平权”的道义旗号，精准击中当时国人渴望公平和渴望主权独立的心理诉求。短短两年，中国国内思想界便完成对苏俄和西方列强认知的彻底反转，实现思想层面的“东西易位”。随后苏俄通过资助民间报刊，操控社会舆论、篡改传播宣言文本，建立专门通讯社，全方位占领公共话语场，持续输出革命思潮，消解北洋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北洋政府虽采取不少措施，甚至暗中发文，防范舆论渗透，却缺乏现代心理攻防和思想治理能力，早已无力扭转民心流向。用现代的眼光看，北洋政府守住了谈判桌上坚守主权的底线，却未能守不住亿万国人求新求变的民心。北洋政府的覆灭，是前现代松散权力体系对抗现代化意识形态政党的必然结果。这段历史印证，对外博弈的核心底气源于国家内部统一的凝聚力、长远战略眼光和贴合顺应民心的治理能力。唯有内部凝心聚力，才能从容应对外部风雨与博弈挑战。
综上所述，苏联通过在政治上扶植政党组织和代理人，思想上传播革命思想，军事上提供军事顾问团、协助建立军校、提供武器装备，还提供大量资金等，多管齐下，基本推翻了北洋政府，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然而，因苏联的援助对象—国民党及蒋介石认识到苏联政权的本质，不愿再和苏联合作，苏联被迫扶植新的政治势力—，经过20多年的投资援助，直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总算实现了自己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