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作为《孙子兵法》的署名作者，西汉以来即广为人知，汉魏之际更因被孙权奉为远祖而声名大噪。不过，孙武事迹不见于先秦典籍，最早记录其人其事的《史记》对其家世背景也只有“孙子武者，齐人也”的极简介绍。孙武先世族属，汉唐之间无人知晓；后世子孙可确知者唯有孙膑一人，且亲缘关系不明，只能以“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模糊交代。然而，北宋成书的《新唐书》却给出了一组代际清晰、延绵千年的“孙武世系表”，同时明确表示孙武籍贯乐安（今山东惠民，一说山东广饶），深刻影响到后世孙氏族谱书写和孙武形象塑造，流传极广。面对这一看似横空出世的孙武世系表，后世学者或基本接受、直接采信，或直斥其伪、全面否定。迄今为止，尚无人系统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孙武世系的生成过程。
许多学者注意到，魏晋以来民间冒认祖先、编造谱牒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或攀附先世、伪造族谱，或罗列先贤、拼凑世系，以致唐代“姓姓有高门、人人得郡望”。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新唐书》中孙武世系的形成不单涉及谱系真伪问题，更与多方互动下的政治文化建构密切相关，其背后是唐宋时期孙氏各宗族攀附先世以抬高社会地位、合族并谱以扩大政治资源的集体共谋。在这一进程中，分别作为孙氏不同宗族远祖、毫不相干的齐国名将孙书和兵家宗师孙武之间“亲缘关系”的生成，既是孙武世系形成的关键环节，也是后世想象孙武早年经历的逻辑起点，但从未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本文将以中古各支孙氏墓志为中心，结合各类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勾勒唐宋时期孙武世系生成的大致脉络，分析其形成背景、演进动力和后世影响，探讨孙氏族人的祖先想象与族谱书写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进而增进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攀附先世：分别作为孙氏远祖的孙武与孙书
攀附先世、编造家谱的现象，流行于魏晋、大行于隋唐，其渊源则始自两汉。刘邦起于民间、先世不显，司马迁依托皇家图籍作《史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仍无法知晓刘太公以上汉家世系。然而，昭帝时期“汉家尧后”说已开始流行，班固进一步为“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的世系补充论据。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往往冒认先祖以光大门庭。曹操、曹丕父子在颛顼、舜帝、曹叔振铎和汉相国曹参四位“远祖”之间摇摆不定，遂有曹氏“四易其祖”之讥；孙权认孙武为远祖，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并劝勉吕蒙、蒋钦等武将“急读”，但其间世系极为模糊，故而陈寿只言“盖孙武之后也”。沈约著《宋书》，有“孙坚之祖名钟”及其款待三位仙人的记载。隋唐以前，仅仅形成“孙武—（若干代）—孙膑—（若干代）—孙钟—孙□—孙坚”的模糊世系；唐宋时期，随着孙氏各宗族的攀附先世，孙武的“后世子孙”日渐增多，“后代世系”也开始丰富起来。
（一）兵家宗师孙武：多支孙氏共祖
两汉时期言及孙氏先祖和族源，或曰出于“卫之公族”，或自云“厥先出自有殷，玄商之系……避地匿轨，姓曰孙”，另有部分由夏侯婴后裔改姓而来，尚无人托为孙武之后。而三国孙权自认“孙武之后”以来，孙武迅速成为备受孙氏族人欢迎的远祖。南朝“冒袭良家，即成冠族”的现象屡屡出现，北朝君主更是“经常纵容、甚至鼓励当朝冠冕攀附士籍”，于是隋唐复归统一后，富春孙氏、长安孙氏、洛阳孙氏、太原孙氏、定州孙氏、振武孙氏、会稽孙氏及乐安孙氏部分房支，尽管对祖先世系的追溯各不相同，但都奉孙武为自家远祖。
唐代富春孙氏因孙坚先祖“世仕吴，家于富春”，纷纷自托为孙权后裔并奉孙武为远祖（东晋以来富春县即已更名富阳县，但民间仍习称富阳为富春）。其墓志在追叙祖先时，或直接上溯至先秦孙膑，或追溯到汉末孙坚、孙权，而史籍当中孙膑、孙坚、孙权均被视为“孙武之后”，可见富春孙氏皆以孙武为家族远祖。（见表1）
隋唐时期，随着《孙子兵法》的流行和“武庙十哲”的设置，孙武之名渐为世人所熟知。全国各地的孙氏宗族纷纷奉孙武、孙膑为远祖，使“孙武后裔”的规模和分布区域逐渐扩大。（见表2）
在被多支孙氏宗族追认为远祖后，“孙武后裔”不再仅限于富春及阿鄄之地，而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北方。因此，宪宗朝林宝收集汇纂“诸家图牒”而成的《元和姓纂》，在“孙姓”条目之下，将乐安、富春（作者误将一地两名的富春、富阳写为两地）、清河、洛阳四支均记作“孙武之后”，而东莞孙氏作为“孙膑之后”，显然也属于“孙武后裔”。当孙武不再专属于富春孙氏，唐代多支孙氏族人的墓志撰写，均将其列入祖先世系一栏，由此形成孙氏墓志的模式化写作。
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墓志书写中，不但丰富了孙武后裔的世系、一再强化孙武和孙权的“亲缘关系”，更试图为孙武寻找“祖先”、向前拓展孙武世系。唐代孙氏族人在其墓志书写中，一度选择春秋中期的楚国名相孙叔敖为“孙武祖先”：“孙叔作相，刑政肃而风化流；孙武用兵，法令齐而强敌震”，以辅政强楚的孙叔敖和治军严明的孙武为乐安孙氏远祖；“昔栈车尸御，相楚显其能仁；伏弩思谋，将齐称其大绩”，以孙叔敖、孙膑为富春孙氏远祖，前者“栈车牝马”清廉为官，后者马陵伏弩射杀庞涓。孙叔敖“长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在江陵，中子居三□”，后人世代为楚贵族；一百年后，相隔不过三代，而孙武由齐入吴，又领兵伐楚，若将孙武视作孙叔敖后人，显然不合情理。于是，孙叔敖为孙武先祖之说未能流传开来；而陈完后裔、齐将孙书与《史记》中的孙武形象更为接近，又被累世冠冕的孙嘉之家族奉为远祖，在唐后期与孙武产生“亲缘关系”，最终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定为孙武祖父，使孙武先祖世系与陈完一脉直接对接。
（二）陈完后裔孙书：孙嘉之家族远祖
孙嘉之家族是唐代的名门望族，自玄宗降诏褒奖孙嘉之教诲诸子“有义方之训”，恩赏以宋州司马致仕以来，家族成员世代显宦：其长子孙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官至刑部侍郎；孙辈中，孙宿、孙成官至州刺史，孙绛以御史中丞立军功、封乐安县开国男；重孙辈中，孙景商以天平军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孙公乂以工部尚书致仕、封乐安县开国男；玄孙辈中，孙简官至左仆射、封乐安县开国侯，孙偓更是一度担任唐昭宗宰相，使其家族得以列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为后人所熟知。然而孙嘉之及其祖上四代皆官位不显，最高只担任县令。与李义府、杜正伦等寒素高官一样，孙逖等人发迹后也通过攀附先世、重修谱牒以抬高门楣。孙嘉之家族奉齐将孙书为远祖并丰富祖先世系，便是这一社会风潮的典型体现。孙书被选为孙嘉之家族远祖，正是这一集体行为的关键一环。
唐代士族谱系“往往叠加、覆盖和累积着上古传说祖先、秦汉英雄祖先、六朝名士祖先，以及近世真实祖先”。作为新晋显贵的孙嘉之家族欲将自身塑造为传统士族，于是以舜帝为上古传说祖先，“其先有妫之后”、“本乎唐虞之后”；以孙书为先秦英雄祖先和家族姓氏来源，“书实有功于齐，封于乐安，赐姓孙氏”；以孙、孙惠蔚为六朝名士祖先，“晋有长秋卿曰，五代孙惠蔚，后魏光禄大夫”；至于孙嘉之曾祖、隋晋阳县令孙孝敏以来的近世真实祖先，更是一一“载录家谍，光昭史册”。孙嘉之家族将攀附的远祖和真实的先祖一一写入家牒（唐代墓志多写作“家谍”），形成“吾氏世系冠冕，辉焯图谍”、“余烈遗风，辉图耀谍”的盛况。后世子孙墓志的祖先世系部分，无不据此家牒撰写：不但族人撰志参考家牒，委托外姓人撰志也要主动提供家牒，如李都为其“素交”孙瑝撰志前，后者堂兄孙奭“录公家谍来请”。在一代代人的墓志书写中，孙书作为孙嘉之家族远祖的“记载”被不断确证、反复强化。
孙嘉之家族以知名度远逊于孙武的孙书作为先秦远祖，是其打通武遂孙氏与乐安孙氏，塑造其家族人才辈出形象的自然选择。北魏名儒孙惠蔚“周流儒肆”，《易》《礼》以及《春秋》无不精通，官至光禄大夫、受封枣强县开国男，名噪一时。孙逖攀附先世时，不顾孙惠蔚去世时（神龟元年，518）距隋大业元年（605）八十余年的事实，将其认作自己高祖、大业年间担任晋阳县令的孙孝敏之父。又因孙惠蔚所属的武遂孙氏并非士族，于是自认为乐安郡第一高门乐安孙氏之后（目前所知唐宋姓氏书皆以孙氏为乐安首姓），制造出西晋孙因战乱迁出乐安“避地河朔，后世居焉”的故事，将武遂孙氏“嫁接”到乐安孙氏上，使自己既是孙惠蔚后裔，又属乐安孙氏高门。后世子孙墓志书写中，或参照孙逖说法“其先乐安人也，至后魏迁于魏之武水，因家焉”，或回避孙惠蔚的武遂籍贯，径言“自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至后魏光禄大夫讳惠蔚，以儒学振耀一时”，以此淡化嫁接先世的痕迹。
西晋乐安、武遂（今河北武强）两地相去不远，孙为避战乱举家迁往武遂的叙事似可成立，唯一缺环是孙家族在乐安的祖先世系。孙武虽为齐人，但受阖闾赏识成为吴将并留居吴国，因此汉代吴县巫门外有“吴王客齐孙武冢”，孙权的攀附更使孙武后裔世居吴越说深入人心。被视为“孙武之后世子孙”的孙膑，生于宋、卫两国交界的“阿鄄之间”，虽得田忌赏识一度为齐客卿，终因与权臣邹忌不睦而被迫奔楚，故有“惟膑楚也，克播于嘉名”之说。相比之下，作为田完玄孙的孙书更适合代表乐安孙氏：其一，田完入齐后子孙世居临淄（今山东临淄），乐安与临淄相距仅60里，显然在孙书的活动范围内；其二，孙书作为陈僖子田乞的胞弟，有“使师夜缒而登”一举攻克纪鄣城的卓越战功，具有受封爵邑、赐氏纪功的资格，孙书之“孙”正是齐侯所赐之氏，其封邑《左传》不载，给了后人想象和填补的空间。于是，孙嘉之家族通过“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孙书实有功于齐，封于乐安，赐姓孙氏”的历史叙事，将孙书塑造为乐安孙氏的开基祖、其家族的先秦远祖，并将此写入家牒、列入谱系。
因此，在中古墓志的祖先书写“从家族谱牒直接抄录或简单改写而来”的惯例下，孙嘉之家族六代成员墓志皆以孙书为先秦远祖，二十六方墓志中的唯一例外正是源于没有家牒可供参考：安史之乱中，孙视不幸为叛军所获，与亲属失去联系，仅二十五岁便早逝于洛阳，其“寮友等痛宿草之将列，惧陵谷之时迁，刊玄石以纪德”时，既无家牒可供参照，又无亲属可以咨询，只得以名气更大的孙武为其远祖，从而使墓志要素俱全。这一特例恰从反面证明了，孙嘉之家族不但将孙书、孙惠蔚奉为远祖，且明确写入家牒之中、刻于墓志之上。
二、统宗合族：孙武与孙书“亲缘关系”的出现
随着魏晋以来各寒素单族攀附先世、伪冒士籍的集体作伪，至中唐时已是家家有郡望族姓，“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加之京邑”；人人有显赫祖先，张氏族人纷纷攀附张良，四十三处郡望“大抵皆留侯远裔”，孙氏族人多攀附孙武，唯有孙嘉之家族自认孙书后裔。于是原本分布在全国各地、彼此毫无关联的同姓不同宗族拥有了共同的远祖，随着“同姓谱系资源边界的日益泛化”，本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不同宗族俨然变成“血亲家族”内的不同房支。只要是同姓人物，都被纳入到一个“泛化的同姓共同体”内，情感上彼此认同、现实中互为奥援，个体能够得到更庞大宗族的庇护。在此背景下，曾坚守家牒谱系、以孙书为先秦远祖的孙嘉之家族，面对孙氏其他宗族多以孙武为远祖的局面，也开始悄然修改起自己的祖先谱系。在此过程中，孙武的“祖先世系”也日渐丰富起来。
（一）孙武与孙书发生关联：孙嘉之家族墓志书写的新动向
唐大中十一年（857）七月十四日，孙嘉之玄孙，东都居守、左仆射孙简病逝于洛阳，享年八十二岁，宣宗闻讯“特辍朝会，命廷臣申吊赙之礼，以三师追褒册命”。按照惯例，孙简子孙与门生故旧一面立即撰写并上呈行状，“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一面准备资料，委托当朝宰相、孙简从表侄令狐绹撰写墓志。在此过程中，以孙简第五子孙纾为代表的孙嘉之后人，悄然进行着修订祖先世系、关联孙书与孙武的活动。
唐代高官去世后，其家属除将行状上呈朝廷外，还需抄录副本以供墓志撰写者参考，即“状其往行”“赍状请铭”，而孙嘉之家族又有提供家牒以示祖先世系的传统。孙简的去世及其行状书写，恰为其子孙提供了一个结束自家先秦远祖（孙书）与孙氏其他宗族远祖（孙武）格格不入局面的契机。通过修改祖先书写，建立孙武与孙书的“亲缘关系”，使自己得以融入遍布全国的孙氏大家庭，联结起自己攀附的一流高门乐安孙氏与江南“名家令族”富春孙氏。孙简墓志曰：
其先有妫之后，齐太公田和其裔也。和孙书为齐大夫，以伐乐安之功，遂封于乐安，因赐姓孙氏，吴将军武，书之孙也。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不迁者为乐安氏。
从这段内容可以看出，孙简子孙既延续了孙嘉之家族以田完、孙书为远祖的传统，又将孙氏其他宗族的远祖孙武纳入其祖先世系中。由于孙书在齐国军功卓著，拥有封爵赐氏的资格，更适合作为孙氏得姓之源和乐安孙氏开基祖，而孙武即使作为吴将立有军功，也不可能在齐国乐安获得封邑，自然无法充当乐安孙氏开基祖。此外，历史记载的孙书首次登场在公元前523年的纪鄣之战中，而孙武以兵法见吴王要在前515年阖闾夺位之后。于是在综合考虑下，只能将孙武安排为孙书的后人，故有“吴将军武，书之孙也”，进而以“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不迁者为乐安氏”，将富春孙氏与乐安孙氏打造为同一宗族之下的不同房支，即迁居江南的分家与留居齐地的本家。
通过建立孙书与孙武的祖孙关系，孙嘉之家族终于融入奉孙武为远祖的庞大孙氏家庭中：乐安孙氏是留在齐地的孙书后代，富春孙氏作为迁居江南的孙武后裔，也是孙书后代，二者成为孙氏家族的两大房支。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存在一个致命的失误：据《左传》记载，孙书在前523年纪鄣之战中扬名，后在前484年艾陵之战中被吴军俘虏；而《史记》记载孙武在前515年觐见阖闾，前506年随军入郢，甚至前489年夫差北上争霸时也“与有力焉”，“祖孙二人”时间重合超过三十年。即使孙书早育，三十岁即成为孙武祖父，且孙武早慧，年仅二十即撰成兵书、登坛拜将，那么艾陵之战时孙书也已八十余岁，如何能完成统帅前军冲锋，“闻鼓而已，不闻金矣”的壮举？对此问题，令狐绹据孙简家状撰志时或许未曾考虑，而孙简之子孙纾在书志时显然已经发现，只是考虑到墓志撰书通例和令狐绹当朝宰相身份，才将志文一字不改地书写并刻石入葬。不过在四年后为叔父孙筥撰志时，孙纾调整了孙书与孙武的“亲缘关系”，使其合乎时间逻辑：
府君讳筥，字秘典，其先即吴大夫孙武孙书是也。尔后分为数派，居吴者为富春氏，居荥[齐]者为乐安氏。
既然孙书与孙武活动时间重叠超过30年，且孙书为齐国攻克纪鄣在孙武见吴王前，孙书艾陵之战兵败被俘在孙武破楚入郢后，那就索性将孙书和孙武合为一人。既然杜预明确说明孙书字子占，那就索性把孙武当作其入吴谋职使用的别名、化名，如此一来《史记》中孙武早年经历和晚年结局的空白也都得到填补。然而此墓志主人孙筥仅官至左武卫兵曹参军事（正八品下），没有资格请赐谥号及国史立传，家人无需向朝廷上呈行状，孙纾所做的精妙修订也只能随着墓志铭长埋地下。而“孙书为孙武祖父”之说，却随着孙简行状上呈朝廷、交付史馆，又由令狐绹撰入墓志。唐代许多墓志入葬前会“拓印一部分以广流传”，令狐绹作为一代文宗、当朝宰相，其所撰墓志完全有可能被孙简子孙拓印、保存、传阅。正因如此，“孙书为孙武祖父”说并未被孙纾修订的“孙书为孙武本名”说取代，反而被写入史传、流传世间，深刻影响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孙氏世系书写与后世孙氏各支家谱的撰写。
（二）合族并谱与互为奥援：孙嘉之家族关联孙书与孙武的原因
南北朝以来郡望滥用与伪冒现象日增，唐代墓志“将两个不同郡望的先世杂糅在一起的例子十分常见”，虚化的郡望蜕变为单纯的符号，不再起到辨别同姓宗族的作用，于是汇纂同姓各宗族谱系、重构家族源流和祖先记忆，成为“士人群体不自觉的共谋”。中晚唐时期，囊括同姓不同郡望的“同姓通谱”“联姓谱”广泛流行并发展形成“联宗谱”，各郡望、各宗族被归并整合进一个同姓大家庭，演变为拥有共同族源和祖先的不同房支。通过合族并谱，同姓各郡望、各宗族的光辉祖先成为全体族人共享的公共资源；以姓氏代替郡望区分家族，使个体得到更广大家族的庇护和支持，同姓之内皆可视作亲属，彼此助力、互为奥援。
唐前期，朝廷一面强化皇权、打压世家大族，“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一面承认士庶之别、维护社会等级，严格区分“郡姓”与没有郡望的“杂姓”，“知其囊谱相承不虚，然可为匹”。然而寒素显宦在跻身高位后，往往与传统士族“合族”“合谱”以抬高门楣，自上而下有力冲击着士庶之别，动摇了郡望区分士庶、辨别亲族的功用。李义府本“瀛州饶阳人”，因善于逢迎受到高宗宠信，“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借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同为高宗宰相的李敬玄本“亳州谯人也”，任吏部尚书后“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薛怀义本名冯小宝，得武则天宠幸，“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通过合族并谱，可使同姓各宗族共享显赫祖先和当世显宦，令“冢中枯骨”与“当朝冠冕”交相辉映，新兴官僚与传统士族多乐见其成，孙嘉之家族自然也不例外。
孙氏宗族的合族并谱由来已久，在郑玄弟子孙炎的推动下，乐安孙氏在汉末已成为一流士族。西晋赵王司马伦谋主、琅琊孙秀就与乐安孙氏孙旂一支“合族”以跻身士族之列；北魏孙辽本为定州人，也以“绵绪太原，分流乐安”攀附乐安孙氏。隋唐时期各地孙氏与乐安孙氏合族并谱者不胜枚举，除孙嘉之家族外，最知名者当属孙处约家族。高宗宰相孙处约本为“汝州郏城人”，因郏城孙氏无郡望、属“杂姓”，于是攀附乐安孙氏，墓志作“本千乘乐安人也”，曾祖孙灵怀之后“子孙遂居清河之鄃县”。有趣的是，中书令张嘉祯为孙处约之子孙俊撰写墓志时显然不知个中原委，竟然帮孙俊攀附富春孙氏，作“吴郡富春人也，武烈皇帝十三代孙”，使孙处约父子墓志郡望不同、远祖有别。
孙氏各宗族通过修改世系、嫁接郡望以合族并谱，消融不同郡望族源造成的宗族壁垒，使自己有更庞大的同姓宗族作为依托。对孙嘉之家族而言，既然孙逖已经修改祖先世系并嫁接武遂、乐安孙氏，将自己打造成传统世家大族，那么再开出一枝联通富春孙氏，自然也不在话下。孙简去世后，其子孙借上呈行状、官撰墓志之机，抛出“孙书为孙武祖父”说，使史馆存档、亲友悉知；又进一步表示“（孙书）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不迁者为乐安氏”，使武遂、富春、乐安三家孙氏连为一体，孙书、孙武、孙权、孙惠蔚等孙氏祖先汇聚一堂。如此一来，孙嘉之家族通过并入孙武—孙膑—孙权世系，与宰相孙处约家族为代表的孙氏各宗族成为亲族，提升了社会声望与政治影响力，形成“其冠冕继耀，自汉魏迄于本朝”的态势。
当然，孙嘉之家族能够成功修改祖先世系，打通乐安孙氏与富春孙氏的必要前提，是当时官方与民间已无区别乐安、富春两大孙氏宗族的意识。氏之由来，与姓有别，或以祖父字为氏、或以世官为氏、或以爵邑为氏，即《左传》所言“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因此同氏未必同族同源，以孙氏为例，“或王孙之班也，或诸孙之班也，故有同祖而异姓，有同姓而异祖”，又有卫国大夫惠孙后裔姬姓孙氏、楚国宰相孙叔敖后裔芈姓孙氏、齐国将领孙书后裔妫姓孙氏等多个族源。唐代郡望伪滥、谱系失真，官民只认姓氏而不再严格区分郡望、血缘，于是孙处约以清河孙氏冒入乐安孙氏，而其子孙侹、孙俊、孙佺分别受封富春男、乐安子、会稽公；民间撰写墓志，卫国孙良夫与齐人孙武连成一系。因此，孙嘉之家族修改祖先世系，关联孙书与孙武、打通乐安孙氏与富春孙氏的工程，在“犹尚氏族，奉敕第其甲乙，勒为成书”的唐前期或许难以做到，但在“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的中晚唐时期，就显得合理且自然了。
三、载入史册：孙书确定为孙武祖父，孙武世系基本定型
“孙书为孙武祖父”说，原本只是孙嘉之后裔为拓展家族影响力，借上呈孙简行状、官撰墓志之机而修改祖先世系的个别行为，仅涉及孙嘉之一族的家牒谱系与墓志书写。然而随着孙简族弟孙偓在昭宗朝位至宰相，其家族谱系得以在北宋时期写入《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而被众人知晓，于是“孙书为孙武祖父”之说由边缘走向中心、由个别转为普遍，深刻影响到孙氏各宗族的祖先书写与家谱修撰。
《宰相世系表》虽素有粗疏错讹之讥，却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家谱书写和祖先记忆，许多明清族谱的远祖世系便从此表中直接抄录移植而来。唐末动乱，官府谱籍或毁于战火、或散佚不全，“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北宋吕夏卿作《宰相世系表》时已无法据官藏档案审核甄别各家世系，只得参考《元和姓纂》，因“承用逐家谱谍，故多有谬误”。表中孙氏宰相世系，乃抄录缀合孙处约与孙嘉之两家世系而成：既采信孙处约家牒嫁接汝州、清河、乐安孙氏的祖先书写，“（孙）通子孙世居清河……武德中，子孙因官徙汝州郏城”；又吸收孙嘉之家牒嫁接武遂与乐安两地孙氏的祖先书写，“（孙）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此外更将“孙书为孙武祖父”的谱系写在表头。孙嘉之后裔在孙简墓志“其先有妫之后……书为齐大夫……吴将军武，书之孙也”基础上，通过修订家牒，逐步填充“田完—孙书—孙武—孙膑”谱系，使收入《宰相世系表》的孙武世系代际关系清晰明确：
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髌。
这一谱系不但延续了孙简墓志以孙书为孙武祖父的错乱，又因孙武为孙膑祖父而带来新问题：《史记》明确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如此悬殊的年龄差怎会出现在亲祖孙身上？然而《宰相世系表》中谱系虽然失真，却足够清晰，若查阅史籍、审核源流，不难发现其中漏洞百出；但若要据此建构祖先谱系、抬高家世背景，则显得十分方便且趁手。在“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的宋代社会，“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人们只关注谱系是否清晰明确、便捷好用，不再有辨析其真伪的现实需求。于是《宰相世系表》中上至上古舜帝、春秋田完，下至唐末孙偓、五代孙溥的孙武世系得以广泛传播，孙嘉之后裔提出的“孙书为孙武祖父”说由个别宗族的祖先书写，逐渐转变成全体孙氏的祖先记忆，被明清各支孙氏族谱吸纳从而实现了更广泛的流传。
有趣的是，清河孙处约、武遂孙嘉之两家族通过攀附先世和修改祖先谱系，均冒入乐安郡望并成为同根同源的“孙武后裔”，于是吕夏卿在《宰相世系表》中干脆顺水推舟，通过东汉安邑令孙骐关联两家祖先谱系：
骐，字士龙，安邑令。二子：通、夐。通子孙世居清河，后魏有清河太守灵怀。武德中，子孙因官徙汝州郏城。灵怀曾孙茂道（即处约）……骐少子夐，字子远，后汉天水太守，徙居青州……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孙来孙）蔚字伯华，一字叔炳，后魏秘书监、枣强戴男。
于是唐代最显赫的两大孙氏家族，成为同宗之内的不同房支：孙处约家族为东汉孙骐长子孙通后裔，孙嘉之家族为次子孙夐后裔，孙简子孙修改祖先世系、拓展家族网络的计划完全实现。《元和姓纂》以孙武为乐安、富春、清河、东莞、洛阳五支孙氏远祖，《宰相世系表》更进一步以“孙武祖父”孙书为乐安孙氏开基祖，“孙武之子”孙明为富春孙氏开基祖，“孙武后裔”孙福、孙通、孙子起、孙烈、孙分别为太原、清河、汝州、昌黎、武遂孙氏开基祖，使孙武成为七支孙氏共祖。正如东汉儒者拼凑众多知名学者来建构貌似清晰完整的《五经》传授谱系那样，自上古到五代的孙姓名人纷纷汇入这一庞大的孙氏族谱之中。于是“舜帝—田完—孙书—孙武”的谱系，几乎成为孙氏各宗族（此时已被塑造为同宗族各房支）共同的祖先世系。
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撰成并上呈御前，得到宋仁宗高度评价，他认为此书“闳富精核，度越诸子”，下令“布书于天下，使学者咸观焉”。《宰相世系表》随着《新唐书》在朝廷助推下广泛传播，迅速影响到孙氏族人墓志的祖先书写。熙宁四年（1071），沈括为孙龙舒撰写墓志，即参照《宰相世系表》写道：“孙氏之先，陈桓子无宇之子书为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之乐安，姓孙氏。书之孙武、膑皆以用兵显名诸侯。”在唐代仅被孙嘉之一家奉为远祖的齐将孙书，因《宰相世系表》中孙氏谱系的广泛传播，迅速走出孙嘉之家族，甚至走出乐安孙氏，被写入世居杭州的富春孙龙舒墓志。
北宋末年，邓名世汇纂校证各家姓氏书、谱系表，认为《宰相世系表》在“九十三族，尤为精详”的同时，也有“钟、陈、韩、高之氏，亦有讹舛”之弊。具体到孙氏世系，他指出以孙叔敖为孙氏祖先之一存在错谬，表示“敖，字孙叔，一名艾猎。古人先字后名，故谓之孙叔敖”，其后人仍以为氏，“今驳正之，明其未尝为孙氏”。与此同时，《宰相世系表》中孙处约、孙嘉之两家世系，却在“诸书之误，十已辨其五六”后得以完整保留并逐字照录，舜帝—田完—孙书—孙武—孙膑—孙权的世系安排，因邓名世的肯定而更具权威性。
南宋以降，伴随着《宰相世系表》的研究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的流行，孙书、孙武作为孙氏各支共祖的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不见于唐代姓氏书的各地孙氏纷纷以孙书、孙武为先祖：宁德孙氏自云“系出江表”，托为孙武之后；瑞安盘谷孙氏节录《宰相世系表》作“书为齐大夫，有功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书生凭，凭生武，武奔吴”，并将富春、太原、清河、昌黎、武遂多支孙氏连成一族。另一方面，明清孙氏族谱多参照《宰相世系表》书写孙氏祖先世系，“以孙书为孙氏受姓始祖，孙武为孙书之孙”，其中《苍基孙氏族谱》以三千字篇幅详细历数孙书至孙福共六十三世谱系，并对孙书受姓、孙武奔吴原委作出生动解释；考据学家孙星衍作《阳湖孙氏谱记》，“推本孙书，而表始孙武”，又在《孙子兵法序》中强调“孙子盖陈书之后。陈书见《春秋传》，称孙书”，使此“孙武世系”堂而皇之著入《孙子兵法》权威注本中，被后世学者熟知。
四、结语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代际清晰的孙武世系，是吕夏卿缀合、整理多支孙氏的祖先谱系而成，又借助上古至五代时期的孙氏名人，将乐安孙氏、富春孙氏、武遂孙氏、清河孙氏等各地孙氏家族联为一体，形成庞大的孙氏宗族。魏晋以来，随着各支孙氏的攀附和冒认，孙武后代世系逐渐丰富；晚唐五代时期，齐大夫孙书清晰完整的家族谱系又被移植为孙武祖先世系，因《史记》阙载而难以言明的孙武世系终于得到完美填充。
在攀附先世以抬高门楣、编造谱系以自我标榜的社会风气下，孙嘉之家族以武遂孙氏攀附乐安孙氏，奉齐将孙书为开基远祖；以孙处约家族为代表的多数孙氏宗族则自托为孙武之后，使孙武成为多支孙氏共祖。随着各寒素单族纷纷冒入显赫郡望、攀附知名远祖，本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不同宗族变成“血亲家族”内的不同房支，形成“泛化的同姓共同体”。随着合族并谱之风盛行，区分家族的标志由郡望转为姓氏，同姓之内皆可视作亲属，彼此助力、互为奥援。为融入更庞大的孙氏共同体，孙嘉之后裔借上呈孙简行状、官撰孙简墓志之机悄然修改祖先世系，以孙书为孙武祖父，使其家族与多支孙氏家族成为“亲族”，从而拓展家族资源、扩大社会影响。
“舜帝—妫满—田完—孙书—孙武”的世系，最初只是孙嘉之家族修改后的祖先谱系，仅存在于其家牒和族人墓志之中。然而因孙偓成为昭宗宰相，其家族谱系被写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从而由边缘走向中心，为众人所瞩目；由局部发展到整体，被当作七支孙氏的共同谱系；又得到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的充分肯定和逐字照录，更增添了此谱系的权威性。于是南宋以降，各地孙氏族人无不以孙武为远祖，并往往将孙书视为孙武祖父，清代学者孙星衍更爬梳各类史料中的雪泥鸿爪，力证“孙书为孙武祖父”之说“言非无本”，此说随同其《孙子兵法》注本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孙武家世背景的认识。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