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夺官、追官和降官的运行方式
宋代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元丰改制前，职事官不任本职事务，仅为叙迁之阶；元丰改制后，职事官回归本官，另以散官为寄禄官以叙迁转。因此，北宋时期的“官”也可径称“阶官”。“阶官”的构成十分复杂，不仅有散官阶、京朝官本官阶、寄禄官阶之别，还有文、武、内侍、伎术官阶之分。宋代规定“追官人勿兼降阶勋”，即夺官不得兼及散官阶，而是主要针对京朝官本官阶与寄禄官阶。夺官并非将官员全部官职径行剥夺，而仅仅是降低其“官阶”，亦称为“追官”或“降官”。正如清人所言：“古所云夺一官者，夺其一官而余官尚存也。”
这里需要对“官阶”与“官品”进行区分，前者仅是官品的载体之一，而后者则是诸种官的共体。龚延明先生认为，官品作为衡量等级的标尺，必须用来划分和体现官吏高低贵贱的地位及与之相应所能得到的权利。宋代虽有官品之分，但更细化为阶，如前期分九品二十九阶，元丰改制后则为九品二十四阶。“官品”与“官阶”又具有不对称性，品低阶高时有发生。如起居郎（六品）的官品低于太子中舍（五品），迁转官阶却在太子中舍之上。这表明“官阶”是作为“官品”的补充，用来具体衡量官位高低。因此，“官”的高低大小及其升迁降黜，皆以“阶”为标准，“阶”才是宋代官员等级次第最重要的尺度。
概言之，夺官、追官与降官实质上就是对“官阶”的逐层追夺与降低。由于宋初以职事官代行阶官，官阶迁转并非逐层递增，而是遵循某种次序，所以夺官、追官与降官又可理解为对官员迁转次序的剥夺。
1.宋初追夺官员的迁转次序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九十三载：“己卯，工部郎中陈尧佐、右正言陈执中，并夺一官。尧佐为起居郎，依前直史馆，监鄂州茶场。执中卫尉寺丞，监岳州酒税。”据此，陈尧佐由工部郎中夺一官，授起居郎。又据《宋史·职官志》“叙迁之制”，起居郎、起居舍人（中行员外郎阶）转兵部员外郎（前行员外郎阶），带待制已上职转礼部郎中。工部郎中属后行郎中阶，应由前行员外郎迁转。因此，自起居郎至工部郎中，需迁转两官且经前行员外郎阶方可。其次序为中行员外郎阶（起居郎）—前行员外郎阶—后行郎中阶（工部郎中）。对于陈尧佐的夺官情形，《长编》与《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并不相符。据《宋史·陈尧佐传》载：“特擢知制诰兼史馆修撰……为翰林学士。”陈尧佐任起居郎时已获职名“史馆修撰”，并授“学士”，属于“待制”已上职，其自起居郎迁转时应直接转礼部郎中（后行郎中阶）。因此，陈尧佐的迁转次序应为中行员外郎阶（起居郎、带待制已上职）—后行郎中阶（工部郎中）。由此可见，陈尧佐自工部郎中夺一官至起居郎，与其叙迁之序相同。
而陈执中由右正言夺一官授卫尉寺丞的情形则稍显复杂。《宋史·职官志》载：“诸寺、监丞，有出身转著作佐郎，无出身转大理寺丞，内带馆职同有出身。太常、宗正、秘书丞、著作郎、秘书郎转太常博士，特旨转左、右正言。”卫尉寺丞无论如何磨勘迁转，也不会越过著作郎、大理寺丞等官阶而至右正言，因此陈执中由右正言夺一官，应该不会被授卫尉寺丞阶。根据陈执中的履历：“陈执中，字昭誉，以父恕任，为秘书省正字，累迁卫尉寺丞、知梧州。上《复古要道》三篇，真宗异而召之……因召对便殿，劳问久之，擢右正言。”可知，陈执中因父任恩荫得官，属无出身，累官迁至卫尉寺丞，其后因皇帝召对，擢升右正言。陈执中升右正言为皇帝特旨转官，并不受磨勘制度的限制，故其被夺一官后降回特旨转官之前的卫尉寺丞阶，与其迁转次序仍然相符。
又据《长编》卷二载：“甲午，给事中常准夺两官，授兵部郎中免。”其又记载道：“常准削两任官，二年四月甲午也。”《宋会要辑稿》亦载：“元检官给事中常准夺两任官。”以上史料均提到常准因检田不均坐夺官，但表述有“削两任官”“夺两任官”与“夺两官”之别。据《宋史·职官志》，兵部郎中与吏部郎中同属前行郎中阶。“前行郎中有出身转太常少卿，无出身转司农少卿，内见任左曹卫尉少卿，带待制已上职转右谏议大夫……谏议大夫转给事中。”
囿于史料，现在无法还原常准磨勘转官的详细情形，但大致无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兵部郎中（带待制已上职）转谏议大夫再转给事中；二是兵部郎中（进士出身）转太常少卿，转光禄卿，转秘书省监，转左右谏议大夫，最后转给事中；三是兵部郎中（无出身）转司农少卿，转卫尉卿，转秘书省监，转左右谏议大夫，再转给事中。第一种情况的迁转次序与夺两官后授兵部郎中完全相符，但后两种迁转则须越过四阶才能由兵部郎中转给事中。这是否意味着常准的迁转次序只能是由谏议大夫迁转给事中？实则不然。
据《长编》卷二二载，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丙午，“诏应京朝官除两省、御史台自少卿、监以下奉使从政于外受代而归者，并令中书舍人郭贽、膳部郎中兼御史知杂事滕中正、户部郎中雷德骧同考校劳绩，品量材器，以中书所下阙员，类能拟定，引对而授之，谓之差遣院”。据此可知，少卿监以上无须磨勘迁转，可凭皇帝特旨转官，“少卿监以上更不检会，取旨转官”。也就是说，常准由兵部郎中或转太常少卿，或转司农少卿，或转谏议大夫后，属于少卿监以上官，而皇帝特旨直接干涉了其后续转官。
上述常准由兵部郎中至给事中的三种迁转途径皆有可能，若常准属带待制已上职，则只须正常迁转即可由兵部郎中升两官至给事中。若仅为进士出身或无出身，其之后的迁转必定有皇帝特旨干预，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多阶由兵部郎中迁至给事中。综上，常准自给事中夺两官授兵部郎中，与其迁转次序契合。
宋初文臣迁转官阶的主要途径是磨勘迁转和特旨迁转。在磨勘迁转中，官员有出身和职衔的差异，超资迁转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复杂情况之下，文臣本官阶等级与其实际迁转次序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因此在对其夺官时必须依据其实际迁转路径予以降黜。与文臣本官阶迁转的复杂情形不同，武官阶虽然名目繁多，但磨勘迁转时多遵循常调模式，故更多地呈现出循阶升降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武官中不存在超资迁转的情况。因此，当对武官进行夺官与其官阶等级不一致时，亦须究讨其磨勘迁转的次序。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颁《改武选官名诏》之前，宋代武臣官阶由正任官六阶、遥郡官五阶、横行官十阶、诸司正副使四十二阶和大小使臣十阶构成。其中，横行官不列入武臣磨勘迁转序列，只能由皇帝特旨除授，其他官阶则多常调迁转。
《宋会要辑稿》记载：
（庆历四年八月）二十日，蔡州都监、供备库副使阎士良降内殿崇班。知蔡州、司勋员外郎陈述古罚铜七斤，冲替。初，述古奏士良所为不公，而士良反讼述古，述古因发士良阴事。既置劾许州，而士良辞不伏，乃命监察御史刘湜再鞠，而士良坐受所监临赃，追二官，述古亦以所言不实故也。
据宋初武臣官阶系统，供备库副使为诸司正副使最后一阶，内殿崇班为大使臣第二阶，即内殿崇班经磨勘迁转至内殿承制，再至供备库副使。阎士良由供备库副使被追两官至内殿承制，与武臣迁转官阶的降序层级相对应。由于武臣迁转官阶的层次繁多，所以在具体的夺官惩罚中，有时必须限定范围。例如，高宗绍兴六年（1136）“三月九日，拱卫大夫同州观察使致仕胡悈，于横行上追两官，遥郡上追一官，勒停，送广德军编管。以悈为犯私酒故也”。胡悈横行官阶追两官、遥郡官阶追一官，合夺三官，直接指明在横行官阶与遥郡官阶上进行降级。又如绍兴七年（1137），“中卫大夫、秀州刺史、宣抚司前军第三将官鲁彦特降横行、遥郡七官”。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武臣夺官数有时多达十余官，处罚远较文官严厉。如“熙河路都监、右骐骥副使李泽追十八官”“熙河第二副将、文思副使秦世章追十八官”“熙河第三副将、庄宅副使张论追十五官”。其中，右骐骥副使位列诸司使官阶第二十五阶，下距最后一阶合计十七官，其追十八官，正好将诸司正副使官阶全部追夺，授内殿承制（大使臣第一阶）。文思副使为诸司使官阶第三十二阶，下距诸司正副使最后一阶仅十官，故秦世章追十八官必定延及大小使臣官阶，授左班殿直阶。
大小使臣官阶是武臣阶官系统中的最低等级。若再行追夺官阶，武官便会降至无品杂阶之列。《长编》载：“诏熙河路经略司指使、左侍禁张守荣，右班殿直张德，三班借职刘吉各降两官冲替。坐不察熟户常尊所总蕃兵叛，与鬼章兵杀害官军也。”右班殿直列大小使臣阶第八阶，三班借职列第十阶，二人降两官后进入无品杂阶。而文臣遇降官至最后一阶时，无须剥夺官阶、降充选人，只须展磨勘年数。如“熙河路经略司管勾机宜文字、承务郎李毅……各特降一官。内李毅无官可降，展四年磨勘”。至徽宗时，磨勘年限更是由四年改为两年：“徽宗政和六年五月四日，诏：‘今后承务郎若降一官，并展二年磨勘，不降充选人。’”与文官追夺迁转次序相比，武臣官阶层次更为繁多，循阶夺官的操作模式体现得更为明显。如前所述，武臣夺官时更为严苛，且多数情况下夺官数量比文官更多，因而其自高阶降至低阶的速度超过循资迁转的速度。
宋初以职事官代行阶官，官员通过磨勘制度进行迁转。官员是否待制以上或有无出身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迁转阶梯。如此，夺官只需追夺官员特定的迁转次序，使之回归转官之前的职事官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宋初并非所有官皆需磨勘迁转，如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京朝官并四年与磨勘，至前行郎中更不磨勘。少卿监仍以七十员为定员，如定员内有阙，即检会前行郎中内拣及四周年以上月日最深者迁补。其有过犯合展年，及有劳绩得减年磨勘者，并依旧制，少卿监以上更不检会，取旨转官”。可见，京朝官迁转至前行郎中后，便不行磨勘之制，待少卿监定员内出现缺额时，再根据劳绩择资深者拣补，并由特旨转官。在这种情况下，越资迁转便极为常见。但官员无论迁转次序如何，亦不论越资超转多少层级，在被夺官时都必须严格遵照转官顺序进行追降。
2.元丰改制后逐阶降低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九月改革文官官制，其核心内容有两项：一是正官名。依《唐六典》复三省六部九寺五监职事，凡领空名官，一律裁撤。二是以阶易官，颁行《元丰寄禄格》。这次改制终结了北宋前期职事官与差遣分离的状态，以寄禄官（开府仪同三司至承务郎二十五阶）代替前期的京朝官本官的迁转官阶，以差遣还职事官。
哲宗元祐三年（1088），“诏自今朝议、中散、正议、光禄、银青光禄、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规定有出身者带“左”字，无出身者带“右”字，以区分不同出身官员的迁转次序。元祐四年（1089），扩大左右范围，“除朝议大夫以上置左右两等改转外，承务郎以上至朝散、朝请大夫，欲依朝议大夫以上分左、右两等，进士出身人加‘左’字，余人加‘右’字”，将承务郎以上至朝请大夫十四阶增加左、右两等。绍圣二年（1095），“除银青、光禄、正议、朝议、中散大夫存‘左’‘右’字，余悉罢”，罢去承务郎以上分左、右等，重新恢复元祐三年自朝议大夫至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之制。
徽宗大观二年（1108），“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旧系右银青光禄大夫，宣奉大夫旧系左光禄大夫，正奉大夫旧系右光禄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旧系右正议大夫，通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旧系左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旧系右朝议大夫”。此次改革取消了元祐三年以来官阶分置左、右之制，恢复寄禄官格，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宣奉、正奉、通奉、中奉、奉直大夫五阶，合计三十阶。
宋高宗继位后，复行元祐四年寄禄官之制，并增加选人七阶。至孝宗淳熙元年（1174），悉罢寄禄官及选人七阶左、右，复原大观二年寄禄官三十阶，“寄禄官及选人并去‘左’‘右’字”。鉴于宋代寄禄官频繁改制，不同时期的官阶层级与名称多不相同，故在关注寄禄官阶的夺官时，尤须注意特定时段内阶名的增删改易。
据《长编》记载：“诏承议郎、天章阁待制、知庆州俞充追两官，降授通直郎，免勒停，职任如故；朝请大夫、知扬州鲜于侁追一官，降授朝散大夫，冲替，坐举知绵州神泉县胡献犯赃故也。”二人的夺官事件发生在元祐二年，此时尚未进行寄禄官阶的调整，其官阶黜降应当遵照元丰三年寄禄格。据查，承议郎为元丰改制后寄禄官三十阶之第二十三阶，通直郎为第二十五阶，朝请大夫为第十七阶，朝散大夫为第十八阶。寄禄官阶的迁转方式：通直郎—奉议郎—承议郎—朝奉郎—朝散郎—朝请郎—朝奉大夫—朝散大夫—朝请大夫。由此可知，俞充追两官即追承议郎、奉议郎两官阶，授通直郎阶；鲜于侁追朝请大夫一阶，授朝散大夫阶。
再看绍圣年间的夺官记载。《宋史·孙觉传》云：“（孙）觉有德量，为王安石所逐。安石退居钟山，觉枉驾道旧，为从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诔，谈者称之。绍圣中，以觉为元祐党，夺职追两官。徽宗即位，复官职。”哲宗时期，孙觉因旧属元祐党而被追两官。详检孙觉传记，不知其位居何官被追夺以及追两官后授何官阶。幸而《宋会要辑稿》中记有宋徽宗继位时恩赦各官员的名单，可以弥补《宋史》中关于孙觉被夺官前后所任官职的缺失：“徽宗即位……故朝请郎孙觉追复朝散大夫、龙图阁直学士。”显然，此处有关孙觉的官职叙复与前述《宋史》“徽宗即位，复官职”，在时间接续和内容记载上正好吻合。
由徽宗时期孙觉的官职回溯元祐夺官的场景，应该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结合两处史料可知，孙觉在元祐间任朝散大夫，因牵涉元祐党争，夺两官后授朝请郎阶。徽宗即位时赦叙天下官员，由朝请郎叙复朝散大夫。据绍圣二年寄禄官阶，朝散大夫列第十三阶，朝奉大夫列第十四阶，朝请郎列第十五阶。孙觉夺两官乃夺朝散大夫、朝奉大夫两阶，授朝请郎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还记述了绍兴年间王序的夺官数目与授予官阶，更为清晰地呈现了逐阶降低的夺官之法：“左银青光禄大夫王序追八官，为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银青光禄大夫与中大夫之间相隔七阶，夺官时自现任官阶开始计算，是故夺八官降授中大夫，并由“左”改“右”，取消出身。
宋徽宗政和二年，颁《改武选官名诏》，武臣官阶均易以新名，横行官中诸司正使改称大夫，副使为郎。政和六年（1116），又增置宣正、履正、协忠、翊卫、亲卫大夫（郎）。这次调整将此前正任官、遥郡官、横行官、诸司正副使、大小使臣等复杂的武阶官层次，整合为自太尉至承信郎凡五十二阶，并且将不系磨勘之正任官、遥郡官等排除在五十二阶之外。至南宋绍兴年间，重新厘定官序，凡郎皆置大夫之下。关于武臣寄禄官阶的追夺，就史料所载，大致与文臣寄禄官一致。
据《宋会要辑稿》，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十八日，“知濠州刘光时阶官、遥郡上各降一官，特降授武显大夫、吉州刺史，差遣如故”。又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己丑，“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知濠州刘光时，降授武显大夫、吉州刺史，令在任以责后效。坐前弃城，为言者所劾也”。刘光时因弃城坐罪，于遥郡、阶官上各降一官。
据绍兴重定武阶官名，正任官（承宣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虽不再置于武阶迁转之列，但以上五阶各兼领阶官构成遥郡官，不失“美官”之称。南宋时期，只有皇帝特旨才能落去阶官为正任官。团练使为遥郡官第四阶，刺史为第五阶，刘光时由忠州团练使降一官授吉州刺史。武功大夫为绍兴重定武阶官五十二阶之第十五阶，武显大夫为第十七阶，故于阶官上降一官即追夺武功大夫阶，授武显大夫阶。但是，武功大夫与武显大夫之间相隔武德大夫一阶，自武功大夫须降两官方可至武显大夫。《宋会要辑稿》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难以印证。
有趣的是，《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了刘光时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的夺官：“知濠州刘光时以擅移治，降两官。”因擅自移治濠州守御官兵，故有臣僚奏请“将光时降两官，具令在职以责后效”。从时间上看，《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的“降两官”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所叙降官并非同一事件，应该是刘光时在短时间内遭受了两次降官处罚。
综合以上三种史料记载，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因擅自移治防御官兵及此后弃城，刘光时多次被处以夺官惩罚。《三朝北盟会编》与《宋会要辑稿》只是两个事件的分别叙述，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的则是刘光时夺官后的实际任官。因此，笔者怀疑刘光时在受到“降两官”处罚后继而被责以“阶官、遥郡均降一官”，最终可能合并黜降惩罚为“遥郡上降一官，阶官上降两官”。如此，刘光时降两官过程中追回的官阶与最终授予的官阶方能凿枘相应。
元丰三年以阶易官，官员迁转均以“阶”为基础。同时，北宋前期以“循名责实”与“职事官劳绩”相结合的磨勘制度，最终促成以“限年转官”为特征的磨勘法。二者融合之下，宋代文臣的迁秩表现为年满即可升转官阶。《长编》详尽叙述了文臣寄禄官磨勘：“太中大夫至承务郎应磨勘。待制以上六年迁两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务郎以上，四年迁一官，至朝请大夫止。”宋制规定，官员由承务郎四年一磨勘，但只能迁至朝请大夫。朝请大夫向上转官，则须等待缺额并获得皇帝特旨。若有待制以上职衔，可六年一磨勘迁转至太中大夫止，之后转官亦须等待皇帝特旨。
由磨勘制度可知，根据所带职衔不同，文官限年迁转最高可至朝请大夫与太中大夫。高级官员的升迁则须皇帝视官员才能、功绩与实际需求擢任，这便是“碍止法”。此举旨在应对限年晋升造成高阶官员数量的膨胀。与宋初追夺迁秩次序不同的是，寄禄官并不回溯转官路线，而是自现任官阶开始，根据夺官数量，逐阶降低，即夺阶。
“官阶”其实是一种对官僚队伍调控的工具。通过磨勘升迁“官阶”，形成合理的官员晋升通道，以保障其俸禄、待遇及地位，能够有效稳定官僚队伍，进而达到帝制模式下的长效统治。然而，磨勘转官的弊病是极易造成官僚队伍的臃肿。因为不论官员出身，只要符合劳绩、年限，即具备迁转官阶的资格。长此以往，官阶的逐步提高，必然带来官员品位的细化和俸禄待遇的增加。这就需要有类似于夺官这样适当的降阶惩罚手段，以应对官阶的泛授。夺官是对官员迁转次序和官阶的剥夺和黜降，通过适时地降低官员待遇和品级，实现各阶层官员内部的上下流动。
二、夺官、追官与降官的区别
宋代史料中，关涉官员黜降刑罚的夺官、追官、降官往往交织在一起，可见三者的含义与谴谪的力度必定存在差异。从制度设计层面及夺官的运行方式来看，无论是元丰改制前剥夺官员的迁转次序抑或元丰之后对官员官阶的降低，夺官与追官展现的含义完全相同，而降官似乎略有不同，需作一番考察。
据《宋会要辑稿》载，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四日“右承事郎赵汾特降一官”。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丙申，“降授右承务郎赵汾复右承事郎，特与改正过名”。据上述史料所载，赵汾因罪受降一官处罚，由右承务郎降至右承事郎。查绍兴间文臣寄禄官阶，承务郎为第二十三阶，承事郎为第二十五阶。这表明赵汾降一官实则被夺两阶，即降一官与夺两官意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绍兴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戊申，右承事郎赵汾特降二官。”这显然与《宋会要辑稿》叙述同一事件，却有“降一官”与“降二官”之别。这些歧异的记载，造成了“降官”含义理解的混乱。
进而检诸《宋史》及《宋史全文》，分别作“戊申，夺赵汾二官” “戊申，左承事郎赵汾特降二官”。笔者推测，或是《宋会要辑稿》辑录誊抄时出现讹误，以致将“降二官”误作“降一官”。所以，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推定的“降一官”与“夺两官”意义相同，应该是不成立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寻绎多处有关“降官”的记载，佐证其与“追官”“夺官”意同。据《宋会要辑稿》载，孝宗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十一日，“显谟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知平江军府事沈介降一官”。此处言沈介由左朝请大夫降一官，但不知授予何官。此后《宋会要辑稿》又载，孝宗乾道三年（1167）五月十三日沈介再次夺官一事，“诏显谟阁直学士、降授左朝散大夫沈介降一官放罢”。据此，沈介前因连坐降一官，即由左朝请大夫降至左朝散大夫。据绍兴元年增益文臣寄禄官阶，朝请大夫为第十二阶，朝散大夫为第十三阶。降一官即夺朝请大夫阶，授朝散大夫阶。
虽然夺官、追官及降官的含义相近，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三者完全等同。从史料记载来看，三者仅在表达降阶的运行形式时完全相同，而作为黜降刑罚时所附带的处罚不尽相同。夺官、追官及降官在降低迁转官阶的同时，都会附带对贴职或者差遣的调整。其中，追官常附带勒停，其处罚的严重程度仅次于除名。夺官、降官虽然也会与勒停共同构成黜降，但更多时候只是对差遣的贬谪，处罚程度不及勒停严厉。
勒停，即勒令停职之意。宋代实行官、职、差遣相分离，勒停意味着官员的全部官、职、差遣及相应待遇均被暂时剥夺。一般而言，在宋代官员犯罪处罚中，勒停介于除名和编管之间。《朝野类要》称：“勒停，编管以上则必除名勒停，谓无官也，故曰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因此，勒停是相当严苛的惩罚措施。勒停一般不单独作为处罚（除非加“特”字），而是作为身份性黜降的附加处罚，常与追官、降官、夺官并而叙之，“追若干任官勒停（不追官或特勒停，免追官或降官不勒停，亦同），告身曾与不曾追毁”。
此外，黜降官阶时若未附带勒停，通常需要特别注明。例如，《长编》叙及王赡追官时，称“熙河兰会路都监、知河州、皇城使、荣州防御使王赡追十一官，免勒停”，即刻意强调免予勒停，以示王赡仅被追官而并未停薪、停职等。相较之下，夺官、降官通常可以单独成为黜降处罚，且其处罚程度仅重于罚金。绍兴三年（1133）正月十五日，“责诊视大行皇帝医官秦玠、孔元、耿愚等，并除名、勒停、编管、夺官、罚金有差”。其中，惩罚举措的严厉程度从除名至罚金逐渐减轻，夺官介于编管与罚金之间，从处罚等级上来看相对较低。
当然，夺官、降官通常会伴随对差遣的调整。据载，“而今所施行，则有勒停者，有降官者，有降官及差遣者，有远小处监当者，有罢知州与宫观者，有送吏部与合入差遣者，有罚铜三十斤者，有罚铜十斤者”。这其实是贬降差遣。因为降级的差遣有清浊之分，故其轻重程度有微妙差异。据《宋会要辑稿》载，神宗熙宁二年（1069）三月十七日，“前两浙路提点刑狱、司封郎中、直昭文馆、知桂州元积中，同提举两浙路开修河渠、虞部郎中胡淮，各降一官，积中仍落职，皆监当差遣”。元积中、胡淮各因事降官，同时差遣皆遭降低，分别由知桂州、提举两浙路降为监管地方税收、冶铁。这种在降官同时将差遣调整至“远小处监当”，应该是比“有罢知州与宫观者”或“有送吏部与合入差遣者”稍重的惩罚。
对差遣进行的最严苛调整当属直接罢免差遣，比如冲替和放罢，使官员重新付阙。例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武翼大夫、权发遣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常州驻扎张铎特降两官，冲替”。冲替又称冲降，是指被罢黜的官员任期未满，即由他人顶替其差遣。又如绍兴七年（1137），“左朝请大夫、知果州宇文彬，通判庞信孺，各特降一官放罢”。放罢是指罢免差遣，与冲替大致相当。宋代，冲替、放罢作为对官员差遣的处分，施行已久。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太平兴国年间已行冲降法。但差遣的罢免或降级，与职事官或寄禄官的降阶相联系，显然加重了对官员的惩戒效力。
总而言之，追官、夺官、降官皆可与勒停搭配。同时，夺官、降官既可以单独成为黜降刑，也可以与降低或罢免差遣共同构成新的黜降措施。因此，三者之间颇有不同。当追官、夺官与降官单纯作为罢黜方式适用时，其运行模式就是降低迁转官阶，此时三者并无区别。但在具体的夺官实践中，往往都会附以贴职、差遣或告身等处罚，此时牵涉的范围就包括官、职和差遣。因此，追官、夺官、降官附带处罚时所呈现的惩戒力度也会存在差异。
就夺官（追官、降官）的形式而言，黜降表面上是一种官员惩戒措施，实则反映了宋廷试图控制日益臃肿的官僚队伍的意图。虽然有宋一代实行“官、职、差遣”相分离的特殊制度，饱受后人訾议，但中央政府借助夺官（追官、降官）以及附带的黜降方式，逐步缓解了臃肿的官僚队伍带来的内在困境。这种机制使朝廷能够更为深入地把控各级官员的薪俸、待遇及等级，实现人事的全方位调动，并促成官、职、差遣的有效结合，形成特定场景下的“品位等级”。同时，夺官（追官、降官）及附带的降黜，还能维持高阶官员在朝廷与地方之间迁转，打通了官员空间流动和层级分流的路径，从而强化了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垂直联系。
三、宋代夺官的制度性规定
夺官制度是一种较为复杂的官员黜降刑，其运行过程与磨勘制度紧密相关，并受到官员迁转次序的制约。在具体实践中，夺官及勒停、差遣调整等附加处罚，共同构成了对宋代官、职、差遣全方位的统辖和调配，从而形成特有的官员黜降渠道与层级分流。然而，对于夺官制度的适用原则，目前的研究认知尚浅。官员处于何种情境之下会被处以夺官处罚，或者在怎样的适用范围内实施对应力度的夺官处罚，这些是深入研究夺官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官阶的黜降直接标志官员身份的降低。如何在夺官制度的运行中有效地调试官员身份，以确保夺官后的官阶与告身“名实相符”，这就涉及告身的缴纳与重新书写。夺官仅是降低官阶，而非剥夺官员身份。这意味着处分期满后，官阶即可叙复。不过，文武官员的夺官及不同夺官形式的叙复规则却存在差异。
1.“十分法”夺官
历代学者研究政治史，往往关注显性的、成文的制度。然而，在显性制度之外，还存在推动社会发展的隐形制度。它们虽无成文的条令可供追溯，比如夺官制度，却是帝制模式下治理社会、维系官僚队伍及平衡地方与中央权力的制度补充。在现存史料中，几乎没有明确的宋代夺官制度的法律条文，针对夺官的适用性问题更鲜有论及。尽管如此，拾掇夺官制度运行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仍可大致窥见夺官制度在宋代军事中的适用范围。据载，庆历年间，因各地盗贼频发而官员缉捕不力，朝廷采纳余靖建言，制定了“追官之法”。其称：
不立法禁，深可为国家忧。且以常情言之，若与贼斗，动有死亡之忧。避不击贼，止于罚铜及罚俸，谁惜数斤之铜、数月之俸，以冒死伤之患哉！乞朝廷严为督责捕贼赏罚，及立被贼劫质、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从之。
这段史料的核心内容亦载于《宋史·余靖传》。由“谁惜数斤之铜、数月之俸”可知，此前官员应对盗贼时常“避而不战”，以免去性命之忧，而任由朝廷罚铜、罚俸。自余靖上疏严厉督责捕贼后，以“被贼劫质”和“丢失器甲”为标准，订立了“追官之法”。虽然庆历年间的“追官之法”语焉不详，但至少提供了宋代存在夺官条令的依据。
据《长编》记载，元丰五年（1082）十一月辛巳诏：
皇城使张勉、如京副使石温其、内殿崇班赵潜各追五官；文思使高政、文思副使乐进各追四官；供备库副使潘定、刘青各追三官；皇城使桑湜，供备库使任端，内殿崇班、閤门祗候宋球各追两官；皇城使、沂洲团练使李详，左骐骥使、閤门通事舍人孙咸宁，左藏库使杨进，内殿崇班、閤门祗候孙文各追一官；东上閤门使狄咏，西上閤门使张守约，皇城使、昌州刺史、带御器械梁从吉各降一官。并坐出界将领计失亡所部兵，用十分法追夺也。
由上述史料可知，宋代军事体制中应该存在一套根据出亡士兵比例进行夺官的制度。将官领兵，除去正常战斗减员外，若逃亡人数达到一定比例即施以夺官处罚。这一法令确实被严格执行，如元丰五年三月，“昨出界将领官所部兵，除死事及因伤而死外，会计亡失数，如及二分，追一官；二分半，二官；三分半，四官；四分，五官；四分半，六官；免勒停，差遣依旧。其降官至奉职，各罢将、副差遣。令曾布据出界时分隶将领官所部及失亡数，并应夺官人名位以闻。其鄜延路、泾原路、秦凤、熙河、河东路取会亡失数，准此”。逃亡人数达到十分之二即夺一官，直至其比例达到45%即被夺六官，但此时并不附带勒停及调整差遣，而将领一旦被降至三班奉职，就会有附带差遣处罚，如罢去领兵资格，使其成为领兵官之副职。
对于“十分法”夺官中具体的数目比例，史料记载有所不同。如元丰五年十月，“环庆路副总管狄咏、钤辖梁从吉、张守约各夺一官，以出塞亡失三分三厘也”。此处称“三分三厘”夺一官，与上文的“及二分，夺一官……三分半，四官”明显龃龉。可能的解释是宋廷减轻了对领兵者的惩罚，按照旧例逃亡二分即夺一官，后改为达到三分三厘夺一官。
宋代除在军事战争中按“十分法”追夺官阶外，在其他军事活动中如征纳丁夫未达规定数目，官员亦难逃夺官罪责。如元丰元年（1078）诏：“大军顿峒日久，止缘丁夫不足元数，致稽军事。其州县当职官，令广西转运司案比元抛数不及七分处，州官追一官，县官追两官，无官可追即停其俸。各且令在任县官枷项监督，并劾罪以闻。”因征纳丁夫不足影响到军事战争的成败，其性质与战争损员相同，故仍旧以“十分法”夺官定罪。“十分法”夺官是宋代应对边境士兵非正常流失、保障军队后勤补给的权宜之计。但随着军事行动日益频繁，士兵出逃渐成常态，将领亦无力控制，导致该夺官法令逐渐丧失了效力，最终销声匿迹。
宋代夺官的运行过程展示出，这一时期文、武官阶系统均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夺官实践。这意味着必然要有一套详细的夺官法令，才能维持庞大官僚队伍的进阶与黜降的正常运转。当然，“十分亡失法”夺官针对的是元丰开边时期西北沿边统兵官，仅仅是一个侧影。但通过对不同史料的整合与互证，大致展示了“十分法”追夺官阶的条文规定，明晰了其在宋代军事制度中的适用范围。
2.告身的收缴
告身即官告、告命，是宋廷拟授阶官、职事官及封赠加勋时所颁发的凭证。它是官员的授任文书，是官员身份证明的最直观材料。宋代对官员的任命分为制授、敕授、奏授三个等级，对应颁发告身或黄牒（敕牒）。元丰五年《制授、敕授、奏授告身式》规定：“凡入品者给告身，无品者给黄牒。”龚延明先生认为，奏授等级最低，由吏部上奏得旨除授，不给告身，只给黄牒。其实，敕授中的无品者也不赐告身，即无品者无论敕授、奏授，均得黄牒。正如，元丰五年,“今拟阶官、职事官、选人，凡入品者，皆给告身；其无品者若被敕除授，则给中书黄牒，吏部奏授则给门下黄牒”。至哲宗元祐六年(1091)，稍有增益，“除职事官监察御史以上及除降官职依旧外，应内外差遣并职事官本等内改易或在任者，并给黄牒，乃与无品人等”，即监察御史以下改易或重新差遣任职只授予黄牒，不再给告身。元符年间，重新恢复元丰旧制：“己未，吏部侍郎黄裳言：‘元丰官制，凡入品者皆给告身，其无品者给黄牒，故虽小使臣皆给告身。后来时务从简，遂行宣札指挥，于理未安，请自借奉职而上皆给告身，复循元丰官制。’从之。”
宋代官员告身的管理机构经历了多次变革。太宗之前，中书省掌官员告身书写、收缴与销毁。淳化五年（994）设官告院，以吏部、兵部、司封、司勋各部官员，掌文武、王公命妇及加勋官员告身。元丰五年，废官告院，各官员告身还归吏、兵、司封、司勋等部司。政和三年（1113），复官告院，此后相沿不改。
宋代官员黜降刑中多有涉及告身收缴与追毁的规定。《天圣令》规定：“诸犯罪应除、免及官当者，计所除、免、官当给降至告身，赎追纳库。奏报之日，除名者官、爵告身悉毁（妇人有邑号者，亦准此）。官当及免官、免所居官者，唯毁见当、免及降至者告身；降所不至者，不在追限。应毁者，并送省，连案，注‘毁’字纳库；不应毁者，断处案呈付。若推检合复者，皆勘所毁告身，状同，然后申奏。”察此条令，凡官员犯罪至除名者，一切告身皆须收缴纳库并予以销毁。宋代除名者常常会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即追毁所有告身之意。
《天圣令》还叙及免官、免所居官及官当时追缴告身的情况。据《宋刑统》载：“其犯免官者，请依旧取见任及前任计两任告身以为免官定例，其余并从律敕。”也就是说，官员免官时需要被追缴现任和前任（两任）告身。
所谓免所居官，是指免去所居之一官。宋代官制分为官、职、差遣三大核心系统，还有散官、勋官、爵等荣衔，每一项都构成“所居官”的序列：“谓免所居官者，职事、散官、卫官同阶者，总为一官。若有数官，先追高官。若带勋官，免其职事。如无职事，免勋官高者。”简而言之，就是在职事、散官、勋官等序列中，根据不同情况，收缴其中（见任或历任）的一个告身。
至于官当，就是用官职抵罪：“诸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议曰：九品以上官卑，故一官当徒一年；五品以上官贵，故一官当徒二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当。”此时，需要收缴用以抵罪的“官”的告身。同时规定：“准格，勋官、散、试官不许赎罪。后来法司相承，有见任品卑于前任者，则于历任内取高者当，仍解见任。近亦曾有不取历任中高者，却以见任卑官当罪。盖缘不用勋散试官以来，未有定制。臣等参详，今后有见任官高，即以见任官（当，见任官卑，即）以历任中高者当。”顾名思义，用官抵罪，需要先比较现任官与历任官的尊卑。如果现任官职最高，就用现任官当；如果历任中有更高官职，则应该使用历任中的最高官职抵罪。
明晰《宋刑统》对免官、免所居官及官当的规定后，更容易理解《天圣令》所述：“官当及免官、免所居官者，唯毁见当、免及降至者告身，降所不至者，不在追限。”明确指出，免官、免所居官以及官当的告身追毁，只须销毁被免、官当的现任官或者是历任中某一高官的告身即可，而历任中其他官职的告身则不在追缴销毁之列，这就是“降所不至”。
遗憾的是，《天圣令》并未言及夺官时告身收缴的情况，《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等宋代法制典籍亦未有记载，因此暂未可知官阶黜降与告身追毁的关联。然而，夺官制度的实际运行往往伴随告身缴纳。例如，“故太子太保司马光降授右正议大夫，太子太保吕公著降授左光禄大夫……朝奉郎苏轼降授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其元追复官告并缴纳”。这就进一步表明，在黜降官阶过程中，必定存在一套严密的告身收缴与重新颁给制度。因此，我们通过夺官的实际运行，可以大致窥探告身予夺的方法。
据《宋会要辑稿》载：
（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臣僚言：“勘会已降指挥曹冠等八人，有官人赴试者令带右字，无官人并行驳放。数内秦埙见系敷文阁直学士、左朝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除本官出身敕礼部已一面追毁外，寻照得秦埙昨因御殿唱名进士第一甲第三名，承指挥依第一人恩例特转三官，遂于承议郎上转授朝请郎。今来既带右字，其过省所得官即合追毁改正，作右承议郎。缘本官先于朝请郎上磨勘转朝奉大夫，修书赏转朝散大夫，今来若依资次重别拟转，窃虑紊烦。欲将本官从见今官上追取朝散、朝奉大夫、朝请郎三官，附身毁抹，却备坐三项因依，止给右朝散郎告一道。”从之。
绍兴二十四年（1154），秦桧之孙秦埙科举及第。高宗读其对策，与秦桧文笔相似：“其后埙中甲科，所对策皆桧、熺语，灼然可见。朕抑之，置在第三，不使与寒士争先。”秦埙被列为第一甲第三名，故授承议郎阶，后转三官至朝请郎，再因磨勘转至朝奉大夫，又因修书再转至朝散大夫。绍兴二十六年（1156），诏令秦埙滥窃儒科，废去其进士出身，追毁此前所转三官，皆令带“右”字。据此，应将其“朝请郎”“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三阶夺去，相应告身亦追毁。因此，秦埙夺官之后授“右朝散郎”阶，并授予朝散郎告身。
从秦埙官阶黜降经历来看，告身追毁与夺官运行紧密关联。凡被夺去官阶者，皆被收缴告身。但由于官员迁转官阶时，并非所有官阶都会授予告身，所以当夺官至未授予告身之官阶时，还需要重新颁赐告身。秦埙直接由承议郎转三官至朝请郎，此后陆续转官得朝奉大夫、朝散大夫，所以仅被授承议郎、朝请郎、朝奉大夫、朝散大夫告身，而未授朝奉郎、朝散郎告身。这导致后来他被夺官时，官告院须重新书写其朝散郎告身。
秦埙事例表明，宋代夺官制度与告身收缴制度相辅相成。官阶黜降必会导致官员告身被追缴入库，并以新的告身适应夺官后的官阶。有学者提出告身收缴未必销毁，可能会留待官员叙复后重新发还。但这种观点或许站不住脚。近年来，以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为契机，学界进一步对宋代官员告身所反映的中枢机构和行政运转流程进行了诸多探索，厘清了告身文书的书写格式，以及颁发流程中尚书吏部、中书门下等行政运转情形。从现存徐谓礼、司马伋、吕祖谦、詹棫等人的告身来看，除司马伋和詹棫两人为“差遣”告身外，其他皆是“官阶”告身。现摘录其中告身书写格式如下：
尚书省吏部
（磨勘到）某官阶，差遣官名
可特授某官阶，调整差遣或差遣如故。
左右丞相
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 省审
时间
给事中 读
左右丞相
中书舍人 闻
付吏部
吏部尚书
吏部侍郎
……
时间
上述内容揭示了宋代详细的告身文书传递流程。整个流程始于尚书吏部，经中书门下、参知政事、丞相，最后呈至皇帝“画闻”，然后下传文书。文书由吏部长官签署及吏部主事人员署名，并题写时间，颁给官员。这一过程所展现的不同部门对告身文本的读、省、审、闻和签署，揭示了宋代中枢机关在告身颁给中的权责分配，也反映出不同时期官制机构的存续和长官头衔的置废。
此外，告身中的题署姓名、时间等信息是验证其真伪的标识。如果官员因夺官被收缴告身，如果叙复时重新发还告身，其叙复时间与夺官之前告身的签发时间乃至签署告身的官员头衔定龃龉不合。再者，夺官时常伴随差遣的调整甚至是勒停，与收缴告身中的差遣迥异，所以官员叙复时绝不会将此前的告身重新发还，而应该重新书写告身。
现存告身皆属官阶迁转后颁给，并未留存夺官后重新书写的告身。秦埙自“朝散大夫”夺三官至“朝散郎”，并给朝散郎告身一道。如果按照告身文本既定格式，应为“朝奉郎（差遣名），可特授朝散郎”，但秦埙是否磨勘至朝奉郎，且其迁官时是否超阶而越过朝奉郎，亦未可知。因此，夺官后的告身颁给以及叙复原官后的告身授予，与正常迁转的告身在文书格式、运作流程等方面的不同，仍然有待发覆。
3.夺官后的叙复
作为官员黜降叙复的一种类型，夺官后的叙复问题被纳入宋代叙复制度的整体研究之中。从整体上来看，虽然相关研究对除名、勒停、编管、免官、夺官等处罚的叙复的主管机构、方法与条件，已有较为清晰的梳理，但对夺官叙复的特征及与其他黜降叙复的异同，缺少深入研究，终有隔靴搔痒之憾。夺官既有处罚力度的不同，又有文武官阶黜降的差异，较为复杂，导致叙复的内容、期限均有相应变化。这是其区别于其他黜降刑罚叙复的重要方面。
在宋代叙复制度中，夺官叙复特指“官阶”的叙复。对于夺官时牵涉的职、差遣等附带处罚的叙复，因过于复杂，本文暂不讨论。黜降叙复主要分为遇赦叙复和常程叙复。遇赦即得到皇帝施恩赦免，这是黜降官员共有的叙复途径。常程叙复则是按照一定的模式，由特定机构以固定程序进行叙复。官员叙复最核心的要素和条件是“展年”，即要经历特定的时间限制，才能叙复旧官，然后磨勘迁转官阶。正如《尚书考功令》载：“诸曾降官，候复旧官，许通理磨勘。其追官，若勒停及责授散官者，止理复旧官后年月。”
展年的期限则根据黜降处罚的严厉程度酌定。大观元年（1107），“刑部言……即是叙格内应六期、三期、一期并无等可降展年人，依上件赦条皆得与叙外，惟有本期之外更有特旨展期之人，未委合与不合依无等可降展年人与叙期。勘会除名系用六期收叙，特勒停系一期叙，今若一等并许叙用，即无轻重之别”。由此可知，除名一般是展六期叙复，勒停展一期叙复，而展三期通常适用于免官、夺三官以上或者夺官附带勒停时：“内追降官资、勒停未叙用人理当三期。”
宋代叙复层级计有十一等：“契勘除名、追官、停任人，刑部虽各有叙法十一等，内第一等永不叙收，第三等至六等止叙散官，其终身不齿及放归田里人，系叙法之所不载。”这里只叙及第一等永不叙复、第三至第六等叙复散官，其他层级的叙复内容则不得而知。目前大致能够判断的是，免官叙复、夺官叙复应属于第六等至十一等之间。
景德三年（1006）二月，“诏刑部：应诸色叙理人贴黄叙法时，不以用官尽与不尽，内追官及三任者，并降先品二等叙；追一官、一任、两任者，并降先品一等叙。余依先降敕命施行”。遵此条令，夺官至三官者，展一期后叙复时需降两等，不及三官者叙复时降一等。陈执中由右正言夺一官至卫尉寺丞，叙复时并非直接还复原职，而是降一等授殿中丞，须磨勘后才迁转右正言：“稍复殿中丞、通判抚州，复右正言。”陈执中的叙复情形与宋代夺官叙复条令完全吻合。
条令中虽没有规定夺三官以上如何叙复，但据熙宁年间记载，可以判断出夺三官以上不用增加降等，而是延长年限，即“追降三任以上者，仍以三期叙”。真宗咸平年间还规定了文武官员夺官叙复的特殊情形：“若本犯不至追官而特追官，及不至勒停而特勒停，告身见在者，更不降等，只依本官上叙。”意即官员犯罪如本无须夺官或者勒停，但因皇帝特旨加重惩罚，以致夺官或者勒停，则展年后叙复不用降等，可直接恢复原官。而武臣遇此情形，则须减少展年。熙宁七年十一月庚申，“枢密院言：武臣犯罪不至追官，而特旨追降官不勒停者，其叙限比追官勒停人各听减一期”。
此外，在官员展年等待叙复过程中，一旦因罪再次黜降官资，则需要重新计算展期。绍兴五年（1135）五月十三日，“刑部言：命官缘罪追降官资未该叙复，或该叙复未曾陈乞间，再因事追降官资，本部依条告示，自后犯日别理期叙，其已理月日不许收使”。可以看出，针对文武官阶追降、夺官严厉程度及夺官过程中再次夺官等问题，叙复方法皆有相应调整。
相较于除名、免官叙复等相对固定的典章条文，夺官叙复以其复杂的运行模式，显示出宋代叙复制度的多样性及动态变化。根据夺官的形式变化，宋廷通过调整“展年”和“降等”对黜降官员进行不同的叙复，进而形成严密的叙复层级。有宋一代，夺官叙复不断规范与细化，逐步填补了因夺官形式不同所导致的制度空白，为研究宋代叙复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此可见，夺官本质上是一种有限度、暂时性的官阶黜降措施，旨在临时停止官员待遇，并降低其身份。受罚官员仍可通过叙复与磨勘，恢复甚至晋升官阶。因此，它并非解决宋代“冗官”问题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制度运行中，夺官能与磨勘、告身、叙复等制度相互配合，共同维持官僚队伍的秩序与稳定，充分体现了宋代官制设计的系统性与缜密性。
四、夺官运行的政治效应
通常来说，一项制度得以确立，应具备以下要素：第一，经过官方的明文规定和正式采纳；第二，得到官方及更广泛范围的认可；第三，必须是可持续的官方行为。它们分别界定了正式制度应具备可信性、权威性及长时段性的特征。当然，制度有时也会呈现隐性状态，但绝不是所谓的“潜规则”。对当时人来说，这可能属于一种习焉不察的制度性状态，而由于史料限制或者研究不足，后人暂时无从管窥或者相对比较陌生。正如前文通过分析夺官的实际运行和结果，部分揭示了其相关规定完全符合“制度”得以成立的基本要素。
作为在宋代官僚体系中施行已久的官阶追夺制度，夺官无疑是最核心、最普遍的官员黜降法。除名、勒停、冲替、落职与降差遣等，皆可与其结合形成新的处罚举措。与此同时，夺官制度的运行不仅与磨勘制度紧密关联，还会影响叙复制度、告身制度等，进而促成了宋代官僚制度内部复杂的政治联动效应。
宋代不仅延续了唐、五代时期的官衔名称，还进一步发展出加衔制度，以致官员结衔日趋复杂化。正如洪迈所言：“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在宋代名目繁多的官衔中，官（本官与寄禄官）、职与差遣被誉为最重要的衔名，据此即能确定官员的品位、俸禄和实际职任。更重要的是，“官”作为寄寓晋升和迁转的唯一载体，是官职高低的首要衡量标准。自宋初开始，逐渐形成以“本官阶”和“寄禄官阶”为叙迁内容的磨勘制度，并根据官员的出身之别构建出特定的迁转阶梯。随着磨勘制度的演变，其标准从最初以“差遣受代”“差遣课绩”与“在任年限”共同构成必要条件，转变为脱离差遣课绩的“限年转官”。简言之，磨勘成为宋代官员根据年限便可转官的升陟途径。
通过限年迁转进秩，官员晋升途径便捷，晋升速度亦大致可以预见。官员的“阶”不断提升，俸禄、待遇及地位等皆随之提高，这势必造成官僚队伍的膨胀，并由此引发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冗官”始终是影响宋代政权稳定的因素之一。庞大的官员队伍，迫使宋廷必须解决官员“向上进阶”和“向下贬降”的流动难题。因此，宋代制定出一套与磨勘制度相辅相成的官阶黜降制度。它通过对迁转次序和官阶的追夺，适时降低官员待遇和品级，以整肃官僚队伍。夺官制度的运行与磨勘迁转严丝合缝，却又构成了截然相悖的官阶升降模式。在寄禄官阶形成以前，以职事官代行阶官。因官员出身不同，其迁转路径亦有所差异，超资、越阶磨勘频繁发生。然而，无论官员迁转时如何超阶，夺官时完全按照磨勘次序逐一剥夺，使其恢复至迁转前的职事官等级。直至元丰年间形成“寄禄官阶”，磨勘与夺官均依据既定等级循阶升降。通过这种一升一降的方式，宋代得以平衡文武官员的“官阶”，从而调控不同场合下官僚群体的权力与身份。
夺官制度用于黜降官员的迁转次序和官阶，但规定黜降官员不退回选人之列，而是展年之后还复官阶，使其重新进行磨勘迁转。于此观之，宋代官员在被夺官时，只要没有被判“永不收叙”，通常能借助叙复之法恢复原官。而对于被追夺官阶且遭勒停者，叙复后不得处理其本官事务。如元丰六年（1083）五月十九日，“大理正杜纯特追一官，勒停，将来叙复永不令典刑狱”。至南宋时期，规定犯赃罪官员被施以夺官处罚后，只能叙复散官阶，而不能叙复寄禄官阶。《宋会要辑稿》载：“乞自今应官吏尝经勘断犯入己赃、永不收叙人，并不许收叙。必谓经赦可叙，（正）［止］合叙散官，不可径叙元官。如有已放行收叙者，即为改正。”
此外，叙复制度还涉及对官员磨勘年限的界定。比如，官员被夺官前已有一定任职年限，叙复时是否计入磨勘年限。据史料记载，夺官以前历过官阶的磨勘年月，不得计入叙复后新的磨勘年限：“缘外官武臣降官以前历过月日，叙官后不许通理收使。”《吏部条法》更明确规定：“小使臣追官人，叙官讫陈乞磨勘者，依条展年外，其被罪以前年月日，并不许收使。止理叙复元官日起理，磨勘施行外，仍候住程到任壹年。若经改正理还元断月日，其隔过月日许理磨勘。虽已改正而不曾理还元断月日，亦不许收使以前被罪该过月日。”无论是叙复制度中对夺官迁转的特殊规定，还是夺官叙复后对磨勘展年的要求，均不同于常规叙复和磨勘。这无疑体现了宋代夺官制度的特殊性。
两宋时期的夺官制度，配合其他附带处罚，对官员的职、差遣乃至人身自由等进行全面调整。正所谓，“凡夺官，有以罪免，有改其印绶者，有削其秩俸者”。特别是对差遣的调动，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高阶官员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流动。即便位居宰辅，一旦被夺官，亦难逃被贬谪地方的命运。例如淳化四年（993），寇准被罢枢密副使之职，自左谏议大夫降守本官，出知青州。寇准被降官的同时，差遣由在朝廷担任枢密副使调整至知青州，自中央下放至地方。此外，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赵昌言等均曾因夺官而差遣至地方。众多的政治大员频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切换，更能兼顾国家视角与地方权益，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国家治理的空间和治理机制。
结 语
制度的运转依托于特定的实现路径。因此，要完整、全面地理解一项制度对社会治理乃至历史发展的作用，必须深入剖析其运行机制。就夺官制度而言，对于夺官如何执行、成效如何体现，以及是否遵循既定条文规范的探究，缺一不可。
元丰前后夺官的不同、夺官时附带的处罚差异、对官职差遣的全方面调配、高低阶官员的合理流动及“十分法”追夺官阶，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宋代夺官制度的基本面貌及长时段变化。这一制度既具有作为官员黜降刑罚的独立性，又与磨勘、告身、叙复等不同制度紧密关联、相互作用，成为短时期内整肃官僚和掌握官僚队伍、平衡官阶秩序的有效工具。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夺官”一词并不鲜见，从《史记》到《清史稿》均有官员因事被夺官的记载。然而，宋代以前的夺官，仅是削去所有官位或者剥夺官爵称号之意。《三国志·魏书》载：“建安末，（丁斐）从太祖征吴。斐随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夺官。其后太祖问斐曰：‘文侯，印绶所在？’斐亦知见戏，对曰：‘以易饼耳。’”丁斐因私易官牛被夺官。他将代表官员和爵位身份的印绶呈交朝廷，意即被削去官位后下狱。其后，曹操恢复其官位，“遂复斐官，听用如初”。可见，这一时期的“夺官”仅表示取消官员所有“官”的称号，削去其官位或者剥夺官爵后，使其本质上与“民”无异，但仍存在复官的可能。
《北史》的记载亦可佐证“夺官”为“削夺官爵”之意。只不过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文阶、武阶及勋官号，官衔品目繁多，所夺“官爵”的具体指称有细微变化。《北史·肃宗纪》载：“庚辰，诏以杂役户或冒入清流，所在职人皆令五人相保。无人任保者，夺官还役。”关于“职人”的身份，学界的争议集中在其究竟是“流外官”“在职官员”，还是散阶、散官而无实官之人。无论“职人”是哪一种，都可以被视为享有“官位”的人，可以享受免役特权。而在无人担保其为“清流”的情况下，便会被削去“官位”，失去“官”的身份，并重新纳税服役。
唐代史籍中多有“追夺官爵”“削夺官爵”的记载，但已显现“夺一官而余官尚存”的雏形。《通典》称：“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这里首次记载了“夺一官”，但其是否与宋代夺官制度完全一致，仍有待甄别。据《唐律疏议》记载：“职事、散官、卫官计阶等者，既相因而得，故同为‘一官’；其勋官，从勋加授，故别为‘一官’。”“当徒之法”即用其中一官抵消徒刑，这意味着职事官、卫官、散官及勋官中有一官尚存，这与此前尽数削夺官爵有较大区别。然而，唐代的“夺一官”既非追夺迁转次序，也没有黜降官阶，因而与宋代“夺阶”仍不能完全等同视之。
夺官制度设计的精髓在于，通过降低官衔名目中的“阶”，保持其他官衔的相对稳定，以实现对官员等级进行调整的目的。这种适时性的降阶制度不仅成为宋代调控官僚队伍的手段，也深刻影响着同时期其他政权的官僚体制。比如，金朝官制大体杂糅宋辽官制，仿宋人寄禄官之制，将夺官制度直接融入其中。《金史》载：“……诏薄其罪，（李）特立夺三官、降三等，蒲剌都、银术可夺两官、降二等云。”这里的夺官与降等分别指追夺阶官和降低差遣。金廷将“夺阶”与“调整差遣”相结合，实现“官”“职”和“差遣”的调配，完全延续了宋代夺官运行的方式。
宋、金之后，夺官制度已难见踪迹。但“夺一官而余官尚存”的制度思维仍能见其余续。明清时期，不再以“官阶”寄寓迁转，而通过官品的细分来区分“官”的高低，即每一官职皆有对应的品级。因此，官员遇贬谪时，常以“降级留任”来暂时降低其官品与食俸，仍令其承担原有职任，这与宋代夺官制度的模式如出一辙。
转自《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