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37-82

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帝国

（公元前31－公元220年）

从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纪初以后。旧大陆文明中心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

因此，在旧大陆的这一历史发展时期，规模巨大的政治统一，成为一般的法则。尽管如此，在印度次大陆，仍存在着违背这个一般法则的明显表现。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使印度西北部得到政治上的统一，也将印度的这部分地区在政治上同大夏统一起来。它使自公元前2世纪初以来困扰印度已久的政治混乱状况，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同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相比，公元1世纪的印度在政治上仍然显得支离破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除了最南端以外，在政治上整个次大陆都处于孔雀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

公元1世纪，从前属于孔雀王朝的心脏地区即今天的比哈尔和北方诸邦，都在巽加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一地区，巽加王朝于公元前183年取代了孔雀王朝。孔雀王朝过去的首都华氏城，今为巽加王朝的首都。虽然在公元前2世纪中，有一个希腊国王曾一度占领华氏城，但贵霜帝国却从没有向东南方扩张到那么远。此外，孔雀王朝原来在德干高原的更为广大的领土，现在处于另一个后起的王朝统治之下。这就是安得拉王朝（又称萨塔瓦哈纳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5年）。它象巽加王朝一样强大。但次大陆的南端，象过去一样仍为许多小国统治着。公元40－150年间，曾被安息－塞人从印度河流域赶向东南方的塞人，在乌贾因建立了国家，并得到了安得拉王朝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地盘。塞人在乌贾因和马哈拉施特拉的领地，是贵霜帝国的自治管辖区。但次大陆的绝大部分，仍然处于贵霜帝国的疆土之外。未包括在任何一个帝国之中的另一块旧大陆文明中心地区，就是尼罗河上游。前面已经提到，法老时代埃及南部的政治版图，在中王国时期已经推进到尼罗河第二瀑布上游；在新王国时期到达了纳帕塔，即第四瀑布的下游。公元前11世纪新王国崩溃以后，纳帕塔成为后继国家之一库什的首都。库什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度过灭亡的危机幸存下来，并把埃及世界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把埃及本身置于库什王国的统治之下。在一个至今尚未搞清的时间，库什王国向尼罗河上游扩张，越过纳帕塔，到达了阿特巴拉河和第六瀑布交汇处的右岸，即到达了麦罗埃地区。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库什王国的首都也从纳帕塔移到麦罗埃。

比起纳帕塔，麦罗埃具有3个优点。麦罗埃地区尚有降雨，而在纳帕塔则完全依赖人工水利工程供水；麦罗埃有丰富的铁矿石，为冶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第三，首都设在麦罗埃的国家，既占有交通之利，又具有农居之宜（1973年被干旱所毁）。这一地带向西延伸，处于北部沙漠和南部的热带雨林之间，从白尼罗河西岸，一直到大西洋的非洲海岸。

虽然库什王国未能吞并埃及，但它一直成功地保持独立，没有被第一波斯帝国、托勒密帝国和罗马帝国所吞并。公元3世纪，库什王国似乎是毁灭于非洲蛮族努比亚人之手。

与此同时，大约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阿比西尼亚高原北端，就被来自也门（阿拉伯半岛的南端）的移民占领。也门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均处于四个帝国的版图之外。

所以，四大帝国并没有把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已开化了的地区都包揽无余。但是，它的确已将其中绝大部分囊括在自己的版图之中。

四大帝国相互间的政治关系，主要由政治地图的形态所决定。罗马帝国和安息帝国与中华帝国没有共同的边界，贵霜帝国与罗马帝国也没有共同的边界。由于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因而它们之间并不经常发生直接的关系。诚然，两大相距甚远的帝国中的居民，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了另一帝国的存在。然而，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它们各自与所有其他帝国，包括不是直接邻居的遥远帝国，都有相对紧密的联系。这两个帝国都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大国。它们的商人都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间那种横穿大陆的间接贸易的中间人。如果不是发生彼此间的战争的话，罗马帝国和贵霜帝国就发生彼此间的商业和文化交往。中华帝国与安息帝国间的交往，同样是令人愉快的。但是，罗马人与安息人之间、安息人与贵霜人之间、贵霜人与中国人之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可这些战争既不长久，也未造成毁灭性后果，更没有导致政治地图发生任何永久性变化。

公元前102－前40年间，西汉王朝几度攻占大宛。东汉王朝在公元73－102年间，继续不断地攻占此地。公元2世纪，大宛和塔里木盆地，都成为中国和贵霜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锡斯坦是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的一块争议地区，亚美尼亚则是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公元63－66年，根据协定，亚美尼亚的国王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派人担任，但是，担任亚美尼亚国王的阿萨息斯人选的头衔，却要使来访的罗马人满意，并在那里由罗马皇帝主持授权仪式。

安息帝国和罗马帝国沿幼发拉底河及其西段弯道的边界，自从公元前64年庞培把叙利亚变成罗马的行省从而得以确定后，就再没有发生大的长久性的变动。安息人侵入过叙利亚，但他们公元前53年在卡里大败克拉苏军队之后，并没有成功地永久占领此地。公元前36和前34－前33年间，马可·安东尼率军入侵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一直打到北部米底（阿塞拜疆）的东北部。公元114－11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企图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尼亚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罗马帝国的这两次军事冒险，都以惨重失败而告终。公元117年，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把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撤回到幼发拉底河一线。但他保留了罗马帝国进入波斯湾尽头的通道。图拉真曾率军打入波斯湾尽头，并一度占领了那里。哈德良允许西亚国家巴尔米拉自治，并鼓励巴尔米拉在安息帝国西南边界建立不引人注意的贸易站。

四大帝国由3个通道相互连接起来。尽管人们使用这些通道，但不论是军队、外交使节、商人或者教士，却很少走完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漫长通道的全程。这两大帝国相距太远，因而主要靠中间人来保持相互间的联系。中间人手递口传他把货物和信息分程传送过去。

最北边的通道，从中国长城的边防站，穿过欧亚大平原，延伸到已成为罗马保护国的黑海北岸一带的希腊殖民地。一条短些但更累人的陆路，就是”丝绸之路”。这条路从华北平原上的东汉京城洛阳，穿过塔里木盆地，翻过天山，到达乌浒河和药杀水两条河上游之间扎拉夫尚河谷的粟特。从粟特向西，这条路一分为二。不愿踏上安息领土的旅行者，可以经过花刺子模、里海以及高加索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之间的地槽，到达黑海东岸地区。那些甘愿受安息关卡人员和警察折磨的旅行者，可以走向地中海叙利亚海岸的任何港口。最近的路，是经过巴尔米拉和佩特拉这两个”商旅之城”中的一个，再穿越叙利亚沙漠。巴尔米拉是从安息到地中海，与沿波斯湾阿拉伯岸诸港出发这两条路的交叉点；佩特拉则是从安息出发与从也门出发的两条陆路的交汇点。

对于商业活动来说，海路风险最大，但又获利最多。中经瓦迪图米拉特，连接红海港口苏伊士和尼罗河三角洲最东部的运河，可能是由托勒密二世完成，或者也许仅仅是由他修整的。这条运河，提供了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水上直达通道。托勒密帝国具有强大的海陆军力量时，始终控制着红海，并据守着现为厄立特里亚海岸上的滩头堡。它在那里的目的之一，就是俘获非洲象，以用这种象同对手塞琉西帝国的印度象进行搏斗。但在这一时期，定居希腊的埃及人，甘愿把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贸易让给赛伯伊也门水手。公元前2世纪末，托勒密政府开辟了从埃及的红海港口直通印度河三角洲的航线，使自己回避了赛伯伊人。不知何时，一位在南部海城航行的希腊水手，弄清了季风的季节和方向（”希帕罗斯”也许不是一位希腊历史上的水手的名宇，而是不知其名的希腊小商船船长们所能驾驭的季风的形象化绰号）。

埃及希腊人对季风规律的发现，使他们从埃及到印度河三角洲的”穿梭旅行”时间大为缩短，也使他们能够直接驶过曼德海峡和印度南端之间的公海，甚至能绕过锡兰，在印度东部海岸的阿里卡马杜尔建立一个货物集散中心。阿里卡马杜尔恰好位于今天的本地治里城的南部，从这里进入内地比西部任何港口都容易得多。

希腊人在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水上交通，在公元1世纪中叶似乎达到了鼎盛时期，也就是说，由于贵霜没有进行侵扰，印度西北部与大夏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因而使印度西北部内地所进行的贸易活动更加安全。在同一世纪，印度水手也效法希腊人，学会了径直穿过阿拉伯海的技艺。印度水手可以从印度东部海岸的港口，直接驶过孟加拉湾，到达马来半岛。有些印度船员把船开到克拉地峡，把货物运上岸，然后在暹罗湾和中国海岸将陆路送来的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外一些印度人进行不间断的、环形航行，从孟加拉湾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海。如同希腊人渡过阿拉伯海以及更广阔的海域一样，印度人穿越孟加拉湾和更远的水域的航行，也是与战争无关的活动。他们的船不是战舰，而是商船；水手不是征服者，而是商人。

国际贸易必须通过国际语言和文字媒介来进行。公元前31年至公元225年，旧大陆文明中心西半部分，即从贵霜帝国领土到大西洋东岸，流行着3种国际语言，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的文字书写形式来表达。

这一地区流行的第一种语言，是阿拉米语。这种语言书写所用的字母系统，象希腊字母一样，来自腓尼基语。这种语言在第一波斯帝国中，曾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官方交流媒介。在波斯帝国的希腊人后来建立的国家里，阿拉米语让位于希腊共同语，后者成为官方通用语言。然而，在波斯帝国的塞琉西希腊后继者国中3个后来由伊朗人建立的国家（即安息、法尔斯和粟特）中，阿拉米语重新作为官方用语，并且运用古波斯文的3种变体重新成为文学的媒介：在这一文字发明中，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阿拉米词语，显然被当作表意符号，然后把它们当作似乎有同样意思的伊朗词语来读。与此同时，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末，阿拉米语几乎完全取代迦南语和阿卡德语，成为原来讲闪米特语的”新月沃地”人的日常用语。阿卡德语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曾经作为小亚细亚、埃及以及”新月沃地”的国际语言，但此时却几乎完全被遗弃。甚至在巴比伦尼亚，这时也很少有学者去阅读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仅仅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例如，巴勒斯坦的犹太团体把它作为礼拜仪式语言）。只有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幸存的腓尼基殖民城邦中，迦南语才仍然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希腊人的统治结束后，希腊语仍为官方所采用。取代希腊人成为幼发拉底河东部政治统治者的安息人、安息－塞人和塞人，都依照大夏的希腊统治者和印度的希腊统治者的先例，发行印有两种文字的钱币，其中一种是希腊文。贵霜皇帝颁发的钱币上，印有希腊字母组成的文字，当然这种语言并非希腊语，而是塞语、伊朗语的一种变体。在大夏这个土著伊朗人与外来希腊人关系格外友好的伊朗国家里，人们用希腊字母来表示当地的伊朗语。例如，贵霜皇帝迦腻色迦（约公元120－144年在位）建造的庙宇中就有这样使用希腊字母的铭文。发现这个庙宇遗址的现代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锡尔克果塔尔。

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统治的地区，用西部希腊（”罗马”）字母书写的拉丁文，是官方的语言文字。但是，帝国政府、其地方代表和代理商，却使用希腊语来同母语是希腊的或者把希腊语作为文化生活语言的罗马公民和被征服者进行交流。除在意大利东南部以外，希腊语已成为意大利的日常用语，排斥了拉丁语。在小亚细亚，希腊语继续占统治地位，排斥非希腊语言。然而，在环西地中海（除讲希腊语的西西里人和拿不勒斯人外）以及跨越亚平宁大陆欧洲部分到多瑙河和莱茵河一带的罗马统治地区里，拉丁文却成为传播古希腊文化的媒介。

用贸易和语言可以传递其他文化要素–例如宗教和作为宗教表现自身的媒介之一的观赏艺术。旧大陆文明中心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220年的宗教历史，是下一章的主题。在目前情况下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里，希腊的观赏艺术以及印度的观赏艺术和社会机构，又向新的地区发展。在此期间，在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掀起了印度化的第一个高潮；希腊观赏艺术，也同时在贵霜帝国赢得了新的地盘，尤其是在帝国的都城咀叉始罗。咀叉始罗位于地处大夏和比哈尔之间道路上的犍陀罗地区。它的希腊化来自两个方向——从大夏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从亚力山大里亚渡过阿拉伯海。来自这两个源头的希腊影响，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劲，这两胜希腊化潮流何时开始涌出来的，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扑朔迷离。

印度文化渗透到东南亚，希腊文化渗透到犍陀罗，都是”和平渗透”的例子。希腊观赏艺术在犍陀罗和罗马帝国，有着十分相似的风格。但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些行省，希腊文化的传播披上了拉丁外衣，希腊化是紧随罗马军事征服之后开始的。

从公元48年到公元3世纪初，四大帝国囊括了绝大多数旧大陆文明中心。但是，这些帝国彼此的经历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都各不相同。

中国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和公元1世纪至224年的安息帝国，分别是西汉王朝和公元前141－约前31年的安息帝国的翻版。这两个地区都曾经存在过一个相对动乱的时期，但这两个帝国都没有因此而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体制变革。过去的政权，经过暂时分崩离析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重新恢复的政权，并没有焕发出新的活力，反而大为削弱。然而，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以及由公元前31年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而导致的地中海世界以往革命和内战世纪的终结，都是真正的新的开端。中国的秦朝第一次取代战国，以及随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政权又取代秦朝，也都标志着新的真正开端的产生。

在结构上，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有强烈的相似之处，而东汉与罗马帝国则不甚相似。但在这两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却都存在政治上权力高度分散问题。帝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土，掌握在自治的地方总督或小国君的手中。他们对帝国政府的宗主权，有时只是表面承认，实质上自行其是。此外，帝国政府及其附属国的权力，实际上都受到了贵族权力的限制。后者直接控制农民，也就是说，直接掌握一切租税来源。

从理论上讲，东汉政权是中央集权的和官僚式的，而实际上官僚也是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作为文官的职责与他们作为财产私有者的利益相冲突，而他们则把自己的职责从属于自己的利益。要使中国社会不致崩溃，就必须进行农村土地改革，可是过去西汉王朝和王莽之所以都无法进行这种改革，原因就在于此。唯一能够按照皇帝的旨意实施必要改革的人，却是官僚－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强烈私利，只会使这种改革依然化为泡影。

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公元36年镇压农民起义后，官僚－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达到了全盛时期，他们滥用职权的行为也更为露骨。在用人方面，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文官考试也不象以前那么公正可靠了。佃农交给地主的租，与地主自己必须纳的税，根本不成比例。中国北部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现在又成为紧靠长城的地区。由于华北注册纳税者数量的下降，从而导致了人头税、劳役和兵役的增加。一段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内战（公元9－36年），并非注册纳税者数量减少的全部原因。北方的自由农民大量潜逃。有些自由民到大地主的庄园里寻求庇护。作为地主的依附者，他们的经济负担要比作为帝国政府的自耕农轻一些。另一些自由农迁到南方。帝国政府在南方的控制要松一些，那里还有许多处女地等待人们开垦。

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官僚地主的权力首次受到宫廷中的宦官的挑战。184年后，道教领导发起的几次农民起义，也打击了官僚地主的势力。然而，胜利者既不是宦官也非农民，而是军阀。军阀同样多为大地主。公元2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发生了汉尼拔战争以后罗马共和国所发生过的事。由农民提供的兵员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从贫民中招募的职业军队；职业军队成为将军们的私人军队，因为士兵依赖将军付给他们报酬为生。公元220－222年，东汉王朝终于公开分为3个王国，3位事实上早已瓜分帝国的将军成为三个国王。

从原则上讲，和同一时期的安息和贵霜帝国相比，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与东汉帝国的共同之处更少。从理论上看，东汉王朝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尽管理论上的政体在实践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在醉心于权力分散方面，罗马帝国与两个中央集权帝国类似。罗马的”权力机构设置”，总是避免直接负责管理领土。不然的话，如果摧毁这些领土上原来的政府，政治上就会出现真空现象。奥古斯都坚持这一罗马传统，非常愿意恢复地中海世界的秩序。而以往的共和制罗马政府把地中海世界推向了无政府状态的深渊。公元前31年以后，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沿袭黎凡特地区先由塞琉西统治，后来（公元前67－前62年）由庞培掌管的先例，试图把罗马帝国作为自治城邦的联合体组织起来。帝国政府要将自己的责任限定在以下两个范围内：第一，阻止和预防帝国内各城邦相互间继续发生战争；第二，保护它们免遭帝国边疆以外敌人的攻击。

同东汉王朝一样，罗马帝国也缺乏人力。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开始的人口激增状态，公元前3世纪在马其顿消失了，公元前2世纪在讲希腊语的国家消失了，公元前1世纪又在意大利消失了。罗马帝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帝国域内只有一个民族即犹太民族，在数量上得到明显地增长。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国大肆清剿，因此，犹太人口一度锐减。但从那以后，犹太人中来了大批从前的以色列王国的居民（以色列王国是犹太的近邻）。犹太人开始向外扩散：最初进入巴比伦尼亚，然后进入埃及，最后扩散到整个希腊世界里。在巴比伦尼亚和公元前63年起在罗马，最早的犹太散居者是被驱逐出国的人们。但大多数犹太散居的人是自愿出走的。在外散居的犹太人成为雇佣军和商人。犹太人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在巴勒斯坦、公元115－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举行反对罗马帝国政府的起义过程中，伤亡很惨重（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也受到伤害）。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更会感到犹太人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之显著了。在最后提到的这次起义中，犹太地方团体不仅暂时控制了昔兰尼加，而且把昔兰尼加当作入侵埃及的基地。

奥古斯都沿着雇佣的职业军队能够防守的地带，将罗马帝国的边疆固定化了。当时的雇佣军队数量很少，少到帝国不断减少的人口仅可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也少到使其能够被纳税者所养得起的程度。奥古斯都削减了庞大的军队数量（由他本人及其消灭的对手所征募的），减少到防守新的边疆所需求的最少数量。他没有为纵深防御或储存作准备。假使必须集中一支机动兵刀来镇压帝国附属国的某个地方起义，或者进行内战，那就只有调遣当时据守帝国某段似乎没有受攻击的危险边界的边防军了。上面提到的犹太人3次起义和公元69年及193－197年的两次内战，都需要罗马集中大量的机动兵力来对付。

在南方，罗马帝国发现沿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北缘，有着”天然的边疆”。沙漠之间沿尼罗河而下，直通努比亚下游的狭道，并不难据守。在欧洲大陆，奥古斯都的养父尤利乌斯?凯撒，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扩张到莱茵河；奥古斯都又把边疆延伸到多瑙河；公元70－138年间，奥古斯都的继承者封锁了莱茵、多瑙两河上游之间的缺口，在莱茵河上游的柯布伦茨和多瑙河上游的雷根斯堡之间，修造了一道人工防御土墙。将不列颠岛更大部分征服并并入帝国之中后，海边又构筑了类似的人工防御土墙。公元122年以后，哈德良皇帝修造了从泰恩河到索尔韦一带的防御墙；公元142年以后，泰特斯?安东尼?庇护皇帝修筑了从福斯河的弗恩到克莱德河间的防御墙。同中国长城的长度和体积相比，罗马的这些人工防御土墙既短又不牢固。罗马的防御土墙，只是不列颠的大海和欧洲大陆提供的天然壁垒的补充。可是，河流壁垒的”天然性”是靠不住的。虽然在可以航行的季节里，罗马帝国的小舰队游戈于两条大河中，但不管什么季节，人们都能轻而易举地渡过河去，尤其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两条河结出厚厚的冰层时更是如此。况且，莱茵河至多瑙河的界线，是黑海和北海之间最长的界线。

奥古斯都试图通过把边界从莱茵河向前移到易北河，来缩短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河流边界。但是，由于帝国的人力在前两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革命中大为减少，因而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如果要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就会导致必不可少的军事人员数量的锐减。公元6－9年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新征服的潘诺尼亚人的起义，和公元9年新征服的德意志人对莱茵河与易北河间3个罗马军团的歼灭，使奥古斯都的这项工程无法实施。发生上述事件后无法继续进行易北河边界工程，表明此时罗马帝国的人力资源的匮乏（这一点恰与汉尼拔战争之前和战争中人力资源的丰富形成强烈对照）。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还在继续表现出来。罗马帝国开始了对不列颠的征服和兼并，但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与汉武帝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的罗马皇帝图拉真，于公元101－106年成功地征服并吞并了达契亚（特兰西瓦尼亚）。但是，他在公元114－117年却无法将帝国的东部边界向前扩展，即使已到达了里海和波斯湾海岸边，也不得不很快后撤。

罗马帝国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把被征服者逐渐转化为罗马帝国公民。这一政策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推行，它是罗马首先把意大利半岛、最终把整个地中海四周地区成功地并入共和国中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并非始终得到贯彻。曾经有过犹豫和暂时中断实行的时期。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在公元212年臻于完成，此时，除了剩下一小部分从前被帝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赋予（或者说强加）罗马的公民身份。

罗马授予被征服的异族人以公民权的慷慨大度，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心胸狭窄，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一强烈对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正是罗马而不是雅典完成了地中海地区政治统一的原因。然而，政治身份的平等，并不能补偿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正。罗马推动其领土扩张的其他有效政策是，保障富人的既得利益，反对穷人的要求。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伴随着政治上公民权范围不断扩大的，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的不断加宽。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增加了，除了所有权的不平等外，还存在收入以及精神和物质生活标准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旧大陆文明中心两端的两大帝国里的社会不公平，都在不断地加深。

前面已经提到，汉朝儒家官僚地主不能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服从于他们的公共职责；在东汉政权统治时期，这个地位牢固的”体制”的道德缺陷，比由于这种道德沦落而垮台的西汉时期，更加露骨和无耻。尽管如此，汉朝儒家文官机构，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是最好的。如同长城远远胜于建在德意志和不列颠的罗马帝国的小土墙一样，汉朝文官机构也大大优于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文官机构。

罗马城邦，是用远远不足的行政管理人员来开始其扩张的生涯的。和公元前最后一千年地中海地区大多数城邦（埃特鲁斯坎、希腊和腓尼基）一样，罗马是由每年选出的一小批非职业政府官员统治的。但是，选举产生的官员数量的增长及其临时在位者的任职期限，根本不能适应罗马不断扩张所带来的行政管理要求。罗马政府补救这一行政管理不足的主要手段，就是让公民的私人团体帮助提供军需品和征集赋税。这些团体拥有管理当时希腊世界的所有专长。他们雇佣了有教养的奴隶和自由民来完成这些管理任务。

奥古斯都从其养父尤利乌斯?恺撒那里受到启发，竭力使这些私人团体无法靠损害罗马政府、罗马公民及附属国的利益，来谋取不正当的私利，但他照样沿用这些组织。他大规模地建立了一种由奴隶和自由民组成的”恺撒户”，作为他个人的行政管理基础。对于原来按政府规定垄断最高两个级别的、薪水丰厚的文官职位的罗马贵族”权力机构”及其门客，奥古斯都也给予了补偿。罗马这一官僚机构，没有中国官僚机构那样强的内聚性。尤其是，它没有遵循一种官方的世袭的哲学，并由此而凝聚在一起。当然，奥古斯都的这个帝国文官机构中，使用的是由狼崽变成的牧羊狗；但它比安息和贵霜两个中央集权大国那种原始的、临时凑合起来的帝国行政管理机构，还是要强得多。

最后，罗马帝国的文官系统不得不承担一项奥古斯都原来没有为它设想的任务。对于构成帝国政权细胞的城邦，奥古斯都一直没有打算直接实行地方行政管理，他只是想对它进行监督。因此，开始时帝国机构的人员数量一直很少。奥古斯都和平的缔造者没有预见到，帝国各个城邦的公民，当他们向邻国发动战争的历史特有的主权被剥夺之际，就会丧失对由他们的社团组成的地方政府的兴趣。公元2世纪初期（地中海世界的一个虚假的表面的黄金时代），地方政府开始陷入混乱，帝国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广大地区的行政工作，不情愿地直接进行干预。

公元1－2世纪期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大多数地区都已分裂的各个帝国，在公元3世纪又遭到一场灾难的突然侵袭。

罗马帝国忍耐并奇迹般地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235－284年）的大混乱。这场混乱本身，则是在此之前虚假黄金时代（公元96－180年）令人惊异的结局。在罗马帝国这个令人绝望的半个世纪里，帝国的货币贬值到毫无价值；外域的入侵者在帝国的领土上横行，大肆劫掠；公元250年，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皇帝战败，并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60年，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皇帝与波斯打仗时战败被俘，并于监禁期间死去。就象公元220－222年的中华帝国一样，帝国本身分裂成为3个彼此独立的部分。罗马的财政极度崩溃，一度以货代款缴税，贸易也开始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这在地中海世界，是一场非常罕见的经济倒退。因为，这里公元前7世纪就发明了造币，在此很久以前，就已经一直使用金银作为交易的度量和媒介。

公元224年的伊朗，一个小国国王在法尔斯突然篡夺了皇权。这是公元前550年一次类似政变的重演。公元前6世纪中叶，米底皇帝阿斯提亚格斯突然被推翻，他的波斯诸侯居鲁士取而代之。公元224年，波斯诸侯阿尔塔薛西斯推翻了安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并取而代之。伊朗和伊拉克的帝国新主人们，把下了台的前任们称之为”鸡零狗碎的君王”，以示对他们的轻蔑。然而，实际上安息帝国松散的结构又被第二（萨珊）波斯帝国接了过去，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与阿萨息斯在安息帝国最后阶段衰朽不堪的行为相比，萨珊对其邻国的行为更加富有进攻性。但是，在运用中央政府对地方贵族的权威方面，萨珊也不比阿萨息斯强多少。

萨珊对罗马帝国的侵略，在公元284年罗马帝国复兴以后，引起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公元298年，罗马政府迫使萨珊皇帝纳尔萨，把沙普尔一世（公元242－273年在位）过去割让的全部罗马领土退还回来，并达成关于把底格里斯河上游左岸5个亚美尼亚省份割让给罗马帝国的协议。萨珊成功的侵略，结果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阿尔塔薛西斯从阿萨息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那里夺取了整个帝国，他又通过征服贵霜帝国而扩大了新建立的帝国的版图。然而，他也许只不过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于贵霜帝国之上，却没有完全消灭它。因为，位于喀布尔河谷贵霜帝国的残余部分幸存下来，或者重新出现。贵霜帝国这个残余部分，经受了公元5－6世纪民族大迁徙中匈奴人的猛烈侵袭，直到11世纪才最后灭亡。

公元220－222年，东汉帝国分裂为3个征战不已的部分之后，除了公元280－304年间出现过一次短暂的重新统一科，中国从公元220－589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之中。从公元220年开始，中华世界出现了自从公元前221年政治上初次统一以后最长的政治分裂时期。

在政治层面上，从公元48年开始的差不多2个世纪里，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绝大部分都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预示着将来在整个地球上一切文明中心政治上出现统一局面的可能性。四大帝国本身是短命的，尽管后来它们又以一系列的化身重新出现在地图上（中华帝国的化身是最为庞大的）。然而，四大帝国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却在宗教层面上，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最伟大的印记。

第三十八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诸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公元前334－约公元220年）

“痛苦是知识的代价”。这一格言是雅典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458年创作的一出戏剧中的台词。这一年，雅典正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一场不计后果的战争。这种鲁莽行动预示着一个”混乱时代”的即将来临。这样的时代使人遭受苦难，但也给人以智慧。它是公元48年到220年间并存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中每一帝国得以建立的前奏。古代希腊世界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431年延续到公元前31年；西南亚和埃及的这一时代从公元前745年延续到公元前522年，经过一段喘息，又从公元前334年重新开始，直到公元前31年；印度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约500年延续到公元前322年，喘息片刻后又从公元前约200年重新开始，延续到公元48年；中国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506年延续到公元前221年。

在第25章，我们已经对5位伟人进行了一些叙述。早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就对人类共同遭受的苦难作出了各自的反应。

他们每个人都同本社会的传统宗教发生了决裂。这种决裂有时是猛烈的，有时又是较为审慎的，但每一种决裂都是革命性的。”以赛亚第二”象7个世纪以前的阿肯那顿一样毫不妥协地宣称，只有一个唯一的神存在。（犹太国王约西亚已在犹大王国废除了除耶路撒冷神殿以外的其他一切圣地，并将从前与耶和华共享祭祀的一切男女神祗逐出圣殿。这种做法为”以赛亚第二”铺平了道路。）琐罗亚斯德将传统的伊朗众神殿中所有的神祗一概贬为魔鬼，只有”伟大的灵魂”阿胡拉?玛兹达除外。毕达哥拉斯专横地试图改变古希腊的生活方式，以致于激起了一场反革命。在印度，佛陀和大雄（耆那教的创建者）对印度传统的雅利安众神殿中的诸神和种姓制度一概弃之不顾。孔子宣称（他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

所有这5位预言家都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5人之中只有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2人认为这种”终极实在”是一个与人同形的人格，他与其他被降格、被遗弃的男女神祗只在两个方面不同：他是独一无二和无所不能的。而且，在琐罗亚斯德的神学中，甚至阿胡拉?玛兹达的这两种品性，在他对尚未征服的邪恶势力进行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只是潜在的。

随着旧大陆人类苦难的不断延续和日益加剧，就导致了与这种”终极实在”建立联系的需要。这种”终极实在”不仅应是直接的，而且应在感情上使人得到满足。这就要求保留或者恢复这样一种观念，即”终极精神实在”必须具有人格，与人同形，至少具有人的某种品性。崇拜者渴望成为一个信徒，渴望对”终极精神实在”的仁慈和力量建立信念，这种渴望又与人类对这种”精神实在”关心信徒的幸福、无疑将会把他们从邪恶中解脱出来的向往正相一致。满足这种感情上的需要，只能是在两种人格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一方是人类，另一方就是神。

在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世界，”终极实在”的本质与人同形的观念，在哲学家面前早已一蹶不振。感情上对苦难的反应现在要求恢复”终极实在”传统的人的品性。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中一直保留着这种观念。在印度和中国，当地哲学自相矛盾地产生出了一些新的宗教，使有神论得到了复兴。而且，它们不很明确地倾向于一神论，而不是象犹太人那样成为不妥协的一神论者。在地中海区域，在相互竞争的各种地区宗教中，有神论也以模糊地主张一神论的印度式和中国式的宽容风范得到了复兴，只有最终的胜利者不是这样。获得最终胜利的基督教继承了母教犹太教宽容的一神论，但它吞没和同化了被战败的宗教对手，就此而论，它又背叛了犹太教的一神论。所有这些成败的宗教都不是犹太人的宗教。

在大约2个世纪中，四大帝国曾经次第相连，横跨整个旧大陆。公元3世纪，四大帝国相继崩溃。但到3世纪，旧大陆人类长期的精神努力却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在四大帝国中的每一个帝国，当地的宗教和哲学都培育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型宗教。新型宗教来自旧的宗教，历经选择、传播和调合。传播新型宗教的代理人是那些移居国外的人们。最早的移居者是那些遭到放逐的人，随后是帝国创建者派往被征服国家的驻军，最后还有商人。永久或暂时迁居他处的人们尽可能地带去了他们祖传的生活方式，在所移居的地区，他们自动地成了这种生活方式在异国多数居民中的传播者。移民们也可能有意识地、熟练地担任了传播他们所带去的精神财富的工作。最后，新型宗教受到各自的教士们的尊崇，并由传教士传到更远的地方。这些教士和传教士是职业性的，尽管宗教活动不一定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他们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这些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国。

新型宗教的传播可以满足当地的要求。一些新的交往手段的出现使得宗教传播更为便利。这是战争、灭绝政策、帝国主义和世界性贸易的积极后果。长长的海陆通道将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四面八方联结起来。出现了各种”混合语言”：例如雅典的希腊共同语，阿拉米语，三种萨珊时代的波斯语，印度方言，公元2世纪在北印度、3世纪在德干地区取代了各地方言的新梵语，以及一种汉语共同语（汉字和口语的标准化形式），公元前221年中国获得政治统一后，全国各地的官员商贾都使用这种语言。第三种交往媒体是造型艺术。这种媒体种类众多。四大大帝国次第相连、并肩共存的年代中尤其有效。在这个政治上相对稳定、和平的短暂年代，旧大陆诸文明中心之间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相互传导的状态中。

在由给人以感情满足的新型宗教而产生的选择、扩散、改变和调和的过程中，古希腊的方式尤其成效卓著。在地中海流域，希腊的语言、希腊造型艺术和希腊哲学一道，对与基督教相互竞争的各种宗教，以及最终征服和吞噬了这些宗教的基督教本身进行着”加工”。希腊文化在东部方向并没有以任何形式使遥远的印度直接感到自己的存在；但在印度西北部，希腊式的造型艺术却为大乘佛教提供了一种载体，正象在地中海流域它为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那些失败的竞争者提供了载体一样。当大乘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塔里木盆地传到亚洲东部的时候，它的艺术载体也同时得到了传播，希腊文化因此也以这种造型形式间接地对亚洲东部产生了影响。在另一个方向，希腊艺术和希腊哲学作为基督教的附属物，不断地向西欧和西北非进行着渗透。因此，近代以前的各种区域性文明中只有希腊文化在某种穆度上使旧大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诸文明中心都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混乱时代及其后果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在此以前，各个区域文明彼此分离、单独生长，每种文明都养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尽管每种区域文明的一般风格互不相同，在宗教方面，它们却全都从人类历史的前文明阶段继承了一系列共同的”原始偶像”。如果将宗教因素同该区域文明的其他组成部分分开来看，这种共同的精神遗产使得一种区域文明中的宗教因素能够与另一种区域文明的宗教相互适应、彼此吸收。与区域文明中的某些世俗因素不同，宗教因素与其他的区域文明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这些共同的宗教”原始偶像”中，最古老、无疑也最有力量的也许就是母亲之神。她是最古老的人像造型的主题。在这种母亲偶像中，母亲的身份并不与童贞互不相容，因此它一定是形成于人们发现父亲的身份之前–也就是说，在人们尚未认识到一位女性不与一位男性性交就不可能怀孕的时候。进入意识黎明期后，人们一定已经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孩子的诞生，但对于母亲必须有一个男性配偶、孩子必须有一个父亲的认识却不是原始的认识。起初，母亲遮蔽了孩子的光彩，而父亲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母亲的力量对任何与她有关的男性都是可怕的，结果，一些意志坚强的男神都选择了独身生活。阿吞、阿舒尔、耶和华和密特拉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不同的区域文明中，母亲、孩子和父亲所具有的力量相对来说有所不同。同一种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这使形形色色的”神圣家庭”群像中的每一种都对那些具有不同的祖先群像的民族具有吸引力。在不同区域文明中具有某些共同的图景，一种文明在某方面有所欠缺，可以从另一种文明中得到补偿。

母亲的形象是各种各样的。她可以是人类的母亲，也可以是任何生物的母亲。同时，她还可能是大地，大地是众生之母。在所有这些方面，母亲通常都身负养育后代的重望，但母亲虽然一律都有生育能力，却并不都是仁慈的。中美洲的大地女神，众生和人类的母亲科亚特利库埃，古希腊的母亲女神赫卡忒和印度的母亲女神时母，既能创造性地和仁慈地、也能破坏性地和恶意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小亚细亚的母亲女神赛比利则摧残着她的孩子或配偶、或者也许是孩子和配偶合二为一的阿提斯。

如果有时连母亲之神都可以变得凶猛野蛮，那么气象之神成为一种道德上自相矛盾的力量就更是不足为怪了。因为天气反复无常、变幻不定，这种反复不定的变化既可以造成水旱之灾，毁坏庄稼，也可以在一定的季节提供或控制雨水，带来丰收（所谓”一定的”，是指它满足了农民的需要）。气象之神很适合由一位男神充任，很容易把他与父亲之神等同起来；因为父亲的情绪也与气象之神一样说变就变，毫无理性，时而从仁慈宽厚变为粗暴愤怒，时而又从粗暴愤怒变回到仁慈宽厚。这与母亲通常对孩子的温柔态度截然不同。

相反，太神之神每日每年的运行则是有规律的，太阳之神本身也是公正的。他公平无私地将光和热给予一切生命，我们能以比对大地母亲，更不用说比对气象父亲更大的信任来依靠太阳。但是，由于太阳耳闻目睹着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他心中保留着一本人类道德的帐目。

其他星体就不象太阳这样令人放心了。行星象天气一样反复无常；恒星则是无情的；人的命运是由星体的影响未决定的；而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害的。

种子在某个季节死去，以便变成农作物而获得再生。播种的人类要收获这些农作物。人类是这种生殖力的信徒，他们是靠食其肉饮其血为生的。这种力量作出自我牺牲来向人类提供食物，无疑是人类的恩人。使它们作出自愿牺牲是一种罪过，这种罪过要落在它们的受益者人类的头上。这种力量年年死而复生，充满神秘，这给它的人类信徒以一种希望，即自己在死后也会获得再生。但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力量不也是有罪的鸣？难道它不是在折磨着它的人类信徒，使他们在一种狂热的激动中把各种生物，也包括人类在内，撕成碎片，茹食其肉吗？

另一个原始偶像是救世主。我们可怜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他，在混乱的年代更是如此。还有一个偶像，就是上帝在人类身上的化身。法老就是上帝的化身。至少早在古埃及第五王朝开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每一位法老都是由于神在法老母亲耳边威严低语而受孕诞生的，这个过程中没有父亲的介入，也没有任何人神交情的行为。有谁能够知道，在人类和前人类人科的进化史上，上帝的化身这种原始偶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各种原始偶像并不互相排斥。上帝的化身、救世主、种子之神和太阳之神可能是彼此相同的。母亲之神可以是一位处女，她的生殖能力无需借助于任何人类配偶，她的孩子因此也可以没有父亲。母亲之神同样也可以是一位妻子，无条件地忠于丈夫和孩子。每种偶像的性别也无一定之规，只有一个偶像除外。母亲当然不能是一位男性，而气象之神很少是女性，但在古埃及的宗教中，大地是男性，而天空是女性。在大多数宗教中，太阳是男性；但太阳是遵守规则、公正无偏的，一个男性如果如此，岂不荒谬。赫梯城邦的太阳女神阿丽娜，日本皇室的祖先、太阳女神无照大神和德语中的”太阳”一词都是阴性，这才更合逻辑。

至此，我们已经对能够在混乱时代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新型宗教可能的素材进行了概述。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它们的实际成果。为便于弄清实际情况，我们将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依次叙述。

在中国，当人们感到需要一种虔诚的宗教之前，祖宗的”规矩”实际上已经消声匿迹。可能在孔子时代以前，”天”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内函。根据汉武帝时期登上权力舞台的儒家学者－官员－领主阶层的说法，”天命”是赋予一个皇朝以统治权的委任状。其实，天命就是一种人命，由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授予，也可以由他们收回。在中国建立这种虔诚宗教的唯一现成的素材，就是在文化上尚未得到开化的各地流行的大众崇拜。公元前221年中华世界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已经为这种崇拜相互之间的融合以及与”钦定”哲学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汉武帝使儒家学说成为官吏的任职资格。它已不再是孔子和孟子的那种哲学，成了一种冒牌的东西，被不恰当地掺入了大众宗教的因素。道家学说的掺假则更多。道家哲学一贯主张停止参与公共事务。在儒家学说吃不开的时候，正适合道家的繁荣发展。例如，道家学说在汉朝伊始刘邦治下处于优势，公元2世纪，当儒家学说3个世纪萎靡不振的经历已经表明它滥用了自己在行政权力中的垄断地位时，道家学说再次进入全盛时期。但是，在道家学说得以复兴，成为一种深奥的哲学的同时，它也培育了一种大众宗教，这种宗教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公元184年发生的向东汉政权发出挑战的两次流产的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鼓舞和领袖。

这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哲学变形为一种宗教，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还是受到起源于印度，从上座部佛教哲学发展出来的虔诚宗教大乘佛教鼓舞的结果？到公元2世纪大乘佛教已经渗入了中国，因此并不排除存在着上述第二种可能性。无疑，后来当大乘佛教涌入中国达到高潮的时候，经过农民起义的失败幸免于难的道教确实模仿了大乘佛教的教义和组织，为这种印度系数的不速之客制造了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翻版。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它在社会和制度方面始终如一，未曾出现过背离现象。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由上座部佛教结合大乘佛教，它一直是佛教各派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教义上，这种发展的累积效果却造成了一种变形。

上座部佛教的僧侣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个人的涅盘，因为他虽然受到佛陀指示和示范的感悟，却不能请求佛陀本人给予精神帮助，因为佛陀本人一旦达到涅盘，就不再可能被人接近。涅盘也是大乘僧侣的最终目标，但对这些僧侣来说，更重要的目标却是成为菩萨，而且他在进行这种努力的时候，可以向已成正果、有求必应的诸位菩萨寻求帮助。在一位菩萨的帮助下，大乘教徒就有了实现直接目标的希望，这个目标不是达到涅盘，而是进入天堂。

佛陀指示人们进行精神修行，一位菩萨，就是一个精神修行的能手。他已经到达了涅盘的门口，只要他愿意，立即就可以进入涅盘。但是他（象佛陀本人那样）却向愿地作了另一种选择，推迟进入涅盘，以便帮助他的同伴。从’原始偶像”方面来说，菩萨就是救世主。一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菩萨在中国改变了性别，摇身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性神灵观音菩萨。在中国自东汉政权垮台后，出现了一种对母亲女神的迫切需要，观音菩萨不期而至，适时地担任了这个角色。菩萨无私的同情心唤起了大乘佛教徒的耿耿忠心，并推动他们努力追循菩萨的榜样。事实上，大乘佛教就是混乱时代应运而生的那种虔诚宗教。

大乘佛教可能是在公元后最初2个世纪内成形，在印度西北部定形的。在那里，当地佛教哲学中的说一切有部比南部的上座部更易于向大乘佛教的方向发展。在同一个时代，印度教也在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它虽然是逐步发生的，但也导致了一种变形。在这里，在制度方面也同样始终如一，没有发生背离现象。这里制度上的联系是婆罗门种姓制度。尽管这种宗教的变革复杂多样，婆罗门依然保持着对印度教的控制权。

在吠陀时代的印度教中，象在罗马人的原始宗教中一样，众神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很平淡。如果正确地举行仪式，众神实际上有义务给予适当的回答，对双方来说，主要的考虑是自身的利益。新型印度教实际上是一种新家教，其中的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就是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的对应物。也许早在公元以前很久，这2个印度教的神祗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崇拜，尽管可能是以别的名义。改变这种崇拜的新特点是在他们和信徒之间引进了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毗湿奴与阿弥陀佛菩萨一样是一位救世主，他也是有化身的神祗，他最普遍的化身是罗摩和黑天，但他同样可以化身为佛陀。湿婆具有原始偶像中气象之神、植物之神和母亲之神在道德上自相矛盾的特点。他既能创造，也能破坏；他从未有过化身；他的人类信徒听凭他为所欲为的摆布。湿婆是自然总体背后的”精神实在”。他并不特别关心人类的幸福，但人们发现了湿婆，就不得不接受他，因为人本身就是湿婆所代表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富于战斗性的一神论放了哑炮。正象印度的婆罗门攫取了对毗湿奴和湿婆的虔诚膜拜一样，他的革命性宗教也被世袭的伊朗祭司麻葛阶层所攫取。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死后，正如古代埃及在阿肯那顿死后一样，多神论又应长期以来的需求而获得了再生。阿胡拉?玛兹达的精神品性由于自身的力量而化成了众多的女神。而且，一位受人敬爱的前琐罗亚斯德教女性水神安娜希塔成功地使自己再次站稳了脚跟。这些都是琐罗亚斯德教转变为一种感情宗教的步骤，但这些最初的步骤却后继乏力，即使被麻葛阶层掺了假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从未完全赢得伊朗人的心。

在黎凡特地区，即使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包括在内，在面积上并不比印度或中国更大。但是，在这一地区政治上被统一在波斯帝国、以及最后被统一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以前的时代，黎凡特在文化方面的同一性却远远小于印度次大陆或中国。伊朗以西这块相对狭小的地区至少生长着5种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而且，这5种文明尽管并肩而立，彼此相连，却又风马牛不相及，从外部风格到内在精神都大相径庭。因此，当混乱时代的经历要求有一种能在感情上使人满足的宗教之际，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非常活跃。这种影响是由于上述5种区域文明之一希腊文明显而易见的精神贫困而引起的。的确，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世界并不象同时代的中国那样缺少土生土长的精神源泉。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入侵波斯帝国而在黎凡特地区开创的新时期里，至少有两大希腊宗教仍然保持着活力：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埃勒夫西斯派的得墨忒耳就是大地母亲；她的女儿科瑞就是死后葬入地下，又得到再生的种子之神。加入秘仪保证使人死后在极乐的另一个世界获得永久的幸福。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与湿婆相对应的神。他体现了大自然在道德上的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尼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历史上，埃勒夫西斯秘仪流传了下来，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获得了积极的再生。

与此同时，人们的私生活宣称，根据权利它反对公共事业所提出的要求，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都迎合了人类的这种精神需要，而不管他们的主顾是本国公民还是异族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雅典，当然也有对狄俄尼索斯的公开崇拜，雅典戏剧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埃勒夫西斯秘仪也处在雅典城邦的庇护下，但埃勒夫西斯这个地方本身不是一个雅典那样的主权城邦。它是一座圣城，恰好处于雅典城邦的领土上，由于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圣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城市。至于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它在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复兴是私人宗教事业的成就，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狄俄尼索斯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广为扩张的希腊时代得以复兴，所借助的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私人教徒们的力量；这种狂热的宗教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后竟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使得一些政府陷于窘境。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203年在位）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政治上最杰出的酒神信徒。他要求自己领土上的酒神信徒进行登记。罗马政府则在公元前185－前181年打垮了意大利的酒神信徒。

在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之后的黎凡特地区，以及在政治上并入罗马帝国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各种宗教都在相互竞争，竞相谋求成为整个这一地区普遍通行的宗教。基督教赢得了这场竞争。它所使用的方法在古代埃及神学中早有预示。埃及人相信，一个法老死后，他的灵魂之一，一个可以分开的灵魂就升入天堂，在那里吃掉已经住在那里的其他神祗。法老吃掉这些神祗对手，并把他们的力量据为已有。基督教就是模仿了神话中升入天堂的法老的行为，将竞争对手的力量据为己有。基督教吃掉了叙利亚、埃及、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男女诸神，并且把它们的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

在争夺母亲之神角色的竞争中，至少出现了5位候选人。她们是埃及的伊希斯、弗利吉亚的赛比利、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埃勒夫西斯的得墨忒耳和一位女神的化身–加利利一位犹太木匠的妻子玛利亚。玛利亚由于表现出一种希腊化的伊希斯的性格、形象和品质而赢得了胜利。公元前204年，罗马政府由于从佩辛努，或者是从帕加马引进了赛比利而减轻了汉尼拔战争造成的痛苦。当时，她的本土形象用黑石雕成，由阉人祭司侍奉。当痛苦减轻后，这个从弗利吉亚匆匆迎请进来的客人就在罗马她的流行范围之内陷入了隔绝。另一方面，伊希斯在漂洋过海以前就已经希腊化，成为与得墨忒耳遥遥相对的光彩照人的女神。伊希斯以这种形象成功地征服了罗马帝国。

在埃及本土，伊希斯是已经死去并已成为木乃伊的俄赛里斯神的忠实的妻子。但这位女神在本地的丈夫是无法带走的。共同为托勒密担任宗教事务顾问的埃及祭司曼内托和埃勒夫西斯派希腊祭司提摩两奥斯将俄赛里斯和一个埃及神祗的牛形化身阿庇斯合二为一，为伊希斯造出了一个可以带走的配偶萨拉庇斯。宙斯的黯然失色（他和中国人的”天”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留下的精神真空，使萨拉庇斯得以跻身希腊的众神殿；但是，萨拉庇斯优美的希腊化形式使他成了希腊的医疗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多余的复制品，而且萨拉庇斯也没有机会取代宙斯成为希腊世界的父亲之神。夺走这一角色的是犹太人专横的民族之神耶和华。

伊希斯不仅是一位忠实的妻子，还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她将儿子何露斯养育成人，成为复活的俄赛里斯的斗士和救护者。在埃及以外的黎凡特地区争夺儿子之神角色的角逐中，何露斯未能有机会击败玛利亚的儿子耶稣。

保留下来的对于耶稣的最早记载，是已经相信耶稣象法老一样没有人父、由神授孕于其母的那些信徒的著作。在耶稣那里，这个神祗不是拉神而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力量就是他的精神；因为耶和华的品质象阿胡拉?玛兹达一样因自身的力量而具有神性，能够减轻一神论的精神威严）。根据基督教经卷，耶稣本人否认关于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神性的猜测。根据那些记载，耶稣至少有两次表示他与上帝不是一回事。但是，若以印度人的观念来看，他也可以是一位上帝，因为他是一个消灭了自我的人，剥去大多数人都有的、掩蔽了潜在的”终极精神实在”的面纱。根据印度教思想中的非元论学派，这种”终极实在”构成一切现象的基础，只要每个人除去自私自利的面纱，它就会大放光芒。”终极精神实在”通过耶稣所显示的这种直接幻像，也许就是打动耶稣的非犹太人信徒，使他们向他顶礼膜拜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耶稣本人活了下来，被人们当作上帝来欢呼，他无疑将会否认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状况。像同时代的其他犹太教教士一样，他也可以把自己称作耶和华的儿子。但照犹太人的说法，耶和华之子的这种身份是一种彼此亲密、互相信任关系的象征性表示。耶稣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他的地理和种族地平线仅限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当他派出门徒去远方传道的时候，他指示他们仅向犹太人宣讲。

耶稣同辈的犹太人没有指责过他离经叛道。由于耶稣不与从前的犹太法权威们达成共识便自行解释犹太律法，他与洁利赛人发生了争吵。耶稣个人不按常规所作的解释大都与循规蹈矩的同辈犹太教教士的解释相一致。当罗马地方当局由于耶稣允许耶路撒冷犹太民众拥戴他为弥赛亚（即犹太民族的君王和解放者）而将他判处死刑的时候，撒都该人同意这样做。撒都该人有理由认为，处决一个鲁莽的犹太人是防止发生一次犹太人暴动的合法保证，这种暴动遭到镇压，将会牺牲许多犹太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推测，耶稣本人没有提出异议；因为耶稣在很多方面与洁利赛人是一致的，而洁利赛人与哈希芒家族及其后继者奋锐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拿起武器，去反抗允许犹太臣民按照正统的犹太思想信奉犹太宗教的本国或外来的政府。

在基督教会的正统神学中，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和耶稣的父亲耶和华使玛利亚本人黯然失色了。初看起来，伊希斯似乎由于变形为玛利亚而消失了，因为当伊希斯踏上希腊世界以后，就把她的丈夫和儿子留在了埃及。但是，在新教教派以外的大部分基督教世界中，”上帝之母”玛利亚其实就是一位女神。伊希斯正是以这种基督教的化身，仍然保留着她的前基督教的力量。

耶和华与宙斯一样，最初是一个气象之神，由于宙斯不参与竞争，叙利亚北部战略重镇窦利彻（杜鲁克）罗马化的气象之神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就成了与耶和华争夺这一角色的唯一对手。窦利彻地处交通要道之上，从埃及到小亚细亚的南北通道与从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通道在此交汇。所以，窦利彻是罗马军队开往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来自东部边界和沿东部边界行动的必经之地。结果造成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在罗马军队中的广为流行。他在赫梯当地的崇拜者让他站在一头小牛背上，手里挥舞着气象之神的闪电和双斧。罗马军队中的信徒则给他穿上罗马军装，他一身戎装随着军队沿多瑙河而上，又顺莱茵河而下，并漂洋过海，一直来到哈德良皇帝在不列颠修筑的长墙。

多利刻努斯与他的对手耶和华相比占有一项优势。他有一个女性配偶，对等地面对着他站在一头雌鹿的背上。士兵们的妻子也在丈夫身边对多利刻努斯崇拜起了一定作用。但多利刻努斯对罗马军队的吸引力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公元2世纪才开始，到3世纪就告结束了。朱庇特?多利刻努斯比萨拉庇斯更有活力，却无法与耶和华相匹敌。

在争夺死而复生的种子之神的角逐中，埃及的俄赛里斯由于变成了木乃伊而失去了资格，安纳托利亚的阿提斯则由于自阉而名落孙山；苏美尔－阿卡德的塔慕斯与苏美尔－阿卡德众神殿中几乎所有的神灵一道日薄西山；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参与了角逐，与狄俄尼索斯、埃勒夫西斯的科瑞和伊阿科斯并驾齐驱；但在这场竞赛中仍是耶稣成了胜者。他的一些信徒相信，他们曾看到他在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第三天得到了复活，还在一系列其他幻像中看到了他。到圣保罗为科林斯人撰写他的第一篇使徒书的时候，基督教社团中已经出现了以蔬菜、面包和酒为代用品食耶稣之体，饮耶稣之血的独特仪式。仪礼上的套语也已经定型。是耶稣而不是狄俄尼索斯或阿多尼斯，在他的一系列其他胜利之外又争得了死而复生之神的角色。

耶稣在争夺救世主角色的角逐中还遇到了更多有力的对手。他最艰苦的斗争是夺取上帝化身的角色。

争夺救世主角色的有何露斯，他曾征服了他的残杀兄弟的叔父塞特；还有一位伊朗神祗密特拉，他曾被琐罗亚斯德贬入魔鬼行列，但又从伊朗辗转来到小亚细亚，并由于与太阳之神和决定命运的众星宿结盟而重新获得了神性。密特拉的运气和多利刻努斯一样是由罗马军队带来的。罗马军队把密特拉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带到泰恩河和索尔韦；但他的好运也是来去匆匆转瞬即逝。它开始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密特拉就在一场与耶稣进行的战斗中遭到大败。

密特拉对信徒提出的道德要求非常严格，在这方面他与耶稣不相上下。但他至少在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处于劣势。密特拉不是一位自我献身的无辜的牺牲品，而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屠夫（或许除非他所宰杀的牛是他本人的幽灵）。其次，密特拉厌恶女人。他没有母亲，还过着独身生活；对他的崇拜与对多利刻努斯的崇拜和基督教不同，只有男性才可以向他顶礼膜拜。耶稣和密特拉一样是独身的，但耶稣有一位象伊希斯一样的母亲，而且在追随者中间也有圣洁的妇女。因此在基督教教会生活中，妇女也占有一席之地。

是耶稣而不是密特拉成为地中海诸民族的救世主。他们希望救世主是一位同辈的凡人，也希望这位凡人救世主成为人类中没有财产的多数人的代表，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遭受着人类共同的苦难命运。这一角色的得主是一个显然无权无势的木匠，而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君主。当托勒密一世国王接受了罗得岛人授予他的”救世者”称号的时候，如果有人向他预言，有朝一日，在托勒密王朝行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个称号将被一个工匠，托勒密王朝在亚洲的那些臣民的一个后裔所继承的话，他一定会大为震惊的。

争夺上帝化身这一角色的角逐则最为激烈。上帝化身的原型是法老。罗马皇帝不但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元首，他也是一个法老。每一位罗马皇帝都是埃及的上帝化身的合法继承者（直到奥勒利安放弃了这一埃及人的遗产），将皇帝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成了将整个帝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正如在3000多年的时间内，它曾把埃及的双重君主制结合在一起那样。罗马帝国政府一旦容忍任何地方的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就会对罗马人带给希腊世界的宝贵的政治统一和无价的和平造成损害。

罗马政府确实容忍了它的犹太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的做法。但这种特殊的恩惠所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共同体。如果帝国将这种恩惠扩展到基督教徒身上，那就太危险了。因为基督教会不受种族限制，它的公开目标就是使全人类都皈依本教。也不可能让基督教徒明确承认他们自己的三位一体的神明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却让他们对皇帝顶礼膜拜。这种做法就等于放弃基督教的本质。罗马政府和基督教会的抵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

基督教不愿加以吸收，也无法加以摧毁的一个宗教对手是巴比伦的占星术。

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220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兴起了三大虔诚宗教：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是进行传教活动的宗教，其信徒渴望使一切世人都皈依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有神论的印度教，象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一样，是一个特定社会的宗教，与这一社会的其他制度和结构相联系，虽然印度教的社会发源地非常广阔，就象是整个世界在这个社会中的缩影。

基督教起初只是犹太教的众多派别之一。犹太人基督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徒，他们无疑相信耶稣被处死后获得了再生。不管是什么样的感受使邵稣的信徒们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本身无疑是真诚的。正因为真诚，它也是令人振奋的。在耶稣坡钉上十字架后，基督教徒的第一个反应是幻灭。正是这种真诚的信念，使他们从幻灭中恢复过来。犹太人基督教徒几乎只是在象征的意义上，才相信那个死而复生的同辈犹太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一直跟犹太教徒们呆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确实和这些犹太教徒呆在一起，直到自己归于泯灭为止。

一位犹太基督教徒保罗干出了一件惊人的业绩–将非犹太人的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解脱出来。非犹太人可以自由地信奉这种宗教而无需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同样惊人的是，这种没有犹太人的基督教最终成功地使罗马帝国的所有居民都皈依了该教，只有犹太人本身和犹太人的亲密伙伴、信奉耶和华的撒马利亚人除外。

保罗派基督教将各种非犹太人的地区性宗教加以吸收而打败了它们，其代价是削弱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多神论。在保罗派基督教中，正像在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中一样，唯一真正上帝的各种品性–在这里是耶和华的话语和耶和华的精神，被提高到相互平等的神性的地位．耶稣与法老、恺撤、罗摩和黑天一样成为上帝的化身。耶稣的生身母亲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位女神–“上帝之母”。

基督教会也从其组织的效率中获得了力量。黎凡特地区的各种宗教与佛教的僧侣制度一样，是没有中央组织的。信奉这些宗教的各地教众在行政上相互独立，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拥有同样的教义和仪式。基督教也在各地拥有自己的教众。他们在地理上与罗马帝国的各个城邦是一致的。但基督教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了罗马帝国，在整个帝国规模上使它的地方组织从属于一个教会统治集团。它这种组织上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托勒密、塞琉古和利西马科斯的世俗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它们又在基督教主教制度的形式中得到了复兴。罗马主教（”教皇”）的长老地位得到了他的东部同僚的承认，但教皇声称自己对罗马主教辖区以外的全体教会成员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这一点却没有被他们接受。

从犹太教的一个派别转变为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会，这确实十分令人震惊。但印度的上座部佛教哲学变形为一种世界性的大乘佛教，这也是同样惊人的。大乘佛教作为一种传教的宗教，其力量在于它的信徒愿意与教化所及的地区先前已经存在的各种宗教达成妥协。大乘佛教的上座部前身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大乘佛教的宽容大度，以同生共存而不是以征服异教为目标。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犹太教前身却成了基督教神学家和传教士们的绊脚石。基督教不能使自己与其他宗教同生共存，它只能或是消灭对手，或是将它们吸收，而且，它只能在可以不动声色的时候才能吸收它们。但基督教所吸收的远比它所消灭的更多。事实上，它的传播方式很象大乘佛教的方式，尽管它的官方代表对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

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新转折。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舞台上，但它们的最后影响却是全球性的。

第三十九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第21章已经谈到在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文化的生长已达到文明的水平。中美洲文明的创造者是奥尔梅克人；安第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查文艺术风格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中美洲至少有一个遗址，即座落在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圣洛伦索，放射性碳测定其可辨认的奥尔梅克风格的文明最初出现是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但在更靠近大西洋海岸的拉文地和特雷斯萨波特斯，奥尔梅克文明的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800－前400年，与安第斯世界的查文”地平线”同时代。如果我们采用安第斯历史纪年体系的两种计算方法中的一种，那么，在紧随其后的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同时达到鼎盛阶段。不过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却将安第斯文明的鼎盛时期提早了约600年，即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中美洲文明的纪年体系是比较可靠的。中美洲有一个未间断的纪年体系，其发明者可能是奥尔梅克人。但肯定被中美洲历史上的古典时代（约公元300－900年）的马雅人所完善。这种被现代考古学家称为”长期计算法”的纪年体系已经与公元纪年体系相对应，其方法是用放射性碳测定从马雅寺庙门庭上横木取下来的大量的树木样本的年代，并将其与雕刻在马雅建筑物上的”长期计算法”的年代联系起来。

人们已知道安第斯各民族已有了自己的纪年方法。证明安第斯纪年体系的唯一证据，除了放射性碳测定的证据之外，就是安第斯文明遗址上人造物（如房屋和陶器）堆积的层次差别。考古学家通过计算这些堆积物的厚度，保存在这些分层次的堆积物中连续性风格的数目以及前后风格之间的差异程度，从年代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分层。不过，采用放射性碳测定堆积物样本的内容虽然可以验证这种猜测性的纪年体系，但这些放射性测定法所得出的年代跨度是在约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438年之间，它们与考古学家的估计毕竟相差太大。例如，安第斯文明的鼎盛阶段，即所谓安第斯历史的”古典”或”开花”时期，根据放射性碳测定应定在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而根据堆积物分层的计算则应定在约公元400－1000年。

这种差异令人困惑不解；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尚不可能精确地判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年代哪一个正确。依据堆积物的分层确定年代是主观性的假设，其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用放射性碳测定安第斯文明的年代所依据的样本数量并不多，孤立地用放射性碳确定年代可能与根据堆积物分层猜测年代一样不准确。除非我们了解被测物体的历史，否则就不能毫不怀疑地运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例如，在一座房屋里发现的一根横梁可能是从另一座更古老的房屋里取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无法得出发现这根横梁的那座房屋的正确年代。运用放射性碳确定的年代只有以数量为保障才是可靠的；而迄今为止，我们掌握的说明安第斯文明年代学的测定数量仍然非常少。因而，关于在公元1438年左右结束的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我们目前所能采用的最好办法就是暂时接受现有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但在心理上要有所保留，认识到随着测定数目的增加，结果可能会更接近依据地层分层法的估计，而与目前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得出的偶然结果差距会更大。

安第斯文明与中美洲文明是互相独立地生长的，虽然它们互相有影响（安第斯世界的玉米是从中美洲传来的，中美洲的冶金术则来自安第斯世界），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这两个文明的连续阶段应该是吻合的，或者，如果它们是吻合的，为什么这两个吻合的文明又是同时代的。不过，中美洲历史的奥尔梅克阶段和安第斯历史的查文阶段事实上是很接近的一对，在年代上也几乎同时。而且，在前哥伦布的美洲历史的最后阶段，中美洲阿兹特克国家的扩张几乎是与安第斯世界印加国家的扩张同时开始的。它们的开始年代分别是公元1428年和1438年。依据地理分层而不是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安第斯历史的年代，安第斯历史的”开花”时期正好又与中美洲史上的相吻合阶段的”古典”时期是同时的。当然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这两个文明相吻合的阶段为什么是同时的。在本章中我们确定安第斯文化”开花”阶段的正确年代是约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而不是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

在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最早是出现在特万特佩克地峡和邻近的大西洋沿岸，但它从那里向西北传播到墨西哥高原、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有一些考古学证据显示奥尔梅克人是凭借武力向外扩张的，但是奥尔梅克文明在圣洛伦索和拉文他相继毁于暴力则表明奥尔梅克人使用愤怒的被征服民族的强迫劳动，搬运建造他们巨大艺术作品的大量材料。但是奥尔梅克人既受到憎恨，也被人模仿。大西洋沿岸西北端的奥尔梅克城址特里斯萨波特斯一直存在到大约基督纪元开始，该城被毁的年代是”长期计年法”中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年代。那年相当于公元前31年。在特万特佩克地峡以东的恰帕德考佐有一个被确定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6年；在高原（即南部）危地马拉的埃尔包尔，有一个年代相当于公元36年。所以，奥尔梅克人最重要的发明在中美洲已经传播到了奥尔梅克人可能征服的疆界之外。

在约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年之间，永久性的宏大建筑开始出现在马雅地区的两个低地。中马雅地区的佩腾现已被茂密的热带雨林所覆盖；北马雅地区的尤卡坦则比较干燥贫瘠。在中马雅地区主要的祭祀中心策卡尔所发现的可确定年代的石碑，其最早年代是公元292年。所以中美洲文明到达中部和南部马雅地区的时间要比它到达南部地区（危地马拉高原）为晚；但是，一旦在中部马雅地区站稳之后，它便形成了一些别具一格的特征。其中之一是架有屋顶的拱形会堂；另一特征是祭坛和石碑合而为一。迄今为止唯一被释读出来的中美洲符号是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在连续的”长期计年法”中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以52年为一循环周期的纪年符号）。有人猜想那些仍未能释读的符号是一种文字；如果它们是文字，即就是一种苏美尔式的表意符号和表音符号的结合。中美洲的象形文字和”长期计年法”不是马雅人的发明，而是当佩腾的马雅人在采用它们之后，使它们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中美洲文明在马雅低地的显著发展可与同一时期它在墨西哥高原的发展相媲美。座落在通向湖泊盆地河谷一边的特奥蒂瓦坎不仅仅是一个祭祀中心，虽然它的太阳和月亮金字塔是除了乔卢拉人工山之外两座最大的中美洲建筑物。特奥蒂瓦坎同约1500年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是一座真正的城市。特奥蒂瓦坎座落在一块长方形的平地上，它的人口稠密，居民的生计部分是依靠集约化耕种附近的一片农田，部分是依靠制造商品出售给居住在大西洋沿岸热带低地地区的各民族。

在特奥蒂瓦坎和马雅低地，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始于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文明相应的”开花”时期也在本章论述的范围之内，既然我们暂时接受它的年代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间（这一年代是由目前已经做出的为数不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查文风格的扩展并没有越出安第斯世界的范围。它既没有达到东南部的沿海地区，也没有达到东南部的高地。即使在它所达到的地区，在它传播开来之后在各地就出现了多样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化上是富有成果的，正是在这后查文阶段安第斯文明达到了顶点。它杰出的技术和艺术成就表现为它的陶器和纺织品。这一阶段的两个最重要的地区都位于沿海低地。它们是西北部的奠奇斯河流域和东南部的帕拉卡斯半岛与纳斯卡河流域。莫奇斯的陶器可与希腊历史上”古典”时期的雅典陶器相媲美；而帕拉卡斯半岛和纳斯卡河流域的毛织品比任何现代纺织品都更精美，这一地区的棉织品即使在现代的孟加拉和兰开夏郡也难以被超过。在查文阶段安第斯世界已经掌握了冶金术，它在后来的”实验”阶段和”开花”阶段继续得到发展，但材料仍然仅限于黄金，产品是装饰品，而不是工具或武器。制作金器的方法是锻打而不是浇铸，尚没有制作银器和铜器。但在冶金方面，安第斯文明要领先于中美洲文明。中美洲从未独立地发明冶金术，直到后古典时期之前，中美洲还没有掌握冶金术；即使在古典时期，冶金术仍是从厄瓜多尔和秘鲁传来的产物。

第四十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

（220－395年）

在第37章，我们已经对公元48年到220年之间横跨整个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进行了一些叙述。这片广阔的地区由于最终在政治上统一为四大强国而为宗教传播事业开辟了道路。第38章叙述了从公元前约334年到公元220年间各地区宗教为征服人们的心灵而进行的角逐。角逐的结果是3个新宗教的兴起：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与上座部相对）佛教和保罗派（与犹太派相对）基督教。三大宗教都是虔诚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彼此相同。有神论印度教徒信奉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大乘佛教徒信奉菩萨，他们不是神祗，而是潜在的佛；基督教徒则信奉耶和华、耶稣（对非犹太人基督教徒来说他也具有神性）以及耶稣的母亲，当她获得”上帝之母”称号时，也已经变成了一位女神。信奉的对象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

上述几个虔诚宗教的兴起，以及菩萨、耶稣和玛利亚的被神化，反映了人们需要一种超人力量的帮助。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所处环境的主人，就产生了这种需要。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人民及其统治者曾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把信任寄托在现世的神的化身身上–例如最初4个王朝的历任法老，亚历山大及其最初的几位继承者，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以及奥古斯都在公元274年以前的继承者们。公元274年，一个现世的神的化身奥勒利安皇帝改变了自己的地位，这标志着他和他的臣民承认，这样的神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这罗马帝国发生危机的第四十个年头，奥勒利安用”不可征服的太阳”来代替自己作为帝国的监护神。从此以后，他不再作为一个神，而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尘世上的代理人来进行统治。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即约公元220－395年，四大帝国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第37章已经指出，伊朗和伊拉克的阿萨息斯安息帝国在公元224年被萨珊波斯王朝征服并接管，贵霜帝国被萨珊帝国征服并被纳入帝国版图（虽然贵霜帝国的一个残部在萨珊帝国领土上再度兴起并一直存在到后者灭亡之后）。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各自发生了分裂并暂时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华帝国分裂了370年（公元220－589年），罗马帝国分裂了50年（公元235－284年）。因此，在公元3世纪中期，伊朗帝国是最为强盛的。它经历了一次朝代变迁，随后向东部进行了扩张，第二任萨珊皇帝沙普尔一世3次取得对罗马人的胜利，在第三次胜利中（公元260年）他俘获了整个一支罗马军队，包括瓦莱里安皇帝本人；但沙普尔随后就在罗马帝国方面发起的一次反攻中被击败。这次反击发生在叙利亚和美索尔达米亚之间的沙漠中，发动者是位于绿洲中的半自治商业城邦巴尔米拉的王子奥登纳图斯。

在图拉真将巴比伦（伊拉克）并入罗马帝国的企图遭到失败后，以及伊拉克和伊朗在公元224年被萨珊王朝从阿萨息斯王朝手中接管之前，巴尔米拉于公元117－224年间在经济上进入全盛时期。战胜沙普尔一世后，奥登纳图斯，随后还有他的妻子芝诺比阿企图使巴尔米拉成为罗马帝国在黎凡特地区的继承国。芝诺比阿不是阿拉伯绿洲上的第一个野心勃勃的王后，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巴尔米拉在公元274年遭到奥勒利安的征服并被摧毁。其间的另一个王国亚美尼亚则更为成功。亚美尼亚先后得到巴尔米拉和罗马的帮助，使自己免遭并入萨珊波斯帝国的命运，从公元298年到387年，它在阿萨息斯王朝一支旁系的统治下一直保持着独立。这支旁系从公元66年起在罗马帝国宗主权下占据着亚美尼亚的王位。

接连几任军人皇帝使罗马帝国获得了重新的统一和复兴。这些皇帝都出自亚德里亚海东北海岸和多瑙河南岸之间军事力量强大，但文化落后的伊利里亚诸行省。奥勒利安（公元270－275年在位）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中最伟大的两位皇帝是执政21年（公元284－305年）的戴克里先和执政31年（公元306－337年）的君士坦丁一世。从公元235年到284年，除了一位皇帝外，其他皇帝在位期限都很短，多数皇帝都死于非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则得以寿终正寝。这两位皇帝通过改造而重建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完成了戴克里先所开创的事业，并挽回了戴克里先企图强使帝国实现宗教统一的失败。他的办法是完全改变了戴克里先及其年轻的同朝皇帝加莱里乌斯对基督教会的政策。

公元284年到337年间，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创建了一支灵活机动的陆军，以便更好地保卫帝国（君士坦丁也用它来进行内战，打击竞争者）。他们重新稳定了通货（是军费所使用的金币，而不是穷人使用的小铜币），重新丈量了土地，并重新确定了农产品的税额。他们征召了许多职业人员义务履行公职。他们用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官僚填补了诸城邦市政自治政府垮台后留下来的行政真空，这些城邦政府曾是罗马帝国的细胞。他们还进行了迁都。

曾经建起了整个帝国的城邦罗马，作为意大利半岛或一个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环地中海帝国的首都，可以说占尽了地利。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却不利于保卫沿幼发拉底河、多瑙河和莱茵河一线延伸的帝国边疆，它还远离帝国的经济重心黎凡特地区。戴克里先把新都建在小亚细亚半岛西北角附近的尼科迪墨亚（伊斯密特）。君士坦丁将它向西稍稍移动一下，建都于拜占庭，该城位于一个易于防守的半岛的顶端，是一个天然良港，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海岸南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现名为伊斯坦布尔）是两条水陆通道的交汇点，水路连接地中海和亚述海海角，陆路联系萨瓦河和多瑙河汇合处的辛吉杜努姆（贝尔格莱德）和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之西的杜鲁克，它是朱庇特?多利刻努斯的故乡。

公元3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低谷是瓦莱里安的儿子加列努斯在位时期（公元260－268年）。萨珊波斯帝国的短暂高峰是沙普尔一世在位时期（公元242－273年）。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这个骚乱的时期，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是受加列努斯保护的埃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公元205－270年）和伊朗一种新的传教宗教的创立者，出生于伊拉克。受沙普尔一世保护的摩尼（约公元216－277或226年）。

这两位先知都曾为探寻异域的智慧而勇敢地随军远行。如果他们都在同一次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中得到一次机会。那就是公元243－244年的那场战争，那样，他们就将会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互不相识地彼此相遇。两人都在沉思着那些曾经困扰琐罗亚斯德和柏拉图的古老的问题：人类所居住的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与存在于现象之中、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终极实在”是善的吗？如果是，那么作为人类经历和人类行为的悲剧的恶又源于何处？

这两个人的背景中都有基督教的成份。普罗提话使用希腊语言写作，而他的老师阿摩尼乌斯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摩尼的父亲曾在伊拉克皈依一个名叫”洗礼派”的派别，但他们全家是从米底的哈马丹搬到伊拉克的。在米底，主要的宗教是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自称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者。普罗提诺是一个反对诺斯替教的柏拉图主义者，但他的弟子，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的创立者扬布利科斯却象摩尼一样深深地陷入了诺斯替教。摩尼将诺斯替教与二元论结合起来，他的二元论与琐罗亚斯德教不同，是一种绝对的二元论。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光明与黑暗之间（善与恶之间，目前进行的战争是暂时的，其结果将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战胜邪恶的对手安格拉?曼纽而取得永久的胜利。在摩尼看来，光明是与黑暗混合为一的，它最终将会彻底从黑暗中摆脱出来，但光明和黑暗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原则却是永恒的，它们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光明和黑暗，而对普罗提诺来说，也如对琐罗亚斯德一样，光明和黑暗是一种精神影象，分别代表着善与恶；而且在普罗提诺看来，与善相比，恶不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它是某种只有消极意义的东西：它不是”与善对抗”，而是没有善。

在公元约220－395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两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政治方面，而是发生在宗教方面。其一是一个好战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士卡提尔击败了摩尼，成功地使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波斯帝国的官方宗教。其二是基督教首先于约公元285－290年在亚美尼亚，其后于公元312－395年间在罗马帝国取得了对除占星术外其他一切宗教的胜利。

萨珊皇室的家世与哈希芒家族不同。他们在成为王公之前就已经是祭司。萨珊家族是斯塔克尔城的女神安娜希塔庙的世袭祭司，该城位于法尔斯，它取代了波斯第一帝国的礼仪中心波斯波利斯。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以前的伊朗女性水神安娜希塔被不恰当地与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玛兹达连在了一起，因此，萨珊家族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忠诚比伊朗以往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更为明确，只是不及琐罗亚斯德自己的庇护人希斯塔斯普（他不是大流士一世的父亲希斯塔斯普，而是一个同名的国王，大约在两代人以前，他的统治领地可能是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

波斯第一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宣称忠于琐罗亚斯德唯一真正的神阿胡拉?玛兹达，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称做琐罗亚斯德所创立的宗教的信徒。阿萨息斯人宣称信奉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但他们象阿契美尼德人及其马其顿希腊继承者一样，对所有在他们的臣民中拥有信徒的宗教都宽容以待。沙普尔一世为手下要人们的灵魂而资助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却不谋求将自己家族的祖传宗教强加给非琐罗亚斯德教徒。不仅如此，沙普尔还允许摩尼在沙普尔的领地内宣传他的新宗教。

摩尼曾经到过印度。这可能是公元241年的事。这一年沙普尔还是王储，他从贵霜人手中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前面已经谈到，摩尼曾随一支波斯军队进行远征，这支部队后来曾入侵罗马帝国。这些远征分别使摩尼对佛教和基督教获得了第一手了解。他宣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人，是”先知的象征”，明确而彻底的启示的接受者，是”巴比伦的真理之神的使者”，并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他渴望不仅劝化萨珊波斯帝国的居民，而且劝化所有的人类。摩尼赢得了信徒们的忠诚，他是一位组织天才，他的教义也被证明是具有吸引力的。巴比伦（伊拉克）的确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心脏，当地的语言是古叙利亚语，它以阿拉米语当时的形式，通行于整个新月沃地；因此巴比伦成了他行动的中央基地。摩尼从巴比伦派出了他的传教使团，不仅派往萨珊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西北边界，而且派到了埃及。摩尼教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此前300年中基督教的传播。

但是，摩尼关于建立一个以伊拉克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的设想却与卡提尔的意图势成水火。后者希望使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帝国的国教，或者至少在帝国的伊朗部分做到这一点，并想扑灭当地其他一切宗教的活动。卡提尔是锁罗亚斯德教的教士，他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三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二世在位期间（公元277－293年），把僧侣统治推到了顶蜂。他担任了萨珊王朝祖传的斯塔克尔的安娜希塔神庙的祭司，同时也是当地祭火坛的祭司。卡提尔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二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一世（公元274－277年在位）面前也是说话算数的。在卡提尔的煽动下，瓦赫拉姆一世逮捕了摩尼并将他投入囹圄，摩尼殉教而死。摩尼教在埃及的发展也在公元297年招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了野蛮的镇压令，此事发生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之前6年。戴克里先斥责摩尼的信徒为波斯人的”第五纵队”，而全然不顾波斯政府已将摩尼处死、到297年它已对本国臣民中的摩尼教徒进行了20年的迫害这一事实。迫害行为对摩尼教所起的作用正象对基督教一样。它不但没有使它消沉，反而刺激了它的发展。

在罗马帝国，德西乌斯于公元250年，瓦莱里安于公元257-260年，最后也是最凶猛的一次是戴克里先和加莱里乌斯于公元303－311年，都企图将基督教置之死地。这等于是默认；若不如此，帝国就将落入基督教会手中。公元303－311年大迫害的幕后策划者不是戴克里先本人，而是加莱里乌斯。戴克里先不愿看到基督教的强大，但他也低估了基督教会的力量。这两位皇帝都是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在伊利里亚以及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中，基督教几乎没有抬头的余地。伊利里亚士兵们心中的神祗是奥勒利安的”不可征服的太阳”，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密特拉以及原始的罗马诸神。

黎凡特地区的反基督教人士更为正确地估计了基督教会的力量。在这里，基督教徒为数众多（尽管也只占人口的少数）。普罗提诺的弟子扬布利科斯试图组织一个以诺斯替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敌对教会。在这里，地中海世界一切非基督教的男女诸神都被动员起来，在”不可征服的太阳”率领下反对基督教诸神。这是中国的道教在地中海地区的翻版。它受到两位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公元310－313年在位）和君士坦丁的侄子，曾经信仰基督教的尤里安（公元361－363年在位）的庇护，但它注定要遭到失败。基督教会早在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之前就已将地中海诸神加以吸收。耶稣早已变成了俄耳甫斯、萨拉庇斯和”不可征服的太阳”；玛利亚已经变成”上帝之母”伊希斯。至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扬布利科斯好战地将它加以滥用，但遭致流产，这比它最终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更使普罗提谛望而生厌。

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在他弥留之际，很不情愿地撤回了他和戴克里先颁布的反基督教敕令，并许诺给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以信仰自由，不管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非基督教徒。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他的转变十分突然，令人惊讶，也许他本人也会这样认为。因为在公元306年，君士坦丁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皇帝那里不但继承了对高卢和不列颠的统治，也继承了对”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崇拜。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侵入意大利，该地与西北非当时处在君士坦丁的姐夫马克森提手中。在罗马西北郊外一次战役中，马克森提战败身亡。在这次战役前夜，君士坦丁梦见他看见了由希腊语的”基督”名字头两个字母组成的交织字母，同时还有几个闪闪发光的拉丁文单字：”以此标记你将战胜”。君士坦丁梦见，基督指示他将这个交织字母写在自己的铠甲上，并将它漆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照着去做了，结果赢得了这次在他的三次内战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在这几次内战中他每次都成为胜利者。

君士坦丁的皈依公开而真挚，但他并不放弃对奥勒利安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不可征服的太阳”之神的忠诚，尽管他最后还是把”太阳’和基督混为一谈–基督教会也早已含蓄地将这二者混在了一起。他也不放弃他作为罗马国家政治首脑而获得的非基督教高级祭司长职务大祭司长的地位。保持最高祭司之职与信奉基督教发生了矛盾，但受君士坦丁庇护的基督教会当局对此绝口不提，君士坦丁本人也一直没有正式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直到公元337年他才在病榻上接受了洗礼。而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甚不全面，不仅在公元312年他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如此，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如此。虽然他在世俗事务方面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对基督教会政治事务的干预表明，他在这一方面完全是个外行。

人们有时指责君士坦丁怀疑一切、玩世不恭、狡猾伪善，他信奉基督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他的皈依作出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没有搞清他所处的时代。在公元235年社会崩溃以后的地中海世界不存在怀疑论者。罗马帝国的居民中没有任何人相信，自己在这个可怕的时代可以没有神的帮助而生存下去。君士坦丁在宗教上是真诚而热情的，在这一点上，他是他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典型代表。普罗提诺、摩尼、扬布利科斯、戴克里先、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尤里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宗教上的真诚和热情。君士坦丁对宗教的笃信程度毫不次于普罗提诺，但不同的是他的信仰很粗劣。基督教的上帝通过显示力量而赢得并保持了君士坦丁的忠诚。这个上帝向迫害基督教会的那些罗马皇帝降下了灾难。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的命运就是例证。也是这个上帝使君士坦丁赢得了三次内战的军事胜利。在公元312－324年的12年中，基督教的上帝使君士坦丁从台伯河长驱直下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使他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而他在306年起家的时候，只不过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后一些偏远落后省份的统治者而已。

基督教的上帝通过赐以好运来酬劳君士坦丁的忠诚，君士坦丁对此感激至深。但上帝显示神力使他深为感激的同时，也引起了他的畏惧。他害怕如果自己未能完成对他的庇护之神的义务，例如未能有效地调解基督教会团体之间的分裂，上帝将把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那样的命运加在他的身上。那些迫害过基督教徒的皇帝也曾对非基督教神祗的不满有过同样的恐惧。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动机，在道德方面来讲远远比不上阿育王的皈依怫教。阿育王的皈依是由于他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心生悔悟，此后他再未发动过战争。君士坦丁则是出于对三次内战接连取得胜利的感激。

君士坦丁向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施加压力，迫使他在黎凡特停止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他还劝使李锡尼与自己一起在各自的领地内对基督教实行进一步的宽容。由此，他使加莱里乌斯的宽容敕令得到了加强。君士坦丁从未迫害过他的非基督教臣民，但他确实曾给基督教会以宝贵的特权。他的侄子，曾信奉过基督教、后又反对基督教的尤里安也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敌对教会表现了同样的偏爱。罗马皇帝在公元311年以后，对自己信奉的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宽容以待是极其勉强的，这与阿育王对他的非佛教臣民和邻国的宽厚仁慈、迦腻色迦对不同派别的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的公平对待正好相反。

在罗马帝国，甚至这种开始于311年的不稳定的宽容也只是昙花一现。格拉提安皇帝（公元367－383年在位）拒不担任大祭司长之职，并开始通过关闭庙宇、剥夺财产等方法消灭罗马帝国的非基督教宗教。狄奥多西一世（在东部于公元379－395年在位，在西部于392－895年在位）最终完成了这种消灭。

同时，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仍是并肩共存。一场旷日持久的罗马－波斯战争（公元337－360年）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公元362年尤里安对波斯帝国的入侵以尤里安之死和公元363年罗马的一次灾害而告终。尤里安的继承者约维安以将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罗马帝国边界要塞尼西比斯以及5个亚美尼亚边界行省割让给波斯为代价，才使罗马远征军解脱出来。这5个行省是公元298年并入罗马帝国的，割让这些地区使亚美尼亚王国处在波斯人的随意摆布之下。公元378年，一支罗马军队于阿德里安堡在西哥持人手下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其毁灭性的程度与从前罗马帝国在阿利亚、坎尼和卡里遭到的历史性失败相比毫不逊色。罗马人现在不得不把剩余的军事力量用来进行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斗，以拯救他们在欧洲的领地，在亚洲前线则不得不向波斯帝国进一步割地求和。公元387年，两个帝国达成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该国五分之四的领土划给了波斯。这是罗马帝国为保持自己在黎凡特地区的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波斯帝国成长中的基督教社团命运的变化，反映了两大帝国关系的曲折波动。琐罗亚斯德教教会没有使罗马帝国的任何人归附本教，也没有使亚美尼亚的任何人自愿归附本教。琐罗亚斯德教会与基督教会和摩尼教会不同，并不谋求劝化全人类。它的目标一直象卡提尔所希望的那样，使本教不仅成为波斯帝国的”国教”，而且至少在伊朗诸省成为独一无二的宗教。但是，即使在帝国的伊朗臣民中，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吸引力也显然比不上摩尼教和基督教；而且，只要两大帝国彼此敌对，基督教在波斯帝国的传播就会引起萨珊帝国政府和琐罗亚斯德教教会当局的双重反感。这不仅仅是对具有排外思想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会的冒犯。罗马帝国在公元312年以后，逐渐将基督教当作”国教”，使得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帝国臣民受到嫌疑，被看作是一支罗马人的”第五纵队”，正如埃及的摩尼教徒更是毫无道理地被戴克里先怀疑为波斯人在罗马的”第五纵队”一样。在萨珊波斯帝国的起家之地，基督教徒只是一些散居居民，尽管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在约维安于363年割让给沙普尔二世的尼西比斯和5个亚美尼亚边界省份时，当地居民则全部都是基督教徒。基于这些原因，萨珊皇帝沙普尔二世（公元309－379年在位）于339／340年开始了对本国基督教徒的迫害。在他去世以前，这种迫害始终未停。但他的第二位继承者沙普尔三世（公元383－388年在位）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交上了朋友。两大帝国相互关系的缓和，不仅使两国有可能在公元387年通过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而且使得波斯帝国同意容忍基督教在本国的存在。这是罗马－波斯两国协商谈判的结果。波斯帝国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波斯的基督教会行政组织也形成了统一。而且，公元410年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举行了一次波斯基督教会会议之后。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公元399－420年在位）重申了他在此前已经颁布的一项宽容法令。

第四十一章 印度文明

（约224－490年）

首任萨珊波斯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在位期间（公元224－242年）于公元241年推翻了贵霜帝国。此前，德干的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国崩溃。这两次相继发生的政治突变导致印度次大陆出现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政治真空。自公元前4世纪德干地区并入库揭陀帝国以后，这一地区在大约600年间一直是一个政治整体，起初是与北印度联合，公元前232年阿育王死后摩揭陀帝国发生分裂，这一地区又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在这个普遍的政治空位期内，最稳定的是半岛的南端地区。阿育王未曾征服的一些王国这时期仍然存在。西印度于公元1世纪在贵霜皇帝宗主权下建立的两个塞人辖地，至少有一个也仍然存在。这两个塞人封邑中靠南边的一个占据着马哈拉施特拉，它曾经侵犯过萨塔瓦哈纳的领土，可能在同该王国的斗争中屈服了。靠北边的辖地占据着乌贾因周围的马尔瓦，在贵霜帝国垮台时仍然存在，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非政治活动方面有更大的连续性，保存至今的犍陀罗视觉艺术，形象地表达了西北印度大乘佛教的发展；在朱木拿河上游位于贵霜领土上的秣菟罗，土生土长的印度艺术风格接受了希腊的影响，但没有受到希腊风格的支配。这里一直是这一艺术流派的故乡。在语言文学方面，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一种新的梵语逐渐取代了从原始梵语中发展起来的方言，成为刻写铭文的语言。在这3个世纪中，南印度还兴起了泰米尔语文学。

阿育王的铭文大都是用方言刻写的，只有刻写在塞琉古一世割让给旃陀罗笈多的前阿契美尼德领土上的铭文例外。无疑，孔雀帝国的行政语言也是这种方言。上座部佛教经文使用的巴利语即是孔雀时代的方言之一。在这一时代，原为次大陆的印欧语系入侵者使用的原始梵语，除婆罗门教仪式以外肯定已不再使用，除了在原来是口传心授，后来形成文字的《吠陀》和《奥义书》中以外，肯定也已无人读写。新梵语与同时代出现的新雅典希腊语一样，是一种矫揉造作的语言。湿婆教、毗湿奴教和大乘佛教的经文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印度史诗最后成形时使用的也是这种语言。尽管《摩诃婆罗多》的原始主题显示，这一史诗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的最初几个世纪就开始成形了。但人们一般都认为，这两部史诗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完成的，梵语复兴对新生的泰米尔语文学的影响证明了它的活力。德干地区使用的语言到现在一直是达罗毗荼语。不过德干的阿育王铭文全都是用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刻写的。但对泰米尔语文学产生影响的印欧语系语言却不是这种方言，而是新梵语。

公元3到4世纪，印度文明继续向次大陆以外扩展。印度文明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开始向东南扩展，4纪时向这一地区扩展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整个大陆东南亚除了公元前140年以后并入中华帝国的越南北部外，这时都成了印度文明区域内的一部分。这种印度化的媒介是贸易和宗教，而不是军事征服，东南亚民族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印度文化。它们使这种文化明显地带上了东南亚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也不是非印度化的。同时，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和药杀水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从陆路传入中国，在这里，大乘佛教使上座部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影响黯然失色；新梵语写成的大乘经卷译成了中文；大乘佛教的有形媒介，犍陀罗的希腊一印度艺术风格对中国、从而也对朝鲜和日本的视觉艺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印度次大陆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印度诸帝国自然而然地把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现属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这一地区当作自己的基地。从公元前5世纪建国到公元前2世纪崩溃，这一地区一直是摩揭陀帝国的中心。但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被推翻，北印度的政治重心却不是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而是印度河流域。公元4世纪、北印度的政治结构又突然恢复了常态。这时，与公元前5世纪一样，南北比哈尔在政治上再次携起手来。这次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王室的联姻。而且，统一的比哈尔再次获得力量，从其有利的战略位置上向外扩张。

笈多王朝的创建者与其公元前4世纪的前驱，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同名。我们相应地以公元320年作为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笈多王朝时代的创始之日，但笈多帝国的真正创始人是这位创建者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约公元330－380年在位）。沙摩陀罗笈多在德干一次引人注目的袭击战中登场，他的不朽功绩是扩大了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笈多王朝版图。创建笈多帝国的决定性步骤是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80－418年在位）采取的。大约在公元395年，他征服了建都乌贾因的塞人辖地。随后，他向西推进到海岸地区，由此为笈多帝国打开了一扇通向阿拉伯海之窗。

笈多帝国在南方和西北方的扩张都没有达到孔雀帝国那么远的地方。笈多帝国的南部边界是温德亚山脉和纳巴达河；西北部直接统治的地区以昌巴尔河和朱木拿河上游为界，旁遮普只有东南部的一半处在它的宗主权下。没有关于笈多帝国和萨珊帝国发生冲突的记载。可能有一个贵霜帝国不稳定的残余，出现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国。

笈多家族是信仰婆罗门教的印度人，但他们象孔雀家族和贵霜王室一样容忍一切宗教。在笈多政权统治下，公元4至5世纪的印度文明在雕塑、用新梵语创作的世俗文学（特别是戏剧）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顶峰。希腊－罗马世界的落日余晖通过印度的西部窗口射进了笈多帝国，但这只是微光一现。笈多时代辉煌的印度文明是土生土长的。笈多帝国是被来自欧亚太平原的匈奴游牧民族的入侵摧毁的。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也被这一入侵打断。匈奴人的第一次袭击发生在公元455年，随后又发生过多次，尽管匈奴人在公元528年被击退，但他们并没有被驱逐出去。

第四十二章 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匈奴冲击波

据历史记载，欧亚大平原东端最早的占领者，是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匈奴，而中国西部受它侵扰的其他定居民族称之为匈族人。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秦、赵、燕三国的最北端，延伸到了欧亚大平原的南边。公元前307年，赵国统治者募集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队伍。公元前4世纪末，这三个中华边疆小国沿着与欧亚大平原接壤的边界筑墙，以防御游牧民族的侵袭。

游牧生活方式不仅把人们训练得能征善掠，而且使他们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对于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物来说，没有计划和纪律，就无法在草原上生活下去。因此，当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并将地区性的边墙整修加固成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之时，匈奴则在长城边上组织起一个帝国与之对峙。公元前209－前203年间，中国出现的短暂而剧烈的无政府状态，为匈奴提供了进攻的良机。公元前174年，他们还向西扩张，迫使其西面游牧邻居开始了迁徙运动：月氏人迁到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塞人迁到了印度。公元前128年，中国的汉武帝向匈奴发动了反攻，试图消灭匈奴，或者至少永久性地征服他们。但是，汉匈百年战争（公元前128－前36年）却未分胜负。公元前52年，离中国最近的部分匈奴向中国皇帝称臣。但是，中国取得的这一胜利是表面和暂时性的。同时，其余的匈奴部落通过进一步向西迁徙，避开以长城为基地的中国军队的打击，从而完全逃脱了中国的控制。

直到当时为止，匈奴尚未向中国以外的任何定居社会发动过任何进攻。可是，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里，他们不仅向中国再度发动进攻，而且侵入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印度、伊朗和欧洲。这是欧亚大平原的这个游牧民族发动的第五次冲击。然而，与其所有前辈不同的是，匈奴人这次冲击行动在各个方向同时展开。

公元304年，匈奴的一个部落入侵中国，于311年攻下洛阳，312年攻下已灭的汉朝的第一个首都长安，并于316年灭了西晋（建立于280年，它在政治上重新统一中国）。这支匈奴部落对中国成功的再度入侵，为其他蛮族的大举进攻开辟了道路。别的蛮族，包括另外的匈奴部落、藏人、通古斯人或蒙古人。西晋王朝寿命短暂，整个华北，蛮族胜利者建立的小国林立。

公元375年，在大平原的另一端，另一支匈族部落袭击了住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讲伊朗语的阿兰人，推翻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讲日耳曼语的东哥特人在第聂伯河流城建立的帝国，并把想在罗马帝国领土上寻找避难地的西哥特人，赶到了多瑙河下游的南岸。匈奴人向最西部发动的这些进攻，最终导致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公元378年，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匈族人带着被征服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一道向西挺进，并让其他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打头阵。

匈奴人在匈牙利大草原上安营扎寨，这是欧亚大平原来的人建在大陆欧洲半岛腹地的一个营地。从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就发生分裂，它的东部比西部显得更有活力。西部匈奴的军事首领阿提拉，因而集中力量进攻西罗马帝国。把西罗马作为打击目标是失算的，但在阿提拉可能进攻的两个罗马目标中，这一个更为脆弱。公元451年，他进攻高卢，但在奥尔良被西罗马军队和西哥特人联合击败。西哥特人期望西罗马政府允许他们在西南高卢居住，因而极力防止匈奴人占领西哥特人从罗马得到的领土。公元452年，阿提拉进攻北意大利，但尚未进军罗马城就撤退了。453年，阿提拉去世。被他降服的日耳曼人和撒马利亚人举行起义。匈奴人在西方的部族大举东撤，从匈牙利大草原一直追到欧亚大平原通往黑海北部的西海湾地区。

因此，西罗马帝国没有成为匈奴人的战利品。相反，它成了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的战利品。这些蛮族人逃避了匈奴的征服，或者虽被他们征服，但又在阿提拉死后举行了起义。公元406年，大批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渡过莱茵河进入西罗马领土。410年，西罗马政府承认它无力为不列颠提供防御，同时，它也无法挽救罗马本身，以避免其于同一年被逃避匈奴人的西哥特人所攻占。所以。向西入侵的匈奴人让其他的蛮族人交了好运，把西罗马帝国让给了他们。匈奴人最终在罗马帝国只获得不多的领土。公元681年，一支保加利亚游牧部族（阿提拉所率匈奴人后裔的一部分），在多瑙河下游和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南麓之间的东罗马领土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块永久立足之地。

公元484年，这支匈奴人击退并杀死萨珊波斯皇帝佩罗兹，在波斯同盟发动的战争中崭露头角。这场战争始于公元359年，结束于波斯人攻取罗马要塞阿米达（迪亚巴克尔）。到了484年，这个厌哒人（阿布达利人）部族已经占领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上流地区。粟特和巴克特里亚曾经是贵霜帝国的属地。第一位萨珊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统治的波斯，于241年征服了贵霜帝国，似乎把这两个地区并入萨珊波斯帝国。我们不知道，这些省份在厌哒匈奴人占领前就逃脱了波斯的控制，还是在以484年波斯惨败告终的军事较量之前，厌哒人直接从波斯帝国的手中将它们夺过去的。

在这次惨败之后，波斯帝国不得不向厌哒人进贡，一直到哥士娄一世科斯洛埃斯（531－579年在位）在位期间。在哥士娄一世在位期间，波斯帝国于公元558年或563－567年间，对厌哒人进行了报复。哥士娄当时在突厥人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是曾在匈奴人的后方称雄于草原的一支游牧部族。波斯人和突厥人联手推翻了厌哒人的帝国，并沿乌浒河瓜分了它的领土。波斯帝国因而获得乌浒河南段大夏的部分领土（托卡里斯坦，即现在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但是，厌哒人的其余部分，则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查布尔斯坦（阿拉霍西亚）幸存了下来。

在从草原出发、穿过草原南边帕米尔高原和里海之间地段的匈奴人马中，厌哒人是先头部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先头部队455年入侵印度，摧毁了笈多王朝，并对笈多王朝统治下一直处于”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进行了大破坏。528年，这支匈奴人被最后赶出境外。

匈奴人的大举入侵，使被侵略地区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最为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挑战。尽管东罗马帝国没有抵挡住阿提拉的进攻，尽管厌哒人把波斯帝国打得大败，但是，这两个帝国都没有被征服；它们以进贡的代价换取了生存。波斯帝国能继续生存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484年军事惨败导致的马兹达起义，表明了公元6世纪波斯帝国所患社会痼疾的严重性。在同一世纪里，西罗马帝国也在受着同一种社会疾病的折磨。可与波斯帝国不同的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了。

西罗马帝国瓦解了，而东罗马帝国却依然完好无损。它确实使东罗马帝国抛掉了一个包袱。因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及其非洲和欧洲内地，希腊－罗马文明自从公元3世纪崩溃以后，就根本没有复兴过。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最后阶段中，只有黎凡特地区的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地进行着。匈奴人的侵略，对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不象对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但他们所受的打击比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更为惨重。在印度和中国，匈奴人的入侵并不仅仅是滚滚而过的暴风雨，侵略者还在这两个次大陆永久地居住下来。在印度西北部，匈奴人现在依然以拉杰普特人为代表。这些部族很快皈依印度教，并融入刹帝利种姓之中，就象过去侵入印度的欧亚游牧部族一样（例如塞人和钵罗钵人）。在中国，蛮族入侵者最终也被同化了。但是，匈奴对中国的打击格外沉重。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是公元4世纪及后来被匈奴和其他蛮族占领的中国土地。这一地区曾经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同它相比，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希腊－罗马文明所失去的地区，仅仅是可以牺牲掉的殖民兼并地。然而，由于面积广大，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得以避免崩溃之灾。在这个国家里，当侵略者从北部攻入时，逃难的人们都可以跑到南方未得安宁。大自然和人类的工程，保护了中国的南部。在淮河和长江下游，还有人工运河，这些河网水路，对更加习惯于在华北平原生活和征战的欧亚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第四十三章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

（395－628年）

公元388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度统一罗马帝国。公元895年，狄奥多西的两个儿子阿卡狄乌斯和洪诺留，同样再度瓜分了罗马帝国。公元260年，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打败并俘虏罗马皇帝瓦莱里安。从此以后，罗马帝国经常分裂（其中有些分裂是自愿进行的，有些则是被迫的）。但每次分裂之后，帝国最终还是重新获得统一。公元395年，人们毫无理由期望这一年的自动分裂将长久维持下去，然而，这一次帝国东西部的命运则是截然不同的。

公元406年以后，来自匈奴、讲日耳曼语和伊朗语的民族向西进军，不断涌入西罗马帝国，并逐渐占据上风。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罗马城。455年，罗马又遭汪达尔人的洗劫。在476年前的很长时间里，西罗马帝国政府就已经十分虚弱。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在拉韦纳（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避难首都）被他的步兵首领鲁吉人奥多亚塞废黜。罢黜西罗马帝国皇帝，使帝国形式上重新获得统一。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诺（474－491年在位）成为全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而东罗马帝国继续存在，尽管沿多瑙河下游的边疆所受北方的压力，要比帝国在黑海和北海之间的其他欧洲大陆边疆大得多。此外，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近邻，并不是好战的蛮族集团，而是与罗马帝国有着同样发展水平的波斯帝国。

显然，395年后罗马帝国两大部分命运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于它们各自边疆所受压力程度上的不同而形成的。它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差别，以及君士坦丁堡政府相对成功地采用适宜的治国方略挽救了危局，这些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君士坦丁堡政府很快认识到，不仅已无法挽救西罗马帝国，同时，牺牲掉它也是必要的。东罗马帝国为挽救崩溃中的西罗马帝国的唯一大规模干预行动，是468年出动海军远征，攻击西北非洲的汪达尔占领军，但遭到惨败。君士坦丁堡政府认可了西罗马帝国政府476年最终灭亡的既成事实。488年，通过对东哥特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入侵意大利、消灭奥多亚塞行为的默许，从而使这伙一直掠夺骚扰东罗马帝国西北部省份的武装匪徒的祸水它移。狄奥多里克在拉韦纳自封为君士坦丁堡政府统治此地的副总督。这种分裂对双方都很适宜。508年，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法兰克军事首领克洛维授勋，表彰他打败西哥特人的功绩。当然，克洛维征战中立的第一功，是清除了罗马在高卢的残余统治力量。直到518年，东罗马政府才给予叙利亚和埃及优先获得意大利的权力。它的外交政策从其宗教政策中反映出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提及。

西罗马政府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让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因而使他们把经济上自己控制的地产，转化为实际上独立的领地。当帝国政府让他们服役时，这些地主宁愿背叛政府来保护自己的那部分财产。他们很容易向那些在西罗马帝国建立国家的蛮族军事头目妥协。东罗马政府不断将政治上危险的地主撤职，并把高级文官到低级文官，都换上中等阶级的专业人员，其中有许多人是法学家。这些专业人员也会腐败，但他们是爱国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私利要求保存东罗马国家。

至少有两个东罗马皇帝，即马西安（450－457年在位）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通过对帝国财政管理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大大减少了官员们的腐败现象。此外，在5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通过剥夺东罗马帝国高级官员对下属的任命权，而大大限制了这些人的权力。马西安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采取的严格的行政措施，重振了由于468年海军远征惨败而大伤元气的东罗马帝国的财政。士兵以及国库，都得益于对军队财务官员腐败行为的遏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不让市政委员会成员向人们征税，并没有使纳税人得到多少益处。他任命帝国官员直接向纳税者个人收税。但由于这些官职被拍卖，因而把领薪水的官员变成税务投机商，使他的措施收效甚微。

在西罗马帝国，步兵首领迫使其同伙附属于自己，从而取得了专制权力。在东罗马帝国，两位军事长官权力不相上下，他们三位地方上的同事也有同等权力。528年，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又在亚美尼亚设立了第四位地方军事长官。东罗马军事长官的部下也被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私人卫兵虽没取消，但人数也大大减少。

不仅如此，东罗马帝国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也被从各级指挥职位上撤下来，换上东罗马帝国的公民。在君士坦丁堡，400年清除掉了哥特人盖那斯，471年又清除了阿兰人阿斯帕尔。皇帝利奥一世（457－474年在位）是一个讲色雷斯语的贝斯人，他的继承者芝诺来自托罗斯的伊索里亚高地。查士丁一世（518－627年在位）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拉丁化地带的南端。

在5世纪期间，伊索里亚人从”狼”转变成”护羊狗”，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404和405年，伊索里亚人仍在袭击比他们稍为规矩些的邻伙。贝斯人利奥给伊索里亚以大量财富，从而压制住了阿兰人阿斯帕尔。正当伊索里亚人试图效法外来蛮族人滥用权力时，它自身已于491－496年被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置于帝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中。在6世纪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伊索里亚人、贝斯人和拉丁化民族（弗拉克人），都为查士丁尼一世提供了军队。查士丁尼一世用这批军队，收复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原属西罗马帝国版图的土地。

狄奥多西二世（408－450年在位）修造的君士坦丁堡土城墙，代替了君士坦丁一世最早建造的土城墙。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建造的长城更为宏伟，它从海岸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腹地包围其中。他在德拉修筑了比尼西比斯要塞更坚固的城堡。363年，约维安曾经被迫把尼西比斯割让给波斯帝国。阿纳斯塔修斯还在西奥多西奥波利斯（埃尔祖鲁姆）修筑城堡，以保卫曾为亚美尼亚王国的罗马领土。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极其虚弱，甚至连精明强干的皇帝（例如马约里安，457－461年在位），都没有办法阻止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而同一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却十分强大，它得到了充分显示其能力、活力和治国方略的机会。从414至518年间，东罗马帝国的幸运还在于它有杰出的统治者。狄奥多西一世的儿子及其在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阿卡狄乌斯，与他哥哥和西罗马帝国皇帝洪诺留相比，显得格外出色。阿卡狄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却不太出色。他在位时间长达42年（408－450年）。然而，他却不理朝政，因而由他姐姐普尔喀丽娅于414年开始执政，并直到她453年去世前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继续在幕后操纵朝政大权。普尔喀丽娅与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和芝诺比阿同样性格坚强，但她的治国才能却超过后两人。普尔喀丽娅的丈夫马西安，以及马西安的继承人利奥和芝诺，都是出色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更为杰出。从奥古斯都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角的胜利，到1453年君士斯丁十一世死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罗马努斯门，罗马朝廷中杰出的皇帝辈出。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可以与其中最为出色者相提并论。

在后人眼中，查士丁尼一世比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稍高一筹。查士丁危受过良好教育，精明强干。他是行伍出身的查士丁一世的侄子。查士丁一世原为弗拉克的农民，应征为士兵后地位不断升迁。甚至在查士丁518年引退之前，查士丁尼也许就已开始参与查士丁的政事。查士丁尼本人在位年代从527至565年，所以，他实际上执掌了47年的大权。因此，518年东罗马政府外交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转变，决策者也许就是查士丁尼，而非查士丁。查士丁尼为自己是讲拉丁语的少数人之一而自豪，因为东罗马的大多数人讲的是混杂的希腊语。他渴望重新统一原东西帝国的全部版图，或许只是高卢除外。

533－534年，西北非被征服，查士丁尼一世的杰出将领色雷斯人贝利萨留，消灭了汪达尔人在西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的国家。非洲战役一举成功，但后来为使这块重新征服的领土平定下来，却十分艰难并旷日持久。为了根除东哥特人在意大利和伊利里亚的统治，战争持续了26年（535－561年）。这场罗马与东哥特人间的战争，使意大利变成一片荒凉废墟，耗尽了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曾使之充盈的国库，并且，由于赋税繁重，一直繁荣富裕的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省，迅速陷于贫困萧条之中。同东哥特人进行战争的教训，并未吓住查士丁尼一世，因为他又于550年对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领地发起进攻，直到554年占领了那里的一个滩头堡后才停止进攻。

查士丁尼的征服战争，使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四周以及从顿河、奥龙特斯河和尼罗河入海口到直布罗陀海峡，都取得了海上优势，但同时又给东罗马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仅仅是468年的一次海上战役，就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利影响。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后果，反过来证明其君士坦丁堡前任的谨慎是十分英明的。在他之前的皇帝们，除向西方发动过一次军事冒险之外，从没用过兵。

查士丁尼一世对西方的征服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仅在他攻陷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7年之后，伦巴德人就于568年侵入意大利。查士丁尼在法律和建筑领域里的成就，才是意义深远的。529－533年间，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学家，不仅将正在实施的罗马法律加以归纳整理，使之便于操作（尽管不一定最合理），而且把过去1000年来提出的极为浩繁杂乱的法学观点系统化。在建筑方面，查士丁尼并没有掀起一场革命，但他喜爱建筑，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他委任特拉利斯的安提米乌斯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这两位天才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在君士坦丁堡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建筑佳作–圣索菲娅（神圣智慧）大教堂。

希腊世界最初的标准建筑式样，是带一个三角山墙屋顶的长方形房屋。这种正厅外面饰有圆柱（柱子或者只建在房前，或者建在四边）的房屋，被用作前基督教时代希腊、埃特鲁斯坎和罗马男女诸神的殿堂庙宇。随着圆柱从房外移入屋内，在后亚历山大时代这种房屋变为教堂。这种教堂在成为基督教堂的标准式样之前，还曾被用作进行一些世俗活动。但是，公元2世纪的意大利，一种新型水泥的发明，为建造带小圆屋顶的圆形建筑提供了技术手段。这种风格的最早建筑物，是罗马城哈德良皇帝的万袖庙。在拉韦纳的圣维塔利斯教堂和君士坦丁堡的圣塞尔吉乌斯以及巴克乌斯教堂建筑中，圆顶叠在八边形的基座之上。这种设计曾使建筑学家大伤脑筋。这些建筑作品都是由查士丁尼一世和他的王后狄奥多拉监造的。圣索菲娅教堂的圆顶，则是由形成正方形的四根方柱支撑的。

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娅教堂，足与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相比之下，伊克蒂诺的艺术，不如安提米乌斯和伊西多尔的艺术精美。正厅的主要特色就是，线条绝对垂直和水平，绝对得甚至有些造作，而柱子则是绝对的圆柱体。但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绝对完美的几何形状；这些形状（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是由人的大脑设计构造出来的，并由人的双手强加在人类的非人的环境里。在拜占庭按照圣索菲娅风格建造的教堂中，流行着圆顶和半圆顶，以再现大自然物体的曲线。它们并不试图统治大自然，而是试图获得与大自然的某种和谐。用中国道教哲学家的眼光看来，拜占庭教堂要比希腊神庙更令人赏心悦目。

古希腊人并不轻视自然曲线。他们是自然主义地再现人体美的杰出大师。从原始几何风格开始，古希腊花瓶不管其造型经历了多少演变，总是以曲线美巧夺天工。古希腊人也知道如何把精心设计的曲线应用到建筑上面。但他们所设计的曲线，在建筑上却给人以十分直率的视觉效果。拜占庭建筑师所修造的绝妙房宇，没有用过于直率的线条，而是用类似于古希腊雕刻家和陶工所设计的曲线，这同古希腊建筑师的设计则大为不同。

查士丁尼一世的圣索菲娅教堂至今犹存，他的法官们所制定的法典至今有效。但是，他对西部的暂时征服，却在他死后仅37年，就使他的帝国陷入困境。而他谨慎的前任们，却将帝国安然带出险象环生的5世纪。550年，即查士丁尼与东哥特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结束之前，从弗拉克当地征集到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在进军途中击退了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入侵者。572－591年罗马和波斯战争期间，东罗马帝国军队云集亚洲境内的帝国东部前线。此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未遭阻击就侵入了帝国的巴尔干诸省。604－628年间，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发生了更为艰苦的战争之际，斯拉夫人再次骚扰，这次，他们没有再离开此地。

东罗马帝国的对手萨珊波斯帝国，也面临着东罗马帝国极力避免或与之斗争的痛苦的折磨，而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正是于这些痛苦中灭亡的。萨珊帝国与它的前身阿萨息斯王朝一样，没有让贵族独占高级官职。特定的官位是特定的贵族家庭的世袭特权。此外，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非常大，就象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和狄奥多西的罗马帝国的地位一样。与以前的阿萨息斯时代相比，在萨珊时代里，琐罗亚斯德教也带有强烈的伊朗民族主义色彩。黎凡特地区的正统基督教也是如此。5世纪，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在抵制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过程中寻找到神学的表达时，正统基督教也逐渐浸透了希腊的民族主义。

440年，萨珊皇帝伊嗣埃二世要求他的所有非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臣民信奉帝国确认的宗教。他迫害不信奉国教者，直到457年去世时为止。佩尔萨门尼亚的反抗最为激烈。（大约400年，表达亚美尼亚语言的字母系统的发明，以及由此促使亚美尼亚文学的勃兴，都大大提高了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意识。）亚美尼亚人的起义于451年被镇压下去。但在波斯军队被厌哒人打得大败之后，亚美尼亚人于481年再度起义。484年皇帝佩罗兹战败身亡后，萨珊帝国政府被迫对亚美尼亚基督教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一位亚美尼亚贵族马上被任命为佩尔萨门尼亚的省长。

同时，伊拉克讲叙利亚语的基督教徒，也由于431年罗马帝国宣布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义不合法，而得到益处。聂斯脱利教徒逃到讲叙利亚语的尼西比斯避难。尼西比斯从363年起，就属于罗马－波斯边界上的波斯一边。作为逃避罗马帝国政府迫害的避难者，聂斯脱利人在波斯土地上受到欢迎。482－486年间。萨珊帝国讲叙利亚语地区的基督教会，为报复罗马皇帝芝诺482年偏好基督一性论派的统一声明，而接受了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形式。此后，波斯帝国就有了国家基督教，以便同波斯帝国讲伊朗语地区的琐罗亚斯德国教相抗衡。但它所信奉的教义，既为基督一性论派所排斥，也受到罗马帝国正统基督教教徒的反对。接受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保证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但由于消除了人们关于他们是罗马派来的”内奸”的怀疑，从而使他们获得了更为安全的处境。

波斯484年的军事失败，不仅使它开始对萨斯帝国非伊朗基督教徒实行宽容政策，而且为伊朗本身发生激烈的社会革命开辟了道路。因为，伊朗达官贵人的巨大财富与大众的贫困之间的巨大鸿沟越来越大。佩罗兹的第二个继承人喀瓦德一世（488－496年，499－531年在位）上台之初，一场饥荒将社会危机推到顶点。玛兹达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是当时摩尼教的一派首领。此派创立时间，仅比摩尼创立本教晚30年。它的教义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正统摩尼教。但到了玛兹达时代，这一摩尼教派已明确提出社会正义的要求。它主张共产共妻（人们对这后一点很反感，玛兹达的敌人更是拼命攻击这一要求）。

玛兹达关于光明与黑暗的解释，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皇帝喀瓦德一世也成为此教的信奉者，因而兴起一场削弱达官显贵财势的社会革命。玛兹达教损害了伊朗贵族的社会地位。对于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来说，此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与他们的教义格格不入。当伊朗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联合起来反对萨珊皇帝时，喀瓦德一世显然不是对手，496年他被罢黜并监禁。但是，喀瓦德一世后来逃到中亚厌哒人那里，并于498或499年，依靠厌哒人的一支军队，夺回了波斯帝国的王位。与此同时，玛兹达的势力和影响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他的共产主义继续被实施。但是，528或529年，喀瓦德一世在他的一个儿子哥士娄（已被立为他的继承人）的煽动下，开始不承认玛兹达教。在这一关头，琐罗亚斯德教和聂斯脱利教的首领都反对玛兹达教，他们配合哥士娄取缔了玛兹达教。哥士娄屠杀了大批玛兹达教教徒，处死了玛兹达本人。

别号”不朽者”的哥士娄一世十分精明，而且比起前任来，更为滥用皇权。由于在其父统治后期，他一直主张镇压玛兹达教派，从而博得了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们的欢心。所以，他不必担心琐罗亚斯德教教会与贵族结盟反对他。相反，他成功地赢得了这两者对他的权威的认可。哥士娄把玛兹达镇压下去时，玛兹达革命已经进行了40余年，达官显贵又恢复了元气。

尽管哥士娄一世取缔了玛兹达教，并在即位后继续限制贵族的权力，但他承认，他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或减轻导致玛兹达革命的社会不公问题，他必须对使贵族得以控制王权的机构加以改革。哥士娄似乎从戴克里先之后的罗马历史中得到了启发。他重新估定土地税和人头税。他按生产率的高低征收土地税，按生产工具的精良程度课人头税。在伊朗阿拉伯哈里发的后萨珊政府时期，农村的乡绅负责征集农村诸税。哥士娄或许也把这一权力交给了乡绅。在他竭力抑制贵族时，乡绅成了皇帝的天然同盟军。哥士娄还撤销了总司令这个职位，代之以4个地方司令官。看来他好象认识到了东、西罗马帝国命运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572年，哥士娄一世与东罗马帝国发生战争。战争延续到590年，以哥士娄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霍尔密兹德四世的罢黜和处死而告终。丧失民心的战争，给贵族提供了重新恢复势力的机会。一个反叛贵族篡夺了皇位。但东罗马皇帝莫里斯，把霍尔密兹德四世的儿子哥士娄二世立为皇帝。作为报答，哥士委二世于591年与莫里斯媾和，把佩尔萨门尼亚的西半部割让给他。莫里斯终于可以把东罗马军队调回欧洲，向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发动反攻。反攻极为成功，到602年，罗马人自3世纪撤出达契亚以来，第一次再度出现在多瑙河下游北岸。但是，莫里斯发出关于军队冬季到多瑙河以外驻扎的命令，导致了军队的哗变。莫里斯被赶下皇帝宝座，并被处死。帝国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604年，哥士娄二世借口为恩人莫里斯复仇，率军侵入东罗马帝国。自从公元前53年罗马人与其伊朗近邻爆发第一次冲突以来，还没有哪次战争比这次双方的冲突更为残酷。波斯军队至少有两次入侵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626年，东罗马帝国海军竭尽全力，使波斯人企图与从海峡欧洲一侧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瓦尔人会合的计划破产。波斯军队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昔兰尼加。自从公元前331年以来，波斯人还从未西进得如此之远。而东罗马人在最后的反攻中，也向东挺进到公元117年以来罗马军队未曾去过的地区。628年，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几乎已推进到了泰西封。随后，就象572－591年的战争那样，这次战争以当时的萨珊皇帝的罢黜和处死告终。

628年，两个大国在互相承认战前领土状况的前提下媾和。波斯帝国当即陷入极端无政府的状态，就象东罗马帝国在602－610年间所经历的混乱情形一样。但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波斯帝国再也没有从无政府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628年，这两大帝国都精疲力尽。622年由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却渔翁得利。穆罕默德崛起之快，可以同沙普尔一世260年战胜瓦勒利安之后，巴尔米拉王子的迅速兴起相比。633年，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向北方的两个邻居同时发起进攻。波斯帝国被灭；东罗马帝国再次幸免于难，但其领土日益缩小，缩小到只有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加上地中海北岸的一些大陆滩头堡以及一些岛屿。

第四十四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395－634年）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遭受来自欧亚大平原匈奴冲击的国家中，西罗马帝国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受匈奴人西侵的影响，过着游牧生活的撒马利亚民族和过定居生活的东日尔曼民族被迫向西迁徙。大约在406年左右，匈奴人侵入西罗马帝国边疆。到了476年，甚至连当时在西方仅仅徒有虚名的帝国政体，此时也已被消灭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主要不在于蛮族入侵的强大力量，而更多地归咎于帝国内部的衰弱。这种衰弱同时体现在社会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西罗马帝国的弊端和导致中国汉朝灭亡的弊端同出一辙。在与大奴隶主和军事首领争夺权力的较量中，帝国政府失败了。奴隶主们把属于帝国政府的财富–隶农的”剩余”产品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而军事首领则轻而易举地集结军事力量，他们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统治者。

在西方帝国崩溃的前夜，先后出现了两位伟人，他们是圣安布洛斯和圣奥古斯丁。他们两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他们所生活和工作过的帝国的灭亡所带来的影响还要长久。在372－397年间，圣安布洛斯是米兰的主教。他死后第七年－404年，西罗马帝国把首都从米兰迁到了拉韦纳，拉韦纳靠它的沼泽地带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天然要塞，他死后第九年－406年，受到匈奴压迫的东日尔曼流亡者，突破了西罗马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奥古斯丁在395－430年间担任西北非希波地方的主教，他死于汪达尔人入侵非洲的第二年。注达尔人渡过莱茵河后第二十三年，即429年，经过西班牙到达非洲。430年，他们包围了奥古斯丁主教所管辖的那座非洲城市。

这两位西方教士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他们被任命为基督教传教士之前，他们从事务不相同的世俗职业。安布洛斯是一位最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至于安布洛斯本人，他也是从做文职官员起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本可以做到他父亲那样的高官，但是他却转入了另一个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他能够而且确实更善于行使权力。奥古斯丁出身于西北非内地的一个小镇塔加斯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奥古斯丁起初是家乡的一位修辞学教授。尽管这种职业无论从理性还是从社会意义来说都非常乏味，然而奥古斯丁却干得很出色。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升迁到迦太基，又从迦太基升迁到罗马，随后又被提升到米兰。388年，奥古斯丁在米兰从摩尼教皈依基督教，这样他在自己的知识领域里，找到了一条把自己的天赋奉献给教士生涯的道路。

安布洛斯靠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支配了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就是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安布格斯通过拒食圣餐向狄奥多西一世施加压力，直到狄奥多西按他的要求去做为止。狄奥多西很顺从，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基督教的公共舆论（在当地基督教徒的坚决要求下，安布洛斯成了米兰的主教）。安布洛斯巧妙地运用他的权力，让皇帝狄奥多西苦修，以赎他曾两次发动大屠杀之罪；他恶毒地运用权力，以阻止皇帝惩罚一个曾摧残过一名犹太教徒的基督教主教；384年，他又鼓动皇帝拒绝了罗马元老院议长西马丘斯把胜利女神祭坛重新搬回元老院议事堂的请求。这个胜利女神祭坛是在382年被狄奥多西的前辈格拉提安搬走的。西马丘斯在他的请愿书中写道：”如此伟大的一个神秘事物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简单方式来接近的。”西马丘斯心中的神秘事物是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终极实在”，以及这种”终极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安布洛斯没有答应西马丘斯要求宽容的这种请求。安布洛斯的目的就是禁止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所有异教习俗。他是通过说服帝国政府行使它的权力来达到这样的效果。狄奥多西在391－392年期间执行了安布洛斯的政策。最终在帝国幸存下来的异教习俗只有占星术和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对耶和华的礼拜。

奥古斯丁也是一个不容异说的人。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同多纳图斯派与贝拉基派的论战上。多纳图斯派表示。在进行道德论战时，他们决不向同时代的基督教徒妥协。在303－311年间，基督教各派之间彼此已经和解。但是，多纳图斯派却并不因此而约束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已参加到当地非洲人的活动中去，这种活动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政治的活动。贝拉基坚持认为人类意志至少应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类有义务运用这种自由行善弃恶。这位不列颠神学家像伊朗人那样坚持认为，人类的道德责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有益的，即使在贝拉基和奥古斯丁那一代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此时，在西方罗马帝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圣奥古斯丁则坚持认为，人的优点还不足以使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拯救。因为对人的拯救，上帝的”恩典”是必不可少的。在非宗教的日常生活里，拉丁语”gra－tia”一词的使用，从偏爱的意义上讲，意味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人类的”喜爱”。奥古斯丁同贝拉基派的争论导致他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由于上帝的绝对权威，甚至连人类一部分人得到拯救和另一部分人被罚入地狱都是预先决定好的。奥古斯丁根据一个罗马皇帝的肖像勾勒出上帝的画像，这个皇帝被过多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滥用权力。

奥古斯丁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是两部非神学的著作。在他的《忏悔录》里，他运用自己所精通的拉丁语，撰写了一部心理自传。在他的《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把一部曾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加以发挥和深化，循着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对”伟大的神秘事物”进行了深入探究，而人类的思维循着这一途径便能触及这个”伟大的神秘事物”。奥古斯丁这部书的写作源于这场论战，而这场论战又是由西哥特人于410年洗劫”罗马之城”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君士坦丁坚信并声称，他的军事胜利是基督教上帝对他皈依基督教的恩赐。410年以后，异教徒对此反驳道，410年罗马的衰落是异教诸神对391－392年罗马镇压异教崇拜而施予的惩罚。奥古斯丁着手准备驳斥这种观点，并开始探索人类世俗生活和他所同时参与的天国之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专注于写作之际，正是北部蛮族入侵之时。其中的一些入侵是很突然的。例如，410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455年汪达尔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以及此前406－408年这3年间，汪达尔人与阿兰人、苏维汇人一道，向从莱茵河东岸到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广大地区的推进。相比之下，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族人对不列颠的局部占领，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局部占领，却都是一个逐渐吞食的过程。就象公元前第2千纪的最后二、三百年中，古以色列人和犹太种族的人对迦南的局部占领那样。在大不列颠，”哈德良长城”早在公元383年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但在不列颠的一些要塞地方，罗马驻军仍坚持驻扎了40年之久。日尔曼入侵者对不列颠土地的永久占领，也许大约在420－440年间之前尚未开始，这一占领过程用了2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遭受蛮族占领和罗马人反击损失最大的国家是意大利。那时，意大利已经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中心，而且是帝国西部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535－561年间的罗马－哥特战争已经标志了东罗马帝国的瓦解。在这场战争中，占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被消灭了，但遭受损失最大的却是当地的意大利人。5世纪，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对意大利的入侵尽管耸人听闻，但只是偶然的和短暂的。470年，西罗马帝国政府的解体是平静的，而东哥特人的入侵就如同日尔曼民族大迁移那样，战争是在两支蛮族之间进行的。直到535年意大利还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以及经济上和社会上或多或少的完整。535－561年间的战争是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意大利人最终在东罗马统治下，重新统一了国家，然而仅仅7年之后，568年伦巴德便闯入了意大利。从568年起，意大利在政治上分裂了，这是自公元前264年以来，意大利的第一次政治分裂。公元前264年，古代罗马人完全征服并统一了意大利半岛。伦巴德人比东哥特人更为野蛮，已经饱受535－561年战争蹂躏的意大利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灾难，在对意大利缓慢的征服过程中，伦巴德人在那些仍然为东罗马军队坚守的地区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与此同时，486年，即东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从伊利里亚向意大利进军的两年前，一位法兰克地方的军事首领，出身于墨洛温家族的克洛维已经开始在高卢建立起帝国。法兰克人尚未皈依任何基督教派，而以后克洛维却在他一生的某一时刻，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领受了洗礼。克洛维选择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形式，无疑是因为这是他的罗马臣民的宗教，或许还因为在他的近邻，敌对的日尔曼帝国的缔造者们，都是阿里乌教派的信徒。486年，克洛维成了卢瓦尔河沿岸西哥特人的邻居。496年，他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于是又成为东哥特人的邻居。

东日尔曼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派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时的一个偶然结果。他们占领西罗马领土，并在那建立了后继王国之后，占领者很高兴拥有了自己民族的家教，从而与他们天主教的罗马臣民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分却导致了感情的疏远，而且当法兰克作为天主教力量出现后，其更成为信奉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的严重障碍。并且，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自己也逐步地被他们臣民的宗教强烈感染了。这些臣民无论在文明程度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他们。对于汪达尔人（他们例外未成为固执的阿里乌教徒）或东哥特人来说，天主教尚未来得及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两个民族在改换宗教的问题尚未提出之前，就在东罗马人的反攻中被消灭了。但是，在586年，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理查德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自愿地改信了天主教。伦巴德人在7世纪的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改宗，但却勉强得多，缓慢得多。

到了586年，西哥特人被局限于西班牙已长达80年之久。507年，克洛维在武耶击败了他们，并把他们从所占领的全部领土上驱赶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北部，仅据有比利牛斯山脉东端和罗讷河口之间的沿海地带。这样，克洛维到了他死的那一年，即511年，已经统一了除普罗旺斯之外的整个高卢地区。普罗旺斯此前已经为东哥特人从西哥特人手中夺走。克洛维在法兰克人聚居的所有地区建立起他的王国。531－534年，克洛维的继承者吞并了图林根和勃艮第。522年，他们把自己的宗主权强加给巴伐利亚。墨洛温人正在建立以北高卢为中心的一个新帝国，来填补西罗马帝国在西欧遗留下来的、尚未解决的政治空白。如果6世纪末叶克洛维的后代没有把墨洛温王朝的疆土作为私有财产，在相继的几代里加以不断瓜分的话，那么法兰克帝国也许可以取代西罗马帝国。这些瓜分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劫掠了高卢，并使分裂的法兰克领主们丧失了战斗力。

在6－7世纪交替之际，东罗马帝国仍然保持着它在西地中海地区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控制权。它还控制着地中海的所有岛屿，不仅包括西西里岛，而且还包括西北非。西北非是它们当中最大的一个，而且的的确确是一个岛屿，因为撒哈拉沙漠这个沙海把它与非洲其他地区隔离开了。东罗马帝国还控制着意大利东北部的前沿基地，这个前沿基地以拉韦纳为基础连同威尼斯泻湖中的岛屿。就围绕罗马城的东罗马领土的飞地而言，君士坦丁堡政府把它留给了教皇，让教皇尽力防御，保护这块远离东罗马领土的地区。在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时，幸存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并不比公元前5世纪的阿吉尔?罗曼努斯的规模更大。

公元5世纪和6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地区都明显地陷入了危急的困境。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些天主教教会的西方代表人物也显示出他们的精神力量。教皇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对451年在卡尔西顿举行的基督教普世会议的决议产生了决定性影响。452年，教皇利奥一世在劝使匈奴首领阿提拉结束对意大利北方入侵的罗马使团里扮演了领导角色。利奥一世的教皇任职与圣巴特里克对爱尔兰的传教活动是同一时期。不列颠籍的罗马人巴特里克与非洲籍的罗马人圣?奥古斯丁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巴特里克曾被爱尔兰入侵者抓住并遭奴役。他从爱尔兰奴役下逃离出去，又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约432－461年）自愿回到爱尔兰。6世纪，基督教在爱尔兰生根。爱尔兰的基督徒采用了隐居和共同修道这两种禁欲的生活方式。

同时代的圣?本尼狄克在卡西诺山上制订了他的禁欲法规。本尼狄克大约在529年开始他的工作。这时，意大利还处在和平时期；他大约死于547年，而这时的意大利已处在罗马－哥特战争的艰苦状态。然而，本尼狄克的禁欲主义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得以传播。本尼狄克的工作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继续下去。格列高利把他在罗马的住所变成了本尼狄克式的修道院，自己也成了一名僧侣。此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罗马教皇的使者，随后做了教皇。

作为教皇，格列高利不得不用教皇在西西里土地上的农产品供给罗马的人民。他还得就东罗马政府利益同富于挑衅的伦巴德人协商。而在597年，当伦巴德人紧逼罗马大门时，格列高利试图派一个传教团去劝化偏僻的肯特人的朱特王国。在格列高利死后，这一传教使命由一支被派到诺森伯里亚的盎格鲁人王国的传教团最终完成。罗马传教士保罗在627－632年期间担任约克的主教。但在634年，他的职位被来自艾欧纳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取代。艾欧纳是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岛。艾丹在远离诺森伯里亚海岸的林迪斯芳（霍利岛）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在爱尔兰，禁欲生活的传入引发了迅猛的传教活动。圣?科伦巴大约于563年在艾欧纳岛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他于597年死于艾欧纳。这一年，教皇格列高利派他的传教团从罗马到了肯特。大约在590年，另一名爱尔兰传教士圣?科伦班穿过爱尔兰到了不列颠，从不列颠到了欧洲大陆。科伦班在吕克瑟伊的勃艮第建立起一所修道院。这所修道院成为法兰克领土交通网的关键之地。610年，他到了康斯坦斯湖。613年，他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西北博比奥建立了一所修道院。615年，他在那里去世。634年，在诺森伯里亚任职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填补了632年成为一名流亡者的罗马传教士保罗遗留下来的空白。在诺森伯里亚，罗马人与爱尔兰人传教的区域交错重合，于是罗马人的基督教会和爱尔兰人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对抗便不可避免了。

第四十五章 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分裂

（312－657年）

在311－312年期间，基督教会的命运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它经受了8年来罗马帝国政府最残酷的一次迫害之后，加莱里乌斯皇帝临终前首次认可了基督教会，尽管他是很不情愿的。在这之后的18个月里，教会又受到获胜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充分支持。此时，君士坦丁已控制了半个欧洲。这番经历本可以使教会的性质经受住任何历史阶段的考验。然而，从3世纪开始，随着成员、财富的增加和权力的扩大，教会也发生了蜕变。它使得教会的最高层人物变成了利欲熏心的人。217年，为了罗马主教一职，发生了一场卑鄙的争夺战。在250年，257－260年，303－311年间，教会也成了迫害对象。比起在基督教纪元最初的2个世纪中，教会所受到的短期残酷的局部性的迫害来说，这一时期的迫害，就显得更为有计划、有预谋。教皇卡利斯图斯一世在罗马主教任期（217－222年）上的令人厌恶的行径，因迦太基主教西普利安在258年殉难之事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加莱里乌斯迫害教会，君士坦丁青睐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两个都热切希望维持帝国的统一。自从奥勒利安把帝国置于异教万神殿里至高无上之神”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庇护之下，便认识到要想维护罗马帝国的统一，甚至要想维持帝国的存在，必须得到一个已确立的宗教的支持。在3世纪末叶之前，萨姗波斯帝国选择了琐罗亚斯德教，亚美尼亚王国选择了基督教，来作为它的国立宗教。加莱里乌斯承认，基督教会力量之强已超过了他自己。而这种断言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君士坦丁由于梦见十字架，靠上帝的帮助旗开得胜之后，他决心把基督作为”不可征服的太阳”，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宗教。

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业已确立的基督教能够有效地推动罗马帝国的统一。基于这一点，一直到311年，教会都相当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统一。自从耶稣死后不久，基督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教会的内部矛盾便不断地威胁着它的生存，又不断地被克服。或者通过调解，或者把论战中的弱方镇压下去，革除教籍，从而使这些纷争得到平息。在311年，东起奥斯罗伊那和亚美尼亚，西到不列颠，非犹太人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现在，教会在其后期，突然因某种格外强大的压力而解体了；教会历来的统一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如今，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代替了原先罗马帝国人民内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对立。而罗马帝国政府，自从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一直期待着教会的统一能够支持帝国的统一，但最终发现自己无力劝说相互纷争的基督教各帮派，让它们之间和平相处。自从君士坦丁312年皈依之后，直到他337年死去，教会的内部分裂一直困扰着他，并一直困扰到君士坦斯二世（641－668年在位）时期。在君士坦斯二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和教皇之间的争执，是由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中解决的。阿拉伯人把帝国从一性论的基督教臣民中解脱出来；把帝国政府从不切实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从而同时安抚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基督教宗派。

311－312年之后，基督教会无法控制的内部分裂一直阻挠着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后继者们。事实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基督教被罗马帝国认可之后，当基督教徒因而在帝国人口中占了大多数时，罗马帝国政府便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样控制基督教会了。此前，基督教徒还只是少数人。这并不奇怪，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它继承了犹太教不愿妥协的传统。

而且，在新形势下，基督教会的争端与社会、政治争端趋于一致。天主教与多纳图斯教派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努米底亚和迦太基之间，隶农和奴隶主之间的冲突。虽然阿里乌神学最终在帝国失败了，但它成了入侵帝国的蛮族人的特征。阿里乌教派一度在帝国取得优势时，这些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学说的争论演变成亚历山德里亚–托勒密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与安条克–塞琉西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之间基督教会的权力之争。关于”三位一体”中圣子的人性和神性关系的一系列争论，则演变为罗马帝国政府和它的讲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的臣民之间的斗争。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来的，靠罗马势力维持的希腊人的支配地位面临着挑战。同时，帝国政府也在寻求保护自身的统治权。顺便提及，基督教会的第二和第四次普世会议为君士坦丁堡教廷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第二次会议（381年）使人们认识到君士坦丁堡教廷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在第四次会议（451年）上，君士坦丁堡教皇取得了对托罗斯山脉西北面的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和整个巴尔干半岛最东部地区的宗教管辖权。

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会论战，并非仅仅打着世俗争端的幌子。在这点上，它们逐渐趋于一致，而那些使基督教徒分化的伦理、神学和管辖权的争端则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争端所激起的宗教情感，质朴并得到广泛传播。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会的事务会和帝国的世俗事务交织出现呢？这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即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因而帝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和团体都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首先展开的是道德方面的争论。与公元初年那次迫害一样，在303－311年间的宗教迫害中，也有许多基督教徒叛教，而其他人则坚持下来了。其中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把这些叛教的基督教徒连同那些坚定的基督教徒一同重新接纳到教会里来呢，还是让他们永远遭受辱骂呢？教会成员中大部分仍在职的幸存者，采取了比较宽宏大量的、人道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立场，他们赞同原谅这些意志薄弱的人。在大多数地区，基督教团体中坚持不肯原谅他们的人只占少数，而且最终也都被驳回了。可是，在西北非，这些反对和解的人始终不肯妥协。他们对待那些本身历史很清白的和平使者的态度，就象对待那些曾叛教的基督教徒一样充满了敌意。因为和平使者希望原谅这些叛教教徒们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西北非的这场争端很快就激化了。313年，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他深感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君士坦丁相信基督教会的内部分裂会惹怒上帝，如果皇帝不能有效地结束这种局面，那他连同教会都将会冒失宠的危险。君士坦丁努力想把非洲四分五裂的宗派拉到一起，先是调解，后是强制，但始终未能如愿。

317年到657年间发生的神学争论是无所不及的，甚至触及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信仰的问题。当然，这些争端早在312年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自从2世纪起，便有基督教徒已经能够从古希腊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神学。例如，伊里奈乌斯大约在185年写的《反异端》一书。基督教会的建立，起初受到人们欢迎，但后来就带有强制性了。它把基督教的神学争端变成了帝国的公共事务。而且，少数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帝国公民，总的来说，一直对基督教教义很敏感，直到从希腊哲学角度来表述这些教义。由于这两个原因，312年后，一场关于基督教神学的坦率而详尽的争论使在所难免了。而且基督教徒厌恶妥协的态度使这些讨论变得更加执拗、尖刻。

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撰写出来的时候，一些非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已经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没有人父，他是由童贞女因圣灵降孕而生的。根据《约翰福音》，耶稣就是上帝旨意的化身。这时，犹太教已认为这个半独立身份的耶稣是由圣父的旨意和圣灵创造的。而琐罗亚斯德教则认为这是由阿胡拉?马兹达从不同方面来创造的，但这就削弱了上帝的整体性和独一性。而犹太人恰恰是要塑造上帝的这一点，基督教徒不会也不能不承认他们从犹太教那儿继承了一神论，但是他们既承认了一神论，又怎么能够同时信奉耶稣和耶和华呢？

据记载，耶稣曾说他自己是”上帝之子”。我们可以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说法，而且除耶稣外，其他一些正统的犹太教教士也曾把自己称为上帝之子。《马可福音》的说法是：上帝对耶稣宣称，他已收养耶稣作为圣子了。但其他3部福音则暗示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从第五王朝起，法老具有了父亲的资格。不管从某一种或其他几种可能的角度来看，不管耶稣是否是上帝的儿子，但无疑他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之子，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圣子和圣父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圣子的神性和人性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要问：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又是什么身份呢？她是人，不是女神。是不是可以因她儿子的神性就把她称为”圣母”（东正教赞美玛利亚的赞美词）呢？

在反问这些问题时，基督教神学家们所使用的字眼已超越了人类经历所及的范围。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之前，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都是希腊语。说希腊语的人很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就好象这些文字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似的，哪怕它们是既无思想对应物又无现象对应物的陈腐之词。324年，君士坦丁一世，试图解决西北非关于叛教教徒地位的争端。他受挫之后，却发现他还得调解关于圣子和圣父关系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历山大和曾是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教区神职人员阿里乌之间。君士坦丁写信给这两位辩论者，说他们之间争论的问题根本就不该发生。到了648年，君士坦斯二世干脆禁止当时有关基督教神学争端的任何深入讨论，不管它是认为基督身上存在两种意志和作用，还是认为只存在一种意志和作用。

324年、648年及其间的任何争论言词，或许是，或许并非毫无意义。但是，这些争论言词无疑激起了强烈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激化导致了武力冲突。在431年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的修道士和基督教的兄弟会成员实施了恫吓行为；在第二次会议上，埃及人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以致命的人身伤害。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二世，所有的皇帝都依次证明了自己无力安抚这些神学家们。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不得不在尼西亚召集基督教第一次普世会议，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为此，他杜撰了一个希腊单词homoousios（”本体相类”），这是他原先十分痛恨的一类字眼。阿里乌的对手，曾在328年接替亚历山大任亚历山大城主教的亚大纳西看来取胜了。然而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又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基督教第二次普世会议，即便那时，阿里乌引起的争论也未能平息。哥特传教士尤尔菲拉斯（约311－383年）向东部日耳曼人传播基督教的阿里乌教派。君士坦斯二世和皇帝瓦林斯都是阿里乌教教徒，而且尤尔菲拉斯又是他们的同代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尤尔菲拉斯便幻想着要长期、系统地传播阿里乌教。当东部日耳曼人侵入帝国时，便把他们的阿里乌基督教一并带了过来。至于君士坦斯二世为了保持安定而下的禁令，却激起了教皇马丁一世疾声厉色的抗议。教皇被逮捕并遭受了肉体折磨，然后被放逐到克里米亚。

阿里乌并未否认圣子也是神。在他生活的时代（约250－336年），对于耶稣神性的信仰流行于非犹太人的教堂。基督嗣子论的信徒们只能在基督教世界边远偏辟的大自然中才得以幸存，例如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两个支流间的山脉里，比利牛斯山脉里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脉里。但阿里乌坚持认为，圣子既然是由圣父创造的，就不可能与圣父是同代人，就不能等同于圣父。尼西亚宗教会议把圣父、圣子和圣灵摆在绝对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又重申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上帝。这种一神论和”三位一体”学说的结合仅只是咬文嚼字而已。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实际结果，是把圣子提到了第二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到这时，基督教的一神论已是名不符实。

圣子神性的加强是埃及人观点的一个胜利。（虽然阿里乌是亚历山大城教会的一个神职人员，他的神学却是安条克基督教神学。）在431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人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431年，他们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定了罪。因为他反对把玛利亚当作圣母，从而一再强调耶稣的人性。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被骂成”二性论者”（就是，相信圣子有两个不能统一的性质）。聂斯脱利的失败是安条克神学院在帝国境内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崇尚一性论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489年关闭了以弗所以聂斯脱利思想为主导的神学院。但聂斯脱利神学教义在尼西比斯寻求到了庇护。尼西比斯自363年起就已处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之外。因而，聂斯脱利教派同比它更激进的阿里乌教派一样，在帝国之外幸存下来。

到了449年，埃及人比他们在431年时候更加得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一性论教义，说圣子只有一个性质，即他的神性，尽管他孕育于人体。但是451年在卡尔西顿，废除了449年以弗所宗教会议通过的法令，宣布圣子有两重性，郎神性和人性，二者统一于一体。现在，埃及人遭受到了聂斯脱利教派的命运，他们被责骂为分裂教会的人。

埃及人虽然遭到了谩骂，但是他们不会被革除教籍或遭到迫害。在埃及，一性论是源于人们对神学的嗜好。这种嗜好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而且还发展到了邻国叙利亚。叙利亚曾是强调上帝人性神学的故乡。一性论也吸引了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教会在491年接受了一性论，而且当罗马帝国政府在518年从一性论者变成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时，亚美尼亚教会并没有追随它。亚美尼亚人另外提出了一种基督教观点，既不同于罗马的观点，也不同于波斯人的观点。一性论者把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诬蔑为二性论者、聂斯脱利秘宗和麦尔基派（”罗马帝国政府的走狗”）。从451年起，帝国政府只好既努力取悦于信奉非一性论的臣民、又努力取悦于信奉一性论的臣民。它不敢疏远一性论，因为信奉一性论的埃及和叙利亚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482年，皇帝芝诺《统一法》的公布导致了484年东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分裂。518年，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崇尚一性论的政策被查士丁一世推翻了。这无疑是他的侄子、后来的继承者查士丁尼的提议。一性论者在政治上开始不满，查士丁尼本人大约在543年被迫作出毫无意义的妥协姿态：身为聂斯脱利信徒，却回过头来申斥已流行了60年的神学学说。

从518年直到633－641年期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此期间都被穆斯林阿拉伯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一性论臣民处于逆境之中。幸运的是，他们中涌现出了3位杰出的斗士；皮西迪亚人塞维鲁，从512年518年，他一直是安条克的主教；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查士丁尼早在527年就位之前即与其结婚，她死于548年，享年约50岁）；詹姆斯?巴拉达尔斯，他是狄奥多拉的一性论门徒之一。根据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一性论的阿拉伯教区委员哈里斯的提议，543年詹姆斯?巴拉达尔斯被任命为埃泽萨主教，他以毕生的精力不断奋斗，通过委任各级一性论神职人员，使一性论教会得以生存下来。

狄奥多拉在帝国境外，为一性论又扩展了一块新的阵地。大约540年，她对她的丈夫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手段，使努比亚改信她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以取代她丈夫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位于努比亚东南，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克苏姆王国，大约在4世纪中叶皈依了基督教。6世纪，阿克苏姆和努比亚一样，也接受了一性论，东罗马帝国对此只得默认。阿克苏姆控制了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海岸线，它的统治者扮演着为罗马帝国的利益而与也门进行调停的角色。君士坦丁堡不可能为了一个神学问题而与阿克苏姆发生政治上的争执。

311－312年间，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命运改变的结果之一，是把殉教者变成了禁欲主义者，扮演起基督教教团中动人的英雄的角色。在帝国内部，基督教徒再也不可能被异教徒杀害。这时期需要一种新型的基督教英雄，禁欲主义者便应运而生，满足了这种心理上的要求。埃及隐士（”隐退者”）圣安东尼（251？－356年）比起法老时代的任何埃及人都更加著名，更受人尊敬。但是，未来的光荣并未属于隐士安东尼，而是属于另一个埃及人帕科米乌斯（290－345年）。此人在上埃及泰本尼西创建了第一个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互助会。在那里，禁欲主义者们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集体。早在帕科米乌斯出生之前约8个世纪释迦牟尼创建僧侣集团之际，类似的佛教组织便已在印度存在了，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帕科米乌斯建立的这群修道院却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

在创建这种机构的过程中，帕科米乌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4世纪的卡帕多西亚人圣巴西勒（约320－379年）受帕科米乌斯的启示，为希腊语世界创造一种较之帕科米乌斯的形式要和缓一些的集体禁欲生活形式。大约529年，圣?本尼狄克起码是从圣巴西勒那里得到了部分启示，他在罗马东南面的卡西诺山，组建了一个修道院，制订了条规。这些条规后来成了拉丁语世界的准则。6世纪中，修道院在拉丁语世界西部边境之外的爱尔兰扎下了根。巴西勒式和本尼狄克式的条规都受到帕科米乌斯条规的影响。他们从埃及的典范中派生出来，坚持集体生活，严守纪律和努力工作。

巴西勒和本尼狄克的宗教历史与释迦牟尼相类似，他们都是从隐士的禁欲主义生涯开始，然后成为修道院团体的创建者。巴西勒和本尼狄克从圣安东尼的禁欲主义形式向帕科米乌斯禁欲主义形式的转变，是他们各自精神体验的反应，也是帕科米乌斯才智的一种证明。帕科米乌斯创建集体性的修道院机构是一项卓越的业绩。因为普遍说来，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更受隐士生活方式的强烈吸引，而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是那种集体生活方式所不能提供的，隐居修道是一种让自身得以解脱的宽限期，而一个人的自由又为他发挥自己杰出的宗教才能提供了机会，尽管这也使他面临着陷入枯燥无味的自我禁欲主义或自私自利的表现欲中的危险。在任何实行禁欲主义的时空中，一个禁欲主义者的声望通常取决于他禁欲的程度。虽然上埃及的帕科米乌斯式的修道院很快就闻名于基督教世界，但这种集体性的修道院生活形式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反倒是西部荒漠中的隐士更为出名。圣安东尼成为他那个时代中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最有成就的人。其次是圣西米恩这个”基督教苦行者”，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在一根大柱顶上生活了47年。一个基督教苦行者固然能够激发民众，但集体修道生活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也更为富有成效。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

（490－647年）

在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印度人对宗教比对政治和经济更为关心。印度人自己对次大陆历史的记载反映在丰富的印度宗教文学中。但它们的年代却很难确定，甚至各种文学流派的编年次序也不是都能搞清楚的，文学对世俗事务的反映也只是附带的和断断续续的。我们对印度世俗历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希腊、中国、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外国观察家的记载，直到上个世纪，印度才出现一批用近代西方方法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学家。401－410年间在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法显的记载，是了解笈多王朝的重要史料；另一个中国佛教朝圣者–635－643年间在印度的玄奘，则是了解戒日王在位时期（606－647年）的资料来源，尽管也有一个印度作者对戒日王在位期间的历史也进行了记载，他和玄奘一样与戒日王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一个臣民。

公元455年以后，次大陆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匈奴人和其他欧亚游牧民族，例如瞿折罗人的民族大迁徙。匈奴人的第一次入侵发生在455年。刚刚继位不久的笈多帝国皇帝塞犍陀笈多击退了这次入侵，但匈奴人的入侵并未停止，在它们的冲击下，塞犍陀笈多在480年死去后，笈多帝国就崩溃了。

入侵者和较早占据次大陆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528年，匈奴人被赶到克什米尔。但在558年左右或563－567年间，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厌哒匈奴王国，被波斯人和突厥人合力推翻。胜利者瓜分了厌哒人的领土。可以推测，那些已经在印度取得了落脚之地的匈奴人由于厌哒难民的到来而加强了力量。至少，这种后果表明，在这次民族大迁徙中侵入印度次大陆的欧亚游牧民族是为数众多的，起码在阿拉伯穆斯林于711年征服信德和木尔坦的时候，北印度已经处在一个新兴的世俗统治阶层拉杰普特人（意为”众王之子”）统治之下。他们可能就是游牧入侵者印度化了的后裔。

戒日王的父亲，朱木拿河上游的萨维斯伐罗（塔尼萨）国王再次遏止了侵略者。戒日王本人在606－612年间成功地重新统一了北印度。这一伟绩，使北印度在戒日王生前过上了太平日子，但戒日王的帝国则不过是复多帝国的效颦之辈。戒日王的主要优点在于他对宗教的宽容。他本人是一个湿婆教徒，一个太阳崇拜者，又是一个佛教徒。

公元前232年，在北印度阿育王死后发生政治分裂的较量中，德干地区曾统一在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朝的统治下。公元490年左右发多帝国崩溃后，历史好象又重演了。543年左右德干地区统一在遮娄其王朝统治下，620年当戒日王企图向纳巴达河以南扩张自己的帝国时，被遮娄其王朝的补罗稽舍二世击败。但是，遮娄其王朝本身又于642年被一个南印度的竞争对手帕那瓦王朝击败。帕那瓦人居住在半岛东岸的甘吉（康吉弗兰），他们可能是钵罗钵人，即公元1世纪初期占据印度河流域的安息人–塞人的后裔。642年以后的200年间，德干地区一直陷于分裂，小邦林立，彼此攻伐，混战不已。

在大约490－647年期间，南印度唯一政治稳定的地区是潘地亚王国。在半岛南端几乎与世隔绝的领土上，它得以一直生存下来。同一时期印度南部唯一的一种稳定的文化特征是泰米尔语文学的持续发展，这种文学起源于公历纪元的早期。

公元455年匈奴人发动入侵后，印度次大陆就陷入了政治灾难之中。但这并未阻碍印度文明越过次大陆本土继续向外扩展。笈多帝国建立后，大陆上的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公元5世纪印度出现了一次向这些地区移民的新浪潮。人们推测，其原因之一是匈奴人对印度的压力。在大陆上的东南亚，中国文明的领地仍然局限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西藏，7世纪前半期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相互竞争，而印度文明占了上风。

尽管西藏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双方的中心地区都离得很近，但可怕的自然屏障把它与这些地区隔离开来。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来自双方的影响几乎都难以渗入这一地区。西藏于607年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也许是在效仿589年中国的重新统一。641年，藏王松赞干布同时迎娶了一位中国公主和一位尼泊尔公主。这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处于上升状态。639－640年间，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对紧邻西藏北部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征服。647年戒日王去世时，他的宫庭中正好有一个中国使臣。一个篡位者夺取了戒日王的王位，并虐待这位使臣和他的随从。于是这位使臣逃到尼泊尔，那时它处在西藏的宗主权下。应使臣之邀，松赞干布派兵进入印度，击败并生擒了篡位者，把他作为囚犯送往中国。但是印度文明却由于为藏语创造了一种印度式的文字而吸引住了西藏人。是这种文字而不是汉字被用来将大乘佛教的梵文经卷译成藏语，这样一来就在文化上把西藏紧紧拴在了印度身上。从此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西藏，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四十七章 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她对佛教的容纳

（220－589年）

正如我们在第35章曾谈到的那样，当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把垄断中华帝国官职的权力交给经过竞争性考试而被选中的儒生时，他试图向智能之士大开进仕之门。然而，结果却使得儒生官员们滥用手中的权力，获得了大量的私有地产。中华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和它的第二位创建者汉高祖刘邦，消灭了战国时代的领主贵族。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存在，他们就会与新建立的统一政府竞争，占有中国农民的”剩余”产品。只要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农业，农民的”剩余”产品就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在使自己成为大规模的土地占有者的过程中，汉武帝的儒生官僚们重新创造了一个臣民社会阶级，他们甚至有足够的力量向统一了的国家统治者挑战。

官僚地主势力的联合是可怕的。他们可以地租的方式将大部分农民的剩余产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而不是从政府的税收和徭役中得到它应得的份额。官僚地主在损害自己应尽的政府职责的情况下，追逐个人利益，造成公元9年西汉王朝的灾难。王莽试图维护帝国政府和农民的权益（他们利益一致，与官僚地主的利益相对立），但他失败了。东汉王朝不过是在西汉王朝的废墟上重新确立了这一体制。这一体制由于公元18－36年中国内乱中人口的减少而得以暂时存活，但是汉帝国固有的社会弊病最终也把东汉王朝带入了灾难。

东汉帝国于公元220－222年分裂为3个国家，这使得中国社会的弊病更加严重。由于连年的国内战争，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公元265－280年，中国重新统一。但是，新建立的晋王朝，显然象它的前任者们一样，未能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紧接着，它于290年陷于分裂。304年及其以后，北部中国为来自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蛮族军事集团所侵入和征服。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灾难并没有很快将中国压倒。

公元3世纪中国的形势，与同时代希腊－罗马的形势相似。就象地中海地区那样，中国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学说由于儒家官僚滥用权力而信誉扫地。他们对个人私利的追逐已经两度毁灭了帝国政府。2世纪末年，正当东汉王朝处于垂死的痛苦中时，少数智者对儒家学说感到厌恶而转向了与之竞争的道家哲学，民众则为寻求解脱而转向一种名义上归于道家的流行宗教。但是，由道教所激起和引导的农民起义为握有私人职业军队的军阀所粉碎。这些军阀成了”三国”的建立者。道家哲学的信徒们也使自己信誉扫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像儒家竞争者们那样滥用了权力，而是因为他们逃避应该承担的权力责任。他们宁愿退人琐碎的私人生活的享受中去。在采取这种消极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忠实于道家的传统。道家学说在其产生的战国时代，曾反对实际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它的理想是前文明时代社会的质朴和纯真。

无论在公元前4世纪或在公元3世纪，这一消极哲学都未能迎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中国在3世纪所需要的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在这一解决失败之后，能为失败者提供一个比道家学说更好的满足精神需求的避难所。5世纪时，鲜卑拓跋族最终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拓跋族是入侵的蛮族军事集团之一，他们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以魏命名的王朝。与此同时，在3世纪及其以后，中国的精神真空也为大乘佛教所填补，就象同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真空为基督教所填补一样。

自2世纪起，大乘佛教就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经由塔里木盆地渗入了中国的西北部。东汉王朝曾于公元73年再度占领塔里木盆地和位于药杀水上游的大宛。他们与贵霜人为控制中亚这些地区发生了冲突。贵霜人早在公元48年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贵霜帝国与东汉帝国的直接接触至少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世纪末叶，两个帝国各自丧失了自已的控制力时为止。直接接触的一个世纪，包括贵霜皇帝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公元120－144年）。迦腻色迦是大乘佛教的保护人。这时的相互接触并不总是敌对的。中国与贵霜的战争之路也是从洛阳到粟特的丝绸之路，以及反方向的从粟特到洛阳的大乘佛教传入之路。确实，中国与河间地区自公元前128年就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那一年，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在河间地区找到了贵霜人的祖先大月氏。

公元2世纪和3世纪，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的道路敞开着。佛教传教士们是热情的，他们预期的汉族皈依者在精神上则是饥饿的，因而对他们也是易于接受的。限制性因素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想、语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每一个世界内，有特色的思想、语言和文字都是紧密相连的。到这时，汉语已经成了一种不再发生曲折变化的单音节语言，传达这一语言的”字”已不仅仅是文字，而是中国人生活态度的贴切表述。汉字所表述的一切东西都显得简要而具体。但是，印度思想抽象而又冗杂，新梵语又是多音节而极富于曲折变化的，大乘佛教的经文最初就是由新梵语记载传达的。

据说，这些经文的最早翻译者们，曾竭尽全力。把梵文经文变成汉文词语，其结果不仅使佛教经文变了样，而且也使中国读者无法理解。2世纪末叶，在洛阳译经的一位翻译者是安息王子，我们只知道他的汉文名字是安世高。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是鸠摩罗什（344－413年），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塔里木盆地的库车人。那时，塔里木盆地的方言与梵语一样，届印欧语系。鸠摩罗什曾在克什米尔学习说一切有部佛教学说，又在喀什学习过大乘怫教。大约382年，他成了一支中国突袭部队的俘虏。他第一次被抓是在甘肃。401年，鸠摩罗什从甘肃到达了长安。随后的8年里，他在专业助手的帮助下，翻译了大量的经文。

另一些译经者是中国人。在5世纪、6世纪和7世纪，一些中国的取经僧侣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到达印度，在那里学习梵文，获得大乘经文的原稿，回国后又将这些原稿由梵文译为汉文。两位著名的中国取经者和译经者是法显（他于399－414年间出国云游）和玄奘（他于629－645年间出国云游）。他们在印度的游历，找们曾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及。

正是由于这些译经家，中国佛教徒逐渐获得了大乘佛教经文的汉文版本。汉文版本对梵文原有的含义进行了再加工。然而，在中国扎下根来，流传于民间的大乘佛教，实质上却是重新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类型。这些佛教种类之一的净土宗，宣扬通过相信菩萨和阿弥陀佛得到解脱。另一个宗派是禅宗（梵文是Dhyana，日文是zen），宣扬通过修行顿悟。这两个学派为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中国人所创建。与诚实谨慎的译经者们相比，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徒的修行至少与佛教思想一样，都是外来品。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不知道寺院，更不知僧侣为何物。道家哲学是中国固有的最接近于佛教的思想方法。道家不赞成文明的兴起，远离公众事务，但他们的观念不是来世的。他们所描绘的仅仅是从复杂的工商社会退回到远古村社小国寡民那种相对简朴的生活中去。然而，将佛教经文译成汉文的第一批译经者却大量引用了道家术语，因为汉语中缺乏其他能够比较近似地表述佛教思想的同义语。无论是道家哲学还是民间的道教，为了保存自己反对佛教，都开始借用佛教的概念和教会形式，这是因为佛教已经在中国确立。两种宗教一或两种哲学一之间的关系是既排斥又联系的。它们各自的信徒相互竞争，因为他们感到了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

土地所有制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和政府是至为关键的。显然，如果那时的中国不是恰好处于长期末能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困难时刻，佛教就没有多少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无法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带来的恶果，是政治上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蛮族入侵。从公元185年开始，在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处于一种受到惩戒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情绪中，他们比通常更易于寻求一种外来宗教以获得解脱。但在中国北部，只要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一出现转机，民间道数和儒生就会联合起来，发起遏制佛教的运动。应他们的要求，佛教组织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通过一个模仿儒家世俗行政机关的宗教官僚机构进行监督，而且，438年、446-452年和574-578年发生了灭佛运动。

4世纪的北部中国与5世纪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相比，政治的分裂，自相残杀的战争，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混乱，都更为剧烈。继西晋而建立的一些蛮族国家，就象继西罗马帝国而建立的那些国家一样，只有当征服者成功地吸收了他们臣民的文化时，才繁荣起来。在北部中国，无论是汉族农民或是汉族大土地所有者，都是顽强的。尽管为草原游牧族所征服，但他们抓住可耕地不放，并坚持耕种土地；尽管儒家学说因被废黜的儒生官僚地主滥用而声誉扫地，但儒学传统仍然在佛教的冲击下生存了下来。

可能是蒙古人种的鲜卑拓跋氏于338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在黄河向北大转弯的西北处建立了一个继西晋王朝而起的地方性国家。386年，拓跋皇族命名该王朝为北魏。到439年，拓跋魏已经消灭了北部中国的所有其他蛮族国家。5世纪上半叶，他们至少有5次设法入侵塔里木盆地。493-494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首都从山西北部的发源地迁到了洛阳。大约与此同时，他有计划地使他的部族成员汉化，并使部族首领的地位与北魏境内汉族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相同。拓跋氏的统治家族进行了强制性的汉化，结果则是北魏王朝最终未能实现征服南部中国的愿望，并导致了王朝的覆没和帝国的分裂。但是，中国北方于577年再次统一，并于581年由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所接管。隋文帝又于589年成功地征服南方，统一了中国。

虽然北魏王朝未能统一中国，但它却把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方法传给了隋和唐。485年，杰出的孝文帝向每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农民提供了最低的土地占有数额。他也建立了农民共同负责缴纳租税的组织。孝文帝没有进一步冒险确立大土地所有者地产的最高数额，但他至少制止了损害农民占有土地和帝国政府岁入的大地产的扩张。535年到581年，北魏王朝的后继者，通过组织受过训练的农民民兵，巩固了农民和政府的利益。中国北方农民地位的恢复是北南政治统一的序曲，也成为中国文明恢复活力的序曲。

于589年实现政治统一的中国，无论在人口的地理分布上，或是在资源的地理分布上，都与此前那个统一的中国大不相同。统一的中国于304年及其以后不断受到北方蛮族的入侵。中国文明的原有核心是在黄河下游及黄河西部支流的渭河流域，商代和西周，中国的疆域只达到淮河流域的北部边缘，不包括广大的长江流域的任何地区。然而，在随后的战国时代，居住于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东南山区的人民相继汉化，随后又逐渐在战国期间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中国的第一个政治统一者秦始皇，兼并了今天华南的整个地区及今天的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巩固了中国对于北越的兼并，只有越国的沿海岸的一块飞地仍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尽管如此，但甚至在原先的楚国和吴国的疆土内，文化上也一直是落后的，在这些国家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一直是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

开始于304年的蛮族对北方中国的侵扰，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向南方移民的运动和开发南方经济的运动。虽然北方的汉族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固守着他们的土地，有足够的力量使蛮族征服者汉化，并且最终统一全中国，但在304年至589年，仍有大批移民从北方向南方迁徙。317年，一位逃难的晋朝宗室公子在南方重新建立了晋帝国（东晋）。东晋处于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沼泽地和水网的保护之下。这些沼泽地和水网对于蛮族的阻碍，要比旧大陆文明中心另一端的环绕拉韦纳的小型沼泽和环威尼斯岛的泻湖有效很多。

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一旦具有排灌能力，便成为稻米的高产区。长江流域与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之间的分水岭两侧的地区，多为丘陵，有些地方多山。但整个南方降雨量丰富，居民不会因干旱而受得饥荒的威胁，这与中国北方，即使是肥沃的黄土地区居民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南方的本地人绝大多数易于屈服和同化，这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邻人也形成鲜明对比。罗马帝国的西北部行省具有与中华帝国南方省份同等的经济地位。西北欧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提供了大量肥沃的有良好灌溉条件的保留地，但是罗马人很难征服这一地区。而且，当罗马人最后抵御蛮族入侵者时，这一地区表现得更为顽强。从533年到561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上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但他的成功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其代价则是使地中海东部甚至更远的意大利变成一片废墟。

从317年到589年，中国南部为5个相继的王朝所统治。它们抵挡了北方的蛮族，并且维持了对于整个南方，甚至包括今天的北越的统治。589年，中华帝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重新统一。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无论是人口或是农业重心，都有着向南转移的倾向。南方的稻米开始取代北方的粟米和小麦，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供给统一帝国的首都，甚至供给中国所有的人口。

中国长时期的混乱和分裂，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丧失信誉，也没有阻止它向中国以外地区的扩散。304年及其以后北方蛮族的入侵，为朝鲜人提供了于313年摧毁汉族殖民基地的机会，那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前108年征服朝鲜之后设置在那里的。在朝鲜的西北角，这个殖民基地在整整4个世纪中都存在着。朝鲜本土分裂为3个国家，其中不包括南部海岸为日本人所占据的滩头堡。3个国家中最北部的高句丽于372年接受了中国式的佛教，并在大约同一年使它的行政系统中国化。

中心位于大和（位于主要岛屿本州的西南角）的日本帝国，公元3世纪时已经存在并正在向外扩张。或许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文化就已开始渗入和影响日本。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朝鲜人大量移入日本而强化。这些朝鲜人自称是汉人的后裔。无论他们是否真是汉朝时到朝鲜居住的汉人的后裔，他们确实随身带来了中国文明。早在公元5世纪，日本人就已开始了解汉字。那时，中国文明，包括佛教，经由朝鲜传入了日本。而且，在58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人选择了朝鲜形态的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589年以后，当政治上重新获得统一的中国恢复了汉武帝开创的行政体制时，日本人才开始借用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四十八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300－900年）

如同从约公元前400年至公元300年那个时期一样，这一时期中美洲的纪年体系多少是可信的，至少考古学家们对此持有一致意见。而对于相关的安第斯文明时期的年代顺序也同样持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对于从查文时代结束（约公元前400年）到印加帝国建立（约公元1438年）这段长达18个半世纪的安第斯历史的确切年代则仍然存有争议。放射性碳测定法（迄今为止测定的样本太少，所以很不可靠）将安第斯文明的”绽放”时期定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将其后的蒂亚瓦纳科时代定在约公元500年至1000年。依据地层学的测算则将”兴盛”时期定在约公元400年至公元1000年，将蒂亚瓦纳科时期定在约公元1000年至约公元1300年。本章同第39章都假定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大致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公元300年左右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正接近尾声，而蒂亚瓦纳科阶段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公元500年至公元900年之间。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阶段在约公元300－600年达到鼎盛。在这3个世纪中，蒂亚瓦纳科城持续保持繁荣，马雅型的中美洲文明不仅在中马雅地区而且在尤卡坦都扎下了根。特奥蒂瓦坎在这3个世纪中从文化上统治了马雅的3个地区–尤卡坦、中部地区和高地，甚至可以认为特奥蒂瓦坎对整个马雅地区还行使着某种政治控制。在公元600年前建于尤卡坦的”古典”马雅祭祀中心中有一个是座落在西尤卡坦的奥克斯金托克，该地建筑物就不是马雅的风格，而是特奥蒂瓦坎的风格。另一方面，同样也建于公元600年之前的座落在东尤卡坦的科班祭祀中心，就直接受到中马雅地区”古典”建筑的影响。

大约在600年，特奥蒂瓦坎突然毁于暴乱。（尚没有考古学证据能证明谁是破坏者），但我们可以猜想，同后来南墨西哥文明的破坏者一样，他们也是来自北墨西哥沙漠的蛮族入侵者。）在乔卢拉，可以从一座人造山的最初4个连续堆积层中发现特奥蒂瓦坎的影响，而后来的堆积层却具有它们自己独立的风格。乔卢拉离特奥蒂瓦坎比较近：在中美洲世界的边缘，特奥蒂瓦坎的影响大约于600年消失。乔卢拉也在800年左右遭到毁灭，该城的征服者被认为是北方的蛮族。

马雅并没有卷入从北方成功地征服乔卢拉和特奥蒂瓦纳的那场灾难。但到了9世纪，中马雅地区的”古典”城址也相继被废弃。其原因尚不清楚，这成了中美洲最大的历史之谜。虽然有证据表明特奥蒂瓦坎是经未知者之手用暴力毁坏的，但对于蒂卡尔、瓦哈克通以及中马雅地区”古典”时期其他许多宏大的祭祀中心被废弃的原因，尚找不到任何线索。在最引人注目的”古典”马雅艺术作品中有一批气势辉煌，但又使人毛骨耸然的壁画，它们座落在乌苏马辛塔河中游西岸，考古学家定名为”波纳姆帕克”的一个遗址上。这些壁画是在9世纪初绘成的，正好在中马雅地区开始废弃的前夕。

“波纳姆帕克”壁画描绘的场景是战胜者对战俘犯下的亚途式的暴行，这些壁画本身就表明中部地区的”古典”马雅社会是因为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恶战而自我毁灭的。但是，该地区被废弃的”古典”遗址并役有显示我们在圣洛伦索、拉文他、特奥蒂瓦坎和乔卢拉的考古学证据所证明的故意破坏的迹象。中马雅地区的证据否定了这些遗址是在9世纪被废弃的。关键在于竖立记年石碑的”古典”习惯在这些地方都相继中断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假设（虽然并不止这一个假设）是农民不再相信”宗教机构”担负宇宙工作的能力，特别是祈求雨神降足雨水以保丰年的能力。失望的农民可能切断了对”宗教机构”的粮食供应，拒绝继续履行维护和修整宏大建筑物所必需的繁重劳役。但是即便这一假说能说明中马雅地区”古典”遗址的废弃，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马雅风格的中美洲文明（以一种退化的、最终混杂的形式）能够在干旱多石的尤卡坦继续生存。

根据安第斯历史的两种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持续到公元500年之后。根据以地层学而不是放射性碳测定为基础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是从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大约与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同时代。由于本书暂时采纳了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年代体系，因而在第39章已经简述了安第斯文明的兴盛时期；在此我们必需要勾画蒂亚瓦纳科－瓦里时期的概貌，虽然很可能安第斯历史的这一整个阶段处在本章年代的下限之外。

同查文文化一样，蒂亚瓦纳科－瓦里文化也起源于高地（后一种文化的两支分别源于不同的高地地区）。后一种文化也从高地发源地传播到高地的其他地区以及沿海平原。这两种安第斯文化的另一共同点是它们的视觉艺术中都同样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看上去体现了一种具有传教使命的宗教。但有证据表明蒂亚瓦纳科文化依靠暴力强加给了秘鲁沿海地区，而在查文文化中却缺乏这种证据。蒂亚瓦纳科位于的的喀喀湖东南角的东南方约13英里的地方。它似乎是一个并不住人的祭祀中心。它那巨大的砖石建筑比同时代瓦里和古代查文的建筑更加宏伟壮观。蒂亚瓦纳科风格在蒂亚瓦纳科本地似乎在”兴盛”时期已经形成，虽然直到”兴盛”时代结束后它才传播到秘鲁其他地区。如果蒂亚瓦纳科文化向沿海的传播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那么这可能就是导致”兴盛”时期结束的事件之一。

第四十九章 先知和政治家穆罕默德

（约570－632年）

伊斯兰教是由天才人物先知穆罕默德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共同创造的。自从阿拉伯的骆驼被驯化之后，即在距穆罕默德的时代近2000年之前，阿拉伯半岛就一直没有断绝过商贾行旅的踪迹，来自北方毗邻的新月沃地的思想观念、制度习俗如涓涓细流不断地向半岛渗透。这种渗透的作用日积月累，到穆罕默德时代，精神力量在阿拉伯半岛的积聚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不过如果没有穆罕默德应运而生予以引导，这一精神力量也许并不会进发。反过来说，如果穆罕默德生在阿拉伯半岛的时代成熟之前，即使他再有远见卓识和决心勇气，都可能会无济于事。

阿拉伯半岛是一块次大陆，面积与欧亚大陆的印度半岛和欧洲半岛同等大小。但与这两个半岛不同，阿拉伯半岛气候干燥，只有西南角（也门和阿西尔）一隅的高原能接触到季风，这些高原与红海非洲一边今日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极为相似。穆罕默德的家乡麦加位于延伸到红海阿拉伯岸边的高原的较低处，正好处在季风范围之外。麦加并不是终年无雨，它有一眼终年不断的泉水，因而适宜人居住；但泉水的水量非常小，根本不允许麦加城的居民以农业或饲养家畜为生，而后一行业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是阿拉伯半岛四分之三的可居住地区居民谋生的唯一手段。环绕在麦加泉水周围的这个城镇社区必须要以贸易为生，而这种贸易又必须要有某种宗教约束的保护，以防止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在诱惑之下向城里的商队征收过重的通行税。

自从骆驼被驯化以来，也门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陆路一直保持畅通。这条交通要道经过麦加；当一座神庙（克尔伯）在麦加泉水的附近建成并取得声望之后，麦加人可以从一年一度的贸易集市中获取利益，那些兼是朝圣者的商人云集麦加的集市作短暂休息；他们完全不必担惊受怕，因为扰乱它将会亵渎神明。

虽然阿拉伯半岛的人口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稀少，但加在一起的总数却并不算少，因为半岛地域辽阔，无边无际的荒原从西部高原缓缓而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岸边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在阿拉伯半岛，直到20世纪当人类从地表之下开采出石油之前，大自然对人类一直都很吝啬。在此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居民，除了也门之外，始终免不了忍饥挨饿，当文明骑着骆驼向阿拉伯半岛缓缓渗透的同时，人口也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喷发。

闪米特语的各支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它们被来自半岛的移民人流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之外。一种也门人的闪米特语不知何时传播到了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阿卡德语传播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盆地，迦南语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接着阿莫里特语和阿拉米语相继进入新月沃地的两端；最后说阿拉伯语的移民又开始追踪早期说闪米特语的人的后尘。公元前8世纪，第一次载入史册的阿拉伯人离开阿拉伯半岛的大迁徙遭到了亚述人的阻拦。公元前2世纪，塞琉西的君主未能挡住阿拉伯人第二次的迁徙。到这一时期，阿拉伯移民已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永久居留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的大规模迁移以及后来11世纪的迁移波及到了整个肥沃新月地带和北非。今天，阿拉米语的分支、阿拉伯语在新月沃地的直接先驱–古叙利亚语在该地区几乎消失；起源于法老时期古埃及语的科普特语在埃及已经消失，只在宗教仪式中还在使用；在西北非，本地的柏柏尔语在阿拉伯语到达之后，则一直被局限在高原和沙漠的偏僻之地。

到穆罕默德的时代，思想观念和制度风俗流向阿拉伯半岛的势头也已很强烈。公元2－3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阿特拉和巴尔米拉的绿州及阿拉伯沙漠的最北端受到崇拜的三女神也传播到了汉志（阿拉伯半岛西北部高地）。犹太教最初可能是在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罗马－犹太战争之后由难民带来的，它在泰马、海拜尔和耶斯里卜（即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之”城”）的绿洲以及也门赢得了皈依者。基督教在也门也赢得了皈依者。公元6世纪，也门被吸引到东罗马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商业和政治竞争之中。大约在523年之前和528－571年，也门曾受到阿克苏姆王国的统治，阿克苏姆王国信奉基督教，后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卫星国。从约571年至630年，也门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在公元6世纪的最后25年中，驻也门的阿克苏姆总督曾试图进军麦加。

在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约570－632年）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爆发了两次最后的、并且是耗费最巨的战争。一次是在572－591年，另一次是在604－628年。每个帝国都征调阿拉伯人充当民防队员，部署在与敌对帝国对峙的边境上。波斯帝国阿拉伯边境地区的首府位于希拉赫，就在未来的设在库法的穆斯林阿拉伯军营附近。加萨尼阿拉伯王朝守卫着东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前线。在罗马－波斯战争中，阿拉伯人为交战双方充当雇佣军。他们不仅赚到了钱，而且也受到了军事训练并获得了作战经验。他们用一部分赚来的钱添置装备–如购买胸甲和驯养战马。饲养品质优良的动物是阿拉伯人的绝技；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骑在被驯化的骆驼背上谋生；在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马又载着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了卢瓦尔河、伏尔加河和药杀水。

所以，到穆罕默德的时代，黎凡特地区和伊朗的文明正从四面八方向麦加接近，穆罕默德本人就接触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当阿拉伯人不充当东罗马人和波斯人的雇佣兵时，阿拉伯人就作为商人和他们做生意。穆罕默德本人就曾被其未来的妻子、麦加一位女商人赫蒂彻雇佣，率领着商队来往于麦加和大马士革之间。他极有可能是在591至604年之间的和平时期从事这种商业旅行的。可以肯定，在波斯国王哥士娄二世开始入侵并成功地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麦加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变得很不稳定。穆罕默德首次接受到真主启示的经历发生在约610年。这时他已娶赫蒂彻为妻，在麦加成家立业。

穆罕默德的宗教经历采取了天使长哲布勒伊来显灵的形式。穆罕默德听到哲布勒伊来向他传达神谕，听到哲布勒伊来命令他将这些神谕转达给麦加城里的居民。起初，穆罕默德对这些经历的可靠性并不十分确信，执行起来有些顾虑。但是这些经历持续不断，而且命令的语气越来越强烈，因而穆罕默德最终还是相信和服从了。由穆罕默德转达的启示的核心是，只存在一个真主（安拉，相当于说古叙利亚语的基督徒用来称呼上帝的安拉哈）。一神论此时在阿拉伯半岛已很流行，正如公元4世纪初的罗马帝国一样，君士坦丁一世就在312年皈依了基督教。根据穆罕默德的教义，真主对于人首要的要求就是”顺服”（伊斯兰）。真主规定的戒律之一就是富人和强者要接济帮助穷人和弱者–比如寡妇和孤儿。当穆罕默德确信自己真正担负重要的使命之后，他就如耶稣一样，”以一个具有权威的人”的身份宣讲启示。

这些启示在麦加就同在拿撒勒一样受到欢迎。麦加当时是一个寡头统治的绿洲城邦。统治麦加的寡头古来氏部落与公元2－3世纪时的巴尔米拉的寡头一样依靠贸易为生。他们富有成效而又毫无怜悯之情地经营着私有的经济王国；他们知道自己商业上的成功依赖于他们圣殿的声望；他们担忧如果穆罕默德一神论的号召占据上风，万神殿克尔伯就会失去影响，麦加的贸易也会因为丧失必不可少的宗教约束而蒙受损失。古来氏人很可能还因穆罕默德不容置疑的权威语气而受到进一步冒犯。尽管穆罕默德也是古来氏人，但他并不是古来氏部落”权力机构”核心圈子中的成员。

穆罕默德冒着危险传教12年，他赢得了一些改宗者。这些人也遭遇到了危险，以至最终穆罕默德授权他们在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寻求避难。公元622年穆罕默德时来运转，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机。来自农业的绿洲国家耶斯里卜的使臣出人意料地邀请他移居耶斯里卜，接管该城的政府。耶斯里卜当时正因政治纷争而四分五裂，而耶斯里卜人自己又克服不了这些纷争。622年穆罕默德与一位同伴艾卜伯克尔逃离麦加。这两位逃亡者避开了追踪，到达耶斯里卜英明地承担起了自己的政治使命。耶斯里卜人对他的能力并没有判断错误。虽然当时穆罕默德的行政经验仅限于管理一个遭受迫害的小教派，但是他已证明自己完全能胜任新的时代。穆罕默德应邀作为耶斯里卜的统治者行使着更大的行政管理职权，他使耶斯里卜的两派互相和解，并让他们与追随他来到耶斯里卜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麦加人和睦相处。古耶斯里卜人中大多数的非犹太人似乎很愿意成为穆斯林，他们共同的新宗教成了联结当地人与难民的牢固纽带。

主权国家可以进行战争。穆罕默德既然已成为一个统治者，立即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麦加同胞宣战。穆罕默德的政治处境与遭到拘捕时的耶稣大不相同。耶稣是罗马帝国的臣民，如果他要成为反叛者，那他的反叛活动将会使许多犹太人丧生，而且也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穆罕默德却具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确实赢得了胜利；但是，他是作为一名统治者和交战的一方面取得成功的，这种成功对于伊斯兰教的后果就同君士坦丁一世改宗对于基督教的后果一样。它使得宗教与政治和战争缠绕在一起。

在耶斯里卜，穆罕默德要发动对麦加的战争显然处在有利的战略地位，因为耶斯里卜位于麦加与叙利亚的陆路交通要道上。穆罕默德劫掠麦加的海队，即便是在一年一度的休战期间也不住手。630年麦加投降之后，穆罕默德给他的古来氏部落同胞以宽厚的待遇。他对克尔伯神殿和朝觐大加利用，把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到632年他去世时为止，其政府的主权在整个阿拉伯半岛都得到了承认，势力远及南部边境上的游牧地区，这一地区的阿拉伯部落当时都效忠于东罗马帝国或波斯帝国。政治上臣服于穆罕默德国家的条件之一即是皈依伊斯兰教。但这在大多数场合都是敷衍了事的，麦加也同样如此。穆罕默德在622－632年之间进行的战争与同时代的罗马－波斯战争（604－628年）相比，规模实在太小，但在北部的一次大战和在阿拉伯半岛的数次小的战役，其综合作用的后果却是巨大的。

提供分享战利品的机会是穆罕默德使其成份杂乱的国家保持统一和效忠的手段之一。麦加人成了穆斯林社团掠夺欲望最早的牺牲品；但更有利可图的是抢劫耶斯里卜的犹太人部族以及后来的海拜尔犹太人。

穆罕默德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是”有经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包含信息和戒律的圣典。他们相信，穆罕默德也深信不疑这些圣典是上帝发布的启示。穆罕默德相信正降示于他的《古兰经》是真主最后的启示–是专门向阿拉伯人宣示、因而也是使用阿拉伯语的一部最终的启示。既然在《古兰经》以及犹太人的圣典和《福音》中，一神论都是启示的基本真理，穆罕默德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指望得到耶斯里卜已经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部族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如果穆罕默德指望耶斯里卜的犹太人仅因为《古兰经》是真主向说阿拉伯语的人降临的启示就放弃犹太教而改宗伊斯兰教，那他就太天真了。穆罕默德不可能不知道犹太人一直坚持不愿放弃犹太教而信仰基督教。

耶斯里卜的犹太人同耶斯里卜的异教徒一样，都没有响应穆罕默德让他们成为穆斯林的号召，但是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不圆滑粗心大意满不在乎。他们指出《古兰经》在提及《托拉》中的经文时犯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十分显著但又无关宏旨。对穆罕默德来说，这种冷言相拒显然对他造成了伤害。他的手段是野蛮的，与犹太人冒犯他的程度完全不成比例，而且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耶斯里卜的犹太人是少数派，同时又很富有。穆罕默德听任耶斯里卜社团中的穆斯林多数派不受约束地抢劫和驱逐耶斯里卜的犹太人。耶斯里卜最后一批穆罕默德的受害者甚至不被允许离境，即使他们除了求和已一无所有。他们不仅被抢劫一空，而且男人们还遭到屠杀，妇女和儿童则沦为奴隶。

因此，掠夺、战争和屠杀成了穆罕默德为伊斯兰教赢得胜利的主要手段。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虽然不太经常）也犯下过同样的罪行；在犹太教经典中，这些罪行被归结于摩西和约书亚。但佛数与基督教的创立者至少没有为其追随者树立这些坏的样板。

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

（633－750年）

当穆罕默德去世之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是否能生存下去似乎都存在疑问。阿拉伯人从穆罕默德的成功中得出了与穆罕默德本人同样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君士坦丁一世从自己在312年的股利中得出的结论也毫无二致。无论是在公元4世纪或7世纪，在印度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尚不存在无神论者，尽管当时或许有极少数有神论者关于上帝或诸神以及自然和行为的概念已不再那么原始粗糙。穆罕默德的皈依者和臣民相信穆罕默德的神安拉全能至大，但他们对伊斯兰教要他们履行的责任（如礼拜和施舍及完纳天课）却感到厌烦。穆罕默德死亡的消息在耶斯里卜和麦加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地区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反叛，反叛的领导人都是当地的男女先知，他们声称已为自己的人民赢得了安拉的恩惠。

这场反叛被耶斯里卜和麦加的联合部队成功地扑灭了。耶斯里卜人尽力要保住自己的绿洲成为帝国首都的特权。耶斯里卜凭借着它成为先知之城的地位而获得了这一特权。那些没有迁徙到麦地那的麦加人，尽力要维护麦加经济上极有价值的神殿和朝觐活动，而且穆罕默德已将它们纳入到伊斯兰教的制度之中。反叛者被精明能干的古来氏人战败。633年古来氏人就像他们的先行者巴尔米拉人在260年时的行为一样，证明自己能够胜任不熟悉的领域–领导政府、指挥战争和进行外交，正如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祖先的商业活动一样。633年保住了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国家的古来氏人中有一些是新近而且十分勉强的皈依者：新生的伊斯兰教国家最能干的军事将领哈立德?伊本?瓦立德和领导伊斯兰教国家的穆罕默德的第五任继承人就是其中的例子。即使这样，如果已故先知的哈里发（哈里发意为”继承者”）艾卜伯克尔没有为反叛者们找到代替反叛的有吸引力的另一种选择，麦加和麦地那的联合部队可能还不足以重新降服阿拉伯半岛的其余部分。

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根据伊斯兰教国家非正式的执政委员会（艾卜伯克尔即由该委员会选举的）的建议，艾卜伯克尔邀请反叛者调转武器，在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导下，进攻毗邻阿拉伯半岛的两个北方帝国。这两个帝国已精疲力尽地从604－628年罗马－波斯的殊死战争中脱身，它们很容易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联合部队攻击下的捕获物；尽管这两个帝国在自己的臣民看来经济上已经破产，但在阿拉伯人的眼睛中，它们仍然是一件可观的战利品。艾卜伯克尔在这方面从穆罕默德身上得到了指点。他向人们提供瓜分掠夺物的机会而谋求人们的效忠，而被贫穷困扰的阿拉伯人对掠夺有着难以满足的欲望。这种威逼与利诱的结合，成功地使阿拉伯反叛者从反叛转到对外征服。

伊斯兰国家征服的速度和范围令人吃惊。到641年穆斯林阿拉伯人已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巴勒斯坦和埃及。到637年他们从波斯帝国手中征服了伊拉克，并在651年征服了将东北部的梅尔夫都包括在内的整个伊朗。653年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前罗马和前波斯帝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臣民）在优惠的条件下向伊斯兰教国家投降。从647年到698年，阿拉伯人从东罗马人手中征服了西北非洲，在710－712年间，他们继续扩张，灭掉了西哥特王国，除了西班牙的西北角之外，他们征服了西哥特统治的全部地域，包括西哥特人在西南高卢残余的领地。与此同时在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和南旁遮普，并向北达到木尔坦。

在661至671年期间，阿拉伯人征服了托卡里斯坦（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该地曾经是厌哒匈奴从波斯帝国抢夺来的领土的一部分。这次征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伊斯兰教国家横跨在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中印陆路交通线上。706－715年，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了河间地带，该地曾是遭厌哒帝国劫掠的突厥草原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曾一度遭到挫折，但在河间地带他们恢复了进攻。他们象在西北非一样坚持了下来。739－741年他们最终征服了整个河间地带。但在另外4条战线上，他们受到无法克服的阻击。

阿拉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方面未能扩大他们对叙利亚征服的成果。741年他们在阿马努斯山一线停顿下来。阿马努斯的”马尔代特人”在阿拉伯人看来是”反叛者”，但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却是忠诚不二的臣民。677年阿拉伯人曾在黎巴嫩获得一个暂时的立脚点，他们此后曾将自己的边疆越过阿马努斯山，推进到托罗斯山脉，但是他们从未在这条线以外获得永久性的立足点。第五位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661－680年在位）认识到，为了征服小亚细亚和消灭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要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必须要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669年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支舰队，674－678年他的军队从海陆两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这次围攻成了阿拉伯人的一场灾难。东罗马的舰队装备了喷火器（”希腊火炮”）和发射这种火器的装置，由一位流亡的叙利亚技师负责操纵。717－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732年阿拉伯人进攻高卢失败。在到达卢瓦尔河之前，他们在普瓦捷受阻。737－738年他们在征服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哈扎尔的游牧帝国时再次遭到失败。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征服就这样达到了其极限，但这些征服迅速突然、范围广阔，其原因与汪达尔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完全一样。这些入侵者攻击的都是军事上已经虚弱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交通网又完好无损，使得入侵者可从中获利。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阿拉伯人得益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性论基督徒的立场。这些人并不对统治者的变更感到遗憾；萨珊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聂斯脱利教派对自己先前的伊朗主人也并不抱有真正的忠诚。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很快放弃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地位的战斗，尽管他们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民族，琐罗亚斯德教又是他们民族的宗教。在西北非洲，柏柏尔人对征服东罗马帝国属地的阿拉伯人友好亲善。柏柏尔人曾经是多纳图斯教派的骨干，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使得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居民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和卡尔西顿形式的基督教的小亚细亚，阿拉伯人受到了顽强抵抗，并始终被阻挡在外。在河间地带，阿拉伯人也遭到阻碍（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那里的居民当时都是大乘派佛教徒。亚历山大在河间地带也曾遭到过顽强的抵抗。在呼罗珊和托卡里斯坦（以前的安息和大夏），当地的伊朗居民对阿拉伯人以礼相待，就与他们在大夏的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后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的情形一样。在所有时代，毗邻欧亚平原的广阔世界边疆地区的所有居民，在防范游牧民族方面都有着共同利益。

阿拉伯人的征服还得益于《古兰经》的一条训戒。该训戒宣称如果”有经人”服从伊斯兰政府，同意交纳一笔附加税，他们将得到宽大和保护。这一训戒的好处从犹太人和基督徒延至琐罗亚斯德教徒，最后还惠及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将在非穆斯林臣民中征收税收的工作交给现有的当地税务官掌管。在先前萨珊王朝的版图上，这些税务官叫德赫坎（乡绅）。这些官员们用希腊文或钵罗钵文书写的帐簿，一直保存到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阿布杜拉?马立克把它们改成阿拉伯语，他的继承人瓦利德一世在埃及终止了官方使用科普特语，先前科普特语一直是与希腊语并用的。但是当地的税务官员，虽然现在他们必须要在工作中说阿拉伯语，却获准保留了职位，他们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取代。

守卫伊斯兰国家属地的阿拉伯人驻军分布在各个兵站，有些兵站位于边境，有些兵站则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南部边缘的交界处。大多数兵站都是新设的，全部在城外或城市附近。虽然阿拉伯人的兵站吸引了非阿拉伯人的定居者，但在伊斯兰教帝国史上的最初阶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很少，伊斯兰教的传播远远落后于伊斯兰教国家版图的扩张。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在各个属地，改宗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强制，而且也并不受到真正的鼓励。

驻守在各个属地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驻军并没有传教士的热情。他们对待自己宗教的态度很像继承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国家中的阿里乌派基督教大师的态度。他们把宗教当作一种民族标志来佩戴，用来把自己与臣服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居民区别开来。对于伊斯兰帝国的臣民来说，改宗伊斯兰教在经济上颇有吸引力，是可能获得穆斯林”统治集团”相对优惠的纳税人地位的一种途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税赋较轻，伊斯兰的财政部反对人们改宗伊斯兰教，而且在发生改宗之后，仍力图宣布它在纳税方面的作用无效。747－750年的内战，就是改宗者用武力对自己权力的维护：他们要求享有与生来就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这场内战中，除了在西北非的西端和西班牙，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在各地都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了。这次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位于伊拉克库法的阿拉伯人兵站，但是起义最先是在呼罗珊爆发的。在呼罗珊地区，改宗者人数特别多，他们与当地阿拉伯士兵一定居者的社会融合已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然而，最早对反叛的鼓动作出响应的呼罗珊人却不是当地的伊朗人，而是一群定居在当地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对在倭马亚人统治之下自己地位的下降而愤愤不平。

747－750年内战的表面问题是王朝的更替，它实际上是一场争论中的偶然事件，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穆罕默德政治地位继承问题。穆罕默德本人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他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他和妻子法蒂玛是穆罕默德最近的亲属。如果阿里能成功地使其主张为人接受，那伊斯兰教的哈里发职位就成了穆罕默德家族的特权。这和耶稣死后犹太人基督教社团的领导权成为家族事务一样，当时接任社团领导的是耶稣之弟雅各而不是耶稣的亲近使徒彼得。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管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职责是由一个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承担的。在选举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之时，该委员会忽略了阿里，而使他一连三次感到失望。在第三次空位时，阿里获得了任命，但结果却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能胜任。661年阿里被刹杀后，穆罕默德的政治遗产被穆罕默德最激烈、最不可宽恕的古来氏敌手之一的儿子穆阿威叶一世所夺取。

穆阿威叶一世的母亲名叫希恩德。与穆罕默德的结发妻子（他先前的雇主）一样，她也是麦加的一位女商人。希恩德和她的儿子穆阿威叶与穆罕默德并不沾亲带故，除非所有的古米氏人都被认为是血统相同。穆阿威叶在同龄的古来氏人中是最能干的一个。阿里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阿里和儿子侯塞因（即穆罕默德的外孙）都惨死于暴力。穆阿威叶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一王朝于601－750年在巴格达、于756－1031年在西班牙行使统治。但是倭马亚王朝从未成功地赢得对其合法性无可争议的承认。

因而，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穆罕默德一死立即出现了一个裂缝。这一裂缝从未合拢过。最热情地投身于747－750年反倭马亚王朝革命的人就是忠诚于阿里及其继承人的人。但是阿里党人在这一时期同样遭到挫折，情况与阿里在其短暂而又不幸的哈里发任期（656－661）内没有什么两样。有”屠夫”之称的艾布?阿拔斯749年在库法成功地被承认为哈里发，取代了叙利亚的最后一任倭马亚哈里发迈尔万二世。与倭马亚人不同，艾布?阿拔斯是阿里和阿里堂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员，但他不是阿里与其妻子法蒂码的后裔，而是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而阿拔斯同倭马亚家族的阿布?苏富扬及其子穆阿威叶一样，都是最后一刻才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

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

（628－726年）

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向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同时发起挑战时，他们激起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东罗马帝国进行了抵抗，并且生存了下来，尽管生存空间有所缩小；而波斯帝国却屈服投降，最终解体。不过，尽管方式不同，波斯人和东罗马人还是在考验自己的共同经历中恢复了活力。

阿拉伯人的琐罗亚斯德教臣民比他们的各种教派的基督教臣民更乐于和更迅速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派最后沦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少数派，仅限于几个孤立的飞地之中。一小批移居到伊朗西部的难民仍然保存着琐罗亚斯德教。钵罗钵语（中古波斯语）的单词是由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但却当作表意符号来表示对应的波斯语单词。琐罗亚斯德教的礼仪和经典一直使用这种书写波斯语的笨方法，但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却采用阿拉伯字母、依照字母顺序来书写波斯语，并在波斯语汇中融合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这些改系者为未来的行政官员和诗人们创造了一种新波斯语。

东罗马帝国仍然保存了它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小亚细亚领土，并且以海峡尽头的君士坦丁堡作为桥头堡。塞浦路斯在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通过条约获得中立，但包括从克里特岛到巴利阿里群岛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岛屿仍然操诸于东罗马之手。尽管东罗马政府实际上未能控制它在西北非占领的海岛，但它并没有丧失西西里岛和威尼斯湾中的小岛；而且，在君士坦丁堡以西的欧洲大陆，它仍然维持着一连串的沿海据点，这些据点从塞萨洛尼基一直向西延伸到拉韦纳和罗马。

公元前5世纪时的西西里和公元6世纪末叶前的小亚细亚，希腊语已经完全取代了本地的非希腊方言。东罗马帝国在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曾经说拉丁语的居民，最初被十丁抽一地征入东罗马军队，后又被多瑙河对岸的蛮族入侵所淹没。这些入侵开始于公元3世纪，7世纪时达到高潮，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内陆都被斯拉夫人定居者永久占据。这些人甚至还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在北方，残存的拉丁语居民躲进了深山，沦落为散居在外的牧羊人（弗拉克人）。

斯拉夫人定居者赶走了大批的东罗马公民，但他们对帝国本身并不构成军事威胁。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斯及其他沿海城市的城墙挡住了斯拉夫人。居住在这些城市附近的新的斯拉夫人农村居民在政治上尚未统一。他们形成了许多分散的小的”斯拉维尼亚”，并且处在东罗马帝国的支配之下。只要东罗马帝国还有多余和必要的军事力量，它随时可以征服他们。这一形势在680－681年发生了不利于东罗马帝国的变化，当时一支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人（前匈奴人）被臣服于说突厥语的草原帝国的哈扎尔人向西驱赶，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岸一带。保加利亚人是欧亚平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既擅长于驯养动物，又是治理人类的专家。在制服了最近的”斯拉维尼亚”之后，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国家，并成为这一国家的统治阶级。保加利亚人到达巴尔干半岛开始了保加利亚国与东罗马帝国争夺对内陆”斯拉维尼亚”政治控制权的竞争，这些”斯拉维尼亚”正听天由命地等待着被具有实力的任何一个强国占领。

这些人口迁移和统治权变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希腊语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民族语言：现代希腊语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而古雅典城邦的共同语则成为卡尔西顿派（别称正统派或大公派）基督教会的公共管理和礼拜仪式用语（只在帝国境内残存的部分拉丁语地区是例外）。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罗马一直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330年建成后的最初2个世纪内也同样如此。但是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只通用希腊语。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仍然信奉同一种教义，但两者之间的语言障碍已经开始出现。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在受到了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基督教教父们的推动。本书第45章已经提到了凯撒利亚的圣巴西勒将帕科米乌斯的集体修道制引进希腊语世界。圣巴西勒、他的兄弟尼塞的圣格列高利和他们的朋友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都出身于小亚细亚边缘地区富有的上等阶层家庭。这一地区4世纪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仍然使用一种非希腊语的本地语言。巴西勒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曾在雅典大学学习，并见到了未来的皇帝尤里安（与他们一样，尤里安也生长在小亚细亚内地）。这3位卡帕多西亚的教父用2世纪非基督教的所谓”高级文化修养的”演讲所使用的新雅典希腊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著作。这些卡帕多西亚基督教父的希腊风格比尤里安更为优雅；而且与尤里安不同的是，他们作品的素材无瑕可击。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被后来描写世俗和宗教题材的希腊语作家当成了典范。对这些卡帕多西亚教父们著作的赞美和模仿，阻碍了现代希腊语在文学中的使用，尽管这种语言到7世纪时已成为希腊语世界的流行语言。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叙利亚在政治上脱离了东罗马帝国，但自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持续地改宗基督教后，叙利亚文明就一直影响着希腊文明。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并没有在文化上拥有对说叙利亚语的宗教同伴的优越感。在基督学争论开始在神学上和政治上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彼此疏远之前，希腊人从叙利亚那里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赠礼。拜占庭风格的音乐和礼拜诗歌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共同财富，其创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叙利亚犹太人作曲家罗曼努斯（约480－550年）。罗曼努斯的赞美诗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语写成的，但节拍和旋律却是叙利亚式的，对于希腊语诗歌和音乐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前面已经提到叙利亚的工匠为东罗马帝国装备了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从而使东罗马帝国在674－678年免于毁灭。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也是一位具有叙利亚血统的人。利奥正好在保卫君士坦丁堡，抵抗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围攻（717－718年）的时刻成了皇帝。受到削弱的东罗马帝国成了说希腊语的地区，但它通过吸收优秀的非希腊语成份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命力。利奥三世建立了一个叙利亚王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父亲是亚美尼亚人，担任过东罗马帝国在西北非行省的总督。在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深入到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帝国领土之后，帝国大为减少的人口便得到了大量的亚美尼亚和叙利亚难民的补充，这些难民宁愿作为卡尔西顿教派生活在东罗马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不愿意作为一性论教派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之下。

对东罗马帝国来说，7世纪是一个差不多从未断过麻烦的时代。602年的兵变和皇帝莫里斯的被谋杀使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604年，波斯人开始侵犯帝国的亚洲行省，而来自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斯拉夫民族大迁移又席卷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腹地。当阿拉伯人在633年发起进攻时，帝国还来不及从604－628年东罗马人与波斯人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烈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这次进攻的高潮是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刚刚度过，欧亚平原上的游牧民族保加利亚人又于680－681年在多瑙河南岸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一系列灾难造成的帝国人口的锐减竟为经济恢复扫清了道路。

这次经济恢复采取的形式和中国5世纪时华北的经济恢复一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与大地主和帝国的税吏抗衡。在5世纪时的中国，我们有北魏孝文皇帝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记载；在7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的证据是据认为是在7世纪末颁布的一部《农民法》。这部法律显示农民正在耕种荒地，修建水磨。我们可以断定，农民还没有因赋税负担太重而减少自己土地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断定，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大地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霸占所有无主土地的程度。无疑，就同在中国一样，东罗马帝国的大庄园并未消失，但是，以牺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庄园的扩张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纪的华北，农民被武装起来，参加训练，担任民兵。在7世纪结束前的东罗马帝国，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产品而维持的农民民兵则逐渐构成了帝国军队的主体。我们发现这支民兵组成为4个军团，这些军团的名称表明它们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为了守住帝国的核心，它们甚至不惜将守卫帝国外围领土的任务交给当地人自己解决，而集中驻守在小亚细亚。这些军团在小亚细亚腹地建立的拓居地，无疑成了重新移居这一地区的第一步。各军团司令后逐渐成为其部队驻守地区的行政长官，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省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废止，它们只保留在帝国的教区地图上。这些军团和相应的行政区后被称作锡玛塔（这一名词可能意指东罗马官方簿记上的”登记处”或”登记项目”）。从642年开始，小亚细亚饱受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这种动乱不休的状况有利于受到训练的武装农民。农民可以守卫地们分得的土地；而敌人的抢劫则使帝国的税务官逃之夭夭，并使大农庄园成为对富人无利可图的投资。对于东罗马的农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税务官或积聚土地谋利的投资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还是危害较小的祸害。在小亚细亚就同在中国一样，只要农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土地，社会就能持续不断地复苏。

第五十二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634－756年）

634－756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域中心继续向西北移动，这一趋势成为基督教世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法兰克王国在高卢的崛起，从政治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它的缔造者克洛维以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的方式对基督教的皈依，以及罗马教廷对不列颠领土的获得，从基督教会自身的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在这些年代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努尔夫家族的统治下，法兰克王国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阿尔努尔夫家族（回溯加洛林家族便知）在墨洛温王朝扮演着宫相（宫中的主要行政官员）的角色。在这些年代中还可以看到，教皇统治的基督教会权威在不列颠诸岛更加巩固，并不断扩大它的地理范围，而且通过英格兰传教士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扩展到了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在同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农业中心（在这一时期，这个地区与当时任何地方一样，农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从地中海西部沿海地区向北移动。

这个地区是地中海式的气候，并不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除了几块比较肥沃的地区，例如，尼罗河冲积地带、底格里斯河冲积地带、幼发拉底河冲积地带，以及印度河冲积地带，或者象地中海及其回流–黑海的北部腹地。迦太基及后来罗马的农学家运用科学手段使地中海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潜力得到挖掘。而且他们的工作无论在西北非，还是在南部西班牙，都没有因阿拉伯人的征服而被搁浅。另一方面，建筑师、造船的工匠、伙夫这些人为了弄到烧浴室的燃料不断地对地中海地区较易进入的森林滥砍乱伐，使森林资源耗毁殆尽。这种大规模的砍伐不仅造成这个地区木材短缺，而且还使森林变成了荒山秃岭，减少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用地和牧场面积。然而，北欧仍拥有大片森林，而且即使这些森林都被砍伐光了，当地的气候、自然地理条件也会对这片土地加以保护，不致于使地表裸露。

罗马帝国先吞并了波河流域，接着又吞并了阿尔卑斯山北面的大片领土，这样就把西部地中海流域北部腹地的大片可开发的肥沃土地划入希腊–罗马的文明版图。为了开垦这些土地，早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便已开始发展农业技术。其中，关键是要发明出一种新犁，比原先耕作软土地时使用的那种犁，在功率和效率上都要提高一步。

然而，在农业技术发展的现有水平上，北欧的农业产量仍不可能超过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地区麦田、葡萄园、橄榄园的丰收对北部蛮族产生了极大的经济诱惑力。他们在身后匈奴人的驱动下，沿着莱茵河突入罗马境内，接着又践踏了西班牙和西北非。无疑，他们本也可以占领埃及和伊朗的更为富饶的灌溉地区，然而，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一直牢牢控制着埃及和伊朗，使得北部蛮族始终无法染指。到了7世纪，扩张的穆斯林阿拉伯国家夺得了这两个财源。

同时，高卢到卢瓦尔河南部这一地带对法兰克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6世纪和7世纪，墨洛温家族成员在对法兰克王国连续不断的瓜分中，任何有资格的人除了他在北高卢的份地外，还可以在米迪地区得到一块份地。高卢是法兰克的主要拓居地，因而成了它的力量中心。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农业。罗马人首先得到北高卢和不列颠东南部、中部的肥沃土地；接着，前罗马领土上说日尔曼语的野蛮的拓居者又夺走了这片土地。如果说日尔曼人和阿拉伯人对前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占领导致了农业倒退的话，那么，这也只是暂时的。北部地区土地资源的连年开发，尚未产生任何惊人的成果，然而，它的意义却是深远的。因为这片新土地拥有广阔的范围和很高的潜在生产力。

基督教会领地的重心和罗马教廷道德－政治的势力范围，在634－756年间，也同样向西北移动。穆斯林阿拉伯人对西北非的占领，对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的占领，对比利牛斯山脉和罗讷河口之间高卢地区的地中海沿岸的占领，并没有夺去教皇对这些地区基督教臣民的管辖权。但在伊斯兰教统治下，西北非的基督教，象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一样，由于皈依伊斯兰教而失去了信徒，而且比基督教在从前的西哥特王国或在黎凡特地区的肥新月沃地失去信徒的速度更快。西北非的基督教会，自从多纳图斯教派信徒与天主教徒绝裂后，一直屡遭不幸，却为维护教皇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威扫清了道路。基督教在西地中海的北部地区生根之前，已在西北非广大地区根深蒂固。只要西北非教会还能保持团结向上，它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罗马基督教会的至尊至上。

另一方面，东罗马帝国政府大约在732或733年，给予罗马教廷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把意大利的”靴尖”、西西里和整个东伊利里亚从罗马教廷手里移交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并把西西里的原属圣?彼得教产的岁收从教皇手中转进了帝国国库。但在东罗马帝国政府看来，对教皇的这种经济上的惩罚，并不能弥补政府在亲自处罚教皇格列高利二世和三世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无能。717－718年，为了抵御阿拉伯人，保卫君士坦丁堡，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强征附加税，以解决军费开支，结果遭到了西部臣民的抵制，格列高利二世竟公然反抗利奥三世，支持臣民的抵制运动；接着，臣民又抵制利奥在726年发布的关于禁止教堂放置画像的命令，格列高利二世再次与利奥作对，支持臣民。教皇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和他的继位者格列高利三世（731－741年）相继革除了那位利奥三世在君士坦丁堡任命的软弱顺从的主教的教籍。这2位教皇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在教会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从基督教会已失去的土地和岁收来看，教皇统治还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东伊利里亚的内政如今已操诸于教皇和皇帝都鞭长莫及的异教徒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但东伊利里亚仍包括塞萨洛尼基、基克拉泽斯和克里特。

就在罗马教廷丧失东南部领土之前，它便已经在西北部获得了领土。634年，诺森伯里亚王国－罗马帝国在太不列颠最北端的英格兰的后继国，已被爱尔兰教会从罗马教廷手中抢走。它在664年又被罗马教廷重新夺回来。继罗马教廷在英格兰取得这次胜利后，在8世纪，苏格兰、威尔士、布列塔尼和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相继归顺了罗马教廷。669－690年间在英格兰，流亡的希腊僧侣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重新组建了罗马天主教。狄奥多尔曾被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本尼狄克式的禁欲生活已在7世纪的英格兰根深蒂固。在诺森伯里亚地区贾罗的那座本尼狄克式修道院，有一名叫比德的僧侣，他于731年出版了著名的《英格兰人教会史》一书。

690年，一位诺森伯里亚的英格兰僧侣威利布罗德－克勒门特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了欧洲大陆，到了弗里西亚。其后，在716年左右，一名西撒克逊的英格兰僧侣温弗里德－卜尼法斯受教皇保护，在图林根、黑森和巴伐利亚等地作为一名传教士开展活动。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宫相为威利布罗德和卜尼法斯提供了政治庇护。741－747年间，经奥地利（东法兰克）宫相卡洛曼提议，卜尼法斯在罗马范围内重新改革组建了法兰克教会。但在法兰克政府里，卡洛莫和他的继承者们像东罗马皇帝一样，小心翼翼地不敢对其管辖下的基督教机构说三道四。

不过，加洛林王朝和教皇统治觉得有必要相互支持。自687年以来，加洛林家族事实上已成为法兰克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想获得法律上的认可。750年，丕平三世”矮子”请求教皇来裁决这个问题。751年或752年，他怀揣一位教皇给他的、正合他心意的祈祷文，召集法兰克人集会，这次集会废黜了有名无实的墨洛温国王，选举丕平为国王。丕平的当选，通过卜尼法斯举行的涂圣油仪式而确定下来（这种仪式摹仿于《旧约全书》中所记载的古以色列人的习俗）。同时在751年，当教皇扎迦利正要对丕平的请求作出满意答复之际，伦巴德人已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前沿阵地拉韦纳。

东罗马人不可能重新占领拉韦纳，并且也未做这样的努力。第一次征召他们的武装力量是为了保卫帝国的本土，以抵御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侵袭。很明显。伦巴德人现在正随时可以占领罗马，除非教皇能找到一位代理人，这位代理人所能提供的军事援助，从某些方面而言，连君士坦丁堡也不再能提供。至今，教皇统治还没有在政治上把它自身同东罗马帝国分离开。而在753－754年间，教皇司提反二世或三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请求丕平军事干涉意大利。在754年，他亲自为丕平行涂圣油礼，同时还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未来的查理大帝）和卡格曼举行了徐圣油礼。在755年和756年两年里，丕平两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击败了伦巴德人，除了阻止他们占颌罗马之外，还迫使他们最终放弃拉韦纳四周的前罗马领土。尽管君士坦丁五世皇帝请求丕平归还这块土地，但丕平并未使他如愿，却把这块领土献给了教皇。

第五十三章 东亚

（589－763年）

从589年开始，中国享有了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统一、强盛和繁荣。这与此前开始于185年东汉政权崩溃的分裂和灾难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9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这是自304年蛮族入侵北方以来的第一次。统一之后，重新采用了汉武帝通过考试儒家经典征募帝国行政人员的体制。统一后的中国，重又向本上边界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成于北魏孝文帝为每一户农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额的土地。他的后继者则通过组织农民民兵扩大了这一划时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运用这个手段征服了中国南方，并于589年实现了南北方的合并。农民民兵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626－649年在位）．得以征服中亚。北魏和它在北方的后继王朝并未冒险去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隋朝却于589年以后这样做了。他们规定了大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其数量与占有者的身份等级相一致。无论是隋还是后继的唐，都没有没收大地产。毫无疑问，限制大地产的规模，保证农民占有最低限额的土地，只是一个从来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据记载，在唐朝初期，帝国岁入的五分之四仍来源于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很显然，8世纪几乎使帝国倾覆的灾难，正是帝国政府在8世纪上半叶不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结果。

这种情形的出现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由于628年重新确立了国内的法律和秩序，致使农户数量增加。虽然南方的开发和北方向南方的移民仍在进行，但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却远远地无法满足为他们提供最低限额的土地。第二个原因是隋朝恢复了通过考试征募文职官员的制度。新的儒家官僚集团，表现得象他们西汉时（汉武帝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前辈们一样。官僚们为了获得土地，再次利用了他们的官职。这使得可供农民保有最低限额土地的数额大为减少。这也引起了新兴的大部分兴起于南部和东部的儒家官僚地主阶层与西北地区的旧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旧的大土地所有者衍生于汉代官僚地主的后裔和304年及其以后蹂躏北方的蛮族入侵者的后裔之间的互相通婚。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努力阻止和扭转这些不利因素的发展，但未能成功。各种灾难于751年开始降临在帝国身上。

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它几乎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一样短命。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就像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秦始皇那样肆无忌惮，其对于臣民的勒索繁重而令人难以容忍，结果激起了埋葬隋王朝的大起义。中国因此而陷入了12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617－628年），直到新的唐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和秩序。唐朝象汉朝一样受益于被推翻的前一朝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实际上恢复了被推翻的体制，但采取了比较温和圆滑的方式，从而不致引起强烈敌对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使隋朝皇权落地。

隋朝最繁重而又不得人心的公共工程是大量强制征发丁壮开凿大运河。隋朝创造了大运河。它起于长江以南东部沿海的杭州，最初修成的一段使长江与洛阳附近的黄河相联接。隋炀帝又增修了一条流向北方的支流。正是沿着后来修成的大运河北段，军队和物资被运往隋炀帝在朝鲜北部的战场。在没有铁路和飞机的时代，大规模的开凿运河，对于连接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大河流向都是由西向东，需要运河承担由南到北的水路运输。结果，当唐代的宫廷和中央政府机构变得臃肿庞大时，其隋朝先辈们开凿的大运河不失时宜地把南方的大米运到了首都长安。长安位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是隋朝在与西汉首都长安毗邻的地方建立的。

隋炀帝向北开挖的大运河支流，并未能使他征服朝鲜三国中最北部的高句丽。唐朝在新罗的帮助下，成功地于660年攻克百济，于668年攻克高句丽。新罗随后将唐朝军队逐出朝鲜，统一了整个朝鲜，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统一的朝鲜在名义上接受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方面，政治统一也给朝鲜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汉化，并使佛教得以发展。

中国的重新统一晚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民族的重新统一。552年，突厥建立了一个草原帝国，其规模与公元前2世纪匈奴建立的帝国相当（匈奴人和突厥人都讲突厥语方言）。突厥草原帝国于581年破裂，唐太宗于630年征服了东突厥。637年，汉族和畏兀儿人（也是一支讲突厥语的草原游牧民族）协力彻底摧毁了西突厥。尽管如此，此时的中国却不得不认真对付吐蕃，而且，阿拉伯人也已经走上了战争之路。

607年，西藏获得了政治统一。在吸引西藏进入自己的文化轨道的竞争中。中国文明不如印度文明成功。然后，吐蕃与中国争夺对于塔里木盆地的控制。661－671年，阿拉伯吞并了吐火罗。所以，唐代就象西汉时一样，中国在陆上向印度和西南亚的推进受到了挑战和限制。然而，中国向西推进的短暂的军事行动再次打开了西方文化进入和影响中国的道路。中国的佛教徒仍然通过陆地或海洋与印度的佛教徒发生联系。琐罗亚斯德教大约于525年在中国取得了立脚点，有记载说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传教士于635年在长安传教，摩尼教似乎在7世纪结束之前就已传到了中国。哥士娄一世吞并吐火罗之举，肯定是促使萨珊波斯帝国境内的这3种主要宗教在几乎整个6世纪向东扩散的原因。此后，阿拉伯对萨珊帝国的征服，肯定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向东方的扩散，因为，毫无疑问，阿拉伯的征服引起了难民向东方的流动。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们都醉心于佛教。也都容忍了其他的外来宗教。然而，儒家经典的复兴和儒家重新建立帝国行政机构的实际目标，却使得儒家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所有的，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的运动。

同时，在唐代初期，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方面，长安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但是，初唐的中国视觉艺术和诗歌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彩陶图案生动地反映了日常生活。诗人李白（701－762年）与杜甫（712－770年）与倒霉的玄宗皇帝是同代人。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5世纪时，日本国向中国南方的一个王朝派遣了使者。607年以后，常有使者被派往长安。608年，隋朝的一位使臣陪同日本使团回国。646年，日本国政府引进的（至少在名义上）行政制度，包括向农民授田，都是对中国的效仿。710年，日本在奈良建立的都城，实际上是缩小了伪长安的翻版。日本和朝鲜效仿中国，显示了中国的威望。但是，8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灾难。751年，阿拉伯人在大宛北部即今天苏联中亚的塔拉斯河畔打败了中国人，其成为中国对塔里木盆地以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的终结。同一年，泰族国家南诏（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击退了汉人的进攻。泰人和朝鲜人、日本人一样，模仿了唐朝的制度。这使他们得以建立国家，保存自己，甚至反对统一的中国，并可能最终采取攻势。这是一件怪事，因为在此以前，长江以南的蛮族表现得很容易为汉族人征服和同化。755年，出身于粟特突厥的将军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直到763年才被平息，结果是人民和土地均遭到蹂躏。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764年中国的人口比754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第五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

（750－945年）

750年的革命改变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性质。从633到750年，这个国家一直听任享有特权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占支配地位，他们统治了大量的非穆斯林臣民和为数不多但却不断增加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支配地位”现已被仍然是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穆斯林的”支配地位”所取代。但是它已成为一个包括各个民族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一伊斯兰教共同体（乌玛）还有可能是普世性的。它可以进一步包括伊斯兰教国家的所有居民和整个人类。750年阿拉伯人”支配地位”的放弃在813年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在这一年第五位阿拔斯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之子马蒙尽管已经继承了帝国的伊朗部分，但仍然出兵吞并了由其兄弟阿明继承的，居住着绝大多数阿拉伯居民的帝国的西部领土。

对于伊斯兰教国家来说，结束伊斯兰教共同体与阿拉伯民族的同一性，其代价是将政府转变成萨珊波斯人的专制形式。阿拉伯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不仅阿拉伯的游牧部落是这样，而且在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在驻扎着占领者的阿拉伯部落民的各地兵站中定居的阿拉伯人也同样如此。希腊编年史家狄奥凡（写于约810－813年）把伊斯兰教国家的元首称作”议事会主席”。这一称呼准确地描述了最初4位哈里发的地位。他们的倭马亚继承人在与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的关系方面也并不是专制君主。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赖于阿拉伯人的支持。阿拉伯人派性极强，动辄发怒。他们必定受到了倭马亚家族的穆阿威叶及其继承人的调教和劝诱。阿拉伯人地位的下降，免除了对阿拔斯家族行使权威的约束。在非穆斯林面前，非阿拉伯穆斯林现在赢得了与阿拉伯人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并未继承随意对待政府的特权（阿拉伯人自己也失去了这一特权）。

阿拉伯语并未随着阿拉伯人的地位而下降。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之下，阿拉伯语继续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官方语言，当然也是阿拉伯诗歌的语言，虽然阿拉伯诗人和阿拉伯语法的学者现在并不一定都是具有阿拉伯血统的人。813至833年间担任哈里发的马蒙，依靠伊朗人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但他推动了将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工作。这些著作有些是从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的，有些是根据现有的从希腊文译成古叙利亚文的译本转译的。到7世纪末，伊斯兰教国家的非阿位伯人官员已必须要掌握两门语言。9世纪时的翻译家就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的。这种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即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哈兰。该城一直到9世纪还保存着一种希腊化形式的前基督教和前伊斯兰教的巴比伦宗教。另一渠道是位于胡齐斯坦（古埃兰）的容迪沙普尔，它是由萨珊王朝皇帝沙普尔一世建造，用来囚禁他从叙利亚抓来的俘虏的。它后来成为一个聂斯脱利派的医学院的所在地。

大量的从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著作表明，当时已有一批思想上十分活跃的阿拉伯语读者。这种新生的阿拉伯文化的中心是巴格达，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距萨珊波斯帝国及其先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的前都城泰西封很近。巴格达作为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始建于762年。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长安一样，巴格达也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通过9世纪在巴格达城思想和智力的发酵，阿拉伯语进一涉精练优雅，从而有资格成为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到大西洋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混合语。

阿拉伯语还开始取代当时在伊斯兰帝国流行的其他一些语言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在这方面，阿拉伯语未能挤走波斯语。波斯人保留了他们的古代语言，尽管他们采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这种语言并用阿拉伯语外来词来丰富他们的语汇。这种新波斯语（法斯语）后成为一种伟大文学的表达工具。阿拉伯语代替其姐妹语–闪米特语中的古叙利亚语要更容易一些，到阿拉伯人征服时，古叙利亚语已成为新月沃地所有农民的母语。阿拉伯语还逐渐传播到埃及，取代了科普特语，并且更为迅速地传播到西北非，取代了各种柏柏尔语言。柏柏尔人的文化较落后，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但是，在本章涉及的整个时期，新月沃地和埃及的农民却仍然忠诚于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他们很少采用阿拉伯语。

9世纪伊斯兰社会中的思想骚动，受到了要为伊斯兰教配置精神机构这种需要的刺激。伊斯兰教帝国中的非穆斯林臣民已经具有这类机构。伊斯兰教显然需要能够让伊斯兰社团在一个庞大帝国足以保持统治地位的法律和神学体系，而这个帝国又包容着若干古代成熟文明的故乡。使阿拉伯人成为”有经人”的渴望，一直是穆罕默德的动机之一。

伊斯兰教律法必须要建立在穆罕默德的教导之上，但原始材料并不充分。《古兰经》由许多条精神上的训诫组成，这些训诫又与作为麦地即伊斯兰教社团政治首脑的穆罕默德发布的专门性行政规定混杂在一起。《古兰经》中的法律材料必须要挑选出来，然后再把有关穆罕默德言论的传统报道补充进去。这些报道必须要经过证实。此后仍然存在的空缺部分，则必须要由类比推理和引用地方上的习惯法来填补。这种习惯法在前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可能就意味着是罗马法的地方版本。在750至900年之间，圣训传说分门别类被汇编成集，伊斯兰教律法的四大学派正式确立。对于与什叶派（即阿里家族的同党或追随者）穆斯林相区别的逊尼派（正统派）穆斯林来说，所有四大教法学派最终都被认为是有效的。当地的穆斯林社团可以自由地选择服从它喜爱的任何学派。

伊斯兰教神学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部分是因为已经存在着一个精心论证的基督教神学，部分是因为对上帝独一性和统一性的信仰已使两个宗教都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认为《古兰经》是受造而非自存的教义，是阿里乌派关于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关系的概念在伊斯兰教中的翻版，这一教义于827年被哈里发马蒙确立，随后又在847年被哈里发穆塔瓦吉尔废除。在颁布这些神学通告时，这两位哈里发滥用了权力，因为哈里发只是穆罕默德在政治领域的继承人而已。在神学领域由穆斯林公开讨论的问题，就同犹太人一样，应当由律法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来决定。纯粹的一神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需要用希腊哲学的语言起草的信经。但是，穆斯林通过翻译接触到希腊哲学，促使一系列穆斯林思想家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融合在一起。在945年以前的100年中，相继出现了巴士拉的哲学家金迪（死于873年）和具有突厥血统的穆斯林哲学家法拉比（死于950年）。

750年的革命标志着伊斯兰教帝国扩张时期的终结，同时也是其分裂时期的开端。尽管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国家享有特权的主人，但他们仍常常陷入内战之中。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不能不为这一事实感到惊奇：他们不仅设法创造和保持了他们庞大的征服对象，而且直到倭马亚政权倒台之前还进一步将其予以扩大。阿拔斯家族未能成功地继承伊斯兰帝国的全部版图。756年倭马亚家族一位幸存的流亡者赢得了伊比里亚半岛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效忠。在757至786年之间、有3个哈瓦立及派的国家建立于阿尔及利亚和阿特拉斯山脉南部一侧的柏柏尔人地区。（哈瓦利及派即”分裂派”，是因阿里与穆阿威叶妥协而与阿里分裂的一派。）788年一个阿里派小王国建立于摩洛哥。800年建立于伊夫里奎亚（突尼斯）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的艾格莱卜王朝仅在名义上效忠于阿拔斯家族，它于909年被一支柏柏尔人部落支持的”法蒂玛”王朝所取代。法蒂玛王朝否认阿拔斯家属的合法性，企图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对于阿拔斯家族来说，在他们统治下的伊朗地区，宗教和政治的反叛更为严重，而伊朗一直是他们权力的源泉。伊朗人因为在精神上对萨珊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会感到不满，才接受了摩尼教及其分支玛兹达教。阿里家族的代理人阿布?穆斯里姆曾发动推翻倭马亚王朝的起义，他在伊朗唤起了人们的期望：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同宗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或许甚至是一个玛兹达教派的或琐罗亚斯德教的政权。在749年阿拔斯人抢占哈里发职位之时，在754年第二位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处死帮助阿拔斯人夺取王位的阿布?穆斯里姆之时，伊朗人极度不满，民怨沸腾，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术士辛巴德领导了755／756年的起义，乌斯塔德西斯领导了766－768年的起义。”蒙面先知”穆卡那领导了777－783／784年的起义。实际上在阿拔斯时代，非伊斯兰的宗教和非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遍布于伊朗和伊拉克。

一个穆斯林要成为神秘主义者，既诱人又危险。922年哈拉智因宣称自己与真主合一而被处以死刑。玛兹达教徒巴贝克领导的起义在伊朗西部从816年坚持到838年。从869年到883年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垦荒的黑人奴隶参加了哈瓦立及派领导的起义。伊朗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里海南岸之间的地区一直未被阿拉伯人征服，但它最终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不过不是逊尼派伊斯兰教而是什叶派中的裁德派。从864至928年，这一地区在裁德什叶派统治之下。自932年开始，布瓦希德人横行于伊朗西部，他们属于什叶派中与裁德派不同的另一支教派，起源于里海沿岸独立地带的西北角。945年他们占领了巴格达，将阿披斯王朝的哈里发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自从哈里发穆阿台绥姆执政（833－842年）以来，阿拔斯人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突厥奴隶卫队的傀儡。这些人是最初将阿拔斯王朝推上王位的伊朗呼罗珊人的继承者。（虽然突厥人的草原帝国已于581年分裂，并在630－637年灭亡，突厥人还是生存下来，许多突厥人部落继续占据着大部分欧亚平原。）阿拔斯哈里发的突厥奴隶卫队，至少已在名义上皈依了逊尼派伊斯兰教。从874至995年统治托卡里斯坦、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呼罗珊的伊朗萨曼人就是改宗逊尼派伊斯兰教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他们与西北非的艾格莱卜人一样小心谨慎地在口头上归顺于阿拔斯哈里发名义上的统治权。945年巴格达城被什叶派的伊朗布瓦希德人攻占，暴露了阿拔斯人对逊尼派穆斯林社会的统治权纯属是沙上之塔。

这种虚构的统治权事实上早在929年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在这一年倭马亚王朝流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一支的当政代表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自称”哈里发”。这样一来逊尼派伊斯兰教社会的版图便发生分裂，分别统治两地的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穆罕默德合法的政治继承人。因此到这一时期，其臣民中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已不复存在，更不用说还存在着许多与正统派伊斯兰教分道扬镳的政治上独立的小国。

在750至945年之间，除了一次例外，穆斯林唯一的胜利是由西方的穆斯林政府或私人冒险家所取得的。在陆地上，流亡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倭马亚王国不断缩小。到803年，它不仅失去了比利牛斯山脉北部的最后一批据点，而且还丢失了南部的加泰罗尼亚。但是，在826或827年，被驱逐出倭马亚西班牙的穆斯林反叛者征服了东罗马帝国的克里特岛。827－902年艾格莱卜人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整个西西里岛，后者在该岛仅剩下一个据点。9世纪查里曼帝国的解体使得西西里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有机会从海上进攻意大利。他们占领了阿尔卑斯山的许多关隘，并几乎成功地从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外阿尔卑斯山地区袭击了意大利。868－876年当东罗马帝国进行干预时，他们几乎已经经阿普利亚和达尔马提亚抵达保加利亚。

751年，即阿拔斯人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第二年。阿拔斯人在塔拉斯河对中国人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如果中国人打赢这一仗，他们很可能会使中国和佛教重新占据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如果这样的话，一位于巴尔赫的佛教”新寺院”世袭住持的后裔们，也就不会成为管理阿拔斯帝国达40年（直到803年为止）之久的”巴尔马克家族”了。”如果穆斯林在751年战败，那么这些野心勃勃的托卡里斯坦人也绝不会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猜测，在中国755－763年的大动乱之后，为了在重整中国唐王朝的财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很可能会从琐罗亚斯德教重新皈依佛教。

实际上，伊斯兰教在中亚并未退缩，相反它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在阿拔斯哈里发穆克塔迪尔统治期间（908－932年），尽管阿拔斯王朝在政治上已衰落到最低点，但一支生活在欧亚大平原深处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汇合处地区的讲突厥语的民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人，仍请求穆克塔迪尔向他们派遣一队传教士。这些保加尔人当时肯定已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批传教士于922年到达了他们的首都保尔加。960年，当时占据大宛北部一带草原（751年阿拔斯人曾迫使中国人撤离这一地区）的葛逻禄（”雪人”）突厥人，改信他们在河间地带的邻居所信奉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这些邻居已不再是阿拔斯人；他们基本上是独立的萨曼人。葛逻禄人扩张到了塔里木盆地，并随身带来了伊斯兰教。因此，尽管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四分五裂，而伊斯兰教本身却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力量鼎盛时期的疆域之外赢得了皈依者。

第五十五章 拜占庭文明

（726－927／928年）

在674－678年和717－718年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两次围攻中幸存下来的东罗马帝国，比其南部邻邦伊斯兰教帝国和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建立起来的法兰克帝国都要小。在9世纪解体之前，加洛林帝国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西北邻邦。因而，在719至925年期间，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很谨慎。788年，伊林娜女皇支持一位伦巴第人对帕维亚王位提出要求，企图将法兰克人驱逐出伦巴第。这次不成功的尝试只能算是一次毫无特色的冒险。

在这一时期，东罗马政府一般只致力于追求两个目标：保持它仍然占有的领土，尽可能多地将它从保加利亚的侵犯下解救出来的”斯拉维尼亚”与巴尔干半岛的腹地相连。在这一时期与保加利亚争夺巴尔干半岛腹地的战争，是对东罗马政府军事资源的第一次消耗。在826年或827年穆斯林征服克里特岛之后，东罗马政府一次又一次试图恢复该岛；由于穆斯林在干地亚的要塞控制了爱琴海海域，因而它成了刺向帝国心脏的一把匕首。东罗马政府还顽强地（虽然并不成功）抵抗了伊夫里奎亚穆斯林对西两里岛的征服（827－902年）。当西西里的穆斯林占领阿普利亚并围攻位于亚德里亚海岸的拉古萨，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一世（867－886年在位）在868－876年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并将阿普利亚并入了东罗马帝国。

这样做并未背离保持守势的外交政策。在失去了西西里岛之后，东罗马帝国需要找到另一个屏障来防止西北非和西西里的穆斯林与亚德里亚海对岸的保加尔人联合起来。在863年消灭了马拉蒂亚的埃米尔深入到小亚细亚东北部的远征军之后，东罗马仍然保持了谨慎的政策。这次事件成为托罗斯和安蒂托罗斯山脉一线东罗马－阿拉伯前线的转折点。但东罗马人过了63年才于926年发起反攻。在此期间他们在小亚细亚唯一的攻击行为是袭击非正统的保罗派基督教徒，后者在马拉蒂亚穆斯林的支持下已在东罗马帝国东北边疆的迪夫里伊建立了一个据点。东罗马人与保罗派的战争从约843年持续到约878年。

在罗马与保加利亚的战争更为激烈。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21年的战争（755－775年）中未能消灭保加利亚。紧接着这次较量之后，两国在9世纪时又为争夺斯拉维尼亚的控制权展开竞争。在804－805或805－806年，帝国制服了伯罗奔尼撤半岛上的大部分斯拉夫人。809年，保加利亚摧毁了帝国西北部的要塞塞迪卡。皇帝尼斯福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在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之间安置了亚洲希腊人和突厥人移民，企图以此来阻挡保加利亚人前进，但他在一次军事失利中丧生。当904年边界确定之后，环绕塞萨洛尼基腹地的边界离东罗马帝国这一十分重要的城市只有22公里。

从726年到843年，东罗马帝国因一场激烈的内部冲突而陷于瘫痪。冲突起因于在基督教会内是否陈列和膜拜圣像。这种做法违反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来的十诚的第二条；它使得基督教徒成为犹太教和穆斯林攻击的现成目标。但这一习俗几乎是与基督教会非犹太人的分支同时形成的，因此如果要放弃这一做法，基督教就很难赢得非犹太人的改宗者。

倭马亚哈里发耶齐德二世（720－724年在位）据说曾下令销毁境内基督教会和公共场所中陈列的圣像。但并不清楚耶齐德的行动是否与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出于相同的考虑，利奥一世在726年也颁布了具有同样效果的敕令。利奥的行动满足了驻扎在小亚细亚的军队的要求，但却遭到了罗马教廷教会臣民的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辖区当时包括基克拉泽斯群岛、克里特岛和希腊内陆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居民的飞地。大约在732－733年，东罗马帝国政府回击了这次反抗，它把罗马教廷所有的说希腊语的教会臣民都转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

843年，东罗马帝国的内部冲突以有利于圣像崇拜者的妥协而结束。各方一致同意三维（立体）圣像应该继续受到禁止，而两维（平面）圣像则应被认可，不过不能把圣像本身当成崇拜的对象，而应把它们看成是它们所代表的人物–人、天使或神–的象征。东罗马帝国内的这次要协消除了致使君士坦丁堡教区与罗马教区产生不和的根源。教皇的教会臣民并不是毫无异议地支持教皇的立场。787年，东罗马帝国的圣像崇拜者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普世会议上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普世会议的决议虽被教皇批准，但在794年却遭到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加洛林帝国主教会议的谴责。按照道理，君士坦丁堡主教应在787年和843年将732－733年左右移交的教区归还给罗马。但实际上两次都未能归还。

东正教世界内部冲突结束之后，出现了一次文化复兴。这次文化复兴的推动人物是佛提乌（858－867年和877－886年的君士坦丁堡主教）。而拜占庭文化的传播和扩大则得益于塞萨洛尼基的两位学者兼传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和其兄美多迪乌斯的努力。君士坦丁第一次传教就前往哈扎尔人之中，哈扎尔人讲突厥语、曾臣属于已经灭亡的突厥草原帝国，他们在欧亚平原的西端创造了自从公元前3世纪西徐亚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最文明的帝国。哈扎尔人很早就与东罗马帝国结盟对抗波斯人和阿拉伯人。860年，即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传教的同年，这一联盟又面临着新的共同敌人瑞典人。860年，一支瑞典人的海盗舰队从俄国来到东罗马帝国，差一点就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不过君士坦丁－西里尔向哈扎尔人的传教并不成功。到860年哈扎尔的哈强克家族已经十分坚定地信奉了犹太教（哈扎尔人信奉犹太教可以免除一些政治纠纷，而无论采用东罗马帝国还是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国教，都可能会陷入这些纠纷）。但在863年，应斯拉夫人大摩拉维亚公国（今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统治者的邀请，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来到了这一距离较远的斯拉夫语系国家，并且带去了格拉哥里字母表。这一字母表是由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用来表达定居在塞萨洛尼基内地斯拉夫人的方言。

大摩拉维亚位于西伊利里亚的北部。这一地区无争议地属于罗马教廷主教区。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与2个世纪前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一样忠诚于教皇。教皇批准了他们的著作，但却遭到法兰克教会的反对，法兰克教会从政治上将这一著作解释为东罗马帝国对法兰克帝国势力范围的一种侵犯。法兰克帝国当时正趋于解体，但法兰克教会却依然存在。就象在794年一样，这时的法兰克教会推行的政策与罗马教廷的政策相抵牾。855年，法兰克教会成功地摧毁了斯拉夫语系的摩拉维亚传教团。传教团内幸存的教士（君士坦丁－西里尔死宁869年，美多迪乌斯死于885年）成了流亡者，其中有些人到达保加利亚。他们在保加利亚发现了一块新的传教区。在这里传教一定会结出硕果，因为他们在这里受到了欢迎。

在东罗马和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的边界战争于863年发生重大转折之后，864年保加利亚改宗了东正教基督教。870年，保加利亚的沙皇鲍里斯－米哈伊尔发现效忠于罗马教廷更不利于保加利亚的政治独立，便坚定了他对君士坦丁堡教廷的效忠。既然君士坦丁堡主教是东罗马帝国的政治臣民，那承认该主教在教会的至上权可以被看成是默认帝国的政治宗主权。885年，鲍里斯接纳了流亡的说斯拉夫语的教士，从而无需窝藏说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外国教士便可建立起一个保加利亚的民族教会。

在斯拉夫语成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语言之后，保加利亚向西南部的扩张，加强了处在以前曾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国创建者统治之下的斯拉夫语居民在政治较量中的力量。885年之后，保加利亚发明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它被错误地说成是”西里尔字母表”）来代替君士坦丁－西里尔本人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保加利亚人以及所有后来改宗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和一部分在达尔马提亚群岛改宗罗马基督教的斯拉夫人都以塞萨洛尼基内陆地区所说的斯拉夫方言作为宗教礼仪用语。

保加利亚的改宗使君士坦丁堡与罗马的关系一度紧张。保加利亚的中心地区处在君士坦丁堡主教区的范围内，但保加利亚在809年之后扩张的领土却位于有争议的东伊利里亚地区。但是，大摩拉维亚讲斯拉夫语的教士在885年到达保加利亚，最终确定了保加利亚信奉卡尔西顿基督教的东正教形式。

863年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东罗马皇帝迈克尔三世消灭了马拉提亚埃米尔的远征军，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到达大摩拉维亚；也正是在这一年君士坦丁大学重新恢复。鲍里斯沙皇的次子和第二位继承人汗西米恩沙皇曾就学于君士坦丁堡，他深深迷恋着拜占庭的希腊文化；913年，当帝国的皇冠由一个毛孩子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继承时，西米恩计划将东罗马帝国与保加利亚统一起来，并作为比君士坦丁七世年长的两位国王之一而抢夺帝国的王位。西米恩的计划出了差错。东罗马舰队的海军司令罗曼努斯一世莱卡帕努斯抢在了他的前面。在从913年开始直到927年西米恩去世为止的一场战争中，西米恩证明自己无法用武力强行实现自己的意志。西米恩没有海军，也未能获得穆斯林海军的配合。因此，小亚细亚始终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既不能困死又不能利用风暴占领君士坦丁堡及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领土上其他一些有城墙的沿海城市。在西米恩死后，罗曼努斯一世与西米恩的继承人彼得订立了和约。他宣布彼得是皇帝，并且是他的大主教之一，同时还将孙女玛丽亚嫁给彼得作皇后（陪嫁一笔年金）。926年，罗曼努斯一世率领东罗马向东方穆斯林发动了拖延多时的反攻。927－928年异常寒冷的冬天使东罗马帝国内部农民、大地主与帝国政府间的力量失衡。对于拜占庭世界来说，926－929年的事件与860－864年的事件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第五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

（756-911年）

公元756年，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前途显得颇为乐观。统治者丕平三世代替了已被废黜的墨洛温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被承认为合法的法兰克国王。756年即在他统治的第二年，丕平成功地侵占了伦巴第，强迫伦巴第王接受了他的和平条款。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伊斯兰属地，在同一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王国，而在此前，直到750年它还是从大西洋沿伸到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幅员广阔的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这个王国由倭马亚王朝的流亡成员进行统治，该王朝是在747－750年被占据现今已经分裂的伊斯兰帝国其余地区的阿拔斯王朝推翻的。丕平的儿子查理二世和卡洛曼二世在768年继承了丕平的王位，771年卡洛曼过早去世，查理（即查理曼）成为唯一的国王，大权

在773－774年，查理曼吞并了伦巴第王国，随之拥有了法兰克国王和伦巴第国王的双重头衔。作为”罗马人的贵族”，他又在事实上吞并了他和他的父亲正式为教皇保留或收复的前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缺乏必要的权力对拉韦纳周围前东罗马的领土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他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是由法兰克人而不是由东罗马帝国政府给予的。作为要求法兰克人帮助收复拉韦纳地区（教皇从未对它进行过统治）的结果，教室现在甚至又把自568年以来历代教皇为了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利益实际行使着的对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统治权交给了法兰克人。当时，由于伦巴德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分裂成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

北意大利人接受了773－774年北意大利和高卢的政治联盟。伦巴德人本来就是法兰克人的近支，在公元7世纪，他们也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而改信天主教，成为与法兰克人同教派的人。伦巴德人从前属于罗马的臣民也和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前属罗马的臣民是近支，而且，在这两个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从前的被征服者也和从前的征服者联合起来。在法兰克的北部边疆，仍然是异教徒的撒克逊人更加激烈地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虽然撒克逊人和伦巴德人一样，也是法兰克人的近支。这场战争的发展就和查士丁尼一世对东哥特人的战争一样，查理曼用了32年（772－804年）的时间，才征服了大陆上的撒克逊人。战争初期取得了虚幻的迅速前轻易的胜利，但本久就遭到了猛烈的反击，法兰克人损失惨重。在778年，即撒克逊人第一次反击的那年，查理曼又轻率地在西班牙开辟了第二战场。当他从西班牙撤退以对付撒克逊人时，由罗兰（法兰克对付布列塔尼的边区总督）率领的后卫队被巴斯克人歼灭了。巴斯克人和布列塔尼人（不堪忍受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的流亡者）都是小民族，但他们很难对付。法兰克人的邻居，居住在匈牙利境内飞地的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也是从前属于土耳其游牧领主的一群逃亡者。查理曼在保加利亚人的帮助下，于791－805年间消灭了匈牙利大平原上的阿瓦尔人。在这4个不同地区的战争始终对查理曼的资源造成了难以承受的累积的压力。查理曼的后代，就象查士丁尼一世的后代一样，为这野心勃勃的领土扩张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查理曼为了征服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于772年发动了战争，这距离奥古斯都大帝实施同一件伟业已有784年，离他放弃这一计划也有758年。查理曼成就了奥古斯都的未竟之业。他强迫撒克逊人改信罗马天主教，以强化对他们的征服。大陆上的撒克逊人皈依西方基督教以后没有出现反复。但是，在征服一个蛮族邻居的同时，查理曼招致了另一个邻居的反抗。当查理曼把复兴的和扩大的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很进到丹麦的南部边界时，丹麦人对帝国沿海地区实施海上攻击，进行报复。这就是下一章将要论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掘起的开端。

公元800年，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称之为”罗马人的皇帝”。我们不知道利奥三世这样做是否是由于查理曼的提醒和要求，但毫无疑问，查理曼得到帝国皇帝的称号在外交上则是必要的。只要他一日没有被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他对这个头衔的权利是不可置疑的）承认为皇帝。他的威信就一日处于危险之中。君士坦丁政府以承认查理曼为筹码，以对东罗马帝国有利的条件全面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有关的谈判在811－812年间进行，在查理曼死后的814年得到批准。

恢复已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名字，要比恢复它的实体容易得多。查理曼缺乏足够的受过教育、经验丰富的人员供他支配，以管理他吞并的广大地区。只要帝国是在一个强有力的、受人尊重的统治者的完整的统治之下，他的巡回检查官制度就使他能对他的地方行政官员保持一些控制。查理曼还从诺森伯里亚聘请了天才的阿尔昆做他的教会和文化顾问。查理曼本人还有一个优势，即他是他的能干的父亲丕平三世和祖父查理?马特尔的继承者。他的兄弟卡洛曼的早夭，在政治上对他来说也是有利的。但是查理曼的儿子和继承者”虔诚者”路易控制不住局势。加洛林人也继承了墨洛温人政治上灾难性的行动，他们把法兰克王国当作私有财产，在相互敌对的后嗣之间进行分配。843年，虔诚者路易的三个儿子瓜分了加洛林帝国，胖子查理（881－888年在位）时期的重新统一也终无成效。在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加洛林王朝一直存在到987年，但是加洛林人的这些后继者也和墨洛温王朝的懒王们同样无能。

在9世纪结束之前，过去受到查理曼的巡回检察官监督的地方行政官员，已成为事实上独立的世袭的统治者，教皇也重新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事实上的统治者。无论地方统治者还是徒有虚名的加洛林封建领主们都无法对付连查理曼也为之头痛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海上袭击。到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班牙、西北非洲的海盗一起进攻已经分崩离析的加洛林帝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在846年和849年，非洲穆斯林入侵者渡海发动了进攻，差一点和455年的汪达尔人一样，占领罗马。罗马本来是加洛林帝国的一部分，在843年被分给名义上的皇帝洛泰尔一世。但是是教基利奥四世。而不是洛泰，在849年加强了台伯河右岸教区（圣彼得大教堂就在其中）的防御，从而拯救了罗马。

896年以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方穆斯林海盗继续海上进攻的同时，马札尔骑兵也从陆上进攻。（欧亚混血的马札尔游牧民族被更加凶悍的佩切涅格人赶往西方，于896年定居在已经灭亡的前居住于今日匈牙利境内飞地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所遗留下来的空旷地区。）

9世纪和10世纪野蛮人的入侵，要比5－6世纪的入侵对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查理曼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努力似乎起了反作用。然而，从内部看来已破烂不堪的西欧社会，在降临于斯的野蛮人眼中却又一次极富吸引力。在911年，西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傻瓜”查理被迫默许一批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在今日的诺曼底永久居住，条件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显然，查理曼所从事的文化事业比他建立帝国的伟大事业更为成功。诺曼人强行进入了西欧，但他们又成为西欧文明的俘虏。他们把加洛林国家的这块土地据为已有，却又满怀热慎地接受了这块土地上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

910年，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诺曼底定居的前一年，加洛林人的一个后代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勃艮第过去就是早期基督教世界相互联系的地理交汇点，而且，早在3个世纪前，圣?科伦巴就在勃艮第的吕克瑟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诺曼底和克吕尼的修道院并未能很快开花结果。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标志着时代的转折，但在修道院建立之初，这一点是很难断定的。10世纪上半叶，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最低潮。在随后的100年中，诺曼人和克吕尼人表明，西方基督教世界正从查理曼早熟的野心勃勃的政策所带来的重压下摆脱出来走向复兴。

第五十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793－1000年）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公元793年以后的崛起和633年以后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地突然、猛烈和出人意外。而且，象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也有明确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爆发于蛮族变动不定的边界之外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它又一次使交战国筋疲力竭，也又一次使它们成为令人艳羡的猎物。与此同时，根本的原因则是长期以来野蛮和文明相互作用的刺激。

斯堪的纳维亚在冰河时代末期就有人类居住。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狩猎者，随着冰盖的后退而前进，最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定居下来。在公元前三千纪结束之前，农业革命西北方向的先躯者们就已开始在丹麦和瑞典南部的肥沃土地上进行耕作。这样，到维金人崛起的时候，农业人口至少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定居了3000年。尽管他们在公元前的最后2个世纪不断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向南迁移，他们此次的崛起，也和793－1066年的崛起一样，只不过是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中的一个偶然插曲。同时，南方的先进文化分成几个阶段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与南方文明关系的盛衰，对其人民心理上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查理曼对大陆撒克逊人的征服更使这种状况陷于危机。这次崛起密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北部边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联系。

虽然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14年放弃了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推进到易北河畔的努力，在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中，希腊－罗马文明仍然生机勃勃地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播。这种文化联系由于5世纪东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的民族大迁徙，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被推翻而一度中断。由于撒克逊人的介入，斯堪的纳维亚与外界隔绝，后来又托庇于自称为西罗马帝国后嗣的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保护。撒克逊人被法兰克人征服并被迫改宗基督教以后，斯堪的纳维亚人猛然发现他们又和南方文明有了联系，而且联系得比以前更为密切。查理曼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目中的形象可由下面一件事表现出来：在斯堪的纳维亚，马格努斯是作为人名普遍使用，而不是作为一项头衔。

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这段动荡历史的反应是进攻性的，他们的进攻包括了大片地区。在880年，瑞典侵略者渡过波罗的海，泛舟涅瓦河，商定了水陆联运的分界线，又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最后到达里海东南角的阿巴斯昆。在西北方向，从987年到1025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美大陆的东北部海岸建立了几个居民点。他们从格陵兰到达他们所称之为”文兰”的地方。他们又自冰岛渡海而过，于985至986年占据了格陵兰的西部沿海。自874年以来，冰岛上也一直有挪威人居住。居住在格陵兰和文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迄今已知的从旧大陆渡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最早的人类。

维金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各有不同的命运。有些海盗始终没有定居。这些海盗对他们的受害者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是海盗自己也受到他们的冒险经历和他们掠夺回家的战利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海盗的最早的受害者是建在加洛林帝国和不列颠沿海岛屿上的基督教修道院。（例如，林迪斯芳修道院和艾欧纳修道院就分别于893年和895年遭到洗劫。）有些海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定居，作为对他们改变信仰的回报。我们已提及911年他们在诺曼底的定居。实际上早在878年，经过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协商，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在英格兰的”丹麦法”施行区居住。有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先是毫无理由地强行在爱尔兰沿海居住，但最后他们也都改信了基督教。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已经有了人类居住、但当地居民仍是异教徒的地区居住下来。这一部分人中最重要的居住者就是罗斯人，俄罗斯就是由他们而得名。他们在语言上被他们讲斯拉夫语的臣民同化了，在他们东罗马的牺牲者的影响下也改信了东正教。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一例如格陵兰。在冰岛，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前就有爱尔兰基督教修道士居住。在文兰他们与一个土著民族相遇，或许是被强迫驱赶了出来。

在旧大陆，维金人手下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手下的受害者，在军事上无法和他们的进攻者相比。英勇的、多才多艺的阿尔弗烈德国王被迫以一定条件允许侵略者居住，33年后”傻子”查理接受了这些条件。基督教的政策就是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基督教从而驯服他们，基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迅速的、勇敢的和锐意进取的。历史上记录下来的维金人侵袭加洛林帝国沿海的最早日期是799年。问鼎丹麦王位的哈拉尔国王于826年在英格尔海姆”虔诚者”路易的宫中领受了洗礼，又把一位法兰克传教士圣?安斯加尔带回国。圣?安斯加尔在丹麦工作了2年多，直到他的保护人哈拉尔国王被驱逐。然后他又去瑞典传道2年。831年在汉堡建立了一个由圣?安斯加尔任主教的大主教辖区。汉堡在845年遭到维金人的洗劫，大主教所在地迁移到不来梅。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作为自己的主教辖区。

东罗马教会的反攻和法兰克人同样冒险。860年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其结果只是于867年在第聂伯河边的乌克兰罗斯人的作战基地基辅设立了一个东正教的主教，874年又设立了一个大主教。957年，基辅的统治者奥尔加大公夫人去君士坦丁堡访问了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她可能已经在基辅受过洗礼。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放弃了这个新宗教，但是基辅的基督教团体仍然保存了下来。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于989年皈依了东正教。作为奖赏，他迎娶了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作为妻子。

丹麦国王哈拉尔?哥尔姆侵占了撒克逊皇帝奥托二世的领土，他以奥托给与他和平作为交换条件，在974年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国王（995－1000年在位）强行在挪威推行罗马天主教。在这里，也和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期的基辅一样，对改变信仰的反抗是强烈的。当大约1008年奥拉夫?斯科托科努命令强迫改信基督教时，瑞典的反抗也和挪威一样地强烈。但是在1000年，即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在和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丹麦的斯文作战中战死的那一年，冰岛人自愿地集体改信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仍然分裂为天主教和非天主教两派，他们脆弱的共和制度就会瓦解。在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外建立的社区中，冰岛共同体是相互联系最紧密的。在改宗基督教以前，斯堪的纳维亚的诗歌正是在冰岛被全部保存下来的，冰岛传说中的男女英雄们都是从前基督教时代直到并包括改信基督教的那一代人中的冰岛人。然而，前基督教时代冰岛文学都是经12和13世纪冰岛的基督教徒之手编辑之后流传下来的。挪威在9世纪时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文化上，冰岛和挪威是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政治上，维金时代的瑞典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更深刻、更为持久的影响。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定居的罗斯瑞典人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而且，当989年俄罗斯改宗东正教时，局限在旧大陆欧洲半岛一隅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处于东正教世界的包围之中。在922年之前的某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又被得到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忠诚支持的伊斯兰世界所包围。但是，俄罗斯人在数量上则是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无法企及的。这样，公元989年俄罗斯的改宗东正教就为东正教世界最终向北扩展到北冰洋沿岸，向东扩展到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道路。

第五十八章 印度和东南亚（647－1202年）

到647年戒日王去世时，印度文明已经强烈地显示出同化外邦的能力。公元前二千纪以来，雅利安入侵者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印度北部，并把他们的制度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他们没有逃脱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同样的命运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例如目空一切地蹂躏了孔雀帝国断壁残垣的希腊人，以及凶猛地击溃笈多帝国的匈奴人。有些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刹帝利种姓而并入了印度社会。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文化征服的竞赛中，印度文明几乎整个占领了这片广大的地区，只有越南北部除外。在这两种文明于公元7世纪上半期对西藏进行文化征服的竞争中，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胜方。由于一种印度宗教，即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最伟大的文化胜利。

穆斯林是第一个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站稳了脚跟，但由于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一直是一种异己势力。外族入侵产生的这种新的后果，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进穆。的确，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在穆斯林统治下显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在印度，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只发生在那些当地居民大多是无种姓者的地区，穆斯林征服者则发现，尽管印度人不是多神论者，就是一元论者，他们必须把不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当作”有经人”来对待。因此，根据严格的穆斯林律法，印度人是不值得宽容的，但这种律法却无法实行，因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数众多，颇具教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区的征服最多只用了10年（1192－1202年），或许仅用了7年（1192－1199年）。他们在这些年间征服印度的步伐甚至比7世纪征服西南亚的步伐还要快。而印度在12世纪末蒙受军事和政治灾难是不足为怪的，更引人注意的倒是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提到，在戒日王死后，一个中国使臣曾从西藏兴师远征，击败了一个篡夺戒日王王位的人。印度在军事上的虚弱程度可想而知。从647年到1192年，印度以及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印度化地区一直处于分裂之中，昙花一现的地区小国鳞次栉比，没完没了地相互混战，加剧了印度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状况，分散了它们的力量。在991年、1001年以及1191－1192年，北印度彼此混战的各国也确曾联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但每一次，这种联合行动都为时过晚，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印度诸国从未建立过永久性的政治联盟，哪怕是地区性的联盟来抵御穆斯林的不断侵犯。而穆斯林的侵犯，也象中国使臣在戒日王死后兴师远征那样过于轻而易举，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711年，统一的倭马亚伊斯兰国家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下游以及向北直到木尔坦的地方。印度人发起了猛烈反攻，伊斯兰国家在印度土地上建立的这块孤立无助的飞地似乎难以保住，但穆斯林一直未能被逐出这个地万。突厥穆斯林伽色尼王朝的埃米尔赛布克特金在991年战胜印度诸王的暂时联合以后，在开伯尔山口以东白沙瓦地区取得一个立足点。1001年赛布克特金的继承者马哈茂德获得胜利后，取得了伽色尼王朝领地以东直到拉合尔的地区。马哈茂德还吞并了印度河流域从木尔坦向南直到海滨的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飞地的领土，1001－1024年间，他还越过其永久征服地的东部边界，远征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古吉拉特。这是北印度其他地区里1192－1202年间遭到取代伽色尼王朝的古尔人征服的前奏，他们是来自中央阿富汗高地的蛮族，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在1010年刚才征服过他们，并使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

由于印度人之间常常互相发生冲突，穆斯林对印度领土的渐次征服就变得更为容易。在北部，戒日王的直接政治继承者是拉杰普特人（”众王之子”，其王族祖先是5世纪南下印度的匈奴人）的各个部族。大约从750年起，拉杰普特人和建国于孟加拉的巴拉王朝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展开争夺，直到双方都被穆斯林古尔人推翻。在德干地区，620年曾经阻止过戒日王南征的遮娄其王朝与位于半岛东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帕那瓦人展开斗争，直到757年遮娄其人被拉什特拉库塔人暂时取代，897年帕那瓦人则被朱罗人永远取代为止。

朱罗人在983－1035年间达到顶蜂。他们比647－1202年间的任何其他力量都更接近于完成对印度世界的统一。在其国力强盛的半个世纪中，朱罗人确实统一了印度大陆的整个东南部向北直到通格拉巴德拉河和哥达瓦里河下游一线。他们吞并了东北部更远的羯陵加，甚至对孟加拉的巴拉人领土发起袭击。朱罗人还向海外扩张。他们吞并了锡兰和马尔代夫、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1025年袭击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1068－1069年袭击马来半岛。尽管如此，遮娄其人于973年推翻了曾经推翻他们的拉什特拉库塔人，然后与朱罗人展开争夺，就象当年第一遮娄其王朝同帕那瓦人展开争夺一样。这一争夺直到旨在控制南印度的竞争双方筋疲力竭时为止。遮娄其帝国于1190年垮台，朱罗王朝在1216年垮台。朱罗人在鼎盛时期曾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制度，但它未能保存在到朱罗帝国垮台的时候。1216年以后，南印度为穆斯林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从1202年起，他们就已经成为整个北印度的主人。

在苏门答腊，建立于7世纪末期的室利佛逝帝国取得了对马六甲海峡两岸的控制权。室利佛逝政权从g世纪末开始达到鼎盛，直到1025年被朱罗人的远征削弱。在爪哇，建立于8世纪后半期的夏连特帝国统治了柬埔寨，袭击占婆，并取得了室利佛逝的王位，将其变成夏连特王朝的分枝。夏连特王朝于9世纪末衰落，但这个爪哇人的国家和它在当地的继承者阻止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帝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尽管室利佛逝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使室利佛逝掌握了从海上控制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通道的两个关键地带。

大陆东南亚已知的最早居民，操南方语族的孟－高棉语支诸语言（现在柬埔寨和缅甸部分地区仍讲这些语言），印度的蒙达诸语言也属于这个语族。占婆地区（现在的越南中部）的占人所操的是同源的澳斯特罗尼西亚（马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但自公元2世纪，即有记载的东南亚历史的最早年代以来，东南亚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西部的宗教和艺术影响的入侵，在人种上受到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印度和锡兰是西部文化影响（印度教的、佛教的和穆斯林）的来源。北方的移民是讲东亚大陆单音节语族诸语言的人。这些移民和被他们驱往南部的操南方诸语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的居民一样，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强烈感染，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越语属于单音节语族的汉泰语支。缅甸人的语言属于这一语族的藏－缅语支，他们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间某个时候从西部移入现在的缅甸地区。在现属上缅甸的蒲甘王国的缅王阿奴律陀在位期间（1044－1047年），缅甸人征服了缅甸的其他地区。这里的居民是孟人，孟语和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孟语译文直到1167－1173年以前一直在该国北部流行。在那里，一支操缅语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从975年开始，占婆与越南不断交战；从1145年起，又与柬埔寨不断交战。大陆东南亚的这些战争是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和夏连特帝国之间、印度的朱罗和遮娄其人之间、巴拉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斗争的翻版。大陆东南亚与印度一样，地区小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才告结束的。13世纪东南亚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同时，一部分地区被来自南诏（今中国云南省）的泰人占领。

7世纪后半期到13世纪前半期，印度文明的军事和政治史读起来就象是一个傻瓜讲的故事。其实在大多数时间和地方，战争与政治的历史大都如此，但印度世界这些活动，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这些活动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意义重大的领域是宗教和造形艺术。在印度社会，宗教除了包括仪式和精神体验外，还包括了社会组织和习惯法。

我们如果从军事和政治方面转向宗教方面，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印度文明的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一方面的头等大事是佛教在次大陆上的逐渐退却。在这里，佛教的最后堡垒是孟加拉的巴拉王国，孟加拉于1199或1202年遭到古尔人穆斯林侵略者征服，使佛教在印度受到致命的打击。在这里，他们有意摧毁佛寺。其实，如果印度的佛教不是在过去的六七百年间已经处于衰落状态，也许它还是可以经受这次打击，免遭灭顶之灾的。耆那教的命运正与佛教相反。耆那教从未扩展到东亚或东南亚，但另一方面，它在印度也从未遭到灭绝，尽管它从未超出一个小教派的规模。

上座部佛教的遭遇与耆那教相同，虽然它曾在塔里木盆地与大乘佛教相争，但当大乘教派进入中国后它就退出了竞争。另一方面，上座部在次大陆–不是次大陆本土，而是锡兰–保持了一个立足点。1190年，一些孟人和高棉的上座部僧人访问锡兰，并将僧伽罗式上座部佛教移植到了缅甸。对东南亚来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与10年之后穆斯林的军事征服对北印度来说同样重大。占统治地位的少数穆斯林外族入侵者，由于当地人的皈依而得到加强，它使印度第一次处在他们无法进行文化同化的主人统治之下。

在宗教和艺术方面，印度与东南亚互相交战的地方小国的君民，收到了具有永久意义和价值的结果。

巴拉王国不仅把大乘佛教在7世纪传入西藏，而且在8世纪传到更远的爪哇。大乘佛教在爪哇没有存在多长时间，但它留下人类最美丽的艺术作品之一婆罗浮屠这座永久性的丰碑。772年，夏连特王朝的创建者在这里把一座小山丘围建成一座卒堵波。装饰在盘旋上升的台阶上的浅浮雕，描绘了大乘佛教整个神话和玄学世界的图景。这一精美的艺术作品的自然背景与它的建筑和雕刻同样美丽。耸立在一边的陡峭的山脉，与另一边一望无际的翠绿稻田遥相辉映。婆罗浮屠使创立了这个丰碑的短命的夏连特帝国得到了永生。

柬埔寨王国创建于公元6世纪，并一直存在到20世纪70年代。它在吴哥有机会给后代留下了大量杰出的建筑作品。其中的杰作是吴哥窟，这是国王苏耶跋摩二世（1113－约1145年）建造的一座庙宇，不论是从建筑设计的对称性，还是从使梁柱显得活泼的图案的生动性来说，都堪与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相媲美。

在南印度的斯拉瓦纳?比尔戈拉，耆那教徒也创造了佛教子弟在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创造的那种业绩。他们都使大自然向人类的艺术俯首称臣。在婆罗浮图，大自然是被耐心处理的；在斯拉瓦纳?比尔戈拉，大自然则是被压服的。983年，他们将依山而建的寺院背后的两座山峰铲去一座，使它成为一位宗教英雄的巨型塑像。这座巨像就是山体的一部分，周围的山体都被剥离开来。山岩坚硬、陡峭、酷热，岩面烧焦了攀援者的脚底。这座耆那教的纪念碑毫无美感可言，但它的庄严雄伟却足以令人敬畏不已。在这一方面，无论吴哥窟还是婆罗浮屠都无法与之相比。

朱罗人未能建立一个永久的帝国，但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纪念碑。在朱罗王朝的鼎盛时期，印度寺庙建筑的南部风格达到了顶峰。

647－1202年间的印度，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不是战士，不是统治者，甚至不是建筑师或雕刻家，而是两位哲学家：商羯罗（约788－838年）和罗摩奴阇（约生于1028年，活到12世纪）。这两位伟大的导师都是南印度人，商阉罗的家乡在半岛东南端的喀拉拉，罗摩奴阇出生于泰米尔地区，但整个次大陆都是他们的传道场。当时的印度各种姓间存在着社会屏障，但对圣贤来说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他们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限制。

商羯罗和罗摩奴阇都很关心一个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人讨论的问题：自然现象之中和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精神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商羯罗是一个不妥协的一元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同于最终的客观实在，自然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个人以及个性也就必然被算作虚幻的自然现象之一。在作为整体的客观实在中，无法容纳一个个人的神祗或一个个人神祗的个人信徒。罗摩奴阇批评了商羯罗的哲学。他主张一种”修正的一元论”，这可以使作为人类的罗摩奴阇感觉到对毗湿奴神的个人忠诚。罗摩奴阇指责商羯罗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徒。他说得不错。商羯罗的哲学是以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这种形而上学是大乘佛教无视佛陀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反对而想象出来的。罗摩奴阇对商羯罗的批评又是以商羯罗的命题为前提的。罗摩奴阇和商羯罗都支持印度教对佛教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教向他们提供思想武器，这两位新印度教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发起他们对佛教的战争。

第五十九章 东亚（763－1126年）

中国文明，甚至唐王朝，都在中国于755－763年所经历的混乱和劫掠中幸存了下来。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经由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而征募的文职官员，正是他们使得中国社会幸存了下来。文职官僚花费了一定的时间重新确立它的统治。宋朝又复兴了这一制度。大灾难前夕建立的翰林院，激发了文职官僚们的群体意识和个人野心。文职官僚以反对革新，同时反对分裂为代价，强固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780年，税收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唐政权暂时瓦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5世纪后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崩溃了。按照这一制度，政府授给农民土地，并强迫个人以缴纳赋税和服徭役作为回报。780年以后，则只征土地税，不再征收人头税。政府未能防止农民的土地为地主所攫取。农民成了佃户，他们的经济地位恶化，而政府岁入却并未受到损失。

政府能够强迫地主缴纳新的土地税，因为，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平均占有的土地规模，尚不足以大到使他们象悠闲的出租人那样生活。现在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大致等同于复兴的儒家官僚，这个阶级的生计部分地依赖于它的成员作为政府官员而获得的俸禄。这便为政府提供了一个把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来的手段。

自蛮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时期（304－589年）以来；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庵在中国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方面，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学说，在思辨上不能与大乘佛教相匹敌。但在755－763年的大灾难之后的那一代人中，却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韩愈（768－824年）和李翱（约卒于844年）。这些新儒家，就象同时代印度的印度教新一元论者商羯罗一样，实际上都是隐蔽的佛教徒。他们重新恢复了儒家学说的活力，其方式是在儒家学说中注入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们作出佛教式解释的儒家著作上。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章。儒家学说的改观，使中国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于现存佛教组织机构。842－845年，帝国政府切实实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佛教的一贯批评意见。佛教僧侣和尼姑被大量淘汰还俗，成为赋税承担者，寺院和尼庵的大量财产也被没收。以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看，中国842－845年对佛教的迫害是温和的，但以东亚的标准来看，它又是严厉的。

这次迫害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佛教。不仅在深奥高级的层次上，而且在大众化的层次上，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教义都已经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在大众化的层次上，这种缠绕的程度甚至更高。在儒家和道教的掩盖下，佛教教义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理智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然而，842－845年的宗教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它们是新近从外国传入的。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都未能在中国生存下来。不过，迫害这些宗教，没有与迫害佛教同样正当的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它们的信徒数量和财产价值相对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畏兀儿突厥人而在中国享有特权。自唐朝初年以来，畏兀儿突厥人一直是中国的同盟者，曾帮助唐王朝渡过了755－763年的危机。他们后来选择了摩尼教为国教。但在840年，畏兀儿人被黠戛斯人从欧亚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领土上驱逐了出来，进入了中国和塔里木盆地。842年，中华帝国政府开始压制中国的摩尼教。

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在中国诗人白居易（772－864年）的诗歌中，在日本佛僧圆仁（他于838－847年在中国求法）的日记中，我们获得了这个世纪中有关中国国家事务的第一手材料。两位作者都是842－845年中国迫害佛教和其他非本土宗教的见证人。但他们又都反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统治既有效而又仁慈。然而，作为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来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建立于713年，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象朝鲜的新罗国一样，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946年，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尽管他们未能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1038年，党项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项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夏是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谓）。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向党项换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脱离，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统一中国的统治者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防止帝国再次因为地方军阀的兴起而分裂。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分裂，其代价却是牺牲军事实力，这使宋朝在处理他们与富于进攻性的蛮族邻居的关系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政权体制仍然需要彻底地改革。文职官僚中出现了一位目光锐利、精力充沛、富有多气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1069至1076年，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这些改革措施在整个宋神宗统治时期（1067－1085年）都得到了贯彻实施。王安石之所以能够推行这些改革，是因为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于1085－1086年被全部废除，尽管这些措施是整治宋代社会弊病的良方。

王安石失败的原因，与公元前14世纪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改革和公元前2世纪意大利罗马格拉古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样。王安石不得不与思想十分保守的官僚共事。在不受传统精神的束缚这一点上他是孤独的，他的自由思想触怒了精神上墨守成规的同僚们，并使他们深感不安。无疑，他的激进措施无论怎样都会使保守主义者疏远，但王安石固有的挑战性格却加剧了保守者们的反对。他所树立的敌人中包括一些真正而杰出的人，他应该求得他们的支持。废除王安石改革方案的大臣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感到，学究式地学习儒家经典，对于官员执行实际的政务来说，是不恰当的方式；在学究式的学习中，学生的目的是迎合思想迂腐的主考官。王安石采取的补救方式是，对经典作新的官方解释，改革政府的考试制度。如果宋神宗活得更长一些，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思想开放的新官僚。与此同时，王安石还不得不通过旧学派培养出来的同僚们进行改革。尽管有这一障碍，他还是成功地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安排政府向农民提供利息低于私人高利贷者的低息贷款。他用募役的方式取代徭役，并通过按产量而不是按面积来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来筹措募役费，把大部分负担强加于那些最能担负得起这些费用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王安石的这些财政措施是755－763年以后唐朝所进行过的改革的复活。王安石重建了农民民兵。这一措施曾是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和使中国恢复青春活力的先行措施。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是及时的。它们由于私人间的恩怨而被废除，但不到40年这一弊政就得到了报应。1114－1125年，女真族推翻了契丹。女真族是通古斯语系的一支民族，居住于契丹王朝的东北部，在前渤海国领土之外。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王朝，1126年，攻克宋朝首都开封（位于洛阳以东的黄河岸边），俘获了当时的皇帝及其前任皇帝。由于遭受这一打击，宋帝国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王安石的政敌们又回过头来把这一灾难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对1126年灾难的公正评价是，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假以时日并开花结果，灾祸是能够避免的。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中国755年至1126年的历史是一段灾难频繁的历史，780年的改革和1069－1076年的改革，未能改变历史进程。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在当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新儒家哲学的产生是由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8年）兄弟推动的，他们都是王安石的同代人（程颢先与王安石合作，后来又反对他的某些措施）。二程完成了由他们的先驱者韩愈开创的变革。除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章，程颐实际上废黜了汉代注释的五经。他确立了新的四书注本，即在《大学》和《中庸》之外又加上了《孟子及和《论语》。《论语》大致是孔子答弟子问的汇编。程颐的新儒家学说成了文官教育的标准观点，而且它的形而上学成份也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但它并不鼓励儒生、考官和官僚们独立思索。

在艺术方面，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也不受过去时代的拘羁。他们欣然接受了随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希腊－印度的观赏艺术。他们将观赏艺术转化为中国式的，并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的山水画在宋代达到了顶峰。中国的彩釉瓷器也是如此（制造彩釉瓷器是中国本土的工艺）。唐代取得了雕板印刷的成就。诗人白居易的著作大概印行于800－810年（那时诗人还在世）。而且，在他逝世之前，他的诗歌就已流传于日本。对大乘佛教经典成批印行的需要（既有俗人的需求，也有僧侣的需求），以及应试者对儒家经典大批印行的需要，部刺激了书籍印刷的发展。翰林院于932－953年印制了一部130卷，并配有注释的儒家经典。那时。中国在政治上还处于混乱之中，宋代最初的60年间，印行了成千上万卷的佛教经典和道教经典。其中许多套经典输入了朝鲜和日本。

发明于6世纪被用于燃放爆竹的火药，至12世纪它已被用于战争。航海和海上贸易是由印度人和穆斯林首创的。879年，当广州为中国起义者洗劫时，那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过，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贸易关系的中断是暂时的。在这一贸易中，中国人发挥了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作用。中国的南部海岸，当它第一次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时，在中国人的眼里，它被看作是地球的尽头。然而现在，它却开始取代甘肃成了中国的前门。起传导桥梁作用的欧亚大平原，为传导作用更佳的海洋所取代。海洋成了中国与旧大陆其他部分联络的主要媒介。

在朝鲜，唐代中国的卫星国新罗，与中国本身的瓦解同时，于9世纪末期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朝鲜的王朝中断期更短，仅从889年延续到高丽王朝重新统一朝鲜的936年。高丽王朝建立于918年。

在日本，模仿唐代中国的雄心勃勃的企图逐步走向失败。710年和794年，按照唐朝首都长安的形制，建起了奈良和京都，尽管规模稍小。从理论上说，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但是，日本不可能聚集起足够而受过中国教育的官员，以满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需求。中国通过竞争性的书本考试征招文职官员的制度，从来未适用于日本。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各国的国司，实际上成了独立、世袭的诸侯，就象同一时代旧大陆另一端查理曼帝国各省省督伯爵的后裔们一样。

然而，日本的和平时期却延续了250多年。这一时期始于646年正式采用唐朝式的制度。在这250年的进程中，中国文明，包括中国式的大乘佛教，都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那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尽管日本人不能使这一外来文明保持其原有风貌，他们却能够而且确实把它转化成了日本式的，就象中国人把印度输入的佛教转化为中国式的一样。

712年到791年，产生了3部日本编年史。那时，日本国的首都是奈良。这3部历史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尽管大多数汉字是作为中国式的表意文字使用的，所表达的是汉语的意思，但有些汉字却是作为音素使用的，传达的是日语单词的音节的声音。9世纪，为了达到根据语音书写日文，依据汉字创造了两个音节表，从而汉字具有了语音的价值。这一发明，使得书写日语而又不在语音上使用其他汉字或不在表意上使用任何一个汉字成为可能。但对于书写日语，汉字与两个音节表相结合，仍然被当作表意文字来使用。这部分是由于汉字的威望，部分是因为它们清晰地表达了汉语的语词。日本人使用汉语语词丰富了他们自己的词汇。许多借用来的汉语语词，在它们日本语的发音上是没有区别的，因而，在某一日语音节表中，这一发音的语音表述也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同一语词，在作为表意文字使用的原有汉字中，却是不能相互混同的。由于这些原因，在日语的书写中，坚持了使用汉字，以之作为表意文字。

汉语表意文字与日语音节音素的混和，与钵罗钵文的手稿同样复杂。在这部手稿中，根据阿拉米语字母表写成的阿拉米语词，被用作表意文字，表示用伊朗语方式发音的伊朗语语词。然而，日文这一难以使用的文字，却为一部成熟于11世纪初期的深奥微妙的日本文学作品提供了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这部杰出的作品是女官紫式部的《源氏物语》。

中国人曾经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然而，到了1126年，中国成了半个世界的”中央王国”，为一些文化上的卫星国所拱卫。这些卫星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文明，但又将其转化为与众不同的东亚型汉文化。此外，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旧大陆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即大乘佛教，已经经由中国传播到了日本、朝鲜，以及今天称为北越的那个国家。而且，所有的东亚国家，通过海洋和陆地，不仅与东南亚和印度保持着联系，而且与印度次大陆另一边的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联系。

第六十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900－1428年）

对于这一时期如同对于以前的历史时期一样，考古学家们在用基督纪元的年代确定中美洲历史事件的年代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安第斯历史事件的年代却未取得一致意见。前文已经提到安第斯历史各阶段相对的年代序列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用公元纪年体系来表示的认约公元前400年到约公元1438年的绝对年代，即依据放射性碳测定年代和依据地层学估算的年代之间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依据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体系（本书暂时采用这一体系），安第斯历史”兴盛”时期在公元500年左右结束，蒂亚瓦纳科文化在公元900年正走向它的末日。因而安第斯历史的这两个阶段已在第48章予以论述，虽然根据地层学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到900年还未结束，整个蒂亚瓦纳科文化的衰落是在1000－1300年间。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时期（约300－900年）是在衰落中结束的。在墨西哥高原，特奥蒂瓦坎（约600年）和乔卢拉（约800年）先后被来自新开垦地区以北的沙漠地带的蛮族攻占和毁坏。在马雅地区，马雅形式的中美洲文明在此达到鼎盛的中部地区，在9世纪已被相继废弃。10世纪初，另一支北方蛮族托尔特克人已经侵入沙漠南部的农耕地带。这些托尔特克人和他们的前辈还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是破坏者。他们接触的中美洲文明足以使他们创造具有自己特点的中美洲文明。虽然他们位于墨西哥湖以北的首都图拉无法与特奥蒂瓦坎相比；但该城的建筑和雕塑却有惊人的成就。

托尔特克人和他们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时期的后继者都是好战的武士。他们并不是中美洲世界最早的穷兵黩武者。奥尔梅克人就是好战的武士，依据”波纳姆帕克”的残忍壁画提供的证据来判断，9世纪时乌苏马辛塔河流域的马雅人也是穷兵黩武者。但是在后”古典”时期，中美洲的军国主义已经强烈到成为中美洲生活主要特征的程度。

在中美洲历史上后”古典”阶段的初期，从安第斯世界传来了冶金术。这一技术通过海路、可能是经厄瓜多尔沿岸传到了墨西哥西海岸。在同时代的安第斯世界，铜（后来还有青铜）被用来制造工具和武器，但除了太平洋沿岸高地上的塔拉斯科人之外，安第斯冶金学家们在中美洲的学生在这方面并未遵从他们老师的意愿。他们制造金银饰品的技艺日益精湛，但是当阿兹台克人在16世纪与西班牙人相遇时，他们仍然在使用石头和木头制作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向阿兹台克人这样一个尚武的民族，竟然从未模仿自己的邻居和对手塔拉斯科人让自己的工匠去制造剑和矛。

图拉同乔卢拉、特奥蒂瓦坎、拉文他、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力。这一命运在12世纪下半期降临在图拉城。与此同时，图拉城的建城者托尔特克人托皮尔京，被另一支敌对的托尔特克人赶了出来，据认为是逃向了大海。传说他有一天将从海上归来的预言被传给了托尔托克人的后继者阿兹台克人。托皮尔京似乎从海上来到尤卡坦西海岸，并在此为自己征服了一个微型帝国，该帝国的首都是奇琴。根据尤卡坦马雅人的记载，在987年或此前不久，一个名叫”库库尔肯”的征服者从西方的海上来到了尤卡坦。在马雅语中”库库尔肯”意指”长羽毛的蛇”，这也是被驱逐的托尔特克国王托皮尔京的绰号”魁扎尔科亚特尔”的意思。魁扎尔科亚特尔是墨西哥一位神祗的名称，其形状就是被看成是托皮尔京的长羽毛的蛇。（托皮尔京的过错在一支托尔特克人看来，也许是他对该神的虔敬行为，因为该神要求人忏悔性修行，而不赞成人祭牺牲。）

库库尔肯－魁扎尔科亚特尔在西北尤卡坦建立的国家，从约987年持续到约1224年。该地融合了托尔特克人和马雅人的建筑、视觉艺术、宗教、生活方式和习惯。托尔特克人的精神生活，表现为对人祭牺牲的执着追求。如果托皮尔京真的就是库库尔肯，可能还不致残忍到为了取悦较凶恶的那部分托尔特克人而嗜血成性的程度，但是他在尤卡坦开创的托尔特克－马雅混合文明却比在托尔特克征服者到来之前的马雅更为残忍嗜杀。座落在奇琴的一座装饰有人头盖骨壁缘的平台就是西尤卡坦托尔特克统治者残忍性的纪念。同样能证明这种残忍性的还有从奇琴的”肯诺特”底部挖掘出的人类遗骸。（肯诺特是一种水池，人祭牺牲者的尸体被掏空之后就扔进这水池中。）

在建立和统治奇琴的托尔特克人消失以后，奇琴被一支流浪的马雅人伊察人占领。伊察人的首领模仿奇琴的托尔特克建立者也称自己为库库尔肯，他于1283年左右在奇琴和尤卡坦西海岸中间建立了马雅潘城。这是马雅地区最早的有城墙的城市，从约1283年至约1461年，该城一直是西北尤卡坦的都城。在此之后马雅潘城因毁于一场内战而被废弃。

在尤卡坦历史上的伊察时期就同先前的托尔特克时期一样，本地马雅式的中美洲文明混杂了来自墨西哥高原的成份；在一系列相继在马雅潘行使统治的伊察人中，有一支部落就是在一伙墨西哥移民雇佣军的帮助下夺取权力的。

虽然马雅潘四周有城墙，但它并不象没有城墙的特奥蒂瓦坎那样座落在一块平地上。而秘鲁西北海岸的昌昌城则座落在一块规模与巴比伦和尼罗河流域的亚历山大城相当的长方形平地上。

根据安第斯历史在蒂亚瓦纳科文化衰落之后的两种不同的年代体系，这一后蒂亚瓦纳科时期是在1000－1430年之间。在这一时期，安第斯世界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不是统一的；在沿海低地，它在政治上至少分裂成3个国家，每一河流的下游地区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奇穆、奎兹曼科、钦查，这些国家使前蒂亚瓦纳科”兴盛”时期的国家相形见绌。

如果我们将安第斯历史与希腊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将安第斯历史的”兴盛”时期与公元前334年之前的4个世纪的希腊化历史等同起来；在这4个世纪中，希腊世界标准的政治单位是城邦。在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就同在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一样，艺术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后蒂亚瓦纳科时代的安第斯沿海国家相当于波斯帝国的继承者、由波斯人的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建立的那些国家。

在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安第斯沿海城市都是些建于众多河流汇合处的帝国首都。每一国家的居民都集中居住在首都，灌溉网经过了修整，河流中的水被引来灌溉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的水浇地。奇穆的首都昌昌规模就特别巨大，以至考古学家把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定名为”城市化”或”城市建筑”时代。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是很有特色的。在”兴盛”时期，莫奇河流域就没有出现过昌昌那么大规模的城市；但在质量上莫奇河流域”城市化”时代的陶器和无法与”兴盛”时代莫奇卡的陶器相比。”城市化”时代并不富于诗意，它的杰出成就不是制造装饰花瓶，而是制造金属工具。

昌昌城是一排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四周围有高大厚实的泥砖墙。这些城墙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奇穆国的防线是在其边疆–例如是在延伸到福塔莱萨流域低地地区的帕拉蒙加，该地大约位于流经奇穆国境内诸河流域的最东南部。

昌昌城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大的城市，实际上也是利马城兴起前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城市。但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令人敬仰的神殿是在奎兹曼科地区的帕查卡马克，该地名即得名于该地受到崇拜的神。帕查卡马克是一位普世神，他的神庙受到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朝拜。

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在继承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众多国家中，布瓦希德统治者于945年攻占巴格达清楚地表明，始于9世纪的阿拔斯帝国的解体已不可逆转。布瓦希德王朝并不是未经哈里发同意就自封为阿拔斯领土事实主人的始作俑者，但它却是占领阿拔斯占统治地位的行省伊拉克，并直接控制哈里发制度本身的带头羊。布瓦希德人是来自吉兰的伊朗人，他们对阿拔斯哈里发的支配标志着伊朗人政治势力在伊斯兰教国家中的不断增长和阿拉伯人势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747－750年使阿拔斯人得以夺取哈里发宝座的革命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在813年哈里发马蒙对其兄弟阿明的胜利中再次得以显示。但是，布瓦希德人不仅是伊朗人而且也是什叶派；因而，从宗教方面来说，他们在945年进入巴格达似乎预示着747－750年革命的倒退而不是完成。什叶派参加这场革命，是希望革命的结果将使阿里党人取代倭马亚人。在当时他们未能如愿以偿。而2个世纪之后的现在，他们贻误已久的希望似乎终于走上了得以实现的道路。

在西北非，艾格莱卜人已于909年被一个声称源于阿里和法蒂玛家族的代表所推翻。艾格莱卜人是逊尼派阿拉伯人，他们只在名义上承认阿拔斯人的宗主权。法蒂玛人也是阿拉伯人，但他们的军队是库塔马赫的柏柏尔人。法蒂玛人极想取代阿拔斯人，他们的胜利实际上是柏柏尔族和什叶派中伊斯玛仪（七伊玛目）派的胜利。914年他们企图征服埃及，但没有成功。不过到969年，他们成功地征服了埃及。与此同时在890年，与法蒂玛人同属七伊玛目派的什叶派社团卡尔马特派试图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国家。903－906年阿拔斯人成功地将卡尔马特人从新月沃地驱逐出去，但卡尔马特人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北部、哈萨和巴林岛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依靠这一根据地他们不仅劫掠了伊拉克，还袭击了麦加。930年，他们从克尔伯神殿抢走了黑石。从864至928年统治伊朗里海沿岸的另一支什叶派裁德派，于897年在也门建立了第二个国家。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在977年和985年获得了对木尔坦和信德一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到985年，仍然处于逊尼派有效统治下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主要部分只是位于河间地带和呼罗珊的阿拔斯人的继承者萨曼伊朗人的国家和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流亡的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倭马亚人和什叶派一样，在政治上对阿拔斯人持敌视态度。在985年伊斯兰教世界仿佛正在伊朗人和柏柏尔之间被分割；如果它要重新统一，那统一者将会是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法蒂玛人。

而且，伊斯玛仪派的什叶派和伊朗人在文化和政治方面都处在上升阶段。诗人菲尔多西（939－1020年）、哲学家伊本?西那（阿维森纳）（980－1037年）和科学观察家比鲁尼（973－1048年）都是伊朗人。自约970年起，”精诚兄弟会”，在巴士拉的一个伊斯玛仪派社团，开始创作一部百科全书。973年，法蒂玛的伊斯玛仪派在他们的新都开罗爱资哈尔清真寺创立了一座神学院。从整体上看，阿拔斯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地方宫廷的增加促使潜在的庇护人数目的增加。

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在伊朗扎下了根，它通过新波斯文学而不朽。但是，在11世纪结束之前，在985年时被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一些期望却落空了。到1085年，逊尼派政府在除埃及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各地都重新掌权；而且，虽然埃及仍处在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法蒂玛统治下的埃及逊尼派穆斯林臣民并没有采用他们统治者的伊斯兰教。1085年，阿拔斯王朝仍然坐在巴格达的王座上，仍在受到监护。但从1055年起，它的主人已不再是伊朗的布瓦希德人，而变成了逊尼派的突厥塞尔柱人。突厥人取代了伊朗人，成为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亚洲部分的主人。

什叶派未能抓住656－661年和747－750年的两次机会。在969－1055年间，它又一次丧失了机会。法蒂玛人和卡尔马特人彼此并不合作。虽然双方都属于伊斯玛仪教派的什叶派，但卡尔马特人关心的是社会正义，而法蒂玛人关心的主要是维护自己世袭的神权。法蒂玛人与卡尔马特人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至于布瓦希德人，他们与前两派都隔得很远。布瓦希德人虽是什叶派，但不属于伊斯玛仪派。他们宁当阿拔斯的主人也不愿做法蒂玛的臣民。在布瓦希德人看来，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什叶派中的非伊斯玛仪派的各派和穆斯林社会的多数派逊尼派，在一点上意见一致：都不愿落在伊斯玛仪派的统治之下。伊斯玛仪派对未能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主人心怀不满，于1090年左右组织秘密团体阿萨辛派进行报复。他们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是取代布瓦希德人的伊朗宰相、逊尼派塞尔柱突厥人尼扎姆?穆尔克。

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居民来说，11和12世纪是动乱的年代。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解体造成了国内法律和秩序的大混乱。巴格达的布瓦希德人政权以及后来取代它的塞尔柱人政权，多少减轻了这种混乱，但这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伊斯兰教世界现正受到基督教入侵者的折磨；更悲惨的是，它还受到迁移不定的游牧蛮族的骚扰，虽然这些蛮族名义上已皈依伊斯兰教。

东罗马人在961年夺取了克里特岛，在965年夺取了塔尔苏斯，在法蒂玛人占领埃及的同一年969年夺取了安条克。在其后的100年中，法蒂玛人和东罗马人为争夺叙利亚而互相竞争，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双方都被人赶走。驱赶他们的对手最初是1098－1099年的塞尔柱突厥人，后来是西方的基督教十字军。诺曼底人在1060至1090年间征服了西西里。卡斯提人在1085年占领了托莱多。

得到释放的游牧民族–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造成了范围更广的痛苦和破坏。999年，继承阿拔斯王朝的萨曼伊朗人国家沿着乌浒河一分为二，一部分为962年在今天阿富汗的伽色尼建立的一个突厥人王朝所统治，一部分为葛逻禄突厥人所统治，后者在960年皈依了伊斯兰教。自从9世纪初以来，突厥人作为士兵–奴隶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斯兰世界，他们学会了如何乘机反抗自己的主人。999年，一大批自由的突厥人游牧部落葛逻禄人首次大规模地定居于伊斯兰教地区。紧跟葛逻禄人之后的是古兹人，他们被基尔察克人赶到了西边。1040年，一支已经改宗伊斯兰教的古兹人在塞尔柱家族的成员率领下打败了另一支突厥人伽色尼人，占领了呼罗珊。塞尔柱人的野心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在这方面他们暂时取得了成功。1055年他们取代了布瓦希德人而成为在巴格达的阿拔斯人的主人。跟随塞尔柱人的游牧民需要的是牧场和战利品。塞尔柱人与新结识的伊朗人和定居的阿拉伯臣民共谋，让游牧的突厥人通过。1064年他们放这些人前去亚美尼亚，1071年之后又把他们放到了小亚细亚。但是在这些迁移的游牧民族开始破坏这些基督教国家之前，他们已在沿途摧毁了伊朗。

1047年，法蒂玛人为了报复法蒂玛西北非总督区脱离王朝，放出了两支阿拉伯游牧部落。西北非的橄榄园曾经保证了这一地区在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的繁荣，它们躲过了汪达尔人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的首次征服。但是，由阿拉伯人第二次征服造成的破坏却不可修复。这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迁移。这些向西跋涉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并未到达大西洋，来自西撒哈拉的柏柏尔游牧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些柏柏尔人的领袖是一个叫作”穆拉比教团”的宗教兄弟会。他们是清教徒式的逊尼派信徒。1086年和1090年，他们进入西班牙，废黜了好几个未能阻挡卡斯蒂利亚人前进的西班牙倭马亚王朝的继承者。直到此时西班牙穆斯林才为时已晚地发现，他们信仰基督教的西班牙同胞与此相比并不那么邪恶。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但与此同时，这一边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拔斯人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将整个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还消灭了木尔坦和信德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塞尔柱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却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但在他们进入之前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向东南传播到印度，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基督教王国。自11世纪起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邻近文明的扩张，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要更为广泛。

所以，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解体的同时，伊斯兰教的版图也在显著地扩张。在理论上，统一国家是宗教的强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这证明伊斯兰教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传播。这一经历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改变了穆斯林关于真主性质以及穆斯林礼拜者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经消亡的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后续国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是很明显的。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其臣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他们认为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更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现已不仅仅是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对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布瓦希德人认识到逊尼派对群众的号召力，一直避免废除阿拔斯人的哈里发制度；因为哈里发制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玛仪的什叶派截然不同，逊尼派对人的需要更为关心。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一直是《五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无法解释的。因而，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神秘主义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似乎象是对真主超越性的一种亵渎和侵犯。无疑，生活在11世纪的质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经》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及其继承者法利赛人和基督徒变形为上帝父亲。但是，这个慈爱而又可爱的上帝正是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所渴望的上帝。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一位来自呼罗珊的伊朗学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但与奥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没有参与有争议的教会政治。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与真主的神秘关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为此他退隐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逊尼派的正统教义，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人格化。所以，当逊尼派穆斯林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逊尼派伊斯兰教经历了一次转折，获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什叶派，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伊斯玛仪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拯救了神秘主义；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927／928－1071年）

这一阶段拜占庭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是989年俄罗斯人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东正教派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崩溃。帝国的崩溃给希腊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7世纪，东罗马帝国事实上已成为希腊人的帝国，尽管它仍保持着罗马的名称。所以，从1071年起帝国遭受的挫折也就是希腊民族的挫折。但是，到1071年时，拜占庭文明的命运已不再完全与希腊民族和东罗马帝国的命运休戚相关。此时的拜占庭社会除了希腊人之外，还开始包括3个说斯拉夫语的民族–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高加索的阿兰人。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的兴亡胜败似乎有点荒谬，但从经济和社会背景上考察，这些变迁便很容易理解。从926年到1045年，东罗马帝国的军事史记载了连续不断的、虽然并不总是轻易得来的胜利。11世纪50年代的转折和1071年东罗马帝国在亚美尼亚和阿普利亚两条战线上的惨败，其根源在于此前帝国农业政策的一系列失败。这些失败始于929年（更有可能是922年），最终以1028年政府承认失败而结束。回过头来看，东罗马乡村贵族的成员于963、970、976－979、987－989和1057年在小亚细亚一系列的反叛已构成了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的突厥人军事首领及追随他们的游牧部落占领小亚细亚内陆地区的序曲，这一地区先前是由东罗马贵族的大庄园占据的这些大庄园的扩张损害了组成东罗马民兵的广大农民的地产。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成功地据守小亚细亚。武装起来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强烈动机。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他们交纳的赋税要大于服军役的收入。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并不能同样胜任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东罗马的军事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很难劝诱民兵们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加入民兵的农民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交纳赋税，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种好地，养好牲口，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时的税率很高，税务官对待农民一直非常严厉苛刻，并且常常欺骗农民。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细亚东部的农民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农民的军事才干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尽管在东罗马帝国于961年和965年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陆两路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一直没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从这一年起，小亚细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对服军役的补偿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由927／928年异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使得富人能够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穷人的土地。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这次暂时性的危机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利用927／928年危机的丑闻昭然于世后，导致了帝国的农业立法。这次立法活动在1028年最终失败，它成为东罗马帝国政府与小亚细亚东部大地主之间争夺农民”剩余”产品使用权的斗争。东罗马帝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农民的生产提供的。因此，中心问题是农民每年的”剩余”是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为政府所占有还是应该以地租的形式为大地主所占有。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在两种灾害之间的选择。作为”自由农”，农民忍受着残酷无情的赋税负担；而作为大地主的佃农，农民则将与帝国税务官打交道的负担交给了地主，但这样做的代价则是让自己听任地主的摆布。

政府的目标是要让大地主退出他们自927／928年以来不正当地、时常也是非法地占有的土地。这场斗争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976－1025年）达到了高潮。976－979年和987－989年小亚细亚的贵族发起了反对巴西尔二世的起义。巴西尔的报复十分严厉。1003／1004年，他下令由富有的纳税人集体承担对税区征收的税务总额，并免去穷人的纳税责任。1028年在大地主的压力之下，这项法令被巴西尔的弟弟、懒散的同僚和幸存者君士坦丁八世废除。巴西尔在死后的失败与中国的王安石在1085－1086年的失败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东罗马帝国就同在中华帝国一样，想成为改革者的人可利用的唯一力量就是既不忠诚又不老实的官员，他们的个人利益就在于破坏他们本应当尽责执行的改革措施。

巴西尔二世既与自己的政府官员严重失和，又与在小亚细亚东部反叛的贵族臣民剑拔弩张尖锐对立。他试图保护农民免遭这两伙恶棍的欺侮，虽然他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农民，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政府官员与小亚细亚的贵族也势不两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坐在帝国王位上的皇帝不具备巴西尔二世的能力，那这些官员就要以当朝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这样一来，贵族的目标不是夺取帝国政府，就是脱离帝国政府。贵族与农民之间则怀着既恨又爱的矛盾情感。他们都一致憎恶帝国的税务官，因为贵族虽然能够逃避自己的纳税义务，但他们认为赋税的压力降低了农民民兵的军事效率，一个贵族的权力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担任务行省民兵军团的司令。而担任了这一职务也就能担任行省的总督。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这种钦佩促使农民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都跟着贵族走。963年至1057年间小亚细亚的5次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本来不可能象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这些起义演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963年的起义将一位贵族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国王位；1057年的起义为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努斯赢得了同样的奖赏。其他3次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只镇压了其中的2次，而且这2次都得到了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一次是979年雇佣了伊比利亚人（即格鲁吉亚人），一次是988－989年雇佣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取代农民民兵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专门靠服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但是在3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当时，人们一致赞成要把农民民兵由兼职的士兵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和完全的纳税人。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细亚农民的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军事力量的源泉。尼斯福鲁斯二世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考虑面前无所适从，他内心希望能保住农民民兵，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战士和追随他的同乡。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获得一支职业军队，以从事民兵无法胜任的征服活动洞时，他也不愿限制追随他的贵族兼并土地。1071年，倒霉的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不得不以雇佣军来抗击塞尔柱人。这些雇佣军士兵的唯一兴趣就是挣钱。

尼斯福鲁斯二世对于穆斯林劫掠者在克里特和西里西亚的大本营的征服，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约翰?齐米斯西斯和巴西尔二世征服保加利亚是重大的军事胜利，这场战争从971年持续到1018年（中间曾短暂休战）。它取得了君士坦丁五世在755－775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中未能取得的成果。但是，971－1018年战争的后果，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是灾难性的。在167年间，保加利亚因此而丧失了政治独立（1018－1185年），东罗马帝国经受了一场它再也无法从中恢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危机。财政危机的表现就是东罗马金币的贬值。自从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恢复东罗马金币以来，它一直保持着独特的价值。但尼斯福鲁斯一世福卡斯却发行了贬值的金币用于国内流通，而原先的金币在君士坦丁九世统治期间（1042－1055年）已经贬值。

1040－1046年标志着东罗马历史的转折，其意义与860－865年和926－928年的两次转折同样重要。1040年，东罗马重新占领了锡拉库萨（该城于878年失守），但1041年诺曼底冒险家占领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领土上的重要城镇梅尔菲。1045年，东罗马完全吞并了除小公国卡斯之外的整个亚美尼亚。但1046年塞尔柱人开始蹂躏现已不再由亚美尼亚军队保卫的亚美尼亚。

1071年，诺曼底人占领了巴里，完全征服了东罗马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地。同年，塞尔柱将领艾勒卜?艾尔斯兰在曼齐刻尔俘虏了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此后，塞尔柱人占领了7世纪以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心脏的小亚细亚腹地。

1071年之后，东罗马帝国在东南欧的领土面积自7世纪以来首次超过了它在亚洲的领土面积。保加利亚人在1041年曾举行反叛，但遭到了镇压。在1071年之后，保加利亚人继续是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塞尔维亚人仍然处于东罗马的宗主权之下。但希腊人在欧洲仅仅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而小亚细亚的所有居民自6世纪以来一直讲希腊语。在东南欧，东罗马政权已岌岌可危。

因此，从希腊人和东罗马人的观点看，在1071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拜占庭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从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会的观点看，它又是一部胜利的历史。

东正教自约867年后在俄罗斯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但是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989年接受洗礼时，东正教便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国教。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后，娶了一位希腊公主即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为妻。但是，拜占庭文明既是通过希腊人、也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渠道传播到俄罗斯的。东罗马帝国是拜占庭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向俄罗斯宣传这一文明的过程中，保加利亚人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保加利亚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由讲突厥语的匈奴人和讲条顿语的瑞典人建立的，但这两个国家大多数居民都讲斯拉夫语。当两国改宗基督教的时候，大多数民族已使用这种语言。当俄罗斯改宗时，它的王公们带回了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但俄罗斯人在宗教礼仪和文学中却采用了马其顿斯拉夫语方言，所用的书面语言也是西里尔字母表。这种字母表是在保加利亚发明的，它取代了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较复杂的格拉哥里字母表。以这种语言为媒介，许多原文是以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被以一种保加利亚文的形式引进到了俄罗斯。到1071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趋于分裂，但在地理上却正在扩张，它的扩张将拜占庭文明推进到了白海沿岸。

俄罗斯通过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渠道接受东正教，为东正教开辟了新的前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保罗派（显然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形式）或鲍格米勒派（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也同时进入了俄罗斯，而这两个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已构成对东正教的挑战。保罗派起源于亚美尼亚，并在东罗马小亚细亚的东北角取得了一些地盘。君士坦丁五世在约755－757年首先将保罗派教徒（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保罗派）安置在色雷斯，后来约翰?齐米斯西斯于972年将他们安置在重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在809年之后曾被保加利亚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走。鲍格米勒教是由一位名叫鲍格米勒的东正教神父（他的名字意谓”爱上帝者”或”为上帝怜悯的人”）在927年至954年间创建的。

鲍格米勒派是保加利亚农民对保加利亚”官方”接受东正教后急剧转变的一种反应。除了受原来保加利亚世俗贵族的压迫之外，农民现在又受到贪婪而又声名狼藉的基督教教士的剥削。鲍格米勒派否定了基督教，但却采纳了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禁欲主义和独身生活方式，以作为对基督教会背叛其口头理想的一种抗议。最初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世界是由撒旦创造的。但他们同时还认为撒旦是上帝圣父的长子；圣父本人就是善，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稣废黜撒旦并拯救人类。

与色雷斯的保罗派截然不同，鲍格米勒派是更为热情的传教士。在1018年保加利亚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鲍格米勒派传播到了东罗马；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向，它在东正教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争议的波斯尼亚河地区也扎下了根，并从这一地区传播到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朗格多克。在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国家中，鲍格米勒派都得益于基督教教会”权力机构”的坏名声和不得人心。

大约在1167年前不久，鲍格米勒派在保加利亚的特拉哥维奇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激进教派。这些特拉哥维奇亚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善和恶的本性是互相等同的和永恒的。这种激进的鲍格米勒派可能是保加利亚农民对进一步剧变的一种反应。1018年东罗马帝国吞并保加利亚及巴尔干半岛内陆其他地区，扩大了鲍格米勒派开展传教工作的地域，而971－1018年东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和1041年对保加利亚起义的野蛮镇压，则加剧了保加利亚农民的苦难。

在1071年两场灾难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东罗马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正趋于解体。其标志是帝国政府农业立法的失败。但就在同一时期，帝国境内也出现了神秘主义的复兴和视觉艺术的繁荣。与巴西尔相比，巴西尔的同时代人、”新神学家”圣?西米恩（949－1022年）对拜占庭生活更具有长远的影响。视觉艺术的繁荣发展并未受到1071年军事灾难的阻碍。拜占庭艺术家擅长于微型艺术，如镶嵌工艺品、牙雕或金属图徽。其风格都类似令拜占庭时代的希腊人神往的古希腊风格；但11和12世纪的拜占庭视觉艺术并不仅仅是对古希腊原作的单纯模仿。古希腊艺术给拜占庭艺术家带来了创造具有自己独特风格作品的灵感，当这种拜占庭艺术从君士坦丁堡被移植到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时，在这个新天地里，它开始以新颖的方式得到发展。到1071年，俄罗斯已成为拜占庭文化与东正教的希望之乡。

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

在军事上，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命运的兴衰与同时代东罗马帝国的经历恰恰相反。在查理大帝814年去世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袭击。直到955年奥托一世战胜马扎尔人时，它一直处于防御状态。在896－955年间它所蒙受的异族入侵的灾难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60年间，马扎尔骑兵深入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陆地区，这些地区过去很少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穆斯林海盗的威胁。在11世纪下半期，形势变得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有利了，同时东罗马帝国的形势则开始发生逆转。

考虑到先前的社会和文化的逐渐变迁–例如，居住在英国”丹麦法施行区”和法国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克吕尼修道院遵守本尼迪克修道规章影响的传播–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军事上的突然变化使是可以理解的了。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同化，表明西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对尚未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各地蛮族很有吸引力。克吕尼修道院对西方修道制度的改革，说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这次改革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在其他各社会领域和在宗教上一样富有活力的象征。

在君士坦丁－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在另一个斯拉夫邻邦大摩拉维亚传道时期（863－885年），基督教在波希米亚获得了一个立足点。可能两个世纪以来，在波希米亚，斯拉夫的宗教仪式就和最终在那儿盛行的拉丁仪式共存。也和在俄罗斯一样，斯拉夫民族的礼拜仪式也帮助了基督教在波兰的传播。在966年，即撒克逊皇帝奥托一世取得对马扎尔人的决定性胜利11年后，波兰也改信了西方天主教。马扎尔人在970年至1000年之间改信了天主教。丹麦在974年，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10和11世纪之交也改变了信仰。这些国家中有些改宗遭到了抵抗，例如挪威、瑞典和匈牙利。但是抵抗没有成功，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西方无主教世界周围仍为异教徒的邻国看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已变得无法战胜了。

在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也取得了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在1041年至1071年间，诺曼人冒险家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在阿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土。在1060年至1090年间，他们从穆斯林人手中夺去了西西里岛。阿普利亚人是讲意大利语的居住在伦巴底的教皇属民，对他们来说，诺曼人的征服并非是不合适的。但是对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和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人而言，诺曼征服实质上就是异族的压迫。在1085年，西班牙西北部独立的基督徒征服了托莱多。这个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在穆斯林征服以前曾是罗马帝国的属国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在1098年至1099年，西方基督教远征军又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取了安条克，而埃泽萨则从法蒂玛人手中夺走了耶路撒冷。

这次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耗资巨大，从后勤上和战略上都很重要的行动。一群西方基督教冒险家达到了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从未能达到的目的，尽管他们可以支配东罗马帝国的全部财富。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三的征服也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军事行动，但它和西方天主教征服地中海区域不同，它并未能使西方天主教的领土扩大，因为诺曼征服以前的英格兰就已属于天主教的范围。然而，诺曼对英格兰的征服表明，到1066年，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已经跃居西方天主教世界边远地区的前列。军事威力只是法国总的优势的一个方面。

西方基督教历史上的11世纪后半期和希腊文明史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相似。在长时间的孕育之后，文明突然繁荣起来。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吸取同时代更加先进的文明的成果和复兴它自己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上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088年及其以后，直到公元751年仍处于东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城市波洛尼亚发现了查士丁尼罗马法的全文，随后掀起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在10世纪结束前，在波伊提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湮没了450年之后，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又在西欧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在西亚新月沃地发明的水磨，又被安置在西欧阿尔卑斯山区奔腾的溪流上。可能在中国或欧亚大平原上发明的有效的挽马方法，早在10世纪时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采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基督徒的军械中出现了弩弓，而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就已经用它来武装自己了。

在11世纪，西方突然抛弃了由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征服者所带入的罗马式军事装备，而采用了5世纪时阿兰人带入高卢的更为有效的撒尔马特人的军械。巴约挂毯上描绘的诺曼骑士，可以在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公元1至2世纪的坟墓里有关撒尔马特骑兵的绘画上找到他们的原型。但是在11世纪西方人对他们模仿来的军械作了一个改革（许多改革中的第一个）。他们用可以提供最大的防护面积，而表面积又最小、重量最轻的鸢形盾代替了又圆又小的撒尔马特盾。这些11世纪的骑士十分清楚他们的价值，以致到11世纪中期，新的骑士们就在老骑士们的诱导下形成了一种世俗的友爱精神。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方继续用希腊时代的古典格律进行拉丁诗的创作，韵律仍以长短音节的区别为基础。而拉丁语的特点是重者的存在，这种古典的希腊式作诗法就成为令人讨厌的枷锁。基督教赞美诗作者们把拉丁语从这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创造了重读的拉丁诗。在大约11、12世纪之交，当时生动的浪漫文学作品之一的史诗《罗兰之歌》从拉丁语世界破土而出，直到今天它还标志着拉丁语系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10世纪时西欧政治的特征是查理曼帝国的部分重建，如今是撒克逊而非法兰克作为其中心。东法兰克的撒克逊国王奥托一世于955年战败了马扎尔人，于962年在罗马加冕为皇帝。他把勃艮第和意大利并入他的德意志领土，但是西法兰克（法兰西）仍然保持了独立。与8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时一样，无法再进行有效统治的加洛林王朝也在10世纪时被能得到更多支持的一个新王朝所取代。11世纪时诺曼人又在比法兰西和德意志王国规模稍小的国家建立了有效的君主政体。诺曼人对新获得的领土的组织管理成就，超过了他们征服英格兰、阿普里亚、西西里和安条克的成就。

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实行贵族统治，是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哈里发的属国。它的建立导致了南意大利新兴的城邦国家的毁灭，但是在北意大利，威尼斯在11世纪结束以前，事实上已独立于东罗马帝国。11世纪初期还处于继袭的查理曼帝国地方公侯或是一些地方主教统治之下的伦巴底各城市，也在随后的100年中获得了自治。这些城邦国家的政府实行寡头统治，但他们却是共和制的。伦巴底的两个海上城邦，比萨和热那亚，事实上都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参加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对地中海地区发起的进攻的。

这样，11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国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都要比自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更为有效。

11世纪在北意大利出现的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同一时期也在佛兰德出现了。这两个地区同时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与之相伴而来。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就给予威尼斯商人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后来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这些远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依靠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与西欧保持联系。总的来讲，西方是从伊斯兰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间，主要的受益者还是北意大利人。

西方基督教世界于910－1099年在宗教上的觉醒可从一系列进行宗教改革的努力中反映出来，它开始于910年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新型的本尼狄克特修道院的建立。克吕尼改革运动扩展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奉行克吕尼式本尼狄克特修道规章的修士，都加入了一个与克吕尼修道院保持联系并服从其领导的组织。但是，到11世纪结束时，克吕尼式宗教仪式不再令人满意，于是在1098年，在勃艮第的锡托建立了另一个新型的修道院。圣本尼狄克特本人和基督教修道制度在埃及的开创者帕科米乌斯一样，致力于使修士的宗教活动和经济活动保持平衡。克吕尼运动精心规定了本尼狄克特修士的宗教生活。但是对佃农来说，遵奉克吕尼宗教仪式的修士和他们的邻居及其社会对应者世俗地主一样，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锡托会修士以成就灵魂上的更加苦修和物质生产上的更加丰富为目的。他们要求归还原野，但是和底比斯原始的帕科米乌斯修士不同，他们也雇佣所谓教士的兄弟们，即这个制度中第二等级的成员作为工人。锡托会修士利用田野生产铁和羊毛。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同时也播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

在11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3项革新。他们要求世俗僧侣（即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仪式。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有关授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教皇从中大获其利，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使它们不能被无偿使用。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僧侣独身生活、禁止圣职买卖、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们意料，一时引起了轰动。对于其后果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争议，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夺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夺走东伊利里亚以来，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里距离索恩河、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圣科伦班在吕克瑟伊和安娜格里的修道院，后来克吕尼和锡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会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诺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销作用。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简直是一个壮举。

罗马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共同的圣地、神殿和朝觐地。它的作用正和同时期安第斯世界帕查卡马克圣殿及过去希腊世界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相类似。但是罗马也是迪卡特斯?罗曼努斯地区贵族们的私有财产。自568年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以来，除了阿尔卑斯山外帝国的建立者丕平三世和查理曼短暂的干涉之外，在大多数时间里，迪卡特斯?罗曼努斯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罗马贵族们十分清楚，罗马的神圣和教皇的权威是他们合法的额外收益。然而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看来，罗马贵族对罗马城和罗马教皇的利用则是一个耻辱。

这种把西方基督教着作一个整体的观点的最初的拥护者，是重新恢复帝国称号的德国人。奥托一世、奥托三世和亨利三世都曾废黜过出生于罗马的教皇，任命他们自己的、出生于阿尔卑斯山外的人担任教皇职务。奥托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即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亨利三世任命的最有名的教皇是他的表兄阿尔萨斯人布鲁诺，即教皇利奥九世（1048－1054年在位）。在亨利三世的鼓励下，利奥九世把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僧侣集团的利益，而不仅是代表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利益的著名的僧侣们都吸收进了罗马教廷。但是教廷的这些新主人认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应该对处理有关教皇的事务拥有最后的发言权。领导改革后的教廷对当时的皇帝和罗马地方贵族进行斗争的智囊人物，是后来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6年在位）的希尔德布兰德，他即使不是生于罗马，至少也是被罗马人收养的，但他并未成为迪卡特斯?罗曼努斯贵族们的朋友。1057年以后，教皇不再由罗马贵族或西罗马皇帝任命，而由代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红衣主教团选举产生。（红衣主教团的这个特权直到1179年才最后确定下来。）教廷在1057年到教皇乌尔班二世去世的1099年之间，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改革了的罗马教廷也和罗马贵族以及重新恢复名号的西罗马皇帝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它的目标是权力，因此，为了追逐这个目标，罗马教廷于1054年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米恰尔、色路拉里乌斯，于1075年又与西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决裂。教皇制度和西方教会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改革者们本人的愿望也是很真诚的。然而，结局却是悲剧性的。这次改革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1110–1291年）

在12和13世纪，伊斯兰教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在继续扩展。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就。因为伊斯兰教世界在政治上已经解体，并面临着外来势力的攻击：起初是在地中海地区受到西方基督教徒的进攻，然后在亚洲又受到蒙古人的进攻。西方基督教徒反击伊斯兰教所取得的唯一永恒的政治成果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西里，在这两个地区，穆斯林居民苟延残喘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而对蒙古人来说，他们则未能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在成吉思汗家族3个最西部封地上的统治者及其游牧部落的追随者皈依了伊斯兰教：位于欧亚平原西半部的金帐汗国是在1257年（完全皈依是在1313年），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尔汗国是在1295年，河间地带和塔里木盆地及其附近草原的察合台汗国是在1326年（虽然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在蒙古人征服欧亚平原西半部之前，占据这一地区的基布察克突厥人游牧部落一直是异教徒，他们北部的伏尔加保加利亚人只是一个孤立的穆斯林社团。1237年蒙古人在进入俄罗斯和欧洲的途中劫掠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城。但结果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在这一地区被消灭，反而能够无限地扩大地盘。992年到1202年穆斯林征服北印度、从开伯尔山口扩张到孟加拉的过程，前面已经提及。在西方，穆拉比教团未能重新征服托莱多，该地在1085年落入基督教徒之手。但在相反方向，穆拉比人却于1086年在今天的北尼日利亚为伊斯兰教在西撒哈拉以南赢得了一个立脚点。

1098－1099年叙利亚海岸西方基督教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深入到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位于埃泽萨（乌尔法）的据点，对伊斯兰教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冒险家为数极少（或许不到2000人）；在1099年征服耶路撒冷之后，留下来守卫被征服地区的人更少。但是，他们设法统一了被占领区。在10世纪曾抗击东罗马皇帝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吉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的特里波利于1109年向法兰克人投降。1116年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国王鲍德温一世占领了亚喀巴和亚喀巴湾中的格里尔岛，从而切断了伊斯兰教世界亚洲和非洲部分的陆路通道。

伊斯兰教的这种局面被塞尔柱人雇佣的一名突厥军官伊马德?丁?赞吉恢复了过来。赞吉在1127年被任命为摩苏尔的总督。到1144年他已吞并了阿勒颇、霍姆斯和十字军的前哨埃泽萨。1154年赞吉的儿子努尔?丁占领了大马士革。1161－1170年他在与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争夺对法蒂玛埃及的控制权的斗争中获胜。1171年努尔?丁的库尔德族军官撒拉丁灭掉了法蒂玛王朝，重新确立逊尼派为埃及的官方宗教。努尔?丁的帝国在他1174年去世时已经解体，但撒拉丁在阿拔斯哈里发的恩准下为自己重新征服了这一帝国。1187年他在加利利的海廷击败了法兰克人，重新夺得了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未能赶走撒拉丁，尽管腓特烈一世和英法两国国王都参加了这次东征（但腓特烈中途淹死）。萨拉丁的帝国在其创建者于1193年去世后仍然保存了下来，并且在1250年萨拉丁王朝灭亡后依然存在。就在1250年，法兰克人试图第三次重复耶路撒冷国王阿马里克占领埃及的英勇业绩，但仍以失败告终。埃及现已成为伊斯兰教的堡垒和要塞。

1250年，萨拉丁王朝的一队突厥军事奴隶从王朝手中夺取了萨拉丁的遗产。如今，继承权不是由父亲传位于子嗣，而是由前奴隶的统治者传给了奴隶。在此之前德里也建立了一个具有同样结构的政权。势力达到旁遮普东南的北印度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古尔任命了一位奴隶总督。1215年当古尔王朝被塞尔柱人的前封地花刺子模的统治者灭掉后，这位总督的第二位奴隶继承者便成了古尔在印度的领土的统治者。

河间地带和东北部伊朗，在阿拔斯王朝及其伊朗人继承者萨曼王朝的统治下曾一度繁荣，但在11世纪初却饱受了由塞尔柱王朝的武将率领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的大量涌入之苦。1141年河间地带被一支流浪的契丹人（黑契丹人）占领。他们在1124－1125年被女真人赶出华北和满洲。黑契丹人并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一支开化的民族。河间地带在他们统治下遭到的损失要小于花刘子模的统治者造成的灾难。后者于1210年将黑契丹人赶出了河间地带。当1220－1221年蒙古统帅成吉思汗蹂躏花刺子模王国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都遭到了破坏，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

成吉思汗的入侵使伊拉克免除了花刺子模人的入侵威胁。向花制子模的入侵很可能会同成吉思汗劫掠河间地带产生同样的灾难。东部的一支塞尔柱人在1194年被其前封地花刺子模灭亡，使得阿拔斯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实际上获得了独立。他利用自己的行动自由重新占据了伊朗的西北部，在道义上支持萨拉丁及其继承者，并把一种流行的运动”法图瓦赫”改造成在阿拔斯庇护下的骑士制度。

“法图瓦赫”是使伊斯兰教得以经受住蒙古人征服的几项新的伊斯兰教制度之一。另一项制度是苦行僧组成的兄弟会，其中最早的兄弟会是卡迪里教团，它由吉坦的阿布杜?卡迪尔仅立于12世纪。大多数苦行僧兄弟会的创立者都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他们的宗教习俗采取了诱人心醉神迷的形式，无论他们是否是伪装的土库曼的萨满，他们都对改宗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产生了影响。这些土库曼人奉行他们所采用的宗教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著名的苦修僧教团的创立者札拉丁?鲁米即是米列维教团的创始人。1207年，正当花剌子模和蒙古人的旋风席卷这一地区之前不久，他生于托卡里斯坦的巴尔赫。他在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首都库尼亚赫度过了一生（1207－1273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在此用新波斯语写下了他神秘主义的诗歌。另一位波斯诗人设拉子的萨阿迪（约1184－1291年）并没有隐居，而终日云游四方。他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世纪中的百岁老人。

塞尔柱人的帝国在小亚细亚（拉姆）的分支比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帝国的主体具有更顽强的耐力。塞尔柱人的拉姆王国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1176年，它挫败了东罗马帝国为时已晚的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它在1243年战败于蒙古人之后仍幸免于灭亡，尽管它不得不服从蒙古人的宗主权。拉姆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它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拉姆的苏丹设法将塞尔柱人带来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驱赶到伊斯兰教世界与东罗马帝国的边界，并将13世纪从蒙古逃来的游牧部落也迁移至此。与马木路克的埃及和叙利亚不同，虽然拉姆以后战败于蒙古人，被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之下，但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它仍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因此，当1256年执政的蒙古大汗蒙哥委任其弟旭烈兀汗完成成吉思汗征服伊斯兰教世界的末竟事业时，伊斯兰教得以在1258年伊拉克遭到毁坏、巴格达被攻陷和劫掠、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被灭亡之后生存下来。

1261年，萨拉丁王朝的奴隶（马木路克）继承者显示出蒙古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他们在巴勒斯坦歼灭了旭烈兀汗常胜军的先锋卫队。被杀的蒙古将军是一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与他在一起的有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和安条克的基督教王公。但驻守在阿卡的法兰克人让马木路克的军队通过。马木路克人挡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人伊尔汗国对叙利亚的3次入侵，并且在1291年占领了西方基督教在叙利亚剩下的最后一个滩头阵地阿卡。

在伊尔汗国版图内的西方基督教徒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都希望西方基督教王国与蒙古帝国的伟大联盟能征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和消灭伊斯兰教本身。教皇和法国的使臣到达靠近欧亚平原东端的蒙古大汗的首都哈刺和林。蒙古人虽然向西方基督教徒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一计划并投有什么结果。蒙古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宁愿选择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在1295年伊尔汗加赞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他的穆斯林臣民对他的基督教臣民进行了报复。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当11世纪土库曼人在塞尔柱人的率领下进行民族大迁移时，基督徒已开始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现在这种改完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新月沃地的人口中曾经占有多数的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基督教徒在人数上正大大减少，最终成为四处散居的游民。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端，被西方基督教徒征服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也大大减少，最终竟完全消失。来自西撒哈拉的游牧部族柏柏尔族穆拉比教徒和取代他们的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高原柏柏尔穆瓦希德人，都未能成功地挡住西方基督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进展。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此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仅限于格拉纳达周围的偏僻之地。但是，穆瓦维希人却成功地将西西里的诺曼人从沿海滩头驱逐出去，自12世纪40年代穆拉比人衰落之后，诺曼人一直占据着伊夫里奎亚的滩头阵地。

不过，从军事上说，在11世纪的大潮之后伊斯兰教文明涌动的西部地区并不是非洲，而是伊比利亚半岛。在这一地区，科尔多瓦倭马亚哈里发王国的解体与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制度在伊朗的崩溃具有同样的文化推动作用。在伊比利亚半岛，地方宫廷数目的增加，扩大了潜在的文学艺术庇护人的数目。在继承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的众多小邦中，诗歌创作极度繁荣。在基督教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前夕，伊比利亚半岛为伊斯兰教贡献了一位哲学家伊本?拉希德（阿威罗伊）（1126－1198年）和一位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前者与伊本?西那（阿维森纳）齐名，后者肯定加扎利对神秘主义的论证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可接受的一部分。伊比利亚半岛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与伊夫里奎亚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早期贡献具有相同的命运：尽管这些贡献创造者进行创造活动所在的地区遭到肢解，但他们的业绩仍然保存了下来。

第六十五章 拜占庭世界（1071－1240年）

1071年，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被塞尔柱军事首领阿勒卜?艾尔斯兰战败并俘虏；1081年小亚细亚贵族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登上东罗马帝国皇帝宝座。在以这2次重大历史事件为起迄点的10年中，东罗马当局将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送给了突厥人，尽管东罗马人的祖先为抗击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已坚持不懈地战斗了3个世纪。就和同一时期的中国一样，无休无止的内部纷争导致了东罗马帝国在这10年中的急剧没落。到1081年，东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东方的塞尔柱人、西方的诺曼人和北方的佩切涅格人和古兹人的蹂躏。（古兹人从欧亚太平原西端和多瑙河下游进入东罗马帝国，他们是塞尔柱土库曼人的异教同宗，他们同样受到另一支突厥人游牧民族基布察克人西迁的压力。）

亚历克塞一世（1081－1181年）是戴克里先和希拉克略的名符其实的继承人。同他们一样，亚历克塞一世从毁灭中拯救了帝国，并且找到了两个能干和精力旺盛的继承人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与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但是这三位皇帝都未能成功地阻止大地主经济和政治势力以牺牲帝国政府利益为代价的增长，也未能击退来自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突厥人。游牧的土库曼人行踪不定；基督教的希腊农民疏远了帝国。农民深受游牧部落之害；但是只要拉姆苏丹国的塞尔柱统治者能够成功地保护农民免受追随塞尔柱人的游牧部落的骚扰，农民就会认为突厥人穆斯林苏丹的压迫比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还要轻。

亚历克塞一世必须要对付第一次十字军。伊斯兰世界对付土库曼人的办法是将他们迁移到东罗马的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亚历克塞对付西方十字军骑士的办法，则是将他们引向叙利亚。但亚历克塞和十字军的目标是相反的。亚历克塞宁愿招聘十字军作为雇佣兵把突厥人驱逐出小亚细亚，但十字军的目标却是耶路撒冷，他们并不希望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代理人或仆从。结果，双方都未能实现目的。东罗马帝国从未恢复小亚细亚腹地；十字军虽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征服叙利亚腹地。因此，在与广阔的伊斯兰内陆地带对峙的陆地防线上，十字军未能在叙利亚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拉姆的塞尔柱人能够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拥有定居人口的有组织的国家，而赞吉、努尔?丁和撒拉丁则能够包围叙利亚海岸的法兰克人滩头阵地，将法兰克人驱逐出耶路撒冷。

当帝国在小亚细亚腹地的领土仍然完好无损、帝国政府与大地主争夺对农民的控制权的斗争尚未彻底失败之时，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斯米西斯及巴西尔二世的目标就已经超出了帝国的能力之外；但是曼努埃尔二世却推行了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扩张政策，从而浪费了精力，白白消耗了东罗马帝国已经萎缩的资源。虽然曼努埃尔不可能保持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支配权，但他仍然与匈牙利进行战争。他干预腓特烈一世巴尔巴罗萨与北意大利城邦之间的战争，企图收复帝国在阿普利亚的失地。曼努埃尔于1180年死后，帝国的崩溃在一场超级灾难中达到顶峰。

曼努埃尔与西方基督教徒的关系一直很友好，但他的大多数同胞并未能分享他的亲法兰克人的情感。东罗马政府在先前2个世纪中为谋求意大利沿海城邦海军援助而出让的经济特权，使得意大利人能够从希腊人那里赢得东罗马帝国的国内贸易。118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屠杀西方商人的事件。西西里的诺曼人进行了报复，占领和劫掠了塞萨洛尼基。1180年塞尔维亚摆脱了东罗马帝国的宗主权。自1018年以来已成为东罗马帝国臣民的保加利亚人于1185年进行反叛，重新建立了独立国家（这次是与弗拉克人合作）。与保加利亚人1041年的反叛不同，1185年的反叛未能镇压下去。1185年塞浦路斯脱离东罗马，但1191年又被西方十字军骑士、英格兰的理查一世占领。1192年理查一世又将塞浦路斯作为一种慰劳品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法兰克国王吕济尼昂家族的盖伊，后者于1187年赶走了撒拉丁，而第三次十字军又未能让他重新获得任命。

1203－1204年，一场重大灾难震撼了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两次受到威尼斯人和法国”十字军”联合远征军的进攻，第一次是以一个要求继承东罗马皇位的人的名义，第二次则是袭击者自己的主张。这是君士坦丁堡自330年建城以来首次在敌人的进攻面前陷落。该城遭到了野蛮的抢劫，胜利者们彼此之间订立了瓜分帝国的协议。但他们最终无力实行其全部计划。威尼斯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瓜分战利品时她挑选克里特岛和其他一些海岛以及分布在大陆沿海战略要地的滩头堡垒。不复存在的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希腊人诸王国，在西北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北部海岸的东端、特拉布松周围以及伊庇鲁斯建立了独立国家。君士坦丁堡被分给了一位法兰西的十字军，他获得了皇帝的头衔。

继之而来的事情表明，拥有君士坦丁堡现已成为一种负担而不是财富。从330年到1204年，君士坦丁堡在军事上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坚不可摧的堡垒，但自从633－642年失去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会和经济负担。从那时起，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对于帝国已经缩小的规模来说就显得太大了；这一负担在1071年丢失了小亚细亚腹地之后进一步加重。1204年由法兰西皇帝夺取的一小块帝国领土井不足以维持君士坦丁堡；对于从1204年至1261年居住在此的法兰西皇帝们来说，君士坦丁堡自始至终犹如荆棘丛生之地。

与此相反，继承帝国的本地希腊人国家却比帝国自巴西尔二世死亡之后的任何时期都显示出更大的活力。西北小亚细亚和伊庇鲁斯的希腊人国家互相之间以及与法兰克人都处在竞争状态，在反对所有希腊人和法兰克人对手的斗争中，亚洲国家成了胜利者。（地处偏僻的希腊特拉布松帝国没有卷入这场斗争。）西北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国家，自称是东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它的统治者自称为帝国皇帝，其合法性得到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主教的承认；这位主教临时驻节在流亡帝国的首都尼西亚。尼西亚的东罗马帝国比3位康尼努斯家族的皇帝统治君士坦丁堡时期（1091－1180年）的东罗马帝国，更为成功地抗击了塞尔柱突厥人的拉姆苏丹国。尼西亚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和推进边疆，直接损害着拉姆的利益。它在经济上很繁荣，在文学和视觉艺术领域显示出特色。1235年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瓦塔特泽斯夺取了位于达达尼尔海峡欧洲沿岸威尼斯人的滩头堡垒加利波利，从而在欧洲获得了一个立脚点。1234年他与保加利亚结盟；1235年尼西亚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共同从陆路围攻君士坦丁堡。从1235年后，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已被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包围。法兰西人的君士坦丁堡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保留下来的唯一交通线就是海路，但援救它的法兰克人必须要经受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夹击（海峡两岸现都落入尼西亚的希腊人之手）。

到1237年，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复兴的保加利亚帝国和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都显示出能超出法兰西人统治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实力。在教会事务方面，先前处于东正教世界边缘地区的塞尔维亚一直是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它现在也明确地选择了东正教。尼西亚希腊人的帝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可了保加利亚主教地位的恢复，并为塞尔维亚设立了一个自治的大主教职位。但是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与高加索的东正教国家在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两方面都已逊色于俄罗斯，甚至在建筑、视觉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都受到了俄罗斯人的挑战。

在俄罗斯改宗基督教之后最初的50年中，教会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对历史资料的解释也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从1039年起俄罗斯已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教区。获得俄罗斯之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管辖区大大地扩大了，因为俄罗斯地域广阔，而且还在向北部和东部扩张。1169年俄罗斯宗主国的王公所在地由第聂伯河畔的基辅，迁到了伏尔加河支流克利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兰人都是东方正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当同属东正教的希腊人在11世纪上半叶征服格鲁吉亚人的一性论派亚美尼亚邻国时，他们仍然维持了独立；而且，格鲁吉亚在1071年也没有被卷入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她在塞尔柱人的进攻面前幸免于灭亡，并在12世纪时与继承短命的塞尔柱帝国的穆斯林国家瓜分了亚美尼亚。在女王塔玛统治期间（1184－1212年），由格鲁吉亚直接和间接统治的领土从黑海沿岸扩展到高加索的里海沿岸。

蒙古人从欧亚大草原的突然出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拜占庭世界各个部分的命运。格鲁吉亚是第一个遭遇不幸的东正教国家。1225年它遭到四处闯荡的花刺子模王公札兰丁的劫掠，1236年又遭到蒙古人的破坏。蒙古人强迫格鲁吉亚接受自己的宗主权。1237年和1240年蒙古人在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到欧洲的途中蹂躏了俄罗斯（1240年基辅遭到劫掠）。蒙古人的宗主权强加给了最东边的各俄罗斯公国，但西南部的加利西亚（哈利克兹）、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而且诺夫哥罗德开始包围蒙古帝国及其俄罗斯附属国，在它们的北面向东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以外。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则得益于1243年蒙古人打败和征服塞尔柱拉姆苏丹国。

1180－1204年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和1237－1240年俄罗斯的灾难既没有阻碍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也没有挡住它的传播。教堂建筑使塞尔维亚人被错定于东正教世界，这些教堂都装饰有拜占庭风格的壁画。12世纪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教堂建筑将希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特色都结合在了一起。尼斯塔斯?科尼亚提斯给我们留下了记载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生动感人的第一手资料，他是留下从959年到1204年东罗马历史连续记录的一系列历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迈克尔?普塞洛斯记录了976－1077年的历史，在记录事实和日期方面，他比自己的前辈利奥?蒂阿科努斯更马虎草率，但对人物的分析却很敏锐。这些拜占庭的希腊人写作所采用的语言是学究气的古雅典共同语，但是希腊语并不是这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历史著述的唯一语言。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是12世纪早期用马其顿的斯拉夫语言创作的，当时它是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

第六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11世纪后半叶，西方基督教文化空前繁荣。到了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4世纪的前25年中，西方基督教文化开始走向衰落。在黑死病于1348年横扫欧洲大陆之前，11世纪以来的人口激增趋势便已减弱。1261年希腊人收复君士坦丁堡，1291年穆斯林收复阿卡，宣告了西方基督教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对黎凡特地区入侵的失败。1303年法兰西国王派人刺杀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从此结束了自格列高利七世以来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霸权地位。

在许多著作中，对12、13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繁荣，从正反两方面均有所反映：最具名昭著的事件便是1204年十字军占领并洗劫了东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于1208－1229年又洗劫了清洁派的朗格多克；对波罗的海南岸斯拉夫领土的霸占在12世纪达到顶峰；教皇顽固地对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人进行战争。这2个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不仅反映在许多著作中，而且还通过4位伟人的经历反映出来：阿西西的圣徒方济各?贝尔纳多尼（1182－1226年），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佛罗伦萨的诗人但丁?阿里盖里（1265－1321年）和来自佛罗伦萨的乡村画家乔托?邦多尼（1267－1337年）。这4位伟人都是意大利人。但西方基督教雕刻艺术却在13世纪的法国达于巅峰，这就是被称作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

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意大利，尽管它在6世纪时也蒙受了不少苦难，但它并不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彻底地与希腊罗马文化决裂。因此，在意大利人们仍乐于建造罗马风格的建筑，并不轻易地抛弃它。而且在拉韦纳和威尼斯这样的东罗马帝国的边远地区，也有许多教堂是由东罗马建筑师按照拜占庭风格建立的。例如，现存的完工于1071年的圣马可大教堂，便是根据以前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而建。然而，令人惊诧的是，与其紧邻的总督府却是哥特式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乔托竟然摆脱了拜占庭传统的影响，成为现代西方自然主义绘画风格之父。

但丁采用当时意大利民谣形式创作了《神曲》，一改过去以拉丁语六音步诗律创作的习惯，对此后西方世界的诗人采用民族语言写作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丁在使用民族语言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是受了阿尔卑斯山外诗人的影响。对一名意大利人来说，要摆脱拉丁语及其文学的束缚，比把奥克语和奥依语作为母语的诗人，要困难得多，更不用说与把罗曼语和条顿语作为母语的诗人相比了。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仍拘泥于祖先的拉丁语中。他们写作时一方面离不开严格的拉丁语格律，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又尝试着以民族语言来表现，以此求得平衡。12、13世纪一些优美的拉丁诗歌就是采用这种风格创作出来的。那些摆脱了希腊－罗马语言影响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希腊人相比，取得的成就更高。他们的大胆尝试，使他们的创造性获得了解放。到但丁时代，意大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启蒙地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用了2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意大利1300年所达到的文化水平。

在1300年前的2个世纪中，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进一步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技术上也更加进步。

这一时期西方人口的增加可由下列事实加以证明：耕种的土地明显增多；城镇的数目增加，规模扩大；向被征服地区殖民。在有关城墙的历史的记录中，可以了解这一时期城镇面积的扩大。有许多这样的情况：1100年修建的城墙，被1250－1350年间修建的新的城墙所取代，以包围更大的城市面积。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仍是城镇密集的地区。

在毛纺织生产上，佛兰德在12世纪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3世纪末，佛罗伦萨才赶了上来。佛兰德的发展，得益于原材料供应的便利：本地原料丰富，又有来自低地国家和英格兰的大量原料供应。意大利城镇，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得益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黎凡特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12、13世纪期间，意大利商人和佛兰德商人每年聚会于香摈的4个定期集市，这里成了一个方便的中转地。

人口的增加，城镇数目的增多，及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殖民，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9和10世纪，西方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大庄园迅速蔓延，小土地所有者急骤减少。人口的下降又使庄园主将庄园的部分耕地出租给佃农耕作，佃农每周必须抽出几天在庄园主的领地上劳动，产品也归庄园主所有。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保证庄园内土地的利用，但这种制度经济效益不高，社会效果也不佳。与雇佣劳动力相比，农奴或奴隶只做极少部分的工作。因此人口增多时，庄园主便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农奴也感到货币地租比劳役地租剥削量为经，而更乐于接受之。如果庄园主不付给农奴应得的报酬，农奴便逃往城里到工厂做工，或是逃向易北河东部的殖民区（这里开始是一块自由民的乐土，然而最终却成为欧洲农奴制度的堡垒）。

波罗的海地区乡村和城市都已殖民化。面向波罗的海的第一座德国城市是吕贝克，建于1143年；但泽建于1200年；里加建于1201年；雷瓦尔建于1219年。波罗的海成为德意志的一个湖，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成为其贸易的后方。曾使基督教世界丧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到13世纪已屈服于日耳曼的沿海城邦，就象希腊人、穆斯林屈服于意大利城邦那样。波罗的海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小地中海。在1250－1350年的100年间，佛兰德各城不再从德意志、法兰西进口谷物，而改从波罗的海进口。

技术的进步抵销了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尽管可耕地的扩大侵占了大片的牧场，造成肥料的减少，但是农作物的轮作制度使三区轮作制代替了二区轮作制，减少了土地休耕的比率。此外，把握耕耘与播种的时机也更多了。使用挽马的深耕法到1200年已趋于完善。12至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水车数目有所增加，而风车的安装则开始于1162－1180年间。

与风能、水能、人力不同的是，矿产是非替代性物品。自从公元前四千纪冶炼术发明以来，一种又一种的矿产相继被采光用尽。公元10世纪，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重要的矿产来源。但到了14世纪，表层和浅层矿藏已开采殆尽，要采掘深层的矿藏，必须使用更先进、也更为昂贵的采掘技术。

教皇和国王争夺权力的斗争一直是12和13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以在授职权问题上的妥协于1122年宣告结束，自此权力政治披上了伦理道德的外衣。而在第二个回合中，教皇与复苏的西罗马帝国争夺对意大利（已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地区）的控制权，权力斗争的性质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在这些斗争中，获利的是意大利北部城邦和法兰西，帝国和教皇都是失败者。

1158－1183年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腓特烈一世企图把专制帝制强加给伦巴底诸城邦，遭到了失败。教皇支持城邦为争取自治而反对帝国的斗争。因为教皇在对抗阿尔卑斯山外的帝国权力时，这些城邦能起到屏障的作用。为此，教皇不仅容忍了伦巴底和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邦的自治，而且容忍了丕平三世和查理曼赐给教皇的所有意大利领土上的城邦的自治。在12和13世纪，教皇的最大野心是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这个野心勃勃的目标高于对任何某一地区的统治。因此，教皇在这个时期不仅允许罗马涅（即前东罗马帝国总督在拉韦纳周围的领土）地区各城邦的自治，而且允许包括罗马本身在内的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城邦自治。教室和意大利的一些城邦结成经济和政治同盟。1250－1300年间，佛罗伦萨的银行代表罗马教廷为教皇收税，从中赚取利润。

教皇的另一同盟者是法兰西。法兰西的目的是要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在皇帝与教皇的斗争中，从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位）到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历代教皇都把法兰西作为避难所。1194年，腓特烈一世的儿子及继承人亨利六世，征服伦巴底诸城邦，并自称为两西西里王国的统治者，补偿了其父失败带来的损失。自此，霍亨斯陶芬王朝使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邦陷入西西里和德意志帝国的两面夹击之中。亨利六世的儿子及继承者腓特烈二世（1230－1246年在位）是一个天才，他精通两西西里王国具有世界主义的希腊和阿拉伯文化，并同样精通属于西方文化的意大利诗歌。但是他所引起的人们的反抗及他的早死，使他的才干末能充分发挥出来。

教皇发动了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战争，以反对腓特烈对整个意大利的觊觎。在这场斗争中，乌尔班四世（1261－1264年在位）和克雷芒四世（1265－1268年在位）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他们的胜利是在说服一位法兰西王公－路易九世（1214－1270年在位）的兄弟，安茹的查理，让他出兵征服腓特烈二世的继承者们统治的两西西里王国的条件下才取得的。在征服了一个世俗权力的同时，教皇又将自己置于了另一个世俗权力的支配之下。1303年，法兰西王权结束了教皇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就象当初教皇借助法兰西的帮助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一样。

就神圣罗马帝国来说，征服意大利战争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使它也失去了对本土德意志的有效控制。在10世纪和11世纪，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要比西法兰克（法兰西）国王对其臣民实行的统治更为有效。到1303年，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已赢得王国内僧俗两界显要人士的支持，公然反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称霸世俗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狂言。而此时德意志帝国的贵族们已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敢于向皇帝挑战，而又不冒任何风险。

法兰西国王权力加强的同时，德意志君主的权力却相对削弱，这是由两地封建制度的历史差异造成的。同农奴制一样，封建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是通过个人劳役实现的（封建义务是服军役，而农奴制义务则是经济性质的）。转让土地时，封建主与他的臣属订立契约，这种契约实际减少的是封建主使用土地的特权，而不是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当封建领地成为世袭租佃时，封建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便彻底丧失。世袭租佃早在9世纪时便在西法兰克出现，但从10世纪末以来，法兰西国王开始逐渐加强其权力。在东法兰克，世袭封建领地出现的时间较晚，却在13世纪加快了步伐。原因就在于德意志国王顽固地梦想统治意大利王国的失败。他这种根本力所不及的控制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梦想，其结果是放松了对本土的控制。帝国皇帝的称号成为一项沉重的额外负担，而法兰西国王却并无这个负担。

在国王和教皇的斗争中，斗争的双方都丧失了一部分权力：国王失去的是政治权力，教皇失去的是道义上的权力。但是正是道义上的损失引起了政治权力的损失。因为自从格列高利七世起，教室一直寻求通过建立道德权威来间接行使政治权力。这种道德权威的丧失伴随于教皇企图称霸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过程，在教皇对帝国的战争中尤为明显。

为了与帝国作战，教皇需要金钱，为此发明了令人痛恨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它在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向僧侣征税的行政制度。这种征税十分有利可图，一些世俗封建主也借机从中渔利，而意大利银行作为教皇的财政代理人更是发了大财。另一税收来源是罗马教廷作为最终上诉法庭（更确切地说，在属于他们本省的由教会律师负责的诉讼案中是作为初审法庭）收取的费用。查士丁尼一世民法典的发现，因基督教法规的编纂而并未显示其重要性。当腓特烈一世宣称他作为查士丁尼的继承人应该享有的权力时，他遭到了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在位）和卢西乌斯三世（1181－1185年在位）两位教皇的反对。这两位教室都是以教会律师开始其教士生涯的。

教皇对权力的贪婪，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财政、法律手段，使西方基督教的高尚人士感到震惊。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派修女院院长圣贝尔纳（1090－1153年）反对教皇的法规主义和贪婪。圣贝尔纳也不是毫无瑕疵，他性情暴躁，感情冲动。他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上的异端，不论是哲学家阿伯拉尔煽动性的言论、朗格多克清洁派的禁欲主义，还是异教的波罗的海沿岸斯拉夫人（他以雄辩的口才号召组织十字军征服这些异教徒）和穆斯林（他鼓动对黎凡特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自己也卷入了反对教皇的各对立派别的争吵中。他并未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教职，显而易见他是献身于宗教的。他出身高贵，然而他放弃了尘世的幸福，而成为严格的锡托会的一名修道士。正是为了主义他牺牲了个人利益，因此他成为同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最受尊重、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教皇背离其圣职原则的批评是权威的，也是最具诅咒性的。

圣贝尔纳是狂热的正统派（西方基督教的正统观念，而非东正教的）。12和13世纪中其他谴责教皇的人，令人震惊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异端教派或是反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宗教鲍格米勒教（在西方以清洁派或巴塔里亚会而出名）。这些反对教皇罪恶运动的领导人在甘愿忍受贫困上是一致的。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他们生来并不贫困。和圣贝尔纳一样，他们牺牲个人利益而选择了贫困，以自己的楷模来反对教皇的世俗化，反对基督教法规的世俗化。（11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们为西方基督教僧侣的独身生活制订了准则，但并未强迫世俗教职人员放弃对财产的占有，也来强迫修道院放弃集体占有的财产。）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一个成功的布匹批发商的儿子，他公然蔑视其父，抛弃享乐，而与清贫为伴。他和加尔都西会修士或清洁派的”选民”一样进行苦修。他过着福音书上所描写的基督般的生活。当他的第一位信徒，金塔瓦里的贝尔纳，请求方济各允许他过同样的清苦生活时，方济各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基督似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与此，他也接受了谦卑的思想。他从来没有要批评教皇的念头，那怕是隐晦地；也不愿发起什么反教皇的运动；更不想担任什么新兴教派的领袖。象基督那样，才是他献身的目标。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免于和清洁派与韦尔多派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乐于清贫事实上就是对教皇的谴责，虽非故意，却更具破坏性。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和他的孙子、他的第二个继承人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认为方济各对基督的真诚模仿，使罗马教廷陷入困境。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来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越来越高涨的对罗马教廷的指责。他们决定支持方济各，而不是以他为敌。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尽管其动机并不纯正。

圣方济各如果在和罗马教廷的第一次冲突中殉身，那他就会免于以后的精神煎熬，而不是活下来蒙受耻辱，目睹由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和他的同伙埃利亚经手而成的方济各会法典与他本人提倡的基督式的生活背道而驰。结果方济各陷入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之中，就象他当时选择清贫和谦卑时一样。如果乌戈利诺和埃利亚狡猾的手段末能使方济各陷入痛苦的境地，那么方济各精神就不会比方济各本人更长久。在他死后700多年的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流传，尽管受到他的制度的保护者小兄弟会规章的限制，但并未失去其价值。

制度化赢得了持久性。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耻辱，但是对后代来讲，某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东西的制度化，比那些稍纵即逝的精神财富的丧失对人类的危害要小些。圣方济各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酷的事实，但是乌戈利诺和埃利亚意识到了。他们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他们挽救了方济各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也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圣方济各的同时代人，”布道兄弟会”的创始人卡斯提人圣多明我（多明我?德?古斯曼，1170－1221年）走了一条简便的道路。他同样安于清贫。两位圣徒都反对贪婪，但圣多明我的精神比圣方济各的精神易于制度化。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兴的城市，因方济各和多明我会的教堂、图书馆和讲演厅的广泛分布，而在精神上受益匪浅。尽管如此，在圣方济各看来，房屋和书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中存有对基督式生活的危险障碍。埃利亚从未失去圣方济各对他的信任。如果圣方济各能预见到埃利亚之所以如此热衷捐款是为了借他的名义建造教堂的话，他一定会万分痛苦。这些建筑和乔托绘画的优美都无法消除他的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违背他早已献身的清苦和谦卑。

埃利亚和乌戈利诺知道应为方济各修道会做些什么。圣方济各早就预言一个西方基督教徒应该做什么。在圣方济各以前的那个时代，一个卡拉布里亚人，菲奥雷家族的乔凡尼?代?乔阿基尼（约阿基姆，1145－1202年，他出身贵族，和圣贝尔纳一样，后来又成为锡托会修士）预言动乱高潮过后，1260年将要开创天国降临人间的第三阶段，圣灵时代将继圣子时代而出现，如同基督降生时圣子时代在圣父时代之后出现一般。1260年确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260年，教皇如果没有法兰西的军事帮助，很明显就不会从腓特烈二世的继承人手中夺取两西西里王国。然而，圣灵时代益没有降临，如果圣方济各精神能够盛行的话，这个时代或许才会来到。菲奥雷的约阿基姆在他活着时，作为圣方济各的后来者，接触教皇英诺森三世非常方便。他的一些著作在他死后于1254年出版了新版本，这使他遭受了抨击，因为这些著作曾使罗马教廷惊恐万分。1323年教皇宣布基督和其使徒没有财产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这样，方济各会的神圣使徒们，因支持圣方济各效仿基督的观点，都未能幸免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所没有蒙受的一死的恶运。

城市生活和富裕使人类远离了大地母亲。在圣方济各时代，这两种弊病都开始困挠西方基督教世界。后世应感激圣方济各，不仅因为他提倡清贫的生活，更因为他那种对所有生命的内在的同情心。从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我们了解到圣方济各与鸟类和动物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虽然传说并非权威性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在印度以西的欧洲大陆是很难见到的。圣方济各的赞美诗如同一个日本神道教徒一般赞美上帝赐与人类大地母亲，赐与人类动物和植物。圣方济各本人的赞美诗原文至此突然中断了。赞美上帝赐予人类不事报复的性格和肉体灭绝的诗节，都是后人附会的思想。赞美上帝赐予人类阳光的诗篇可能是阿肯那顿信徒的杰作，赞美上帝赐予人类各种元素的诗篇可能出自琐罗亚斯德教徒之手。那些来自一神教的犹太人之口的传说则显得尤为珍贵。

第六十七章 东亚（1126－1281年）

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并不是由于它的军队勇猛，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按照官方的说法，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临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

尽管如此，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1127－1279年）；临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人口、农业生产力、城市化、贸易（国际和国内）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已在第59章中提及。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也更为繁荣昌盛。南宋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是妇女地位的下降。缠足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为了显示儒家学说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程氏兄弟相互分手了。就程颐而言，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就程颢而言，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程颐的形而上学为朱熹（1130－1200年）有系统地完成，而程颢的立场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年）接受。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就象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尽管程颢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朱熹的体系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然而，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是不甚重要的。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认为这是反社会的。例如，程颢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衔，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作一名现职文官。如果中国的新儒家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他们肯定会反对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菲奥里的观点，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935－1185年间发生了权力和财富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转变为国内混乱。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而野蛮地被附近佛教寺院的武装力量的入侵所扰乱。宗室出身的两大地方豪族平氏与源氏之间的内战，于1185年以源赖朝的胜利和他以镰仓为基地对全日本实行实际统治的确立而告结束。镰仓位于关东（主要岛屿本州中一块最大的稀见平原）西南端以外。皇室和它的深奥精致的文化被允许在京都存在，但是京都政府的实际权力却被剥夺了。事实上，至少早在858年，京都的皇室就已为属于藤原家族的摄政者所控制。1199年源赖朝死后，镰仓幂府将军的摄政权于1203年为北条家族获得。北条氏一直掌权到1333年，并把源赖朝所创立的政体有效地维持到1284年。

从1185年到1284年，日本被有效地统治着，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尽管分配的不公平也同时增加了。日本在这时有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幸运的，因为蒙古人于1274年入侵了日本，在1279年完成了对宋帝国的征服后，又于1281年再度入侵日本。这两次战争中，风暴帮助了英勇的日本人，严重破坏了侵略者的船舰。1274年，蒙古远征军人数很少，仅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就结束了它的进攻。1281年，侵略军的规模很大，进攻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打退蒙古人对日本的这两次袭击，同公元前5世纪打退波斯对欧洲希腊的两次袭击、穆斯林阿拉伯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一样，对人类历史有着重大影响。镰仓的军人政府，比京都的文人政府更适合日本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状况。源赖朝和北条氏的摄政者们在镰仓坚守着幕府政体，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在宗教领域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种类是深奥难解的形而上学–尽管这些教派的一些僧侣在他们于日本土地上的实践中变成了粗野的穷兵黩武者。12和13世纪，佛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于日本人面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认同。1191年，佛教禅宗的一支传入了镰仓。禅宗通过严谨的修行冥想达到精神上顿悟的方式，吸引着武士们。浩然（1135－1212年）和亲鸾（1173－1262年）号召民众全神贯注地重复菩萨阿弥陀佛的名字，作为死后获准进入”净土”（阿弥陀佛的天堂）的护符。日莲（1222－1282年）全神贯注于口诵《妙法莲华经》。他更近似于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而不是任何佛教先圣。日莲反对所有的其他佛教宗派，积极介入政治，陷入了与幕府的纠纷，但他却由于宣传抵抗蒙古而赢得了盛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这些12世纪和13世纪简洁的日本佛教派别，仍有为数众多的信徒。

第六十八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蒙古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祖传牧场位于欧亚大平原的最东北角。公元13世纪，他们突然从欧亚大平原上兴起。到1241年，他们已经攻克了他们面前的所有地区，向西推进到了奥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东北岸。1260年，他们侵入叙利亚。1297年，他们占领了上缅甸。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开始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深入到了所有毗连的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1203年，当铁木真（约1162－1227年，1206年以后称为成吉思汗）成为最高统治者时，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就在统一的指挥下策划和进行了。直到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和第三位继承人蒙哥去世，这一征服才告停止。

到1259年为止，蒙古大汗在其欧亚大平原东部的首都哈刺和林，或直接或通过使臣统治着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庞大帝国。那时，从东到西，蒙古帝国从太平洋的西北岸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源头和多瑙河下游的北岸；从北到南，从贝加尔湖延伸到越南北部。蒙古帝国还没有完全占有宋代中国的全部领土。但是，只有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最终逃脱了蒙古人的短暂统治。蒙古人成为唯一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欧亚游牧民族。

蒙古帝国在这一规模上的政治统一是短暂的（1241－1259年），但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一政治统一未遭破坏之前，它也是强有力的。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草原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

公元4世纪和5世纪，匈奴人曾先于蒙古人在欧亚大草原上兴起，涌向四面八方，并把自己的统治暂时地强加于周围的一些定居民族的身上。与拔都的疆域相比，阿提拉的疆域向西更远地伸进了欧洲。厌哒匈奴人侵入了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的立足点，而蒙古人则避开了印度。其他的匈奴人与非匈奴的蛮族共同在中国北方继西晋王朝之后，建立了一系列国家。但是，这些都是匈奴族不同部分的不相关联的事业。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刻，被匈奴人征服的所有地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然而在另一方面，从1241年到1259年，用政治术语说，整个欧亚大平原的”陆地海洋”成为了蒙古人的”陆地内湖”，环绕四周的是各种定居居民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一统天下。在这些年代里，欧亚大平原始终被有效地管辖着，效率很高的驿站组织使大平原的传导能力由潜在变为现实。

驿站组织的首要目的，是使蒙古贵族一接到通知就能参加在哈刺和林举行的蒙古部族大会。这一设施同时也从四面八方把从属的定居民族的君主，战争的俘虏、自愿的冒险者（有技能的工匠、商客、蒙古行政官职的候选人）以及来自独立国家的使者，送到了哈刺和林。例如，在1254年，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海顿国王动身前往哈刺和林。而在他之前，他的兄弟康斯特布尔?森帕德特已于1247－1248年间先他而去。西里西亚亚美尼亚曾心甘情愿他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它也是唯一真正试图抓住机会，利用蒙古人和西方基督徒的联合统一行动，以粉碎伊斯兰世界的黎凡特地区的基督教国家。1245－1247年，一位名叫卡皮尼的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往返于里昂与哈刺和林之间。1253－1255年，另一位圣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作为热衷于十字军东征的法兰西路易九世的使者，从阿卡来到哈刺和林，然后回国。可是在这两个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使团之后，无论西方人还是蒙古人都未继续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而伊斯兰世界尽管一度曾处于它有生以来从未遇到的巨大危险之中，但它仍然幸存下来。

穿越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的使团的往返，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勒伊斯布鲁克的威廉描述了复活节后不久他在哈刺和林所见到的大群的基督徒，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教派和不同的民族。1251年，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他的第四个汗位继承人）奉其兄、当时的大汗蒙哥之命征服宋朝。1279年，忽必烈作为蒙哥的汗位继承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公元4世纪时，蛮族曾征服了中国北部。如同他们的蛮族前辈一样，蒙古人也不情愿通过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文人来治理中国。4世纪时中国北部的蛮族征服者得到了佛教徒、汉族及异族人的支持，而中国的蒙古人（元）王朝的忽必烈及其后代则得到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支持。

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与公元前4至3世纪秦国征服楚国时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在直接进攻宋朝的国土之前，忽必烈从四面包围了它。1253年，他征服了泰族人的国家南诏，并把它并入了中国的云南省。忽必烈在那里的代理人，是来自中亚的蒙古人统治下的穆斯林。他们在云南建立的穆斯林社区一直留存至今。1275年，在中国有3万名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在忽必烈手下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普作为一名行政官员，在中国为忽必烈供职约达17年之久（约1275－1292年），而来自河间地区的穆斯林赛典赤?瞻思丁则在1274－1279年之间为忽必烈供职。他为忽必烈组建了中国的一个新省–云南省。与同一时期穆斯林的影响不同，中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无论在云南还是在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都扎下了根。与此相应，作为1220－1257年间蒙古人征服伊朗的后果，中国的艺术则长久地影响着伊朗的艺术。

忽必烈在中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兵士与行政官员来自远方，但蒙古人从他们的征服事业开始时起，就从当地征用有才能的人和工匠，而这也被认为是他们所以能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的原因之一。象穆斯林阿拉伯世界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骤然兴起一样，蒙古人的兴起也是突发性的。然而，同样与前者一样，其也是邻近文明的刺激性影响在此前长期持续传播所突然产生的后果。

最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如果用一道线把中国与北方大平原划分开，那么从公元10世纪开始，在这道线的西北段跨境而建的藏族－汉族国家西夏，在这道线的东北段跨境而建的契丹（辽）帝国，以及它的后继者女真（金）帝国，就成为文明传播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中国的文明越过那些半中国人建立的帝国的草原边疆，传播到了独立的游牧民族之中。

如同东罗马帝国一样，金国的皇室通过利用一个游牧民族惩治另一个游牧民族的办法，来控制与它为邻的欧亚游牧民族。鞑靼人是蒙古人在东南方的近邻，金国曾利用他们来惩治蒙古人。大约在1202年，金国又利用克烈部族来惩治鞑靼人。克烈部族是信奉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也是蒙古人西南方的游牧族近邻。在这场斗争中，一个较小的蒙古首领的儿子，铁木真是作为克烈部可汗的下属盟友来为其效劳的。1203年，铁木真打败了克烈部而将其并入他自己的部落。金国插手于各游牧族政治势力之间，使铁木真得以开始建立起他自己的独立势力。

然而，铁木真和他的孙子忽必烈一样，谨慎地使自己不落入汉族人手中。但铁木真认识到了知识和智慧的力量。他从善如流，而这也是他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他能在非汉族人中选拔顾问和官吏。1203年之前，在他手下就已经有一些穆斯林商人了。蒙古人自己和鞑靼人仍然信奉萨满教，但鞑靼人东南方的汪古部，以及克烈部北方、西北方的乃蛮部和蔑儿乞部则从1009年起就已信奉了聂斯脱利教派。铁木真于1203年消灭了克烈部之后，其他的这几个信奉聂斯脱利教派的游牧族于1204年联合起来反对他。而铁木真则逐一打败、并吞了他们。乃蛮部的可汗被杀死，他的畏兀儿人掌印官（秘书）塔塔统阿转而为铁木真效劳。畏兀儿－突厥人是乃蛮部的西南邻族，也是西夏帝国的西北邻族，他们大概在1204年乃蛮部被打败后不久，就自愿地归顺了铁木真。

畏兀儿人与哈扎尔人一样，曾经是游牧民族。他们讲突厥语，并且欣然接受了各种各样非游牧民族文明的成份。在763年，畏兀儿人就已信奉了摩尼教，但他们当中也有聂斯脱利教徒和佛教徒。他们使用的文字用古叙利亚字母拼写。他们用这种字母转记自己的突厥语，并把用古叙利亚文写成的摩尼教、聂斯脱利教的祈祷文和圣经转记下来。当时已被称作成吉思汗的铁木真，命令他的掌印官采用与叙利亚文的写法转记蒙古语，并且把蒙古人的习惯法（札撒）书写下来。当成吉思汗于1215年攻占了金国的都城大兴府（即金中都，今北京）后，他得到了从前在金朝供职的契丹族官员耶律楚才为他效力。耶律楚才与塔塔统阿一样，心甘情愿地转而为成吉思汗服务。一度沦为女真人臣仆的契丹人，并不觉得他们应忠实于自己已经战败的前主人。

成吉思汗的财富，就是他的畏兀儿人、契丹人和穆斯林谋士们的才能，就是那在马背生活中反复灌输到游牧民族战士心中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纪律，还有他个人叱咤风云的胆略以及他在战时和平时选用人才为他效力的可靠判断力。他的禁卫军象亚历山大大帝的禁卫军一样，有如一所参谋大学。他作为统帅从中挑选人材，亲自考验他们，派他们去执行重要的任务。成吉思汗的个性和组织能力，加上蒙古人的好战性格以及从蒙古人和鞑靼人的近邻逐渐吸取的文明气息，所有这些，就是蒙古人在其领袖成吉思汗的激励下取得惊人的军事、政治成就的原因。

成吉思汗经历的最艰苦的一战，也许就是1203－1204年他吞并战争的第一战，通过这场战争，他把所有其他生活在欧亚大平原东部的游牧民族都并入了他的蒙古人部落。1205－1209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西夏国，从1211年起，又开始了征服金国的战争。1218年，他打垮了屈出律。屈出律是原乃蛮汗之子，逃亡后，篡夺了地跨天山山脉的黑契丹的统治权。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刺子模沙皇的领地（除花刺子模以外，还包括粟特、吐火罗和阿富汗）。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朝鲜于1231年被征服，对金国的征服也于1234年完成了。

1236－1241年的一系列战争，又为蒙古帝国增加了欧亚大平原的整个西半部，还有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利亚人以及俄罗斯各公国（仅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和加利西亚除外）。1243年，拉姆的塞尔柱人被击败，并成为蒙古人的属国。开始于1251年的对宋帝国的征服，于1279年完成。与此同时，南诏于1253年被吞并，越南北部（一度）于1257－1258年被吞并。伊拉克和伊朗的西南部在1256－1258年间被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征服（1258年巴格达陷落并遭到洗劫，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至此灭亡）。在东南方更远处，占婆（越南北方南部的一个印度化的国家）于1283－1285年间成为蒙古人的属国。缅甸北方在1287－1303年间也被占领。

蒙古人周围的游牧族各部并未因这些征服战争而受到什么损失。他们既没有失去自己的牲畜，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牧场，不过是改换了主人而已。而另一方面，对那些定居地区的蒙古人的牺牲者来说，蒙古人的征服则意味着种族灭绝的灭顶之灾。最残酷的几次大屠杀发生在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刺子模的战役中、1231－1241年拔都西征的战役中以及1258年旭烈兀在伊拉克进行的战役中。从1215年到1241年间，耶律楚材千方百计使他的蒙古主人相信，屠杀那些潜在的赋役提供者是与蒙古人的利益相矛盾的。然而，在1242－1246年的汗位出空时期，耶律楚材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象从前的帝国缔造者们一样，蒙古人也并非是战无不胜的。1274年、1281年两次渡海远征日本的失败，上文中已经提到了。1292年渡海远征爪哇也遭到类似的失败。1260年，在叙利亚的土地上，蒙古人遭到更为惨重的失败，阿尤布王朝的继承者马木路克王朝，大败旭烈兀的前卫。1281年，1299－1300年，1303年，旭烈兀的继承人，控制着蒙古帝国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封地的伊儿汗国的几代汗王，一再被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朝打败。妨碍蒙古人实现其征服人类世界野心的另一件事，是1264年发生在伊儿汗旭烈兀与钦察汗别儿哥之间的内战。别儿哥是包括大平原西半部在内的广大封地上的可汗。这块封地是1236－1241年间由术赤（成吉思汗的长子）之子、别儿哥之兄和前代可汗拔都为术赤家族争得的。别儿哥的金帐汗国与马木路克王朝结盟。热那亚人则通过从金帐汗国的领地向马木路克王朝输送奴隶而获利。这一联盟使他们的力量超过了其对手伊儿汗。

继蒙哥之后于1260年登上大汗之位的忽必烈是旭烈兀之兄，他也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在1259－1264年间，来自他们另一个弟弟阿里不哥；其二是在1259－1308年间，来自窝阔台汗的孙子海都和海都之子察八儿。1260－1267年间，忽必烈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北京。此后，又在1271年为他的王朝取了个汉语的名称–元朝。于是，蒙古帝国变成了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然而它却比此前任何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帝国都拥有更为广大得多的西方属国。但是，金帐汗国对大汗（也叫作元朝皇帝）的忠诚则仅仅是名义上的，大汗在其直接控制的领地上的权威，也受到海都和他的儿子的怀疑。

另外，蒙古人和中国人相互仇视。蒙古人是第一批没有被中国文明征服的外来征服者。1368年，当元朝被推翻，它的驻防军被驱逐到长城遥远的另一边他们祖辈生活的草原上时，蒙古人撤退了，但是却仍然未被中国化。这与流亡的契丹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契丹人在被赶出中国之后，在穆斯林的中亚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政权，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契丹人在中国东北边疆统治的地区从未超过16个州的范围。而蒙古人则在1279－1368年间统治了整个中国，并且从1215年起就在中国北方控制着一个根据地，它与契丹人曾经控制的根据地一样大。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积极的永久性的纪念。1289年，忽必烈完成了延伸大运河，使其从杭州北抵北京的工程。中国的蒙古人政权也一度起过消极作用，但它却为产生一个永久性的积极后果开辟了道路。在元朝的统治下，儒家传统的文学陷入极端艰难的逆境之中，于是两种新的文学形式–用当时的市民语言写作的小说和戏剧得以形成了。其中的一些作者就是儒家弟子。尽管他们耻于承认自己是那些如此粗俗的小说和戏剧的作者，但这两种新的文学形式却为市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一直到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儒家的传统得以恢复之后，它们仍然流传下来。那些羞涩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者们为中国文学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托斯卡纳的同时代人但丁为西方文学所作的贡献，与阿肯那顿为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文学所作的贡献，都是同样重要的。

无论是中国的文明抑或俄国的东正教文明，都未能征服中国的蒙古族统治者和俄国大部分土地上的蒙古族君王。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伊朗、伊拉克的蒙古族征服者，还是操突厥语的金帐汗国的蒙古首领，都被伊斯兰教所征服了。这是被征服的定居者的文明，对于征服他们的草原游牧族军事力量在文化上的胜利。

在蒙古人于1368年被赶出中国之前，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伊儿汗王朝于1335年灭亡了，拔都的后继者们的统治也于1359年结束了。这些后继者们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在14世纪上半叶，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的定居的臣民们，公开声称要反抗他们的蒙古征服者。

金帐汗国的西南疆界，同时也是草原的游牧生活方式的疆界，被来自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定居者，从多瑙河下游的北岸推回到德涅斯特河的西岸。这些定居者建立了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在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之间，从波罗的海内地的丛林一直到黑海的北岸，一度曾遍布着异教的立陶宛人。1386年，立陶宛人改信西方的基督教，并因一种个人间的结合而与波兰联合。但这个新的西方基督教大国首先被卷入了阻止信奉西方基督教的条顿骑士侵略的斗争中，因而错过了成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的机会。

1371年，俄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们拒绝向地处伏尔加河畔萨莱的金帐汗国可汗的宫廷进贡和表示尊敬。1380年，当时的蒙古可汗被莫斯科大公打败。但金帐汗国的实力尚未耗尽。1381年，莫斯科被一个新的蒙古可汗脱脱迷失攻陷。脱脱迷失是被帖木儿（跛者）扶上汗位的。俄罗斯人未能成功地将他们自己从金帐汗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也还不能期望继承金帐汗国的遗产。

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当然继承者是帖水儿（跛者），他是一位突厥人的勇士，是察合台汗位于河间地带的领地上定居居民的首领。1362－1367年，帖木儿从察合台汗的统治下解放了河间地带。在1369－1380年间以及1383－1384年间，他在察合台汗追随者的故乡大草原上惩罚他们。到了1380年，他还解放了位于锡尔河下游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是金帐汗国封地的一部分。1383年，当帖木儿的被保护人脱脱迷失试图为金帐汗国重新夺回花刺子模时，帖木儿于1391年和1395年两次侵略基布察克草原，以此来回敬脱脱迷失。在后一次战役中，帕木儿穿过大草原袭击了俄罗斯。帕木儿是第一个未受惩罚地袭击了欧亚大草原西半部的定居人首领。大流士一世及时地后撤了。亚历山大的将军索皮隆则死在了那里。

1405年，帕木儿死于前往中国的途中。假如他不曾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对伊斯兰世界内部的进攻上，不曾将蒙古人式的残暴手段用于这些进攻中，那么，他或许已经重新组织起了那个蒙古帝国的残渣碎片，并且从撒马尔罕对其进行统治了。在公元15世纪，帕木儿的后裔们对文化人和占星术士表示出仁慈和恩惠，以此来多少改变帖木儿留下的残暴形象。但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懦弱的。他们的祖先帖木儿拼搏一生，留下了一个尚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腹地的版图上，谁将成为蒙古人的继承者？

第六十九章 伊斯兰教世界（1291年－1555年）

1555年的伊斯兰教世界要比1291年时大得多。它的主要部分在政治上分属于3个大帝国：黎凡特地区的奥斯曼（奥托曼）土耳其帝国、伊朗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帖木儿（莫卧儿）帝国。这一重大的变化在伊斯兰教世界于1220年（成吉思汗入侵河间地带的年代）至1405年（帕木儿去世的年代）之间所经历的动乱中发生。

1555年，德干高原（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在1294年开始征服德干）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势力向南达到吉斯德纳河与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与此同时，东南欧也被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其范围包括了除最西端匈牙利之外的整个地区。伊斯兰教世界的这些扩张，同先前它进入印度一样，都是用武力取得的。在整个印度以及在东南欧，被征服人口的大多数一直没有改宗伊斯兰教。但是，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12和13世纪大规模的改系已使占这一地区人口多数的非穆斯林降为少数派。所以，在几个方向上伊斯兰教世界是通过改宗而不是通过征服扩大的。

例如，努比亚在1291年之前，一性论派基督教已经存在了约8个世纪；但由于从14世纪开始阿拉伯部落从埃及不断渗透的结果，努比亚也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即使是保留了自己祖先语言的那些努比亚人，也采纳了伊斯兰教。在西部苏丹，伊斯兰教从它在撒哈拉以南取得第一个立脚点的11世纪起，就一直不断地吸引着改宗者。在15世纪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就同其先驱者印度教和佛教一样，以和平的方式赢得了改宗者。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并没有取代1000多年来一直起作用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仅仅在表层上覆盖了印度教。在中国，云南和甘肃的穆斯林民族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形成的，在短命的蒙古人政权结束后，这些民族依然存在。

在1555年并存的3个伊斯兰教帝国中，奥斯曼帝国最古老。它的核心在1300年已经形成。1353年，它在后来据以发迹的欧洲取得第一个立足点。到1402年它已在1071年前由东罗马帝国控制的大部分亚洲及欧洲地区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统治。1402年，奥斯曼在小亚细亚的力量被帖木儿粉碎，并分裂为3支互相竞争的势力。但是它的欧洲及部分亚洲领土，被苏丹穆罕默德一世（1402－1421年在位）重新组合在一起。他的不朽之作是建于布尔萨的美伦美奂的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巩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制度。谢里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改变了帝国的面貌，他将帝国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使奥斯曼帝国继承了马木路克王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1555年在苏莱曼一世的统治下，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且这一鼎盛阶段持续了一个时期。

萨非帝国是在1500－1513年突然兴起的。但到1513年，它在东北部已达到与乌兹别克游牧部落对峙的极限。乌兹别克人是金帐汗国在西西伯利亚的一支，他们在15世纪从帖木儿人那里一点点地征服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威胁着奥斯曼帝国达4年之久（1511－1514年），他重复了1402年帖木儿带来的那场灾难。但在1514年的凡湖东北部的查尔德兰战役中，奥斯曼人给萨非人以狠命的一击，直到1655年萨非帝国还没从这次打击中舒缓过来。1516年奥斯曼人吞并迪亚巴克尔，1534－1536年吞并伊拉克。尽管如此，1555年萨非人仍然占有除了西北角之外的整个伊朗。

1555年，帖木儿的胡马雍再次征服德里王国。胡马雍的父亲巴伯尔在1512－1513年间企图从乌兹别克人那里重新征服其家族先祖在河间地带的领地失败后，曾于1526年征服过德里。1512－1513年巴伯尔与伊斯玛仪治下的萨非结盟，但在1513年，由于在另一端受到谢里姆一世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伊斯玛仪与乌兹别克人媾和，条件是伊斯玛仪占有呼罗珊，乌兹别克人占有河间地带和托卡里斯坦。巴伯尔不得不退回到喀布尔，等待机会从印度得手，以补偿在恢复河间地带时所遭到的失败。

这3个帝国的建立堪称是一种杰作。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纳税人，如果没有一支训练有素而又忠诚不贰的军队，它显然无法生存。但是，自11世纪中期以来，伊斯兰教世界一直遭受着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入侵。西北非和安达卢西亚受到游牧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伊拉克和杰济拉（美索不达米亚）受到另一支游牧的阿拉伯人的蹂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伊朗、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则在游牧的土库曼人的铁蹄之下。前文已经提到这些土库曼人有两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11世纪由塞尔柱人领头的大迁移；第二次是13世纪为躲避蒙古人的大迁移。由于这些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出现，由于蒙古游牧部落犯下的暴行，以及后来帖木儿于1380年至1450年间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中心犯下的暴行，定居居民的生产力和纳税能力严重受损，一落千丈。

帖木儿和他的军队并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定居在河间地带的穆斯林；但是帖木儿的行为和蒙古人一样残暴，除了1395年对俄罗斯的那次入侵以外，其他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穆斯林。在严厉惩罚察合合汗国和金帐汗国穆斯林游牧部落的同时，帖木儿1393年劫掠了巴格达，1398／1399年劫掠了穆斯林在北印度的首都德里，1401年劫掠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1402年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领土。帖木儿的行径是破坏性的，没有任何积极作用。1402年他死后，他自己的帝国日益没落，走到了尽头，使政治上重建伊斯兰教世界的工作，落在了更具有建设性的人肩上。

在帖木儿去世之际，伊斯兰教世界中仍然继续”运转着”的国家仅剩下了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王国与德干高原的巴赫马尼王国。伊拉克尚未从1258年的蒙古人征服中恢复元气。在这之前，伊拉克与埃及在经济上一直并驾齐驱。它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两大产粮区之一。1358年，伊拉克的灌溉网荒废失效，并一直未能得到修复。

同埃及一样，北印度也躲过了蒙古人，但它未能躲过帖木儿。早在帖木儿毁灭性的入侵之前，德里王国已经无法保持穆斯林印度的完整。在北印度，穆斯林征服德干之后（这一征服始于1294年），德里国王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在1327－1329年曾试图将统一的伊斯兰教印度帝国的首都，从德里迁到德干高原的代奥克尔，但这一努力后来半途而废。在他迁回德里之后，他的帝国解体。大约在1336年，吉斯德纳河和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以南的半岛最南端，在反穆斯林的印度教维查耶那加尔帝国中统一起来。1347年，在这条线以北的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地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统治者是巴赫马尼王朝。从1482年到1512年，巴赫马尼南国分裂成5个彼此纷争的小国。

1564年，这5个穆斯林小国中的4个结成同盟与维查耶那加尔对抗。1565年它们成功地推翻了这个最后的印度教独立国家。此后，在政治方面，印度教在整个次大陆的几乎所有地方都销声匿迹了，但在其他方面，印度教仍然生机勃勃，富于活力。它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作出了创造性的反应。在15世纪，迦比尔用印地语诗歌表现了自己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所描绘的”终极精神实在”的直觉。迦比尔成了锡克教和锡克社团创立者那纳克（1469－1539年）的先导。帖木儿人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有一位印度教臣民杜尔西达斯，他用当时北印度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印地语改写史诗《罗摩衍那》。这一史诗在说印地语的人中已耳熟能详，就同新波斯语四大诗人的诗集为说波斯语（新波斯语）的人所熟知一样。

1405年，马木路克王朝的埃及仍然保持原样。蒙古人和帖木儿先后侵入埃及的缓冲地区叙利亚，但没有到达埃及本土。埃及的灌溉网仍在正常运转。埃及的人口比较稠密，生产力、纳税能力和文明程度也较高。治理和保卫埃及的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是从基布察克和高加索招募来当兵打仗的奴隶。埃及的居民已不断从一性论派基督教改宗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徒最终成了少数派；但是在马木路克人统治下，同先前的伊斯兰教政权一样，埃及的基督教徒作为收税官继续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马木路克的埃及，负责治理和保卫穆斯林多数派居民的是入境的外国人，负责征税的是非穆斯林的本地人。

在埃及马木路克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版图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1300年之后的问题是，面对游牧的土库曼人的大规模存在，如何重建稳定的政治结构。有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新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创建者的，就是这些游牧部落的领袖。这些部落民的军事才能构成了其领袖力量的基础，这些领袖人物必须要始终依靠他们，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可靠的替代者。在这之前，部落领袖必须要尽力处置好追随自己的游牧民，使他们驯服，领着他们前进，最终诱使他们放弃自古以来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涯，变成农民和工匠。

在小亚细亚，12世纪时的塞尔柱拉姆苏丹已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苏丹将他们在亚洲的土库曼人追随者，安置在拉姆和缩小的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交界地区，在那里向非穆斯林发动圣战（吉哈德）。塞尔柱苏丹在他们王国的中心已建立起一个定居的社会。它所需要的人才部分是本地的前基督教徒，部分是在土库曼人经过自己国家时幸免于难的说希腊语的农民，部分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但在13世纪，拉姆的塞尔柱人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流亡的东罗马帝国在1204年西方基督教冒险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将首都建在尼西亚，开始注意东罗马帝国在亚洲的残余领土，甚至再次扩张，损害拉姆塞尔柱人的利益。于是土库曼游牧部落向西迁移的第二次浪潮又冲击到了拉姆。1243年，拉姆苏丹国被蒙古人打败，成为蒙古人的附属国。1271年，拉姆爆发的一次反蒙古人的起义，受到野蛮的镇压，蒙古伊尔汗国对拉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则转移了他们对小亚细亚领土的注意力。结果，在1261年至1300年之间，土库曼人获得了对差不多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权，东罗马帝国和塞尔柱拉姆苏丹国都相应受到损失。在1335年伊尔歼灭亡之前，小亚细亚这一定居的突厥人国家已经灭亡，它或者亡于本地的土库曼人，或者亡于蒙古伊尔汗国的军事将领，或者亡于这两者的合力。取代这一政权的是另一些当地土库曼部落的统治，这些土库曼人过去曾经是臣属伊尔汗国的游牧民。

土库曼人的部落就这样接替了伊尔汗人和拉姆的塞尔柱人的位置，他们的领袖们全都渴望成为拉姆那样的定居王国的统治者。在这些野心勃勃的领导人中最成功的是奥斯曼人。到13世纪末，这些奥斯曼人已被拉姆的塞尔柱人苏丹安置在萨卡里亚河下游的一个重要地带，直接面对3座希腊人的城市伊兹米特、尼西亚和布尔萨。1326年，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1331年占领尼西亚，1337年占领伊兹米特。攻占伊兹米特打开了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的道路；攻占布尔萨则为1344年向西征服下一个土库曼人王国卡拉西开辟了道路。卡拉西已经占据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当1353年奥斯曼人在欧洲夺得滩头据点加利波利时，他们正在步尼西亚的希腊皇帝们的后尘。这些希腊人在1235年侵犯色雷斯，到1247年已从陆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而奥斯曼人在1361年攻占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之后，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奥斯曼人建立自己权力的手段，部分是通过驯服自己的土库曼部落民，部分是通过争取少数具有军事价值的改宗和旨在从基督教国家征服的领土上笼络许多具有经济价值但并未改宗的基督徒，即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纳税人。这些征服使奥斯曼人获得了充足的定居基督教臣民，其规模相当于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创立者所拥有的定居印度教臣民。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们在小亚细亚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王国，都不具有这一经济力量的资源。萨非王朝也不具备这种资源。

为土库曼人的首领驯服土库曼人的是穆斯林宗教（苦行僧）教团的代表，但对于世俗的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土库曼人的萨满。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而是重新煽起土库曼人闹事的传统。例如，在1402年奥斯曼帝国一度被帖木儿推翻后，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尚未完成帝国的重建，杰尔米扬王国希马尔的谢赫贝德尔丁便于1416年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再次臣服的亚洲土库曼公国萨鲁汉和艾登）奥斯曼的领土上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贝德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律法学者，同时又是一名非正统派和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主义者。他号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跟随他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贝德尔丁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他的教派却一直存在到17世纪。1416年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是心怀不满的土库曼人。

小亚细亚非奥斯曼的土库曼人部落，对14世纪被奥斯曼人征服心怀不满，对被帖木儿暂时解放后又再次臣服于奥斯曼人更是耿耿于怀。1511年，奥斯曼帝国几乎再次被小亚细亚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土库曼人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推翻，这些土库曼人都是萨非帝国的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同党。这次反叛在1512－1513年被谢里姆一世野蛮地镇压下去。萨非王朝最早的军队就是由从奥斯曼统治之下的小亚细亚土库曼王国中逃出来的什叶派军团所组成。尽管萨非帝国的国王是苏非教团当然的精神领袖，而整个”红头兵”（因其头巾为红色而得名）部落军团的军人都是这个教团的成员，在1524年沙?伊斯玛仪死后，这些”红头兵”仍成为伊斯玛仪继承人的心腹之患。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不依靠任何土库曼部落，甚至不依靠他们自己的部落。他们鼓励土库曼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的领土；但是，为了守住他们在欧亚的领土和保持一支能从事野战的部队，奥斯曼人依靠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他们利用从非世袭封地上收取的税收，维持了一支由封建骑兵组成的民兵组织。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提供赋税的佃户，还是接收赋税的骑兵，都有国家明文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依照阿拔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先例，奥斯曼王朝也保持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起初，这些士兵象阿拔斯和阿尤布时期的奴隶兵一样是从国外买来的，或者是从战俘中招募的；但在14世纪末叶，奥斯曼人开始招募本地农民中的基督教男童，以充实国王的奴隶近卫军。这些男童大多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发展了这种虽不人道但却非常有效的制度。

最初，这些应征的本地奴隶只被用来充当士兵（”theejaniz－aries”的字面原意是”新军”）。奥斯曼的文职行政人员首先是从帝国自由的穆斯林臣民中招募的。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从他的奴隶中招募一部分行政官员。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已有一种做法将招募来的男童分为”本国男童”和”外国男童”。本国男童担任国王的侍从，他们受到长期的完整教育（包括智力、体力和军事教育），从而有资格胜任高级军官职务（最低也要担任近卫骑兵）。外国男童最后则成为近卫步兵。

帝国这两种等级的奴隶的训练，竞争非常激烈，淘汰率也很高。所有奴隶近卫军的成员都领取薪金，虽然薪金高低并不相同。改宗伊斯兰教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改宗不可避免。生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奥斯曼的臣民，包括帝国奴隶之子，不得参加帝国的奴隶近卫军。所以，当帝国的行政权被奴隶近卫军垄断之后，生为自由民的穆斯林奥斯曼人便被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政府如今处于受过精心教育和严格训练的前基督教奴隶的控制之下，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萨非王朝得名于祖先谢赫萨非?阿尔丁?伊沙克（1252－1334年），他出生在阿塞拜疆东南角的阿德比尔。他是一个宗教教团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创建者，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一个什叶派教徒。在他的后裔和继承人中第一个肯定属于什叶派的人，是他的孙子哈瓦加?阿里。此人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教徒，并不属于不得人心的七伊玛目派，该派10世纪曾受到法蒂玛王朝和卡尔马特派，后来又受到暗杀派的压制。伊朗西部的暗杀派于1257年被蒙古大将旭烈兀消灭。第一位参与政治和战争的萨非家族成员是沙菲阿尔丁的曾孙、沙?伊斯玛仪的祖父谢赫朱奈德。他就任谢赫职位的1447年正好是帖木儿之子和继承人沙阿?罗赫去世的那一年。此后不久，帖木儿帝国便解体了。朱奈德娶”白羊”土库曼人首领乌宗?哈桑的妹妹为妻。”白羊”土库曼人是帖木儿人在阿塞拜疆和迪亚巴克尔的继承人。

“白羊”土库曼人有一位伊朗籍的宰相。1502年，沙?伊斯玛仪取消了白羊土库曼人雇佣的这一官职，并由自己接管了宰相的职权。但沙?伊斯马仪本人及其”红头兵”的追随者同白羊土库曼人一样，也是讲突厥语的。实际上在这一时期阿塞拜疆的全部居民都讲突厥语。在沙?伊斯玛仪之前，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主要中心，位于伊拉克西南部和阿米尔山（今黎巴嫩共和国的南端）。伊朗是逊尼派占优势。最著名的四大新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萨阿迪、哈菲兹和贾米，全都是逊尼派教徒。但是，沙?伊斯玛仪把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强加给其所有的臣民。伊朗人以令人惊奇的驯服接受了强加给他们的新宗教，而且这一新宗教最终还成为新的伊朗民族主义的独特标志，尽管讲突厥语的帝国创建者沙?伊斯玛仪的本意，只是要扩大他的版图，宣扬他祖先的宗教。

到1555年，奥斯曼帝国已处于国王奴隶近卫军的治理之下。在伊朗，沙?伊斯玛仪的孙子和第二位继承人伊斯玛仪听凭他的”红头军”土库曼军队的摆布。帖木儿的胡马雍正率领一支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大军再次征服北印度。胡马雍和他的父亲巴伯尔都是逊尼派，但两人都寻求过什叶派萨非帝国的援助。穆斯林在印度的”优势地位”被其印度教臣民远远地超过了，以至它无力陷入国内的教派纠纷之中。在伊斯兰教的印度，任何教派支持穆斯林都总能受到欢迎。

在印度以西的伊斯兰教世界，1500－1513年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帝国出人意料地创建于伊朗和伊拉克，结果使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与中亚的逊尼派隔绝开来。1475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奥斯曼的宗主权得到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的承认。但莫斯科的俄国皇帝伊凡四世（雷帝）在1552年和1556年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切断了奥斯曼帝国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乌兹别克汗国之间穿越欧亚大平原的交通要道。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和吞并了埃及的马木路克王国，但在1498年至1515年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尽管奥斯曼人和马木路克人一样，占有从内线作战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比马木路克人更成功，后者在1508－1517年也曾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1538年，一支奥斯曼的舰队在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第乌时失利；1538年，曾先后与马木路克和奥斯曼人联盟的古吉拉特穆斯林苏丹，被迫与葡萄牙人缔和。1551年，奥斯曼人放弃了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印度洋制海权的努力。

1542年，奥斯曼人和葡萄牙人的滑膛枪手在阿比西尼亚各自作为当地互相敌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援军而交战。阿比西尼亚自从穆罕默德迁徒耶斯里卜之前向一些追随穆罕默德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提供庇护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很少发挥作用。穆斯林阿拉伯人后来对埃及的征服，使得努比亚和阿比尼西亚的一性论派基督教徒与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相隔绝。虽然从14世纪起努比亚开始改宗伊斯兰教，但一性论派基督教却在阿比尼西亚存留了下来。自7世纪开始，（来自也门的）在阿比尼西亚高原的讲闪米特语的定居者的语言向南传播。一性论派基督教也随着语言同时传播。但是，基督教必须要与犹太教竞争，犹太教在这一地区已在基督教之先建立了立脚点。自13世纪起，阿比尼西亚的基督教王国已经压倒了高原上的犹太教，但伊斯兰教却传播到了高原东部和南部的山脚处；1529－1542年，来自东南部的穆斯林几乎征服了整个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她的命运几乎被1542年奥斯曼人的滑膛枪手对葡萄牙人的胜利所决定，但奥斯曼人很快就撤退了；1543年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在葡萄牙幸存者的帮助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阿比西尼亚遭到破坏，人口锐减，它的大部分地区遭到了从东南部和南部大规模迁往高原的加拉人异教徒移民的蹂躏。

1555年，伊斯兰教三大帝国统治了从阿尔及利亚到北印度的旧大陆的文明中心。奥斯曼帝国是三个帝国中建国时间最长、结构最好的，但它仍未能在1492年保住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穆斯林滩头阵地，使格拉纳达王国免遭西方基督教的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的征服。奥斯曼人也未能吞并西北非最西部的穆斯林国家摩洛哥。奥斯曼人不仅未能阻截摩洛哥沿岸大西洋海域中的葡萄牙人，而且还在古吉拉特沿海被葡萄牙人战败。此外，奥斯曼人也未能抢在俄罗斯人之前，占据从喀山到黑海的伏尔加河，并因而与他们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同胞失去了联系。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世界仍然立下了丰功伟绩，克服了蒙古人造成的灾难。而且，它的恢复不只限于政治方面。在1300至1555年间，伊朗产生了四大新波斯语诗人中的两个：哈菲兹（死于1389年）和贾米（1414－1492年），西北非产生了探索人类历史结构的杰出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尽管西北非终其一生都处于政治动乱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3位伊斯兰教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奥斯曼人，最后两位伟大的新波斯语诗人也都生卒于萨非征服和伊朗改宗之前。

第七十章 东正教世界（1240－1556年）

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国家，避开了1237－1240年席卷俄罗斯和1243年淹没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蒙古浪潮。在巴尔干半岛只有保加利亚遭到劫掠。但到1556年东正教世界这两翼的命运却发生了逆转。1556年奥斯曼人成了南方的东正教各民族（包括14世纪建立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公国的罗马尼亚人）的主人。另一方面，到1556年俄罗斯的东北部分摆脱了金帐汗国的霸权；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了弗拉基米尔的大公，吞并了东俄罗斯的所有公国。1547年他获得了沙皇的头衔；并且征服了两个仅存的继承金帐汗国的国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

1240年，尼西亚帝国正在兴起，它于1235年在欧洲赢得了一个滩头阵地，1259年它在马其顿的佩拉戈尼亚击败了由一个对立的希腊人国家与两个法兰克人王国结成的同盟。这个希腊人国家是东罗马帝国在希腊西北部领土的继承者，而这两个法兰克人国家则是法国人的摩里亚公国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此后，尼西亚的希腊人于1261年从最后一位法国人皇帝之手夺取了君士坦丁堡。但是，这些巨大胜利的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的。1288－1299年，塞尔维亚征服了尼西亚希腊人帝国在1246年夺取的马其顿地区的北半部。1345年塞尔维亚王公斯蒂芬?杜香占领了塞雷斯；1346年他加冕为”塞尔维亚人和罗马人皇帝”。到这一时期，位于塞萨洛尼基界外的整个马其顿都落入了希腊人之手。尼西亚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代价，是将亚洲领土丢给了土库曼部落，而奥斯曼人就是其中距离最近、威胁最大的一支。到1346年，复兴的东罗马帝国已注定要灭亡。剩下的问题只是由塞尔维亚人还是由奥斯曼人成为它的继承者。

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并没有削弱拜占庭艺术和拜占庭宗教事业的生命力。14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霍拉教堂中的镶嵌画并不比同时代佛罗伦萨艺术家乔托的绘画逊色。与此同时。希腊圣山上出现了东正教神秘主义的复兴，神秘主义者通过默祷寻求与神性的合一（自亚历山大的圣西大纳西开始的这种合一，一直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所宣称的目标）。在14世纪，追求这种神秘主义合一的方法是印度式的形体瑜伽。它在神学上的正统性遭到了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部分东正教神学家的怀疑。但在1351年，静修在一次东正教会会议上被宣布为正统。政治和神学是互相牵连的。1351年东正教的这次声明是对西方基督教攻击静修的回击，同时也是教皇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在1341－1347年东罗马内战中获胜的结果。

这次内战使复兴的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与战争相伴而来的是一场社会革命和神学争论。帝国在帕里奥洛吉王朝的长期统治期间（1259－1453年），农村大庄园的不断扩大和农民处境的日益恶化都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约翰六世站在大地主一边，引起了农民激烈的反抗。革命者（”狂热派”）在从1342年到135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占据着塞萨洛尼基。这一期间，大地主在帝国的残余领土上遭到了野蛮的报复。

希腊人在14世纪关于静修的争论中所表现的反西方的感情，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很明显。1204年西方基督教徒攻陷君士坦丁堡，及意大利沿海的共和国不断夺取希腊人领海内的国内贸易，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反西方的感情。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加斯，即那位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尼西亚皇帝，认识到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的友好亲善和军事支持，他们恢复的东罗马帝国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为此需要花费的代价是东正教会承认罗马教廷在教会事务中的至上地位。迈马尔八世本人在1274年承认了教皇的至上地位，约翰五世在1369年、约翰八世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也都这样做了；1453年，东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与罗马教会的宗教感情交流中去世。

1439年在佛罗伦萨皇帝与东正教教会代表团的绝大多数成员（只有一人除外）签署了合并条例。但这次也和前几次一样，广大的东正教僧俗群众却反对根据罗马的条件进行合并。在1361年奥斯曼人占领阿德里安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经与外世隔绝，只剩下经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通道，而在陆路上一直处在封锁之下。从此以后，所有的希腊人都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们得不到西方基督教徒根据西方条件的救助，最后一批政治上独立的希腊人飞地势必要落到奥斯曼人之手。希腊人有意让自己处在奥斯曼的政治统治之下，因为他们感到与教皇的教会统治和热亚那与威尼斯的商业统治相比，这还是较轻的祸害。

受《古兰经》约束，穆斯林政府有义务要允许服从的基督教臣民信奉自己的宗教。而西方基督教国家，除了威尼斯例外，都很难令人相信它们不强迫它们的东正教臣民承认教皇的至上地位。尚没有落入西方统治下的希腊人，不愿意为逃避穆斯林的统治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即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条件，他们也怀疑西方基督教徒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希腊人感到愤愤不平：在希腊人的眼中，西方人不仅在文化上低希腊人一等，而且也是教派林立纷争不断，但他们现在却在财富和权力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希腊人。

1439年佛罗伦萨合并条例的签署人之一，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大主教伊西多尔。他得到了奖赏，被选为罗马的枢机主教。俄罗斯大主教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下级，伊西多尔本人则是希腊人。俄罗斯的主教们否决和抛弃了伊西多尔，1448年他们选举了一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担任主教。这次选举并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同意，是由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与立陶宛大公及其在西俄罗斯的下属基辅王公共同发起的。但是俄罗斯的教士阶层并不反对君士坦丁堡主教凌驾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之上的权力，所以至少在名义上，整个俄罗斯仍然处在主教教会的管辖之下，尽管各个本地的俄罗斯公国的政治地位差别很大。

莫斯科公园是在1328年以为金帐汗国服役而兴起的。莫斯科以金帐汗的名义惩罚了1327年反叛金帐汗的特维尔公国。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奖赏，担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也将莫斯科作为主教所在地。金帐汗国利用莫斯科公国作为刽子手来对付其他俄罗斯公国固然对金帐汗国很方便，但也很短见。莫斯科逐渐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处在金帐汗国宗主权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与尚未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园的政权截然不同，莫斯科政权是专制的。

西北部的两个俄罗斯人国家普斯科夫和商业城邦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诺夫哥罗德是北德汉萨同盟的成员，控制了从挪威东部边缘到鄂毕河口的北冰洋沿岸的大片领土。1478年莫斯科吞并了诺夫哥罗德，1510年吞并了普斯科夫，这使得莫斯科公园的面积、财富和权力增加了一倍。

在15世纪，莫斯科实际上是因金帐汗国的解体而获得了自由。大约在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分裂成为4个小国：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和卡西莫夫，卡西莫夫建立于1452年，是莫斯科的附庸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1475年接受了奥斯曼的宗主权，他们在1502年消灭了金帐汗国的最后残余。于是，莫斯科最终吞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386年立陶宛的异教王公亚盖沃当选为波兰国王，同时也从异教改宗为罗马王主教，这一事件为俄罗斯人带来了一个问题。自1237–1240年蒙古人闯入以来，立陶宛人已经乘俄罗斯退却之机将立陶宛的宗主权强加给西俄罗斯诸公国，只有1352年被波兰吞并的加利西亚是个例外。立陶宛人让西俄罗斯的王公保持自治，不干预其臣民的东正教。立陶宛人将其政府所在地定在白俄罗斯的东正教城市维尔纳。因此，异教的立陶宛政权并不令西俄罗斯人反感，它成了避免遭受金帐汗国统治这一更大祸害的保障。但这一形势后来却恶化了；1386年西俄罗斯人的立陶宛宗主变成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和波兰国王；1404年立陶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扩大了它在俄罗斯的领地。但处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的俄罗斯公国中的贵族，却感激他们在这一政权下享有的特许权，因为如果沦于自己的同胞莫斯科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即完全不同的专制就会被强加到他们头上。

因此，在1556年莫斯科的俄罗斯沙皇尚未成为西俄罗斯的主人；但它已具有很大的权势，并且打开了向东扩张的大门。与此相反，同一时期的希腊人在政治上却处于逆境。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奥斯曼人之手。在奥斯曼帝国于1461年吞并特拉布松帝国之后，希腊人残存的全部领土都处在奥斯曼或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但是，奥斯曼的统治强加给希腊人，也使希腊人在教会事务和经济方面得到了好处。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自己的非穆斯林臣民–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组织成自治的社团（米勒特），每一社团都由一位宗教事务上的头面人物领导，他是奥斯曼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面前为自己的宗教同伴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社团首领的管辖范围，都不超出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疆界。君士坦丁堡主教依据职权也就是全部奥斯曼东正教徒米勒特（拉姆米勒特）的首领；结果，在1516－1517年奥斯曼征服马木路克帝国之后，作为奥斯曼－米勒特首领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不仅成了他自己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而且也成为他的同事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东正教主教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君士坦丁堡主教还管辖居住在东格鲁吉亚、阿兰和俄罗斯的非奥斯曼的教区臣民。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领地的俄罗斯部分非常广阔，并且还在继续扩展。而且，政治上分裂的俄罗斯人唯一的统一纽带就是他们作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臣民对东正教会的共同忠诚。因此，在1556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和莫斯科的沙皇同样是东正教世界的强有力人物，尽管主教本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政治臣民。与此同时，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经济竞争已发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转变。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意大利人不断削弱希腊人的势力，经济上在黎凡特地区一直占优势地位。但是奥斯曼吞并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北郊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1463－1479年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一连串战争中的第一次）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475年）使意大利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损失。尽管有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的竞争，但胜利者仍然是奥斯曼的希腊人。新兴的奥斯曼希腊人富商正好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对。虽然希腊人的这两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但结合在一起却行使着相当可观的权力。

第七十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321－1563年）

在1050－1300年的250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维持了宗教和文化上的统一，经济也获得了发展，人口和生产都有增长14世纪初物质上的增长减缓，1348年及其后的黑死病侵袭，使人口和耕地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赢得了全球性的海上控制权，但它东南部的陆上疆界同时也从1300年踞有的范围向后退缩。而且，到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变成一个分崩离析互相倾轧的大家族，这种情形既表现在宗教方面，又表现在政治方面。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发生，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到如今已分裂为君主国、公国和城市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方统治者们看来，决定其臣民的宗教效忠关系如同政治效忠关系一样，乃是统治者的特权。

1348年以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出现经济上的衰退；黑死病把衰退变成了灾难。这种瘟疫沿水路由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商业据点传至马赛，进入基督教世界。这种瘟疫一定起源于欧亚大平原或者欧亚太平原更远的某一地区。在西方基督数国家中，黑死病不是局部性的瘟疫，首次在欧洲流行便使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且不待生存者恢复抵御能力便连续发生。西方基督数世界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直到16世纪初大概还没有恢复到130O年所达到的水平。这些经济后果具有革命性意义。劳工缺乏使农民获益匪浅，虽然好处并不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那么恒久。农业劳动力的枯竭，佛兰德、英格兰和佛罗伦萨羊毛纺织业的发展，打破了耕作与养羊业之间的均势，养羊业得到发展。

在技术领域，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已传入了火器；1440－1490年西方的船只在建造和设备安装上已有飞跃性改进；15世纪下半叶，印刷技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被普遍采用。火药和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13世纪蒙古人在征服来帝国的战争中使用过火药。9世纪以后印刷术即已在中国应用。

中国印刷者使用活字印刷早于西方人，但是众多的汉字使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更为不便。在朝鲜，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开始于1403年，1446年朝鲜官方采用表音书写体字，这种表音书写体字用来表达朝鲜语，只需少量的符号。这项大有可为的发明在朝鲜是死产儿，它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悠久传统威望所抑制。15世纪的西方印刷者则不受此樊篱的局限；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各种地方语言都能用26个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来麦达；凑巧的是，拉丁字母的古典大写体和加洛林时代的小写体，由于14世纪意大利学者的身体力行而重新复兴起来，非常理想地适用于活字印刷。西方人立即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印刷书籍。我们不知道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是他独立的个人发明，还是受中国人的启迪。欧亚大平原是个传播载体，14世纪它向西方基督教世界传送了黑死病的病菌。可以设想，100年之后它同样可以传送印刷术。

西方人掌握印刷术只是关系到西方内部的事，而掌握火器使用方法和新式船只制造方法，却关系到全球形势。15世纪西方船队对全球海洋的征服将在第75章讨论。在西方人到达的范围内，对于西方人以外的还没有掌握火器或者没有迅速掌握火器的各民族，火器使西方海上探险者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火器；奥斯曼人、莫斯科人、印度北部的帖木儿征服者以及日本人都迅速地学会了掌握火器。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则灭亡了。

15世纪下半叶印刷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运用，推动了文化的繁荣。这种文化的繁荣开始于意大利北部，16世纪时扩展到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国家。1266年安茹的查理前往征伐西西里王国，1494年法国的查理八世跨过了阿尔卑斯山。在此期间，意大利北部摆脱了外部的入侵。在1266年以前的年代中，意大利北部不断受到外敌入寇和瘟疫的侵袭。在1266－1494年这段时间里，意大利北部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内创造了自己的区域性的亚文化。在西方基督教世界，8世纪文化繁荣起源于诺森伯里亚，12世纪文化大发展是在法兰西，14世纪意大利成为文化发展上的执牛耳者。

15和16世纪之交，意大利文化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差异，只要观察一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王亨利七世的私人祈祷处中佛罗伦萨雕刻家皮特罗?托里贾里（1472－1522年）的作品与英国人在拱顶和高耸的雕像上的工艺，就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别。虽然两派艺术都宏伟壮丽，处于同一时代，但表达的思想却是迥然各异的。

这种明显的差异是因为14世纪以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希腊-一罗马风格的复兴运动–这种复兴不仅仅限于雕刻和建筑，也表现在绘画和文学方面。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均以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作品为范本而刻意效仿。用拉丁语写作的作家们试图再现西塞罗的语言，而不是圣哲罗姆或圣阿奎那的语言。14世纪，北部的意大利人开始掌握希腊语和古希腊的文学。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时，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在西方就已过时。彼特拉克（1304－1374年）和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只是粗略地掌握希腊语，但是，1439年一个希腊代表团到佛罗伦萨参加宗教会议时，所遇到的北意大利学者的希腊语却已十分娴熟，他们彼此能够讨论基督教产生前的希腊文学和哲学。为此，意大利文化繁荣在16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意思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倡导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意思是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以此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者和信徒相区别。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文艺复兴”这个称谓，乃是不恰当的；因为希腊罗马文体的复兴仅仅是西方文化第二次自然发展繁荣的伴随物和衍生物。只是这一次文化繁荣与11世纪第一次自然发展繁荣形式不同。西方文化的第二次繁荣不是发端于伊拉斯谟（1466－1536年）以西塞罗式的拉丁语写作达到臻境之际，而是肇始于但丁决定用托斯卡纳语方言写作《神曲》之时。在此之前，但丁已经用托斯卡纳语写下了早期的诗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学家们早已使用奥克语或奥依语创作诗歌，但丁只是步其后尘而已。

近代早期的西方人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是矛盾的。当希腊罗马的榜样鼓动近代人在仿效中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成为当时西方生活方式的有益财富时，它起到了刺激促进作用；但是当希腊罗马文化诱使近代人仅仅模仿”古人”时，它的影响趋于衰微。菲力波?布鲁内莱斯基（1337－1446年）研究了罗马的哈德良先哲词后，在建筑佛罗伦萨的穹厦时，使自己的作品得以丰富。（布鲁内莱斯基未能有机会与同时代的奥斯曼人于1421年在布尔萨建造的稍微低矮些的希腊式穆斯林建筑进行交流和比较。）维琴察的安德烈亚?帕拉迪奥（1518－1580年）研究了罗马的废墟和维特鲁威论建筑的论文后，创造了独特的古典建筑风格，丰富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生活色彩。在另一方面，当西吉斯孟多?潘多尔弗?马拉泰斯塔（1417－1468年）于1447年将里米尼的一座教堂东施效颦般地改造成为希腊式庙宇时，却干了一件蠢事。同时，尼科拉?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创造性地运用研究李维著作的成果，写出了指导近代政治和战争的实用手册，而伊拉斯谟则匠心独具地运用所掌握的西塞罗式拉丁语，向当时有限的拉丁语读者阐述了他关于道德、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问题的见解。但是，由某些缺乏伊拉斯谟天才的人文主义者用学究气十足的拉丁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却显得肤浅简薄。

中世纪的西方逻辑学家对拉丁语的掌握，则要健全得多。他们以西塞罗为榜样，不惮于使用新创的词汇。与人文主义者对立的宗教改革家路德，比之西塞罗式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更多地继承了但丁的传统（同时也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传统）。他用方言演说，拥有比伊拉斯谟更多的听众。用托斯卡纳语写成的《神曲》，宣告了近代西方文化繁荣时期的来临，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则为文化繁荣时期建树了丰碑。

直到15世纪中叶，近代西方文艺复兴的中心仍是意大利北部；在意大利北部，它的中心是托斯卡纳；而在托斯卡纳，则首推佛罗伦萨。但是，新的西方文化风格既不是佛罗伦萨也不是意大利的独创专利。1494年意大利再次受到外敌入侵，意大利人学究气十足地把入侵者蔑称为”蛮族”，声称新的西方文化风格乃是他们的独创，以此来回答外敌的入侵。

佛罗伦萨之于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贡献，如同雅典之于公元前480年以后古希腊文化繁荣的贡献同样突出。但丁、彼特拉克、布鲁内莱斯基、柏拉图主义者马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年）、集银行家、专制君主和艺术家与学者的庇护人于一身的洛伦佐?德?梅迪契、马基雅弗利和托里贾尼都是佛罗伦萨人。薄伽丘是半个佛罗伦萨人，半个法国人。列奥纳多（1452－1519年）的诞生地芬奇，处于皮斯托亚境内，列奥纳多出生前一个世纪此地曾被佛罗伦萨合并。阿莱佐是考古学先驱波焦?布拉乔利尼（1380－1459年）的诞生地，当波焦还只有4岁时，此地就完全被佛罗伦萨合并。卡普拉斯是米开朗琪罗?邦那罗蒂（1475－1564年）的出生地，它处于阿莱佐辖区内，是台伯河发源地之一。安杰洛?安布罗吉尼（波利齐亚诺，1454－1494年）来自锡耶纳地区的蒙蒂帕希诺，乔见尼?皮科来自位于艾米利亚雷焦和库德纳交界地区的小公园米兰多拉。洛伦佐?德?梅迪契把这两位学者吸引到了佛罗伦萨。巨匠拉斐尔（拉斐洛?桑泽奥，1483－1520年）不是佛罗伦萨人，他诞生于翁布里亚的乌尔比诺，并在此长大成人。

但是，无论佛罗伦萨还是整个意大利北部，都不是近代西方文化繁荣的唯一中心。在经济上佛兰德可与意大利北部相匹敌，同时作为第二个文化中心，在文化上也可与意大利北部相提并论。菲耶索莱是可与佛罗伦萨并驾齐驱的古城，也是第一个被划入骤然崛起的佛罗伦萨版图的邻邦。该城市有一位弗拉?安吉利科（1387－1455年），佛兰芒人简?凡?爱克（1390－1441年）与地互为伯仲；作为拉丁语学者和政治家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可与他那个时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意大利人相媲美。从托斯卡纳到尼德兰，到处都有文化以及商业的落脚之地。

与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相比，位于亚平宁山脉东端到阿尔卑斯山之间北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与尼德兰在地形和气候上更为相似。这种地理环境上的区别，在威尼斯画派的艺术风格上得到了反映。丁托列托（雅各布?罗布斯提，1518－1594年）和保罗?韦罗内塞（1528－1588年）与同时代的佛兰芒人皮特?勃鲁盖尔（1525－1569年）齐名。从亚得里亚海到北海，纽伦堡是中转站，与米开朗其罗和拉斐尔同时代、生于纽伦堡的匈牙利人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年），可与除四大巨匠之外的任何意大利艺术家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这四位巨人象国王一般盛名远扬。以致他们的教名远播四海，他们的姓氏却鲜为人知了。（第四个巨匠是威尼斯画家提香［1477－1576年］。）

正如意大利北部的情形一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方国家中，城市国家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繁荣的摇篮，但是到1563年这些邦国中的人民也大量地加入了这一文化运动。大学数量的增加可以说明这一切。从1350年到1500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学数量增长一倍多，中欧建立起了23所大学（23所中最早的是布拉格大学，建于1347年）。

政治方面，大约1300年以后的250年中，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遗愿得以实现。11世纪末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重新发现。1194年，腓特烈二世的父亲亨利六世夺取了东罗马帝国治下的西西里王国。这一切激起了腓特烈二世的雄心，他不仅想成为德意志的专制君主，而且也想成为整个意大利乃至阿尔卑斯山以北西方大帝国的专制君主。腓特烈二世没能征服北部意大利的各城市国家，但却启发了北部意大利的统治者们奋起效尤。他们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比腓特烈二世小得多。14、15世纪，意大利北部绝大多数城市国家为自治公国所取代。其中有的公园（如米兰）拥有不止一个城市。有的城市虽仍然是共和政体（如威尼斯），如把其他原先是独立的北方城市置于其统治下，便可成为一个帝国。

结果，意大利的独立城市数量增加，而城市的规模却在缩小。即使15世纪来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最大的北意大利城市（如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教皇国），与1563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意大利之外的西方各王国的潜在力量相比也是弱小的。意大利之外的各王国包括：从10世纪以后即已出现的法兰西王国和英格兰王国；卡斯提和阿拉贡联合王国（二者于1474－1479年合并）；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国。哈布斯堡王国出现于1526年，是由哈布斯堡家族继承奥地利王位、波希米亚王位和被土耳其推翻的匈牙利王国的王位联合形成的。匈牙利王国从前曾经是西方基督教王国东南部独挡一面的前哨站，先是反对东罗马帝国，接着又反对土耳其帝国。15世纪西方各王国远较意大利北部各公国和共和国为先进。这些王国中产生了能力卓越的政治家，如法国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卡斯提和阿拉贡的统治者，1479－1504年）及英国的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

到1563年，共和制城邦仍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威尼斯仍是一个强大国家，在意大利本土和黎凡特地区享有绝对统治权；热那亚仍然统治着里维埃拉的意大利部分和科西嘉；瑞士是共和制联邦；德意志城市完全享有主权，尽管名义上并不如此，其中纽伦堡和奥格斯堡两城市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哈布斯堡王朝曾一度依赖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贷款维持经济运转。摆脱罗马教会的统治之后，在新教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和斯特拉斯堡两城市，瑞士的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三城市以及瑞士联邦的盟邦日内瓦。

与此相反，为了对抗北德汉萨同盟，斯堪的纳维亚3个王国结成的联盟却因1512－1513年瑞典的退出而瓦解。1386年立陶宛和波兰结成的联盟，曾在1501年和1569年得以巩固，但它也未能使波兰－立陶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过，十分明显的是，15世纪西方国家的主要形态是君主国，而不是城邦，也不是由一个联盟、一个专制君主或一个宗主共和国统治下的城邦联盟。到1563年，曾经是西方城市国家中心地带的伦巴第和佛兰德，终于成了各君主国逐鹿争雄的战场。

意大利北部各邦由于相互掣肘而受制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强国。1477－1482年，法兰西和哈布斯堡王朝瓜分了勃艮第王朝的属地以后，米兰所使用的用以阻止意大利政治统一的力量制衡术，被应用于更为广阔的范围。1525年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在击败并俘虏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之后，几近于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置于其控制之下。但是，由于法国强烈的民族情感，政治上德国宗教改革分裂力量的阻击，他的宏愿功败垂成。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他的理想破灭了。但是在他和他的兄弟费迪南德统治下，查理五世完成了领土的合并，其包括哈布斯堡在奥地利继承的版图、波希米亚王室的土地和匈牙利的弃地；包括西方基督教世界两大经济中心之一的尼德兰在内的前勃艮第的版图；欧洲第二个权势中心的北意大利的米兰；两西西里王国；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领地超出了海格立斯灯塔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西班牙。

1563年西方基督教世界距离政治上的统一还很遥远。如同15世纪意大利各邦互相掣肘一样，西方各国也正在勾心斗角、互相牵制。甚至在西方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其权威也只是区域性的，而且在彼此竞争。但是自1303年法国的腓力四世羞辱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后，这些敌对的地方性世俗国家，不管国力大小，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事务中都拥有了最后的决断权。

从1309年到1378年，各任教皇定居于阿维尼翁，并不是因为14世纪时阿维尼翁比罗马更接近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交通中心，而是因为法国王皇想把教皇置于法国境内以便于控制。1378－1417年的教会大分裂，震惊了西方基督教信徒。在这时期，教皇职位问题不仅是道德和教义上的问题，它关系到教皇职位是继续作为法国的政治财富，还是再次成为意大利人的政治财富。各地世俗政权和教皇都贪婪地征收税款；自13世纪以来，教廷千方百计地征收税款，同时各世俗政府也更多地染指教廷在它们统治范围内征收的钱财，并以此为条件才允许教廷把剩余的钱财装入口袋。

教会大分裂的丑剧，导致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年）的召开。这两次宗教会议都试图把西方基督教会的教皇政府，从绝对集权的君主政体改造成为一个为议会宪章限制的君主政体。在这种有限度的君主政体中，各主教区的高级教士、宗教团体和大学的代表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这种努力归于失败，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地方世俗政权并不支持。如果宗教会议发起的这场运动能够成功，那么也许它将加强西方教会的势力，而这决不是各世俗政权所愿意看到的。一些世俗政权随心所欲地向教皇敲诈勒索，另一些世俗政权虽不再在西方教会行使”至上权力”，但却在以何种条件才能允许教皇职位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各地世俗政权都明白，从1303年以后，她们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享有至上权力。而教皇这时的”至上权力”实际上仅被限定在他暂时行使统治权的辖区内。这些辖区有阿维尼翁周围的一小片飞地和”由查理大帝捐赠”的意大利土地的一部分。在1353－1363年间，教皇只对”由查理大帝捐赠”的土地享有实际上的统治权。所以教皇实际上只是一区区地方的小君主。

在1303－1563年的250多年中，西方基督教世界主要的政治变化是，权力和税收从教皇和西方教会的各级机关（如修道院）转到了地方世俗政府。教廷从一个全面统辖整个基督世界的普世机构，衰败成为西方世界中无足轻重的地方公园。由于在同日益强大的地方政权斗争时吃了败仗，教皇失却了西方基督教民众对它的精神上的忠诚，教会的权威衰落，甚至在那些仍然遵奉它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约翰?威克里夫的生卒年代（1329－1384年）极接近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如果奥康姆的威廉（1303－1349年）以及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1290－1343年）这两位敢于挑剔教皇制的人不是早死（奥康姆的威廉死于黑死病），那么他们的有生之年也与教廷的阿维尼翁时期差不多。扬?胡斯（1369－1415年）生命短暂，但并非死于疾病，而是为人所寄，他生活的时期很近于教会大分裂时期（1378－1546年）。

这些人物以及更著名的人物路德（1483－1546年）、茨温利（1484－1531年）和加尔文（1509－1564年）的活动说明，公侯们的保护和庇佑仅仅是促成宗教改革的条件。受君王们保护的改革家本身并不是公侯。他们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和君王、寡头执政者的庇护，那么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事业也许都会流产失败。法国的腓力四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向教皇挑衅时，都是雄居一国至高无上的主宰，并获得了臣民包括地方教士的支持。对于单枪匹马的个人，向教皇发起挑战，即使教皇已不再是炙手可热，威望显赫，那么也需要非凡的勇气。所以，路德首先于1517年在维联贝格（此时维腾贝格大学建校仅15年）、接着又于1521年在沃尔姆斯会议上挺身而出时，其行为可谓惊世骇俗。因为，同教廷决裂所产生的强烈震动迅速传播开来。胡司的捷克伙伴追随胡司的榜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和德国人；路德的德意志伙伴追随路德，是因为他们早已敌视教皇。不等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扭转乾坤，路德教义犹如燎原烈火迅速传遍德意志，远处波及至东南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蒂罗尔和施蒂里亚。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市民的民族情绪促使茨温利、布塞尔（1491－1551年）和加尔文粉墨登场。

路德是宗教改革的先锋。如果没有他的登高一呼，那么追随他的改革者也许没有勇气同教廷决裂。但是，路德教传播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德国和在文化上依附于德国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另一方面，加尔文教虽然从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新教派别，并且最后在它的家乡法国也遭到失败，但它的传播远远超出了它的避难地日内瓦城。加尔文新教和苏黎世的茨温利新教汇合后，向西传播至匈牙利和波兰－立陶宛，西北至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英格兰和苏格兰。加尔文教占据了路德教盛行的德国西部边缘，在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统治时期，在部分地区排挤了亨利八世时期的罗马国教，在英国生根。加尔文教在匈牙利部分地被反宗教改革运动击败，在波兰－立陶宛则被完全击败，但是，在德国西北部、尼德兰北部和苏格兰仍有它的据点。

新教宗教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新教在实际上肯定了德国诸侯和城市的独立地位。（在官方关系上，他们仍然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但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并未发生。1348年西方基督教世界发生了一场黑死病，随后英国和法国爆发了不成功的农民起义，佛兰德和莱茵河沿岸城市及佛罗伦萨发生了流产的产业工人暴动。1450年、1525年英国和德国再次爆发不成功的农民起义。1534－1536年，在一位天主教诸侯统治地区明斯特的威斯特伐利亚，一些富于斗争精神的再洗礼教徒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在反对这些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中，路德和新旧数世俗政府密切协作。1525年他声言反对农民，支持诸侯。

从原则上讲，路德认为，路德教教会应放弃干预政治。在路德看来，路德教国家中的政治乃是世俗政府的天地。相比之下，加尔文关于教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甚至卜尼法斯八世的观点更为相近。加尔文并不要求加尔文教会操纵政府的事务，但他却要求世俗的日内瓦市政府按照加尔文教会的标准进行统治。1538年他因坚持这种要求，在进行了两年统治（1536－1538年）之后被驱出日内瓦。1541年，加尔文被请回来，从此之后直到1564年去世，他在日内瓦立定了脚根。

1494－1495年佛罗伦萨多明我派教士吉洛拉莫?萨伏那洛拉被授权执政。与1536年加尔文执掌日内瓦政权同样，萨伏那洛拉推行改革民众道德的措施。他死于1498年，不是被驱逐后又凯旋而归，而是被送上火刑柱烧死。在15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意大利北部是最发展的地区；但即使是在这里，萨伏那浴拉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成熟，为了推行不成熟的理想，他曾施以残忍的惩罚手段。1517年路德谴责教皇滥用权力。在此之前，意大利已有一批教俗人员在主教乔凡尼?彼特罗?卡拉法的领导下，从教会内部开始改革教会。他们象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一样，固守贫穷，过着圣洁的生活，做着行善积德的事。他们不是萨伏那浴拉和路德一类的改革者，而是圣方济各一类的人。他们没有引起教廷的批评和谴责，因此，卡拉法本人被推选为教皇（保罗四世，1555－1559年）。

谴责和反抗教皇权威，同罗马教廷断然决裂，在这方面新教的创始者们是革命的，但是，正如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和同辈人一样，他们本身也是独裁主义者和不宽容他人的人。虽然他们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来反对教皇，但是他们决不允许改信新教的国家中有良心的自由，这方面比之天主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革命家们声称，《圣经》的权威超过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为了使每一个德国读者都能直接得到《圣经》，路德亲自将《圣经》译成了德文。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自己对《圣经》中的陈述和训谕作出解释，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都利用这个权利阐释自己的神学理论；但是他们都不允许其信徒拥有同样自由解释的权利。

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教士同各政府达成协议，认定政府有权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教随国定）。异端分子必须离开，否则就有被处死的危险–也许是被活活烧死。再洗礼派是16世纪唯一的在原则上被容忍的教派。16世纪能容忍一些不同教派进行活动的国家有：威尼斯，波兰－立陶宛（这两个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容许东正教臣民信仰自己的宗教），奥斯曼统治下的匈牙利的一部分，以及由奥斯曼人和哈布斯堡王朝交替统治的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公国。1571年以后，在特兰西瓦尼亚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和一神教4个教派均被认为合法，可自由活动。

从13世纪的战争到教廷和腓特烈二世及其继承者去世，敏感的基督教徒越来越疏远教廷的教规。14和15世纪西方的某些基督教徒的精神活动已经从参加教会规定的宗教活动，转向个人心灵同上帝之间的交流。

正如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的同时代人那样，德国的多明我托钵僧梅斯特?爱克哈特（1260－1327年）也经历了自我与”终极精神实在”的统一。爱克哈特的这种神秘体验，与把”终极实在”看作是人类的神圣对应物的宗教，彼此间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如果两个人不抛弃其独特的个性就不可能超越他们各自的独立性。爱克哈特和西方基督教会之间产生了分歧。同时代的圣山上的正统神秘主义运动（静修派）也受到了西方神学家们的责难，尽管静修派早在1351年即在一次东正教会议上得到认可。

共生兄弟会（现代虔信派）由尼德兰人杰哈德?格鲁特（1340－1384年）所创建。格鲁特是前加尔都西会的修士。在西方基督教正统派看来，共生兄弟会不是异端，也不是反社会的。共生兄弟会从事各种活动，成员多从事教育事业，热心介绍使用印刷机，为古典学术的复兴作了准备。其信徒中最为桀骛不驯也最为著名的是伊拉斯谟。共生兄弟会过着虔诚的宗教生活，这种宗教生活尽管是正统的，但却类似不按西方教会规章行事的爱克哈特神秘主义。现代虔信派最有影响的作品《效法基督》的作者或编者坎普滕的托马斯（1379／80－1471年）作为一个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修士，渡过了一生中的最后15年。

15世纪西方基督教徒为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侵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则预言死后永恒的快乐），并为十字架上基督所遭到的肉体痛苦所震慑。西方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同时代的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都以极端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主题。就其心境而言，路德是位豁达乐观的人，这种末世的可怖氛围使他对自己的罪孽冥想深思，并抛弃了依靠个人努力解脱罪孽的想法。他最终的信念是，基督把自己献给圣父上帝，从而具有了拯救人类的力量，只有信仰这一点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得救，从这一信念中，路德因此而获得了慰藉。

这是大乘佛教在基督教中的翻版。大乘佛教认为菩萨阿弥陀佛能使信众死后进入”静土”，相信这一点就有可能得救。佛教中”静土”的说法于10世纪传到日本，12与13世纪之交被普遍接受。在日本历史上这是一个痛苦的社会和心理的过渡时期，就象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5、16世纪之交一样。奥古斯丁修士路德把罪人救赎的责任由罪人自己转到基督的身上，在这方面他和其对手多明我修士台彻尔有相似之处，台彻尔把罪人得救的责任推到教皇身上。不过台彻尔不象路德那样把行动建立于信仰之上，他做的是金钱交易，完全为利益所驱使。但无论是路德还是台彻尔，都象圣方济各或坎普滕的托马斯一样，以一种更为简便的替代方式取代了对基督的艰辛的效仿。

对相信”静土”的大乘佛教徒来说，菩萨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所信仰的上帝却是不可思议、无所不能的暴君，因为上帝赞成穆罕默德和犹太经典（基督教《旧约》）中前先知书作者的主张。在穆罕默德的信念中，至少上帝给予人类一系列的警告，以使人类择善避恶免受惩罚。路德和加尔文教理中的上帝，则武断地命定了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受惩罚。这是圣奥古斯丁对圣保罗神学的阐释。路德是奥古斯丁派修士，圣保罗理所当然成为他反对教皇权的保护伞，因为保罗是唯一可与教皇制度的创始者和庇护人圣彼得等量齐观的人。

命定论似乎同因信得救论是水火不相害的，因为信仰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上帝的行为。这两位新教创建人的两个基本信条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相互和谐一致，这就是：人类是一个能动体，如果他完成了信仰中的事业，那么这项事业如同他们所完成的其他事业一样，都是命定的。大乘佛教信徒认为，依靠对阿弥陀佛的信仰可以得救，它和上座部佛教对”业”的信仰更易趋同；因为，”业”虽是命定，但它是一种人为的命定，可以通过转世后的作为变好或变坏。

新教徒废弃了教皇治下的西方基督教会的一些礼仪，这种做法在新教之前已有先例。842－845年，中国曾解散佛教寺院和尼姑庵，没收其财产，勒令僧徒还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法国的腓力四世于1307－1314年曾没收圣殿修士会在法国的财产，并无情地迫害其成员，英国的爱德华二世也曾如法炮制。8、9世纪东正教世界曾禁止过偶像崇拜。11世纪西方世俗基督教士禁止结婚，1439年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为了迎合与西方教会不同、主张教士可以结婚的东仪天主教，教士独身的规定一度被废弃。捷克饼酒同领派，曾恢复俗人”两种形式”的交流权利。茨温利否定基督的肉和血在”圣餐面包和酒”中的”真正临在”；加尔文认为圣餐中基督的肉和血的临在只具有精神上的意义；但路德却认为是肯定的，新教各宗都仍承认，西方天主教在基督教信条中加入了”及圣子”一语。

新教徒对犹太－基督徒－穆斯林信仰的上帝的描绘，特别是他们把命定论中令人惊悸的行为推到上帝身上，使西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今天被称为圣人）敬而远之。这些学者承认并抨击教廷在生活中的恶习和弊端，但在他们看来，这些恶习与路德的教义和灵魂相比还稍逊一筹。事实上新教神学是从伊拉斯谟的理性和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唯理主义的一次倒退。但是，除了路德之外，新教的其他创始者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茨温利和加尔文是热情的古典学者。路德的同事腓力?梅兰希顿是维膝贝格大学的希腊语教授。梅兰希顿也和非路德派人文主义者一样，对路德命定论教义表示疑虑。路德死后，地劝说路德教会将苛刻的教义缓和一下（路德原来的教义最终还是盛行开来）。虽然在新教创建人中，路德因为不同时也是人文主义者而落落寡合，但路德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学者。即使他从未奋起反抗教廷，他将《圣经》译成德文的功业也足以使他英名不朽。

罗马天主教反改革运动的领袖们，由衷地欢迎人文主义。圣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为了准备他毕生的事业而接受大学教育，他创立的耶稣会（建于1540年），就象上一个世纪的共生兄弟会一样，诚挚地相信教育的作用并付诸实践。但是，圣依纳爵是作为一名军人开始工作的，耶稣会的主要特点是纪律和献身于教廷事业的精神。正如11和13世纪的情形一样，16世纪的一位伟大人物把教皇从因以前的恶行而即将遭受的灭顶之灾中拯救了出来。圣方济各的精神同格列高利七世和圣依纳爵的精神是对立的，但教廷从这3位救星所共有的忠诚中却获益良多。从1545年到1563年，特伦托宗教会议时断时续地召开，它肯定了教皇对罗马天主教其他部分的君主地位，但同时也指出了教会的恶行。假如这些改革措施的颁布和实行，能够在也应该在1414－151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颁布和实行的话，路德或许永远也不会被激怒，并进而做出使他因此而名垂千古的事业。

第七十二章 东南亚（1190－1511年）

1190－1511年间的3个世纪中，东南亚在政治上、人种上和宗教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蒙古人的袭击遭到失败；操大陆东亚单音节诸语言的民族–尤其是泰族不断向南定居并建立了政治统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佛教及伊斯兰教逐渐传播；最后，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葡萄牙航海者又不期而至。

蒙古入侵者在东南亚陆海两路却未能取得成功。他们在1257年、1285年和1287年三度占领了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但越南人每一次都迫使他们节节后退。1285年，蒙古人通过越南北部征服占婆的企图也被占人击败。1287年，蒙古人的确成功地占领了上缅甸蒲甘王国，但他们在1303年退出这一地区。在大陆东南亚，与1261－1303年间在叙利亚一样，当蒙古人遇到坚决的军事抵抗时，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下，他们被这一战场与他们远在欧亚大平原东北边缘的基地之间的遥远距离击败了。蒙古人于1292－1293年对爪哇发动的海上远征，与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进行的海上远征一样，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信奉大乘佛教的爪哇胜利者，于1293年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这是印度尼西亚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帝国。苏门答腊的长寿帝国室利佛逝在击退蒙古人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泰族人对它在马来半岛上的领土施加军事压力，这使它遭到了削弱。满者伯夷帝国在爪哇的兴起，以及1295年前后伊斯兰教传入苏门答腊西北部，使它进一步遭到削弱。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门答腊是否落入了满者伯夷统治之下，或是否成了它的附属国。

满者伯夷帝国在大约1513－1528年间被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爪哇小国联合推翻。一位苏门答腊夏连特的王子拜里迷苏刺，娶王朝一位公主为妻，他于1403年建立了马六甲城，这座名城位于以它命名的马六甲海峡靠大陆一端的海岸上。到1414年，拜里迷苏刺皈依了伊斯兰教，取名穆罕默德?伊斯坎达尔?沙，马六甲也成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的基地。从8世纪起，来自波斯湾沿岸各港口的阿拉伯和伊朗穆斯林水手就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之间的海洋上航行，建立商业基地，并沿途在大陆和岛屿沿岸对当地居民进行劝化。在印度尼西亚，这一进程由于马六甲城的建立和皈依而得到了新的推动。然而，与印度次大陆的经历形成对照的是，在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伊斯兰教的统治不是通过武装力量强加的。伊斯兰教在这里的传播是当地统治者及其臣民自愿接受的，但这种皈依只是浮浅的。印尼人把信奉伊斯兰教与保留他们在过去1000年中接受的印度文化相互融和起来。在伊斯兰教的外表下，他们传统的印度主义仍然保持着活力。《摩诃婆罗多》仍然比《古兰经》更能温暖印尼人的心房，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1190年传入缅甸的僧伽罗上座部佛教，于13世纪从孟人和缅甸人那里传给掸人、泰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上座部佛教与这些民族的当地宗教相互交融，成为每个民族的大众化的国教。这样，它就把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从这里驱逐了出去。大乘佛教和印度数很早以前就从印度传入了东南亚，但也只局限在少数上层人物的圈子里。上座部佛教取代这些早期东南亚的印度宗教，使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印度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印度文化只是在印度尼西亚和大陆马来亚丧失了地盘，在那里，它的表面被涂上了一层伊斯兰教色彩；另外还有东部海岸，向南扩张的越南人带来了中国的儒教和大乘佛教。

16世纪早期北方民族向南方的扩散改变了东南亚的人种地图。1535－1539年间，缅甸人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完成了始于11世纪的对孟人的征服。越南人于939年摆脱中国对他们的祖国，即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统治以后不到40年，就开始发动对占婆的袭击。到1000年，越南人已经吞并了占婆最北部的3个省份。1312年他们取得了对占婆其他地区的宗主权。1471年越南吞并了除南部一块残余地区以外的占婆全部地区，17世纪又征服了这块地区，并向南方继续推进，以柬埔寨为牺牲，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并向那里殖民。幸存的占婆人则成为了穆斯林。

泰人、掸人和老挝人所讲的语言非常接近，同属大陆东南亚单音节语族中的汉－泰语文。建国于现属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泰人王国南诏，于8－9世纪在缅甸人到达以前征服了伊洛瓦底江流域，并向中国发起袭击，他们袭击的地区包括现在越南北部，当时那里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此后，泰人移民开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河流域，并在湄南河源头地区定居。1253年，南诏被蒙古征服。这个泰人的故乡随后就被汉化，伊斯兰教在这里扎根，而这种发展在13世纪后半期向泰人南移提供了新的推动，他们进入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而湄南河流域的孟人和柬埔寨的高棉王国便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如果泰人象越南人那样带来了中国文明，他们向南方的扩张就将改变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边界，扩大中国文明的范围。但是泰人皈依了1190年就已扎根缅甸的上座部佛教。这使泰人落入了印度文明的疆域之内。

因此，到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时候，东南亚已经形成4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其中两种宗教即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相对来说是较晚传入此地的。上座部征服了几乎整个大陆东南亚，只有越南、占婆的残余部分和马来半岛最南端除外。越南人是中国流派的大乘佛教徒。占人和大陆马来人成了穆斯林。海岛马来人表面上成了穆斯林，但实际上仍然是印度教徒。巴厘岛上的马来人仍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婆罗洲、沿海地区的马来人成了穆斯林，但在广大的内地，他们仍然是异教徒。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1279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处于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之下，除了在越南北方之外股有残存下任何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人的政权。越南北方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早在939年即已脱离了中国。从那时起，它使自己独具特色的当地形式的中国文明得到了发展。中国在1279年的经历，类似印度的维查耶那加尔帝国1565年降落时的经历。只不过与穆斯林军队越过旁遮普征服印度的进程（1202－1565年）相比，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要迅速和彻底得多。

日本在13世纪的经历与中国不同。1281年，日本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对她的第二次进攻。那是蒙古人对她的两次进攻中更为可怕的一次。正是镰仓的北条家族的有力统治，才使得日本免遭蒙古人的统治而保持了自由。但是在击退蒙古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北条氏政权的衰落和覆灭。1281－1614年间，是日本政治史上到那时为止无政府状态最为严重的时期。另一方面，蒙古人1279年完成的对中国的征服，再度带来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统一。自从中央集权的唐朝在874年终于瓦解之后，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逐步地受到了削弱。从1279年到1911年，这一重建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一直维持下来，尽管重新统一的中国事实上只是在大约1382一1631年间是处在中国本土居民的统治之下。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的中国，变成了短命但却庞大的蒙古帝国的重心。蒙古大汗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于1260－1267年把他的都城从哈刺和林迁到了北京，又于1289年完成了把大运河从杭州延伸至北京的工程。大运河的延伸，使得把北京所需的稻米经内河从中国南方运到北京成为可能。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王朝–元朝，它将由忽必烈的家族世代继承。

在蒙古帝国的西部封地中，占有伊朗和伊拉克的伊儿汗国，是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在忽必烈的率先赞同下建立的，因此它与中国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伊朗的视觉艺术和陶艺受到中国长期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前蒙古人的时代，中国的技术（例如造纸术）已经通过伊斯兰世界向西传播到了基督教国家。

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他们的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臣民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蒙古人在中国任用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异族行政官员，而听任那些不被任用的儒生们用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文学形式自然地延续中国的文明。中国人与蒙古人祖传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反感，也阻碍了双方文化上的同化。于是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开始于14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彼此争斗的造反者当中，朱元璋（1328－1398年）独成霸业。这位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统一天下的帝王，象第二次统一天下的帝王刘邦一样，出身于中国南北方之间淮河流域一个地位卑微的家庭。1368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到1382年，他不仅把蒙古人从中国的长城之内驱赶出去，并且消灭了所有国内的汉族竞争者。

洪武皇帝在1356年攻下了南京（南方的都城），他仍将南京作为再度统一后的中国的都城。但是到了1421年，他的第四个儿子，也是第二代王位继承人的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把都城搬回到北京。北京曾经是元朝以及元朝之前的金朝（女真人建立）的都城，在那之前还曾是辽代（契丹人建立）的南部。遭受蒙古人征服和统治的经历，造成了中国人对异族的畏惧和憎恨。北京地处中国长城以内部分的最东北隅，距离南方的稻米产区极为遥远，选择这样一个为他们所痛恨的蛮族征服者的都城作新都，这表明永乐皇帝及其后继者们最为关心的事，就是对付始终存在的蒙古人的威胁。

蒙古人已经被赶出了中国，但他们仍然生活在故乡的大草原上，他们可以从那里再度进攻中国。极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尤富侵略性。永乐皇帝在大草原上进行了5次战役，但是就象西徐亚人曾避开大流士一世，匈奴人曾避开汉武帝和他的帝位继承者们一样，蒙古人成功地避开了永乐皇帝的追杀。1449年厄鲁特的汗王也先打败并俘虏了当时的明朝皇帝，并且包围了北京。但是，就象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挡住了保加利亚的西米恩一样，北京的城墙也挡住了也先汗。明朝在1449年遭到的军事上的大失败，并未导致与宋朝在1126年以及东罗马帝国在1071年的失败相同的悲惨结局。

明朝再度恢复了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官的制度（这套制度最初是由汉武帝在公元前2世纪时创设的。6世纪末，由隋朝第一次恢复）。这套制度后来变成了一种僵死的形式，它一直保持到1905年取消科举考试和1911年废除皇帝统治时为止。在当时的官府中为官的儒生数量，与那个庞大帝国的人口和面积相比，总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协助他们完成任务的，是地方上那些未受过儒家教育的刀笔吏。地方上取得了各等级功名的士绅也与他们合作。这些人自愿地处理地方政务，而不领官俸。（他们是当地的地主，其地租收入既要用来养家，又要用来从政。）

成功地通过科举考试并非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这种功名可以被作为一种荣誉授予某人，也可以用钱来买。无论是怎样获得的，它都能使获得者受到高度的尊敬，同时也给获得功名的人强加上一项没有明文规定的责任–或是作为一个食俸禄的政府官吏，或是作为一个无官俸的拥有土地的地方士绅–以尽自己的公共职责。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重建了自己的王朝。与元朝之前历代的统治者们相比，明朝的统治者更加崇奉、也更加依恋中国的文化传统。在1403－1407年间，永乐皇帝发起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它的修改本数达22877卷，分装成11095册，这还不包括60卷的内容目录。这部巨书以手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印刷这部巨书甚至超出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能力。

《永乐大典》着眼于过去，但明代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却仍是有生气的。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不断涌现出来，12世纪时由朱熹公式化了的儒家学说仍然受到挑战。它以自己无可比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直保住了作为考试科目之一的地位。新的儒学派别的分裂，到朱熹时并未结束。这种分裂始自11世纪时程颢、程颐兄弟的分歧，而朱熹则发展了程颐的学说体系。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是程颢学说体系最卓越的拥护者。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心与万事万物之理彼此都是同一的。而在朱熹看来，理是由体现为人和物的气聚结而成的，这些气又独立于任何人的心而存在。这两个抽象的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人们也能觉察出这两个新儒学派别都受到了佛教哲学的潜在但却是重大的影响。然而，中国所有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更为关心的都是道德规范和人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只有道家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在一批又一批征服中国的异族人中，接受儒家生活方式最少的是蒙古人，最多的则是满洲人。所以，对于饱学的中国臣仆来说，蒙古人最难接近，而满洲人则最易于相处。满洲人并非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如同金朝的建立者一样，他们来自东北的深山密林中，是女真族的猎人和靠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初民。明朝的永乐皇帝曾通过把女真人的部落编入几个辖区，由他们所敬重的本部首领进行管理的办法，把满洲并入中国。

在进占中国本土之前，满洲人曾自动地使自己汉化。1599年，满洲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人加以改造的古叙利亚字母来记录女真（满洲）语言，此后汉文的古籍也被译成了满文。但识字很快的满洲人就宁愿直接阅读和书写汉字的方块字。努尔哈赤曾创建了一支由3个民族组成的军队，它包括汉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部落。1618年，他占据了辽东，那是汉族人居住的长城向外突出地区的一部分。1626年，他迁都于中国本土的盛京（今名沈阳），并任用了一些汉族的行政官员。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1636年把他的王朝命名为”清朝”。1644年，当北京被一名起义的汉族人率众包围时，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那里自杀了。同年，满洲人占领了北京。一位汉族的将帅帮助了满洲人。一些汉族的文臣们也支持满洲人。他们宁愿选择满洲人的政权，也不愿接受一位刚刚推翻了明朝的汉族篡位者的统治。随后满洲人建立了对中国其余部分的统治，但并非没有受到抵抗。直到1683年，满洲人才占领了台湾。然而，对各个阶级、阶层的中国人来说，满洲人对中国的征服，与4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相比，其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和心理上的创伤，都要更轻一些。

在日本，1331年由后醍醐天皇（1318－1339年在位）策划的一次流产的政变，导致了北条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和镰仓幕府本身在1335年的灭亡。1338年，幕府的所在地迁至京都，实权也落入足利家族手中。但是这个新的政权从未能有效地统治整个日大。1185年，源赖朝曾建立起对整个日本的统治，1281年，在击退了蒙古人的第二次入侵之后，镰仓幕府的北条政权曾维持了这样的统治。足利家族掌权后，这样的统一政权就不复存在了。

足利幕府甚至未能立即控制京都周围的地区。被足利尊氏从京都驱赶出来的后醍醐天皇，重新当上了傀儡皇帝，在京都以南的山区维持着一个独立的政权。这种王朝分裂的局面从1336年持续到1392年。与此同时，各地的大名变成了事实上独立的诸侯王。1467－1477年持续10年之久的一场内战–应仁之乱，把京都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在此之后，足利氏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日莲宗和神道教这两个佛教派别为他们自己在各地扩充实力，并与当地的世俗诸侯王联合在一起。从1532年到1536年，在京都地区爆发了佛教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方是神道教和日莲宗的信徒，另一方是属于旧宗派的寺院僧兵。在这场佛教寺院间的战争中，交战双方都倾其所有力量投入战斗。

足利幕府时期（1338－1573年）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与中国统一前的战国时期相似。令人费解的是，与这种状态相伴随的，却是经济上、文化上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日本人对蒙古人未获成功的海上进攻的还击，一度成为针对中国沿海的海上私人冒险事业。从元朝到明朝，日本人的这种刺激性的活动延续下来。1404年，足利政权承认了中国对日本名义上的家主权，并且勉强同意了中华帝国政府试图强加在中日间贸易额上的限制。而实际上，日本的民间海盗商人漠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与一些中国平民相勾结，继续从事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国内，经济活动在增加，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自12世纪后半期以来即被把持在地方武士阶层手中的垄断权力，也受到了两股势力的削弱，其一是在日本内战中其地位日渐重要的农民武装，其二是新出现的工业和商业的行会以及自由的城市。地处今日大皈以南的桥市，就是这类自由城市的典型。然而，这一时期也是日本贱民阶级开始产生的时期。

文化方面，禅宗作为日本大乘佛教的一种形式，尤为贵族武士所偏爱。足利时代不仅经历了对于禅宗的经久不衰的兴趣，而且，在这一时代的末年–最为无政府状态的年代，它还经历了茶道的形成和完善。统治者是把茶道作为与武士们日渐增长的残暴性相对抗的一种文化模式加以提倡的。在视觉艺术领域，足利时代日本产生了模仿中国宋朝风格的山水画大家，还产生了花道（一种独特的日本艺术）。更为辉煌的文化成就，是大约产生于1350年至1450年的一种戏剧形式–能。此类剧目的情节是传统的和为观众所熟悉的，演员都戴着面具，动作、台词、声调、演唱和配乐都别具一格。14世纪这种日本能剧，在上述所有方面都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雅典狂欢节戏剧在东亚的翻版。

日本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16世纪达于极点。此后，国家在3个军阀前后相继的努力下重新在政治上统一和稳定起来。这三个军阀是：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3－1616年）。这些建立统一功业的人用火器与他们的对手作战。火器是在1542年或1543年由首批踏上日本土地的葡萄牙人带到那里的，它在最初传入日本的20年间就被普遍地应用于战争中了。

织田信长在1568年攻占了京都，并于1573年消灭了那里的足利幕府。1582年，他被一位反叛他的家臣杀害，但织田信长的另一位家臣丰臣秀吉立即打败并杀死了反叛者。到1590年时，丰臣秀吉成了整个日本的主宰。他与德川家康合作，于同年将后者安置在关东。1592－1593年以及1597－1598年，丰臣秀吉两度侵略朝鲜，但朝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丰臣秀吉准备把侵略朝鲜的战役作为侵略中国的序幕。他死于1598年3月。他的死与1405年帖木儿（跛者）的死一样，为中国的明朝减缓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获胜，从而赢得了在丰臣秀吉权力继承问题上的那场斗争。1603年，德川家康从京都毫无实权的皇室那里取得了将军的称号。1615年，德川家康攻陷了一直由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固守的大阪城，此举使他成为全日本无可争辩的主宰。

德川家康有效地掌握着事实上的统治权，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面子，最小限度地进行政治上的变革。这类似于汉朝的刘邦和奥古斯都，而与秦始皇和凯撒则形成鲜明对比。京都的天皇被允许继续保留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德川家康在江户（今名东京）的幕府，却如同当年在镰仓的源赖朝和北条政权那样，控制着日本的经济重心关东。地方上的诸侯（大名）并没有被废黜，但却因德川政权的巧妙安排而变得顺从和虚弱了。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德川政权，也是为了逐渐地在经济上搞垮他们。德川政权统治下（1600－1868年）的日本的政治地图，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90年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地图是相似的。

1622年到1641年间，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几乎完全被禁止，日本被与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这种做法加强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第75章将谈及这方面的内容。

第七十四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1428－1519年）

在15世纪，中美洲社会与安第斯社会在政治上几乎同时被一个包含该社会版图大部分的帝国所囊括。在每一个场合，建立帝国的工作都是由一个来到当地时间相对较迟的民族完成的；这个民族后来才将其政治统治扩大到最初的地域之外。阿兹特克人（别称墨西哥人）从北部沙漠来到了墨西哥谷；印加人起源何处现已不为人所知，但考古学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是最早占据库斯科的人。据我们所知，阿兹特克人是中美洲世界第一批征服者，他们在此创造了一个几乎覆盖全境的帝国。在安第斯世界，假如查文和蒂亚瓦纳科风格的建筑、视觉艺术及文化的其他物质载体的广泛传播，伴随着地理上与这两个安第斯文化的先前阶段并存的政治统一，那么印加帝国就可能具有光驱者。不过考古学并未提供说明这种政治状况的证据。

以图拉为首都的托尔托克帝国于12世纪的崩溃，为阿兹特克人在15世纪建立帝国提供了机会。早在公元600年左右特奥蒂瓦坎城毁灭之际，墨西哥高原南端的湖区就开始成为容纳解体的文明社会难民的收容所。在托尔托克帝国崩溃之后，湖区接受了另一批大量涌入的难民；但北方的蛮族劫掠者接踵而至。结果到13世纪中期，湖区出现了许多政治上独立的城邦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具有混合的民族成份和多样化的义化。它们彼此之间的主要联系是纳瓦语，这种语言起源于北方的蛮族，到13世纪已成为墨西哥流域大多数居民的语言。

阿兹特克人是一支四处游荡的蛮族，他们闯入湖区的时候该地已经为稳定的城邦共同体所占据。与后”古典”时期的中美洲居民一样，阿兹特克人极度喜好战争和非战争的人祭牺牲。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在14世纪下半期他们最终定居在特斯科科湖西南湾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阿兹特克人改造了这一新的恶劣环境，使之适于人居住。他们清除了茂密的水草，在捆扎结实的木筏上堆上土壤，再覆盖一层湖底的淤泥，使之成为既容易耕种又肥沃多产的粮田。在物质匮乏的压力下，阿兹特克人成了熟练的农学家和城镇规划师。结果他们也成了将商业与军事情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长途跋涉的商人。阿兹特克人采纳了中美洲人精确的历法体系，他们将自己祖先的宗教与当地前辈的宗教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象印度教那样复杂的诸神体系和宗教仪式。同印度教徒一样，阿兹特克人也认为时间是一个个前后相继的时代，每一时代都包含了许多年。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由表意符号和双关音素构成的文字，它比传统的中美洲雕刻文字更为方便灵巧；阿兹特克人还创作了一些反映内心世界的优美诗歌。但自始至终阿兹特克人都醉心于人祭牺牲和战争：他们用令人恐怖的方式将活生生的牺牲者的心挑出来，认为战争是捕获为其宗教所需的大量献祭用的牺牲者的必要手段。人祭牺牲的必然结果是形成吃人肉的习俗。

征服中美洲的西班牙人看到人祭的场景时十分恐惧。（自公元前206年迦太基迦南人的统治结束之后，这种仪式在西班牙便不再流行，尽管西班牙人在战争中仍然继续屠杀自己的同胞，并且处死宗教异端。）西班牙人证明了自己的诚意：他们迫使自己在中美洲最早的同盟者停止使用人祭，不惜冒疏远他们的危险。在大西洋彼岸的战争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也象中美洲人一样渴望捕获战俘，但他们夺取战俘的目的不是为了向神祗提供牺牲，而是要赚取赎金充实自己的腰包。在中美洲捕获战俘的动机并非出于经济利益，它源于这样一个信仰，即如果不用人的心脏持续不断地供奉神祗，那么这些神祗就会丧失自己保存现有宇宙的能力。

贪婪使得西欧基督教的好战者更人道地对待战俘。但是同样的贪婪也驱使他们为得到关于隐藏宝藏的情报而严刑拷打阿兹特克和印加人战俘。西方基督教徒16世纪在新世界、以及在此之前于1204年劫掠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中已表现出极大的贪婪。这种贪婪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他们的技术发展而同步增长，使他们得以放纵自己无休无止的欲望。到70年代他们的自我放纵使生物圈受到无法居住的威胁：他们污染它，耗净它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西方人实际上是采用一切恶劣的手段使人类陷入中美洲人曾经担忧的灾难。在中美洲人看来，西班牙人对人祭牺牲的否决是赤裸裸地滥用强权。既应该通过西方基督教徒的眼光，也应该通过中美洲人的眼光看待中美洲人和他们的西方基督教征服者之间的争端。

阿兹特克人是通过充任帝国的建立者、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统治者的雇佣军而获得军事和政治力量的。阿兹卡波察尔科城邦于1230年被来自特奥蒂瓦坎难民的后裔、蛮族特帕内克人所占领。1428年，两个阿兹特克人岛上城邦之一的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侵占了他们曾作为雇佣军帮助建立起来的位于湖区的特帕内克帝国。这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是特拉卡勒尔，他曾担任特诺奇蒂特兰连续3位统治者的政治顾问。（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统治者与阿拉伯倭马亚哈里发一样，其正式称呼不是”国王”而是”谘议会主席”。）特拉卡勒尔的第一步行动是吞并了特诺奇蒂特兰的另一个阿兹特克人城邦和北方近邻特拉特洛尔科。同时，他还与两个当地城邦特斯科科湖东岸的阿科卢安人国家特斯科科和湖西岸的特拉科潘结成了同盟。

在特诺奇蒂特兰霸权之下的力量集中，使得阿兹特克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帝国。到1519年，即科尔特斯登陆的那一年，该帝国已经横贯中美洲，地域扩大到东西海岸，控制了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大西洋一端和太平洋一端；而且在地峡以东，该帝国还包括了延伸到今天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界以西的太平洋沿岸。

这个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极其广阔，但它并非无所不包。湖区东部的城邦国家特拉斯卡拉在政治上虽不是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同盟的对手，但特拉卡勒尔故意让其保持政治独立，安排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举行定期的”花季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双方的目的都是捕获双方维持人祭牺牲所需的战俘。帝国境内还有其他一些飞地，帝国同盟曾试图征服这些飞地，但没有成功。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最显著的军事失利是未能征服其西部邻居塔拉斯科人，后者与阿兹特克人一样也拥有青铜武器。

那些沦入阿兹特克－阿科卢安统治之下的民族的处境十分艰难。控制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方法，部分是在他们的居住区设立永久性要塞，而更多地是采用恐怖手段。在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贡赋，它包括用于人祭的男孩和女孩、食物、纺织品、宝石、金银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组成帝国的城邦国家–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还是被统治的多数派，都具有完善的国内社会和政治法规，但帝国的行政机构却很原始：走乡串户的阿兹台克商人兼任情报官员，帝国政府在被征服地区的主要代表是税务官。

大约在1428年，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创立10年之后，印加人开始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安第斯世界。在库斯科的第八位印加人统治者华通?图帕克之前（通常被称为维拉科查–这一名称原是称呼印加人造物神的，华通?图帕克用来借称自己），库斯科仅仅是安第斯高地许多本地国家之一。维拉科查向东南方扩展其版图，而当地其他国家也同时向外扩张。在库斯科西部，昌卡人征服了印加人的近邻和同宗克丘亚人。大约在1438年，昌卡人进攻库斯科；维拉科查和他们继承者退到了偏远地区，但维拉科查的另外两个儿子库西?尤潘基（亦名帕查库提）和罗卡在奋不顾身的巷战中保卫了库斯科，使其免于陷落。

在赢得这场关键性的胜利之后，帕查库提获取了印加王位，开始对外征服，他不仅吞并了战败的昌卡人的领土，而且还吞并了安第斯世界其余部分。他的副手最初是其弟卡帕克?尤潘基，从1460年起改为帕查库提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托帕?印加?尤潘基（1471－1493年在位）。

印加帝国的创立者们最初征服和吞并了高地的其他部分，东南达到高原上的的喀喀湖盆地，西北达到今天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从高地出发，托帕?印加又进入厄瓜多尔海岸，向一些海岛派出海上远征军，侵入和征服了3个沿海国家中最靠北面、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奇穆，并且越过了奇穆未设防的北部边界。奇穆的抵抗与厄瓜多尔高地上卡尼亚尔人和基多人的抵抗相比更为微弱，奇穆以南的这两个沿海国家大概在奇穆投降后不久就屈服了。

大约在1471年托帕?印加的父亲退位，托帕?印加成了皇帝。在此之后，他曾经派兵远征安第斯山大西洋一边热带森林中的民族，但并未获得成功。的的喀喀湖一带高原上被征服民族的一次反叛，使得托帕?印加回过头来征服了这些民族，并进一步征服了今天的玻利维亚、阿根廷西北部高地以及今天智利的全部，向南达到马乌莱河北岸。托帕的儿子和继承人提图?库西?瓦尔帕（瓦依纳?卡帕克，约1493－1525／1527年在位）征服了北厄瓜多尔高地，但该地的抵抗十分激烈，以至这位皇帝不得不留在这一偏远的交战地区治理着自己庞大的帝国。他生前再也没有返回库斯科，尽管库斯科不仅是印加帝国的政治中心和首都，而且也是帝国的交通枢纽。

印加帝国的面积要超过阿兹特克帝国，但人口规模可能并未相应地超过阿兹特克帝国，因为它的许多领土并没有人居住。在面积上，印加帝国与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相当。但是印加人没有有轮子的运载工具，尽管他们比阿兹特克人的装备要好一些，有一种运物牲口美洲驼，但美洲驼的最大载重量与驮马比起来要少许多。印加人不象阿兹特克人那样已经有了文字符号。他们只有绳结语：结绳记事。这些结绳符号颜色不同，绳结环绕的次数也不相同；这些差别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只有专家才能理解这些意义；专家的本领是通过口授掌握的，并且通过口授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继承人。绳结语并不是不解自明的，而一种文字则对任何掌握了一种书写符号体系的人来说，它的意思都是相同的。但就是凭着这种不完善的记忆方法，印加人仍然尽可能仔细地管理着自己庞大帝国的人口和资源。

尽管地形十分困难，印加人的运输手段都很好。高原上有高高的山口和深深的峡谷。沿着海岸，可灌溉的河流平原彼此之间都被广阔的沙漠相隔。用藤类植物制成的绳索吊桥连接着跨越峡谷的道路。在道路的沿途间或还有一座座备有生活设施的旅舍。商旅的驿马运送着旅客和货物。帝国的形状呈狭长的带状。有两条平行的大道，一条穿越高原–那简直是一个工程奇迹，即使它只能算是一条小道。第二条大道与海岸线平行。在从高原流向大海的河网地带还有连接其他路段的叉路。

为了得到额外的行政官员和军官，印加帝国授于被友好合并的外族中的贵族成员以印加人的地位，从而扩大了印加统治阶级。印加军队则招募被征服的敌人入伍，比如征召尚武好斗的昌卡人和卡尼亚尔人。控制被吞并地区的方法是大规模地迁移人口。大量的顺民被迁移到心怀不满的被征服民族之中，并且将后者的一部分放逐到效忠帝国的居民聚居地区。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又要设法使这些移民与他们原来的社团保持联系，并且将他们安置在气候与其故乡大致相同的地区。（在安第斯世界高原和沿海平原气候差异相当大。）维持帝国统一更为有效的措施，是将被征服民族的本地神祗永久性地安顿在库斯科，由他们本民族的祭司照看这些神祗，在被兼并地区建立供奉印加太阳神的神庙。

印加帝国向被征服居民征收的贡赋似乎比阿兹特克帝国要轻；但是就同在印加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贡赋还包括儿童和物品。被征服部落酋长的儿子被带到库斯科与印加贵族的儿子一同接受教育。作为贡品而强制征召的少女一部分被分配给印加皇帝和达官贵人做妻子，一部分被分配给女修道院式的实行独身制度的机构。这些类似佛教尼姑和基督教修女的妇女有时被作为牺牲，但是在印加帝国并没有成为常规的大规模的人祭牺牲，而在这一时期人祭牺牲在中美洲已成为惯例，并且成为所有被阿兹特克人征召的纳贡儿童的命运。接受印加教育的非印加贵族的儿子相当于同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征募少年，而奥斯曼的领饷骑兵则相当于印加帝国应募当兵的奴隶亚纳科纳人。

克丘亚语是印加人和克丘亚人的母语。在印加帝国建立之后，克丘亚语成为帝国多语种居民的混合语。的的喀喀湖周围高原居民所使用的艾马拉语成为帝国东南部的第二种混合语。帝国的这些语言和帝国的人口政策及帝国的道路成为强有力的纽带。尽管如此，用如此简单的物质手段将如此广大的地区和人口统一在一起确实是一种奇迹。托帕?印加已将帝国扩张到对印加帝国的创立者来说逻辑上可行的极限。瓦依纳?卡帕克过度扩张了他所继承的帝国。结果，当瓦依纳?卡帕克过早去世之后，北方的军队与帝国行政首都库斯科城的印加贵族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内战。前者支持皇帝的私生子阿塔瓦尔帕，后者支持瓦依纳?卡帕克的合法儿子瓦斯卡尔。北方军队经过多年的艰苦战争最终获得胜利。它占领了库斯科，俘虏了瓦斯卡尔。就在这一时刻，皮萨罗第三次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登陆。

第七十五章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在约1400－1550年这150年间，人类对于人的居住地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传统认识发生了变化。人类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大洋之滨，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突然间扩大了。与此同时，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革命发现，使为数不多但仍在逐渐增多的人确信，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与宇宙的范围相比，突然间也变得狭小了。

自大约4500年前最早的区域文明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把地球这颗行星视为宇宙的中心；而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关于自己是位于地球中心的观念。东亚人认为，中国是处于大地”中央的王国”；印度人则认为，大地中心位于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麦加圣地是中心；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则认为中心位于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纪已经熄灭了的诸文明，同样持有自我中心论。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尔斐；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认为，大地的中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苏美尔人则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尔城视为大地的中心。

相互毗邻的区域性文明的彼此接触，或是敌对的，或是友好的。幅员辽阔但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使东亚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暂时通过欧亚大平原而连接为一体。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就进行过从东向西的环非洲航行。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沿格陵兰西岸进行过开发，无人知道他们已经迈进了那无垠的”新大陆”的门槛。但就我们所知，在哥伦布（1451－1506年）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之前，是没有航海家在这一低纬度地区从任何一个方向横渡大西洋的。如果有船只横穿太平洋从东亚到达”新大陆”或从相反的方向横穿太平洋的话，那么这些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则是既非有目的的活动，又是极为偶然的。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是第一位赢得从西向东环非洲航行成功荣誉的航海家。公元前5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使者进行过这一探险，但没有成功。确凿无疑的是，”维多利亚号”是第一艘完成了环球航行（1519－1522年）的船。它是费尔南多?麦哲伦船队5条船中的幸存者。

麦哲伦”维多利亚号”船的船员们证明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厄拉多塞根据推理所断定的”航海”的含义。厄拉多塞对地球圆周长度的计算是近乎正确的。而哥伦布的猜测则是大谬不然。但这一猜测却给了他开始探险大西洋的勇气。（从欧洲到日本的最大圆周距离是10600海里，而哥伦布的计算要比这少3000海里。）另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猜测是；地球是太阳的卫星，除了1年绕太阳1周外，它每24小时沿地轴自转1周。阿里斯塔克的发现，受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们的反对。但是，时至公元1512年，一位西方人，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发现了真理。他在1540年出版的《要释》一书中，阐明了这一发现；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进一步翔实地论证了这一发现。

哥白尼对太阳系星体间真实关系的发现，加之”维多利亚号”在行星地球水面上的环行，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在1492－1522年这30年间，曾经分别集中于北京、贝拿勒斯、麦加、耶路撒冷、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的人类文明中心，连接成为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其规模是此前任何区域文明都不可比拟的；但是，尽管这些旧有的文明中心在某些方向已经同人迹未至的陆地和不知其深广的海洋相连，但是，人们即使根据先验判断，这个新的、统一的全球文明世界也是有限的。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整个地球纵向分割，分别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1493年，这两个巨大的全球性西方基督教国家达成条约。同意将这条分界线确定在比教皇分割线偏西270里格的位置。他们认可的这条界线位于巴西（一群葡萄牙人在1500年曾在那里迷失），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1529年，两国又达成的新条约改变了对葡萄牙人有利的位于太平洋的分界线经度。葡萄牙人得到了摩鹿加群岛，西班牙人则拥有了菲律宾群岛。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海上列强得以瓜分的那部分地球，在面积上也小于以前曾出现过的人类文明世界。这无论从以前哪一个地区性的中心来看，都是如此。这个统一了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地平线，已经呈现在人们眼前。

此外，这个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过去是、现在仍是”生物圈”的精粹部分。”生物圈”是包裹着地球这个行星表面的，由陆地、水和大气构成的薄层。地球本身现已成为太阳的一个卫星。地球不再是位于中心位置的恒星，人们认为它不过是诸多”行星”（移动的星）中的一颗，现在看起来，过去对那些行星的命名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这些行星，都在沿固定轨道绕太阳作周期性运动。至于太阳，人们已经证明它是诸多恒星之一，就象太阳距地球很遥远一样，无数其他的恒星距地球更是极其遥远的。地球不过是一个恒星系中旋转运动的一颗小小的宇宙之尘，尽管如此，一位观察者仍会说，恒星系广袤无垠，它或许远远超出人们借助伽利略（1564－1642年）建造的最大倍数的望远镜可以达到的视野。地球这颗宇宙之尘的表面是有限的，而这颗宇宙之尘的四周则是广袤无垠的，既没有可见的也没有可以论证的边界。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勾勒的宇宙的新图景。在那个时代，在人类成繁衍生息的地球上，人类的文明世界已联结为一个整体。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是突然的，它使以前在互相分离的区域中生活的人类的命运骤然改变，要么带来了福祉，要么带来了灾难。对于阿兹特克、印加以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奴隶贸易者所到的西部非洲来说，它纯粹是一场空前的浩劫。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一些居民一度曾欢迎自己从最近强加于他们的地区性帝国的建立者那里解放出来，不料，他们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解放，而仅仅是更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已。尽管对于中美洲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阿兹特克人的统治或许并非是不好的变化，但对于安第斯山民族来说，西班牙取代印加人的统治，则的确使他们的景况变得更糟。

在欧洲人的家园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的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就象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洗劫波斯皇帝的珍宝那样，西班牙征服者盗劫了印加皇帝的珍宝，把它们熔化，铸成金币，以此获得经济财富。贵金属的涌入，虽没有抵销其他商品生产的增长，却引起价格的上涨；在每个西方国家，各个社会阶级的命运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西欧民族的航海先驱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受到的冲击是最为激烈的。但是，在16世纪末之前，物价飞涨的浪潮已经掠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正在搅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一位观察者根据20世纪70年代同样规模的价格上涨来推测，自1519年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以后的16世纪，社会上一些人因人为的因素而陷于贫困，另一些人则发财致富，结果导致了混乱、焦虑和不满的增长。这一事实可大致说明，在16世纪西欧人以宗教和理性的名义所犯下的某些如此凶残的暴行的原因。

大西洋鲱鱼是在1417年把产卵地从波罗的海迁到北海的，亨利派遣第一支海上探险队南行的时间是1420年，而中国永乐皇帝派遣第一支船队西行的时间则是1405年。因此，在公海航行方面，中国人比鲱鱼要早12年，而亨利亲王的航海家们则比鲱鱼要晚3年。

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云南籍的穆斯林太监郑和，在1405－1433年间曾七下西洋。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到过亚丁，至少两次到过红海口；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在这一系列船队中，中国船只的规模、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可比拟的。在第一次航行中（这次到达过印度），中国人派出了62艘船，载有28000人。这些船带有罗盘（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和防水船舱。最大的船约有400英尺长。

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

1433年之后，中国人中断航海的原因，历史上没有记载。明王朝并没有被迫在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努力之间作出选择。确实，永乐皇帝的当务之急是在北方前线防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入侵。他曾5次亲征蒙古人。但是，中国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同时支持两条战线的作战。大概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等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稳步发展之时，清朝乾隆皇帝仍向英国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而西欧的统治者受国家贫穷的刺激，鼓励并且支持海外冒险。15世纪的中国商人象当时西欧的商人一样精明能干。但他们很少得到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官僚统治国家的臣民。他们的统治者和官员认为，关心商业会有失尊严。在近代中华帝国，人们对贸易的天然爱好和习性因政府缺少对国民天性的同情而被扼杀。这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情况相似。当20世纪70年代我们回首往事时就会看到，这种官方的偏见颇有一些（不容置疑的，欺骗性的）先知先觉的味道。

葡萄牙人是不屈不挠的。1487年，巴特洛缪?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登上了印度西海岸。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中国并未永久性地占领这里），从而把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阿尔布克尔克的海洋战略计划可与13世纪蒙古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陆上战略计划相媲美。1514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广州。1542或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的小岛–种子岛（该岛与九州的南端隔海相望）。1503－1551年间，葡萄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军队，这对于争夺印度洋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葡萄牙人的巨大胜利是创造性和勇气的回报。1440－1490年这50年间，葡萄牙的造船工匠设计的一种独特构造和帆装的海船在海上称雄400年；在1840－1890年的50年间，即该船的历史行将结束之时，人们又将它加以完善。在它整个漫长的全盛期，这种船型仅以这种船本身而著称。它有3根桅杆（只在它历史的初期和末期时是4根桅杆）和一套混和的帆装。前桅杆和主桅杆挂有方形的帆，它给船以动力；后桅杆挂有三角帆，它使船具有机动性以及根据风向航行的能力。在17世纪末，这些优点又锦上添花。荷兰人用船头和船尾的帆取代了后桅杆上的三角帆，在前桅杆和第一斜桅之间装上了船首三角帆。在16世纪初，人们在船两边的上下甲板之间开了舷洞，以便于一排枪炮可以向外射击。与在19世纪取代了这种古典的航海帆船的那种机械推动的船不同，它能连续航行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因为它的动力是用之不竭的风，而无需补充燃料。

西班牙人也是坚韧不拔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到达巴拿马海峡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巴拿马的西班牙城始建于1519年。1519－1521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1532－1535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以少胜多，征服了这两个由穷兵黩武、狂妄自大的人统治的帝国。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国家的运气是绝好的。

科尔特斯在某年某日到来，这在墨西哥人的宗教历法上早有预言。这个历法预言，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将要兑现其诺言，在人间再现。他曾附在12世纪被推翻的托尔托克人的国王身上。如果位于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莫克特苏马二世没有把科尔特斯误认为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再现的话，他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入侵者的。而科尔特斯确实没有资格去取代莫克特苏马在阿兹特克的王位。并且，如果科尔特斯不曾在塔瓦斯科偶然结识一位墨西哥女孩，那么他在墨西哥事实上将会是既聋又哑，政治上也将陷于一片黑暗。因为这位女孩不仅通晓纳瓦特尔诺和马雅语，而且异常机智，熟悉墨西哥人的心理。西班牙人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多纳?马里纳。

而皮萨罗在进入印加帝国内地时，正值内战结束不久，胜利者阿塔瓦尔帕尚来不及巩固其统治。如果在第一次探险（1524－1525年）时就进军内地，皮萨罗就会同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发生冲突。他当时还活着，还是印加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把帝国的重兵集结在北方，而不是布置在远离东南边境的都城库斯科。如果在第二次探险时，皮萨罗攻打内地，就有可能同还活着的卡帕克皇帝相遇。1532年皮萨罗无意地偶然决定冒险进兵。这是自1438年帕查库提打败昌卡人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外国入侵者所选择的战机中最为顺利的一次。

被征服地区的内讧，使西班牙人坐收渔利。阿兹特克人同其臣民势不两立，同其邻国关系不佳。而印加人几乎是同样地为人厌恶，其内部也是剑拔弩张。被打败的瓦斯卡尔派并没有同取得胜利的非法篡位者阿塔瓦尔帕那一派言归于好；历史上的都城库斯科对崛起的基多城的竞争忿忿不平。这些内讧为西班牙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仅仅是因为西班牙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利用了它们。科尔特斯招募特拉斯卡拉人进攻阿兹特克人，皮萨罗招募卡尼亚尔人和瓦斯特尔的余部去同阿塔瓦尔帕一派作战。皮萨罗虽然没有马里纳那样的当地人为他充当政治顾问，却表现出他具有与科尔特斯同样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的王牌仍是他们的装备、冒险性和凶残。当受害者从可怕的入侵者出人意料的进攻所造成的暂时混乱中舒缓过来时，便进行了英勇抵抗。阿兹特克人一直战斗到死，几乎被灭绝。印加人反侵略斗争此起彼伏；直到1572年，在蒙大拿，在安第斯山的大西洋一侧的山地，他们仍在战斗，那里的热带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天然屏障。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避难地马丘比丘到1911年才被人们发现（仍保持着原样，但已长期无人居住）。但是，在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即使是最英勇、装备最好的当地人也无法抵挡火药、钢铁制成的刀剑以及马匹（尽管在人类从亚洲东北部来到这里之前，北美洲的马已处于进化过程中，但美洲人没有见过马）的进攻。西班牙人在战略要地建立自治城市，并在那里驻扎富有经验的老兵和欧洲人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征服。这是在效法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在征服第一波斯帝国时的做法。

象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16世纪的西班牙是靠两种东西前进的。当他们必须弃船登陆时，他们就骑上马。他们在美洲骑马走过的距离并不逊色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行进的距离。

在16世纪末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业绩正由俄国人在亚洲北部重演。在1568－1569年，土耳其人打算吞并阿斯特拉罕并在顿河和伏尔加河的最接近处开挖一条运河，但未获成功。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打通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同胞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俄国人的障碍。这道障碍现在因哥萨克人（”哥萨克”在土耳其语中是”挖掘者”的意思，即来自游牧部落的外人）而得到了加强。这些人是乌克兰信仰东正教的船夫。金帐汗国在14世纪因立陶宛人的袭击而向东退到黑海北岸之后的某一时候，他们第一次定居于第聂伯河中的一个岛屿。1571年，一支哥萨克人沿顿河定居，或许在同时，另一支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定居。

1581年，一位哥萨克族的俄国冒险家叶尔马克从西向东跨越乌拉尔河，并且征服了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操土耳其语的西伯利亚的汗国。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相同，叶尔马克的追随者们拥有火器，而丧生在火器下的西西伯利亚人则没有。他们乘船沿河而下，通过西伯利亚森林，他们发现并走出了一些运输路线，于1637或1638年到达太平洋的西北岸。在经过贝加尔湖畔的信奉佛教的蒙古布利亚特人住地时，他们遭到有力抵抗。这些俄国人征服了布利亚特人，并于1651年在他们国家中建立了伊尔库茨克城。与此同时，俄国人已侵入到阿穆尔河流域，1643年，一伙俄国入侵者到达了满洲境内的阿穆尔河右侧的支流松花江。

在这里，俄国人碰到了满族人，他们也已掌握了火器。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满族人向西驱退了俄国人，并且在1658年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最西边的河源处。这个界限位于俄国人占领地的东南面。1689年的条约肯定了这一边界。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远离后方，而满族人则离后方很近。从逻辑上讲，满族人的优势是决定性的。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1634－1635年，满族人开始把宗主权强加在东部的蒙古人身上。在此之前，这些蒙古人曾进入中国内地并且同俄国人较量过。布利亚特人是处于俄国人统治之下的仅有的东部蒙古人。与此同时，在1576－1577年，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藏传大乘佛教，而西部的蒙古人也很快地效法。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准噶尔部、卡尔梅克部）如今栖息于阿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的隘口两边。这里是扼守从欧亚大平原东部通往中部通道的战略要地。大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卡尔梅克部蒙古人向西涌去。他们开辟前进道路，通过操土耳其语的哥萨克穆斯林地区，进入欧亚太平原中部，并且在1613年越过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而这一年正是俄国人”混乱时期”（1604－1613年）的最后一年。这些卡尔梅克部移民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安营扎寨，处于俄国人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无人区。那个地区，对于不信奉东正教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佛教徒来说，在政治上是最合适的地区。

17世纪结束之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是江河日下。1578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遇到军事上的失利。1580年，葡萄牙人同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联合起来。1588年，西班牙军队企图征服英国，但以海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的惨重可同蒙古人1281年在日本、1292年在爪哇的灾难相比。此后，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联袂，他们的海军力量也无力保护其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海上帝国不受伊比利亚军队的侵犯及其心怀妒意的西北欧邻国–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蚕食。

这3个冒险性的民族已经占据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这些岛屿正在遭受劫难。1606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登陆；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1605年，法国在阿卡迪亚进行殖民活动，并于1608年建立了魁北克城。1612年，荷兰人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西班牙丧失了其幅员辽阔的”西印度帝国”（即美洲）的一些重地。葡萄牙的损失更为巨大。1641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1658年，占领了锡兰海岸。1609－1623年间，在争夺葡萄牙占据的印度尼西亚时，荷兰人打败了英国人。在1621－1654年间，荷兰企图征服巴西。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冒险规模太大，超出了荷兰军事资源的能力。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更为不祥的征兆是，他们被亚洲人和非洲人驱逐了出来。的确，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于所有建立帝国的西欧列强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在英国海军的缓助下，伊朗萨非王朝皇帝沙阿?阿拔斯（1588－1629年在位）在1622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了霍尔木兹。1632年，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驱逐了葡萄牙人和所有欧洲的耶稣会教士，并把自己同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几乎是同时，日本人作出了同样举动。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1622－1638年间，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并遭镇压（在某些荷兰海军的帮助下）。接踵而至的是，1638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商人。于1636年公布的一道禁止日本人出国的敕令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在1603年获准进入日本的荷兰人被允许留在日本，但被限制在长崎港口的一个人工岛–出岛。

阿比西尼亚人和日本人因同样的理由感到不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葡萄牙人是狂热、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热衷于传播天主教和从贸易中攫取利润。1626年，在阿比西尼亚的耶稣会成员，引诱当朝的皇帝承认教皇在基督一性论教派的教会统治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哄骗皇帝彻底废除当地的基督一性论教派的礼拜仪式，这些仪式中还包括一些犹太教的内容（犹太教先于基督教传入阿比西尼亚）。尽管阿比西尼亚人感激葡萄牙人在16世纪使他们摆脱了穆斯林人的奴役，但此后葡萄牙人企图把罗马天主教强加给他们，招致了他们的愤怒。在日本，自从1549年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九州以来，已有大批人自愿皈依罗马天主教。但是，西班牙人于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随后于1580年同葡萄牙人一道主宰了菲律宾，这就使丰臣秀吉和继之而来的德川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会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作为他们企图征服日本的”第五纵队”。这就是日本人自愿地采取自我封闭、同文明世界和其他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预防手段，以提防西欧人威胁的原因。这同阿比西尼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日本政府允许荷兰商人留在日本的原因在于，荷兰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兴趣仅在贸易，他们并不想使日本人皈依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加尔文教派。英国商人也审慎地避免表现出要同化其非西欧的贸易伙伴的意图，甚至连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效法挑衅性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旨在使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成为法国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谨慎从事。

随之而来的由西方商人和帝国的创建者们掀起的层层浪潮所带来的西方文明，是形态各异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力图完整地输出西方文明，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该文明整体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欧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这一企图。所以，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异教地区传播西欧文明的第二个浪潮，输出的仅是经过筛选的西欧文明。荷兰和英国的私商和官方都对传教士的活动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从17世纪开始在人类文明世界中渗透的、这种删节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术。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技术。

在日本，罗马天主教在九州海岸之外的一些小岛上秘密生存的状况，直到1873年才结束。因为，那年废除了对被确认是秘密基督徒的死刑。到了那时，秘密的教徒们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已经把土生土长的日本流行的信仰和仪式融为一体。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那里，被征服的人人多被强迫信仰天主教，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所有西欧国家的帝国创立者们都很相象。他们要么剥削海外的受害者，要么就消灭他们。西班牙征服者的贪欲和残忍，为他们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们所仿效，但是，只有西班牙人面临由征服所产生的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处理的道德问题。早在1514年，西班牙殖民者的受害者们，就在多明我修道团的男修士中找到了一位坚韧不拔的斗士，他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促使西班牙政府颁布法律，制止最恶劣的胡作非为。尽管处于对立面的掌握军队的征服者一再反对，这项法律仍得到部分实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与皈依天主教的教徒通婚的办法，来缓和对受害者的压迫。在他们看来，宗教的共同性是超越种族差别的精神纽带。皈依天主教对减少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隔阂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后来西班牙议会的新西班牙保护女神–瓜达卢佩城的圣母–的色彩和服饰上。

葡萄牙人一登上黑非洲海岸，立即开始把非洲黑人变成奴隶。所有后来的西欧帝国创立者们都干下了这种罪恶的勾当。当西欧人获得海外领土后，他们就把从非洲掠来的黑奴运到那里，强迫他们劳动，以代替被灭绝或大量杀戮的当地人。这些奴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贩卖奴隶的商人们的利润则与此成正比。那些被贩运到外国的非洲黑奴中的幸存者，应当感谢他们种族的生命力，应当感谢他们能够在美洲繁衍后代，这使他们得以与贩运他们的西欧白种人一道，去分享他们所获得的”新大陆”。

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3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16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3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

第七十六章 西方文明（1563－1763年）

在1563－1763年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文明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思想和宗教革命。这是自从西方社会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就地崛起之后，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超出了先前任何一次变革。此时，西方的思想家们已不再不加鉴别地继承先辈们的遗产。他们决意今后要通过对各种现象的独立观察来检验被继承的学说，要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也尽力与少数异教徒和平共处。他们不再感到有责任或冲动去把大多数人的信仰和习俗硬性强加给所有的人。这两大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686年，丰特奈尔发表了《宇宙万象解说》，乔尔丹诺?布鲁诺为了这个学说于1600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丰特奈尔却长命百岁，直到1757年安然死在床上。1687年，牛顿（1642－172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基督教会当局的封禁勒令，幸免了伽里略1633年的厄运。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这一法案曾授予法国的少数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西方人长期遭受权力的奴役，当然现在他们已从中解放出来了。在15世纪末叶以前，所有异教都遭到了罗马帝国政府的强行镇压。在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继承国，比如1391－1492年间的西班牙和1497年的葡萄牙，所有未能在国外找到政治庇护的犹太人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13世纪以来，古希腊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强加给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15世纪以后，又把西塞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作家的风格，强加给了当代西方的拉丁文作家。

在教义中篡改了”及圣子”句的西方基督教的权威，尚未受到反叛天主教会罗马教皇统治的新教徒的指责。新教徒用《圣经》这一权威经典取代了罗马天主教庭的权威。新教的主教象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一样，不容异端学说，把他们自己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臣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只是加剧了两派的竞争，与统一时期的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们相比，他们的行为之狂热、恶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古典拉丁文作家风格的模仿，比起先前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顺从，显得更加肤浅。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希腊数学和科学著作的出版激发了人们的独立思维，后来的科技发明和地理发现推翻了许多物理现象的古典解释。在这个领域，古代知识的复兴走上了新的历程。

西方人从他们希腊–罗马祖先的理性僭主政治中解放了自己。这一点在丰特奈尔的《闲话古人与今人》（1688年）和威廉?沃顿的《古代与当代学问的反思》（1694年）中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了，但论战的序幕是由让?博丁（1530－1596年）拉开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和勒纳?笛卡尔（1596－1650年）进一步推动了这场战斗。在这之后，现代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外，胜利者不得不承认赞美路易十四的人并不是比荷马更好的诗人，他们没有署名，所以他们的赞美诗也就不再流行，尽管基督教宣称基督教文明超过了任何前基督教文明。近代西方成就的这些斗士，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这些领域中赢得了胜利。

西方的”宗教战争”使基督教信誉扫地。它开始于1534年，时断时续，直到1648年。这些战争既狂热又伪善。那些好战的君主本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却要戴上宗教定罪的面具。那些主张扩张教会势力的人，用他们愚昧无知却发自内心并充满仇恨的热情，把这些好战君主的仇恨煽动起来。1660年，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在英格兰创建了皇家学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颠覆基督教，而是要从道义上更新它。他们的政策是要将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从既缺乏教育意义，又缺乏说服力的神学争论中转移出来，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到有关自然现象的问题上，并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些问题，通过观察或实验，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场”宗教战争”中，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评论家和牺牲者。他们确实在寻求削弱基督教对西方人心灵和精神控制之路。由于这仍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此他们只能秘密地工作，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例外。比如，日尔曼人在日本巧妙地避开了基督教会的活动，不断地为同人提供安全保证。丰特奈尔在他为科技界故人所作的讣告辞中写下的格言，似乎无法为基督教义所宽容。在1688年出版的《神谕的历史》中，他更加大胆了。皮埃尔?培尔是一个流亡在荷兰北部的法国异教徒，他于1695－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了《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书，这简直就是狄德罗与达兰贝尔合著于1751－1765年间在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原型。培尔仿效同时代西方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所采用的注释式的版本。这些注释用小的字体印出来，看似不引人注目，但往在却占去了大部分篇幅。他的原文似乎是一剂镇痛药，但如果作者在那些语意深奥的注释中所表达的意图，恰恰被读者理解为是嘲讽挖苦之意的话，那么他对于原文的注释，便颇有某些颠覆的意味了。

大约过了80年以后，爱德华?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时，也采用了培尔的写法。但这并未能使它免受责罚。此书发表于1776－1788年间，其中对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所作的解释并不怎么高明。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率先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真正做到不计较异教的信仰和观点，却是个缓慢的过程。约翰?韦斯利（1703－1791年）早在1739年就开始热衷于传教活动，当时，吉本（1737－1794年）还是一个婴儿。与吉本同代的法国人伏尔泰（1694－1778年）和百科全书派更加直言不讳，并且没有受到惩罚。尽管如此，在18世纪，伏尔泰仍觉得住在法国与瑞士交界的瑞士一边是比较明智的。

在17世纪的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年）把对基督教詹森教派炽热的信仰与科学天才结合起来；波舒哀主教（1627－1704年）出版了《世界史教程》一书。和凯撒城的优西比乌斯（约264－340年）一样，波舒哀在这本书里也阐述了人类的历史，但他的意图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万能的上帝，即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的文化是通过耶稣教会的传教士才为西方人所认识的。

在西方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其文学的里程碑的是《论宽容的信札》（1689年以后）和《政府论》（1690年）。这两部著作是由遣返回国的英国流亡者约翰?洛克（1632－1704年）所著。实践的里程碑是利奥波德一世的作为，他是罗马天主教多瑙河哈布斯堡王国的君主。他在1690年向原来归附于匈牙利王权的所有基督教教徒和至今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授予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部族自治权。这种自由和自治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又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标准。1690－1695年，利奥波德为流亡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团提供了庇护权，条件是维持他们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对一个奥斯曼非伊斯兰教社团（米勒特）的特权。最近到1664年，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占领的波西米亚王室领地之一的西里西亚人民，直到1664年都一直公开表示，愿意让奥斯曼征服者来解放他们。在其间的25年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出于与俄国竞争的需要，转而采取了宗教自由的政策。它与俄国竞争，为的是从政治上忠于奥斯曼东正教。由于在1682－1683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惨遭失败，奥斯曼帝国正在失去对奥斯曼东正教的控制。

西方人赢得信仰自由与赢得理性独立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法国，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在中国，耶稣教会传教士为了争取立足之地，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措施。他们学习掌握儒家文化，介绍西方天文和军事技术的一些实用知识，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膜拜他们的祖先。通过这些措施，耶稣教会的活动终于在中国立住了脚跟。利马窦（1552－1610年）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创始人，由于他精通儒家文化，因而被中国儒家学者吸收到他们的社团里，在那里他取了一个中文的笔名。耶稣会教士将”救世主”译为”天”。不肯让步的罗马天主教当局破坏了耶稣教会的工作。他们禁止中国的皈依者用传统的仪式来膜拜祖先，并坚持”救世主”应被翻译成”天帝”的说教，以表明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超人的，而是与人同质的。罗马教会挑起了一场和大清帝国政府之间为时30年（1693－1723年）的论战，作为其结局，基督教在中国遭到了禁止和压制。罗马教廷没能从1587－1638年间在日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欧洲，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东正教教徒的信仰自由42年之后，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在1731－1732年间被驱逐出了毗邻的萨尔茨堡主教管区。

在西方国家里，彗星的出现被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用以警告那些即将受到惩罚的人。但这种迷信思想在17世纪消亡了。不过，1680年彗星的出现仍然引起了恐慌。1682年，培尔发表了《彗星出现的不同见解》一书，宣称1680年出现的彗星和所有其他彗星一样，都是很平常的自然界现象。当1682年另一颗彗星出现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认为它与1456、1531、1607年出现的彗重没什么两样。他测算出了它的轨迹、周期和速度。哈雷也同样测算了1680年出现的彗星。另一种西方迷信是对巫术的迷信，这种迷信思想的消亡更为困难。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对这种迷信公开提出挑战，到这种巫术最后一次在那里作怪，200年（1563－1762年）过去了，其间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们被羞辱地处死。

对于权威不容异说的褊狭和迷信的抵制，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是一次胜利，它造成了西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空缺。这些空缺伴随着各个生活领域中程度不同的成功，或多或少为一些审慎的替代物所填补。

那些曾煽动起象1572年使徒巴多罗买日的巴黎大屠杀和1649年德罗赫达大屠杀的宗教辩论，成功地被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兴趣取代了。人们希望把数学化了的科学系统地运用于科技，从而提高人类的福利。这种愿望激发了人们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列奥纳多?达?芬奇很早就表述过这种愿望。弗朗西斯?培根也抱有这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激励了培根的门徒–“皇家学会”的奠基人们。威廉?哈维（1578－1657年）是帕多瓦大学一名英国学生，他于1628年发表了他的《心血运动论》；罗伯特?波意耳（1627－1691年）将化学科学从炼丹术中解放出来；伊萨克?牛顿使西方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发生了革命；查尔斯?林奈创立了生物圈里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系统划分，林奈相信他所划分的种和属的不变性，在他看来，大自然是静态的，林奈的同代人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和孔德?德?布丰（1707－1788年）发现了证据，证明迄今为止自然界在时间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期望这一过程能在未来继续下去。

在哲学领域，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抵制所造成的空缺，尚未被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崇拜所填补。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试图找到一个明确的突破口和一个崭新的开端来填补这个空白。勒纳?笛卡尔从认识论角度作了尝试。即使对于那些对笛卡尔已穷尽了真理的论断提出质疑的后继者们来说，他的《方法论》（1637年）一书也一直是理性的标志。约翰?洛克则对认识论加以实验性探索。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莱布尼茨（1646－1716年）试图为形而上学奠定新的基础。在社会学领域，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通过对心理学王国所作的初步探索，巩固了他关于社会契约的假设。洛克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但未能达到这个深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年）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开辟了文化历史领域的新天地。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太新颖了，同时代的人反而未能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给予正确的评价。古希腊的周期循环理论启发了维柯，但维柯在古希腊大师们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掌握了两种文化：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他用更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写出了西方第一篇关于文明比较研究的论文。

由于教皇对西万”基督世界”的管辖，由于拉丁语在外交、研究、甚至在众多方言的各种诗歌中，都被作为通用语言使用，这些对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结成统一的整体起了很大作用。教会的”基督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文学和科学的”文学界”取代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伊拉斯谟，然而是培尔于1684年首次在期刊《新文坛》中采用的。公共邮政事业发展了，为私人通信提供了方便，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费用支付问题。这些推动了文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在私人通信中诞生了定期出版的时事通讯，又进一步产生了报纸。在西方，第一本印刷期刊的发行是在1609年，第一份日报的发行是在1702年。到了17世纪，除了帕多瓦大学和苏格兰大学这样极个别的学校之外，西方绝大多数大学都失去了他们在中世纪的活力和创造力。一些新的高等院校的创建，填补了部分空白。这些院校是由地方主权国家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在18世纪的巴黎，这些大学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举办的私人沙龙的支持。

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部分地填补了罗马天主教”基督世界”的建立所留下的空缺。这是西方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两个社会阶层，它们通过跨越国界的联姻和对跨越了民族障碍的各种方言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之际，西方皇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也保持着团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借口的宗教改宗得到了宽恕。纳瓦拉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国王为了成为法兰西的亨利四世，竞改信了罗马天主教。荷兰北部加尔文教主教威廉和汉诺威路德教派的选侯乔治，各自为了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王国的国王乔治一世，结果成为英国新教圣公会信徒。在苏格兰，加尔文教已得到认可，威廉三世只需披上一层新教的外衣即可；但是，四个乔治和威廉四世则不得不在汉诺威继续充当路德派教徒的同时，又得在苏格兰充当加尔文派长老会教徒，在英格兰充当新教圣公会教徒。

早在12世纪，西方各民族正在使用的地方方言就已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些方言诗歌与同时代的拉丁文诗歌一起流行于世。在这些拉丁文诗歌中，方言的风格是以拉丁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方言在诗歌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时，它的首要影响便是促进了文学的丰富繁荣，从而为天才的发挥提供了温床。这种情形可以散文的代表人物拉伯雷（1494？－1553年）和诗歌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为例。西方的宗教改革时代，也是西方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摒弃宗教迷信和迫害在文化上的代价，是诗歌向散文方向的发展，这一发展不是表现在韵律上，而是表现在风格上，其过渡的媒介便是方言。

16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西欧诗人，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和同时代意大利人那样，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文体为楷模进行写作。法国的代表人物是约阿希姆?德?贝莱（1522－1560年），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年）和”七星诗社”中其他5位成员。他们在英国的同仁是先躯者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03？－1542年）和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1517？－1547年）。接踵而来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群杰出诗人和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君主制度复辟之前的他们的后继者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608－1674年）是这一时代的英格兰、苏格兰诗人中最杰出的两位。由于这两位巨匠光彩照人，结果使这一时代其他本来很杰出的诗人都显得黯然失色。启蒙运动开始之后，西方的诗人们使审慎地变成了散文家。在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中，最先开始这种基调和风格的变化。他们是高乃依（1606－1684年）、莫里哀（1622－1673年）和拉辛（1639－1699年）。这些天才将韵文和朴素的文体结合起来。同时代的法国散文作家，比如帕斯卡尔，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

17世纪逐渐风行的这种法国散文体简洁、明了、准确。它比任何”古典”拉丁文体或希腊文体都更适合于印欧语言。这种语言此时已远及英国，而罗曼语系语言此时已从固定结构变为分析结构，这种分析结构可分为虚词、介词、助动词，以代替那种使用不方便的在动词、名词词根上加前缀、后缀的方法。这种新的法国散文体还放弃了拉丁语、突厥语中用许多从句堆砌起来的句型结构；这种新的法语句型结构把主句和从句排列起来而不用连接词，作者把简单的短句间的逻辑关系留给读者凭直觉去推测。

法国文体的革命给英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英国，这种来自外国的冲击，非常猛烈，而且改革者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例如，德莱顿就很自信地认为，他的文体，无论散文或诗，都在弥尔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法国写作风格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法国新教徒因受宗教迫害而移居国外，这些使法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其表现在除音乐以外的其他所有领域。而此时，在音乐领域，德意志夺走了意大利的领导地位。”三十年战争”后，在北部德国庞大的巴赫家族使曾庇护过他们的君主的声名黯然失色。约翰?塞巴斯蒂昂?巴赫（1685－1750年）和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年）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德国人。普鲁士大帝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使他的又小又穷的小王国发展壮大，跻身于列强之列，他还设法为柏林歌剧院筹措资金。除去这些，腓特烈在军事之外的最重要的抱负，就是要写出即使往法国文学圈中也可占一席之地的法文韵文。吉本也是先用法文写作，然后再象但丁那样，使用母语写下他的名作。在1667－1713年的西部战争中，法国未能使它的政治优势超过他的文化优势。北尼德兰首当其冲，纠集一些弱小的西方国家，艰难地将法国挫败了。

在法国与勃艮第–哈布斯堡王朝第一个回合的权力较量中，法国处于弱势。1525年，它很快就屈膝投降了。这两个罗马天主教强国之间的较量，被称之为”宗教战争”的内战打断了。其中最早的是1534－1555年德国发生的战争；接下来的是1562－1598年的法国内战，1569－1609年的尼德兰内战，1618－1648年德国第二次内战和1642－1648年的英格兰内战。

所有这些内战，都不同程度地为外国干涉打开了门户。其中程度最轻的是英国内战，最严重的是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早在1534－1555年的德意志内战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即已支持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主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与信奉新教的瑞典，携手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征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法国的政策是由身为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的两位政治家来实施的，他们是于1624年开始掌权的黎塞留（1585－1642年）和他的直接继承人马扎然（1604－1660年）。

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多瑙河的哈布斯堡王朝。它重新占领并保持住了波西米亚的王室领地。瑞典因投入了一场力所不能及的冒险而使自己精疲力竭。西班牙崩溃了，它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国在1562－1598年间的瘫痪局面。15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力图把西班牙推上权力顶峰，但那时，尼德兰的战争牵制了它的力量。这不仅是尼德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内战，而且是尼德兰新教徒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一次民族起义。由于与西班牙的政治联系，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不得不去打击荷兰人的进攻。西班牙在1621年试图再度占领尼德兰北部，结果却加剧了西班牙的资源消耗。继1588年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海军之后，1639年，荷兰人又进一步歼灭了西班牙舰队。在陆地上，在旧大陆，1640年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反叛削弱了西班牙的实力。

尽管西班牙丧失了它的海上霸权，但它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几乎未遭到什么损失，白银继续从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的银矿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但这些财富已无力挽救它的衰落。西班牙农业耕地面积已无法与法国相比，游牧部落大面积的畜牧业占地，阻碍了西班牙的农业发展。因而，西班牙象瑞典一样，由于人口不足而无法扮演它想要扮演的角色。西班牙、瑞典和德国的衰竭为法国提供了机会，它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早在1552年，法国就已获得了洛林的3块绊脚石：梅斯、图勒和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她又得到了阿尔萨斯。

法国在1667－1713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就象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幸存一样。甚至在1685年前后大部分新教徒移居国外时，法国也得以幸存。这些新教徒毕竟只是法国人中的一小部分。法国太繁荣了，这点损失并不能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不象当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那样，结果却削弱了西班牙自身。另一方面，法国这些有技术又勤劳的新教徒移民的增加，却加强了法国当时乃至未来的对手们的力量。这些对手包括北部尼德兰、英格兰，而首要的是勃兰登堡，以及符腾堡、好望角的荷兰殖民地和南卡罗来纳的英国殖民地。

而且，在1667－1713年战争的后期，在英格兰和荷兰力量联合之后，在1740－1748年和1756－1763年的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在同英国争夺对西班牙帝国以北的北美的控制权和对印度的控制权时，法国都失利了。英国在1690－1763年间，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北美洲，又在1746－1761年间夺得了印度（除了几个很小的独立飞地之外）。1767年，休谟让吉本尝试用英文写作。他预言北美将被讲英语的人占领，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休谟的预言得到吉本在其用英文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赞同。

虽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角逐中失败了，但在1627年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中，法国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仍能维持这种地位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西班牙的势力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它的同伴挤垮了；尼德兰北部因1667－1713年的战争而衰落；瑞典在1700－1721年同俄国的战争中败北并从此衰落。到1721年，尼德兰人的地盘已被英国人所占，瑞典的地盘为俄国和普鲁士所占。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顺利推进，他们继承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在伦巴第地区和南部尼德兰的统治权。在奥斯曼帝国于1682－1683年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失利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回报继续向东扩展。

从宗教改革运动到为追逐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公开进行的战争，到17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复兴而来的是战争暴行的缓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彼此怀有敌意的人和宗派之间的极端斗争，而是身着制服、有严明纪律的、职业性的政府雇佣军之间的”适度竞争”（吉本语）。这样一来，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便有可能少受损失。军队被要求实行军粮自给，不再靠国家供养。平民百姓面临的仅只是国家统治者们的改朝换代，这就使他们可能免遭掠夺、驱逐和屠杀之苦。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总是能够使新的人道规范付诸于实践。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停止战争才是唯一的对策。试图想使战争人道化的天真想法根本不可能比部分的减缓战争有更好的效果。法国在1674年和1688年先后两次对莱茵河的巴拉丁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掠夺。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它的驻军拒绝投降，它便会被强行攻占。得胜的敌军自认为对当地居民进行洗劫是他们的权利。但在1688年至1792年之间，就西方世界整体而言，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成功地被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而早在15世纪，北部意大利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残酷程度就已降低到了这种水平。

第七十七章 东正教世界（1556－1768年）

自从989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以来，东正教世界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它在东南欧、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旧有领地，一是俄罗斯的新领地，在空间上，它与旧有领地之间横隔着黑海北部欧亚大平原的西端。尽管为这种地理障碍所分隔，俄罗斯仍被一种共同的宗教而与东正教世界联合在一起，并且，她还从希腊文和保加利亚文的《圣经》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尽管如此，俄罗斯仍是独立的，并仍在不断扩展。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间，它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北岸。它的扩张既未被奥斯曼人所阻止，也未被卡尔梅克人所未退。

对比之下，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南半部此时却既附属于奥斯曼帝国，又附属于西方基督教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东地中海地区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国成了它的牺牲品。例如，希俄斯这个1346年以后一直由一家热那亚的特许公司统治着的岛屿，于1566年为奥斯曼帝国吞并，1645－1669年奥斯曼人又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自1204年以后就一直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些主仆关系的变化仍然使南部的东正教徒们处于臣属状态。少数奥斯曼希腊社区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但是，在奥斯曼的版图之内，却只有6个完全享有自治权的公国，其中4个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聚居地．另外2个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北岸的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尽管如此，希腊人的情况并未象想象中的那样糟糕，而俄罗斯人也未象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虽然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已跨越了欧亚大平原的北部高原，但她仍面临着欧亚大平原西端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克里米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的后裔邦国中最靠西南端的一个邦国，它的幸存受惠于1475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671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入侵者放火焚烧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是个内陆城市。除去摩尔曼斯克之外，俄罗斯仅有的不冻港位于里海北海岸，虽然里海很大，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湖”，而且，即使摩尔曼斯克，也不易从俄罗斯腹地进入。奥斯曼帝国在顿河口的要塞亚速，堵住了莫斯科人进入亚速海并进而进入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经波罗的海和北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也被阻塞了。于1478年为莫斯科吞并的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芬兰湾顶端也曾据有一段不长的海岸线，但是1558－1583年间，伊凡雷帝（1530－1594年）试图扩展它，反而丧失了这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在莫斯科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期间（1604－1613年的”混乱时期”），瑞典人于1611年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并于1610－1612年期间，占领了波兰人统治的莫斯科。1618年的和解给莫斯科带来的仍是瑞典对于通向波罗的海之路的阻碍，波兰－立陶宛的整个东部边界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向前推进到15世纪时的位置。

从989年至1589年，东正教世界中的整个俄罗斯都处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会管辖权之下，因此，虽然自从1453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臣仆和奥斯曼领土上的一名义职公务人员，但是他的基督教领地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外。尽管如此，1589年时的莫斯科大主教仍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基督教主教职权的地位。作为回报，波兰－立陶宛王国政府于1594－1596年，强迫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东正教徒改宗为东仪罗马天主教徒。成功地抵制了与罗马教会合并的，只有那些为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所控制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乌克兰臣民。而在1648－1654年期间，当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在政治上从波兰－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甚至丧失了他北方教区的最后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纪那样，东正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充满敌意。它厌恶与西方的新教徒发生关系，尽管这些人曾追随着东正教徒共同抵制过罗马教廷对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权的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并未与波兰的新教徒携手抵制波兰－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这也就成为其末能成功地阻止那些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强迫改系为东仪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西里尔?卢卡里斯于1620－1635年和1637－1638年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倾向于加尔文教派，但只有极少数地在希腊正教牧师中的学生追随他信奉此道。18世纪的一位希腊教育学家尤金?乌尔加里斯（1716－1806年）曾遭到希腊基督教当局的宗教迫害，其原因就在于他曾在德意志受过教育并且精通当代西方哲学。

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为奥斯曼希腊的僧俗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集合点；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希腊的东正教徒并不象僧侣们那样笃忠，他们逐渐地对西方产生了好感。在16世纪，奥斯曼希腊的商人们已经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攫取了实惠，这一点我们已有所提及。当1682－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归于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向东方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扩张，奥斯曼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却也因此从其与中欧的陆路贸易中得到补偿。

与西方建立了商业或政治交往的希腊人，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奥斯曼帝国以及威尼斯王国的希腊人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人以流行的西方风格，创造出了一种现代希腊语的口头文学。这种克里特希腊文学的创造，因1669年干地亚的陷落而为克里特自己所打断，但是克里特难民们却把他们的文学遗产带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并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保存了下来。当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形势开始变得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时候，奥斯曼希腊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在政治上对他们则是十分有益的。此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现，它需要一些能够胜任与西方人谈判的外交家。1669年，土耳其政府的台尔果曼官职（相当于外交部的官员），被封经给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从1711年以后，对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权，被授予希腊的奥斯曼臣民。奥斯曼政府受到允许这两个公国由信基督教的王公治理的条约之约束。1711年，摩尔多瓦地方的王公在其公国受到彼得大帝侵袭之际，背叛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他们的希腊臣民，因为这些人定居于奥斯曼帝国，并因此而听凭奥斯曼人的支配。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是富有的，除授王公以官职，无论对被任命者，还是对那些希腊候选人不得不去贿赂的土耳其官员们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希腊人诱使奥斯曼政府于1766年废除了佩奇的塞尔维亚主教教座，又于1767年致使奥赫里德的巴尔干大主教教座被取消，而使这两处非希腊人的东正教会置于由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到此时为止，处于”官方”地位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非希腊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一直是级别较低的合作者。希腊人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奥斯曼人的高级别合作者，甚而成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在17和18世纪中，东正教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彼得大帝（实际在位1682－1725年，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领导的俄罗斯西方化的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彼得发动的。在这之前，西方的影响就已通过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港以及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渗透到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是在莫斯科丧失了她在芬兰湾的海港之后，于1585年建立的，而乌克兰在其处于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到彼得时代，莫斯科城外已建立了一个西方居民的定居点，那里成为彼得常去的地方。俄罗斯的西方化既不是彼得发动的，也不是由他完成的。1700年，他中止了莫斯科主教的教权，并于1721年以一种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这种会议成为国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却未能根除俄罗斯人民中农民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他把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转变为风行的西欧式风格，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它的权力和政治专制。

彼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帝国却没有一处不冻港。他下决心寻求走向海洋之路。他的前辈伊凡雷帝已曾这样做过，而彼得继承的正是伊凡未竟的事业。彼得为俄国在波罗的海赢得了一个海港，他于1696－1711年又夺取了亚速。彼得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技术，俄国就连瑞典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无法战胜，而如果俄国的行政管理和她的工业经济部门不首先实现西方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彼得在技术方面的热情和天赋，即使在同时代的尼德兰人身上也不多见。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早在30年前就已认识到，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极为必须的。彼得是一位长于实践的技术专家，他总是亲手进行技术制作。这一点对于一个奥斯曼君主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掌握一些实用的手艺，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专制君主的传统，因为莫斯科王朝的缔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彼得天生爱好高度的个人自由，这一点似乎与继承莫斯科的沙皇之位，成为一种难以预料的巧合。它还是另一种巧合，即彼得恰巧出生于这样一代人之中：由于当时西方的思想革命，他们成为接受了西方技术的第一代非西方人，他们在接受西方技术的同时，并没有被迫生吞活剥地接受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也许再早一个世纪，俄国进行西方化努力的结局，就会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那样，不仅不能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反而会引起激进的反西方的反动。因此，彼得的个人品格在他所处的时空环境中，对于人类的历史进程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在1555年至1707年的一个半世纪中，伊斯兰教三大帝国–奥斯曼、萨非和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并存于世，覆盖了伊斯兰教世界的大部分。奥斯曼帝国比萨非帝国早建国约200年，比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早建国约250年（如果我们把蒙古人之后的第三个伊斯兰教帝国的建国日期从1555年胡马雍再次进入德里、而不是从1525－1526年其父巴伯尔侵入印度算起的话）。在1555年，奥斯曼帝国达到鼎盛，并处在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阿克巴（1556－1605年）和查罕杰（1605－1627年）统治时期，印度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也达到鼎盛。沙阿?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1588－1629年）则是萨非帝国的鼎盛时期。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同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国王的奴隶近卫军势力日益膨胀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并使得公务雇员因发现薪金购买力下降而发生了骚乱。这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动乱是由于大批来自美洲西班牙帝国银矿的白银流入旧大陆文明中心而引起的。这种白银流入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是，如果国王奴隶近卫军的纪律没有遭到破坏，那奥斯曼帝国中后来发生的骚动本来不会那么激烈。而造成奴隶近卫军军纪涣散的原因，则在于人们越来越不严格执行这样的规定，即帝国奴隶们的儿子作为天生的自由民和穆斯林，没有资格从事其基督徒出身的当奴隶的父亲的职业。

最初，这一规定的唯一例外是近卫军骑兵的儿子继承父业。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已开始将这一特权扩大到近卫军步兵的儿子。这种特许权在1566年受到谢里姆二世的肯定。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使所有的穆斯林自由民都有资格当兵。结果，从1566年到1598年，工资册上近卫军步兵的数目从约12000人增加到101600人，其中还不包括不领工资等待空额的候选人。充任高级行政官员的征募少年仍从基督教儿童中招募，但这一做法在17世纪被逐渐放弃，奥斯曼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不奴役基督教臣民或迫使他们改宗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才能。同时，近卫军的步兵已不再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而变成了捣乱的城市暴徒。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立即崩溃。曾在1623年被沙阿?阿拔斯一世为萨非帝国恢复的巴格达，又于1638年被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再次征服。1682－1683年，奥斯曼人得以第二次包围维也纳城。但攻占维也纳的再次失败，使奥斯曼人招致自1402年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推翻以来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报复。1689年，哈布斯堡帝国反攻到了瓦尔达尔河上游地区。虽然奥斯曼人在1690年重新集结，但他们不得不在1699年将奥斯曼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割让给哈布斯堡君主，将伯罗奔尼撤半岛割让给威尼斯，在1700年将亚速割让给俄国（该地已于1694年被俄国人占领）。但奥斯曼帝国在1711年恢复了亚述，并在1715年恢复了伯尼奔尼撒及泰诺斯岛。1768年，奥斯曼帝国仍占有波斯尼亚和贝尔格莱德，并对多瑙河下游以南的两个罗马尼亚人的公国行使着有效的宗主权。事实上，就其从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来看，奥斯曼帝国仿效了其前辈东罗马帝国。

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衰落，并没有损害它在建筑方面的创造力。1609－1618年建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即使把它与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除了布尔萨的穆罕默德一世的绿清真寺以外，奥斯曼的任何公共建筑物都比不上1612－1637年建于伊斯法罕的沙阿?阿拔斯的国王清真寺和1632－1653年建于阿格拉的沙阿?贾汉的泰姬陵。国王清真寺不仅本身美丽壮观，而且它与王宫附近更古老的美丽建筑物也特别协调和谐。在建于1569－1576年的阿克巴的新城法特普尔西克里，也有许多漂亮的建筑物。但法特普尔西克里很象雅典的卫城，它只是许多虽然美丽但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的汇集，而不象伊斯法罕王宫的各个建筑那样彼此协调。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和萨非帝国不仅仅是在建筑上超过了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在沙阿?阿拔斯一世和阿克巴两位皇帝统治时期，他们这两位统治者，其眼界是同时代奥斯曼君主中的任何皇帝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阿克巴认识到，如果不能赢得印度教臣民的赞同，印度的穆斯林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1564年，他取消了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1567－1568年，他占领了齐图尔（这一城市象坚不可摧的磐石那样抵御了大炮的轰击），从而向匈奴人和古吉拉特人的后裔拉杰普特人显示了实力。但是，在威慑住拉杰普特人之后，阿克巴又与他们和解了。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在马拉塔人和锡克人兴起之前，拉杰普特人最骁勇善战，而且自12世纪穆斯林征服朱木拿阿和恒河平原后，拉杰普特人集中的拉贾斯坦在印度教徒保持自治的所有地区中，距离德里最近。

但是，阿克巴与印度教臣民的和解不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它部分是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鼓舞，即要打破历史上高级宗教之间的传统界限。阿克巴主持召开了有伊斯兰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参加的一系列的辩论。1582年，似宣布了自己的新宗教”丁一伊拉赫教”（”神圣宗教”），它希望这一宗教能够超越各个宗教而使所有的旧宗教统一起来。

占用阿克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自然是帝国的组织和扩张。阿克巴得益于孟加拉的阿富汗皇帝希尔?沙?苏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后者曾在1539－1540年将阿克巴的父亲胡马雍驱逐出印度。希尔?沙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创建了非常好的行政和财务机构以及邮政局，这些财富都由阿克巴继承了下来。

沙阿?阿拔斯一世没有阿克巴那么幸运。他必须从根本上重建萨非帝国的结构。他继承的财产，包括被其祖先沙?伊斯玛仪强迫改宗什叶派的说法斯诺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及一支难以驾驭的外来土库曼人的军队（其成员是逃离奥斯曼和马木路克帝国的什叶派难民）。他之所以使土库曼人就范，部分原因是赢得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效忠，部分原因是模仿奥斯曼君主的奴隶近卫军，建立了一支包括步枪手和炮兵团的新的军队。他们比奥斯曼的近卫军虽要逊色，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因而阿拔斯一世的新式军队完全能够成功地收复1514年以来萨非人丧失给奥斯曼人的大部分领土。1622年，阿拔斯一世还借葡萄牙人之手恢复了霍尔木兹，并且用建在大陆的新港阿拔斯港取代了霍尔木兹。

1598年，阿拔斯一世为帝国在伊斯法罕建成了一个新首都。这座新都位于奥斯曼军队的进攻范围之外，但离帝国东北角萨非的阿富汗臣民却又很近。同生活在萨非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争议的交界地区上的库尔德人一样，阿富汗人也是尚武的高原民族；他们的母语是非波斯语的伊朗语。这两个民族都没有屈服于沙?伊斯玛仪接受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压力，对萨非政权的态度都不友善。在1722年，一队阿富汗人起义者还占领了伊斯法罕。萨非帝国解体之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于1724年约定瓜分它们衰落的邻邦所丢弃的西部行省。但是，在1729年，有一位呼罗珊土库曼人士兵纳迪尔?库里又将阿富汗人赶回他们自己的高原，并最终恢复了俄国人和奥斯曼人占领的前萨非帝国的全部领土。

在另一方向，纳迪尔则采取了攻势。1739年，他劫掠了德里；1740年，他占领了直到药杀水南岸的乌兹别克。1736年他给自己加冕为沙阿，并试图让伊朗再次改宗为逊尼派。但是，奥斯曼政府拒绝了他要求宗教联合的条件，他的伊朗臣民坚持效忠于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自己民族宗教的什叶派。1747年纳迪尔沙遇刺身亡，伊朗重新陷入政治动乱。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已经解体。阿克巴的第二任继承者沙阿?贾汉（1628－1658年在位）放弃了阿克巴与印度教徒和解的政策，并且进攻德干高原独立的穆斯林小国。沙阿?贾汉的继承者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走得更远，1675年他处死了锡克教第九代古鲁得格?巴哈都尔；他迫使莫卧儿人的盟友拉杰普特人于1680－1681年拿起武器反抗他。

1689－1691年间，奥朗则布将他的宗主权伸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同时，他自己也遭到了印度教徒一次严厉的反击。马拉塔人占据了西高止山脉的许多天然要塞，并且找到了一位民族领袖施瓦吉（1627－1680年）。1670年，行踪不定的马拉塔人轻骑兵首次在莫卧儿人的领土上征收贡赋。1674年，施瓦吉本人自立为独立的印度教统治者。在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的解体更加迅速。1737年马拉塔人到达德里附近；1739年纳迪尔沙阿劫掠德里；1757年，阿布达利部落的阿富汗人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他是继承纳迪尔沙阿短命帝国的阿富汗王国的创始人–劫掠德里，并在1758－1761年的较量中击败了马拉塔人。

对于下一阶段的印度历史来说，英国人战胜法国人比阿富汗人战胜马拉塔人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英国人在完全除掉竞争对手法国人之前，已经采取第一个行动使自己成为莫卧儿的继承人。1757－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担任莫卧儿帝国政府行省收税人的幌子下，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继承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国王。但是，由艾哈迈德?沙阿在1747年建立的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阿布达利人的阿富汗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占有曾经属于莫卧儿和纳迪尔沙阿的一部分领土。在伊斯兰世界的另一端，摩洛哥努力保持着对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独立。1579年，摩洛哥人消灭了一支葡萄牙人的侵略军。1591年，他们越过撒哈拉沙漠，在西部苏丹为自己征服了一个殖民帝国。这一战绩比同一时期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的战绩更为辉煌。

摩洛哥人和哥萨克人一样常胜不败，因为他们装备有其敌手所没有的火器。火力优势（掌握火炮和步枪）也可以用来说明奥斯曼人对萨非人的军事优势。摩洛哥人在西苏丹的军事实力和基本上独立的奥斯曼领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中的奥斯曼人少数统治者在地中海的海上实力，大都得益于当地穆斯林所招募的掌握了同时代西方基督教国家军事技术的外国人。这些应募者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难民、改宗的西方基督教战俘和谋求在本国所达不到的升迁机会而变成”土耳其人”的西方移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彼得大帝对瑞典人的胜利，实际上是对他将俄国技术提高到同时代西方水平的一种奖励。然而，西方技术尚未达到可以战胜装备虽不精良但占有有利地形的敌手的程度。莫卧儿人的大炮，尽管部分是由西方雇佣军所操纵，但仍征服不了马拉塔人在高止山脉的天然要塞。奥斯曼人一直掌握着能与西方人、俄国人和伊朗人的武装力量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但却无法避免瓦哈比教派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兴起。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92年）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清教徒式的罕百里教派的狂热信奉者；1745年他在被沙漠与奥斯曼帝国隔开的阿拉伯半岛中部使沙特家族的当政者改宗，从而为这一小块绿洲上名不见经传的统治者带来了好运。到1773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人已征服和统治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其他地区。

第七十九章 东亚（1644－1839年）

在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后经历现代西方文明强力冲击的。这种冲击强烈得足以在被冲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革命性的作用。在1622年至1641年期间，日本几乎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国，获准继续留住日本的外国人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而且他们只能使用日本的一个港口。在中国，西方人仍然可以经商，可以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及与广州相邻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自1760年以后，西方的商人们就不再被允许前往中国的任何其他港口，中国臣民公开信奉基督教也受到禁止（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样）。此后，固执的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镇压，不象它于1612年至1638年间在日本受到的镇压那样严厉。但是，从1723年开始，中国也把她自己同西方隔绝开来，尽管这种隔绝不象日本和阿比西尼亚的自我隔绝那样严厉。

1644－1839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也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中国在那一时期却不象日本那样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的。最后终于在中国顺利增长的对外贸易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是违背它的意愿的。那是中国为在1839－1842年间的英中战争失败而付出的赔偿。至于日本，它的国民总产值在其经济上自我封闭的时期（1641－1853年）有了巨大的增长。

文化方面，清（满洲）朝统治下的中国与明代的中国一样，仍然是内向的和守旧的。中国曾经经历过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在明代，内向与守旧是对这种经历的文化上的反应。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作为非游牧民族的蛮族，他们真挚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有清一代，继续盛行不变的中国非传统文学形式只有小说和戏剧。它们是中国历史上元（蒙古）代的遗产，经历了偏爱古风古韵的明代而得以生存下来。

清代中国的儒家学者使这种古风古韵找到了自己必然的归宿。这些学者们既抵制当时各种各样的新儒学–由官方确立的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也反对王阳明的学说。这些清代学者们的目的是要发掘并重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那时，儒家学说首次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哲学得到”确立”。清代的学者对流行的注解儒家经典学说的释文进行了批评。他们的学问，可以与当代西方前基督教时期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者们的学问相媲美。但是，清代的学者们却没有觉察到，汉代的儒家学说与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学思想相比，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差距。

当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在中国受到责难时，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却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的后继者们的提倡。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德川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赞成王阳明的新儒学，然而王阳明却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拥有信徒。德川时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学的日本人追随其中国的同时代人，追求恢复汉武帝时的儒家学说。

尽管儒学受到德川家族的偏爱，佛教却没有受到压制。德川家光将军（1623－1651年）的确曾下令日本的每个世俗臣民都进行登记，表明他与某个佛教寺院有施受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不是基督徒的证据。此外，社会上对各个佛教派别的自发的忠诚依然存在。这些佛教派别已经在文化上日本化了。与此同时，对于神道教的兴趣和感情也再度复苏。由于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非中国的或印度－中国的舶来品，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国家主义观念的日本人。

清朝（满洲）的皇帝康熙（1672－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69年在位）效法明朝的皇帝永乐，收集了流传到那时的历朝历代的汉文典籍，编成一部丛书。康熙的这部丛书尽管收罗宏富，但却是所收典籍的摘录。它于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乾隆的丛书是未经删节的，多达3600卷。这部丛书的7部校订本加上原本，都是手抄的。汇编这样一部汉文典籍，为乾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借此发现并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书籍。康熙还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则编有数部百科全书，在那些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见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3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1658年阻挡住了俄国人的那条边界，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西蒙古人在结束于1839年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是满洲人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

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西蒙古人效法他们在东方的同族人，转变信仰皈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黄帽派改变了蒙古人的信仰，1641－1642年，西蒙古人中的一部在打败了支持敌对教派红帽派的西藏人之后，把黄帽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萨扶植起来，并把他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1670年和那时以后，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首领噶尔丹吞并了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居住区，那里就是今日中国的新疆省区（塔里木盆地及其东北方某些重要的战略地区）。1696年，噶尔丹进犯当时已处于满洲宗主权保护下的东部蒙古，但是他败于康熙的炮队手下。噶尔丹的入侵得到了西部蒙古人在拉萨的西藏同情者的支持。这就在准噶尔人和满洲人之间引发了一场由谁来控制达赖喇嘛的竞争。1750年，满洲人赢得了这场竞争。

随后，乾隆皇帝进攻了地处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人的故乡。1755－1757年，他大败准噶尔人，1758－1759年，他又征服了今日新疆境内的准噶尔人从前的穆斯林属国。尽管阿拉伯大草原上的瓦哈比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仍然具有爆炸性，准噶尔人的草原帝国却成为欧亚大平原上最后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帝国。满洲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两大农耕国家的军队都已装备了火器。这两大农耕帝国1652年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冲突，业已勾划出了对欧亚大平原的包围，从那时起，欧亚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满洲人对于西蒙古主体部分的胜利，在1717年得到了确认。那一年，卡尔梅克人的一部分由西向东，从俄国迁人满洲帝国境内。早在大约1613年，卡尔梅克人就已迁移到伏尔加河与顿河下游之间的地区。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西部卡尔梅克人的残部是无足轻重的。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凯纳甲湖和约（1774年）中规定，奥斯曼帝国将其对于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让与俄罗斯帝国。1783年，俄罗斯帝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它是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金帐汗国的继承国。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O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从那以后，乾隆就陷入了南向的进攻性战争中：对缅甸的战争（1766－1770年）、对越南的战争（1788－1789年），以及对尼泊尔的战争（1790－1792年）。然而，乾隆的军事扩张却如同奥朗则布的军事扩张一样，掩盖了当时其帝国内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弱点。

在这些弱点中，最为严重的是在至1839年为止的100年间中国人口的惊人的增长。记录下来的人口数或许并不准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100年间，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此前100年间中国的食物供应的增长。食物供应曾由于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而得到增加。这类粮食作物可以种植在从前因不适于水稻生长而被闲置的土地上。但是，这样的土地有一部分是在山坡上，它们最后终因其上覆盖的自然林木被砍伐殆尽而裸露出来。在乾隆朝的末期，中国农村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肯定已经开始下降了。

德川政权统治的最初100年间，日本的人口可能是以50％的速度在增长。到1721年为止，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3000万。但是，从那时起，直到日本自我封闭时代结束的19世纪60－70年代，其人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农产品在持继增长，日本经济的商业和工业部分也在持续扩大。德川时期日本的人口并未随其财富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这是因为，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均。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农业的商业化，这就把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乡的无地而贫困的仰赖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德川政府强迫封建领主（大名）和他们的家臣（武士）过他们所无力维持的生活，要求他们每年都在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户（今日的东京）居住一段时间。这是德川家族控制他们的策略之一，他们因此而被处心积虑地搞垮了。

受益的是商人。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新阶级。他们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农业土地征收的重税。日本的不断增长的财富于是落入了商人们的手中。被从农业中排斥出来的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商人工场中的雇工；大名和武士则沦为商人们的债务人。在20世纪70年代仍为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的三井公司，在大约70年的发展中崛起，于1691年成为德川幕府和皇室双方的官方银行家。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名专使向乾隆递交了一封英王写给乾隆的信件。这位皇帝的复信显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中央王国”，自给自足，坚不可摧。乾隆显然并不了解，自从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现于中国之后，军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于西方的一侧倾斜了。另一方面，在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林子平（1738－1793年）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国兵谈》的书。林子平为俄国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而感到不安。那时，与荷兰人同种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尚未出现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线上，俄国人被看作是仅有的西方人。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1871年）

在1763-1871年这风云变幻的百余年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控制自身和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人类能力的这种发展是通过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产业工人和士兵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操纵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机器和武器从事劳动和作战，并且被组织起来以加快工作的节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因此而得到了提高。17世纪末叶，西方开始出现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18世纪末叶，练兵场上强制性的军事化组织已被采用到民用工厂里，而被发明用于镗火炮炮筒的技术则应用于蒸汽机活塞的加工。虽然技术和经济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定能精确地确定政治革命或战争爆发的日期，但在非军事领域里，人们把人类能力的这种突然增长称为革命，却是当之无愧的。

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毫无疑问，人类已经在生物圈上留下了他的印迹。但迄今为止，象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凡是那些试图超越生物圈所容许的生存界限的物种，都曾经使自己陷于灭种之灾。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因此，当人类获得了使生物圈无法为人类所生存的能力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胁。1871年，英国人的这一成就便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

这使得整个西方暂时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成为1763－1871年期间第二件重要的事件。第三件重要的事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压迫的反抗。如果按照事情相对重要的次序来列举的话，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件，则是西方的国内事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虽然它开始于西方国家，但它对于生物圈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

英国人发动农业和工业革命，其目的在于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时期，英国和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人口，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其与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似。可是，改革家们的目的，并非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仅是使他们个人得到实惠。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激动人心的高度，但同时既扩大了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剧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工厂的所有权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传统的但又相当缺乏效率的劳动方式，诸如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及其与小规模的工场劳动（主要是纺绩和编织）的结合都被永久地淘汰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如今已被组织于由复杂而花费昂贵的设备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单位之中。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造成农村人口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同时，它也剥夺了大多数迁居者所拥有的、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经济独立性的庇护所。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仅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同雇主和自谋生计的人的比例相比，呈骤然上升之势。

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在评价什么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问题上，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因为那些公共土地已经被人们根据一系列议会法案圈占并且居为私有。企业家、投资者和雇工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厂利润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圈地使许多乡村小土地所有者继续以土地为生成为泡影；而昔日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后，依靠工资能够生活的人则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苏格兰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将带来全社会最大的经济繁荣。亚当?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前提却为人们所忽视，而无论如何，这个观点本身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通过更为自由地满足贪欲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竞争中，成功者只是少数，而牺牲者却是多数。

产业工人成为一个同社会疏远的新阶级。这个社会产生了它，却并未给它以公平的待遇。产业工人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雇主谈判。这种集体谈判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工人们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因此，为了反对雇主加诸于他们的暴政，工人们迫使自己服从于他们自己的专制。游离于工人队伍的”工贼们”则是被胁迫着顺从工人的意志的。在英国，劳工联合在1799年是为法律禁止的，到1824－1825年成为合法。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工人的雇主和敌对者，企业家们总的说来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很机智、大胆、不屈不挠。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年）比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更有代表性。他通过申请发明（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发财走运。发明家瓦特则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合作者，而他们凭借瓦特的天才为自己捞取了一些实利。发明家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业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实利却落入更讲求实效的企业家之手。其中的许多人还从经验出发探究发明的方法。瓦特则与众不同：他把科学和技术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灵感结出了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工厂的硕果。瓦特并未受过大学教育，但在知识方面得益于同化学教授约瑟夭?布莱克（1728－1799年）的友谊。19世纪的大学里的化学家，尤其是德国大学的化学家们已开始直接而系统地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的改进，是使它可用于工业生产、牵引和抽水等工程。这些是人们最初使用蒸汽机的范围。1807年，第一艘汽轮下水；1829年，第一列蒸汽机车奔驰在铁轨上。蒸汽机是一种机器，而机器的使用是工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技术特征。工具同人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仅仅是人的体力的扩大，并没有取而代之。例如，使用投枪、铲、桨或弓，可以使人类手臂的力量增大，但它们只有在为人类所使用时才能发生作用。机器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可从事人类的体力所不可及之事，并且可以从事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非人自身体力可为之事。当人造出了机器之时，他只须开动它、操纵它，让它按生产程序来工作。舢板是由使用桨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进的。帆船是由风来推进的，舵手只需把握航向而无须耗费体力来推进它。所以，帆船是一种机器。根据同样的定义，与弓相比，枪也是一种机器。

大约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5000年，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帆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与工具不同的机械的使用却是极为罕见的事。今天，人们对机器已习以为常；人们用于机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种类，也不仅限于风、流水、火药和蒸汽。1844年，电话的发明使电被成功地用于传递信息。金属工具的发明曾使一个新的行业一锻铁业应运而生，而蒸汽机的发明则创造了另一个新的职业－技师。

风力和水力有两个长处，它们既清洁又取之不竭。蒸汽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烟就是烧煤的一个副产品，它具有污染性。这是令人一目了然而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它却为人们看作为仅仅是某种地方性的灾害而被姑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200年之后，人类才省悟到：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造成威胁，使它不仅在局部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成为不可生存之地，不仅不适于所有生物的生存，尤其不适于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开而又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例如，人们肆意砍伐以前曾滋养地壤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他还过量开采了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但是，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当时，空气和海洋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木材和金属的储备远远超出人类消耗它们的能力；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砍光了一片森林，总还有另一些未开采的矿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们开发。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并且毁灭了他们的文明。1757－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孟加拉湾、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统治者。1799－1818年间，英国人征服了一直到萨特累季河东南的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1809年同锡克教帝国的建立者兰季特?辛格签定条约，双方同意以苏特莱杰河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线。1845－1849年，英国继续征服并吞并了旁遮普的锡克帝国。与此同时，1768－1774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98年，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1830年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1840年，3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把桀骛不驯的埃及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驱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国人戏剧般地打败了中国。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来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西方化的东正教俄国军队的这些军事胜利，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为代价赢得的。17世纪，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亚。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遭到覆灭。但是，时至1871年，西方军队和俄国军队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经看到，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创建新型军队；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彼得还懂得，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为支柱。1757－1853年间，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国军队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旁遮普建立起锡克王国的兰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奥斯曼帝国君主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国国王蒙库（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义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而在1868年之前，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活动，开始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同彼得大帝一样，他们发觉自己是在取消了传统的军队之时才着手建设西方式的军队的。1698－1699年，彼得大帝除去了莫斯科的弓箭手；穆罕默德于1811年革除了埃及的奴隶兵；马哈茂德二世则于1826年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西方式的新型军队，在作战中都使自己获得了荣誉。穆罕默德?阿里于1819年着手建立新型防军，1812年建立海军。1825年，他从埃及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为其宗主马哈茂德二世再次平息希腊暴乱的成斗中，几乎取得了胜利。那些希腊暴民虽然骁勇，却只是些乌合之众。法国、英国和俄国于1827年消灭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舰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于1828年让出希腊。他们的干涉使希腊人得到解救。1833年，易卜拉欣征服了叙利亚，其目的仅在于防止俄国人干涉马哈茂德的利益，进军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比马哈茂德的军队更具战斗力，因为他早已开始付诸努力使它完善。1826年，马哈茂德取消了近卫军。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建立新型军队的工作。在1828－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中，他从农民中招募的新型军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这是1768－1774年、1787－1792年和1806－1812年3次俄国－土耳其战争中，旧式奥斯曼军队无法与之相比的。

兰季特?辛格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一样，聘用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为教官。尽管英国人在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连续击败辛格的受过西方式训练的部队，但同以前征服旁遮普之外的整个印度相比，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少数西方顾问和教育的帮助下开始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统治者们，并不仅限于做上述那些事情。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臣民中找到或培养一个由本国人组成的受过西方教育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用大体与西方人相同的语言来同西方人打交道，并且成为西方人同那些仍未西方化的本国同胞联系的纽带。在17世纪和18世纪，奥斯曼王朝在其希腊臣民中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合乎需要的、随时可用的阶级。这些人在西方受过教育或同西方人有商业联系，因而对西方了如指掌。俄国的彼得大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也必须创造这样一个必需的中间阶级。在俄国，人们逐渐称这个阶级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由法语词根和俄语词尾构成的混合词。在那些沦为由西方人统治的国家以及通过自身西方化而自立并成功地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中，都出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如同这个世纪中的工业企业家和挣工资的产业工人在英国登台亮相一样，这种非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到20世纪70年代，它至少已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知识分于是由官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扶植或创造的，但它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本社会中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无论如何，它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821年，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贵族亚历山大?伊普希兰蒂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使奥斯曼王朝认识到，希腊的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1825年，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俄国军官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虽然失败并遭到镇压，但这却成为某种不祥之兆。这种征兆不仅出现于俄国，而且出现在许多正在西方化的国家。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生存，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功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炼。在19世纪的俄国，这种磨炼唤起了一种达到那个时代世界巅峰的文学。屠格涅夫（1818－18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小说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同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在当代对非西方国家的冲击相比较，西方1763－1871年的国内文化状况和政治事务居于次要地位。如果不从总体背景来分析它们的话，它们似乎显得有些奇特。在这100年间，德国人占据了西方文明的艺术鳌头。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歌德（1749－1804年）是西方这一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这位德国伟人使两位灿烂一时的英国人黯然失色。他们是雪莱（1792－1822年）和济慈（1795－1821年）。莫扎特（1756－1791年）和贝多芬（1770－1827年）使西方古典音乐达到极盛。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史上，德国在文化方面的显赫地位，是同其政权和经济繁荣程度成反比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德国的音乐之花盛开怒放；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它们却都枯萎凋零了。

在科学领域，爱德华?詹纳（1749－1823年）在1798年证明，通过接种可以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于1857年发现细菌的存在。如果人类没有把握它们的奥秘，这些危害人类和家畜的东西比食肉动物还要猖獗，而那些食肉动物早在上古旧石器时代就已被人类所征服。当这些细菌被人类认识之后，人类也就能够并且已经成功地对付它们了。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科学应用于预防医学，造成生物圈内人口的加速增长，因为死亡率降低的速度高于因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的降低。同是在1798年，詹纳发现了能有效地预防天花的牛痘；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这部著作启发了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他提出了”生存竞争”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成为《物种起源》（1859年）的副标题。

在达尔文时代之前一个世纪，布丰就已经对犹太教的传统学说提出异议。犹太教认为，全能的上帝发号施令，在一瞬之间创造了所有生物物种，它们是独特的不可改变的实体。布丰认为，千姿百态的现存物种都是一个变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理论观点被查理?赖尔（1797－1875年）及时地应用于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达尔文也曾读过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年）。达尔文的观点动摇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而”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概念则表明它是犹太教关于”选民”神话的翻版。虽然达尔文取消了造物主上帝这个前提，但取而代之的是假定非人的自然界的选择活动。这一假定是以一系列观察到的、而非理论阐明了的变异为根据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看到的成就有：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的胜利；南北战争中（1861-1865年）美国的复兴以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跨北美的领土扩张（1783－1853年）。在这100年间，人们也可看到，拿破仑领导法国重温旧梦，在1797－1815年力图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一统于法国统治之下，而在此之前路易十四曾于1667－1713年的战争中这么做过。拿破仑失败的后果是1859－1870年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1866－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问世。于是，在这100年间，一批具有主权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崛起，西方世界的这种政治组织使西方更上一层楼，并使在政治上统一西方的企图遭到进一步失败。

拿破仑曾一度为法国赢得了比路易十四时代广大得多的领土，但就在法国这连续两次军事冒险的间歇时期，西方世界的面积同它所吞并的面积相比，已变得极不相称。1700年，路易十四勉强统治的西方世界，远远小于1800年拿破仑所最终统治的西方版图。与此同时，俄国、印度以及北美都被划入西方的范围。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俄国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西方的海外吞并变得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海外吞并之所以处于英国经济的支配之下，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对于法国海军占据了优势。

过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他们发现同英国进行贸易往来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美洲的臣民，在因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而偶然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么做的。海外世界的物质资源，是英国进行战争的主要支柱，也是同拿破仑争雄的胜利之果。时至1823年，过去西班牙在美国的领地，以及葡萄牙的属国巴西，都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相继依附于美国。但在经济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成为，美国也继而成为英国机器大工业产品海外市场的一部分。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一个著名学说，即由美国来保护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门罗主义同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对拉丁美洲的野心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美国禁止欧洲军队从政治上插足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势力范围，恰使英国人坐收渔翁之利。

1763－1871年间，西方世界爆发的几次革命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英国工业革命是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尽管它产生了一个非革命性的政治结果，即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案，开始把英国政权从乡村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转变为美国的那次革命，不是技术、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仅仅是政治革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它把政权从皇室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从贵族转移到大部分农民手中。与此同时，英国乡村小土地持有者要么分化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要么被抛出农村而成为靠工资生活的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相形之下，美国农村拥有土地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遍布于西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在美国西部，来自欧洲的没有土地的农村移民紧步他们的后尘。除去美国南方诸州的众多非洲黑奴和法国为数稀少的城市工人之外，美国保留了一个非为某一雇主工作的阶层，这一阶层在法国则是新产生的。

把非洲人变成奴隶并把他们贩卖给美国的欧洲移民们，这是哥伦布发现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所带来的一个罪恶结果，正如美洲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人被欧洲人征服或消灭的那个恶果一样。1763－1871年，绝大多数美洲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海地是在1793－1803年，法国的全部殖民地帝国是在1848年，英国殖民地是在1833年，美国是在1863年，而巴西则是在1871－1888年间逐步废除的。废除黑奴制，海地付出了10年革命和战争的代价；美国付出了1861-1865年内战的代价。但是，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武力方式废除奴隶制，都留下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遗症。

在美国和法国，直到1871年，靠工资为生的产业雇工在人口中仍然为数甚少。美国开垦荒地以及法国使农民获得大量土地，使这两个西方国家避免了大量的农民移入城市当工人。而英国出现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正是圈地法的结果。但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产业工人仍同中产阶级政权离心离德，无论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都未能改善他们的地位。

中产阶级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动者。他们引起了城市无产者的不满。但无产者对改变其困境一筹莫展。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是效法其英国对手而行动的。法国中产阶级也一扫对私人自由经济经营的限制，而他们以前则对社会中经济上的弱者提供某些保护。”放任主义”的口号、即”取消对工业生产的限制，废除商品流通税”的口号是法国人的一个创新。在英国实行禁止结社法前8年，法国已于1791年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法国巴黎的无产者把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的企图在1795年、1848年和1871年遭到了武力镇压。法国城市工人被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挫败。英国产业工人寄希望于工团主义，寄希望于政治改革的进步，到1832年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1837－1848年的宪章运动已产生了纯粹的政治纲领。尽管宪章主义已经风平浪静，但1867－1872年英国仍实行了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然而，就象美国在法律上解放奴隶那样，英国产业工人阶级所享有的部分公民权力使受益人大为失望，因为它对于工人的状况没有产生任何重大而直接的改进。

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和中产阶级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的默许，引起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愤慨，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马克思主义，象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象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替代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宣告名副其实的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来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无阶级社会的建立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

马克思并没有活着看到社会不公正得到纠正，但同时代日内瓦的一位慈善家亨利?邓南特（1828－1910年）却于1864年促成了在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中规定：救援伤兵以减少他们的痛苦，并且发起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在1763－1871年的一个世纪中，英国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善事与恶行中，都扮演了主角。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在同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统治权的斗争中，英国始终是获胜者。正是这一胜利，使英国为它从前的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主权，成为一个拥有沙俄帝国那样巨大的地理范围的独立的美国开辟了道路。此时，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且在1857－1859年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反叛之际仍成功地保护了这一地位。在拿破仑遭到了打击之后，英国和俄国、西班牙一起分享了荣誉与责任。拿破仑力图在政治上统一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努力归于失败，它宣告：在工业革命正在用过去无法比拟的毁灭性武器武装各个国家的时代，西方仍将由一些彼此分离的地区性主权独立国家组成。1839－1842年，英国进攻并且打败了中国。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政权，曾经是和平与稳定的。这些都是英国的丰功伟绩，但它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和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的力量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自身。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自从旧石器晚期以来，大约从70000－40000年之前，人类就一直在侵害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但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0年。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并且，在生物圈中，人类自身也不愿意被现在的那种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毁灭。

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长，而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由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贫民区的增加。在贫民区里，居住着无业的、甚至没有就业可能的、来自乡村的移民，而乡村则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发明了农业之后，人口的大多数繁衍生展的所在。城市的触角，以横穿大陆的高速公路和飞机航线的形式，伸向全球。生产工业日用品、食品和有机原料的少数工厂，通过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机器生产过程正在不断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层和空气层。时时充斥于水层和空气层中的污染物，甚而有时并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识的毁坏性的军事活动而被杀死的动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而是和平活动的废弃物。

作为一个整体，生物圈的海祥和大气会受到作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产物–人类的活动的致命性污染吗？对于这一问题，在1871年，或许近至1944年人类取得原子裂变的技术成就之前，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人类使整个生物圈不再适于生存的能力，在使数不胜数的野生物种灭绝中已得到明显的表现，而这其中，人类和其家养的动物也不能幸免。有些物种则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损害。

城市空间的扩大，于本书作者–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自1922年以来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从小城镇发展为特大城市的。自1929年以来，下关海峡附近曾经是生机盎然的日本农村，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伦敦，象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样，已变得面目全非。二次大战后，伦敦曾被德国炸弹化为废墟的地方，已布满了用于交通工具的高架车道，而这则是英国人亲手而为的。

对于一个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1914年8月成为1871－1973年这100年中的断裂点。同1871－1913年相比，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都是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土耳其人迫害亚美尼亚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互相残杀，一切都犯下了灭绝种族的罪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西藏人、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土著人都成为受害者。在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人们称之为”宗教战争”。象非西方的移民从农村进入贫民区那样，西方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堕落也是令人注目的。与1914－1973年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在那些1914年已经成年并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记忆中，1871－1913年显然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如果从整体上回味1871－1973年的历史，在1871－1913年间曾一度流行的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产业工人将会从人类的工业总产值中得到丰裕的收入；德国的议会责任制内阁行将完善，而在俄国已即将确立；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即将赢得政治独立；然后，千年王国就会到来。在这一新的黄金时代，基督教帝国的非基督教臣民仍将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但同他们丧失政治独立之前的混乱生活条件相比，他们的处境将得到改善。

西方人并不希望看到战争被消灭；某些西方人，诸如德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某些人不仅期望战争连绵不断，而且积极地促使战争的爆发。但是，即使是最好战的德国所想象的战争也只是俾斯麦式的速决战，而不是类似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或1618－1648年德国那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或是不久前才结束的那场浩劫性的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西美战争、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以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即使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仅是地区性的，并没有使全世界卷入。中国发动的反对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73）和其他一些起义，都造成了巨大的劫难和生灵涂炭，这些起义也无一不遭到了镇压。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同一时代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不了解东方民族特有的生灵苦难。在东方，当时的各个民族始终没有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基督教的统治秩序。对于一个象本文作者这样，出生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意味着”开化”民族留在身后的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唯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这就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

成为乐观主义者的根据的那些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但在1871－1914年间，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

例如，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1863年美国废除黑奴、1871年巴西开始废除持续统治的奴隶制，这些看来是通向千年王国大路上的光辉里程碑。但是，解放俄国农奴并没有满足他们巨大的拥有土地的要求；法律上对黑奴的解放，并没有消除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种族冲突。说到在法律上解放产业工人，这些也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社会革命。但在西方国家，他们相对的经济地位正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是同工人劳动的体力条件的改善相伴随的。而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新进展，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现在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却被雇来干类似划桨奴隶那样的工作。他们同这个社会仍是貌合神离的，因为这个社会让这个新阶级为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存在。

1870－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确立似乎使人类世界的政治结构得以稳定。地区性的主权民族国家现在被视为标准的政治单位。自1871年以来，除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外，没有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互相厮杀的任何其他战争。1877－1878年沙皇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以及1904－1905年同日本的战争，英国自始至终都未卷入。1865－1885年，俄国吞并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从土库曼到阿富汗的西北边界地区。这一次，俄国避免了同英国的战争冲突。在1881－1904年间，所有非洲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尚未处于西欧控制之下；而在1871年它们险些直接或间接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或葡萄牙争夺非洲领土时，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阿比西尼亚（已更名为埃塞俄比亚，最初是指今天苏丹的东部）参加了非洲领土之争；1896年它使意大利遭到可耻的失败。利比里亚是被解放了的美国黑奴的殖民定居地，它的幸存要归因于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保护国。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和民族都丧失了其独立。在1894－1895年中国大败于日本之后，英国、俄国、德国以及法国开始瓜分中国。而此时他们已在瓜分非洲。在东亚，如同在非洲那样，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时互相避免陷入战争。

这些似乎是维持大国之间和平的吉祥之兆。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职务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作出挑衅性姿态。但是从表面上看来，由于大国之间的合作，人类文明世界似乎继续平安无事，并且秩序井然。这8个大国中，只有3个是欧洲之外的国家，即俄国、美国和日本。虽然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但笔者于1911年发现，除了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要求旅行者携带护照。在希腊农村我能够把金币和法国金币兑成银币，因为它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都能通用。政治上的边界既未妨碍货币流通，也未给私人活动带来麻烦。

尽管如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法国对1871年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一事仍然怒气未消；这些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对第二德意志帝国俯首听命。德意志帝国政府把割来的国土作为”第二帝国的疆土”来管理，而未敢给予它第二帝国组成部分的自治国地位。俾斯麦经常被”统一”的梦魇所缠绕。在他下台后，这个梦魇很快成为了现实。1892－1893年，法国和俄国通过军事会谈达成协约；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条约；1907年俄国和英国达成协约。1898年，德国开始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而欧洲五国和俄国则正在共同制定战争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海陆军行动的战争计划。

自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完全建立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就是自然、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单位。但这一看法是不稳妥的，因为，虽然西欧诸民族（包括使用2种语言的比利时人和使用4种语言的瑞士人）现在都保护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东欧诸民族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波兰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还是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人的臣民。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国家可望得到”未收复的国土”。这些领土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8个强国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反常现象，因为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标准的政治单位。在沙俄帝国，大约有1／3的人口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国家包括有少数未同化的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意大利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遥远边界一侧，仍有”未收复的国土”（该术语源于意大利语）总之，”民族自决原则”在1871年在西欧实现之后曾给西欧带来政治稳定，而今却成为东欧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民族国家已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之际，东欧国家走上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归于失败，使得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结构趋于紧张。但是，假定在1914年之前，所有”未收复国土”因选择了民族国家而统一，所有的属地都变成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个结构也仍然会是不稳定的。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在政治上不断被瓜分为彼此独立的地区，因此，在人类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

地区性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越来越多的采用西方体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西方民族依恋民族主义的力量，已从他们先后成功地挫败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仑打算把政治统一一再强加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中得到显露。西方在狄奥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时代曾一度拥有这种政治统一。但是，自15世纪西方人掌握了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来的航海技术而使人类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的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的统一，因英国工业革命而得到了长足进步。

迄今为止，世界贸易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商品交往逐渐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开创工业革命的英国企业家们把赢得的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此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及至1871年之后，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夺去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时，世界贸易已波及全球范围。

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一体化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发明远洋帆船为标志的；它的完成则以1864年国际电报联盟和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成立为其标志。到那时为止，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幸免，他们是自给自足，没有卷入世界市场的农民、猎人以及靠采集食物为生的人。

1840－1890年这半个世纪内，近代西方帆船在建造、装备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顶点。此后，它被工业革命产生的竞争者–蒸汽船取而代之。这也是西方音乐”古典”派日暮黄昏的时代。18－19世纪之交，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达到极点。西方近代绘画此时已过鼎盛时期；1600年以后，绘画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从意大利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夺走。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改进，使”古典”的帆船丧失效用。绘画的自然主义流派因摄影的发明而相形见拙。在1871－1913年这表面平静和繁荣的43年中，画家和作曲家已经审慎地放弃了悠久的传统，正在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显然他们感到艺术的”古典”风格已经寿终正寝，如同燃尽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国王朝。处于20世纪70年代，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家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在下一代人的时期内西方社会将遭受暴风骤雨的侵袭。艺术家的心灵触角对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往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如果我们试图开列出1871－1973年这一时期人类的经历及活动的清单的话，我们必须记下的第一笔，就是那些不胜枚举和影响巨大的发现和发明。在过去的300年中，西方人作出了许多著名发现和发明。但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1973年，西方人已经超越了以前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1856－1939年）用人心理中的下意识因素，来说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爱因斯坦（1879－1955年）证明，牛顿物理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同现实是一致的。他认为观察是一种相互作用，从而使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察者本身即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他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运动的。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在1897年作出的关于电子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表明，”原子”一词是使用不当的。”原子”已被证明并非不可再分的实体，它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在1904年就预言了原子结构。他于1919年发现了原子核并成功地轰开了它。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有关中子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揭示了原子核的结构。同时，在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的倡导下，物理学领域的这些发现使物理学家们明白了一条认识论的真理。对同一事物，如果用两种不仅是不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体验的话，是不可能同时被体验到的，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是持之有据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之前，橡胶已被用来制造供某些危险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而石油则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致命武器”希腊之火”的秘密成份。在1871－1973年间，这两种原材料已分别用于轮胎制造和作为内燃机燃料。这使建造实用的汽车和飞机成为可能。航空成就使人成为曾一直是由昆虫、飞鸟和蝙蝠占居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员。

人在地理和历史探险方面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西方人到达了这个星球的两极，登上了地球的卫星–月球；他们不仅发现了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印度文明，弄清了使用”乙种线形文字”表达语言的是希腊人，而且发掘了由8个互相衔接的层次构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过去的100年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在医药和外科领域。麻醉药（发现于19世纪40年代）应用的进步使外科医生能够实施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术。器官移植是这一进步的最高成就。人们发现蚊子是黄热病和疟疾的传播者。这些发现使人们分别在1881年和1897－1899年制造出预防这两种疾病的药。滴滴涕发现于1942年。它使人掌握了消灭害虫的另一种武器。而害虫是同人竞争主宰生物圈的一类重要的非人类对手。

西方人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人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智的伟大功绩。但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例如新兴的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现的古老的炸药相结合，使好战者让炸弹从天而降。这种盲目性武器的使用，使得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而自从17世纪末期以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这种区别。在1897年发现电子之后不到50年，1932年发现中子之后不到13年，两颗由核裂变而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的炸弹落在广岛和长崎。汽车使人的行动今非昔比，却付出了把城市的触角伸向农村，使马路和街道拥挤不堪的代价。到了1973年，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医药和外科的巨大进步使人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这是具有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善行。死亡率的降低不超过出生率的降低，使生物圈中人口数量加速增长。医学为延长个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使绝望的生命起死回生。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需不需要延长某人的生命就成为摆在医生、病人、病人的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以前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伦理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政府的两个基本职能就是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外御敌。工业革命强加于机械化工厂中的工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迫使政府拥有第三种职能：提供社会福利。1802年，英国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工厂工人的立法。1883年和1889年，俾斯麦扩大了德国政府活动的社会范围，通过为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残废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人曾效法了德国的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承认政府拥有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责任，这是政治领域有益的道德进步。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政府现在除了继续是一个执法和御敌的组织之外，已成为一个福利组织。然而，福利国家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为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务，就要求通过逐渐提高富人纳税的方法来增加额外的国民收入。可以想见，少数人会反对福利立法，漠然待之，并且会提出诘难。这是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这个诘难是，福利国家会使受益人堕落。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似是而非的诘难被事实所部分地证实。一些国家广泛实行了公共福利保障。但在那里，谋生是人的责任这一情感已经淡薄，工作质量标准下降；更为失败的是，生活平均标准的提高却伴随着诚实正直标准的下降。另外，还存在着少数穷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国家的暂时或永久的移民。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居住条件，仍在令人震惊地恶化。

在私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政体仍是”民主制”（即议会制）的那些国家里，福利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协作已使大多数产业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使他们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天平倾向于他们。那些在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公益事业工作的工人，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例如。码头工人、矿工以及在供电、供热、供水和清除垃圾的工厂工作的工人。相形之下，教师职业的谈判力量是弱小的。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至少同其他职业工人是同样巨大的，但他们的罢工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使之瘫痪的影响。

具有巨大的直接谈判力量的商人，是私人企业经济制度的急先锋。他们反对限制众人具有谈判自由的建议。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希望发展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这是同放任主义哲学相吻合的。中产阶级的企业家最早搬来了放任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对产业工人有害的东西。但是，现在，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的进一步机械化，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即社会主义，这是被产业工人吹得天花乱堕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增强的话，将会使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在一些议会政权的国家中，具有决定性谈判地位的职业中的工会，正在维护其权力，但在苏联，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苏联政府拥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但并未同其沙文主义先辈的行径分道扬镳。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本世纪的一位伟人，推翻了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强加给人们一个同样特性的更为强大的政权。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俄国技术现代化方面，列宁及其克里姆林宫的后继者也是以彼得大帝为榜样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发动的。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中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派，它同农民结成联盟。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所有权。法国农民在1789－1797年的法国革命期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共产主义的俄国却很快把土地国有化，如今正在大规模的单位内集中耕种。它所遇到的反抗与英国圈地法案实行时并无二致。英国圈地法案促进了生产。但在俄国，迄今为止，这一政策一直遭到农民的积极反抗。

苏联以其独裁的方式使之成为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与当今英国相仿，而同俄国过去的沙皇政权相异。例如，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财富得以更为顺利地分配。但是，一切诸如此类的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的色形如何，都仍然是制造战争的工具。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死伤人员和破坏程度上超过了中国1850－1873年的内战。一切战争包括俾斯麦的有限目标的速决战，都是残暴的。灭绝种族（即大批屠杀文明人）加剧了20世纪两次大战的残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行过种族灭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大批屠杀过犹太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土耳其人在1919－1922年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战胜者，以及英国人在1940－1941年抵抗暂时得胜的德国人。这两个事件大概可以使后代在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表现出人类的邪恶和愚蠢而感到羞愧。虽然敌我悬殊、在胜败存亡问题上前途未卜，但这两个民族却具有反抗精神。他们都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和温斯顿?丘吉尔，他们激励人民起来挽救危亡。

阿塔图克不仅领导土耳其人民在维护生存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带领人民进行了西方化的革命，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未竟的事业。象列宁一样，阿塔图克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推翻了那曾使它在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权。在行动上，阿塔图克也象列宁那样，为实现急迫的任务，诉诸于无情地使用武力。圣雄甘地（1869－1948年）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也完成了政治革命。但他的战略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的经济目标不是使印度完全同工业化的世界相结合，而是割断印度同它现存的经济联系。圣雄甘地的同胞们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返回到前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中去。事实上，在实践甘地理想时他们失败了，并且没有避免使用暴力。1947年英国放弃统治时，以前的英国印度帝国被划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各地互相残杀。总之，这是在印度次大陆消灭了西方帝国主义所付出的代价。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什么呢？这就是直到本世纪1973年这个时期文明世界历史的显著特征吗？

统治非西方民族的西方人，一直因暴行而感到内疚，例如，1919年英国人在阿姆利则屠杀印度人以及给幸存者以巨大羞辱的行径。但是，伴随着这些帝国覆亡的是获得解放的帝国公民的暴行。1947年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互相残杀。实际上又引起了操乌尔都语和操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在孟加拉地区的互相残杀。当印度军队在孟加拉同巴基斯坦军队开战之前，在原英印帝国最早的这两个后继国家的西部边界，一直存在着敌对情绪，在越南、南部苏丹、布隆迪、刚果、尼日利亚，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所留下的真空，打开了内战和自相残杀的大门。这些暴力冲突就是政治解放的代价。帝国从来就是为了帝国建立者的目的而强加于臣民的，但是，只要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外国政权存在，其一个附带性的成果就是给臣属的民族带来国内和平。

到1973年，除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拥有殖民地之外，仍处于西欧国家统治之下的非欧洲领土已经剩下为数很少的一些滩头堡和岛屿。然而，在南部非洲，欧洲籍的政治上独立的移民们，仍然统治着非洲臣民。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和财产遭到移居而来的以色列人的剥夺。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西欧人的统治被那些欺凌邻国的当地非洲人所取代。昔日的沙俄和中华帝国对非俄国和非中国的亚洲人的统治，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中得到幸存。同西欧国家的朝生暮死的海外帝国相比，这两个大陆国家的陆上帝国的寿命则更为长久。

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而打破。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这项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人格性是令人胆怯的。而肩负挽救人类种族生存责任的一代人仍然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因为他们正在把生命整体打碎为数量更为繁多而且规模更为狭小的分隔空间。地区性主权国家在数量方面的增长受到同时在数量方面增长的”惩戒”的挑战。这种进一步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性和信息的难于理解性。这种不解决问题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它可能彻底为人类所无法控制。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严重，前景令人困惑。显然，人类期望在生物圈内继续生存20亿年，其前提是人类的行为使生物圈不致为期过早地不适于生存。但是，现在人类拥有使生物圈在不远的将来即变得无法生存的物质力量，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会由于人为地破坏生物圈、毁灭人类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灾难而无法生存。这并非是不可能发生的。显然，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但它们肯定不是仅有的两种选择。

未来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现实。其潜在的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人们不能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毋庸置疑，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条件相同，仍会重演。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会重演，它仅仅是许多未知的可能性之一；有些可能性是不可预料的，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先例；在1763－1973年这200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1／16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昧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而是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由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却得以延续，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已被证明，已无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了。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剩余产品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

公元前四千纪的技术进步，使一些专门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矿工、铁匠、种植者、鼓动家、大规模公共事务–例如兴修水利的组织者）应运而生。与大多数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专业人员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要大得多；经济报酬的有差别分配，尽管失去了脉脉温情，而且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天性是贪婪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交往水平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并且这些差异还有助于形成世袭职业。这样，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便成为集体富裕的代价。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象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社会合作的要求。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机械化已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更为物质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下游诸流域星罗棋布的水利排灌设施，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并进而要求打破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长。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机构。它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因为它们能使个人之间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间的温情。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险，接踵而来的便是，掌握权力、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总是面临诱惑，即取消自愿合作，恢复强制。因为，社会机构时常无法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来控制社会机构的。这里的国家是复数而非单数。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唯一的国家，总是有许多国家相伴共存。文明时代的国家彼此间不是隔绝的，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突然引发战争，而战争则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170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象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100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对于人类这种双重属性的动物来说，要把旧石器时代所参与的那微乎其微的社会交往，扩大为一种扩展了的、包括整个生物圈在内的人类社会交往，那将是很困难的。因为，与白蚁、蚂蚁和蜂不同，人类不仅是一种先天具有社会心理的生物，而且还具有意识所驱使的灵魂，因此，他能够而且必须在善恶面前作出选择。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英国观察者在1973年作出的思考。那么，笔者的人类同胞们又在思索些什么呢？对于过去，人们究竟有多少了解？追溯历史，人们将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朝气蓬勃地生活呢？

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5000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

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象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