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63b

№13012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1963年7月15日)

№13013 泽登巴尔致西伦凯维兹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1963年7月15日)

№08112 中苏两党会谈第八次会议记录：彭真的发言(1963年7月15日)

№08113 中苏两党会谈第九次会议记录：安德罗波夫的发言(1963年7月17日)

№24296 多布罗拉德尼克致苏共中央总务部函：提交中共中央的几份声明(1963年8月10日)

№08114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次会议记录：康生的发言(1963年7月19日)

№08115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和邓小平的发言(1963年7月20日)

№13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公开交手的时刻已来临(1963年7月23日)

№138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对中共进行反击(1963年9月10日)

№13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谈中苏关系(1963年9月10日)

№25580 洛马科与泽登巴尔会谈纪要：希望苏联工人接替中国工人(1963年9月13日)

№25623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议纪要：通报中共的分裂活动(1963年9月17日)

№25624 契尔沃年科与费伦茨会谈纪要：对中苏论战的反应和评论(1963年9月18日)

№25625 契尔沃年科与绍伊奇会谈纪要：中国最近向中苏边界调兵(1963年9月20日)

№24295 库兹涅佐夫致波诺马廖夫报告：苏联援助民族解放运动问题(1963年9月23日)

№23051 普拉特科夫致苏斯洛夫函：提交即将发表的批评中共的文章(1963年9月24日)

№25626 契尔沃年科与乔治乌会谈纪要：罗马尼亚不赞同中共的做法(1963年10月3日)

№25628 契尔沃年科与法特万会谈纪要：关于艾地对中国的访问(1963年10月16日)

№13734 贝内迪克托夫与鲍尔斯会谈纪要：中国国内局势和对外政策(1963年10月18日)

№138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如何应对周恩来的讲话(1963年10月21日)

№207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会议而采取的措施(1963年10月23日)

№2192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问题(1963年10月22日)

№103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在塔什干开设维语无线广播(1963年10月25日)

№13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1963年11月10日)

№1385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给毛泽东的信(1963年11月26日)

№25630 契尔沃年科与索苏尔巴拉姆会谈纪要：中蒙关系处于紧张状态(1963年11月28日)

№10397 波诺马廖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人的反苏言论(1963年12月)

№10396 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裂(1963年12月)

№10395 伊利切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1963年12月)

№23016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1963年12月13日)

№099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草案)：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1963年12月13日)

№23017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记录：讨论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决议(1963年12月13日)

№20821-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阿法纳西耶夫的讲稿(1963年12月13日)

№0990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印发波诺马廖夫等人在中央全会的讲话(1963年12月16日)

№13012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华沙条约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1963年7月15日)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自讨论武装力量建设问题的政治协商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至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根据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在华沙条约参加国的武装力量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完善了部队的组织机构，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准备、战斗和战役训练能力，用新式武器、现代化飞机、坦克、雷达和其他的军事技术装备武装了部队。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那样一种情况：在这段时间里，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军事侵略集团指挥部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和其他措施。

鉴于此，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根据已经工作的经验，讨论旨在继续完善联合武装力量的战斗和战役训练以及提高其战斗准备能力的措施的必要性已经成熟。

此外，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已经请求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华沙条约成员国组织。

考虑以上所述内容，苏共中央认为，于今年的7月26—27日，在莫斯科召开有政府首脑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例行会议是适宜的。

在此次会议上，可以讨论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А.А.格列奇科关于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和战斗训练情况的报告以及研究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关于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华沙条约成员国组织中的请求。

请通报你们的意见。

致兄弟般的共产主义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Н.赫鲁晓夫

1963年7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78—3979页

№13013 泽登巴尔致西伦凯维兹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1963年7月15日)

华沙

致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亲爱的主席同志!

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的委托，我荣幸地向您、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1955年5月14日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捍卫者的首脑，提出如下内容的请求：

为继续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与经互会成员国在一切方面的合作，认识到华沙条约组织的重大意义——它真正地捍卫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成果，完全拥护华沙条约的目的——确保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并关注到全球各个地区尤其是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分子在这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新式武器武装日本；因而意识到，必须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根据以上所述内容，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声明：自己希望根据华沙条约第9章规定，加入1955年5月14日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

加入华沙条约——具有严格防御性质和使命，是成为确保根据联合国章程规定的集体安全的重要工具的组织，蒙古人民共和国将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成员国一起，坚定不移地履行上述条约规定的全部义务。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征求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府，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这个条约。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预先表示自己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感谢，感谢协助将这个声明通告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政府知悉。

致以深深的敬意!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Ю.泽登巴尔

1963年7月15日

于乌兰巴托市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3980—3981页

№08112 中苏两党会谈第八次会议记录：彭真的发言 [64] (1963年7月15日)

第八次会议 [65]

7月15日

邓小平：开始。

苏斯洛夫：请吧。

邓小平：我代表团今天由彭真同志发言。 [66]

中共代表团代表彭真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听取了7月13日波诺马廖夫同志代表苏共代表团的发言。令人遗憾的是，你们的这次发言表明，你们没有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而且，你们在会谈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特别是你们昨天发表了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沿着加剧分歧、制造分裂的道路越走越远了。

我们代表团7月12日的发言，就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的两个中心问题，即关于要不要革命和要不要团结的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批评了你们的错误观点，向你们提出了同志式的忠告和积极的建议。我们认为，我们这次会谈才开始，在两党会谈这样的范围内，双方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有利于弄清是非，弄清双方的论点，寻求共同语言，逐步地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而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竟然对我们6天的会谈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我们面前摆着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当代最根本的、最迫切的问题的一套完整的错误纲领。它构成了你们想强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那条所谓总路线的真正思想。”你们甚至说，我们的全部发言“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是一整套最无根据的谎言和捏造”。你们企图利用这样的遁词来逃避我们所提出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论点的讨论。你们甚至威胁说，我们的谈判“是走不远的”。更离奇的是，你们说我们“没有举出一个事实”。同志们，如果苏共代表团第三次的发言是出自一个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会谈的人之口，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我们的会谈已经进行一个多星期了，我们在两次发言中列举的大量事实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讲的，你们总不能说没有听到吧。这显然只能说明你们不敢正视我们提出的大量事实，更谈不到从这些事实中得出应有的教训和结论。你们企图用“捏造”呀、“臆造”呀、“诽谤”呀这一类词儿，来否认你们的错误，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最起码的对待事实、对待真理的态度。

也正是由于你们的这种态度，你们认为似乎不需要讲任何事实、任何科学论证，就可以随便给我们加上种种罪名。你们甚至从帝国主义的造谣工厂那里捡起一些陈旧的，诽谤我们要发动热核战争。老实说，对于你们这种极其低劣的手法，人们早就领教过了。凡是不同意你们的意见的人，凡是敢于批评你们的错误的人，你们总是给他们加上什么“反苏”啦、“反共”啦、“托洛茨基分子”啦、“反革命”啦，等等罪名，把他们当作你们的仇人。这是你们惯用的伎俩。但是，请苏共同志想一想，你们这样做会有什么用处呢？你们真的以为这样就可以为你们的错误开脱吗？就可以把批评你们的人的嘴堵住了吗？过去你们这样做，没有成功，难道现在和将来你们就会成功吗？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件中，在这次会谈的两次发言中，都着重阐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立场和观点。令人吃惊的是，苏共同志在发言中竟然把我们的立场和观点说成是什么“左倾的”、“假革命的”空谈。你们甚至攻击我们说，我们用革命的词句来作为掩盖我们“丑化苏共和苏联、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烟幕。你们认为我们“无休止地重复革命词句”，对你们来说是“多余的”。难道还不清楚吗？你们自己不屑于讲革命，而且厌恶别人讲革命。你们认为，谈论革命是“多余的”。这恰恰说明，你们的路线是反对革命的。这恰恰说明革命还是不革命，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是我们同你们的分歧的一个中心问题。

因此，不管你们是多么厌恶革命，我们今天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同你们再一次讨论这个我们之间分歧的中心问题。

让我们先来讲一讲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的确，应当说，听了你们的发言，使得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你们背弃了宣言和声明中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你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不惜牺牲革命利益和革命原则，来同美国做政治买卖。你们心目中的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确实是一条反对革命的总路线，或者说是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总路线。——你们的发言和你们许多言行，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在对于现代战争的看法方面，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在对于防止世界战争的道路方面，我们都是有根本不同的看法的。

在对于现代战争的看法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第一个分歧，是关于现代战争的根源问题。我们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人民革命力量和世界和平力量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战争力量，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威胁着世界和平。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必须不断地彻底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动员全世界人民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观点，是同宣言和声明的论点完全一致的。

声明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

接下来指出： [67] “近年来国际事件的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今天，为和平而斗争，就是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倦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政策，警觉地注视战争挑拨者的阴谋诡计……”

但是，你们却违反宣言和声明的观点，实际上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你们反对揭露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美帝国主义，在人民群众中散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你们竟然跟肯尼迪、尼赫鲁和叛徒铁托诬蔑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一样，说什么中国主张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来推行世界革命。你们不是明明知道，声明曾经正确地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企图用世界战争来推行革命，只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诽谤吗？你们难道真的认为战争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战争的危险不是来自美帝国主义，而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吗？你们难道不应当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铁托划清一下界限吗？

第二个分歧，是关于世界战争的两种可能性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确定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依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依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正确政策，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

早在1946年，毛泽东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后来，他在1947年又说过：“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

宣言和声明也指出：“各国人民都清楚，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和积极的行动，能够维护住和平，防止新战争。”

我们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指出可以取得世界持久和平这个光明前景的同时，必须向群众指出客观上还存在着世界大战的危险。只有让群众看到这两种可能性，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既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又不致于在帝国主义如果把世界大战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措手不及。

可是，苏共同志却认为，如果同时指出两种可能性，就是对和平力量没有信心。苏共同志甚至有过这种说法，如果揭露帝国主义策划新战争的危险，就是吓唬人民。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认为已经不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认为现在已经有了消除世界战争的绝对保证。这并不表明对于维护和平的信心，而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动员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

第三个分歧，是关于是否现在就有可能消灭一切战争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把消灭战争当作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国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宣言和声明都认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声明还说：“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多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苏共同志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毫无共同之点的。

在对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第一个分歧，是关于核武器出现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是否已经“过时”。

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事实上，在核武器出现以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战争，仍然是政治的继续，仍然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

你们却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

赫鲁晓夫同志说：“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消灭自己的同类。人，按其本性和气质来说，并没有想杀人的特性”。

他还说过：“你们可以设想，如果一旦发生战争，难道这些炸弹会知道哪儿是共产党员，哪儿不是共产党员，哪儿是无神论者，哪儿是宗教信徒吗？不，核爆炸的火焰将毁灭一切生物。”不用说，这样的看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宣言和声明，是相背离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反对进行或者拒绝支持正义的战争，堕入了反对一切战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泥坑。

第二个分歧，是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怎样的态度。

究竟对于人类的前途，应该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还是应该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之间是有不同看法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核优势的情况下，在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斗争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进一步丧失核优势，被迫认识到它的核讹诈政策已经不起作用，认识到如果它发动核战争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的情况下，全面禁止核武器是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就讲过这个问题，指出了世界持久和平的光明前景。

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年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著作中，就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的含意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说，在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止核战争的步骤以后，如果帝国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发动核战争，那也只会是帝国主义的灭亡，而绝不是人类的灭亡。正如声明所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狂人发动战争，世界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

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深信，历史的发展只能是人类毁灭核武器，而决不会是核武器毁灭人类。

可是，苏共同志却一直大谈什么“人类自杀”、“人类毁灭”。赫鲁晓夫同志甚至说，在核战争的面前，“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经从我们星球上消失了”。

他还说：“在紧张局势下，‘冷战’会很容易地变成热战，并且是温度很高的热战——核战争，它不仅会烧坏一切，而且会烧尽一切。”“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方舟——地球。”

我们坚决反对你们的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这种悲观绝望的论调，这种“人类毁灭”论，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的正确论断，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只能表明你们对人类的前途，对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完全丧失了信心，堕入了失败主义。

第三个分歧，是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才能有效地防止核战争。

我们认为，为了动员人民群众反对核战争和核武器，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但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散布核恐怖，以便推行它们的核讹诈政策。共产党人应该在指出核武器破坏力的同时，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核恐怖宣传，着重指出禁止核武器和制止核战争的可能性，应该使人民群众的和平愿望，化为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的义愤，把人民群众引导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去。

我们不能理解，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同志无数次地一味宣传核战争的恐怖，这种做法，究竟对于保卫和平的斗争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坚决反对战争，但是，在敌人用战争来威胁我们，甚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害怕有什么用呢？难道我们害怕得发抖，敌人就会对我们慈悲起来吗？相反的，这种大肆宣扬核战争恐怖的行动，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但吓不倒帝国主义，反而会吓坏自己的人民群众，使敌人更加猖狂，使人民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更加严重。那才真正是中了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诡计，损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

你们一再攻击毛泽东同志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讲话中关于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我们应该怎么办的一段话，好像这是中共的一项最大的罪证。但是，这种攻击难道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吗？我们在1960年81国党的会议上，就驳斥过你们。我们党的观点是很清楚的。我们当然坚决反对任何的核战争，并且要用一切努力来防止核战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问题仅仅是：如果帝国主义竟然发动世界核战争，强使人类遭受一次空前绝后的灾难，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究竟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坚决抵抗，埋葬帝国主义，要么害怕牺牲，宣布投降。难道那时我们就只有向帝国主义投降吗？难道我们就因为害怕遭受巨大的牺牲而放弃抵抗吗？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当然不应该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但是，你们认为，如果发生核战争，人类就要毁灭。这实际上就是说，只能向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屈服，实行投降主义的政策。老实说，毛泽东同志就是针对这种错误论点而讲的。他正确地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极而言之，即使人类死去一半，人类的前途还是光明的。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批驳了认为核战争毁灭人类的悲观论调，另一方面也充分估计到了核战争的严重后果。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歪曲为我们主张用消灭人类一半的办法来促进世界革命，也不能歪曲为我们不要尽一切努力来防止核战争。任何共产党人，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唯一正确的立场，只能是坚决抵抗到底。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应当实行投降主义的政策吗？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我们的正确立场，不是恰恰证明，你们坚持着一条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路线吗？

在关于防止世界战争的道路方面，我们的主要分歧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世界和平的取得，应该主要依靠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我们一贯主张坚决揭露帝国主义，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主张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最广泛地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同时一贯主张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谈判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有效地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这种主张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合宣言和声明的。这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正确方针，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

宣言和声明都指出，当代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联合可以阻止世界战争的爆发。声明说得好：“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的确，如果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上面，寄托在各国人民群众的联合和斗争上面，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是现实的、正确的道路。这也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但是，如果像你们那样，不分敌我友，把各国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上面，只能把人们引入迷途。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你们的许多言行，证明了你们实际上是不相信并且反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来防止世界战争的。你们要全世界人民相信美帝国主义的“明智”、“保证”和“善良愿望”，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帝国主义的“互相迁就”、“互相退让”、“互相迎合”和“明智的妥协”上面。你们热衷于鼓吹“美苏合作”，希望肯尼迪同你们一起来“为地球上的和平生活和创造性劳动创造可靠的条件”。你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你们这样做，难道真的能得到和平吗？

我们愿意郑重地忠告苏共领导同志，你们的这条以美苏合作来乞求和平的路线是靠不住的。它不仅不能维护和平，相反的，只能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胃口，会使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使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这是一条鼓励侵略、导致战争的错误路线。这是一条有害革命的路线。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改变这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投降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错误路线。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件中，系统地阐明了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和观点。

我们指出：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我们充分估计到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伟大意义，对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革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

我们在前两次的发言中，都批评了苏共领导贬低民族解放革命的意义，对它采取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力图为自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立场和错误政策辩解，力图否认你们所执行的是一条反动和取消民族解放革命的路线。但是，你们的毫无力量的辩解，更加证明了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

苏共同志说，在你们的纲领中有许多地方谈到民族解放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确实，你们在这里或那里也不能不讲讲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用一些漂亮的词句，来为你们的错误路线打掩护。但是，你们在最重要的地方，例如，在苏共的纲领中，在谈到保卫和平的力量的时候，恰恰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容。为什么你们偏偏这样做呢？很显然，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是同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立场有关的，这是同你们这些年来做了一系列损害民族解放运动利益的事情有关的。

我们曾经指出，苏共同志轻视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立场，表现在你们认为只有在总共5000万人口的国家还存在着反对殖民主义的任务。你们企图拿1960年声明关于殖民主主义体系迅速瓦解的论点来替自己辩解，这是徒劳的。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中指出：“对于一系列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来说，警惕和反对老殖民主义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来保持它们的利益，特别是警惕和反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的这一观点是完全符合1960年声明的。

1960年声明一方面指出旧的殖民制度的崩溃，另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正在竭力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声明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拉进军事集团”，他们“力图阉割和破坏已经获得独立国家的主权，歪曲民族自决的含义，在所谓‘互相依赖’的旗帜下，强制推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新形式”。

我们批评你们掩饰新殖民主义政策，正是以声明的论点为根据的。你们把我们的批评说成是低估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恰恰说明了你们要取消总共有10亿多人口的国家还存在着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任务。你们违反声明的革命原则的观点，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强大的直接同盟军。苏共同志歪曲我们的这一观点，说什么似乎我们认为“现时代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小资产阶级，或者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这恰恰表明，苏共领导把当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对立起来。

不错，目前民族解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在现时代，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民族解放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没有形成产业无产阶级的国家，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还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民族解放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是旁观者或追随者，而应当并且能够成为领导力量。这个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苏共同志低估民族解放革命的伟大意义，把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对立起来，取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民族解放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苏共同志反对民族解放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革命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隔离开来，这种攻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不是别人，而是苏共领导把自己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隔离开来。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背弃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革命，因而受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抵制和反对。这只能怪你们自己，而不能责备任何别的人。

令人惊异的是，苏共同志并没有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采取可笑的、老爷式的傲慢态度。在第三届亚洲团结会议上，你们的代表，企图以全面彻底裁军、和平主义的路线来代替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一贯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坚决进行民族独立的正确路线。你们横蛮无理地破坏大会书记处的决定，硬要把没有被邀请的人强加于大会，破坏亚非团结。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同志劝你们的代表要支持大会的正确路线，要遵守大会书记处的决定，要维护亚非的团结，反而遭到你们的污蔑。你们完全颠倒了是非。

你们这些错误主张和行动遭到大会的坚决反对之后，你们竟然辱骂不同意你们的错误路线的人是什么“六亲不认的伊万”。你们的这种态度，不正是表现了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吗？不正是表现了你们离开阶级观点的种族主义吗？难道你们这种老爷式的态度，不应当受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吗？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说什么中国同志“用好话讨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领导他们的可能性”。这种说法，不仅是对我们的诽谤，也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侮辱。

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也支持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相互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怎么能够说，光说几句漂亮话，就能够“讨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他们是可以用几句漂亮的空话来欺骗的吗？

说实在的，你们倒是经常说了不少听起来很美妙的话。但是，为什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不相信你们的“好话”呢？坦率地说，这是因为你们并不是真正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革命，而是要把他们的反帝革命斗争纳入你们的和平主义的轨道，实际上是要他们忍受新老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奴役。

你们口头上也说要“消灭殖民主义”，但是你们的药方是什么呢？

你们的一个药方是全面彻底裁军。你们说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就意味着“彻底和最终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你们还不厌其烦地宣扬帝国主义能够用裁军节省下来的钱帮助不发达国家。你们的这个药方，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等待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等待帝国主义变成和平使者和慈善家。

你们的再一个药方是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你们说：“现在联合国已经宣布了最终消灭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的具体日期。而这期限并不是几十年，而是几十个月。”你们的这个药方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等待联合国的恩赐，等待新老殖民主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你们在刚果事件中的错误立场，还不足以证明，你们的这个药方，会带给民族解放运动多么严重的恶果吗？我们不知道，苏共同志究竟根据什么断定，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会在几十个月内结束他们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掠夺、侵略和奴役呢？

你们的又一个药方是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你们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你们又把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作为民族解放革命的前提条件。你们的这个药方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等待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比垮帝国主义，而不去进行反帝斗争，争取自己的解放。

总之，不管苏共同志怎样辩解，你们在民族解放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就是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仰望全面彻底裁军实现后的施舍，仰望联合国的恩赐，仰望通过苏美合作得到拯救，就是不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你们唯恐他们的革命斗争会妨碍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唯恐他们妨碍你们同美帝国主义的全面合作。

我们在6月14口的信件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现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的人民的革命经验，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他们的解放事业，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可靠的支援，看作是本国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地打破民族、肤色的和地理的界限，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的这种立场，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竟然把我们的这种正确的立场，说成是什么“玩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这真是骇人听闻的诬蔑。

你们口头上也反对种族偏见，但是，根据你们的所作所为看来，你们实际上鄙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实际上把他们看作低人一等。看来你们真正是染上了种族偏见的病毒。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中还强调地指出：“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内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你们说我们不承认新独立国家有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完全是捏造。

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是有根本分歧的。从你们7月13日的发言中，我们进一步地看清楚了，你们所反对的就是列宁所坚持的观点，即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是这些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必要条件。在你们看来，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权在什么人手里，就是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手里，也是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你们的观点，才真正是要堵塞这些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

(宣布休息) [68]

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说过，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分歧，并不是采取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分歧，而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歧，也就是赞助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歧。

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只在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形式问题上转来转去，却极力回避这个原则分歧的实质。

现在事情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你们提出和平过渡，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提供什么新的斗争形式，而是为了反对革命。你们提出的和平过渡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早在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我们就说过：“马克思和列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提出过和平过渡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和平过渡’，同马克思、列宁所曾经提出的和平过渡，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

马克思认为，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和美国还没有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

列宁认为，俄国在一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手中”。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论点的时候，并没有指出哪些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也没有指出哪些资本主义国家“武器在人民手中”，只是说，“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和平过渡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已有“现实的可能”。究竟在哪些国家存在着这种现实可能呢？

你们在发言中辩护说，你们也说过非和平过渡的道路。是的，我们也知道你们说过这些话，但是你们说这些话是不真诚的，是不得已的。

我们在7月8日的发言中就指出过：“我们愿意提请苏共同志回忆一下，你们起草的莫斯科宣言第一次草稿中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只有和平过渡。只是在我们提出意见之后，才改成后来那个样子。这个稿子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们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同志们!你们为什么避而不谈这一点呢？

你们口头上讲非和平过渡道路，其实只是一种烟幕，是怕人看出你们反对革命的本质。

你们反对革命的手法，就是经常不断地宣扬：“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正在扩大”。你们提出“和平过渡”的论点已经8年了，请问，8年来这种可能性究竟在怎样“扩大”着，又“扩大”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在上两次的发言中，一再指出，在你们“和平过渡”路线影响下的古巴人民社会党、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伊拉克共产党等兄弟党的教训，请你们考虑。那么，已经证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正在扩大”的，是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教训呢？还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教训呢？或者是伊拉克共产党的教训呢？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党的教训呢？

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革命是“为了取得伟大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而“不是为了死去”和“自我牺牲”。你们这些言论，正像列宁所说的，“都是害怕革命的胆小市侩的叫苦”。

列宁还说：“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事实。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列宁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

你们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同列宁的革命观点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在解释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抛弃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抛弃了无产阶级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问题，也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核心问题”。

你们在发言中攻击我们说：“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竟把议会同国家机构混为一谈。”

看来，你们似乎是不同意把议会同国家混为一谈的。

可是，就在你们发言中提到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著作——《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中，却明明白白地说：“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

你们的发言认为，不能把议会和国家混为一谈。

赫鲁晓夫同志却认为，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究竟你们谁的说法代表苏共领导的观点呢？

其实，你们发言中的说法同赫鲁晓夫同志的说法，都是为你们抛弃无产阶级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为你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观点辩护的。两种说法的矛盾，只不过是表现你们在真理面前的混乱罢了。

你们在新独立国家革命发展的问题上，也抛弃了国家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

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批评你们这个错误的时候，引证过列宁这样的一段话：

“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织能够独立作战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且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接着，我们指出：“现在你们竟然割裂了列宁的完整的论点，抛弃了列宁论点的核心，即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政权的问题，抛弃了组织苏维埃这样的新的国家机器的问题，空谈什么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实在是对列宁主义的骇人听闻的修正。”

你们在发言中说，“列宁的讲话和你们断言，毫无相同之处”，还说，“列宁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中国同志们妄图加在他身上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就等于不接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请你们把列宁的这段话再仔细读一遍，请你们也把我们所说的话再仔细地读一遍，看看列宁的话和我们的“断言”，究竟在什么地方“毫无共同之处”。难道列宁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吗？难道这是我们强加在列宁身上的吗？为什么这样就是“不接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呢？

你们还说：“听了你们发言后，得出的结论是，几十个获得解放的，但是没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就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就注定要在资本主义的火坑中受熬煎。”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按着你们的说法，不论什么阶级的政党，不论什么阶级的国家，甚至像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尼赫鲁之流执政的一类国家，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了。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听信你们这一套，那就注定要在资本主义的火坑中受熬煎。

我们说你们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抛弃了国家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你们死不承认，那么，你们的这段话究竟说明什么呢？

你们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断言，又在什么地方同列宁的革命理论有相同之处呢？

下面我要讲讲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问题。

我们在前两次发言中指出，苏共领导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路线，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险。

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忠实执行莫斯科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原则。我们反复地说过，谁是为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只能根据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来判断。这些准则是：完全平等的原则，既是互相联合又是独立自主的原则，经过同志式的平等协商来达到一致的原则。经验证明，只要按照这些正确的原则办事，兄弟党的团结和兄弟国家的团结就能够得到巩固，即使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反之，如果违反这些原则，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相互关系中，使用压力，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别人，或者用诬蔑和攻击的做法代替协商一致，那必然要损害团结，那就要犯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

我们在7月8日和7月12日两次发言中，在批评苏共领导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的时候，列举了一系列的事实，说明你们对不听从你们指挥的兄弟党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居然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举不出一个具体例子。我们感觉很奇怪，我们在两次发言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举了大量的例证来说明这个问题，你们是真的没有听见呢，还是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呢？

其实，你们自己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自己都是很清楚的。

对波兰施加军事压力的，不是你们吗？

对待阿尔巴尼亚，你们所能够施加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压力，不是都施加过了吗？

而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的呢？ [69] 正当我们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对我们施加种种压力，你们的企图，很明显的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压服。你们对我们施加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还嫌少吗？

你们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国家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不同意你们这样做的兄弟国家，你们就对它施加压力。这样的事实，难道还少吗？

你们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的利益。你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损人利已的做法，甚至把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那一套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合作关系方面来。对于不同意你们这样做的兄弟国家，你们就对它施加各种压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你们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样的事实，难道还少吗？

从1956年以来，我们曾经多次批评过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多次劝告你们要铭记列宁的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教训。你们不但不改正，而且在大国沙文主义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

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污蔑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力进行分裂活动和派别活动”，说我们提出了“暂时少数的理论”，并且说这“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纪律”，是“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关于多数、少数的问题，首先是你们在1960年提出来的。你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目的何在呢？

事实证明，你们一再企图用多数压服少数的办法来代替平等协商的原则。你们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不体面的行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70] 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的。在目前不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提出所谓“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原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在1960年就对你们这种错误提出了批评。中共中央在1960年9月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中指出：“坦率地说，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问题，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终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事实很明显，违反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的，不是我们而是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

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我们又一次批评了你们的错误。我们当时说：“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指责中共‘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志’，认为这会‘造成分裂’，‘破坏团结’，这种说法，显然是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否定了你们的多数压制少数的错误观点，又一次肯定了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的、平等的、协商一致的原则。

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违反列宁主义的，是你们；破坏宣言和声明的，还是你们。

你们以所谓“多数”作为你们手中的一个法宝，对不同意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兄弟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排斥这个，明天排斥那个，你们就越来越走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在兄弟党的关系中，你们一贯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你们把你们一党的决议、纲领和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把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苏共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说成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你们把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分歧，说成是“中国领导人为一方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你们一直这样说，俨然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自居。我们再一次地问，究竟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力呢？你们不应该对这一问题避而不答。 [71]

你们对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不听指挥的兄弟党，就指责他们进行宗派活动。实际上，搞宗派活动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

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前，你们就在兄弟党中间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派别活动，举例来说，你们曾派米高扬同志去动员阿尔巴尼亚同志同你们一道反对中国共产党。你们干的这种丑事，已经被阿尔巴尼亚同志当众揭穿了。这一类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的勾当，你们干的还少吗？

你们自己不进行反省，还污蔑我们进行宗派活动，这难道不是完全颠倒黑白吗？

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宗派主义路线已经给许多兄弟党造成极大的危害。有一些兄弟党的领导，接受了你们错误路线，学你们的样子，对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的同志，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和排斥的政策，甚至把他们开除出党。这些同志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坚持革命的。对于一切要革命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理由不同他们来往，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们坚持真理的立场，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们坚持革命的斗争。我们支持这些革命的同志，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对待一般的国际友人，都欢迎同他们友好往来，为什么偏偏地不能同这些革命的同志来往呢？

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攻击我们“企图推翻从列宁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关于教条主义的概念”，污蔑我们以自己的理解代替了宣言关于教条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定义。

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

“1957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我们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符合1957年宣言的，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

宣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不允许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

列宁曾经多次告诫，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他尖锐地批评过那种简单照抄外国的现成药方，来解决本国革命问题的教条主义，他说这是“奴隶式的……甚至是猴子式的模仿”!他还说：“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单单了解这种经验与单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独立地加以考查。”

难道宣言错了吗？难道列宁错了吗？难道列宁和宣言都是“按照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反对教条主义的吗？你们一天到晚大喊大叫地反对教条主义，为什么对这种真正的教条主义，对这种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教条主义却采取保护的态度呢？拆穿了说，就是要把你们那条错误路线强加给别人，要别人跟着你们的指挥棒团团打转。

你们这种挥舞指挥棒的做法，强迫兄弟党顺从你们的意志，指东只能向东，指西只能向西，这才真正是对兄弟党极大的不尊重和侮辱。

真正的教条主义，你们不反，你们要反的教条主义是什么呢？我们早在1960年9月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就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看来还没有懂得什么叫作教条主义。”“你们所反对的教条主义”，“一句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

从伯恩斯坦起，一切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借口情况的变化，借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新现象，而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

列宁在《怎么办》这本伟大的著作中指出，当时许多国家的不同名称的机会主义者“都成了一家兄弟，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你们正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借口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而反对革命，借口策略的灵活性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能不导致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进一步的泛滥，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危险更大了。这就更加证明了宣言和声明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你们硬说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这是对宣言和声明的明目张胆的篡改。你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转移斗争的目标。你们的目的是达不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终究是要失败的。

以上的分析充分地说明，我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对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的看法，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们在那次发言中指出：“苏共领导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革命，反对革命，亲美反华，亲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亲铁托集团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

正是因为苏共领导犯了这样严重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错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感，在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宣言、声明的革命原则，提出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我们在这封信中还说，我们的看法是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的，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中首先提出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并且把自己的这种看法说成是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就是可以容许的；而我们把我们的看法作为一个建议提出来，就犯了弥天大罪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苏共领导把自己置于兄弟党之上，自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上帝”，自认为有权垄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有权垄断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有权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同志在7月13日的发言中指责我们竟然胆敢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际的问题，似乎我们无权对这个问题说一句话。你们的这种禁令下得实在太奇特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不能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最根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什么不能讨论宣言和声明中的一个最重要革命原则问题呢？如果可以把这个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议事日程上一笔勾销的话，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岂不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苏共领导禁止别的兄弟党谈论这个问题，而自己却经常大谈特谈在这个问题上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特观点。你们不但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在自己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在自己的报刊文章中，宣扬你们的修正主义观点，给资本主义世界的兄弟党提出一个千篇一律的“和平过渡”的药方，而且你们还经常发号施令，挥舞你们的指挥棒，命令这个兄弟党或者那个兄弟党，在这个问题上或者那个问题上，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这不是唯我独尊的老子党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你们在会谈中并不要同我们讨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只是要企图迫使我们接受你们的修正主义的路线。你们早在会谈之前，就在你们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责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是对你们的什么“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攻击”，就对我们的建议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实际上封了门。在会谈过程中，你们又蛮不讲理地坚持你们的错误路线，越来越放肆地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恶毒攻击。在会外，你们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各级党组织的集会和决议，通过连篇累牍的报刊文章，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在苏联人民中间煽起对中国不友好的感情。你们在中苏两党会谈内外所采取的这一系列做法，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的。使人不能不怀疑，你们是把中苏会谈作为你们加剧两党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的手段，作为你们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备步骤。

昨天你们的报纸发表了苏共中央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这个文件，我们党将在详细研究之后，给予评论。但是，我们必须郑重指出，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领导发表这样性质的一个文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请问，你们究竟要把我们的会谈和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引到什么地方去？苏共中央发表的文件，实际上是把两党内部会谈中你们代表团发言的内容公开化，并且对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的立场加以歪曲和攻击。你们悍然片面地破坏了我们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达成的关于在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声明，苏共中央应对你们所采这一严步骤的后果承担责任。

现在，你们已经把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在这个十分严重的时刻，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为重，以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为重，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为重，不要把事情做绝。

从这次会谈中双方发表的意见看来，我们之间的分歧是严重的，所牵涉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两党没有理由不经过充分的、多次的、不厌其烦的讨论，一次谈不完，可以谈两次，两次谈不完，可以谈三次，总应该谈出一个好的结果，以便寻求共同语言，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

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只要承认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只要承认我们有共同的事业，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是抱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真诚愿望，到这里来参加会谈的。尽管事情已经恶化到这样严重的地步，我们并不想断定，苏共领导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一切道路都堵死了。在我们方面，我们仍然抱着最大的耐心，竭尽最大的努力，使我们的会谈能够朝着有利于取得积极成果的方向发展。我们期待着苏共同志也做相应的努力。

邓小平：讲完了。

苏斯洛夫：要到星期三上午10点吗？ [72]

邓小平：可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49—3977页

№08113 中苏两党会谈第九次会议记录：安德罗波夫的发言(1963年7月17日)

第九次会议

7月17日

苏斯洛夫：今天我们代表团发言的是安德罗波夫同志。

苏共代表团代表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在7月15日最近一次会议上听了彭真同志的发言。中共代表团这第三次发言再次坚定了我们谈判之初所形成的印象：中国同志前来谈判不是为了苏共和中共交换观点，不是为了克服分歧和使立场接近。

看来，中共代表团不想真正地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而是轻视我们的结论，一味重复已在1960年兄弟党会议上遭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驳的对苏共的荒谬指责和诬蔑。

中国同志们不想往前走甚至想往后退的意图，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彭真同志的发言里。我们反复听到的都是同一种歪曲之词或无关紧要的事实，同一种引文甚至同一话语。可以认为，今天不是1963年7月，而是1960年11月。如果说在彭真同志的发言中有什么新东西，那就是更多了一些谩骂和不负责的诬蔑。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代表团执意重提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并歪曲他们的实质，想借以引起论战。例如，彭真同志为什么需要重提早已彻底解决了的匈牙利和波兰问题，把他们公之于众？现在甚至在联合国里也没人谈论这件事了。你们一次又一次地搬弄这些问题，尽管你们清楚地知道，苏共的立场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匈牙利和波兰人民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这在当时是中国领导人自己也承认了的。

在1957年1月18日发表的苏中联合声明中(中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同志)写道：“苏联帮助匈牙利人民平息反革命叛乱，完成了自己对匈牙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也完全符合保卫世界和平的利益。”

你们也十分清楚，匈牙利和波兰兄弟党领导人早已亮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坚决批驳了中共领导从中捞取“资本”的意图。卡达尔同志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一切有觉悟的和诚实的匈牙利人都会满怀感激之情回忆起苏联应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在1956年所给予匈牙利人民的援助……由于这一援助，才粉碎了帝国主义重新把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强加于匈牙利人民头上和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军事基地和战争活动舞台的企图。”

至于1956年的波兰事件，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哥穆尔卡同志已给予你们详尽的回答。当时他说：“……对中国共产党在今年9月10日给苏联共产党同时也交给了我们党的信里所涉及的关于1956年波兰事件的问题，我们不能沉默不语。我们要问中国同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谁需要这个？这是什么目的？问题早已解决，而且是对波兰和所有人民有利的。我们认为，没有丝毫的理由重提这个早已解决并被遗忘的问题。”

难道中国同志还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考虑的要比匈牙利和波兰的共产党员们高明？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同志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仅在这次会晤中，而且在兄弟党之间重提这些问题？他们是否想唤起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结局不满的民族主义反革命分子？

你们对待事实毫不严肃的态度，是你们在这次会谈中所采取的卑劣的手段的明显证明。比如南斯拉夫问题。我不想涉及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还有机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我只想说说你们的观点，似乎苏共代表团在1960年在起草委员会上承诺不称南斯拉夫为社会主义国家，而仅过24小时之后就违背了承诺。中国的同志们甚至讥讽我们，说哪怕过48小时也好。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事实，那我们称赞你们这种幽默。让我们看看没有偏见的见证人——当时的速记吧。其中写道：

“苏斯洛夫同志向起草委员会报告南斯拉夫小组所提出的措辞。

在通过这一措辞之后，彭真说：‘补充一点。在小组会上，由于苏斯洛夫同志同意未来在我们的报刊上不再重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再坚持把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措辞写进去。’

担任主席的苏斯洛夫同志也声明说：‘同志们(中国同志们)这样表述是不正确的。我说的不是党的什么承诺，我是说，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不想把南斯拉夫定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任何地方我们也没有直接说那里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未封口。’

彭真：‘我们还不封口。’”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党未作任何承诺。我们当时认为在报刊上专门讨论南斯拉夫社会制度性质问题是不合适的，苏斯洛夫同志已声明过这一点。在实际中，我们坚持了这一想法。你们引用苏斯洛夫的发言绝对是没道理的，因为这些话是在欢迎兄弟党的招待会上讲的，而不是在公开的报刊上。后来，当你们利用南斯拉夫问题挑起论战和喋喋不休地强调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站出来捍卫真理，在报刊上发表了客观分析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文章。逻辑本身表明，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其他兄弟党，都不能本着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签署声明。

在兄弟党声明中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错误而受到威胁。但是，难道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受到威胁这一事实本身，不就表明南斯拉夫存在这些成果？因为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所谓受到威胁的。

对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十分清楚，如果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革命成果被断送的危险，那么，所有兄弟党的责任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巩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阵地，努力不使危险成为现实。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苏共中央实施了巩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成果的路线。在贯彻这一路线的时候，过去和将来我们都努力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所犯的错误，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错误和迷惘给以严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

彭真同志在发言中对苏共中央表示极端不满，说我们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信并表明了对信的态度。彭真同志说，这是恶化我们两党关系的“极端重要”的一步。

这种说法让我们吃惊。难道不是你们，中国的同志们，几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天天骂我们，似乎我们害怕刊载你们的材料和公开进行论战？难道不是您，邓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发言时宣布欢迎苏斯洛夫同志的表示：在我们党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公布中共中央的信？你甚至说，我们对这封信的复信将在中国报刊上转载。你们现在为什么又愤怒呢？

我们反对你们的指责，似乎我们破坏了关于谈判结束前暂不公布有关谈判消息的协议。首先在我们的公开信里没有有关谈判的消息。其中只是对谈判形势的一般估计。这种估计我们也是被迫做出的，它是对《人民日报》社论中所谓“中苏谈判在开始之前已遇到严重阻碍”的回答。而且，在这篇文章里实际上已将谈判的材料公开——实际上它转载了邓小平同志7月12日发言的许多东西。你们《人民日报》的文章是13日公布的，而我们的回答公布于14日。到底谁第一个在报刊上涉及谈判的过程？

至于你们说似乎现在我国正在进行反华运动，这纯属诬蔑。我们党忠于国际主义原则，任何时候，不论过去和将来都不会进行反对兄弟的中国人民和其他人民的运动。另一个问题，即在我们的党组织里现在正在讨论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材料，其中包括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问题。

但苏共中央全会不能不讨论在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所寄来的信。如果在全会期间我们不让中央委员知道此事就答复你们，那真是不可思议的。这也是个集体领导问题。现在全国正在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六月中央全会的工作。自然，他们不能绕过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央全会工作中占一定位置，是中央全会通过了你们所清楚的决定。

你们指责公布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和对该信的复信。这明显地暴露了你们的一个企图，企图把你们给谈判制造困难和因你们的过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复杂局面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企图给中共中央制定自己特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权利找根据，说中共中央认为可以这样做，因为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里似乎第一个阐述了自己的总路线。彭真同志甚至对我们提出指责，说我们苏共似乎“禁止”其他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对于总路线的观点，“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上帝自居”，起“老子党”的作用，等等。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同志陷入了窘境。假如，你们认为需要认真地和不带偏见地阅读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那你们就会相信，我们的党没有意图在信里提出什么自己的总路线。在这封信里，我们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阐述宣言和声明关于根本问题的立场，换言之，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这样做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中国同志在其1962年底和1963年初所发表的文章中，在世界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是何等的糊涂，肆意解释宣言和声明，在这种情况下，给你提示一下所有兄弟党集体制定的声明的根本原则是非常有益的。当中国的同志们提出自己的特别方针，以此在许多根本的问题上同我们3月30日的信相对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纲领对抗宣言和声明的最重要的原则。

为证实上面所说，我举下面几个例子。

在3月30日的信里写道：“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向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进步力量。”可以看出，这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阐述兄弟党声明的有关原则。

对此中国同志是怎么说的呢？你们直接指责，苏共的路线——这是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放弃革命的路线。

而且，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在论述当今时代的特点时也回避这个问题：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越来越决定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6月14日的信里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彭真同志在7月15日的发言中又重复了这个错误观点：不是社会主义体系，而是亚非拉地区“是对帝国主义实施直接打击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我们请中国同志回答我们，在宣言和声明中哪里写到这样的原则：亚非拉地区——这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我们还请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发誓要忠于宣言和声明，那你们为什么，有什么根据在所有发言中都拼命回避声明中所载关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不断增长这一最重要的原则？

还有一个例子。无论在我们3月30日的信里，还是在我代表团谈判发言中，我们都逐字逐句地引用声明中的下述重要原则：“可以挫败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世界战争企图的时代已经到来……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出现了从人类生活中排除世界战争的现实可能性。”

你们在谈判发言中严厉批判这些最重要的原则，企图证明，坚持类似观点的只有苏共。同时你们还拿所有那些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批判了的“关于两种可能性——有还是没有世界战争”的观点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结论相对抗。彭真同志长时间毫无效果地向我们证明，似乎在存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一原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难道在宣言和声明中有一处原则证明了彭真同志的这些论点？宣言中一处也没有。

第三个例子。在我们3月30日的信里和这次谈判我们的发言里，引用了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是弗·伊·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一原则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中，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文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发言中，彭真同志千方百计辱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歪曲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我们想直接问你们，同志们，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和平共处这一原则的正确性？如果不承认，那就勇敢地说，不同意宣言和声明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还可以举其他许多的例子，说明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里和苏联代表团在谈判发言里所阐述的立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措辞上都是完全符合宣言和声明的，而中共中央是直接背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这就是苏共中央为什么没提出新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理由。我们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完全赞成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而你们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你们不同意宣言和声明。

你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总路线，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个根本问题上。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它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途径、它巩固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的根本政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有益于世界革命过程的顺利发展，解决当代所有根本问题的保证。

正如你们在这次谈判中在发言时所表明的那样，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上，中共领导采取了与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立场。你们的立场是贬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否定两种体系经济竞赛的意义，轻视经济发展的意义，放弃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相互援助的立场。

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是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增强它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影响，关心每个国家经济顺利发展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进一步融合的立场。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我们谈判的进程完全证明了，中国同志发展了自己关于时代主要矛盾的理论，抛弃了1960年声明中所载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增长的原则。实际上，你们不是把世界反帝革命斗争的领导作用归结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是归结为，如果用阶级的语言表达，便是亚非拉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正如你们所表述的，“具有爱国情绪的王公贵族”。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企图捍卫这些错误观点。同时，他们还采取偷换概念的手法。本应讨论什么矛盾是基本矛盾，而中国同志们却提出了其他问题——他们指责苏共，似乎它强调，一切矛盾都在“和平共处、和平经济竞赛与和平过渡的过程中消失了”。的确，手段是“高明的”，但这能瞒过谁呢？

你们在任何一个苏共文件里，无论是它的纲领里，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讲话里，都找不到这样的观点。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说，似乎在两种体系的竞赛过程中，“阶级和民族矛盾”就可自行消失了。正如1960年所说的，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的经济竞赛为开展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看来，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意识到了自己立场的脆弱性，现在开始说，民族解放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很好。但这一原则怎么能同中共领导人关于亚非拉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的观点相提并论呢？不能同意这一论断，因为它，正如上面指出的，是明显地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你们想用这些论断，为你们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对世界革命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点辩护。

看来，为了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还需要完成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所谓“七项条件”。

他号召苏联领导人“严肃考虑”这些条件。我们应该考虑什么呢？莫非考虑向后转，回到苏联社会已走过的发展阶段，迎合中国的理论家们重新搞无产阶级专政？或人为地煽动起阶级斗争？或回到个人迷信时代的可恶实践？

你们的“七点”所暗指的就是这些。

或许你们想用诸如“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的团结”等这些办法为社会主义国家谋福利？

当然，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请问，谁不知道这些众人皆知的真理呢？正如现在弄清的，除了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里有谁反对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反对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呢？整个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实现这些任务。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实际解决这些问题上早已前进了很远了。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已几乎20年了。它无论在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方面，还是在全面国际合作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自然，我们离解决所有问题还差得很远。但要对共同经验宝库增添自己一点或大或小的贡献，必须实际参加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不可，而不能靠口头理论，总结什么“七点”、“十点”甚至“二十点”之类。你们近年来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之外，采取观望并且是常常进行批评和恶毒批判的态度。

共产党员们是务实的人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振兴本国经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形式，发展最新生产部门，理顺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事业，是对从事革命斗争的世界工人阶级和所有人民给予援助的最可靠的途径。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清楚了，你们是两种体系和平经济竞赛思想的顽固敌人。不用吓唬我们，似乎我们的立场是“最新革命成果”!你们的道理只能骗那些分不清事情的本质、受“左”倾词句影响和草率拒绝经济竞赛路线的傻瓜。可以相信，你们在懂得列宁主义本质的人当中找不到这样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牢固地掌握了：同资本主义经济和平竞赛的胜利，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在这个问题上，苏共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它完全符合1960年声明。它的实质在于，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的成就，在这一竞赛中取胜——这是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帝斗争事业、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事业、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

我们曾多次引用列宁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他嘱咐我们的正是这条路。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已为现有的全部经验所证实。

首先建立在经济胜利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这是所有人民社会主义成果不可侵犯的主要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越强大，他们干预反革命“出口”的能力也就越大。难道古巴的例子还没说明这一点吗？没有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军事经济潜力，我们能给予古巴所需要的援助吗？古巴能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眼底下站住吗？帝国主义只习惯考虑实力，只开声援大会和发表揭露性文章是不能迫使帝国主义却步的。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潜力越大，他们就越有能力帮助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人民。这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在革命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破坏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越强大，它对世界工人阶级的援助也就越大。

你们不要企图强加给我们，似乎我们指望由于我们在经济竞赛中取胜，资本主义便“自动垮台”。我们清楚地懂得社会主义榜样的力量对革命斗争的整个影响机制。社会主义革命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每个国家的劳动者、该国人民和该国共产党自己的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通过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代替他们革命。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过，似乎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就不再需要了。但是，无可争辩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阶级斗争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当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生活中实际实现了的时候，我们不能指望仅靠理论论据和道理——无论它们显得多么重要——来说服群众必须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最重要的是通过实际，通过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使劳动者生活得更好，走向革命所要求的斗争和牺牲对群众有利。能证明这一点，我们今天就能使群众成为自觉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即在现代条件下，在存在两种社会体系的情况下，完成列宁所论证过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意识带入工人运动之中。

之所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讲述这些，是因为中国同志回避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问题。为了在务实的气氛中对话，我们想听听你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你们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示范作用的伟大革命意义？你们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成就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军事威力提高了粉碎任何反革命“输出”企图的能力？最后，你们是否承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赛的经济成就使新独立的国家容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你们继续回避回答这些问题，你们想以此肯定你们对这些问题的否定态度。

众所周知，面对和平经济竞赛的方针只有一种选择——即所谓的“革命”战争：非此即彼。如果认为热核战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期盼的，在这种情况下，那确实，又何必竞赛呢，又何必花气力去发展经济，又何必绞尽脑汁考虑国际劳动分工问题和从事各种生活“琐事”呢？

说实在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事情的。有一个时期，你们提出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当时你们似乎站在了和平经济竞赛的立场上。后来，当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遭受挫折之后，这个口号在中国就很少提起了，以后就彻底不提了。从那时起，你们就开始了对和平经济竞赛思想的声讨。

为了故作镇静，你们现在给自己的经济挫折找到了所谓的“理论根据”，你们企图安抚自己的人民，给他们指出在革命胜利的第14年他们所遭受的贫穷和困难，不是中共领导的错误造成的，而是为了“世界革命”所必须耐心而热忱忍受的牺牲。

我们当然理解你们的困难处境，也准备帮助你们。但我们永远不能为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子”而抛弃列宁的经济竞赛原则，接受你们提出的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冒险主义道路。

(宣布休息)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中国同志对待这个问题很片面。乍看起来，一切似乎都是对的，一方面不能干涉其他方面的事情，应该遵守平等，尊重独立。谁也不反对这一点。但不能忘记，平等和不干涉——实质这是任何资本主义民主都同意的原则。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要求的要多得多。众所周知，列宁当年甚至提出一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要服从世界范围里这一斗争的利益。

在当代条件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意味着本国的利益、本国人民的利益应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相结合。

中国同志在这方面沉默不语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近些年来，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实践越来越背离列宁主义。

比如，中国同志们对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合作化这个问题的立场。彭真同志在发言中只提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作为攻击苏共和苏联的理由。

所有兄弟党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每个单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都依赖这个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作的不仅是苏联，它对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着更大的意义。

如果中国领导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那今天我们和你们讨论的则是另外的内容了：如何更好地把一国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实际加深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合作。这将给我们两个国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带来好处。遗憾的是，中共领导完全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与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共产党相对立，中共领导提出这样的方针——“每个国家应该依靠自身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提法本身没有任何不好。苏联的共产党员们也认为，各国人民首先应该利用本国的国内资源建设社会主义。众所周知，苏联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也是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但在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今天，绝对采用这一公式意味着拒绝利用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所带来的社会主义优势，意味着独立发展的方针。

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比你们的理论原则更清楚地暴露了你们的真正立场。现在，尤其是从中国同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断绝经济联系的角度看，这一立场完全带有另一种色彩。

你们对诸如国民经济计划协调一致、外贸统筹安排这样一些为实践所肯定的实际操作形式态度如何呢？可以说，在这些事情上，你们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中共领导的特别立场。你们早就宣扬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政策的方针。宣扬这种观点——意味着提倡民族局限性，拉向后退，而不是前进走向当代社会大生产的顶峰，意味着遏制经济的发展和该国以及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福利的增长。

中共领导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基本方针的表现就是如此。走上你们所指出的道路——这意味着颠覆甚至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合作。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观点，似乎苏共二十大方针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请问中国的同志们，你们在什么地方看到了混乱？也许是在连今天帝国主义分子都不敢否认的苏联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成就里？也许是在克服了一切困难、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里？

仅最近4年时间里，经互会国家生产的电力就从3290亿度提高到5040亿度，开采煤炭从4.82亿吨增加到5.36亿吨，生产钢从7200万吨提高到1.01亿吨。1962年同1950年相比，国民收入增加：匈牙利1倍，保加利亚2倍，民主德国1.6倍，波兰1.3倍，罗马尼亚2倍，苏联2倍，捷克斯洛伐克2倍以上。

这是什么“混乱”？不，你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儿“混乱”的影子。但在你们特别观点风行的地方可以找到它。这是事实，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跌到这种地步，你们一连几年不敢公布事情真相的统计数字，不向人民通报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

受你们鼓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使阿尔巴尼亚遭受了孤立，脱离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导致阿尔巴尼亚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业生产停滞不前。

中共领导加剧中苏关系紧张的路线。中共领导人削弱社会主义体系的路线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你们力图颠覆苏中关系上。

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不列举任何事实，不仅把现在的苏中关系说得一团漆黑，而且歪曲过去，一笔勾销苏中友谊光辉的一页。

邓小平同志在7月8日的发言中表示了要揭开苏中关系恶化原因的愿望。他认为这些原因在于，似乎苏共“仇视”中国共产党人，因此攻击中共，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们在7月12日的发言中甚至谈到，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决议中关于苏共执行发展苏中关系方针的声明似乎是“为了破坏中苏团结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这种观点多么荒谬!中国同志为了把苏联兄弟般的援助说得一无是处，竟蜕变到了何等程度!

苏斯洛夫同志已谈到苏联所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我想补充一点，所有这些巨大的无私的援助，是在我国尚未治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战争创伤，而且本身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时刻提供的。

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攻击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它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后果的列宁主义方针。各兄弟党都公认，正是苏共二十大决议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这些关系现在成了真正平等、真正互利、真正社会主义的关系。这里面有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巨大贡献。

中国同志理应清楚地知道，正是斯大林死后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才上了规模。取消了斯大林生前苏中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取消了我们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取消了苏中合股公司，取消了禁止其他外国人在东北生活的协议，等等。“关于中国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取消所有障碍和隔离应归功于赫鲁晓夫。正是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我们才吐出了当年硬塞给我们的苦果。”

中国的领导人曾多次强调，正是在斯大林死后才消除了伤害中国尊严的现象，苏联方面才表现出了完全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1957年11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同葛罗米柯同志会谈时，他特别谈到这一点，为此他还在1958年7月对赫鲁晓夫同志表示过感谢。

我们的这些行动伴随着中苏相互合作的增长。例如，在1959年，我们两国经济往来额几乎比1953年增长1倍，达到83亿卢布，这时为中国建设提供的成套设备和材料增长了3倍。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些年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牢固站稳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阵地，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我们不遗余力地做了许多努力。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经常同你们协调行动，在最重要问题上和苏联对外政策行动上向你们通报情况。

我们对待中国人民的整个方针表明了和正在表明，我们一直真诚地希望中国繁荣昌盛。我们认为，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现在你们宣布，苏中关系恶化和我们两国之间经济、贸易、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往来减少是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的结果。须知这纯属谎言。有哪一个神智健全的人会相信这一点？

有鉴于此，必须特别指出，尽管从1958年起，你们开始贯彻自己特别的路线和对我们不友好的方针，我们在1958、1959、1960年这几年里继续对中国提供援助，而且数额不断增长。至于说从1960年之后，这种援助有所减少，那这是中国领导同志自己开始拒绝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合作造成的。

在同兄弟党代表会谈中，在报刊上，在此次会谈中，你们肯定地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召回自己的专家，似乎这成了中苏合作减少的主要原因。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看事实吧，中国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号召要尊重事实。这些事实雄辩地表明，近几年中国方面违背苏联方面不断扩大同中国经济往来的愿望，走上了削减这种往来的道路。

1960年10月31日中国副外长罗贵波递交了中国政府的照会，要求修订以前所签订的所有关于工业项目建设、关于技术和科学合作的协定。1961年6月19日，根据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顾卓新的要求，减少了苏联对89个工业企业和35个独立车间、设施和其他项目的技术援助任务。1961年8月，周恩来同志在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会谈时提议推迟2年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和物资，该协定签字距此时刚刚过去2个月。1961年12月，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宣布中国政府打算全部停止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

在1960年进行的经济问题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同志正式宣布，缩小基本建设和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的原因是：第一，中国在苏联的援助下已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因此今后许多项目中国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建设；第二，中国政府决定集中精力搞短期的和国民经济急需的建设，因为中国在1959—1960年期间大部分资金都搞了基本建设，再者，由于农业歉收和在短期内不能扩大短期矿产的开采和出口，国家收支平衡出现了较大的困难。

此外，你们还说，苏中经济往来的减少似乎是召回苏联专家所致。

由于你们奉行减少同苏联经济联系的路线，包括贸易、科学技术合作和提供的军事物资在内，我们两国之间总的经济合作规模，在1962年已降到1959年的36.5％，其中成套设备和物资的供应降到1959年的2.3％。

令我们十分不安的是，中国的同志们不断减少同苏联的联系。正因如此，苏共中央多次呼吁中共中央制止这一过程，不把意识形态问题带到国家关系领域。在这方面我们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在最近3年时间里，苏联政府曾多次建议中国政府签署长期相互供货协定，协调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购销货物以及租赁外国商船的行动。在1961年贸易谈判过程中，苏联方面向中国方面提出了互换贸易情报的意向，并递交了相应的协定草案。1963年4月22日，米高扬同志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谈判时宣布，苏联准备以贷款形式给中国提供扩大锡矿生产的设备。1962年底，苏联方面建议同中国机构举行谈判，核定按照1962年5月13日意向书所规定的中国在1964年想从苏联购买设备的数额和名目表。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也没收到有关回音。

从以上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苏共的发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路线；另一条是中共的压缩和颠覆这一关系的路线。

我们认为，苏中经济联系的现状是完全不正常的，我们再次建议研究我们两国之间加强相互贸易、扩大科学技术合作和其他形式的经济问题。我们顺便再提一下，建议讨论同中国长期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前景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为了我们两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交换世界市场贸易政策问题方面的情报。

中国政府找各种借口回避苏中共同努力建设互利的经济项目。例如，按照政府间协定，共同建筑了兰州阿克斗卡铁路。苏方早在1958年就把铁路修到了边境(“友谊”车站)。而中方停止了施工，留下一小段没修。甚至没有向我们说明其中的原因。为修这条路我们花费了近5亿卢布。

你们的发言迫使我们再次向你们提起关于苏联专家和使用他们经验的真实情况。我们给中国派去了专家，认为你们发展国民经济需要他们。但从1958—1959年起，中国当局突然恶化了对我专家的态度，不再听取他们的建议，对他们很多人实施跟踪，企图唆使他们反对我党的政策，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与此同时，中国行政当局开始要求苏联专家接受违反技术规则的决定，在会上“教育”他们，指责他们保守，丧失了革命精神。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所作所为，迫使我们召他们回国。

不过，1960年，米高扬同志受苏共中央委托，在莫斯科会议上在同中国代表正式会谈时宣布，如果为在华苏联专家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那苏联政府准备把他们派回中国。后来还多次提出这一建议。关于这一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共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代表团成员会谈时也谈过。但是你们回避，没有给予回答，至今还在回避，不实施派遣专家的相应协议(1961年6月12日)。与此同时，你们继续无根据地指责苏联召回专家的不友好行动。

我们认为，你们千方百计煽动苏联专家问题只有一个目的：把你们近年来经济建设失败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不能不指出，专家问题，是你们有意识地不想解决，以便利用它煽动反苏运动。

我们再次向你们声明，如果你们确实对我们专家的技术援助感兴趣，如能为他们提供正常的条件，那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

我们党以兄弟友谊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已有好多年了。即使在你们采取骤然恶化苏中关系方针的时期，苏联共产党仍教育苏联人民深深尊敬中国人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世代永存，如果利用出现的分歧在我们两国人民中间播下纠纷的种子，那将是犯罪。

由于你们的过错，苏中文化交流合作一年比一年减少。1961年的文化合作比1961年减少了一半，按照你们的意见，1962年又减少了一半。

你们是破坏苏中军事领域和对外政策领域相互合作的罪人。按照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苏中条约，双方有义务统一兵力，“以便禁止日本重新发动侵略和破坏和平以及任何第三国直接或间接联合日本发动侵略”。这些义务至今仍然有效，任何人也没给这方或另一方解除这些义务。

中国方面如何履行这些义务的呢？

当年我们提出了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以迎合你们关于帮助中国建立海军的请求。你们这次提到了这件事。可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了否定的立场，而现在又企图把此事说成是苏联想控制中国。

由于中国领导的这一立场，社会主义阵营在自己的东南前哨既没有现代化的舰队，又没有为潜艇提供联系的电台。

你们经常说，也经常写，必须最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但每次谈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共同的实际措施时，你们总是找各种借口，躲避合作。你们经常说，也经常写，社会主义阵营需要国防实力。但你们对发展我们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做出了哪些具体的实际的贡献呢？

如果你们真的想反对美帝国主义，那你们就应该经常关心同自己的盟友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协调自己的国防努力了。

苏中条约规定，中国和苏联“将就涉及苏联和中国共同利益的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彼此相互协商”。根据这一条，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经常主动同中国方面就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协调我们两国的对外政策行动。我们向你们通报了鉴于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苏联拟采取的步骤，通报了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裁军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通报了在苏联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情况，等等。我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供了苏联领导人同外国领导会谈的记录，苏联和其他国家会谈的材料，经互会会议工作总结等。仅从1960—1963年期间，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国方面提供这种信息材料就将近140份。基本上这些都是最可靠的情报。

您，邓小平同志，在今年7月8日的发言中，歪曲事实，说您不知道加勒比海地区的情况和苏联的立场。我们可以提醒您，去年10月23日米高扬同志在同中国大使刘晓同志会谈时详细介绍了这一地区出现的形势和事态发展可能出现的后果。所以说，你们说你们不知道加勒比海地区事件的原委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你们，你们早就停止了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1958年，中国方面当时没通知我们你们要炮击台湾海峡近海诸岛，这一决定是在赫鲁晓夫同志离开北京后不久做出的。据很久以后毛泽东同志承认，在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之时，中国同志们已做出决定实施这一战役并已开始准备，但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向苏联政府通报此事。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在中国人民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还是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声明，进攻中国意味着进攻苏联。

近年来，中国政府根本没向苏联政府通报从1955年起中美在华沙举行的大使级会晤的情况，据报刊报道，会晤已达100多次。从1958年5月起，你们两次改变对日政策方针，你们违背1950年条约，这两次均未同我们协商。

中苏边界，以往长时间是蒋介石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犯的目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则成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伟大象征。但由于近年来你们对苏联采取了不友好的方针，中苏边界出现了不正常的形势。这是中国政府预谋已久的路线，邓小平同志在此次会谈中捏造似乎苏联把苏中边界推到了中国领土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能把你们的这一声明看成是企图为你们在苏中边界上的挑衅行动辩护。

你们第一次大规模破坏苏中边界是1960年夏天，当时中国牧民在布兹阿依吉尔地区闯入了苏联领土。从那时起，中国方面侵犯边界的事屡有发生，数量不断增长。1962年破坏边界近5000次。现在闯入苏联领土的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中国军人。从今年5月起，在苏中边界某些地段，尤其是在远东，中国边防军和受他们指使的个别中国公民猖狂地进行挑衅，挑衅我边防军。只是由于苏联边防军人的克制，才避免了公开的武装冲突。

侵犯苏联边界是中国当局指使的，一位越境的中国公民身上所携带的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说明了这一点。该命令直接号召在苏中边界上进行挑衅行动。“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有争议的岛上捕鱼时，苏联边防军人常常提出要求，要求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我们建议继续在这些有争议的岛上捕鱼，对苏联军人说，这些岛是属于中国的，破坏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在这一命令中还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的渔民离开这些岛屿，我们认为，考虑到我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苏联方面不会采取暴力措施，把我国渔民从岛上撵走。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措施，则应声明，为了保持友好关系，可以把我们的渔民从这些岛上撤走，但应向苏方声明，是他们破坏中苏友谊，其行动是非法的。”

我已经提到布兹阿依吉尔地区牧民大规模越界的事。1960年随同牧民们一起越界的马吉阿克萨拉公社社长对我边防军说，这次越境是根据中国当局的直接命令进行的，现在没有中国当局的许可他们害怕返回中国领土。

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我们自然要问：难道破坏苏中边界现在成了中国的国家政策？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我们建议对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确定进行磋商表示沉默。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提出的中国大使馆图片橱窗问题也完全能说明问题。我们想问中国同志，你们为什么在谈判中大肆夸张这个问题，在报刊上也赋予它政治性质？苏联外交部已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做出了解释，同时还表示了我们的遗憾，声明要处分打碎橱窗的学生。为什么你们就此加剧紧张气氛？当你们对我国在华机关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做出类似事情时，苏联一次也没有这样对待你们。

我不再举这样的例子，但如果中国同志想了解，我们可以举出这些事实。

我们十分清楚，你们利用微不足道的一点儿理由在中国劳动群众中煽动反苏情绪。现在看来，这成了你们的路线。

我们清楚，在中国，尤其从1961年起，在会议上，在政治课上，随时处处进行反苏宣传。在中国人民之间，进行类似的反对苏共及其领导的活动，是粗暴地违反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原则和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的。

中国同志们喜欢说自己刊登材料时的所谓客观性。但众所周知，在中国，苏联领导人的某些讲话，有关苏联的新闻都要经过别有用心的检查，肆意歪曲，按照资产阶级报刊的精神进行解释。在中国，苏联领导人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讲话无人问津，你们努力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在美化帝国主义。你们的报刊已经开始刊载反苏的宣传画。

我们不能不提一提你们对待列宁的态度。你们千方百计劝人相信，只有中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者”，无可驳辩的列宁思想的诠释者。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你们怎样对待列宁的思想遗产呢？你们说，中国要出版列宁著作、列宁文集。但其中许多著作你们都作了这样的安排，使人们对列宁的观点产生错误的理解。你们甚至勘正列宁的作品，删去其中某些字句，以便为你们的反列宁观点辩护。在苏中文化合作谈判时，中方代表拒绝苏方的建议，把在中国办列宁宣传画展改为了玩具展。

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事实雄辩地证明，你们有意识地贯彻恶化苏中关系的方针。

当必须分析你们的举动时，我们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这些举动的真正原因何在？难道中国劳动者需要这些？难道这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客观理由。问题完全在于你们预谋的政策，这一政策服从于你们的冒险主义意图，完全是由于你们企图制造苏中关系紧张气氛，以此为你们的反苏方针和你们所有的分裂活动辩护。

从你们的行动可以看出，你们想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放开手脚，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以使你们较为容易地把你们有害的路线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把整个国际联系用来为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思想斗争服务。为了这一斗争，中国领导不顾一切，不惜牺牲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的利益。

你们并不感到羞愧，这一危险的方针损害着你们党的威信，在人民心目中玷污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中国领导人喜欢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正统性，死乞白赖企图说服众人，正是他们现在高举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但这一奢望一联系你们的所作所为便化为泡影。怎么可以又谈论世界革命、捍卫国际无产阶级事业，同时又破坏它的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怎么可以一边说“永远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一边又实际上奉行反苏方针，教育自己的人民仇视社会主义的故乡、仇视列宁的党!

在这次同中共代表会晤中，我们再次有机会深信，中共领导的言论同其实际行动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深信你们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你们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负有重大责任。

你们破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路线，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发展的行动，带来了哪些实际后果？你们力图破坏苏中友谊意味着什么？

你们所有行为，包括此次会晤中的行为，促使我们问你们：你们是否同意，需要巩固成为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免遭帝国主义反动派侵害可靠保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你们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国家和领导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任务应是进一步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便最大限度地争取时间，赢得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和平经济竞赛的胜利？你们是否同意，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互相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统一和团结的所有优势？你们是否同意，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顺利发展的利益和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民族利益，要求通过自愿而平等地协调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通过生产专业化和合作化来完善国际劳动分工？

我们想听听你们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而直接的回答。

同志们，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以中共为一方，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另一方面的分歧已经很深，正如人们所说的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我们清楚地懂得这条路上的困难。我们深信，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经济领域的关系只能损害社会主义体系首先是中国自身的利益，应当坚决停止这一过程。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在我们会晤中，中国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声明苏中关系已到崩溃的边缘。7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这样公开明确地讲。类似声明不能不使人警惕，因为我们坚信，苏联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行动可以成为这样提出问题的理由。

我们应该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依然加剧苏中紧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要对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重大责任。

我们呼吁你们尽一切努力，不要继续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回到友谊和合作的道路上来。我们在这方面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我们再次呼吁你们尽一切努力使我们的关系发生根本好转，我们两国人民，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人民都期待着这个。

苏斯洛夫：下次会晤怎么安排？

邓小平：后天。

苏斯洛夫：后天10点？

邓小平：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019—4050页

№24296 多布罗拉德尼克致苏共中央总务部函：提交中共中央的几份声明(1963年8月10日)

苏联共产党基洛夫工业州委员会

绝密

苏共中央总务部第一局：

现呈送中共中央的小册子和信件，这些材料是在基洛夫1号车站找到的，具体情况如下：

8月9日2点26分，当莫斯科—北京第8号列车停留在站台的时候，一队送行旅客的中国人把一本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小册子留在了站台上。

И.多布罗拉德尼克

1963年8月10日

附件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

(1963年7月10日)

1963年7月9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声明中谴责中国一些机关在北京集会声援5名中国同志——苏联政府没有任何根据地要求中国政府召回这5名同志，在中国居民中点燃对苏联的不友好情绪，使中共与苏共代表之间的谈判形势复杂化，并得出结论说，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旨在破坏苏中关系的蓄谋已久的运动，而没有顾及由此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

目前正在举行中共代表与苏共代表之间的谈判，有理由期待在谈判过程中能平静地讨论到中苏分歧的有关问题。但是，苏共中央与期待相反，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掀起新的攻击，中共对此被迫予以公开答复。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包含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的内容是完全不正确的。共产党人应该尊重事实和公正性。实际上，有人在中苏谈判之前和谈判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破坏中苏关系和使谈判形势复杂化的手段。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就是对苏共中央3月30日信的答复。苏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并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苏共中央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自然，中共中央应该系统地阐述自己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同时，尽管我们不同意苏共中央在信中阐述的意见，我们还是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便让我们党和中国人民都了解苏共中央的观点。这样做很正常，在兄弟党关系中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也有利于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利于消除分歧和巩固合作。但是，苏共中央不仅没有刊登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在自己的一系列决议和声明中诬蔑说，中共中央的信含有对苏共的“诬蔑性和无根据的攻击”。始终不让人们了解中共中央复信中的内容，而是对这封信进行攻击，说信的内容是对苏共的“攻击”，放出一个大的空话，难道这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么？

早在中国报纸刊登苏共中央3月30日信之前，苏联机关和个人就开始在中国散播这封信。此前他们就开始散播一些苏共领导层和苏共中央机关有关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同志是同意这些文件的内容的，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对此并不赞同。但是，我们始终认为，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它的党和政府的代表机关及人物公开散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已经公开的文件，在相互的基础上这是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干涉这类活动。不过，中国机关和个人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的复信，苏共中央却说成是对苏联主权的破坏和对苏联内部事务的干涉。这个逻辑完全行不通。如果这个逻辑行得通的话，难道中国不是已经成为丧失主权的国家了么？

中国机构和个人在苏联散发中共中央的复信，苏联政府却要求中国召回相应的个人。这个要求没有任何根据可言。但是，中国方面以中苏团结为重，没有对在中国的苏联机构和个人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方面的克制态度世所共知。至于中国机关在北京举行声援苏联政府没有任何根据地要求召回的5名同志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弄清楚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并表达了巩固中苏友谊的愿望，这中国在自己国家主权范围内所做的最低限制的事，这样做是有益的。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苏共中央要严厉谴责这次集会。难道苏共中央的同志要求我们宣布这5名同志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么？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是平等的。以怎样的方式对待这件事呢？“允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团结。对待中苏之间的分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如下立场：坚持原则、巩固团结、消除分歧和对敌联合斗争。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言行一致。现在有这样一事实令我们感到不安。苏共中央不仅在散布中共与苏共之间在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分歧，还通过组织各级党机关集会通过决议的形式和通过发表冗长的演说和文章的形式，在全国开展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共产党同志想把中苏分歧扩大到何种程度？

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团结，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团结，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我们全世界的同志和朋友都对中苏谈判寄予厚望，期待谈判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使中苏两国的友谊得到维系和巩固。只有美帝国主义、各国的反动势力和铁托叛徒集团才期待中苏谈判破裂，和中共与苏共决裂。中国和苏联的团结非常非常重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让朋友伤心和敌人高兴的事。我们真诚地期待，苏共同志同我们一起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宣言的基础上，共同努力逐步消除分歧，巩固团结，共同对敌斗争。

附件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

(1963年7月19日)

7月14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刊登了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苏联全体党员的信，同时还刊登了7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这是封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14日苏共中央对这封信评价道。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的这封信的内容不符合事实，我们不能同意信中阐述的观点。中共中央对这封信进行了评论，对涉及了的问题进行了澄清。

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登7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同时也刊登7月14日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苏联全体党员的信，以便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并对之进行比较和研究。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将在其他中央机关报和各省市机关报上刊登。

中共中央还决定通过对外广播向全世界播送7月14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公开信，同时也播送7月14日苏共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和苏共全体党员的信。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知晓我们的这封信，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听过我们的信以及我们立场和观点的反对者在6月中旬广播时可能没有听到。现在我们再次转播我们的信，期待那些人能听到它。我们特别期待，我们的反对者能耐心听一听，这样，他们就可以借助手头掌握的资料对我们给予相应的批评。坦白地讲，这些人对我们的批评并不合适，也不能让人信服。至于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们转播是因为它是份文学杰作。在中国的诗作中应该说是“一部令人深受鼓舞的作品，很难挑出错来”。很有可能，当苏联广播这份“杰作”时，广大革命群众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不想或者没有耐心去听。我们劝告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要以这种态度对待这件事，应该耐心听听，好好研究一下，把这份杰作刊登出来，把积极的和消极的材料比较一下就可以或多或少得到正确的分析和批评。不批评这个思想就不能发展唯物主义；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为了进行批评就必须掌握另一方的资料。现在这封苏共公开信正好就是用于负面案例学习的典型材料。

按照中共中央的观点，应该祝贺苏共中央最终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了7月14日的信件。我们希望苏共中央对待苏共中央的文件和对待中共中央的文件态度一致，能继续刊登中共中央的文件，包括从去年12月1日开始的我方刊登的7份文件以及我方7月1日、7月5日、7月10日声明和现在这份声明，以便让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能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一些中央及地方报纸在刊登了苏共中央公开信，从7月15日开始，又陆续刊登了一系列翻译过的和自己写的文章以及读者来信，利用这种形式颂扬苏共中央公开信，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以及意大利、法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政党的机关报，开始争先恐后地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中央公开信和攻击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的文章在我国的报纸上都予以刊登，我们将对这些攻击进行答复，当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按照中共中央的观点，苏共中央说出了他想说的话，这很好。说了总比没说好。马列主义者尊重事实和真理。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如果我们都一直坚持马列主义原则，而不是与之相反，那中苏分歧最终将会得到解决。

在刊登了苏共中央公开信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印度反动势力和南斯拉夫叛徒集团开始众口一词地颂扬苏共中央公开信，并诬蔑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对待这些颂扬和诬蔑之词。我们将把这些引人注目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以便让我们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也会“赞叹”这些东西。

РГАНИ，ф.5，оп.30，д.424，л.163-173

№08114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次会议记录：康生的发言 [73] (1963年7月19日)

第十次会议 [74]

7月19日

邓小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苏斯洛夫：请开始吧。 [75]

邓小平：今天我们代表团由康生同志发言。

中共代表团代表康生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们听了7月17日安德罗波夫同志代表苏共代表团的发言。

你们的这篇发言再一次表明，你们不是在会谈中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而是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对我们继续进行毫无根据的诬蔑和攻击，并且为你们破坏中苏团结、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一贯错误行为打掩护。你们的这种做法，同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们代表团在前几次的发言中，阐述了我们对于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性问题的观点，指出了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的关键，批评了你们的错误路线。但是，你们的发言却对这些重大原则性问题的讨论采取回避态度。

例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曾经多次指出，我们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的问题，而是关于现代战争的根源、关于世界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关于是否目前就有可能消灭一切战争，是否要区别对待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问题的分歧，是应当怎样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的问题的分歧。

我们在上次发言中，曾经问过你们：你们难道真的认为战争的根源不是帝国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战争的危险不是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而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吗？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你们难道不应当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铁托划清界限吗？

我们还问过你们：你们不惜损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革命的原则，甚至要求别人也牺牲革命的原则，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你们这样做，难道真的能得到和平吗？难道不是应当按照宣言和声明指出的，也是我们一贯指出的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依靠当代各种保卫和平力量的斗争，而是要依靠什么苏美合作，甚至同美帝国主义搞一些不可靠的勾当就能够取得世界和平吗？难道无数事实不是已经证明，我们所主张的是一条防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道路，而按照你们的办法，只能使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胃口越来越大，加剧战争的危险？

在当代革命的问题上，我们问过你们：你们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仰望全面彻底裁军实现后的施舍，仰望联合国的恩赐，仰望通过苏美合作得到拯救，就是不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你们的这种立场，难道不是十分错误的吗？

我们还问过你们：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你们抛弃了国家政权这个根本的核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不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吗？

我们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批评了你们的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错误路线，批评了你们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你们亲美反华，亲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你们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仇人。难道不正是你们的这些错误，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的分裂危险吗？

对于所有这些重大原则性问题，苏共同志怎么可以避而不答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

苏共同志7月17日的发言，还颠倒黑白，倒果为因，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片面撕毁几百个合同和协议，撤退全部专家，使对方经济建设受到巨大损失，使中苏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不断缩减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同美国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对于这些举世周知、铁案如山的事实，你们的任何强辩，任何抵赖，都是徒劳的。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我们将另作详细的评论。

我们代表团在7月12日的发言中，诚恳地希望苏共同志认真考虑我们党在6月14日的信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决定性影响的7个条件的问题。但是，苏共同志的发言，却说是什么我们要你们考虑向后走，回到苏联社会发展中已经走过的阶段去，说什么我们要你们重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煽起阶级斗争。你们的这些话，意思很明白，就是认为苏联现在不存在阶级斗争，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你们在几次发言中还谈到批判斯大林和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

这些问题，确实是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现在，我就来集中地谈一谈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首先，我要谈一谈斯大林问题。

这个问题关系到怎样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

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苏共一个党的内部事务问题，而是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重大原则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第一次发言中，已经简要地表示过我们的意见。

但是，你们在发言中竟把我们的意见，说成是“为斯大林的错误、歪风甚至罪行辩护”，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立场的有意的歪曲，而且也进一步暴露了苏共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是始终一贯的，对于苏共领导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所采取的立场也是始终一贯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为了给予斯大林以正确的评价，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分析斯大林的功过，从中吸取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而不应当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否定一切，任意地歪曲和篡改历史。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在列宁逝世以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领导，是以斯大林为首的。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 [76] ，同一切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卫了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 [77] ，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 [78]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79] 所实行的对外政策，从总的方面来说，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了巨大的援助，基本上是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

斯大林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在为苏联人民建立了伟大功绩的同时，也的确犯过一些错误，其中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

斯大林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肃反工作中，斯大林的领导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冤枉了许多好同志，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在党和国家生活中 [80] ，他没有正确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犯了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

如上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时候，必须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次，斯大林也犯了一些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你们指责我们为斯大林“辩护”。

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的。虽然斯大林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正确地认识、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应该保卫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卫他所发展和捍卫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在你们采取了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斯大林的情况下，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我们为斯大林辩护，不是为他的错误部分辩护，而是为他的正确方面辩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辩护，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辩护，为列宁所缔造的伟大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辩护，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辩护。不仅我们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要这样做。

斯大林的一生的活动，包括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意义上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的财富。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长时期内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着尖锐的、激烈的斗争。苏联的无产阶级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完全不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是很难设想的。

斯大林的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我们需要把斯大林的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就不但不能使自己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在实际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早有切身的体会。中国党内多次犯过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也是因为受了斯大林一些错误的影响的。早在30多年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是批评这些中国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的身上。我们进行这些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的某些错误是必要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揭开盖子，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历来反对采取错误的立场，采取错误方法，对斯大林进行不正确的批评。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虽然有某些积极意义，但是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主要是：对斯大林一生不加分析，全盘否定；不是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是对斯大林个人进行人身攻击，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采取了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各国共产党的重大问题，你们没有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事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在这次大会之后使兄弟党接受事实。 [81]

你们对斯大林的批判，不是采取探索真理的态度，不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而是采取煽动的语言，进行咒骂。

苏共同志把斯大林说成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猪屎”、“白痴”。

这些咒骂都是出于赫鲁晓夫同志之口。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企图为赫鲁晓夫同志辩解，说他对斯大林有“客观的、全面的评价”，是“原则性的态度”。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

老实说，我们简直不能理解，苏共领导为什么对于斯大林有这么大的刻骨的仇恨，为什么要用一切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他，为什么要采取比对待敌人更加凶恶的态度来攻击他。

按照你们的说法，伟大的苏联人民曾经在30年中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难道苏联人民多年来公认的领袖，竟然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吗？难道苏联人民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验，就是在一个“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经验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一个“混蛋”为首的领导下建设起来的。难道几十年来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尖端技术的发展，是在一个“混蛋”的领导下取得的吗？苏联的核武器和火箭技术，难道也是在一个“混蛋”的领导下奠定基础的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伟大的苏联红军，它的最高统帅是一个“白痴”。难道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贡献，是在一个“白痴”的指挥下赢得的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伟大的苏联共产党，30年来是在一个“强盗”为首的领导之下的。难道长期受到全世界革命人民爱戴的苏联共产党，几十年内是以一个“强盗”作为自己的领袖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在长时间内是在“狗屎”的领导之下的。难道各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内竟然把“猪屎”作为自己的旗手吗？

按照你们的说法，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长时期内最痛恨的无产阶级领袖，只不过是一个“赌棍”。难道苏联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是以一个“赌棍”作为自己的导师的吗？

同志们，你们这样咒骂斯大林，是对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苏联红军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侮辱，是对伟大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侮辱。

你们是不是想过，那些曾经作为斯大林的战友的人，现在这样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放在“凶手”、“强盗”、“赌棍”的同谋者的地位呢？还是放在“白痴”一类人的地位呢？

同志们，你们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你们怎能这样地对待斯大林。你们这样做，既违反历史，又使你们自己十分尴尬。

当你们把斯大林说得那么坏的时候，你们就给整个苏联国家和党的领导抹黑，同时，你们就无法分辨，那些当时参与这个国家和党的领导的同志们，对于你们所说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就以赫鲁晓夫同志为例来说，把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发生的一切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完全推给斯大林一个人，把自己说得一身清白，这难道能够令人信服吗？

人们如果不健忘，就会注意到，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赫鲁晓夫同志就曾经多次歌颂斯大林和当时的肃反政策。

赫鲁晓夫同志曾经不断地颂扬斯大林是：“伟大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伟大的常胜元帅”、“人民真诚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亲”，等等。

赫鲁晓夫同志在1937年6月6日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这一点的保证就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定领导，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坚定领导。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再如，1938年6月8日在基辅州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同志又说过：“亚基尔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东斯基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想把波兰地主引进乌克兰来，想把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资本家引到这里来……我们消灭了相当多的敌人，但还没有消灭所有的敌人，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敌人就会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到我们这里来。”

例子还很多，这里不举了。我们举这几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你们把斯大林领导的时期说成黑漆一团，又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自己毫无自我批评，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老实说，在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上，你们不如斯大林。斯大林做错了事，有时还可以进行自我批评。例如，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还可以向中国同志和别的人承认错误。而你们呢？只知道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你们现在还吹嘘自己100％的正确，以“神人”自居，你们这样的对待自我批评的态度，难道同列宁所说的一个共产党人对待自己错误、对待真理的起码态度，有丝毫相同之处吗？

正因为你们对斯大林采取了以煽动和咒骂代替探索真理和科学分析的态度，拒绝进行自我批评，所以，你们不能够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取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你们实际上是把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生的活动中大量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抛弃了，而把他所犯的某些错误继承下来，大大地加以发展了。

你们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它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丑化苏联、苏共和苏联人民；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是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样，你们实际上就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

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采取的错误立场和做法，才真正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信誉”，“在世界劳动人民眼里破坏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

最近8年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就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帝国主义就利用赫鲁晓夫同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铁托集团和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都趁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兄弟党、兄弟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那时绝境逢生，大肆活跃起来。他们叫嚣要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他们认为，苏共领导的反斯大林运动，“为托洛茨基主义打开了门户”，“将大大有利于托洛茨基主义及其组织——第四国际的进展”。

全盘否定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严重的后果，是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

苏共领导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是从1956年批判斯大林开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为全面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打开了缺口。

苏共领导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你们在7月13日的发言中说，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恰恰是关于新的社会制度将朝着什么样的道路，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展下去”的问题。你们的结论是应当“使无产阶级专政及时地发展成为代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新的更高阶段的全民国家”。

你们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是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中提出来的。

苏共纲领说：“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已经变为全民的国家。”

赫鲁晓夫同志认为，这是“提出了并且解决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要消灭剥削阶级，而是要消灭“任何阶级”。 [82]

列宁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但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但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83]

列宁又说：“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 [84]

列宁还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斗争。” [85] “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应该是：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先进的、最觉悟的、最守纪律的那一部分人，去教育和训练其余往往是不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农民。” [86]

不难看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和列宁一贯认为，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二、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防止已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复辟；

三、建设社会主义；

四、反对旧社会的传统，教育本阶级的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

五、完全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六、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

在我们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撇开对外的任务不讲，单就国内的任务来说，都远远没有完成。

我们在6月14日的复信中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是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并且“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都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

你们也无法否认，在苏联社会中，还存在着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寄生分子等等。你们也无法否认这些人是资本主义残余的表现。那么，怎么能够说，无产阶级同这些资本主义残余分子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什么“全民的”斗争呢？怎么能够说，要消灭任何阶级，而不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以及产生这些分子的根源呢？

列宁指出，消灭剥削阶级的观点和习惯，消灭剥削阶级的一切残余，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的、艰苦的任务。当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完成消灭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的任务的时候，有什么根据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呢？

在我们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仅还存在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而且还经常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列宁说过：“工农政权在各方面开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它的任务不仅是彻底扫除地主和资本家——这件事情我们几乎已经办到了——而且要建立一个不论地主或资本家都不能重新产生的社会。在革命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地主和资本家被扫除了，但在很短时间内，从富农、富裕农民和投机者当中又产生了新的资本家，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而我们必须解决的任务时就是：不仅要扫除旧的资本家，而且要使新的资本家不能产生。” [87]

列宁还指出，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由于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的影响，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

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没有解决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产生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从这方面来看，也不能得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要的结论。

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消灭“任何阶级”，不仅指的是消灭剥削阶级，而且包括消灭工农的阶级差别。他们所说的“无阶级社会”，不只是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而且是没有工农的阶级差别的社会。

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而既然存在着工人和农民，也就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因而也就不能有完全的社会主义。” [88]

列宁又说：“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妄说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可以消灭的各种思想、言论和假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阶级才能消灭。” [89]

要做到消灭任何阶级，消灭工农的阶级差别，进入无阶级的社会，就不仅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要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列宁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 [90]

只要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还没有消失，工人和农民的阶有差别还没有消失，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就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就依然是必要的。

苏共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在苏联已经不必要了。

我们要问：难道苏联已经消灭了任何阶级吗？没有。

难道苏联已经消灭了工农的阶级差别吗？没有。

难道苏联已经进入了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吗？没有。

难道苏联现在已没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了吗？没有。

难道苏联现在已经消灭了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了吗？没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呢？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天，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包括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阶段。

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是“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

但是，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缩短到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按照你们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只是限于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和存在着对抗性阶级的时期。只有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必要的。按照你们的说法，只要把多种经济成分改变成社会主义经济以后，对剥削阶级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是必要的了。按照你们的这种说法，苏联早在30年代、全盘集体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必要了。按照你们的说法，不仅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二十二大以前，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犯了不可饶怒的大“错误”。

同志们，不是的，你们过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错误，你们现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搞什么“全民国家”才是真正的大错误。

当然，在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形式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在还没有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还没有具备以前，就以为可以结束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你们企图引用列宁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解释的一段话，来替你们的错误论点辩护，这是完全徒劳的。请你们看一看，列宁究竟是怎样解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

列宁说：“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直到现在，这个真理对社会主义者说来，还是无可争辩的，这个真理承认，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 [91]

列宁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要一直存在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

请问，究竟是谁把自己的断言强加在马克思身上的？难道不正是你们把自己的错误观点，既强加在马克思身上，又强加在列宁身上吗？

苏共同志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消亡了，国家还存在；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民主发展为“真正的全民的民主”。这也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有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随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会逐步自行消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消亡，也就是国家的消亡。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

你们把无产阶级专政同所谓“真正的全民民主”对立起来，这是完全违反列宁的观点的。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与劳动者的新民主相结合”。 [92]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剥削阶级实行镇压，同时对劳动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斥人民民主的发展。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能为把劳动群众的民主发展到世界空前未有的地步。 [93]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苏共领导宣布在苏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荒谬的修正。你们在苏联还存在着剥削阶级残余分子，还没有彻底解决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产生的条件下，在还存在着工农的阶级差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的条件下，就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民国家”，这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

你们这样做，或者是为了吹嘘你们领导下的社会制度发展如何“迅速”，在理论上如何标新立异，如此而已；或者是真的要放弃对资本主义残余分子和新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样就当然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果是前者，纵然是错误的，但危险还可能比较小；如果是后者，那就不能不使人十分担心了。 [94]

现在，我来谈谈关于“全民党”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中，提出用“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这同以“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一样，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荒谬的修正。

按照你们的说法，你们的党之所以成为“全民党”，其理由是：一、党现在依靠越来越广泛的人民阶层，不仅工人，而且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都把党当作自己的党；二、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体人民和它的先进部分的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成了全民的目标；三、现在党就其成分来说，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是真正的全民的党。

坦率地说，这不是严肃的论证，而是诡辩。

如果因为人民都把共产党当作自己的党，就是“全民党”，那么，共产党早就应该是“全民党”，而不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体人民的思想，那么，先锋队和群众的区别也就没有了，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全民党不全民党的问题了。

如果说党员成分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就是全民党，那么，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政党，它们的党员成分也包括各阶层的人，它们岂不是都可以叫做“全民党”了吗？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行正确的政治领导，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没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共产党只有在完成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后，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完全消失而消亡。只要还有政党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你们就在半路上宣布苏联共产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党，已经成为“全民的党”，那岂不是要放弃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历史使命、放弃党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吗？那岂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政党改变成为另外一种阶级性质的党吗？

苏共领导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同它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有关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历来反对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对个人进行不符合实际的过分颂扬。早在1949年，中共中央就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

但是，我们的这种主张和作法，同你们用“反对个人迷信”来代替列宁的党的学说，代替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代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根本不同的。你们引用毛泽东同志、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某一段话，硬说我们支持你们的错误做法，这是徒劳的。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必须建立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全党应该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是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纪律，是建立在全体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最广泛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如果不是在集中指导下，就不可能有广泛的民主。如果没有这样的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起来的党，就不可能实现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可能战胜阶级敌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久经考验的、富有天才的领袖组成领导核心，否则，就不可能有民主集中制的统一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的，是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拥有这样威信极高的领袖，是这个党的政治成熟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希望。

我们这些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能取得统治地位。”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竟然把我们对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全面论述，说成是你们“第一次遇到公开为个人迷信辩护的事”。这种诡辩，对你们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

你们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就是把党的整体同组成整体的“个人”对立起来，把党的领袖同党员群众对立起来。

你们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也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你们又大力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你们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推行你们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开辟道路。

你们不仅在苏联大力推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活动，并且硬要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也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这实际上是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事实证明，你们正是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活动的掩护下，进行着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

坦率地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来破坏无产阶级事业，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的勾当，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儿。

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起初，这个阴谋家为了骗取马克思的信任，曾经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为荣的。”后来，当他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失败后，他就咒骂马克思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从头顶到脚跟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是一个“独裁者”。

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已经逝世的列宁。考茨基诽谤列宁，说他“像一神教的神一样”，说他“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而且降到了中纪的或者东方的迷信的地位”。

可见，你们提出的所谓所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是从巴枯宁、考茨基一脉相传下来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

你们搞的这一套，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够严重的了。

我们希望，苏共同志停止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口号来进行危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损害和削弱各国共产党战斗力的一套错误做法。现在，应该是回到列宁关于党的完整学说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了，应该是回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了，应该是回到列宁的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学说的轨道上来的时候了。

我们上面谈到的几个问题，不仅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讲的这些问题以及前几次发言中讲到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迫切要求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相信，他们是能够从实践中辨明是非的。

苏共同志知道，我们本来是不赞成公开论战的。但是，现在公开争论既然已经被他们搅动起来，就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就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双方应该互登对方批评自己的文章，把双方的论点明明白白地、清清楚楚地摆在自己党员的面前，本国人民的面前，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面前，让他们来鉴别是非。绝不应该遮遮掩掩，封锁对方的观点，掩盖争论的实质，采取歪曲欺骗的恶劣手法。这种手法，只能被认为是害怕事实、害怕真理、害怕群众的表现。

7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虽然，在你们的公开信中，有很多事情不符合实际，有很多观点我们不能同意，虽然你们采取了这样严重的步骤，虽然你们破坏了已经达成的关于在会谈期间双方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歪曲和攻击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的立场，但是，我们仍然准备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你们的公开信。对于你们这个公开文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党将在研究后予以评论。

我们代表团在7月8日的发言中，曾经说过：“在苏斯洛夫同志的讲话中说到，你们将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我们党的文章和信件，我们欢迎这种态度。你们还讲到，准备发表批评我们的文章。你们发表之后，我们报刊一定转载，以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进一步了解你们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是能够辨明是非，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7月14日，《真理报》也发表了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进步，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苏共同志知道，我们过去多次发表了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和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谁都知道是攻击我们的。可惜的是，你们没有发表我们的在6月14日信件中提到的7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都阐述了我们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问题的重要论点。

我们也发表了苏共中央6月18日的声明、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 [95] 的决议和7月9日的声明，苏共领导却没有发表中共中央7月1日、7月5日、7月10日的声明。

我们希望苏共领导采取同我们一样的办法，发表我们的7篇文章和我党中央的3个声明，以便于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充分了解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以利于我们双方寻求办法，实现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目的。

现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在殷切地期待着我们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能为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才指望中苏会谈失败，中苏两党分裂。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公开插手中苏分歧，印度反动派正在利用中苏分歧从中取利，叛徒铁托集团正在趁机浑水摸鱼，进一步起着作为美帝国主义别动队的作用。这些革命的敌人，正在煽风点火，进行各种卑鄙的挑拨离间的勾当。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能中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奸计。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这应该是我们的共同义务。

我们在这里，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向苏共同志呼吁，同我们一起努力，通过中苏两党反复的、耐心的会谈，争取积极的成果，力求争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改善，力求争取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加强，以利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

邓小平：康生同志的发言完了 [96] 。

苏斯洛夫：请允许我谈一些看法 [97] 。

苏共代表团对今天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在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将在以后发言中给予详细的回答。但是，我们代表团现在就要提出坚决的抗议，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

同时，我们代表团抗议你们北京电台最近几天开始的同类性质的宣传。我们认为，中共领导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你们在这里大谈特谈团结，但是，你们的行为和康生同志的这次发言，绝对不会有助于获得我们对这次会谈所期待的良好结果。

邓小平：苏斯洛夫同志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 [98]

同志们!现在，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我们代表团对于两党会谈本身的建议。

我们的会谈，已经进行两个星期了。在会谈中，彼此交换了各自的观点。尽管我们双方的观点，一时尚难达成一致，但是，双方在两党会谈这样的范围内，坦率地摆明自己的观点，对于彼此相互了解，寻求逐步地取得共同语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是很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过去十几天的会谈中，双方所说的话，已经不少了。我们需要把会谈的情况报告我党中央，以便我党中央仔细地考虑你们的观点，看来，可能你们的中央也需要考虑我们的观点。当然，彼此都可能还有很多话要讲。讲话的机会是有的。

现在，重要的是彼此都把对方在信件中、文章中和发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冷静地加以研究，才有利于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使两党会谈获得积极的结果，为准备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条件。

因此，我们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这次会谈，暂时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一个时间继续举行会谈。下一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由我们两党中央另行商定。

我们双方都很清楚，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是严重的，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我们同意你们这样的看法：如果认为这些分歧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解决，那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两党会谈暂停一下，并在双方同意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是比较妥当的。

我们代表团再一次表示我党的真诚愿望，这就是：对于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应该不吝惜我们的精力，进行充分的、多次的、不厌其详的讨论。

一次谈不完，可以谈两次，两次谈不完，可以谈三次，总应该讨论出一个好的结果来。

我们深信，我们两党都理解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不辜负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特别是我们两党党员和两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我们以上关于暂停这次会谈和在另一时间继续举行会谈的建议，请苏共代表团加以考虑。

这就是我想说的。 [99]

苏斯洛夫：我们明天答复你们。 [100]

№08115 中苏两党会谈第十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和邓小平的发言(1963年7月20日)

第十一次会议

7月20日

苏斯洛夫：可以开始吧？

邓小平：请吧。

苏斯洛夫：同志们!昨天你们代表团提出建议，暂时结束此次会晤，改在以后继续进行。你们建议通过我们两党党中央协商确定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研究了你们的建议，认为需要声明如下：

苏共中央多次指出，我党的一贯目的是克服出现的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基础上，巩固苏共和中共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以我们认为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会晤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我们认为这一会晤的主要任务，是克服现有分歧，达到更好的相互理解。为此，苏共中央一如既往，将不惜时间和气力。

我们认为，中共为一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克服得越快，我们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争取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斗争进展得就越顺利。不能不看到，所有兄弟党赋予我们的会晤以很大的意义，因为他们清楚地懂得，保留分歧和继续论战将给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统一带来严重的损害。

我们的会晤使双方代表团有机会详细阐述了本党对当代一系列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的立场，更好地弄清了现有分歧的实质。

从这一切出发，我们代表团准备继续谈判，以便取得积极的结果。但由于中国的同志们认为暂时停止谈判是适宜的，苏共代表团准备迎合你们的愿望。

苏共和中共之间的谈判，只有认真在比较双方的立场、双方努力克服现有困难和放弃攻击与无根据的指责的条件下，才能是有效的并能取得积极的结果。

苏共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再次声明，中共领导想把苏共领导同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分开的企图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不能允许的，这是卑鄙手段，是必遭失败的。

中苏领导应该明白，此种卑鄙手段只能引起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苏联人的愤怒。苏联人民任何时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团结在亲爱的共产党和以杰出的列宁主义者、不知疲倦的劳动者和为劳动人民的幸福、为和平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畏战士——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一团结像磐石一样，是牢不可破的，任何居心险恶的诬蔑和诽谤碰到它，都会被彻底粉碎的!

在7月6日第一次发言中，我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需要在我们会谈中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些问题考虑到了双方的愿望，它有可能逐条逐条地把宣言和声明的基本结论再修改一遍。

苏共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原则问题上，尽可能详细地交换意见，以事实为依据并以此促进克服我们两党关系中的困难。

但在你们对我党进行各种造谣中伤之后，我代表团自然应该进行应有的还击。

现在，当中国代表团建议暂时终止会晤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达成能促使我们两党关系改善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条件。

我们认为这些条件之一，是达成停止相互论战的协议。

在此次会晤之前，苏共中央早就主动建议停止论战，我们坚定地坚持这一建议。但到我们会晤之前，我们看到中共中央不理睬苏共中央这一受到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支持的建议，继续公开论战。正因如此，有必要公布苏共中央致苏联共产党员和党组织的公开信。

我们再次建议，不要给帝国主义宣传提供炮弹，不再公布包含有相互攻击内容的文章、声明和材料，也不进行电台转播，以便改善气氛，有助于双边会晤的准备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准备。

如果能就这个问题同你们能达成协议，苏共中央准备承担相应的义务。

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对克服现有分歧、使关系正常化和巩固中共和苏共、中国和苏联的团结，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表现出善良的愿望。我们坚信，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符合我们共同的反帝斗争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利益。

我们还认为，关于我们两党这次会晤通过一个简短的公报是适宜的。

我们建议你们，注意讨论以下公报草案：

“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莫斯科会晤公报草案。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7月5—2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参加会晤的有　　(以下是代表团成员名单)。

在会晤过程中，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各自陈述了本党对当今世界发展和苏中关系一系列问题的立场。

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提议，达成了代表团暂时休会、过一段时间继续会晤的协议。继续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将通过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协商另行确定。

双方代表团，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进一步会谈和为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条件，同意停止论战。”

邓小平：我们听了苏斯洛夫同志的发言。苏斯洛夫同志在发言中表示，为了共同对敌，我们两党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与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还表示，此次会晤使我们两党有了进一步相互了解，苏共代表团同我们一样，将不遗余力使我们的会晤取得积极的成果。苏斯洛夫同志还说，苏共中央同意我们关于暂时中断会晤的建议。他表示同意，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由我们两党的中央委员会另行协商确定。这一切我们都很高兴。

至于苏斯洛夫同志发言的第二部分，即谈到此次会晤过程的那一部分，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但今天我不想说这些，我想今后还有机会弄清这些问题。

我想在这里再次声明，我们始终认为，在我们所进行的会晤这种范围里，公开阐明自己的意见和进一步弄清相互的观点，对我们继续会晤是一个好的开端。

我们坚信，由于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事业，我们应该也能够通过多次讨论逐步找到共同语言，做到消除分歧和巩固团结，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苏斯洛夫同志说，我们必须改善气氛，为所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他还说，必须改善和使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我们很高兴听到这些话。

苏斯洛夫同志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我们一贯主张不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暴露在敌人面前。周恩来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的祝词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我党的这一立场。但事与愿违，公开论战还是发生了，它不是我们挑起的。

由于这一公开论战已经发生，由于我们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那么这一论战就应该按照平等的原则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已讲过多次。

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一直是被迫的。我们从未首先攻击过其他兄弟党。只是由于其他党公开攻击我们党，我们才被迫给予回答。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也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先发制人，只是在别人先发制人之后，我们才采取相应措施。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先发制人，以后我们也不先发制人。但如果别人先发制人，不论他走多远，我们都将奉陪到底。

我们请苏联同志们注意这一事实，不久前苏共公布了“公开信”，而且苏共和许多其他兄弟党对我们进行了多次攻击，对此我们还未给予相应的回答。自然，在我们给予了应有的回答之后，如果不出现言行不一这种状况，不对我们实施攻击，我党将不首先“攻击”任何其他党。

我们在3月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里提出了，关于必须按照平等的原则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公平协议。至于苏斯洛夫同志说停止论战，我们方面表示同意。但是我们认为，言行一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在我们这次会晤之后，在两次会晤之间或下次会晤期间，我们和你们能够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

最后，关于公报。我们认为有必要发表公报。我们同意发表公报。

现在我们是否休息一会儿，让我们研究一下你们提出的公报草案，然后我们再谈我们的意见。

苏斯洛夫：好。15—20分钟左右。

邓小平：那好。

苏斯洛夫：好。

(休息)

邓小平：关于公报草案，我们作以下修改。

我们建议，把谈交换意见的第4段改为以下文字：“在会晤过程中，双方阐述了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要的原则问题和苏中关系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你们看怎样？

苏斯洛夫：这可以接受。

波诺马廖夫：这里没有当代发展问题……

苏斯洛夫：可以把几种提法拼成这样：“在会晤过程中，双方阐述了自己对当代世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中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原则问题的立场和观点。”

邓小平：好，通过。一切都清楚。

苏斯洛夫：我们委托两位同志进行核对。

邓小平：下一段。我们建议删去第一句，即“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建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是联合公报。所以最好以我们建议的提法公布。我们建议这样写：“双方达成了……协议……”，以下不动。

苏斯洛夫：我们的出发点是按照实际情况来写。

邓小平：我们不坚持这一修改，但我们希望能够接受它。

苏斯洛夫：那么我们保留，如何？

邓小平：好吧。

苏斯洛夫：好。

邓小平：最后一段。我们认为，现在在我们的公报中先不提这个，因为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双方以后的实际行动来决定。

苏斯洛夫：我们认为，这对我们两党，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益的。

波诺马廖夫：这将受到大家的欢迎。

邓小平：如果苏共代表团坚持这个，那我们建议作如下修改：“双方同意，我们两党和有关的兄弟党应该共同努力，为达成公正的各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寻找理智的基础。”

苏斯洛夫：在你们的提法中，应不提“其他党”。我们没有受委托，我想你们也没有受委托替其他党说话，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

彭真：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不能不涉及其他兄弟党。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同志亲自参加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铁托叛徒集团的代表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而我们的代表甚至被禁止宣读莫斯科声明的有关引文。所以，您建议的这种停止公开论战不会有任何结果。

所以，在我们两党代表会晤中，我们应该真正的行动，不应该采取外交手段。如果达成协议，大家都应该遵守。

邓小平：我们提出我们修改的出发点是，达成大家都能遵守的公正协议。否则公开论战不能停止。

刚才苏斯洛夫同志说，这个问题所有党都感兴趣。既然这样，我们两党达成的协议，将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不是强加给其他人。如果你们认为这将引起误会，被认为是其他党强加给的，那我们建议作这样的改动：把“我们两党和有关的兄弟党“改成”我们两党同意并建议有关的兄弟党同意……”，以下文字不动。

苏斯洛夫：此处措辞，我想直接说，很模糊，意思不明确。可以这样加上：两个代表团双方表示希望，希望各兄弟党也积极评价我们达成的这一协议，停止论战。

邓小平：我想再次声明，正如我上面说过的，既然公开论战不是我们挑起的，那它就应该按照平等原则进行。现在又对我们进行了很多攻击，其中包括你们的公开信。难道我们不应该弄清这些问题，不应该对这些攻击进行评论？

苏斯洛夫：很遗憾，我们应该指出，我们未能同中共代表团就我们联合公报的这一条达成一致意见。

邓小平：对，我们同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苏斯洛夫：怎么，今天就不要这段？

邓小平：好，我们还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

苏斯洛夫：什么时候发表公报？

邓小平：考虑到我们还要向我们党中央汇报这个问题，我们建议后天发表。

苏斯洛夫：星期一我们可以公布？

邓小平：可以。

彭真：双方星期一都可公布。

苏斯洛夫：说定了。星期一你们还在这里吗？

邓小平：我们想今天晚上飞走。

苏斯洛夫：如果在北京如何修改呢？

邓小平：到时我们通电话。

苏斯洛夫：在公报发表问题上可以认为达成了一致意见？

邓小平：我们还要报告我们党中央。

苏斯洛夫：我们建议，你们代表团今晚6点同我党中央主席团在城外奥加廖沃见面。

邓小平：谢谢。结束时我想说几句话。

不管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逐步找到消除这些分歧的途径，因为我们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

在讨论过程中，尽管我们双方都说了许多对方不能同意的观点，尽管你们说我们的话难听，而我们也说了你们的话难听，尽管如此，我们此次会晤还是好的开端。而且我们和你们达成了关于发表今后继续会谈公报的协议。我们认为这是好事。

我们同意，必须使我们的会晤继续下去，下次会晤的时间和地点由我们两党中央协商。

在此我想顺便表示我们的希望，如果你们代表团，如果苏共中央同意，我们想邀请苏共代表团去北京继续会谈。这个问题，当然，可以特别协商。

苏斯洛夫：这个问题，也要由我们两党中央委员会之间讨论。就这些。我们今天见？

邓小平：6点钟？

苏斯洛夫：6点。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086—4096页

№13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公开交手的时刻已来临(1963年7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7月23日会议第10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沃罗诺夫、基里连科、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叶夫列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鲁达科夫、波诺马廖夫、季托夫、谢列平、乌斯季诺夫、列谢奇科、葛罗米柯。

1.关于禁止核武器问题的谈判。 [101]

葛罗米柯同志阅读了条约草案。 [102]

2.说：我们没有直接与不进攻条约联系在一起，但是，约定做出努力，以便争取达成缔结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成员国不进攻的公约。 [103]

3.批准对公报草案的修改。 [104]

关于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协商会议。 [105]

不能刺激罗马尼亚。

关于对保加利亚人的援助——或者，提供一些煤炭。

关于对与中国人之间的分歧的态度问题。 [106]

与中国人公开交手的时刻已经来临。

在废除条约的基础上——提出一切。就一系列问题准备信件，并寄发给兄弟共产党。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12

№138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对中共进行反击(1963年9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9月10日会议第11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Г.И.沃罗诺夫、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Н.В.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В.В.格里申、Л.Н.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П.Н.杰米切夫、Л.Ф.伊利切夫、В.И.波利亚科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中国的事情。

(赫鲁晓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伊利切夫、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

委托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仅是进行防御，而且还要进攻。

协议和休战——应该以证据作为基础。

关于中国公民在纳乌什金火车站的挑衅行动。 [10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108]

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进步力量的信。

除了信之外还有声明。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16-18

№13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谈中苏关系(1963年9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9月10日会议

Н.С.赫鲁晓夫：现在，我想谈谈会议日程之外的几个问题。关于中国的事情。 [109]

而这方面，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他没在这里，安德罗波夫同志，——这些同志们应该负责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说过了，应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应该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因为，你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集中了成千上万人；而如果我们回应得慢了，自然就会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

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应该做好长久的准备。应该不仅仅是进行防御性的回应，现在需要反攻了。但是，我们进行反攻，同志们，不是利用责骂和侮辱。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导致现在这种局面的事情。不。我们应该执行的方针，是能够争取休战和达成协议的方针。

因此，我赞成这样做。休战代表着什么呢？这不代表着证明是正确的，而是代表着揭露。然而，这种揭露不仅是体现在语言上，说这是不正确的，这是谣言，还要体现在证据上。

可以举一个例子。他们指责我们，说我们仿佛断绝了与他们的经济关系，并把他们置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境地。这里有一封今天收到的列宁格勒工人的来信；这封信写得很好，充满了智慧；谁写的这封信——我不清楚，是工人自己还是别人帮他写的，但是，写得很好。 [110]

如果这样说，我们给你们的农业造成了损失的话，那么，自然，这是在你们那里没有我们的农业专家的时候。他们还说：你们召回了专家人员。而我们没有这样做，在此可以这样说：我们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当中国领导人对我们说——他们将着手这件事情时(也就是我以前说过的)，说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采用过这种方法，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说的。当国内战争结束时，列宁采取了另一种方针，这是正确的。我们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同意这种方法，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试试。”还应该说：以前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其他的我们什么也不能说，除了所说过的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弄清楚。

在工业方面——也同样如此。在工业方面，除了提供原子弹之外，我们没有拒绝任何一个要求，所有订货，我们都给你们供应了，停止也是按照你们的建议。被召回的工程师和专家人员，也是因为你们对他们不尊敬的态度导致的。 [111] 可以举出例子。从我们的信里可以举出例子，我们有这些材料。请看，这个例子。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应该以什么形式？我考虑了一种形式——可以致信全党、全体党员和我们的人民，向他们详细地解释：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在信里应该弄清楚所有这些问题。

那么，就让我们来弄清楚这一点吧，为了人民，我们还应该弄清楚中国的事情，当然，这将会被国际舆论所利用，就像那些信件一样。

我认为，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该如何撰写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为什么？我不清楚，这场斗争将会出现什么结局，它会不会持续很久，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说，这是不理智的行动，你们发动了这场论战，应该弄清楚：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你们反对我们，并指责我们背叛和变节，指责我们签署了条约 [112] ，说我们与帝国主义缔结和约，指责我们赞成没有战争和武器的和平。而你们自己呢，你们致函各国政府首脑，呼吁政府首脑集会和裁减军备。 [113]

你们明白吗？这是矛盾的。就是说，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与资本主义分子缔结和约。是的，我们曾经建议，现在仍然要建议裁军。但是，你们自己也向帝国主义分子发出过呼吁，你们也希望与他们缔结这种和约。

如果你们说，暂时还存在着垄断资本，因此，依然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因为我们知道，与他们不可能达成裁军的协定，——与某个人交谈时就是这样说的，那么，谁是垄断资本呢？我们不可能与加纳、与几内亚进行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他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没有武器？!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也是事实。一句话，应该周全地考虑我们的立场。在中国人那里存在着许多矛盾，应该把这些矛盾展示出来给大家看。我们把这些都要写到信里，把这一切都说出来，这是正确的做法。

现在，中国人正在呼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已经摆脱和正在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进步力量写信，向他们发出号召，他们正处在美国垄断剥削者的压迫之下。我们说：因为中国同志向你们发出了呼吁和指责我们……——我们应该与他们一起弄清楚问题。应该找到论点和论据，我们这里有一大堆。也许，这将会是一封非常好的、非常有水平的信，我们可以把它寄给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国家，或许，我们还将以呼吁书的形式公布它。

在给自己党的信中可以说：“实话说，因为什么指责我们——如果你们说是因为裁军，那么，我们赞成裁军；你们说是因为和平共处，那么，我们赞成和平共处；你们说，工人阶级不应该通过和平途径夺取政权，而我们说，也许通过和平途径，也许通过非和平途径；你们说，殖民主义者是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殖民地的，而我们很久以前就说过，殖民主义者是永远也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殖民地的。”

接着，谈一下苏联已经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在未来仍然还要起到。

同志们，现在，对于这一点应该进行仔细的加工。我们有许多聪明的人，应该把他们找来，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工作，如果只有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应该共同努力。同志们，现在，对我们来说头号任务，最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对外政治工作。

同志们，你们再考虑考虑。只是，同志们，这不是书记处应该考虑的事情，因为当时你们没有给各位书记安排这项工作。这应该是意识形态委员会来做的工作。

А.Н.柯西金：关于技术合作问题——说，我们给过他们多少和还将给多少。 [114]

Н.С.赫鲁晓夫：应该说：“你们现在仍然在从我们这里获得(技术设备)。为什么你们还说，我们中断了(贸易关系)？如果我们中断了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给你们(提供设备)？”

你们指责我们，说我们向印度出售武器。如果你们这样指责我们的话，那么，印度人也能够指责我们，说，你们使用我们的武器与他们打仗，我们在你们那里建造了工厂，并提供了使用权。我们给你们供应(货物)，不是为了让你们发动与印度人的边界战争。我们希望你们武装自己和对抗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把印度归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国家。把这一切都说出来，事情就会清楚的。因此，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现在，我们为这场冲突感到遗憾，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你们再考虑一下。

这就是，给我们党的信，给进步力量的信，——我不知道，如果称呼它，我认为，给进步力量的信，我们可以直接针对政府。那里也有非进步的力量，但是，管它呢。

现在，为了与我们进行斗争，中国人甚至同意随便与谁结盟。

Н.С.赫鲁晓夫：这不，戴高乐，他们(中国人)将与他结盟。 [115]

因此，我们应该驳斥他们的指责。

这就是我想说的问题。

А.Н.柯西金：他们给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呀。

Н.С.赫鲁晓夫：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我们给中国人写信之后，他们如果不答复我们，我们还应该苦口婆心地去说。我们还要把这封信寄发给兄弟共产党，不单单是要寄发给兄弟共产党，或者，我们还会“有损失”，它可能会被发表。这样，它就会变成世界舆论的财富。他们会这样做的，他们会编造谣言来反对我们的。

但是，在他们面前不要央求，不要奉承，而是要站在高水平的思想和原则立场上说，这不仅会给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而且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造成损失。

Ю.В.安德罗波夫：除此之外，我们还准备发表声明。 [116]

Н.С.赫鲁晓夫：声明是要发表的。

显然，给苏联共产党员的信也将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可以分章节发表它，因此，一封信会延长一周时间。否则的话，不管我们怎么写，人们在收到报纸之后，会说：这么长的信，就不看了。或者，我们可以一天发表一个章节，还应该不断地加入有用的材料。

在我看来，我们不要做任何记录；这件事应该由苏斯洛夫同志负责，由各部门领导负责。我不知道，在此我们是如何分工的，苏斯洛夫同志不应该袖手旁观，而且也不能束缚我们各个部门的主动精神。

Ю.В.安德罗波夫：这样非常好。我们这里还有代表团，它参加了谈判，正好所有参加谈判的同志都在这里。 [117]

Н.С.赫鲁晓夫：是的，应该阐述以下内容：让人如何理解呢——我们约定停止论战，而你们现在却开始了更大的攻击，加深分裂的局面，你们自己说的，你们希望团结。但是，这样做怎么可能会有团结呢？!

然后，再通过领导人向人民发出呼吁。这不是新的方法。所有反动派都使用过这种方法。例如：希特勒，当他宣布战争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将使苏联人民摆脱共产主义，他指望一越过苏联边界，所有的一切都会崩溃和瓦解的。

还有在卡尔·马克思时代，在工人革命运动处于萌芽阶段，当时巴枯宁是团结工人力量的主要障碍，他是第一共产国际破产的组织者。还有反对列宁的人，也就是你们称之的托洛茨基分子。众所周知，所有这些人都诉诸过人民群众，李可夫，布哈林，所有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你们也是。

我们党走过了60年的革命道路，它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过各种障碍和敌人，我们党战胜了他们。难道你们认为，你们能够利用空洞的革命词句来进行申诉，这些词句没有别的内容，有的只是这样的内容，即我们希望和平，而且我们想要和平，但是，在被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面前，我们被解除了武装。

正好相反，我们在武装自己，但是，我们不想把争取和平斗争的优越性，献给世界的敌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口号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分子，敌对力量就会捡起这个口号，并团结人民来反对我们，也就是反对我们的革命和爱好和平政策本身。

应该找到这种让人容易了解的句子。

在这方面，库西宁同志应该好好显示一下。但是，你们也不能完全依靠他，就让他干他熟悉的那方面工作。

我的想法就是这些。你们是否同意呢？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正确。同意。

Н.С.赫鲁晓夫：你们提交的计划，我还没有看。这只是构想。让其他人先看吧，然后我再看。你们看完之后，要研究一下，并提出准备好的材料。

РГАНИ，ф.3，оп.16，д.941，л.1-44

№25580 洛马科与泽登巴尔会谈纪要：希望苏联工人接替中国工人 [118] (1963年9月13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П.Ф.洛马科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Ю.泽登巴尔会谈记录

1963年9月13日

苏方参加会谈者：И.И.波兹尼亚克、Н.Н.伊诺泽姆采夫和В.Н.戈留申；蒙方参加者：多洛斯波拉穆。

会谈开始时泽登巴尔谈到了蒙古现在劳动力紧缺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缩减了在蒙古的工人数量。近两年来中国工人的数量从12000人减少到7000人。1964年二季度将撤走全体工人。

因此泽登巴尔请帮他解决苏联派遣苏联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并且第一批最迟于1964年第一季度到达。

……

П.Ф.洛马科

АВПРФ，ф.0111，оп.45，п.278，д.2，л.17

№25623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议纪要：通报中共的分裂活动(1963年9月17日)

摘自С.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2日

第742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蒙古驻中国大使Д.策伯格米德的会议纪要

1963年9月17日

今年9月1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策伯格米德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因为9月19日他准备去乌兰巴托，然后，如有可能他准备去莫斯科进行身体检查，因为他在北京的时候发现自己患有严重的病，医生不敢贸然给他动手术，而且他自己本人也不想在北京治疗(有关此事专门发给苏联外交部一份通知)。

策伯格米德请我谈谈关于中国共产党分裂活动方面的政治形势。

我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情况。

策伯格米德向我表示了感谢，并说，这对他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来说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会帮他把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

会谈过程中策伯格米德想知道中国领导人最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此时策伯格米德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对手，即中国领导人。他说中国领导人执行的方针是经过周密思考制定的，准备长期与苏共对抗。策伯格米德认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是向斯大林以后上台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向Н.С.赫鲁晓夫同志开火。有些人认为，也这么说，假如中国得逞可能中共和苏共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将会发生变化。可是，他强调，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策伯格米德说，假使中国领导人在与赫鲁晓夫和苏共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即使后者不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中国提出的政治路线，特别是中共在今年6月14日信中提出的总路线。即使中国得以如愿，他们未必会停止对苏共的斗争，可能他们会改变他们采取的斗争形式和方法。但是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中伤苏共，降低苏共在世界舆论、共产党，首先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地位。

策伯格米德说，这纯粹是他个人的想法，他强调指出，上面所说的一切表明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它的长远目的。世界上也就是说天下要以中国为中心，今后国内的一切对内对外活动都必须以它为核心。关于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策伯格米德说他对召开兄弟党大会有两个看法。第一个看法，把这次大会延迟到1964年，给中国人说出全部看法的机会。一方面，这很诱惑，但另一方面，很危险。诱惑是因为中国人会进一步地暴露自己，会手忙脚乱。但另一方面，这很危险是因为他们同时会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形成以北京为目标的思想一致的队伍。因此有可能，策伯格米德强调，必须召开1963年的兄弟党大会。大会前要集中火力对中国的立场、观点发动政治攻势。

听策伯格米德的发言，我感觉他觉得我们的一些演说似乎论据不足。策伯格米德特别指出，我们必须要有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材料，因为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因此最好在报刊上刊登一些依靠具体的、实质性的材料的发言。

接着策伯格米德谈了一些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局势。他明确注意，尽管过去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图穆尔奥奇尔被撤了职，但蒙古的民族主义危险还存在。因此，他提出，在北京以及整个中国大力开展了宣传内蒙古成果的运动。这里不排除，中国领导人在修建一座在方便的时候可以从内蒙古到外蒙古的桥梁。

会谈中我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所可以提出的问题中有许多问题可以从政治和理论方面展开，如果蒙古同志能写出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文章。这种题目可以用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的例子来展开，这对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策伯格米德积极支持我的意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6，д.8，л.1-3

№25624 契尔沃年科与费伦茨会谈纪要：对中苏论战的反应和评论(1963年9月18日)

摘自С.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2日

第743号

机密

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费伦茨·马尔丁的会谈记录

1963年9月18日

今年9月18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费伦茨·马尔丁拜访了苏联大使馆，他谈到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陈子平，在马尔丁离开北京前的会见。

费伦茨·马尔丁注意到了越南大使的一些说法。首先，越南大使指出，他希望他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大使与大使之间，而是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谈话，不希望这次谈话是正式的、礼节性的。然后他转入共产主义与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情况，提到了共产主义世界中争论的形式问题。他特别指出，越南大使谈到了列宁当时与他的对手进行斗争的时候利用的手段。陈子平就开始详细地谈论列宁被迫与布哈林、季诺维耶夫进行的斗争。列宁进行残酷的原则性的斗争，无情地批评了自己的敌人，但同时为了革命的利益他总是寻找一切机会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们应该学习列宁如何进行争论。”越南大使最后这么说。

然后陈子平将话题转入苏共和中共之间的争论问题上，说进行思想上的争论，甚至是斗争都是可以，而且是必需的。但是，哪怕是最重要的分歧和争论也不能影响到各国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波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只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帝国主义，他接着说道，千方百计利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形势，从各方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发动进攻。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不是我们发动进攻，就好似帝国主义进攻我们。因此采取正确的策略，把策略结合各国实际情况是非常重要的。陈子平开始说，帝国主义总是想方设法进攻共产党，但共产党并没有时刻准备给予回击，因为他们在选择斗争形式和方法上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命运是我们的教训。

马尔丁说，越南大使表达的自己不完整而且含糊不清的观点之后，直接问马尔丁他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看法。马尔丁好像对越南大使说，他的观点含糊不清，他，马尔丁，难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马尔丁给陈子平指出，后者不想知道50年前的国际形势和当今形势的区别。同时马尔丁也不想与陈子平进行强烈争论。马尔丁对陈子平说，越南共产党应该知道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提到过的问题的立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自始至终一直支持苏共的总方针和对外政策，马尔丁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

马尔丁在说到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时，挑起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罪魁祸首的问题已经真相大白。全世界都知道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加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国领导人的目的和企图。然后马尔丁问越南大使的想法，为了制止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有害、危险倾向的发展，为了消除社会阵营中的分歧，为了保证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应该做些什么。此时马尔丁向越南大使提起了胡志明同志在会见中共和苏共代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时所讲的话：停止争论，创造良好的气氛。马尔丁问越南大使，胡志明讲的这种气氛以前没有并且现在在共产主义世界也没有形成，这是谁的过错呢？接着，马尔丁问越南大使，说，他弄不明白，如果中国领导人站在宣言和声明的立场上，怎样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提出不同的具体的政治口号和对外政策呢？谁的过错？陈子平保持沉默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马尔丁就说，大家都清楚，挑起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是中国领导人。因此看来，马尔丁强调说，召集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要弄清一个问题，谁遵守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谁违背和歪曲宣言和声明这一问题了。

陈子平对此默不作声。突然开始道歉了，因为最初提出进行共产党员式的谈话，不是大使之间会谈。最后作了马尔丁弄不懂的声明。越南大使说他十分高兴，因为越南大使和匈牙利大使之间对当今的根本问题没有任何分歧。马尔丁说，他对陈子平说，这很好，但是他没有完全理解陈子平最后所说的话。越南大使对此什么也没有说。

还要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大使陈子平说，他今年24日要举行午宴，欢送马尔丁回国。这个声明是他在上面所讲的会谈之前作的。会谈之后，越南大使取消了午宴，向马尔丁道歉，说他没有时间，工作较忙，无法实现这一诺言。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6，д.3，л.4-7

№25625 契尔沃年科与绍伊奇会谈纪要：中国最近向中苏边界调兵 [119] (1963年9月20日)

摘自С.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2日

第744号

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姆拉登·绍伊奇的会谈记录

1963年9月20日

……

南斯拉夫代办谈到了中国与邻国关系的问题，他说，最近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中国将10个师的兵力调到南部与越南接壤的边界附近。总共有10万人左右。据说，行驶在北京河内干线上的列车走的是边缘线的支线，借口是为了避免水灾，但这不符合实际。火车改变北京河内干线的原因在于把大量军队调到南面。代办说，这次调防的目的是向越南北方和柬埔寨表示，中国政府对他们与南越局势的尖锐化有关的命运表示真诚关怀。大使指出，这也是对越南北方和柬埔寨的一种压力，特别在当前，许多国家对莫斯科对部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南斯拉夫代办也提到了新疆的问题。请我谈谈成千上万新疆人移居到苏联的真实情况。我把实情告诉了他。然后南斯拉夫代办援引了机密情报说，目前大量的部队被转移到中苏边界的新疆和阿穆利亚地区。该地区正在修建工事甚至在田地布雷。

……

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6，д.8，л.9-10

№24295 库兹涅佐夫致波诺马廖夫报告：苏联援助民族解放运动问题(1963年9月23日)

1963年9月24日

致Б.Н.波诺马廖夫：

根据约定，兹发送苏联外交部各部门就有关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所编制的资料。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63年9月23日

1953—1963年间苏联政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对外政治活动目录

一、基本问题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表关于捍卫非自治领地——巴苏陀兰 [120] 、贝专纳 [121] 、桑给巴尔、肯尼亚、斯威士兰等诸民族利益的演说(《苏联和亚洲国家》，莫斯科，1963年，第1卷，文件，第32、39、48—49、53、62、88页)。

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表关于捍卫被托管地区——坦噶尼喀、卢旺达乌隆迪、索马里、西萨摩亚、新几内亚、喀麦隆、多哥、瑙鲁、太平洋诸岛屿诸民族利益的演说(《苏联和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6、40、50、54、61、66、82、83页；第2卷，文件，第34、73页)。

苏联揭露北约的殖民主义实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莫斯科，1961年，文件，第35、64、66、93、94、95、96、99—102、110、115—119、121、128、131、144、145、147、149、169、174、175、177、184、185、197、200、204、219、223、229页；《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114、115、123、125、131、134、138、142、149、152、155页；第2卷，文件，第16、23、25、27、34、56、67、75、80、91、99、101、107、108、117、125、132、162、175、179、180页)。

1955年5月11日

——苏联政府积极评价万隆会议的结果(苏联部长会议声明——《消息报》，1955年5月12日)。

1957年2月11日

——苏联政府向联合国提交的提案：在3—5年间让如下被托管地区——坦噶尼喀、卢旺达—乌隆迪、新几内亚、喀麦隆、多哥等独立，确定上述地区获得自治权和其他被托管地区获得独立的具体期限(《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50页)。

1960年2月24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在莫斯科组建各民族友谊大学(《苏联外交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5期，第539—540页)。

1960年9月23日

——苏联政府领导人Н.С.赫鲁晓夫向联合国大会第15次例会提交的提案：关于清除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3、9、10、12、27、32页)。

——苏联为落实联合国1960年12月14日颁布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权力的宣言而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02、107、108、110、117、179页)。

1962年9月21日

——苏联向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次例会提交的宣言草案：关于将裁军后节余的资金和资源用于和平目的(《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67—168页)。

1963年5月20日

——苏联政府向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希腊、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塞浦路斯、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叙利亚、突尼斯和西班牙等国政府建议：关于使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无核区(《真理报》，1963年5月22日)。

1963年7月9日

——苏联外交部长А.А.葛罗米柯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信，信中建议将1965年宣布为国际合作年，并指出1965年“应成为：1.完全彻底地清除可耻的殖民体系，给予目前仍承受着殖民奴役的各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一年”(《真理报》，1963年7月17日)。

1963年9月

——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在亚非团结组织执委会例会上发表的声明，苏联代表团团长在这次图尔孙扎代例会的发言——关于苏联果断、坚定和毫不动摇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真理报》，1963年9月12、14日)。

二、近东和中东

苏联揭露了巴格达条约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35、42、46、75、90、93、95、98、103、105、110—113、115、117、128、131、145、146、149、151、161、170、171、173、174、177、178、179、181、184、200、205页)。

苏联揭露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莫斯科，1961年，文件，第35、93、95、102、131、145、149、177、200页；《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期，第24—27页)。

1955年4月16日

——苏联外交部关于近东和中东安全的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反对在该地区建立侵略性集团，并准备为巩固该地区的和平而支持和发展与近中东国家的合作(《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35页)。

1956年2月13日

——苏联外交部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反对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在于1956年2月1日发表的旨在干涉近—中东国家内政的华盛顿声明中打算采取的举措，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把本国军队派入该地区的计划。苏联政府宣布，其将一如既往地捍卫近—中东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坚持不干涉该地区诸国内政的政策(《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42页)。

1956年4月17日

——苏联外交部关于近东形势的声明。其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旨在制造近东地区紧张，以吸引该地区各国加入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挑起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恢复帝国主义在近东的地位的政策；表明苏联政府准备支持联合国关于加强和巩固近东地区和平的措施和建议(《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46页)。

自1957年以来

——苏联揭露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学说”的殖民主义本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3、96、98、99、102、103、105、108—111、113、115—116、119、121、125、126、131、145—147、151、177、184、200页)。

1957年2月11日

——苏联政府就近—中东和平和安全以及不干涉该地区各国内政问题，给美、英、法等国政府的建议；苏联政府还同时向上述各国转交了关于上述问题的联合声明草案(《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5页)。

1957年4月1日

——苏联外交部就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兰的百慕大会议所发表的声明，其中揭露了美国针对近东和中东的侵略性政策方针，指出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自身在该地区国家中的殖民主义地位。苏联政府重申，为了巩固近—中东地区的和平，就必须落实其以前便提出过的建议：使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近—中东地区所存在的一切争议性问题，成为四大国的共同义务，不干涉该地区国家的内政，放弃吸引该地区国家加入大国军事集团的企图，彼此放弃向该地区国家提供武器，清除在这些国家领土上所建立的外国基地，撤出外国军队，促进近—中东各国的经济发展(《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8页)。

1957年4月19日

——苏联政府建议美、英、法等国政府，发表关于谴责以武力手段来解决近—中东问题和放弃干涉该地区国家内政的声明(《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9—101、109—111、115页)。

1957年10月11日

苏共中央建议英国工党政府，声明支持苏联提出的，旨在维护近—中东和平的提案(关于英国、苏联、美国和法国发表声明，谴责以武力手段解决近—中东所存在的问题；关于拒绝干涉该地区国家的内政和彼此停止向该地区所有国家供应武器)(《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17页)。

1957年10月19日

——塔斯社关于近—中东形势的声明。声明揭露了美国对近—中东国家的侵略政策，其中包括美帝国主义准备在土耳其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参加下侵略叙利亚。苏联政府重申了自己关于维护近—中东地区和平的建议，并宣称，将坚定地维护该地区的和平和防止战争，准备以联合国的原则和目标为指导，采取措施，以制止侵略和给予被侵略国必要的帮助(《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19页)。

1957年12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给美、英、法等国政府领导人所发送的信函，其中建议，为了争取近—中东形势的正常化(各国之间)相互约定，不采取任何破坏该地区国家独立的举措，拒绝以武力方式解决与近—中东相关问题(《消息报》，1957年12月12—13日)。

1958年5月5日

——苏联外交部转交美、英、法等国驻莫斯科使馆：“苏联政府就各政府首脑会议所提出问题而起草的提案。”该提案第十二条款涉及“缓和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法”的问题(关于谴责和制止破坏该地区和平的行为，关于谴责以武力方式解决争议性问题和干涉该地区国家内政，关于拒绝向该地区国家供应武器和在这些国家部署核子—导弹武器，关于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42页)。

埃及

1956年7—10月

——苏联维护埃及对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权力(《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51—56、58—66、68—69页)。

1956年9月至1957年2月

——苏联反对英、法和以色列武装侵略埃及(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61—62、64—66、70—84、86—91、96页)。

1956年11月5日

——苏联政府给英、法和以色列等国政府首脑的信函，其中严厉警告英国和法国政府立刻停止侵略埃及，并十分坚定地声称，要动用武力摧毁侵略者和恢复世界东部的和平(《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80—83页)。

1957年3月28日

——塔斯社声明：关于以色列在西方强国支持下准备再次对埃及发动新的侵略(《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97页)。

约旦

1957年4—5月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帝国主义针对约旦的阴谋(《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3—105页)。

黎巴嫩和约旦

1958年5—10月

——苏联为反对美国和英国武装干涉黎巴嫩和约旦，防止帝国主义列强筹备武装干涉伊朗和要求英美军队撤出黎巴嫩和约旦而进行的斗争(《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45—147、149、151—153、156—190、192、194、196页)。

伊拉克

1963年6—7月

——苏联政府发表言论，支持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为争取自身民族权利和反对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干涉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所发生事件而进行的斗争(塔斯社6月16日声明，参见1963年6月16日《真理报》；7月9日苏联政府对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政府的声明，参见1963年7月10日《真理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7月9日给安理会的信函，参见1963年7月11日《真理报》)。

也门

自1957年起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英国侵略也门(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9、110、111、113、114、116、117、143、192页)。

阿曼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英国侵略阿曼(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8、110、111—114、116、117、143、192页)。

叙利亚

1957年9—11月

——苏联为防止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叙利亚的预谋而斗争(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109、111—119、121、124—128、131、200页)。

1963年9月3日

——苏联在安理会上否决英美起草的决议草案，后者把叙伊边境所发生事件的责任归罪于叙利亚(《真理报》，1963年9月5日)。

三、非洲

…… [122]

——苏联为消除外国在非洲国家领土上建立的军事基地而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1、32、33、36、62、152页；第2卷，文件，第1、2、3、16、25、27、30、33、52、67、73、75、80、85、91、92、96、99、100、101、106、107、108、110、117、124、145、146、162、165、178、179页)。

自1959年起

——苏联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关于使非洲成为没有核武器的和平地带的提案(《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85、102、106、142页；第2卷，文件，第30、33、44、53、85、93、94、96、146页)。

1960年2月14日至12月30日

——塔斯社就法国在撒哈拉沙漠进行核试验问题所发表的声明(《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94；第2卷，文件，第33页)。

1963年5月22日

——Н.С.赫鲁晓夫给非洲独立国家政府和国家首脑会议主席的电报。苏联政府在电报中声明，支持“非洲团结的思想”和为彻底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为巩固国家独立和发展国际合作而斗争(《真理报》，1963年5月23日)。

1963年6月25日

——Н.С.赫鲁晓夫给在亚的斯亚贝巴参加国际会议的非洲国家和政府首脑的信函，其中表示(苏联)支持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真理报》，1963年6月25日)。

阿尔及利亚

…… [123]

——苏联发表言论，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参见《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61、62、76、94、114、116、117、126、129、137、138、139、143、192、193、197、219—222、224、229—232页；《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24、140、141、160页)。

1962年3月28日

——苏联外交部，就法国由于苏联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而对苏联采取不友好立场所发表的声明(《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8期，第172页)。

1963年3月23日

——塔斯社声明：谴责法国政府在位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再次爆炸一枚核武器(《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第321—322页)。

安哥拉

——苏联支持安哥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75、80—81、132、180页；《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2期，第26—30、46—55页；第13期，第55—56、329—339、366—372页)。

喀麦隆

1959年3月4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言捍卫喀麦隆人民利益(《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66页)。

肯尼亚

1962年9月11日

——苏联支持肯尼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65页)。

刚果

1960—1963年间

——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刚果的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115、121、125、131、133—134、138—141、149—156页；第2卷，文件，第13—14、16、23、25、28、31、34、39、41、46、51、56、57、60、67、71、95、121—122、133、164页；《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文件，第103页)。

摩洛哥

1953—1955年间

——苏联支持摩洛哥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1、37、41页)。

1956年10—12月

——苏联发表言论，支持摩洛哥政府提出的关于将丹吉尔(省)与摩洛哥合并的要求(《苏联与阿拉伯国家》，文件，第67、92页)。

莫桑比克

1962年7月27日

——苏联支持莫桑比克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62页)。

尼亚萨兰 [124]

1962年5月31日

——苏联支持尼亚萨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47页)。

南—北罗得西亚

1962年4月26日和1962年6月18日

——苏联支持南—北罗得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143、154页)。

卢旺达—乌隆迪

自1959年起

——苏联政府发言捍卫卢旺达—乌隆迪人民的利益(《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83页；第2卷，文件，第34、73页)。

突尼斯

1953年10月23日

——苏联支持突尼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3页)。　

1961年7—8月

——苏联就法国对比塞大地区的侵略而支持突尼斯(《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91、99、100、101、106页)。

西南非洲

1954年10月12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赞成将西南非洲列入国际托管体系(《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35页)。

——苏联支持西南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2卷，文件，第20、178页)。

南非

——苏联反对南非共和国境内种族歧视的斗争(《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卷，文件，第89、99、101页；第2卷，第97、114、175页)。

四、亚洲

柬埔寨

1962年8月25日

——苏联政府同意，参加柬埔寨建议的就承认柬埔寨、确保柬埔寨中立和领土完整问题而召集的国际会议(《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0期，第266—267页)。

印度

1961年12月

——苏联支持印度及其为解放果阿、达曼和第乌而进行的斗争(《真理报》，1961年12月19—22日)。

印度尼西亚

自1954年起

——苏联支持印度尼西亚政府争取将西伊里安岛与印尼合并的斗争(《消息报》，1957年5月21日；《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5期，第577页；第11期，第104—106页；第17期，第118—119页)。

1958年5月14日

——苏联政府就帝国主义列强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而发表的声明(《真理报》，1958年5月15日)。

南越

——苏联政府发表言论，反对美国干涉南越内部事务(《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8期，第516—518页；第18期，第128—130页；第20期，第14—17页)。

老挝

1954年7月20日

——五大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印度支那协议问题签字，该协议内容涉及停止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军事行动，从而宣告了法国帝国主义针对这些国家的殖民主义战争的结束。协议计划在上述国家中建立一个由加拿大、印度和波兰等3国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停战条件的落实情况。

1959年5月至1960年3月

——苏联政府就东南亚条约组织教唆老挝政府拒绝执行日内瓦会议关于老挝问题的决议而发表言论，其中建议恢复关于老挝的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并召集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参与国的会议，以研究老挝的局势(《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期，文件，第198页；第3期，文件，第173、244页；第4期，文件，第9、101、131、158、352页；第6期，文件，第18页)。

1960年9—12月

——苏联政府发表言论，谴责美国政府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站在叛乱者立场上干涉老挝内政和反对宣布打算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以梭发那·富马为首的老挝新政府(《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9期，文件，第90页；第10期，文件，第299页)。

1960年12月至1961年4月

——苏联政府建议，召集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参与国的会议，以研究由于美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站在叛乱者立场上对老挝内政的干涉而导致的该国当前的形势，恢复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委员会的活动(《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0期，文件，第340页；第11期，文件，第51、52、53、54、55、56、75、88、92、204页；第12期，文件，第114、213页)。

1961年5—6月

——苏联代表团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调解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苏联代表团提出：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草案，关于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撤离老挝领土以及关于国际委员会的权力等内容(《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3期，文件，第69、150、272、306页)。

1962年7月23日

——苏联政府与1961—1962年间老挝问题调解国际会议的参与国一起签署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0期，文件，第36页)。

1963年2月

——苏联老挝联合公报以及Л.И.勃列日涅夫在老挝国王访问苏联期间所发表的讲话，其中指出，苏联将一如既往地援助老挝，坚决捍卫其自由和独立，并使其免受任何侵犯(《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第199—201、204—205、214—218页)。

1963年5—9月

——老挝问题调解国际会议两主席之一，苏方主席给老挝联合政府总理以及1962年日内瓦协议参与国政府和老挝问题国际委员会主席所发送的信函草案，内容涉及必须停止外国干预和老挝局势的正常化(《真理报》，1963年5月11、18、30日；6月21日；9月7日)。

五、拉丁美洲

古巴

1960年7月16日

——塔斯社声明：如果古巴遭到武装干涉，苏联人民不会坐视不管；苏联将凭借自己的实力给予古巴必要的帮助(《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8期，第270—275页)。

1961年1月4日和13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表保卫古巴共和国的言论(《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1期，第21—32、152—153页)。

1961年4月

——由于古巴受到武装入侵，苏联给予古巴人民支持(《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2期，第266—268、283—287、289—300、315—326、336—350页)。

1962年9—11月

——鉴于美国针对古巴的侵略政策，苏联政府消除因此所导致危机的活动(《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1期，文件，第76、91、135—140、142、144、147、148、149、150、151页；第22期，文件，第1、11、16、17、21、125、133、139、155、158、159、162页)。

1963年3月29日

——Н.С.赫鲁晓夫给拉丁美洲与古巴团结大会的贺词。其中宣称，苏联人民将一如既往地与革命的古巴在一起，始终不渝地帮助古巴人民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23期，第331—332页)。

1963年4月28日至5月23日

——苏古联合公报和苏联政府领导人Н.С.赫鲁晓夫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苏联期间的讲话，其中指出，苏联人民将始终如一地与古巴人民在一起(《真理报》，1963年4月29日和5月25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61年12月5日和7日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就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内政问题给安理会的信函和声明(《苏联对外政策》，苏联外交部出版，第16期，第296—302页)。

危地马拉

1954年6月

——苏联发表言论，反对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政府在美国的挑唆和指使下对危地马拉所实施的侵略(苏联代表察拉普金6月20日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6月22日《消息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6月24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1954年6月26日《消息报》；苏联外交部长6月25日给危地马拉外交部长托里斯里奥的信，1954年6月26日《消息报》；苏联代表6月25日在安理会上的发言，1954年6月27日《消息报》)。

1963年9月20日

附件：

与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相关的资料

1.苏联坚决反对把和平共处理解为：维持国家内部的某种“原状”和拒绝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在一系列针对苏共的诬蔑性攻讦中，中共领导人的主要谬论之一在于，苏联所执行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似乎意味着其忽视了(忘记了)各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并号召“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和平共处。

这里不妨指出，中国领导人对和平共处的有意曲解，实质上与帝国主义集团对和平共处原则的理解没有任何区别。虽然后者一直无法成功地把这一错误的概念在各依附性国家人民和被自己奴役者中间传播。

在与苏联政府接触的过程中，美国上层国务活动家们曾不止一次建议苏联，保证苏美两国在如下基础上和平共处，即苏联同意维持世界现状(不为维持世界现状制造障碍)，放弃对解放运动的支持。

苏联不仅要坚决地驳斥美帝国主义的类似企图，而且还要不遗余力地强调，并不是苏联应放弃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而是美国应当停止干涉世界各民族奋起反抗自己压迫者的事务。

这方面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1961年6月，苏联政府领导人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维也纳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会见。当时，美国总统的观点便遭到了赫鲁晓夫同志的激烈、毫不妥协的反击。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赫鲁晓夫同志1961年6月15日在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演讲中是这样描述的：

“与肯尼迪总统的交流表明，我们对国家间和平共处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总统讲话的意思可归纳为：应想办法阻止民族运动在本国建立某种不利于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的制度。

如果双方同意这一观点，(苏美两国)就需要签署一个协议并承担对其他国家实施监督的义务；不允许对现有制度作任何变更，即使当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样的制度。这样的话，某些国家的民众想要改变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那就绝对不能容许。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我们(苏联)是绝不会接受的……”

2.苏联利用联合国组织为清除殖民主义和保卫已获得解放国家的民族独立而斗争

自联合国建立初期起，苏联便开始在联合国的所有机构中进行紧张的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世界所有民族的独立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为了立即给予各殖民地国家、被托管和其他非自治地区的人民完整的独立，并使其能够自由地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为了更迅速而彻底地根除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例会的总辩论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宣称：

“我们向各殖民地人民为反对殖民者和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进行的神圣斗争致敬。如果殖民强国继续无视理性的呐喊，继续顽固执行自己以往的殖民政策，继续压迫殖民地国家服从自己，那么那些反对殖民制度的国家，就应当全力帮助斗士们去争取自身的独立，反抗殖民者和殖民奴役；必须从道义、物资等方面，去帮助各民族为争取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神圣和公正的斗争。”(参见《1946—1962年间苏联与非洲国家》文件集，第2期，第18页)

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例会上，苏联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发出呼吁，号召永远结束可耻的殖民体系。在苏联的倡议下，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给予各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宣言。

在为落实该宣言诸原则而进行着坚持不懈地斗争的同时，苏联还建议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例会，讨论关于如何具体落实该宣言诸原则的问题，因而最终成立了监督宣言落实情况的特别委员会。1962年，该委员会根据宣言的要求研究分析了12个殖民领地的局势，1963年——14个殖民领地。

在该宣言通过之前，世界上共有92个殖民地、被托管和其他非自治地区，总面积140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8400万；在宣言通过2年半之后，已有面积4055万平方公里，人口3900多万的殖民地和被托管地区获得解放。这一时期，在非洲出现了如下一些新国家：塞拉利昂、卢旺达、布隆迪、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在亚洲——科威特；在加勒比海——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大洋洲——西萨摩亚。1963年，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使西伊里安岛回归祖国。多灾多难的肯尼亚人民也临近获得国家独立。

在特别委员会中，苏联多次发出倡议，并坚持通过相应的决议，其目的就是要尽快使那些目前仍处于殖民压迫之下的国家和民族获得独立。该委员会里的苏联代表，不遗余力地揭露西方强国敌视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其不情愿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落实宣言所规定的条款。苏联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中的活动，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苏联都是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旗手。

苏联还广泛利用自己在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权力，维护各不同民族的利益，以使其避免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的干涉、侵略企图和公开侵略活动的伤害。在最近几年间，苏联在安理会的代表已近10次利用常任理事国表决原则，否决其通过旨在以阻碍世界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和加强殖民者立场的决议。苏联利用否决权的具体事例如下：反对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2次)，各殖民强国针对刚果的挑衅行为(4次)，美国和英国针对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侵略措施以及在审议一系列由于西方强国的侵略性政策所产生的问题的过程中。

不论是在联合国内部，还是在联合国之外，苏联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一直得到坚持自身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的各民族的深切同情。这些国家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均认为，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比如，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1年2月，当涉及苏联政府在国际关系中的原则的问题时便宣布，这些原则“已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转变为一个坚持的、始终不渝的……人权捍卫者和各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参见《苏联与非洲国家》，第176页)。

加纳总统К.恩克鲁玛于1961年7月宣称，“如果没有苏联，非洲摆脱殖民枷锁的解放运动必将经受全面残酷而粗暴的武力镇压”(参见《苏联与非洲国家》，第360页)。

3.关于苏联支持亚非国家的中立

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不可估量的帮助还体现在，苏联政府支持年轻的亚非独立国家所坚持的中立方针，即所谓不结盟政策。中立主义(即不结盟)有利于这些年轻国家捍卫自己所赢得的民族独立成果，挫败了帝国主义强国通过将这些国家拉入军事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手段——即集体殖民主义的方式，进而控制这些国家的企图。中立主义(不结盟)还有助于这些年轻的、已获解放国家解决民族解放运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通过全力支持本民族经济的方式来获得经济独立。Н.С.赫鲁晓夫1960年3月4日在阿富汗的演讲中指出，中立政策和不加入军事同盟“有助于动员各民族力量以解决最重大的内部问题(任务)”(Н.С.赫鲁晓夫，1960年，第202—203页，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第1卷)。

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极力反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中立方针。众所周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中立主义为“不道德的”现象。美国对印度、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就是想迫使其加入由美国主导的、于1954年在东南亚拼凑起来的侵略性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的支持拒绝加入军事集团的印度等国的中立方针的举措，无疑加强了民族解放运动所坚持的，反对来自帝国主义的压力的立场。

Н.С.赫鲁晓夫在1955年，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等国进行“友谊使命”访问期间宣布，苏联对中立政策持充分肯定和支持的态度。与此同时，他还宣称，苏联政府赞赏印度和缅甸拒绝加入军事集团的做法。1955年12月，在仰光政治会议上，当谈到缅甸政府反对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时，Н.С.赫鲁晓夫强调：“缅甸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受到了世界进步力量的赞扬。”(《友谊使命》，1956年，第233页)

在1955年12月6日，Н.С.赫鲁晓夫和吴努的联合公报中指出：

“……应当谴责建立(军事)集团的行为，因为它会导致国家(民族)间的恐慌和不信任，只有不加入此类集团的政策，才会有助于国家之间建立互信和产生良好的意愿，从此对保障和平和安全的事业做出贡献。”(《友谊使命》，1956年，第250页)

Н.С.赫鲁晓夫1955年12月29日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报告出访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的“友谊使命”的成果时所发表的声明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反响，其中指出：

“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印度领导人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后者宣布，印度将在我们和其他国家之间采取中立态度。印度是真正的中立国家，并只会有助于增进我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尊重。”(《友谊使命》，1956年，第355页)

在历史性的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Н.С.赫鲁晓夫在会议报告中也表明了苏联对中立政策的支持。他在报告中强调了中立的积极意义，认为中立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了世界广大的“区域”，正是由于一系列爱好和平的，宣布以不参加军事集团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原则的欧洲和亚洲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得到了成倍的加强(Н.С.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党的二十大的总结报告》，第21页)。

亚非国家的中立政策，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苏联政府和苏共的支持。Н.С.赫鲁晓夫在一系列场合——在苏共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讲话中，在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等国的友谊使命访问期间的讲话和声明中，在1960年10月13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例会的发言以及其他一些言论中——均强调过我们对中立(不结盟)政策的拥护。例如，1960年2月11日在印度议会会议上的讲话中Н.С.赫鲁晓夫便说：“印度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不断增长的威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的个人威望都是以印度政府所执行的中立政策，以与军事集团相对立的不结盟政策为基础的，这一政策中凝结着智慧和力量。”(Н.С.赫鲁晓夫，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1960年，第1卷，第77页)

在给予坚持中立政策国家有力支持的同时，苏联还在其他方面发挥着影响力，如削弱西方强国的军事—政治殖民主义集团，赞成非洲多数民族国家以各种方式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坚持不加入军事集团的方针。苏联的支持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在，致使美国政府以及紧跟美国政府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被迫在近几年间重新构建自己针对中立国家的策略路线——从公开指责中立不道德，转而保证准备在尊重这些国家的中立政策的基础上发展与中立国家的合作关系。

苏联对中立政策的支持，对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军事冲突之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西方强国急于利用中国反对印度的行动，来破坏和败坏中立政策的声誉。美国和英国也开始对印度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目的就是想把印度——如果不是形式上的，那就是实际上的——拉入西方强国在亚洲建立的军事体系。从另一方面来看，印度国内的右翼分子们，也在不断要求重新审定印度的对外政策，即要求放弃中立方针。至于中国领导人，则极力把印度的中立丑化为所谓的“欺骗”、“幌子”、“挡箭牌”等，甚至制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相互对立，而后者，众所周知，已是西方强国两个军事集团的成员之一。1963年4月，周恩来在实况采访中对巴基斯坦通讯社记者声称：“……印度的和平和中立政策只是个幌子……不结盟的印度实际上已成为南亚地区最受美国赏识的‘结盟’国家了。”(塔斯社，1063年5月7日第107期邮政信息简报附录，第9—10页)

在这种情况下——当反对印度中立的势力结成了一条独特的，由美帝国主义、印度国内的反动派和中国领导人组成的“统一战线”之时，苏联对亚非国家所执行的中立政策的支持便有助于他们抗衡帝国主义的压力。

4.关于苏联政府支持已获解放民族争取统一被帝国主义控制的剩余领土的斗争

苏联政府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为解放西伊里安岛屿而进行的斗争。在1960年2—3月访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期间，Н.С.赫鲁晓夫对在巴厘岛召集的群众集会的与会者们说道：“我们——苏联人民认为，你们提出的，关于将西伊里安岛屿与印度尼西亚故土合并的要求，是完全公正和合法的，我们站在你们一边，并对你们表示深刻的同情(理解)。”

苏联与要求将西伊里安岛与印度尼西亚合并的印尼人民的紧密团结还体现如下方面：一方面在道义政治上支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另一方面——广泛帮助其加强武装力量。而对此，许多印度尼西亚国务活动家，均在讲话中充满感激地提到，甚至连荷兰和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也不得不承认。

鉴于苏联政府于1962年2月9日所发表的关于西伊里安岛的声明，苏加诺总统在1962年2月12日给Н.С.赫鲁晓夫发了一封电报，其中写道：“我看了苏联政府的声明。该声明坚决支持印尼人民从荷兰殖民主义的桎梏下解放西伊里安岛的斗争。我以本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名义，对这份声明表示崇高的敬意。”苏加诺希望，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将有助于加速清除西伊里安岛上的殖民主义。

苏联政府还坚决支持印度统一本国领土上的葡萄牙殖民地的斗争。

苏联还阻止西方强国利用安理会反对印度解放果阿和本国领土上其他葡萄牙殖民地的企图。

5.(苏联)极力支持非洲国家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基础上确保非洲国家的团结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苏联都始终不渝地支持非洲国家加强自身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团结和统一。

苏联向1961年成立的、坚持反殖和反帝立场的卡萨布兰卡国家集团——具体包括加纳、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埃及等非洲国家——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苏联反对成立由法国政府帮助并受帝国主义控制的非洲多国联合体——非洲马尔加什联盟。虽然关于该联盟苏联国内并未发表正式声明，但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了一系列抨击性的文章。

苏联积极评价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因为正如1963年5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所显示的那样，在该组织中进步的非洲政治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给这次通过了非统组织宪章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致电中，Н.С.赫鲁晓夫强调：

“我们之所以赞成非洲爱国主义者的追求，不仅在于他们为了争取完整的独立而不懈斗争，还在于他们与世界上的反帝、反殖战线一道，巩固了非洲大陆所有已获解放力量的团结。”

该电报受到了非洲所有进步社会舆论的大力称赞。

在会议结束之后，Н.С.赫鲁晓夫又向参与此次会议的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发送了信函，信中满意地表示：“当前，在许多令人类担忧的问题上，苏联和非洲国家的立场不是完全一致，就是基本相同。”

在上述信函中还指出：“苏联政府认为，此次会议的最重大成果，便是与会者就成立非洲统一组织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并一致通过了该组织的宪章。该宪章所设定的崇高目标受到了苏联国内的一致赞许。”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

РГАНИ，ф.5，оп.30，д.423，л.1-36

№23051 普拉特科夫致苏斯洛夫函：提交即将发表的批评中共的文章(1963年9月24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М.А.苏斯洛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М.А.苏斯洛夫同志在双边会谈上所作发言基础上起草的编辑部文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中共领导人的分裂纲领》。此文打算发表在下一期的《共产党人》杂志上。

普拉特科夫(签名)

1963年9月24日

手写批注：

加夫里洛夫同志：请把经过少量修改的文本交给《共产党人》杂志社。向出版社表明我们的愿望，即处理文本中的重复的问题。

苏斯洛夫

1963年9月27日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中共领导人的分裂纲领

是否忠诚于马列主义、忠诚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党派领导人的理论纲领和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衡量标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活动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我们的共同事业，都会在其对当代一系列原则性问题所持立场，在他们的方针、观念和行动上体现出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要坚决谴责中共领导人，就是因为他们正在修正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及其所确定的基本前进方向，而这些基本前进方向正是马列主义政党正集中力量为实现工人阶级最终目标而斗争的依据。

中国领导人，正越来越远地偏离了马列主义诸原则以及(莫斯科)宣言和声明，并相应越来越滑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他们极力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给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觊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试图向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而对那些不同意其这样做的人，便扣上“反马列主义者”的帽子。自从走上这样的道路之后，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违背自己本应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始终与兄弟党团结一致，为解决所有国家共产党人的总任务而进行共同斗争。

1.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唯一正确的路线。中共领导人的观点的政治危害极其站不住脚。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由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经过共同努力才制定出来的，并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性文件中作了完整的表述。在通过了该声明的由81个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会议上，所有代表团都是由各兄弟党中最具威望的领导人、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组成，因而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当时，为了协调各方观点和就所有问题达成统一立场，起草委员会和大会本身花费了近2个月时间。最终，所有党派均赞成，要一致通过一份纲领，但要同各党进行协商，得到各党的赞同，使各党无一例外都在上面签字，这样，这份纲领就可以成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党必须遵守的唯一的一部法律。

对当今的时代进行确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础，其中应当指出：

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就是由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创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两个对抗的社会制度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和殖民体系瓦解的时代，是所有新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

正是基于上述对我们时代的认识，声明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力量如果能够在行动上团结一致，就可能以更少的代价和更短暂的教训，实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正如声明中所指出的，当代世界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各民族，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革命运动，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社会民主运动等必须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共同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个声明，是在总结了世界发展和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深刻分析了近几十年来世界舞台上所出现的一系列最新进步趋势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充分考虑当代特点的同时，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具体斗争纲领，该纲领认为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及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由那些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决定的。

该纲领事先便考虑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当代所有革命力量的全面发展和巩固的问题，指出了在各民族与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和将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的过程中，在全球赢得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途径，认为上述斗争进程，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即两种敌对社会体系之间经济竞争的环境中进行的。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为各共产主义党派、工人阶级、劳动者们、所有民族指明了斗争的大方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当代理论分析、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斗争目标及其实现方式的、结构严谨的有机整体。这就是为何有人——如中国领导——会随意抓住该路线的个别方面并以之来反对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这样做，势必会危害到整个路线的成功实施。

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所表述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学说的体现，是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总结。它使得马列主义理论中一系列最重大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在革命进程中工人阶级领导权；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发展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发展中的榜样的力量；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及其在当代条件下的特点和任务；关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关于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等。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是一条创造性的路线，它概括和总结了各共产党的新经验和当今世界的诸多重大变化，并从这些变化中得出了一系列实际的结论。

在宣言和声明获得通过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国际事件的发展进程完全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正确性。

苏联共产党严格而毫不妥协地坚持共产主义党派的总路线。我们党的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宣布，苏共认为：“严格遵守各兄弟党共同做出的评价和结论——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总任务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党派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共党纲包括了上述宣言和声明中所有最重要的原理和结论。例如，当前时代的性质，世界革命进程的分析和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问题，国际工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问题。正如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论述一样，苏共自己的党纲始终依据马列主义伟大学说，其论述与马列主义政党的集体性意见表述是完全相符的。

我们党始终坚决驳斥任何片面地重新解读宣言和声明的企图以及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质疑和擅自篡改1957年和1960年会议的原则性结论的图谋。

应当指出的是，在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的信件(发表)之前，关于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没有引发争论。该信不仅对现有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提出质疑，而且实质上还试图以自己在“25点”中所提出的新表述来替代现有路线。

事实上，还在1960年就已有迹象表明，中共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歧。但只是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中国领导人才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对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法国、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文章。尤其是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的信件发表之后，情况已变得非常清楚了。此时，中共领导人与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仅仅体现在问题的个别方面甚至是最重要的方面，而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总路线发起了进攻。从这里，我们也会搞清楚这样一些问题的原因，即中国领导人为何要反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因为根据所有兄弟党在宣言和声明中所表达的一致观点，这次大会是世界共产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解释了中国领导人对……问题的态度…… [125]

РГАНИ，ф.5，оп.30，д.462，л.108-112

№25626 契尔沃年科与乔治乌会谈纪要：罗马尼亚不赞同中共的做法(1963年10月3日)

摘自С.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6日

第772号

与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的会谈记录

1963年10月3日

罗马尼亚大使谈到了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在罗马尼亚疗养的事。

从与乔治乌的会谈中得知，曾涌泉在疗养期间曾会见过罗马尼亚的领导人。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对曾说，罗马尼亚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共的攻击。乔治乌说，中国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们声称苏联政府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违背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宗旨和损害了世界人民的利益，至少是一件不严肃的事。不会有人，也不应有人永远相信他们花费了那么多物质、时间和力量是为了证实他们在正式文件中所写的一切。中国领导人可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采取另一类解决问题的方法。乔治乌说，甚至是罗马尼亚方面好像也发现，在罗马尼亚出现了一些他所不能同意的问题(他具体地指出了经互会中的一些问题)。应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诸如会见和会谈。

接着乔治乌问，今后应怎样发展各国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前景如何，苏共和中共的谈判将如何进行，谈判是否会进行。他似乎一边在思索，一边在说话，最后他说，应该及时召开兄弟党代表大会，但又立刻对此表示了怀疑，是否必须急于召开这样的大会，指出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主要是兄弟党代表大会在帝国主义面前、在共产主义敌人面前还未显示出强大的团结力量。如果现在就召开大会，我们之间的分歧还没有解决，未必能显现我们的团结力量。我请乔治乌认真思考自己的疑虑，我说，在当今的条件下中国挑起分裂事件，大搞派别活动，我们需要原则，需要兄弟党的斗争，需要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同时我们也强调了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性。

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6，д.8，л.16-17

№25628 契尔沃年科与法特万会谈纪要：关于艾地对中国的访问 [126] (1963年10月16日)

摘自С.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0月16日

第763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的会谈记录

1963年10月16日

印度尼西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法特万先生(二秘)谈到艾地的北京之行很不满意，很不开心。

根据法特万所说的，艾地似乎想向中国领导人解释如何看待最近的中苏争论，争论的结果只能导致分裂。艾地感到很忧伤，他没有看到中国悬崖勒马的迹象。

艾地担心苏中两国代表第二次会见的结局和前景。艾地认为第二次会见即使举行，也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位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人员说从艾地含含糊糊的说话中可以知道，北京向艾地表示，愿意提供大笔经济援助，但他不敢接受，因为如果他同意接受中国的援助，会引起苏加诺的怀疑，甚至是愤怒。

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告诉我们，艾地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时候，好像曾试探过同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见的可能性，想借助此次机会帮助化解矛盾，停止他们之间的争辩。艾地好像想从中调解，使他们之间日益尖锐的论战停息下去。但是艾地的好意没有得到中方的谅解，他深表遗憾和忧愁。

……

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6，д.8，л.44-46

№13734 贝内迪克托夫与鲍尔斯会谈纪要：中国国内局势和对外政策(1963年10月18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3年10月5日

第855号

机密

文本第4份

与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的会谈记录

1963年10月18日

我对美国(驻印度)大使作了礼节性的回访。

谈话是从有关中国的问题开始的。切斯特·鲍尔斯认为，再过5—6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必然会垮台。其理由如下：首先，该国的领导人承担的责任过多，但其能力又很有限；其次，老一辈革命者退出历史舞台，担任国家领导的都是些年轻人；最后，中国无法养活整个国家。这最后一点，鲍尔斯认为最关键。他说，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只能在粮食收获年景好时可能勉强维持国人的粮食需求，而在年景中等和歉收时就会出现饥荒，成百上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于非命。中国适用耕种的土地数量非常少——如果按人均面积计算，只及印度的1/3，但人口增长速度却很快。为了增加粮食收获量，中国必须使用大量的化肥，但中国工业生产又无法满足其实际需要。

美国大使认为，在中国没落的情况下，苏联和美国都不应趁机染指中国。因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必然会导致世界性的冲突。那时，美国不应当利用蒋介石，因为“后者明显已经没落了”。美国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使中国保持中立，即使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保持均势。在世界各国的帮助下，中国应当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并推行温和(外交)政策。其他国家应当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应当“维持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平衡”。关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政策，鲍尔斯将之定义为“遏制”政策。

我对鲍尔斯的以上言论及其所设置的前提提出了反对意见。我相信，中国通过兴建必要的水利工程和加强劳动的组织管理就能够使其粮食收获量翻一番。我指出了鲍尔斯陈述理论中所包含的漏洞和错误，并根据苏联政府和党的文件的有关精神，阐释了苏联对中国的立场。我表示，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根据国际社会的意见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在谈话期间，美国大使公开宣称，美国将会竭力扩大和加深中国与所有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他指出，“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美国最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世界强国不要再相互采取那种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行动。这里，他列举了古巴和德国问题，并认为这些都是当代最尖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决定着整个世界的命运。鲍尔斯做出如下结论：“你们可能，比如利用古巴来反对和激怒我们(美国)，也可能以此来给肯尼迪政府制造麻烦，甚至可以使伯利·戈德华特当不上美国总统。但我认为，(你们)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干。最好以协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最好以克制的态度行事。”我指出，(苏美双方)之所以能在古巴问题上达成一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苏联为了满足美国付出了许多。苏美双方都应当极力采取举措以改善该地区的状况。

在这方面，我对该地区各种反革命集团无休止的军事准备表示了担心。后者公开宣称，打算入侵古巴和推翻那里的合法政府，而所有这些集团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纵容。美国大使同意我的观点，并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纵容政策是相当危险的。他说，美国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措施以安抚苏联。鲍尔斯呼吁苏美双方，在德国问题上都保持克制态度。

关于自己前不久在加尔各答发表的声明所引起的不良反应，鲍尔斯解释道，自己认为，目前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已不能定义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对某个其他国家的态度了，即他暗示，这已经不是中立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敌视态度。不过，在此鲍尔斯仍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内的其他国家，印度依然维持原来的立场，其与西方的关系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鲍尔斯断言，美国并不反对印度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例如，去年印度政府曾就获得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询问美国的意见，А.哈里曼便说过，美国不仅不反对印度这样做，甚至还乐观其成。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美国大使表示希望能够再次与我见面，以便就印度局势和印巴关系的调解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鲍尔斯说：“(我们)必须想办法调解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我们不希望看到，印度由于担心来自两方面的攻击，而不断武装自己和为此组建30个师。要知道，印度国内还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А.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3年10月24日

补充发送材料3份，具体包括如下同志：А.А.葛罗米柯、拉宾和多勃雷宁(苏联驻美国大使)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6卷，第4103—4105页

№138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如何应对周恩来的讲话(1963年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0月21日会议第12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柯西金、库西宁、波利扬斯基、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叶夫列莫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谢列平、葛罗米柯、马利诺夫斯基、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

在经互会里关于古巴问题的意见发自北京的电报。 [127]

应该给予驳斥和对卡斯特罗说清楚，或者，让塔斯社进行报道。

关于共产党协商会议事宜的密码电报。

Н.С.赫鲁晓夫的意见。

如果以分裂为目的的话，就应该召开协商会议(这是多列士的观点)。

比较正确的是陶里亚蒂的观点——不召开会议。

关于对周恩来演说的反应。

应该做出反应——或者是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或者是对《真理报》记者的问题给予答复，或者是给中国人写信，说：我们准备恢复经济和贸易关系，或者以个人名义给毛写信。

最好是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积极的立场出发，不能带有论战的性质。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19-19об

№207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会议而采取的措施(1963年10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0月23日会议

第120号记录第33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报纸《参考消息》歪曲报道经互会布拉格会议而采取的措施。”

绝密

1.批准给苏联驻哈瓦那大使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一和附件二)

2.批准塔斯社的消息报道草稿(附件三) [128]

附件一：

就中国《参考消息》报转载英国《金融时报》和德国《明镜》关于布拉格经互会会议一事给苏联驻哈瓦那大使А.И.阿列克谢耶夫和苏联驻北京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的指示。

第120号会议记录附件

不晚于1963年10月23日

优先发送

哈瓦那

苏联大使

抄送：北京，苏联大使

请同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会谈，根据受到的委托，向他作如下通报：

中国半公开性质的报纸《参考消息》，于10月12日和16日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和西德《明镜》(10月16日)的报道，这些报道都是关于布拉格经互会会议的歪曲报道。西欧的这些反动报道指出，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好像对古巴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古巴对苏联援助的使用“没有效率”，批评古巴和中国“互相调情”。这些报道然后指出，在这次经互会会议上，古巴好像被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古巴加入经互会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督援助的使用。

西欧的这些歪曲报道被中国的《参考消息》转载。这些歪曲报道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破坏经互会的活动，使中国舆论界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古巴进行的援助产生错误的认识，激发古巴人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信任和不友好的情感，并给这些国家同古巴的关系带来危害。

当然，反动的资产阶级报纸杜撰的以及得到中国报纸迎合的这种言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这些歪曲报道的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些报道如此迅速就被中国的报纸转载，这说明，这些文章或许就是由中国授意的，这种方法早就被人们所知道了，为了掩盖真正的作者，是经常会采取这种方法的。

请向卡斯特罗转交塔斯社通讯报道的如下文本：

“完全是为了挑拨的歪曲报道。

莫斯科，10月(塔斯社)。今年10月10日英国的《金融时报》、10月16日西德的《明镜》上发表了关于所谓《经互会秘密会议》的报道。报道说这次会议好像讨论了古巴方面提出的，关于对其进行经济援助的请求。上述报道甚至列举了《辩论的材料》，旨在对事实进行歪曲，目的是要在苏联和古巴的关系中、在加入经互会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古巴的关系中投下阴影。

根据塔斯社得到的确切消息，《金融时报》和《明镜》的报道，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杜撰，是愚蠢的歪曲报道。

应当注意，一些国家转载这些报道，其目的也完全是为了挑拨。”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附件二：

关于中国《参考消息》报道经互会布拉格会议一事给苏联驻北京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的指示。

第120号会议记录附件

不晚于1963年10月23日

优先发送

北京

苏联大使：

根据给您的给驻哈瓦那大使的指示的副本(以单独电报发出)，请与古巴驻北京大使见面，并与他进行谈话。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РГАНИ，ф.3，оп.18，д.197，л.121

РГАНИ，ф.3，оп.18，д.198，л.51-52、53

№2192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歪曲报道经互会问题(1963年10月22日)

苏共中央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国际部、苏联外交部“关于中国报纸《参考消息》歪曲报道经互会布拉格会议而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1963年10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驻北京大使通报说(今年10月18日从北京发来的电报)，中国半公开性质的报纸《参考消息》于10月12日和16日转载了英国《金融时报》(10月10日)和西德《明镜》(10月16日)的报道，这些报道都是关于布拉格经互会会议的歪曲报道。西欧的这些反动报道指出，在这次会议上，好像讨论了由于古巴遭受自然灾害而向其提供援助的问题，向其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报道说，会议上苏联代表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好像对古巴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批评古巴对苏联援助的使用“没有效率”，批评古巴和中国“互相调情”。这些报道接着指出，在这次经互会会议上，古巴好像被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古巴加入经互会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职能是监督援助的使用；会议拒绝向古巴提供援助来克服自然灾害。可以认为，中国人将使古巴领导人知道《参考消息》上报道的是歪曲的报道。

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苏联外交部认为应该使苏联驻哈瓦那大使同卡斯特罗进行会谈，应该使卡斯特罗注意到，资产阶级报纸的这些报道以及中国报纸转载的这些报道都是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也应该委托苏联驻北京大使同古巴驻北京大使进行相应的会谈。同时塔斯社应发表简短的报道，对英国和西德报纸上的这些歪曲事实的报道给予简短的评论。塔斯社的这一报道的文本应转交给菲德尔·卡斯特罗。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议。

Б.波诺马廖夫

В.库兹涅佐夫

手写批注：

决议：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以便投票。

В.马林

1963年10月22日

РГАНИ，ф.3，оп.16，д.357，л.35-36

№103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在塔什干开设维语无线广播(1963年10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0月25日会议第87/92г号记录

第92项　在塔什干开设维语无线广播。

采纳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在塔什干开辟维吾尔语无线电广播，时间为每昼夜1小时。

ЦХСД，ф.4，оп.17，д.549，л.27

№13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1963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1月10日会议第122号记录

第6项　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会议。

Н.С.赫鲁晓夫：我认为——这已经属于波诺马廖夫同志的问题了——很明显，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现在我不是在提建议)，但是，应该确定方向，以便使人们了解我们在召开共产党会议问题上的立场。否则的话，在我们的朋友之间就会出现分歧和开始“争吵”：一些人赞成召开会议，而另外一些人则反对。 [129] 我们使人们发生争吵，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有表明自己的意见。这不，弗拉霍维奇 [130] 说：请提示一下，你们是什么立场？

我已经说过，我认为，现在坚持召开会议，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有害之外，这种会议不会产生任何其他的效果。同志们应该以此为方向，谨慎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我们赞成这一点，如果人们一定要坚持的话。但是，出于这种谨慎的考虑，我们认为，最好是不要急于求成。

在此，问题并不在于会议的筹备方面，现在，已经过了这种分界线，也就是就共同的行动纲领达成一致的界线。显然，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不可能再来做这项工作了。因此，现在，如果操之过急的话，这就意味着急于走向分裂，使事情发展到分裂的地步，而我们的目的恰恰是团结我们的力量。

这不，已经找到了某种论据。应该同法国人商量一下，别让他们感到伤心，因为他们是最积极的，是我们最忠诚的同志，也是在这件事上最坚定的人。因此，应该与他们商量：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同时也考虑到了，意大利和其他党也赞成这一点，但是，我们自己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Б.Н.波诺马廖夫：也许，现在这样做是合适的，也就是给中国共产党发出信函。将向他们提出建议：停止论战一个月，也许，要根据这一点通报一下情况。

Н.С.赫鲁晓夫：您现在总是想着这封信，关于它我们将专门谈。而关于这方面，我说，您有机会提前考虑的，现在，或许应该这样。区别在于：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因此，让人们有了悬念。

赫鲁晓夫：关于蔗糖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关于价格的问题。波德戈尔内 [131] 同志，我认为您关于蔗糖问题的准备工作过于缓慢。今年就快结束了，我们已经来不及瞻前顾后了，播种期就要来临了。显然，应该仔细地考虑一下物质方面——也就是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里物质利益的制度。

波德戈尔内：一切都准备好了。

赫鲁晓夫：还没有行动，而只是准备好了。

波德戈尔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希望再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商量一下。我们打算提出关于扩大播种面积的建议，以便获得800—900万吨自己生产的蔗糖。

赫鲁晓夫：就农业问题召开中央全体会议的事情，显然，我们需要周全地考虑。我认为，大约在1964年2月，应该召开中央全体会议。在关于化学工作的报告中，可以稍微提及一下这个问题，而在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中，应深刻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关于化学工作的报告中，它只是一个附加的问题，而在后一个报告里，它才是主要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将是“非公开的”和“致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人的”。在这封信里，我不仅要代表我个人，而且还要代表中央主席团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者政治局委员们呼吁，不仅是对毛泽东一个人，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人说，也不仅仅以我个人的名义，而且是代表我们的整个领导层，代表我们的党中央。

在这封信里应该按如下方式进行阐述：我们再一次向你们呼吁，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图。如同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心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的所有共产党人一样，我们非常担心：在我们之间已经有尖锐的分歧，将会削弱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而这只会让我们党的敌人以及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感到高兴(或许，没有这些华丽的辞藻，可能会顺利一些)。

我们认为，在中央委员会声明中提到的那些问题，是正确的，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利的。即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裁军的问题，等等类似的问题。因此，显然可以把他们视为我们立场的基础，但是，对此我们大概有着不同的理解。难道我们现在应该在某些细节问题上激动和进行辩论，而使工人阶级的敌人感到高兴，同时削弱我们自己的力量吗？

自然，我们能够理解，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所想的，但是，我认为，你们也应该理解我们的想法。最好是我们联合起来，共同努力，这要好过于单枪匹马，我们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两党之间的争吵，给其他一些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他们显然是向你们说过，他们希望是你们的朋友，但是，这话他们也对我们说过，希望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和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的军事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为什么我们要制造这些困难呢？谁需要这样呢？争吵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停止我们之间的争吵。

关于边界问题，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部方面，就此问题两次提出了呼吁。你们同我们一样，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边界线是历史上形成的，边防军并没有改变他们，这些争吵只能使双方关系复杂化。这是政府方面的问题，因此，应该让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派出人员前往各地，考察和研究这些争端问题(我不知道，应该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在一封信里提出所有这些问题，或者，在一封信里提出来更好一些，因为，在我们单独写信呼吁他们停止争吵以后，又提出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似乎不太正确，因此，也许，最好是在一封信里把这一切问题都提出来，以便在政府级别上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消除这个问题)。

在你们这方面，在报刊和某些活动家的演说中，都说边界是俄国沙皇改变的。但是，难道我们，共产党人，现在应该进行争吵和相互推卸我们以前政府活动的责任吗？我们不想为俄国沙皇进行辩解，他们曾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土，而我们相信，你们也不会为自己的帝王辩解的，他们也拥有俄国沙皇的性质，也为自己掠夺了许多领土。因此，难道我们现在，在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在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是建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而发展的最终阶段是国家意义的消亡？在这个时刻，我们却相反地表明，我们准备制造让工人阶级的敌人感到高兴的冲突(应该从容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这样的文件，以便使动摇不定的人理解这一点。

因此，应该周全地考虑一下——把这一点写进这封信里，还是单独地提出来。

请仔细地考虑一下，我不坚持，或许是单独地提出来，或许是写进一封信里。

米高扬：如果不是为了争吵的话，应该写进一封信里。

赫鲁晓夫：还是在两个月之前我就说过，应该写信。就拿哥穆尔卡来说吧，他问我：“您是否考虑一下，恢复与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 [132] 我说：“没有考虑，也不想考虑，因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哥穆尔卡自己已经考虑了关于与阿尔巴尼亚恢复关系的可能性问题。正如我所想的那样，这个同盟者，像一头山羊一样，还不知道要蹦到哪里呢。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另一封信，也就是关于给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信。我认为，这封信应该按如下方式去写——

亲爱的同志们，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一年对于苏联的农业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一年(理由是：这样的寒冬以及干旱的夏季)，你们的国家也同样蒙受了苦难。

为什么我们要给你们写这封信，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这样做的理由。

我们的储备粮食已经用尽，因此，当苏联农业出现这样困难的状况时，你们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你们罗马尼亚的农业，多年以来一直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你们以前请求我们提供援助，我们总是决定满足你们的要求——不管你们是按照合同范围，还是超出合同范围向我们提出请求。这样一来，就消耗了我们的储备粮，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年，为了满足你们的请求，我们拿出了最后的储备粮支援你们，我们指望能有好的收成，这样，我们不仅能够恢复，而且还能扩大自己的储备，然而，却出现了这样的不利情况，我们甚至连自己的需要都不能保证了，因此，我们立即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了1200万吨粮食。这立即引起了国际粮食市场上的风潮。

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在购买粮食，而且在运输粮食方面，都存在着困难。

大家都清楚，我们无法再继续以这种态度对待这种情况了。因此，我们希望说明自己的观点，并认为，无论是我们国家的利益，还是你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我们这样做。也可能，在3—4年的时间里，我们在供应粮食和棉花方面，不能够再承担任何责任了，我们请求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

我们将以满足自身需要和积累一定数量的储备为出发点，这种储备不仅仅是苏联的储备，而且也是你们的，以便使我们在储备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预见到一些事情，以便使那些不能保证自身需要的国家，立即到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以防重复我们今年出现的那种状况。

如果现在来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国家可耕地保障程度的话，那么，它的情况是这样的：土地保障程度最低的国家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紧随其后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其他一些国家，大致处于同等水平上。例如：罗马尼亚拥有多少可耕种的土地，那么，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也基本上是这些，但是，他们的保障程度却是不同的，收成情况也是如此，化肥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依靠其他部门，为提高化肥的生产量投入基本资金，以此来提高粮食收成，确保粮食收获总量和为储备粮的积累创造条件。不这样我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并没有忽视这给你们所造成的困难。但是，现在更周全地考虑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上，粮食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要比陷入这种状况好得多。只是由于我们每年都满足你们的要求和减少了自己的储备，才落得今天这种境地，而我们寄希望于恢复储备粮，但是，事情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你们自己也要考虑一下储备粮食的问题，因为你们每个国家的土地保障程度不同，收成也不一样。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粮食收获量，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这并不是制度的关系，而是化肥的数量和质量起到了作用。

因此，我们打算给你们写这封信，并向你们说明，我们原来承担的那些责任……(没有听清)，而明年我们将无法履行这些责任，因为在一年时间里根本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此，显然，需要的不是一年、两年和三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了积累储备粮的任务，这要求3—5年的时间，也许会更长一些。因为，为此还要使化肥制造厂投入生产，拟定的灌溉工程已经开始进行。我们不愿意拖延这些任务，我们现在希望开始实现自己的计划(以上就是要说的大概内容)。

РГАНИ，ф.3，оп.16，д.942，л.1-34

№1385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给毛泽东的信(1963年11月2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1月26日会议第125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葛罗米柯、谢米恰斯内、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

在给毛的信的方面与哥穆尔卡交谈时的主要问题。

可能是中央委员会写给我们党的信，但是，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而后把材料告知给各级党组织。或者给中国人写信，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将不进行公开的论战。

准备好给兄弟共产党的信。

安德罗波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和伊利切夫同志，应该就中国问题在中央全体会议上发言。 [133]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21-22

№25630 契尔沃年科与索苏尔巴拉姆会谈纪要：中蒙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134] (1963年11月28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3年12月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拉姆的会谈记录

1963年11月28日

我在苏联大使馆会见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他途经北京去马尼拉参加地域性的贸易会议。他主动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作礼节性的访问。陪同他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萨姆丹。

索苏尔巴拉姆强调了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援助的意义，蒙古不止一次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要求。索苏尔巴拉姆告诉我们，目前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和工人有3000名，到1964年苏联专家和工人的人数将达到8000人，他对专家和工人的工作评价很好，特别指出，没有苏联的援助，蒙古的发展远景规划无法顺利实现。

接着索苏尔巴拉姆扼要地谈到了一下蒙中关系，他说蒙中关系很紧张，指出1964年的贸易协定尚未签订。蒙方设想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要达到1200万—1300万卢布，而中方认为只能达到600万—700万卢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给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马匹……索苏尔巴拉姆说，1964年的贸易最后没有谈成，这样会影响两党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国在劳动力问题方面给我们施加压力。至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中国工人人数大约有6300人，中国政府要求我们签约，保证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蒙方不能同意，表示国际惯例中没有这种签约的先例，再说，在蒙的中国工人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所以实际没有必要签订这样的协议。中国不同意蒙方的意见，一直拖延我们提出的关于中国工人能否于1964年到蒙古参加工作的答复。

索苏尔巴拉姆继续说，我们并不排除中国要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召回自己的工人这种可能。如果工人被召回，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基本建设计划就会发生一定的困难，因为完成这些计划需要有3000名中国工人。如果这样的话，蒙古人民共和国只得挖掘自己的内在潜力，不使国民经济受损。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6，д.8，л.73-75

№10397 波诺马廖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人的反苏言论(1963年12月 [135] )

机密

文本第17份

苏共中央书记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的发言

第П2001号

收文6个月后可按规定在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边区党委及州党委当地销毁

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全会工作的整个过程再次表明，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带来好的成绩，并在苏联人民面前展示了新的令人鼓舞的前景。

这次全会还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它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表示，我们的国家满怀信心地向共产主义前进，在最新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自己的经济。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情况是，中央全会给出了解决两项相互关联的任务——在城乡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地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

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深刻和详细的报告中，不仅苏联人民，而且各国劳动人民为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找到了新的动因。

中央全会向所有国家表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提出了今后许多年的建设计划，始终不渝执行和平政策。我们，像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个政策为巩固苏联的事业服务，为整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服务，为总的社会进步利益服务。

全会的工作，同我们党的全部活动一样，——这就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真正的进攻，这是列宁主义在行动中的体现——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即解决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任务。

大家都清楚，我们走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成就俱在，社会主义的威力在增长，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但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中国活动家们，他们顽固地不想看见我们的党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实在成就，不想看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坚持正确的道路。

迄今，中国领导人暴露出了更多的阴谋，他们反列宁主义、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出席这次全会的人员通报关于目前这方面的形势。简单地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党和人民建设共产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同绝大多数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同心协力地行动，而这时的中国领导人正进行着反对我们的诽谤运动。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及其他同志，在6月中央全会的讲话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绝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实质。在这次全会后发生了什么？

最近的事实表明，中国活动家们被民族主义的傲慢所迷惑，不听取绝大多数兄弟党的一致意见和号召。据说，他们没有回心转意，而且继续加强分裂活动。

从《苏共中央的非公开信》中你们知道，中国代表团以怎样的谣言归咎我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在莫斯科6月双边会谈中采取了哪些卑鄙的伎俩。

苏共中央代表团提出了关于谈判的建设性纲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遭到苏共中央代表团坚决反对后，停止了会晤，表现出了不想寻求化解分歧的途径。

谈判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急剧地恶化了同苏联的国家关系。由于他们的原因，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正进一步减少。由于签订了《禁止在三大领域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即《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中国领导人通过可耻的诽谤运动达到了反苏、公开分裂方针的巅峰。

中国分裂分子现在主要是打击社会主义阵营和一切进步力量的堡垒——反对列宁的党，反对苏联。最近数月来，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其他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文章内容粗暴地攻击我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纲领以及我们所有对外和对内的政策。中国领导人现在千方百计，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并不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而只是反对苏共的领导路线。

没有非常愤怒的感觉，就不能阅读这些充满诽谤，对我们的党以及其他兄弟党的真正立场造假的中国报刊的言论。这些言论中，还显出中共活动家们一个荒谬的阴谋——企图破坏苏联人民、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对我们的党、对中央委员会、对苏联政府以及对我们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任。

昨天在北京，在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之后，又发表了诽谤文章，反对和平共处政策，反对我党的领导。

我们可以告诉中国的活动家们：你们白费心机了。苏联和我们的党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从来没有这样崇高，我们的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团结一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紧密地团结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周围。(长时间鼓掌)我们的党和人民，整个国际工人阶级非常了解和热爱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长时间鼓掌，全体起立)……作为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因为他热诚接近人民群众，因为他不断地关心劳动人民，因为他有真正革命战士的勇气，因为他为保卫和平而忘我奋斗。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破坏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崇高威望!(鼓掌)

(一)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许多路线上开展破坏活动。现在已完全清楚他们想要什么：

——分裂列宁缔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破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团结，破坏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我们的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成果；

——使国际工人阶级脱离争取团结它的全部队伍，争取联合民主力量到反对垄断资本统一战线的道路，而走上宗派主义策略和“左”倾冒险的道路；

——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重新考虑社会主义国家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外政策的基础，保证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制止热核战争的方针；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于国际紧张局势并使其尖锐化，鼓吹军备竞赛。

当然，中国的活动家们不会公开讲自己的真正意图，他们举着“世界革命”的旗帜行动。但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面具。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大国主义、领导权的意图所迷惑。他们真正的计划是要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服从自己的路线和自己的狭隘利己主义利益。

如果以他们活动的基本方向来说，那将是这样的画面：

由于中国分裂分子的罪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这样的局势：自成立以来它的团结便受到威胁。从北京发出激烈的攻击，反对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决定的、协同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各共产党的实际工作遭受直接的损失，因为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反对争取和平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劳动人民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国领导人把共产主义运动早已解决的问题强加于争论，诱使革命政党的力量离开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中共的活动家们，对其他共产党的利益一点也不关心，以大肆叫嚣的批评猛烈抨击其他共产党，他们力图使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失去信用，破坏共产党员在群众中的威望。

例如，北京活动家们为什么要指责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

首先，是因为这些党派全力加强自己民族与苏联的团结；其次，他们积极动员本国民众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并赋予工人、全体劳动者反对垄断独裁和政治反动派的日常斗争以重要意义；再次，他们与社会主义者和整个工人运动保持了行动上的一致；最后，在为自己国家确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的同时，他们不听从北京活动家们的“建议”，而是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准备采取任何斗争方式，其中不排除和平斗争方式。

那么，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事实上，在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的情况下，中国活动家们根本无法提出任何积极的纲领性意见，实际上他们谴责任何一项能保证建立反垄断资本的统一阵线，换句话说，也就是能保证组建和训练革命政治大军的现实活动。

在自己的诬蔑行动中，中国的宣传机器竟堕落到了如此下流的地步——借鉴了(敌对势力)反共产主义武器库中的一些惯用伎俩。例如，他们所谓的“莫斯科的手杖”的说法，意思就是说，似乎只要这个手杖一挥，其他共产党派别便一会儿向这个方向，一会儿又向另一个方向。北京的这一说法不是别的，而正是老一代资产阶级关于“莫斯科之手”的寓言的再版。这一谎言是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者们发明的。当年，第二国际的右翼领袖们便曾用之来反对列宁和共产国际。如今，它又被北京领导人借用。北京活动家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送给我们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社会民主主义右翼领袖们的一份大礼。

不过，同志们，事情的实际情况已远远超出了对各兄弟党领导人的简单诬蔑。中共领导人的活动可谓不择手段和不惜血本，他们公开从各类变节者中招募自己的拥护者以组建宗派集团，而且甚至也以某某“党派”称之。积极参与这方面活动的有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如今，建立了此类“党派”和集团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英国、美国、锡兰、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有这些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叛徒们均高喊，自己将依靠中共反对苏联和本国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则称之为所谓“真正的革命者”并在北京热情地招待这些人。

那么，究竟有哪些人享受到了如此的殊荣呢？例如，在瑞士宣称自己为“真正的共产党”的叛徒集团只有5名成员。中国代表立刻接纳了这些人，并向其提供了印刷机。如今，该集团以“党”的名义出版了大量的诬蔑性传单。在澳大利亚，亲中国集团只有2名成员，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名义发行了机关报。在英国，当一个月以前14名夸夸其谈者所提出的亲中国观点被基层党组织否决后，又在一个啤酒馆完全依照北京口气粗制滥造了一份宣言。

在与到访中国的共产党人会谈时，北京领导人极力促使其反对苏联及其本国的共产党，甚至连前不久才从监狱中获释的溥仪——前满洲皇帝也参与其中。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今又“嚣张”起来，他在接见外国代表时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在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而“苏共领导人则是修正主义者”。由此看来，中国活动家们在干部方面的问题是很糟糕的，因为他们竟找了这样一个“大人物”来鉴别事关列宁主义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的对外宣传，服从于宗派斗争的目的。现在北京电台昼夜不停地用数十种外语进行广播。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图书市场堆满了有关中国的资料。

资产阶级圈子毫不掩饰、兴高采烈地去迎接连续不断运来的北京宣传品。这些宣传品甚至在西德、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在许多反动制度下的拉美国家，就是说，在那些一般禁止社会主义国家图书进入的地方广泛散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用意是清楚的。他们企图造成这样的假象，各个国家所有的“政党”都拥护他们。同时，他们加紧说服那些政治上不成熟以及那些因其他原因能够接受中国主张的政党领导。除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外，他们成功地影响了日本共产党领导的立场，还有新西兰共产党。顺便说说，它总共只有600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部分领导越来越陷入亲华立场。侨居北京并早已脱离本党和本国人民的缅甸、马来西亚和泰国共产党的活动家们随着中国之声附和。一年来，自中国领导人为了建立宗派小组和政党而开展公开的斗争之日起，与这个时期之前相比，他们其实一个人也没有吸引到自己一方来。

中国共产党人，实质上力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础上建立宗派集团。但共产主义运动的绝大多数——约70个共产党——坚决谴责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证实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完完全全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鼓掌)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北京培植的宗派小组，没有在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生根，他们不可避免地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也要强调指出，不能把屈服于中国影响的政党领导人的立场与这些政党的共产党人和党员的立场相混淆。在这些政党内，从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开始，直至党支部，有许多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的真正朋友，他们反对中国路线，反对把中国路线引入党内的人。

中国的活动家们，力图使民族解放运动归自己领导。他们到处把自己描绘为亚非拉各国人民的真正朋友。现在大家多么清楚地看到，中国领导人还是没有任何实事求是的纲领，打算帮助世界上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他们的革命斗争中取得进一步切合实际的成果。

确实，现在年轻的民族国家，已经是世界这一地区的基本力量。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取得经济独立，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最容易解决这个任务。某些国家已经按这个方向行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是批驳列宁创立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次是继续强调说，武装斗争对民族解放运动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请问，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谁？!反对奈温、纳赛尔、恩克鲁玛，反对莫迪博·凯塔还是本·贝拉以及其他为巩固民族独立，为捍卫自己国家的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但是要知道，正是当地的反动派要推翻这些政府，帝国主义集团要进行阴谋活动。结果是，中国的宣传实际上鼓励了他们。

中国活动家们现在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政策的矛头，在世界上这些地区活动特别明显。他们不害羞地放出所谓“苏联帝国主义”的谎言。中国的宣传机关和各大使馆，千方百计诋毁苏联及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他们暗中对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说，不能相信“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似乎要剥削“贫穷的国家”。他们采取直接的经济压力。例如，不久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向印度尼西亚商务代表团暗示说，假如印度尼西亚政府支持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斗争，那么中国可以大大地扩大对印尼的援助。

中国代表已长时间进行组建亚非拉三大洲的分立主义工会及其他联合会，按他们的图谋，这些组织必须与世界一般民主运动相对立。

大家知道，民族解放运动并非同一种类型的运动，因为有社会力量的不同成分。中共的领袖们究竟指望谁呢？虽然他们空谈革命力量，实际上许多国家越来越多地联合居心不良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种族主义分子，利用卑鄙的感情，利用民族“有色”和“白色”的差别来投机取巧。这样可耻的事，不仅对共产党人不相称，甚至对普通的诚实人——民主人士也不相称。

中国领导人在某些地方对个别活动家发生影响，但他们不能停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世界上有苏联，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有良好的作用；在年轻的民族国家有很了解自己人民利益的力量，他们已经成长，他们能看清楚中国霸权给他们带来的危险。他们已不止一次在许多国际会议上公开谈论此事。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同已解放国家的战斗联盟坚强起来，并粉碎帝国主义者以及中国分裂分子的一切计划和打算的可靠保证。

接下来，我们谈关于国际政策的问题。中国的宣传叫嚷说：中国共产党与同它在一起的人，——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最不妥协的战士。但事情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难道中国政府在加勒比危机时刻采取的立场，证明是对帝国主义的坚决斗争？正如大家知道的，中国政府拒绝支持苏联使古巴免受美帝侵略的防御措施，与此相反，而是移山倒海般猛烈诽谤苏联。据古巴人自己承认，苏联不止一次被他们证实，苏联拯救了革命之岛。中国的活动家们不是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采取措施制止美国的侵略，拯救古巴的革命，而实质上是在背后打击一切反帝战线。

难道中国政府在印中冲突的行为，能证明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吗？中国政府在边界争议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只能为印度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效劳。

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谈反帝斗争，越来越接近巴基斯坦，这是一个反动制度的国家，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

怎样查看出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全部立场？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对《莫斯科条约》的态度实际上把自己引入到世界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集团一伙。不久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声明，他们准备即便全中国“没有裤子穿”，也要掌握核武器。事实上这一切只能促进军备竞赛，并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原子狂人。

北京对谋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反应是怎样的？在北京，人们不掩饰自己的欢悦。在北京的报刊上出现了一幅漫画，肯尼迪被描绘在血泊中，下面题词：“肯尼迪，啃泥地去吧!”要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谋杀的背后是种族主义者，是美国“疯狂的”反动军界。中国领导人因肯尼迪被谋杀而欣喜若狂，有意或无意地加入这些反动派与战争集团一伙。

最后，要讲一讲关于中国加强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密切接近的情况。帝国主义的领袖们非常明白，什么对什么有关系。我们是原来情况的证人：在北京反帝喊得越响，则越多的帝国主义政府竭力同中国建立关系。当然，“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因中国宣传的叫喊而改变，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领袖们深信中国的活动家们反对苏联，而力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并使中国同自己的关系密切。来自日本、法国、英国、西德的“大生意”代表常常到中国去。居于高位的中国活动家们在祝酒词中和报刊上慷慨地奉承和恭维的，就是那些“血腥的帝国主义”代表，并同他们联合起来经常指责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在这些生意人当中，有过去的大战犯，中国活动家们遇到他们甚至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共产党人不反对同帝国主义国家发展广泛的经济联系。但问题在于，中国的领导人这样做不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立场，而是为了使更多国家同苏联对立，并建立自己的不同国家的集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方针，实际上阻挠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世界力量进一步逐渐增长。这样，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在这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助长帝国主义者的声势。

例如，不久以前大家都知道，从白宫发出的指令中有这样的指示：“中苏分裂，像他们所表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和自由世界。”垄断组织的报刊没有掩饰自己主人的阴谋。例如，《华盛顿邮报》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表示，“利用中苏分歧是为了西方的利益”。这就是阶级敌人评价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谓“革命斗争”的结果!

中国活动家们对外政策实践的总结是怎样的？他们越来越使自己的国家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民孤立起来，他们已经削弱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艰苦贫困和流血牺牲为代价赢得的国家威望。关于当代基本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他们公开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致同意的路线。因而他们表明，他们实际上反对和平共处的政策，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体系有力量，各国人民有能力不容许新的世界大战发生。

在刚结束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华沙会议上，中国代表不是偶然地千方百计辱骂保卫和平运动，他们路线的一个拥护者竟然达到这样程度，他当众声明：“国际保卫和平运动不应以争取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目的。”中国活动家们同时肯定地说，责备他们否定和平共处是冤枉的。一切问题在于他们的立场没有原则，充满矛盾，并实际上完全归结到否定或破坏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同志们，我们讲的这一切揭露了北京当前政治方针的真实思想。中国共产党人以空话掩盖对世界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而实际上对基本的革命力量，对反帝斗争的整个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

中国领导人现在越来越多地承担贯彻自己方针的后果。在国际会议的论坛上，中国代表越来越频繁遭到坚决的反击。这明显地表现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世界妇女大会、尼科西亚亚非团结组织等会议上。华沙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刚结束，他们就对尼科西亚会议抱有特别大的期望。这些国际会议的绝大部分参与者，愤怒地批驳中国代表分裂民主的、爱好和平力量的阵线，谴责他们诽谤苏联以及攻击《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现实表明，中国代表在国际会议上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猖獗的反苏宣传引起越来越大的愤懑。

还有更大的政治失败在前面等待着中国分裂分子。但是我们的党，我们国家的威望，尽管北京的宣传家们进行一切诽谤，不但没有发生动摇，反而与日俱增。(鼓掌)

坚定的，同时也是灵活的、列宁主义的苏联对外政策，已不止一次挽救世界避免热核战争，得到人类的绝大多数支持。希望遏制侵略者，制止热核战争，和平得到维护，爱好和平的人们首先同苏联联系在一起。(鼓掌)

(二)

同志们，有一个问题：怎样解释中国领导人这样的立场？

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党同各种倾向斗争的经验，是开启我们答案之门的钥匙。

现代革命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体系，在它将近成立前，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世界舞台上取得了对自己有利的力量对比，在最近10年内进入了新的阶段。这就提出了新的任务及解决这些任务的新方法。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人运动内部通常会暴露一些政治活动家的弱点，他们没有足够的无产阶级锻炼和培训，受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因此，当革命道路转折的时候，他们通常很难站稳立场。

中国领导人惯于讲革命空话的毛病，他们的自高自大，教训别人的一切语调——这都是内部思想和政治弱点的表现，他们没有能力提高面临新任务的水平，这是他们在需要解决国内和国际重大任务面前折腾的表现。

十分明显，中共领导在国际舞台推行自己的特殊路线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相联系，即用列宁说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庸俗化”成为“三面红旗”方针的后果。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明显失败，国家好像正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中国领导不是真诚自我批评地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正国家的状况，而是在对外政策上走上沙文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道路。他们企图诿过于人，竭力把自己内政失败的罪责推到苏联身上，把失败和撤退苏联专家联系起来。

我们的专家，当然不能支持强加于他们发展生产的冒险实践。他们是“大跃进”失败真正原因的无意见证人，这个失败在他们撤退前早已明显暴露出来了。至于“人民公社”的失败，把它联系到撤退苏联专家，那简直荒谬极了。因为我们的专家没有为中国的农业工作过。

就是这样，不顾一切类似不配称为“解释”的荒诞无稽和骇人听闻，被民族主义迷惑的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全世界扩散这些诽谤，而且把它作为说服本国人民的基础，唆使他们反对苏联。在这种可耻的事情中，他们达到这样的程度，竟不害羞地把这些诽谤写入今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的决议中。

民族主义——当现实打击他们的不切实际、弄虚作假的计划和口号时，这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通常的靠山。中国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态度，他们大喊大叫的、超革命的空洞辞藻——这只能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掩饰。

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贯穿于他们的所有路线。民族主义促使中国领导人染指社会主义大家庭最珍贵的财富——苏中友谊。民族主义也是中国领导全部所谓理论的源泉，成为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特殊纲领。既是关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到亚非拉各国的理论；又是“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反对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提纲；还有从民主组织赶走“白人”代表的图谋；还有不惜任何代价得到“自己的”原子弹的志向；还有对与印度在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态度——这一切都是民族主义真实的表现。

这样，在以中国活动家们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左的”空洞辞藻为掩饰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

现代机会主义倾向有一系列的特点。现在，它已不像共产国际成立后的最初年代，与共产党的建立有联系。它已掌握了早已存在并取得了政权的政党领导机关。

这一流派的代表们，力图以自己的特殊思想纲领和政治方针为基础，在北京组建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流派。

这一反列宁主义的流派，有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包装——毛泽东主义。当然，这绝对不是严整的、完全的理论。(民族主义就是它的基本来源。除民族主义外，其中还强烈感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这包括“不断革命论”。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不能掩盖有明显的孔子学说烙印的思想和表达方式。) [136]

毛泽东主义的折中主义特征，给予现代托洛茨基分子越来越多的理由，热烈地支持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和观点。

毛泽东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是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化身，并直接修正它的基本原则。

真的，举他的“促进”革命论为例，他限制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有一种武装斗争形式，忽视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原理——这是直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修正。这里还有一系列例子——这是教条主义最坏的一种形式：重复旧的关于世界大战的表达方式，关于时代的旧定义，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旧的表达方式，等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他思想也有机地包括进去。难怪托洛茨基分子如此高兴地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路线和活动。) [137]

现在，中国公开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被提升到各个时代和各国人民最伟大的理论家一级。

在中国报刊上可以看到有关他的论述：“毛泽东继列宁和斯大林之后，总结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来没有过的丰富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尤其是“总结了时代的一切重要的科学成果……”

所有这一切极端吹捧和夸大的真实思想何在？在于树立毛泽东的全世界领袖的地位，并提出中国领导的领导权诉求理由。

今天，中国领导人背弃自己原来对我们的党，对二十大路线的评价。对毛泽东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他烧尽了原来所崇拜的一切，而原来所焚毁的一切，现在崇拜起来。”(屠格涅夫语)

这是毛泽东观点的一些对比。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他说：“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

现在毛泽东的宣传队叫嚣，似乎二十大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真正的革命精神。

中国领导现在对斯大林过度赞扬，而他们对斯大林的真正态度，可以按毛泽东在1956年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的讲话来判断。他对意大利同志说：“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以自己的行动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带进共产主义，呼吸这样的空气令人难受。他成为共产主义的成吉思汗。斯大林的错误更甚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是，他提出以党内特务系统为基础的政治方法，建立怀疑和恐吓的连坐方法，这种方法会使人们做出卑鄙而恐怖的行为，在工作中互不信任，使人民生活在威胁中。”

可是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怎样说的呢？现在他们虚伪地对斯大林进行颂扬，赞同他施行镇压的方法，并且声称，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意味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中国活动家们甚至肯定地说，苏联的导弹威力对保证世界和平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请听，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1957年说的：“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武装到牙齿。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个500公斤‘小卫星’……如果搞一个5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5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把苏联的强大同订立和平协定联系起来，把苏联以自己的武装力量保护中国同中国的独立直接联系起来。

而现在中国领导人吹嘘，他们不需要苏联的支持。例如，不久前陈毅声称，不需要苏联的核威力来保卫中国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要知道，假如苏联不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帝国主义者可能早已利用任何合适的情况(例如，中国领导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状况)，以便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那里生活着6亿多人。

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都明白，正是苏联以自己的全部威力，保证防御能力并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三)

同志们，分析目前由于中国领导人反对我们总路线而形成的状况，我们应当完全认识清楚，强加给我们的斗争可能将是长期的。

这场斗争有着自己的特点。这是一个掌握一切意识形态手段和国家机器的执政大党的领导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领导人打着“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旗帜，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大喊大叫地把自己描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这有时可能把政治上不够成熟或没有经验的共产党人引入歧途。

当然，不应夸大中国领导人分裂路线的危险性，但也不能把它缩小。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害羞地在方法上，蛊惑地利用资产阶级劳动人民群众加强反帝斗争的自发志向。如果不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真正目的和行为，那么可能把某些阶层的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个别队伍推向冒险的道路，从而对开展世界革命运动带来不小的危害。

我们的党竭尽全力，不容许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并保证执行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尽我们一切所能，改正中国活动家们当前的方针。

苏共中央在这里的依据，是列宁关于政治领袖和政党的动摇性不应把千百万群众的真正利益，及各国人民的命运成为被我们排挤对象的指示。人民中国和中国人民这是巨大的反帝力量。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为了中国共产党，值得、也需要吵一会儿架。

遵循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原则，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按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不久前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去新的一封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建议发展经济、文化及其他联系。

各兄弟党在苏共中央这新的步骤中，看到了我党对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高度理解的表现，它的列宁主义英明和丰富经验的表现。(鼓掌)

苏共中央委员会对自己的政策作长期打算。伟大列宁教导我们的党，要对革命运动内部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实行始终不渝的、无产阶级的策略。

我党中央委员会在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中指明哪些途径？

第一，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的路线。

我们党的立场在纲领中已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苏共非常关心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不对民族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则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主要敌人，是国际反动派在其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斗争中基本的政治和思想武器，与民族主义祸害作斗争现在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我们的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加强同各共产党的联系。今年苏共中央接待了90多个兄弟党代表团。这大大地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数字。赫鲁晓夫同志尽管在百忙之中，也要同其中许多代表会晤并座谈。

国际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对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的党肩负着召开这样会议的责任。为了严肃地审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的问题，中央委员会认真地研究各兄弟党的一切意见和所有立场。它主要的目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团结各共产党，确认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胜利的总路线。

第三，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过去和将来都沿着列宁的道路——世界上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团结一致的道路前进。

如果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民族主义迷惑中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么，用他们的话说，“天当然不会塌下来”。

在悠久的岁月中，我们的国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一直向前发展。现在，我们的力量已无比增长，我们在世界各国有那么多朋友，任何人不能遏制我们。(鼓掌)

应该说，最近，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他们遭受到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坚决回击以及中国人民对反苏方针的不满，他们力图修改自己的反苏策略。他们开始更多地夸耀自己希望维护同苏联人民的友谊，同时加强对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的诽谤性攻击。其中，去年底召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证明，他们的主要路线仍然不变。会议确定的目的不是反对反共产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借口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立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甚至没有提到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

当然，我们应该向苏联共产党员，向全体苏联人民说明中国领导人路线的错误程度。特别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作用，我们进行对外联络的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已增长。他们执行责任重大的、党的委托，应当广泛和深思熟虑地宣传苏联的成就，我们的党带给苏联的伟大列宁主义真理。关于苏联政策的真理要传达给中国人民，继续在中国人民中间播下友谊的种子。特别是将来，当国内不再有毛泽东个人崇拜压力的时候，这些种子会结出自己的成果。

第四，中央委员会教导我们，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决定性贡献，在于逐渐扩大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成就。共产主义建设——这是苏联人民对一切现代革命力量最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我们党的力量——在于它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的正义性。实践和生活完全证实，正是我们路线的正义性，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切政治方针是站不住脚的。(鼓掌)

每年，可以说是每一天，都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并在各国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面前反驳中国活动家们的论点。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说得非常好：“我们沿着伟大列宁指示我们正确的，唯一牢靠的道路前进……没有力量能干扰苏联人民达到预定的目的。”

苏共中央竭尽全力，为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在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下继续前进。(长时间鼓掌)

РГАНИ，ф.2，оп.1，д.665，л.12-19

№10396 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裂(1963年12月 [138] )

机密

文本第15份

苏共中央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的发言

第П2002号

收文6个月后可按规定在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边区党委及州党委当地销毁

同志们!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全会的会议上，已经第二次听取关于因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情况通报。这一事实证明，苏共中央极其关心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证明伟大列宁的党对为社会主义体系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巩固而斗争的事业的高度负责。(鼓掌)

共产党员完全有理由担心最近在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情况。特别关心的问题，是关于中国领导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破坏活动。

中国的领导当然明白，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团结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是团结各国进步力量的骨干和核心。因此，他们首先主要竭力于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破坏兄弟党关系的思想基础，拆毁团结和联合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各国人民的组织政治链条。中共领导人，力图分离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实现自己长远的阴谋。

事实证明，不顾苏共中央及其他兄弟党致力于消除已发生的分歧，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近来加强了，具有公开政治斗争的性质，反对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集体制定的方针。在这个毫无原则的斗争中，中国领导人不择手段。

数年前，当中共领导人以自己的特殊立场登上国际舞台时，可以表明，他们发起与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争论，纯属理论问题。例如，关于评价我们时代的特点，关于制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可以表明，北京的活动家们在随便搞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但是，他们后来的行动证明，这不但是对这样或那样的理论问题的各种解释(当然，这本身虽然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明确，在开展的论战中，谈论的是关于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路线不受中国分裂分子的恶意攻击，关于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世界发展的最根本问题的政治方针。

中国领导人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以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击，他们的行为已经不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是越来越把意识形态分歧转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政策范畴的斗争重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公开的宗派工作。他们竭尽全力破坏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使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不和睦。中国领导人明显地执行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其队伍的方针。很明显这一切符合他们的特殊目的。

(一)

大家知道，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行为遭到了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决反击。有鉴于此，中共领导人现在企图随机应变，改换策略，稍为更深地隐藏自己的真正阴谋。开始时，按北京战略家的阴谋，应当用“左”的辞藻和一点也靠不住的宝剑来表示他们的非凡勇气和革命性。近来越来越改用劝人信服的话，说中国领导始终为和平共处而斗争，说他们也没打算过通过发动战争等手段“促进”革命。总而言之，看样子已经像高唱其他歌曲了，虽然仍明显是老调，因为中共领导人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做到，除了隐瞒自己那些引起各国人民极其厌恶和愤怒的观点和主张。

在现阶段，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策略特点之一，就是力图不惜任何代价抹黑苏联共产党，把它的政策与其他兄弟党的政策相对立，力图证明，似乎苏联在国际舞台的路线不符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中共领导人明白，我们的列宁主义党以及苏联的爱好和平与国际主义的政策，是他们走向实现大国民族主义图谋之路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们力图以任何手段和方法破坏苏共的威望，削弱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影响。

与不久以前不同，那时中国宣传的火力主要集中在苏联的对外政策，现在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二十大后执行的全部对内政策。中共领导无论在自己国内还是与其他党会谈时，千方百计竭力强调，似乎他们并不反对苏联共产党，只是与其中央委员及苏联政府有分歧。然而，这并不比中共领导的卑鄙伎俩更高明。不可能使始终不渝地贯彻数百万苏联共产党员大军意志的列宁主义、苏共中央委员与我们全党、全体人民相对立。况且大家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宣传对党的最高机关——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措施及文件进行攻击，反对谴责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反对二十二大通过并得到不仅全党而且全体苏联人民一致拥护的我们党的纲领。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最近的多篇文章中这样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完整体系的。”关于苏共纲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承认，这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而中共机关的理论杂志《红旗》写道：“这个纲领……是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纲领。”这本杂志还声称，苏联人民“背弃了共产主义的高尚理想，因为他们以物质福利的观点来解释共产主义社会”。而在这一切之后，中国领导人想让人相信他们，似乎他们更“热爱和尊敬”苏联共产党以及全体苏联人民。

很典型的是，中共领导企图把我党竭力保障苏联人民更美好的生活描绘为背弃共产主义的理想。

在这个方面，现在北京各剧场演出的话剧《雷锋》具有代表性。譬如，从毛泽东同志本人去看这话剧，就可以看出这剧本具有何等意义。这话剧的主人公直言不讳地批评人们渴望更美好的生活。他在舞台对着观众说：“从前你光着脚走路，后来穿布鞋了，现在是橡胶鞋，而以后想炫耀穿皮鞋了，而且可能是长筒靴了。这样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全场活跃)

当然，我们明白，在中国现在皮靴对普通人来说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也理解中国人民经历过的困难。但是，当把困难视为理想，当以此立场企图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企图证明，只有处于困难之中并认为这是幸福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那么，这不可能不引起任何明白人的抗议。

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在论战的怒火中“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正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在那里最大限度地完全满足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在那里每天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发挥体力和脑力的能力，保障越来越充分的自由发展。

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明白这个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直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关于这样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但是，他们为了宗派的、民族主义的目的，准备诬蔑苏联人民的成就——国际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财富。

许多兄弟党的同志说，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近来不止一次声称，在贯彻中国方针的斗争中现阶段不应分散，而要集中力量主要打击苏联，或像他们直接讲的“擒贼先擒王”。这个策略在中共领导最近的全部的宣传和宗派工作中得到完全的证实。在中国报刊的版面，充满反对苏共和反对苏联的诽谤内容。仅在8月份，一家《人民日报》就发表了200多篇各种各样的反苏性质的材料。从11月初开始，对苏联的俄语广播从每天6小时增至9小时。

几乎每天都有从中国播放北京报刊的反苏文章，中国发言人的讲话，还有阿尔巴尼亚的以及其他诽谤性的材料。在中国共产党官方的党和国家的文件中，甚至采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三大敌人的表达方式。同时，中国刊物直接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苏联共产党人。今年10月，《人民日报》一位负责人同匈牙利 [139] 报纸记者会谈时说：“苏联比帝国主义更坏。”

中国领导人做出类似声明，恬不知耻地继续确认，似乎正是他们“遵守阶级立场”，“划清敌友界限”。事实上，正如事实所表明，中共领导人，不是集中火力反对帝国主义，而是掉转政治斗争战线去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

中共领导人宗派活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力图破坏我党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的团结。如果以前，他们是反对那些不支持他们的路线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那么现在，他们玩弄的计谋更狡猾，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引诱，对另一部分施压，对第三部分恫吓。不久前，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彭真做出对策略路线的改变，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因此，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国家要不同对待，但主要打击核心，打击苏共……要把一个一个国家区分开来，从而达到瓦解修正主义阵营的目的。”

如果在1959—1960年，中共领导人在实行自己的特殊路线的斗争中，企图通过所谓骑兵进攻的跃进取得成就，那么现在，他们则转入了长期和顽强的围攻。他们指望长期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共领导打算经过这样的斗争，据他们说，可能持续数十年后，一部分厌倦了并退到局外，另一部分开始动摇，第三部分则完全“举起白旗”。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实行这条路线，极大地减少了同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经济联系，公然宣称，其理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反对中共的立场。不久前，民主德国在北京的大使被中国外交部召见，直接向他声明，如果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停止反对中国领导人的立场，那么“将严重影响民主德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不但如此，中国外交部1963年9月5日致民主德国政府的官方照会中写道：“如果民主德国确实把德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那么它理解到这个最简单的事实，应站在中共一边。” [140]

中国领导人对波兰和匈牙利实行了粗暴的讹诈政策。具有代表性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今年9月，政治局委员朱德在与匈牙利在中国的代表会谈时声明，假如匈牙利同志与苏共路线划清界限，那么中国欢迎。假如你们，朱德威胁说，站在修正主义一边，那么我们将反对你们。 [141]

中共领导对蒙古有特别的打算。不久前泽登巴尔同志对苏联大使说：“现在中国人一方面采取经济压力方法，把乌兰巴托铁路的运输降至微不足道的规模，减少自己的商品供应量；停止贷款援助；以中国工人的行动讹诈我们……另一方面，他们企图进行破坏苏联援助蒙古的威信，破坏我们之间关系的宣传，寄希望于在我国、在蒙古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

中国代表无耻地利用古巴的困难和复杂的局势，问题是，在那里才刚成立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中国的宣传机关(利用古巴人民的无知) [142] 在古巴散布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苏古关系的谣言，他们肯定地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似乎打算停止援助古巴。同时，中国的宣传千方百计鼓吹中国对古巴援助的意义。

不言而喻，中国领导这样的分裂活动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应有的反击。这些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员十分明白，中国的分裂主义者要达到什么目的，要把事态引向何方，他们同时认为，必须动员力量进行反对分裂活动的斗争。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独特发展的路线，煽动民族争吵和各国人民间不信任的方针以及派遣破坏组织分子到我们队伍的方针，虽然可能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最终必将遭到完全和可耻的失败。(鼓掌)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要通过互相和全面合作的努力，通过同苏联的友好，必将建成通向他们新的幸福生活道路。(鼓掌)

事件的发展越来越说明，中国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活动，直接同最近几年来在中国实行的错误对内政策相联系，它不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损害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

大家知道，所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路线导致中国经济何等的巨大失败。当然，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在像中国这样大的和落后的国家——事情是复杂的，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像列宁说的，谁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现在要非常重要地说明：为了什么目的在发展经济的领域采取错误和冒险的措施？中国领导人在1958年前在发展国民经济中取得了无疑的成就后，马上进行危险的试验，使国家经济倒退了几年，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十分明显，中国领导提出“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路线，试图飞跃地、一下子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超越所有发展阶段，因此声明自己要求担当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这样直截了当地说：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种，是以加速度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属于这类国家的当然是中国；第二种，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原地踏步的国家；第三种，是从社会主义向后转到资本主义的国家。在1958年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决议中肯定地说，在中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转变可能要3—4年或5—6年。决议中还说，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了。

大家都看得清楚，“大跃进”、“人民公社”，同时还有“丑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都失败了，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所谓“调整国民经济”的口号。这个运动的简单思想，实际上就是让地方干部承担犯错误的主要责任，形式上保留原来的口号，竭力掩盖放弃总方针。

早已停止了“小高炉”的土法炼钢运动，修订了随意的技术经济指标，这些指标是1958年在会议上通过投票决定的。人民公社实质上改变为通常的农业合作社，恢复了物质利益关心原则，当时中国领导人曾如此草率地嘲笑这个原则。

最近，中国领导人力图千方百计强调，他们国家的经济“已经稳定”，指出工业和农业都向前发展。但不能不看到，现在这个“发展”是在1958年的水平上开始的，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可悲经验的结果，使国家经济倒退到这样的水平。同志们，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由于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遭受了残酷的教训，现在从一个极端猛撞向另一个极端。

还在几年前，他们向全世界宣布宏伟的炼钢、生铁、采煤的计划数字，声称“提前工业化”——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它将于最短的期间实现。现在，中国领导违反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把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决定推迟到不确定的时间。在上述“调整”运动的过程中，基本建设企业缩减，工业发展速度急剧下降，2000多万人从城市强迫下放到农村。

与1957年兄弟党宣言中阐明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反，中国领导人现在证明，国民经济各部门应按下列次序发展：首先是农业，然后是轻工业，最后才是重工业。现在他们总的说，工业化政策的制定要非常依赖农业的状况。假如这一切他们仅为中国设想，那是好的。这样可能会考虑，中国某些特殊条件为他们解释这样的决定。但是，问题在于，中国领导人还没有来得及改正原来的错误，便匆忙把自己的仓促决定赋予为普遍特点，并把它作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则。

但是要知道，实质上这样对待工业化的态度意味着在同资本主义竞赛中放弃阵地，在困难面前投降，更不用说这一切不可能不削弱中国的国防力。

顺便说说，中国领导人喜欢提醒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防能力的必要性，甚至责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据说因为他们不够重视国防。那为什么他们自己对这个公认的最重要的任务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最近几年的时间，苏联不惜资金制造导弹核武器，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可靠的盾牌，而中国却缩减了对国防有直接影响的钢铁、有色金属以及许多其他种类的工业品的生产。无须惊奇，这样的结果，武器现代化和中国军队的装备严重地放慢了。难道这一切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防力吗？

发生理所当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领导不顾在发展经济中的一切困难，顽固地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的兄弟合作？要知道，这很明显，中苏经济和科技交流正常化，苏联政府近来不止一次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这只能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快地扭转在经济中的大失败。

骤然看来，这是一幅不明白的景象。我国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获利较少，但它不止一次提出这样的合作建议，同时中国拒绝我们所有的建议。究竟如何解释中共领导这样的立场？只有一点：中国领导人害怕他们的人民知道关于苏联无私的、兄弟般的建议的真理，那时，他们企图归咎我们的党和苏联人民的一切卑鄙诽谤将完全粉碎。中共领导担心，同我国的合作，可能会把消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造成不可容忍环境的二十大思想清风吹到中国。在今年初的边防部队会议上刘少奇直截了当说：“现在风从西方、东方、北方和南方把铺天盖地的沙尘吹到我国，这些沙尘影响我们呼吸。如果我们同西风、东风和南风进行斗争，并学会了战胜它们，那么我们还没有学会同北风，同从那里吹来的沙尘作斗争。” [143]

原来，这就是为什么“风从北方来”的恐惧。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思想的影响下，害怕人民自觉意识的增长，他们政治积极性的提高，迫使中国领导人更紧密地关闭面向苏联的所有门窗，这样对二十大思想影响的害怕，当然不是偶然的。

同志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不能不使一切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人提出抗议。还在人民政权的最初年代，兄弟党已注意到中国领导在实践中的某些负面现象。例如，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同志太过分追求建造庞大的国家机关，尤其是强制扩大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机关。任何到中国来过的人可以观察到，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仍然明显地告知关于这方面情况的信息。那就可能明白，不要忘掉中国发展历史道路的特点。但是，无法解释的是另一点。无法解释的是，中共领导不仅没有对这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进行斗争，反而像是有意识地保存这些现象，使之适合于自己今天的政治目的。

在党内形成绝不容许流露即使最轻微批评的环境。在全国开展所谓的“清洗运动”，实质上变成残酷镇压一切不同意中国领导当前政策的人。对当前中共领导政策的动摇，首先是那些同情苏联的人遭到镇压、撤职、降级或下放农村。在所谓的“改造”运动过程中，数以万计的人们因一丁点儿理由而离开家庭，被强迫派去从事重体力劳动或停发粮票。所有这一切都充当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新方法。

这是中国公民自己如何描述中国的状况。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杨乃文(ЯнНай-вин)在自己的信中说，大规模地建立“思想检查”制度，定期进行检查“政治可靠性”，这是中共实行新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如被怀疑对中共领导的方针有一丁点儿不同意，”他写道，“就要遭到无穷的检查、审查和批判，直至他们真的或假的承认错误为止。这一切摧残人的生活，导致某些人自杀，在人们中产生敷衍应付、没有原则性的心理。”

然而中国领导人把这样的制度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典范，并企图把它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坚定地说，无论我们的党，无论其他兄弟党，无论何时，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会接受这个社会主义“典范”。(鼓掌)我们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言嘱咐我们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并深信，只有在贯彻他们的思想道路上才能建立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生活。(鼓掌)

(三) [144]

同志们!不能不考虑到，反对中国领导分裂路线的斗争，是在历史环境的具体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的特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增长以及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都在增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发展，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在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在增长。现在人民民主国家早已不是15—18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国家了。它们全部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加强了自己的经济，顺利地发展各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化。与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同时，当然，加强了这些国家的主权，增长了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这些现象当然有着正面的意义，因为它建立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还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总的实力加强都得到保证。

但不能不看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伴随着由于克服旧的传统和观念以及从资本主义继承的旧心理而产生一定的困难，还要克服由于许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消灭经济落后而产生的困难。这全是历史造成的事情，我们正在顺利地克服成长中的困难，并将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努力继续克服。 [145]

中国领导人，企图利用在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发生的客观程序，来达到自己的分裂目标。中国领导人利用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利用各国人民完全自然的对加强主权的志向，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基础，削弱它们同苏联的联系。

现在，中国的报刊广泛宣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依靠“自力更生”的提纲。我党中央已声明，假如中国领导人没有在提纲中放入以干扰国际社会主义分工并最终导致各国人民按民族分布地分离为主要思想的特别内容，那么对这提纲不作任何反对。

这样，如果用心观察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那么显而易见，他们力求达到：

——拒绝各国的经济和政治联合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每一个国家孤立发展，建立以中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对抗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拒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国际经验；承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崇拜实践的合理性。

同志们，实质上中共领导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一切分裂活动以及自己的国内政策，都意味着一条放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经济竞赛的路线，意味着不相信在这场竞赛中战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可能性。这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在帝国主义势力面前，在两大体系竞赛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复杂性和困难面前投降。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特殊政治方针以及围绕它的叫嚣，不仅号召掩盖这个投降，而且转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失败的注意力，把这些责任推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身上。很明显，中共中央因此不顾我们提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继续攻击我们的党。

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政策，在共产主义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以及它的大吹大擂的革命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和困难任务面前惊慌失措，否定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和纪律性，具有从一个极端猛撞到另一个极端的倾向。这一些势力，正如列宁不止一次指出，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局限性”(《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1卷，第128页)，具有特殊的稳定性。

共产主义运动，已不止一次遇到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潮流的代表。只要回想起关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反对20年代的“左”倾共产党人，反对托洛茨基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活动分子的斗争就足够了。了解这次斗争历史的人，不能不觉察到中国领导人不仅假借上述潮流中的观点，而且仿效他们的斗争方法反对我们的党。他们越深入开展自己的破坏活动，越能明显地看到，“左”的空话只是掩盖其实行民族主义的大国政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同志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问：怎能发生像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大党，带领人民走向胜利，在夺取政权后的最初年代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可能发生，像这样党的领导滑到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泥潭？

只要注意到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国家的具体环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可以获得对此问题的正确答案。20多年来，直至1949年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群众性的党，吸收了数十万农民，他们曾很好地对外国奴役者，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但是，由于自己的阶级本性，没有像无产阶级所固有的素质：高度的阶级觉悟、组织性和纪律性。

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事业。否则中国革命可能不会取得胜利。但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农民方面，太把农民理想化，同时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他们认为，农民是比无产阶级更进步、更革命的阶级。这样的思想观点形成了组织规定。党的成长优先依靠农民，并长期进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教育。1949年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只占2％—3％。现在，中共党员人数达到1800万人，但就其构成来说，仍然是一个农民党。

只要领导政策正确，如同列宁领导的那样，在农民中普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因素可以不引起此类负面作用。但是，当中共领导人本身经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自己的压力时，没有同它斗争，而企图把自己的政治路线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就是解释中国领导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作所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领导人现在肯定地说，似乎他们同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在二十大以后开始的。实际上，在中共酝酿民族主义、机会主义以及直接反苏的情绪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还在20世纪30—40年代，所有在苏联学习过的同志在中共都遇到了不友善的对待。对在共产国际学校学习过的人，要求做出书面声明，放弃他们在莫斯科学过的一切东西。在这个时期，已经相当强烈地感到中国领导人的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那时他已经强调指出，只有中国领导人不仅能够正确了解和评估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的形势。

1949年春，中国领导人对一系列问题的特殊立场使自己感觉非常清楚，以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派米高扬，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华北西柏坡同毛泽东会谈。顺便说说，在这些会谈中，苏共中央力图说服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影响，更多地注意在最大的工业中心，像上海这样一些城市的工作，更广泛地开展工会工作，等等。

很典型的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执政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要求苏联支持他们撤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支持中国吞并它。苏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他们，也不会同意自己这样做，虽然中国领导人从那时起不止一次重复这个问题。可以再列举其他事实，完全驳倒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他们同苏共的分歧只在二十大之后开始的论点。有一切理由证实，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主张很早以前在中共领导内就已成熟了，他们的代表者等待公开发言的合适时机。

中共领导人经常在农民中间工作，本身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一切负面后果的影响。在相当的时候，中国领导还能保持用批评的态度评价自己的工作，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毛泽东在1942年针对这个问题说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

很遗憾，不得不承认，经过许多年以后，中共领导忘记了这个危险性，并容许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自己的党内占优势。

(四)

我党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常常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的。苏联共产党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着诚挚的同情，敬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同志。我们坚决相信，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破坏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友谊基础，归根到底，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苏联和中国人民将一起在一个队伍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鼓掌)

苏共中央已经声明，中央委员会不会屈服于狂热的斗争，不会走上吵架的道路，不采用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斗争中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卑鄙伎俩。

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苏共中央为了消除存在的分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把已开展的论战在共产党人之间可接受的框架内进行。按我党建议，今年7月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在这些谈判中，苏共代表团受中央委托，提出了一系列巩固苏共同中共两党团结的建设性意见。如果谈判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那么对此罪责完全归咎中国代表团，它不仅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设性建议，而且竭尽全力使这次会谈失败。

你们知道，今年10月苏共中央再次提出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因此，苏联的报刊停止发表论战的材料。但是，中共中央实际上又拒绝了苏共中央这次倡议。

不久以前，今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停止公开论战。信中重新建议采取措施，必须促进中共与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对此信的答复暂时尚未收到，但不能不提高警惕，中国领导人收到此信后，并没有停止在报刊上发表反苏言论。不久以前，早已是北京喉舌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在编辑部文章中，实质上对苏共中央的新建议进行攻击。与此同时，中国发表反苏文章，并在电台广播，恬不知耻地欺骗人民，肯定地认为，苏联的报刊似乎在进行“疯狂的反华运动”。

苏共中央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次表明世界共产主义的舆论，认为我们是按列宁的方式在对待其他兄弟党，其中包括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沉着和耐心。同时，苏共不止一次声明，它不能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切身利益的最重要原则。

最近，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同志会谈时，公开而且相当肯定地声明，他们不准备同苏联改善关系，换言之，要以我方“无条件投降”为条件。他们想要什么？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就看得清楚，他们想要我们的党把自己的政策服从于中共领导的大国意向。他们想要苏联人民恢复个人崇拜时代的制度，放弃我们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放弃列宁的和平共处方针。但是他们应当知道，世界上没有力量能把我们的党、我国的人民从列宁的方针指引下击退下来。(鼓掌)

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顽强地克服发生的困难，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对待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的破坏活动，更积极地执行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坚决捍卫集体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针。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争取巩固所有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的斗争是严重的，而且可能是长期的。一切事实证明，中国领导人将继续顽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将企图并继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自己的宗派和破坏活动。

但是我们党的力量在于：以国际主义政策对抗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以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发展合作的路线，对抗他们使社会主义大家庭思想混乱和分裂的政策；以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策，对抗小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苏联共产党人的这一方针得到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热烈支持。

苏共中央不止一次指出，要最大限度地沉着，利用一切可能性，制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利用一切手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克服分歧。正是基于这些意见，苏共中央采取了行动，不顾中国狂妄的反苏运动，一次又一次建议中国领导人认清当前局势的一切责任，并制止事态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党维护和巩固团结的努力，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人民自己的根本利益。

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强大。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越来越新的胜利。它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在全世界民主力量中赢得了空前崇高的威望。

为了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取得胜利，为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加强，为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大家庭——未来共产主义的文明榜样的发展和加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贡献数十年来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巩固而忘我斗争所积累的一切经验以及强大的力量。

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及其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这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伟大原则的全体苏联人民的路线，我们坚定地相信，这条路线一定胜利!(长时间鼓掌)

安德罗波夫(签名)

1963年12月26日

РГАНИ，ф.2，оп.1，д.665，л.20-34

№10395 伊利切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草稿)：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1963年12月 [146] )

机密

文本第16份

苏共中央书记Л.Ф.伊利切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的发言

第П2003号

收文6个月后可按规定在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边区党委及州党委当地销毁

同志们!自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不同的政治和理论纲领以来，已经过了不少时间。

开始并不完全清楚，后来越来越明确地显出中国领导人的真正政治目的，他们破坏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战略和策略。苏共中央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遵循国际主义的最高利益和对一切革命力量团结的关注，不止一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同志式的讨论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大量的、正确的列宁语录，耐心地阐明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有根本问题的立场。

但是苏共中央以及各兄弟党的努力未能获得中国领导人的理解。

相反，最近他们强烈地开展自己的分裂活动，顽固地扩大争论的范围。更准确地说，杜撰越来越新的“有争议的问题”，企图使争论尖锐化。结果，他们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共产主义文件的纲领越来越远。

当然，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是偶然的错误认识，可能是个别的错误，还是摆在我们面前一定的政治和理论性质的错误体系？

现在，颁布官方声明、半官方通告之后，特别考虑到中国分裂分子的实际行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要应付的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而是举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的战略和策略基础的修正，是以好战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为基础的思想体系。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行为方式说明什么？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试图从中共中央文件中，找到一点与当今所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对比具有令人信服的、合理性的论据，但是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论据，甚至根本没有。看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一篇又一篇讲话，这类东西很多，但你不能摆脱中国理论家们不诚实的感觉，因为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是一回事，而所说的是另一回事。因此要说：“不知啃什么东西，但什么都没有咽下。”中国领导人的行为表明，不是对真理的关切使他们恐慌，他们不单是从事寻找以自己的“特殊”立场为论据的全部理由，而主要是发明越来越新的，攻击苏共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借口。

如果当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动甚至可能陷入错误认识，有人可能考虑过，同志们是否错了，那么现在他们已经公开出面，修正与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理论信仰相对立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包括我们时代一切基础的社会政治问题：关于当今时代的特点及其主要矛盾，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过渡形式，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问题，等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思想政治纲领不是局部地，而是基本上在主要方面离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

现在，任何人未必能怀疑以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各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学说。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思想从世界观到思想方法乃至工作方法是发展与完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伊利切夫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人民日报》，1960年1月4日)这种自以为是的意图，想把某种特殊的、“民族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位置上。这深深地败坏了自己的基础。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既然不可避免地像连锁反应一样产生，很遗憾，已经开始产生“印度尼西亚化的”、(“日本化的”) [147] 以及其他“种类”的马克思主义。这归根到底可能将分裂分子招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它分割成个别孤立的民族中队和小队。

工人阶级、各国共产主义者只有一面理论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建立，后来经各国共产党，首先是我们的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共同努力发展的学说。(鼓掌)

我们的党过去和现在都声明：

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按民族的分布地划分。本质上没有，也不应当有，无论是德国的，或是俄国的、中国的、印尼的，任何的其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各民族的、国际主义的学说。(鼓掌)

难道中国的理论家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则？不，假如事情真的这样，那么什么问题都不会发生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这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按自己的想法歪曲地解释、掩盖真相，乔装打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注意到，这就是中国同志企图把它作为理论基础强加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这样，现在谈的是，不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而是要毛泽东思想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旗帜。

这些企图导致什么结果，其危害性何在？

——它导致革命理论不切实际地失去作用，为迎合恶性的政治方针而修正理论原则，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以民族主义代替国际主义；

——它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后拖，否定我党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它追求的目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绝对化，把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各兄弟党。

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对先锋主义、领导权的主张以及大国主义的意图“说明理由”，他们要求对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进行修正。但是，列宁主义在本质上，在自己的特征上，是属于国际的，这不是可以利用来说明民族主义领导理由的学说。对此最可能接近的是孔子学说——中国历史上特别崇敬的学说。

还在一年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警告过：

“……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宗派主义严重危险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越来越凸显。看不见这一点，就是害怕见到事实，拒绝现实的情况，我们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上负有全部责任。”近来中国领导人竭力加强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他们毫无原则、造谣中伤地攻击苏共及其他兄弟党，这一切表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性已更加增长。

因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应正确地说：

——与教条主义、左倾宗派主义、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斗争主要方向的时期已经来到了。

(一)

最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顽强地企图掌握自己发展革命理论的垄断权，不掩盖自己奢望扮演唯一捍卫和诠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角色。

当你阅读中国的报刊，有时你实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断然声明到这种程度，说什么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就是在中国领导身上肩负着，在理论上领会当今时代与革命斗争经验的任务，说什么这个结论对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有着“普遍真理”的性质。

但是，要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幻想的基础之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遇到了老朋友——在各个时期打着各种牌子的修正主义。但每次都是同一目的——使马克思主义失去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以及革命的力量。如果离真理近一点，对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做这样的评价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历史和实践早已证明，教条主义在实际上、在实践中不是别的，而是修正主义的反面。中国理论家们，需要教条主义的帷幕，是为了掩盖其反列宁主义路线。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绝不决定于口头上的保证和发誓。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创造性，要在具体条件下善于运用。列宁在揭示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原因时写道，他们“不是重复背熟的词句，而是认真地审视新的历史条件，他们深思，为什么实际生活是这个样子，他们用头脑工作，而不只是用语言”(《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45页)。

中国理论家们臆造的正统性，并紧连着不合逻辑和没有原则性的行为，这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征。

在相当的时候，北京的政策攻击列宁的和平共处主义原则。他们宣称，“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时候尚未到来”，以及“说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就是欺骗劳动人民”。现在，北京深信，直接攻击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没有给他们带来声望及荣誉，而与此相反，中国的宣传退出原先的立场，现在提出另一种更加巧妙的说法。

刚出版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一文中坚信，不是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执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或他们报上写的“列宁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至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和平共处政策，那么，据报上的论点，“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是“阶级投降政策”，“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叛变”。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的理论家们也做出这样的策略。

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声称，如果打原子战争，地球上死掉一半人后，人类将创造“更高的文明”。这时他们公开宣称，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指责苏共以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切不可饶恕的罪行。

然而，在北京就觉察到，他们骇人听闻的声明受到普遍的愤怒。他们明白，他们作了草率的预算，迅速地改变了方针。现在他们在自己的官方声明中表示坚信，他们也进行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虽然他们在公开的讲话中，改变了自己观点的宣传政策，但在国内的内部会议上，仍继续错误的宣传，而且，对出席这样会议的人提出严重警告，泄露信息要受到监禁。

究竟中国人民相信什么？下面就是从中国的一封来信中的真实叙述：

“根据中央领导的设想，假如战争爆发……那么这对中国没有关系。情况是这样的，当世界核战争发生时，首先灭亡的是古巴、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乃至苏联和美国。至于中国，它参与这场战争后，可能死掉一半人，但它的损失将不超过其他国家的损失，因为它还有4亿人……将能顺利地解决领土、边界以及不平等条约等一切问题。不言而喻，谁将占据剩存世界的统治地位，即使帝国主义仍将保留下来……十分明显，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将成为强大的国家，共产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对理论与众不同的态度，经常没有论证地以一种立场代替另一种立场以及虚伪等现象，不仅表现在处理对外政策，而且表现在对内政策问题的处理方法上。

有时觉得，理论对于中国领导人就像辕杆：你往哪儿拉，它向哪儿转。

在最初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强调，在自己的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任务。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考虑了苏联的经验。但是，当转变到“大跃进”政策时，Н.С.赫鲁晓夫早在数年前就指出这个政策没有根据，中国领导人粗暴地破坏了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原则，把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大跃进”方针失败后，宣布了新的、相反的提纲：“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

接下来，我们回想一下中国“人民公社”的历史。

当建立人民公社时，没有任何经济的合理性，当时却宣布，这是“登上天堂的阶梯”，是最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已经被忘记了，现在中国领导人仍讲人民公社，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并已回到当初的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缺乏勇气承认错误，虽然列宁教导过，善于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这是严肃政党必需的特征。

“大跃进”口号发生过什么情况？

开始想2—3年内一步“跳入”共产主义，而现在深信，即使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要好几十年。当然，政策中可以改变口号，比如，因经济的合理性发生变化。但是，在中国改变方针——不只是改变，每次改变都宣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贡献，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不管中国理论家混乱不堪的理论钟摆摆向何方，总是被宣布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的贡献，是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

还是不久前，在中国的报刊上，在官方的讲话中经常强调，运用苏联丰富的经验帮助中国人民更快地向社会主义前进。

但是，从1958年开始，宣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兜售某种完全相反的论点。高傲地声明，据他们说，苏联“滞留”在社会主义阶段，在自己的发展中“停滞不前”，没有什么可向它学习。据说，中国会比苏联更早建成共产主义。藐视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经验，归根到底的结果是公开的反苏宣传。

当前，抹黑苏联社会中由于贯彻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而确立起来的所有新事物已成为中国宣传家们的家常便饭。

他们公然愤怒地对待新的苏共纲领。中国领导人对待我们国家以科学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好像把它作为对他们人身的侮辱，破坏他们威望的图谋，对他们自尊心的打击。起初，他们秘密地在自己党的队伍中，后来开始公开辱骂我们的纲领，贬低它的意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度评价新的苏共纲领，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文件，称之为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宣言。

这样的评价使中国领导人不满意。他们认为我们的纲领正是“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如果听他们的话，那么苏共无权发展列宁关于革命、国家、政党的学说。中国的鼓动家们把苏共纲领的人道主义理想革出教门，声称纲领似乎“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代替共产主义理想”。

但是，他们指责“修正主义”显得不够，因此声称，我们的纲领导向“维护和复辟资本主义”。

看来，状况已经到了极坏的程度。

根据中国理论家们的论点，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合乎发展规律的，不是加强人民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团结，而是内部矛盾的增长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不是扩大民主，而是缩小民主；不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而是扩大困难和贫穷。据他们见解，人们因此得到“革命锻炼”。

总之，他们想以庸俗的立场来研究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共产主义运动。

不但如此，他们毫无道理地传播关于“苏联社会资产阶级蜕化”的谎言，而且他们提出这种谎言的“论据”是野蛮和猖獗的。据他们说，苏联人民“吃惯好的”，习惯于好生活，丧失了革命理想，他们关于世界革命似乎什么也不想知道，不要支援被压迫民族。在中国的报刊上，几乎看不到关于我们生活光辉一面的信息。但在我们的报刊上，只要一提到成为被告的一帮阴谋家，——中国的宣传就声称苏联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苏联社会的发展在1958年已经结束了。

不久以前，我们的同志访问了北京，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北京一条热闹的街道上，举办了庆祝十月革命46周年的图片展览。其中广泛地反映我们国家20和30年代的事件，中国的“公社”、“大跃进”；但是讲述关于苏联人民在最近10年取得的成就，关于苏联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则完全找不到。甚至在那里还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全心全意提供给中国的机器，现在他们把工厂的商标都剥下了!

这样，企图使中国人民忘却苏联人民最近10年的劳动。

苏联人民令人鼓舞地建设共产主义。我党纲领拟定的伟大计划，是每一个苏联人的人生目的。中国领导人，把这些计划以及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事实宣称为昙花一现。现在中国的宣传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苏联人民在建设中取得成就”，但是，在建设什么？“意外”用上共产主义一词。

中国领导人口头上尊重苏联人民。

但实际上，他们内部指示，建议召开会议，每一个发言人必须在会上随便讲什么关于苏联人，关于我们国家不好的东西。中国领导人企图使苏联人民与党对立，使党与其列宁主义的领导相对立。他们描写的情况是这样的，似乎他们对苏联的党和人民怀着友好和尊敬的感情，仅对苏共领导进行斗争。但是我们自己清楚地知道，中国分裂分子反对谁：他们反对我国全体人民，反对我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反对苏共中央及其列宁主义的领导。我国人民、我们的党及其列宁主义的领导是团结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破坏他们的团结!谁想打击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谁企图迫使我们放弃建设共产主义纲领，那么他将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坚决回击。

出于什么目的，中国领导人要攻击苏联纲领，反对我们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反苏运动？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企图在这里隐瞒自己行为的真正政治动机，给他们披上伪理论的外衣。

但问题是否仅在于理论上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近年来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都失策了，现在力图把中国人民遭受困难的过失推到苏联身上，使沙文主义欲望在中国人民中炽烈起来，并在民族主义的浪峰逃避承担自己的责任。

但他们能否成功实现自己的策略，看看将来吧!

(三)

中国理论家们的两面派手腕，可能在对待个人迷信的例子中看得最清楚。他们喋喋不休地提出众所周知的某领袖，说他是“万能的”，可以随自己的意志决定历史进程。

中国领导人，力图维护很久以来树立起来的、对斯大林原封不动的声望。苏共和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时，中国代表在所有的发言中，尤其在专门准备好的讲稿中，蓄意把个人崇拜说得天花乱坠。1963年9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官方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这篇文章在全世界大登广告宣扬。中国作者声称：“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为斯大林辩护。”

问题在哪里？

要知道，中国的政策曾完全拥护我党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措施。为什么现在改变了立场？庇护个人崇拜的真正目的是极其明显的，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个人崇拜的指责，冲击了在中国建立的制度。他们认为个人崇拜正确，就是认为自己正确。他们维护声望空缺的宝座，就是想把毛主席树立在它的上面。

真的，围绕毛泽东个人所做的事情中，有许多东西很让我们想起早已翻过的历史记载。

毛泽东被宣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五位经典作家。中国的宣传确认：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时未能具体预见发展的整个过程。毛泽东肩负着，总结摆在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面前的，当今时代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为了确定毛泽东是中国唯一和伟大的理论家，蓄意限制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学、党校学习“毛泽东主义”。派往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禁止听讲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苏共历史问题的课程!

人民政权13年来，在中国出版的列宁著作总印数约700万册。而毛泽东著作的印数近4亿册。仅毛泽东的3篇文章——《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总印数几乎等于所有列宁著作的印数。

背诵毛泽东的著作，像曾经背诵孔子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一样。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思想是当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先进阶段……如果我们能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这4卷，掌握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无论什么工作我们都能担得起来……我们可以说：‘读破毛著，成功一半。’如果你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可保证在工作中取得一半成就。毛主席在建设时期，除《选集》外，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这些都要认真阅读。主席还发表了20多首诗词。这些诗词内容深邃、激动人心，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经典结合。我建议大家把这些诗词都背出来，因为它们会自然增添力量。”(全场活跃)

下面是另一个方法。这是《劳动报》介绍的。

《劳动报》认为“三放四看”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好方法。“三放”——报上写道——这就是把一本毛泽东著作放在家里，另一本放在工具箱里，第三本放在身边。“四看”——就是开会前看，饭后看，睡前看和路上看(引起一片笑声)……遇到困难并不可怕——报上最后说——可怕的是不学《矛盾论》。(引起一片笑声)

在中国宣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夸张的程度。现在已不是把毛主席比作太阳，而是把太阳比作毛主席。(全场活跃)不论在幼儿园还是中小学校，在大学还是工厂，在公社还是机关，在俱乐部还是剧场，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在向人民灌输毛主席伟大这一思想。

这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

在上海的一家工厂，有一位工人被机床切断了右手，患者被送到了医院。外科陈医生决定再植断手，发布了独一无二的手术资料，这的确是世界外科实践中的杰出成果。

但是，中国的宣传怎样报道这一事件？

当工人被送到手术台时，外科医生似乎在想：“如果我只简单地清理残余部分，那么工人就失去一只手，毛主席就失去一位为社会主义积极奋斗的战士。(笑声，全场活跃)我试试再植断手，那时工人可能留在战斗队伍里，将为毛主席的三面红旗而奋斗。”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外科医生放下手术，走去同党委书记商量。(全场活跃)书记称赞外科医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但陈医生不是前往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而是去图书馆。为什么？竟然是为了制定毛主席教导的战略计划。(全场活跃)最后外科医生开始做手术。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十分严肃的语气来叙述!

中国的宣传，把一切成就和成果都与毛的名字联系起来，使人牢记，如果没有毛主席，无论中国人民，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寸步难行。

“如果历史赋予世界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伟大使命——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报》宣传说，“那么现代历史赋予人人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更伟大、艰巨和重要的使命——促进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并彻底完成它，粉碎并埋葬可恨的、奴役人类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并消灭它的最后堡垒——美帝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深信伟人的力量达到这样程度，以致开始随意对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似乎他们已能完全支配这些规律。

中国人民在1958年提出口号：“苦战三年——幸福万年。”发展国民经济指标经过修订，翻了许多倍。这样的修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可能发现了某些新的经济可能性？不，这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愿望，把客观规律服从于自己的个人意志。果然不出所料，“大跃进”没有搞成，魔幻的变化没有发生。这怎能不想起列宁关于类似情况的讲话：“假如共产党员中有人想三年内能改造经济基础、小农业的根源，那么他当然是个幻想家。”(《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2卷，第193页)

主观态度也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领导人不是依据对目前时局的客观分析来评价国际形势、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方针及其实施，而是根据自己的任意评价。这种态度的结果是大家知道的。他们的分裂主义行为毫无疑问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活动复杂化，对国际革命运动造成不小困难。

假如不是口头上，而是按事实来判断，中国领导人很少珍惜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

他们玩弄的一整套伎俩包括：使一个民族的利益与其他民族的利益互相冲突；利用解放斗争的特点作投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直至勾结反动分子、各兄弟党抛弃的叛徒以及托洛茨基败类。

他们把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推向冒险主义和孤立的道路。难道可以否定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每天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当革命形势尚未到来时号召起义，当战胜条件尚未成熟时提出革命战争的口号。假如共产党员不再为劳动人民的迫切利益，为他们的经济要求，为民主，为和平而进行斗争，那么，工人阶级就会同共产党员断绝关系。

中国的政策利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对民族复兴的渴望，特别尽心竭力地企图讨好他们。

列宁曾经希望，哪怕是先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它作为基地，依靠它并在革命斗争中前进。而中国的领导人现在尽一切可能，使民族解放运动脱离社会主义各国的完整体系。

可以想象得出，假如民族解放运动离开了社会主义阵营，失去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会如何。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自己国内革命时期表现得灵活机动，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斗争方法。当需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员巧妙和坚决地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但当必要的时候，他们向国民党让步，做出妥协性的决定并达成协议。而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自己经验中的仅仅某些方面绝对化，顽固地强加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所谓“三A”国家)，号召他们只能进行武装斗争，只能采用暴力方法。

中国同志使自己的观点绝对化并强加于世界革命运动，明确申请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为了对此不产生怀疑，《人民日报》干脆要求：

“以毛泽东为首的思想阵地，在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体进步人类面前应担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

这就是全部的意识形态，全部的世界观!

(四)

中国领导人“特殊的”理论和政治路线实质就是这样的简单。

假如这条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占优势，那么结果如何？

结果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失；世界革命运动可能误入歧途，对共产主义命运、对人类命运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帝国主义可能从中国领导人实行“特殊的”路线中取胜，而共产主义事业可能失败。

中国领导人不惜渲染，俨然把自己打扮成唯一真正的反帝战士。实际上，他们致力于反对苏联共产党，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领导的“特殊路线”助长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声势。

数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宣传，企图使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理想失去信心。中国领导人的理论与实践，破坏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

中国的分裂分子，虽然他们或许不想这样做，但实际上破坏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信。

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共产主义离不开人民的幸福，需要极大地满足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这样，而是用狂热的禁欲主义来偷梁换柱，丑化了社会主义，把人贬为自满的政治机器螺丝钉，剥夺他们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难道不是常说的反动派求之不得的东西，似乎共产主义不是别的，而是“极权主义的贫穷社会”!

在人们的思想中，共产主义会结束民族争吵与仇恨，把各国人民和民族团结到统一的国际主义大家庭。

中国领导人的概念破坏这些理想，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立，把民族间的仇恨同各国人民的博爱、平等相对立。

共产主义随时随地与在地球上终止战争并奠定持久和平联想在一起。

中国领导人号召在数亿人的白骨上建设“更高的文明”，这只有助于反共宣传，鼓吹共产主义侵略性和惨无人道的叫嚣。

苏联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是争取人类幸福新社会的化身。已经46年了，反共产主义一直力图以任何方法诽谤我们的制度，歪曲我们的目标，扑灭我国普照全世界的光辉。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方针，他们破坏苏联威信的企图，事实上与普遍的资产阶级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浪潮相联系。

同志们!我们党的中央全会讨论了Н.С.赫鲁晓夫的纲领性报告。中央全会的全部工作生动地体现了管理国民经济，关心生产力加速发展及苏联人民福祉不断提高的列宁主义科学。现在每一个苏联人更清楚地感到我们的计划、我们党的纲领的现实性。

我国正在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新阶段上前进。

管理国民经济的列宁主义科学基础，是洞察社会发展规律，相信群众的创造力。明确认清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经济是保卫共产主义的决定性战场，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对国际革命起着主要的促进作用。

什么是对全世界人民崇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是提高经济潜力，提高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防力量，实际地帮助斗争中的各国人民，还是仅仅模棱两可地谈论世界革命？这就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不同回答，这就是分歧所在的基础。

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已有很长时间。他们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不是今天，而是许多年以前。

当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有些什么大的成就，有什么未能达到的目的？

不得不痛心地承认，他们成功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个别队伍。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受到损失。他们使个别兄弟党背离列宁主义的方针，而在某些党内使一些小组脱离党并使他们服从自己的影响。中国领导人以放肆的蛊惑行为，利用“左”的、超革命的辞藻使许多国家中不成熟、不坚定的共产党员迷惑、糊涂、思想上误入歧途，对当代重大问题的理解产生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

当然，所有这一切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小的危害。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达到他们所渴望和力求得到的主要目的。

他们未能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上失去斗志，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也未能把领导权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大多数共产党再次表现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的信心，维护和加强自己的队伍，在组织上团结一致，政治上凝聚高度战斗力以及准备迎接新的革命战斗。但是，中国分裂分子在追求自己的冒险性目的失败后，并未放下武器。

因此，我们不能对他们的分裂破坏活动估计不足。

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积极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捍卫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政策及其以Н.С.赫鲁晓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鼓掌)

我们的最高职责是：磨炼并完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

——就是这样一种武器，它使共产党人赢得了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就是这样一种武器，它将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

РГАНИ，ф.2，оп.1，д.665，л.35-39

№23016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摘录)：关于苏中分歧的立场(1963年12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现将1963年1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总结发言中关于苏中分歧问题一节发给你们。

我的意见是将这一节发言发给各级党组织。

如有意见，请提出报告。

Н.赫鲁晓夫(签名)

1963年12月24日

根据法令规定，在得到该文件6个月后各联盟共和国

共产党中央、各边疆区和州党委——便可以就地销毁

摘自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1963年1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

我们在全会上所讨论的问题已经结束。但这里还涉及苏中分歧问题。对此，中央委员会书记们在自己的发言中也都谈到。因而，我也想与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掌声)

在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等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发言中均阐述了一些涉及苏中分歧和中共领导人针对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采取的立场等一些问题。

对于上述内容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呢？

首先，针对中共领导人我们打算采用认真分析双方现有分歧的方式，而不是粗鲁的谩骂。因为谩骂的做法并不是伟大的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人所熟悉的工作风格。

我们党在开展辩论的时候，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观点，从而以此来维护马列主义真理。对于我们而言，马列主义学说是高于一切的，我们将继续坚定地以这一学说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最近，人们尤其明显地感觉到中共领导人的立场开始发生动摇，其结论也越来越站不住脚(自圆其说)。

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地分析中国领导人的错误立场。你们大家都知道最近中央发出的一些公开信和其他文件，其中详细阐述了我们党在一系列最重大国际共产党运动问题上的立场。我只想简单地就其中一些内容谈一谈。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宣传机器每当我们中央全会举办之际都表现得特别神经质，并集中火力向苏共发难。如今，他们的做法如下：称赞苏联人民，称赞我们党，但对苏共中央，尤其是中央主席团却大肆谩骂，特别强调主席团中的赫鲁晓夫并对之步步逼进。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究竟想干什么呢？可能是妈妈的错(妈妈从小没管教好)。如果妈妈没有赋予其理智，那么谁——甚至学校，也都是不管用的(会议厅传来笑声)。因为学校不可能遗传给人们智慧，而只能起到促进其智力发展的作用。可能，这里，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也并不想为此而争论，而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中国领导人想的是：他们在即将闭幕的苏共中央全会决议中忽然看到赫鲁晓夫被赶出中央，或者其他类似的玩意儿。

针对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想法，我们能说什么呢？同志们!我已是快70岁的人了。我工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党。我是否担任现在的职务是由党和人民决定的。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当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知识捍卫自己的党和本国人民。这就是我一直坚守的行为准则。至于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正如人们常说的，犹有余力。(全体观众起立，持续不断的雷鸣般的掌声)

我想说的是，在他们那儿，在中共领层中对我们国家的形势形成了一种非常概念化的认识。他们仍延续着个人崇拜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他是第一书记，因此便高高在上并宣布真理。我们过去的确是这样一种情况：斯大林便是真理。他虽然并不总是宣布什么，但有时会说一些被看成是规律的、不明智的话。这是我们在个人崇拜时的情况，不过现在我们已从这种情况中摆脱了出来。可中国领导人依然用个人崇拜的标准来评判我们。

对此，请允许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内战年代，我曾到过格鲁吉亚。有一次，我到了一个格鲁吉亚教堂，看到了那里所摆放的偶像——耶稣很像格鲁吉亚人。(会议厅传来笑声)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座偶像是由格鲁吉亚人画的。俄罗斯艺术家笔下的上帝也跟自己长得差不多，因为他是按照俄罗斯人的模子刻画的，正如所谓每个鞋匠都是用自己的模子来做靴子的。

与此类似，中国领导人也是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苏联人的心理、政策和国内生活以及我们党的生活的。毛泽东怎么说，便怎么做。而实际上，同志们，我们如今已摆脱了那个时代，并不会再回去了。我们本身并不是真理，而是准备把问题提交大家讨论，以便通过集体的力量、智慧和经验来找到真理——这才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持续不断的掌声)

而如果问题只涉及某个人，那倒是不难解决的。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个只涉及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集体，而我——只是党的奴仆，是其政策的执行者。这一政策是根据我们的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做出的，对我们的国内外日常工作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掌声)

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他们对此难以理解。而斯大林当年也不理解这一点。因为他认为，党——就是他，也只有他。

我曾经与斯大林在电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那是在卫国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有一次在电话中问我道：

——在乌克兰西部诸州农民的份地规模有多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同志们，当时在乌克兰西部还未实行集体化。

我答道：各式各样。因为土地差异很大，土地的供应率也是不同的。在罗夫诺和沃伦州诸州——份地的规模最大，因为那里的土质都是沙土，而在利沃夫、德罗戈贝奇和捷尔诺波尔诸州——份地规模较小，因为当地的土质较好。

——那具体有多少呢？

我对斯大林说：在罗夫诺和沃伦州诸州有10—15公顷，在利沃夫、德罗戈贝奇和捷尔诺波尔诸州有7—10公顷，而在斯坦尼斯拉夫奇克州有7—15公顷。

斯大林又问道：为什么份地规模这么大？

我对他说：因为如果认为这些份地的规模大，那么许多拥有如此多的土地的农民就得被纳入富农范畴，虽然他们并没有剥削别人的劳动。我们为什么要人为地扩大此类农民的范围呢？

斯大林问：关于份地大小的问题是由谁决定的？

我答：是当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筹备这一问题。委员会成员有米高扬同志，还有我。后来，政治局批准了委员会的提案，因而这也可看作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

斯大林在电话中答道：给我把这个决议改了。

这就是个人崇拜，一个“个人”便可以“随意修改”集体的决定。这都是过去的事。如今，我们已告别了个人崇拜和当这个“个人”可以恣意妄为时期所存在的那些现象。

但在中国仍有人可以“随意修改”集体通过的决议。而有谁胆敢反对个人崇拜的恣意妄为，就将受到追究和丢官撤职。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中共曾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活动家，革命者、中共政治局委员——高岗。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甚至不及刘少奇和周恩来，更别说毛泽东了。高岗曾是一位苏联热烈的拥护者和朋友。但高岗如今何在？他在自己的家中被逮捕，然后宣布他服毒自杀了。让我们试想一下这个问题：究竟他是自杀还是被杀的呢？我们大家都晓得，在个人崇拜时期，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坚决反对类似的事件!(掌声)

苏共中央反对对那些在某些问题上持有自己的观点或者犯有错误的同志采用镇压的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遵照列宁的遗训。众所周知，列宁一生曾坚决地为了党的路线而斗争，他斗争的对象包括有托洛茨基、民族主义者、右倾和左倾主义者。当年在签订布列斯特协定之时，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列宁被迫宣布，如果中央通过错误的决议，他就辞职。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列宁也没有枪毙任何一个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为了团结全党和实施党的正确路线，他开展了思想斗争。如果当时斯大林是党的首脑，那他就可能逮捕自己的对手，可列宁并没有这样做。因此，即使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最初也不得不考虑列宁在自己遗嘱中所作的指示。列宁指出，斯大林可能会滥用权力，就是说斯大林可能大开杀戒。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列宁向党发出了警告。遗憾的是，中央当时并没有重视列宁的建议，相信了斯大林，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功绩方面(只注重了他的“誓言”和忠诚于列宁原则的保证)。但斯大林欺骗了共产党员们的信任，他消灭了许多诚实的，坚持原则的人们，而到了晚年自己也完全变成了一个病态、多疑、刚愎自用的人。是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今，中共领导人反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盘算和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们党会通过一项关于斯大林的新决议。可能，难道我们中竟有人会这样做吗？难道没有斯大林，我们现在过得不好吗？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指责我，是因为我曾经列举了苏联人众多的言论之一，即如果斯大林早一些离开领导岗位，那么苏联人民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可能会过得更好些。我认为，苏共中央收到的带有此类内容的信件，虽然内容比较幼稚，但它们却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真实的一面。

我们究竟在哪些问题上与中共领导人发生了分歧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里我并不想详细谈这方面问题。因为关于事情的本质大家已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央6月中央全会资料和其他文件中了解得很清楚了。

这里，请允许我简单地讲一讲如下几个问题。

例如，关于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

在很多年以来，中共领导人极力攻击和平共处原则，并断言该原则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国领导人宣称，这不是列宁主义立场，关于此列宁从没说过。中共领导人宣称，这都是赫鲁晓夫杜撰和强加给其他国家的。

在攻击和平共处原则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可能忘了当年甚至还自夸说，似乎是他们在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发明了和平共处原则，即众所周知的所谓“潘查希拉”。可是，当中国与印度发生冲突之时，中国领导人便随即抛弃了这些原则，并开始攻击和平共处政策。尤其是针对我们党的政策，他们攻击得最为起劲。

如今，中共领导人宣称，他们拥护和平共处原则，但同时又提出了保留意见，即他们反对把这一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这已是在玩文字游戏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与这一原则不正相符吗？……难道非要直接问：你们是否赞成和平共处才行吗？中共领导人已是在玩杂技技艺，而不是在坚持政策原则。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得很健忘。中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各兄弟党历次会议所通过的文件——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也是签了字的，这些文件指出：

“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苏共二十大决议通过的、在当代条件下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两个体系并存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各民族间和平和友谊的牢固基石。”(摘自1957年宣言)

在1960年各兄弟党声明中也写道：

“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条件下，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提出并在1957年莫斯科声明和和平宣言、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决议，以及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将成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原则。”

我再重复一下，在上述这些文件上中国领导人都是签了字的。

那么，试问：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真正立场究竟如何呢？结论是：他们一直在左右摇摆——就没有坚定的立场。

事实上，同志们，和平共处原则——这可并不是谁的杜撰，并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我们眼下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客观实际的要求。

总之，和平共处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规律性。当世界上只有唯一的资本主义体系之时，并不存在和平共处的问题。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曾发生过战争，但这些战争都是为了重新分割所占领的土地，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都是一部分掠夺者反对另一部分掠夺者的战争。

当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曾经是资本主义的异类，因而后者一度不承认它。资本主义世界一直试图清除这一异己分子，并发动了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干涉，并以战争反对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

但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苏维埃国家全体劳动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紧紧地团结在自己亲密的共产党周围并打败了敌人：外国干涉军、内部的敌人——资本家、地主及其走狗。

由于胜利，这个世界上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这个国家是由从前的沙皇俄国的工人阶级首先建立的。俄国工人阶级建立了强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劳动成为了主宰，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

在斗争——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

随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了严峻的考验——法西斯的侵略，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试图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奴役我国人民。但苏联人民光荣地经受住了这一考验。最终，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均被摧毁，许多国家的人民得以解放。

当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曾企图从地球上消灭社会主义国家，阻碍社会的发展，终结社会主义的历史。可是，那些企图以战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们，如今早已在坟墓里化为灰烬，而共产主义及其思想却整个地球高歌猛进。

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一些大陆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劳动人民赢得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如今，在资本主义的周围已不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当今世界上存在有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一天天、一年年地发展壮大起来，这一事实本身便体现了我们对资本主义、地主制度和全世界剥削者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展示了新社会的成就，以自己的劳动胜利显示了获得了自由的人们的能力和才干，即使他们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中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

在这方面，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表现得尤其显著。如今，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居世界第二位。我们仍在自信地前进着。用不了多久，苏维埃国家将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头把交椅。这些成就充分显示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的优越性。

需要重复的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新阵地。殖民体系业已崩溃。许多新成立的国家均宣布，他们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诚然，其中仍有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还不甚明确。但正如人们常说的，成功的开始便是胜利的一半。历史和各民族的斗争都将使得马列主义所宣传的科学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需要重复的是，中国领导人也是在这样的文件中签了字的。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领导人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究竟持何立场呢？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而是左右摇摆着。

同志们，和平共处原则，这可不是什么人臆造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被分裂为两个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的历史真实。 [148] )

要知道，和平共处并不是以人们之间的事先约定为基础的，而是由两个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因此，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正确的!(掌声)

中国领导人试图粗暴地歪曲我们的政策。他们对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的苏共大肆指责，似乎是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臆断是很容易予以驳斥的。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党纲、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央6月中央全会决议和许多其他文件便能够非常清晰地做出如下判断：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全世界都晓得，我们国家早已不存在剥削阶级——他们几十年前便已被消灭了。但在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斗争——工人阶级为战胜剥削者的斗争——依然继续存在。

如今，苏联共产党和我们的苏维埃国家，正如在自己的全部历史进程中所做的那样，始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在帮助国际工人阶级从事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促进所有国家无产者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国领导人找不到一个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臆断——似乎苏共背离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立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发动战争，以便在其他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原则上是反对“输出革命”的。革命应当在社会内部成熟，并应当由工人阶级和劳动民众来实施。而我们不会参与此类事务，当然这并不包括如下内容：苏联曾多次教训了那些反革命“出口商”，帮助正在斗争的民族战胜干涉他国内政的帝国主义者们。这便是我们的立场。(掌声)

中国领导人还提出了另一臆断，即似乎苏联把和平共处原则扩展到了殖民者和被压迫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并以此来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所有人都了解苏联和我们党的立场，那就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在英、法和以色列冒险家们入侵埃及之时，我们曾向后者提供了帮助；我们帮助印度尼西亚为合并西伊里安岛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帮助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这一帮助并不仅仅体现在道义方面，而且还包括了武器等物质方面。

大家都晓得，苏联向一系列年轻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以便其赢得经济独立。

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在裁军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中国领导人对苏共和苏联提出的裁军建议提出指责，并认为我们这样做似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醒大家注意，中国代表也是1960年各兄弟党共同声明的签署者之一。

当时，“会议认为，落实苏联提出的全面而彻底的裁军计划对人类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此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所有兄弟党和工人党——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均签署了赞成裁军的1960年声明，因而即使这是一个幻想，也是我们共有的一个幻想。

包括中国在内的1960年兄弟党会议通过的告全世界人民书特别强调了为禁止核试验而斗争的意义，其中指出：

“各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世界强国已经有两年没有进行核试验了。那么，谁又会反对(他们)再进一步并通过一个关于彻底禁止此类毁灭性试验的决议呢？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们不断地宣布自己打算再次恢复原子武器试验并经常威胁要中止他们在各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关于禁止核武器的谈判。”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各国人民的齐心努力下我们已成功地签署了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可中国领导人现在竟与戴高乐将军一起反对该条约，并称这是对各国人民的欺骗。

如今，中国领导人批评我们签署了该条约。他们要反对自己曾赞成过并与各共产党共同制定的告全世界人民书。他们说，我们签署该条约便是对苏联人民的背叛。

在签署关于禁止在大气层从事核试验条约的问题上，我们究竟怎么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和其他人民？我们如今所要做的是不再污染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呼吸的空气，难道这能被认为是一种背叛吗？

我们还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水下从事核爆炸的条约。这自然也就排除了污染海水和鱼类的可能性，而后者是全世界人民都需要捕捞和吃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可以放心地吃鱼了，而不必担心他们会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这怎么能叫作背叛呢？

我们签署了禁止在太空从事核试验的协议，从而使宇航员们可以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从事宇宙窨研究。该条约所包含的条款都是以和平为目的。稍后，我们又成功达成了关于不向太空扩散核武器的协议。

至于地下核试验，众所周知，我们正在努力禁止此类试验，但暂时还未成功达成协议。我们国家与其他强国一样都拥有同样的条件——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此类试验以完善自己的武器和服务于科学为目的。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领导人所持立场的逻辑性呢？中国领导人反对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莫斯科条约的目的何在呢？

要知道，是他们自己致函帝国主义者，并邀请其来谈判和讨论关于裁军的问题的。

他们怎么能说裁军——是一个幻想呢？要知道，在这个问题我们可是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兄弟党的同意的。

中国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立场暴露了他们的真正图谋。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有两个衡量事物的标准——其中一个适用于自己，而另一个——用于其他人。例如，据他们说，似乎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脑子里充满了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希望与其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妥协——其中包括裁军问题在内。原来，中国领导人对裁军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前不久，周恩来在讲话中向全世界提出建议——召集各国首脑会议以讨论裁军问题。

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我们向全世界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建议——是幻想，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话，那么周恩来发出的邀请及其在这方面的活动会有利于世界革命吗？其目的究竟何在呢？是指望共产党的代表们从美国去他们那儿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只能是帝国主义联邦政府的代表们。那么，请问，这难道不是对帝国主义者抱有幻想吗？只能这样去理解，中共领导人才是真正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没有一点革命性。

中国领导人还批评我们，理由是我们不认为世界战争是必然的。难道这仅仅只是我们的观点吗？难道这不正是所有共产党工人党在1957年和1960年的会议文件中所得出的一致性结论吗？需要强调的是，在那些文件上也留有中国领导人的签名。

如下便是1960年声明的内容：

“终有一天，我们会消除帝国主义侵略者们发动世界战争的企图，并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战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防止世界战争的爆发。”

当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得出这一结论之际，他们所有人均不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会发生变化。的确，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变化的，但当代世界的力量对比却变化了。

我今天曾提到腊斯克的声明。这实际上是美国的另一个面孔，是帝国主义的鲜活写照。该声明究竟说什么呢？美国在他的童年时期曾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时光：大西洋保卫了美国。可如今，有了苏联，后者拥有洲际导弹，拥有原子弹。因而海洋已不能像从前那样保护美国了。而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关系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类似情况，如果大家愿意，可以参见苏共二十大决议，在那里我们党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掌声)

如果现在苏联手里没有现代武器，没有导弹，没有原子弹，那么，哪一个帝国主义傻瓜会考虑与我们“共处”的问题？那也就不存在任何共处的可能性。

当谈及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时，我们绝不是在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怜悯。在从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中帝国主义是不择手段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

这里，给你们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我曾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对美国的活动非常愤怒，并说：美国人——这些狗崽子们向我们这里派遣了大量的破坏分子和间谍等。而我答道：他们并不是狗崽子，只是些帝国主义者。他们实施自己的政策只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难道您指望他们给您送礼物来吗？(会议厅活跃起来)古巴同志们对美帝国主义的活动很愤怒，并说：他们这些狗崽子们向古巴派遣了大量的破坏分子和特务，以便从事针对我们的破坏行动……我们能够理解古巴同志的愤怒，因为如果美帝国主义不这样做反而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149] 要知道，当我们国家刚诞生时，收到的也不是“礼物”，而是干涉军——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 [150] 苏联人民把他们都从自己的国家中赶了出去。那可是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因此，我们要平静地对待这方面问题，应当从阶级立场出发来看待帝国主义者们，而不能简单地带有急躁情绪。

从根本上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工人想要为自己的劳动得到应有的报酬；资本家则相反，他们想让工人更多地干活，而自己则少支付工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关系。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之时，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在国家间的关系中体现出来。而当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拥有导弹，他们也有导弹，如果他们按了导弹发射钮，我们的导弹也会瞬间启动。这样，便开始促使帝国主义者们对力量对比的变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正是因此才出现了腊斯克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所发表的那些言论。这正应验了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论断，即…… [151] 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未改变，但其已不是那么的强大和随心所欲，并不得不顾及在实力上正越来越追赶上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掌声)

中国领导人恼火苏联共产党获得如此之高的声望。他们相信帝国主义者的“智慧”。当然，我们的确也相信敌人并非傻瓜。在“帝国主义”一词的背后，我们也应当看到帝国主义国家中一些务实的人们和政治家，我们必须利用他们中间一些人的智慧去反对其他人的狂热，利用敌人阵营中的弱点和矛盾。但首先，我们得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手中的武器。要知道，即使是狂妄的希特勒，如果知道自己将在1945年落个饮弹自尽的下场，他可能也就不会发动战争。

因此，即使现在我们说阿登纳 [152] 没出息，如此地污辱他，他也只能听着，并说：你们骂我了，但我跟其他人一样晓得，如果发起战争，那么第一个毁于战火的便是西德。大家都看到了，虽然人们都说他傻，是傻瓜，但他却很聪明。(会议厅里传来笑声)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顾及那些“疯子们”和侵略集团。因为这些人即使知道自己将毁于战火，有时也可能去冒这个险。也正是因此，我应当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掌声)

如果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力量强大，这些力量使帝国主义感到害怕，那么和平共处就是可能的。如果力量平衡被打破，和平共处也就可能不太和平。因为帝国主义者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如果他们感到有可能祸害我们，就会这样去干。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并随时准备给予帝国主义者以应有的反击。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自己也不会拒绝这样去做。

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比我们更革命，理由是他们使用了更多的革命性语言。他们指责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沉迷于经济主义，似乎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国民经济方面，而较少关心其他革命事务。的确，我们确实很重视经济建设，因为我们把这看作是落实列宁教导的途径，即以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促进世界革命的主要动力。据说，中国领导人曾对非洲人这样说过，俄国人——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而我们饿着肚子、光着脚，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在干革命，而俄罗斯人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力量主要用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如果我们只埋头干革命，而时至今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维持在50年以前的状态，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如果真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会有排斥力，并成为一股让人厌恶的力量。

帝国主义者们如今为什么会忧虑？原因是苏联正一年年地强大起来，日益积蓄力量，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以及我们人民的生活福利都不断增强。(掌声)我们将以此来战胜帝国主义。这是一条可靠的道路，是在全世界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掌声)

中国领导人极力把自己打扮成超级革命者，拼命地骂帝国主义，骂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们，极力在世界上鼓噪。他们喊的声音倒是不小，但见不到他们做任何务实的事情，也没有干任何革命方面的工作。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他们需要这些由响亮的辞藻所构成的光华灿烂的烟火，以便用自己“左”的东西来批评我们，以便用空洞的蛊惑来掩饰自己对马列主义的背离和自己那些并不算小的罪过。

在自己的辩论资料中，中国宣传机器早已超越了我们所能容忍的底限。我这里并不仅仅指他们针对一些人的人身攻击——他们在这方面可是做得够多了。问题并不仅限于此，而在于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是那么让人难以置信地极端，采用了那样恶毒地大呼小叫的方式。看到他们所写的东西，即使魔鬼也会自叹不如：难道共产党能这样写东西吗？难道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采取这样的争论方式吗？不，同志们，这不是辩论，而是错误的、下流的谩骂。

我坦白地对你们说：有时你都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争论什么呀？因为我们现在所争论的许多问题显然完全是中国领导人空想出来的，人为夸大出来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放弃这样的争吵。但我得强调一点，那就是在他们有这方面意愿的情况下!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暂且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愿。于是，人们便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某个人需要利用这些“理论”分歧，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掩饰自己的不良图谋和为自己的错误寻找辩解的理由。

例如，他们指责我们似乎正在复辟资本主义，而他们——据说是在建设共产主义，并马上就要跨越到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他们打算在共产主义建设中超越我们并向我们展示应当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但最终除了对全世界发出了一阵喧嚣之外，什么结果也没有。“大跃进”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如今，人民公社实际上已不存在，只剩下一个空洞的称谓。他们所谓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采用了我们集体农庄的章程。

有一次当我们访问北京时，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形势很好，中国几年内将完成“向未来的跃进”。他当然并不曾与我们协商过此事，而只是作了一个通报，说我们要这样做，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硬要往坑里跳，并认为这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举动，那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是根据我们的经验，非常谨慎而礼貌地告诫毛泽东关于此类实验的危险性。但我看到，自己这样做并不会有所帮助，而人家也不愿听。怎么办呢？于是，我也只能说，那就让他试试吧，但我们将坚持列宁主义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集体农庄生产的一切有利因素。

于是，他们尝试了，但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指责我们的顾问、工程师、冶金工作者等都是“生产极限论者”的机会主义者；说我们这些人不理解新事物；说自己要在几年内赶超英国……同志们也都看到，当时中国的情况也的确不错，于是中共领导人又提出了在很短时间内在钢铁和煤炭生产方面超过英国的口号。

于是，便开始了“赶超”运动。但最后又怎么样呢？他们开始用手工方式建造小高炉。可是，即使200多年以前彼得一世在乌拉尔所修建的炼铁炉也要比中国“大跃进”时期的要先进。但是，如今中国人却开始建设此类炼铁炉。可哪里有合适的能在此类炼铁炉里炼制的金属呢？他们可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他们集中了上千万人来搞此类建设，农业无人问津。据说，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也在自己家里建造了一个这样的炼铁炉，以证明自己尊重总路线和毛泽东的英明才智。此类“工业”的最终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如今，这些炼铁炉已废弃了，而所谓赶超英国也放弃了。

如果我们也走这样的道路，放弃集体农庄，瓦解我们的工业和工厂，难道不会也发生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坚定地坚持列宁的方针，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绝不能仿照中国的样子，走他们的错误道路。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毛泽东当时曾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想搞整风(开展整顿工作作风运动)，想让所有部长都到生产第一线去工作3个月。据说，这样做效果不错。我答：毛泽东同志，这都是我们曾做过的事，对于我们而言，这都是已经历过的阶段。我们都扛过圆木，也有描写关于这方面生活的电影和绘画作品。当年，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工作，组织了在生产第一线和矿山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活动。当年，当我在莫斯科当州委书记之时，曾参加过地铁站的建设工作，用桶搬过土。这对我们当时而言，是对的。可如今再要这样干，会怎么样呢？

中国劳动力倒是很丰富，例如，如果派陈毅去生产第一线，可能还行，但如果我们派葛罗米柯同志到工厂去，会怎么样呢？工厂经理会让他去操控机床吗？是的，任何一位工厂经理都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葛罗米柯同志会把机床整坏的。(会议厅气氛活跃起来)

不，同志们，我相信葛罗米柯同志是一位好的外交部长，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他去做一名车工。(会议厅气氛活跃)

我们不必去模仿一部分落后人口的活动。我又想起一个例子。我们党曾有一位这样的领导干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每当他去参加工人大会，便要用一根绳子系在腰间，好像他没钱去买一束腰带似的。

А.И.米高扬：他曾是中央委员会书记。

Н.С.赫鲁晓夫：是的，他曾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但仍是总要用一根绳子作腰带。(会议厅传来笑声)为什么呢？要知道，即使工人们现在也不是用根绳子当腰带的，而都是买皮带的。这就是说，他是在作秀。这种方式——是一种过时的方式。(掌声)

当中国领导人向我们建议此类工作方式之时，我只能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只是，我无法对他们说：请你们自己也不要这样去做，即使毛泽东没有询问过我的意见。因此，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这样做，而至于你们如何，只能自己决定。于是，他们便这样做了并做得更过分。

前不久，中国人代会讨论了经济问题；公布了一个报告，但其内容却让人难以理解。据此报告，中国在某些经济领域情况似乎有所好转，而在其他领域情况却比“往”年更糟。至于究竟是哪一年——没说。我们当然明白，因为没有什么可说，也不能列举数据，而只会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应付一下。这是在生活状况不太好时常有的事。

中国领导人置整个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不去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应当集中力量抓经济，全力振兴国民经济，认真思考和利用一切机会放弃自己的冒险活动——这才是他们在对事情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应当做的。可是，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病得不轻，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与苏共的斗争中，用在与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争斗上。

同志们!上述情况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虽然我们热爱中国人民，高度评价其坚强和勇敢，尊重中国共产党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发自内心地希望，这场涉及数亿人民命运的“大跃进”和欠考虑的试验能够早一点结束，以便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

我们的担忧还在于，中国力量的削弱——这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损失。那个大谈战争问题并号召大家不要害怕战争的人并不会妨碍人们记住一点，即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拿着步枪是无法打仗的，即使你的对手是一些纸老虎。我们只对帝国主义发表宣言和讲话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我们需要的是实力。如果国家的经济遭到破坏，实力又从何而来呢？总之，不管怎么说，结论只有一个——中国领导人考虑欠周的行动会导致中国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

中国活动家们将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造成重大的损失。问题的症结何在呢？问题在于，我们将不得不动用自己的力量去补偿中国经济的衰落。当然，可能有人会这样说：中国的衰弱或强大与否——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但我们可不能这样来看问题。要知道，帝国主义者们即使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的，他们时刻梦想着削弱社会主义阵营。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方面，而绝不能允许国际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帝国主义一方转变。因此，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均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以恢复和弥补由于中国经济的失败而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造成的损失。

我们清楚这一点，同志们，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威望不是建立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实际中，关键是中国领导人是否明白这一点，对此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把握。

中国领导人现在试图把自己国内经济失败的责任怪罪到苏联身上。他们到处撒谎，说什么中国经济的失败似乎都是由于苏联无理由地从中国撤走自己的专家造成的。我们之所以被迫从中国召回自己的专家，是因为我们的专家在中国受到了粗暴的待遇。你们大家从相关文件上便能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

可能，苏联专家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受到的类似待遇也与中国的影响不无关系。

朝鲜人要求我们在他们国家像装配工一样工作的工程师们都立下字据，以防其向外国传递朝鲜的生产机密和资料。他们甚至还要求我们的专家们在这些字据上按下手印。我们必须与朝鲜人理论一下这个问题。

当美国人要求前往美国的苏联人留下指纹时，我们曾向其发出了严正的抗议。我曾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们只索取罪犯们的指纹，而对我们诚实的人们是不应当这样做的。我们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我们不去你们那里了，让你们见鬼去吧，于是他们变更了法律。(热烈的掌声)如今，针对其他国家前往美国的人美国人仍要求留下指纹，但针对俄国人，苏联人——不需要。(热烈的掌声)

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有意夸大分歧？因为他们想把本国民众的情绪纳入一个新轨道。中国的情况很糟糕，人们挨饿，没有衣服和鞋穿，这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于是，他们便想开溜。

中国领导人对民众宣传说，苏联撤走了自己的专家，因而导致中国粮食歉收。但大家都晓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向中国派遣农业方面的人——农艺师、专家和顾问。大家看到，这一切都是中国领导人臆造出来的。他们利用民众不了解实际情况，极力转移人们对中国国内实际生活中所发生问题的注意力。

中国领导人强迫我们争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通过什么道路来赢得政权。对于我们而言，这已是经历过的阶段，对此我们早在46年以前便已说过，并进行了伟大的十月革命。中国也是经历了这一阶段的。因此，这里理应指的是那些依然由资本家掌握着政权的国家及其政党。这就首先需要听一听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共有两条道路——和平的道路和非和平的道路。这是对的，既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也切合实际，而且这一命题在我们的党纲和各兄弟党的声明中也都是有的。

关于这一问题，1960年(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是这样说的：

“在关于不同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上，各共产党确认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论断……

但各个国家将采取何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则需视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与绝大多数马列主义政党发生了分歧。

中国领导人试图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其他党派。

我们坚持历次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原则，据此，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由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列主义政党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当前形势来决定。而当年，列宁也正是这样做的。列宁在一种形势下拥护和平过渡，但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则号召发动武装起义。

如今的中国领导人由于我们提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和平道路便批评我们。但要知道，和平过渡的方式可绝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恩格斯和列宁都写过关于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文章。关于战后时期，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英国共产党编制了一份新党纲，稳重的波立特来到莫斯科，并将该党纲草案递交斯大林修改。该党纲把(英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心放在非和平方式和起义方面，而斯大林建议在其中增加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以和平和议会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的内容。 [153]

正是这个中国领导人喜欢援引其言论的斯大林曾认为，一些国家存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斯大林死后和苏共二十大之前，我们也曾讨论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道路。

如果我们在各兄弟共产党宣言和声明中只涉及一条道路，即武装起义的问题，那么就将置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正以合法身份开展工作的各共产党组织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154] 他们将不得不转入地下和放弃合法的斗争方式。在目前条件下这样干难道是明智之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政党的活动经验证明，他们能够顺利地展开合法工作，从事阶级斗争并为最后的决战积蓄力量。用一个标准或一种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将会局限各个党派开展活动的可能性，这至少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理应让他们自己去决定，什么时间采取行动和如何行动。而关于这方面内容在我们的二十大决议以及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文件中均有正确的记载。

应当说，在很多时候中国领导人的做法简单让人难以理解。他们的行动很不符合逻辑。例如，他们想与蒋介石争夺自己沿海的岛屿。根据他们的请求，我们向其提供了大炮、歼击机，甚至还有导弹。他们用大炮打啊，打啊，可是随后却停止了一切活动，再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中国战略家答道：你们知道，敌人离得越近，对我们越好，如果我们要夺取了这些岛屿，他们将会离我们越远。(会议厅传来笑声)真没办法说——这种战略多么奇怪!(人们都笑起来)如今，中国领导人已经发出了1901个警告了。(会议厅传来笑声)所有这些举动好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领导人所发出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革命词句。

还有一个事实。去年，在一次关于援助老挝的会谈期间，梭发那·富马请我们大使转告莫斯科，希望苏联能向其提供几架旧的活塞式歼击机，而飞行员他们可以向中国人要。因为，如果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在敌方区域着陆，飞行员便会立刻被认出不是老挝人。我们表示同意满足老挝的这一要求，并向梭发那·富马发了一封关于我们准备向其发送歼击机的电报。可中国领导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也说“很好”，你们在援助歼击机的问题上做得不错，但你们还应派一些自己的飞行员去，因为你们的飞行员比中国人更像老挝人。(会议厅内一片笑声)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坚定性!中国领导人总是爱唱革命的高调，似乎他们就是想找碴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并以此来“推动”革命。可他们自己又不愿意打仗，而只是挑动其他人。

那么，他们为何要大嚷大叫，他们不负责任地空谈战争的目的究竟何在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因为苏联和美国针锋相对于他们有利，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也只有这样想，我们才能够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的战略家们可能是这样想的：让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斗，互相扔原子弹，而我们则坐山观虎斗。即使给中国扔了几个原子弹，也没什么可怕：因为中国人多——反正最终会比俄国人和美国人剩得多。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战略与革命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们曾多次想向中国领导人解释，当代的世界大战可不能再用游击战争的尺度去衡量。因为这样没有一点用处!可中国领导人可能依然对核战争的性质没有充分清醒的认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战争对人类命运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不会冒这种险。我们需要秣马厉兵，但不必表现出匹夫之勇。我们准备保卫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今天，鉴于帝国主义者反对古巴的图谋，我再次重复了我们对他们的警告。这种警告会有益于古巴。所有人都会明白这一点，而美国也会正确理解的。(掌声)

但我们不会去挑拨离间。如果敌人没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也就不会付诸武力；如果他硬把我们拖入战争，那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也会动用自己的一切手段。(持续不断的掌声)

现在，请允许我讲一下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党坚决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斗争提出批评。他们在把斯大林当作自己的盾牌的同时，也接受了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保护自己的那些下流做法。

在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同时，我们党正尽一切力量确保斯大林时期的滥用职权不再重演，因为它们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重大的牺牲。与此同时，我们完全不否认斯大林所做的以及在斯大林执政时期我们党和人民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过程中所取得的那些好的、积极的东西。

要知道，实际上有两个斯大林：一个斯大林——我们中的许多人均与他一起工作过并做了一些好的事情；还有一个斯大林——他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诸多危害。

我们高度评价和维护斯大林在自己活动时期所做的那些好事，因为其在反对阶级敌人和自己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宗派主义者、民族主义倾向者的斗争中加强了社会主义立场，确保了列宁主义的胜利。

我们党之所以要批判斯大林的滥用职权，是因为它粗暴地违反了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因为它不仅打击了敌人，也打击了自己人；因为它歪曲了列宁的遗嘱。

中国领导人在把斯大林当作自己的挡箭牌的同时，也接受了斯大林的粗暴错误。看来，他们是把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所采用的那些下流做法也借鉴到自己的实践中了，而这就必然要违背马列主义原则。

斯大林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人物，并一直想从历史上为自己找到依据。他崇拜彼得大帝，也迷信伊凡雷帝。斯大林说过：“伊凡雷帝是一个聪明的男子汉，如果说他做过什么傻事的话，那就是他应当再多杀几十个波雅尔家族，那么情况就可能会更好些。正因为伊凡雷帝没有这样做，因而一度使自己成为教父。”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伊凡雷帝时代，而是完全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因此，依然使用伊凡雷帝时代所采用的方法开展党的教育和整顿党的工作秩序，那将是极其荒谬的。

苏联人民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有荣誉感和自尊心，经过了列宁主义的党的教育，我们将捍卫和坚持这些原则。任何人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侮弄人，任何人都不行!(热烈的掌声)

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我们恢复了列宁主义的党和国家的生活规范，集体领导原则，每一个党员和每一个由党选举的领导干部都有向党汇报工作的义务并归党领导，而不是相反——党向他汇报工作和由他支配党。(掌声)

如果你们询问任何一个苏联人，问他如何看待清除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以及恢复列宁主义的我们苏联生活的规范和原则，那么，每一个苏联人都会答道，他欢迎和完全拥护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方针。

中国领导人当然也不需要斯大林。他们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斯大林的不满，并对其提出批评。中国领导人需要的只是斯大林曾推行的那些秩序和管理方法，需要斯大林曾用过的那把斧头，以便吓唬党和人民，进而指挥党，而不是领导党。这样一来，就潜伏了巨大的危险性，同志们!危险在于，中国活动家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泥淖。小资产阶级大吹大擂、自高自大、傲慢和自认为一贯正确的优越感日益渗透到了他们的整个身心。他们走上了错误的、危险的道路，并因此而削弱了社会主义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力量。

可是，我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立场，不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宣言和声明以及苏共党纲所指明的道路。(掌声)

人们自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中国领导人在近年来要日益加紧攻击苏联、我们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施一系列分裂活动？

公正地说，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日益转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越来越公开地觊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如果要深究中国领导人如此行为的原因，就必须从中国的国内形势入手。 [155] 由于感到自己无力解决国内所存在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便试图把民众引上一条虚伪的歧途，而在国际舞台上他们也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其目的就是要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958年以前当中国经济发展良好之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毛泽东患了夸大妄想症，中国领导人想在最短时间内在经济发展方面超过苏联。他们开始宣称，虽然自己胜利得较晚，但要更早地建成共产主义。为了急于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和开展“大跃进”，并开始兴建小型炼铁炉和实施了其他一些举措，但结果却破坏了国民经济。 [156]

如今，中国人口的年增长速度为1300万—1500万。这些人都是要吃饭的，但中国没有足够的粮食来供养这些人口。

中国人民是勤劳的民族，他们曾忍受过比这更沉重的苦难，而他们也一定会经受住自己当前所面临的、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不明智举措而导致的困难。中国人民经受的困难是严峻的，许多人被饿死，可能现在正处于饿死的边缘。但我们关于当前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很少。

但我们依然希望，现实生活迟早会迫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政策。

我们党和苏联人民是经过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的。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去克服分歧，加强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巩固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热烈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РГАНИ，ф.2，оп.1，д.665，л.50-103

№099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草案)：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1963年12月13日)

草案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统一的措施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1963年12月13日通过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并一致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苏共中央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为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为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绝大多数马列主义政党之间存在的分歧而开展的政治活动和进行的实际工作。

全会确认，今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苏共及苏联政府其他文件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的实质所作的评价，赞同苏共代表团1963年7月会晤中共代表团时开展的活动，并对会谈由于中共方面的原因中断，而苏共中央多次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未得到肯定答复，表示遗憾。

苏共中央遵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过去和现在都一贯认为，对目前出现的分歧不应通过公开论战的方式来解决，而应通过1960年兄弟党声明中规定的方式，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相互磋商、交换意见来解决。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开了公开论战并进行了其他活动，其形式和方法都是马列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所不能容许的。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在变本加厉地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转移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问题和进行反帝斗争的力量与注意力，破坏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削弱反帝阵线。

苏共中央全会赞同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发言中再次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重申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就该问题对中共中央发出的呼吁。

苏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能以我党为榜样，并从自己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加强兄弟党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团结，以促进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进行的斗争。

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总是怀着友好的情谊，今后仍将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巩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苏共中央全会责成中央主席团，今后在所有的政治活动和实际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贯彻我党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坚定捍卫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友谊，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执行团结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人民的路线。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党的会议上说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所产生的分歧的实质以及苏共中央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所采取的措施。

РГАНИ，ф.2，оп.1，д.665，л.1-3

№23017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记录：讨论通过苏共中央全会决议(1963年12月13日)

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所开展的活动”

1963年1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一致赞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同志所进行的旨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统一，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绝大多数马列主义政党之间已有分歧的政治和实际活动。(掌声)

全会批准了“苏共中央今年7月14日公开信”以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其他文件对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分歧的评价，赞成1963年6月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期间所从事的活动，并对由于中共代表的原因而导致谈判失败，苏共中央多次提出关于终止公开争论的建议未获得(中方)积极回应而表示了遗憾。

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利益为指导，苏共中央始终认为，业已产生的分歧不应通过公开论战的方式解决，而应以各兄弟党声明中所制定的方式——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相互磋商和交流意见。

中共领导人所开展的公开辩论和其他行动，及其所采取的一些在马列主义者之间关系中无法让人容忍的方式和方法让我们感到深深地遗憾。现今，他们越来越把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转移到国家间关系上，分散共产党和工人党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迫切任务和反帝斗争的精力和注意力，动摇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削弱反帝阵线。

苏共中央全会赞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在自己多次发言中再次提出的关于停止公开辩论的建议，批准了苏共中央就该问题于1963年11月29日给中共中央发出的信件。

苏共中央期望中共中央能够仿效我们党的榜样，从自己方面也采取一些实际的步骤以便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从争取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的斗争利益出发加强各兄弟的团结。

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均始终对兄弟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怀有友好的情感，并将在今后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我们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

苏共中央全会委托中央主席团今后将继续在自身政策和实际活动中坚定不移地落实我们党的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诸决议，坚决地捍卫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并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加强苏中人民之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友谊，循序渐进、始终不渝地贯彻团结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人民的路线。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党的会议上对现存的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所导致的分歧以及苏共中央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采取的举措做出解释。(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我们已有了一个可以表决的基础性提案。有人反对吗？没有。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和变更的吗？没有。有人建议通过所有提案。有人提出如下建议：由我们全会的所有与会者立刻进行表决。(掌声)赞成通过所提交的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的活动的提案草案的人，请举起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没有。有人弃权吗？提案一致获得通过。(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我想通知你们的是，我们刚才所通过的草案和决议，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等同志的发言以及赫鲁晓夫同志就中国问题所作的那部分发言内容将不予以公开。

赫鲁晓夫：你们大家都知道…… [157]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你们也都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掌声)

同志们，我们全会议事日程上所列问题已全部结束。

所有应邀参加中央全会工作的同志们都可以走了，但请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们留一下。

РГАНИ，ф.2，оп.1，д.679，л.150-154

№20821-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阿法纳西耶夫的讲稿(1963年12月13日)

未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中央全会与会者的讲稿

С.А.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 [158]

同志们!

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获悉，目光短浅的中国领导人继续对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及忠实于列宁和为了和平不断斗争的中央委员会，对我们忠心爱戴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实施攻讦。

不顾及人民的意愿和意见，以虚伪的言辞为掩护，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进行不断的诬蔑和诽谤。

他们企图以各种卑鄙、下流的方式将自己的冒险主义纲领强加给其他国家。

我们以蔑视的态度回击中国领导人所做的各种攻讦，向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保证，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我们坚定地团结在列宁的党中央周围的坚定信念。

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团结起来!

……

РГАНИ，ф.2，оп.1，д.696，л.120-121

№0990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印发波诺马廖夫等人在中央全会的讲话(1963年12月16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3年12月16日第257次会议第90号记录

关于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问题。

绝密

一、内部印发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同志在苏共中央(1963年)12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二、这些材料发至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边疆区党委、各州党委、各自治区委、各市委、各市区委、各工业生产部门党委、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北方地区以及原始森林地区和山区的党委、拥有区党委权力的基层党组织。

中央委员会书记

Л.勃列日涅夫(签名)

发送：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马林同志

РГАНИ，ф.2，оп.1，д.665，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