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63a

1963年 №25607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通报中蒙边界谈判情况(1963年1月1日)

№13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起草答复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1月2日)

№13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致函中国领导人(1963年1月29日)

№20798 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提交致中共中央信件(1963年2月14日)

№1384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修改致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2月15日)

№2079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重新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2月15日)

№215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反应(1963年2月23日)

№24299 齐宾致苏共中央报告：利用老挝国王到达北京之机对其表达谢意(1963年3月11日)

№1384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欢迎毛泽东或中共代表团访苏(1963年3月12日)

№2191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文(1963年3月13日)

№16675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权对边界问题的无理要求(1963年3月21日)

№13733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总理希望会见苏联国防部长(1963年3月24日)

№23458 莫斯科夫斯基与莫拉维克谈话纪要：苏联的核保护伞(1963年4月15日)

№103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做出反应(1963年4月16日)

№1384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委托副外长召见中国大使(1963年5月3日)

№16681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向苏联散发宣传手册(1963年5月4日)

№09903 苏联驻华使馆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中央对苏共来信的反应(1963年5月17日)

№1384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核不扩散问题答复中国(1963年6月10日)

№103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3年7月6日)

№08107 苏中两党会谈第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发言(1963年7月6日)

№08108 苏中两党会谈第二、三次会议记录：邓小平发言(1963年7月8日)

№13011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1963年7月10日)

№08109 中苏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的发言(1963年7月10日)

№08110 苏中两党会谈第六次会议记录：邓小平的发言(1963年7月12日)

№08111 中苏两党会谈第七次会议记录：波诺马廖夫的发言(1963年7月13日)

1963年 №25607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通报中蒙边界谈判情况 [1] (1963年1月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3年1月15日

第82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

兹向您呈上发给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Д.策伯格米德的会谈纪要副本。

附记录共19页(绝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附件：

绝密

契尔沃年科与Д.策伯格米德的会谈纪要

(1963年1月1日)

策伯格米德大使回到北京(他于1962年12月27日蒙中边界条约签订后陪同以泽登巴尔为首的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返回祖国)，策伯格米德受泽登巴尔的委托主动拜访了苏联大使馆，并秘密地通报了Ю.泽登巴尔和周恩来于1962年12月25日和27日进行的会谈情况。

策伯格米德报告的内容如下：

在12月2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北京当天举行的所有会谈和会晤，其中包括泽登巴尔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都只是正式的，没有超出对边界条约草案进行讨论的框架。12月27日签订条约前与刘少奇的会谈也只是礼节性的、正式的；会谈中也没有涉及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条约签订以后举行了盛大的集会。12月27日泽登巴尔和周恩来进行了第二次会谈。看上去中方对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在会谈过程中提到了许多重要的原则性问题，除了中蒙两国关系之外，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党包括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策伯格米德继续说，在会谈开始时周恩来指出，今天我们签订的中蒙两国的边界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而且对其他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世界整个形势都会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国界线划分以后将正式勘定分界线。接着周恩来提到了中印之间的争论，他强调说，过去没有勘定正式分界线，因此双方坚持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传统分界线。现在应该正式勘定中印的国界线。周恩来也提到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谈判，他指出有进展，强调巴基斯坦对勘定边界线的态度正确。可是美国担心中巴政府的谈判进行顺利，对此美国心里很不舒服。周恩来讲到了中巴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这场冲突会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可是他还是希望归根结底这场争论也会得到解决。策伯格米德说，周恩来试图证明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争论上的立场是正确的，印度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竭力通过外援，包括苏联的援助来解决这个问题；印度利用这种援助在做赌注。印度曾作过积极的努力试图寻找美国、英国的援助，但这并不能帮助尼赫鲁挽救局势，因为真理在中国一方。最主要的，周恩来指出，亚洲、非洲人民支持中国。策伯格米德指出，他觉得会谈的这部分内容就好像周恩来在给蒙古代表团作演讲。

周恩来讲完这些说，您(泽登巴尔先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印边界争论曾表示遗憾。

泽登巴尔肯定地回答说，我们的确感到很遗憾，中印之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至今发展到军事冲突。周恩来说，中国不喜欢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此表示遗憾的这种态度。周恩来提起1959年与泽登巴尔的会见情景，当时泽登巴尔途经印度，谈到中印冲突的问题，他(泽登巴尔)明显地没有站在中国的一方。周恩来重提蒙古政府对中印争论的这种态度，中国对此表示不满。

泽登巴尔对周恩来说，对待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灵活谨慎态度。生活和事实都已证明，在这些情况下灵活行事是何等重要。泽登巴尔接着强调，今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获得世界性的胜利，边界争论将成为历史遗迹。这就是我认为在边界争端和冲突问题上共产党员应采取的态度。继续谈这个问题，策伯格米德说，此时周恩来竭力证明，在中印争论中中国没有过错，中方一开始就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中国方面争取不让这场争论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

泽登巴尔指出，我们应该看这场军事冲突所引起的后果，应谨慎地、负责任地考虑这场争论在印度的反响。目前在印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不仅仅导致共产党，而且导致所有进步组织和进步人士面临的形势都异常复杂；目前印度到处都有镇压活动，反革命分子和右翼分子猖狂，公开对尼赫鲁施压。

此时周恩来赶紧打断泽登巴尔，力图证明中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过错。接着他说，中国几乎同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国家商谈了国界问题，他开始夸耀中蒙谈判的结果。谈判之所以成功，周恩来指出，是因为双方相互谅解，相互让步。关于这一点，策伯格米德指出，周恩来强调中国考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作了适当的让步。他希望今后兄弟国家在解决边界问题上互相迁就。比如说，我们希望，如果我方提出了关于允许我们在靠近中国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有一个牧场的请求，这就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我方当然也会满足你们的请求。

策伯格米德说，在这一部分会谈快结束的时候，接着泽登巴尔提出了一些国家间的问题。

1.他说，最近经蒙古到中国的铁路载货量明显地减少了，过境的货物调运量也大大地缩减了。我们希望中国增加铁路的运输量，如果中国觉得可以做到的话。

2.策伯格米德指出，贸易专家初步谈判已经有了结果，蒙古方面担心中方大量缩减1963年与蒙古的贸易业务，这会使已经形成的相互供应体系受到破坏。这将导致蒙古出现一些以前未曾预料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与蒙古企业用一些以前从中国过来的原料有关。

3.泽登巴尔对中国政府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援助以及派遣工人表示了感谢。目前在各种各样的工厂里同蒙古工人一起劳动的有8000名中国工人。遗憾的是有时发现有些工人拒绝做一些工作。他们不会说蒙古语，因此产生了一些误会和不愉快的事情。泽登巴尔强调说，现在和将来蒙古人民共和国会有大量的用工需求，因此蒙古欢迎中国工人在自己企业里工作。但现在在蒙古的工人不懂蒙古文。是否可以派遣更多会说蒙古语的内蒙古的工人来我们这里，这样他们的工作效率会更高，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听完了泽登巴尔讲话周恩来说，会谈过程中蒙古代表团提出的三个问题，他会尽量回答。

第一，周恩来说，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的商品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少得多。我们确实被迫减少一些商品的供应量，特别是棉织品，因为我们国内自己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最近三年内持续的干旱和歉收。即使我们根本不出口棉纺工业的原料，而全部用这些原料生产布匹，这样的产量也只能满足每个人使用3米布匹。总的来讲，周恩来说，我们目前自己有困难，无法达到前几年向蒙古人民共和国供应纺织工业原料的水平。至于大米、茶叶、丝和部分羊毛，我们可以供应，就让贸易和工业部门讨论这些问题吧。

接着，周恩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要中国供应1700万卢布的商品(按照新的价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概只能供应600万卢布的商品。

周恩来继续说，明年中国尽可能增加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运输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增加收入。

然后，周恩来说，蒙古答应供应中方10万头马，我们这里临时发生了些困难，请蒙古方面帮助解决。策伯格米德解释说，现在的困难在于中国要求我们只通过两个边防哨所供应马匹。这样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增加了难度，因为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我们建议中国人通过那些对蒙古方面比较有利的边防站运输马匹，而中国人所建议的等于是把从蒙古各地收集到的马只送到两个边防哨。

第二，周恩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设问题，由于原料供应不足，执行计划出现了困难，要考虑重新审查计划。纺织厂和其他企业原料不足，完成计划必须考虑到可能性，因此，周恩来建议有些工厂临时停产。

策伯格米德解释说，中国对蒙古的态度已经完全确定，目前蒙古确实发生了严重困难，难以完成五年计划，按照五年计划的要求，有25项工程由中国工人援助完成。现在与蒙古工人并肩作战的有8000名中国工人，此外还有5000多名在中国建设托拉斯以外的工人。

第三，周恩来提到中国工人的问题。他指出派遣中国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两国关系中的新事物，这是件好事，可是中国政府也有困难，周恩来强调了中蒙之间的历史共同点，提到两国之间友谊于1950年开始得到发展。我们把工人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些工人长期工作在异乡，1960年他们的工作期限已满，但政府不仅延长了许多工人的工作期限，而且还派来了新的工人。周恩来说，我们很担心，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工人不懂蒙古文，不了解蒙古人的习俗，出现了一些误会。应该说，在前五年的工作中发生的误会，很快就解决了。最近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工人们不愿干活。泽登巴尔趁机接话，对周恩来说，你看，你自己也说中国工人不肯干活，他们不懂蒙古文，不了解我国的习俗，因此导致了误会的产生，互相不谅解。周恩来回答说，他们可以不干活，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罢工。

泽登巴尔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在蒙古也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我们不能同意一部分工人破坏或漠视规定的制度，这种现象会给蒙古工人造成不良的影响。

周恩来听完以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因此也影响了中国与蒙古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首先兄弟之间在原则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到底存在哪些原则分歧，现在我们不想多讲。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期间，我作了发言，发言中我尽量不让我们的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收到效果，相反分歧越来越严重。接着，周恩来指出，在中国的报刊上都登载了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的文章。这些文章也刊登在朝鲜、越南和其他国家的报刊上。蒙古人民革命党持相反的立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了批评阿尔巴尼亚的文章。周恩来表示了中方的担忧，这样下去，分歧会越来越公开化，会影响到一些党，敌人已经了解我们存在的分歧。谁是谁非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我们认为，不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周恩来再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一系列重要问题持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针。周恩来接着转移话题，他说，总的来说中蒙之间的关系是好的。关于派遣工人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问题，他说，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问题在于派遣工人与我们对待一些重要问题的态度有关联，在这方面我们会遇到不少困难，很难在你们那里的工人中做思想工作。如果我们不分是非做工作，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因为中国工人要跟蒙古族人进行交流，他们看书读报，了解大事。8000名中国工人生活在他们中间。周恩来强调说，人是活的，是会思维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满意，他们会放弃工作。你们在报纸上唆使中国工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样的话，我们还怎样做他们的工作，还能把他们留在你们那里吗？我已经说过，他们是人，不是商品。泽登巴尔说，还是要做不愿干活的工人的思想工作。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不要因此使我们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如果情况不改变，那么不愉快的事情和误会还会持续发生。

策伯格米德指出，泽登巴尔和周恩来的谈话火药味很重，有时觉得马上就会爆炸，但他们还是克制了。策伯格米德说，在听完周恩来的话以后，泽登巴尔已经表示，影响我们今后建设的是那些中方承建的工程项目，另外是已签订协定中的商品供应问题，特别是原料，我们经济建设中的困难由此产生。接着泽登巴尔也指出，中国工人给我们的建设提供了许多帮助，特别是在1961年前，他们与蒙古工人一起劳动，没有发生多大的困难。从1960年起，特别是从1961年起，工人就停工了，按周恩来的说法，是工人罢工。如果你们那里允许这样做，在其他国家是不允许的，为什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工人不肯干活，这是因为我们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不一致。这一点周恩来你说得对，你谈到了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谈到了党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态度，是阿尔巴尼亚破坏了兄弟党之间的统一，背离了国际主义原则，违背了党与党之间团结的原则。我们认为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党今后仍将坚持这个正确、客观的立场，并将与破坏团结的现象作斗争。蒙古人民革命党赞同苏共的路线，支持苏共为维护统一而斗争。

您(周恩来先生)说，不要把党与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但是，您是知道的，苏共采取许多非常措施，希望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走上团结统一的道路。也许你们不知道，1960年苏联领导人好几次想找霍查和谢胡谈话，赫鲁晓夫也亲自做过努力，但是他们不仅不接受苏联领导人的善意劝说，相反拒绝接受。我想对您(周恩来先生)说，阿尔巴尼亚的活动不仅针对苏共，还针对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们不仅污蔑苏共，而且还污蔑其他马列主义的政党。这就是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分裂活动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先生，您指责我们没有刊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是的，我们没有刊登他们的文章，我想指出，这样的文章我们今后也不会刊登。泽登巴尔对周恩来说，我所讲的一切绝不表示我想把兄弟党的关系尖锐化，我也不想这样做，可是你们中国支持阿尔巴尼亚，鼓励他们粗暴地污蔑苏联。

泽登巴尔谈了关于中国工人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不能，也不准备为了8000名中国工人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而改变自己的思想路线，改变我党的正确路线，不会做出让步。我想告诉您，周恩来先生，我们没有在中国工人中间做过任何思想工作。周恩来打断泽登巴尔的话，希望允许他提出一个问题，泽登巴尔表示同意。周恩来问，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刊登了直接和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果中国工人读到了这样的文章，他们肯定会有所反应。泽登巴尔说，他决不允许这些工人的存在。周恩来问，怎样解决工人的问题呢？

周恩来说，他并不要求对方改变自己党的路线，对泽登巴尔老是提改变党的路线表示不满。泽登巴尔说，周恩来所讲的不符合兄弟党会议的精神。

周恩来生气地回答说，莫斯科会议被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给糟蹋了。

泽登巴尔请周恩来别生气，生气是不好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苏共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共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拥护。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以来走过了40年。蒙古党和蒙古人民毫不动摇地与苏共并肩战斗，任何人别想动摇蒙古党和苏共的团结一致。这种团结是鲜血凝成的。我们深信苏共路线的正确性，深信苏共是伟大列宁的党，世界和平运动的先锋队，深信苏共忠于自己的事业。周恩来问，你们那里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也是这样吗？

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中国工人问题上。

泽登巴尔声明，现在中国工人生活在蒙古工人中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他们可以单独安排。可以像建筑托拉斯管辖下的8000名工人一样有组织地安排在一起。

周恩来开始冷静下来，他说，是否可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相关代表进行洽谈，例如说请中国驻乌兰巴托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蒙古的有关单位商谈这个问题。目的是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的困难，以便取得谅解。泽登巴尔说，关于刚才说到的中国工人，大概可以将他们集中到第一工段。如果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收到相关指示后，我们就可以派人进行商谈，并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他没有不高兴，也没有生气，但再次强调泽登巴尔似乎教训了他40多分钟。

泽登巴尔强调说，我们蒙古人尊重中国共产党，珍惜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它建立了劳动人民的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说，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党，他只是提请注意一下蒙古党和人民所关注的一些问题。

……

泽登巴尔说，边界条约已经签署，在这方面他明白了很多问题。在来北京的时候，他认为条约的签署会在改善两国友谊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策伯格米德指出，泽登巴尔后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告诉了其他蒙古同志，即看来边界条约的签署并不能改善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

最后泽登巴尔代表蒙古代表团全体成员对中国政府的盛情接待和有益的意见交流表示感谢。

我对策伯格米德所作的通报表示了感谢。

会谈纪要基本反映了大使所谈的内容。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6，п.495，д.7，л.1-19

№13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起草答复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1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月2日会议第7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А.П.基里连科、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А.И.米高扬、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Л.Н.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杰米切夫、В.И.波利亚科夫、А.П.鲁达科夫、В.Н.季托夫、А.Н.谢列平；会议由Ф.Р.科兹洛夫主持。

关于给中国的信。 [2]

起草信件。

就关于举行兄弟党协商会议的问题 [3] 分别发出了信件。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57-57об

№13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致函中国领导人(1963年1月2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1月29日会议第8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

关于准备给《真理报》的文章——给中国人的复函。 [4]

应该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情况。

关于南斯拉夫(当时是正确的，时间在流逝，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关于国际方面的问题——根据声明的精神。 [5]

争议问题仍然存在着。

在对南联盟纲领的评价方面。 [6]

——仍然如从前一样这个评价是否意味着永远呢？

目的，驱除？或者是帮助摆脱错误。

我们已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了，党掌握着政权。而党掌握政权的时候，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应该是一种更宽容的环境，不是必须拿来十字架——也就是镇压政策。我们应该促进摆脱错误立场的过程，帮助铲除缺点。

中国人——迟钝的人。在南斯拉夫也存在着这样的人。

现在，当我们拥有10亿居民的时候，居民和领土都将会扩大的。

是否能够出现分歧呢？可能。

怎么办？实行驱逐政策？这样我们就会滑向民族主义的立场。我们正在朝着民族同一性前进。驱逐——这不是马克思主义道路。我们在为未来铺设道路——不应该排斥，而是应该宽容地对待。例如：在经互会组织里，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合作。 [7]

我们帮助在南斯拉夫的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些力量。而西方只帮助那些想使南斯拉夫倾向于他们的力量。

在文章公布之后发出信函。 [8]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60-61об

№20798 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提交致中共中央信件(1963年2月14日)

苏共中央：

根据委托现提交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文本，这封信件的文本已经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我们认为，在把这封信发往北京之后应该再把它转发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同时也要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领导人了解这封信的内容。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Ю.安德罗波夫

Б.波诺马廖夫

1963年2月14日

附件：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

1.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文本(附后)。

批准发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文本(附后)。 [9]

2.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把这封信转交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朝鲜劳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和古巴革命组织联盟民族领导。

3.把这封信件的副本送给苏联驻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使兄弟党(名单附后)领导人了解这封信的内容。

草案

苏共中央就中共与苏共及其他共产党关系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致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向你们发出此信，以便再次对近期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表示关切。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及其代表在国际会晤中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公开且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大多与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所确定的共产党主义运动总方针背道而驰。与我们之间所达成的协议相对，几乎每次国际性会面都成了中国同志与其他兄弟党代表之间观点激烈斗争的舞台。

因此我们不得不担心，由于中国同志的言论将导致共产党运动中的激烈论战将不断走向深入。所争论问题的范围常常被人为地扩大化，尖锐和公开的争论采取了令共产党员所不能容忍的方式。莫斯科会议文件的结论及其地位经常被随意阐释，由此导致在涉及我们总任务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事件。论战同样也造成了这样一些事实，或不准确地、有时简直是歪曲式地解释兄弟党的立场，或从一系列问题中只揪住一个问题不放，或只图论战的激情发挥而不能客观、清醒地分析所产生问题的实质。

这些分歧已超出了共产党运动范畴的制约，被带入到民主组织之中，涉及国家间关系，并在解决当前国际问题的具体政策领域表现出来。所有这一切自然就制造了我们都极其不愿看到的隔阂，并无助于我们党际关系的改善。

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所发生的分歧对兄弟党的活动，尤其是那些国内政治形势复杂的国家的兄弟党，造成了越来越负面的影响，妨碍了他们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顺利地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许多兄弟党公正地对这种情况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如果允许事情继续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势必面临严重困难，结果导致我们处境的恶化并将给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失。如果我们不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行动中团结一致，如果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仍各行其是，那么只能削弱自己的力量而相应加强了敌对势力，并进一步激励西方侵略集团实现其反共产主义的企图。

自从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分歧被公之于众以来，社会主义的敌人们动员一切力量希望从业已形成的局势中为自己最大限度地捞取好处。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就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情况极尽污蔑和诽谤之能事，有意歪曲兄弟党的立场，试图以此来瓦解和分化我们的队伍。帝国主义者们明白，目前并没有能力以武力和在经济竞争中战胜紧密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体系，因此便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破坏我们的团结方面。而我们内部的分歧表现得越明显，帝国主义者们也就会表现得越肆无忌惮。

我们认为，在帝国主义者们和世界上的反动派极力联合自己的势力以积极反对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情况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的团结也就显得尤其必要。这是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不断高歌猛进的可靠保证。在当前共产主义运动形势下，每个兄弟党，尤其是像苏共和中共这样的大党的最高国际主义义务在于，尽一切可能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以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团结。

我们相信，目前出现的分歧只是暂时的，不一定发展到深刻冲突的地步。因为我们坚信，今天导致我们分离的那些分歧是完全可以被克服的。我们认为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苏共和中共都是以我们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这是确保苏联和中国之间友谊长久的主要基础。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世界所有国家无产者的共同阶级利益，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利益和伟大的马列主义学说。

无论今天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深刻，都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力量反对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性斗争中我们都将与你们在同一战壕中并肩战斗。从此出发并考虑到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尤其有必要指出，我们关注的并非是那些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的问题，而是那个主要的，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关键性问题。

中共中央在其信函和声明中均始终强调自己忠实于莫斯科会议宣言及其声明，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自己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斗争中，在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坚持和平共处诸原则斗争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这些都是与苏共和所有马列主义政党的基本立场相一致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是统一的，那么我们就拥有了克服分歧和加强我们之间团结的良好基础。

正如实际情况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涉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和方式等问题。这些当然是相当重要的问题，但是它们不能也不应当妨碍全世界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和亲近这个主要问题。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战略构成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派及其侵略战争的基础。与此同时，每个共产主义党派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民族、地域范围和国际条件下存在的，在马列主义武器库中现有的那些斗争方式和方法均能够较好地与这些条件相适应，从而有利于各共产党派别利用之以实现我们的上述总目标。

如果有人突发奇想要求处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斗争阶段和不同条件下的共产党人都采用千篇一律的(革命)策略和方式，那就违背了马列主义。因此，要对兄弟党所实施的这样或那样的战术步骤及其整体策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就需要对不同党派斗争和生存的具体环境进行全面、细致的马列主义分析。

莫斯科会议决议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确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条件下的总路线。与此同时，它们给予了自己队伍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根据自身的民族条件和具体情况来多样化地选择各自的斗争策略。(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为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政治基础。我们党认为，如果坚定地遵循这些文件和根据其结论构建自己的政策，就会确保我们队伍的团结，而所有分歧也都可能正确地得到解决。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与我们一样，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关系正处于极其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我们的党以及我们政策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继续站在同一队伍中继续前进，还是只一味沉迷于相互之间不必要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只可能导致我们的相互隔离并削弱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为了确保苏联和中国人民能够继续过上像兄弟那样的生活，我们两党肩负着历史性的重任。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对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我们党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我们两党有责任从当前困境中摆脱出来，勇敢而坚定地清除所有对我们友谊的阻碍。我们认为，这才是马列主义者能够和应当走的唯一道路。

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的角度和尽一切努力克服分歧的真诚意愿出发，苏共中央主动提出关于停止共产党各党派之间的争论和本党内部对其他党的批评的建议。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同志指出：“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我们的未来，停止目前在报刊上就一些有争议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是明智的选择。让我们把时间投入到工作之中，时间将帮助我们最终明白谁是正确的，而谁误入歧途。”这一建议已得到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广泛支持和响应。

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再次表明自己已准备尽一切努力以促使我们两党间关系的正常化，并再次向你们提出建议，即停止关于那些我们存有不同理解的问题的争论并不再就此发表公开言论，因为后者将无助我们的团结事业，只会加深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认为，为了着眼于马列主义诸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在各个共产党的关系中(我们)更要掌握分寸，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耐心和更多的灵活性。

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也会为马列主义政党会议的筹备工作创造良好的氛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应进行集体讨论。苏共还在1957年和1959年便主动召集了兄弟党会议，当时召开这些会议主要是由于国际形势的严重变化和有必要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应路线。

我们如今正准备召集的所有兄弟党会议也是具备了充分理由的。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重心应着眼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总任务，粉碎其侵略计划，进一步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增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在1962年5月31日的去信中我们已经向你们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立场，而如今希望对之再次予以确认。

非常清楚的是，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还需要时间，以便营造必要的氛围并做好必要的筹备工作。我们认为，此次会议必定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我们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非激化我们之间的分歧。

为了给会议的筹备营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党认为最好我们双方事先举行一些会谈。任何一个兄弟党，如果有兴趣与苏共代表会谈，我们都准备与其代表一起坐到谈判桌前。

在这里，我们向中共中央发出举行两党代表高级会晤的建议。如果中共中央同意这一建议，那么此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可再另行约定。关键在于，这样做是我们当前所必需的，它表达的是一种双方在马列主义学说基础上解决现有问题，严格遵守共同制定的路线，不容许任何可能干扰该路线实现的行为的良好意愿。

苏共中央希望中国同志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的初衷。我们都是以我们的伟大事业——赢得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为了这一事业各共产党正在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们深信，苏共和中共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赢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本国和全世界的胜利，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而斗争的总目标。只要我们表现出自己的良好意愿和对我们斗争利益及目标的高度觉悟，那么这时候任何困难都将不能阻碍我们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友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РГАНИ，ф.3，оп.16，д.222，л.37、38、41-47

№1384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修改致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2月15日会议第8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Г.И.沃罗诺夫、А.П.基里连科、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В.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Л.Н.叶夫列莫夫、К.Т.马祖罗夫、Ш.Р.拉希多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П.Н.杰米切夫、В.Н.季托夫、А.Н.谢列平、Б.Н.波诺马廖夫、А.П.鲁达科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4项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赫鲁晓夫：作者没有完全成功地撰写信的草稿。应该避免论战，而是通过信稿表现出对可能分裂的忧虑。不要抓住在某一点上的分歧不放。在哪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同意举行任何级别的会晤，听取和弄清楚各种意见，如果它们存在的话。

委托书记处最终拟定出信的文稿。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63

№2079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重新起草致中共中央的信件(1963年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2月15日会议第82号记录

1963年2月15日

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根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最终拟定出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文本。

РГАНИ，ф.3，оп.18，д.134，л.10

№215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反应(1963年2月23日)

绝密

文本第2号

苏联驻华使馆

北京

1963年2月26日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谈记录

1963年2月23日

今天19点30分周恩来的助手马列从中共中央来电话，表示毛泽东希望在20点接见苏联大使，以传达他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的意见。

中共中央的同志代表毛泽东表达歉意，毛泽东由于患流感，将在他的卧室接见大使(在谈话中毛泽东半躺在床上)。

在场的中方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委员伍修权；苏方有：大使馆参赞О.Б.罗满宁和二等秘书Р.Ш.库达舍夫。

整个交谈实际上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由毛泽东主导。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伍修权会偶尔补充和评论。

在谈话开始的时候，毛泽东非常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并为没能在1963年2月22日接见我们表达了歉意。就解释的原因，他说在最近访问中国南方的过程中得了轻微的感冒，而他现在已经基本恢复，还留下“一点尾巴”。

鉴于他对所有在场苏联同志都相当了解，毛泽东评价说和我们今天的见面有家庭聚会的特点。

毛泽东对我说，作为一名大使我不算幸运，因为我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充满了争论与分歧。

我回答说，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希望这些争论能够尽快结束。

毛泽东继续说，现在苏联大使正在变得越来越幸运，因为两党之间结束论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我强调，我实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希望实现的了，就像俄罗斯人经常说的那样，上帝保佑!看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都影响到了上帝。

毛泽东答复说：“现在马克思已经成了世界的上帝，而列宁是他的总理。”

然后谈到苏共中央在1963年2月21日发出，由我在1963年2月22日转交到中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说他看过了这封信。

在整个谈话中，毛泽东手中握着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的中文印刷文本，不断参考，并引用其中的一些提法。这封信是在一个文件夹内，它有一个标题，大红色的标题：“中共中央收到的文件”。在这封信的内容及空隙处覆盖了许多标注以及在许多提法下都画了线。从手写的字迹判断，这些批注是出自一人之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欢迎这封信，因为其中有些很好的提法。我们支持这些提法，尽管我们不同意其中的某些东西。(信中)积极的地方包括两党之间的平等和协商的想法，特别是这些地方，它说(毛泽东引用信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苏共中央认为特别重要的是立即采取具体和现实的步骤，目的在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团结，旨在改善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气氛。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产生了一项提案，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为我们党的代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大会上提出结束共产党之间的论战，结束在自己党内对其他政党的批评。这项建议，如你们所知，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引用信中的这段之后，毛泽东说，这是好话。但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在建议结束公开论战时的发言中批评中共感到不高兴。总之，苏共推出了4份文件，其中都包括对中共的批评：2份是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2份是《真理报》的社论。

他继续说，在4天中——今年2月20—23日，他发表了所有这些文件。我们这样做是使我们的人都知道你们的观点。中方报刊也将会发表批评法国共产党的文章。然后，我们将发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我们已经回复了意大利共产党，但我们会再做一个声明。在目前我们不打算发表批评苏共的文章。

在目前，毛泽东说，在42个兄弟党——如果算上苏共是43个党——都在谴责中共。在本质上这种批评是正常的现象，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人们当然可以发表言论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词汇中的一些是由刘少奇和伍修权向毛泽东提示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附加各种标签。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如果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显然，这是正常的。

这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害怕批评，并询问了我的生活和过去的工作。

我简要地谈了谈自己，并表示我不害怕批评。当然，我会因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偶尔受到批评。

毛泽东说自己一生都受到责骂。他强调，在我看来，害怕批评的人是什么都做不好的。就我们而言，我们会回应所有对我们的批评。由于我们受到了批评，我们就会作出回答。我们有句古语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同样非礼也。

毛泽东强调，正是苏共和其他42个党给了我们“往”的权利。你们可以骂我们，我们也可以骂你们，但是某些地方必须有限制。我个人希望能有个间歇。我们不打算立即回应这些给我们的批评。让它们像过去一样，保留在我们的账单上。虽然我们现在不打算回答，但任何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都有权回应。也许，我们一年不会回应，甚至两年。总之，我们视情况来决定我们回应的时间。正如我说过，我们打算发表3篇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现在我们无意批评你们，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回应你们那4份文件。如果我们去回应所有43个党，这将需要半年的时间，甚至整整一年。

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毛泽东说，英国的同志说他们属于广大的多数党，在暗示中国共产党是少数派。嗯，毛泽东说，我接受我们确实在少数的事实。

他继续说，我们在所有党之前，早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就做出了关于结束公开批评和攻击的提议。但是比利时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大会上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和人格上的指责。在此之后，许多其他党也做了同样的事情。那么，毛泽东说，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各国人民、各国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被提出来了，也在帝国主义和整个世界的反动派面前被提出来了。

既然这样，他说，“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而全部真理属于43个党。那好!但是，我们要提出这项建议：让苏联的报刊和其他42个党的报纸刊登我们的文章。就我们而言，我们不害怕批评。既然论战开始了，那就让它继续下去。事实上，如果论战开始，天会塌吗？中国西山的草会不长了吗？不!天不会塌，草木还会生长，女人还会生孩子，鱼还会在水中游。正相反，如果这43个党的行动结果让天塌了，草木不长了，女人不再生孩子了，鱼从水中消失了，那才是奇迹呢!”

毛泽东进一步引用苏共中央的来信说道：“公开的，越来越尖锐的论战只会破坏兄弟党之间的团结，损害我们的共同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争论，阻碍着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削弱了在国际舞台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对兄弟党的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活动，那里有着复杂的国内局势。”但问题是，他说，谁发起的这些攻击，谁组织起40多个政党的攻击，将这些攻击不仅引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引向中国共产党，谁在大会上第一个挑起对其他政党的公开批评？最近一段时间，5个兄弟党的公开声明里，都包括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来信中说：“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对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些问题的理解上，有可能产生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分歧。这在具体情况下，即在这个或那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枝节问题上，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就是这样，毛泽东说，但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且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

毛泽东再次引用来信说：“但是，这些意见的不同，如果他们不是被人为地夸大了，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如此尖锐的冲突，他们可以通过联合的、同志间的协商充分得到解决。”他指出，这个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问题还在于：究竟是谁在“人为地夸大这些意见的分歧”？谁在散播谣言说毛泽东已经没用了，还有说他现在已经奄奄一息，快死了？当然，这些谣言是有客观原因的。举例来说，我真的生病了，感冒是我的常客，而今天我只能躺在床上接见你们，何况，我也似乎快死了。

散播的谣言还说，我(毛泽东)只是一个傀儡，或者说中国对老而不死的毛泽东有个人崇拜。还说，刘少奇、周恩来他们都和我差不多老，他们是65岁，他们也会很快死去。你，大使同志，是比我们年轻，觉得自己身体更好，但你也会生病。他说，看来你有时也生病。

他再次回到来信上。毛泽东说，总体上，他对此表示欢迎。他继续说，现在我要讨论那些“我们的不满”，那些没有让我们满意的事情。我认为在别人背后议论是不礼貌的表现，特别是在同志关系中。信中有一些很好的提法。尤其是它说：“为了加强我们的友谊和加深互相了解，我们向中共中央提议，进行一次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并进一步说：“这次在苏共和中共代表之间的会晤，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发挥重要作用，创造有利的环境，没有这一点(这次会议的)工作不能成功。”毛泽东说，这是真的，我们已经争吵了好几年，而且最近开始走向公开化。他继续说，在我看来，像这样的争吵，一个人难以应付，就是有50个人也不够。争吵后应该休息。

毛泽东继续说，在1962年4月7日回答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的来信中，我们建议停止公开攻击，要求召开一次协商会议，最后召开一次兄弟党会议。在这封信中，你们甚至没有提到中共中央1962年4月7日的回信，好像这封信提出的建议完全被你们忽略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英国和瑞典共产党也提出了这个方案。是的，英国和瑞典提出要开一次讨论关于国际组织的群众路线上差异问题的会议。

刘少奇补充说，他们特别记得在斯德哥尔摩出现的差异。

毛泽东指出，印尼和新西兰提出召集会议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以及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继续说，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的来信根本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参与了1960年会议并签署了声明。南共参加了1957年会议，但拒绝签署该宣言。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纲领了。在1960年会议上，苏联同志告诉我们必须批评南共。在1960年会议上的81个政党正确地指出，南共在后退，在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法到现在一直持续。中共正在执行1960年会议的这项决定，即使是现在。目前，社会主义阵营有12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已被驱逐出去，虽然这项制裁不是通过集体的方式进行表决的。

我强调说，没有人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重复说，他们正试图驱逐阿尔巴尼亚，把这个小国从社会主义阵营中驱逐出去。美国正试图驱逐古巴。阿尔巴尼亚哪里变得如此可怕了？如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错，应该予以党内批评，而苏联同志们却发起了公开批评。同时，信中指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困难，是临时的，是可以完全被克服的”。

毛泽东说，苏共中央的来信还提到一些问题，它们正被提上议事日程：“创造有利的环境，没有这一点(会议)工作不能成功”，“我们认为，此次会议关注的中心应该是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计划斗争的任务，为了各国人民自由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所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有这些问题，毛泽东说，都是好的。

然而，伴随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为了加强凝聚力和发展所有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提法，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否包括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内？在任何情况下，这封信都没有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对毛泽东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无疑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把它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问了一个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否能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想，应该由各党决定，由会议的参加者决定。

毛泽东问：那南共是否参加会议？

我回答说，也许，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兄弟党之间的协商方式决定。

毛泽东表示，南共已参加了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会议。

我说，关于邀请南共参加会议的问题应该由与会的各党自行决定。这是每一个党的权利。至于兄弟党之间的会晤，请谁参加的问题，可能应该由各党通过正常的方式集体解决。

在此刘少奇指出，《真理报》在今年2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从本质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即是否接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毛泽东补充说：也许大使的看法和《真理报》上文章的作者不大一致？

我解释了苏共对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原则立场。我指出，有关南共的问题当然是重要的，但最终，它不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又向毛泽东引用了赫鲁晓夫在与刘晓的谈话中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声明，在那次谈话中，特别是提到了对铁托的原则性评价(关于铁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众所周知的摇摆不定)。

毛泽东似乎是对在场的中国同志说，他读过那次谈话的备忘录，但不能准确地想起这些内容。

我说，此外，与南共的相互关系还具有复杂性，一如既往，各兄弟党的共同努力可能对南斯拉夫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我提到，南斯拉夫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必须要将这个国家拉近我们，而不至于使它更接近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用一种生硬的语调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明确的——“应该遵循的81个党的决定”。南共的领导人以及他们的文件不仅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我表示了对此问题的不同意见，并指出应对南斯拉夫采取更好的一些举动，我引用了铁托从苏联回来后谈到所谓“特殊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我强调，我们中央在与南共的关系中，严格区分了意识形态问题和国家间关系的问题，对此，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该了解。如果毛泽东同志你向我们党的任何组织发问，他们都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回答你。我还补充说，与南斯拉夫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将促进党派之间关系的改善，纠正某些错误，这些都已经反映在南共的纲领中。

关于我对苏共中央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中严格区分意识形态和国家间关系的解释，毛泽东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解释。同时，毛泽东继续用同样的方式谈论南共。他指出，南斯拉夫的代表没有被邀请出席比利时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这样做与1960年的声明是一致的，声明说，南斯拉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依靠美帝国主义的钱过活。总之，这个声明对南共进行了严厉批评。

至于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外交维持在代办级水平。他说，我想，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互换大使。例如，英国一直试图让中国同意互换大使代表的级别。但我们不会同意互派大使，因为英国是在搞双重游戏：没有正式承认蒋介石，却还同时在联合国支持他们。

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毛泽东引用了其中一段说：“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了解，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重要关头。从我们来讲，从我们的政党来讲，我们的政策的正确性取决于我们是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之中，还是卷入一种艰难且不必要的斗争，后者只能导致相互疏远，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毛泽东继续说，关于这一段，我同意这个观点。一个正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继续走在同一个队伍……”这的确是个问题。

仿佛为了说明这一论断，他转而讨论中方代表团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处境问题。他举例说，中国人在大会上严重地受到阻碍，他们的发言被有意破坏，而最后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也被删节了。

这时，伍修权提到讲话的重点被删节了。

这就是民主？毛泽东问。

他接着说，在兄弟党的5个会议上，就是在最近发生的，中共受到了攻击；而且从你们那边，他说，就有两个声明和两篇文章。他说：“如果你们认为这样的做法很有效果，如果你们想在世界人民面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提出来；如果你们不想提，那就停止论战。不管是提出问题还是提出批评，我们都会答复。什么时候回应以及回应什么——这个问题留给我们。”他说，有些事情我们会留着，会回应一部分。现在我们不会直接回应你们的文章，我们打算对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共产党做出回应。

这时刘少奇表示，关于意大利共产党，中国会有第二篇文章，因为意大利已经发出了好几篇。

毛泽东说，法国已经写了几十篇文章，都已经刊登在《人道报》上。他们特别健谈，他说。我们的答复只有一篇文章给他们。关键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

毛泽东再次谈到了之前信中提到的关于被卷入“艰难和不必要的斗争”，毛泽东说，这是一个过于夸张的表述。没那么“艰难”，他说，这也不是一个那么“不必要”的斗争。对此，毛泽东说，如果“这场斗争，不那么有必要，那么为什么你们还要发布4份文件，为什么43个党都公开批评我们”？当然，这一切斗争都是通过文字的。这种对立的斗争，正如我们所说，动笔，动嘴，不动手。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一段说：“如果我们在两大阵营之间尖锐斗争的形势下，没有勇气和力量与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克服现有的分歧，那么未来的一代是不会原谅我们的。”他对此评论说：“这话说得非常正确，但不应该等到后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都不会原谅我们。”

毛泽东问：事实上，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的敌意，在我们的人民和政党之间？之后自己回答道：“我们之间不是敌人，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我说我完全同意这些话。

至于信中提到的克服分歧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都有这些品质。如果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去争论，我们就有勇气和力量克服分歧。例如，在华沙的中方代表与美国人斗争了7年，而苏联已经和他们斗争了40多年。毛泽东继续说，我们最近和你们讨论的更多是斗争，而不是团结。我们一直在吵架，他说，现在应该休息一下了。

最先提出的一项倡议是在越南、印尼和新西兰兄弟党代表之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在1962年4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这项建议。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的来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到要支持这一建议，但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而这封信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毛泽东然后读到信的提法，“我们双方有责任在现有的形势下寻找出路，这个出路已经出现，就是勇敢而果断地清除所有妨碍我们友谊的障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采取的”。他对此评论说，这些都是很好的话，他完全支持这些提法。“但是，这只是文件中说的，我们要看看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

然后，毛泽东引用了信中的最后一段：“我们深信克服那些已经存在的分歧，不仅服务于苏共和中共的利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为了和平，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同奋斗的深层次目标。必须要表现出对目标的意愿和自觉以及对斗争的动力——那么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碍我们加强和发展友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读完，他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些话，并觉得这是好话。他强调说信中两次提到了这些话来表示必须“表现出良好意愿”。

总体而言，毛泽东继续说，研究了苏共中央的来信，我当即决定邀请苏联大使来并且表达我的想法。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苏共中央信中的建议“……召开一次有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的双边会晤”，“如果你同意这样的会晤，可以进一步讨论开会的地点和时间”。他表示在这次接见大使之前，他咨询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康生，他们有一个提案，他们希望能够呈给苏联同志们。

我们已经听说，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同志打算去柬埔寨，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不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在去柬埔寨的途中或是回国的途中是否方便来中国访问并且同我们在这里会晤。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将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请您将此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可以感觉到，毛泽东对此次会晤非常有兴趣，多次回到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赫鲁晓夫同志来中国，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的时候，在这里公开地责骂我们。

当我表示不同意这些说法时(我提醒说，我当时也在中国)，毛泽东在谈话参与者的帮助下，回忆起赫鲁晓夫在北京发言的几个片段(“不应以武力考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然后提到他回莫斯科途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次集会中的发言以及一次接受《新时代》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

刘少奇提醒有这样一句：“他们像好斗的公鸡一样。”

这时，毛泽东有些生气地提到，嗯，那么，我们中国人，像好斗的公鸡，而你们，像好斗的母鸡，是不是？事实上，他接着说，我们中国人，是好斗，特别是我。美国人就是这样说我们的，其他人都跟着美国人说话。

再次回到了他对赫鲁晓夫访华的提议上，毛泽东说，我们欢迎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并希望他会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努力改善关系并实现停战。毛泽东仿佛继续自言自语地说，就个人而言，无论是他，还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和朱德，都不会允许在中国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

我强调，对我来说中国同志不应该把这些词句当成是针对个人的，此外，也不应该怀疑苏联领导人有不友好的言论。我指出，在我们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表面的；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帝国主义的情报人员利用一切手段来煽分歧的火焰，使我们吵架，用这样或那样的表述来达到某种目的。我本人表示对赫鲁晓夫发言这种解读的明确异议。

周恩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和陈毅早在1959—1960年就同苏联大使谈及此事。

随后，毛泽东拿起苏共中央的来信说，不超过两个星期，中共中央将会给苏联同志一封信进行答复。不过，他接着说，我认为我有责任在收到信后立即告知我们对此的看法和意图。你，大使同志，和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见面了。

我说，1962年底我接到指示向毛泽东转达(生日)问候。然而，他那时没有在北京，因此我将此问候转达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

我表达出我个人对于中国同志回应苏共中央关于举行双边会晤的建议的满意之情。我强调，如果我们两党代表举行包括最高级别领导会晤在内的会议更频繁的话，中苏之间就不会有现在出现的这种紧张关系了。我说，我会转达给苏共中央在此谈话中表达的所有想法。总体来说，毛泽东表达了可能访问莫斯科的愿望。

毛泽东说，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而且，在你们(国家)我总是挨骂”。他说，我更愿意远离挨骂。将来我希望能够访问贵国，他说。

带着讽刺的口吻，他开始回忆他是如何“与斯大林争吵”的(中国与会者发出会意的笑声)。谈到他1949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毛泽东说他不想去那里“听斯大林的批评”。他继续说，原来，那时斯大林不想与中国签署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还向我建议(在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陪同下)去列宁格勒旅行。毛泽东说，我对他们说，在莫斯科“我只做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并拒绝了这次旅行。他说，“我在桌子上挥舞着拳头声明，我不是来苏联参加斯大林70诞辰庆典活动的，我对与国民党分子继续维持关系的条约表示了不满”。

毛泽东继续说，最后，我当时表示几天之内就会离开莫斯科之后，斯大林才改变了他的看法。

毛泽东继续回忆说，他收到一个文本，是斯大林事先准备的“他(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在这个文本的问题中，有一个问我打算继续留在苏联多久。“准备好的答复”说：“还要一段时间，以便签署条约。”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的同意下公布了这个消息，此后，我开始等待周恩来的访问，他是总理，必须由他签署条约。然而，他没有立即获准来莫斯科，给出的理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现在苏联会被资产阶级报刊看作是中国政府向莫斯科的靠拢。 [10] 但周恩来最终还是来了苏联。之后联系到长春铁路和其他问题的一些争论开始出现。

毛泽东说，当时斯大林不相信中国革命。这种怀疑是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被解除的，在我们手持武器与美国人的斗争中，我们的关系开始改善了。他说，这些回忆属于“旧账”。我们“告诉你们这些事不是为了要公开”，只是对了解我们的人说的。我们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

再度回到了赫鲁晓夫同志可能访华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他们希望能够实现此行。对于我补充的中国同志如何看待赫鲁晓夫访华的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简短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说，这次赫鲁晓夫到中国来举行两党会谈将采取公开的方式。毛泽东同志回顾了1958年“与尤金关于共同舰队问题的争论后”赫鲁晓夫访问北京的情况，第一，他说，赫鲁晓夫同志的那次访问本来决定是一次秘密访问，结果有关发表公报的问题就来了，后来决定对访问“解密”。

在随后与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他主动谈起国内的生活问题。他说：你们的情况比我们好。你们有一个强大的重工业。他说，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情况比前些年要好些，但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困难问题上，就会影响农业和工业。他说，按照英国的数据，中国宣称1962年收获1.85亿吨粮食，是夸大了。实际上，粮食的平均收成应该在1.5亿—1.6亿吨之间。与1961年相比，1962年的粮食生产增加了1250万吨。

他继续说，我们的工业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们确实能够自己生产很多东西了。在这一方面的主要困难是，我们不具备生产大型精密机床的能力。

周恩来补充说，困难在于，他们无法生产整套的合金原料，而且生产技术水平整体上是低下的。

毛泽东进一步说，我们缺少精密机械、轧钢机和原材料。至于农业，我们拖延了5年才开始着手。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发展化工，生产各种化肥，各种农业机器和机械，这些机器可以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使用——开始是播种，之后是照看庄稼，最后是收割与运输。毛泽东这时重复说，他们把农业拖延了5年，晚了。

我评论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向人民公社的调整。毛泽东回应说，在生产大队的调整过程仍在进行中(他说，准确地讲是“生产大队”而不是“公社”)，大约有15％—20％还没有作调整。

毛泽东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自发出现的私人贸易的顾虑，投机、受贿和腐败现象一直在增加。他说，中共中央现在正在制定一个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在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说，新资产阶级分子将会产生和发展。“如果我们不掌握他们，他们就会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

谈到国际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近来一个时期急剧恶化。目前，不仅美国和法国的矛盾激化，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也是如此。英国与美国也有很多矛盾。日本与美国的矛盾也开始激化。通过这一点，毛泽东指出，我并不仅仅指日本人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指美日垄断者之间的斗争。他说，这种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的间接同盟者，他们的争论对我们是有利的”。

再次转向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必须有凝聚力，在可能的程度上，解决我们中间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无法解决的，可以暂时搁置。总体上，他说：“我们之间停滞的关系应重新活跃起来。我们相互批评只会让帝国主义国家高兴。”

毛泽东一再重复，中共中央打算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并“对指责中共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共产党部分地给予回应”。他着重强调说，此后，我们会暂时停止我们的声明。

随后，毛泽东表示自己的主要思想就是一个“停战”与“和平”的概念，这是在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来信中建议的。他说，他谈论更多的不是和一场血腥的战争相连的“停战”与“和平”，因为“我们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由“舌头和印刷字”进行的。此时，毛泽东对我说，我们的使馆人员不该怕这个，也不该觉得过于紧张。

即使在家庭中也有争论，更何况两党和两国之间了。人们应该讨论这些产生的问题，并逐步找到消除分歧的办法。有争议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人们可以)耐心地寻找途径来逐渐解决它们。

这时，毛泽东再次转向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并引用了信中的提法：“在会谈中人们可以逐点讨论所有关系两党利益的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他们所关注的，这涉及我们斗争的共同任务。一旦这些问题被考虑，就从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不同的意见的存在，那么就应该同意采取措施，这将有利于拉近彼此的立场。”

表示出对这些提法的赞成态度，毛泽东说，他同意，这些意见都很好。不过，他立即表示，苏共中央的信中只是笼统地讲了可能存在的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相信，“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要达成一致，即可以做出决定，有争议的问题将被暂时搁置，而不是写在长篇的文章里相互指责”。

我指出，鉴于我们之间的良好意愿，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完全能够克服的。我提起1962年10月赫鲁晓夫同志与刘晓大使的谈话中有关党派团结的主要观点，特别是渴望重新开始我们的关系，就好像“从一张白纸”一样开始。

在概括地谈到即将举行的会议以及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时，毛泽东说，也许，从现在起，要避免1960年9月中共代表(由邓小平任团长)和苏共代表(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同志参加)之间的那种双边会晤的情况。在那次会议上，“两方都是谈自己的意见和为自己辩解”，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意见。我们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同一年，在1960年，毛泽东继续说，有一个由26个兄弟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委员会的努力下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有些问题仍未解决。还有一次经历是在1960年的81个党的大会上，大家都在争先讨论自己的事情。

刘少奇在此时加入了谈话，补充说，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会议工作的最后几天。他继续说，直到我见到了赫鲁晓夫同志，起草委员会才就会议中的所有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经过了事先同意的。

人们可以使用不同方法进行协商和会议，毛泽东继续说。如果第一次会议没有结果，他说，好像在自言自语，人们可以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推迟由起草委员会来处理，如果部分问题不能当即解决，人们可以推迟到以后的协商会议中。根据1960年81个党协商会议的经验，很有可能最终我们两党将要承担起有争议的问题，在两天之内达成协议。

另一种方法也有可能，毛泽东说，即按照1957年莫斯科协商会议的经验召开协商会议。当时邓小平同志和苏斯洛夫，与其他同志一起，在一个组里，来完成最后联合宣言的草案的编辑工作，然后它以苏共和中共的名义提到会议上讨论。因此，有两种方法，毛泽东说。在您看来，哪一个更好，大使同志？

我回答说，我们支持后一种方式，这样的方法，将会以最快的方式结束争论，消除分歧，增强凝聚力，并加强团结。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的说法。

加入谈话后，刘少奇说，我们可以达成共识，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在中共和苏共的双边会谈中制定共同文件的草案，只有在那时才能召开协商会议。1957年的协商会议，他说，在会议前很短的时间里解决提出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别人等待。”毛泽东同意地点了点头。刘少奇继续说，如果我们两党没有马上达成协议，我们在其他场合仍然可以走到一起。

毛泽东说，总之，我们可以用上述方法之一。重要的是所有的会议和磋商最终都能加强团结。他指出，虽然1960年协商会议有许多争论，但是他们采用了闭门的方式。

刘少奇指出，西方报纸公开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一些细节。对着毛泽东，他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公布了莫斯科会议上他们代表的发言。

毛泽东回答刘少奇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对本次会议和谈话表示感谢之后，我说，从毛泽东同志今天的谈话来看，苏共中央非常渴望加强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凝聚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种愿望在1963年2月21日的来信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来——得到了中国同志的支持。我强调说，我们的凝聚力会是对那些试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从内部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帝国主义伎俩的最好回答。

毛泽东表示支持我所说的话。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我是否反对向报纸公开他此次接见苏联大使的短讯，还问我是否要向莫斯科询问。

(在与安德罗波夫同志于当地时间24点通过高频电话后，我向中国通报了我们同意公开此短讯。)

临别，毛泽东做出友好关系的保证。我表达了毛泽东尽快恢复健康的祝愿，也希望他在将来能够访问苏联。

毛泽东在感谢(我)之后，回答说，将来他不排除这样一次访问的可能性。

刘少奇、周恩来、伍修权在谈话结束后把我们送到车上。

总体而言，毛泽东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进行交谈。如果和他在过去两次会议上留下的印象相比，这次毛泽东看上去更具活力。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使用笔记，只是不断地参考苏共中央来信的译文以及他在信上的批注。我们没有留下他身患重病的印象，尽管他在谈话过程中一直半坐或半躺在床上。

在中方，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工作人员阎明复参与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6，д.7，л.98-121

№24299 齐宾致苏共中央报告：利用老挝国王到达北京之机对其表达谢意(1963年3月1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1963年3月7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报告说，老挝国王向成功完成飞行任务伊尔18飞行机组进行嘉奖(机长沃罗比约夫)。机组人员接受了老挝勋章，并对老挝国王的奖励表示感谢。

契尔沃年科认为，利用老挝国王抵达北京之机，苏联官方对老挝国王授予飞行机组老挝勋章一事表示感谢是合适的。

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同意该建议，并请求通过苏联外交部就此问题给予相应的指示。

Н.齐宾(签名)

1963年3月11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425，л.12

№1384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欢迎毛泽东或中共代表团访苏(1963年3月1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3月12日会议第8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С.赫鲁晓夫、А.Н.柯西金、Л.И.勃列日涅夫、Г.И.沃罗诺夫、А.П.基里连科、Ф.Р.科兹洛夫、О.В.库西宁、Н.В.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Ш.Р.拉希多夫、К.Т.马祖罗夫、В.П.姆扎瓦纳泽、В.В.谢尔比茨基、Л.Н.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杰米切夫、Л.Ф.伊利切夫、Б.Н.波诺马廖夫、Ю.В.安德罗波夫、А.П.鲁达科夫、А.Н.谢列平，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副主席З.Т.谢尔久克；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函。 [11]

一、非常愉快地接受，但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将前往柬埔寨。 [12]

二、非常欢迎毛泽东同志来莫斯科，如果不能来的话，那么，欢迎代表团来访。 [13]

信函的文本——不能带有论战的腔调。

与南斯拉夫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14]

不可能不考虑到那些正面的过程。

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拥有一致的观点。

最好发表图尔松扎德的文章 [15] ，没有争议。关于亚非国家代表大会。 [16]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65

№2191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文(1963年3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6月13日会议第87号记录

第50项　关于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 [17]

1963年3月13日

绝密

兹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内容(附录)。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访杨尚昆并向其转达如下内容：

“中国同志建议在报纸上公开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信件和中共中央1963年3月9日信件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我们的信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在信中我们坚持必须克服现有分歧，并因此而不再提出任何像当时中共中央信件中所包含的那些争论性的问题。

鉴于中国同志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并声称，不论我们同意与否他们都将单方面地公开自己3月9日的信件。苏共中央并不反对双方同时在报刊上公布苏共中央今年2月21日信件和中共中央今年3月9日信件的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想指出的是，中国同志在提出关于公开信件的建议之时所采取的方式，听起来就像是最后通牒，这至少不能证明其这样做是怀着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意愿。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

我们相信，要达到相互理解的目标就需要我们进行兄弟式的协商以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请报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8，д.143，л.44、81

№16675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权对边界问题的无理要求(1963年3月21日)

苏共中央，1963年3月22日

第779-c号

莫斯科市

机密

致苏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近期经常发生中国边境地方政权就有关苏中两国的国界走向以及一些位于阿穆尔和乌苏里界河中的、自身位置朝向中国领土的苏联岛屿的归属等问题发出毫无根据的声明的事件。此类岛屿有152个，其中59个与中国的河岸相连接。

苏中边界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中的走向是由1860年俄国和中国之间签订的北京补充条约确定的。根据该条约，俄中两国的国界线在离中国河岸的最近地区划定，而河流水域及其大的岛屿均归属俄国。如今，在阿穆尔和乌苏里等河流中共有1318个岛屿，其中1037个归属苏联，269个属于中国，还有12个为两国共同使用，国界从这些岛屿上穿过。

可是，如今中国边境地区的地方政府竟然置条约文件所确定的现存两国边界走向的合法地位和阿穆尔、乌苏里等河流中诸岛屿的归属于不顾，声称苏中两国之间的国界线应以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中心线为准，而分布在该中心线中国方面的岛屿即归属中国。今年1—3月份，仅中国县、区级公安局的代表便向苏方发出了6份内容类似的声明。

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同时，中国边界地方政府有意准许(中国)当地居民前往位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等河流中线附近的岛屿从事伐木和捕鱼，并派遣身着便装的军人在这些岛屿上登陆，由此可见，他们正打算单方面地对部分苏联岛屿实施渐进性开发。他们是在中国政府机关的指令下才这样做的(附录有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委员会给中国边境哨所负责人的指令的复印件)。

在1963年的两个半月间，共有27批中国平民和军人登上了苏联岛屿，共计近400人。在苏联边防军要求其离开这些岛屿时，中国地方居民和军人不但拒不听从，而且声称这些岛屿均位于河流中线中国一方，因而属于中国。还发生了这样事实，中国军人试图拘留苏联边防军人和阻止其在边境线上执勤。

例如，1963年2月18日，苏联边防军第77中队第14哨所负责人率领一个由8人组成的边防军小组准备修整一条履带式汽车路，该公路是从前由中国公民在我们的第124、124а和巴尔卡斯等岛屿地区的阿穆尔河苏联一侧领土上修建的。就在这时，从第124号岛方向来了一队中国军人，共有10人并由1名军官带队。他们一到便开始阻挠苏联边防军的行动，并对苏方发出的要求其离开岛屿的建议根本不予理会。

1963年3月15日，中国牡丹江地区公安局边防科科长王秀唐(Ван Сю Тан)中校在与苏联边防军第77中队长的会面中竟声称，似乎是苏联边防军1963年2月18日在巴尔卡斯岛屿上对中国军人采取了非法的行动。他还断言，中方并不打算阻止中国公民登上该岛屿，也不对由此可能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会面期间，我们已向王秀唐作了相应的解释，即苏联边防军是在严格遵守条约文件中的规定，因而苏方对侵犯边境者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合法的。

就中国公民侵犯国界并登陆苏联岛屿的所有事实，苏联边境代表已向中国地方政府代表发出通报，要求其采取措施以维护边境秩序并严禁此类违反边境管理制度的行为，可苏方的此类做法并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中国人以开发为目的登陆苏联岛屿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下来。

如今，关于苏中两国边界走向问题的争议以及中国地方居民和军人在陆路地区违反边境管理制度的活动仍在继续。仅在今年1—3月间，便发生此类事件9起。期间，我方边防人员均采取了相应行动以期阻止中国人进入苏联领土，而中国边境地方政府均认为是我方违反了边境管理制度并就此向苏方发出索赔要求。

1963年2月19日，中国查齐(Чазы)边防检查站负责人对苏方第30边防中队代表声称，1962年12月27日2名苏联边防人员似乎侵入了中国国境并对中国运粮队实施了阻挠。但经事后调查确认的实际情况是：1962年12月27日苏联第77边防中队第5哨所的边防值勤人员在离边境1.5公里处遇到一队由11人组成的中国公民正在穿越苏联领土。我边防值勤人员建议中国人立即返回中国领土，但后者拒绝听从并继续前进，只是在我边防人员的坚决要求下他们才最终离开了我们的领土。

据我方的军事观察和中方违反国境者的供述获悉，近3—4个月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采取了切实措施以加强与苏联交界地区的军事力量。他们增设了10个边防哨所，平均人数为10—30人，而对以前就存在的21个哨所也增派了人员，使其平均人数增至30—60人。

1963年2月10—12日，为保卫边境总数近1000人的中国边防部队进驻黑河地区，并分布在该地区诸县。

中国边防哨所经常派遣由5—10人组成的武装分队进入那些中国地方政府对边界走向和岛屿归属提出异议的地区。

中国边境地方政府在苏中边界线上所采取的上述行动相当程度上使得苏联边防人员完成保卫国界的任务变得复杂化，而一旦中国公民，尤其是武装部队进入苏联领土，并极力侵占我方分布在阿穆尔和乌苏里等河流中心线附近岛屿的事件，就可能在边境线上引发各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

目前，在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共和国边境地区分布有中国居民66872人，他们都是在1962年4—5月份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入苏联境内的。在这些人中一部分家仍留在中国的人希望重返中国。苏联边防人员早就打算将这些人移交给中国地方政府的代表，但如今实际办理了移交手续的只有约300人。虽然我们曾多次就此向中方提出建议，但中国代表坚决拒绝接收，并声称理应返回中国的总共只有6万名当时越境进入苏联的居民。鉴于中国代表拒绝接收上述人员，后者已打算以非法途径返回中国。

为了阻止苏中边境形势的复杂化，有关方面已向苏联边防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其在苏中边境地区所采取的各种行动中均要表现得谨慎、克制，而在解决边境问题的过程中均须严格遵守苏联国家边防条例中的相关规定。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谢米恰斯内(签名)

附件：

复印自副本

机密

文本第1份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委员会指令

外事办公室

机密

第45号1962年10月26日发送

接收人：所有边防哨所，县、市人民代表委员会

内容：就我国渔民在黑龙江(苏方称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诸存在争议岛屿上从事渔业生产以及苏联方面提出的要求等问题所发布的指令。

当我方渔民在黑龙江(苏方称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诸存在争议岛屿上从事捕鱼活动期间，苏联边防人员经济会要求我方渔民离开这些岛屿。我们认为，我方渔民应继续在这些存在争议岛屿上从事渔业生产，并向苏联边防人员声明上述岛屿均属中国，侵犯边界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如果苏方援引爱辉和北京条约，那我们就要对其声明这些条约的内容正表明上述岛屿属于中国。如果苏方要以地图为证，我们就说该地图是由他们绘制的，我们不予承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就向其声明，即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和我们的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应对他们说：不要妨碍我们完成生产计划。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我们的渔民从这些岛屿上撤出。我们预计，鉴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苏方将不会使用武力把我们的渔民从这些岛屿上赶走。而如果他们采取武力措施，我们就必须对其声明，为了保持(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些岛屿撤出自己的渔民，但苏方要对破坏中苏友谊和自己的非法行动承担责任。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承认说，那些岛屿不是我们的。

边境地区凡涉及两国争议问题的事件，均须根据本指令作出报告。

1962年10月26日

国徽印鉴

翻译：马成松(Ма Чен Сун)少校

李大尉

1963年3月2日

АВПРФ，ф.5，оп.30，п.101，д.424，л.47-52

№13733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印度总理希望会见苏联国防部长(1963年3月2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3年3月29日

第348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Р.К.尼赫鲁的谈话记录

1963年3月24日

在波兰大使举办的招待会上我遇见了Р.К.尼赫鲁。后者今天早上会见并送走了乘机途经德里的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

会谈期间，Р.К.尼赫鲁对我说，当他从机场一回来便立刻会见了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并详细地谈了关于自己与马利诺夫斯基的会晤情况。他对印度总理说，苏联国防部长从印度尼西亚返回的时间可能要比以前所预计的要晚一些，因为他已受到了奈温将军的邀请——在返回的途中访问缅甸。据Р.К.尼赫鲁说，印度总理当时便说：在这种情况下马利诺夫斯基必然将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经过德里，并可能在德里停留几个小时。

Р.К.尼赫鲁对我表示，希望马利诺夫斯基能够与印度总理本人贾·尼赫鲁见个面。Р.К.尼赫鲁说，如果能与苏联国防部长会晤，印度总理将感到非常荣幸。Р.К.尼赫鲁明确地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很希望得到这次与苏联国防部长见面的机会。

关于有情报显示中国军队正在沿印中边境全线集结并可能发动新一轮进攻的问题，Р.К.尼赫鲁表示，不论这些消息是否可靠，印度都要小心防范，以避免去年秋天中国人所发动的那样的进攻再次重演。Р.К.尼赫鲁说，印度希望和平解决印中冲突。如果中国人将接受科伦坡提出的对双方都非常合适的建议的话，即使“明天”便举行谈判，印方都愿意。印方已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Р.К.尼赫鲁强调，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现在最需要的便是建设国家的新生活和发展本国经济。Р.К.尼赫鲁指出，中国也需要和平，其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已证明了这一点。Р.К.尼赫鲁列举了自己与毛泽东和刘少奇见面时后者所说过的话，即中国至少需要50年和平发展的时间。于是，Р.К.尼赫鲁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便可能成为中方接受科伦坡的建议和两国开始谈判的基础。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3年3月2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65—3766页

№23458 莫斯科夫斯基与莫拉维克谈话纪要：苏联的核保护伞 [18] (1963年4月15日)

(我)应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莫拉维克同志的要求接见了他。……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刚从板门店回来，他告诉了我在这期间的会谈情况。张将军 [19] 不在板门店，他(莫拉维克)见到的是一名接替张将军朝鲜上校以及同他在一起的希尔将军。……莫拉维克同志告诉这位上校，苏联不会要求小国家提供任何在生产昂贵的核武器方面的援助，并且苏联人民仍旧……坚决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

这位上校答复，他知道苏联拥有强大的导弹，这些导弹可能还部署在远东，但是如果把这些导弹交给朝鲜和中国，那远东可能会变得更好、更平静。

……

苏联驻朝鲜大使

莫斯科夫斯基

АВПРФ，ф.0102，оп.19，п.97，д.4，л.140

№103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中国的不友好行为做出反应(1963年4月16日)

关于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问题。

(安德罗波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一、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采取补充措施，排除宣传中共领导人那些众所周知的特殊观点的中国书籍进入苏联境内的可能性；

——查明再版上述书籍并寄给苏联组织和个人的其他国外中心的资料。

二、责成苏共中央联络部提请各部门和各组织的领导人注意，必须更加详细地向前往中国的各代表团、文艺团体和体育团体下达指示，当遇到试图将他们拖入就争端问题进行辩论或者是攻击苏联政策的情况时，苏联人要能够给予应有的答复。

三、责成苏联外交部，就中国的一些组织以及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现役军人的不友好的、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根本利益相矛盾的行为，向中国驻苏联大使提出交涉。

四、责成苏联外交部，就抵达中国的苏联公民的行为举止问题，给驻中国的苏联大使馆下达补充命令。

五、提交主席团审批。

ЦХСД，ф.4，оп.17，д.529，л.6

№1384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委托副外长召见中国大使(1963年5月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5月3日会议第95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库西宁、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叶夫列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谢列平、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阿列克谢耶夫、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马利诺夫斯基。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在五一节招待会上的反应。

委托库兹涅佐夫同志：召见中国大使。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1-2

№16681 国家安全委员会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向苏联散发宣传手册(1963年5月4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3年5月4日

莫斯科市第1247-c号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兹报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宣传资料，其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同的看法。

今年4月份，苏联各地区有来自中国的5000册以上的宣传小册子。与此同时，通过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散发了近千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反苏小册子。

上述资料均已没收。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谢米恰斯内(签名)

АВПРФ，ф.5，оп.30，п.101，д.424，л.67

№09903 苏联驻华使馆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共中央对苏共来信的反应(1963年5月17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3年5月17日

第472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М.А.苏斯洛夫同志：

兹寄上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63年第一季度的政治信件，题目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和3月20日信件的反应；苏中两党代表准备举行双边会谈前夕的中国国内情况”。

附上述信件共50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附件：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2月21日和3月30日信件的反应；苏中两党代表准备双边会谈前夕的中国国内情况

北京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3年5月1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系统向中央通报了中共领导对苏共中央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消除中共同整个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之间的分歧，团结队伍，制止中共领导的宗派破坏活动而采取的一系列步骤和行动所持的态度。

苏共中央遵循中苏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以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高利益，严格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不止一次地呼吁中共领导共同寻求能够引导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走向团结的途径。早在1960年会议之后，苏共中央于1962年2月22日，然后又于5月31日两次发去了专函。中共中央甚至对后一封信没有做出答复，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非党的民主组织中更加积极地进行宗派分裂活动。尽管如此，苏共中央于1963年2月21日和3月30日又两次致函中共领导，再次呼吁停止危害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重申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设性建议并提议将会谈的时间定在1963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表示同意苏共中央提出的双边会谈的建议。但是在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中，既没有中央主席，也没有其5位副主席中的任何一位。率领代表团的是邓小平和彭真。这两个人，从上次会谈的情况和此后的活动来看，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特别积极地推行中共的特殊方针。

中共中央口头上答应停止论战，实际上却仍在继续发表论战文章。在这方面，最近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访问东南亚，特别是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所发表的声明[见刘少奇1963年4月18日在巴厘集会上的讲话(载1963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原注)]，5月12日和15日在河内集会上的讲话(载1963年5月13日和16日《人民日报》——原注)不能不予以注意。中国人的一系列其他行动，也使人对即将举行的双边会谈结果不容乐观并有所戒备，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再次交换意见后，双边会谈改在1963年7月5日举行。

总之，可以断定，正如许多事实和事件所遗憾地表明的那样，中共领导将带着错误的纲领，带着在当代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去参加我们两党的双边会谈，仍将像过去那样，大肆宣传和不断加深它的错误纲领和观点，谋求使兄弟党脱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康庄大道，背离集体制定的、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里所阐明的总路线及其战略和战术。

(一)

现在已用不着怀疑，中共领导所奉行的方针不是别的，而是从“左”倾教条主义立场出发，篡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篡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并在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得到确认的对新形势下战略和战术问题的评价与结论。一切都已变得十分明显，中国领导奉行的现行方针在实践中破坏兄弟党的团结，制造分裂，客观上削弱整个反帝阵线及其主导的决定的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可以完全有理由说，中共领导的这一特殊方针在当前正在变成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

如果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还可以认为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中共领导只是误入歧途分子和动摇分子的话，那么，现在就完全清楚了，中共领导人完全是自觉地推行一条既定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基础是中国领导的当头的意向。在个人崇拜和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而兴盛起来的大汉族主义是产生这种意向的土壤。

中国领导的特殊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有着深刻的根源。这个方针是在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核心的农业国里逐步形成的(6.8亿人口中，农民占5.5亿，工人和职员在革命时期为800万，1957年为2450万，1959年为4500万，现在为3500万)。国内曾有一个强大的中小资产阶级阶层，其思想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党的干部，尤其是广大党员，没有及时地用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自己，他们是以摘编的形式，通过毛泽东的那些通俗著作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全集》首次在中国全部出版是1959年，总共出版了700万册，而当时毛泽东著作出版的册数已超过3.8亿册，仅他的第四卷《选集》就出版了2.8亿册(在苏联弗·伊·列宁的著作大约出版了3.17亿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年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出版了前13卷。根据中国报刊的资料，在此期间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单行本总共有160种，700万册(1963年5月5日《人民日报》)。

还应当指出一种情况，那就是汉族的优越感是一代代一脉相承下来的。所有这些都在中共有损于国际主义的民族情绪根深蒂固的思想里反映出来。

本报告对上述指出的情况将不详加论述，认为必须特别予以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在一系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的特殊立场是在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中共领导发表那些有名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册，冠以自命不凡的名称：《列宁主义万岁》)，是其在当代一些根本问题上持特殊立场的首次集中和公开亮相(在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之后)。实际上，这是打着“捍卫”列宁主义旗号，头一次以中共的方针公开对抗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方针。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完全支持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结论和论点，并将其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中共领导则相反，千方百计地企图贬低苏共这些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中国领导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采取歪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段，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观点和结论进行攻击。中共领导竭力散布对这几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质的怀疑，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搞乱，使他们无所适从。与此同时，它在兄弟党中间加强了宗派活动和组织瓦解工作，再次挑起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问题，重新提出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问题。它声称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似乎已濒于危境。中共领导人宣称自己是唯一彻底的列宁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拯救者。他们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作掩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特殊的亲华集团而四处奔走。

众所周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领导采取两面派及其他不体面的手段，明显地奉行破坏苏共威信和贬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的方针。为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领导对苏共进行诽谤性的攻击，妄图破坏苏共的总方针，贬低和破坏苏共的威信。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共领导人从背着苏共隐蔽地进行活动到直接地、实际上是公开地反对苏共。他们甚至面对出现分裂也不肯罢休，“即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垮台了，天也不会塌下来”(邓小平同沙尔基的谈话)。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在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也以类似口吻表明对论战的看法。“论战既然已经开始，”他说，“那就继续论战下去吧。要是论战真的开始了，难道天就要塌下来啦？或者中国的西山上就寸草不生啦？不是那回事!天塌不下来，花草树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照样游在水中。”

过去中共领导人曾经形象地把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比喻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即在局部、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而在主要方面，我们是一致的)。现在中共领导人已经不讲这个话了。不但如此，现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公开宣称，分歧不在于条件不同，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理解以及对他们所抱的态度”(中共中央1963年3月9日致苏共中央的信)。在1962年底和1963年春中国发表的、锋芒主要指向苏共及支持苏共的各国共产党的文章中，已经不是暗示，而是直接公开地谈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一方，以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为另一方”的斗争新阶段。文章特意作了一次历史回顾，指出同机会主义的“第一次大论战”的结果是列宁胜利了，“第二次大论战”的结果是斯大林胜利了。“第三次大论战”就是当前由毛泽东和似乎是“最正确”、“最正统”地捍卫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同机会主义的这一次斗争。虽然没有直接那样说出来，但话中所包含的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这些文章反复强调说，第一次大论战导致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大论战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的胜利，“中国人民伟大革命的胜利”。第三次大论战，按照这些文章作者的逻辑，将导致“现代修正主义”的覆灭，殖民主义的最终灭亡及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见《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实际上中共领导已着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大的破坏活动，用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粗暴地诋毁苏共，必欲抹去其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锋队的称号。中共领导忘记了仅仅5年前说过的苏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头的话，忘记了当时它坚决主张维护这个地位的态度。中共领导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作掩护，毫无根据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扣在苏共及其他不接受中国纲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头上，其真正用心在于为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争夺领袖地位而扫清道路，达到其在政治纲领基础上改变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目的。

这一巨大的思想上的破坏活动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篡改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意义及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和两次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基本结论，首先表现在下述根本性的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对时代的评价，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焦点的认识，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意义，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设。

第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战术的根本问题上。“针锋相对”实际上被看作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唯一方针，而且，中国理论家们在这个方面的论断，客观上会得出推动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这个结论。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被看作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这里隐藏着深远的计谋，其实质可归结为一点，即不惜冒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人为地掀起革命浪潮。中共中央在今年3月19日的信中提出的在双边会谈中需要谈的主要问题中，就有“当今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问题，显然与此有关。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会将自己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和理解强加于人。

中国人把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提出来，一方面贬低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并以此贬低苏共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则竭力夸大中国作为民族解放运动先锋队的作用，使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与苏联对立起来。

第三，中国领导避而不谈或贬低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第三部分关于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基本结论和观点。不仅如此，中国领导还企图阻挠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所采取的符合声明精神的实际措施。中共不仅不支持经互会，而且企图从理论上论证被中国领导人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自力更生”方针，以此与之相抗衡。在这一点上不能不看到其败坏苏共及其国际主义行为的声誉，离间社会主义国家和使其脱离苏联的意图。中共暗示这些国家处于对苏联的经济附属地位，这种附属地位以后可能扩大到政治领域。

第四，表示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的结论。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这是因为在中共领导人的活动中有很多东西与斯大林当年作为苏共和苏联国家首脑时期特有的现象颇为相似。中共领导人之所以难于接受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批判恰好敲打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此外，中国人是在利用斯大林来与苏共现领导人相对抗。中共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在同其他党的代表(例如同意大利人)的会谈中公开声称，对他们来说，斯大林是一种“不同意赫鲁晓夫政策的象征”。不排除《红旗》杂志和其他中国机关报刊下一轮(在刚发表《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之后)发表阐述中国对个人崇拜问题的评价的文章，试图为在“第二次大论战”中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斯大林恢复名誉。引人注目的是，刘少奇1963年5月15日在河内党校的讲话中三次引用斯大林的话，把他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提并论。

第五，不仅在国内，而且远在国外广泛开展吹捧毛泽东运动和宣传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硬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学说。说到这里应当指出，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脱离其他国家的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共领导在当代一些根本问题上不可能提出行之有效的新的纲领和新的思想。因此，中共领导只好采取人为的手段大吹大擂地夸大毛泽东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众所周知，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曾起到过正面的作用。但是，现在要把其中的论点机械地照搬到别的国家和各个大陆(中国人固执地要这么做)只会造成(并且已经造成)损失，特别是对那些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只会使其偏离共同制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战略和战术。另一方面，也有人企图把公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以及一些由各兄弟党或者某些党(首先是苏共)集体研究所得出的论点(关于思想、组织、理论基础和党的策略，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殖民地和附属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理论，等等)都算在毛泽东的头上。同时，如上所述，从整体上说，中国共产党人不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他们主要是通过毛泽东著作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共领导利用了这一点。而且近年来中共几乎不了解各兄弟党首先是苏共党的建设、理论和思想活动情况。

综上所述，可以说，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是在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的产物。中共领导在近来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已就当代的根本问题勾画出了其基本纲领的轮廓，即中共领导为这种思潮提供思想政治根据并企图在此基础上改变各兄弟党的方向。中共领导在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掩护下攻击苏共及其他兄弟党，企图篡改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二十二大的结论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文件，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唯一真正的列宁继承者及其遗嘱的捍卫者，把自己说成是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领袖。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中国的想当头的人现在要办的事情是，把北京宣布为新的政治中心，或者作为第一步，与莫斯科并列为第二中心也好。

(二)

中共领导人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分歧从何而来——答莫·多列士及其他同志》、《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以及答复苏共中央的信件，是一种处心积虑的策略。因此，在我们看来，着重分析一下近来中共领导人的策略方针是很重要的。

当前，中共领导为把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纲领强加给各兄弟党又在积极地进行活动。在前不久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虽然明确了某些观点(表面上承认帝国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的基本矛盾，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对革命运动发展的意义，等等)，但这并不是退却，也不意味着要修正自己的特殊观点。作为争夺世界领袖地位道路上的主要策略之一，中共领导要在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非大陆上确立独一无二的政治影响的意图，更加清楚地暴露了出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众所周知，中国领导早先就曾提出一种所谓中共与苏共之间进行“分工”的想法。近来这种想法重又强调地提了出来。1962年1月间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代表小组时就讲了这个意思。他说，现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在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各国人民注目的中心。《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1963年4月6日在同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在东方居于领导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

近来中国为加强自己在亚洲的地位，同几乎所有的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并且差不多每一次中方都做出了让步。同时下大力气对一系列亚非国家进行交往[邀请班达拉奈克、苏班德里约、西哈努克、布托、阿里·萨布里访问中国；以盛大仪式实现刘少奇(首次)对缅甸、印尼、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邀请奈温再次访问中国；还邀请非洲索马里和苏丹的国家元首访问中国]。

值得留意的一点是，为实现亚非团结所进行的宣传和采取的具体步骤，不讲业已变得模糊不清的阶级原则，不讲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却把地缘的和民族的特点提高到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位。与此同时，还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亚非国家的民主组织(中国代表在雅加达新闻工作者大会上的行为，吸收苏联作为“欧洲代表”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委会，都是企图从亚非区域性组织里把苏联代表排挤出去的先例)。

在实现亚非团结的想法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占据着特殊地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其在亚洲大陆争夺领袖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但是，最近的一些事态表明，凭借这一点就想在解决亚非团结问题时撇开印度，那是很不够的。而且，中国领导人也看到，没有印度的参与，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得以解决。这样，实现亚非团结的任务迫使中国领导必须着手解决同印度的边界冲突问题。与此同时，中国领导又想利用这一冲突来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和离间苏印关系，于是这一问题就一直久拖不决。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亚非国家团结所作努力的效果，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了严重矛盾，导致了科伦坡会议的6个参加国与中国之间立场上的矛盾，并使中国的政治威信受到一定损害。

所有这些也对实现第一次万隆会议所奠定的那些积极和健康的原则带来消极的影响。中国领导竭力人为地将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从统一的反帝阵线分离出去。但是，这种做法不仅得不到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兄弟党的支持，而且，显然在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得不到支持。刘少奇的东南亚5国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这个问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能不意识到，没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亚非团结问题是不可能得到顺利解决的。中国人却不希望他们获得这种支持。苏加诺在回答刘少奇关于加强亚非团结的呼吁时说的一番话并不是偶然的。他说，他(苏加诺)献身于“新兴力量”的联合。他解释说，“新兴力量”指的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依我们看，当时应当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应当给予苏加诺的想法以全面的和广泛的支持。从事情的本质角度来说，这可能是最具有远见和最为有利的做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在某种意义上，也暴露了中国领导在亚非团结问题上的真实意图。看来，当时要是能同苏加诺举行高层会见就好了。在会见期间也能提供一个让他更加详尽地阐述他的观点的机会，并且，我们甚至有可能拟定一个共同行动的计划)。

耐人寻味的是，刘少奇在印尼和缅甸访问期间，三番五次地强调加强亚非团结的思想，没有利用此机会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在讲话中一直回避这个问题。

所有这一切说明，不能低估中国领导为在三大洲确立自己的政治影响而采取的步骤。按照大使馆的意见，对中国想当头的人的这一方面的活动，需要进行全面的专题研究。我们觉得，他们的上述路线在诸如对时代的评价和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等这样一些当代重大问题上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这条路线在中共领导所制定的国际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上也表现了出来。

在分析中国领导奉行的特殊方针和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问题时，按照我们的意见，必须注意到：这里也有使列宁主义去适应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的企图。研究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近些年新成立了相当数量的共产党(有40个之多)，其中多数出自落后的农业国。这正像当年中国的情况那样，很多类似这样的党不是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建立的，而是围绕着民主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而建立的。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在继承国际无产阶级的传统，借鉴苏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的同时，都以很大的注意力研究中共的经验(在中国的那些众所周知的试验失败之前的一个时期尤为明显)，由于历史和经济条件相似，这些经验使他们很感兴趣。加上我们过去对毛泽东所作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不留余地的评价和我们对中共的积极推荐，对于提高中共和毛泽东的国际声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年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并非总能看清中共的民族局限性以及毛泽东理论观点的自相矛盾、不完善和错误的性质。

由既不属于帝国主义体系，又不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中立国家所结成的广泛阵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寻求发展道路和前途还将经历一个复杂过程。随着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大和这些国家内部发展的任务摆到首位，将出现一个意义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即这些国家年轻的共产党所采取的立场正确到何种程度，是不是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因此，重要的是，一定要让这些党明白，只存在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是苏共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刻不容缓地全面加以研究。我们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是指现在就应该出来直接批判这种可能出现的重蹈民粹主义覆辙的农民社会主义倾向。这样的批判可能引起年轻的共产党和中立国家的警觉和怀疑，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一些农民阶层和中小民族资产阶级。这些党可能对这种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共不理解，甚至会促使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密切起来。因为他们可能把对中共领导的批判看作是冲着他们去的。

对中国人在亚非团结问题上的立场也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将亚非团结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协调一致行动的一部分，那么，中共领导所提出的亚非团结的思想本无可非议。同时，在中共领导人的活动中可清晰地看到的对阶级原则实际上的掩饰，则会导致统一战线基础的动摇，导致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共同努力的削弱，并在配置阶级力量和评价谁是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等问题上把兄弟党引入歧途。

众所周知，中共的这种片面的好高骛远的方针，客观上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立国家和国际民主组织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国人的行为加剧了中立国家的“喜马拉雅山性”，促使他们转向西方。锡兰驻中国大使佩雷拉(他也是国际法学家联合会副主席之一，多种国际组织的成员，科伦坡6国会议的代表)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说，在进步运动中，“社会主义曾是不分大陆，不分种族的”。佩雷拉强调说，他在去年10、11月访问叙利亚、埃及、希腊期间，此前他在访问日本时，感到了苏中分歧对民主运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他接着说，持中立态度的活动家(佩雷拉点了纳赛尔、尼赫鲁还有班达拉奈克的名)有可能向右转，转向西方。佩雷拉将他们比作克伦斯基，“大门既可以向反动派打开，也可以向人民打开”。佩雷拉以塞古·杜尔为例。杜尔曾是一个非常进步的活动家。但是近一两年来，他“向右转”得很厉害。因此，在几内亚、西方和美国的影响骤增。佩雷拉高度评价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在铲除殖民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他特别强调说，万隆会议的原则，在得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是有威力的(见С.В.契尔沃年科同佩雷拉的谈话记录，1963年5月14日第462号)。

如果对中共领导在国际组织中的分裂活动不加遏制的话，那么，在中立主义阵线中就可能出现严重困难。这将有利于帝国主义和削弱社会主义友好团体对中立国家的影响。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并且中共领导人应对此负责。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应就与民族解放运动有关的问题加强正面宣传，并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加强思想和组织工作。也许，应适当地发表重要的专题政治文件，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由苏联提出的并在宣言中阐明的全部干净铲除殖民主义的思想上来，并对实现这个宣言的情况做出总结。同时，要以事实揭露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所谓援助的实质。

中国领导人明白，在实现其当头的方针的道路上横着一个苏共，而苏共的外交路线得到了绝大多数兄弟党和世界进步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尤其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共领导虽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结成了反苏言论的广泛阵线，但是，考虑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中共领导认为公开反苏的条件还不成熟，还不能说穿“某些人”、“某些党”或者“有些人”的字眼指的是谁。

不但如此，中共领导人近来还变换了手腕，其实质在于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中共和中国领导受到了来自“帝修反”的攻击。因此，中共领导除了进行自卫，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共领导及其在当代国际生活中的路线哪怕有一星半点的批评或微词，都被认为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攻击。此外，中共领导还将其现在的纲领与列宁主义等同起来。每一个与中共意见相左的党都被指责为反列宁主义的党，而那些向它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则被宣布为列宁主义的叛徒。为了替最近发表的对兄弟党，特别是对那些处于复杂斗争条件下的兄弟党(如美共、法共、意共、印共)进行无端的粗暴批评的文章作辩解，中国领导声称，有100多篇来自兄弟党的讲话向中共发难。尽管如此，中共似乎表现出了“大度”，仅对3个党作了回答。其实，中共领导人只是利用一些兄弟党的个别的、顺便的、相当委婉的、没有超出党内辩论范围的意见，公开地对他们大加指责，其主要用意是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自己的政治纲领。

中共领导对兄弟党进一步施加压力。在这个方面，刘少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基本意图表现得相当明确。

刘少奇今年5月12日在河内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把他前些时候(1961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共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所下的不同于1960年莫斯科声明提法的定义具体化，提出三个基本观点。按照他的话说，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内容是：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互助合作，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给予有力的支援。刘少奇强调指出：“这就是说，不能片面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归纳为和平共处。和平共处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并把它扩大到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之间，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不能用和平共处来取代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义务，而且不允许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来代替各个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今年5月15日在河内向党校的听众发表的讲话中明确并公开地对越南同志施加压力。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在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作斗争的当今条件下，“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战斗任务是不回避挑战……而要团结一致，以彻底打退进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刘少奇特别提请注意的一点是，现在不能“袖手旁观”，不能“走中间道路”。刘少奇在河内的讲话中重点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很多观点”绝对不是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老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观点在新的条件下的翻版和发展……”他号召听众研究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文章。谈到同教条主义作斗争时，刘少奇实际上又重复了中国的“指挥棒”的论点。他指出，必须反对“只啃书本，机械地照搬别国的经验，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人云亦云”。

在中共领导以往同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代表进行两党接触期间，刘少奇讲了许多阿谀奉承的话，诸如，主要的不是中国帮助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相反，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帮助了中国。还说什么“有些人不顾事实，总是强调自己对别人的帮助，却闭口不谈别人对他们的帮助。这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对刘少奇与胡志明联合声明(见1963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的初步分析表明，中国代表团对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所施加的压力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中方得以使越南同志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在这个声明里写进了一系列反映中国领导人立场的观点。诸如，在分析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给帝国主义统治基础带来沉重打击”，而社会主义阵营只有同这一运动相结合，才能“在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联合声明强调指出，“当前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此外，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其经济成就对世界发展进程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的必要性却闭口不谈。声明对苏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只字未提。中方重申了它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越南人只不过是笼统地表示支持“三面红旗”的政策。

提到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国防力量的必要性时，联合声明贯彻中国路线，并号召“要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核优势”。

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仍像过去一样，越方在声明里实际上完全支持中国人。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从联合声明来看，越南同志在一系列极其重大的问题上没有接受中方固执地要强加于他们的立场(包括刘少奇今年5月12日和15日的讲话在内)。联合声明没有反映出刘少奇所讲的“不能片面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归纳为和平共处”的论点。虽然在这个声明里把修正主义说成是“在现代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但是这个问题的提法大体上与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内容相接近。对教条主义也不是从刘少奇今年5月15日在河内讲话中提到的那个角度下的定义。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样几个方面：没有称南斯拉夫为非社会主义国家，关于阿尔巴尼亚未置一词，没有提及亚非团结问题。

刘少奇的讲话和中越联合声明提出的路线都不是偶然的。实际上，这是在双边会谈前夕对于公开攻击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基本原则的试探。可以肯定的是，刘少奇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一些观点，在双边会谈期间和在兄弟党会议上，中方将试图在这些观点上对我们发动攻击。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必须考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活动中的下述重要方面：

一、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许多年来特别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一直是用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的精神对全党和人民广泛进行思想灌输，并批评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在中国缺少对苏联、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活动的客观报道，同时还广泛扩大发行半公开的报纸《参考消息》，其中除了载有专门从资本主义国家资料来源中选择的反苏材料外，还开始出现新华社自己的歪曲报道(见“使馆专报”)。

这方面的思想工作正在有目的地分阶段进行着：首先对干部和共产党员进行教育，其次是对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军队、青年、民主党派等，还在报刊登载相应的论文之前，就在会议上，甚至在政治学习中研究了他们。

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和苏共进行系统的愈来愈加紧的攻击，迫使许多正直的好的中国共产党员进行思考。他们想弄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常常收到有关反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言论的消息。特别是中国公民寄给使馆或者通过使馆写给苏共中央和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可以证明这一点(见《使馆来信概要》1962年11月12日第787号，1963年1月29日第177号等)。

看来中共领导人了解这些情绪，所以为了“缓和”这些情绪，时而采取一些措施，以调整反苏运动的白热程度。想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共领导人才在最近采取了一系列“团结各民族”、“缓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措施。在实行“调整”方针的过程中提高了某些级别的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对农民做了重大的让步(返还了自留地，鼓励发展自由市场)，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灵活策略，延长了支付定息的期限，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进行了大量工作。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进行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等)。

为了把党和人民团结在中共领导人的周围，进一步提高毛泽东的声望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罗瑞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思想是粮食、武器和指南针。”在中国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新阶段这一思想。中国报刊上最近的一些有名的文章(据某些来源称，他们是由毛泽东撰写的或者由他审定的)被当作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马列主义代表作”(郭沫若)。

在中共领导人的特殊方针最为露骨的时期(1962年10月至1963年3月)，即中国报刊登载一系列攻击苏共及其他兄弟党的众所周知的文章时，在中国，同“现代修正主义者”思想影响的斗争笼罩了整个宣传活动和思想生活。这个任务成为文学和艺术领域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务。“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罪状是他们的作品背离了阶级立场，鼓吹全人类的超阶级的道德，诋毁革命英雄，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自私自利做辩护，宣扬淫乱等。中国的批评断言：“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与共产主义之间画等号，没有坚定地抵制西方国家的影响，腐朽的文学艺术渗透到由“现代修正主义者”领导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等。

在批判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中国文章中没有直接点苏联作家作品的名。但是在阅读这些文章时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文章都(间接地)评论到下述一些影片，如《第四十一个》、《人与兽》、《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伊万诺夫的童年》等。中国的个别负责工作人员在同苏联艺术活动家谈话中，公开表示自己斥责上述影片中的某些影片。

中共领导人之所以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对“现代修正主义”展开进攻，除了上述诬蔑苏联文化的目的之外，还想以此为他们实行的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断绝文化联系的政策找出“根据”，限制苏共和兄弟党对中国舆论界的思想影响。而实际上近年来，由于中国方面的过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显著减少了。1962年文化合作的规模比1961年的水平大约降低了30％，而与1957—1958年相比则减少到原来的六分之一(按参加活动的人数计算)。中国的组织机构向苏联购买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比1961年几乎减少一半，而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书籍则减少了三分之一。苏联报纸的零售份数也不够多(例如在北京，《真理报》大约为30份)。苏联的纪录文献影片和科学普及影片的购买量(与1961年相比)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最近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关注加强军队中的思想工作。今年2月2—28日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工会议，会上周恩来和彭真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了报告。他们的讲话均涉及建设符合现代时代精神的革命军队问题。有消息说，周恩来好像在回答一旦发生世界大战中国处于何种状况的问题时说：众所周知，现代战争将是热核战争。敌人将热核武器打击的主要力量指向那些工业比较发达且有热核武器潜力的国家。他强调说，至于中国，为了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与如此众多的人民作战，帝国主义者就要投入大量的士兵，这就使自己的殖民地发生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中便会发生起义和革命(见苏联驻中国武官瓦西里耶夫同志与保加利亚武官扎伊莫夫同志的谈话记录，1963年3月11日第239号)。顺便说一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官方人员在同苏联代表的谈话中在这方面表示，现在似乎可以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因为美国人不能向那里投入2万名以上的士兵，以保住自己在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免受威胁(摘自今年5月初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工会代表团员的谈话)。今年5月12日中国负责干部在同匈牙利工会代表团谈话中说，一些人错误地指责中国消极地对待解放台湾这件事。中国对此有着明显的目的，通过保持现状来吸引可能投入亚洲其他地区用以镇压革命运动的美国大规模军事力量。

据现有消息，今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讨论现代条件下公安机关活动问题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报告。毛泽东关注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必须更加严格遵守法制，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加强这些机关的教育作用，使他们在工作中依靠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刘少奇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目前来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风都带进国内一些“影响呼吸的灰尘”。刘少奇强调指出，应当特别小心地过滤来自北方的灰尘，应当辨别那里有好东西，也有坏东西(见斯米尔诺夫同《中国青年报》工作人员张的谈话记录，1963年3月19日第290号)。

二、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的战术企图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上，以引导兄弟党不去揭露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而且认为修正主义似乎不仅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而且程度愈演愈烈，范围愈来愈广。虽然南共联盟依旧遭到经常批评，但这种批评不是主要的，也不是对具体问题进行批评，也不考虑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所发生的变化，而是利用南共联盟作靶子来攻击苏共。看来，现在中国领导人对此并不满足。况且近一个时期南共联盟采取了一系列接近社会主义国家的步骤。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共领导人为他们发起的围绕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喧闹寻找理由时，决定扩大对修正主义的指控，继续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甚至把较大的兄弟党的领导人像陶里亚蒂和多列士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知名活动家，都算在“修正主义分子”之列。

因此可以预料，在双边会谈中及在即将举行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上，中国领导人会试图把同“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作为主要问题。至于谈到教条主义，中国领导人虽然也会提到同机会主义的这一变种作斗争，但是，他们的解释只能是从有利于中国人的立场来批判教条主义，不但如此，他们还把利用苏共经验的人指控为教条主义者，从而把兄弟党引入迷途。比如，这一点从刘少奇今年5月15日在河内对党校学员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一些文章指出，教条主义“不加选择地仿效其他国家的经验，强加于国内群众”，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在同日本共产党代表人物谈话时也阐述了这一论点，他强调指出：“最好是你们自己能够解决重要问题，而不必求得国外的指示。”

中国领导人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斗的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及其他党进行激烈的不应有的指控，企图引起苏共方面神经过敏的反应，从而加剧公开论战，使中国人可以把公开论战的责任转嫁给我们党。假如苏共不捍卫这些党，那么按照中国人的打算，这就可能被用来挑起这些党和苏共之间的纷争，使他们远离苏共，甚至对苏共产生不良印象，似乎苏共丧失了自己的原则性和战斗性。

中共中央进行批判的腔调是很典型的。它带有公开不尊重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性质。中国文章中关于“指挥棒”、“指手画脚”这类言词的真正用意在于阻止兄弟党支持苏共，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士气沮丧。中共领导人力图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即如果某一兄弟党直接反对中共、支持苏共，中共领导人可能指控这个党没有独立性，以刺激它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看来，形象地说，中共领导人的企图是把某些党赶入战壕，让他们孤立苏共，而且面对面地同苏共展开论战。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大肆向国外散布自己的言论。他们将最近的几篇文章刊登在中国所有的报纸上，并以最快的速度用14种外文出版了单行本，而且多次向国内外广播，广播均以国际歌结尾。在中国国内，载有上述材料的小册子免费在饭店、餐厅、车站和机场发放。中国的广播电台还通知听众，希望得到这些文章的人可将自己的地址告诉电台。在国外，中国的各种代表机构积极散发和宣传这些文章。与此同时，兄弟党的文章，其中包括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的信，仅被刊载在《人民日报》上。

他们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大力宣传中共领导人的特殊观点。中国人在退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后，提高了《北京周报》杂志的国际作用，开始用数种外文出版。中国人还利用长期驻华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充当他们观点的喉舌，以她的名义印刷、出版并以致友人信件的形式向国外散发小册子。

中共领导人还不厌其烦地唆使或者公开号召各兄弟党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中国的文章，他们这样做并非没有用意。众所周知，中国发表这些文章之前，先在骨干中后又在广泛的社会人士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这些文章的基本论点。与此同时，大家知道，其他兄弟党并未进行反对中共的宣传工作。中共领导人催促兄弟党刊登中国文章，是想从内部瓦解他们，促使其党内产生或复活反对派组织和派别。引人注目的是，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各阶层中广泛发行的半公开刊物(《参考消息》)，经常刊载资产阶级宣传机构的种种谣言，说包括苏共在内的一些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好像出现了反对派。

中共领导人发表了对兄弟党进行粗暴抨击的文章后，接着在自己1963年3月9日的信件中声明停止公开论战。但是，正如后来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在准备双边会晤的阶段并未停止论战，而是在继续进行，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和方法。中国的一些资料照旧积极地散发到国外，而且为此目的还利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其他代表机关、国外的对华友好协会、阿尔巴尼亚的报刊和电台、国际运输航线等(见1963年4月8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关于中共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交换信件后继续进行分裂活动》的参考资料)。

中共领导人继续进行公开论战还表现在将日本和印尼别有用心地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刊登在中国报刊上。正是在这个时期，阿尔巴尼亚报刊更加起劲地开展了肮脏的反苏诽谤运动，看来这也不是偶然的。

中共领导人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旨在影响一些兄弟党的措施。最近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了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出版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到中国访问。有人说中共企图召开亚洲一些共产党代表的共同协商会议，以便协调总的行动路线。同时，某些中国人士声言，他们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因为苏共领导人“经常同经互会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共产党交换意见和协调自己的行动”(见1963年4月6日斯米尔诺夫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的谈话记录)。

一系列事实直接证明，中共领导人企图在个别兄弟党内部制造分裂，想把这些党的某些领导人拉到自己一边。中共一直支持个别党内的亲华派别，积极协助扩大他们的影响，并积极协助他们的派别活动。例如，这反映在中国报刊对芬兰、英国和比利时共产党最近的代表大会及新西兰共产党全国会议的情况介绍上。中共领导人的所有这些行动，尽管目前带有隐蔽性，但均旨在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使兄弟党疏远苏共，散布怀疑苏共方针正确性的言论，降低苏共的国际威信。

三、中共领导人口是心非地声明自己信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而实际上继续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分裂活动。中国共产党实质上显著减少了与不支持中共立场和观点的、包括苏共在内的一些共产党的联系，并且也减少了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联系。如果说苏共不顾现有的分歧，力争扩大与欧洲以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劳动党等)的政党间和国家间的联系，那么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只是同阿尔巴尼亚、朝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同越南保持事务性联系。

还应当指出，由于中共领导人的过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国家间联系也显著减少。我们两国之间在外交步骤和行动上的相互通报几乎终止，实际上只是苏联单方面进行通报。最近向中国同志转交了有关一系列问题的重要资料，然而从他们那里则一份通报也没有收到。交换代表团几乎减少到零，中国军队和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除外，在某种程度上越南民主共和国也除外)军队之间的事务性接触和联系也中断了。

中国同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合作急剧减少。例如，苏联向中国供应成套装备的总规模1962年降到1959年的四十分之一。中国拒绝在1964年以前，从苏联接收过去通过合同订的成套设备。总体讲，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根据中方的倡议急剧缩减，从1959年的18.9亿卢布减少到1962年的6.45亿卢布。在今年的相互供货贸易谈判中，中方采取了进一步减少同苏联换货额的步骤，停止或显著减少了向苏联供应许多传统的中国商品(锡、水银、桐油、生丝及其他)。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干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中除了指责苏共“大国主义”(“指挥棒”的论点)、“施加经济压力”等外，还开始积极散布新的罪状，说什么苏共在各个时期都采取过“冒险”行动。中国官方人士在其他一些场合也歪曲事实，伪造事实。他们考虑到对苏共的指责很少有证据，会对理解所涉及的重大问题造成一定的混乱，所以先委托中国党政机关和组织的中层干部进行散布上述指责的工作。想必是中共领导人认为，谈话的内容将上报兄弟党的主要人物，会对他们的立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见扎尔科夫与季米特洛夫1962年12月25日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5日第74号；莫丘利斯基与斯托耶夫1962年12月30日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4日第42号；格鲁舍茨基与库库奇卡1963年3月12日的谈话记录，1963年4月12日第338号)。

在这一方面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马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发表的某些意见很有价值。马丁今年3月中旬从布达佩斯返回中国时，在莫斯科同苏联驻中国大使会谈时说，匈牙利高度评价苏共的政策。同时他指出希望各兄弟党互相间更加紧密地协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个别实际问题上的行动。他特别谈到，可能不该邀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让朝鲜劳动党代表发言；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发言时似乎不应搞成起哄的局面等。马丁还指出，或许应当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中协调行动，使他们不受来自中共方面的攻击，若无必要不给中共进行各种攻击的借口。类似的想法在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乔治乌的谈话中也有所表示。他在同我们谈话时谈到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最近的一次全会(1963年3月)。用他的话来说，全会强调，必须坚持经互会国家兄弟党会议上协调的立场和文件，不经集体协商不要单方面进行修改(见С.В.契尔沃年科与乔治乌1963年4月24日的谈话记录，1963年4月30日第415号)。

中共领导人的策略手法之一，就是在自己的党和人民面前以及世界舆论面前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有主动精神。中国宣传的以下说法就是为这一手法服务的：似乎是中共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也许，毛泽东1963年2月23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报道这次谈话以及发表苏共中央2月21日的信和中共中央3月9日的信，也主要是为这一手法服务的。中共领导人想以此表明，他们不仅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有原则的”批评，而且也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以“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

实际上，中共领导人现在采取的策略方针旨在动摇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破坏苏共的国际威信，使兄弟党与苏共分裂，以便为树立中共的世界领袖地位扫清道路。

(三)

我们还认为有必要在苏共和中共两党代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前夕，通报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形势。

在中国目前可以看出，经济困难比起1960—1962年有某些缓和。由于实行“调整”方针，中国国民经济的改善有了一定的有利条件。1962年谷物和蔬菜的生产有某些提高。工业生产基本上停止了下降，个别部门(化学、农机制造、个别种类轻工业商品)比起1961年产量有所增加。居民的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供应有些改善。同时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仍然处在停滞状态，而中共集中主要精力关注的农业在主要指标方面至今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而对农产品的需求却显著增加了。在经济作物(棉花、茶叶和油料作物)生产方面情况仍旧困难。

进行“调整”的一条经验，便是在某些情况下恢复“大跃进”初期曾经实行的一些健康的经济形式和方法，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首先是苏联的经验，虽然后一点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谈论。现在很重视具体的经济问题、核算问题和个别部门生产和分配的监督问题，很重视物质刺激和按劳分配原则。最近，中央和各地就农业和工业问题多次召开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都出席了会议。

忽视国民经济计划乃是尽快调整的国内经济生活道路上的严重干扰。在中国已经好几年没有正式批准的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了。1963年中国开始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但这个计划至今未批准；这个五年计划最快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审议。总的看来，中国领导人在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具体确定最主要的经济方向上正经受着巨大困难。周恩来同苏联大使今年5月9日谈话时就指出，中国同志正在研究经济，但是仍然好像摸索着确定其前景，特别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应当指出，中共领导人尽管由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而有了一定的觉醒，但是，大概出于保护面子考虑，他们仍然声称“三面红旗”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据我们观察，现在他们主要是在节日活动、大的国家活动或外宾来访的场合吹嘘“三面红旗”。

中共领导人在保留这些方针的旧名称(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同时，逐渐给它们补充新的内容，以便以后可以重新围绕“三面红旗”开展吹嘘宣传运动，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按他们最初的想法这些方针本来是这样的。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中共领导人调整好经济生活后就开始新一轮对“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攻击，指责他们以反华言论参加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大合唱，指责他们没有看到也不想看到“三面红旗”的胜利前进。

中共领导人考虑到中国国际威望的下降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式方法问题上的严重失算和错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他们在政治工作方面继续重视“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提前宣布即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注意在国内加强法制，加快制定法律等(众所周知，在中国至今尚无刑法典、民法典及有关劳动、婚姻、家庭和监护等方面的法典。在国内实施的基本上是临时的法律规定，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以及公民的法律地位无法可依)。

尽管中国人民已有多年(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实际上得不到关于我党和苏联人民生活的正确客观的消息(相反，歪曲报道现在有增无减)，但是，关于苏联实际情况的消息不可能不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那里。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到，由于消除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我国党内和国家生活中恢复了列宁准则，这给苏联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影响。虽然中国领导人不承认苏共的这些举动，但是在生活的压力下，在这些举动的影响下，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步骤。他们在国内采取了一些措施，显示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以及他同群众、同人民的亲密联系。特别是近几个月，毛泽东频繁会见各种会议和碰头会的参加者，等等。

但是总的来讲，上述措施和其他类似的措施(他们也是为了对外宣传)并不能根本改变国家生活，不能消除毛泽东个人迷信在党内和国内的负面影响。中共党章所规定的党代表大会的年度例会仍旧不能举行，他们粗暴违反中共例行代表大会的召开期限(根据党章，代表大会5年举行一次，而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是1956年召开的)，而且不公布党和国家各种会议、甚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资料和文件(简报和一般决议除外)，也不公布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这些会议上的发言。在国内没有造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难怪中共领导人对待兄弟党对他们的任何批评甚至善意的批评意见都极端敏感，对他们的劝告和希望置之不理，对威信问题表现过分敏感，坚持强调自己绝对正确。

还应当指出，中共领导人最近采取了一些步骤巩固本国的国际地位，继续改善中国同大多数亚洲国家(印尼、缅甸、柬埔寨、锡兰等国)的关系，恢复了1958年中断的同日本的联系，中印边境的态势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同非洲一系列国家的接触更加活跃，在发展同西欧一些国家的经济联系方面，中国的活动更加积极(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访问了英国、荷兰和瑞士)。

与此同时，中共实行的与社会主义国家隔离的特殊外交方针阻碍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巩固。其后果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不仅未得到广泛发展，而且还在继续减少。中国在和平共处、裁军、争取和平等问题上的立场，在许多国际民主组织中遭到尖锐的批评和谴责。中国代表就这些问题所作的声明，助长了指责中国有侵略意图的资本主义宣传，降低了中国在争取和平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事业中的威信。尽管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确定维持公认的现状，但是冲突至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这不仅妨碍中印关系的正常化，而且也给整个东南亚的形势带来不良影响。

中国人在围绕中共拼凑追随其政治路线的共产党集团方面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支持中国领导人进行分裂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准备追随他们，形成了一定的共产党小集团，但(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朝鲜劳动党、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表现出一定的动摇。同时，中共领导人还对印尼、日本和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很大的思想影响，在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中，亲中国分子占有强大的地位。

但是整体上讲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中国领导人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纲领，没有得到绝大多数马列主义党的支持。与中国领导人的意图相反，他们对于像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共产党这样一些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攻击，并没有损害他们在这些国家劳动人民和全世界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威信。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党刊登众所周知的中国全部8篇文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刊登4篇，日本2篇，印尼和古巴各1篇，其他共产党——据中国方面判断——完全未理睬这些文章)。可能是由于这些文章未能得到预期的国际反应，中共领导人的新的长达200页的文章《列宁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只刊登在《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没有广播，尚未译成外文，而且也没有像刊登上述8篇文章时那样，对这篇文章大吹大擂。

中共领导人又开始了新回合的攻击，春天进行了特别粗暴的攻击，企图借此引起苏共和其他大党的强烈反应，抵制Н.С.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停止论战的建议，把论战的责任加给苏共。但是，苏共中央所表现出的克制和镇静，破坏了中国领导人的这些企图。结果正是中共领导人以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

可见，在双边会晤前夕，中共领导人处于复杂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之中。

不能不注意到，中方着重强调中苏两党必须首先达成协议这一论题，看来有它自己的打算。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1963年2月23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特别强调，中共和苏共两党达成协议，以中苏两党的名义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制订并提出协商一致的文件，可能是达到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决定性条件，他们说这番话并非偶然。看来他们认为，他们在单独与苏共会谈过程中比在全体兄弟党会议上易于坚持自己的立场，易于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中国人知道，大多数兄弟党赞同苏共的政治观点。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国人企图利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在某种程度上将苏共与其他兄弟党分隔开，并把事情说成不是什么中共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而是个别党之间，包括苏共与中共之间的意见分歧。

中国方面准备双方会晤的最初步骤证明，中共领导人不是从真诚愿望出发。他们建议在中国举行高级会晤时不可能不知道，在他们掀起的反苏运动形成的环境下，况且是邀请Н.С.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谈判，这一建议对于苏共来说实际上是不能接受的。看来，中国人也预见到这一点，打算把拒绝高级会晤的道义责任推给苏共。假如Н.С.赫鲁晓夫同志去中国谈判，那么这会贬低苏共的威信，抬高中共的威信。

中共中央今年3月9日的信件，形式上表示同意与苏共进行双边会晤，实际内容却是粗暴篡改、歪曲苏共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带有尖锐的论战性质。这封信就其内容来讲显然是着眼于对其他党的宣传效应，中方代表坚决要求公布这封信的立场就能证明这一点。

苏共中央今年3月30日的信件使中国领导人处于相当复杂的境地。这封信再次强调了我党中央坚持宣言和声明的坚定决心，揭露了中国关于宣传苏共背弃这些文件的指责站不住脚。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苏共不容许把自己拖入继续公开论战之中，而且今后它仍将从原则立场出发捍卫兄弟党的团结。从信件中可以看出，苏共真诚地力图举行两党代表的高级双边会晤，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中方。

然而中共领导人没有同意苏共中央的这一真诚意愿。周恩来1963年5月9日会见苏联大使时声明，为了举行双边会晤，中共中央决定派自己的代表团赴莫斯科，由邓小平和彭真率领代表团。同时，周恩来建议将会晤时间改在6月中旬，并确定谈判约持续10天。周恩来没有解释中方拒绝进行高级会晤的理由。即使撇开毛泽东本人能否赴苏不谈，中共中央如有真诚愿望，那么也可以指派中共中央5名副主席之一参加谈判。

至于将会晤改期和中共中央迟迟不答复苏共中央信件问题，周恩来解释为“工作繁忙”，“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分散在各地”，特别是刘少奇5月20—22日刚刚回到北京。

中方目前这样做有更深的原因。看来，中共领导人现在很难回复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更广泛地展开论战，就会更加暴露他们与莫斯科会议文件背道而驰的立场。

之所以出现这些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中共领导人碰到了苏共中央坚决克制的态度，苏共中央不顾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在我们3月30日的信中表现出建设性和同志式坚决克制的态度。

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近的几篇文章在国外并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明显期望的那种共鸣。给予中国的蛊惑宣传和诽谤中伤以沉重打击的是，苏共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采取了进一步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反对西方文化艺术渗透的新举措；意大利共产党在最近一次选举中的胜利；法国无产阶级在不久前的阶级搏斗中的胜利；以和平谈判方式解放西伊里安等。

这些情况和其他一些情况不能不影响到一些党内的中国追随者，促使他们发生动摇。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的代表指出，甚至在同情中国人的党之中，许多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除外)也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如对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斯大林问题、中印争端等)，而总的来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看来这些党没有许诺完全支持中共领导人。

许多人认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引起强烈国际反应的菲·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对中共领导人推迟回答苏共中央最近的信以及他们将会谈延期有颇大影响。众所周知，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指望依靠古巴人，看来现在他们在等待访问的最后结果。

显然，中共领导人打算利用双边会谈前的这段时间，围绕Н.С.赫鲁晓夫同志即将访问南斯拉夫开展一场蛊惑宣传运动。中国报刊在这一方面现在已经开始了宣传准备工作(发表批判南斯拉夫新宪法的文章，转载国外报刊反南斯拉夫的材料，等等)。

中国人最近一个时期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与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有关。中共领导人迟迟不答复苏共可能是为苏共中央全会万一讨论中国问题留一手，为了检验苏共中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停止在党内反对另一个党的声明有无“诚意”，以便收集另外的“证据”，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

中共领导人采取的立场使人们认为，他们将围绕双边会晤采取新的策略。根据种种情况判断，某种不定的局面(毛泽东称之为“暂停论战”)现在正中中国人下怀，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做出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姿态的同时继续攻击苏共，使白热期与休战期交替进行。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列宁同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红旗》杂志，1963年第9期)作了一个历史的类比并非偶然，文章指出，列宁当年也反对停止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争论，认为停止论战就是停止揭露孟什维克。文章还强调，列宁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捍卫了党的政治独立性和纯洁性，保证了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广泛地增长。

据我们观察，很难指望中共方面会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中提出任何改善中苏关系、真诚改变整个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建设性措施。可以认为，会晤将被中国人主要用以制造一种假象，似乎中共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中苏关系正常化、防止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中共领导人在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中想必不会完全暴露自己的意图。除了中国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表的那些观点外，他们仍旧会留一手，准备就苏共新纲领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作详细发言，可能集中批评纲领似乎背离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学说，等等。今年5月刘少奇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曾经部分地涉及这些问题。在双边会晤中和兄弟党会议上，预计苏中国家关系问题将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人在这方面也企图诋毁苏联(大使馆已将中国人在国家关系方面可能提出的问题清单以及我们的一些建议发往中央)。

目前北京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是苏共和中共交换信件以及即将举行的双边会晤。

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一些代表在与我们会谈时，一致对苏共中央在回答中共领导人的粗暴攻击时所表现出的高度原则性、克制态度、耐心以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命运的高度责任感深表满意，认为这样做就粉碎了中国领导人把兄弟党拖入徒劳而有害的论战之中的计划。这些代表表示确信，苏共继续奉行这一路线符合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利益，会使中国领导人的真正企图暴露无遗，将是他们分裂活动道路上的障碍。

通过总结我们的观察，概括中共和中国人民当中的情绪，分析国外不同代表人士的意见，大使馆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当前的国际和内政形势下，中共领导人未必会下决心承担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公然分裂的责任。看来，中国人最希望这样的局面，即他们仍然留在共产党总战线的队伍中，可以借此继续进行自己的宗派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宣称：“为了谈判，如果一次会晤不够的话，那么……可以多进行几次会晤”；如果在例行的会议上不能消除分歧，那么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拿到兄弟党的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会议上去解决。由此看来，中国领导人现在就已努力制订某种预案，以便在处于少数派的情况下，保持虚假的统一，但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路线。

中共领导人背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协商一致的路线，现在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斗争将是持久的、复杂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制订我们长期行动的远景计划。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将继续详细研究中国的内政情况和中共的外交活动。

由于正在准备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晤，大使馆现上报以下材料：

中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苏中经济关系，关于中方已提出的和可能提出的要求，关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苏中贸易往来，关于中方对苏中贸易关系可能提出的要求：对苏中贸易的建议。

中国的对外贸易。

关于中国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中共领导人在恶化中苏国际关系方面的路线。

关于中国外交活动的基本方针以及中共领导人对当代问题的特殊观点方面的新言论。

中国报刊对苏共和兄弟党关于当代基本问题的立场进行的歪曲。

中国中央报刊刊载的关于苏联国内状况和外交政策的材料简述。

中国报刊对当代某些问题进行宣传的政治方针。

中国对亚非团结的立场。

中共党的教育培训系统和内容。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70—3820页

№1384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核不扩散问题答复中国(1963年6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6月10日会议第10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库西宁、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格里申、叶夫列莫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利亚科夫、鲁达科夫、季托夫、谢列平、乌斯季诺夫、谢尔久克、马利诺夫斯基。

关于对中国人有关不扩散核武器的报告的答复问题。 [20]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9-11об

№103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3年7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3年7月6日会议第77/72г号记录

第72项　关于延长苏联的汉语广播时间。

一、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延迟苏联用汉语向中国居民进行无线电广播的时间，每昼夜广播6个小时。

二、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拨给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用于扩大苏联汉语无线电广播规模必要的技术工具。

ЦХСД，ф.4，оп.17，д.539，л.28

№08107 苏中两党会谈第一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发言 [21] (1963年7月6日)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会谈

1963年7月

第一次会议

1963年7月6日

苏斯洛夫同志 [22] ：同志们，我们开始吧。

邓小平同志!

彭真同志!

同志们!

我代表苏共中央欢迎你们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

我党中央对中共中央同意派代表团来莫斯科举行会议、共同讨论我们两党所关心的问题，表示欢迎。 [23] 苏联共产党、所有的兄弟党和一切珍视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与一致以及一切珍视民族自由、和平和民主的人，都欢迎我们两党代表团的会见和谈判。他们期待着我们的会谈能够有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事业。

中共中央在3月9日的信中提出了一些中共中央认为需要共同讨论的问题。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中也提出了我们认为需要在双边会谈中加以讨论的全部最迫切的问题。 [24] 我们认为讨论下列问题是适宜的，这些问题考虑了双方的愿望，也使我们可以逐点地讨论宣言 [25] 和声明 [26] 的全部主要结论。这些问题是：

(一)为进一步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与团结和把它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斗争。

(二)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所推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斗争。

(三)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形式。

(四)现阶段世界革命进程的一般理论问题。

(五)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与一致的问题。

(六)其他问题。 [27]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使我们两党代表团的注意力集中到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上。

我们认为 [28] ，在会谈过程中我们将使用共产党人应有的心平气和的同志式的语气，应该集中全部注意力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研究两党的真正立场。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各国共产党1957年和1960年会议的决议研究我们的立场，取得两党之间的相互谅解，为重新召开各兄弟党会议创造有利气氛。

我们想特别强调：在1960年9月举行双边会谈时，我们的代表团曾阐述了我们对我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问题的观点。后来这些问题在81国共产党会议上又被提出，并由会议的全体参加者全面进行了讨论。各代表团基本上都是由各兄弟党有威信的领导人、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组成的，为了使观点一致并制定出一致的立场，起草委员会化费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各党都同意，要一致通过宣言。 [29] 该宣言得到了所有代表的同意和赞成，为各党签署 [30] ，成了各国党所必须遵守的，成了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共同法律。

我们的代表团再一次强调苏共中央的观点：在宣言和声明通过以后的时间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实践，国际事件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总路线的正确性。这一总路线是在总结实践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通过纲领性文件来共同制定的。我们党严格地坚持不渝地遵守各国共产党的这一共同路线。

在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中宣布：“苏共认为，严格遵守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制定的关于共同反帝，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评价和结论，严格遵守在国际会议上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是自己的国际义务。”

苏共纲领考虑了宣言和声明中的全部重要的论点和结论。应当指出的是，苏共纲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基础上对当代的看法、对世界革命进程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灭亡的分析，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问题、争取独立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问题、民族运动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当代的问题进行的阐释，都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政党的集体结论的。

我们党始终坚决地批驳了并将继续批驳单方面修改宣言和声明、怀疑和任意解释及改变1957、1960年会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原则性结论的任何企图。 [31]

中共既在3月9日的信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宣言和声明“为我们的共同斗争制定了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苏共中央便严格遵守反映了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在3月30日的复信中阐述了对一些原则问题的理解。 [32]

苏共中央的信是始终一贯的，没有超出宣言和声明的范围，信中包括了我党对会议重要文件中所阐述的那些问题的鲜明立场，并且逐点地支持了苏共中央的政策和总路线，而这种政策和总路线也是在阐述当代一切问题的宣言和声明的纲领性文件中所制定的。

6月15日，在会议的前夕，中共中央交给了我们一封新的信件，并在全世界散发了这封信件。很遗憾，在这封信件中对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重新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对苏共党纲进行了直接的攻击。苏共中央全会在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的信件后，认为这些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是诽谤性的。

中国同志们在报刊上公布了自己的信件，并把它广泛地散发，不顾兄弟党关于停止论战的共同愿望，破坏了达成的协议。虽然如此，苏共中央决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履行自己关于停止公开争论的义务，并且不在目前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来信，也不发表这封信所要求的我们的复信。我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中央全会的委托，将在会议的过程中对6月14日的信作必要的答复，阐述苏共中央对信中所涉及问题的态度和我们党对世界革命运动主要问题的立场。 [33]

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件以前，关于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并未引起争论。现在对共产主义运动已有总路线一事表示怀疑，实质上，你们企图用你们信件中由25点所表达的新路线来代替现有的路线。

苏共的出发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已经由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努力制定出来，并在它们集体的主要文件——宣言和声明中加以阐述。其基础是现时代的定义：以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时代，是两个对立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基于对时代的这种理解，声明所持的出发点是，世界上有强大的革命力量，它们团结一致的行动使共产主义思想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在最短时期内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声明指出，现时代世界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内容是由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一般民主运动汇合为统一的反帝斗争的洪流所决定的。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是根据对革命斗争巨大经验的概括和对近十年来世界舞台发生的变化的深刻分析而制定的，它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具体的、充分考虑到了现时代特点的反帝、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纲领。

这个纲领的出发点是，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这个纲领规定要尽力发展和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现时代的所有革命力量，指出了在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完全胜利的道路，指出了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和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条件下，将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

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是正确的，不需要再修改和修正，它为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劳动者以及所有人民指出了斗争的主要方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对现时代、对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目的和斗争，以及为实现这些目的所使用的手段进行理论分析的完整而又是有机的统一体。随心所欲地强调其中的某些方面，并把这些方面同其他方面对立起来，这就为有成效地贯彻整个总路线造成威胁。

宣言和声明中阐述的路线是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体现和国际工人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积累的巨大经验的概括。马列主义理论的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领导权，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发展规律，关于社会主义范例在世界革命发展中的力量，关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特点及当前的任务，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关于共产党人在群众中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的学说等，在总路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是一条创造性的路线，它概括了各国共产党的新经验和世界上发生了的巨大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确定了实际的结论。

根据6月14日的来信判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喜欢这条总路线。但这不能成为任何人的一种根据去歪曲我们的观点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观点，指责他们似乎把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片面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这是荒谬的指责。

除此之外，在信中明显地表现出否认两种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经济竞赛的政策，否认有利用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否认生活本身提出的并对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首要意义的问题。

你们忽视各国党共同制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提出了一些实质上是对宣言和声明进行总修正的建议。在自己的建议的借口下，你们实质上是在脱离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我们就以你们对当代世界矛盾问题的解释为例。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列举了四个基本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的确存在。但是你们对矛盾所做的解释的缺陷在于修正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所有这些矛盾中的一个矛盾——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不论对整个人类的未来或是从其他矛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矛盾。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主要的、决定性的、成为世界发展的基础的结论，是列宁作出的。他写道：“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的国家体系，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苏维埃国家的斗争。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提出任何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哪怕这是关于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无论是文明国家的共产党，还是落后国家的共产党，都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

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和巩固，作为世界发展决定因素的这一矛盾的意义更加增长了。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强调指出，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力量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民主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占优势。难道在现代世界中能够找到这种现象，它未曾受到现代基本矛盾——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巨大影响？不考虑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的深刻影响，就不能够理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特点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发展和尖锐化的特点。你们不仅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的主要的矛盾，并且走得更远了：你们说，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个错误的结论，得出了牢固的概念，认为目前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因素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民族解放运动。你们说，第一，亚、非、拉美地区是世界上现有一切矛盾的焦点，是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

第二，你们说这些地区人民的斗争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你们这些纲领性的观点是同列宁主义完全相抵触的，明显地离开了宣言和声明的原则。应当知道，世界现有矛盾的焦点，也在首先解决现时代矛盾的基地——这就是同帝国主义主要力量相对抗的、最强大和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在行动的基地。

尽管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进程的巨大力量，但它不是这样重要的国际阶级斗争的基地。这个运动现在首先是解决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般民主任务，而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并不是集中在这里。

那么目前世界矛盾的焦点究竟在哪里呢？世界政治的中心点，以及世界工人阶级的工人运动的中心，或用你们的话来说，目前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在哪里？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强调指出了，并结合目前形势发挥了列宁的论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斗争，是世界政治、是整个世界社会发展的中心点。现时代的基本矛盾正是在这里解决。世界现有矛盾、国际阶级斗争、世界政治的中心焦点正是在这里。

你们关于亚、非、拉美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点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列主义相抵触的。这种论点忽视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的实际作用，贬低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亚、非、拉美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虽然给予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动摇它的基础，消灭它建立的殖民主义奴役制度，但是不能够粉碎宗主国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

中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按你们的说法包括除了美国之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也贬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作用。

你们在发挥这一论点时，实质上是认为现阶段世界政治的基础不是两个体系的斗争，而是美国对中间地带的侵略。你们认为，美国反动派在征服这些国家——指中间地带国家——之前，谈不到进攻苏联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间地带的概念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这里，偷偷地用地理概念代替了社会概念。这里毫无根据地把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同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新独立国家和殖民主义国家及帝国的残余混为一谈。这样就抹杀了它们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和矛盾。中间地带的概念忽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公约结成了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集团。这种概念导致对这些集团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另一方面，忽视了包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执行反帝政策的新主权国家的真正新地区，即和平地区。

中间地带的理论造成对现代国际关系曲解的情况。这种理论实际是贬低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侵略的威胁，使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失去警惕性，使人觉得美国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反革命活动只是一种烟幕。当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描写成美帝的扩张对象的时候，这种概念就会贬低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意图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意义。忽视西德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复仇政策所造成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对和平的威胁同这种概念联系起来，就特别有害。忽视现实的威胁就会产生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

我们党和苏联人民不能同意这种概念，它模糊美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危险，并完全在事实上忽视西欧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西德帝国主义复仇分子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

不久前肯尼迪访问西德时声称：“西欧不再会是世界战争的发源地。”

我们认为这是欺骗人民。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反对只能有害于保卫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意图的斗争事业的幻想。

因之，你们对基本矛盾的提法修正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声明和宣言。这种提法对国际工人运动，对民族解放运动，对普遍和平事业无疑是危险的，是不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接受的。1960年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全体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达成了共同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现时代的中心是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革命运动的一切其他任务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所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就担负了不断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义务，它对世界事件进程的国际影响正在年年增长。

我们党把实现这些极其重要的任务看作是自己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自由的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成果而走上了把力量联合起来的道路。

我们的出发点是：互相援助和彼此支持，以及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

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历史发展，也就是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巩固和相互援助的历史。起初，组成军事政治联盟是为捍卫自由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成就所必需的，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发展不能到此为止。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完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已经沿着加深和完善全面联系和合作的道路更加前进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制定了现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苏联正在尽一切力量来发展与欧洲、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特别重视同那些继承了过去的落后经济的国家实行经济合作。这里没有必要来列举有关的材料，看来这些材料中国同志们是很清楚的。在过去的一年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竞赛中获得了不少成就。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工业产量方面所占的比重已达37％强。在1950年到1962年的期间内，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产量大约增加了3倍。但是在最近时间内，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上出现了一定的困难。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生产增长的总速度降低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要求人们予以严重注意。在1951—1962年这一时期，以工业每年增长速度来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超过非社会主义国家1.5倍。然而，假如看看最后这4年的情况，那么我们超越得就相当少了，仅超过0.5倍。我们必须考虑，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如何保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便赢得时间。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无疑会使我们达到这一点。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和潜力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我们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事情的这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并且在加速我国经济建设、技术和科学的进步、社会关系的改善以及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认为，经济建设问题必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个党的注意中心。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之前，利用内部力量曾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途径。苏联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非常懂得这一点，他们曾经不得不仅仅依靠自己，重新建立经济的各个部门。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的伟大的国际主义责任感，是由承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社会发展中作用不断增长这一点而来的，这种责任感就是要很好地和顺利地建设新社会，发展经济，加强防御能力，团结社会主义阵营，使社会主义思想在它们实际的实现中成为对一切劳动者具有吸引力的思想。我们在实践中遵守这一义务，我们也呼吁其他一切人都履行这一义务。这也就是对世界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实际贡献，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社会主义的优点，与其说是应当根据口头的论断、理论著作来判断，不如说是应该根据具体事情，根据共产党人如何来解决建设新社会的任务来判断。

假如这项任务我们完成得好，这就是对其他国家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巨大支持；假如完成得不好，这就是对这一斗争的打击，因为如果看到不能解决那些正好是推动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问题，例如，提高物质福利，繁荣文化和民主，保证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等等，那么，谁还愿意去进行合作呢。

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通过同其他兄弟国家合作的途径，才能在自己的发展中取得最大的成就。在尽力巩固每个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同时，还要不倦地促进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的加强，以与世界资本主义相抗衡。

在这方面将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向后拖，阻挠各兄弟人民之间的经济合作过程，那是不正确的，这会给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带来损害。

全面发展所有14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加强社会主义体系对国际生活的影响，使社会主义体系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信中列举了将近10项要求，按照你们的意见，完成这些要求，社会主义体系就可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给予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在信中却无一处提到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国家以经济建设对世界革命的发展给予主要影响的论点。根据列宁的这一论点，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向社会主义各国提出了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的领域内，即物质生产的领域内，使资本主义遭到失败。离开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意味着忽视决定我们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成功的主要之点。

同志们，令人惊异的是，你们企图把我们党完全符合声明的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经济成就的范例的决定性力量的立场，描述成为否定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认为单是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对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就能够自动导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各国取得胜利，那是荒唐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以及它们在经济上取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将大大地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吸引力，加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反帝革命战线。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不是代替一切进步革命力量为争取社会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斗争，但是从根本上使这种斗争容易进行。这些成就使资本主义在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声誉扫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不利于反动、战争、侵略的力量，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创造条件。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使那些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这一革命的政治条件更快地成熟，促进斗争中的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而不是什么幻想资本主义会自动垮台。问题只能是这样，一切想为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应当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致，像爱护眼珠一样来爱护它，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来加强这个大家庭。

同时，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和威力，壮大它们的军事实力，是争取解决当代的迫切问题——防止热核战争和使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斗争成功的保证。

苏共认为，全力促进各自由民族的进一步全面接近，不懈地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尽一切可能支援兄弟国家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自己的神圣的职责。

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承认，现在再没有比使人类免遭世界热核灾难更迫切的任务了。因此，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和明智的原则。“只要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是和平共处就只能是破坏性的世界战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声明根据这一结论指出：“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苏共在自己的活动中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义务。根据宣言和声明，苏共认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全部活动的头等任务。

我们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和苏共的新纲领中，向党和人民提出了下述争取和平的具体任务：“继续坚持不渝地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力量和加强其威力，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实行作为苏共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对外政策总方针的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始终不渝地执行团结一切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的力量的路线，对力图破坏和平的帝国主义集团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及对揭露战争冒险的祸首，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不受侵犯。”

邓小平：这种翻译方法使我们不能清楚地了解您讲的话。

苏斯洛夫：为什么？或许需要稍微慢一些!那就稍微慢一点!

邓小平：您所阐述的是重要的问题。

苏斯洛夫：那么我尽量慢一些。

彭真：这是交换意见么。可否您读一段，然后翻译坐在这里读一遍，然后再来另一段。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您讲的话。现在这样很难了解您讲的话。

苏斯洛夫：那样我们的时间就不够了。

邓小平：听来有时声音很大，有时很小。

苏斯洛夫：你那里有调整器，可以调整。

邓小平：为了这样重要的交换意见，可以多占一些时间。

苏斯洛夫：您看一看，那里还有调整器。

彭真：这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调整。还是请您念得慢一些，我们再听听看。您发言可以多占一些时间，我们来听。

苏斯洛夫：支持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的神圣斗争；全力促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国际工人阶级一切队伍和组织的战斗团结。

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中，再一次阐明了我党对帝国主义的、掠夺的非正义的战争和革命的、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且对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个民主主义者都是神圣的战争问题的理解。所以没有必要再来谈这个问题。

进行现代战争的手段的根本变化，要求共产党人现实地、根据科学资料了解和分析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不能向人民隐瞒这些资料，要把全部真相告诉他们。

我国人民已经有过惨痛的经验：在迷信斯大林的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没有向苏联人说明关于战争的真相，没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为击败希特勒侵略进行必要的准备，反而要他们相信，用很小的牺牲就可以粉碎敌人。

现在问题这样摆着：要不要向人民说出真相，即根据科学家的计算，仅第一次原子打击就会使7亿至8亿人死亡，现代核弹的杀伤力比毁灭了广岛的原子弹要大1万倍，这样的核弹已经有几千个；或者相反，向人民群众隐瞒这些事实，使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些事实，甚至对他们说，核武器实质上不能改变什么东西。

我们认为，采取后一种做法就意味着犯重大的错误，正中了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诡计，损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

各国人民愈清楚地意识到热核战争的严重后果，他们就会愈自觉、愈积极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反对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

事实上，到底什么可以更好地动员群众进行争取和平、反对侵略和战争的斗争呢？是原子弹根本不可怕这一论点呢，还是说出真相：热核弹能够完全消灭整个国家，世界核战争将毫无例外地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险。如果我们不把这一残酷无情的但是现实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而对他们隐瞒这一真相，如果我们忽视列宁曾预言地警告过的这一破坏人类社会生存条件的危险的现实性，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低估核战争的破坏性的后果，只对那些为继续核军备竞赛进行辩解的帝国主义思想家有利。

(中国代表团说听不清楚。)

这种技术我在你们中国也看到过(笑声)。请告诉他们，怎么样调整。

而我们和你们应该十分清楚，如果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不发挥必要的毅力，不对各国人民敲起警钟，不号召他们积极进行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而让帝国主义者发动热核战争，这对人类将意味着巨大的悲剧，对共产主义事业将意味着巨大的教训。列宁在表现出深刻的人道主义和对人的热爱的同时，经常考虑如何避免战争行动。

列宁写道：“我们知道，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给工农带来什么样的闻所未闻的灾难。因此我们必须极其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作最大的让步和牺牲，只要保持住我们用这样高的代价换来的和平。”

现在，当热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破坏力空前增长，使战争的后果将成为对人类的真正灾难的情况下，列宁的这些话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

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终于发动战争，各国人民将清除和埋葬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没有先例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该尽一切努力，不允许发生定使亿万人死亡的新的世界大战。

对这个当代的根本问题，即战争与和平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给了十分明确的回答。目前新的世界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的大家庭为主要堡垒的和平力量，可以用联合的努力防止新世界大战。这一极重要的结论是以严格计算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为根据的。

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根据就在于他们毫不动摇地深信：可以制止侵略势力，防止热核大战，世界革命进程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正在并将更广泛、更顺利地发展。

争取和平，争取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斗争，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正在准备的新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的侵略行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反对军备竞赛等斗争的极重要形式之一。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会削弱帝国主义的战线，孤立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增强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仇恨，帮助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我们认为，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是有机地联系着的。81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写道：“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出现着有助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开展阶级斗争、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同时，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进和平共处的巩固。近年来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了新的重要的胜利，世界革命进程正顺利地发展。所以，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割断开来，把前一种形式同后一种形式对立起来，即如你们，中国同志所作的那样，就是意味着把和平共处原则变成空洞的词句，阄割其实际内容，实际上是忽视为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而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必要性，这是对帝国主义者有好处的。

你们指责各国共产党，似乎他们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扩展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杜撰，是对一向支持革命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的兄弟党的污蔑。

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认识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形式。我们党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看作是路线，为了使——

第一，在和平的经济竞赛过程中坚持不渝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变成制止帝国主义和防止国家间战争的更加有力的因素。

第二，更广泛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促进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

第三，动员群众为争取和平、防止热核灾难而斗争，孤立垄断资产阶级，抑制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

第四，迫使帝国主义裁军，制止其输出反革命的企图，为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使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时期早日到来。

第五，对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给予更多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促进它们的民族复兴并过渡到符合这些国家人民利益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这样，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就意味着同帝国主义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进行紧张的斗争，它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及其附庸进攻革命的人民的时候，采取积极和坚决的行动保卫他们。

因而，问题不是在于谁一点也不触及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是在于用和平共处代替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声明中作了全面表述的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在我们的热核武器时代，一笔带过地承认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禁止核武器和裁军是不够的。

为了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必须鼓起劲来，不倦地劳动，为解决这些世界根本问题而斗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领导这个斗争。

1960年的宣言强调指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在每个国家内进行不屈不挠的扩大和加强和平运动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个运动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而进行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团体尽很大努力使和平战士的行动更加积极起来，吸引他们参加世界各国人民广泛阶层的队伍。

我们深信，和平战士力量的重要源泉是无所不包的性质的问题。它包括一切愿为人民权利，为和平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人。相反，如果按地理特征区分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战士，如果一些国家和大洲的工人阶级、劳动者、人民群众把自己的路线独树一帜，并与另外一些国家和大洲对立起来，那么这就会给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带来极大的损失。

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一样，认为在现代的情况下，各国人民通过自己积极的、坚决的斗争，能够迫使帝国主义者进行裁军。

苏共积极反对侵略和战争政策，并且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在这方面采取更勇敢的行动。

近年来，苏联一贯坚决为实现已经提出的裁军纲领而斗争。在联合国，在日内瓦18国委员会，在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谈判中，苏联外交始终不渝地揭露帝国主义，动员世界舆论来支持旨在维护和平的建设性措施，争取通过全面、彻底裁军的纲领。我们认为，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主要核心和促进裁军的最重要办法，就是停止进一步扩散核武器，这丝毫不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力量，这将限制原子军备竞赛计划和阻挠冒险主义的、复仇主义的西德、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阴谋。

拥护和平共处的中立国家，特别是竭力巩固和平地区的新独立国家是爱好和平力量的阵线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苏联一贯奉行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爱好和平的国家亲密和合作的政策。苏联认为，为了各国人民沿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加强与各国人民的合作、加强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事情。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和为了消除已解放的国家之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争执和冲突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永远会得到苏联的全面支持。这些争执和冲突只有利于帝国主义。

81国共产党会议要求所有兄弟党承担起尽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和国防能力的责任，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和平。

苏共不断地关注发展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威力和国防威力，改进为回击和报复侵略者的一切手段，力求经常保持并增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武装力量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优势，以此对巩固普遍和平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主要贡献。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通过动员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斗争，首先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牢固的经济和抑制侵略的强大物质手段，能够制止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防止它们的侵略行动和反革命输出，因为只有实力的理由才会使帝国主义有所考虑。

赫鲁晓夫说：“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牢固的经济，军队再有良好装备，这就会更好地影响那些想发动新战争的人的脑子清醒起来。”

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手段，并尽一切可能来保卫世界和平。

在热核武器时代，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要保持特别的警惕，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给以毁灭性的回击。这个任务也需要大量的物质耗费。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防，苏联作出了大量的这类耗费，并为建立和巩固火箭核防御做了巨大的工作。结果，制成了强大的现代化核武器，制成了能够在地球的任何地点击败侵略力量的洲际火箭和全球火箭。

苏联火箭核武器的威力是保卫社会主义果实和制伏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可靠手段。

苏共关心和努力把这种威力保持在应有水平，把这看成是自己对各国人民的革命和反帝斗争这一事业的有效贡献。谁现今不负责任地断言苏联不反对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者奉承讨好，谁荒唐而愚蠢地大肆宣扬苏联向帝国主义者乞求和平，那么他就是在诬蔑苏联共产党，就是对苏联人民打破帝国主义的核武器垄断及对建立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巨大军事力量而做出的伟大功勋进行诽谤。

苏联对粉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不止一次的发动新战争的企图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世界舞台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根本变化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千百万苏联人真正巨大的工作和努力应得到任何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和平与进步的拥护者的另一种评价。

苏联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集团，首先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在对外政策中，把坚定与灵活，果断与谨慎结合起来，既利用使帝国主义阵营冒险分子清醒过来的积极进攻的方法，也利用孤立他们、束缚他们手脚的谈判方法。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的政策可做为例子。由于这一危机，苏联在同美国谈判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准备和动员措施，向美帝国主义者表明苏联准备援助英雄的古巴人民。苏联政府的行动，古巴人民英勇的斗争，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制止了将世界置于热核战争边缘的帝国主义冒险集团的危险挑衅。

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苏联表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实际上证明了社会主义和和平力量甚至在极尖锐的形势下也能够制止侵略集团和防止发动世界战争，证明了能够制止反革命输出。

在给予美国帝国主义以主要的打击的同时，我们党认为忽视其他国家——日本、英国、法国特别是西德——的侵略政策是极其危险的。1960年声明强调指出西德帝国主义对和平事业的特别的威胁，各个共产党面临着加强反对西德侵略野心的斗争的任务。

苏联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个帝国主义强盗是何等的危险，苏共中央认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党来说，对这个普遍和平事业的敌人估计不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现在西德帝国主义已远远不单纯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国。西德军国主义依靠大大超过整个希特勒德国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愈来愈起主导作用。

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帝国主义的危险进行斗争，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阵地，在我党和苏联政府的对外活动中过去和现在也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是巩固和发展作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侵略力量相抗衡的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力量。苏联和所有华沙条约国的坚决支持，在实行保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极重大的措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1961年8月开始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伯林的边界进行监督。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曾企图借助恫吓和加紧战争准备来破坏这些措施。华沙条约国武装力量司令部采取的警告措施使这些阴谋未能得逞。苏联一贯地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坚持争取和平解决，签订对德和约，并在这一基础上解决西伯林问题。

苏共的出发点是，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和西德帝国主义者的阴谋，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保持最大的警惕，把一切为和平、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战士们联合起来，团结在一起，更广泛地援助一切为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巩固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的人民。

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苏共认为，民族解放斗争在世界革命运动以及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同志们!关于休息问题。如果我再耽误你们10到15分钟，把这一段讲完，然后再休息如何？(同意)]

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进入了消灭殖民制度的完成阶段，目前，只是在总共近5000万人口的个别国家里保存着殖民主义者直接的资本主义统治。不能否认，可耻的殖民制度的瓦解已经成为事实。

莫斯科声明公正地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来说，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顺利进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一斗争同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各国人民在两种制度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同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紧密相互联系的保证。列宁特别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写道：“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要一方面团结世界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为被压迫民族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摧毁一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帝国开辟了可能。

1960年声明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对促进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际工人运动给予民族解放运动很大支持。苏共坚决主张完全消除殖民制度，解放一切仍然处于殖民主义者压迫下的人民，从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战争，支持反对专制殖民制度的人民起义。

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了关于给予所有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宣言。维护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揭露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殖民地、附属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权利，始终是苏共、苏联外交和苏联社会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中心。

赫鲁晓夫同志在世界争取普遍裁军和和平大会上说：“苏联的立场是清楚的、明确的：不论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不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该有任何带着殖民主义桎梏的民族，一切民族都应当是自由的。”

鉴于对奋起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压迫者的人民仅用道义上的支持和表示声援是不够的，苏联还向各民族政府和组织提供物质资料、粮食、技术、武器等重要援助。

我们断然拒绝下面这种诬蔑和影射，说什么苏共忽视和低估民族解放斗争，对它采取消极、否定和鄙视态度，以“敷衍”的态度，将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负担或者恩赐。现在，前殖民地的大多数地方已基本完成了消灭殖民主义者直接统治的任务，民族解放革命进入了新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力量面临的巨大任务是巩固已取得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克服多年的落后状态。

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进行剥削的经济基础，是使他们的民族经济从属于垄断资本。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是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在社会经济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它用一切力量企图阻止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将年轻国家人民取得的政治独立变成虚假，使其剥削和掠夺制度永久保存。

抵制外国垄断组织，进行土地革命，发展民族工业，使社会生活民主化，这就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年轻的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关键性社会任务。为解决这些任务的斗争，正是解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条件。

帝国主义其战略的主要方针之一，就在于分裂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将民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使已获得独立的国家离开中立政策的道路和争取和平的道路，破坏年轻的主权国家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建立的联系。

我们党认为，坚决反对这一计谋是进一步顺利发展上述国家的反帝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战后年代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为巩固政治独立并获得经济独立以反对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斗争，是现阶段民族解放的、反帝的革命开展和深化的主导的主要形式。

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援助年轻的主权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和平的发展条件，在现阶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我党纲领中指出，苏共把同摆脱了殖民与半殖民枷锁的民族的兄弟同盟看作是自己的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给予经济援助，在现代条件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苏联给予的这种援助规模日益扩大。我国为此目的仅贷款就拨出了30亿卢布左右，援助23个国家建设480个工业及其他项目。

我们十分重视援助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巩固和发展民族经济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成分，发展科学和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专家和熟练工人，并继续实现扩大的援助计划。

当然，我们的资源目前还是有限的，但是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将会增加。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经济竞赛中所取得的成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革命进程发展中的意义，如果对此估计不足，那将是最大的错误。这些成就的作用绝不是归结为，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为人民树立范例和鼓舞他们斗争，尽管这些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应当强调指出，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景，直接地同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发展相联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增长，同世界经济舞台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更迅速地战胜资本主义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威力越增长，那么这些国家对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援助也就越广泛和有效，民族国家在反对国际垄断斗争中的地位也就越巩固，它们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渡也就越迅速和越顺利。

遗憾的是，我们不清楚，中共的领导是否拥护列宁关于经济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原理。

争取和平的斗争符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根本物质利益。这是为消灭军事集团和在一些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这样一些最重要的殖民主义工具的斗争，这是为争取完全排除帝国主义对任何一个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可能性的斗争。禁止军备竞赛将使不发达国家免除帝国主义者进行军事侵略的经常危险，将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规模创造条件。我再次地重复，同时我们也认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对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事业有着巨大的意义。正如苏共纲领强调指出，民族国家日益积极地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且客观上它基本是一支进步的、革命的和反帝的力量。

殖民体系的解体和老的帝国的崩溃，已获得独立的国家其殖民结构和殖民经济开始解体，这些国家同社会主义世界联系的扩大——所有这些因素在加深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削弱世界帝国主义阵地方面，都起着显著的作用。

年轻的主权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取得经济独立，将是对帝国主义的一次新的沉重打击，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柱即垄断资本对落后国家经济剥削的制度的垮台。

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消灭，应该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当代的中心问题——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

如果过去帝国主义能够无阻碍地利用被它们战胜的国家人力物力资源来准备和进行它们所发动的掠夺战争，那么现在这一局面正在告终。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人民，日益积极地参加到争取普遍安全和巩固和平的斗争中来。

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有助于和平共处的巩固。同时帝国主义的势力正在进一步削弱，它的阵地日益缩小。在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根本民族利益，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认为，企图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洲人民的利益同苏联、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同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的做法，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事业、对全世界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是极端有害的。我们主张在反帝斗争中竭力把以前殖民地人民的努力联合起来，主张发展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团结。但是，如果有人企图把这种团结变成某种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孤立集团，那么这种团结就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方式，变成把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阶级孤立出来的结果。

不管中国同志如何商谈讨论民族解放斗争的决定作用，说正是民族解放斗争决定人类命运，但是这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在事实上把这一斗争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反帝斗争中孤立出来，这只能给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削弱这一运动，而有利于力图分裂革命力量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

使非洲、亚洲人民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隔离的路线，旨在削弱非洲、亚洲组织与国际民主组织、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路线，是有害的路线。

马列主义者始终不渝地反对民族的和种族的特殊化，争取消除妨碍所有种族、民族及各大洲的劳动人民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的藩篱。你们恶意抨击这一马列主义的立场，把它说成是一种坚持保存帝国主义统治和所谓优等民族统治的理论，这实际上是对列宁主义的骇人听闻的诽谤。

当我们说革命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民主的力量、反殖民主义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力量这一能冲毁、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统一洪流时，我们指的是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压迫的反动势力的进步力量的团结一致。谁反对这种不分肤色、民族或地区的人民力量的伟大联合，坚持保存压迫者所建立的种族和地理藩篱，以种族观点代替阶级观点，把人民分成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那么他就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支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阻碍世界社会进步，阻碍革命事业。

历史将谴责这种极为错误的方针。那些几世纪以来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控制而同国际工人阶级隔离，现在帝国主义又妄图令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分割开来的人民本身，也将谴责这一方针。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不只一次地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在开展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像我们所知道的，国际无产阶级从它存在的最初年代起，就表现出自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对一切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正在作出并将作出巨大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继承者列宁，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同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在高度估计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可能性的同时，强调指出这个运动只有同国际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才能取得胜利。

列宁在分析国际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的增长决不把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排除在革命力量之外。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主要斗争口号。这个口号的内容在新的条件下扩大了。众所周知，列宁赞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口号。这个口号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增长的意义。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在增长，它需要团结的巨大支持；国际工人阶级和它的产物——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是世界解放运动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认为，为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紧密团结和兄弟联盟，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同各个大陆的人民，同一切冲击着帝国主义堡垒的革命队伍的联盟，是顺利进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同志们，我请求休息20分钟。

同志们!现在就革命理论问题谈几点意见。

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声明中关于世界革命运动发展道路的估价和结论仍然有效，不需要加以修改。

这些结论已为最近几年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切矛盾的加深所证实。

革命过程本身具有时代的特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反映这些特点，不应当仅仅限于重复人所共知的公式。

在我们时代，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面前开辟了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可能性。

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已不仅仅是在个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在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对劳动人民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明显的优越性，这个制度，政治上、经济上的影响，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日益增长的经济基础，对任何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都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如何。

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它对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国际义务的忠诚，群众性的、有组织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为任何一个国家顺利地进行革命和保卫革命成果开辟了有利的前景。今天，这不仅是理论上的预见，而且是由实践证明了的事情。

在某些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是主观的和客观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复杂结合的结果。能否正确地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因素的作用的对比是否有正确的理解。

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由该国的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

苏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它的纲领中做了如下的阐述：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都是由本国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革命是不能定做的。不能从外部把它强加于人民。它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深刻的内部矛盾和国际矛盾而产生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把任何取得幸福的办法强加于别国人民而不因此破坏它自己的胜利。(原文从“不能”以后直到句末是删节号。这一整段话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94页)我们反对输出革命，反对从外部推动革命。无产阶级的成长，它的阶级的成熟程度，它所拥有的同盟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阶级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具备革命的形势，这些就是革命的内部条件。

同时，正如声明所指出的，革命者必须考虑到国际局势、世界革命过程的总进程这些因素。

我们党、苏联人民正在积极促进我国以外的革命事件的发展。我们以苏联顺利的共产主义建设，以自己对世界事件的进程的全部影响，以对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对一切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一贯的支持和援助，对革命的世界发展事业作出有效的贡献。这就是执行列宁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支持他国革命斗争的途径的指示。

我们认为，中共领导近来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最近一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置之不顾。这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运动的阶级立场的背弃。

在你们党的刊物的一些编辑部文章中提出的、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打击”的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相矛盾的。你们把这种思想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但这是对他们观点明显地歪曲。这意味着，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的、工人的运动服从于一般性的民主运动，而领导这种民主运动的常常是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就像你们所说的是“爱国的王公贵族”。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宣言和声明中指出，这一个国家或者那一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形式应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先锋队自己来确定。(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没有找到这句话。只是在“声明”第五节第二段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

那么，怎么来理解你们把一条准备革命的千篇一律的方针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企图呢？问题不在于需要不需要革命。这个问题共产党人在一百年前就已解决了。这里讲的是另一回事，是关于必须估计具体形势的问题。你们对于那些“不敢”夺取政权，不敢领导革命，放弃革命目标，害怕牺牲等等人的诅咒，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里革命形势今天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已准备夺取政权，但共产党抑制他们，那就请你们举出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来。

为了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进行革命，必须有革命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实质是由列宁所全面确定了的。不能从远方，比如从莫斯科，从北京，或者从其他中心来确定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该在何时和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列宁主义的党精心地研究大、小国家的革命过程。但是它从原则上从来不向兄弟党提示革命斗争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认为这个问题完全是每个兄弟党自己的事。

的确不论我们如何精心地从旁研究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斗争的进程，我们也不能比在当地活动的、同群众保持经常联系的共产党更好地确定革命过程发展的道路和形式，不能比这个党更好地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对革命行动的准备程度，更好地估价力量的分布、革命后备的状况等等。

我们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不是为外国同志审查现成的革命斗争方案，不是把这种现成的方案强加给他们，而是解释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尽力援助，积极支持实现他们所选择的方针。

苏共是根据共产党的宣言和声明的论点，以及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来确定自己对现代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道路和形式的问题的观点的。

苏共纲领指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掌握斗争的一切形式，准备和平地和非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管以什么形式来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只能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社会的创造者——工人阶级只有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同农民结成巩固的同盟，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段话不是直接引述，类似的话见《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94—196页)

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作用属于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创造性地和坚持不懈地实行这些原则，以及维护它们使它们不受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侵袭——这些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条件。

正确理解和平的和非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共产党的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极其明确地分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平和非和平道路的问题。

苏共坚定地保持这个立场。

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力求通过和平的方式，不通过国内战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将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符合全民族的利益。

同时，革命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对人民采用暴力，那么工人阶级将不得不采取夺取政权的非和平道路。一切都取决于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分布的具体条件。

在我们的时代，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增长了。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增长，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性改变了，也不因为目前资产阶级更倾向于自动交出政权，而是因为在国际舞台上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形成了更为有利的力量对比。

共产党人不能不关心充分利用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当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管以什么形式实现，它都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不同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你们现在，表面上似乎也承认革命的和平道路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承认是迫不得已的，是不诚恳的，因为你们在同兄弟党的论战中把全部热情用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道路的和平手段是不可能的。

我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在一切国际性会谈中，在自己的一切有关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的文件中都首先强调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应该掌握革命活动的毫无例外的一切形式或一切方面，应该准备好最迅速地和突然地以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的思想。

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争取民主、争取广大居民阶层的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谈到革命运动时，不可以对这种斗争置之不顾。在我们的时代，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的重要性正在大大地增长着。这一斗争提高着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威信，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大军的团结，是它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声明宣称，和平是社会主义的忠实的同盟者，因为时间对社会主义有利，对帝国主义不利。(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23页，这里的“帝国主义”一词在“声明”中是“资本主义”。)我们确信，每一个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是恪守对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的忠实，一贯地和顽强地争取防止世界热核战争，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争取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

我党中央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工人阶级的忘我斗争给于高度评价，认为给予它们一切援助和支持是自己的义务。

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获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表现在声明中的、由所有的党共同协议、赞同的、各国共产主义者队伍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所结成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是相互支持，每一个党对本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以及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责任，是团结一致地遵守共同制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价和结论，坚决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不容许任何可能破坏这一团结的行动，或者换言之，禁止派别活动和小组活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的平等、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所有的党，对大党和小党，都提出相同的要求，同时对谁都不例外。

兄弟党相互关系中的这两个方面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不应当把它们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任何企图把每一个党的平等和独立同它的国际主义义务(关心整个运动队伍的团结，不采取反对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对立起来的做法，以及忘记这种义务，实际上就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列宁认为，一个党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事务以及把对只同一个党有关的问题的观点强加给另一个党是不能容许的。当这种干涉内部事务的行为是来自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并且是为了反对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艰难条件下和在我们阶级敌人的巢穴中进行斗争的兄弟党时，它就特别危险。

苏共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注意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坚决摒弃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方法，如对美共、法共、意共、印共以及其他共产党的活动所进行的公开的、主观的、按形式说来是不能容许的粗暴和不友好的批评。这些党遭受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镇压、迫害和诽谤，在特别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它们有权期待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全力支持，而不是背后的打击。共产党人的国际团结要求，必须有一个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必须遵守的共同纪律。

列宁写道：“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在解决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解放的伟大问题时，服从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纪律，考虑各国工人的经验，他们的知识和意志。”

有人会问，在各国共产党没有统一的章程，没有集中的领导机构的情况下，什么是遵守国际纪律的标准呢？标准就是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每个党履行它对整个运动所负的国际义务。

根据宣言和声明，在争取实现自己目的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在其代表会议上制定了统一的观点和立场。会议文件中反映了兄弟党的集体的意见。每个兄弟党在自己的活动中都必须考虑这些意见。忠实于会议的决议是每个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这些决议上签了字，而后又违反和藐视这些决议，这就是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

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纪律的基要条件在所通过的宣言中已有充分明确的规定。宣言禁止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建立派别和小集团，声明则责成各国共产党不得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行动。

派别活动有自己的逻辑，它能够把走上这条道路上的人拖得很远。越过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党的党员中广泛宣传自己的观点，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分裂行动，企图建立少数党的集团，支持别国兄弟党内的反对派分子——所有这一切就是派别活动，所有这一切就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纪律的粗暴破坏。中共中央领导走上了这条道路，从而负有严重的责任。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声明中规定了克服产生的分歧和制定对共产主义运动总问题的共同立场的具体途径。这就是：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谈、双边会谈和协商。我们党始终不渝地遵循克服分歧的这些形式和方法。

苏共认为今后仍有必要始终一贯地履行各国共产党所承担的相互义务，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我党第一个起来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也在批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方面表现了主动精神。由于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修正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被粉碎了。

因此，在这里应该谈一谈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最近中国同志把事情说成是，似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南斯拉夫正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而产生的，你们现在还在自己的尖刻的文章中硬说在南斯拉夫资本主义正在复辟，并且引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声明。

你们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实质上是要把南斯拉夫驱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堵死南斯拉夫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与合作的道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原则的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中的路线问题，关系到各国党争取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的方法和形式问题。

在要求把南斯拉夫排除于社会主义之外的时候，任何一个中国同志从来也没有试图提出任何稍微有分量的论据来说明自己的主张。你们不能这样做，是因为对南斯拉夫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客观分析表明，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连你们自己过去也不否认这一点。仅仅五六年前你们不仅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甚至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进展表示自己的钦佩。例如1957年秋天《人民日报》在一篇论述中国和南斯拉夫友谊的文章中写道：“现在我们两国人民正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这篇文章还写道：“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还可以援引其他一些类似的言论。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同志毫不怀疑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几年后的今天，客观分析表明，南斯拉夫仍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近年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实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国家经济中的计划原则，提高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作用重大措施。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在许多国际问题——战争问题、和平共处问题、裁军问题、消除殖民主义问题、德国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同社会主义各国的立场是相同的，或者是相近似的。

为什么中国同志五年前并不怀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还夸奖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赞同它的对外政策，而现在却宣称在那里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会说，中国领导方面采取了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能提供对事态的正确的认识。当问题涉及一国人民的命运时，这种态度更是不能容许的。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继续使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国家，会严重地损害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因此，苏共中央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在于利用可能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它的影响。苏共的这一路线当时曾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赞同和支持，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如果我们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方针在1955—1957年曾经是正确的，那么在目前，当南斯拉夫发生的积极过程已经完全显而易见的时候，当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许多对内与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了更为正确的立场的时候，当他们已经拒绝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并且实际上已经不再同巴尔干条约组织合作的时候，有什么理由来改变这一方针呢？

苏共中央清楚地看到存在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我们也看到了南斯拉夫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针上有某种不一贯的地方，对此我们曾经多次坦率地告诉过南斯拉夫领导人，并且公开地指出过。

1957年和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期间，苏共代表团在它所提出的文件草案中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修正主义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在我们仍然认为，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所有这一切绝不能成为把南斯拉夫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的根据。

声明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成果有失去的危险，根据这一事实，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得出结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来巩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使这种危险不致变成事实。

我们深信，我们的这种路线正在产生积极的结果。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中国同志根据声明中说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有失去的危险的段落作出结论说，似乎应该尽快地踢开南斯拉夫，不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它推入帝国主义者的怀抱。但是，这种政策不能联合各国人民，而是分离他们；使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离开共产主义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把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看不到别人改正错误，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些错误——这是一种进行政治迫害的方法，它同列宁主义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

列宁曾不惜努力，帮助迷失方向的人或者犯了错误的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回到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批评这个或那个兄弟党，这些或那些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目的不仅在于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路线，而且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

在各共产党的关系中，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利益，需要表现出更大的容忍，更大的分寸，更大的灵活性。在同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中，我们党正是遵循这一点的。

不能闭眼不见，最近在某些兄弟党内，对共产党人的危险现在并不比修正主义小的教条主义占了优势。苏共也反对这种新威胁。你们想推翻从列宁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确定了的关于教条主义的概念和抹杀它的有害实质，苏共驳斥你们的这种完全不合法的企图。

1957年宣言中说：“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妨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妨碍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理论，用引经据典和死啃书本代替对具体情况的研究，使党脱离群众”。你们用自己的理解代替了这种列宁主义的关于教条主义的定义，仅仅把教条主义看成是“照抄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

这样解释教条主义是反对各共产党利用最成熟、久经考验的和成就最大的党的经验。这种解释是贬低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同志们，你们所使用的“指挥棒”的说法，同全世界反动派所历来喜欢用的“莫斯科之手”的诽谤并无多大区别。

如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行动站在宣言和声明立场上，那么，就不能容许一方面禁止兄弟党研究、接受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革命经验，把这说成是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不分皂白把这些兄弟党自己的经验骂成是完全的机会主义，并且把外行地制订出来的纲领宣称为普遍真理而强加给它们，也就是表现出家长制、高傲和对兄弟党不尊重。这显然是违背列宁主义的。

如果是站在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那么，就不能容许口头上承认兄弟党独立平等，实际上却干涉它们的内政，用对它们的领导进行没有根据的攻击，来代替对它们的工作和斗争条件进行仔细研究，代替无产阶级的支持与合作。

同志们，我们两党代表的会谈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交换了信件。你们6月14日的信件使会谈的这一准备阶段发生了新的转折。我们在向你们发出3月30日的信件时遵循着下述考虑：为了使会谈能顺利进行，应当要有可能保持最大的客观态度来对比苏共和中共在它们展开争论的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我们的信就是抱的这个目的。这封信阐述了我们对宣言和声明基本论点的理解，丝毫也没有超出它们的范围。

自然，希望你们走同样的途径，从正面阐述你们对争论的问题的观点，以避免扩大公开争论及对其他党的攻击。6月14日的信不是向准备会谈前进一步，而是向扩大和加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争论和分歧前进一大步。

我们已经提到了苏共中央全会对这封信的评价。这里我应当回答为什么我们没有公布中国报刊的8篇文章和6月14日的信件的问题。这是善意的表现，是不愿意加深和加剧论战。如果公布你们的文章，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公开回答。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我们全体人民热烈赞同的纲领所遭到的没有根据的攻击保持沉默，我们的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是不会理解的。我们不用说，公布这些没有根据地攻击我们党的文章，在我国会引起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态度的急剧恶化，这一点我们是力图防止的。如果我们还在谈判以前就走上公布你们的材料和对这些材料的答复的道路，就必然会使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论战。当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公布你们的材料和我们对这些材料的答复。

你们的信妄图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已经简要地叙述了中央对这条路线的实质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

一个党有什么权利向整个运动发布总路线呢!你们的整个信证明，你们简直是要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其他党，因为你们处处都强调说，凡是不同意你们这25条的人，都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都是向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讨好。这种建议只能认为是强加于人的东西，不能认为是别的。

在信中有一些关于和平、关于革命道路等等的详细的议论；有时也引用了正确的论点，转述了宣言和声明的提法和我们党的文件。但随后马上又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人反对这些正确的论点。而每一个注意我们争论进程的人都知道，是你们在过去和现在都对这些论点提出异议。同时你们把你们反对的人从来没有主张过的观点强加给他们。

使用这样的论证方法能够认真地进行辩论吗？

苏共代表团呼吁你们对我们的谈判作出贡献，放弃上述的做法，弄清彼此真实的而不是臆造的观点。否则，任何谈判都会变成聋哑人的对话，花费许多时间，而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你们来信的特点是毫无根据和不能容忍的粗暴语调。通常，敌人之间谈话才使用这样的语调。在你们的信中，给所有不同意你们观点的人按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你们竟然不体面地影射我们党发生了资产阶级的蜕化，重弹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性的老调。我们断然拒绝这种在共产党人的关系中完全不能容许的讨论问题的方法。这种手法不会有效，而且你们永远也损害不了苏共和苏联人民在几十年的伟大斗争和成就中所赢得的威信，只能破坏你们自己在各国共产党和进步舆论界心目中的威信。

在来信中提出了引起我党特别愤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我国的内部问题，涉及苏共制定的并在其纲领中规定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理论原理，涉及我们党的内部政治措施。

你们企图把争论扩大到这些问题上。自然，问题不在于一个党无权对其他兄弟党的纲领有意见并发表这些意见。苏共是国际主义的党，决不打算用民族主权的叫喊来阻止那些意识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和义务的兄弟党的批评。我们两党承担了不扩大辩论、促进创造有助于苏中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气氛的义务。

而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正当需要集中力量的时候，你们却把一系列极重大问题的争论强加于人。

如何来理解这个步骤呢？这只能理解为企图在我们分歧的火堆上再加几捆柴。给人的印象是，你们需要的不是协议，而是意气之争，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你们在信中提出的新问题，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新的。我们对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立场，以及我们对待个人迷信的态度，在7年多以前，就曾在我们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过十分明确的阐述。那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受到各兄弟党的支持，包括你们签了字的宣言和声明的支持。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党的问题上的观点，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即2年以前，在苏共纲领草案中就已公布了。纲领草案经过全党、全民的讨论。这个草案也是各兄弟党，包括中国共产党所知道的。为什么中国同志在前一种情况下沉默了7年，在后一种情况下沉默了2年，而现在，恰恰在会谈的前夕，对我们党在上述问题上的观点发动了攻击。

例如，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正如你们在信中所说的，你们认为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但是，如果回忆一下中共领导人几年以前讲的话，那么对中共的这种立场该怎么解释呢？我指的是毛泽东在195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共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大家都知道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一篇论文以及其他一些材料，这些讲话、文章和材料都包含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并且对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是支持的。

根据这些材料，只能认为，中国同志或者在几年以前是不真诚的、没有原则的，或者在自己的6月14日的信中是不真诚的、没有原则的。

你们为斯大林的错误、邪气甚至罪行辩护，是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高尚的任务，实质上是企图把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可耻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缺少的特征。

不能不看到，这样提出问题，只能败坏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本身的声誉，只能破坏社会主义理想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吸引力。

中共中央的来信硬说，提出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就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削弱党的战斗力。一切都说明，上述的论断是没有根据的。相反，苏联人民在近几年来之所以取得成就，主要是因为苏共清除了个人迷信的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列宁主义的思想与做法，解放了蕴藏在群众积极性中的巨大的创造力。

大家都公认，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对于把共产主义运动提到新的更高阶段，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来信中谈到的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情况，恰恰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个人迷信的思想中。领袖和群众的真正的联系必须建立在严格彻底地贯彻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的基础上。只有依靠群众，倾听舆论的意见，关心全力发挥人民的创造主动性的领导人，才有真正的威信。苏共在揭露个人迷信和克服它的消极后果时，一向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从自己的队伍中推举出最卓越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这些组织者和理论家在自己的活动中体现群众的愿望，得到群众的拥护。

你们的信件中还不正确地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转变为全民国家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已经转变为全民党的问题。中共中央信件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主要错误，在于不懂得甚至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规律性同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规律性之间的差别。而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指出过这种差别，他们严格区分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和作为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这第二阶段是随着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成熟而逐步地从社会主义成长起来的。

我们来比较一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在第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存在着多种成分的经济，还保存着社会分成对抗性阶级的情况，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土壤，还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以新的方式展开的，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用革命的方式破坏旧的社会主义关系。

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就是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存在着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道路已被堵死，复辟的内部危险已不复存在，社会内部已没有对抗性阶级，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冲突。代替它们的是所有社会集团的友好合作，这些集团给自己提出的共同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

你们看不到这种本质的差别，断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企图实现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经常产生着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通过什么道路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呢？是不是为此还需要来一次革命呢？

当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包括中国在内，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但是对苏联来说这早已成为过去的了。只有完全无视现实条件，才会在中共中央来信中不断影射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30年以前，在消灭了人数众多的剥削阶级之后，在苏联就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内部根源。

谁也不否认，苏联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还存在着阶级差别。证明这一点，轻而易举。但重要的是，要正确地理解这些差别的性质。在苏联，阶级已不再具有这个词的旧的本来的含义了。大家知道，列宁曾认为可以简要地给阶级下这样一个定义：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集团，由于它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些集团占有另一些集团的劳动。这种阶级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这里只有工人和合作化农民这两个友好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某些差别(已经不是根本的差别)正在消失，全民所有制和在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共同劳动把这两个阶级联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同这两个阶级手携手地一起劳动。

自然，社会在社会政治与思想上的一致已在苏联形成的条件下，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提法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外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所以当然也就还存在着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阶级斗争的战线。这一斗争也包括制止敌人的间谍在我们国内的活动。还必须同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受资产阶级腐蚀的分子进行斗争。还必须同寄生虫、懒汉、投机倒把分子、流氓等进行斗争。这些分子虽然有害，但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因此，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的舞台，这正是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对期的社会生活根本不同的地方。

中国同志在引证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内容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名言时，把下面的断言强加在马克思身上：在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以前，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存在。

然而，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整体，是统一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是它的初级阶段。大家知道，列宁也是把社会主义称为不完全的、没有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时写道，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列宁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没有，没有任何矛盾，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指的是整个的共产主义形态，其中既包括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包括高级阶段——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

在上述《哥达纲领批判》这一著作中，紧接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这一段话，马克思对哥达纲领作了以下的指责：“纲领既没论到后者(即无产阶级专政)，也没论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区别开的。显然，这样的国家制度只能是指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而不是国家制度完全消亡的高级阶段。

按照你们的说法，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都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专政，而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将是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你们就漠视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国家制度的思想。可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这一思想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该书中，无产阶级专政被看成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的国家。正如列宁所解释的，这已经是“过渡形式的国家(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随着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国家将消亡，因为没有剥削的阶级，因此不能镇压哪一个阶级。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有必要保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监督劳动量和消费量，还有必要对资本主义传统的体现者、染上旧习气的人们采取强制手段。

这些职能(列宁那么富有远见地预见到了这些职能的必要性)也就是现在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职能。它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的、彻底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发展成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后者又随着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

中共中央的信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同上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和消亡的辩证过程相对抗。根据这个公式，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胜利以前都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在这之后它就立刻消失了。但是，专政这一概念要求实行阶级统治。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情况下，能去统治谁呢？统治“资产阶级”吗？从这些分子的存在中绝对不能得出必须要有一个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的结论，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还不能放弃国家的强制，不能放弃国家政权。

你们认为，下述结论——即从国家内部的发展任务这一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再是必需的了——似乎造成了严重的危险，“促进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的传播”，认为这意味着用“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明显地暗示由此而来的社会制度变质的危险。

但是，苏共二十二大确认我们的国家是全民的国家，难道这削弱了同一切对社会主义社会有害的分子的斗争吗？相反，这种确认使这一斗争变得更加富有成效，因为它保证吸引了最广泛的社会阶层、全体人民参与这一斗争。我国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如此广泛的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依靠，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了如此广大的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的日常工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意味着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民主变成真正的全民民主。这不是削弱国家政权，而是使它成为争取共产主义的更有效的手段。

苏共二十二大所做的理论性结论，是对苏维埃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早在30年代下半期，在消灭了所有剥削阶级之后，我们国家镇压敌对阶级的职能就消失了。在1936年的宪法中，取消了对选举权的一切限制，还取消了工人阶级原先在选举中享有的特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不是依靠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而是依靠全民了。

中共中央6月14日的信提出了不可能有全民国家的公式，来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活生生的经验相对抗。试问根据何在？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表示过反对“全民国家”的口号。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的是拉萨尔派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全民国家”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地批评了认为全民国家可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论断，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对于社会改造的必要性。但是，马克思和恩格丝毫没有谈到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全民国家。这是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你们的下述论断恰好也是这样，你们断言，承认党是全民的党就给共产主义建设造成严重威胁，你们企图把这种承认解释为“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解释为缩小党的作用。

这种论断粗暴地歪曲了苏共的立场。党变成全民的党，这是加强党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苏共纲领中谈到，共产党作为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它的意义在增长。党现在依靠着最广泛的人民阶层，不仅是工人，而且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都把党当作自己的党，当作自己的思想和愿望的体现者。怎么能认为这是对共产主义建设的威胁呢!

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了全体人民和它的先进部分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的目标，即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成了全民的目标。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这种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只能表示高兴，而不是悲伤。

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它的先进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由于它直接同最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相联系而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在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中受到最大的锻炼、拥有革命的经验而决定的。

共产党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这既是整个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也是党本身的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发生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在苏维埃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也不能不反映在党的身上。早在1939年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取消了根据入党人的社会地位所规定的入党条件的差别，因为这些差别，正如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说的，早已不符合“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已经改变了的社会阶级结构”。这意味着党的社会基础的扩大。现在党就其成分来说已经是真正全民的党。但是，就是现在，党也关心使党的队伍主要由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特别是工人来补充。

阶级差别的逐渐消失，是苏维埃社会在向共产党前进的道路上发生的现实过程。这个过程也不能不在党的发展中得到反映，这使党更加强大。实际生活表明，苏共成了全民的政治组织以后，加强了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获得了更大的力量，纪律更加严格了。我们可以说，我们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它能够解决建设新世界的最具雄心的任务。

同志们，我党代表团利用这个讲台，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了说明，阐述了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一些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的立场，并且解释了我们党在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的立场。

不能闭眼不看这种情况，即中共领导人使自己同苏共和整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这些分歧涉及世界发展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而中共领导人还在继续提出新的问题进行争论，不断扩大分歧的范围。

中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如何引起和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离开了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制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由于他们企图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强加给其他共产党，用这个纲领来代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这种状况使我们感到极严重的忧虑，因为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对我们党来说是最神圣的东西。破坏这种团结只会对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有利。

我们认为，不存在扩大我们之间分歧的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存在任何导致分裂的客观因素。当然，由于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条件不同，由于它们的社会成分不同，它们的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会产生某些不同的观点。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讨论和比较不同的观点，制定一致的立场，看作是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必要的方法。

但是，难道观点上的不同一定应该发展成为威胁我们的团结的原则分歧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致使我们联合起来。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劳动者的阶级利益的一致使我们联合起来。我们两国人民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一致使我们联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一致使我们两国联合起来，这种生产关系不是使我们的人民分离，而是使他们团结起来。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我们争取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争取和平事业的共同利益使我们联合起来。

只有帝国主义的诽谤者才会认为，像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一样，社会主义体系内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有共同商定的文件，它们全面地反映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确定了共同行动的方针。这就是1957年的宣言和1960年的声明。我们承担了共同的义务——那就是在我们的整个活动中坚定不渝地遵守这些文件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你们党不止一次地说过，它忠实于这些文件。我们呼吁中共领导在实践中遵守这些文件。

苏共中央全会指示我党代表团坚定地执行兄弟共产党团结的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两次莫斯科会议的历史性文件的基础上消除现存分歧的路线。

苏共中央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努力加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之间，苏共和中共之间，以及其他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中的兄弟友谊，以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运动的团结，以利于争取我们的共同事业——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

我们对我们的人民，对全体进步人类负有最重大的责任，他们热烈期待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分歧将在原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消除。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人民所负的这个重大的责任，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我党中央表示愿意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积极争取克服分歧。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加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苏共中央代表团将坚定不渝地遵循着这种意愿来同我们的中国同志们谈判。

邓小平：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苏斯洛夫：同意。那么下星期一上午10点钟再继续。这样就算达成了协议。

宣布休会到7月8日上午10时。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23—3826页

№08108 苏中两党会谈第二、三次会议记录：邓小平发言 [34] (1963年7月8日)

第二次会议

7月8日

邓小平：按照规定，为了我们工作，看来格里申不应该反驳吧？

格里申：今天是工作日。我不知道，同刘宁一一样。

康生：刘宁一不说话，也就是说，他同意。

邓小平：今天怎么办，看来，我发言？

苏斯洛夫：请。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的发言 [35]

邓小平：首先，我要表示，中共代表团受我党中央的委托到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是抱着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真诚愿望而来的。

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一致愿望。

同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愿望相反，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正在那里煽风点火，希望我们的谈判达不到任何结果。

我们希望，我们的会谈，能够像我那天在宴会上讲的那样，达到一个好的或者比较好的结果，来回答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的挑拨，这将符合 [36] 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革命人民的真诚的愿望。

中国共产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始终如一地为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最大的努力。

不用讳言，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原则性的分歧。分歧的性质是深刻的、严重的。这些分歧，严重地损害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削弱着我们共同对敌的斗争，威胁着我们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

正因为这样，我们没有理由不消除我们的分歧，不加强我们的团结。但是，应该指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也不用讳言，对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我们认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就必然会歪曲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

只要严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遵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分歧是能够消除的，团结是能够加强的。

我们很注意地听了苏斯洛夫同志代表苏共代表团在7月6日的发言。遗憾的是，在这个发言中，你们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随心所欲地解释宣言和声明。你们把我们在6月14日的复信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所阐述的观点，任意地加以歪曲和攻击。

你们的发言，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使用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心平气和的同志式的语气”，而是毫无根据地指责和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硬把一大堆罪状加在我们身上，如像什么“不老实”、“无原则”、“诅咒”、“诬蔑”、“粗暴的歪曲”、“荒谬的指责”、“骇人听闻的诽谤”、“耸人听闻的杜撰”、“毫无根据的攻击”、使用“敌人间才使用的语调”、“重弹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性的老调”、用“新路线代替现有的路线”、“把自己的路线独树一帜”、“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对宣言和声明进行总修正”、“离开了宣言和声明的原则”、“违背列宁主义”、“教条主义”、“家长制”、“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运动的阶级立场的背弃”、“阻挠各兄弟国家之间经济合作过程”、“阻碍革命事业”、“阻碍社会进步”、“损害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支持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使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离开共产主义”、把南斯拉夫“推入帝国主义的怀抱”、“政治迫害”、“向整个运动发布总路线”、“把自己错误的纲领强加给其他兄弟党”、“把一条准备革命的千篇一律的方针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派别活动”、“分裂活动”、“建立少数党集团”、“支持别国兄弟党的反对派分子”、“干涉另一个党的内部事务”、中共“要的不是协议而是争吵，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等等。

对于你们的这些指责和攻击的语言，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但是，我们愿意指出一点，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双方在会谈中都要坦率。在你们的发言中，坦率地讲了你们的观点。这样并不坏。

在苏斯洛夫同志的讲话中说到，你们将在必要的时候公布我们党的文章和信件，我们欢迎这种态度。你们还讲到，准备发表批评我们的文章。你们发表之后，我们报刊一定转载，以便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进一步了解你们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是能够辩明是非，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的。

你们7月6日的发言，我们认为，有许多原则性的错误。我们今天不可能作全面的答复，只准备对其中的若干问题作初步的评论。我们党在详细地研究了你们的意见以后，将考虑作出答复。

对于我们两党这次双边会谈中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两党中央已经交换过多次信件。我们双方都赞成，对于许多重大的原则性的问题，需要逐点地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系统地陈述了我们的观点，并且作为我们的建议。我们认为，我党中央在这封复信中提到的问题，连同苏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信件中提到的问题，都应该是这次两党会谈的讨论基础。

苏共代表团在发言中，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从什么地方讲起呢？我们愿意从这个问题，也就是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讲起。我们愿意对历史事实加以分析，来回答分歧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从历史事实的分析中可以说明，苏共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路线的错误，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我今天的发言，是我党中央6月14日信件中所提到的一个方面的问题的一点补充。下面所谈到的问题，有不少内容是交换信件中没有公开讨论的。在这次两党会谈中，我们愿意本着坦率的态度，对苏共同志谈清楚。

现在，我讲讲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

苏斯洛夫同志在讲话中讲到，我们和你们的分歧，似乎是由于中共领导“企图把自己的错误纲领强加给其他共产党，用这个纲领来代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

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不正确的。

事实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坦率地说，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的原则分歧，追本溯源，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引起的。

过去我们在公开的场合，为了照顾你们的处境，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只是指出：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违反了1957年宣言的缘故。

现在看来，为了真正消除分歧，加强团结，不彻底弄清楚分歧从何而来是不行的。

为了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必须弄清楚分歧的由来、分歧的性质，必须对一系列的原则分歧进行逐点的、充分的、详细的讨论。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寻求消除分歧的途径。

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来回顾一下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7年多的事实吧。

我们先谈从苏共二十大到1957年莫斯科会议这一段时间的事实。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二十大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所谓“和平过渡”和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两个问题。

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也就是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的问题，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我们曾经多次同你们谈过，我们的观点你们是很清楚的。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再详细地、全面地阐明我们的观点。

在这里，我只简单地谈论如下看法：批判斯大林的某些错误是必要的。揭开盖子，破除迷信，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必须正确。

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事实说明，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共领导同志为了在一系列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辟道路而采取的重大步骤。

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在实质上针对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37]

我们认为，苏共领导同志对斯大林的这样的批判，原则上是错误的，方法上也是错误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由于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引起一个反苏、反共的高潮。帝国主义、铁托集团、各国反动派乘机向苏联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给许多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在这期间发生的最突出的事件，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我们历来认为，苏共在处理波兰事件中，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企图用压服的方法，甚至企图用动武的方法来压服波兰同志。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法，不仅是对待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而且是一种冒险主义的态度。

紧接着发生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匈牙利事件同波兰事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苏共同志对解决兄弟党、兄弟国家内部的波兰事件问题时采取压服，甚至企图动武。

而苏共对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又是采取什么态度呢？苏共领导曾经企图放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你们知道，我们当时是反对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投降主义的态度。对这两个事件的过程和细节，我们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讲。

苏共二十大的错误，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加拿大、美国、丹麦、荷兰、法国等等国家的共产党内，都出现了公开的、修正主义的反党派别。

同时，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也使一些过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党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道路发展。

苏共二十大以后，从1956年起，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谈中温和地批评了你们的错误。苏斯洛夫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沉默了7年，这是没有根据的。

事实上，无论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还是在过渡的形式，也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都曾多次向苏共领导人阐述过自己的立场。而且我们的这些看法你们也是知道的。 [38]

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同米高扬同志的谈话，随后毛泽东同志同尤金大使的谈话，都对斯大林问题表示了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说斯大林“功过各半，是不对的”，“总是功大于过，要三七开，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毛泽东同志的简单的语言就是这样说的。

你们后来反对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三七开，这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要具体分析，要全面估价，要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

1956年10月 [39] ，周恩来同志同波诺马廖夫同志(当时是参加我党八大的苏共代表团的成员)谈话的时候，在斯大林问题上也同样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周恩来同志在同波诺马廖夫同志的谈话中，批评了苏共同志的错误：一、“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二、对斯大林“完全没有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三、苏共领导同志“缺乏自我批评”。周恩来同志讲了这么三条。

1956年10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尤金同志的时候，又谈到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他并且指出，对于斯大林这把刀子，你们根本不要它，把它丢掉，结果敌人就拿这把刀子来杀我们。这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又接见尤金同志。他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1957年1月18日，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代表团第五次会谈中，谈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曾经指出，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同斯大林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方面所犯的某些错误有关的，也是同苏共领导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所犯的错误有关的。谈话中周恩来同志还再次谈到我们对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三点意见，就是：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没同兄弟党商量。

此后，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同志到莫斯科以前同尤金同志的谈话，周恩来同志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时同赫鲁晓夫同志的谈话，都同样地提出了我们对斯大林问题的意见。

还要谈到的是，在波兰事件发生的时候，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会谈时，也曾经谈到斯大林的问题，并且批评苏共同志在波兰事件中犯了斯大林时代就有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由此可见，从1956年4月开始，我们就不断地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怎么能说我们沉默了7年呢？

我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善意的，是诚恳的。我们当时提出这些意见，提出这些批评，只在内部少数人谈话的时候进行的。我们没有在公开场合批评你们。我们提出这些意见，提出这些批评的用意是很明白的，是为了共同对敌，为了促使苏共领导人反省，不要走得太远。 [40]

在那个时候我们写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帝国主义和铁托集团，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你们说，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和我在过去的讲话中都赞成你们的“反对个人迷信”、批判斯大林的做法。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是的，当时我们的讲话中，为了照顾到你们当时的处境，为了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威信，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措词是很慎重的。但是，我们在适当地表示了赞成你们的某些措施的同时，又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批评了你们的错误，只是没有指名就是了。这是很明显的。

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的态度一贯是很明确的。赫鲁晓夫同志曾经对中国挂斯大林的像的问题多次指责我们。这就是一个证明。怎么能说我们完全赞成你们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做法呢？

同样的，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也是多次向你们提出了我们的看法。你们很清楚，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前夕，在起草文件过程中，我们曾经批评了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个人向你们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这个提纲，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观点，丝毫没有含糊的地方。只是为了照顾到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相衔接，为了照顾你们，我们才同意用宣言及其以后的声明所采用的那一段话的词句。

你们在7月6日的讲话中，说我们“不真诚”，“无原则”。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赞成两手，只赞成一手，只赞成非和平过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提纲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我们最近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所讲的，也是同样的观点，没有丝毫的改变。

我愿意提请苏共同志回忆一下，你们起草的莫斯科宣言第一次草稿中，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只有和平过渡。只是在我们提出意见之后，才改成后来那个样子。这个稿子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们的真正观点是什么，真正的立场是什么。

总之，无论在斯大林问题上，还是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我们都曾多次提出过意见，并没有沉默。但是，我们为了使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发表一个大家能够同意的比较好的宣言，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做了必要的妥协，其中包括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提法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

你们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这样的问题上“不真诚”，“没有原则”，我们要问，究竟是谁不真诚，没有原则呢？1957年莫斯科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间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制订了1957年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纲领。

我们本来希望，苏共同志同各国兄弟党一起，按照宣言的革命原则，努力发展世界的革命斗争，把我们的目标对准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同志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违反宣言的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越来越远。那个时候，你们对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不随风倒，恨极了；对我们不赞成你们的“和平过渡”，不赞成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恨极了。就在这个时候你们以为内部问题解决了，就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党，严重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

你们在这个时期究竟干了些什么呢？还是让我们举一部分事实来说明问题。

1958年4月至 [41] 7月，苏共向中国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问题，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看清楚了你们的意图。你们没有达到你们的目的。

接着，你们在言论上和行动中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活动。

你们连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特别是人民公社。

例如，1958年12月，赫鲁晓夫同志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的谈话。

例如，1959年7月，赫鲁晓夫同志在波兰一个农业社的讲话。

1959年6月，你们单方面废除帮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制造原子弹的协定。

接着，1959年9月9日，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第一次把中苏分歧公开在全世界面前。

同年11月，赫鲁晓夫同志对印度《新世纪》记者谈话，公开指责中国是“愚蠢的”、“可悲的”。

1959年9月的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同志大肆宣扬“三无世界”，就是“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极力美化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把和平共处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鼓吹美苏合作决定人类命运，实际上宣扬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

就在这个时候，你们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附带说一句，艾森豪威尔是不承认有什么“戴维营精神”的。

就在这个时候，你们觉得有了一个什么“戴维营精神”，似乎从艾森豪威尔那里抓到了一根稻草。这样，你们就放肆地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的言论。

1959年9月30日，在我们建国10周年庆祝宴会上，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说，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1959年10月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42] 的讲话，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

1959年10月31日，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告中，说什么像托洛茨基那样“既不和，也不战”。

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要“对对表”，并且说，“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

1960年2月，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同志又辱骂什么“破套鞋”。同时，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攻击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犯了“狭隘民族立场”、“狭隘民族利益”的错误。

所有这些讲话，我们，你们，我们的敌人，都很清楚地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什么。

在这个时期，苏共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和社会科学、苏共党史等方面，继续宣传和发展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观点，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讲话就不行了。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批判了某些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就在这3篇文章中，我们的斗争锋芒，仍然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的错误。

接着，发生了美国U 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破产，本来不存在的所谓“戴维营精神”垮台了，证明苏共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1960年6月世界工联理事会的北京会议上，苏共同志支持的总报告草案，又强调“三无世界”，不同意谴责艾森豪威尔，不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苏共领导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散发了一个全面攻击中共的通知书，并且组织一批兄弟党代表团围攻我们。

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这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破坏兄弟党的团结，破坏兄弟党关系准则，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活动，所引起的恶劣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布加勒斯特会谈后，苏共同志采取了4个步骤把中苏之间的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1960年7月16日，苏联方面单方面决定，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撤走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1300多名，并且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使得这些协定和合同中规定的许多建设项目、技术设计、设备安装和科学技术研究的进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还制造中苏边境纠纷，禁止我国在苏联发行《友好》周刊，无理要求我国召回驻苏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由于阿尔巴尼亚同志不同意苏共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错误做法，苏共同志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提议，宣布短暂休息。)

布加勒斯特会谈以后不久，我们两党在1960年9月举行了两党会谈。在两党会谈以前，我们发出了给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两党会谈中，我们指出了你们在敌我关系和兄弟党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就是在敌我关系上摆错了位置。

上述有些事实，我们在那次会谈中已经谈到了。所以，有些细节，我今天就不谈了。

接着，在1960年 [43] 10月的26党起草委员会上，我们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

本来，我们期望，在起草委员会上，能够在各方面取得一致的协议，制定一个共同的文件，提交81国会议通过，开一个团结大会，最为有利。但是，结果还是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放到81国兄弟党会议上去讨论。

1960年 [44] 11月，举行了兄弟党会议。苏共同志在会前发出了进一步全面攻击中共的信件；发动了一批兄弟党在会上对我们进行围攻。

在会上，我们坚决反对苏共同志的这种错误做法，批判了你们的错误，反对了你们在声明草案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同时，为了使会议达成协议，我们又一次照顾了苏共同志的需要，作了一些妥协(还是关于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关于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

当然，也应该说到，苏联同志在会上也作了一些妥协。所以，会议通过了大家都能接受的莫斯科声明。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声明。同样的，我们本来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可是，事实的发展，又一次同我们的愿望相反，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愿望相反。

莫斯科声明签字以后，苏共同志根本不把兄弟党的协议放在眼里。从签字的第二天起，就不断地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以及我们之间达成的各种协议，越来越严重地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展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同宣言和声明相违背的。在81国兄弟党会议上被否定了的一些错误论点，又在苏共纲领中出现了。

你们在前天的发言中说：“在这些决议上签了字，而后又违反和践踏这些决议，这就是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这样做的，在我们看来，不是别人，正是苏共同志自己。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主要的事实吧!

1960年12月2日，就是在莫斯科声明签字的第二天，赫鲁晓夫同志就在酒会上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同声明签字相隔只有24小时。相隔48小时也好哇。仅仅相隔24小时，就违反了声明中对南斯拉夫的估价和编辑委员会中的协议。

今天在座的许多同志都记得，当时，我们两党指定了一些同志，讨论南斯拉夫的问题。当时苏共方面参加的，有苏斯洛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中共方面参加的，有彭真同志、康生同志、胡乔木同志、刘宁一同志，还有别的同志。当时，双方肯定了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彭真同志插话：当时，苏斯洛夫同志代表苏共方面说，苏共在报刊上不讲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莫斯科声明是12月1日大概像今天这样的时间前后签字的。12月2日，大约过了24—25个小时，你们就否定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达成的协议。

我们不理解，是不是就在这24个小时中，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就改变了自己的错误了呢？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共同志不顾我们再三劝告，采取一系列步骤恶化苏阿关系，这很像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共领导很快地恶化中苏关系一样。

1961年3月，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决议，提出发罗那军事基地的问题。

4月，苏联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

5月，苏联把由苏联军人掌握的舰艇撤离发罗那基地。

8月，华沙条约国兄弟党代表会议拒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出席。

9月，华沙条约国国防部长会议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参加。

在这以前，苏联已经断绝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

所有这些步骤，来得这么急，这么猛，好像是1960年恶化中苏关系的翻版。

在苏联采取了这些恶化苏阿关系的步骤之后，中共领导人多次劝告苏联同志不要做绝，要主动改善关系。9月30日，我在同契尔沃年科同志的谈话中，表示了我们的这种愿望。1961年10月6日，刘少奇同志在同契尔沃年科同志的谈话中，也表达了我们的这种愿望。周恩来同志在那个期间了也曾经几次同苏联同志谈到这个问题，劝告苏联同志，表示了我们的希望。

但是，这些劝告苏联同志都听不进去。如果说，在斯大林问题上，和平过渡问题上，由于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苏共同志对我们恨极了；如果说，由于中国不同意建立长波电台、共同舰队，你们对我们恨极了，那么，同样的，由于阿尔巴尼亚同志不赞成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攻击中国共产党，你们对他们也恨极了。

那时，我们的劝告，你们听不进去。苏共同志不但没有主动地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途径，反而变本加厉地在苏共二十二大把苏阿分歧公开地暴露在敌人面前。

你们在苏共二十二大集中搞了些什么呢？事实表明，你们集中反对阿尔巴尼亚，公开指名攻击和污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甚至号召推翻霍查同志和谢胡同志的领导。

在苏共二十二大会议上，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你们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你们很不高兴。你们实际上用各种方式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你们在这次会议上还搞了些什么呢？你们还集中地大反斯大林。

斯大林是1953年去世的，到苏共二十二大，已经8年了。死了8年，在苏共二十大又已经反得那么厉害，这回又大反一次，出于什么目的？是不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的阴魂缠住你们呢？

我们认为， [45] 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了一个我们认为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和纲领；还进行了反对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反对斯大林这么三件大事。

(宣布休息到15点)

第三次会议 [46]

7月8日

邓小平：可以继续吗？

苏斯洛夫：请开始吧。 [47]

邓小平同志：我们谈到了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

我们觉得，苏共纲领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宣言和声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一条系统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路线。

我们觉得，苏共纲领在一系列问题上违反宣言和声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一条系统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路线。我们觉得，你们实际上违反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顺便说一下，这在你们今年3月30日的信中，表达得也很清楚。

在你们的纲领中，你们提出了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党的学说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错误理论。你们还宣扬离开阶级观点的所谓人道主义，所谓自由、平等、博爱。

苏共二十二大后，1961年12月，苏联采取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史无前例的行动，同阿尔巴尼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上，你们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你们的代表把民族解放运动同和平运动对立起来，诬蔑民族解放运动为“死尸运动”。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阐明了我们的正确观点。会后，十几个兄弟党给我们写信围攻。我们知道，是有一个指挥棒在那里起作用的。

1961年12月至1962年2月间，印尼、越南和新西兰等兄弟党提出了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这些建议，实际上遭到了苏共的拒绝。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给我们安上了3个罪名。这3个罪名是：中国报刊支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行为”，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了自己的“特殊立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什么所谓“独特路线”。

1962年4月7日，中共中央写信答复苏共中央2月22日的信，提出了有关准备召开兄弟党会议的5点积极建议，主要内容是：和缓关系，停止公开攻击，兄弟党之间举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会谈来交换意见，改善苏阿关系，等等。

所有这些建议，实际上又被你们拒绝。苏共中央在5月31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接着，1962年4—5月间，你们在我国新疆制造事件，进行颠覆活动。

1962年8月25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说，将同美国缔结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定。在我们看来，搞这样的协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你们同美国商量好了来束缚中国的。

1962年10月，在印度向中国边境大举进攻以后，苏联进一步向印度提供军事装备，大力进行经济输血，在政治上支持和鼓励尼赫鲁反华。

你们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得到了美国的赞扬。美国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说：“我认为印度同莫斯科保持尽可能友好的关系，非常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的，也非常符合我们(指美国)的利益的。”这是哈里曼在1962年12月9日说的。接着，12月18日哈里曼又在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中说：“美国希望看到苏联在支持印度的防御力量方面提供帮助。”

在中印关系的问题上，你们做得未免太过分了。你们忠心耿耿地同肯尼迪、尼赫鲁共同反华。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962年10月，发生了加勒比海危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认为，你们犯了两个错误：你们把导弹运进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接着，你们在美国核讹诈面前惊惶失措，又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

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把导弹运进古巴？我们有经验。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理解，这件事的性质，同你们想在中国搞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性质很有点相像。保卫古巴并不需要导弹。那么，你们把导弹运进去，是对它帮助，还是害它？我们怀疑，你们运进导弹是一种企图控制古巴的行为。

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们不同兄弟国家商量。你们天天讲核战争的危险，但是，你们却这样轻率地玩弄核武器。

你们解释说，你们这样搞，是为了换得美国的什么“保证”。而且，你们说，你们真的得到了什么“保证”。

事实怎么样呢？结果，在美国的威胁下，还不是不得不撤出了导弹？你们还千方百计地去说服古巴的同志，要他们接受损害主权的、干涉他们内政的“国际视察”。你们还向全世界人民宣扬，替美帝国主义搽粉，要他们相信肯尼迪的什么“保证”。

赫鲁晓夫同志在1962年10月27日和28日给肯尼迪的信中说，肯尼迪“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我对您所表现的分寸感以及对您目前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所承担的责任的理解，表示满意和感激”。

究竟美国给了什么保证没有呢？看看1963年1月11日腊斯克是怎么说的。腊斯克说：“不论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危机期间在什么程度上承担不侵犯古巴的义务，这种义务并未生效。”他又说：“根本不存在这种义务。”

1963年3月13日 [48] ，腊斯克又说，美国“没有作出不进攻的无条件的保证”。

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在加勒比海事件中，坚决捍卫古巴的主权，积极支持古巴的5项要求。我们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有些人说，这是我们反苏。这真是很奇怪的论调。

紧接着加勒比海危机之后，从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对中国、反对马列主义的浪潮。这主要表现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5个党的代表大会上。

在这期间，赫鲁晓夫同志发表了2篇讲话，《真理报》发表了2篇文章，我们都全文转载了。在这期间，有40多个党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

你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举例说，像东德这样的党代表大会，甚至用跺脚、吹口哨、起哄这些令人……(该怎么样说呢？)难以相信的手段，无聊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参加德国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在这里，就是伍修权同志。他当时在会上说了一句：“这就是你们德国人的文明吗？”

当然，问题不在这里。 [49] 问题在于，如果它是一个严肃的党，是掌握真理的党，是理由在它那一边的党，它就不会采用这种手段，它完全可以用讲道理的方法。当然，人们可以说，这是德国党自己干的事。但是，我们坦率地说，难道苏联同志没有分？在这几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攻击中国共产党，完全排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另一方面，硬要把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拉进国际共产主义的队伍中来，为铁托集团翻案。在德国党代表大会上，起哄、吹口哨、跺脚，刚刚是在我党代表根据莫斯科声明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正是按照原文一字不改地读莫斯科声明的时候发生的。

上面说的苏共二十二大以后的一系列事实，说明什么呢？说明苏共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一步制造分裂，而且是越来越凶，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有组织，规模越来越大，气势是非把人压倒不可。

我想指出，这种方法，你们是用得很习惯了。你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就是用这种方法。在上次(1960年)两党会谈时，我就说过，幸好是彭真同志去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谈，他有80多公斤，顶住了；我只有50多公斤，要是我，我就垮了。以后，在德国，幸好是伍修权同志参加，他也有70多公斤，他也顶住了。坦率地说，这种方法没有什么用，不能证明自己正确，不能证明有道理。相反的，对一个光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说，是一种亵渎。

波诺马廖夫：而格里申同志重70公斤。毕竟这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在北京会谈的时候开始的。这就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开端和原因。 [50]

邓小平：我懂得你的意思。 [51]

彭真：请等一下。 [52] 有你们讲话的时间，你们有多少，讲多少，我们都听。

邓小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很严重。全世界几十个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党进行了围攻。帝国主义反动派配合了这种围攻。

所以，在你们对我们发动了一系列的放肆的攻击之后，我们不得不发表7篇文章进行答辩。顺便说一说，我们发表了8篇文章，7篇是对某些兄弟党对我们攻击的答复，另一篇是《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是对印度丹吉集团说的。

至于印度的丹吉集团，不管你们怎么看，我们看它不像共产党。

在这期间，我们发表了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你们没有发表我们的文章。

以后是中苏两党交换信件：2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3月9日中共中央的复信；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苏共中央给我们的信，我们都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没有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在中苏两党会谈前，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接连地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6月27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大使馆，要求召回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等5人；同一天，也就是6月27日，苏联公民砸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新闻图片橱窗；6月29日苏共发表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尽管苏共中央和苏共领导人采取了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步骤，中共中央在7月1日的声明中，仍然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决定如期派出自己的代表，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今年7月4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再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

我们7月5日发表声明，还是照样派代表团来，照样责成我们代表团本着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来进行会谈。

苏共领导最近的声明、决议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重复地讲，中共破坏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共中央3月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是这样说的：“这件事(指停止公开论战这件事)，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现在，两党会谈刚开始举行，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怎么说得上破坏协议呢!？

或许苏共同志在想， [53] 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想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比如说，想攻击哪个兄弟党，就放肆地不顾后果地攻击，并且组织兄弟党一块儿围攻；一旦自己需要停止时，就可以不经过平等商量，就下命令停止讨论。

我们觉得，在这样的问题上，还是采取平等的态度比较好。

有些人说，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公开争论的号召。但是，赫鲁晓夫同志刚提出停止公开争论，接着就马上发出一连串的攻击。这难道是言行一致吗？

坦率地说，我们的7篇文章只是答复某些攻击我们的兄弟党的。我们对苏共领导同志和苏共报刊发表的攻击我们的文章，还没有作直接的答复。

苏共同志说，我们6月14日的信是对苏共“毫无根据的和诽谤性的攻击”。但是，我们的这封复信，只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且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意见是提出来讨论的，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苏共同志却说是诽谤和攻击。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本身并不是作为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倒反而不是什么论战、诽谤、攻击。我们感觉，这是很奇怪的逻辑。

总之，近一个月来，苏共领导同志采取这么一系列做法，应当说，实际上是打着停止公开争论的幌子，来加剧公开争论。

在这段时间，苏共领导 [54] 采取武断的、蛮不讲理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共产党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提出的积极建议；并且进一步把两党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以及你们的报纸这些天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评论和消息，使人不能不怀疑，你们是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有意地毒化气氛，你们正在加紧进行公开破裂中苏关系的舆论准备。我是有这么一个怀疑的。

我们不能不郑重地指出，你们正在把中苏关系引导到破裂的边缘。我们还要郑重地指出，在你们大肆组织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你们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态度，是同1960年声明相违背的。

我们在1960年9月10日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中，曾经指出苏共同志实际上认为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和美化艾森豪威尔的一系列言论。

近2年来，苏共同志对以肯尼迪为首的美国政府，又发表了许多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言论。例如：你们把肯尼迪比作罗斯福。

1962年7月13日，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我想，美国对我们也没有任何野心。”1963年6月15日，赫鲁晓夫同志在评论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的演说的时候，又为肯尼迪搽粉，说：“他的这篇演说包含着一系列积极成分，证明他清醒地考虑了现实情况。”顺便说一说，我们要问，肯尼迪最近在西柏林的演说，是不是也是“清醒地考虑了现实情况”呢？

正是基于这种把敌人当作朋友的错误的立场，苏共同志在许多场合，极力鼓吹苏美合作决定人类命运的错误观点。这明显地表现在：1961年10月25日，葛罗米柯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中谈到苏美关系时，是这样说的：“如果这两个大国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来保卫和平事业，那么，谁还敢破坏和平，谁还能破坏和平？谁都不敢和不能。世界上没有这种力量。”1962年12月13日，葛罗米柯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苏美两国之间有信任和合作，就会有和平；在苏联政府首脑Н.С.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违反1960年声明的。

声明说：“我们时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两个社会体系的斗争，决定于社会主义、和平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侵略力量的斗争……”

我们大家都知道，无论宣言和声明，都没有说人类的命运要由美苏合作来决定。

关于苏共对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态度，我们在今天的发言中不可能专门来讨论。但是，我们愿意坦率地指出，尽管在某些场合，在某些时候，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也说过一些正确的话，但是，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不是那样支持的，甚至是反对的。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个问题有机会再谈。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我们需要专门讨论。苏斯洛夫同志在前天的讲话中，为南斯拉夫作了一大篇的辩解。但是，我们还是相信1960年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的评价。道理很简单：有那么一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花了50几亿美元豢养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为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的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像声明里边所说的，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1957年宣言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像声明所说的，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那么一个声明中所说的，他们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结的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

上面，我们对7年来的一些最重要的事实作了一个回顾。我们觉得，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承认，事实是最雄辩的。

从7年来的事实中可以看出，究竟谁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谁反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谁维护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谁维护团结？谁在搞分裂？谁遵守宣言和声明中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谁真正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上面所说的7年来的事实中得到答复。

我们讲这么一篇东西，当然有些语言“不好听”，但是我们讲的是事实。

你们讲的语言也不好听。这不要紧，重要的不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弄清楚，大家好好地、冷静地考虑一下，分歧究竟从何而来，从而找到消除分歧的途径，好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们今天讲的大量事实，在我们的公开文章中并没有说过。但是，我们觉得在今天这样两党会谈的场合，应该坦率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如果不对，同志们可以批评。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是有益的。因此，我们想提出几点意见来，请苏共同志好好地考虑一下。

我们希望苏共同志考虑一下，苏共同志是不是把敌我关系的位置摆错了？

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不明白。 [55]

邓小平：这是个老问题。1960年两党会谈时，我们就提出过。我们是这样看的：你们并不是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是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过去，你们捧艾森豪威尔，现在你们又捧肯尼迪。你们把肯尼迪、尼赫鲁、罗马教皇、铁托当作朋友，把兄弟的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看作是仇敌。

刚才说的1960年中苏两党会谈时，我们就着重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你们说，不用担心。现在看来，我们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的。

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对待帝国主义，特别是在对待美帝国主义问题上，有时候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有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实际上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害怕民族解放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引起世界大战，反对一切战争，这是犯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错误。

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犯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的错误。我们觉得，苏共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你们坚持反宣言和声明的独特立场，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对不接受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兄弟党施加政治、经济以至军事压力，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你们在兄弟党内还进行一些颠覆活动，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

总起来说，我们觉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领导所推行的路线，是违反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路线，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反对革命的路线。

我们恳切地希望，苏共同志要看到7年以来，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你们把光荣的、伟大的、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引上多么危险的道路。

我们愿意郑重指出，苏共领导同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错误路线，已经在国际范围内使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少兄弟党在苏共领导同志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教训，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教训，伊拉克共产党的教训，印度共产党的教训。此外，还有意大利共产党所提出的“结构改革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讨论这些教训，以后有时间再专门来讨论。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些兄弟党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严重地侵蚀党和国家的机体，损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由于苏共领导同志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

你们的错误的路线，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的声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人民中的威信，都遭到损害。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苏共领导同志喝倒彩。你们的错误，使他们越来越觉得通过“和平演变”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有了希望。尽管这是一种幻想，但是你们的错误鼓舞了他们。

我们诚恳地希望，苏共领导能够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不辜负全世界人民对列宁缔造的党、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的期望。

我们代表团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是以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一贯立场为指导方针的。

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们讲这些话，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苏斯洛夫：无疑，我们是不赞成的。

翻译：让我翻译完!我应该翻译完。

弗兰佐夫：翻译调节整个会议。

邓小平：我们应该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应该隐蔽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总比放在心里好。我们这样做，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不是加剧分歧，而是为了找出分歧的根源，找到彻底消除分歧的途径，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目的。 [56]

中共中央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尽管我们之间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国共产党总是尊重伟大的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

对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总是抱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成就，我们总是感到高兴；对于你们的错误，我们不能不感到深切的忧虑和不安。我们认为，对苏共同志的错误，这样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

团结对敌是各国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为了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中苏两党两国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使包括古巴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13个国家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使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团结起来。

我们希望，我们两党都能够以我们两党、两国的团结利益为重，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利益为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遵循宣言和声明，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中苏两党会谈，使得这次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相信，这也是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一致愿望。

5个小时了，我这一篇讲话就完了。怎么办？今天继续谈，还是明天再谈？

苏斯洛夫：我们建议休息到后天上午10点，我们需要了解你们的发言。

邓小平：我们同意。后天是你们讲，还是我们讲？

苏斯洛夫：按照顺序，该我们发言。

安德罗波夫：还是按照你们一次，我们一次的原则。

邓小平：这是安德罗波夫同志的发明。 [57]

№13011 赫鲁晓夫致哥穆尔卡函：蒙古希望加入华沙条约组织(1963年7月10日)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Ю.泽登巴尔同志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请求其就蒙古人民共和国打算加入1955年5月14日的友好、合作和互助的华沙条约表示自己的意见。

我们希望就此重要问题与你们进行商议。从自己这方面来说，苏共中央认为对Ю.泽登巴尔同志的建议可以持肯定的态度。

众所周知，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于1955年。在条约中指出，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和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和平。希望成为华沙条约的成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协助在目前业已形成的条件下维护和平的意向，在我们看来，值得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组织的成员国的支持。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沙条约组织，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将有助于继续加强这个组织在世界舆论界眼中的威望。

尽管身处亚洲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非欧洲国家加入华沙条约，大概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备忘录，以明确一下目前仅仅涉及欧洲国家的条约第4章，但这与条约总则并不矛盾。例如，在该条约的第9章里指出：条约为联合其他国家开辟了可能，这些国家，不论其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将表示为确保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准备通过参加本条约的途径，促进热爱和平国家力量的联合。这条规定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条约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况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定期地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重要机构——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工作。众所周知，最近几年里，蒙古人民共和国越来越多地发展了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就在不久以前，它已经成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这个组织最开始建立的时候，也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

苏共中央所遵循的理由就是如此，同时认为，对Ю.泽登巴尔同志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沙条约的建议持肯定态度是适宜的。

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华沙条约的事情，可以通过召开条约成员国会议的途径得以实现。这次会议(实际上这可能要求一次会议)可以于今年的7月在莫斯科举行，利用兄弟党和政府领导人出席经互会成员国会议的机会。由于阿尔巴尼亚实际上不再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工作，那么，也就不存在关于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寄送这封信的问题。苏共中央请你们就触及到的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Н.赫鲁晓夫

1963年7月1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65—3866页

№08109 中苏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记录：苏斯洛夫的发言(1963年7月10日)

第四次会议

7月10日

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我党代表团认真听取了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我们暂时保留我们重新回到这一发言中所提诸多问题上去的权利，我们认为，鉴于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讲话，我们今天必须讲讲自己的意见。

我们深为遗憾地指出，中共代表团前来谈判，看来绝不是想表达友好意愿，寻找相互理解和克服分歧道路的。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发言，看来你们完全是另一种目的——加深分歧，在达成相互谅解的道路上制造一个又一个新的障碍。这一发言开始所引用的关于中共领导希望同苏共统一意见和团结的溢美之词与其发言的内容和对我党莫名其妙的指责大相径庭。这一发言是以对我党的指责而告结束的。

邓小平同志发言的意图何在？难道这是同志式辩论的发言吗？不，其目的是败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治路线的名誉。不引用任何较为严肃的论据和证据，您往我们头上堆了一大堆最卑劣的诬蔑之词，诸如“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冒险主义”和“投降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反共颠覆活动”之类，直至把苏共的路线说成是“反革命的路线”。

我党代表团坚决否定这些指控和诬蔑。苏共领导博得了共产党员们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无限支持。我们的党不允许任何人诬蔑自己的领导。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就这个问题明确地发表了意见，表达了全体苏联共产党员和我国全体人民的意愿。在历史上有不少当时享有威望的活动家，他们企图败坏列宁党的声望，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为自己赢得荣誉和光荣，而列宁的党仍在大踏步地前进，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攻击我们的党不会有别的结果，只能使干这种不地道事的人身败名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你们又采取1960年那种已遭到各国共产党谴责的人身攻击方法攻击赫鲁晓夫同志。这种方法曾引起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的愤怒，今天也不会有其他结果。

赫鲁晓夫同志是我们公认的领导人。他表现的是苏共中央和我们全党的意志，他无限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保卫全体劳动群众的利益进行着非凡的斗争，因而他在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赫鲁晓夫同志以其忘我的劳动和斗争，以其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坚强信念和灵活的革命策略给帝国主义分子以准确的打击，他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他给广大群众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再次讲这些是为了让你们明白，近来贯穿于你们的发言和行动中的那种把苏共领导同全党对立起来的思想，对于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员们来说是何等的侮辱。

你们给苏联共产党员和全体公民们建议的是什么纲领，企图让他们同列宁的苏共中央对立吗？放弃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和平共处斗争的纲领吗？但是，请问，你们找到了一个苏联人支持这种纲领吗？

或是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重新回到个人迷信和他的措施上去的纲领？莫非你们希望我们的人们集合在反对人道主义，反对自由和民主的大旗之下？——邓小平同志在其发言中所批评的正是这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获得了真正意义的口号。

不，同志们，你们不了解我们的党，不了解苏联的人们和苏联的实际，看来你们所了解的这些方面的情况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否则你们就该明白了，我们不公布你们的材料绝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他们任何时候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万众一心地支持苏联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支持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我们之所以克制，唯一的原因是不希望加剧论战，是希望巩固与中共的团结。

从过去交换信件中，我们理解我们两党达成了停止论战的协议。前天我们才惊异地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我们恪守自己停止论战的承诺，不回敬对我们的诬蔑，不加强反对你们，我们这样做似乎又“破坏了”对等。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在其发言中，完全避而不谈我党代表团在第一次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共同深入讨论的问题。你们认为无须阐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和回答我们的论据——实质上是回答对你们在总路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的立场的批评。难道你们对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你们认为这些问题不值得注意？假如你们坐到谈判桌旁来是为了寻找真理，寻找解决分歧的途径，那就应该把这些问题放在注意的中心。

关于您发言的格调，我不能不谈谈看法。我不能步邓小平的后尘，堆砌诬蔑、谩骂之语。我谈事情的本质。我们从来不怪罪您的直率，即使是采取最尖锐的形式。但是这种直率我们在您的发言中见到了吗？绝对没有。您的格调是有意激怒对方，荒谬地指责对方，从而挑逗对方也采用您这种信口雌黄的人所采用的格调。

您的发言给达成必要的协议和消除现有的分歧增添了困难。

尽管如此，我党代表团认为需要重新强调，我党代表团不走你们的道路——挑起分歧和加深分歧之路。我们一如既往，认为谈判的主要目的不是加剧斗争，而是在争论的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使我们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在唯一的共产主义运动纲领——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按照这一目的，我们再次试图把我们的辩论纳入建设性轨道。我们把这个看成是我们今天发言的主要意图。

自然，在邓小平同志发言之后，我不得不回答他的某些指责。我们不想造成我们离开了您提出的某些问题和对此我们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印象。

但重点不在这里。为了使整个谈判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觉得必须公开地和直接地对你们讲，我们怎样理解你们的立场。在邓小平同志发言之后，许多我们不理解或不完全清楚的问题，现在开始清楚了。

一、关于分歧的原因和中共领导人对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所应负的责任

邓小平同志在其发言中特别提到中共和苏共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他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困难的责任推到苏共身上。我们应该坚决地宣布，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这一说法同实际情况毫无共同之处。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制造分歧的是我们的党，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在所有情况下，这种主动性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方。

仅把现有的分歧看成是中共和苏共之间的事也是不真实的。实际上，现有分歧是以中国领导人为一方和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一方之间的分歧。

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分歧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同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越来越远。这是任何一位把3月30日苏共中央的信和6月14日中共中央的信作一比较的人都能看清楚的。中共领导越来越滑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企图把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觊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的角色，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把那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指责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产生分歧的真正原因。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分歧由来时说，似乎分歧是由苏共二十大关于一系列原则问题的结论引起的。您声明，似乎你们当时没有同意苏共二十大对于一系列原则问题——关于个人迷信问题，关于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所作的结论和评价。但我们无论是从当时出席这次大会并看了苏共中央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那里，还是大会之后从其他中国领导人那里，都没有听到对于二十大决议的任何反对意见。

中共代表在国际共运纲领性文件——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上签了字，该文件都谈到了我党二十大的国际意义。

在上述宣言和声明中写道：“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而且对于开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和促使它进一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发展都具有伟大的意义。”

我们提醒你们，对二十大决议的支持，不仅表现在你们在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上签字，而且表现在中共本身的决议里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里。

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讲过，苏共领导在克服了个人迷信的后果后，“揭开了盖子”，他指出了苏共在这些问题上的决议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意义。

苏共二十大半年之后，1956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你们党的八大开幕词中讲道：“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讲：“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

在1956年中共代表大会上，在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苏共二十大决议也得到了详细的肯定的评价：

“今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的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现在中共领导们，正像邓小平同志发言那样，则是以讽刺的口吻来评述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二十大决议了，将其称之为“所谓的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斗争”。而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则是这样讲的：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做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著名文章中，中国同志这样写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中国的同志们当时就是这样评述苏共二十大决议的。不能十分肯定地说，似乎你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妥协的——谁也未胁迫你们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直率真诚。这是很好的号召。但我们现在想问一下，您在评价苏共二十大时的哪些讲话是直率真诚的呢？是7年前您在你们党的代表大会上强调二十大国际意义时所说的话呢，还是您现在在毫无根据地恶毒攻击苏共二十大的列宁方针时所说的话呢？

邓小平同志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当时是为了苏共的利益，考虑它的处境违心地赞成二十大决议才进行妥协的。这种解释不能不遭到稍微知道一些实际情况的人的讥笑。我们不知道邓小平同志说话的用意是什么，但我们认为必须指出，在斯大林死后，我们党由于贯彻二十大决议，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了。苏联经济不断地迅猛发展。苏联人民坚定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的周围，团结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周围。

所有想使我党脱离二十大道路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党集团受到我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坚决谴责便是有力的证明。苏共中央最近的全会和党的积极分子在全国进行的宣传活动清楚地表明了党和人民的统一和团结，表明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赞成和支持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路线和实践活动。

如果说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最近几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这首先是中共领导人进行分裂活动造成的，看来中共领导人把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

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每一个公正的人都会对您说，您对自己在评价苏共二十大上态度180度的大转弯所作的解释是虚伪的，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诸如战争与和平、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的斗争、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等这些原则问题上，不能也不应该犹豫和摇摆不定。看来，关于以下两点必须承认其中之一：或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同苏共中央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没有分歧，或是中国领导人不真诚，隐瞒了自己的观点。假如你们当时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决议，你们至少可以不发表类似的意见嘛。

至于我们，是在1959年底前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暴露出自己对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错误观点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中国的同志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

众所周知，你们第一次公开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方针是1960年4月：当时为纪念列宁诞生90周年你们出版了《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直接修正了1957年宣言关于当今时代特点、防止战争与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的结论。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把自己对于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正确的方针强加给各兄弟党。

1960年6月，在北京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在非党群众面前陈述自己错误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论战，开始反对集体制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一系列原则。

为什么你们单在这个时候开始攻击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呢？现在还难于详尽地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你们最近的文章，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发言说明了你们这样做的原因。甚至通过你们个人的声明也能看出，你们所遵循的原则绝不是努力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事情在于另外的方面：你们攻击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真正原因，正如你们自己承认的，是由于不满意苏联不支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的许多错误行动。

在《分歧从何而来》一文中，中国同志直接把自己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间开始公开论战，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支持中国在印中冲突中的立场这一事实联系起来。你们甚至说出了日期——1959年9月9日。众所周知，这一天塔斯社公布了阐述苏联政府对印中冲突立场的声明。

被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正立场所激怒的中共领导人，开始了反对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漫长争斗。

中国领导人还把自己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运动，同1959年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与苏美之间冷战的缓和(尤其是赫鲁晓夫同志访美期间)联系起来。你们在国际舞台上奉行特别的路线，你们把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国际紧张形势缓和，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关系紧张作为自己的任务。

最后，不能不看到中共中央开展反对苏共运动，同因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导致当时中国国内遭受经济困难之间存在的联系。中共中央在其党内和国家里如此起劲地批评苏共，是不是想把造成国内困难的责任推到他人头上？

中共领导人由于对根本的理论问题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追逐自己同共产党统一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的特别目的，因而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对苏共党内反对个人迷信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千方百计庇护斯大林。

我们想直接问你们，中国的同志们：你们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拉回来重新讨论它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们居心何在呢？难道你们想让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回到这种状况：一个人像神一样居于人民之上，并按照他个人的意见解决共产党活动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毫无希望的企图，它表明你们完全不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任何一个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会同意恢复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

难道为个人迷信牺牲了成千上万无辜人的生命，其中包括人民最优秀的儿子——共产党员的生命的苏联人民支持这一要求？难道通过自己的经验知道了个人迷信的所有后果——歪曲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列宁的党的生活准则，政治和经济上的恣意妄为的人民支持这一要求？我们在1937年、战争之初和战后年代，为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粗暴错误和犯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你们现在故意说“所谓的”个人迷信，假装不知道斯大林个人迷信给我们党和我们的国家，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

对你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我们不能不感到深刻的痛苦和不安。实际上我们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碰到公开为个人迷信唱赞歌。应该说，甚至在我国个人迷信的鼎盛时期，斯大林本人在谈话中也不得不回避这一小资产阶级的理论。

你们的那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批评的，似乎苏共没有客观而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作用，没有具体分析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它的后果。这些问题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材料中，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中得到了广泛的论述。

你们那种认识也是很险恶的，似乎苏共把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理解成否定工人阶级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望。包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我党不止一次强调，它珍重和巩固领导人的威望，在破除个人迷信时，党高度赞扬那些真正反映人民利益并把自己的精力献给共产主义斗争事业的活动家。

邓小平同志，除了众多的谬误和歪曲，出人意料地说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实践和事实是检查真理的最好标准。

然而，正是实践无可辩驳地证明着，贯彻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在我国生活中引起了多么明显的变化。从我们党坚决转向恢复列宁的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之时起，在10年时间里，苏联在发展自己的经济、振兴文化和科学、提高人民福利和巩固国防能力方面取得了多么光辉的业绩。在兄弟党彻底贯彻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您强调指出，似乎由于贯彻二十大路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其中您特别强调，在许多兄弟党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倾向。但是，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正是由于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摆脱了个人迷信的后果，摆脱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他们才能够反击修正主义并从思想上粉碎它。

你们心怀鬼胎，企图把二十大决议和著名的波兰事件以及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联系在一起。你们清楚地知道，苏共中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样你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同这些党对1956年秋季事件的看法和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哥穆尔卡和卡达尔同志在1960年会议上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做了详尽的回答。

我们不想重提这些问题。我们只想指出，你们的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似乎是二十大决议导致了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正如兄弟党的材料里说的，这些事件的原因之一是与斯大林的活动有关系的原匈牙利领导人的错误，由于斯大林的过错，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关系不平等现象。消灭了这些不平等现象和完全恢复了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原则的二十大，怎么能是匈牙利人民不满的原因呢？

你们现在想捞取资本，企图利用这些事件证明，似乎苏联犯了错误，而你们的干涉未必挽救了危局。

这是对苏共奇怪而荒诞的指控，这是来自中国领导人方面奇怪的主张。难道不是我们国家为了保卫兄弟的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牺牲了自己几千名儿女的生命，难道不是我国在友好的匈牙利人民危险的时候前去帮助他们？

为什么你们现在又重提往事，又翻匈牙利和波兰的旧案？这说明你们不仅在理论问题上，而且在最重要的实际政策问题上都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共同立场。

这就是我们对我们两党之间分歧产生的原因和中共领导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所应负责任问题的意见。

二、关于我们分歧的中心问题

我在一开始已经讲过，您在发言中回避了我们两党之间论战的核心问题。不过邓小平的发言有其有利的一面。这一发言帮助我们完全弄清了中共领导人的路线，在此之前我们仅仅是根据中共领导人对个别问题的立场来认识这条路线的。

我们建议集中精力讨论的正是这一路线。

如果不反对，可以建议休息20来分钟。

(休息)

我们认为，争论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那一长串所谓“事实”意义不大。如果分析一下，那算什么事实呢？它们多数是被肆意解释的诸多事件的日期。我们将向您补充说明这些事件以及它们真实的内容。我们认为现在最好是谈原则问题，谈方针、观点、政治路线。

既然我们对于你们的路线现在有了较为全面的概念，那我们的会议现在就面临着另一个首要任务——进行分析，看这一路线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想以此把辩论引上讨论原则问题和当今时代的根本问题的道路，从而使我们的论战转入建设性的轨道。

在分析你们的路线时，我们不想采用主观评价和“扣帽子”的方法，我们将用唯一可靠的观点——以其是否符合生活、实践、事实、马列主义理论基本原则的观点来审视它。对于我们，共产党员们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唯一的最高裁判。

我们早就知道，你们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但是，只有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才表明，事情不在于在个别问题上哪怕是最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事情在于要开展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行动。这从他攻击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便可看出来。——苏共二十大，按照写进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所有兄弟党一致的意见，这是一次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的代表大会。这从他对待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态度便可看出来——这种态度，正是企图把共产主义拉向后退，拉回它走过的历史阶段。

最后，这从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这里所表示的蔑视态度，我想说是敌视态度——蔑视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而生存和它对反帝、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斗争新途径的探索，便可看出。

从邓小平同志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角度看，又提出了我们以前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的分歧。

说实在的，在谈判开始前几天，从今年6月14日中共的信里我们就明了事情的趋向。在这封信里，你们提出了对当今时代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所谓“建议”。前天邓小平同志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建议遭到我党的激烈批评。

是的，我们是可以解释的。第一，我们认为信的内容，信里对我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发难，对他们政策的有意歪曲是诬蔑。第二，难道还不清楚，中国同志提出总路线的问题，是想以此一笔勾掉载明了集体制定的当今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莫斯科宣言和声明。

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之后，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就更清楚了。确实，不能否定苏共二十大，同时就得承认在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固定下来的总路线。

是的，按照普通逻辑，你们，同志们，是不能否定的。谁说了“一”，就应该说“二”。你们向二十大挥拳，就不可避免地要向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进攻。

你们号召我们要直率坦诚。那就请允许我直接地明确地对你们讲，现在已十分清楚，你们在最近活动中所遵循的思想和理论，是完全同莫斯科会议文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许多问题上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这从你们对一些根本问题——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问题、当代解放运动和反帝运动的领导者问题、战争问题、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解释中便可清楚地看出来。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没有阐明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所以必须哪怕是简要地指出，从你们打印的和口头讲话里得出了哪些结论。

我从基本矛盾问题讲起。

难道可以同意中共领导的论断吗？似乎是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矛盾(我顺便指出，这个原则，看来是其所建议的“总路线”的主要原则)？

我们说过，现在再次重复，这种对当今时代主要矛盾的评价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这是对唯一正确的观点——阶级观点的背离，是以民族主义的地理的和任何其他的，总之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取代阶级观点。正在斗争的和已获得解放的殖民地人民为一方，帝国主义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的矛盾再尖锐、再重要，毕竟不是这一矛盾决定着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方向，不是这一矛盾构成这一发展的主要动力。

由于错误地估计时代的基本矛盾，导致了对两支伟大的革命力量——今天不仅由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而且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为其代表的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当代革命的、解放的反帝运动中所占地位的错误估计。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这两支力量在今天发挥着巨大的革命作用，它们的斗争构成了世界解放过程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丝毫不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能力和前景，与此同时，把世界反帝斗争的领导者角色赋予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把所有的反帝的解放运动引上彻底的反帝斗争的轨道并把它进行到底。只有在这种领导条件下，这一运动最终才能获得社会主义性质，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从这里引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关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主要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当今时代的中心等原则。这些原则是莫斯科声明中固定下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础。

中国同志有什么地方与此相违背呢？从对时代特点、它的基本矛盾、社会力量分野的错误估计出发，你们把民族解放斗争作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

如果不信口开河，而是把自己的理论贯彻到底，那么，这样提出问题就等于强调，当代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小资产阶级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而不是国际工人阶级。

你们提出了这种观点，还敢指责我们背离了阶级立场和无产阶级立场!

我们很难相信，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这些方针仅仅是由于理论迷惑。

我们想分析一下中共领导关于当代最重要的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立场。

对中共领导最近3年多以来讲话的分析表明，中共领导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论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无疑，在开始的时候，你们很少注意以抽象议论和平与和平共处的好处来掩盖自己的观点，表达观点较为赤裸。后来明显地，你们意识到自己立场的动摇，开始较多地谈你们也争取和平，承认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但你们的观点这些年实质上很少变化。前天邓小平同志证实了这一点，他宣布，中共否定二十大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和平共处问题的结论，似乎这些结论“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

我们清楚，你们不承认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你们想要证据，我们可以摘录你们的发言和文件以证明我们的结论。

但否定当代条件下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不相信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能力，意味着低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能力，相反夸大帝国主义的能力。

但是，非常奇怪，中国同志似乎与其他共产党在评价现在力量对比方面没有分歧。他们著文和讲话，宣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超过了帝国主义，宣传人民反战运动的巨大规模，等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分歧的本质何在呢？问题在于，当和平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的时候，在世界舞台上执行什么政策。

这就是中国同志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所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在力量对比于我有利的时候，列宁的方针在于，首先依靠人民群众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和其他优势，把这些优势作为争取和平斗争的工具，作为遏制侵略势力的强大因素。

而中共领导的立场是怎样的呢？你们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和我们一起认为国际范围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同时你们又强调战争一如既往不可避免，那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们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首创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革命战争”排除在外。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把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同你们关于“和平共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的原则”这一论断联系起来。

你们在自己6月14日的信里愤怒地指出了那种认为中国力图“发动战争”，想“通过国家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的“荒谬说法”，宣布这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诬蔑之词”。

当然，你们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热核武器时代，这种指责比任何一种指责都更能破坏一个政党的威信，败坏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应考虑到，同志们，是你们自己不止一次地给人们制造这种说法的理由，是你们做了不少工作想让更多的人相信它。

也拿你们对待热核战争前景的态度为例。现在全世界都心怀忧虑地知道了你们《列宁主义万岁》这本小册子中的一个著名论断：“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止一次地对你们讲，类似观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任何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党，它什么时候也不会同意把这种观点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基础。

借助世界战争在其他国家实现革命，从原则上考虑，这条路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建立在“革命输出”这一反列宁的思想基础之上。此外，这条路完全没有考虑可能使用导弹核武器的世界战争现实后果问题。

试问中国的同志们，你们考虑过没有，导弹核战争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废墟？

这绝不是旧的过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废墟。这是我们地球上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城市和农村留下的废墟。在热核战争的情况下，世界主要的文明和文化中心将从地球上消失，甚至许多国家和民族也将整个从地球上消失，而幸存下来的人们也将处于致命的辐射作用之下，核辐射不会怜悯那些没有直接参与战争行动的国家的领土。

国际主义者能否轻视这一问题？

而你们自己是如何描述热核战争后果的呢？请你们像实事求是的政治家那样，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想听一听你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你们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的不负责任和轻视的态度使我们很吃惊。

某些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声明说明了你们所表现出的这种态度。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所说的话：

“要设想一下，爆发世界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毛泽东同志还说，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共领导准备牺牲3亿中国人。

也许，你们关于牺牲3亿中国人的论断是危言耸听？你们指望热核战争仅仅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但是，即使不谈这一观点的道德方面，它也是从不现实的前提出发的。导弹核战争不分前线和后方，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大陆和任何一个国家。这一切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威胁，对此不应该轻视和不予理睬。

应该冷静地估计热核战争的后果。我们应该不应该把这种战争后果的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绝对应该。这能否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麻痹”人民呢？相反，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将能激励人民的革命意志。人们对头上的危险知道得越清楚，他们就越积极地不仅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计划，而且反对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本身。正是害怕事情出现这样根本变化，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才努力把热核战争描述成一种虽说是灾难但还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说什么就像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还可接受的事情一样。至少这种情况是可怕的：中共领导开始客观上同帝国主义分子结盟，欺骗本国人民，不让他们知道也尽量不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知道真实情况。

具体而言，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己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是努力巩固和平共处，还是走激化国际紧张程度即有意识地走战争冒险的道路？是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还是把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派别的策略——“在战争边缘上保持平衡”作为武器？

在这方面，你们是与共产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

的确，中共领导在口头上支持两种社会体系和平共处的原则，甚至不失时机地强调自己参加过著名的万隆原则的制定。但是，从你们对和平共处所作的解释，尤其是你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实际行动可以看出，你们实际上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实现和平共处的实际可能性。你们仅把和平共处看成是策略口号，而实际上贯彻的是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剧“冷战”的路线。难道你们“针锋相对”的口号不是这个意思吗？

这种口号能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最冒险的帝国主义阶层所奉行的政策——“实力政策”、“战争边缘”平衡政策作为自己的武器。这意味着我们受人挑拨，走向军事冲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军事冲突对军事冲突。

自然，这种政策正中五角大楼将军们的下怀，但它绝对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不利于共产主义运动，它分散社会主义国家的精力，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解决国内任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我们认为，国际局势经常紧张不利于中国人民，不利于他们集中精力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建设任务和提高生活水平。

自然，当需要这样做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会以武力对抗帝国主义的武力。但这绝不意味着把武力政策作为一种原则，以此推行这一政策，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进行冒险主义的和侵略性的比赛。

而你们明确地要求我们，希望我们接受这种挑战。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苏联试图削弱“冷战”，改善自己同美国的关系，加强自己同美国的经济、文化和其他联系引起了中共领导们的愤怒。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所干的每一件事你们都不赞成。你们指责我们对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批评我们同美国就裁军、禁止核武器实验和改善贸易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为什么偏偏两个核大国——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总是引起中国同志强烈的否定的反应？难道你们真的对这两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冲突感兴趣？

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共处所采取的许多实际步骤，正如你们理解的，追求的是中国的特别利益。你们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实验问题的立场，你们对中立政策的评价，你们在中印冲突中的政策，尤其是你们在加勒比海地区危险时期的立场证明了这一点。

对后两个问题，需要进行一下特别的分析。我认为，你们哪一篇文章、哪一篇讲话都不如中共领导在这两次事件中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更能揭示你们的真正立场。

首先看中印边界冲突。

我们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立场，无论中国同志怎样理解，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尽快停止这种冲突。我们的出发点一直是，印中之间的战争，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你们所谓似乎我们作为盟友没有支持你们的说法是做作的。你们不能不知道，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谴责印度的反动集团，谴责他们企图煽动中印冲突，想利用这一冲突使印度脱离中立的道路，同时取缔国内的左派力量。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给印度政府以可能的影响，希望不要扩大冲突，提醒它通过和平的道路调解争端。苏联政府坚决支持中国政府旨在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设性建议。

你们，同志们，没有考虑在印度还有右派势力，它专门等待时机，企图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中立道路，把印度和西方联系起来。你们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对待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靠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还有，你们没有考虑你们将把印度的共产党员们置于什么境地。

你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行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协商制定的关于和平共处、关于支持争取独立的所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从而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体系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关于中共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立场。

无须指出，这是一场可能导致世界热核战争的最尖锐的国际危机。当时美帝国主义的极端分子表现出了冒世界战争风险以镇压革命古巴的决心。

1962年后半年加勒比海地区出现了这样的形势：只有采取积极的坚决的措施才能使侵略分子头脑清醒，遏制住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机器。这种措施就是在古巴部署苏联的战略导弹，它清楚地表明，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入侵不能逃脱惩罚，入侵意味着热核战争。这一措施被证明是正确的，入侵被制止了。这里有什么“冒险错误”？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指出：“去年中期古巴政府和苏联政府决定采取相应措施警告入侵，我们的政策完全是建立在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之上的。”

尔后的谈判——以撤出导弹武器作为保证不入侵古巴的交换条件——得以粉碎了美国那些准备铤而走险、不顾核战争危险的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谈判以和平力量、社会主义的力量胜利，战争和反动力量的失败而告结束。革命的古巴坚定地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它的社会主义成果得以保全。

在苏古联合声明中写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保卫古巴革命中的坚定立场，苏联和古巴负责任的国务活动家所表现出的沉着和对形势的冷静思考，还有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对古巴的支持防止了热核战争。”

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呢？其立场在于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坚定地宣布自己支持统一的方针，表现出我们队伍的统一，抛弃所有分歧，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地采取措施帮助古巴，同时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发生。

而中共领导采取了什么立场呢？实际上你们没有集中全部火力对准帝国主义，而是对准了他人——对准了苏共和苏联。中共领导企图利用尖锐的国际紧张形势得出有利于自己同苏共进行宗派斗争的结论，从而加强自己对苏共和苏联的进攻。为此你们在古巴危机时期拼命指责我们：说我们牺牲古巴人民的利益搞“慕尼黑阴谋”，说我们把导弹运进古巴是“冒险主义”，说我们在美帝国主义面前表现出了“投降主义”，等等。你们竭尽全力破坏苏联在国际舆论界的领导地位。

在此之前曾证明帝国主义可能随时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关键的时刻采取了旁敲侧击的立场，没有采取作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战斗盟友的立场。我们没有听到你们任何关于中国部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已制定出详细的军事行动计划、建议在美国侵略者进攻情况下中国部队起什么作用等方面的声明，我们没有听到中国政府关于决心不惜一切力量支持古巴人民，决心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保卫古巴成果，履行自己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所承担的盟友义务的任何公开声明。

应该说，你们不仅批评苏联的立场，而且明显地企图加剧本来就已很紧张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形势，给冲突火上浇油。

简言之，这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藉以判断中共领导在总路线、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等这些原则问题上所持真正立场的真实的事实。

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2小时吗？到3点15分再见。

(休息之后苏斯洛夫同志继续发言)

三、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中国同志已经到了指责苏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步。从今年7月1日起，中共中央第一次开始在文章和声明里正式指责我们。邓小平同志在这里重复了这些没有根据的指责。

我们党坚决驳斥这些诬蔑。每一个了解事实的人都知道，现在的确存在的分裂危险来自另一方——中共领导一方。企图指责我们党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这是卑鄙的图谋。

中国同志把自己说成是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统一的“斗士”。在中国的文章和讲话里，再没有比“团结”、“统一”这类词出现频率更多的词了。在7月8日邓小平同志的发言里，这些词重复了许多次。

但是，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样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统一问题的，让我们把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与此作一比较。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无论是一个党的统一，还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首先是靠思想纲领一致，靠在对阶级敌人斗争中在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观点相同来保障的。

可以说今天中共领导所坚持的思想政治纲领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坚持的思想政治纲领吗？我们在这里所指出的一切，即中共领导对当代最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关于世界舞台上基本力量分布的特别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解以及其他观点，都说明：中国同志们在其思想方针上，是与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坚持的和载入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性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的思想政治纲领相背离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有什么根据把自己说成是统一的“斗士”？

还有，无论是一个党还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靠总路线的统一即该党和整个运动在该阶段为自己所提出的战略和战术、政治目标和任务相统一来保障的。

今天中共领导奉行与宣言和声明所载路线不同的“总路线”，这一事实能说明它在为统一而斗争吗？不，正好相反，这说明它在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分裂整个运动。

还有，一个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靠所有党自愿承担和严格遵守一定的义务来保障的。

从你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你们的纲领是反列宁主义的宗派斗争的纲领。使人产生这种印象的不仅是你们的发言，还有你们的行动。让我们看看某些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分裂活动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在其他党里大肆进行宣传你们“特别”思想纲领的活动。这里指的是对其他党发动群众性的宣传攻势；散发数百万份小册子和文章，批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一些党的一致的思想政治路线；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其一些地区建立进行这种宣传的特别中心；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进行集体或是单个“训练”。而且这一切，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相应党的领导人进行的，因此你们已多次遭到各兄弟党中央的抗议。

看来，你们甚至不为这一事实感到害羞：你们的宣传正受到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共组织的利用，他们正处心积虑地宣传和散发你们的材料。

你们高傲地、蔑视地看待兄弟党，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他们身上。你们肆意把许多兄弟党从共产党国际大家庭中除名。例如，从邓小平同志的发言中，我们惊奇地知道，对于你们来说，印度共产党已不算共产党，而是集团。在同一发言中，你们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古巴共产党抱有同样的看法。

我们十分吃惊，当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愤怒反对残忍杀害伊拉克共产党光荣的领导人的时候，当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加入抗议运动。

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各兄弟党的谈话里，暴露出你们对各兄弟党十分蔑视。原来，这是因为，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一批兄弟党反对中共的行动”，在1960年会议上“组织了全面向中共进攻的集团，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之后”有10个党抗议中国共产党，“而我们知道，这是谁的指使”，在加勒比海危机之后，“40多个共产党公布了向中共发难的决议和文章，而我们知道，他们来自何方”，等等。

甚至难于启齿，在这些极端侮辱性的谈话里还包含着贵族老爷式的蔑视轻慢态度或十足的无知，不知道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看待有的党公开破坏、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危险的分裂破坏活动时是无须什么“指挥棒”的——无论是莫斯科的，还是北京的。您的谈话使各兄弟党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对此您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承担责任。这里还有什么权利平等和尊重各兄弟党(大党和小党)的独立可言？

您在7月8日的发言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进行了骇人听闻的侮辱，指责他们那里“资产阶级思想吞噬了国家和党的机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主张您对此得解释清楚，因为假若我们沉默不语，不对您对没有代表来到此谈判桌旁的其他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员们的指责进行坚决的谴责，我们代表团将承担沉重的责任。

长期以来，你们积极地在兄弟党里招募支持者，企图在那里建立宗派集团。

你们自己，先是在反对美国共产党的文章里，尔后在自己6月14日的信里，道出了这一活动背后的目的。你们所谓“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在共产党外”都可以找到沿着你们建议的道路前进行的“力量”，可以在党外找到可以领导该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是直接号召分裂，号召成立宗派组织，号召推翻不为你们喜欢的各兄弟党的领导。

这一切不是别的，正是你们对其他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这种干涉的鲜明例证，就是你们粗暴而放肆地反对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你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对整个党还有什么“帽子”没有扣？所有这一切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你们有意识地推行这种方针——败坏各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名誉并推翻他们。

你们干涉其他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肆意赋予自己评论他们活动的权利，甚至企图以绝对的形式给他们下达指示。你们发言的口气就说明了这一点。在你们的发言中，对其他共产党充满了这样一些命令字眼儿，如：“各共产党应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等等。

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追求特殊地位。你们觊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赋予自己最高裁判的角色——或右或左地给予评价和下达领导指示。显而易见，你们并未发现，在世人眼里，你们6月14日信里关于各党权利平等，关于“在兄弟党相互关系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的论断是多么可笑。

至于苏联共产党，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清楚，她尽管有丰富的经验和公认的功劳，可她不仅不觊觎领导地位和批驳关于某种领导地位的思想，而且主动建议改变关于它的领导作用，关于运动以苏共为首等这些在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文件中长期以来已成为传统的提法。顺便指出，中共在其他党中间，十分积极主张保留这些提法，认为这些提法已完全被苏共的功劳和她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现实贡献所证实。

最后，谈到中共领导的分裂行动，不能对这一事实沉默不语：你们开始中断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联系。仅举出这些例子就够了：中共代表撤出了各兄弟党唯一的集体机关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委会。你们拒绝参加国际援助基金。如果轻视援助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掌权的共产党第一个不容违背的行为准则，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毫无根据地说：“某些以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走上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反对你们对兄弟党的这种诬蔑，反对你们企图在此双边会晤时讨论某一其他党的政策，背着他们给以单方面的评价。你们没有这种权利。

我们坚决批驳你们毫无根据的臆测，似乎是苏共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我们严肃地提醒你们，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行动说明，你们没有严肃地、按照列宁的教导对待你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分裂的可能后果。

我们劝你们认真斟酌你们的行动，斟酌不断加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对社会主义阵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解放运动、整个人类命运所带来的一切可能后果。

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重提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代表个人发表看法。

我们现在想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对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论据一个也未驳倒。你甚至没有解释清楚，你们为什么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看法，须知在几年前你们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相反，你又把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抛到九霄云外，只知道给南斯拉夫领导人头上堆砌谩骂之词。

至于您说，似乎苏共代表团在1960年会议某一委员会里承诺不把南斯拉夫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完全是谎言。

四、苏中关系的几个问题

苏联共产党在苏中关系上的路线，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坚定地发展和巩固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发展和巩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兄弟般友谊。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的各个历史阶段，苏共始终是中共的真诚朋友和战友。我们同中共关系上的立场是建立在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实际情况是，正是我们的党，不顾近年来中共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破坏苏中友谊，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去的企图，为保护这一友谊做着它能做的一切。

邓小平同志毫无根据地攻击苏共和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令人十分遗憾和痛苦。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竭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企图在此基础上提出更为脱离实际的结论。你们，中国同志们，甚至把一个喝醉了酒的学生的流氓行为——打碎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大楼周围的展览橱窗提到政治行动的高度，在你们国内围绕这一事件制造舆论，从而煽动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帝国主义宣传没有白白青睐所有的反苏事件，他们最近起劲从北京发出报道，津津乐道他们敌视苏联的方针!

但是，不像你们想象的，是个别的不快事件决定着苏共和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容性质。你们的行动让我们想起一些真实的事实。

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立即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是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是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武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贯援助中国建立和巩固国防。在苏联技术帮助下建成的24个国防企业成了建立中国相应工业部门的基础。此外又建立了33个国防企业。由苏联提供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当时装备了中国军队60个步兵师，1955—1956年，中国军队又实行了现代化，装备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在过去的年代里，我国给中国提供了很大数量的技术和工艺文件资料，因此中国才获得可能，生产米格17飞机、米格19飞机、米格21Ф飞机、图16飞机、米4直升机，“空对空”、“地对空”、“地对地”、“空对地”、“舰对地”导弹，海军技术装备、潜艇和各类快艇。苏联援助中国建立了原子工业基础。

邓小平同志，这一切您都清楚得很，但您又重新搬出了我们早就共同讨论过和已十分清楚的长波电台问题，杜撰出所谓共同建立水下舰队问题。的确，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想说明，苏联想把中国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是可笑的。1960年您还没落到如此荒诞想法的地步；如今在此面前看来您还不肯却步。

讲几句你提出的所谓“共同建立海军舰队”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似乎我党企图把共同建立海军舰队强加给中国，因此我们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邓小平同志您出席了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参加了会谈。难道您忘了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谈中所作的如下声明：“任何时候我们苏共中央也没人产生过共同建立海军的想法。你们知道我的观点。我在斯大林生前就反对‘合作社’。”接着赫鲁晓夫又说：“我们认为需要谈谈舰队建设问题，但关于建设共同工厂或共同舰队我们没考虑过，而且也不需要。”毛泽东对此回答说：“如果这样，那所有的乌云都散去了。”

没有问题，而您今天又重提此事。您这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在冷静地对待事情，对苏联帮助中国巩固国防所作一切记忆犹新的情况下，可以允许类似的观点？

我们还想给健忘的中国同志们提醒苏联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一些事实。难道在苏联帮助下建起的198个现代化的工业企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在苏联培训技术干部没有说明苏共忠于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在苏联援助下，在中国建起的冶金企业生产的铁，到1959年几乎占到铁总产量的一半，所生产的钢超过了钢总产量的一半，所生产的轨钢中也超过总轨材的一半。在苏联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建起了汽车、拖拉机、航空等这些新的工业部门。苏联向中国转让了2.1万套科学技术文件，其中有1400多套完整的企业设计方案。

在坚决指出您对苏联臆测的同时，自然，我们保留对您无根据的攻击进行回答的权利。

事实证明，在苏中两党关系和两国关系中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旨在发展苏中关系和以同志式态度解决分歧的苏共方针，一种希望加大分歧，破坏苏共和中共之间、苏联和中国之间各种联系和合作的中共方针。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问你们：为什么中共领导近几年不理睬苏共中央发展两党两国联系的任何建议，破坏两个兄弟党之间和两个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正是由于中共领导的过错，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大大缩小了，1962年我们合作和贸易总额降到1959年水平的36.5％，苏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成套设备下降了97.5％。难道这些事实可以否定吗？!

1962年我们两国之间文化交流人数比1959年减少80％，这难道是出于苏联的倡议？!

难道实际上是苏联方面中断了我们两国社会团体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减少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

难道不是中国方面蓄意挑起多次中苏边界事件，非法侵入苏联领土？仅1963年登录的此类破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

对1962年夏季新疆居民越过中苏边界的事实，您重提此事，似乎这是苏联制造的颠覆活动。您很清楚，这是诬蔑。我们曾建议你们的代表同难民谈判，说服他们返回。但我们的建议没有得到你们的响应。

最后，对于谁也不是秘密，近年来中共领导在中国人民中间开展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史无先例的破坏苏联内外政策名誉、破坏中苏友谊、煽动反苏民族主义情绪的活动。十分清楚，中国领导的这些行动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给中共党员和中国劳动者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带来了重大损失。

同志们!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的观点和行动是背离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所表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的方针的。而且这里说的，还不是同文件字义和个别部分的差异，而是背离整个文件精神，背离文件的主要理论和政治结论。

莫斯科宣言和声明——这是集体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它是经验的总结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背离这一文件，意味着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无论口头上怎么保证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无论怎么攻击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都掩盖不住这一事实。

你们企图拿宣言和声明同苏共二十大结论和苏共纲领相对抗。这种企图是徒劳的。哪个共产党员不清楚，正是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它受到各兄弟党会议的赞许。

其实，是你们自己通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通过6月14日的信表明了你们背离宣言和声明。

中共领导人断定苏共和绝大部分共产党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这与当年那些蹩脚的“左”倾空谈家们放肆指责最伟大的革命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修正主义何其相似乃尔。被开除出共产国际的荷兰极端“左”倾分子Г.戈尔特在1920年秋给列宁的公开信(对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回答)中写道：“您知道第三国际现在的行动同过去的社会民主派一样……按照工人运动的发展，欧洲存在两个派别：急进派和机会主义派。而您，列宁同志，支持机会主义派……您由马克思主义领袖变成了机会主义领袖。”没有必要评述这种荒谬的来信。深为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正在步这种蹩脚的极端革命者的后尘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实施攻击。

当你们提出这种荒诞的谎言——似乎苏共不再区分朋友和敌人的时候，你们的行为与此完全一样。我们愤怒地批驳这些谗言。

我们对你们代表团领导人对我们党——伟大列宁的党、对她的列宁主义方针和二十大以后时期的实践活动所进行的诽谤深为愤慨。

在你们的信里和邓小平同志的发言里，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些普通的词句，如共产党人应该进行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应该联合起来，等等。是的，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些一百年来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原则。但是，在当代形势下，我们的运动的战略是什么呢？你们对这些在宣言和声明里论述得很清楚的问题根本不重视，而在毫无根据地攻击苏共和苏共纲领、攻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方面，却达到了极精美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当绝大多数共产党不赞成中国同志的立场的时候，你们的立场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所谓第四国际的欢迎。在第四国际领导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写道：

“同志们!近来贵党许多领导人和官方机关开始对某些基本命题展开辩论：‘和平共处’、幻想全面裁军、把帝国主义理想化——这一辩论的基本点就是这些。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一辩论和你们立场的巨大意义……

第四国际站在你们一边，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它就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同你们今天反对的那种思想进行斗争……第四国际书记处欢迎你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这一辩论。它呼吁你们进一步开展这一辩论。”

托洛茨基分子的恭维表明，中国同志走上了多么错误和危险的道路。

我们认为，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公开地告诉你们这一切。

我们再次呼吁中共代表团客观地、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看待如此严肃的对于我们两党两国、对于社会主义合作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从我们方面，我代表团在执行苏共中央训令中，将尽一切努力，做到不加深已有的分歧并为克服它们寻找途径。苏共中央将一如既往，坚定地彻底地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宣言和声明基础上，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奋斗。

邓小平：明天可以休息一下吧？(转向安德罗波夫)

苏斯洛夫：好，到10点钟开始。行吗？

邓小平：好，同意。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867—3909页

№08110 苏中两党会谈第六次会议记录：邓小平的发言 [58] (1963年7月12日)

第六次会议 [59]

7月12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发言

同志们：

我们注意地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7月10日的发言。你们在这个发言中，故意地曲解我们的原则立场，回避了许多重要的事实，歪曲了许多重要事件的真相，使用了大量的恶毒语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更加放肆的攻击，给我们加了更多的臆造的罪名。你们的发言，使我们更加清楚了解苏共领导固执坚持的错误立场和观点，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你们的路线，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革命的路线，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背离宣言和声明革命原则的路线。

我们分歧的性质是严重的，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为了消除分歧，取得共同的语言，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我们认为，应该不吝惜我们的精力，对当代革命有关的一系列的原则问题，进行逐点的、详细的、反复的讨论。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指责我7月8日的发言回避了原则问题。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我在那次发言中着重谈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只有弄清楚分歧从何而来，弄清楚产生分歧的原因，才能寻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途径。你们对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都不想弄清楚，这怎么能够说你们对于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是抱有诚意的呢？你们在自己的发言中似乎认为，只有你们谈到的问题才是原则性的、建设性的问题。坦率地说，你们的两次发言，除了重复那些早已被我们多次批驳过的论点，更粗暴地对我们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以外，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更说不上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一方面 [60] ，你们的发言，力图否认我们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这一事实。但是，另一方面 [61] ，你们又一再强调，拒绝苏共二十大就是不承认宣言和声明。你们的这种说法，恰恰说明你们坚持要把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恰恰说明我们的分歧正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

我们在上次发言中，说明了我们对苏共二十大的一贯立场，列举了我们从1956年4月开始就多次批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的事实。这些事实，你们明明是知道的。令人惊异的是，苏斯洛夫同志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苏联共产党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没有听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这次大会的任何反对意见。难道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对你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和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观点，一向有不同意见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一直就挂着斯大林的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在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在指出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同时，还肯定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难道你们忘记了我们向你们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吗？为什么你们硬说我们完全支持苏共二十大呢？这难道是讨论问题的严肃态度吗？

你们极力否认苏共二十大的错误，特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但是，历史不是用几句空话能够篡改得了的。我们对于苏共二十大的立场是一贯的。你们要想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所发表的言论里去找帮助，是完全徒劳的。

你们上次发言似乎从托洛茨基分子的第四国际那里抓到一根稻草。

我们要提醒你们，不是别人，正是你们鼓励了托洛茨基分子，并且受到他们的热烈赞扬。你们的反斯大林的狂热运动，唤起了在绝境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的希望。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1957年10月11日，第四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告全世界工人和人民书》中说：

“当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己承认斯大林的罪恶时，他们就是默认……世界托洛茨基运动所进行的、反对工人国家堕落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1961年11月，第四国国际书记处《致苏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

“托洛茨基在1937年说了这些话反对斯大林：‘莫斯科的清洗和可怕的审讯的主使人将饱尝羞辱，苏联人民将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今天这一预言实现了。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你们党的第一书记作了承诺将树立这个纪念碑。”

这封信特别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为斯大林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上”。

托洛茨基分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他们确实企图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混水摸鱼。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很清楚，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在对待叛徒铁托集团问题上，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究竟谁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谁受到托洛茨基分子的赞扬，谁真正走上了危险的道路，这是很容易鉴别的。你们企图借助托洛茨基分子来诽谤我们，这是徒劳的。

你们在发言中，借口我们无权在这次会谈中讨论其他兄弟党的问题，指责我们上一次的发言。你们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上次所谈的是苏共的错误路线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恶劣影响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同你们继续进行讨论。

我们倒是要向苏共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口口声声说中苏两党的分歧是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你们俨然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自居，究竟你们受了谁的委托？究竟谁给了你们这样的权利？

坦率地说，你们滥用曾经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伟大成就的苏共和苏联的威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兄弟党，以老子党自居，是太习以为常了。你们居然傲慢到这样的程度，谁批评你们，你们就认为是批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谁不同意你们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谁就是反对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这是一种极坏的习惯。真正要像上帝那样，一个人凌驾于各国人民之上，根据自己的意见解决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中的最重大问题的，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裁判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们自己。

对于你们两次发言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在今天的发言中，不可能——涉及，我们在必要的时候再作评论。现在，我们还是先来谈谈几个原则性的根本问题。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是对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的认识和态度的分歧。

这种分歧，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分歧，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认识和态度的分歧。

这种分歧，集中地表现在两个重大问题上：

第一，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完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

第二，是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要不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我们认为，弄清楚这两个问题，是解决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的关键。

我先讲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完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的问题。

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规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路线。

1957年宣言指出：“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60年声明进一步指出：“以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我们的时代，最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

1960年声明还指出：“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反帝民族运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和平战士日益紧密地把力量联合在一起，采取坚决的行动，以防止战争和保障人们的和平生活。实际生活迫切地要求一切革命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从这里可以看到，宣言和声明是把争取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中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争取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争取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任务和共同路线。

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是一条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革命的路线，而绝不是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不革命的路线，反对革命的路线。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是你们在3月30日的信中首先提出来的。你们在这封信里系统地阐述了你们对总路线的观点。

我们在6月14日的复信中叙述了我们对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是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我们的看法，同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共同路线，是完全符合的。

苏共代表团的发言，攻击我们对宣言和声明进行了“总修正”，把宣言和声明“一笔勾销”，反对我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

我们要问，你们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全世界无产者不应当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不应当联合起来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不应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应当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不应当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呢？

是不是你们认为，不应当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呢？

坦率地说，你们反对我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反对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革命路线，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革命，不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关于共产党人应该进行革命斗争，关于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关于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应该联合起来等等，都是“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起码常识”。是的，这的确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解决的问题，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但是，革命还是不革命，无产阶级要不要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不要联合起来，恰恰是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斗争的中心问题。过去，列宁同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中心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争论，我们同你们的争论的中心问题，也正是这个尖锐的问题。因此，你们轻视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

坦率地说，你们所主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

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企图否认你们把总路线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并且说“这是荒谬的指责”。但是，抵赖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对你们的批评，是以你们几年以来大量的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作根据的。

你们对于我们的时代的分析，虽然也常常引用宣言和声明的词句，但是你们实际上是把我们的时代说成是两个社会体系和平竞赛的时代，阉割了宣言和声明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内容。你们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这段时期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社会体系的竞赛。这个竞赛成了历史现阶段世界发展的枢纽和基础。”

你们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共产党的压倒一切的任务，从来不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和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你们的对外政策总路线的内容。你们说什么“和平共处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难道不是证明，你们的总路线是不要社会主义阵营，不要革命的吗？

你们抹杀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斗争，把和平共处解释成为“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的国际合作”，解释成为“同一切国家实行全面的合作”。

你们错误地夸大经济竞赛的作用，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竞赛中的“彻底胜利”，就“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打击”，说什么只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这实际上是要用经济竞赛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你们违背宣言和声明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观点，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错误地宣扬“和平过渡”的路线。你们甚至毫无根据地说，在现在条件下，通过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正在扩大”。

你们把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朋友。我们在7月8日的发言中，曾经谈到葛罗米柯同志鼓吹苏美合作。其实，葛罗米柯同志的讲话不过是反映了苏共领导的观点。

赫鲁晓夫同志1961年9月8日在苏印友好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了和平和友好的关系，那么未必有谁能够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因为他不得不考虑两国的立场而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照你们看来，美国不但不是当代世界的主要侵略者，而且它的“立场”还可以使别人“放弃自己的侵略计划”。

由此可见，你们的总路线，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就是苏美合作解决世界问题的总路线，就是反对革命的总路线。一笔勾销了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你们的这种错误的总路线，是同你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错误看法分不开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对于世界现实的全局，对于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革命的领导问题、革命的主力军问题、直接同盟军问题、间接同盟军问题、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的问题，等等。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制定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空谈矛盾，重要的是要正确地分析矛盾，通过革命来解决矛盾。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中，正是从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阶级分析出发，来阐述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的。我们在这封信里强调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必然要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也只有各国人民的革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我们的观点，是同你们的观点根本相对立的。

你们的两次发言，都攻击我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正确观点。但是，你们的发言恰恰说明了，你们关于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你们口头上也承认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但是你们实际上否认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你们的出发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你们的结论，不是革命，而是取消革命。

你们口头上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但是你们实际上认为，这个矛盾会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会在苏美合作中得到解决。

你们口头上承认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承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但是你们实际上认为这些矛盾都可以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得到解决。

正因为你们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观点，根本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学说，因而你们的总路线，只能是一条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现在，让我们再从几个重要方面来看一看你们的不要革命的错误路线。

拿苏共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来说吧。

苏共同志有意贬低和抹杀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取消民族解放革命。

例如，苏共纲领在谈到资本主义总危机新阶段时，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提到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巨大高涨”。

苏共纲领谈到保卫世界和平力量时，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提到的“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纲领在谈到和平共处时，删去了1960年声明中提到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成就又促成和平共处的巩固”。

你们7月6日的发言，反对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的论点，又一次证明你们低估和抹杀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同列宁主义完全相抵触的。

列宁在50年前就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说过：“有人仍然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看作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和非常和平的民族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

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同几十年前相比较，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你们却对它采取鄙视和否定的态度，这真是令人十分惊讶。

我们认为，当代的民族解放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统治基础的重要的力量。我们是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来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认为，当代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我们的这种立场完全是列宁主义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而你们那种轻视和鄙视民族解放革命的立场，才真正是违背列宁主义，才真正是背离阶级观点，符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利益。

反对帝国主义还是支持帝国主义，是区别进步和反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反对帝国主义的，即使是资产阶级，甚至是王公贵族，也是起进步作用的；支持帝国主义的，即使是共产党人，也是起反动作用的。这是列宁早就提出来的原则。

苏共同志常说：反对殖民主义的任务快完成了，似乎目前只在总共5000万人口的个别国家里才存在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掩饰以美国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者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几亿人民的侵略和掠夺。事实是，在许多国家中，或者是老殖民主义者改用新殖民主义政策继续进行统治，或者是老殖民主义者被赶走了，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殖民主义者又闯进来了。这些地区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苏共同志的错误论调，实际上是取消这些地区人民把民族解放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

苏共同志害怕民族解放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引起核战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的苏联代表，在会议上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并且用核战争来恐吓被压迫民族。他说：“核战争会引起亿万人的死亡，这样还有谁的民族独立？那时有亿万的死尸，我们不希望是死尸的民族独立。”

苏共同志把民族解放革命从属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说：民族解放革命“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你们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取消民族解放革命。

苏共同志散布对于帝国主义能够全面彻底裁军的幻想，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等待裁军的实现，而不要自己起来争取解放。

赫鲁晓夫同志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1200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8％—10％用于这个目的，那么在20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饿、疾病和文盲状态。”看，多么美妙啊!世界上竟然会真正有愿意裁军，就是说愿意放下武器的帝国主义，竟然会真正有愿意“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饿、疾病和文盲状态”的帝国主义。看，帝国主义者是多么的善良和慈祥的呀!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战后年代，帝国主义各国不是都毫无例外地在那里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证明你们的这种论调完全是骗人的吗？

苏共同志在7月6日的发言中企图为自己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辩解，大谈苏联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我们愿意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适当的经济援助，是必要的；但是，你们夸大经济援助的作用，企图以此代替新独立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主要地只能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能依靠卢布，不管是30亿也好，300亿也好。

而且近些年来苏联对新独立国家经济援助的目的，是值得怀疑的。以印度为例，苏联给印度的经济援助约占苏联对新独立国家贷款总额的1/4左右，但是，你们这样的援助恰恰是鼓励了尼赫鲁政府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你们这样做，既违反印度人民的利益，又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苏共领导在实际行动中，不支持并且多次损害民族解放运动。

例如，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苏共长期不予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竟然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1955年10月3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还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又如刚果事件：1960年7月13日，苏联竟然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队去干涉刚果的决议，实际上是支持美国借用联合国的名义镇压刚果民族独立运动。1961年，苏联又极力推动基赞加参加在联合国“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结果使刚果民族力量遭到惨重打击，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对于这些，难道苏联同志一点也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吗？难道这些不是证明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是十分错误、十分不光彩的吗？

正是由于苏联同志采取反对民族解放革命的错误态度，苏联同志在许多场合中，在许多国际民主团体中，遭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抵制和反对，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自己不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责备别人，责备我们。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团结污蔑为什么“以地理和种族的原则为基础的某种特殊集团”，毫无根据地捏造说我们企图“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人民的利益同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西欧和北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十分荒唐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人民的利益是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北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只是同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不管什么人，如果他不是站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一边，而是站在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那么他就把自己置于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相对立的地位，就必然遭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老实告诉你们，不管任何人，譬如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采取反对民族解放革命的错误立场，也必然会把我们自己放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帮凶的地位，必然会遭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唾弃。我们自己也就会变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革命的、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者。

再拿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问题来说。

苏共领导对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不是从夺取政权的观点出发，不是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观点出发。归根到底，你们的观点，就是不要革命。这种不革命的观点，当然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是同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背道而驰的。

我们同你们的根本分歧，并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采取这种形式和那种形式的分歧，而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歧。

你们在7月6日的发言中，攻击我们“把一条准备革命的千篇一律的方针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这是毫无根据的。

恰恰是你们，把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以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一条反对革命的路线，千篇一律地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

我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主要是：

第一，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了同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即“议会的道路”，说“历史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因而有可能用新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第二，在解释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在这里，他抛弃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好像用不着首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

第三，赫鲁晓夫同志认为：“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传统机构，“将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这显然是抛弃了无产阶级需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也就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核心问题。

现在，没有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在大力加强自己的军事的官僚国家机器，赫鲁晓夫同志的上述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你们的这一系列的错误观点，我们曾经多次向你们提出过批评。但是，你们不但没有接受我们的批评，没有遵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观点，而且继续坚持和发展你们的错误。

你们说：“世界舞台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最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向往，给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开辟着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新的有利的前景，通过由马克思和列宁最先发现的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正在扩大。”

你们继续宣扬“议会道路”，说什么“在那些议会传统深厚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能是通过利用议会的道路”。

你们继续宣扬不需要夺取政权，资产阶级就会同意赎买他们的基本生产资料。

苏共纲领说：“也不排除在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增长、工人运动加强和资本主义阵地削弱的条件下，在某些国家中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像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见的，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它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

你们还说，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就能实行超出一般改良范围的措施。

苏共纲领说：“在新的历史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

你们还把和平过渡的错误论点，扩展到民族解放革命方面去。你们说：“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面前，正在展开着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平过渡的前景。”

你们7月6日的发言，还曲解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列宁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该组成能够独立作战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在，你们竟然割裂了列宁的完整的论点，抛弃了列宁论点的核心，即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建立政权的问题，抛弃了组织苏维埃这样的新国家机器的问题，空谈什么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实在是对列宁主义的骇人听闻的修正。

顺便说一下，你们这几年来，在引用列宁的著作时候，常常采用歪曲的手法，阉割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来为你们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作辩护，这种手法是十分恶劣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一次请苏共领导同志严肃地考虑一下，你们一贯地对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宣扬“和平过渡”的路线，也就是不革命的路线，已经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公然提出要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学说，否定二月革命道路的共同规律，说什么“不是干俄国人干过的事情”，提出了系统的所谓“结构改革”的纲领。试问，这种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古巴人民社会党曾不断攻击卡斯特罗同志领导的武装斗争是“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恐怖主义”，攻击卡斯特罗同志领导的武装斗争“一切都是错误的”，“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根源及其首领不依靠群众的结果”，甚至公开要求卡斯特罗同志“放弃进行盲动活动，进行不依靠人民的武装行动的错误道路”。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从1957年起，完全脱离了武装斗争，并且宣传民族解放战争的“危险性”，主张通过妥协的折衷的途径，取得独立，因而在国内完全丧失了政治地位。

在你们的不革命的“和平过渡”的路线影响下，伊拉克共产党放弃了曾经一度实行的正确路线，幻想在伊拉克实现和平过渡，使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挫败。在1963年2月8日的反革命政变中，伊拉克共产党毫无准备，遭到惨重的流血牺牲。

我们在6月14日的信件中曾经指出：“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就会起来领导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镇压人民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这里所说到的三种情况，就是从我们前面谈到的古巴、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这三个典型事例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你们竟然把我们的信件中的这段话，曲解为我们公开号召推翻兄弟党的领导，这是十分荒谬的。

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世界的兄弟党，凡是接受你们这条错误路线的，就要瓦解革命意志，涣散革命队伍，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使自己的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和挫败。只有拒绝你们这种错误路线、实行革命路线的兄弟党，它们才是生气勃勃的，革命事业才有可能得到不断发展。

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你们直到这一次会谈中还在强调的那条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不正是麻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革命意志，符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吗？

再拿战争与和平问题来说吧。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讲得实在够多了。其实，你们的基本观点也很简单、很清楚，这就是：你们害怕革命星星之火会引起世界大战，会引起核战争，因此你们就反对革命战争，反对革命。你们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吓破了胆，甚至不惜牺牲革命利益和革命原则，来同美国做政治买卖。

赫鲁晓夫同志说过：“我们不要战争。打仗——这就是杀人。谁要这？这会得到什么？战争——就是毁灭，我们要杀人，也会被人杀。”

他还说：“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只有闭眼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人迹的和被热核尘埃染污的土上建立共产主义文明。我们尚且不谈，对许多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肉体已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

这些话的意思太清楚了。无非是说，不管怎样活着，活着就是一切，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统可以抛到九霄去外去了。

令人可悲的是，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仍然在谈论这种活着就是一切的哲学。你们还重复帝国主义的语言，诽谤我们要借助其他国家实现革命，诽谤我们指望美苏之间发生热核战争。这简直是荒诞无稽的。你们津津乐道地重复这种诽谤，无非是企图为你们自己的反对革命的和投降主义的错误辩解。

1957年宣言指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这种压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上面。坦率地说，你们的灵魂深处是：从害怕战争到害怕革命，从自己不革命到不许别人革命，从自己不支持革命到不许别人支持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以上所谈到的，是关于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下的、占世界人口2/3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总路线是不要革命、反对革命的总路线。至于说到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1/3的人民还要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你们的总路线同样是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总路线。关于这类问题，我们也需要另外进行详细讨论。

现在，我来讲一讲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是不是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力图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力图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特别是中苏的团结。他们总是力图渗透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妄想消灭社会主义阵营。

因此，各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殷切地期待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巩固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日益加强。

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规定兄弟党关系的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宣言和声明还规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是：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

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就必须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我们觉得，有必要请苏共同志考虑一下，你们在对待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上，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你们所实行的政策是不是符合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你们所实行的政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是团结的政策，还是分裂的政策？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还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政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

为了说明问题，波兰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是不能回避的。你们在波兰事件中，企图使用武力来对付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难道不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吗？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中，你们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敌人，这难道不是瓦解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吗？

我们再看看你们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吧。阿尔巴尼亚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兄弟，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大国，只有援助它的义务，而决没有欺侮它的权利。只是因为阿尔巴尼亚同志不赞成你们的某些错误观点，不跟你们一起反对中国，你们就向它下毒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你们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呢？

你们对待古巴又是如何呢？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你们一定要把导弹运进去，后来又惊慌失措地把它撤出来，还要迫使古巴接受“国际视察”，你们这样做，究竟考虑过古巴人民的利益没有？你们要古巴放弃主权，难道是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吗？

至于我们对于加勒比海危机的正确的立场，是举世共知的，无须在这里多说。

再看看你们这几年怎样对待中国吧。

我在上一次的发言中，已经列举了一系列的无可抵赖的事实，说明你们越来越放肆地反对中国，蓄意要在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扩大分歧，制造紧张局势，把中苏关系推到公开破裂的边缘。

令人吃惊的是，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竟然企图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我们要问：

是谁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呢？你们大谈几年以前给中国的援助，为什么不提你们片面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给中国的经济、国防和科学研究工作造成的巨大损失呢？为什么不承认这正是中共两国贸易缩减的主要原因呢？

你们千百次地夸耀你们对中国的援助，从来不讲相互援助，从来不讲别国对你们的援助，从来不讲中国对你们的援助。难道中国过去对你们的援助都是毫无意义的吗？难道中国真的是单靠你们的施舍过日子的吗？

是谁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设置障碍呢？你们可以允许美国在苏联出版刊物，为什么要禁止中国在苏联发行《友好》杂志呢？为什么不允许新华社在苏联发行新闻稿呢？为什么要干扰北京电台的俄语广播呢？为什么把中国的出版物看作是洪水猛兽，甚至把散发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的中国同志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呢？为什么要对中国的留学生实行种种歧视呢？

是谁在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呢？为什么苏共领导多次表示支持彭德怀和 [62] 高岗呢？

你们把中苏边境的控制线向中国境内推进，不断挑起边境事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你们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难道有一丝一毫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吗？你们实际上参加了美帝国主义和尼赫鲁政府建立的反华联盟，难道是符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吗？你们说，苏联不帮助尼赫鲁，美国就要帮助。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在援助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国方面，要同美国竞赛呢？你们为什么要学美国那样，给印度反动派提供武器屠杀中国的士兵呢？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竞赛的对手是衷心欢迎你们这样做的吗？

你们接连不断地采用通过决议、发表声明、领导人讲话、报纸上发表文章等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狂热地进行反华运动。

你们居然还在7月10日的发言中，无端地攻击我们进行“反苏”。你们不是完全颠倒了黑白吗？

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居然有勇气说什么苏共执行的是“旨在发展中苏关系和同志般清除分歧”的方针，难道一点也不感觉到脸红吗？你们不是要破坏中苏团结，不是要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又是什么呢？

你们对其他一些兄弟国家，又干了些什么呢？你们损人利已，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领导的那一套，难道做得还不够吗？你们这一套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难道还不值得好好反省吗？你们难道还不应当稍为检点一下吗？难道我们好心好意地提出这些问题，希望你们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也是进行什么“投机”吗？

坦率地说，你们把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搞得这样乱糟糟。你们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关系，根本不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出发的。

当你们自以为是顺利的时候，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赫鲁那里，或者是从什么别的地方，抓到一根稻草的时候，你们就得意忘形了，大反不听你们指挥的、不愿意受你们控制的兄弟党、兄弟国家，根本不把社会主义阵营放在眼里。

当你们处境困难的时候，当你们由于实行错误的政策而碰壁的时候，你们就恼羞成怒，拿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出气，要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你们的“替罪羊”，甚至牺牲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利益，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讨好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寻找自己的出路。

我们严重地注意到，你们在许多重要场合，在许多重要文件中，已经不大讲社会主义阵营了。

你们对于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态度，也说明你们不要社会主义阵营，要同铁托集团组织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了。你们同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结成阵营的叛徒铁托集团组织的“大家庭”，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大家庭”呢？

你们口头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本来，社会主义阵营是应当而且可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像你们这样把社会主义阵营越搞越乱，怎么还谈得上什么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影响呢？

我们在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指出了社会主义阵营要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条件。这些主要条件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阵营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只有具备这些条件，社会主义阵营才能对人类历史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希望，苏共领导认真地思索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再来谈一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兄弟党关系的问题。

无数的事实说明，你们对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革命的总路线，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你们就实际上把它当作自己的仇人，就采取一切你们所能够采取的手段去反对它，去损害它。

你们就是这样地走上了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到，兄弟党不需要任何指挥棒。这句话倒是对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本来应当是独立的、平等的，本来没有什么“领导党”、“被领导党”、“上级党”、“下级党”的区别。问题正是由于你们坚持着列宁所一贯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以老子对待儿子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兄弟党。

你们任意解释、歪曲和违反宣言和声明，坚持自己的独特立场和错误路线，把你们一个党的决议、纲领和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你们把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路线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的全部列宁主义方针”，把苏共纲领说成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说成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人民”的“共同纲领”。

你们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对不听你们指挥的兄弟党，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你们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

你们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的代表大会，利用一切你们所能够利用的宣传工具，公开指名地攻击别的兄弟党。

你们横蛮地只许你们攻击别人，而不许别人回答你们的攻击。

你们想什么时候发动攻击，就什么时候发动攻击。你们想禁止别人对你们的攻击做出回应，你们就下命令“停止公开争论”。

难道在你们的眼里，还有什么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

正是你们这一套挥舞指挥棒的恶劣做法，才确实是对兄弟党的侮辱。我们希望你们停止挥舞指挥棒，希望你们停止用老子对儿子的态度对待兄弟党，希望你们停止对兄弟党继续进行侮辱。

你们两次发言，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叛徒铁托集团百般地进行辩护，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需要？究竟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们在两次发言中，硬说我们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改变了立场，说我们在1957年秋天怎样，以后又怎样。难道你们真的忘记了，铁托集团在1957年冬天的莫斯科会议上，拒绝在宣言上签字吗？难道你们真的忘记了，铁托集团在1958年，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1957年宣言相对抗吗？难道你们真的忘记了1960年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结论吗？

你们矢口否认1960年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所达成的口头协议。你们是不是以为这个协议只有我们两党几个负责同志知道，就可以赖掉了？现在我提醒你们，这个协议，是在1960年11月28日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里，兄弟党代表会议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彭真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当众宣布了的。

同志们，你们对待兄弟党之间的协议，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叫别的兄弟党怎么能够信得过你们呢？

你们在7月10日的发言中，提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和“国际援助基金”问题。

你们和我们都很清楚，这些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关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你们不顾我们的多次劝告和抗议，破坏了杂志创刊会议的决议和协议，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变成了苏共领导随心所欲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讲坛，变成了苏共领导用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制造分裂的工具。你们的这种分裂主义的行为，一定要受到历史的谴责。

你们现在竟然在这个问题上反咬一口，难道你们以为这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

关于“国际援助基金”问题，很清楚，为援助兄弟党进行革命，我们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过去一贯是这样，今后仍然是这样。但是，你们已经把“国际援助基金”变成为推行你们错误路线的一个工具。给谁不给谁，给多还是给少，都是以追随不追随你们的错误路线，听不听你们的指挥为标准的。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援助兄弟党进行革命的基金，而是苏共领导进行宗派活动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通过别的途径来援助兄弟党的革命事业。

苏共领导在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严重的分裂危险。你们沿着分裂主义道路已经走得很远了。你们的行动，已经给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你们的行动，博得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的喝彩。

现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都殷切地希望你们悬崖勒马，迷途知返。

从上面所说的大量的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分歧，中苏两党分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苏共同志在7月10日的发言中说，中苏两党的分歧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同志越来越远地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背离宣言和声明”。你们指责我们说，“中共领导越来越走上狭隘民族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力图把一条冒险主义的路线强加给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事实恰恰相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背离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左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冒险主义的路线，实际上是宣言和声明的革命的路线。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狭隘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你们攻击我们的所谓宗派主义的立场，实际上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

我们愿意坦率地向你们指出，苏共领导不要反对帝国主义，不要革命，反对革命，亲美反华，亲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亲铁托集团反对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走上了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同志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你们不要革命，不要全世界革命人民，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一心一意地要同美帝国主义合作，这会有什么结果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不可能实现什么“全面合作”。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也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同社会主义的苏联会完全一致、融洽相处呢？这完全是不能想象的，在这方面决不能抱任何幻想。

请苏共领导同志冷静想一想，一旦国际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肯尼迪、尼赫鲁、铁托是靠得住的吗？难道他们能够是你们的可靠的同盟者吗？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同志们!

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国际无产阶级，只能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中国有句俗话，“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在这次会谈的两次发言中，对你们提出这样的批评，对你们提出这样多的忠告，完全是出于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感。我们诚恳地呼吁苏共领导同志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来，回到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轨道上来。

我们热切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还是采取革命的路线，采取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采取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路线。

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都迫切希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越是团结，全世界人民就越是高兴。我们越是团结，就越是能够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正在千方百计地挑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关系，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特别是破坏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

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更加坚定地进行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战斗。

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理解自己在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的国际主义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我们热切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还是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团结对敌，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而奋斗。 [63]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10—3948页

№08111 中苏两党会谈第七次会议记录：波诺马廖夫的发言(1963年7月13日)

第七次会议

7月13日

苏斯洛夫：今天我代表团由波诺马廖夫同志发言。

苏共代表团代表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的发言

同志们，昨天我们听了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第二次发言。我国代表团不能不说是怀着深深的遗憾和痛苦之情离开会场的。当然，不是因为这一发言中似乎包含有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式的批评。我们共产党员们，坚强的人们，不仅多次遇到过没有根据的批评，而且还多次遇到过最恶意的诬蔑。

不，不是这个引起了我们的痛苦。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发言，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他第一次发言末了所产生的最坏的担心。现在越来越清楚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前来谈判绝不是为了寻求一致意见，消除分歧。看来你们另有意图——给莫斯科运来一大车垃圾，企图把它扔在我们身上，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败坏苏共的政策和活动，从而进一步恶化我们两党之间和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个引起了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把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的团结看成是我们整个事业取得进一步成绩的重要条件。

苏共代表团坚决反对肆无忌惮的发言格调和你们乱送苏共和苏联侮辱性外号的伎俩。这种格调，这种语言只能被看作蓄意使关系紧张，使形势达到白热化程度，使与被你们称之为自己苏联同志的人的谈判破裂。我们呼吁放弃这种格调，提醒这种格调不仅在同志之间，甚至在想达成某种协议的人之间谈判时都是不能允许的，看来我们的呼吁成了徒劳。

更为糟糕的是，在谴责我国政策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中，您狡猾地一字也不提苏共的真正观点和真正行动。您的整个发言全是一派胡言和捏造。

胡言何其多也，大大小小的捏造不计其数。逐一批驳它们，大概得用一整天时间。现在我仅择其一二而已。

捏造之一。邓小平同志说：“你们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尖锐的斗争。”这简直令人惊愕，怎么能摇唇鼓舌，对一个不仅在自己的全部文件中一直强调存在这种斗争，而且在实际上不断坚定地进行这种斗争的党说出这样的话？您需要事实吗？我们可以略举一二，哪怕是从1956年之后。难道我们反击帝国主义分子武装干涉埃及，我们采取坚决行动反对武装干涉叙利亚，我们对印度尼西亚、也门及脱离巴格达条约之后的伊拉克等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其中包括武器援助，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年轻的民族独立的国家和对争取自由的民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难道这些不是“尖锐的斗争”？莫非“尖锐的斗争”——就是《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没完没了“严重警告”的文章？

捏造之二。邓小平同志肯定地说，似乎我们的目标是“消灭民族解放革命”。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原来表现在，苏共的纲领在谈到总的危机，谈到捍卫和平的力量，谈到和平竞赛时，没提民族解放运动。而您真的读过我们的纲领还是相信自己的顾问？须知在我们的纲领中白纸黑字写着：总危机的标志之一，这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在反对军事危险的斗争中，解放了的、国家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共同努力，是普遍和平最强大的因素。这一反映三分之二人类意志和力量的强大阵线可以迫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让步”。如果您嫌不够，我再引述几段纲领中讲民族解放斗争的地方：

“民族解放革命的狂澜席卷殖民主义体系，颠覆着帝国主义的巢穴。在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方出现了和正在出现年轻的主权国家。他们的人民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时期。他们作为新生活的创造者和国际政治的积极参加者，作为摧毁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站起来了。”

还有：“解决全民族的任务的根本条件——这就是彻底地同帝国主义斗争。帝国主义力图控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巩固他们在其中的不平等地位。当代殖民主义的主要支柱是美国帝国主义。”

“苏联共产党把同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桎梏的人民的兄弟联盟，看作是自己国际政策的基石之一。”

难道您没看到，纲领中专门有很长的一节论述民族解放运动？其整个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其中包含有10多亿原殖民地人民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依据。

捏造之三。您昨天宣布，按照苏共二十大路线，革命只能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道路，似乎这条道路不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其前提条件。这也简直是捏造。赫鲁晓夫同志在二十大上讲：

“当然，在资本主义还很强大，在它手中还握有强大的军事警察机构的国家，那里的反动势力的拼命反抗是不可避免的，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在尖锐的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其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是以其先进的部分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舍此就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以是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赫鲁晓夫同志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胜利》的报告中指出：“通过和平道路实现革命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如果统治阶级对革命报之以暴力，不想服从人民的意志，那无产阶级就应该摧毁它的反抗，坚决地实施内战。”在体现和发展了二十大路线的苏共纲领中写道：“工人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成绩，将取决于它和它的政党掌握所有斗争形式——和平的和非和平的，议会的和非议会的斗争形式的程度，他们应准备由一种斗争形式迅速而果断地转变为另一种斗争形式。”这就是我们的真正立场，它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至于不仅在二十大决议中，而且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中以及在苏共纲领中，都以同一种方式表述的，关于利用议会问题和在许多国家将资产阶级专政机关变为人民政权机关的可能性问题，我们至今还未听说，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把议会和国家机构看成是一回事。把议会变为人民意志机关不仅不排除，而是相反，把打碎整个剥削阶级的军事警察机构并以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取代它作为前提条件。

捏造之四。您明显地编织谎言，似乎苏联没有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战争。请看事实，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1960—1962年，我们无偿地给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军提供2.5万支步枪，2.1万支机枪和冲锋枪，1.3万门曲射炮、火炮和迫击炮，几万支手枪和其他武器。仅苏联社会团体给阿尔及利亚寄去的衣物、粮食、药品就价值500万卢布。数百名阿尔及利亚解放军伤员在苏联得到救护和被治愈。苏联的小麦、砂糖、食用油、奶酪、浓缩牛奶等源源不断地运往阿尔及利亚。

最后，捏造之五。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您关于苏联对波兰、匈牙利和古巴政策上的谎言。当这三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全面而坚决地公开地向全世界批驳您的造谣中伤，向您宣布，对于共产党的代表来说，通过编造谎言力图挑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三国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允许的时候，您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什么可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在苏联和他回国之后的讲话中，鲜明地评述了苏共政策的国际主义特点。顺便提一下，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这些讲话？这些讲话将给中国人民表明，你们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的立场是错误的，是违背古巴、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无数类似的捏造，但仅举出的几例就足以表明您所使用的方法了。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有过许多的斗争方法，但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种非共产党人的方法和措施。您努力把许多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记在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账上，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党来说绝对是陌生的，我们根本不赞成也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赞成这些观点。

驳倒您所有的虚伪的观点并不费力，尤其是您在苏中关系问题上和我党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政策问题上所发表的无数谰言。在这些问题上，我代表团还要给您应有的回答。

但是，如果您今天编造谎言，我们明天揭穿谎言，这样下去我们的会谈会变成什么呢？这样我们将一事无成。

我们认为，必须转向邓小平同志的另一次发言。

一、从一开始，我党代表团就建议把存在分歧的原则问题作为谈判的中心。我们列出了这些问题并建议把他们列入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干了些什么呢？他这样表达问题，似乎分歧的中心完全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而是承认还是不承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世界历史使命的问题，承认还是不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团结口号的问题。

不，今天我们不需要再讨论这些问题。无论是在苏联共产党里，还是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里，您都找不到还在争论这些问题的共产党员。如果您想证明似乎苏联共产党人“叛变了革命”，那我们想郑重地警告您：还是放弃您这没有希望的企图吧——企图说服什么人相信似乎我们的党不再是革命的党。

须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一个会相信您，因为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都晓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进行着多么伟大的反帝斗争，甚至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相信您。帝国主义分子清楚地懂得，是什么力量推动革命前进，是什么力量破坏着帝国主义的立场。

人们相信的不是词句，而是事实。我们不是以没完没了的革命词句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的。对于我们而言，这是多余的事情。全世界都深信不疑，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所领导的伟大的列宁的党，整个苏联——这是真正的革命力量。人通常是在病的时候谈论健康。同样，正是在与革命不合拍的时候，才开始滥用革命词句。

对我们和所有国家的劳动者而言，重要的是，苏联人民真正地表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有谁在听我们的宇宙飞船上的广播时敢说：“这是世界革命的叛徒在飞行？”实际上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超过了资本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人民之间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影响。

作为共产党员，我们认为，在你们面前说我们忠于革命事业这是白费口舌。难道那些用事实都说服不了的人还可以用口舌说服吗？

我代表团有充足的理由再次对你们讲：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在我们列举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政策中心的问题上有分歧。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问题都是通过莫斯科宣言和声明固定下来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靠“莫斯科指挥棒”的指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必须服从的这一威力无比的指挥棒是生活本身，是现实的实际情况。

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这是对工人阶级、苏联人民，也包括中国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人民有着决定意义的问题。

首要的问题——这就是对世界热核战争威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共产主义运动在自己1960年的声明中明确地写道：保卫和平，同热核战争威胁作斗争——这是共产党第一位的任务。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都认为首先弄清这一根本问题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这一态度符合整个列宁主义的精神——不是从抽象的公式出发，而是从生活，从整个事态进程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从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和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出发。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每个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础，如果它想不仅宣传，而且有行动，不仅解释，而且改变现实，领导亿万群众斗争的话。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这样行动意味着——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

苏斯洛夫同志在第一次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对这一当代根本问题的立场令人疑惑，甚至怀疑你们滑向了“左”倾冒险主义，采取了所谓的“革命战争”的方针。

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回答呢？它完全证实了我们所有的疑惑和怀疑。您嘲笑和平共处原则。您昨天的发言令我们完全相信，您是从新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甚至盼望这一战争出发的。您故意低估热核战争的危险性和原子武器的破坏力。您肯定地说，我们反对热核战争是因为我们“害怕帝国主义分子的核讹诈”，是因为我们“想苟且偷生”。

正是您说的这些话里，而不是夸夸其谈革命的词句里，隐藏着您昨天发言的主要意图。

现在我们明白了，曾在这里被引用过，而在您的发言中未敢批驳的毛泽东关于在热核战争中世界牺牲几十亿人，其中包括中国几亿人的提法不是冠冕堂皇的话，而是你们真正的立场。现在清楚了，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坚持你们对“经常保持国际紧张局势”感兴趣，你们对裁军问题的立场得到了真正的解释。

世界上没有一个共产党像苏联共产党这样，经受了和正在经受着同帝国主义斗争的考验。当需要对帝国主义实施打击时，我们的手从来没颤抖过。

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力量的全部威力将压在它的头上，帝国主义将灭亡。

但苏联政府不止一次解释过，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拥有强大的核导弹盾牌，这是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建立起来的。这一盾牌保证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可侵犯性，保护着爱好和平的人类免遭核灾难。你们对这一核导弹防护有益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感到不快。越来越清楚你们对苏联和平政策，尤其是对我们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步骤不满的真正原因。在这里，您明确了你们对中印冲突，对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时的立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无论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你们的立场是危险的，它孕育着发动热核战争的危险。

我们应该对你们讲，这不是现代共产主义的立场，而是不明白自己对人民所负的责任的人的立场。

你们把自己和自己伟大的人民置于很大的危险面前，无论你们怎么讲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你们的路线却把你们带到十分孤立的境地。只有恩维尔·霍查、穆罕默德·谢胡和像他们这样的人支持你们这样做，这一事实难道还没提醒你们吗？

你们的立场是积极对抗列宁和平政策的立场。坚持这种立场意味着帮帝国主义的大忙，给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制造莫大的困难，给他们带来危害。

还有，昨天您完全暴露了您对批评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敌视态度，暴露了您对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和对苏共纲领的敌视态度。

关于个人迷信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整个问题，在世界革命运动中是重要的问题之一。这里指的不是别的，正是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形式发展全人类所注目的、新的社会制度的问题。

能否允许实行大规模的镇压，轻视普通人的生活需求？还是必须遵守社会主义法律、人的权利和尊严，经常关心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能否允许随意解决对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经济问题？还是必须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所蕴藏的伟大能力和它的客观规律性？——不注意这些，就不能制定有科学依据的经济政策和在极短的期限里达到共产主义。

能否允许通过行政压制推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能否允许放弃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破坏党内民主制度和以个人权力取代党的集体意志？

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守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和国家民主制度，及时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的新的更高阶段——全民国家？

我们可以说，苏联在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时候，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以自己的成绩在这一时期首先达成了以下基本结果：

第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为国际舞台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力量对比发生根本转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几年，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上，帝国主义头子第一次承认，他们已没能力在公开的军事冲突中战胜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心目中，和平已紧密地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阵地巩固了，帝国主义阵地削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这是人民社会主义成果的可靠保证。

“我们应该公开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届代表大会上说，“在帝国主义出口反革命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起自己的力量，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给自由的敌人、和平的敌人以坚决的反击。”

在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时期就是这样做的，从而防止了反革命向古巴出口。

第二，现在已十分清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苏联在经济领域赶上了美国，在人类活动的关键领域——物质生产方面超过了美国，从而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大大增长了。

第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伟大成就，促进了当代一切革命运动的增长，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革命的极大增长。

而你们中共领导人在这几年为革命过程的发展干了些什么呢？

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彻底让我们信服了，你们特别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概念的基本因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这就是作为革命武器的旨在发动世界战争的路线。走上这条路——即意味着走上了冒险主义之路。

2.这就是使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相隔离的路线。这是民族主义的立场。

3.这就是“强行推动”革命的路线，实质是“出口”革命的路线，只采取一种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形式的绝对路线。

所有这一切，我们苏联共产党人都非常熟悉。我坦白地说，在昨天我们听您发言时，您所表达的那些思想和您在这里使用的那些“论据”，我们感到很耳熟。所有这些都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伙在20世纪20年代所说的话，当时他们猛烈地攻击我党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妄图把他们有害的方针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托洛茨基分子口头上赞成“加速世界革命”，但是实际上，他们疯狂反对党的列宁的总路线，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削弱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

须知这是事实，你们许多的政治和思想概念在诸多方面同托洛茨基的相吻合。

的确，托洛茨基分子不断革命“理论”的实质在哪里呢？它的基本思想就是不相信在革命胜利的国家里可以解决矛盾和困难，不相信在个别国家或一批国家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国家支持，没有其他国家革命，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即没有在全世界对帝国主义的胜利。由此产生了托洛茨基分子虚伪的诽谤性的论断——似乎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成熟”，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再生”和“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托洛茨基分子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以此首先支持国际无产阶级，促进整个世界革命进程的顺利发展，而是进行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强行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你们距离这种观点还远吗？

难道这种相似不给我们权利引证托洛茨基分子对你们的褒奖吗？第四国际执委会书记热尔曼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正式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几乎站在中国领导人的那种立场上猛烈攻击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

另一个事实。1963年2月17日，第四国际领导出版了题为《关于中苏冲突的发展》的文件。在该文件里写道：“在中国共产党人近几个月做出解释和修正之后，第四国际才可以批准它于1960年9月给中共中央公开信和1961年1月第六次世界会议上通过的文件里所陈述的立场。它认为，中共关于世界范围里阶级斗争方向的论点比赫鲁晓夫的论点更进步，因为他们同我们运动的某些原则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下划线为原作者所加)

然后，托洛茨基分子满意地指出，在和平共处、加勒比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西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和道路、对待国际共运中“多数”和“少数”问题的态度等问题上，自己的观点同中共领导的立场是吻合的。第四国际执委会从这一切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总而言之，从对中共立场的分析中，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即托洛茨基分子)对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基本政策方向的主要批评意见非常接近。”

再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邓小平同志怎么能在此之后肯定，似乎不是中共，而是苏共的行动得到了托洛茨基分子的“热烈称赞”呢？

现在还为时不晚，苏共代表团呼吁中国同志们深思：你们对苏共的攻击同托洛茨基分子——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凶恶和最狡猾的敌人所说的话相吻合。

二、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

我们已经指出，你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无论你们怎么努力饰之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也是与各共产党的一致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完全相反的。我们已经说过，甚至很难令人相信，你们的观点——似乎仅是理论谬误的结果。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立场，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共领导的什么特殊目的和计划。

至于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最好让这几年我们所接触到的中国同志的所作所为来说话。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代表团在坦噶尼喀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上的表现，知道它如何反对邀请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如何拒绝同我国的同志们进行事务联系。我并不隐瞒，刘宁一同志在和苏联代表会谈时说的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东欧的国家不应该干涉亚非的事务。我们对你们终于前来这里感到遗憾。为什么你们要上这里来？”

以前我们还可以认为，这是一名中国负责同志一时克制不住自己所说的话。以前，在观察你们试图在亚非拉建立单独组织的行动时，我们还可以认为，这种有害的分裂主义的实践活动只是出于宗派斗争的逻辑。

现在我们清楚了，事情要比这严重得多。你们不择手段地利用亚非人民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有意识地推行让民族解放运动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你们想让亚非拉人民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人民对立起来，甚至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相冲突。这一方针的根本目的既不是关心世界革命，也不是关心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你们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特别地位”的说法骗不了任何人。这简直是企图借助动听的词句轻易骗取亚非拉人民的信任，让他们跟随你们走。但你们想带他们走什么路？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引导他们接近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从而使这些伟大的反帝力量一致行动，以共同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呢，还是引导民族解放运动脱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脱离各兄弟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我们之所以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是因为这里说的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有权知道也应该知道你们的真正意图。

邓小平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宣称，苏共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事实上，正是中共领导极端地低估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作用和结果。显然，矢口否认今天的殖民主义者还仅在一些国家里(人口总共不过5000万)保持有直接的统治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的时候，您就是在抹杀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奴隶体系崩溃和民族解放革命在世界上广大地区胜利的结论，在蔑视绝大多数原殖民地人民争取政治独立的伟大历史意义。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反帝斗争，而结果呢，实际上没有。难道这不是实际上贬低民族解放斗争战无不胜的特点和它的革命作用？

您昨天说，似乎由于我们担心民族解放战争的火花可引起世界战火，所以我们促使各族人民放弃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我已经说过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但这仅是一个例子。近年来，没有一次民族解放革命，没有一次被压迫人民的起义没有得到过我国的全面援助。这一点你们十分清楚。这不仅是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是包括武器在内的各种手段的援助。你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还是不知羞怯地说谎。

然而各国人民知道苏联的这一援助，你们必须回答他们的问题。

现在大多数被解放的国家面临着其他的任务——发展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争取经济独立，排挤外国垄断资本，发展民族工业，实行根本的土改，提高人民生活，社会生活民主化。

迷信枪杆子能救一切的“理论家”们想过没有，比如说印度尼西亚，怎样使用武装斗争的方法达到经济高涨和避免经济依附于人？而缅甸、加纳、几内亚、马里和其他许多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人民呢？

我们再次声明，你们在中印冲突中的立场，直接促进了帝国主义想把印度拉入自己侵略集团的意图。你们帮了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势力的忙。这一冲突给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给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

你们试图破坏苏联给年轻的民族独立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里面充满了你们对民族解放运动命运及其发展前景的蔑视。现在，当经济舞台正在成为获得了独立的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最重要的桥头堡的时候，贬低为新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他们正为反对帝国主义垄断努力而进行复杂困难的斗争——提供经济援助的意义，反对这种经济援助，这意味着忽视人民的需求，帮助新殖民主义者。

昨天，您在这里讲述了列宁关于原殖民地国家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意见。但在论战的硝烟里您未发现，您的解释明显地与列宁意见的内容相矛盾。您说，我们“删改”列宁的引文，阉割相应列宁原则——“关于在这些国家建立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政权的问题，关于组织苏维埃作为新国家政权问题”的主要内容。但是，每一个读过列宁著作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发言中，还是在他的其他发言中，都没有像您所说的类似内容；列宁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像中国同志企图强加给他的东西，因为这等于放弃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听了您的发言，得出这样的结论：几十个获得了解放了的国家的人民，由于那里没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就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必然要受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影响。

当然，类似立场自然来自那些把真正的列宁理论称作是“空谈”的人(认为对于落后的国家来说某种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空谈)。然而这种立场是彻底背离列宁主义的。

列宁提出的，并在苏共纲领中得到阐述的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前景，对于摆脱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只要一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亚非拉国家就可摆脱国际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这种机制使原殖民地永远处于不平等的帝国主义列强农产品原料供应者的地位。

只要一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解放的国家就可保障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并在极短的历史期限里克服长久以来的落后。

只要一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原殖民地人民就可冲破束缚他们进步的、过时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桎梏，坚决清除中世纪的残余。对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人民群众来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可接受性越来越清楚。同时，当代历史形势为几亿人踏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保障着越来越优越的条件。

苏联为帮助人民踏上这条道路做着自己能做的一切。它把这看成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你们的立场妨碍数亿人民看到非资本主义前景，把获得解放国家的劳动群众引入迷途，不是促使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推进，而是在这些国家巩固资本主义，这与列宁主张的内容是相违背的。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你们极端蔑视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利益，把他们作为你们大国目的的牺牲品。

(宣布休息20分钟)

同志们!对你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分裂活动不能无动于衷。你们努力进行这种活动已有很多年了。

为了给自己的这种活动找根据，你们创造了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别理论，发明了彻底反列宁主义的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中“临时少数”和“临时多数”的“理论”——似乎真理在“临时少数”一边，“临时多数”已误入歧途。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它实际上为自由宗派活动树立依据，否认国际无产阶级纪律——列宁早就指出过这种纪律的必要性。你们修改阐述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准则的声明。

在6月14日的信里和你们在这里的发言中，在谈论各党相互关系原则时，你们闭口不谈这一文件中所确定的原则——“每个共产党都必须遵守各兄弟党在自己的会议上对反帝，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所共同做出的评价和结论”。你们同时还回避声明中所规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则——“绝不允许某些可以破坏统一的行动”。

你们为什么努力回避这些原则，在你们的文章和发言中一次也未提及这些原则？原因十分简单，因为你们早就知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严格禁止宗派活动!

为了给自己的分裂活动辩护，你们甚至不知羞耻地把你们同列宁相比，竟把你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比作是当年列宁同第二国际社会改良主义的斗争。但难道你们不明白，这样提出问题不正好完全暴露了你们？你们所强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是什么样的统一，如果预先就把它的大多数参加者宣布为应该“抛弃”的“叛徒”？你们到底想与谁统一和加强“团结”——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多数？但你们已公开地把他们宣布为修正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意味着你们想与“少数人”，即与一小撮与你们思想一致的人统一。但这种“统一”，在共产主义和党的语言里早就有了另外的称呼——具有自己特别纲领和特别集团纪律的宗派。谁不清楚，宗派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真正统一是对立物。

中共领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实践，完全符合你们的“理论”主张。

你们在自己肆无忌惮地反对许多兄弟党的文章里所采取的格调，是不能允许的极端粗暴和放荡的格调，是同敌人进行斗争时所采取的格调。你们进攻各兄弟党时所遵循的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利益，而是有完全另外的考虑。中国的同志们，你们有什么权利把所有与你们意见不合的兄弟党列入敌人的营垒，像你们所表达的，“帝国主义的帮凶”的行列？中共领导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败坏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为了把自己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它，如果这一手不能得逞，那就提前为自己的分裂活动辩护。

7月12日，邓小平同志粗暴地诬蔑攻击苏联共产党，大谈什么似乎它“对各兄弟党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他在这里毫无根据地说他掌握这方面“无数的事实”。然而他一个例子也未举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共领导不掌握这种事实。您在这方面的谈吐，都是预谋的谎言，您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败坏列宁的党——大家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的名誉，企图破坏它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威望。

对于你们来说，已经习惯毫不客气地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拼命地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他们，你们广泛散发反对他们政策、反对他们领导的宣传材料，不择手段地煽动挑拨，在国外散布流言蜚语，不厌其烦地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形形色色的叛徒出版公布的、反对兄弟党领导的诬蔑文章。

应该特别注意的一种情况是，中共中央把自己对那些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活动中根本未遇到过的，应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斗争的党研究的问题的路线强加给其他共产党。须知这是事实，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即面临在自己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党提出需要修改革命理论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路线已完全得到生活的证实，这一路线的正确性已得到近年来阶级斗争历史本身的证实。

近7年的革命实践(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述中歪曲了这段历史)明确地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解是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在培养本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治大军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以认为，您不了解法国、日本、比利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智利、阿根廷、巴西和其他国家，在近7年的历史上充满了最严重的阶级搏斗，充满了反对资本剥削、反对反动制度、反对法西斯的大规模的群众行动。只有那些不珍重共产主义运动兄弟般团结的人才可否认，在这些阶级搏斗中，过去和现在都是共产党走在最前列。他们，在为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切实实现宣言和声明的思想而斗争时，遇到困难从不气馁。他们站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沿，处于资本主义的巢穴之中。当必须适应形势要求的时候，他们将勇敢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们不知疲倦地对帝国主义实施打击，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指教他们如何在他们的国家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宣言和声明的思想。但如果他们不同意和驳斥北京的指教，你们就指责他们背离革命的原则，宣布他们是“修正主义者”，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帮凶，等等。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碰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不是那些站在一线反对敌人阵营现实资本主义的人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而是完全处于另外条件下的中国同志提出这些问题。说得客气点，你们胆大妄为，认为自己看得最清楚，知道在任何国家里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该怎么搞。

你们反对兄弟党的颠覆性宣传，引起了反动营垒里的惊喜。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其他反共组织，甚至把这种宣传当作自己的武器而加以利用。例如美国当局，不仅不设置障碍，反而赞成《人民日报》反对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扩散传播。

中共同志们为自己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内部事务的行为辩解的口实是，这些党，在批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宗派教条主义的观点时，点了你们的名。但你们的这种辩解再次证明，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自高自大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根子有多么深。

表面上，把自己打扮成共产党权利平等的斗士，实际上，你们肆无忌惮地践踏各党的权利和利益，把独立制定、贯彻自己政策的兄弟党诬蔑为某种似乎只会围着“莫斯科指挥棒”左右“旋转”的驯服集团。

中国同志近来企图在自己的领导下，把各兄弟党开除的各种没有原则性的人和腐化变质分子——他们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下重振自己的事业——拼凑成一个集团。昨天邓小平同志再次宣布，中共中央将搜集和团结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在共产党内。这意味着，看来你们，中国的同志们，想承担分裂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光彩的使命，搜罗所有叛徒和一小撮宗派分子，使他们同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经过几十年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立。

苏共代表团号召你们，中国的同志们，现在还为时不晚，要防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不要以自己的分裂行动帮助帝国主义。

由于你们的分裂行动，形形色色的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现在开始活跃起来，反对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反对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可以举出这样一些集团，如：美国以米尔坦·罗津和霍梅尔·蔡斯等为首的几个集团；巴西阿马佐纳斯格拉鲍斯集团；被比利时共产党开除的雅克·格里巴集团；澳大利亚希尔集团等。你们十分清楚所有这些叛徒的思想纲领。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都大喊在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依靠着你们，是你们的思想鼓舞着他们。

这些叛徒的志同道合者寥寥无几，而他们手里的钱，正如外国同志们说的，却多得无数。看来这就是您昨天所说的对兄弟党“援助的特殊形式”。

你们破坏性的宗派活动已不局限于共产主义运动里。你们已把这一活动推广到群众性的非党组织里，关于这一点我党代表团还要单独对你们讲。

还应该谈谈你们有意歪曲和伪造关于在两条战线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众所周知，不坚决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同任何修改它的基本原则的企图——不管这种企图是出自右的还是“左”的机会主义立场——进行斗争，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前进。

列宁教育布尔什维克党(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是这样教育的)，要善于及时改变主要打击方向，把矛头对准对当时工人运动危险最大的背离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倾向。

列宁在当时之所以只把“左”倾教条主义称之为“幼稚病”，是因为它是共产主义运动年轻和缺乏经验的结果。但列宁从未怀疑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都可以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莫大危害。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会议是这样指出“左”倾的特点的：“革命急躁和政治上没有经验的分子企图在一些问题上采取最极端的措施，实质上，是对革命起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措施(建议1919年的应征公民反抗动员)。这些企图包含有最危险的冒险主义成分，假如真的采取这些措施，便可长期牺牲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所作的整个革命准备工作。”

列宁在1921年6月1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愤怒反对欧洲共产党内的“左”倾观点时指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妨碍共产主义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胜利——这就是‘左’倾的愚蠢行动。如果我们不偏激，继续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一定能胜利。”

在1956—1957年，当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时，我们党第一个举起了反对这种危险的旗帜。1957年会议就是在这种斗争最激烈的时刻召开的。正是苏联共产党，建议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的原则写进了宣言草案。

你们妄说，似乎整个二十大，其中主要是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是修正主义扩散的主要原因，这是愚蠢的谎言。

生活证明了，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按照列宁的要求勇敢地、主动地在二十大上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是何等的正确。帝国主义宣传及其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们鼓噪一时，企图把这一根本转折说成是思想混乱、瓦解、“共产主义危机”。现在中国同志实质上是在重弹敌人的老调。但实际上，这是深刻的净化过程，激发和团结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形势很快明朗了，经受了锻炼的和再次检验了自己队伍纯度的共产党员们，放下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所积留下来的令人忧郁的包袱，登上了视野更加开阔的新的高峰。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不需要提醒邓小平同志，1958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公布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草案。但您是否记得，这次坚决批判南斯拉夫领导修正主义错误，是我们党主动提出的？

与此同时，我们党严格遵循列宁关于需要开展双向斗争的教导，时刻对教条主义保持着警惕。在其他党代表团的支持下，苏共中央建议把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评述写入了1957年的宣言之中。由于中共和阿劳动党领导人的活动，教条主义的危险性大大地增长了，有鉴于此，在1960年的会议上，坚决谴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其声明中详细评述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您在我们这次会晤的发言中，您只字未提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斗争的问题。这意味着你们公开反对共产党人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在6月14日的信里，你们对此公开发表了意见。你们把教条主义仅仅理解为“机械地重复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服从他人加给的意志”等。但这仅仅是教条主义的一个方面。所以，你们对教条主义的理解不是列宁主义的，而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难道这不是对宣言和声明的修正吗？

我们清楚地懂得，你们何以这样做——依然是为了败坏苏共的名声，为了把其他兄弟党学习苏共的革命经验说成是教条主义(各兄弟党认为需要在声明中专门强调苏共经验——根本的国际主义)。但你们是否知道，假若各兄弟党响应你们的号召，那遭受损失的不是苏共，而恰恰是需要这些经验，并向全世界公开表明了这一点的各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邓小平同志昨天在发言中，对苏共肆意吹毛求疵，您甚至忘了您在重蹈那些最卑鄙的反共覆辙。比如，您说，似乎所有那些模仿苏联经验和榜样的兄弟党都“革命意志衰退”，“革命队伍涣散”，这是什么意思呢？看来，您想以此证明帝国主义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无耻谰言。

昨天，您百般诋毁英勇牺牲的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似乎他们“幻想和平过渡”；诋毁为聚集力量而生活、而斗争的光荣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您指责该党把游击队同民族解放军合并、积极参加战争并不断在人民群众中扩大自己的影响是“宣传民族解放战争的危险性”。

言论上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上的冒险主义是危险的，它们会削弱并不时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灭顶之灾。看来，您的出发点是1963年1月10日《人民日报》上所刊登的原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在原则的基础上夺取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当兄弟党，尤其是执政党跌向小资产阶级革命，跌向近乎无政府主义的“左”倾宗派主义，跌向“左”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这时“左”倾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就开始成为突出的危险，其程度绝不亚于修正主义，而且不仅是对一个党，而是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

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警惕着修正主义的危险。但当反修正主义的任务开始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和损害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当正如列宁所说，“借反对右倾的斗争组织狂热的活动……那我们就应该说：‘够了!否则危险将会变得更大!’”对于你们而言，围绕“当代修正主义”掀起风波，这已不是什么狂热活动，而是分裂我们运动的烟幕。

现在，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已十分清楚，中国领导需要反对修正主义的歇斯底里式的佯攻，为的是吸引对近来日益增长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注意力。如果我们不像以前对待修正主义那样，对所有共产党人发出警报——警惕绝不是出自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那里的特别危险性，那我们就将自动放弃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

昨天邓小平同志发言的实际用意何在呢？其用意在于，他不仅不澄清、不否认我们列举的中国领导在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中搞宗派活动的事实，而是相反，实际上是肯定中国同志将一如既往，继续搞这些活动。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同志们!在对头6天的谈判做总结时不能不得出一定的结论：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当代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一整套完整的纲领。它构成了你们想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谓总路线的真正内容。

你们关于世界革命的话语在这里骗不了任何人。你们企图利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来达到自己的特别目的。你们把“‘左’倾言论”当作武器，想倚仗它轻易地败坏苏共政策的名誉。你们妄图欺骗那些不熟悉列宁主义真正实质，没经受过无产阶级斗争锻炼或远离现实政策和以现成模式与立场对待生活的人。

但生活正在擦亮人们的眼睛，看清你们政策的真正目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坚定地、顺利地前进，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将通过那些今天不惜一切力量顽强同热核战争危险作斗争，通过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人，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人，帮助亚非拉人民的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人的双手来完成。

那些口称革命，而对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十分不负责任和准备离间亚非拉人民的人为一方，他们的革命性对于另一方——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来说，又值几个钱呢？

试想一下，假若中共领导的路线得逞，那它就会给所有兄弟党、社会主义国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无穷的损害。它将引导国际工人阶级偏离可靠的马列主义方针，放弃工人阶级斗争最重要的问题，把工人阶级引入死胡同。它必将使各兄弟党脱离群众而陷入孤立的境地，最终颠覆工人阶级世界解放运动和革命事业。

我们不相信中国领导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认为，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理论不成熟和缺乏经验的结果，是这些缺点偶尔导致你们“左”倾，迷恋于空洞的革命词句和政治幻想。

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根据你们的文件和你们的许多实际步骤，根据你们的发言，邓小平同志，无论您愿意与否，令人得出这样的印象：你们有某种特别的目的和阴谋。你们的“左”倾“革命”词句仅仅是掩盖和烟幕而已。

我们不禁想问你们，同志们，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是否提出了继续造谣中伤，施展阴谋，不搞垮苏共和苏联，不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绝不罢休的任务？

苏共代表团再次呼吁中国同志，放弃你们在会晤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停止对我党的阴谋活动和造谣中伤，走真正共产党人需要的、研究现实问题的道路。

你们应该听一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明确的意见，听一听经过对帝斗争考验的各兄弟党著名领导的意见。

我们想再次强调，我们的党，我国人民，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为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为民主、民族独立，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所有国家共产党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奋斗。

我们党为这些目标而生活、斗争，我党代表团为了这些目标而行动。如果从这些任务出发，那使我们统一的东西就会超过使我们分歧的东西。

那时我们的双方会晤就会有积极的结果。

邓小平：明天是星期天，我们是否休息？

苏斯洛夫：休息。

邓小平：应该遵守你们的章程。

苏斯洛夫：休息到星期一上午10点。同志们，说妥了？

邓小平：很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949—39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