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论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12月24日：苏联解体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的苏联国旗开始下落，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此刻，标志着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都要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来掂量。要做出正确的评价，可能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苏联解体后，世界是更加和平了，还是更加动荡了？全球经济是发展了，还是衰退了？人类文明是进步了，还是开了倒车？

关于和平。二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40多年冷战。这个时期，虽然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但是人类是在核战争的威胁中度过的。随着苏联解体，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爆发世界大战的前景。冷战期间存在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后来，华约解散了，没再出现与北约相对立的军事集团。尽管过去20年发生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但是，这些战争不再具有大国对峙的背景。大国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但合作是主导面，这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从全球范围看，尽管局部战争不断，但总体和平是有保障的。

关于发展。过去20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快的。1991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为23.3万亿美元，到2010年为63.1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额从1991年的4万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5万亿美元。

为什么全球经济发展得这么快？主要原因之一是，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统一市场。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全球市场是割裂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关键因素，全球市场的形成，对全球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过去20年，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迅速扩展和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信息革命为先导，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1991年，手机还是一种极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到了2010年7月，全球手机拥有量突破50亿。

过去20年，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规模和速度，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总人口占到全球人口的一半。数亿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快速改善，几亿人摆脱了贫困。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变化：

一是战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下降。战争曾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进入新世纪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表明，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人类文明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二是把人类连接起来的因素在增多。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此之严峻，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妥善地应对这些挑战。

20年来世界的发展、变化和进步说明，尽管世界上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总体上看，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了，经济发展了，文明进步了。我们没有理由对世界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感到悲观。21世纪会比20世纪更好！

黄苇町：苏联共产党亡党十周年祭

1991年8月24日苏共解散，本文2001年08月17日发表于《南方周末》，摘录时有删节。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４4%的压倒多数选票，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１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谢尔盖不解地说，“看来……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现在却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

　　是这个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吗？不是，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

　　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

　　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

　　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恶果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

　　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１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对我谈起过一组数字，苏联解体前不久他正在莫斯科，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关于乌克兰弃核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1994）》

1991年11月，乌克兰公开就脱离联邦进行公投，90%以上投票者支持独立，其中包括克里米亚_{（俄罗斯族占多数）}54%的选民。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也就是卢甘斯克州和顿涅斯克州，对独立的支持率更是超过了80%。
因乌克兰靠近西欧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广阔的国土面积，苏联在乌克兰部署有大约1900枚核弹头和2500枚战术核武器。独立后的乌克兰瞬间成为世界第三大核国家，拥有着超过中国、法国、英国的核武器库。
当时乌克兰经济陷入危机，为了挽救经济，在欧美的压力下，乌克兰议会就放弃核弹提出要求：经济补偿，对乌克兰国界的正式承认，以及安全担保。
1994年11月于布达佩斯举办的国际峰会上，英国、俄罗斯、美国的领导人向乌克兰领导人提出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Budapest Memorandum），该备忘录的目标是从乌克兰移除核武器，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得到领土完整的保证。
1996年，乌克兰向俄罗斯移交了所有苏联时代的核弹头。洲际导弹方面主要是在美国的资助下进行拆解，提供资金的项目为“合作削减危险项目”。根据该项目，除了拆除洲际弹道导弹以外，乌克兰还将洲际导弹发射井、重型轰炸机和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巡航导弹予以拆除。另外，有一部分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被移交给俄罗斯。2001年，乌克兰销毁了境内最后1个SS-24型洲际导弹的发射井。

The Budapest Memorandum of 1994
布达佩斯备忘录1994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Welcoming the accession of Ukraine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s a nonnuclear-weapon Stat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mmitment of Ukraine to eliminate all nuclear weapons from its territory within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Noting the changes in the world-wide security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hich have brought about conditions for deep reductions in nuclear forces. 欢迎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考虑到乌克兰承诺在特定时期内消除其领土上的所有核武器，注意到包括冷战结束在内的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为大幅削减核力量创造了条件。

Confirm the following: 确认以下内容：

1.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Ukra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SCE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Final Act, to respect the Independence and Sovereignty and the existing borders of Ukraine. 1.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根据欧安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最后文件的原则，重申它们对乌克兰的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边界。

2.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obligation to refrain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and that none of their weapons will ever be used against Ukraine except in self-defense or otherwi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它们有义务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且它们的任何国家除非出于自卫或《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否则将永远对乌克兰使用武器。

3.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Ukrai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SCE Final Act, to refrain from economic coercion designed to subordinate to their own interest the exercise by Ukraine of the rights inherent in its sovereignty and thus to secure advantages of any kind. 3.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它们对乌克兰的承诺，根据欧安会最后文件的原则，不采取旨在服从它们的经济胁迫乌克兰行使主权所固有的权利，从而获得任何形式的利益，从而获得自身利益。

4.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their commitment to seek immediat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Ukraine, as a non-nuclear-weapon State Party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if Ukraine should become a victim of an act of aggression or an object of a threat of aggression in which nuclear weapons are used. 4.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承诺寻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行动，向乌克兰作为无核武器缔约国提供援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如果乌克兰成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或受到侵略威胁的对象。

5.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reaffirm, in the case of the Ukraine, their commitment no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any non-nuclear-weapon State Party to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except in the case of an attack on themselves, their territories or dependent territories, their armed forces, or their allies, by such a state in association or alliance with a nuclear weapon state. 5.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重申，就乌克兰而言，它们承诺不对任何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与核武器国家结盟或结盟的国家对其自身、其领土或附属领土、其武装部队或其盟国进行攻击的情况除外。

6.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will consult in the event a situation arises which raises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se commitments.  6. 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将在出现对这些承诺提出质疑的情况时进行协商。

This Memorandum will become applicable upon signature.
Signed in four copies having equal validity in the English, Russian and Ukrainian languages.
本备忘录一经签署即适用。
一式四份，以英语、俄语和乌克兰语签署，具有同等效力。

美国总统 克林顿
英国首相 马卓安
俄罗斯总统 叶利钦
乌克兰总统 库奇马

1994年12月5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984(1995)号决议
S/RES/984 (1995)

1995年4月11日安全理事会在其第3514次会议上通过

安全理事会,

深信必须竭尽所能避免和消除核战争危险、防止核武器扩散、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特别着重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并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这些努力至关重要,

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有获得安全保证的合法利益,

欢迎已有170多个国家成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强调最好能普遍加入该条约,

重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体缔约国都必须充分履行其所有义务,

考虑到无核武器国家的合理关切,即在它们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同时,应当采取进一步的适当措施确保其安全,

考虑到本决议是朝此方向迈出的一步,

又考虑到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任何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都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1.赞赏地注意到每个核武器国家的声明(S/1995/261、S/1995/262、S/1995/263、S/1995/264、S/1995/265),其中作出了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使用核武器的安全保证;

2.　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有获得如下保证的合法利益:在这类国家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时,安全理事会,首先是其核武器常任理事国,会立即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采取行动;

3.　又确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如果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任一国家均可将此事立即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使安理会能按照《宪章》规定采取紧急行动,向此种侵略行为的受害国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国家提供援助;并确认安全理事会的核武器常任理事国会立即提请安理会注意此事,并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按照《宪章》向受害国提供必要援助;

4.　注意到安理会可以用协助《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的手段,包括调查局势和采取适当措施,以解决争端并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5.　请各会员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任何无核武器缔约国遭受核武器侵略时,单独或集体地采取适当措施,以对受害国的技术、医疗、科学或人道主义援助的要求作出反应,并申明安理会愿意审议遇有这种侵略行为时需要在这方面采取何种措施;

　　6.　表示打算建议适当程序,以便按照遭受这种侵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提出的任何要求,要侵略者根据国际法赔偿其侵略所造成的损失、破坏或伤害;

7.　欢迎某些国家表示有意按照《宪章》向任何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这种侵略威胁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提供或支持提供紧急援助;

8.　促请所有国家,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就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此种全面彻底裁军仍然是一项普遍的目标;

9.　重申《宪章》第五十一条确认,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前,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

10.　强调本决议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安理会持续关切的事项。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该报告为1956年2月25日，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所做。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列宁说过：「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他说：「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
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哪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
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
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
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
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清洗办法。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清洗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清洗，首先是清洗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清洗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清洗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道，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和恐怖手段。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因此，列宁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
托洛茨基周围的人绝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些人消灭掉吗？
我们深信，如果当时列宁还在世的话，是不会对其中的很多人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的。
这只是在历史上的几件事实。难道能够说，在必要的情况下，列宁就没有决定过对革命的敌人采取严厉的手段？不，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说。列宁要求严厉对待反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敌人，必要的时候无情地使用这种手段。
请大家回忆一下，1918年列宁在反对社会革命党所组织的反苏维埃的暴动和反革命富农的斗争时，曾毫不动摇地对这些敌人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但是，列宁采取这种办法是用来反对真正的阶级敌人的，而不是用来反对那些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是仍能用思想影响的办法引导前进，甚至还能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们。
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譬如，剥削阶级疯狂地反对革命，斗争你死我活，而且必须具有最尖锐的形式，直到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时，列宁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的。而斯大林采取最极端的办法，是在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苏维埃国家业已巩固，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已经确立，而且我们党在政治上业已巩固，无论从数量上和思想上来看已经受到了锻炼的时候。
事情很明显，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了不耐心、粗暴和滥用职权。他不是去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不是动员群众，而是往往采用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消灭真正的敌人，而且消灭对党和苏维埃政权没有犯罪的人们。在这方面毫无英明可言，有的只是炫耀暴力，而列宁对此曾很担心。
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特别是在贝利亚匪帮被揭露以后，审察了这个匪帮所制造的许多案件。审察之中发现了与斯大林的错误行为相联系的粗暴专横的极丑恶的情况。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当我们研究个人崇拜问题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个人崇拜对我党的利益有何危害。
弗、伊、列宁经常强调党在领导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和意义，将它视作在我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列宁在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苏维埃国家统治的政党的巨大责任时，号召严格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实现对党和国家集体领导的原则。领导的集体制是由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我党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这就是说，」——列宁讲道——「党的一切事务是直接地或经过代表进行的，所有的党员权利平等。没有例外，同时所有负责的人员，所有领导人员及一切党的机构由选举产生，要报告工作，他们可以更换。」
众所周知，列宁本人即表现了最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范例。列宁对每个重要问题，从来不是由个人作决定，都是和大多数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商议和取得同意之后决定的。
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正常地召开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这些会议讨论一切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由领导者集体研究制定的决议。
比如，在1918年，国家遭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犯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极其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关于和平的问题。1919年，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这时，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新的党纲，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如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建立红军，党在工人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改善党的社会成份问题等。1920年召开了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的决议。
列宁在世时，党代表大会都按时召开，在党和国家发展中的每一个转折关头，列宁认为党必须对内外政策以及有关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宁将其最后所写的文章、信件和札记都寄给了党的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党中央委员会就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实现党的政策的最富有威望的领导集体。
列宁在世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是否被遵守了呢？
如果说，在列宁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多少还正常召开的话，那么，后来当斯大林开始愈加滥用职权的时候，这些原则就被粗暴地破坏了。这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十五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第十八次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经过了十三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坚决要求党对在卫国战争时的国防问题以及战后年代和平建设问题作出决议。此外，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七年多也未召开代表大会。难道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中央全会几乎也未召开过。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即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中，事实上未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的确，1941年10月曾想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们特地从全国各地被招致莫斯科。他们等全会开会等了两天，但没有等到，斯大林甚至不愿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见面谈话。这一事实说明，在战争头几个月内斯大林灰心丧气到了何种地步，它也说明，斯大林对待中央委员们又是怎样的傲慢和轻侮。
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后充分暴露出来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可以证明对党的干部施以粗暴专横的事实后，组织了一个中央主席团领导下的委员会，责成它详细地调察，对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大多数的正式和候补委员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是如何造成的。
委员会调阅了人民内务委员会档案中大量材料及其他材料，调阅了许多伪造的、虚假的控诉，不能容忍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它曾使许多无辜的人牺牲了。它察明，1937-1938年被控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经济的工作人员其实根本不是敌人、特务和破坏者，而是一贯正直的共产党人，他们只是遭尽诬陷，有时不能忍受兽性的折磨而自己给自己加上了（在伪造证件的审判员的授意下）各种各样严重而不可思议的罪名。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大量关于迫害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了这个材料。
经察明，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遭枪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的有98人，即70%。（全场群情激动）
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成份如何呢？大家知道，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84%是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和国内战争时期，即在1920年前参加党的。从社会出身来说，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是工人（占有表决权的代表60%）。所以，由这样成份的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居然是党的敌人，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
仅仅由于正直的共产党人被诬陷，加上了伪造的控告，以至极端破坏了革命的法制，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竟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
遭到这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仅这一事实说明，如现在已查明的，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参加者被控为反革命罪行的捏造是多么荒谬、野蛮和违反了正常的思想。（全场群情激动）
应该指出，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代表大会代表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革命以前的年代，在地下以及在国内战争的前线上，为党的事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英勇地同敌人搏斗，他们的生命不止一次地遭到危险，但从未动摇过，怎么能够相信，在政治上粉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右派分子之后，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后的时期内，这样的人竟变成了「两面派」并参加了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斯大林开始对党的干部实行大规模的恐怖。
为什么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的恐怖会加剧了呢？因为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已经站在党和人民之上他完全不顾及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了。
如果在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前他还考虑集体的意见，而在政治上完全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分子后，当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达到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的时候，斯大林更加不顾及中央委员会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他的地位。
在基洛夫同志被惨害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恐怖及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反。1934年12月1日傍晚，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没有政治局的决议——这仅在两天之后才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叶奴启泽签署了下列决定：
「1、侦讯机关——加速审理策划或进行恐怖行为的案件。
「2、司法机关——不要因该类罪犯提出赦免的申请而推迟执行死刑的判决，因为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受理这类申请。
「3、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机关——在法庭作出死刑判决后对上述类别的罪犯立即执行。」
这一决议被作为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在许多伪造的审讯案件中，被告者被加上「策划」恐怖行为的罪名，这就剥夺了重审案情的可能，即便他们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供词」出于被迫，并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控告，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说与暗害基洛夫有关的情况，至今还有许多令人费解、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仔细地加以调查。有根据可以这样想，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受到了保卫基洛夫的人们之中的某个人的帮助。在基洛夫被害的一个半月前，尼古拉也夫因形迹可疑而被捕，但又被释放，甚至未加搜查，更可疑的是，当派在基洛夫处的保卫人员于1934年12月2日被送去受审时，在汽车「失事」时死去了，但与他同车的人却没有受伤。
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员只受到非常轻微的处分，但在1937年却又被枪决。可以想象，所以把他们枪决是为了掩盖谋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痕迹（会场骚动）
在斯大林、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以后，1936年底起大规模的清洗便大大加强了。该电报中称：
「我们认为，十分必要紧急地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现出不能胜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破获此案件延误了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党的干部以及内务部多数州的代表都持这种意见。」严格说来，我们应当了解斯大林从未和党的干部见过面，因此他们的意见他是无从知道的。在实行大规模清洗时，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即「内务人民委员会延误了4年」，以及必须「弥补」先前工作中的疏忽，直接促进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施行大规模逮捕和枪杀。
不得不指出，1937年联共（布）中央2月至8月的全会被迫接受了这一论断。全会根据叶若夫关于「破坏者、暗杀者和日本—德国—托洛茨基特务活动的教训」报告，通过了的决议称：
「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在调查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总部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过程中所察明的事实表明，在揭发人民最险恶的敌人中，内务人民委员会至少耽误了4年。」
大规模清洗是在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后。1927年，即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只有4000人，而赞成党的路线的有724000人。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至中央2-3月全会的十年内，托洛茨基主义已被完全粉碎，许多原来的托洛茨基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工作着。显然，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在国内实行大规模恐怖是没有根据的。
斯大林在1937年中央2-3月全会上《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它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企图给大规模恐怖政策予以理论根据，所用的借口是，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进展，阶级斗争应当愈来愈尖锐。斯大林并且说，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事实上，列宁说，之所以必须采用革命暴力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也指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强大的时期。当国内政治情况好转，在1920年1月红军夺取了罗斯托夫，并取得了对邓尼金的胜利之后，列宁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取消大规模恐怖手段和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是这样来证明苏维埃政权这一重要政治措施的：
「恐怖手段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在世界列强毫无忌惮地以其兵团侵犯我们的时候，如果对这些军官和白党的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我们连两天也支持不了，而这就是恐怖手段，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加给我们的。但当我们还在战争结束以前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在罗斯托夫刚一占领后，我们就拒绝实行死刑。这表明，我们是照着我们所承诺的来对待自己的纲领的。我们说，采用暴力是由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而引起的。当这一切解决之后，我们即放弃任何的非常方法。我们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背离了列宁这些直接明了的纲领性指示。在我国国内一切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采用非常办法实行大规模恐怖已失去任何重要依据的时候，斯大林却要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去实行大规模恐怖。
这种恐怖手段事实上不只用来反对被击败的剥削阶级残余，而是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正直干部。他们被加上了虚假、诬陷、荒唐的「两面派」、「特务分子」、「破坏分子」等帽子，说他们策划某种臆想的「阴谋」活动。
在党中央2-3月全会（1937年）上，许多中央委员的发言，实际上表示了怀疑在同「两面派」斗争掩盖下进行大规模清洗的正确性。
这些怀疑在波斯蒂舍夫同志的发言中表现得最明显。他说：
「我是这样考虑的，经过了激烈斗争的年代，腐化了的党员已经身败名裂或投向了敌人，健康的党员为党的事业进行了斗争。这是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年代。我怎么也未想到，在这激烈斗争年代之后，卡尔波夫和类似他的人会投奔敌人的阵营。但根据所述情况，似乎卡尔波夫从1934年就被托洛茨基分子招募了。
我个人认为，在1931年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曾同敌人作过长期的艰难的斗争，现在竟然加入了敌对阵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不相信这点……我不能设想，和党一起度过了艰难年代的人怎么会在1934年投向托洛茨基分子，这真是奇事……」
斯大林关于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被愈多的论断以及中央二-三月全会根据叶若夫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就被人加以利用，这就是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无耻的野心家，他们开始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普通的苏联公民实行大规模恐怖。只指出一点就足以说明，被诬告为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人数在1937年较1936年增加了九倍多。
大家知道，粗暴专横也涉及到党的领导人员。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是根据第十二次党代会阐述的各项列宁主义原则而制订的。这个党章规定，凡需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采取开除出党的极端措施，「必须召开中央全会，并邀请所有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全体委员列席」，只有在这种党员负责人会议上有三分之二的票数认为必须这样做，才能将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
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并在1937-1938年受逮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被开除了党籍，这是非法的，它粗暴地违反了党章，因为关于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全会讨论过。
在调查了某些所谓「特务」和「破坏者」案件后，现已查明，这些案件全系伪造。许多被捕者的供词以及从事敌对活动的指控都是用惨无人道的折磨方法取得的。
正如当时政治局委员们告知我们的，斯大林当时并未把一些被诬告的政治家的许多声明散发给大家看，这些政治家否认了自己的军事审判庭上的供词，要求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客观的调察。这样的声明很多，斯大林毫无疑问是知道这些声明的。
中央委员们认为有必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许许多多这类对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所伪造的案件。
无耻挑拨，恶意伪造、罪恶破坏革命法制的例证就是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国家著名活动家，1905年的党员埃赫同志的案件。
埃赫同志在1938年3月29日根据捏造的材料而遭逮捕，未经苏联最高检察官的批准，只是在逮捕后15个月才交检察官受理。
对埃赫案件的调查是在粗暴歪曲苏维埃法制、独断专行和伪造的情况下进行的。
埃赫是在严刑逼供之下，在事先拟好的审讯记录上签字，审讯记录诬告埃赫及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干部有反苏维埃的活动。
1939年10月1日埃赫交给斯大林一份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有罪过，要求调查他的案件。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蹲在我一直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中。」
埃赫在1939年10月27日给斯大林的第二份声明也保存着，声明依据事实坚决驳斥对他的诬告，他指出这些诽谤性的指控，一方面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因为他作为西部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曾批准过逮捕他们的命令，他们阴谋报复他，另一方面这也是检察官伪造材料的结果。埃赫在声明中写道：
「今年10月25日向我宣布了我的案件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并允许我看有关的调查材料。如果这些材料中所说的罪行，哪怕有百分之一是我犯的罪，那么我就不敢向您提出这份临终的申诉，但被指诉是我犯的罪行里，我一件也没有做过。我的心灵里卑鄙的影子从未有过。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您说过半句假话，现在当我的两条腿已站在坟墓里时，我还是向您说实话。我的整个案子是阴谋、中伤和违反革命法则的最起码原则的典型……在调查我的案子时，揭露我的那些交代不仅荒谬，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联共（布）中央及人民委员会议的诬蔑，因为在这些交代里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议的一些正确决议被说成是根据我的建议通过的反革命组织的暗害活动，而这些决议不是采纳我的意见，甚至是在我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通过的……
「现在我来谈我生命中最可耻的一页，也是我在党和您面前真正的罪过，就是我承认进行了反革命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没有经受住乌沙科夫和尼古拉也夫对我使用的严刑和虐待，特别是乌沙科夫，他乘我的脊椎骨骨折后还没有愈合之机，让我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逼着我诬告自己和别人。
「我的交代大部分是马沙科夫授意或口授的，其余的是我把我记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西伯利亚的材料抄了一遍，把其中提到的事实加到自己头上。如果发现由乌沙科夫的和我签字的故事有不妥善之处，他们就逼着我在另一方案上面签字。例如：对鲁希莫维奇就是这样做的，开始叫我把他写进『后备中心』，但后来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就把他勾掉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所谓1935年布哈林建立的『后备中心』并由他担任主席问题上。
我开始时写上我是主席，但后来他们建议写上梅日拉马克，还有许多其它类似情况「我请求并恳求您委托人把我的案件全部调察清楚，这不是为了使您宽恕我，而是为了揭露这一卑鄙的阴谋，它象毒蛇一样把许多人缠住了，其中也有因为我的脆弱和有罪的诬告造成的后果。对您和党我始终没有叛变过。我知道，我是因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制造了反对我的卑鄙和丑恶的阴谋而将要牺牲。」
按理说，这样重要的声明应该在中央委员会上讨论，但并未这样做。声明书送给了贝利亚，对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同志的严刑仍继续着。
1940年2月2日埃赫被提交法庭。在法庭上埃赫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作了如下声明：
「在所有我的所谓供词中，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除去审讯记录下面我被迫签字。口供是在检察员压力下招出的，他从逮捕我后就开始毒打我。之后我就开始写各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对我最重要的是向法庭、党和斯大林说，我没有罪。我从未参加任何阴谋活动。我带着对党政策正确性的信任死去，正如我一生信任它一样。」
2月4日埃赫被枪决了。（全场激动）现已无可争辩地查明，埃赫案件纯属伪造，他已得到昭雪。在法庭上全部推翻被迫作出的口供的，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祖塔克，他是1905年的党员，沙皇时代蹲过10年劳工营。
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会议记录记载了卢祖塔克下列声明：「他对法庭唯一请求是，告诉联共（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有一个没有被割除的脓疮，它假造一些案件，逼着无辜的人们承认自己有罪。他认为对被指控的事实没有进行审察，没有给被告以任何机会来证明自己和那些别人供出的罪行并无任何关系。侦察的方法逼得被告胡编罪行和诬告完全无罪的人们，被告对自己的问题更不用说了。
他请求法庭给他机会把这一切写给联共（布）中央。他向法庭保证，他本人从来没有反对我党政策的坏思想，因为他从来完全同意党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全部政策。」
斯大林集大权于一身，这在伟大卫国战争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假使拿我们的许多长篇小说、电影、历史、「学术研究论文」来看，把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写得荒唐透顶。斯大林能预见一切，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苏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术，即大家所熟悉的，先把德国人让到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术。苏军实行了这种战术，而且仅仅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这才转入进攻，消灭了敌人。苏联武装力量，我们英勇的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在这类小说、电影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被彻头彻尾形容为斯大林军事领导的天才。
我们应该仔细弄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在政治上、教育上和实际上都有巨大意义。

George Frost Kennan: The Long Telegram

861.00/2 – 2246: Telegram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CRET

Moscow, February 22, 1946–9 p.m. [Received February 22–3: 52 p.m.]

511. Answer to Dept’s 284, Feb 3 [13] involves questions so intricate, so delicate, so strange to our form of thought, and so important to analysis of ou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I cannot compress answers into single brief message without yielding to what I feel would be dangerous degree of over-simplification. I hope, therefore, Dept will bear with me if I submit in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five parts, subjects of which will be roughly as follows:
(1) Basic features of post-war Soviet outlook.
(2) Background of this outlook.
(3) Its projection in practical policy on official level.
(4) Its projection on unofficial level.
(5) Practical deductions from standpoint of US policy.

I apologize in advance for this burdening of telegraphic channel; but questions involved are of such urgent importance, particularly in view of recent events, that our answers to them, if they deserve attention at all, seem to me to deserve it at once. There follows

Part 1: Basic Features of Post War Soviet Outlook, as Put Forward by Official Propaganda Machine

Are as Follows:

(a) USSR still lives in antagonistic “capitalist encirclement” with which in the long run there can be no permanent peaceful coexistence. As stated by Stalin in 1927 to a delegation of American workers:
“In course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volution there will emerge two centers of world significance: a socialist center, drawing to itself the countries which tend toward socialism, and a capitalist center, drawing to itself the countries that incline toward capitalism. Battle between these two centers for command of world economy will decide fate of capitalism and of communism in entire world.”
(b) Capitalist world is beset with internal conflicts, inherent in na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These conflicts are insoluble by means of peaceful compromise. Greatest of them is that between England and US.
(c) Internal conflicts of capitalism inevitably generate wars. Wars thus generated may be of two kinds: intra-capitalist wars between two capitalist states, and wars of intervention against socialist world. Smart capitalists, vainly seeking escape from inner conflicts of capitalism, incline toward latter.
(d) Intervention against USSR, while it would be disastrous to those who undertook it, would cause renewed delay in progress of Soviet socialism and must therefore be forestalled at all costs.
(e) Conflicts between capitalist states, though likewise fraught with danger for USSR, nevertheless hold out great possibilities for advancement of socialist cause, particularly if USSR remains militarily powerful, ideologically monolithic and faithful to its present brilliant leadership.
(f) It must be borne in mind that capitalist world is not all bad. In addition to hopelessly reactionary and bourgeois elements, it includes (1) certain wholly enlightened and positive elements united in acceptable communistic parties and (2) certain other elements (now described for tactical reasons as progressive or democratic) whose reactions, aspirations and activities happen to be “objectively” favorable to interests of USSR These last must be encouraged and utilized for Soviet purposes.
(g) Among negative elements of bourgeois-capitalist society, most dangerous of all are those whom Lenin called false friends of the people, namely moderate-socialist or social-democratic leaders (in other words, non-Communist left-wing). These are more dangerous than out-and-out reactionaries, for latter at least march under their true colors, whereas moderate left-wing leaders confuse people by employing devices of socialism to seine interests of reactionary capital.

So much for premises. To what deductions do they lead from standpoint of Soviet policy? To following:
(a) Everything must be done to advance relative strength of USSR as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nversely, no opportunity most be missed to reduce strength and influence, collectively as well as individually, of capitalist powers.
(b) Soviet efforts, and those of Russia’s friends abroad, must be directed toward deepening and exploiting of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capitalist powers. If these eventually deepen into an “imperialist” war, this war must be turned into revolutionary upheavals within the various capitalist countries.
(c) “Democratic-progressive” elements abroad are to be utilized to maximum to bring pressure to bear on capitalist governments along lines agreeable to Soviet interests.
(d) Relentless battle must be waged against socialist and social-democratic leaders abroad.

Part 2: Background of Outlook

Before examining ramifications of this party line in practice there are certain aspects of it to which I wish to draw attention.

First, it does not represent natural outlook of Russian people. Latter are, by and large, friendly to outside world, eager for experience of it, eager to measure against it talents they are conscious of possessing, eager above all to live in peace and enjoy fruits of their own labor. Party line only represents thesis which official propaganda machine puts forward with great skill and persistence to a public often remarkably resistant in the stronghold of its innermost thoughts. But party line is binding for outlook and conduct of people who make up apparatus of power–party, secret police and Government–and it is exclusively with these that we have to deal.

Second, please note that premises on which this party line is based are for most part simply not true.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peaceful and mutually profitable coexistence of capitalist and socialist states is entirely possible. Basic internal conflicts in advanced countries are no longer primarily those arising out of capitalist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but are ones arising from advanced urbanism and industrialism as such, which Russia has thus far been spared not by socialism but only by her own backwardness. Internal rivalries of capitalism do not always generate wars; and not all wars are attributable to this cause. To speak of pos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against USSR today, after elimination of Germany and Japan and after example of recent war, is sheerest nonsense. If not provoked by forces of intolerance and subversion “capitalist” world of today is quite capable of living at peace with itself and with Russia. Finally, no sane person has reason to doubt sincerity of moderate socialist leaders in Western countries. Nor is it fair to deny success of their efforts to improve conditions for working population whenever, as in Scandinavia, they have been given chance to show what they could do.

Falseness of those premises, every one of which predates recent war, was amply demonstrated by that conflict itself Anglo-American differences did not turn out to be major differences of Western World. Capitalist countries, other than those of Axis, showed no disposition to solve their differences by joining in crusade against USSR. Instead of imperialist war turning into civil wars and revolution, USSR found itself obliged to fight side by side with capitalist powers for an avowed community of aim.

Nevertheless, all these theses, however baseless and disproven, are being boldly put forward again today. What does this indicate? It indicates that Soviet party line is not based on any objective analysis of situation beyond Russia’s borders; that it has, indeed, little to do with conditions outside of Russia; that it arises mainly from basic inner-Russian necessities which existed before recent war and exist today. At bottom of Kremlin’s neurotic view of world affairs is traditional and instinctive Russian sense of insecurity.

Originally, this was insecurity of a peaceful agricultural people trying to live on vast exposed plain in neighborhood of fierce nomadic peoples. To this was added, as Russia came into contact with economically advanced West, fear of more competent, more powerful, more highly organized societies in that area. But this latter type of insecurity was one which afflicted rather Russian rulers than Russian people; for Russian rulers have invariably sensed that their rule was relatively archaic in form fragile and artificial in its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unable to stand comparison or contact with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countries. For this reason they have always feared foreign penetration, feared direct contact between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own, feared what would happen if Russians learned truth about world without or if foreigners learned truth about world within. And they have learned to seek security only in patient but deadly struggle for total destruction of rival power, never in compacts and compromises with it.

It was no coincidence that Marxism, which had smoldered ineffectively for half a century in Western Europe, caught hold and blazed for first time in Russia. Only in this land which had never known a friendly neighbor or indeed any tolerant equilibrium of separate powers, either internal or international, could a doctrine thrive which viewed economic conflicts of society as insoluble by peaceful means. After establishment of Bolshevist regime, Marxist dogma, rendered even more truculent and intolerant by Lenin’s interpretation, became a perfect vehicle for sense of insecurity with which Bolsheviks, even more than previous Russian rulers, were afflicted. In this dogma, with its basic altruism of purpose, they found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instinctive fear of outside world, for the dictatorship without which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rule, for cruelties they did not dare not to inflict, for sacrifice they felt bound to demand. In the name of Marxism they sacrificed every single ethical value in their methods and tactics. Today they cannot dispense with it. It is fig leaf of their moral and intellectual respectability. Without it they would stand before history, at best, as only the last of that long succession of cruel and wasteful Russian rulers who have relentlessly forced country on to ever new heights of military power in order to guarantee external security of their internally weak regimes. This is why Soviet purposes most always be solemnly clothed in trappings of Marxism, and why no one should underrate importance of dogma in Soviet affairs. Thus Soviet leaders are driven [by?] necessities of their own past and present position to put forward which [apparent omission] outside world as evil, hostile and menacing, but as bearing within itself germs of creeping disease and destined to be wracked with growing internal convulsions until it is given final Coup de grace by rising power of socialism and yields to new and better world. This thesis provides justification for that increase of military and police power of Russian state, for that isolation of Russian population from outside world, and for that fluid and constant pressure to extend limits of Russian police power which are together the natural and instinctive urges of Russian rulers. Basically this is only the steady advance of uneasy Russian nationalism, a centuries old movement in which conceptions of offense and defense are inextricably confused. But in new guise of international Marxism, with its honeyed promises to a desperate and war torn outside world, it is more dangerous and insidious than ever before.

It should not be thought from above that Soviet party line is necessarily disingenuous and insincere on part of all those who put it forward. Many of them are too ignorant of outside world and mentally too dependent to question [apparent omission] self-hypnotism, and who have no difficulty making themselves believe what they find it comforting and convenient to believe. Finally we have the unsolved mystery as to who, if anyone, in this great land actually receives accurate and unbiased information about outside world. In atmosphere of oriental secretiveness and conspiracy which pervades this Government, possibilities for distorting or poisoning sources and currents of information are infinite. The very disrespect of Russians for objective truth–indeed, their disbelief in its existence–leads them to view all stated facts as instruments for furtherance of one ulterior purpose or another.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suspect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actually a conspiracy within a conspiracy; and I for one am reluctant to believe that Stalin himself receives anything like an objective picture of outside world. Here there is ample scope for the type of subtle intrigue at which Russians are past masters. Inability of foreign governments to place their case squarely before Russian policy makers–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delivered up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Russia to good graces of obscure and unknown advisors whom they never see and cannot influence–this to my mind is most disquieting feature of diplomacy in Moscow, and one which Western statesmen would do well to keep in mind if they would understand nature of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here.

Part 3: Projection of Soviet Outlook in Practical Policy on Official Level

We have now seen nature and background of Soviet program. What may we expect by way of it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Soviet policy, as Department implies in its query under reference, is conducted on two planes: (1) official plane represented by actions undertaken officially in name of Soviet Government; and (2) subterranean plane of actions undertaken by agencies for which Soviet Government does not admit responsibility.

Policy promulgated on both planes will be calculated to serve basic policies (a) to (d) outlined in part 1. Actions taken on different planes will differ considerably, but will dovetail into each other in purpose, timing and effect.

On official plane we must look for following:
(a) Internal policy devoted to increasing in every way strength and prestige of Soviet state: intensive military-industrialization; maximum development of armed forces; great displays to impress outsiders; continued secretiveness about internal matters, designed to conceal weaknesses and to keep opponents in dark.
(b) Wherever it is considered timely and promising,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advance official limits of Soviet power. For the moment, these efforts are restricted to certain neighboring points conceived of here as being of immediate strategic necessity, such as Northern Iran, Turkey, possibly Bornholm However, other points may at any time come into question, if and as concealed Soviet political power is extended to new areas. Thus a “friendly Persian Government might be asked to grant Russia a port on Persian Gulf. Should Spain fall under Communist control, question of Soviet base at Gibraltar Strait might be activated. But such claims will appear on official level only when unofficial preparation is complete.
(c) Russians will participate officiall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ere they see opportunity of extending Soviet power or of inhibiting or diluting power of others. Moscow sees in UNO not the mechanism for a permanent and stable world society founded on mutual interest and aims of all nations, but an arena in which aims just mentioned can be favorably pursued. As long as UNO is considered here to serve this purpose, Soviets will remain with it. But if at any time they come to conclusion that it is serving to embarrass or frustrate their aims for power expansion and if they see better prospects for pursuit of these aims along other lines, they will not hesitate to abandon UNO. This would imply, however, that they felt themselves strong enough to split unity of other nations by their withdrawal to render UNO ineffective as a threat to their aims or security, replace it with an international weapon more effective from their viewpoint. Thus Soviet attitude toward UNO will depend largely on loyalty of other nations to it, and on degree of vigor, decisiveness and cohesion with which those nations defend in UNO the peaceful and hopeful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life, which that organization represents to our way of thinking. I reiterate, Moscow has no abstract devotion to UNO ideals. Its attitude to that organization will remain essentially pragmatic and tactical.
(d) Toward colonial areas and backward or dependent peoples, Soviet policy, even on official plane, will be directed toward weakening of power and influence and contacts of advanced Western nations, on theory that in so far as this policy is successful, there will be created a vacuum which will favor Communist-Soviet penetration. Soviet pressure for participation in trusteeship arrangements thus represents, in my opinion, a desire to be in a position to complicate and inhibit exertion of Western influence at such points rather than to provide major channel for exerting of Soviet power. Latter motive is not lacking, but for this Soviets prefer to rely on other channels than official trusteeship arrangements. Thus we may expect to find Soviets asking for admission everywhere to trusteeship or similar arrangements and using levers thus acquired to weaken Western influence among such peoples.
(e) Russians will strive energetically to develop Soviet representation in, and official ties with,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sense Strong possibilities of opposition to Western centers of power. This applies to such widely separated points as Germany, Argentina,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etc.
(f)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atters, Soviet policy will really be dominated by pursuit of autarchy for Soviet Union and Soviet-dominated adjacent areas taken together. That, however, will be underlying policy. As far as official line is concerned, position is not yet clear. Soviet Government has shown strange reticence since termination hostilities on subject foreign trade. If large scale long term credits should be forthcoming, I believe Soviet Government may eventually again do lip service, as it did in 1930’s to desirability of building up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in general. Otherwise I think it possible Soviet foreign trade may be restricted largely to Soviet’s own security sphere, including occupied areas in Germany, and that a cold official shoulder may be turned to principle of general economic collaboration among nations.
(g) With respect to cultural collaboration, lip service will likewise be rendered to desirability of deepening 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peoples, but this will not in practice be interpreted in any way which could weaken security position of Soviet peoples. Actual manifestations of Soviet policy in this respect will be restricted to arid channels of closely shepherded official visits and functions, with superabundance of vodka and speeches and dearth of permanent effects.
(h) Beyond this, Soviet official relations will take what might be called “correct” course with individual foreign governments, with great stress being laid on prestige of Soviet Union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and with punctilious attention to protocol as distinct from good manners.

Part 4: Following May Be Said as to What We May Expect by Way of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Soviet Policies on Unofficial, or Subterranean Plane, i.e. on Plane for Which Soviet Government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Agencies utilized for promulgation of policies on this plane are following:

1. Inner central core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other countries. While many of persons who compose this category may also appear and act in unrelated public capacities, they are in reality working closely together as an underground operating directorate of world communism, a concealed Comintern tightly coordinated and directed by Moscow.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is inner core is actually working on underground lines, despite legality of parties with which it is associated.

2. Rank and file of Communist Parties. Note distinction is drawn between those and persons defined in paragraph 1. This distinction has become much sharper in recent years. Whereas formerly foreign Communist Parties represented a curious (and from Moscow’s standpoint often inconvenient) mixture of conspiracy and legitimate activity, now the conspiratorial element has been neatly concentrated in inner circle and ordered underground, while rank and file–no longer even taken into confidence about realities of movement–are thrust forward as bona fide internal partisans of certain political tendencies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genuinely innocent of conspiratorial connec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Only in certain countries where communists are numerically strong do they now regularly appear and act as a body. As a rule they are used to penetrate, and to influence or dominate, as case may be, other organizations less likely to be suspected of being tools of Soviet Government, with a view to accomplishing their purposes through [apparent omission] organizations, rather than by direct action as a separate political party.

3. A wide variety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or bodies which can be dominated or influenced by such penetration. These include: labor unions, youth leagues, women’s organizations, racial societies, religious societies, social organizations, cultural groups, liberal magazines, publishing houses, etc.

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hich can be similarly penetrated through influence over various national components. Labor, youth and women’s organizations are prominent among them. Particular, almost vital importance is attached in this conne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bor movement. In this, Moscow sees possibility of sidetracking western governments in world affairs and building up international lobby capable of compelling governments to take actions favorable to Soviet interes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of paralyzing actions disagreeable to USSR

5.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ith its foreign branches, and through it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in general.

6. Pan-Slav movement and other movements (Azerbaijan, Armenian, Turcoman, etc.) based on racial groups within Soviet Union.

7. Governments or governing groups willing to lend themselves to Soviet purposes in one degree or another, such as present Bulgarian and Yugoslav Governments, North Persian regime, Chinese Communists, etc. Not only propaganda machines but actual policies of these regimes can be placed extensively at disposal of USSR

It may be expected that component parts of this far-flung apparatus will be utili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individual suitability, as follows:
(a) To undermine general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otential of major western powers. Efforts will be made in such countries to disrupt national self confidence, to hamstring measures of national defense, to increase social and industrial unrest, to stimulate all forms of disunity. All persons with grievances, whether economic or racial, will be urged to spelt redress not in mediation and compromise, but in defiant violent struggle for destruction of other elements of society. Here poor will be set against rich, black against white, young against old, newcomers against established residents, etc.
(b) On unofficial plane particularly violent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weaken power and influence of Western Powers of [on] colonial backward, or dependent peoples. On this level, no holds will be barred. Mistakes and weaknesses of western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will be mercilessly exposed and exploited. Liberal opin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will be mobilized to weaken colonial policies. Resentment among dependent peoples will be stimulated. And while latter are being encouraged to seek independence of Western Powers, Soviet dominated puppet political machines will be undergoing preparation to take over domestic power in respective colonial areas when independence is achieved.
(c) Where individual governments stand in path of Soviet purposes pressure will be brought for their removal from office. This can happen where governments directly oppos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ims (Turkey, Iran), where they seal their territories off against Communist penetration (Switzerland, Portugal), or where they compete too strongly, like Labor Government in England, for moral domination among elements which it is important for Communists to dominate. (Sometimes, two of these elements are present in a single case. Then Communist opposition becomes particularly shrill and savage. )
(d) In foreign countries Communists will, as a rule, work toward destruction of all forms of personal independence, economic, political or moral. Their system can handle only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brought into complete dependence on higher power. Thus, persons who are financially independent–such as individual businessmen, estate owners, successful farmers, artisans and all those who exercise local leadership or have local prestige, such as popular local clergymen or political figures, are anathema. It is not by chance that even in USSR local officials are kept constantly on move from one job to another, to prevent their taking root.
(e) Everything possible will be done to set major Western Powers against each other. Anti-British talk will be plugged among Americans, anti-American talk among British. Continentals, including Germans, will be taught to abhor both Anglo-Saxon powers. Where suspicions exist, they will be fanned; where not, ignited. No effort will be spared to discredit and combat all efforts which threaten to lead to any sort of unity or cohesion among other [apparent omission] from which Russia might be excluded. Thus, all form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t amenable to Communist penetration and control, whether it be the Catholic [apparent omiss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ncerns, or the international fraternity of royalty and aristocracy, must expect to find themselves under fire from many, and often [apparent omission].
(f) In general, all Soviet efforts on unofficial international plane will be negative and destructive in character, designed to tear down sources of strength beyond reach of Soviet control. This is only in line with basic Soviet instinct that there can be no compromise with rival power and that constructive work can start only when Communist power is doming But behind all this will be applied insistent, unceasing pressure for penetration and command of key positions in administration and especially in police apparatus of foreign countries. The Soviet regime is a police regime par excellence, reared in the dim half world of Tsarist police intrigue, accustomed to think primarily in terms of police power. This should never be lost sight of in ganging Soviet motives.

Part 5: [Practical Deductions From Standpoint of US Policy]

In summary, we have here a political force committed fanatically to the belief that with US there can be no permanent modus vivendi that it is desirable and necessary that the internal harmony of our society be disrupted, our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be destroyed, the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of our state be broken, if Soviet power is to be secure. This political force has complete power of disposition over energies of one of world’s greatest peoples and resources of world’s richest national territory, and is borne along by deep and powerful currents of Russian nationalism. In addition, it has an elaborate and far flung apparatus for exertion of its influ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n apparatus of amazing flexibility and versatility, managed by people whose experience and skill in underground methods are presumably without parallel in history. Finally, it is seemingly inaccessible to considerations of reality in its basic reactions. For it, the vast fund of objective fact about human society is not, as with us, the measure against which outlook is constantly being tested and re-formed, but a grab bag from which individual items are selected arbitrarily and tendenciously to bolster an outlook already preconceived. This is admittedly not a pleasant picture. Problem of how to cope with this force in [is] undoubtedly greatest task our diplomacy has ever faced and probably greatest it will ever have to face. It should be point of departure from which our political general staff work at present juncture should proceed. It should be approached with same thoroughness and care as solution of major strategic problem in war, and if necessary, with no smaller outlay in planning effort. I cannot attempt to suggest all answers here. But I would like to record my conviction that problem is within our power to solve–and that without recourse to any general military conflict.. And in support of this conviction there are certain observations of a more encouraging nature I should like to make:

(1) Soviet power, unlike that of Hitlerite Germany, is neither schematic nor adventunstic. It does not work by fixed plans. It does not take unnecessary risks. Impervious to logic of reason, and it is highly sensitive to logic of force. For this reason it can easily withdraw–and usually does when strong resistance is encountered at any point. Thus, if the adversary has sufficient force and makes clear his readiness to use it, he rarely has to do so. If situations are properly handled there need be no prestige-engaging showdowns.

(2) Gauged against Western World as a whole, Soviets are still by far the weaker force. Thus, their success will really depend on degree of cohesion, firmness and vigor which Western World can muster. And this is factor which it is within our power to influence.

(3) Success of Soviet system, as form of internal power, is not yet finally proven. It has yet to be demonstrated that it can survive supreme test of successive transfer of power from one individual or group to another. Lenin’s death was first such transfer, and its effects wracked Soviet state for 15 years. After Stalin’s death or retirement will be second. But even this will not be final test. Soviet internal system will now be subjected, by virtue of recent territorial expansions, to series of additional strains which once proved severe tax on Tsardom. We here are convinced that never since termination of civil war have mass of Russian people been emotionally farther removed from doctrines of Communist Party than they are today. In Russia, party has now become a great and–for the moment–highly successful apparatus of dictatorial administration, but it has ceased to be a source of emotional inspiration. Thus, internal soundness and permanence of movement need not yet be regarded as assured.

(4) All Soviet propaganda beyond Soviet security sphere is basically negative and destructive. It should therefore be relatively easy to combat it by any intelligent and really constructive program.

For those reasons I think we may approach calmly and with good heart problem of how to deal with Russia. As to how this approach should be made, I only wish to advance, by way of conclusion, following comments:

(1) Our first step must be to apprehend, and recognize for what it is, the nature of the movement with which we are dealing. We must study it with same courage, detachment, objectivity, and same determination not to be emotionally provoked or unseated by it, with which doctor studies unruly and unreasonable individual.

(2) We must see that our public is educated to realities of Russian situation. I cannot over-emphasize importance of this. Press cannot do this alone. It must be done mainly by Government, which is necessarily more experienced and better informed on practical problems involved. In this we need not be deterred by [ugliness?] of picture. I am convinced that there would be far less hysterical anti-Sovietism in our country today if realities of this situation were better understood by our people. There is nothing as dangerous or as terrifying as the unknown. It may also be argued that to reveal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difficulties with Russia would reflect unfavorably on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I feel that if there is any real risk here involved, it is one which we should have courage to face, and sooner the better. But I cannot see what we would be risking. Our stake in this country, even coming on heels of tremendous demonstrations of our friendship for Russian people, is remarkably small. We have here no investments to guard, no actual trade to lose, virtually no citizens to protect, few cultural contacts to preserve. Our only stake lies in what we hope rather than what we have; and I am convinced we have better chance of realizing those hopes if our public is enlightened and if our dealings with Russians are placed entirely on realistic and matter-of-fact basis.

(3) Much depends on health and vigor of our own society. World communism is like malignant parasite which feeds only on diseased tissue. This is point at which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meets Every courageous and incisive measure to solve internal problems of our own society, to improve self-confidence, discipline, morale and community spirit of our own people, is a diplomatic victory over Moscow worth a thousand diplomatic notes and joint communiqués. If we cannot abandon fatalism and indifference in face of deficiencies of our own society, Moscow will profit–Moscow cannot help profiting by them in its foreign policies.

(4) We must formulate and put forward for other nations a much more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picture of sort of world we would like to see than we have put forward in past. It is not enough to urge people to develop political processes similar to our own. Many foreign peoples, in Europe at least, are tired and frightened by experiences of past, and are less interested in abstract freedom than in security. They are seeking guidance rather than responsibilities. We should be better able than Russians to give them this. And unless we do, Russians certainly will.

(5) Finally we must have courage and self-confidence to cling to our own methods and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After Al, the greatest danger that can befall us in coping with this problem of Soviet communism, is that we shall allow ourselves to become like those with whom we are coping.

KENNAN 800.00B International Red Day/2 – 2546: Airgram

1939年8月23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于当日夜间签订，第二天在报纸上公布，秘密协议部分未公开。

第1条 缔约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他国在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任何攻击；
第2条 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目标，另一方将不向该第三国提供支援；
第4条 缔约双方将不加入任何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国家集团。

条约有效期为10年。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属议定书》

第1条 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领土若发生领土和这种变动时，立陶宛北部疆界应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
第2条 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或政治的变动，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雷纳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为界。……
第3条 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方面宣布它在这些地区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至于波兰的独立国家地位，双方将在以后的谈判中解决。

二战结束后，德国将其侵占波兰的领土还给了波兰，苏联占有部分没有归还，苏联当局不承认曾签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最终德国又拿出了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替苏联偿还给了波兰，即战后波兰领土整体向西位移了几百公里。后来盟军在德国的档案馆里找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德文文本，因签协议的莫洛托夫在这个德文文本上签名时用的是拉丁字母，而非俄语的西利尔字母，苏联拒绝承认。

徐志摩《欧洲漫录》中苏联

1925年3月，徐志摩去欧洲游历，第一站就是苏联（时称苏俄）。

走出国门，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眼前的事实出乎他的意料：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在一个车站下车，天已经黑了，车站上照明的却是几只贴在壁上的油灯。昏暗的候车室里是满屋子黑黝黝的人群，“那情景我再也忘不了，尤其是那气味！悲悯心禁止我尽情的描写；丹德假如到此地来过，他的地狱里一定另添一番色彩！”

到了莫斯科，徐志摩初入科里姆林宫：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

莫斯科的新景观如何？徐志摩首先看到的仍然是贫穷和萧条：

大街两旁古老的店铺大都倒闭，漂亮的店铺是见不到的，最多也最热闹的是食品店，是政府开的，物资却奇缺而且昂贵。俄罗斯人曾有的贵族气彻底不见了，街上走过一群群男人，却见不到一件白色的衬衣，更不用说礼服和鲜艳的领结。
“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大概就是他的被窝，头发是一团茅草，再也看不出曾经爬梳过的痕迹……”
徐志摩还拜访了另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躲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见有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是穿着一件毛绒衫，肘子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的，家具有一张小木桌，一张椅子，墙壁上几个挂衣服的钩子，他自己的床是顶着窗的，斜对面另一张床，那是他哥哥或弟弟的……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

在这样的人群中，徐志摩觉得很窘。他说有一次去英国，也曾经感到很窘，因为与周围的人相比，他简直是叫化子。这次到莫斯科来，他又觉得很窘，是因为自己的穿着太阔气。因为在莫斯科，“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而且人们的脸上只有忧郁，没有笑容，一个个都好像心头沉重。

徐志摩到达莫斯科时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了”。

丧事办过之后，剧院可以演戏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戏，却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剧院有戏，但售票处没人，找人询问，才知道“今晚不售门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让党的俱乐部包了，一般人不能进。徐志摩等人特别幸运，因为找到一个朋友，他们就被请进了剧院，而且不用买票。

在莫斯科，徐志摩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莫斯科的街道上有男子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这种怪现象的背后，在徐志摩看来，源于苏俄规定的“一个人不得多占一间以上的屋子”的法律。苏俄政府对民众的私有财产（尤其是房子），依法没收，然后重新分配。

面对革命和之后社会改造的俄罗斯，徐志摩写道：

什么习惯都打得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竞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来走，谁要再站起来就是笑话……

因为当时北京的一则新闻，徐志摩说：“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苏俄的一种宣传……”

带着这份关心，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

徐志摩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对此，徐志摩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然后是参观列宁遗体：

徐志摩因一进门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地球模型，由此产生了震惊与恐惧：“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徐志摩写道：他（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这次参观，让徐志摩产生了深深的歉意：“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我只记得罗素说，‘我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但……’意思是说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向后转……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有了这些的感受，他开始对国内的青年说话：

“怨毒”已经弥漫在空中，进了血管，长出来时是小疽是大痈说不定，开刀总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脓，总得有个出路。别国我不敢说，我最亲爱的祖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菌，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风。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个对症的治法……但同时我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生气：你们口里说的话大部分是借来的，你们不一定明白，你们说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还有，照你们的理想，我们应得准备的代价，你们也不一定计算过或是认清楚；血海的滋味，换一句话说，我们终久还不曾大规模的尝过。……照你现在的做法做下去时，你们不久就会觉得你们不知怎的叫人家放在虎背上去，那时候下来的好，还是不下来的好？我们现在理论时代，下笔做文章的时代，事情究竟好办，话不圆也得说他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就就圆了，回头你自己也忘了角是你剪的，只以为原来就圆的，那我懂得。比如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

……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贫，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的？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什么国际？你们要是躲懒，不去自己发明流自己血的方法，却只贪图现成，听人家的话，我说你们就不配，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做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革英国命的是克郎威尔；革法国命的是卢骚、丹当、罗佩士披亚、罗兰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马志尼、加利包尔提；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几代人的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那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它至少证明，当时的知识界并非全都犯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