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礼：回顾安徽的农村改革

本文选自《改革开放口述史》_{（编者：欧阳淞，高水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周日礼20世纪50年代初至1963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机要秘书，此后任安徽省农委研究室主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安徽率先在农村推行了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遇到了各种习惯势力和“左”倾思想的顽强干扰和抵制。包产到户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省委“六条”出台前后

1977年6月21日，党中央委派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分别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二、三书记。当时，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个年头，但“四人帮”推动的“左”倾政策，在安徽基本上没有被触动。万里等人到任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采取果断措施排除了派性干扰，很快揭开了被“四人帮”代理人捂了8个月的盖子，初步调整了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在揭批查过程中，农村问题反映相当突出。万里通过省委副书记王光宇，通知我（当时任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准备系统地汇报农村情况。

8月下旬的一天，我在万里住地稻香楼西苑会议室作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赵守一、王光宇。我们边谈边议，从下年两点一直搞到天黑，谈了5个多小时。

首先汇报的是，“四人帮”在农村推行“左”倾政策，安徽是重灾区，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10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60元上下，由于价格的因素，农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30%。根据当时测算，农民每人每年最低生活费用需要100多元。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其中只有10%左右的队勉强维持温饱；67%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20%左右。这些数字说明，全省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这些队的基本状况是“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其中有10%的队仍在饥饿线上挣扎。

至于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慨。定远县耕地面积160多万亩，按照实际情况只能种80万亩水稻，“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却强行规定要种150万亩，并说是“铁板上钉钉子，外加三锤，一亩也不能少”，结果有20多万亩无收，有收的产量也很低。芜湖县易太公社追求形式主义，打破原有生产队体制，打破各队土地界限，打乱水系，把集体的粮、款、物等全部重新分配。新划的生产队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土地一样，人口一样，村庄大小一样，水利工程兴办一样。公社还规定，凡是妨碍规划实施的树木要砍掉、村庄要移址、房屋要拆迁、沟塘要填平、道路要重修。社员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怒。由于严重强迫命令、瞎指挥，全社粮食减产592万斤，有的大队人均收入由1976年的70元下降到38元。

分配上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队生产单一，主要是搞粮食生产，而粮食的比较效益又低，社员劳动一天，只能拿到4毛多钱，少的只有几分钱，连吃饭都不够，因而在收益分配上普遍出现了多年来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超支户”顽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只好实行按人分配粮食。群众风趣地说，“白天黑夜拼命干，不如生个大肉蛋”(指生小孩)，“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指一个劳动日值不如一个鸡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一天的农活三天干不完。农村中普遍有两句顺口溜:“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男的上工带打牌，女的上工带纳鞋，边干边玩到下工，赶快回家忙自留(自留地)”。

农民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社员之间为争工评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社员与干部之间，因为强迫命令、瞎指挥，搞得矛盾重重。运动一来，帽子一大把，互相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被斗得面目全非。相当多的生产队找不到人当干部，有的采用抓阄的办法解决;有的组织大家摸扑克牌，摸到大鬼当队长，摸到小鬼当副队长，有的花钱雇人当队长。

农村干部群众的这种消极情绪是非常严重的，它比公开的罢工危害更大。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我们要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人的高度积极性，通通都是空话。

汇报结束后，万里严肃地指出，“看来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比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更艰巨，不搞好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搞不好”。万里明确表示，他“要拿出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揭批‘四人帮’的有关人和事以及工业生产，由别人去抓。省委领导同志都要下去搞调查研究。你们农委的同志也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尽快拿出一个切实有效的政策性意见”。

1977年11月上旬，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锅灶旁边草堆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架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万里又走到了另一户农家，看到家里只有一位穿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四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小孩。”“他们到哪去了?”“出去玩了。”“请你喊他们回来让我看看。”万里连催两遍，这位妇女面有难色，不愿出门去找。在万里的再三催促下，她无奈地掀开锅盖，只见锅膛坐着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原来烧过饭的锅灶，拿掉铁锅，利用锅膛内的余热，把两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里面防寒。

万里看了两户农民后，已是泪流满面，他沉痛地说:“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贡献啊!没有他们，哪来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我们解放后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竟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的十七八岁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

我们省农委政策研究室全体同志按照万里的嘱咐，也分赴全省各地进行调查，并于1977年9月20日到24日，在滁县召开了农村政策座谈会。会议充分揭露了农村“左”倾现象，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

“六条”草稿送呈省委常委后，顾卓新于10月6日作了批示:“这些意见都很好，文件写得也明确。可以考虑批转各地执行。但是:(1)这些办法能否真正做得到，有多少把握?(2)各地区的社队实际收入分配情况如何?每个劳动日多少钱?能否分到现金?(3)真正贯彻这些政策得经过社队的彻底整顿。现在下边很乱，无保证，应考虑明年社教工作队结合完成这项任务。”

万里看到“六条”草稿后非常高兴，认为写得很好，并提出还要广泛听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意见。

根据万里等人的意见，我们选定肥东县解集公社青春大队和长丰县吴山公社四里墩大队，于10月下旬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每个大队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分成3个小组，万里、顾卓新、赵守一分头参加一个小组。干部群众看到省委领导同志和自己面对面地讨论研究问题，虚心听取下边意见，情绪十分高昂，发言非常踊跃，都想把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倒出来。座谈中，大家对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正当家庭副业的规定，一致表示赞成。对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建立生产责任制等方面的规定，希望能再放宽一些，要相信下边干部群众是不会胡来的。根据座谈会的意见，“六条”草稿又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

1977年11月15日到21日，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各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集中讨论修改“六条”。会议开始时，万里只作了不到20分钟的简短讲话。他说:“这次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把农民发动起来，全党大办农业。安徽是农业省，农业搞不上去问题就大了。”“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抓农业机械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机械化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能上得快。”万里还说:“中国革命在农村起家，农民支持我们。母亲送儿当兵，参加革命，为的什么?一是为了政治解放，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是为了生活，为了有饭吃。现在进了城，有些人把群众这个母亲忘掉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

对“六条”规定，会议讨论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大家唇枪舌剑，你争我吵。由于不少人顾虑重重，怀疑抵制，特别是受到当时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影响，一些原来写进去的更宽的规定，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所以，在某些条文中还留有“左”倾政策的烙印。万里解释说:“有些同志思想不通，不要勉强，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边同志去做。有些更宽的条文硬写进去，他们接受不了，反而会把事情弄糟。”

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座谈讨论，进行了十多次的反复修改，几易其稿，于11月28日，以“试行草案”的形式下发全省各地农村贯彻执行。

省委“六条”的基本内容是，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据不同的农活，生产队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固定的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去做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但在当时，许多规定都触犯了不可动摇的原则，突破了长期无人逾越的“禁区”。这在粉碎“四人帮”后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是一支向“左”倾思想宣战的利剑，也是农村改革的序幕。

省委“六条”发出后，全省各地掀起了宣传贯彻的热潮，领导亲自动手，形式多样，声势浩大，效果显著，群众满意。在具体做法上，有的召开了县、社、大队三级干部会，有的举办万人学习班，培训大批宣传骨干，由领导同志带队深入基层，原原本本向群众宣讲。有的县广播站设立了宣传贯彻“六条”专题节目。有的将“六条”抄写在生产队活动室墙上，每天晚上组织社员学习讨论。干部、社员把落实“六条”看成是一件喜事，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许多地方听传达的人数之多，到会之齐之快，都是多年少有的。有的地方通知一户来一人，很多全家老小都来了，这种热闹场面很有点像当年搞土改的劲头。通过近3个月的宣传贯彻，“六条”的基本内容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户晓，“六条”所规定的各项政策得到了全面贯彻执行。

邓小平在看到安徽“六条”后，拍案叫好。1978年春天，他对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并亲手将一份安徽“六条”交给了他。不久，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十二条规定。

1978年，在贯彻执行省委“六条”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3月，在淮北地区就如何搞好夏季分配问题，针对小麦生产为什么长期上不去，山芋生产为什么越种越多向干部群众请教。很多群众用形象的比喻道出了症结所在，他们说:“小麦是姑娘，收的再多是人家的(意思是交售给国家)，山芋、玉米是儿子(国家征购粮食不收或少收山芋、玉米)。”我们将这些反映，及时写信送给万里。5月，省委决定将夏季粮食起购点由原来每人65斤提高到75斤。就10斤粮食，一下子把几千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带来了1979年小麦特大丰收。

9月，围绕生产责任制问题，我们选择了长丰县朱集公社朱集大队(学大寨先进单位)和凤阳县马湖公社进行对比研究。朱集大队实行的是定额记工办法，社员“只想千分，不想千斤”的情况是很突出的。马湖公社部分生产队实行的是包产到组办法，生产年年发展。通过对比，明显看出: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实际上没有责任制。

我在马湖公社调查时，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吉绍宏特地来到公社，和我交换意见，他很感慨地说:“农村问题离开了农民个人利益，办法再多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曾采取了很多办法，如学大寨、定额记工、死分活评、死分死记、小段包工、包工到组、路线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什么戏法都玩过，什么招数都用过，农业生产并没有搞上去。农民一年忙到头，连吃饭穿衣都不能解决。”他的结论是“包产到组小翻身，包产到户大翻身，‘大呼隆’永世不得翻身”。对于包产到户，我们共同的看法是，不少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为此被撤了职，丢了官，人们心有余悸、谈“包”色变的情况相当普遍，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

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遵照省委指示，省农委抽调了12位同志，并吸收县、区、社总共38位同志，组成省委工作队，于1979年2月1日去肥西县山南公社，直接向干部群众宣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意下发的两个农业文件_{[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提出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两个不许”]}。在原原本本宣讲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干部、群众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对生产责任制问题最感兴趣，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不仅群众拥护，党员、干部也拥护，不仅劳力强的拥护，劳力弱的甚至连五保户都拥护。

宗店大队19个生产队，干部、社员一致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他们说，不这样，农业生产就搞不上去。这个大队曾立过几次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我讲句不怕坐班房的话，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就要把产量包到户上。记得土改时，我家分3亩田，我不在家，请人代耕，每年收17石稻子，现在，还是这几亩田，集体种每年只收6石稻子。”

红星大队三合队社员汪其高说:“1978年分口粮1200斤，稻草800斤，油脂5斤，付款172元，由儿子汪晋清(在合肥中学教书)负担。如果搞包产到户，我和老伴可以种2亩水田、1亩旱地。水田全年最少可收2000斤粮，除交征购和集体提留外，自己可得1350斤，加上去年秋借种的6分地，可收小麦150斤，总共可收1500斤，比去年从集体分配的还多300斤，而且还不要付款。”大队民兵营长何道发说，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

湖中大队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讲，过去搞“责任田”时牛力不足，粮食不够吃，人还浮肿，只干两年就富了，收的山芋不吃了，山芋的价格比稻草低，就捆在草里当草卖。现在人多了，牛强了，干部社员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来就更快了。

刘老庄大队夏郢生产队社员王道银说，过去干活不知有多难!没有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我们包产到户干，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要啥有啥。

公社粮站站长解其芬，家里7口人，老的老，小的小;供销社主任廖子坤，家里5口人，4个孩子，爱人生病。他们两人都说，从我们个人家庭来看包产到户，生产有困难，但可以想办法解决;从加快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积极赞成包产到户。

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还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说，早也盼，晚也盼，盼到现在搞了“两个不许干”。有的说上面让我们解放思想，我们看中央的思想也没真正解放。一边强调生产队自主权，一边又强调“两个不许”。还有的说，这次是省、县、区、社直接给我们宣讲中央文件，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果这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这不光是生产搞不上去，我们也不能真正当家作主，心里感到憋气。大家纷纷要求中央修改两个文件时把“两个不许”去掉。

对于上述情况，我于2月4日晚上赶回合肥，第二天向万里作了口头汇报。万里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这个问题要专门讨论一次。2月6日，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首先由我汇报了省委工作队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中央两个文件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意见。常委们在讨论中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但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如果要实行这种办法，主张先向中央请示。王光宇在会上回顾了1961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情况，他说，“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农村困难局面，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一讲起“责任田”，农民都非常怀念，说“责任田”是“救命田”。他主张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实行这种办法。

上午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下午继续开会。在会上，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去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到会同志对万里的意见都表示赞成。

2月6日晚上，我又回到山南公社，第二天向社队干部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干部群众得知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共有6个公社，在四五天时间内普遍推行了包产到户。山南区的情况，我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说，不要怕，让他们搞，山南区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山南区。山南公社和山南区搞包产到户像旋风一样，很快席卷了整个肥西县，在不到1个月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即占生产队总数的40%。肥西县的情况我又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说，可以让他们搞。

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直接推动了肥西县包产到户迅猛发展，1979年春耕时，全县包产到户生产队占11%，麦收时占23%，双抢时占50%，秋种时发展到93%。山南公社和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对全省影响很大，它像催化剂，启发着人们思考问题，想方设法推动农业生产尽快发展。尤其是“包产到户”，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欢迎。1979年，推行包产到户较多的有宣城、芜湖、东至、无为、肥东、长丰、颍上、固镇、来安、全椒、嘉山、阜南、六安13个县。对全国影响也很大，中央党、政、军机关有20多个单位负责同志，全国有23个省市负责农业的领导同志先后到肥西考察。1985年春节，肥西县委委派县长胡庆长、副县长汤茂林、农经委主任魏忠，赴京向万里汇报工作，万里愉快地说:“肥西县搞生产责任制是带了头的，这是上了《邓小平文选》的。几年来，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我很高兴。肥西是有有利条件的，希望在第二步改革发展商品生产中，取得更大成就。”

3月初，包产到户大有覆盖全省的势头。对此，万里确实也有些担心，他要我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汇报一下安徽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电报由我主持起草，赵守一修改，万里于3月4日签发。电报说:“安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死分死记的约占生产队总数百分之二十;定额管理约占百分之五十;联系产量责任制约占百分之三十。联系产量责任制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分组作业，三包一奖到组;二是有的地方对一些单项作物或旱粮作物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水旱作物兼作地区，有的实行水田定产到组、旱杂粮定产到户的办法。”“关于责任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不改变核算单位，可以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三包一奖到组可以普遍搞。已经搞的要加强领导，巩固提高;正在搞的，要抓紧时间，力争春耕大忙前搞完;未搞的，为了不影响春耕，可暂时不搞。少数边远落后、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岗位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作为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1979年春天，各地在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过程中，纷纷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包括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它直接动摇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受到了一些思想僵化和心有余悸者的怀疑和抵制。由此，围绕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全民大讨论。这种大讨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街道，从工厂到学校，每个行业，每个角落，甚至每个家庭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农村改革。人们像打开闸门似的各抒己见，针锋相对，争论不休。农村的改革，震动了整个社会。在周围邻近的省份，也发出了一片指责声，有的省委负责人公开宣称自己“要保持晚节”，并在安徽的边界装上高音喇叭，成天叫喊“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

面对这种情况，万里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头脑冷静，态度坚定，反复强调:“对于农村改革，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不能为社会上说三道四所干扰。”“对于各种形式责任制，都应当在实践中相竞争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只要能增产、增收、增贡献，就是好办法。”“对待各种形式责任制，省委不搞派性，不支一派、压一派，由群众在实践中去鉴别和选择。”“各种形式责任制，试验一年，年终总结。”

万里还特别对我们交代说，现在农村责任制形式很多，干部群众的认识又很不一致，你们要及时了解农村的动向，有什么情况和问题，随时向省委汇报。

按照万里的指示，我们除了直接深入基层和通过来信来访了解情况外，还在合肥、嘉山、固镇、肥西、休宁等地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各地的汇报。在我们掌握的材料中，农村在推行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初期，确实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有的地方群众对集体经济失去信心，对社、队干部存有意见，在划分作业组时，有排斥党员、干部的行为。有的生产队划分了4个作业组，提出要将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全部分光，甚至连生产队的公章也要分，即将公章劈成4块，每个小组保存一块，如以生产队名义对外联系工作时，需经4个小组讨论同意后，才能将公章拼到一起来使用。有的将水车锯成几截，一个组一截;有的将拖拉机拆开分掉，有的生产队只有一部手扶拖拉机，几个作业组不好分配，只好将它放到水塘里“保存”起来，几个月后捞上来，已经锈坏了。有的分组作业后，将生产队的树木砍光了，有的将生产队的公房拆除分掉。不少地方还出现争牛争水现象，有累死耕牛、吵嘴打架的。还有的农户承包土地后，因为缺少劳力，女主人担心害怕，上吊自尽了。对于这些问题，省委及时采取各种办法，进行了妥善处理和正确指导。

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志在办公室研究各地送来的情况反映，起草向省委的书面汇报。材料搞好后，已是夜里11点钟了。我约请辛生和沈章余，坐上车子到合肥周围去看看农村的夜景。我们沿着合肥到六安的公路，边走边议。当看到公路两边万籁无声的村庄，就评论说这里可能是坚持集体劳动的地方;当走到官亭区金桥公社地界时，看到不少农民借着皎洁的月光，在田间紧张地忙碌着，就评论说这里可能是包产到户的地方。我们下车站在公路旁边向北看，河里有小船在划动，像是运送肥料的;河边有人摇动水车，正向地里抽水灌溉。转过身来向南看，三三两两的男女，在犁田整地，准备栽插水稻。我们走到田头，向一对小夫妻询问道:“快到下半夜了，你们怎么还不休息呀!”男的回答说:“政府将土地交给我们承包，生产搞不好，就对不起政府了。现在季节不等人，庄稼早一天下地，就能多收一些粮食。”当车子走到山南区金牛公社时，看到一个大院门口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下车一看，原来是公社粮站挑灯夜战，紧张地收购社员送来的油菜籽。旁边小屋里锅灶上热气腾腾，掀开锅盖一看，里面正在烧着半锅红烧肉。我对粮站职工说:“天这么晚了，吃过饭再干也不误事嘛。”他们爽快地回答说:“今年油菜籽大丰收，农民同志白天忙，分不开身，利用夜里时间把油菜籽送来，我们应该抓紧收，不吃饭心里也高兴。”我们向万里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乐滋滋地说:“我也要抽时间下去走一走，看一看。”

5月21日上午上班时，万里打来电话说:“今天我们到肥西山南公社去看看，我不带人了，你可以带一位同志一起去。”我和辛生于8点半赶到万里住地时，他正站在门口等着，我们即刻坐上北京吉普出发了。9点多钟，车子到了山南公社地界，万里要下车看看。我们走在田间的小路上，天空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真是一个难得的体察民情的好日子。万里四处眺望，看不到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场面，看到的多是一对对夫妻聚精会神地在承包地里干活，有的在整地，有的在整修田埂，有的在看护秧苗，公路上不时有人拖着小板车，将购买的化肥拉回家。一块块葱绿的秧苗，正在茁壮生长;身边齐胸的麦子，穗大籽饱，随风掀起滚滚的麦浪，好像是在欢迎万里的到来;天上布谷鸟叫个不停，地上的虫鸣蛙鼓，仿佛是在预祝麦子的丰收而演奏一曲曲美妙动人的大合唱。农村的这一派勃勃生机，万里看在眼里，喜在眉梢。远处有位放牛的老人坐在田埂上抽烟，他信步走了过去，与老人闲聊起来。“老人家，这样的麦子一亩能收多少?”老人回答说:“四五百斤没有问题。”“是不是公路边上好些，里面差些?”“不!越往里走，长得越好，好的能收六七百斤。”我们往前走了一两里路，看到的麦子一块比一块长得好，果然如老人所说。

我们赶到公社时，已是10点多钟了，公社只有一两个看家的，他们找来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妇女主任张玉兰。万里问王立恒:“搞包产到户，你可怕?”“是有点.……”“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万里接着问:“你到底怕什么?”“怕‘五统一’统不起来。”“搞错了，不要你负责!”万里果断地表态，转而提醒道:“不过，集体经济不能瓦解!”王立恒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有具体措施。”万里接着问道:“可有争水、争肥、争耕牛和农具，吵闹打架、破坏公房的?”“我们明确规定，不准侵犯集体利益!”“这我就放心了!”万里还详细询问了社队干部的生活情况，王立恒介绍说，包产到户前，公社大部分干部负债累累，多的负债1000多元。万里问，干部借这么多钱，用什么办法还呢?王立恒说，包产到户后，催耕催种的事情少了，干部家里都分了承包田，个人收入会不断增加，还钱是没有问题的。万里听了后很高兴。

午饭后，万里到了馆西大队小井生产队，一听说来了万书记，乡村沸腾了!连外村在田里干活的社员都扔下农具赶来了。万里看到满屋子都是人，便开门见山地问道:“这样干，你们有什么想法?随便提，随便问……”第一个发言的是小井生产队会计李祖忠:“万书记，可允许包产到户?”“大胆干，省委支持你们。”“我们有点怕!”“怕什么?”“怕变!”“不会变!”“包产到户比‘大呼隆’好，多干几年就有吃的了!”“那你们就多干几年嘛!”“万书记，你能不能给我们个准话，到底能干几年?”“不放心?”万里笑起来，“你们就这样干，包产到户，想干多少年就干多少年!不过仓库、牛棚要保护好，用水要有秩序，不能破坏集体经济!包产到户的目的是为了增产，让群众吃饱吃好!”

万里的山南之行，留下了深沉的嘱托和热望。1979年，山南区夏粮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单夏季大小麦总产量就达1005万公斤，较之1978年翻了两番。

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十分关心。1979年12月13日，他又一次来到了山南。在区委会议室，刚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把社会上提出的问题一齐端给区委书记汤茂林。下面是当时谈话的记录:
万: 我这次来，想问你6个问题，请你回答。
汤: 只管提，万书记，我知道多少讲多少。
万: 部队的同志反映你们在山南区搞包产到户是“扰乱军心”“毁我长城”，你怎么回答?
汤: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山南区有现役军人14名，区委一一去信介绍家乡包产到户后获得大丰收的消息。同时，告诉他们:家中有“责任田”的，照顾得很好，超奖减赔，工分照顾，分配兑现。一般困难户照顾1000工分，对烈、军属每年另外照顾150~200元现金……
万: 那你不是“扰乱军心”“毁我长城”，而是巩固国防喽!
汤:是的!
万: 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合钢(合肥钢铁公司)工人不上班了，要求回家种地，你看怎么办?
汤: 也不是这种情况!刘老家大队有一位工人家属叫熊祖华，一人带4个孩子，没搞包产到户以前每年收入150元左右。包产到户以后，基本口粮420斤，还超产1650斤，还养了1头重200多斤的大肥猪和7只鹅。过去每年都超支，今年生活有所缓和，没有超支….…
万: 那不是工人要回乡，而是双工资喽!
汤:对，相当于双工资!
万: 我问你第三个问题:烈、军属和五保户、困难户没人管了，你看如何解决?
汤:不是没人管，而是比过去管得更好了!我们在金牛公社搞试点，五保户每年给口粮700斤，稻草1000斤，食油5斤，生活全包，还给50元现金零用，已在全区推广。至于烈、军属比“大呼隆”时好多了，那时工值很低，每年不过25元，现在超过4~5倍。
万:我再问你第四个问题:破坏水利设施的，可有?
汤: 过去在大集体时，争水争肥的现象也存在。包产到户后我们确实发现李桥大队有3户农民为争水打架，后来把水塘划开了，也就稳定了。关键是领导问题，大塘有专人统一调配、统一管理，水利设施完好….
万: 我现在问你第五个问题:耕牛、农具，怎么保护好?
汤: 牛、犁、耙统一折价落实到户保管，损失要赔。“大呼隆”的时候，说是生产队管，实际上没人管，各户负责比那时管理得好，责任心也强得多..…
万: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硕成果?
汤:能!
万: 举个例子!
汤:馆东大队瓦屋生产队包产到户后，光生产队长王光柱一年就产粮2万多斤。
汤茂林的回答，把笼罩在万里心头的乌云冲了个精光。“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看来怕这怕那都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解决的!”万里乐呵呵地站起来，一边说一边向门外走去。

七省座谈会上的争论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有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个县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我和王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文件、省委“六条”的贯彻落实情况，以及农业推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整整讲了一天。

这次座谈会，围绕包产到户问题，争论是很激烈的，有的同志还动了肝火。有的同志说，包产到户即使还承认集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承认集体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必要性，但在否定统一经营这一点上，本质上和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我们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包产到户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它就与分田单干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国家农委为座谈会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制部分，我提出了不同意见，杜润生要我按照我们的观点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华国锋汇报。3月20日下午3时，华国锋接见了会议代表。开始由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接着由李友九宣读会议纪要草稿，我也宣读了我们起草的稿子。我们的稿子主要观点是，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责任制都应当允许试行，在实践中由群众加以鉴别和选择。会议纪要两个稿子念完后，华国锋要王任重打电话找万里，问一问安徽的情况。结果电话打到嘉山县找到了万里。王任重说:“安徽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所谈的情况，省委是否知道?”万里回答说:“周日礼是省委派去参加会议的，他的意见完全可以代表省委的意见。”万里还详细介绍了对待农村各种形式责任制，省委所采取的对策。王任重说:“那好吧，你们就按省委的部署干吧。”(这段话是我回合肥后万里主动对我说的。)

在接见的过程中，华国锋对纪要的两个稿子始终没有直接表态。他反复谈道:“就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都要强调建立责任制。我在湖南也研究过。一个二三十户的队，如果各方面的生产内容都到组不行。双抢时，就要组织个打禾桶，一个桶要四个人，大的丘，要三四个禾桶，一个四五亩的大丘，就要几个禾桶，他要抢季节，只有十几天时间，熟一片就割一片，犁田的跟上就犁，那里犁过了，跟上就插秧，非组织起来，分工协作不行。晒谷的一般是妇女，犁田多是男的，大人、妇女、小孩要组织好，分工就能互相促进，全部分到小组就成了问题。”他还认为:“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工分也是联系产量的。”

接见到晚上9点半结束，共进行了6个半小时。

座谈会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即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的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并加上长篇编者按语。信中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大家看到了这一新闻，一致认为各地正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文件，发表这样的来信是不适宜的，必然会在下面造成思想混乱，特别是国家农委正在召开座谈会期间，容易使下面误解为这次座谈会是纠偏的会议。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参加了会议，她答应向报社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考虑到当时安徽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数量比较大，为了避免引起思想混乱，有必要对张浩的来信加以澄清，便打电话给在家的辛生、卢家丰两位同志，要他们立即赶到北京采用来信对来信的办法，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信中说:“作业组仅仅是劳动管理组织的一种形式，无权决定生产计划和收益分配。超产奖励部分数量很少，不会构成一级核算，也不会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作业组要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就必然要分给一定的田块，确定一定的产量，联系产量就是定产，而定产必须按田块定，也可以叫包产，只是说法不同。”“如果只划分作业组，只包工分，不划分田块，不定产量，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又从何做起来呢。”“‘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做法’要坚决纠正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有的明明是包产到组，却偏说是定产到组，好像‘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这篇来信，在我们的力争下，《人民日报》于3月30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人民日报》还写了长篇编者按，承认发表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语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

至此，对“张浩来信”的争论告一段落，但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造成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有些群众说:“‘张浩来信’给我们泼了一瓢不算小的冷水，社员们鼓起来的干劲一下子给拔掉了气门嘴。”有人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人民日报》太荒唐，张浩不写好文章。一瓢冷水泼洛阳，混淆政策理不当。”

1979年夏天，为消除“张浩来信”造成的干群思想混乱，中共安徽省委及时发出了八条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责任制办法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来变去，以便集中力量搞好春耕生产。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得到稳定。但也有少数地方对省委的代电贯彻不力，措施不力，致使原来一些基层干部怕整、群众怕变的地方，思想更加动荡。突出的如霍邱县，全县7866个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有6325个队，占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由于“张浩来信”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内，退回去1748个，占实行联产责任制生产队总数的27.6%。该县长集区五四公社包产到组的145个队，一次就退回去101个队，粮食比1978年减产700万斤。西臬公社北庄生产队，原来是个先进队，水利、土质、条件都比较好，实行包产到组后，群众的积极性比以前更高，生产搞得比以前更好，后来否定联产责任制的冷风一刮，包产到组改回去了，人心散了，干活出勤少了，工效低了，生产无人指挥，上工无人记工分，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粮食比1978年减产10多万斤。由于联产责任制摇摆不定，1979年全县粮食总产73500万斤，比1978年减产16000多万斤。

经过各级党委的细致工作，虽然干群情绪很快稳定下来，但是，“张浩来信”造成的余悸未消，怕变心理犹存，凤阳、肥西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凤阳当时全县有70.8%的生产队实行包干到组。按照万里的指示，我于7月初专程来到凤阳，用了半个多月时间，走访了20多个公社，以县委名义写出了关于“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的调查报告，县委党委经过激烈争论后，很快上报省委。不久，《安徽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发表。这对进一步稳定干群情绪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此后，凤阳全县农村要求将包干到组变为包干到户。县委却提出“一定要把包干到组稳住”，并以区为单位，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宣布党员搞包干到户的开除党籍，公社书记搞包干到户的撤职。

7月，肥西县刮起了一股强行扭转包产到户的歪风。副书记、县长张文题，对包产到户一直心有疑虑，害怕犯方向性错误，对省委在山南搞包产到户试验，一直持有不同意见，他屈服于压力，不顾全县有50%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操纵县委常委会于7月16日发出第46号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要把包产到户的重新组织起来。”县委召开了县、区、社三级干部会，要求各级干部以党籍做保证，立即纠正包产到户，还强令山南区委举办干部学习班，限期纠正包产到户。于是，带头搞责任制的干部受到批判，官亭区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宣布停职反省。

县委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有的抗争，有的罢耕罢种，全县农业生产急剧下降。有的群众责问县委:“难道增产粮食犯法?难道农民就活该吃不饱饭?”有的责问:“山南包产到户是省委同意了的，你县委为什么要纠正?你县委不听省委的，我们就不听你县委的。”一些基层干部纷纷到合肥向省委告状。

万里知道肥西的情况后，于8月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农业问题。对肥西的情况，万里生气地说:“山南包产到户试验是省委决定的，如果有什么错误，应由省委首先是我来承担。肥西县委强制收回包产田是错误的。要告诉他们，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要强行硬扭，不要跟群众闹对立，不要违背群众意愿，不要挫伤群众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到底对不对?至少要让群众到秋后吧，要让实践来检验。”会议提出，由王光宇和我前往肥西，做好县委工作。

8月5日，王光宇和我专程来到肥西，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传达了万里的意见。县委常委纷纷表态，一致表示要坚决按照万里的意见办。县委于8月8日下发第50号文件，提出“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应该允许多种多样，不能只实行一种办法，不可以强求整齐划一，不搞‘一刀切’”。从此，县委同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对立情绪缓和下来了。

按照原来的部署，1980年2月2日到11日，省委召开了有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全省农业会议。会议开始时，万里没有作长篇讲话，只是交代了“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认识问题。省委为会议准备了一个总结草稿，希望到会同志发扬民主，敞开思想，集思广益，把文件修改好”。对总结草稿，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反对者认为，“总结草稿是复辟宣言书，要查查是几个什么人起草的”。有的甚至提出“要改组大会秘书组”，可见会议争论的激烈程度。经过几上几下，反复修改，在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万里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提出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符合群众意愿，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应当允许试行。对包产到户“是不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形式之一，同志们的看法有分歧。有些同志承认这种形式对改变长期低产落后的生产队效果显著，但又担心这样做违背中央的决定。其实，这样做正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和中央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万里强调说:“目前，我们干部的思想绝不是解放得过了头，而是解放得还不够。我们一项重大的任务是继续肃清‘左’的流毒，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

万里的讲话，对于解除干部的思想顾虑，统一思想认识，推动包产到户的普及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比例:1979年年底占10%，1980年年底占66.88%，而到1982年上半年占98.8%。

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的分歧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我、张秀岗、鲁受教和滁县地委的陆子修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杜润生指定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我于1月14日下午，在全体大会上作了题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言，讲了两个半小时。发言的主要内容是:

1979年年底，安徽农村共有生产队379855个，实行定额记工和按时记工加评议办法的有145895个，占生产队总数的38.4%;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有232184个，占61%，其中实行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办法的有194288个，占生产队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37896个，占10%。经过一年的实践看，各种责任制都有增产效果，但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增产效果更明显。

“据9个地区20个县154个生产队年终分配试点统计，全年集体粮食总产比去年增长26.8%，其中联系产量责任制的93个队，比去年平均增长44.1%，没有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61个队，只比上年增长4.8%。

“联系产量责任制，在比较后进地区增产效果特别显著，全省著名的三大后进片(淮北的泗县、五河、灵璧、固镇，江淮丘陵地区的定远、凤阳、嘉山，江南的宣城、郎溪、广德)共十个县，去年有58.4%的生产队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粮食比1978年增长33.9%，油料增长59%。

“在生产长期落后、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地方，包产到户的效果比包产到组又更为显著。肥西县山南区是个生产条件比较差的后进区，1978年秋种时，因为大旱，麦子种不下去，全区有77.3%的生产队采用包产到户办法，不仅种麦进度快，种得多，面积扩大一倍，而且质量好。1979年粮食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31%，粮食征购超过任务的66%，集体积累50万元(1978年集体未留积累)，社员人均分配收入99元，比1978年增加27元。

“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初级社时有34户，175人，30犋牲口，1100亩耕地，常年产量18万斤左右，人均1000多斤。高级社以后，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只有10户，39人，一犋半牛。‘文化大革命’十年，产量只有两三万斤，人均口粮一两百斤。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一个19户、110多人的生产队，派工作队18人进驻。公社人保组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外流成了习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一个工作队员看一户，一起劳动，干了一年，国家还有支援，收粮35000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分配收入32元。工作队走后，社员又外出‘查户口’、‘数门头’(指讨饭)去了。去年搞了包产到户，收粮132300多斤，向国家交售粮食3万斤，第一次还贷800元，人均口粮800斤，人均分配收入200多元。

“在一部分后进地区，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办法。安徽全省生产长期上不去因此此，的后进队，占生产队总数的25%左右。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维持不了。在这些穷队中，如果还清了国家的贷款和投资，生产队则会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甚至有30%的队，即使把全部资产，包括耕牛、土地、房屋全部卖了也还不清国家的债。有人说，搞包产到户，会削弱集体经济，实际上，在这些穷队中有什么值得削弱的呢?过去，各级党委对这些穷队采用了很多办法，花了很大的精力、财力和物力，都没有改变面貌，实行包产到户办法，仅仅经过一年的时间，就出现了一大批一年翻身、一季翻身的单位，这有什么不好呢?在生产队统-领导下的包产到户，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一般地说，在后进地方，群众没有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看到的只是极左路线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发展农业的号召时，这些地方的群众对生产队集体生产没有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办法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的表现，也是生产责任心加强的反映。这种包产到户形式的出现，正是极左路线逼出来的，是对极左路线的反动”。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会发言后分组讨论，大家的分歧很大，尤其是华东组争论极为激烈，一些新闻单位和经济研究部门的同志，都纷纷前来旁听。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有的同志说，联系产量责任制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分田单干，它与社会主义就沾不上边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有的说，如果放任自流，让包产到户滑下去，人心一散，各奔前程，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有的说，我们已经有20多年合作化的历史，已经有了一定的公共财产，一无所有的队不多了，治穷的办法很多，不一定非要包产到户。上海的同志态度比较缓和一些，他们说，上海的情况与其他省不一样，上海不搞包产到户(实际上，上海郊区2年后也搞了清一色的包产到户)。

1月31日下午3时半，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区农委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

会上，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后，华国锋讲了话。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题，他除了重复提到1979年7省座谈会的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

最后，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一个问题，就是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回到安徽后，及时向万里汇报了会议情况，并请示如何贯彻的问题。万里考虑到省委农业会议刚刚结束，下边正在传达会议精神，为了稳定人心，发展大好形势，避免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决定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精神不予贯彻。

1980年的人为折腾

1980年3月，万里离开安徽后，在省委个别领导人的挑动下，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又出现了一次不该发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由于这次争论是从上面挑起来的，因而迎合了下边某些干部的“左”倾思想，对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多方加以压制，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干部与群众顶牛的严重情况。对包产到户不认识、不理解的言论主要有:

“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
“包产到户是生产关系的倒退，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支持包产到户就是迁就农民落后意识。”
“包产到户是一些文人舞文弄墨、强词夺理吹起来的，他们冒充革命，冒充马列主义，欺骗了不懂理论的农民。他们是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是被列宁批倒了的第二共产国际提出的’工团福利主义’。”
“我们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在我们党内，对某些问题出现分歧和争论，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是，有些人在错误思想支配“对越轨的，必要时要采取行政手段”，要以下，对工作实行错误指导，提出“要坚决刹车”“破坏三个秩序论处”。这种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和农民意愿的错误做法，不仅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而且对工作带来了恶劣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干部，气焰嚣张;有些原来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干部，产生了更大的疑虑和动摇。不少地方出现了干部与群众严重对立，许多积极推行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包括一些县委的主要领导人，有的要调离，有的被批判，有的被停职，有的被拘留。群众不满地说:“中央三句话(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省里在打，县里在打坝，公社干部害怕，大队干部挨骂，群众急得发炸。

这种人为的折腾，庐江县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这个县的县委主要领导人在四级干部会上宣称，“庐江县要搞包产到户，除非我县委书记不干，或者把我撤掉”。“谁搞包产到户，就以破坏生产论处，逮捕他。”“有人捣蛋搞单干，今后县党代表大会不选他。”并且自封庐江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县”，要用马列主义与推行包产到户的所谓“修正主义县”开展比赛，要在大灾之年见高低。在他的影响下，全县强迫命令事件到处发生。对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一些公社、大队干部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要搞包产到户，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搞，我们这里不能搞。”南闸公社姚湾大队批斗了社员王同明;杨柳公社逮捕了杭头大队社员张开香、张世彩、黄安珍，关在县公安局长达15天之久。这个县迎松公社中山大队十二担生产队农民朱正启，于1979年秋天，到肥西县走亲戚回家后，约了5户农民把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夏季和早稻获得空前大丰收。朱正启在“大呼隆”时期，最好年景全家只能分得2900斤粮食，搞了大半年的包产到户，麦子收了400斤，早稻收了3200斤。这样的大好事没有得到支持和鼓励，反而在庐江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县委主要领导人认为，朱正启的行动“越了轨”，迎松公社人均一亩耕地，亩产千斤，不能搞单干(指包产到户)，任其发展，就要乱全县的套，后患无穷。于是，一方面抽调7名干部组成专案调查组，到十二担生产队搜集整理朱正启搞“单干”的罪证材料，准备逮捕(后因公安局长认为罪证不足才未能办成);另一方面发动(实际上强迫)全大队群众对朱正启开展多次批判斗争，还指派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一名大队党支委，坐镇十二担生产队，不准朱正启等5户到承包田干活，一直折腾了两个多月，致使这5户农民的晚稻生产遭受严重损失。对于县委的错误领导，群众软拖硬抗，在秋收大忙季节，不少地方出现了罢种罢收，使已经成熟的水稻不能及时收割，成片发芽霉烂，造成全年粮食减产3亿多斤，不仅征购任务完不成，不少农民吃返销粮，有的农民外出逃荒，有的地方还发生浮肿病。到了这样困难的地步，县委领导仍然在会议室里为推行何种责任制论不休。这样的县委在群众心目中，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群众干脆开县委，自发地在全县搞开了包产到户，不少地方提出“不管你金钟和银钟(指县委领导人)，团结起来向前冲”。对于这样的县委领导人，不但没有被追究领导责任，反而提升为行署副专员。这种是非不分、不讲原则的做法，群众反感地说:“我讨我的饭，你提你的干，你提干不影响我讨饭，我讨饭也不影响你提干。”

1980年，安徽全年粮食减产31亿斤，主要是在包产到户动荡不定的几个地区。相反，在包产到户比较稳定的地方，几乎处处增产。如被人称为“修正主义”的肥西县，与庐江县边连边、地连地，在同等自然条件、同等灾害的条件下，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产2000多万斤。长丰县99.5%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这一年全县水灾之严重仅次于1954年，受涝农田50多万亩，有12万亩绝收。但广大农民奋起抗灾，大灾之年空前增产，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长41.2%。桐城县石南公社三岔路生产队，是当时全县唯一搞了包产到户的队，这一年全县普遍减产，而这个队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在连绵阴雨的恶劣气候下，社员们千方百计抢时收割，想方设法把稻子弄干，粮食增产30%。而与三岔路生产队同一个村庄、同一个水系、田地土质相同的邻队坚持“大呼隆”粮食减产40%。

邓小平高度赞扬了安徽的包产到户，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许多干部迅速觉醒，纷纷深入基层，积极带领群众研究措施，推行多数群众同意的生产责任制，使安徽农村改革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天长县是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这个县地处高邮湖畔，自然条件较好，科学种田水平较高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农民生活比较富裕。在1980年1月省委农业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曾向万里请示:根据天长县的生产情况，县委决定不搞包产到户。万里点头表示同意。但县委没有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他们看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普遍，为了尊重群众意见，县委先后3次组织100多名科局长以上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使他们清楚地看到，包产到户早搞早增产，迟搞迟增产，不搞不增产。于是，县委下了决心，领导群众普遍实行包产到户。198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78700万斤，比1980年增长34.8%，一年增长的速度，等于1957年至1976年20年增产的总和，提前4年实现了原定1985年粮食总产量7亿斤的规划。皮棉总产77726担，比1980年增长1.49倍。油料总产3969多万担，比1980年增长1.56倍。这一年，全县入库粮食3.1亿斤，是统购任务的3.44倍;入库油脂941万多斤，是统购任务的7.49倍;入库皮棉72271担，商品率达92.9%。全县人均分配收入220.4元，比上年增加122.54元，增长1.25倍，加上家庭副业收入，全县人均收入达到307.4元。县委总结了包产到户的巨大变化，归结为“十个没有想到”：
一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劳动生产率这样高。
二是没有想到生产能够这样大幅增长。
三是没有想到农民富得这样快。
四是没有想到比较富裕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后，生产比过去发展得更快，富得更快。
五是没有想到农村的“科学热”这么高。
六是没有想到农业机械化不仅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地，发展得更快，经济效益更高。
七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这样高。
八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互助协作精神这样好。
九是没有想到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的精神这样好。
十是没有想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样快地显著改善。

芜湖地区宣城县是个有名的“鱼米之乡”，后来变成了有名的后进县。1979年12月前后，有些地方推行了包产到户。群众要搞，基层干部不同意搞，县委也不同意搞，并且派人前去纠正，开了党员会和干部会，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群众表示同意纠正，但派去的人一走又恢复了。在早征购入库时，这些地方进度最快。县委书记朱景本亲自前去察看，他看到庄稼生长的情况和社员的干劲，当即宣布同意他们搞包产到户。他经过细致了解，进一步看到包产到组克服了“大呼隆”激发了积极性，比原来的定额记工大大前进了一步。但通过一段实践后，群众的积极性仍不能持久，因为作业组由“大呼隆”变成了“小呼隆”，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是按劳分配不能体现，二是经营管理水平跟不上，三是队长难当，非生产性开支增大。经过比较他认为最放心、最实在、最能调动积极性的还是包产到户。县委常委经过充分讨论，统一了认识首先带头闯入“危险区”，组织大队书记到包产到户搞得好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让实践回答问题，并且在公社书记会议上明确表态，只要把住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条原则，实现群众要求而又能增产的就是好办法，就可以实行。如有问题，要追查责任，由县委负责，首先由一把手负责。这样一表态，社、队书记胆子壮了，群众更加安心了，于是在全县迅速推行了包产到户办法，由隐蔽到公开，逐步发展起来。对于这样一位群众拥护的县委书记，省委个别领导人不感兴趣，提出要调动他的工作，遭到普遍的反对。

经过一年的实践，原来积极领导群众推行联产责任制的干部，纷纷畅谈感想，畅谈体会，思想认识又有了新的飞跃。原固镇县委书记陈复东说:“一年来，我们联系生产实际开展了三次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们体会到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目前，农业生产同其他领域一样还存在一些禁区，需要大胆实践，勇于冲破。同时，在新形势面前我们又遇到许多新问题，要探索、要解决。思想不解放，在禁区面前就会束手无策，在新问题面前就会无所作为。解放思想也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我们在领导农业生产中，觉得当时思想解放了过一段时间思想又守旧了，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解放了，在另一个问题上思想又跟不上了，这就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实践，认真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

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刘耀华说:“我们能够经受压力和考验，坚持实践不动摇，最根本的原因是紧紧和群众站在一起，是广大群众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30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的发展才有希望。我们在深入农村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对联系产量责任制说长道短的多半是一些干部，什么划小了’”倒退了’、’不好开会了’等，农民却始终满腔热情，信心百倍。他们说，”张浩来信’一出来，我们立即到农民中征求意见，我们问农民怕不怕，他们立即问我们怕不怕。他们说:’干部怕错，社员怕饿。只要能多打粮食，我们不管他张浩、李浩!’有些社员担心县委顶不住，鼓励我们说:’只要县委不变，俺们累死也情愿。’农民没有’铁饭碗’，他们的衣食温饱直接和农业生产好坏联系在一起，他们比任何人更关心农业的发展。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尊重农民的选择和创造，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各种责难都要由农民的实践作回答，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联系产量责任制不动摇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