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之死

0. 简要经历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李大钊出生后6个月，父亲因病去世，一岁半时母亲病故，祖父李如珍将他抚养成人。

李如珍注重对李大钊的培养，让进入学堂学习。

1899年，李大钊与16岁的邻家女子赵纫兰结婚。

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天津），从预科到正科，直至1913年毕业。

1913年，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后回国。

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1918年6月，李大钊与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冬，李大钊参与主编《新青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

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两人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

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遂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叫共产党。

1921年，在李大钊等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后，在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并在李大钊领导下开展工作。

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李大钊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会后，李大钊到广州去会见孙中山，同他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委托李大钊与廖仲恺、鲍罗廷一起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和李大钊5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大会主席。回到北京后，李大钊很快就帮助建立起了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推动了国共合作在北方的发展。

1926年3月初，奉军不断以军舰运送军队在天津大沽口登陆，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国民军封锁了港口。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其后跟随着数艘奉系军舰。国民军发觉后立即以旗语制止，并发空炮警告。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事后，日本又纠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内答复。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组织发动下，北京各学校、工会等两百多个团体共十多万民众聚集到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公使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并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去请愿。段祺瑞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死伤枕藉，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人员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不久，国民党方面的徐谦、顾兆熊、陈友仁等和共产党方面的陈乔年等人，先后被调往广州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

“三一八”之后至1927年2月，北京共产党员由300人发展到千人以上，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增至4300余人。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组织了一个具有相当阵容的联合战线一一国民党联席会议，或称左派联席会议，其中包括实践社、新军社、四川青年社、新溪社、革新社、琼岛社、中山学社、新中学会等进步社团。当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委员11人中，属于共产党者5人，他们是李大钊、吴可、谢伯俞、莫同荣、谭祖尧；属于国民党者6人，即邓文辉、萧忠贞、郑积兰、刘耀西、路友于、李寿雍。

1926年4月16日，在直、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败退南口，段祺瑞垮台，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当上了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

北洋军阀反对“赤化”。因为国共合作，其将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军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还派兵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夫人赵纫兰很是为李大钊的安危担心，李大钊写信对她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

李大钊原来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赶到孔德中学，把正在听课的李葆华叫了出来，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李葆华回到家中，向父亲李大钊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后对李葆华说：“你再见到沈叔叔时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会走的。”

1. 被搜查

起初，对于李大钊，张作霖秉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随着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强大，张作霖逐渐对李大钊有了提防。

令张作霖愤怒起来的是李大钊策反了他手下的一员军事人员郭松林，这件事让张作霖元气大伤，甚至险些丧命。

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的努力之下，冯玉祥成功地和南方革命政府联合了起来。联合之后，他们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打击奉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都遭到重创。

张作霖坐不住了，准备展开行动。

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等罪名，下令对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等人实行通缉，从这一天起，李大钊等人便转入地下斗争。当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所属位于大使馆西院的一个废弃的兵营。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

张作霖派人和东交民巷的首席公使_{（使馆区推举出来的代表，方便和中国政府沟通）}欧登科_{William James Ouden Dijk}展开讨论，看能不能进入使馆区搜查。欧登科默许了张作霖进使馆区搜查的行为。

张作霖派京师警察厅日夜监视苏联大使馆区，大批特务化装成人力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门口窥视。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秘密逮捕。监视发现一个叫李渤海的人出现频率非常高，十分可疑。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吴郁文派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他们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个人。北郊警察署长告诉王景有和杨恩华，这个人是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当场抓住的，经过王景有和杨恩华的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这个人终于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没能经受住酷刑的考验，交代了自己是李大钊交通员的事实，“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

掌握情况后，张作霖制定了抓捕计划。但张作霖布置的所谓秘密行动，很快被泄露出去了。杨度派人递消息给李大钊，让他赶紧跑路。但李大钊坚信张作霖不敢进苏联大使馆，自己是安全的。

2. 进入苏联使馆抓人

李大钊等人的秘密据点被法、日公使馆相继发现后，他们互相联系，将情况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奉系军警即“构陷侦查”，获得确证，便与列强公使商议，企图搜查苏联使馆。

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请。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通报主持外交部的顾维钧，顾维钧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

1927年4月4日，首席公使欧登科召集列强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1927年4月6日，该日为清明节，小雨。

上午10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东交民巷。陈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人界，不得拦阻。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领事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的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苏联大使馆保卫部队鸣枪示警，军警突然拐了个弯，冲向了苏联大使馆隔壁，这里正是李大钊居住的俄军旧兵营。兵营守卫看到大事不妙，赶紧将大门关了起来，同时苏联大使馆士兵开始对天鸣枪，要求这些军警立即滚蛋，气氛异常紧张，但是军警人多势众，每人都携带武器，未理会苏军警告，直接撞开大门，将兵营里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1927年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涌入东交民巷使馆区。10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开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上前阻止无效，拔出手枪对空鸣了一枪，军警们抓住甘布克，一拥而入。

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前一段时间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

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军警们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下午2时，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此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日晚上7点。

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同时，因为奉系军警“非法”搜获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这次搜查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五十余人，共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等十余人。

李大钊全家都被抓了起来，除了长子李保华。李葆华恰巧外出不在家，幸免于难。第二天，沈尹默找到李葆华，把他送到哥哥沈士远家躲避。几天后，沈尹默认为哥哥家离侦缉队太近，不安全，又请周作人把李葆华带回家中保护起来。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中藏了一个多月。后来，沈尹默、周作人让李葆华化名杨震，设法把他送到日本留学。

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话时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

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函中，张作霖又称：“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

5月12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国商务机构。事后，英国外相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已训令在中国煽动排外运动，所以英国决心“与苏联断交”云云。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

3. 苏联方面的反应

奉系第二次入关，张作霖入京后，曾以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一再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

1926年3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什维克主义”。4月26日，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罪名查封京报馆，逮捕并枪杀了该报社长邵飘萍。

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后，1926年3月1日，张宗昌部下在浦口扣押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娜号，拘捕在船上的鲍罗廷的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等人，押往济南。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触犯了张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传赤化”的罪名而遭处死。

而抓捕李大钊事件立即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

当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抗议其“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器、宣传赤化之物品”。对于此次抗议，顾维钧心怀异议，其他事先并未与闻的外交官更是摸不着头脑。

驻苏代办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质询时，竟断然肯定说：“一定是强盗抢劫!” 1927年4月7日清晨， 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武装军警“强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强烈抗议。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召见中国代办，递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议照会。

提出：一、立即撤退军警；二、释放被捕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文件；四、归还被抢劫的钱物。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前，将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代办，表示对苏联政府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人员，愿“听其自便”。19日，苏联驻华代办率领全体馆员出京回国。

查抄苏联使馆后，张作霖急电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命其“星夜来京”，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数日后，张作霖秘密召见张国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并暗示说，为此应不惜手段，否则无法向列强公使“交差”。

张国忱立即请编译会特邀译员、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帮助制作一份共产国际宣传赤化的文件”，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出笼。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它立即在政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的“铁证”。

4.被捕后各方的活动

李大钊等人被捕引起极大震动。

4月10日，北京大学等在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递交了一份意见书，要求：“（一）未放学生请速放；（二）认为情节重大之学生，请从轻发落，取宽大主义，不再株连；（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北京25所大学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幹等纷纷要求移交法庭办理。

北京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武力抢救，但被李大钊劝阻。

京津各报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4月15日，《世界日报》刊登了市民李公侠致张学良的一封信，列举了10条要求宽赦李大钊的理由，其中第八条写道：“且李氏私德尚醇。如冬不衣皮袄，常年不乘洋车，尽散月入，以助贫苦学生，终日伏案面究各种学问……”纷纷要求张作霖立刻释放李大钊。

众多社会组织也在其中做了很多努力。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营救李大钊的行动，并且强烈反对张作霖对李大钊动用私刑，要求立即释放李大钊。

抓捕到李大钊之后，张作霖想要立刻将他处决。面对来自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压力，考虑到除了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身份之外，李大钊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使得张作霖一度动摇迟疑。

军阀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

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也向张作霖力主“处以极刑”。

蒋介石亲自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处死李大钊。

张作霖决定对李大钊处以死刑。

警察厅根据查抄使馆所获名册，严令各侦缉队“认真踩缉，务期弋获。”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

5. 法庭判决与就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

法庭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在严刑拷打下，李大钊始终 “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他在《狱中自述》中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并陈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李大钊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张作霖专门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个把小时后，然后宣判李大钊死刑。

4月24日，“安国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特别法庭”，准备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审判。28日，由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法院刑厅推事)、周启曾(北京卫戍司令部执法官)和检查官杨耀曾等七人组成的“特别法庭”开庭。

由于对李大钊等人的判决在前一天晚上“大致即经商定”，因此，“特别法庭”在装模作样地对这些“人犯”作了一番提讯后，至中午时即宣读了判决书“认李大钊、路友于等二十人为共产党，由审判长何丰林判定死罪执行绞刑，舒启昌等四人情节较轻，各处徒刑十二年，李云贵等六人仅属附和，各处徒刑二年”。

法庭给李大钊定的罪名是：“实系赤党宣传共产，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

对此，李大钊没有申诉，只提了一个要求，表示自己不想死无全尸，不要使用枪决。张作霖答应了这个要求，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个最新款的绞刑架。

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了李大钊遇难的详细过程：
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
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一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始绝命，计自2时至5时，20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另有说法：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和其他被捕的革命人一同被拉到了刑场。刽子手执行了三次，每次等到李大钊快要窒息的时候，刽子手就会放他下来，让他重新呼吸，然后再次执行新一次的绞刑。整个绞刑过程持续了四十多分钟。

另有说法：由于绞刑架陈腐失修，上下反复两三次，历时28分钟。

李大钊被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国共两党重要干部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杂志《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会的干部，除个别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他们是：国民党员、执委会主席邓文辉；中共党员、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执委兼文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国民党员、妇女部长张挹兰；国民党员、商民部长姚彦。同案牺牲的烈士还有：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阎振山、郑培明、李银莲、谢承常、英华，一共19人。

6. 安葬

李大钊的灵柩停放在浙寺（今宣武医院附近）6年后，1933年4月初，当年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儿女从乐亭返回北京，准备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此时，赵纫兰疾病缠身，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力操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毅然伸出援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

13位发起人每人捐款20元，另外，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汪精卫捐1000元。捐款由北大会计科代收，留有收据。

4月23日，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7. 追凶

建国以后，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让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出杀害李大钊的凶手，发出红色通缉令。

1951年6月，铁道部抓捕了一名身份特殊的特务。这名特务名字叫做阎振郎，是抓捕李大钊活动中的主力之一。

据阎振郎口供，北京的公安将杀害李大钊嫌疑人锁定威吴郁文、雷恒成、陈兴亚等人。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信息，据一个被抓获的军统特务交代，杀害李大钊的主谋吴郁文（1927年任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逮捕审讯李大钊），现在换了个名字叫博哉，住在北京鼓楼湾。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察和被捕特务的指认，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判处死刑，不过此时其已经身患重病，未执行，关押后于1953年病死。

雷恒成（清朝皇室远亲，长期在京师警察厅工作，带队搜查苏联大使馆）解放后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在北京城里到处混，被熟悉底细的人举报，经过身份核实后，华东公安部给出的判决非常简单“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判处李大钊死刑的王振南，一直担任京师审判庭的法官，1955年被抓获，1957年被枪毙。

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被张作霖抓住后把李大钊出卖了。李大钊被捕后，李渤海被释放，为张作霖所看中担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西安事变时，李渤海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立下了大功，后来还被蒋介石关了很长时间。建国以后，他并未遭到清算，还成为静海区的人民代表。1955年，受潘汉年案件牵连，被判处无期徒刑。1961年病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