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伟：孔飞力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

本文作者为伊利诺州湖林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根据作者2016年10月17日于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店的讲座整理编辑而成，有删节。

　　 ……我现在再简单梳理一下孔飞力的其他几本学术著作的理念和路径。……

　　 《叫魂》

　　 1984年，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孔飞力来到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受到鞠德源、韦庆远先生等清史专家的热情接待。回到美国以后，孔飞力利用一档的宝贵资料，开始研究乾隆三十三年发生在江南的叫魂案。在此基础上，1990年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1768)。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顶峰，江南发生了几起“叫魂”案。这个既无实际伤害，又无政治企图的流言，却触发了君主弘历的敏感神经，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并一手策动了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军机大臣们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18世纪的中国，被人称道为“繁荣的、进取的、自信的中华帝国”，此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但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天朝的皇帝们对此茫然无知，此后仅一百多年，整个世界格局幡然一变，当1840年英国人挟炮舰撞开天朝大门时，发现过去那个曾被欧洲人高声称颂的中华帝国，已经衰弱得不堪一击。这一由盛而衰的悲剧性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孔飞力研究“叫魂”案的初衷，是研究清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的通讯机制如何运作？孔飞力说：“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于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在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因商业需要而建立的信息网络几乎覆盖全国，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依然通讯交流不畅，下情不能上达。皇帝因此制定了一套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这一体系所依赖的形式就是“密奏”制度。清朝基层的政权是州、县，他们原则上是不能越级同皇帝直接对话的。乾隆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信息流通领域内的不利地位，并且采取了许多反措施来对付官僚们的颟顸甚至是有意的隐瞒。通过对密奏制度的研究，孔飞力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规律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在中国国家机器内，无论皇帝还是官僚，都在同一套规章制度打交道：皇帝用它们来约束官僚，确保行政效率，但同时皇帝又得避免异化成为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官僚既受到规章制度的约束，又凭借规章制度对抗上司或皇帝的专制管理。长此以往，君主和官僚都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

　　 这种“两难境地”造成了中国的“官僚君主制”。“官僚君主制”不是单纯的官僚制或单纯的君主制，而是一种复杂的东方体制，其中存在着君主与官僚之间的互动与制衡。君主代表的是专制权力，官僚代表的是常规权力。常规权力是一种制度化的、法治的权力，而专制权力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人治的权力。中国官僚制度中的常规权力，虽然效率低下、混乱无序，但它对于叫魂妖术的反应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官僚体制既要肯定又要否定，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点，就像一个锚锭，急风暴雨来的时候，毕竟还有一个锚链能够让你稳下来，让你不要脱离轨道。

　　 在对中国官僚君主制分析的基础上，孔飞力提出了1768年叫魂危机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地方官僚和乾隆皇帝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和反应，他非常精彩地将其划归为三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皇帝版”。乾隆皇帝从一开始就把叫魂案定为“政治罪”。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清朝到乾隆时期已经建国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亡明遗党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直到乾隆年间依然在民间传递，这使得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他认为叫魂案给一直想用特殊手段来化解潜在政治危机和借此整顿吏治的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

　　 第二个版本是“官僚版”。在中国官僚体制中，地方官在处理地方事件时的一般原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也避免被上级问责。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互相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粉饰太平。这种官官相护的做法引起乾隆震怒：案子发生在江南地区，和尚道士乞丐四处游荡，剪辫叫魂，扰乱治安，形同谋反，你两江地方官居然不报，最后由山东巡抚给我报上来，这不是失察是什么！皇帝震怒之后，地方官僚才不得不紧急行动起来。

　　 第三个版本是“普通百姓版”。这个解读是最精彩的。孔飞力说在清朝的权力结构中，只有民众是处于一种无权无势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最容易产生群体恐慌，激起社会动荡。而这个时候的清王朝，恰恰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而且为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老百姓怀疑他们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自己的境况。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不能从社会的公平正义中得到向上移动的机会的话，人们就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甚至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绪。“叫魂”案中每个人恐惧的内容是不同的，皇帝恐惧的是谋反，官僚恐惧的是皇帝的震怒，而只有老百姓恐惧的是妖术本身。

　　 叫魂恐惧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除了专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许多官员的滥捕滥刑以图邀功补过外，它主要和民间社会的扭曲心态有关。“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毫不奇怪，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于信息失控而触发的民众恐慌，可以转变为疯狂而可怕的破坏力量。牛顿曾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群体意识一经扭曲，是最可怕的破坏力量。

　　 孔飞力家所在地的Ipswich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沿海小镇，靠近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1692年塞勒姆镇曾发生过臭名昭著的女巫审判案，被贫穷、瘟疫所困扰的当地民众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外来者，导致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石头压死，最后案件却不了了之。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孔飞力经常在课堂上引用塞勒姆女巫案来说明歇斯底里的盲众心理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毁坏力量。《叫魂》故事的可读和耐读之处，就在于其中所包涵的跨越历史时空的种种意蕴。孔飞力所描述的那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代中国还曾一再地重演。

　　 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成功地尝试了几种方法的结合，以叙述故事构建历史的撰史方法和优美的笔调，层层剥笋般地完成了以小见大、以一持万的宏大历史叙事。其画龙点睛之笔就是对“权力的幻觉”的描述，对盛世民众心理的深刻剖析。用他的话说：“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叫魂》一书出版后，孔飞力几乎又是十年磨一剑，直到2002年，才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第三本书——《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译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该书是根据孔飞力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系列讲座为基础修订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孔在该书中探讨魏源、冯桂芬、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提出了“文人中流”的概念。意思是中国到晚清出现了一股政治参与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心怀天下而又仕途失意的知识精英，他们在被压抑多年后试图重新介入对国家建设根本性议题的讨论并发挥影响力。但这些读书人越是积极介入政治想影响其走向，就越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在内外危机的胁迫下，最后大多主张只有通过加强国家机器的控制才能达到富国强兵。这条道路一旦变成了唯一的选择，结果只能是不自觉地交出自由和尊严，以此作为国家昌盛的代价，而无法像西方的近代革命那样，国家的变革与个人自由的获得总是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多谈了，重点谈一下他的《市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Civil Societ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这篇文章。该文是孔飞力于1991年5月29日至31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美欧论坛——东亚国家与社会”（American-European Symposium o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n Traditions）系列讲座中的一部分，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就是依据这一系列讲座编辑而成。孔飞力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使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体制发展的担心和看法。全文共分四个部分：1）探讨了什么是体制发展的问题；2）探讨了“士绅社会”研究模式的缺陷，肯定了关于士绅社会的新近研究成果，同时指出新研究把士绅社会与市民社会相等同的不当性；3）分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内涵及其实质，指出哲学家的研究意图与历史学家的研究宗旨的差别；4）指出民族主义妨碍了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能太过机械地套用欧洲的理论术语。

　　 我为什么对他这篇文章比较重视呢？因为当年孔飞力于该文发表之前就让我们在课堂上精读它，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史学史的方法理论研讨，他自己把这篇文章称为一场史学方法的“未宣之战”（UndeclaredWar）。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曾经风靡一时，许多美国学者纷纷用该理论模式来解读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其代表人物是兰金（Mary B. Rankin）和罗威廉（William T. Rowe）。

　　 这两位学者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就是都认为19世纪晚期的中国正在发展被用来表征早期资本主义欧洲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而孔飞力在课堂上赞许他们引入哈贝马斯理论的同时，并不同意他们用这一观点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解读。他首先分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含义，认为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用以观察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术语，是资产阶级拓展的抨击专制权力的舞台，是精英阶层对社会和政治、文学和艺术进行“理性—批判性”思考的领域。孔飞力认为晚近中国并不具备上述活跃因素：“如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体制发展。”孔飞力认为，对哈贝马斯的理论要放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我们有必要提醒，哈贝马斯是作为一个社会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来考察欧洲历史的。他对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历史的看法是由他对现在和未来的关怀所形成的。不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的存在促使他，而是公共领域的‘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令人忧郁的状况使他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换言之，孔飞力认为哈贝马斯的立场不是历史学家的立场，而是哲学家的立场，他担忧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由的丧失和文化的粗俗。欧洲早期社会的“公共领域”对他来说只是批判现实和改造现实、寄托未来希望的参照点。这与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的特征又如何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证性研究是完全不同的。

　　 孔飞力还进一步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二者的方法特征都是一样的，即都是“一种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并非一个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描述”。孔飞力指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相比有两个决定性的差别。一个是通讯自由并不存在，国家和士绅们都很留心是否有批评政权的文字，清代法律对私人和公开出版的批评性作品有严格的规定。另一个就是士绅和商业经理人的依附地位。晚清中国社会根本就不具备西方欧洲那样的工业社会生存的条件，史料也不支持它们的存在，把哈贝马斯的理论机械地套用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现实是不成熟的。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之大，非一时一事可以概括：一个是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上升期，一个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君主政权大兴文字狱，“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士绅和商业经理人一直处于依附地位，根本不存在像西方那样可以放言无忌，知识分子直接参政的历史现象。

　　 总之，孔飞力对中国近代国家形成的叩问，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孔飞力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晚近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致力于从西方输入各种思潮，试图模仿建立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然而，西方思想的输入，不但没有为中国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反而强化了中国传统中的保守和专制。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什么一再让当代的中国人失望？好些看来颇有希望的发展，为什么老是以压制、腐化告终？在历史进程中，官僚制或许会提高和鼓励政治参与的热情，使地方政治具有更大的参与性，但到头来却是官僚制借“参与”加强了控制，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参与”和“控制”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最终被压在下面的，还是“参与”。对此，孔飞力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样看来，参与性和官僚制在一个封闭的历史结构中是有内在关联的。精英要求参政的热情的确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体制改革浪潮，但被推到浪尖上的确是官僚国家的制度，这也就是大浪潮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