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伟：早期入辽汉官群体与辽朝华夏化研究

辽朝早期，大量汉地官员入辽，并逐渐进入辽朝统治阶层，全面参与政治建设。辽朝统治者确立尊儒崇佛的文化政策、推行科举取士等，为汉官在辽朝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契合了汉人入仕的传统路径，为入辽汉官跻身于辽朝统治集团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保证。早期入辽汉官从最初“水土不服”到最后成为推动辽朝融入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恰恰是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例证。

《辽史》有传的汉人屈指可数，且阙漏错讹甚多。20世纪以来，随着辽朝考古发现及墓志整理工作的不断推进，有关辽朝汉官的研究日益深入。然而，上述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辽史》有传的高层汉官，除此以外由于史家研究旨趣以及史料的限制，有关中下层汉官的研究略显不足。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出土的大量汉人墓志为深入研究辽朝中下层汉官提供了可能，而且与传统文献记载不同，墓志资料记载墓主人的内容往往更加丰富具体。因此，本文从墓志资料入手，对入辽汉官群体进行整体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谬。

一、早期入辽汉官情形分析

据墓志资料，早期入辽汉官主要来自梁、唐、晋各政权，当然也包括幽州地区的汉官，其入辽原因和途径又各不相同。王善军认为汉人分为境内原住汉民、被俘、来降、地界割让、扣留使节五类。史怀梅将入辽汉人分为自愿、与辽联盟造成的越境（质子）、被迫、非自愿四类。本文则将其分为被动入辽和主动归降两种情况（参见表1）。

被动入辽的汉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战争期间被掳掠至辽。唐亡以后，各割据势力多拉拢契丹，契丹军队趁机多次南下掳掠大批人口北归。唐天复元年（901）阿保机为迭剌部夷离堇，专事征讨，次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又与李克用会盟攻打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燕王刘守光被晋王李存勖围于幽州时，“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916）八月，《辽史·太祖本纪上》记载了契丹军队南下攻略的情况：“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青冢南。冬十月癸未朔，乘胜而东。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在此过程中，大量汉官被掠至契丹，如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人耿去，仕后唐庄宗，历任营田使、卢龙军使节度押衙，“旋值契丹国雄图大振，奇锋莫当，一旦深犯边疆，遂遭掳掠，因兹将家入国”，一同而来的还有他的儿子耿崇美。神册二年（后梁贞明三年，917），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刺史卢文进因不满李存勖向其征兵而叛附契丹，引契丹兵寇新州，“自是戎师岁至，驱掳数州士女”；吴令均也因“新州失律，民庶播迁，沉绝域以不还”。第二类是出使契丹被扣留的汉官。韩延徽原在刘仁恭手下任幽都府文学，奉命出使契丹时，因阿保机“怒其不屈，留之”。道宗朝相国贾师训的高祖贾去疑，先仕后唐，太祖时“奉使来贡，因留之”。第三类汉官是晋亡后被辽太宗耶律德光北迁的后晋臣子。关于这部分史事，《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辽史》《契丹国志》都有记载。后晋败亡后，北迁的除末帝和后妃，还有诸司僚吏、方技、百工等人，其中也包括冯道、李菘、和凝、李澣、徐台符等官员。一些辽代墓志对此亦有记载。如《石重贵墓志》谓石敬瑭死后，末帝石重贵“乃弃约而息贡，嗣圣皇帝（辽太宗）再耀武于夷门，遂迁王于辽左之东京”。金人韩玉的五世祖韩继宁“仕石晋为行军司马，从出帝北迁，居析津，曾孙知白，仕辽为中书令”。

主动归降的汉官也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一类是主帅率部下一同归降。唐天祐四年（907），刘守光囚父自立，其暴虐统治导致“军士多归于契丹”，其兄刘守奇率部下数千人降奔契丹。神册六年（后梁龙德元年，921），晋王李存勖讨伐镇州成德军留后张文礼，新州防御使王郁而北结契丹，“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引契丹大军入居庸关，“分兵略檀、顺、安远……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任顺州刺史的石延祚举城投降，遂“移家北关”。天显十一年（后唐清泰三年，936），赵德钧父子为获得辽太宗支持而达到称帝中原的目的，多次与契丹周旋，最后降于契丹。另一类是因将帅不和而北投契丹，道宗朝平州观察判官王用仁的先祖王绍“因与燕王刘仁恭构隙之年，屡困战敌，遂慕义向风，自南徂北”。

二、早期入辽汉官的政治参与

以上所举几类入辽汉官是辽朝早期汉官群体的主要来源，也是辽朝汉人官僚体系建立的基础，这一群体对辽朝政治参与，关乎辽代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辽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早期部分入辽汉官，起初对辽朝统治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如辽神册五年（后梁贞明六年，920）冬九月，契丹略云内和天德（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后唐天德军节度使宋瑶投降，契丹撤军后宋瑶复叛。而且这种投降之后复叛的现象不是个例。天赞二年（后梁龙德三年，923）正月，时任大元帅的耶律德光攻陷平州，裨将张崇被擒，而在天显元年（后唐天成元年，926）七月叛入后唐。磁州（今河北磁县）人张砺初仕后唐，从赵延寿与契丹战于河东，兵败投降契丹，受到重用，可他却以“水土不服”为由试图逃走。辽太宗援助石晋，高唐英投降，被“升为国通事”，太宗北撤后命其为彰德军节度使，固守契丹北撤的通道相州（今河南安阳），而他收到刘崇建立北汉的消息以后，遂“举镇请降”。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受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影响，在中原汉人眼里，强大的契丹不过是“夷狄”，“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奉天承运的中原才是华夏“正统”。然而，随着辽朝对中华制度文明的追随与承袭，越来越多的入辽汉官选择入仕辽朝，参与辽朝的统治。

早期入辽汉官参与辽朝政治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入仕为官，主动为辽朝建设贡献力量。幽州人韩延徽，原在幽州刘守光手下任职，出使契丹时因不拜而被阿保机扣留，命其放马，后被阿保机召至帐前，询问政事，命其参与军事。在阿保机攻党项、室韦，征服诸部过程中，韩延徽出谋划策，贡献最大，深得阿保机信任。韩延徽还帮助阿保机治理汉地，建立城郭，减少汉人逃亡。其间，韩延徽曾逃归李存勖，欲命其为幕府掌书记，遭到时任掌书记的王缄嫉恨，韩延徽不自安，借省亲为由复投契丹。阿保机大喜，“待之益厚”，“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正如韩延徽自己所言：“彼（阿保机）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诣之，彼手目复完。”由此可见契丹统治者对有才能汉人的重视程度。韩延徽历仕三朝，做到南府宰相，“设张理具，称尽力吏”，在中原无法施展的才华和抱负，在辽地得以展现，成为阿保机的佐命功臣之一。韩氏“轩裳照世，钟鼎传家”，子孙横绝、冠盖相属，成为贯穿辽金元三代而不衰的世家大族。较韩延徽晚几年入辽的赵思温，同样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用，从太祖攻打渤海，随太宗讨伐后唐援立石晋，立下显赫战功，其诸子除去早亡者，多官至节度使、刺史以及侍卫亲军、随驾仪銮副使等职。元人王恽在《卢龙赵氏家传》中称，“赵氏自五季迄今三百余年，子孙繁衍，几于千人”，与韩延徽家族同跻身于辽燕京“四大家族”。

韩知古家族不仅通过入仕，还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参与辽朝政治。韩知古是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县）人，与其他入辽汉官相比，出身较低，太祖攻蓟州时被淳钦皇后兄欲稳掳掠至契丹，后来作为陪嫁随述律平至迭剌部。他很想有一番作为，可因得不到阿保机赏识而“怏怏不得志”，后来得到阿保机召见，受到信任，逐渐参与政事，为“彰武军节度使、太师、中书令”。《辽史·韩知古传》记载：“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神册初，遥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顷之，拜左仆射，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天显中卒，为佐命功臣之一。”其第三子韩匡嗣因善医得以亲近阿保机和述律平等契丹上层贵族，景宗时期任南京留守摄枢密使。而该家族早期与契丹贵族高度融合的表现则是与契丹族通婚。韩知古妻欧妮·迈札夫人，韩匡嗣之妻欧妮·拏思夫人的祖父讳解里，父亲讳辖麦。韩知古第五子韩匡美与萧氏的两桩联姻，则是典型的契丹族侄续姑的婚姻习俗，李胡死后，其妃即淳钦皇后侄女嫁给了韩匡美，封为邺王妃，后又娶邺王妃的侄女。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韩匡嗣之子韩德让被赐以国姓，出宫籍，隶季父房，赐陪葬之地，该家族以皇族耶律氏身份完全融入辽代社会。另一与契丹贵族联姻的家族是耿氏家族。高阳人耿去和耿崇美父子，原仕后唐，耿去“以宿德大勋，累受节钺，加至同三事”，耿崇美因通晓契丹语被阿保机任命为“国通事”，在“万方入贡，中夏来朝”期间，“宣传圣旨，引领使车”，耿崇美相继任武定军节度使、行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军节度使等职，为契丹南下中原、灭晋伐汉冲锋陷阵，骁勇无比。崇美之子绍基和绍邕分别任太后宫通事和国通事。耿氏家族参与辽朝政治的另一表现则是与契丹贵族通婚，从崇美开始到第四代，与契丹贵族和被赐姓耶律的韩德让家族联姻的案例共六例，如耿绍忠之女是圣宗淑仪，表现了该家族对辽朝政治的高度参与。

以上汉官家族通过仕宦和联姻逐渐成为辽朝汉官上层。而在墓志资料当中，记载了更多的汉官，他们入辽后，在各州、军、县等地方任各级官吏，也成为辽朝汉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城县（今河北河间市）人陈万，原在燕王刘守光治下任职，后投降晋王李存勖，“奉大圣皇帝宣命□□，从故国舅相公入国”，并在国舅相公萧阿古只的头下领地任豪刺军使，因立有战功，太宗时为豪州刺史，“除涿州刺史，官加司徒”。他的长子陈延煦任豪州提举使，次子陈延贞为燕京青白军使兼山西巡都指挥使。在乾亨三年（981）《陈公墓志》中，陈万另三子分别为陈延□（陈公）、陈延濬和陈延昭，陈延□为“金州诸军事，行金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据太平六年（1026）《李绍俞墓志》记载，李绍俞在入辽前，其大致活动在梁唐之际，“属以中原未暇，哲后遄征。既逢睿圣之君，寻効归授之便”。投降契丹以后，李绍俞未任实职，但其子李唐玉和李唐辉分别任辽东头供奉官和通事；李绍俞的孙辈李继荣和李继赟，分别任辽彰武军节度衙前都知兵马使和彰武军教练使；李绍俞的重（曾）孙辈7人，记有官职的有两人，长曰李德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任马军厢主，次曰李德玄，任左班殿直；李绍俞的季（玄）孙辈有17人，“或束带立朝”“或文章满腹”，并以此为傲，将之比附孔子学生子游和子夏。墓志记载了李绍俞本人、子、孙、曾孙和玄孙共五代人的家族为官经历，仕太祖阿保机到圣宗耶律隆绪六代君主，长达百年的历史。可见，李氏家族应该是军功起家或荫补武职入仕，随着辽朝科举制度的施行，到了第五代时，李氏逐渐展露以文入仕的头角。李氏家族虽然都是品阶不高的武官，但家族绵延数世，子嗣相继，已经在辽地落地生根。平州卢龙县破卢里人张建立在太祖时期入辽，最后任职为榆州刺史，兼蕃汉都提辖使，天显五年（930）去世。其家族在辽的发展也“胤子孙荣”，其子张彦英继其父任榆州刺史、西南路都提辖使，英年早逝的张彦勝也担任过榆州刺史，张彦英之孙张文煦、曾孙张守节和张守恒皆任榆州刺史，其家族成员在榆州世代为官，多人以荫补入仕榆州刺史。

总而言之，早期入辽汉官群体，其身份背景各不相同，在辽初复刻中原制度，“借才异代”的政治环境下，很多入辽汉官得以施展治国理政才能。原幽燕世家名门的汉官子弟，主要通过军功和荫补出仕辽朝，家族地位得以巩固发展，甚至进入权力中枢，升为辽代社会的高官望族；有的跻身于五京留守、地方诸州军节度、刺史、各级武官等汉官队伍。汉官群体通过参政议政、军事征伐、联姻贵族、治理地方等多种方式，积极融入辽代社会当中。汉官从早期入辽到世代仕辽为官，逐渐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世家大族或影响一方的官宦之家，促成了辽朝南面官体制的形成，在汉族官僚体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汉官家族地位在辽朝的嬗变，意味着汉官群体与辽朝统治阶级逐渐融合。

综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发展，那些因各种原因入辽的汉官群体，经过权衡利弊，逐渐放弃了“落叶归根”，而选择了“落地生根”。

三、早期汉官融入辽朝社会的原因阐释

早期入辽汉官能够接受辽朝的统治，并逐渐融入辽代社会之中，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分析，这与辽朝统治者积极接受中原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密切相关，而从历史的宏观序列中去分析，这也是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必然趋势。

首先，辽初统治者“楚才晋用”的用人方式，为汉官群体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康鹏在论述辽朝地方行政制度基本特征时指出，相对于中原政权各项规章制度完备的情形，辽朝创设机构和职官时大多是依据当地、当时的情形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对于早期以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为中心的契丹统治者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意识到，由于大批汉人的涌入，尤其“燕云十六州”广大领土的并入，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新并入领土的稳定，必须采取必要措施以巩固对汉地的有效统治，利用一切条件包括原地的汉人维系和保持汉地的稳定和繁荣，赢取汉地人民的认同，建立政权的威信和合法性。

一方面，要争取新并入的燕云地区世家大族的归附与支持，以便减少可能发生的由于政治和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和反抗。韩延徽入辽前已是当地的仕宦之家，“昔自起家，世居于蓟”，其父韩梦殷为“太子庶子”，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韩延徽入辽后，受到阿保机信任，命他“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韩延徽）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京兆万年（今西安长安区）王郁任李晋新州防御使，在其父后梁义武军节度使、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北平王王处直的授意下，率“所部山北兵马”举室投降，据《唐明宗实录》云：“庄宗未即位，卢文进、王郁相继入辽，皆驱率数州士女，为虏南藩，教其织纴工作。中国所为，虏中悉备。契丹所以强盛侵凌中国者，以得文进、郁之故也。”梁援四代祖梁文规致仕后寓居燕台（今河北易县），《旧五代史》所载的历经梁、唐、晋三朝官至吏部尚书的梁文矩是梁文规之弟，那么梁氏无疑也是当地官宦世家，所以已经致仕的梁文规也得“授幽州军都指挥，宠遇殊厚”，可见辽朝统治者很好地利用了梁文规当地望族的身份，起到了号召的作用。总之，辽朝统治者对时局的正确判断，对初期入辽汉人的宽容与重视，是早期入辽汉官参与辽朝政治的一大前提，客观上为汉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平台。辽朝统治者使用汉官加强政治、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人们不再思归，逃亡者逐渐减少，实现了辽朝对汉地的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从辽朝统治者对叛逃汉官及其后代的宽容态度也可以看出他们求贤若渴的心情。辽初统治者对国家体系和统治机构的运行缺乏治理经验和完备的规章制度，“国初制法，有出于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势方张，礼之用未遑也”。面临的复杂局面使其对掳掠来的尤其具有一定影响的汉官比较宽容。对韩延徽和张砺的叛逃，契丹主非但没有责难，之后反倒加以重用。据刘守奇后人刘从信墓志记载，刘守奇在守光囚父自立后“领兵投上国，后河东通好，被留不放回”。其实是刘守奇叛回后唐，跟随一同逃离的还有他七岁的儿子，即刘从信的曾祖，庄宗以为养子。太宗灭晋后，“却将入国，授得沧州节度使”，沧州横海军原属刘氏旧壤，刘守文和刘守奇都任过横海军节度使，刘从信曾祖继任，刘氏在该地的名望足以引起契丹主的重视。刘守奇另一子刘承嗣、孙刘宇杰、曾孙刘日泳，以及入金的后人刘元德皆有墓志出土，刘守光子孙从五代时期入辽，再由辽仕金，家族繁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者对汉官的友好和重视。高唐英因谋划投奔北汉而被杀，但其后人高嵩和高元父子在辽地似乎未受到影响。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辽初政权的稳定和巩固，也为汉官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

其次，初期统治者为入辽汉官群体创造了多民族共存的思想文化环境。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一是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重视。辽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耶律倍曾对阿保机言：“孔子大圣，万世所尊”，阿保机便命人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祭奠，奠定了辽朝统治的思想基础。燕云仕宦所秉持的华夷有别和儒家忠孝理念，即使到了辽中期依然“衣冠、语言皆其故俗”，其文化和思想儒风不减。在辽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终辽一代，始终重视儒学教育。辽于上京、中京分别设置国子监，五京设置五京学，分设博士、助教，地方上也有建府州县学、修文庙之举。渤海人大公鼎为良乡县尹，“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涿州刺史高公移建孔庙，蓟州三河县（今河北三河市）县令刘瑶倡议“移位修建”文宣王庙，达成“阐扬儒教，辅助国风”的心愿。这些尊崇儒学的行为客观上为汉官创造了政治参与的思想基础。

二是辽初就确立了崇佛政策。据《旧五代史》记载，“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虽然阿保机后来听从耶律倍的尊孔建议，但也在汉城修建“佛寺三，僧尼千人”，并在安置汉人的各头下州开始建立佛寺。前文已提到，早期入辽的石延祚北迁至辽，家于霸州（今辽宁省朝阳县），过起退隐生活，“广重儒风，多崇佛学。高住宾客，咸尽礼以筵容；来往僧尼，悉倾心而信施”，成为其在异国他乡的精神寄托。入辽的“燕云十六州”原本就有佛教传统，在辽南京地区，会同九年（946）的陀罗尼经幢和会同十年（947）的宋晖造像题记，则说明辽初统治者对五代时期该地区佛教传统的继承。而中京地区佛教传统更加悠久，早在前燕时期，慕容皝在龙山（今朝阳市凤凰山）营建龙翔佛寺，之后的后燕、北燕及北魏时期，佛教在该地区发展起来，龙城逐渐成为佛教繁盛之地，被誉为“四世同堂”的朝阳北塔就是最好的证明。据考证，它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最早称为思燕佛图，是北魏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为纪念其祖父北燕王冯弘所建，此后历经隋唐重建，辽初和重熙年间又重新加以修建。事实证明，辽代佛教是在继承中原崇佛传统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壮大的。终辽一代，佛教俨然成为上至帝王下到平民的一种精神信仰。因此，佛教的发展，有助于辽朝社会的文化融合。

再次，辽早期科举制度的施行也契合汉人入仕的传统观念，促进了辽朝文教的发展。辽建国之初，并未采用中原王朝的科举取士之法，直到“燕云十六州”的并入，辽朝获得大片农业领土和儒家文化较高的汉族士人，“制度渐以修举”，这为科举制度的施行提供了客观环境和人才储备。扩充汉官队伍，效法汉人制度治理汉地和汉族人口，科举取士是必然选择。据研究，辽太宗会同初年便已施行开科取士。《儒林公议》有云，“契丹既有幽、蓟，及雁门以北，亦开举选，以收士人”；南京人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为卢龙巡捕官”；石晋割“燕云十六州”之地给辽，“岁开贡部”；幽州人宋琪为太宗会同四年（941）“举进士中第，署寿安王侍读”；刘晞为后唐周德威从事，后陷于契丹，“天福中，契丹命晞为燕京留守，尝于契丹三知贡举”。以上史实表明，辽朝统治初期的开科取士制度也是早期入辽汉官入仕的途径之一，虽然其较之早期荫补或军功，还不是主要的入仕方式，但科举制度已经有了一个开端。至景宗恢复贡院，科举逐渐向正规化迈进，到圣宗时期，科举逐渐制度化，有记录的科举考试进行了30次，取进士564人。科举制度的施行为汉官子弟除荫补之外，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仕途径。辽中期以后，尤其道宗朝，早期入辽汉官家族有很大一部分子弟皆以科举入仕。以部曲身份入辽的刘奉殷的后代刘祜的两个儿子分别为“擢进士第”“举进士”；而梁文规家族除第五代梁援登进士甲科外，族人还有三人登进士第，一人举进士，一人业进士。对儒学的尊崇，科举取士的施行，形成了华夷同风的良好局面，辽道宗甚至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献皇太后。科举制度的施行充分体现了契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促进了早期入辽汉官积极参与政治。

综上所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广大汉官的帮助下称帝建国，随着“燕云十六州”的并入，辽朝统治者积极使用汉官参与政治建设，吸收中原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在辽朝200余年的统治当中，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和举措，官分南北、设置郡县、发展农工商贸、尊孔崇儒、开设科举等，这样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面貌既来自汉官，同时又为汉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入辽汉官及其后人在辽代的表现，反映了这一群体融入辽朝社会，积极参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推动辽朝融入中华文明的过程。

本文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