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君与白头山在朝鲜半岛人的记忆中具有重要的符号意义。其中的檀君，从13世纪末见载于有意识建构朝鲜半岛历史谱系的《三国遗事》，殆至当代，经过七百余年的文学性塑造以及历史性建构，完成了从稚嫩的神话元素至民族始祖的转身；白头山亦从《三国遗事》中的妙香山位移至今长白山。围绕朝鲜半岛人建构话语的历程，以当今的视角来看，其关于历史学的理论性考察疏离了以历史本质为核心的思辨历史哲学以及以历史知识本质为核心的分析历史哲学，局促于狭义历史编纂学中的历史叙述实践蕴含了鲜活的民族主义精粹。解构相关文化符号，揆诸朝鲜与韩国历史话语体系建构的文化基因，客观审视东北区域内历史记忆的共性与殊性，有助于认识的深入与澄清。
一、由檀君记事所见历史话语体系的“层累”构筑
所谓“层累”地构筑历史，始见于顾颉刚先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不同时代“层累式的造成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及至战国时代出现黄帝、神农，到秦代又出现了“三皇”，汉代以后则出现了“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这里不细论“古史辩”派的是非，但“层累”的构成说一度引起关注。13世纪末，“檀君”见载于文献，在其后的数百年间，相关记事越来越丰满，迄今成为朝鲜建国始祖的代名词。在对这一话语体系进行梳理时，我们清晰地看到，“层累”的历史认知，直至当代，仍然在历史话语体系的构筑中实践着。
（一）檀君记事于13世纪末始见于史籍
“朝鲜”一词，最早见载于《管子》，其云：“海内玉币有七筴，……发、朝鲜之文皮，一筴也。”“发、朝鲜不朝，请文皮、毤服而以为币乎！”这里的“朝鲜”，所指为箕氏朝鲜（前1045至前195）。有关于箕氏朝鲜的史事，散见于《周易》《尚书》《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之中，朝鲜半岛的文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帝王韵记》《东史纲目》等亦对相关史事有所记述，尤其是朝鲜王朝，有《箕子志》《箕子实纪》《箕子外纪》等专门记述。
“古朝鲜”最早见载于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所著之《三国遗事》（约1272年成书）。一然为“古朝鲜”所做注为“王俭朝鲜”，其云：“乃往二千载，有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文中以神话的形式，记述了檀君在平壤立国“朝鲜”，这亦是“檀君”首次见载于文献。不过，在《三国遗事》的同一部分记载中，同时记述了箕子受封于“朝鲜”。另外，对卫满朝鲜亦持肯定态度。与一然同一时代的高丽王朝李承休（1224—1301）著有《帝王韵纪》（约1278年成书），对“檀君”亦有记载。
从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檀君”以及“檀君朝鲜”的记事初现于13世纪末，其时，东亚的局势概略言之，大体为：高丽熙宗二年（1206），铁木真建立蒙古国；高宗五年（1218），高丽对蒙古称臣奉贡；高宗四十年（1259），蒙古派达鲁花赤入高丽监国，高丽成为蒙古附庸，世子入质于大都。高丽元宗十五年（1274，元至元十一年）、忠烈王七年（1281，至元十八年），元军两次征日本，皆路由高丽，并由高丽提供船舰物资。在这种情形下，高丽产生民族意识的自觉，并以朝鲜半岛本土民族为中心，构建了檀君神话。
（二）檀君朝鲜记事的丰满
一然的记述，从神话的角度较为完整，但在后人的记述中，神话的色彩渐渐褪去，建国始祖的话语体系逐渐确立。
其一，将檀君与中国东北古族联系起来。《帝王韵记》之“扶余”下有注，即“《檀君本纪》曰：‘与非西岬河伯之女婚而生男，名夫娄’”。将扶余同檀君联系起来；在“檀君”下注曰“檀雄天王”。同时指出，檀君“据朝鲜之域为王，故尸罗、高礼、南北沃沮、东北扶余、秽与貊皆檀君之寿也”。可见，已将“朝鲜”的辖区范围扩大到了南北沃沮、东北扶余、秽貊等民族的居住地区。
其二，将檀君神话的衍生范围圈定在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一带。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地理志》将前人关于檀君的故事内容综合在一起，在平安道条中记述道：“《檀君古记》云：上帝桓因有庶子名雄，意欲下化人间，受天三印，降太白山神檀树下，是为檀雄天王。令孙女饮药成人身，与檀树神婚而生男，名檀君，立国号曰朝鲜。朝鲜、尸罗、高礼、南北沃沮、东北扶余、秽与貊，皆檀君之理。檀君聘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夫娄，是谓东扶余王。檀君与唐尧同日而立，至禹会涂山，遣太子夫娄朝焉。享国一千三十八年，至殷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达为神。今文化县九月山。”这样，檀君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势力范围，即在平安道一带。
其三，确立檀君后继者的世系。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地理志》载，文化县东有三圣祠。所谓“三圣”，系指檀君、其父桓雄以及其祖桓因。16世纪，赵汝籍在《青鹤集》中云：“桓因真人，受业于明由，明由受业于广成子。”同时，夫娄、夫苏、夫虞以及夫余等檀君四个儿子的名字首次见载。李宜白（1711—？）的《梧溪日志集》中有《檀君世系详探记》，罗列了檀君后裔的名字。至《桓檀古记》，则明确记有四十七代檀君的世系，细致到在位时间，同时亦有编年纪事。尽管该书没有明确标注成书时间，不过，根据书中相关信息，比如檀君朝鲜阿斯达“即今松花江哈尔滨也”的记载，可知该书成于20世纪初。由此可见，檀君记事持续至近代仍然在不断丰满与完善，被从神话中建构至现实世界。
（三）檀君与“朝鲜”的关系在文本中的嬗变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权臣李成桂驱逐恭让王自立为主，并向明朝请国号，朱元璋以“最美”之“朝鲜”赐之，朝鲜王朝建立。李氏君臣为了政权的正统性，极力推崇土著的檀君，在建国之初，礼曹典书赵璞等上书称：“檀君，东方始受命之主；箕子，始兴教化之君。”然而朝鲜太宗十二年（1412），礼曹右忝议许稠指出：“本国之有箕子，犹中国之有帝尧，乞于箕子之庙，依朝廷祀尧之例祭之。”同年，因“朝鲜檀君”“实吾东方始祖”，宜祀而无庙，故于箕子庙配享。世宗七年（1425），司酝注簿郑陟上书称，谒箕子祠堂时见到“箕子之位在北向南，檀君之位在东向西”。世宗十二年（1430），在平壤建檀君祠，不过，庙里同时亦有高句丽始祖，“檀君在西，东明在东，皆南向”。世宗十九年（1437），朝鲜王朝定祭祀规格：“箕子，中祀，殿位版书‘朝鲜始祖箕子’。”“檀君，中祀，……殿檀君位版书‘朝鲜檀君’”。檀君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得到明确。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1905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乙巳条约”，朝鲜降为日本附属。次年，“大韩帝国”以檀君纪年取代帝王年号，尔后各种独立运动的文件多署“檀纪某年”。随着民族主义兴起，檀君走上宗教祭坛，1909年，以檀君为至尊的大宗教形成。自此，以檀君为核心的历史认知呈现出比以往更为清晰的现代语意。
日本的占领，朝鲜人对于史学的自主研究受到压制。然而，恰是在这种环境中方产生出《桓檀古记》这样的著述。另外，申采浩等抗日爱国志士，在流亡俄国和中国期间，在批判殖民史观的同时，以急进的民族主义史学观激烈地批判所谓的“事大”史观，并极力宣扬“檀君酋长论”“箕子邑尉论”等，将我国东北地区看成是韩民族的“旧疆”，从而将韩国古代的疆域从韩半岛扩张至我国东北地区。在这种思潮的指导下，歪曲、篡改历史，甚至主张“收复旧疆”，将满洲作为“独立复国之根据地”。朝鲜学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对檀君问题进行讨论。但是，由于在古朝鲜的位置、国家形成的时间，以及社会性质等问题上无法确定，故而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见。随着朝鲜科学院古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李相昊《檀君考》、李趾麟《古朝鲜研究》等文论的发表，檀君朝鲜得到肯定，其后这种肯定被纳入到《朝鲜全史》的编纂之中。金日成指出，“为把我们的民族史确立于主体立场，应从过去被日帝全面抹杀了的檀君和古代朝鲜的历史开始纠正”。1993年，朝鲜在平壤市江东郡江东邑西北不远处的大朴山东南面山麓发掘“檀君陵”，证明“生于平壤”的檀君，“是古朝鲜的建国始祖”，檀君朝鲜的中心在平壤，疆域含及中国东北部分地区。
韩国学界对于檀君朝鲜是否存在，基本上有两种意见。持肯定意见者，除所谓“在野派”学者之外，李丙焘、尹乃铉、卢泰敦等也极力主张这一观点。尹乃铉认为古朝鲜就是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等交替事件并不是在古朝鲜中心地区发生的，而是在古朝鲜的西部发生的，尹乃铉把列水、辽水、浿水、濡水等都看作现在的滦河。而李基东、李亨求、金荣来、徐荣洙则提出反对意见。同时，亦有韩国学者对朝鲜学界“发掘”的“檀君陵”提出质疑。但是，自1997年，韩国中学、高中教科书对檀君有述，“据称是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2007年2月23日，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宣布，将采用新编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对古朝鲜事记为“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
综上可见，檀君取代箕子成为朝鲜半岛的民族始祖，从13世纪70年代见载，至20世纪末辅以考古发掘而成为定论，经历了近800年的历程。其间记事“层累”地丰满。尽管在有关檀君的话语体系构筑的过程中，半岛历代学人累有质疑，但并不影响朝鲜、韩国关于檀君的始祖认知。
二、由“血”所链接的“统”
“韩民族为同一民族是摇撼不倒的学说”。由于单一民族的现实，在有关朝鲜半岛历史问题的探讨中，有一种以“血统”来论说“政统”的方法，即以血统为核心判定，无限地提高甚至绝对地对民族属性程度进行相关阐述，实现对古代不同政权间的链接，进而与今天的民族国家进行对接。
有学者将高仙芝看成是“来华朝鲜、韩国名人”，即“（在）中国活动的朝鲜民族的名人”，对从“辽东”移民到“五千一百里”之遥的内地的高句丽人后裔的民族属性作定义，这种做法一方面忽略了高句丽历史的真实性与其本来的民族属性，另一方面混淆了高句丽族同高句丽族后裔这样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根本症结在于，以现代民族国家“朝鲜”“韩国”“中国”的疆域为判断标准，来讨论历史问题，并以血统辅证，导致许多无法解释的历史问题。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如果按照“血统”的逻辑论事，则历史上只有民族的诞生和发展，而不会有民族的消亡。这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在事实上也有诸多疑点不能自圆。
今天的朝鲜或韩国人之中，有不少人的祖先是中国的汉族，但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本人不是朝鲜族。据研究，今天的朝鲜族按照姓氏的由来可以分为三类，即朝鲜固有姓氏、外来姓氏和来由不明的姓氏。第一类姓氏的数量不多，但外来姓氏人口比例极大，而在外来姓氏中，来自中国的姓氏占绝大多数，能确认从中国各地来到朝鲜半岛定居并传承下来的汉族姓氏，约有130多个，而这130多个汉姓的朝鲜人，皆不能说是“在朝中国人”。在现代中国的汉族之中，可以找到古代慕容鲜卑、契丹的后裔。据考，山东人的慕姓，就是复姓“慕容”氏的简省；远在云南西南地区，至今尚存契丹后裔约15万余人。这些历史上消亡民族的后裔在该族消亡之后，分别融入汉族以及其它民族之中。
针对渤海移民与朝鲜半岛高丽人之间的关系，学界存在基于“血统”的解读。其主张者主要是朝鲜学者，认为渤海人与朝鲜半岛的高丽人是同一血统。《朝鲜通史》认为，公元7世纪末，朝鲜半岛由过去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并立变为渤海、新罗并立，直至王建统一朝鲜半岛，建立王氏高丽王朝。因此，“渤海移民的迁徙，是世界封建史上一个特殊事例，是在迁徙者和土著居民基于同一血缘纽带，双方完全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认识是“模糊了两个不同民族的族属以及混淆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移民与移入地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探根寻源”作为假想前提，并将此假想当作历史真实作为移民目的进行判断。民族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曾经聚族而居，亦曾有个体迁徙并游离，而迁徙的方向并无统一的目标和规范，每一次或每一支移民都有个案性的背景条件。
毫无疑问，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民族的移动都没有绝对的规律，很多移民在居地的选择上存在偶然性。寻根性的移民有，但并不是普遍的，否则渤海移民就不会有多个流向，而应该只有一个，因为“血统”只有一个。所以，以“血缘”或“血统”来链接移民的流向，不是科学的逻辑。历史上的渤海与新罗是并立的政权，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无从谈及与渤海人同源，对此日本学者旗田巍、鸟山喜一、関尾史郎、李成巿，以及部分韩国学者有基本共识。
将渤海人与高丽人做血统的链接，依据的史料主要为《旧唐书·高丽传》中关于大祚荣族属的记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别种”，就是高句丽人的一支，也就是说，渤海是由高句丽遗民建立的，因而，渤海是高句丽的延续国家。“高丽别种”说亦分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上层统治集团中高句丽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但统治下层以靺鞨人居多；另一种认为渤海国的基本居民就是所谓的高句丽遗裔渤海人。关于高句丽遗民移居渤海的情况，有学者认为“渤海建国乃是高句丽复兴运动的成果”，事实上，这一结论正是基于血统论提出来的。
基于“血统”的相关论说，容易针对历史问题产生现实的纷扰。一方面，以“血”所链接的“统”，由于存在诸多不周延处，故而容易造成政权间的矛盾甚至冲突，辽朝萧逊宁与高丽徐熙之间的高句丽归属之争，即是这一问题在历史上的表现；另一方面，血统论事实上是以刻舟求剑的思维方式看待民族的变迁，只片面地讲血统或种族，而不是从整体上全面地去看待人们所具备的民族素质，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特性，进而导致对历史的误解。
三、“名”与“实”之间
由于同处于汉字文化圈之内，古代东亚世界对于山川的命名常有名称相同，而指代完全相左的情况。比如以“长白”或“白头”命名的山，在历史上多有重名者。我们以高丽王朝与朝鲜王朝的文献为例，对“长白山”“白头山”以及相关语汇进行检索，发现历史上的地名，存在名同实非的情况。
首先，关于“太伯山”。“檀君神话”中涉及有“太伯山”，据《三国遗事》载：“太白，今妙香山。”1530年成书的朝鲜王朝士人纂述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指出：“妙香山，在府东一百三十里，一名太伯山。”后世学者常将太伯山（太白山）视为今妙香山。大约18世纪末，朝鲜王朝士人将太白山定位为白头山或曰长白山。安鼎福（1712—1791）依据新罗文人崔志远《上太师侍中状》中关于“高句丽残孽类，北依太白山下，国号渤海”的说法，谓“太白山”（太伯山）即“白头山”，亦即长白山。其后，附和者渐众。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沿袭其观点，将今长白山同“檀君神话”中的“太伯山”联系起来，进而将中国东北视为“古朝鲜”的疆域。
其次，关于“白头山”。学界对白头山的认识较为模糊，有人认为“白头山”仅是朝鲜、韩国对于长白山的称谓，显然是对历史的误会。事实上，“白头山”之名源于古代中国，据《肃宗实录》载：“长白山，胡人或称白头山，以长白故也。”“胡人”即女真人。可见“白头山”同“长白山”一样，是由古代中国人命名的。“白头”是汉语的表述方式，意即远望此山，白色的山顶如同白色的头，故名。“白头山”在文献中指代情形复杂。据《世宗实录》载：“右白头山非本国境内，显德镇在高丽时革罢，别无灵验，请并削祀典。”参照《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显德镇在永兴西120里处，可知，永吉道（即咸镜道）显德镇的“白头山”是指今咸镜南道永兴西北、耀德之北的“白山”。另外，据《肃宗实录》载：“自惠山由栢德岭，过芦隐东山至茂山，不过三四日程，而路不甚险，且处于白头之南，长白之北，正是豆满上流。”白头与长白作为某一地方的参照物同时出现，可知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二座山。
三是，长白山有数座。《明宗实录》载：“咸镜道吉州长白山内面二处崩颓。”参照《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载：“长白山，在县西一百十六里。”“长白山为我主镇，而前面崩颓。”这里的长白山，是今朝鲜咸镜南道之检德山；又据《显宗实录》载：“咸镜道镜城长白山下雪一尺许，日气寒甚，大损稼穑。”《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载：“白山，在府西一百十里，山势甚峻，至五月雪始消，七月复有雪。山顶树木矮小，土人亦谓之长白。”此山所指为朝鲜咸镜北道咸镜山脉。
四是，白头山和长白山为同一座山。《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指出：“白头山，即长白山也，在府西七、八日程。……其巅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流为松花江、为混同江，东北流为苏下江，为速平江，东流为豆满江。”同书又载：“白头山，距府北三百三十里。”而惠山岭“在府北九十五里”。因而，白头山距离会宁约235里左右，应是中国之长白山。《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认为鸭绿江、松花江、豆满江皆发源于长白山（白头山）是正确的。作为鸭绿江等三江的源头，白头山与长白山自然是同一座山。
通过对朝鲜半岛文献的简单梳理可知，“长白山”或“白头山”在不同的文本中，指代不同的山体。虽然名称相同或相近，但在地理上却相差甚远，具体定位，宜根据文献的语境客观考证，方能准确判断。望名定山，不仅会张冠李戴，同时也会因历史常识的缺失而贻笑历史。
朝鲜半岛的现实是，生息着单一血统的民族，朝鲜、韩国二个民族国家并立。而历史上，从区域秩序与政权治理的角度，则长期变动不居。对于曾经演绎在朝鲜半岛上的历史问题如何从学理的层面进行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合理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需要详实的资料，客观的视角，以及措置恰当的民族国家对每一个学者的影响。同时，对于历史问题的解读，以东亚视域作大视角考察，会求得更多的学术共鸣。
本文转自《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