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奥尔斯顿《罗马帝国的诞生》1-10

Richard Alston《ROME’S REVOLUTION: DEATH OF THE REPUBLICAND BIRTH OF THE EMPIRE》

前言
第一章 历史学家的难题：奥古斯都时代的怪象
第二章 独裁者之死
第三章 共和国的危机
第四章 恺撒与庞培
第五章 穆提纳：共和国的最后一战
第六章 失去的胜利：元老院的失败
第七章 革命开始
第八章 血洗罗马
第九章 三头同盟的胜利
第十章 属于军人的和平时代
第十一章 三头同盟时代的战争
第十二章 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爱情和与爱为敌之人
第十三章 奥古斯都的诞生
第十四章 奥古斯都的共和国
第十五章 罗马的混乱与奥古斯都的权力
第十六章 奥古斯都的秩序
第十七章 帝国时代
第十八章 皇帝之死
年表
重要人物简介
注释

前言_[节]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一群罗马元老刺死了尤里乌斯·恺撒。他们相信此举能够把罗马从独裁暴君的手中解放出来，恢复共和国的旧貌。但是，他们反而迎来了罗马帝国的时代，让古老的共和国制度就此结束。这是罗马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有许多人因此失去了性命，本书会带领读者们审视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划时代的革命。

让共和国转为帝国的是一场充满了血腥味的革命：罗马人自相残杀，血亲之间争斗不已，敌人的头颅被割下来放在罗马城中心示众。在这场革命中，政治权力的黑暗之处暴露无遗。面对这种恐怖的暴力事件，两千年来的无数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都不禁陷入了沉思。

罗马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在许多人心里，罗马意味着文明、辉煌、伟大。多年以来，罗马一直都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的范例，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长期受到人们的大力推崇。古典时代的雅典内部矛盾不断，还有一些人煽动民众，胡作非为；相比之下，至少在共和国走上末路之前，罗马看起来成功地避免了这种弊端。由此，罗马共和国在不下四百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稳定的政局，并且从意大利的蕞尔小邦逐步扩张为疆域辽阔的地中海大国。同时，像西塞罗和加图(Cato)这样的演说家与政治思想家得以在国家的重要会议上畅所欲言。

今天，自由和公民权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而两千多年以前的罗马人早已走在这条道路上。历史上有许多人都曾为了心中的罗马共和国而奋斗不休：17世纪的英格兰人起身反抗国王的统治；18世纪的美国人战胜了远居海外、古老而强大的英国，取得了独立和自由；法兰西人更是掀起了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大革命。

但是，无论世人心中的罗马共和国有着多么理想的面貌，我们都得面对历史上共和国的终结。这场血淋淋的革命足以说明罗马共和国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对外取得政治和军事胜利的同时，罗马的社会风气和内政局面每况愈下。几百年的努力奋斗让罗马人拥有了宝贵的自由、安全和财富，然而，他们终究还是打响了血流成河的内战，让这一切都灰飞烟灭。

本书会再次回顾这场生灵涂炭的罗马革命，并且试着对其做出分析。此次事件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节点。16世纪以来，许多政治家、理论家都致力于解释罗马共和国为何以失败告终。因此，这场革命值得我们仔细地考察一番。不过，我最看重的是让大家重新意识到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暴力成分。

如果按照传统，我们会说共和国的灭亡与帝国的诞生是未曾流血的和平事件。看起来，这只是一次政体改革。帝国与共和国一样，都是贵族们理性地统治国家的黄金时代，中间的过渡时期最多只不过是短暂的动荡而已。但是，这种看法歪曲了历史真相，将其粉饰为文明。我要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紧紧地围绕着政治的基本要素—权力、金钱、暴力展开。

生活于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往往着眼于政坛人物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细小的差别，很容易就忽视了政治权力的破坏力，也难以看到政治权力日复一日地满足国民基本需求的一面，许多人都说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事务琐碎无趣。然而，倘若某个国家的作为远远未能满足大多数国民的需要，那么政治想必就不是一个枯燥的话题。

这是特定条件下具体视角的问题，对于罗马革命过程中残酷的斗争，不同的读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读者也许身处巴黎、华盛顿、伦敦或是纽约，坐在家中或是图书馆里舒适的座位上，衣食无忧，不知饥饿与寒冷的滋味。这些读者可能会对罗马人的暴力行径感到大惑不解，感叹人类灵魂当中黑暗的一面居然会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共和国撕成碎片，让国家陷入混乱。看到新生的帝国政权势不可当地一步一步积攒起巨大的权威，读者或许会为自由的共和国时代感到惋惜。也许，读者会庆幸自己出生于当代，离这种可怕的故事很远。在某些读者看来，这本书里的故事大概和其他的历史一样，早已与现代世界无关，只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往事。但对于世界上其他的许多地区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仔细地探究这样的两个现象：在特定的条件下，平时十分理性的普通人愿意拿起武器杀死比邻而居的同胞；政府几乎完全理所当然地用手里的资源收买人心，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

元老在罗马共和国的地位极其优越，他们负责司法、祭祀、领军作战、为国家做出重大的决策。然而，在公元前44年，他们几乎根本不知道既有的罗马世界即将分崩离析，一个全新的政权将会上台掌控这个世界。某些悲观之人或许预见了共和国的终结，但几乎没有人曾经设想过这个世界将会迎来怎样的新秩序。最后，旧的制度化为齑粉，新的秩序得以建立。面对全副武装、虎视眈眈的罗马军团士兵，元老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出自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罗马的基础并不是所有人的民主协商以及共同的价值观，支撑起罗马社会秩序的是武力。毕竟，罗马社会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在我们故事开始的时候，罗马已经用武力征服了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土地，这样的一个社会当然是充满暴力的。在我看来，暴力并非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般模式。我不认为我们天然地倾向于互相残杀，人类的心灵没有那么黑暗。不过，确实有许多社会充满了暴力或者具有爆发武力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政治秩序都是以大欺小的产物，其核心就是让弱势者温驯地替他人服务，维持这种秩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以及武力威胁。

写出这样一本书的最初原因是想要改变人们对于罗马从共和国转变为帝国这段历史的看法。关于罗马革命这个话题，我已经从事了许多年的教学工作。但是，我并不喜欢我的学生们读的那些书，也因此担心他们所写的论文出现问题。传统的说法实在是太过完美：这段历史当中全都是“协议”“共识”“恢复”“和平”，还有最糟糕的“文明”。罗马人对于这场革命的叙述明明就和这种美好的图景完全不沾边：当时的罗马人震惊无比，他们留下的史料让后人也为之屏息。换言之，现代人的看法与古代史料中的记录有了出入，这当然是让历史学家忧心忡忡的状况。于是，我开始思索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场变革中的暴力要素并且写出怎样的文字，思考罗马为何充斥着暴力。我们和罗马人之间当然存在着许多文化差异，但我无法将罗马人的这种暴力也视作偶然现象。随着对于罗马时代暴力行为的思考，我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代的暴力。在20世纪后几十年，可怕的种族灭绝事件频频爆发。在和平的国家的居民看来，这种现代的暴力或许只是源于历史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然而，我们只要稍稍仔细地察看事情的原委就会有些惊异地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的居民之间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许多常见的当代政治术语都来自古典时代：“民主”、“公民权”和“自由”(至少在某些意义上与古代相同)。于是，某些人有时候会认为古典时代的国家与现代的西方国家很像，都已将自己压迫人的一面隐藏了起来。毕竟，历史学家在想象其他社会的状况之时，难免会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同时也会考虑文化差异)。但是，倘若我们转变视角呢？罗马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再是西方政治思想鼓吹的范例。这个国家有着压迫人的一面，它的政权主要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其绝大多数居民都极其贫穷，并且处于严重的依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采用这个思路，那么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都需要再次审视一番。我们要背离多年以来的主流观点，将视线从西塞罗、公民权以及罗马的政治文化转移到营房里的士兵和城市或者乡村里的贫民上。归根结底，他们才是在内战中奋斗至死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究竟为何而战？在他们心里，罗马的价值观是怎样的？罗马公民权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下层的民众为国效力能够换得什么回报？在身处罗马上层的政治精英们眼里，他们真的有价值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追根溯源，探究他们看重的事物、他们与罗马政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理解他们在罗马的土地上日复一日生存下去的方式。对于我们的绝大多数祖先而言，国家、政治哲学、自由的本质都不重要，他们最关心的是养活自己的一家老小。许多时候我们不会明说，但食物才是历史的真正主角。

权力与食物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罗马社会内部的矛盾，由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备受古典史家和政治思想家推崇的罗马共和国之死无法令多少人感到惋惜。伟大的思想、深刻的讨论、大人物身上的精彩故事并不是政治的全部内容，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次要的。我们固然无法忽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但人类的生存首先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撑：食物、燃料、衣物以及安身之所。

今天的许多人都可以在闲暇时间安然品评历史往事。罗马的光辉之处很容易就会蒙蔽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忘记古代罗马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其实，这种物质需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现代社会也不例外。发达的西方国家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些国家的政治或许真的只是小事。然而，对于其他地方的几十亿较为贫穷的人民而言，政治仍然至关重要。本书将要探讨的就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食物、金钱以及暴力。

本书的内容肇端于恺撒之死(第二章)，止于第二任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登基。由此，我们得以仔细地考察这个历史过程，明白奥古斯都为什么能够终结延续了五百年的共和国，并且代之以君主制的帝国。第一章包括了与罗马政治相关的一些话题和一些具体的理论。我还会在这一部分介绍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解释为什么我们说奥古斯都时代有着非常奇特的本质。此外，读者应当已经察觉，我在本书中较为宽泛地使用了“革命”这个十分激烈的词语来形容奥古斯都时代，第一章也会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

从第二章开始，我会带领读者穿梭在那个时代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当中。我们既能看到恺撒遇刺(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也能看到罗马社会迎来一个独特的政治秩序。年轻的屋大维和他的盟友们战胜了旧秩序的权威，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帝国制度。这个新制度拥有强大的力量，而且绝不容许任何反对的声音。即便是在屋大维将名字改成奥古斯都以后，这个新政权的框架也仍然未变。奥古斯都用武力镇压自己的敌人，用钱财收买人心，帝国的大量财富都被用于支撑中央的新政权。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第二位罗马皇帝即位。到了这个时候，共和国已经永远地化为人们心中若有若无的回忆。

第一章 历史学家的难题：奥古斯都时代的怪象

距第一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之死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但这么多年以来，奥古斯都和尤里乌斯·恺撒一直都是最令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古代政治人物。每逢追忆历史之时，我们的思绪都难免会萦绕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进程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并且由此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后世的人们甚至还将一种政治思想命名为“恺撒主义”_(Caesarism)。这是一种有所改革的专制主义思想，其拥护者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让整个社会都焕然一新，从而改变人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恺撒在政治史上得风气之先，拿破仑只能算是走在恺撒走过的道路上。往后即便是到了20世纪，我们也还能看到许多狂妄自大、杀戮无数的独裁者在东施效颦。

但是，恺撒其实一直都有缺憾。他确实征服了高卢，令其成为后来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也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他所建立的政权或许最终能够转型为君主制政权；他自己写出的战记_{[《高卢战记》(Commentariide Bello Gallico)]}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天资卓越的伟大将领。然而，很少有史料能够证明他显著地改变了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充满了激烈的争斗，或许恺撒有意让这种局面彻底稳定下来，但他却在掌握大权之后没过多久就遇刺身亡。因此，历史学家们为了寻找恺撒的改革方案而煞费苦心。最终真正引领罗马实现变革的是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人们后来称其为奥古斯都。

也许，奥古斯都确实是更值得人们仰慕的历史英雄。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共和国完成了政治变革，重获新生。然而，我并未发现有多少史料能够说明奥古斯都真的理解这些政治变革的本质。他和政坛上的许多人物一样，只是勉强应付过去而已，其决策都是根据非常具体的特定政治环境而做出的。当然，奥古斯都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政治家，我们这些后人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一样熟悉当时罗马政治的运行状况。他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帝国政权，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在临终之际，躺在床上的奥古斯都说自己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个评价是很贴切的，他无疑建立了辉煌的功业，罗马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也都在奥古斯都时代迎来了繁荣的景象。但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赞扬并不能掩盖奥古斯都政权的另一面。

革命时代的罗马有着不少的怪象。公元前509年，罗马王政时代_{[指从罗穆路斯(Romulus)在公元前753年建国开始，到公元前509年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被驱逐出罗马为止，罗马共经历7位国王]}结束，自那以后诞生的罗马共和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大约从公元前350年开始，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罗马人先征服了意大利，继而占据了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区域。然而，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政局动荡的罗马人居然抛弃了共和国，转而采用了帝国制度。这着实是一件怪事，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很少有理论家认为帝国制度是合理的优秀制度。

公元前44年3月，尤里乌斯·恺撒遇刺身亡，这个事件直接导致罗马开始进行重大的革命。虽然恺撒被共和国尊为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但行刺者都认为自己是为了共和国才将其杀死的。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刺杀共和国的民选高官恺撒是为了保护罗马所有民选官员的权利和地位。他们将恺撒视作暴君，而暴君会肆意杀人、践踏罗马公民的权利。因此，谋杀恺撒是为了预防恺撒将来滥杀无辜。为了捍卫罗马的法律，这些行刺者直接自命为法律的化身。尽管恺撒向来以仁慈著称，在不久以前的内战结束后，他宽恕了自己的对手，而且他一直都坚定地捍卫着罗马公民走上法庭的权利。然而，行刺者依然将恺撒给杀死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深究这个问题。这些所谓的“共和国解放者”的领导人是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_{Marcus Junius Brutus}，他曾经是恺撒的朋友。通常认为，布鲁图斯的母亲塞尔维利亚_Servilia是恺撒的情人。或许，布鲁图斯当年初次结识恺撒的地方就是塞尔维利亚的房间。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状况，布鲁图斯完全有可能会选择把自己政治生涯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恺撒的身上。然而，布鲁图斯却有意效仿传说中在公元前509年终结罗马王政时代的祖先_{[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在公元前509年领导罗马人们推翻了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的统治，后被推举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是罗马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换言之，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追随政界高层的大人物，但布鲁图斯却选择了让传说故事再现人间。

这非常值得我们玩味，当代的哪个政治人物会像这样用传说故事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呢？不过，这些人刺杀恺撒并不只是为了向历史致敬，他们希望这次谋杀能够让共和国像历史上一样焕发生机。看起来，布鲁图斯认为罗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过去的460年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他觉得自己的行为能够让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历史重演一遍(虽然当年的那位布鲁图斯只是驱逐了暴君_{[一般认为卢基乌斯·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是一位暴君，被称为“傲慢的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 Superbus/Tarquin the Proud)]}，并没有将其杀死)。行刺恺撒者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不少的政治经验，但他们都很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谋杀来恢复罗马共和国的旧貌。

在这些行刺者看来，恺撒和他的大敌庞培之间的内战只是暂时压制了共和国的存在罢了。这场内战爆发于公元前49年_{[这是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决定性战役，也是罗马内战中最后的一次大型战役。此战以屋大维胜利、安东尼失败而告终，罗马共和国也随之落幕。详见本书第十二章]}，虽然双方已经在公元前48年8月的法萨卢斯_Pharsalus之战当中决出了胜负，但战火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5年才结束。然而，恺撒并没有在公元前44年变回一个普通人，他仍然把持着莫大的权威。暗杀正是因此而起，行刺者想要由此让罗马的政局回到内战以前的状态。他们有可能期待着罗马人民在事后热情地感谢他们为共和国而战，也许还幻想着自己能够像当年的布鲁图斯一样以共和国英雄的身份永垂不朽，自己的雕像也能光荣地立在广场上。

确实，他们的名字在史册里面永垂不朽。但除此以外，这些行刺者想象中的感谢和雕像全都落空了，他们没能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对于这些人的那一小部分支持者而言，他们当然是解放者。但其他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国贼，是危险的杀人犯，并且愤而将其逐出罗马。战争随之而来，但他们落败了，这导致罗马人彻底投向了君主制的怀抱。总而言之，这群人为了恢复共和国时代的政治秩序铤而走险，结果却直接催生出罗马帝国，这堪称咄咄怪事。

新建立起来的君主制度同样异乎寻常。公元前27年1月，奥古斯都的君主制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样标志性的时刻，开辟了新时代的首位罗马皇帝却宣布自己已经恢复了共和国的旧貌。而且，就算是死后，奥古斯都也不打算抛弃这个观点。他下令在自己的陵墓入口处竖立起巨大的青铜柱，上面记录了他一生取得的成就，在此他也依然坚称自己是共和国的功臣。然而这个陵墓是罗马城里最气派的建筑之一，且多年以来都是家族公墓。可以说，这个墓穴本身就是他们一个家族统治罗马的明显象征。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统治显然是有悖于共和国制度的，当时的许多罗马人大概也有同感。

罗马的这场革命一直打着共和国以及罗马传统的旗号：奥古斯都的政权自称致力于恢复旧时代的思想、自由和做法，他们以共和国的历史来支撑自己的存在。奥古斯都的社会改革旨在复古而非创新，他曾经大事庆祝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按照政权官方的说法，这其实不是真正的新时代，而是恢复了旧时代面貌的新时代。然而，现在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已经有了彻底的变革，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奥古斯都的说法也骗不了同时代的罗马人，许多人都能看出奥古斯都的政权不是守旧的政权，并且对此加以讽刺。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也曾探讨过这场革命的本质，他们全都认为这无疑是完全改变了罗马历史的事件。

确定“奥古斯都革命”这个说法并非易事：这次的革命者没有枪毙沙皇，也没有把国王送上断头台；他们也没宣布自己扫除了压迫民众的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罗马人没有在某个“伟大的思想”指导下完成彻底的政治变革。然而，我坚信罗马经历了一场革命，因为控制全国的中央政权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尽管没有某个“伟大的思想”在鼓舞着人们行动，但是原来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受到了重创，掌握权力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权。公元14年，许多罗马政坛高层人物的祖先曾经在六十年前也手握重权。然而，此时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政治体系已经与公元前50年有了天壤之别。这场大变革来之不易，旧的制度异常顽固，罗马人经历了内战、官方支持的暴力事件、城市里的叛乱、旧时代精英的彻底失败。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后，罗马的上层精英们终于明白，罗马社会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现在，他们必须学会在帝国中生活下去，掌握新时代罗马政治的规则与模式。这场革命的核心是政治文化的转变。

政治化的文化

罗马社会尊重传统，罗马元老也是如此。历史与传统让罗马的等级制度备受尊崇，过往的历史让罗马的上层精英们肩负重担。

在共和国延续的最后一百年里，罗马人遭遇了无数次危机，但共和国总是能够攻克难关。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31年，罗马内部爆发了至少十一次大型暴力事件(不含叛乱在内)，其中有几次甚至升级为内战。共和国的韧性由何而来呢？是政治制度，还是罗马人对政治传统的尊敬呢？最重要的因素大概在于整个罗马社会的结构与其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罗马人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基本是一体的，关于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我们都需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并且为其准备专门的术语。

罗马有着“政治化的文化”，罗马人的政治地位基本等同于社会地位。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细分为许多领域，它们彼此之间关联不大，每个领域都有各自的权威人士(例如，媒体界、商界、民间团体、政界、宗教界)。然而，这种分类方式对于罗马人而言几乎毫无意义。罗马社会里的元老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是罗马人当中最富有的群体，也是罗马人在文化领域内的佼佼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作品。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神明面前代表罗马人民，在法庭上为其他公民审理案件，在战争中指挥军队，同时也掌握着罗马的政治权力。罗马的传统和多年以来的屡次胜利更是为元老的权威地位套上了神圣的光环。要让元老们失去权力，想必就得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来彻底摧毁罗马社会的等级次序。罗马的传统会被丢到一边，罗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因此陷入混乱。既然罗马社会与其政治秩序密不可分，那么每一个罗马人都首先学会了如何在共和国制度下生存。他们习惯于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参与罗马公民的文化生活，并且尊重罗马社会生活当中的等级次序。没有了共和国制度，罗马似乎就不是罗马了。对于罗马来说，颠覆其政治秩序就意味着让罗马人丢掉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传统，罗马势必会陷入无法无天的乱局。在罗马人看来，这只会成为一场毁灭罗马的灾难。[1]

罗马人政治化的文化让罗马的上层精英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达成了共识，政治领域的等级次序被延伸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精英们看来，这种文化优越无比，似乎可以“统合一切”，罗马社会里当然有许多人互相竞争，但没有人公然从根本上反对既有的这种状况。

不过，除了上层精英以外，罗马社会还有其他的群体。罗马城是意大利的中心，其人口超过了一百万，而意大利的总人口更是不少于五百万。这些很少在史料中留下声音的“普罗大众”是否有着不同于上层精英的政治观点呢？想来，他们大概确实会有不同的视角、利益和看法。就算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我们恐怕也不能认为罗马社会下层较为贫穷的民众会与上层的罗马人有着相同的观念。[2]

罗马革命的本质

“革命”这个说法很容易引起争议。在20世纪的一场又一场政治论战中，许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运用了这个词语，使其具有了非常复杂的含义。在古典时代，革命的含义只是以暴力手段完成的政体更换。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Polybius)、西塞罗、马基雅维利等人一脉相承的古典政治理论认为政体有三种基本的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每一种形式都有各自的美德，但它们都会腐化：君主制堕落以后会出现暴君，贵族会沦为寡头，民主制也会变成暴民政治。如果公民认为既有政体已经腐败之极，那么革命的时刻就来临了。堕落的政府会被推翻，人们会重新建立起一个具有美德的政府。

然而，从19世纪开始，“革命”有了不同的含义。一场革命不仅要改变政府的形态，还意味着不同的“阶级”掌握了政权。有时候，这种革命被视作进步的象征，代表着更加美好、更加先进的历史阶段。自那以来，革命的定义众说纷纭，世界各地的革命与反革命运动更是让无数人洒下了热血。

革命通常是非常激烈的。很多时候，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摧毁既有秩序或者消除其中某些看起来不合理的部分，建立新秩序有时候不是革命者关心的重点。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或许主要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的，他们大概向往着新的政体。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可能已经让旧政权逐步丧失了继续统治国家的正当性。但是，总体说来，光靠意识形态很难组织起真正的大规模暴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大规模革命往往发生在暴动以后。

无论如何，倘若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大问题，那么革命之火就很容易蔓延开来。[3]一般情况下，革命只是一些缺乏组织、比较混乱的暴力事件，其参加者的主要目的往往只是反抗既有的秩序。只有过了一阵子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新的秩序以及对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才能牢牢地扎下根。很多时候，这套新秩序还会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公元前43年，后三头同盟进军罗马，掌握了大权。罗马社会有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罗马的传统已经被抛弃。从公元前43年到公元前32年(即后三头同盟时期)，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的早期，罗马社会处于彻底的混乱之中，但罗马并没有就此毁灭。最后，在旧时代的遗迹上诞生了新的政治秩序。

现代的历史学家往往不太赞同罗马革命这个说法。在共和国存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罗马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内乱：民选官员在暴动中丧命；共和国以武力镇压叛乱；集会上出现暴力事件；著名的政治人物遇刺；大规模的内战爆发。我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在健康地运行。然而，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发现罗马人根本没有打算做出改革或者以别的什么手段根治这种乱象。

罗马人完全没有进行革命的计划。现代的历史学家总结了晚期罗马共和国内乱的潜在因素(下层民众的贫困境况、意大利农业经济的变化、小贵族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贫富差距的扩大、军队的报酬问题、土地分配问题)，但罗马人自己却几乎没有讨论过这些根本问题，[4]更没有考虑过要展开相应的改革。

面对政治困境，罗马人的想法非常保守。他们觉得自己遇到的问题是罗马的社会等级制度受到了威胁，出现问题的原因是道德败坏，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想办法让罗马人重新拥抱古老的道德与政治观念。他们并不想用全新的社会、经济态势来调整社会关系，也无意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其实，据史料记载，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人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基本都不认为复兴传统道德观念真的有助于解决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深知罗马的疆域已经远超当年。在此基础上，罗马的社会、道德关系早已发生了巨变，罗马的政治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换言之，只要罗马人不丢掉这些年来积攒起来的大量财富和广阔的领地，罗马的社会、道德关系就无法回到过去。[5]

总之，罗马人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革命。不仅如此，即便是在奥古斯都革命以后的公元14年，罗马帝国也仍然与共和国时代藕断丝连，甚至让人觉得罗马社会的秩序仿佛并没有发生剧变。在公元14年，罗马帝国当中最有权势的是掌握土地的贵族，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曾经也是共和国的贵族。[6]这场“革命”没有改变罗马的社会结构：在三头同盟期间，元老们可以照常集会，立法工作能够正常进行，官员的选举大体如常，罗马政府也仍然在运转。对于某些人而言，“革命”流于表面，只不过是弥补了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漏洞而已。[7]一般说来，稳重的历史学家们接下来就会去大事称赞奥古斯都时代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新政权的领导下，混乱的政局已经消失，国家的行政变得井井有条。[8]现代的研究者认为罗马的强权政治由此转变为文化政治，激烈的暴动让位于稳健的变革。[9]既然没有史料表明罗马人进行过全面的意识形态讨论、彻底的社会改革或者政治机关的改动，那么共和国末期的暴力事件看起来只是罗马人的失误而已，社会危机、彻底的改革、革命运动似乎都不存在。[10]

但是，这种说法难以解释某些独特的现象。在公元前40年掌权的人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那一批，而且他们与统治罗马几百年的元老们大不相同。他们用以获取权力的政治基础是不一样的，通过革命上台的新政府无情地镇压了反对派。他们杀死了许多敌人，并且极力提拔自己的追随者，尤其是他们在军队里的部下。这与之前的共和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公元前43年，屋大维派去与元老们谈判的高级军官受到了侮辱。在元老们看来，他们不仅有资格这么做，更是有必要通过羞辱比自己低下的人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以及政治尊严。然而，三年以后，这些曾经被羞辱的军人已经成了意大利的主人。罗马依然有元老，但是在公元前40年以及接下来的几百年内，元老不再是罗马的统治者。

为了准确地分析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抛弃现代的传统思路，并且为罗马时代的政治找到新的范式，阶级、制度、宪法、政治结构都得让位于权力关系网络的概念。

革命关系网络

理论界是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才逐渐认可了“关系网”这个概念在当代的政治意义。我们早已习惯于运用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阶级和民族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的金融系统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显得有些渺小，我们又有必要开始注意商界一直都很在意的“关系网络”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把罗马社会看成是多重关系网络的复合体。在共和国时代，关系网是罗马社会等级次序的“黏合剂”。不过，当时的关系网很多而且很小，只是罗马上层精英之间的“友谊”关系，这些关系网并不涉及多少资源。[11]有一个事物有可能破坏共和国的统治秩序—军队。在有必要的时候，一位民选官员会奉命召集军队准备作战。这位官员通常是执政官(consul，主持元老院会议的高级官员)或者具有执政官地位的人。征召军队的任务一般会由级别较低一些的民选官员具体执行，他们会按照指定的人数组建军团。接下来，军团会前去地方省份执行任务，有时候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这些军团有可能会习惯于听从统帅的命令，甚至开始效忠于统帅本人。得胜归来的军队往往会在拿到金钱报酬以后退役，而土地报酬是比较少见的。

胜仗很可能给领兵的将军带来政治上的好处，毕竟那些与他一起作战的士兵能够安然返回罗马，并且变得更加富有，某些取得土地、外出殖民的士兵还能让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军事关系网络变得稳固起来。但即便如此，军队关系网也不曾转变为强大的政治集团，晚期共和国的所有伟大的将军都没有豢养起“私军”来帮他们维持武力威胁以及提供选票。看起来，战场上的胜利最多只能用来维持一个好名声。如果有选举，民众往往更愿意信任有战功的人。如果罗马政局动荡，遇到了危机，需要动用武力，那么曾经追随将军出战的士兵以及其他的民众或许也更愿意在其麾下效力。

但是到了共和国即将终结的时候，军队关系网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尤里乌斯·恺撒的关系网至少包含了五万名旧部。此外还应计算在内的起码有这些军人的家眷和密友，为恺撒的军队提供食物、衣物、装备、营房的商人，恺撒提拔的军官，在战争中获利的奴隶贩子。晚期共和国的庞大军队可以说是养活了一整个配套产业，让许多人从中获利。共和国的征服战争让巨量的财富流入一张囊括了无数人的关系网络。[12]我们可以估计罗马城中大约有两成的人口都直接受益于恺撒的军事行动。而且，这种关系网络是有可能代代相承的。这样一来，就会有一股势力几乎独自掌控了无比庞大的各种资源(经济、社会、政治)，没有对手能够与之抗衡，它有可能进而夺取罗马的中央政权。不过，尽管这种类型的军队关系网确实有着统治罗马的潜力，但是在后三头同盟时代到来之前，没有关系网能够长期地保持自己的稳定。它们固然可以在短期取得不低的政治地位，但却始终没有机会更进一步，成长为新的政府。倘若没有资源不断地流入其中，这种关系网会自然地消解，因为如果不能获取资源，很少有人愿意将其维持下去。关系网基本上与意识形态无关，它们的根基不是“伟大的思想”。

然而，恺撒之死改变了这一切。简而言之，在恺撒遇刺以后，屋大维、安东尼、李必达(Lepidus)带着他们的军团夺取了罗马的国家大权。长时间的冲突和大量流入的资源让这张军队关系网变得稳定起来，其领导者屋大维与安东尼掌握了十多年的军政大权。在他们二人之间的内战结束以后，屋大维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关系网，并且在内部做出了一定的等级划分。公元前27年以后，得名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又取得了重要的资产—著名的帝国行省，奥古斯都让他的关系网络永远地控制了罗马。换言之，三头同盟以及后来的奥古斯都实现的政治成就是将革命暴动促成的关系网络变成了罗马政治生活里长期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套代代相传的关系网不仅包括军人，到了最后，罗马社会里许多截然不同的成员都被囊括在内。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恰恰是这套关系网络取得成功的基础，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让谁控制着什么资源。在它面前，传统罗马政治关心的意识形态、法律乃至宪法都不重要。

伟大的罗马史家塔西佗(Tacitus)曾经描述过这个关系网络：奥古斯都以赏赐拉拢军人，以粮食收买民心。他对所有人都许以闲适的美好生活。其势力逐步壮大。他顺利无阻地将元老院、民选官乃至法律的角色都揽于己身，因为他的大敌都已经倒在了战场上或者成了公敌。剩下的贵族们更愿意当他的奴隶，他们拿到了各种荣誉和财富，在新的秩序里沉溺于安逸的日子……国内看起来风平浪静。民选官的头衔没有改变。年轻人都出生于阿克提翁(Actium)海战[5]以后，即便是许多年长的人也出生于内战期间。到底还有多少人亲眼见识过共和国的本来面目呢？[13]

虽然古老的机关仍然存在，民选官的名称也保留了原样，但是共和国的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留下来的只不过是表象。政坛上风平浪静是因为反对派基本已经被消灭了，再做反抗只是自寻死路、徒劳无功。在武力、荣誉、金钱的联合作用下，元老们再无二心。共和国成了历史，奥古斯都的霸权才是现实。属于单个家族的国家取代了共和国，军人、平民、元老都被收买为这个新国家的一分子，奥古斯都的私人关系网络掌握着真正的权力。[14]

在三头同盟时代，罗马城本身也有了变化。在帕拉提翁山(Palatine Hill)上，人们开始用大理石建造一座新的阿波罗神庙。尤里乌斯·恺撒被奉为新的神明，其庙宇即将坐落在罗马的广场上。不远处，一座大剧院已经开工，它将被冠以屋大维的外甥马尔凯卢斯(Marcellus)的名字。在稍远一些的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上，阿格里帕(Agrippa)正在主持建造万神殿(Pantheon)，其中还有屋大维的雕像。此外，年轻的屋大维业已命人在河畔建造自己的陵墓，其规模远胜于之前的所有墓穴。总之，随着新政权的上台，罗马城有了新的面貌。

在内战发生的一百年以后，罗马诗人卢坎_Lucan在追忆恺撒与庞培之间异常激烈的战斗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世界的支柱就此崩塌，末日到来，我们回到了原初的混沌之中。群星将会带着烈焰落入五湖四海，掀起汹涌的惊涛骇浪。日夜也将颠倒，整个宇宙都不再和谐。在这分崩离析的世界里，一切法律都将被颠覆。[15]

旧秩序、旧规则都被扫除得干干净净，罗马政局的面貌焕然一新。虽然卢坎认为这种变革发生于恺撒的时代，但这场革命最终还是要到后三头同盟时期才得以实现。正如卢坎所说，旧时代的星辰从天而降，坠入海洋；全新的星座取而代之，排列在天空之中。对于奥古斯都的革命而言，这岂非最好的比喻？

[1] 参见Aloys Winterling,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ome (Malden, MA:Blackwell, 2009)。
[2] 在19世纪，人们通常认为晚期罗马共和国政坛上存在两个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差异的政治派别：一个是平民派（populares），另一个是贵族派（optimates）。人们认为这两个派别反映了当时罗马社会内部的阶级差异。西塞罗在Pro Sestio 中看起来已经断定平民派与贵族派有着根本不同的政治主张。相关的说法错综复杂。或许，我们最好直接将其理解为“民主派”与“贵族派”。不过，虽然这两个派别的观点有时会互相冲突，但毕竟罗马共和国的政权是公民支撑起来的，所以这两个派别归根结底都可以算是民主派。同时，按照罗马的社会等级制度，政坛上的领袖人物其实都是贵族派。也就是说，这两个政治派别终究都在共和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框架内，所谓的平民派并非“来自外部的声音”。关于这个问题，读者也可参考Magaret A. Robb, Beyond Populares and Optimates : Political Language in the Late Republic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0)。我并不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启用贵族派和平民派的划分方式（这是19世纪的做法）。我想强调的是，当时有许多的罗马公民很可能被主流的政治文化排除在外，或者说处于主流的边缘地区。因此，主流的政治文化对这些人的影响应当是较小的。
[3] 革命者运用的语言经常来自过去的历史。例如，印度起义者很看重印度的宗教传统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之前的印度，他们将其化为政治运动的旗帜。读者可以参考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Ranajit Guha, “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 45-84, edited by Gayatri Spiva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 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指出，罗马人几乎从不讨论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曾就此展开意识形态方面的探讨。彼得·A.布伦特（Peter A. Brunt）在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的第273-275页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团结农民，也没有做出相关的计划。罗马的领导者都无意……主动地设计社会改革的方案。”埃里克·格林（Erich Gruen）在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当中认为，终结了罗马共和国的是偶然的事件，而非社会问题或者不同的意识形态。读者也可参考Josiah Osgood, Caesar ’s Legacy: Civil Wa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参考李维（Livy，即Titus Livius，古罗马史家）本人所作的“Preface” 和Sallustius, Bellum Jugurhinum 。
[6] Peter A. Brunt, “The Lex Valeria Cornelia”,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51 (1961):71-85; Peter A. Brunt, “Augustus” e la “Republica”, La Rivoluzione romana: Inchiesta tra gli antichisti , (Naples: Jovene, 1982), 236-244.布伦特直言奥古斯都时代与共和国时代在根本上是一致的，罗马并没有发生什么真正的变化。也可参考Brunt,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 9。关于罗马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历史，罗纳德·赛姆（Ronald Syme）在20世纪写下了一本伟大的著作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9)，他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评论：“从古至今，无论是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所有政府的形式和名称都只是表象，掩盖着寡头统治的本质。共和国也好，帝国也罢，罗马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的历史。”（第7页）
[7] 如Karl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An Interpretive Introdu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Thomas Rice Holmes, 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8] Pierre Renucci, Auguste l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Boutique de l’ histoire, 2003); Klaus Bringmann, A History of th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UK,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7); Francisco Pina Polo, La crisis de la República(133-44a.c.) (Madrid: Editorial Sí ntesis, 2004)，他们都对奥古斯都表示赞扬。
[9]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 的第一章标题为“The Augustan Evolution”。读者也可参考Thomas Habinek and Alessandro Schiesaro, “Introduction”, in The Roman Cultural Revolution , xv-xxi, edited by Thomas Habinek and Alessandro Schiesaro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xvi; Andrew Wallace-Hadril, “Mutatio morum : The Idea of 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Roman Cultural Revolution , 3-22, edited by Thomas Habinek and Alessandro Schiesaro (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rew Wallace-Hadrill, Rome ’s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 关于和罗马相关的革命理论，请参考论文集La Rivoluzione romana: Inchiesta tra gli antichisti (Naples: Jovene, 1982)。
[11] 曾经有人认为罗马共和国的政局上存在多个贵族关系网络，每一个关系网都是一个政治派别，贵族领袖们可以通过关系网来控制选票。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足以表明罗马人曾经以这种派别的形式活动。读者可以参考 Karl-Joachim Hölkeskamp, Reconstructing the Roman Republic: An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dern Research (Princeton, NJ, and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我并不是想要旧话重提。在我看来，巨大的关系网络是罗马帝国时代利益再分配的系统，有许多来自不同阶级的人都由此得到了好处。
[12] Daniele Manacorda, “Le anfore di Pompeo Magno”, in Studi di archeologia in memoria di Liliana Mercando , 137-143, edited by Marina Sapelli Ragni (Turin: Soprintendenza per i beni archeologici del Piemonte e del Museo antichità egizie, 2005). Michael H. Crawford, “States Waiting in the Wing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Roman Republic”, in People, Land and Politics: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300 BC-AD14 , pp. 631-643, edited by Luuk de Ligt and Simon Northwood(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论证了晚期共和国大贵族的个人势力近似于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以及独立的生产能力。
[13] Tacitus, Annales , 1.2-3.
[14] 当代阿非利加国家也有这种分配权力和其他资源的“私人关系网络”。可以参考Patrick Chabal and Jean-Pascal Daloz, eds., Africa Works: Disorder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Patrick Chabal and Nuno Vidal, Angola: The Weight of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7)。在三头同盟的关系网络掌控罗马以后，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废除罗马的传统机构了。
[15] Lucan, Pharsalia , 1.72-80.

第二章 独裁者之死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也就是月中节_{(ides of March，古罗马的节庆日)}这一天的早晨，罗马的元老们披上郑重的白底紫边托加袍_(toga)，按照习俗向诸神献上鬯酒(或许也是为了求神灵赐下启示)。接着，他们与家人道别，然后召集各自的扈从，准备离开自家气派的宅邸。绝大多数的元老大概都步行于喧嚣的街道上；还有一些元老坐着轿子，让奴隶们抬着自己，因为他们年老体衰，或者身体不适，或者执意要在民众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富。

这些元老的目的地是罗马城中心西北方的庞培剧院。渐渐地，某些元老在路上相遇。他们互相寒暄，客套了一番，然后开始闲谈，讨论今天的议题和某些有趣的流言蜚语。罗马城总共有一百多万居民，但是元老只有六百多人。罗马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力、传统、权威、政治经验全都凝聚在这些精英的身上。终于，他们抵达了约定的地点，准备汇聚一堂，进行元老院会议。

这次会议本身四平八稳，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元老们通常都在规定的日子里会面。不过，如果有特殊的急事，他们也会临时召开会议。而从共和国已经延绵四百五十年之久的历史来看，这一次会议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尤里乌斯·恺撒很可能以独裁官的身份与会监督，这个官职享有罗马宪法赋予的独特地位，从理论上说只可能出现于危及罗马存亡的紧急状态下。

然而，到公元前44年3月为止，这次的紧急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年。回首共和国历史早期，当初的传奇人物辛辛纳图斯[1](Cincinnatus)只不过担任了十五天的独裁官而已。而且，尽管恺撒已经当了这么久的独裁官，但是罗马的紧急状态似乎并不会马上结束，恺撒本人看起来完全无意放弃手中的大权。如果考虑到这个背景，那么这次的元老院会议其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因为恺撒即将在3月19日奔赴东方的战场实现他的新蓝图。[16]也就是说，3月的月中节以后，他在短期内不会再参加公共会议。倘若要尽快除掉恺撒，这就是最后的良机。

此次会议召开于庞培剧院。这是一座巨大的石质建筑，其建造者是恺撒的大敌庞培·玛格努斯(Pompeius Magnus)，也可称作“伟大的庞培”。这个地点本身就象征着几十年来罗马共和国政坛动荡不安的局面。元老院会议并非一定要在元老院进行，只要负责的官员通知大家具体的地点即可，场所不是关键。不过，此时的罗马元老大概确实不能在元老院(Curia)开会，因为八年前的民变[2]已经将其摧毁，而重建工作尚未完成。可以说，正是这次将元老院付之一炬的暴力事件让恺撒最终得以走上独裁的道路。

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52年，内部的动乱搅得罗马四分五裂。公元前52年1月，颇得民心的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遇害。愤怒的民众将此归咎于元老院，他们的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率众杀死克洛狄乌斯的是一个叫作米洛(Milo)的人，他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亲信。而西塞罗又是元老院里的重要人物，并且与克洛狄乌斯之间有着很深的嫌隙。公元前63年，有一伙人密谋夺权[所谓的“喀提林(Catilina)阴谋”]。

事后，西塞罗下令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把这些人全部处死。不久，克洛狄乌斯力主推行了一条针锋相对的新法律，导致西塞罗被流放在外。为了庆祝，克洛狄乌斯还烧毁了西塞罗的房子，代之以一座自由圣坛。除了西塞罗以外，其他的一些人也受到了牵连，比如西塞罗的弟弟和米洛。后来，形势有了变化，西塞罗得以返回罗马。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再次来到了台面上，但这一阶段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其实发生于克洛狄乌斯和米洛之间。最后，这一连串的激烈斗争终于抵达了高潮。克洛狄乌斯丢了性命，米洛遭到流放。[17]

接下来的事件中心是西塞罗。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西塞罗写的许多演说词、信件、哲学著作，他无疑是最为人所熟知的罗马作家，我们对晚期罗马共和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都构建于西塞罗的言辞与观点之上。然而，西塞罗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凭着出众的文采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也因此遇到了许多的麻烦。罗马人大都热衷于在公众面前表现自我，博取赞誉，西塞罗就是一个典型。然而，他时不时就会为言所困。某些时候，政治人物非常需要公众忘掉自己无奈说出的不妥之词。但是，如果这些话语或者当时的场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众或许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将其忘却了。所以，西塞罗时常在政坛上陷入孤立的境地。

更为致命的是，西塞罗的行事方式让人难免觉得他特别极端，尤其是考虑到他曾经践踏过罗马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喀提林阴谋事件让西塞罗给人留下了一个敢于无情地杀死政敌的印象。西塞罗的确擅长说服民众。然而，事后回想起来，人们有时候会觉得西塞罗的提议其实有些过于极端、暴力，让人产生悔意。在喀提林阴谋事件当中，西塞罗未经司法流程就下令处决了所有密谋叛乱者。这让他的政治生涯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罗马公民最珍视的就是免受官员暴力伤害的权利，西塞罗的行径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许多人都将其视作潜在的独夫，认为他会毫不犹豫地以武力侵害其对手的公民自由权。克洛狄乌斯之死只不过是证明了西塞罗确实会以暴力对待人民的领袖。无论西塞罗究竟是否与这起暴力事件有关，他的名声都已经毁了。

暴动其实是罗马政治生活的常客，不过这场与克洛狄乌斯、西塞罗、米洛相关的暴动特别严重。参加暴动者至少有一部分是平民，他们占领了罗马的广场、大街小巷乃至元老们集会议事之所。元老院的大火表明元老们未能迅速控制住局面，也足以说明这次暴动的规模之大。于是，元老们决定向战功赫赫的庞培求援。接到消息以后，庞培开始召集部队。此前，他已经率军征服了东方的许多土地，让罗马人的势力遍布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追随他东征的沙场老兵在战后拿到了土地，分散在罗马附近的意大利各个地区。现在，庞培需要军队，这些老兵就离开了自己的农田，再次前来为他们的将军效力。

暴动群众完全无法抵挡军队的威力，罗马城很快就重归元老院的掌控之中。由此，庞培破格成为唯一的执政官，打破了每年两位执政官的成例。多年以来，庞培一直都是罗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此刻，他更是与某些泥古的元老也达成了一致。为了携手恢复罗马的秩序，他们愿意让庞培掌握大权。

米洛被驱逐出城以后，罗马的民众随之平静下来。接着，庞培及其盟友不得不开始考虑尤里乌斯·恺撒的问题。恺撒此时尚在高卢，但早在奔赴北方之前，他就已经是罗马政界的重要角色。公元前63年，对于参加喀提林阴谋的叛乱者，恺撒冒险站出来反对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将其全部处死。纵然是在这种敏感的危险时刻，他也仍然勇于公开反对元老院的主流意见，捍卫罗马的法律以及罗马公民的权利。他的举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过，罗马城中确实有不少民众不满于元老的傲慢之举，恺撒在公元前63年的仗义执言无疑让他赢得了这些人的拥戴。

恺撒的擢升之路势不可当。公元前59年，他当选为执政官，并且趁此机会组建了前三头同盟。另外两人分别是名声在外的将军庞培(他或许早在公元前60年就已经与恺撒达成了协议)以及据说是罗马城首富的克拉苏(Crassus)。这一年，恺撒代表三头同盟执行了一系列的举措。例如，他推行了殖民计划，让庞培麾下的老兵们拿到了土地。恺撒的这些措施是他通过发挥个人魅力或者施加武力威胁来实现的，其程序有时候并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严格要求，另一位执政官也常常表示反对。因此，恺撒在元老院里树立了不少的敌人。到了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恺撒奉命赴任高卢总督。

接下来，恺撒在高卢待了十年。离开罗马城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其地位显然是不如庞培的。然而，他无疑是罗马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恺撒在担任执政官期间的作为招致许多人的敌意，但他在高卢的军事生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威望和权力，其政治影响力因高卢而突飞猛进。罗马城里的某些元老也开始支持恺撒。归根结底，恺撒的权力来源于军功、从高卢人手中夺来的大量财富以及麾下士兵的耿耿忠心。高卢人一度是危及罗马人生存的大敌，所以，恺撒在高卢建立的功勋让他不逊色于罗马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将军。[3]到了公元前49年，已经没有人不认为恺撒(图1中的雕像将其刻画为凯旋的将军)是有资格与庞培一较高下的政治人物。

公元前52年的暴动[4]以后，许多敌视恺撒的人都成了庞培的盟友。这些人早就想要消灭恺撒，但是庞培之前与恺撒结盟，这让他们无从下手。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罗马政坛上的这两位罕见的人杰终于走到了互相竞争的道路上。现在，这些人有了攻击恺撒的机会。现任民选官员是不受起诉的，但恺撒的总督任期即将告终。一旦恺撒卸下高卢总督之职返回罗马，进攻的时机就成熟了。起诉的具体罪名基本上不重要，有米洛的事例在前，恺撒担心的是自己也会在全副武装的士兵看守下接受审判，最后的裁决结果全由庞培的政治考虑而定。[18]恺撒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仁慈之心上，他不愿让庞培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想要直接从总督转为执政官。这样一来，他就不可能受到起诉了，而且在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还有机会再次担任地方总督。然而，庞培和少数位高权重的元老并不同意。双方开始谈判，但终究未能达成协议，元老院里的多数人要求反对者做出让步。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们想要为难恺撒。这种直接转任另一官职的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问题—程序上当然有一些小麻烦，但是只要操作者愿意，这种细节问题是可以规避的，肯定有办法让大家都接受这种安排。罗马人民拥戴恺撒，人民的代表保民官(tribune)也是恺撒的人。

然而，双方最后没能讨论出一个让彼此都满意的折中方案。在现代人眼里，两边的理由看起来都不是很充分。恺撒要维护自己的尊严(dignitas)，某些元老想要保护罗马宪法中还没有先例的领域。为此，罗马世界竟然就走到了内战的悬崖边缘。[19]

公元前49年，恺撒或许有些无奈地率领他的军团来到了高卢与意大利的界河旁边[5]。据说，此时的恺撒虽然已经带兵驻扎在河畔，但是仍然忧心忡忡。他的面前摆着一个攸关罗马命运的重大抉择：他是否真的要把自己的国家拖入内战的泥潭呢？这种道德困境想来确实会让他踌躇不前。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体形魁梧、器宇不凡的身姿出现了—他大概是前来指引恺撒的神明。当地的牧羊人纷纷聚集过来，士兵们也前来一睹他的风采。此时，这位神明从士兵手中取走一只号角，然后跑到了河对岸。随后，恺撒的士兵们也跟着渡过了河，他们就这样跨过了边界线。罗马人素来相信神明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征兆来给他们以启迪，带领他们前往正确的方向。据说，恺撒说：“骰子已经掷出。”游戏开始了，神明将决定最终的胜负。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20][6]

五年以后，恺撒成了罗马的主人。为了追击庞培的部下，恺撒的军团曾经深入西班牙，也曾横渡亚得里亚海。在法萨卢斯之战当中，恺撒击败了庞培，令其逃往埃及。年轻的埃及国王托勒密十三世(Ptolemy )杀死了庞培。但是，恺撒最后仍然选择了帮助托勒密的姐姐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废黜托勒密十三世。途中，恺撒与托勒密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一度被声势浩大的敌军围困于亚历山大(Alexandria)[7]。然而，托勒密终究战败身亡，恺撒则安然在绮年玉貌的克莱奥帕特拉女王的臂弯里治愈战争的创伤。最后一股有威胁的反对派势力也被消灭于北非的乌提卡(Utica)。这一仗以后，反恺撒派领袖加图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而选择了自杀，为共和国殉葬。

有不少反恺撒派人士从败仗中幸存下来，不过，这些人已经不足为患。恺撒完全可以大方地饶恕他们，向所有民众展现出自己仁慈的一面，他主动邀请这些敌人回到罗马城。

此刻，就算纵观罗马的整个历史恐怕都无人能够与恺撒相匹敌：他成功征服了罗马的老对手高卢人，把罗马人民的势力拓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疆域上；他甚至跨过了海洋，侵入传说中的不列颠岛，虽然他并没有在此逗留多久；他在亚历山大展开的战斗令罗马人牢牢地控制了埃及；他还在内战中取得了大胜，扫除了所有试图与其对抗的军事、政治势力。

在亚历山大的战斗结束以后，埃及并没有直接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份，但是埃及的女王克莱奥帕特拉非常依赖于恺撒的力量。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克莱奥帕特拉确实坚定地忠于恺撒，即便是在恺撒死后也依然如故。无论他们二人之间到底有几分真情实感，这段亲密的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裨益良多。克莱奥帕特拉让恺撒亲身感受到了埃及人的浪漫风情，她的尊贵身份也有助于提升恺撒的威望；而对于克莱奥帕特拉而言，恺撒背后的罗马势力让她得以巩固在埃及的统治。之前的埃及君王只不过是勉强在罗马人的威胁下保持独立而已；现在，克莱奥帕特拉将托勒密王朝的命运紧紧地与罗马人绑在了一起，双方之间的关系相当稳固。公元前44年，克莱奥帕特拉本人就居住在台伯河西侧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里。恺撒还在罗马城中修建了一座新的广场，并且在广场上兴造了维纳斯母神殿(Temple of Venus Genetrix)。这座神庙里维纳斯的雕像是按照克莱奥帕特拉的模样制作的。或许，恺撒就是刻意要让罗马人同时膜拜女神维纳斯和自己的情人及唯一子嗣的母亲—克莱奥帕特拉。

恺撒甚至还有可能建立更加伟大的功业。公元前53年，罗马人在东方遭遇了惨败。[8]后来，遇刺之前的恺撒正打算为罗马一雪前耻。公元前1世纪60年代中期，庞培曾经在东方征服了许多土地。但是倘若恺撒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那么他不仅能够替前人复仇，还能让庞培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改变了地中海东岸世界的历史，摧毁了原先的帝国，又创建了新生的王朝，恺撒想要效仿的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英雄。

当然，罗马国内还是有某些人想要与恺撒作对。毕竟，恺撒打赢了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成功建立了独裁统治，他势必因此树立不少的敌人。就连他对敌人的宽恕其实也是在彰显自己的霸权，引来他人的敌视。那些被恺撒原谅的人无疑应当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十分感激，但是他们的心中不太可能真的充满谢意。没有恺撒的仁慈之举，他们或许会落得凄惨的下场。然而，获得宽恕的代价就是必须对恺撒感恩戴德。这反倒让他们反反复复地回想起自己的失败，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在这一时期，恺撒本人的地位显然有违共和国的常态，但又很稳固，这或许也让某些人倍感不满。在罗马共和国的框架下，恺撒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法律地位是独裁官，从理论上说，这个官职原本只是共和国为了解决某些紧急的政治或军事问题才设立的。而恺撒担任的是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这是罗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官职。看起来，罗马还是一个共和国，罗马人民依然在选举官员。然而，这些官员都是恺撒预先指定的，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的任命权都掌握在恺撒手里，他还让自己的许多拥护者成了元老。恺撒的这种权力和地位根本不符合罗马的传统，而传统是罗马人的文化与政治生活当中一股强大的力量。

恺撒的创举很可能引得许多罗马人愤恨不已，这大概就是那一出政治表演的原因所在。牧神节(Lupercalia)是罗马人的狂欢节。按照传统，贵族男性会在节日期间不着片缕或者只穿很少的衣服。接着，他们会在城市里到处奔跑，寻找年轻的女子。罗马人认为，这种节庆仪式会让被找到的女性多子多福。公元前44年，就在牧神节的庆祝活动迎来高潮之时，恺撒的亲信部下马克·安东尼向恺撒献上了一顶王冠。[21]罗马人民对此表示反对，恺撒也拒绝了。除了恺撒的地位与权力，某些人或许还会埋怨恺撒不尊重元老院。有一次，元老们想要颁布一些巩固恺撒威信的法令。此时，恺撒正坐在维纳斯母神殿里处理事务。面对前来征求意见的元老，恺撒并没有站起来向他们致以问候，元老们因此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22]此外，尽管恺撒看起来无意称王，但是有传言声称只有国王才能征服东方。

对于罗马人来说，国王其实并非什么稀奇的事物。罗马人自己的王政时代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509年。那时，傲慢的塔奎尼乌斯国王被推翻，罗马人夺回了自由。除了自己的国王以外，罗马人也深知希腊和蛮族都是有国王的。然而，罗马人现在的政治文化不接受国王的存在。他们深信，掌握着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会变成肆意妄为的暴君，让罗马人民来之不易的各项权利付诸东流。

前车可鉴，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罗马人民不愿意做君王的臣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反对恺撒执掌大权。更何况，历史已经证明，罗马人民最终接受了让某个人单独享有近似于君主的权威。

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知道恺撒死于刺杀，但我们不应由此认定很多罗马人都是在一边按捺自己的愤懑之情，一边等待起义反抗独裁者的机会。在传统观点的影响下，一些人心里的罗马人民有着相当崇高的形象。似乎有许多罗马人都坚决反对君主制，愿意不惜一切地捍卫共和国的理想。然而，实际情况很可能没这么简单。某些元老确实有着为共和国殉葬的决心，但大多数的元老和平民恐怕都没有这么在乎政体的问题。他们想要的基本上只是富足、安全的生活，而恺撒确实让许多人过上了好日子。可以想见，应该有不少人其实并不介意恺撒长期统治罗马，个别人或许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王政时代了。反正东方人早就大多生活在国王的统治下，他们几乎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罗马或许也不妨顺势转变成王国。

总之，恺撒之死让今天的人们产生了无数猜想。但是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公元前44年3月，恺撒本人很可能是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没有什么政治势力逼迫他放弃权力和头衔，反倒是有人劝进，希望他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位。元老们固然有一些牢骚，但是单纯的牢骚不值一哂，无论是在选举中还是其他的场合都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反对势力。恺撒本人的表现也是明证。他向来不在意同僚们对他有着怎样的看法，总是勇于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五十五岁的恺撒不太可能突然开始在这种事情上患得患失。不过，假如他真的想要爱惜羽毛，那么他就不应该再提高自己的实际地位。然而，此时的恺撒依旧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攻打帕提亚人的远大计划。他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着充足的信心，绝不是想要用军功来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不过，或许恺撒确实听说过某些人在暗中图谋不轨。最终行刺恺撒的不是什么独来独往的杀手，而是至少有六十名元老参与其中。[23]现代人可能会觉得这种阴谋都是小团伙的秘密行动，但是，恺撒之死其实更像是一场政治运动的结果。行刺者并不是少数的几个叛乱分子，而是一大群彼此之间过从甚密的罗马贵族。他们平时有着正常的社交生活：在罗马城内的住宅或者城外的庄园里互相做客；参加晚宴、生日聚会、家族特殊聚会、文学聚会；结伴参加节庆活动—简而言之，就是结交新朋友，并且巩固自己与老朋友之间的关系。这种私交行为是罗马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密谋谈判的绝佳场合。

元老院会议和广场集会这种公共场合是用于辩论的，权力斗争的真正战场其实是半私人的场所。有心人很容易在这种环境下拉帮结派，策划出巨大的政治阴谋。或许，当时的某一天，有一群元老聚在一起抱怨恺撒的种种行径。就在此时，某个人大概真的动了杀心，对大家说：“必须有人站出来。”不过，这种场合的谈话可能也很容易走漏风声，让恺撒得知消息。毕竟，罗马政界人物之间常见的闲言碎语就是谁和谁见了面、谁去了谁的家里、哪位元老在晚宴上喝醉以后不小心说了什么话。

然而，有趣的是，这种闲谈恰恰掩盖了真正的大阴谋，因为所有人都不停地在私底下盘算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相关的信息过于庞杂，要找出真正值得注意的阴谋无异于大海捞针。后来，罗马的诸位皇帝还以亲身经历证明，倘若有人真的想要从传闻当中查出关键的密谋，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行为本身就会催生出大量的流言蜚语，反而让人越发难以厘清头绪。所以，罗马政界高层的大人物必须学会无视这些其实没有价值的信息。

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定有人向他人建言过恺撒必须死。罗马的政坛毕竟充满了血腥味。然而看起来，密谋刺杀政敌并不是常见的做法。在公元前44年3月以前，罗马人铲除政敌的方式一般是组织暴动或者率众前去袭击对方乃至悍然发起内战。更何况，恺撒绝非常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他都无疑是罗马的英雄：他赢得了许多场战争；他的政治地位无人能及；他还是最高祭司(Pontifex Maximus)，这大概是当时罗马最重要的宗教职位。此外，在罗马上层精英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恺撒的朋友(恺撒向来热爱交友)，罗马的平民也特别爱戴恺撒。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恺撒是罗马历史上罕见的优秀人物。

而且，所有罗马公民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民选官员尤其如此。攻击官员基本等同于挑衅罗马的权威，未经法定程序而杀死罗马公民就是在蔑视罗马的法律和宪法。不仅如此，对恺撒动手还会被视作可耻的叛徒，因为许多行刺者都曾经被恺撒当作朋友或者被恺撒赦免了罪行。换言之，他们或多或少都受过恺撒的恩惠，罗马人民恐怕并不会支持这种叛徒掌权。

既然杀死恺撒以后很有可能受到罗马人民的围攻，那么行刺者就需要事先拉拢很多亲密可靠的朋友，组建起非常强大的势力。不然的话，一旦罗马人民发现恺撒遇刺，行刺者就无法控制住罗马城。而且，就算他们真的成功掌握了罗马城，他们的统治地位也仍然摇摇欲坠。总而言之，刺杀恺撒必定要冒着异常巨大的风险。

但是，罗马和希腊一样有着英雄人物诛杀暴君的历史传统，其中最著名的那个例子就与450年前共和国的诞生息息相关。这个罗马人代代相传的故事与暴君塔奎尼乌斯的儿子有关。据说，他故意在一位罗马贵族科拉提努斯(Collatinus)外出的时候来到了他的家中。虽然男主人不在家，但是罗马的贵族女性也是需要承担一些公共责任的。更何况，他们不能把王子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拒之门外。于是，科拉提努斯的妻子卢克雷蒂娅(Lucretia)接待了小塔奎尼乌斯。

卢克雷蒂娅的举止端庄得体。到了这天晚上，在为小塔奎尼乌斯安排好下榻之处以后，卢克雷蒂娅回到卧室准备歇息。黑暗之中，小塔奎尼乌斯悄悄潜入卢克雷蒂娅的房间，持刀强奸了她。等到小塔奎尼乌斯终于离开了科拉提努斯家，卢克雷蒂娅立刻向她的丈夫和父亲呼救。很快，他们就带着各自的朋友赶到了。其中有一人就是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在控诉完小塔奎尼乌斯的罪行以后，卢克雷蒂娅掏出藏在身上的匕首，自杀明志。随后，布鲁图斯取出了这柄匕首，立誓要为卢克雷蒂娅复仇。他召集起一支大军，向塔奎尼乌斯父子发起了攻击。暴君的统治就此被推翻，卢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成为公元前509年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第一届执政官之一。[24]到了公元前44年，另一位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决定接过祖先的光荣衣钵，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人把公元前44年的刺杀与公元前509年的起义联系在一起。然而，之前的那位布鲁图斯开启了绵延将近500年的共和国时代，令无数罗马人肃然起敬，可是后来的这位布鲁图斯却亲手迎来了共和国的末日—恺撒之死成了500多年帝国时代的前奏。

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大多告诉我们恺撒遇刺之前已经有许多凶兆出现：他的妻子梦见了恺撒倒在血泊里；在那天出门以前，恺撒本人也曾经从神灵那里问来了噩兆；[25]某个名为斯普林纳(Spurinna)的祭司提醒过恺撒要当心3月的月中节(3月15日)。[26]据说，恺撒真的感到了畏惧，一度想要取消这次元老院会议。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史料显示，罗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几乎都有很多的征兆，而且罗马历史上的征兆从来都是应验的。由此可见，征兆的本质就是“马后炮”。

无论如何，恺撒终究没有取消元老院会议，我们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恺撒知道有人想要加害于他。就在遇刺的前一天晚上，恺撒在自己的家里款待了一名主谋。暗杀发生的当天早上，还有一个主谋是和恺撒结伴前往元老院的。另外还有一人想必知道刺杀的计划，但是，恺撒仍然照常和他一起聊着天进入了会场。

随后，恺撒来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在会议正式开始以前，各位元老纷纷互相致以问候。一般说来，权势较大的人旁边会围着一群想要求他帮忙或者只是想要预先打点好关系的人。就在这种有些杂乱的环境里，罗马的元老们竭尽所能地为自己广交朋友、求得好处。此时，一位名叫秦贝尔(Cimber)的元老来到恺撒身边，他恳请恺撒准许他被流放的兄弟回到罗马。恺撒不同意，事情一时无法解决。但是秦贝尔不愿就此离去，他紧紧抓住了恺撒身上宽大的托加袍。对此，恺撒表示严正抗议：“你这是滥用暴力!”就在这个时候，一直站在恺撒身后的卡斯卡(Casca)动手了。不过，他并没有刺中。恺撒站了起来，一把将秦贝尔推开，并且抓住了卡斯卡的胳膊。忽然，又有人刺了过来，击中恺撒的面庞。接着，其他人也纷纷过来围攻。恺撒一直在奋力抵抗，但是敌手实在太多。终于，布鲁图斯现身了。据说，在看到布鲁图斯以后，恺撒用希腊语说出了这样的遗言：“连你也要杀我吗，孩子？”(kai su teknon)然后，他默然用托加袍蒙住了自己的脸。

恺撒最后身受二十三处创伤而死。他倒在庞培雕像的底座旁边，其鲜血洒满了周围的地面。庞培和恺撒在互相残杀之前曾经是朋友，恺撒的临终景象乍一看让人以为元老们是在替庞培复仇，死在庞培雕像附近的恺撒就像是人们献给庞培的祭品。然而，行刺者拥护的并非庞培。在离开会场的时候，尤尼乌斯·布鲁图斯高举手中的匕首，喊出了西塞罗的名字。

恺撒的遗言是对布鲁图斯说的。布鲁图斯的母亲是恺撒的情人，不过，恺撒并不是布鲁图斯的生父。鉴于罗马贵族有时候会在家里说希腊语，恺撒用希腊语说出的这句著名遗言足以证明他和布鲁图斯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他们曾经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家人。然而，布鲁图斯还是选择了刺杀恺撒，统治罗马的独裁者恺撒就这样死于自己情人的儿子之手。

后果

人们的想法深受时代的影响。在行动之前，人们通常会预估未来的结果，但是如何行动往往基于过去的经验。对于往事的理解还决定了人们会形成怎样的是非观。然而，作为后人，历史学家是在知道事件结果以及后续历史的情况下考察历史事件的。因此，他们的看法不像古人一样单单立足于事件发生之前的历史。具体而言，以这种后人的眼光来看，暗杀恺撒的行动很像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恺撒死后罗马陷入了内战，君主制的罗马帝国很快就诞生了。在后续的几百年里，罗马都是一个君主国，而尤里乌斯·恺撒恰恰是一个近似于君主的政治人物。并且，恺撒的名字还成了罗马皇帝的头衔。由此看来，罗马共和国在最后一百年里遭遇的混乱就仿佛是对君主制的呼唤，似乎恺撒确实代表着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

但是，行刺恺撒的元老们并没有这种远见。那一天，他们成功地让恺撒倒在了血泊里，此时的他们难以正确地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他们看来，恺撒之死很可能意味着罗马历史上一个特别艰难的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共和国的政局大概可以恢复常态。从行刺者及其盟友的表现来看，他们不仅相信共和国依然能够恢复旧貌，而且认为这才是历史的必然。无论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无论罗马的政局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恺撒的拥护者会作何反应，无论平民和军队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些谋杀恺撒的元老都自信地认为共和国才是罗马的唯一前途。

最终，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观点大谬不然，他们甚至都未能认识到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不过，他们的信心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刺杀以后发生的事件能够按照他们设想的轨迹进行，那么也许共和国的旧貌真的能够恢复，他们也真的会成为大家敬仰的英雄。

接下来，本书要分析他们失败的原因。就在恺撒遇刺的同一年，内战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镇穆提纳_{Mutina[即今天的摩德纳(Modena)]}打响了，这场战争最终成为埋葬罗马社会旧秩序的一场革命。十七年以后，恺撒年纪轻轻的甥外孙被元老院尊为奥古斯都。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罗马人都意识到罗马已经变天了，以奥古斯都为首的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掌握了无与伦比的权力。这个关系网触及罗马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定居于意大利各地的老兵、罗马的平民以及其他的许多人。奥古斯都有意地把各种资源用于赢得人心，很多人直接受益于此，成为这个关系网中的一分子。由此，奥古斯都成功地控制了罗马政局乃至整个社会，并且进一步凭着这种权力成为皇帝，让罗马走上了君主制的道路。在那以后，曾经统治罗马的元老们风光不再，元老的身份退居二线。他们当然还可以享有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现在源于他们在这个私人关系网当中的地位。所有的罗马人现在都必须以皇帝为尊。

然而，几乎没有历史文献表明革命前夜的罗马人曾经预见到后来的这种政治变迁。当然，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骚乱不断的景象确实让很多罗马人忧心忡忡，或许一些人真的担心过罗马会灭亡，但是所有人都浑然不知罗马即将迎来一套新的权力系统。共和国末期固然有着大量的暴力冲突，但也有一次又一次的拨乱反正。共和国总是能够凭着无比的韧性渡过难关，重焕生机。正是这种拨乱反正的历史让那些元老敢于刺杀恺撒。

公元前44年3月，行刺者在喜悦中迅速离开了庞培剧院。他们欢庆自己取得了胜利，殊不知他们的举动恰恰让延续了四百多年的罗马共和国就此走上末路。

[1] 公元前458年，罗马军队被围困，罗马城受到威胁。已经隐退的辛辛纳图斯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独裁官，率领罗马军队迅速击退敌军。危机解除后，他就辞去了独裁官的职务。—编者注

[2] 指下文提到的克洛狄乌斯之死引起的民变。公元前52年，克洛狄乌斯在与米洛的冲突中死亡，此事件引发民众攻击并烧毁了元老院。也可参见第四章“庞培的时代”一节。—编者注

[3] 恺撒在高卢展开了8次军事远征，从而使高卢被纳入了罗马版图。—编者注

[4] 即克洛狄乌斯之死引起的民变。—编者注

[5] 指位于今天的意大利中部的卢比孔河(Rubicon)，因为意大利北部在当时是所谓的山内高卢。—译者注

[6] 按照罗马当时的法律，将军不得率士兵渡过卢比孔河。面对罗马内部的形势，恺撒选择了渡过卢比孔河，进军罗马，由此展开了与庞培的内战。一般认为，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是罗马历史上的转折点。内战之后，罗马共和制衰亡，元首制得以确立。—编者注

[7] 即亚历山大港战役。庞培被杀之后，恺撒宣布埃及由托勒密十三世与克莱奥帕特拉共治，这引起了托勒密的不满，战争也随之爆发。在亚历山大港战役中，托勒密兵败身亡，之后克莱奥帕特拉则成为埃及女王。—编者注

[8] 指罗马败于帕提亚帝国(中国史书也称安息帝国)，罗马执政官被杀，军队军旗被夺。—编者注

[16] Appian of Alexandria, Civil Wars , 2.111.
[17] Cicero, Pro Milone .
[18] Suetoniu, Divus Julius , 30.此处的观点据说引自恺撒本人之口。
[19] 恺撒本人反复强调了尊严问题，可以参考Caesar , Bellum Civile , 1.7-9。
[20]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32;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32包含了这句习语，但没有记录这个与神灵相关的故事。
[21] Suetonius, Augustus , 79.
[22]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78.
[23]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80.
[24] Livy, 1.56-60.
[25] Appian, Civil Wars , 2.115.
[26]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81.

第三章 共和国的危机

公元前100年_{[或公元前102年]}，尤里乌斯·恺撒出生于一个长期活跃在罗马政界的贵族家庭。当时的贵族通常都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谱系，尤里乌斯家族也不例外。据他们所说，尤里乌斯家族的起源早在罗马建立(通常认为是公元前753年)之前，可以一直追溯到《荷马史诗》的传说时代。有人认为他们的名字或许源于尤卢斯(Iulus)，而尤卢斯这个名字又和特洛伊的别名伊里翁_Ilium很像。凭着这种在词源学上发明创造的才能，尤里乌斯家族很容易就把自己和传说中的埃涅阿斯_Aeneas联系到了一起。而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因此爱神维纳斯成了尤里乌斯家族的祖先。

恺撒的贵族血统或许确实很独特，但是他们家族从共和国中期开始就已经没有那么辉煌了。恺撒的父亲曾经当选裁判官(praetor，仅次于执政官的高级官职)，后来又去担任了亚细亚总督，最终死于公元前85年。恺撒的叔叔塞克斯图斯·尤里乌斯·恺撒是公元前91年的执政官，后来在同盟者战争_{Bellum Sociale[在通过和平方式争取罗马公民权失败后，意大利同盟者为争取罗马公民权、反对罗马统治者而发起了战争。这场战争历时三年多，以罗马胜利而告终，但意大利同盟者也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的早期阶段去世。这场战争在公元前90年的时候爆发于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盟友(socii)之间。多年以来，这些盟友都在罗马军队中效力。或许他们占了罗马兵力的一半以上，但是并未能在罗马扩张的过程中平等地分享到利益，他们的政治地位也仍然是低于罗马人的。

对于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来说，他早年的政治地位主要得益于家族中的女性，而非他的父亲或者叔叔。[27]恺撒的姑母尤莉亚(Julia)的丈夫是伟大的马略(Marius)将军。虽然马略的出身不如尤里乌斯家族那么高贵，但是他曾经连续担任多年的执政官，并且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罕见的大胜。这一桩婚事让双方结成了同盟，恺撒的叔叔由此在仕途中获得成功。然而，公元前88年，罗马政坛陷入了混乱。执政官苏拉(Sulla)与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Sulpicius)发生了纠纷，双方的矛盾很快升级为当街斗殴。接着，苏尔皮齐乌斯向马略求援，同时企图把东方的一场重要战事的指挥权从苏拉那边转移到马略手里。于是，苏拉策划了一起政变，成功地把马略及其支持者都逐出了罗马。此举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意大利的战火在公元前81年就结束了，但是地方省份的战斗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公元前72年。

最终，苏拉取得了胜利。也就是说，尤里乌斯家族下错了注。所以，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自从成年起就知道自己对于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物来说其实是一个碍眼的家伙。

像恺撒这样出生于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人都不得不面临严重的政治动乱—这个充满暴力的血腥时代肇端于公元前133年保民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遇害身亡。历史也许不会重演，但是过往的经验毕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了参考的范例。恺撒在公元前49年决定渡过卢比孔河之前肯定根据自己对于罗马政治的理解而预判了对手可能做出的反应，恺撒的对手也依照自己的认识而采取了行动，双方都估计了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不过，共和国在这一百年里的遭遇并不只是影响了立于顶端的政治人物，军人和平民也是需要做出政治决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内乱让罗马社会的秩序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每一次的暴力事件都让人们更加倾向于以暴制暴。

这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开头就是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遇害。几百年前，保民官这个职位在人民的呼声中出现了，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随着王政时代的结束，治国理政的大权被交到了高级民选官员的手里—执政官与裁判官。依照罗马的法律，这些高官有权惩处罗马公民，他们甚至可以省略正常的司法程序。这种权力势必会引发人们的抗议。毕竟，在罗马人眼中，政治自由就是让自己免于武力侵犯的自由。因此，罗马人一度设立了十位保民官，让他们来捍卫法律的尊严，保护罗马人民的权利。这些保民官有权召开平民会议，并由此出台法律。对于其他官员的行为，保民官拥有否决权(英语中的否决“veto”就是来源于拉丁语的借词，其本义是“我反对”)。而且，在任职期间，保民官本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如果情况实在紧急，保民官还可以用肉身去保护公民免受官员的侵害。因此，用武力攻击身为保民官的提比略·格拉古堪称蔑视罗马政治传统的暴行，严重违反了元老和其他罗马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政治约定。然而，对于恺撒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罗马人而言，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乃至后来的内战恰恰构成了他们耳濡目染的政治史。

保民官和元老院之争：格拉古兄弟之死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在西班牙打了许多年的仗。格拉古兄弟面对的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公元前136年，罗马军队挺进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山区，与努曼提亚人展开了作战。这个部落的势力中心是一个坐落在山上的城镇努曼提亚[Numantia，今天的加赖(Garray)，位于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和萨拉戈萨(Zaragoza)之间]。努曼提亚人在战斗中击败了罗马军队，然后将其困在一个山坡上。此时，这支罗马军队无力突围，也无望等到援军。接下来，他们有可能会遭遇一次史上罕见的大败，承受惨重的伤亡。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随军任职的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站了出来。按照罗马人的传统，提比略的父亲也叫作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而这位提比略·格拉古是备受尊敬的将军，以其老派的操守与德行而著称。他曾经在西班牙征战，赢得了处事公正的美誉。于是，年轻的这位提比略·格拉古凭着父亲的名声与敌人开启了谈判。在努曼提亚人的要求下，罗马士兵交出了武器装备，屈辱地向敌人表示投降，但是格拉古至少保住了大家的性命，并且签订了和约。[28]

然而，当和谈的情况传回罗马之时，元老们深感不满，拒绝了这份和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否能够成功，这些士兵都应该再次尝试突围。签订和约的提比略因此受到了鄙夷。

于是，罗马人开始征集一支新的部队。除了某些几乎处于赤贫状态(proletarii)或者已经随军作战多次(大概十六次)的居民以外，所有成年的罗马男性都有参军的义务。从理论上来说，征召兵员的过程相当于告诉所有罗马男性，履行公民义务的时刻到来了。然而，我们不能假定，罗马男性都会积极地在指定时间出现在指定地点。国家主动征兵的效率高于公民自发参军，也能确保招到足够的数量。不过，如果民间多有抗议，那么想必国家不能顺利地征到兵员，但是罗马人大规模征兵的行为一直都不曾激起明显的反对声，许多士兵在入伍以前大概都是拥有少量农田的自耕农，他们通常很贫困。而军人既可以拿到薪水，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取战利品。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参军。[29]

然而，如果遭遇了战败，不少人都会死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也很有可能失去某些装备，而这些装备大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个人财产。罗马军人为钱财而战，要让人愿意在军中效力，就得让他们相信自己比较有可能取胜并且活下来。之前在提比略的带领下侥幸生还的士兵们基本都或多或少地遭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大概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提比略·格拉古受到政界高层的排挤。因此，当元老们下令为西班牙的战事征集新军的时候，许多人表示了反对。后来，深受大家信赖的老将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Scipio Aemilianus)受命负责此次战役，这才让士兵们的反抗情绪得以平息。[30]

但是这次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西班牙的战争暴露出罗马社会与政治的根本问题。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决定采取一系列改革，其核心是《土地法》(Lex Agraria)，他想要通过这项法律把公有土地(ager publicus)分配给罗马公民。

分地其实是罗马政治的一项传统。传说中，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慕斯(Remus)在建立罗马的时候就曾经把土地分给公民。拥有土地与公民权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参军的义务(属于公民)和拥有土地的权利相对应。换言之，没有土地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军的。[31]公元前509年，共和国在建立之初也曾经分过地。[32]在征服意大利的时代，罗马通常会在击败敌人以后没收对方的一部分土地，将其分配给罗马公民。[33]公元前393—前177年，罗马人建立了不下于四十处殖民地。虽然我们无法做出非常精确的估算，但是很可能有至少十六万名罗马男性被派往这些殖民地。[34]

参军或许不一定就意味着获得土地，因为军人并不一定会被派去殖民。但是，罗马人确实频繁地把大量的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罗马人参军的比例也很高。由此看来，参军和分地之间显然是有关联的，这就构成了影响罗马政治的一组权利与义务关系。罗马公民有义务参军，同时也有权利获得土地作为回报。为了实现这种权利，罗马必须不停地向外扩张。然而，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元老院不再分配土地了。公元前194—前177年，罗马人设立了十九个殖民地。但是自那以后的六年时间里，罗马都未曾建立新的殖民地，而且六年以后也不过是在维莱亚(Veleia)设置了仅仅一个殖民地而已。此后，罗马或许曾经派人去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北部定居，比如某些罗马老兵。但是，公元前194—前177年的那种殖民盛况并未再现。[35]殖民活动的减少让罗马贫民难以再通过入伍参加对外战争来获得土地，削弱了罗马政治中非常关键的那一组权利与义务关系。提比略·格拉古力主推行《土地法》就是想要恢复罗马的古老传统，让罗马公民和士兵再次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36]

然而，这项法律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首先，意大利的征服战争已经是至少一百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意大利的公有土地并不多。[37]其次，这些所谓的公有土地其实并不是无人耕作或者说无人占用的。因此，各地的意大利聚落以及某些有权有势、设法掌握了公有土地的罗马富人都愤怒地站出来反对格拉古的计划。[38]

在元老们看来，这些公有土地理应是属于自己的财产。于是，他们让十位保民官之一的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Marcus Octavius)动用了否决权，企图阻挠提比略出台《土地法》。提比略及其盟友一度尝试说服这位保民官收回成命，但是他拒绝了。不过，提比略仍然有别的办法。保民官的职责是保护平民的利益，而奥克塔维乌斯的行为有违这一宗旨，提比略以此为由要求平民会议表决是否要罢免奥克塔维乌斯的保民官职位。

组成平民会议的是三十五个部落。所有部落都要依次走过木桥，登记表决票。这个过程相当烦冗，但只要有足够的票数形成了有效决议就可以提前结束。在投票的时候，每一个部落都选择了罢免奥克塔维乌斯。等到第十七个部落也走过了木桥的时候，格拉古暂停了投票流程，再次试图说服奥克塔维乌斯改变主意。然而，他还是拒绝了。于是，又一个部落投出了表决票，奥克塔维乌斯被罢免了。格拉古的《土地法》得以顺利通过。[39]

但是元老们并没有就此放弃。罗马官员的任期通常是一年，这是对其权力的一种限制。提比略深知有不少元老想要破坏他的《土地法》，所以他决定竞选第二年的保民官，追求连任。对此，许多人深感忧惧，特别是考虑到提比略正打算对阿塔卢斯(Attalus)送给罗马人的王国下手，因为这种做法在元老们看来是在侵犯他们多年以来把持对外政策的权力。

于是，选举会议上爆发了暴力事件。第一天，选举被推迟了。等到第二天，提比略及其支持者先控制了作为会场的神庙区。现场的景象有些混乱，所有人都担心矛盾双方会动武。关于接下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所掌握的史料并没有给出确切无疑的描述，这也算是此类事件的一个特色了。提比略·格拉古的表弟西庇阿·纳西卡(Scipio Nasica)时任最高祭司(罗马祭司之首)，同时也是反格拉古派的领袖。他调集了大量人手，然后直闯会场。其中一些人或许自备了武器，剩下的有一些人就地把会场附近的木椅给拆了，还有一部分人也许从提比略·格拉古的贴身护卫身上夺走了武器。接着，西庇阿等人开始攻击格拉古派，格拉古被迫带人退到了卡皮托里翁(Capitolium)山上。然而，卡皮托里翁的陡坡也不足以保住格拉古派，他们被打得一败涂地。据说，有“三百多”人在斗殴中死去(虽然双方都没有使用剑刃)。格拉古本人先是被击倒在地，然后被活活打死。[40]

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杀死保民官都是一桩严重的罪行。因此，尽管双方爆发了这种大规模冲突，并且我们的两份主要史料当中也有一份认为反格拉古派有意为之，但是提比略之死仍有一丝可能是意外。[41]设立保民官本就是为了提防权贵飞扬跋扈，捍卫公民的人身安全。在之前的三百年里，就是这种政治约定较为有效地缓和了上层富贵群体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蓄意杀害罗马公民基本等同于直接攻击罗马政治秩序的一大支柱。也许，在得知提比略·格拉古遇害的消息以后，元老们会感到有一丝懊悔，甚至可能会震惊不已，毕竟提比略和他们一样都是贵族。然而，实际上，他们似乎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没有人觉得有必要与对方和解。在官员的命令下，一些格拉古派人士未经正常的法律流程就被流放了。不过，最为人所熟知的盖约·格拉古(Gaius Gracchus，提比略的弟弟)、出身名门的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其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显赫的家族)以及福尔维乌斯·弗拉库斯(Fulvius Flaccus)都没有被流放出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权势太大、人脉太广，元老们不愿轻举妄动，但这三个人的影响力无疑都受到了限制。总之，元老院恢复了罗马的旧秩序，重新掌握了政局。然而，他们为此而悍然杀害了许多罗马公民乃至一位保民官，这种不尊重其他公民的蛮横做法最终造成了可怕的恶果。

提比略·格拉古本人之死并不意味着他的《土地法》就此流产。提比略的岳父是著名的元老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他和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都早已受命负责分配土地。不过，《土地法》的实行仍然困难重重，重新分配土地的事项陷入了僵局。提比略·格拉古想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并没有自行消失。公元前124年，盖约·格拉古当选为公元前123年的保民官，然后继续投身于他的哥哥提比略未竟的事业。盖约重启了罗马的殖民计划。不过，他上任以后的第一个举动是剑指政坛，向人们展示他的政治权威。既然当年杀害提比略的那些人丝毫没有手下留情，那么盖约也不打算对他们留什么情面。他出台新法，流放了未经审判而杀死罗马公民的人。此外，他还开始实行一项新颖的长期扶贫政策：罗马士兵的服装得到了免费供应；尤为关键的是，他主持通过了一个关于罗马城粮食供应的法案。[42]

盖约提出的供粮计划开了罗马历史上定价供应粮食的先河，引得自那以后的几乎所有保守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极力地对其加以抨击。[43]在工业革命到来以前，向城市地区供应粮食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事情，更何况罗马是一座少有的大城市。罗马的粮价急剧上涨会给绝大多数居民带来特别严重的恶果，其受益者几乎只有掌握着大量土地的元老。然而，这种事情当年很可能经常出现。[44]盖约的供粮计划实施以后，罗马居民至少能够以某个稳定的价格获得一定量的粮食供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粮价飞涨造成的民生问题。

盖约还提议再度开始对外殖民，[45]其主旨在于让人民拥有赖以为生的土地。显然，这才是盖约的核心政策。公元前123年，他提议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两个大型殖民地：一个是塔兰托(Taranto)附近的奈普图尼亚(Neptunia)；另一个是密涅维亚(Minervia)，也就是今天的斯奎拉切(Squillace)。同时，他主张在迦太基设立一个叫作尤诺尼亚(Junonia)的殖民地。[46]我们几乎没有掌握关于这两个意大利殖民地的信息，不过尤诺尼亚似乎是按照六千人规模筹划的大型殖民地。[47]所以，这三个殖民地的总规模或许达到了两万人，这个数字有可能占了罗马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五。

盖约后来又成功当选为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然而他碰到了一个意外的问题：元老院看起来正在大力支持另一位保民官李维乌斯·德鲁苏斯(Livius Drusus)。此人提出的计划甚至比盖约更激进，他想要设立多达十二个三千人规模的殖民地，[48]这个计划会涉及至少百分之九的罗马男性。如果罗马人同时实施了德鲁苏斯和盖约的殖民计划(德鲁苏斯的计划或许已经把盖约的计划包括在内)，那就意味着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罗马男性可以从中获益。

此时摆在盖约面前的政治难题还不仅仅是和德鲁苏斯之间的竞争问题，尤诺尼亚的殖民地看来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个殖民地的规划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它坐落于阿非利加(Africa)，定居在尤诺尼亚的殖民者会远离罗马以及他们的家人。不仅如此，这个殖民地还跟迦太基有关。在这个时期，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那三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依然让罗马人记忆犹新。_{[即三次布匿战争，因罗马当时称迦太基为“布匿”(Punici)，故名。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64—前241，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49—前146年，总共持续100余年。三次战争均以迦太基失败而告终，结果是迦太基被灭，罗马在其地设立了阿非利加行省]}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有人认为在迦太基的土地上建立的任何聚落都会危害罗马；还有传言称一群野狼(罗马的象征)撕碎了这座新城市的界标，表明神灵也反对罗马人在此定居。[49]无论是否真的有这么一群肆意毁坏公物的野狼，反对设立尤诺尼亚殖民地的声音是毋庸置疑的。

公元前122年的一位执政官是卢奇乌斯·欧皮密乌斯(Lucius Opimius)，他是盖约·格拉古的私敌。当选执政官以后，欧皮密乌斯宣布要废除有关建立尤诺尼亚殖民地的法律。此时的盖约正在阿非利加监督殖民地的建设工作，有可能同时也在猎杀当地那些与他作对的野狼。得知欧皮密乌斯打算取消尤诺尼亚殖民地的消息之后，格拉古很快就回到罗马，与新上任的这位执政官展开了争论。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两个版本。按照其中一个版本的说法，正当盖约在会议开始之前整理思绪的时候，一个叫作安提卢斯(Antyllus)的人靠了过来。他似乎想要伸手抓住盖约，但是盖约走开了。此时，盖约身边的一名卫兵出手杀死了安提卢斯。[50]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里，意见不同的各派人士在卡皮托里翁山上发生了冲突。与欧皮密乌斯交好的安提卢斯侮辱了福尔维乌斯(他是格拉古兄弟多年以来的盟友)的拥护者。混乱之中，有人用在蜡版上刻字的那种尖锐的笔把安提卢斯给刺死了。[51]

对于盖约而言，安提卢斯之死无疑是一个噩耗。就算这确实是无心之失，旁人也会因此怀疑盖约真的想要当独夫。安提卢斯的尸体被摆在了广场上示众。欧皮密乌斯极力呼吁元老们发起还击，他命令骑士们(罗马社会秩序当中仅次于元老的阶层)每人至少带着两名拿着武器的扈从在第二天早晨集合。与此同时，盖约和弗拉库斯都从卡皮托里翁山上撤回了各自的家中。他们大概是想召集人手，并且商量对策。这天夜里，罗马城中心的广场上聚集起一群守夜的民众。

第二天早晨，欧皮密乌斯在卡皮托里翁山上召集起一支队伍，盖约和弗拉库斯则来到了阿文提努姆山(Aventine Hill)。现在的这座山丘是罗马城中一个僻静的去处，上面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教堂、修道院以及豪宅，某些外国大使也居住于此。但在古典时代，这里很可能是手工业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里的居民大概都是盖约的忠实拥护者。而且，这座山丘比较陡峭，尤其有利于防范从卡皮托里翁山过来的敌人。

欧皮密乌斯要求弗拉库斯和盖约来元老院认罪受刑。他们当然拒绝了，然后派弗拉库斯的儿子作为使者前去谈判。欧皮密乌斯接见了弗拉库斯的儿子，但他完全不愿意妥协。他再次要求弗拉库斯和盖约本人到广场上自首。然而，格拉古派几乎不可能相信对手会好心地让自己在所有人面前解释清楚安提卢斯之死的原委，投降基本就意味着死亡。弗拉库斯派他的儿子继续去和元老们谈判。但欧皮密乌斯深知自己处于优势，他逮捕了弗拉库斯的儿子，然后下令开始进攻。

这场战斗毫无悬念，早有防备的欧皮密乌斯甚至安排了一些克里特弓箭手。而格拉古派很可能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或许猜到了对手会动用武力，但是他们只准备了一般情况下暴动里使用的棍棒，根本没有配备盔甲。于是，漫天箭雨决定了战斗的胜负，格拉古派四散而逃。弗拉库斯在浴场里被人抓住以后当场击杀；盖约本人则试图渡过台伯河逃跑，却遭到了埋伏。虽然我们不太确定他接下来到底是自杀，还是命令手下的奴隶杀死自己，抑或是被欧皮密乌斯的人杀死，但是无论如何，盖约终究是死于这一次的暴力事件。

欧皮密乌斯曾经许诺，带回盖约的首级者可以得到与其头颅等重的黄金。后来在称重的时候，人们发现盖约的头出奇地重。原来，他的大脑被人挖掉，换成了铅。[52]但是欧皮密乌斯还是谨遵诺言，支付了等重的黄金。

对于守旧的罗马元老而言，格拉古兄弟的死亡当然是一场胜利，但他们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从此以后，人们明确地知道元老们不惜用武力来消灭与其作对的罗马公民，并且会宣称这是为了捍卫共和国。而在元老们心里，共和国就应该是完全由他们来支配的。然而，元老并不是共和国的全部。军人、罗马城内的平民、乡村的贫民都是罗马政治的一分子，这个国家同样属于他们。格拉古兄弟看到了这一点，想要造福于较为贫穷的这些公民。他们由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积攒起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让元老们将其视作威胁罗马传统政治秩序的敌人。分配土地的法律实现了罗马公民应有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后，主张分地的两位保民官就都被杀死了，公民的权利再次遭到了践踏。不仅如此，武力击杀保民官的这种行为更是直接侵犯了罗马公民不受暴力伤害的基本权利。

不过，格拉古兄弟毕竟失败了。他们没能组织起一股强大到足以与其敌人相抗衡的政治力量，格拉古兄弟的势力也在他们本人身死之后烟消云散。这种失败本身就可以说明元老们的势力仍然是罗马政局的执牛耳者。我们或许可以说格拉古兄弟的例子证明了保民官这个职位有着非同寻常的潜力，能够引领重大的政治变革，但他们二人的相继失败也足以说明保民官的局限性。在解决掉格拉古兄弟以后，保守的元老们看起来更有权势了。他们击败了政敌，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权威。

对于恺撒等人来说，格拉古兄弟留下的教训就是元老们会毫不留情地弹压那些反对或者威胁到他们的人。平民则由此得知守旧的元老们基本没兴趣来管平民的苦难生活，也毫不在乎他们应得的权利。他们不可能轻易地拿到赖以为生的土地，甚至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而且，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罗马人还会反反复复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事件当中体会到这些教训。

将军崛起

罗马的保守势力成功镇压了格拉古派，再次掌握了政局。然而，困扰着罗马社会的问题依旧存在。暴力依然是常见的政治手段，罗马政局变得异常脆弱。例如，公元前100年，为了打压保民官萨图尔尼努斯(Saturninus)，元老们求得马略将军的帮助，将罗马公民武装起来与之对抗。

不过，虽然时不时就会发生异常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长期存在的政治团体(政党)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固然引发了政局动荡，却未能孕育出团结一致的政治团体。罗马政治的核心依然是个人和等级，而非意识形态。或许正是因为个人因素过于重要，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往往四分五裂。

一些古人看起来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大约在公元前41年的时候，罗马史家萨卢斯提乌斯(Sallust)把罗马政局的动荡溯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十年，后来打响内战的马略和苏拉这两位将军都是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的。他们首先都投身于对抗阿非利加努米底亚(Numidia)国王朱古达(Jugurtha)的战事。这场艰难的战争耗时颇久，其战场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_{[公元前113年，朱古达在努米底亚的王位争夺战中击败了由罗马人支持的对手。由于朱古达在其后的战争中涉及杀害罗马人，使得罗马与其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公元前111年，罗马元老院向朱古达宣战。但由于当时的罗马军队腐败、士气涣散，罗马屡战屡败。公元前107年，马略当选执政官，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公元前106年，马略与部将苏拉进军阿非利加。公元前105年，马略击败朱古达，朱古达被俘后死于罗马狱中]}在回首朱古达战争之时，萨卢斯提乌斯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将描绘这场罗马人民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场宏大、激烈、曲折的战争。但我尤其看重的是，从这场战争开始，傲慢的贵族受到了挑战。自那以后的斗争让人间乃至神界的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人们完全失去了理智。政治分歧竟然催生出蹂躏意大利全境的战争。[53]

萨卢斯提乌斯还痛斥了共和国最后一百年里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深深的失望让他不得不主动退出政界，转而致力于撰写史书。

在这种动荡的时代，所有的公职都让我感到厌恶不已，因为官职不再归属于有德之人，恶人反倒更能占据权位。这种官员既得不到人身安全，也不会受人敬重。其权力或许足以匡扶正义，但其来源归根结底是暴力。一切改革都难免走向屠杀、流放乃至恐怖的战争，所有的挣扎、努力都是徒劳，反倒会在人们心中播撒无尽的恨意。人的自由和荣耀感是与生俱来的，只有罕见的疯子或是痴迷于作恶之人才会心甘情愿地让权力仅仅服务于少数人。[54]

原先统治国家的民选官员备受人们的尊敬，能够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然而，后来掌握实权的只是“少数人”。真正的共和国就这样消失了。这场革命以后，能够得到回报的是恶而非善。公职失去了权力和尊严，在暴力的胁迫下，原本自由的人们屈从于少数的统治者。

萨卢斯提乌斯认为暴力事件的根源在于贵族(nobilitas)的“傲慢”(superbia)以及人们对这种傲慢的挑战。在罗马人眼里，傲慢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傲慢之人会在其他公民面前表现得高人一等，仿佛其他公民既不是自由民，也不是与其平等的参政者。傲慢是暴君的共性，它并不仅仅是讨人厌的个人品性，更意味着严重的政治问题。

“贵族”这个说法非常宽泛，萨卢斯提乌斯具体指的是罗马顶层的那些贵族。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一些特定的家族长期把持着高级官员的职位。这些家族凭着政治权威积攒起巨量的财富，并且帮助家族子弟也走上顺利的仕途。其他的家族并不是不能跻身于元老院，他们可以得到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官职，但想要当上执政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总之，虽然这些顶层的大贵族并没有垄断罗马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就算不能直接继承政治权力，他们也完全可以像世袭贵族一样傲慢。多年以来执掌大权的历史更是让这些贵族认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等于共和国的延续，马略、恺撒还有后来的屋大维所对抗的就是这种观念。

萨卢斯提乌斯选择了叙述罗马人和朱古达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继承权纠纷，罗马人是被卷入其中的。朱古达战争引发人们关注的一个原因是一些参战的罗马将领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并且这场战争还暴露出罗马政界的腐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朱古达都可以通过贿赂他人来为所欲为，比如说谋杀意大利商人。[55]最终，失望的罗马选民们决定把指挥作战的权力交给“新人”盖乌斯·马略。

马略来自阿尔皮努姆(Arpinum)。这个小镇位于罗马的南面，西塞罗的出生地也是这里。虽然马略的家族可能比较富裕并且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是阿尔皮努姆是沃尔斯奇人(Volscian)的城镇，当地居民一直到公元前188年才成为罗马公民，[56]从来没有阿尔皮努姆人担任过罗马的高官要职。马略在刚成年的时候就自愿参加了罗马军队，他在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的指挥下征战于努曼提亚，并且有着优秀的表现。除了西庇阿以外，他还和凯奇利乌斯·梅提卢斯(Caecilius Metellus)家族有关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马略开始踏入政坛。担任保民官期间，马略和元老们发生了争执，但也制止了免费供应粮食的提议。[57]接下来，他尝试竞选更高一档的建筑官，然而未获成功。不过，他并不气馁，后来又去竞选了仅次于执政官的裁判官。这一回，他的票数刚好足够。[58]

当选裁判官并非易事，很少有“新人”能够获选担任这样的高级职位。不过，既然马略只是勉强当选，那么他的仕途很有可能已经走到了极限。接下来，马略先是被任命为西班牙总督，然后返回了罗马，随后加入军队，前去进攻努米底亚。

在阿非利加待了一年以后，马略又回到了罗马竞选执政官。这一次，他在选战中大获成功。马略是一名军人，他曾经英勇地率领士兵们征战沙场，赢得了许多人的爱戴。大概在马略的有意引导之下，罗马士兵们纷纷开始认为只有马略才能带领罗马在这场战争中走向胜利，许多罗马选民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59]后来，经由保民官提议，罗马人民任命马略为统管努米底亚战事的将军。

接下来，马略的表现确实不负众望。随着罗马方面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朱古达的盟友决定倒戈。他们协助马略的部下科涅利乌斯·苏拉抓住了朱古达，战争结束了。

马略真的给罗马带来了胜利。回到罗马以后，他领着部下在城中行进，享受着无比光荣的凯旋仪式，罗马人民对他赞不绝口。作为罗马人的战果，朱古达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大量来自努米底亚的金银财宝都跟在游行的队伍里。之后，被俘虏的努米底亚国王和王子先被囚禁在罗马城中心的监狱里，然后遭到了处决。[60]

然而，就在罗马人庆祝阿非利加战争的胜利之时，一场更加可怕的危机浮现于罗马的北方—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这两个日耳曼部落都来到了高卢。为此，罗马人召集了大批的军队，将指挥权交给执政官格奈乌斯·曼利乌斯(Gnaeus Manlius)以及前任执政官昆图斯·塞尔维里乌斯·凯皮奥(Quintus Sevilius Caepio)。公元前105年10月，分为两支的罗马军队在阿劳西奥[Arausio，即今天法国南部的奥朗日(Orange)]遇到了日耳曼人，然后被打得溃不成军，付出了十二万人死亡的沉重代价(包括身为罗马人的军团士兵、盟友的士兵以及随军行动的商贩和杂役)。[61]

马略又一次成为人心所向。他再度当选为执政官，并且顶着不小的压力成功连任了好几年，因为有些人担心他把持大权过久。公元前102年，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马略率军给日耳曼人造成了重创。第二年，在米兰附近的维尔凯莱(Vercellae)，他又取得了一场大胜。战争结束以后，欢欣鼓舞的罗马人民第六次选马略为执政官。

不过，尽管马略的履历确实辉煌得引人非议，但既然没有危机要处理，那么马略当然就没有那么特殊了。归根结底，马略能够掌握权力是因为人们极其不满于腐败而无能的贵族。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算是元老们的敌人。然而，他从来不曾试图通过创立新制度来把自己手中的大权化为罗马政治的常态，他无意对抗元老治国的传统。因此，公元前100年，在保民官引发的争端当中，马略选择了与保守的元老们站在一起维护元老院的权威。

在马略担任执政官期间，他展开了一项重要的军事改革。阿劳西奥的失败让罗马人亟须补充大量的兵员。为此，马略废除了参军的财产要求。现在，无论多么贫穷，所有罗马自由民都有了参军报国的资格。历史学家们有时候会认为此次改革深刻地改变了国家与军队的相互关系，因为罗马军队的主体从此变成了没有什么财产的贫民，而这些人几乎完全不认同罗马的传统政治价值观念。于是，罗马军队蜕变为只认钱财的雇佣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废除参军的财产要求很可能满足了许多民众的需要。罗马社会底层的贫民终于可以加入罗马军团，某些几乎走投无路的穷人由此得以维持生计。但是，马略并非第一个降低参军门槛的人。公元前2世纪，在马略改革之前，罗马人已经至少降低了两次财产要求，把门槛从早先的五千赛斯提尔提乌斯(sesterce)降到了一千六，乃至三百七十五。拥有五千赛的财产大概意味着此人可以养活自己，而一千六已经非常少。等到下降至三百七十五以后，我们只能说理论上还存在着财产要求，马略仅仅是把最后的这一点点限制给取消了。更何况，财产要求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只有底层的穷人才会去参军。军队的人员来源和政治态度都不太可能骤然发生巨变。[62]此外，虽然军队在公元前100年的时候出手干预了政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马的传统被打破了。马略动用军队攻击萨图尔尼努斯的行为其实是捍卫既有政治秩序的守旧之举。

整体而言，马略的一生足以表明军事将领有潜力跻身于大多数元老之上。一位才华卓著、魅力超凡的将军很容易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支持，这是传统贵族难以企及的优势。相反，他们的腐败、无能、傲慢只能招来人们的厌恶之情。只要危机来临，罗马人民就有可能会抛弃这些贵族，转而寻找一位新的领导者。不过，在这一时期，贵族们依然把持着国家大权。对于他们来说，马略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例外，同时也是服务于他们的工具。他将罗马人团结在一起，带领大家战胜了危机，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他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是，在那以后，他就要理所当然地从职位上退下来，泯然众人，与其他元老平等地坐在一起。

公元前99年1月1日，马略的第六次执政官任期结束。此时，人们还不知道罗马即将迎来巨大的灾难。

第一次内战：马略对苏拉

公元前90年，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骚乱以后，罗马人的意大利盟友叛变了，同盟者战争揭开了序幕。可以想见，罗马人又一次希望马略站出来平定乱局。然而，马略现在年事已高，他的谨慎之举让胜利的荣光落到了旁人身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科涅利乌斯·苏拉，也就是曾经在马略麾下效力、抓住朱古达的那一位。凭着在同盟者战争期间建立的功勋，苏拉和另一位将军昆图斯·庞培当选为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为了取得同盟者战争的胜利，罗马让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从此以后，他们也能参与投票了。不过，罗马公民受到的政治保护或许是更为关键的权利。

身为执政官，苏拉得到了远征东方的机会。就在前一年，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本都(Pontus)国王密特里达提(Mithridates)进犯罗马领地，他大概是想趁着罗马人忙于同盟者战争的时候浑水摸鱼。东征密特里达提的战斗很可能会被传为佳话，在希腊和亚洲展开的作战或许还能给全军带来不少的财富。想来，苏拉应该能够轻易地召集起足够的士兵。

然而，在苏拉动身之前，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给两位执政官带来了麻烦，双方展开争论的中心点是通过同盟者战争取得了投票权的意大利人。传统贵族想要尽可能地削弱意大利人的影响力，而苏拉本人在同盟者战争中的表现是以残忍闻名的，他应该也很想打压意大利人在罗马政局当中的地位。反观保民官苏尔皮齐乌斯，他的想法与传统贵族恰恰相反，矛盾双方很快就大打出手。随后，执政官们以宗教传统为由暂且搁置了这个问题。于是苏尔皮齐乌斯带着大批人手走上了街头，马略也加入了苏尔皮齐乌斯这边。街头的暴力导致一些人不幸死亡，暴动民众在罗马城里到处追寻苏拉的下落。[63]苏尔皮齐乌斯还进一步提议取消苏拉的指挥权，换马略出征东方。马略本人对此表示接受。

然而，苏拉其实正躲在马略的家里，虽然他后来说自己只是去找马略商量事情。在马略的协助下，苏拉逃出了罗马，前去坎帕尼亚(Campania)寻求军队的支持。尽管马略出手相助，但苏拉仍然愤怒不已。他指责苏尔皮齐乌斯犯下了暴行，怒斥马略对他加以羞辱。军官们选择了离开，但士兵们愿意追随苏拉进军罗马。此举的公开理由是恢复罗马的秩序、捍卫执政官的权利。然而，其主要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争夺东征密特里达提的军权。[64]

这场政变史无前例，马略等人完全没有想到苏拉竟然会调动军队进攻罗马。马略和苏尔皮齐乌斯尽可能地集结了人手，顽强地与苏拉对抗，但双方武力悬殊。不出所料，苏拉率领的军团取得了胜利。[65]马略不得不开始四处逃亡。为了藏身，他一度被迫躲在一堆落叶之下。最终，他乘船来到了阿非利加。曾经六度当选执政官的马略现在必须静候良机。[66]

重新掌权的苏拉出台法律拿回了进攻密特里达提的军权，但意大利的局面仍然不太稳定。另一位执政官昆图斯·庞培支持苏拉进军罗马，然而却被士兵们给杀死了。无论如何，苏拉最终离开了罗马，率军东征密特里达提。[67]

苏拉留下了卢奇乌斯·秦纳(Cinna)和奥克塔维乌斯这两位执政官，但政局还未稳定下来，被苏拉流放之人还有不少政治伙伴活跃在罗马政坛上。而且，许多人对苏拉进军罗马的举动深感震惊。因此，在苏拉离开以后，秦纳与奥克塔维乌斯决裂，和马略走到了一起。马略带着不到一千人的部队(没有迹象显示他有旧部“私军”)回来了，他开始充分运用自己手头的所有人脉。苏尔皮齐乌斯曾经奋力为意大利人争取权利。同盟者战争以后，意大利东南部的萨谟奈人依然心有不甘。于是，马略和这些人联合了起来。他攻占了奥斯蒂亚(Ostia)，切断了罗马城的粮食供给线。然后，这位七十岁的老将率军向罗马进发。[68]

奥克塔维乌斯有心抵抗，但大多数的罗马人并不站在他这一边。而且，罗马本身是一座巨大的城市，不便于防范强大的敌人。更何况，马略已经控制了罗马的粮食供给线。在这种情况下，据守罗马并不明智。因此，奥克塔维乌斯开启了城门，邀请马略和秦纳返回罗马。看起来，奥克塔维乌斯深信自己这样的高级官员是不会受到伤害的。马略和秦纳的营地设置在罗马城西的亚尼库鲁姆山(Janiculum)上，身着华服的执政官奥克塔维乌斯带着侍从来到了亚尼库鲁姆山附近。他坐着自己的车椅(执政官的官椅)，等候马略和秦纳前来。然而，最后过来的只是取他首级的骑兵。随后，他的头颅被摆放在罗马城中心的演讲台上供人观瞻。[69]

入城以后，马略和秦纳开始复仇。在悬赏的诱惑下，罗马士兵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捉拿政敌。罗马的贵族遭到了清洗，[70]秦纳和马略都被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这是秦纳第二次、马略第七次当选。然而，马略大限将至。公元前86年，这位老将军去世了。

等到了公元前84年，苏拉已经准备好返回罗马。他无情地碾碎了东方战场上的敌人，把密特里达提的势力重新压回了原先的范围。这场战争让苏拉麾下的士兵得到了许多的财富，比如洗劫雅典所得的战利品。因此，苏拉牢牢地掌握了他们的忠心。马略派领导集团准备在希腊阻击苏拉，但是他们麾下部队的士气不像对手那么高昂，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临阵倒戈。秦纳本人就在整顿军纪的时候引得士兵们叛

变，将其杀死。于是，在这一年，苏拉成功登陆了意大利。他的对手固然人多势众、严阵以待，但是支持苏拉的元老也不在少数。日后大放异彩的格奈乌斯·庞培就是其中的一员。此时，苏拉本人麾下的军队大约有四万人。[71]另一边，马略派的执政官们大概调动了足足十万人。

绝大多数的罗马人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场内战出现，但是双方的分歧终究无法在谈判桌上和平地解决，暴力斗争和暗杀的历史更是说明了失败者几乎一定会被杀死。不过，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作战。例如，有一次和谈失败以后，马略派一支部队全员倒向了苏拉。[72]这场战争没有通过一次决战迅速地分出胜负，双方的多支部队在意大利中部分散地展开了对决。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发生于坎帕尼亚，苏拉取得了本次的胜利，迫使另一边的执政官带领部队撤退，据说马略派损失了六千人。[73]但是这场战斗发生于这一年比较晚的时候，内战主要还是展开于接下来的两年内。[74]

到了战争末期，双方在罗马城的山门(Colline Gate of Rome)附近打响了最后的一战。这天下午，两边的军队相遇。苏拉军队的左翼被击溃，匆匆逃往罗马城中，许多人都在逃跑的路上被杀死。但是苏拉的右翼取得了胜利。之后，交战双方一直从傍晚打到了夜里。等到午夜来临，苏拉派成功地突袭了对方的营地。马略派将领或是被俘或是被杀，剩下的官兵选择了投降。然而，苏拉并没有饶过他们，八千名俘虏全部遭到了处决。加上战死者，这天晚上一共有五万八千人失去了性命。[75]

苏拉宣布某些人是应当被处死的。这种绕开司法程序的新型杀人途径被称作“宣布公敌”(proscription)，杀死公敌者可以凭其首级领取相应的赏金。至少有四十位元老和一千六百名稍低一级的骑士被列为公敌，曾经效忠于马略派的意大利聚落也受到了惩罚(虽然苏拉一度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苏拉从它们手里夺走了一定量的土地和资金，将其重新分配给自己的部下。此时，逃离意大利的某些马略派人士依然想要负隅顽抗。其中最成功的是塞多留(Sertorius)，他后来在西班牙建立了一股独立的势力。不过，无论如何，苏拉无疑已经取得了胜利。

对于这场内战，史料中给出的伤亡数字是八万九千人。但是，这场战争的规模让人更愿意相信有不下于十五万的意大利人战死沙场。除此以外，我们还难以估计到底有多少平民在攻城战中遇害，有多少土地难以避免地被战火毁灭。[76]

这就是恺撒初涉政界的时代。作为政治人物，恺撒属于高层的贵族，拥有广泛的人脉，但此时的他年纪尚轻，甚至还在一场内战中站错了队。他的姑母是马略的妻子，他本人则迎娶了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Cornelia)。既然苏拉才是最终的胜者，那么恺撒就有必要与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决裂。然而，他拒绝了。于是，苏拉派自然就给恺撒的首级也标上了价。换言之，早在恺撒担任官职之前，掌控罗马的高层人物就已经想要杀死恺撒了。

[27] 罗马人会传承父辈的名字，所以尤里乌斯·恺撒的儿子仍然叫作尤里乌斯·恺撒，女儿则会被称为尤莉亚（Julia）。如果有多个儿子，他们会分别得到不同的第一名（塞克斯图斯、盖乌斯、马尔库斯），但是多个姐妹经常有着完全相同的名字。
[28]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5-7.
[29]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2和5描述了罗马士兵们贫穷的经济状况。至于农民的贫困生活，我们的判断主要基于考古证据。可以参考Dominic W. Rathbon, “Poor Peasants and Silent Sherds”, People, Land and Politics: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300 BC-AD14 , 305-332, edited by Luuk de Ligt and Simon Northwood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 William V. Harris, “Poverty and Destitu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Rome ’s Imperial Economy: Twelve Essays , 27-54, by William V. Ha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0] 关于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可以参考Alan E. Astin, Scipio Aemilian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从血缘上来说，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属于埃米利乌斯家族（gens Aemilia，即Aemilii，他们家族的第二名多为Aemilius），这个家族与罗马对希腊的征服有关。而在被领养以后，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属于科涅利乌斯家族西庇阿分支（Cornelii Scipiones）。

[31] 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宝贵的资源。罗马人向来注意土地兼并问题，警

惕个别人手握大量土地的现象。Pliny, Natural History , 18.7认为在最早的

时候，罗马人规定一个人最多只能拥有两优格（iugera）的土地，也就是半公

顷。Varro, Res Rusticae , 1.10以及Livy, 6.36和8.21都曾经提及这个数

字。也可参考Emilio Gabba and Marinella Pasquinucci, Strutture

agrarie e allevamento transumante nell ’ Italia romana (Ⅲ-Ⅰ

secolo a. C.) (Pisa: Giardini,1979), 55-63。两优格明显是不足以养家糊

口的。

[32] 参考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Roman Antiquities , 4.13。

[33] 参考Saskia T. Roselaar, Public Land in the Roman Republic: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Ager Publicus in Italy, 396-89 B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公元前393年，托斯卡纳的维依

人（Veii）的领土被罗马人没收了，这是最早的史例之一。请参考Livy, 5.30。

[34] 关于殖民地的土地分配，请参考Gianfranco Tibiletti,

“Richerche di storia agrarian romana”, Athenaeum 28 (1950): 183-

266; John K. Evans, “Plebs Rustica : The Peasantry of Classical

Italy”, American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 5 (1980)： 19-47, 134-

173; Edward Togo Salmon, Roman Colonization under the Republic

(London and Southampton: Thames and Hudson, 1969), 95-109。

[35] 参考Fiona C. Tweedie,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Veterans:

Roman Colonisation and Veteran Settlement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 Historia , 60 (2011)： 458-473。

[36] 对于提比略·格拉古的动机，人们众说纷纭。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8-9引用了盖约·格拉古的宣传口径。根据他的说法，提比略·格拉古推行《土地法》的原因是他看到了托斯卡纳的人口明显减少，同时发现在田间劳作的是蛮族奴隶。普鲁塔克（Plutarch）还引用了提比略本人的一篇演说词。在这份文本当中，提比略强调了罗马士兵们困苦的经济状况。这两种说法是并行不悖的。

[37] Appian, Civil Wars , 1.7.
[38] Appian, Civil Wars , 1.8声称提比略·格拉古规定每一个罗马人最多只能持有五百优格的公有土地，如果有儿子，则每一个儿子可使其多持有二百五十优格。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罗马权贵其实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公有土地。
Appian, Civil Wars , 1.7提到这些所谓的公有土地已经完全被视作私产了。
[39]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10-12; Appian, Civil Wars , 1.12-13.

[40]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 18-20; Appian, Civil Wars , 1.16-17.

[41] Plutarch, Life of Tiberius Gracchus, 19.

[42] Appian, Civil Wars , 1.21, 1.23;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5-7.

[43] 每一莫迪乌斯（modius，将近九升）的粮食大概通常定价为六又三分之一阿斯（as，一种小额铜币）。请参考Livy, Periochae , 60; Cicero, Pro Sestio , 55。Livy, 30.26还记录了公元前3世纪晚期罗马城中曾经有过每一莫迪乌斯卖四阿斯的价格。请参考Fik Meijer, “Cicero and the Costs of the Republican Grain Laws”, De Agricultura: In Memoriam Pieter Willem De Neeve ,153-163, edited by Helena Sancisi-Weerdenburg (Amsterdam: J. C. Gieben, 1993)。第一个数字看起来与同一时期希腊的粮价并没有很大的差距。请参考Kenneth W. Harl, Coinage in the Roman Economy, 300 b.c.-a.d. 700(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5, n.10。这种供粮计划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长期提供低价的粮食来救助贫民，而在于保证市场上一直都有合理价位的粮食供给，从而帮助贫民应对意外的粮价飞涨以及某些人有意哄抬粮价的情况。

[44] 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Cri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45]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7. 稳定的粮食供应首先显著地提高了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其次，作为公共工程，盖约的供粮计划和军装免费供应计划为罗马的经济注入了资金。整体看来，他的做法与现代国家的扶贫政策很像。请参考Jean Drèze, “Famine Prevention in Ind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Ⅱ, 13-122, edited by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6]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9; Velleius Paterculus, 1.15; Salmon, Roman Colonization , 118-120. 位于罗马城南面的法布拉提里亚（Fabrateria）也有设立殖民地的痕迹，其占用的土地大概是罗马人在公元前124年的一场叛乱以后取得的。
[47] Appian, Civil Wars , 1.24.

[48]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9.

[49] Appian, Civil Wars , 1.24;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11.

[50] Appian, Civil Wars , 1.25.
[51]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13.
[52] Plutarch, Life of Gaius Gracchus , 16-17; Appian, Civil Wars , 1.26.

[53] 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5.

[54] 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3.

[55] 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26.

[56]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3.

[57]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4.

[58]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5.

[59]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7. 马略似乎还取得了罗马贸易据点乌提卡的支持。乌提卡是位于阿非利加的重要港口，当地的居民肯定很多，他们有可能都很同情之前在战争中被杀的商人。读者可以参考萨Sallust, Bellum Jugurthinum , 63。

[60] Livy, Periochae , 67.
[61] Livy, Periochae , 67.

[62] 罗马人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会根据财产多寡做出等级划分。请参考Dominic W. Rathbone, “The Census Qualifications of the assidui and the prima classis”,De Agricultura , 121-152, edited by Sancisi-Weerdenburg; Arthur Keaveney, The Army in the Roman Revolution, (Abingdon: Taylor and Francis, 2007)。
[63]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34-35; Life of Sulla , 7-9; Appian, Civil Wars ,1.55-56.

[64] Appian, Civil Wars , 1.57.

[65] Appian, Civil Wars , 1.58-60.

[66]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38-39.

[67] Appian, Civil Wars , 1.62-64.

[68] Appian, Civil Wars , 1.64-70;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41-42.

[69] Appian, Civil Wars , 1.71.

[70] Appian, Civil Wars , 1.71-74; Plutarch, Life of Gaius

Marius , 43-44.

[71] Appian, Civil Wars , 1.79-80.

[72] Appian, Civil Wars , 1.84-85.

[73] Appian, Civil Wars , 1.84-85.

[74] Appian, Civil Wars , 1.87-91.

[75] Appian, Civil Wars , 1.92-94.

[76] 史料中记载的某些数字有可能只是猜测所得，某几场战斗的数据还是欠缺的，而且大部分数字只反映了马略派的伤亡。

第四章 恺撒与庞培

公元前82年末，苏拉在罗马城中庆祝自己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从九年前的同盟者战争开始，意大利半岛的居民陷入了自相残杀的境地，时人想必希望苏拉的胜利能够开启意大利的和平时代。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罗马社会频频发生暴力事件。任何罗马人都不难察觉，罗马已经遇到了严峻的问题，一再出现的暴力事件很难被当作偶然现象。因此，苏拉不仅想要杀死对手，还想改革罗马政治，根除这些乱象。

苏拉的办法是恢复旧秩序。他认为罗马政治中的民主成分就是症结所在，保民官不应该拥有不受元老院限制的权力，平民会议不应该掌握独立于元老院的立法权，元老们难以控制的大人物(比如马略和苏拉本人)也不应该出现。

于是，苏拉的改革限制了保民官的权力，尤其是立法权。他对元老的具体担任要求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各地总督必须向元老院负责。无形之中，苏拉把过去几十年内暴力冲突的责任归结于平民大众以及那些寻求民众支持的政治人物，元老院仿佛就是为罗马贮藏公共责任、军事经验、智慧和政治权力的宝库。苏拉改革计划的核心目标是设计出强大的贵族制政府。罗马有着走向民主制的可能性，但这种潜力早已被罗马社会的政治实践给限制住了。苏拉的改革更将为其套上又一重枷锁。[77]

苏拉改革的局限性反映了罗马人对社会、政治的基本看法。作为现代人，我们往往会很自然地认为政治动荡的出现是因为有社会问题导致了某些群体心存不满。然而，罗马人一般都认为政治动荡要归因于道德败坏。也就是说，他们觉得政治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风气和社会等级的问题。

现代的历史学家们试图查明究竟是哪些社会、政治群体在破坏罗马政治的旧秩序，却没有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78]就连罗马军队也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治群体，许多士兵都来自相对贫穷的农村地区。军队本身也算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结构，同时还给士兵们提供了集体认同感，塑造了他们的纪律性，并且让他们有了相同的利害关系。但即便如此，军队也向来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在内战中，不同的政治派系显然分别得到了一部分军人的支持，有不少士兵都愿意坚定地为上层人物作战。而且，这些军人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政治素养，不会无条件地听从上层领导的指挥，他们完全有可能以最强硬的手段表达出自己的独特观点。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甚至会哗变。

罗马人没有根据政治或者经济利益而建立相应的组织，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社会方面的想象力。这是罗马的政治文化所导致的结果，罗马人的处事方式就是这样。现代的西方人习惯于见到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或者社会组织，它们就是所谓的“公民社会”。但是罗马人从来不组建这种机构，他们办事情靠的是私交网络。[79]

这种私人关系网有助于巩固人们的社会地位。权贵自然拥有同为权贵的朋友，其他人则竭力地攀附权贵。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以及相互的评价高低构成了另一套无比复杂的等级体系。[80]与此同时，这种社交网络也是利益分配的渠道。有权势者会通过这条渠道把自己掌握的资源分配给地位相近或者地位更低一些的朋友，以求巩固自己的势力。广交好友的上层人物总是能够求得其他权贵的帮助，完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年轻者需要年长者的引荐和支持，从而获得理想的职务。而受人提携者当然有投桃报李的义务，应当反过来提携其恩人的子孙或是朋友。

罗马的上层精英通常会广泛地结交精英阶层的朋友，但他们的视线并不局限于此，就算是大富大贵也不可能真的完全脱离社会中下层。穷人往往都想要知道哪里有工作机会、怎样能接触到富人手里的资源，他们迫切地需要别人的援助。而富人有必要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让人为自己办事或者提供信息(在没有大众传媒的年代，信息比现在更加宝贵)。这种利益交换的模式通行于罗马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骑士是罗马社会中仅次于元老的精英人群，其中至少有某些人本就长期与国家机关打交道。但即便如此，对于骑士来说，高级官员的支持也仍然是相当有分量的筹码。地方上的商人乐于结交中央的高层人物，因为可以受到不少的恩惠。相应地，中央的高层人士无疑也能通过这些商人获取地方上的信息、人脉或者金钱。

举例而言，如果某人想要担任某个军职，他必须证明自己具备了相应的品性与经验，而这种东西只能通过旁人之口来证明。所以，他首先得拥有一些能够帮助自己的朋友。今天，在某些比较贫穷的地方，人脉关系依然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些地方的人们会注意自己认识哪些人，其中又有哪些人可能会为自己提供怎样的渠道或者资源。罗马的情况近似于此，关系网络跨越了不同的阶级。身处其中的罗马人虽然极其明白各自的社会地位，却并不会用阶级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将领和士兵相互依存；农民需要取得地主的许可才能耕作土地，而地主需要农民来提供劳动力；罗马公民需要官员来行使权力，而官员又需要公民为其提供选票。

不过，尽管社会等级较低的人群并没有被排斥在外，但这种关系网终究更有利于罗马的精英们团结在一起。[81]精英们之间的个人友谊通常会很自然地演变成家族之间的关系，联姻就是一种巩固关系网的常见手段。为了缔结牢固的家族联盟，罗马的社会精英们常常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同辈人(也有例外)。这种婚姻以家族利益为本，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目的是结成联盟以及传宗接代。在这种大环境下，罗马人一般认为罗马男性就应该迎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子，未婚的罗马男子往往也会考虑自己的朋友或者同事家里是否有合适的结婚对象。

罗马社会的关系网络既能巩固社会等级秩序，也能推动人们形成一致的社会、政治观点，并且让罗马的社会与政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既然家族是罗马人开展社交活动的重要平台，那么不断延续下去的家族自然就会给一代又一代的成员带来相应的地位。由此，罗马的社会等级秩序得以和罗马人的家族一起长存。而某些家族的历史难免让一部分权贵认为自己理应享有某种独特的地位，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权力就这样融为一体，精英阶层之外的人很少能够出人头地。像马略和后来的西塞罗那样的所谓“新人”(homines novi)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异类，他们的家族本就属于贵族，只是阴差阳错地没有出过高官而已。这些数量很少的“新人”或许确实不像其他贵族那样拥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但是其他的政治精英并不介意让他们担任要职。

正是罗马政治精英的这种高度统一的状态让他们在内战中做出了尤为残忍的暴行，因为在罗马人眼里，个人身份、社会地位、国家的价值观念都紧紧地依附于既有秩序和关系网络。换言之，挑战既有的政治秩序基本等同于直接威胁其政治对手的个人地位。因此，罗马政坛上的重大政治分歧往往会演变成紧张的个人恩怨。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政治环境里，动用武力是需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的，苏拉派和马略派都冷酷地杀死了许多人。然而，一旦大开杀戒，高压政权就很难停下手来，他们很难说清楚自己杀人与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而罗马的政治精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马人不能像现代人一样用政党来划分敌我。内战固然迫使他们选择了阵营，但没有人会完全只效忠于某一边。无数的罗马贵族或是死于政治斗争或是遭到了流放，然而，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苏拉派元老的朋友或者家人。总是有人想要寻求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但同时也有人担心被流放者归来以后会威胁到自己现在掌握的权力。无论胜负，所有人都在斗争中受到了伤害，所有人都永远地失去了朋友和家人。在《荷马史诗》的传说当中，海伦在战争结束以后给墨涅拉俄斯(Menelaus)和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喝下了忘川(Lethe)水，让他们得以忘却战争之苦。但罗马人无缘喝上这种神奇的水，无法忘记内乱带来的莫大痛楚。

一般说来，在内战结束以后，胜者会劝说败者接受现实。但是，罗马人刚刚经历的这场内战让太多的人死于非命，败者很难就这样善罢甘休。更何况，胜者还肆无忌惮地欢庆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他们明明给罗马的街道、广场以及意大利的原野都带去了死亡，却声称这场血腥的杀戮恰恰拯救了饱受威胁的罗马社会。内战就这样给罗马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痕。败者虽然咽下了这口气，但或许只是因为他们暂时不得不如此而已。

恺撒和马略

内战给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他出生于公元前100年，在内战爆发的时候还很幼小，所以没有直接地牵涉其中。大概在公元前84年，恺撒迎娶了卢奇乌斯·秦纳的女儿科涅莉亚，而这位秦纳是马略将军故去以后马略派的一号人物，娶科涅莉亚为妻让恺撒和马略派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显然是政治联姻，罗马贵族男性一般不会这么早结婚，很可能是某个人替恺撒定下了这桩婚事。虽然后来的恺撒几乎一直都沐浴在胜利的荣光之中，但这一次，他站在了失败者那一边。不过，尽管苏拉派和马略派的矛盾激烈到孕育出一场残酷的内战，但苏拉派仍然难以把恺撒的婚事怪罪到他本人头上。毕竟，他实在是太年轻了。苏拉试着劝说恺撒和科涅莉亚离婚。识时务者或许会接受苏拉的提议，但恺撒拒绝了。这个决定就必须由恺撒本人来负责了。[82]

假如我们以浪漫的眼光来看待，恺撒也许真的爱上了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的科涅莉亚。然而，恺撒并不是一个忠于妻子的模范丈夫。恺撒的第二任妻子仅仅因为和某个渎神事件沾上了关系就被恺撒给休了，我们都知道恺撒有不少的情人。既然恺撒和科涅莉亚的婚姻是政治联盟的产物，那么他拒绝离婚的决定背后当然也有着政治目的。此时的苏拉派已经凭着武力成功地掌握了罗马政权，我们可以说恺撒公然违逆苏拉的行为展露了他的雄心壮志。接受苏拉的提议、背弃失败的马略派大概能够让恺撒的早年生活过得更加轻松一些，但是这种倒戈的做法会让他失去自己现在的非苏拉派朋友。更何况，就算恺撒真的选择了背叛马略派，苏拉派的许多人恐怕也还会怀疑恺撒的忠诚，恺撒未必能够顺利地融入苏拉派。因此，恺撒选择了继续忠于现在政坛上的边缘派别。

于是，恺撒当然就被苏拉列为需要杀掉的公敌。恺撒的这种叛逆行为让他有了一些恶名，引起了罗马政坛上许多人的关注，违逆苏拉是有很大风险的豪赌。不过，尽管恺撒本人被迫开始流亡，但苏拉派的内层圈子里还有恺撒的朋友。有人请求苏拉赦免恺撒，但这位独裁者起初并不愿意。最后，苏拉身边最亲近的朋友也请求他宽恕恺撒。于是，苏拉大概和恺撒一样仔细地做了一番政治考虑，然后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据说，苏拉还曾痛心疾首地说出了这样的话：“这位恺撒抵得上无数个马略。”[83]

苏拉赦免恺撒的决定是非常现实的，他本来就不可能铲除所有和马略或秦纳有关系的人。但是，让年轻的恺撒重归政坛确实有着一定的风险，马略派或是同情马略派的遭遇者可能会由此看到希望。他们大概会想，等到恺撒羽翼渐丰，他也许能够打破苏拉留下来的政治局面。公元前68年，恺撒在他的姑母尤莉亚的丧礼上致辞，而尤莉亚正是马略的遗孀。[84]两年以后，时任建筑官的恺撒下令展出了马略的半身像。[85]显然，苏拉无法阻止人们追忆他的大敌马略。不过，在这个时候，苏拉本人早已离世。

苏拉死后

苏拉在公元前80年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以后就正式放弃了公职。公元前78年，苏拉寿终正寝，他的死亡导致罗马政坛遭遇了一场短暂的内乱。就在公元前78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和另一位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发生了冲突，[86]矛盾很快升级为武力斗争。然而，捍卫苏拉的政治遗产的卡图卢斯得到了年轻的格奈乌斯·庞培的支持。而我们所熟知的这位伟大的庞培此时恰好掌握着一支军队，李必达被轻易地击败了。接着，庞培进军西班牙，准备对付那里的强敌。[87]

正当庞培在西班牙作战之时，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在公元前73—前71年领导的奴隶起义震动了意大利。虽然时至今日，斯巴达克斯都还是英勇反抗奴隶主暴行的象征，但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斯巴达克斯以及他所率领的奴隶。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最后终结了这场叛乱。之后，从西班牙得胜归来的庞培消灭了剩下的一部分奴隶叛军。

斯巴达克斯败亡，庞培凯旋，罗马的政局再度稳定下来。公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当选为执政官。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无可挑剔的苏拉派人士，而且还立下了辉煌的战功。[88]此时，罗马的元老们对自己的权势充满了信心。既然马略派引发的危机已经过去，元老们就决定撤除苏拉对保民官施加的过度限制，让人民的代表再次有权为人民发声。被流放的马略派人士也回到了罗马。换言之，在苏拉离职仅仅十年以后，罗马的宪法就恢复了苏拉掌权之前的旧貌。不过，这个时期的罗马元老有着更大的权威、更多的人数，他们的信心也胜于往昔。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元老们一直按照传统的方式统治着罗马。尽管仍然有不和的声音，但元老们大体上还是秉持着宽容的态度。例如，恺撒追忆马略的行为或许引得某些人提高了警惕，但至少这一时期的恺撒无法威胁到元老们的统治地位，那么元老们也就没有采取什么动作。对于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而言，马略和苏拉已经是历史上的往事，跟现在的罗马政治没有多少关联。然而，这最后的一代人同样经历过内战，他们不太可能会忘记罗马社会曾经承受的暴力伤害，其中至少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有义务消灭所谓的共和国之敌。

内战本身就足以说明罗马政治精英们具有强大的韧性，因为传递着政权影响力的私人关系网并未毁于内战。这一方面是因为罗马社会没有别的运行政治权力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很灵活，可以因需而变。既然如此，那么罗马的政治精英们依然可以掌握权力。而且，他们还是保持着非常一致的状态，敌视异类，追求高度统一的文化。他们的政治讨论仍然以德为本，充满了老旧的话语。从政者几乎都因循守旧，尊重其他元老的权威。罗马的政治常常回顾祖先们留下的道德传统，而这种道德规范往往鼓励人们随大溜、反对创新、顺从于其他元老的价值观念。元老群体内部的竞争必须符合罗马的主流传统。虽然我们看到的史料经常渲染元老之间的道德、文化差异(所有文化高度统一的小型群体都经常如此)，但是罗马政治精英的最大特点其实还是统一性。倘若他们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那么这些政治精英恐怕都会果断地选择动用武力。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暴力已经帮助元老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庞培的时代

在苏拉的时代结束以后，最有权势的罗马人是格奈乌斯·庞培·玛格努斯，也就是伟大的庞培。他在苏拉第二次进军罗马之时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在内战当中，庞培表现出色。及至苏拉取胜，庞培被派往阿非利加镇压负隅顽抗的马略派残党。回到罗马以后，他与卡图卢斯联手击败了李必达，然后又马上率军去西班牙对抗塞多留及其盟友。公元前71年，庞培再次返回意大利，刚好有机会处理某些试图逃离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残部。到了公元前70年，庞培已经成为世所公认的杰出将领。所以，他当选为这一年的执政官，为其本就不同寻常的履历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卸任执政官以后，庞培并没有再次奔赴战场，而是留在了罗马。但是，在公元前67年，罗马面临着危机。有许多海盗特别频繁地活动于地中海，他们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南部海岸边的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地中海各岛屿以及沿岸的小聚落都受到了这些海盗的洗劫，他们神出鬼没，游走在地中海的各个区域。地方省份的总督难以将其绳之以法。这些猖獗的海盗甚至还有可能袭击罗马官员。据说，尤里乌斯·恺撒就曾经被海盗劫持过。当然，他们最后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89]为了根除海盗的威胁，罗马人出台了《伽比尼乌斯法》(Lex Gabinia)，组建了一支有权在地中海各地行动的特别部队，奉命指挥这支部队的就是庞培。他需要在最多三年的时间内清剿这些横行霸道的海盗，为此，他可以调动巨量的资源。对于这条特殊的法律，许多元老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原本就最为出众的庞培看起来可以在剿灭海盗的途中积攒起更加可怕的声威。

仅在三个月以后，庞培就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奇里乞亚海盗被瓦解了。[90]凭着罗马的军事霸权，庞培从统治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us)国王_{[即塞琉古王朝国王安条克十三世(Antiochus )]}那里夺取了一部分土地，建立起新的殖民地，把至少一部分的奇里乞亚海盗安置在殖民地里。

此后，胜利的庞培直接朝着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军事目标前进。多年以来，本都国王密特里达提给罗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苏拉当年就曾经出兵攻打密特里达提。自那以后，罗马将军卢库鲁斯(Lucullus)率军逐步打压了密特里达提的势力。但是，卢库鲁斯后来和部下闹翻了。密特里达提趁机进攻，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

看起来，这场战争一时之间难以分出胜负。于是，罗马人民想到

了庞培。公元前66年，《曼尼利乌斯法》(Lex Manilia)授权庞培负责

指挥东方的战事。[91]三年后，庞培极大地拓展了罗马人的势力。他

击败了密特里达提，攻占了本都，吞并了叙利亚，进入了犹地亚

(Judaea)，洗劫了耶路撒冷。庞培建立的光辉功业标志着亚历山大的

继业者们创建的各个希腊化王国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只有统治

着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还在一边与罗马修好，一边苦苦支撑。

这一时期的罗马政局扑朔迷离。庞培有不少竞争对手和敌人，许

多地位显赫的元老不愿看到庞培长期手握重兵，比如卡图卢斯。他们

担心庞培立下的伟大功绩会让其他人难以匹敌，损害元老之间相对平

等的地位，创造出又一个马略，进而威胁正常的政治运作。公元前62

年，庞培凯旋。对于庞培在东方做出的安排，元老们充满了质疑。庞

培设立了一些省份，比如著名的叙利亚省，他还扶植了一些国王。至

少，这些君主除了罗马共和国以外同时也效忠着庞培本人。此时的庞

培就好像十年以后的恺撒一样，人们很怀疑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是

否能够与共和国的传统并存，他莫大的权威和巨量的财富是否会威胁

贵族制的存在呢？

面对充满敌意的元老，庞培决定和尤里乌斯·恺撒联手。在公元

前60年的执政官选举中，他支持了恺撒。此外，庞培还拉拢了克拉

苏。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大联盟。当选为执政官的恺撒

批准了庞培在东方的安排，让庞培的老部下得到了土地。恺撒则成了

高卢总督。

恺撒的举措是顶着不小的压力强行做出的，苏拉似乎一语成谶。

在公元前60年之前，恺撒并不算是罗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一直都

勇于对抗专断的元老，捍卫罗马人的自由，但他从未得到过重要的兵

权。而且，恺撒看起来既不会也不能动员平民的力量来对抗元老。到

了公元前60年，庞培和某些元老之间的不和终于让恺撒抓住了一个罕

见的良机。他得到了庞培这样强大的盟友，然后理所当然地替庞培办

了事。恺撒的执政官生涯或许算是证明了他确实非同小可，而恺撒的

高卢之行更是让他的政治地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庞培依然是罗马政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我们在前文看到的那一

起街头暴力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镇压完暴动以后，庞培在公

元前52年当选为前所未有的唯一执政官。这次事件的“背景”可以追

溯到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在那一年，西塞罗是执政官，他在之

前的选举中战胜了另一位知名的罗马贵族卢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

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于是，喀提林在公元前63年继续参

选下一年的执政官，但西塞罗表示反对，喀提林再次失败了。选举结

束以后，西塞罗发现了一个阴谋。据说，喀提林正计划着颠覆元老

院、谋杀西塞罗，从而夺取权位。[92]喀提林只好逃离了罗马，去找

集结于伊特鲁里亚(Etruria)的一支军队。喀提林的拥护者也试图在夜

里出城，但被西塞罗的人给拦住了。他们的信件暴露了喀提林联系高

卢部落阿洛布罗基人(Allobroges)一起造反的企图。既然证据确凿，

西塞罗就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宣布喀提林阴谋败露。[93]

在之后的又一次会议上，元老们讨论了被逮捕的这些喀提林党羽应当受到怎样的惩罚。[94]一些元老主张立刻将其处决，因为国家正处于危亡之际，加图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恺撒则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囚禁起来，等到平定风波以后再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来处理，但他没能说服大家。[95]许多元老都在赞美西塞罗，而他本人显然还期待着第二年归来的庞培将军也会认可自己的做法。毕竟，西塞罗是庞培的忠实拥护者。[96]然而，庞培正受到这些元老的排挤，他无意在这种时候主动去和元老们站在一起。西塞罗大概非常惊讶地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困境，他对喀提林阴谋所作的演说词很快就出版了，但他的名声依然不见起色。他还想找一位听话的诗人来歌颂自己的成就，却再次失败。[97]他只好亲自创作了一首长诗，描写自己在执政官任上的所作所为。不幸的是，这首诗的内容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98]

察觉到西塞罗的地位不稳以后，他的对手开始进攻了，克洛狄乌

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背后的家族或许是罗马城中最为显赫的名门。

[99]克洛狄乌斯和西塞罗之间的矛盾源于当年的一起渎神事件。据

说，克洛狄乌斯现身于只有女性能够参加的善良女神(Bona Dea)节。

[100]因此，他被诉以渎神之罪。倘若罪名成立，他会被判处死刑。尽

管西塞罗和克洛狄乌斯原本是朋友，但西塞罗却给出了证据证明克洛

狄乌斯确实在犯罪现场。据说，克洛狄乌斯最后花了很多钱收买陪审

团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后来，克洛狄乌斯推行法律流放所有未经审判而杀死罗马公民者(很像格拉古当年出台的法律)。看起来，他这项法律的主要针对目标其实就是西塞罗。克洛狄乌斯还纠集人手控制了会场和城里的其他公共场所，不少贵族都抨击他的这种做法，但保守的元老们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制措施，庞培和恺撒也都没有站出来为西塞罗说话。西塞罗只得开始流亡。

为了庆祝西塞罗的离去，克洛狄乌斯摧毁了他的房子，在原址上

设立起献给自由的圣坛。这个举动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101]克洛狄

乌斯在保卫罗马人民自古以来的自由，罗马人最看重的权利大概就是

免受专横的官员施暴的权利。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全都很仇视喀

提林及其党羽，但喀提林的阴谋似乎确实有着一定的民意基础，伊特

鲁里亚地区的叛乱或许可以被视作证据。虽然即刻处决喀提林党羽的

行为发生在所谓的紧急状态下，但普通的罗马公民仍然有可能认为这

是暴行。

公元前57年下半年，凭着庞培的帮助，西塞罗在懊悔中回到了罗

马。就在之前的这一年内，庞培和克洛狄乌斯发生了矛盾。所以，西

塞罗的返回大概主要是因为庞培想要西塞罗回来帮助他限制克洛狄乌

斯。现在，西塞罗还有了一位叫作阿尼乌斯(Annius)·米洛的元老朋

友可以一同对抗克洛狄乌斯，正是米洛的人阻止了克洛狄乌斯妨碍西

塞罗回归罗马。[102]

公元前53年，克洛狄乌斯和米洛都在参加竞选。于是，暴力事件

再度发生，并且最终导致克洛狄乌斯遇害。西塞罗在《为米洛辩护》

(Pro Milone，这篇演说词出版了，但西塞罗或许并没有公开演说过)中

声称米洛并非有意前去寻衅，只是恰巧和克洛狄乌斯等人一起走在前

往罗马的路上。然后，双方开始斗殴。据西塞罗所说，米洛的拥护者

在自卫的时候意外杀死了克洛狄乌斯。[103]消息传到了罗马，克洛狄

乌斯的拥护者们群情激奋，怒而进攻元老院。他们大概怀疑许多元老

都在暗地里支持米洛的杀人恶行(或许确实如此)，元老院被烧毁了。

元老们只好任命庞培为公元前52年的唯一执政官，让庞培带兵镇压街

头的暴动群众。之后，米洛受审并被放逐。也许他是被元老们当作牺

牲品给推了出来，而庞培则又一次成了罗马政治秩序的捍卫者。

公元前53年和公元前52年的一系列事件最后促成了庞培和较为保

守的那部分元老之间的和解。元老们现在承认庞培是享有独特地位的

将领及政治领袖，共和国的安全需要庞培来加以维护。不过，就算到

了这个时候，庞培也仍然只是共和国众多伟大将领中的一员。他和西

庇阿·阿非利加努斯(Scipio Africanus)、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并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庞培一直都坚决支持独裁者苏拉的政治遗产，维

护着元老院的权威。他或许是最伟大的元老，但他终究还是一位元

老。

然而，没过两年，罗马又走到了内战的悬崖边缘。公元前50年下半年，恺撒率军南进。此前，他已经在高卢征战近十年，取得无数战果。现在，凯旋的恺撒在卢比孔河畔安营扎寨。公元前49年1月10日，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从他统治的省份来到了意大利。罗马即将迎来又一场内战。

恺撒的意外之战

以传统的“伟人”视角来看，尤里乌斯·恺撒堪称伟人中的伟人。19世纪的一些传记作家与历史学家偏爱历史上的明星人物，在他们眼里，恺撒审视了晚期共和国的所有危机，洞察了举步维艰的罗马政权，然后抓住了关键的历史机遇。[104]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恺撒是体现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历史人物。[105]然而，到了20世纪，追随伟大领袖的美好梦想反而孕育出种族灭绝的骇人噩梦。这些暴虐的独夫将自己的形象塑造为恺撒，而人们眼中的恺撒也被塑造成了暴虐的独夫。[106]

恺撒天资过人，他是出色的作家、优秀的政治家、卓越的演说家，也是才华横溢的将军。和其他的许多罗马人一样，他接受过完备的教育，拥有远大的抱负。但恺撒的志向更胜常人，[107]很少有人真的想要立下匹敌亚历山大大帝的丰功伟绩。幸运的是，也很少有人真的拥有追逐这种梦想的机会，而恺撒恰恰二者兼备。或许，恺撒之无情也胜过旁人。作为一个伟人，恺撒的一生充斥着死亡与毁灭。公元前49年的事件导致一场大战爆发，进而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局面，乃至将其终结，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许，恺撒打响内战的原因是他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打算给罗马带来一场彻底的改革，但从他本人的作品以及其他有关恺撒的著述来看，我们很难说这种想法到底是什么。

恺撒的确实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是在公元前46年以后，

因为这个时候他终于有时间来好好地处理一下军务以外的事情了。例

如，他改革了历法、元老院，还招募了大量的新元老。也许更能体现

他雄心的是市中心新广场的建设，在这里，他建造了一座献给维纳斯

的神庙。对于自己的拥护者，恺撒也很大方，他调整并且提升了大概

三百年前定下的军队薪酬水平。今天的意大利北部原先是高卢人的土

地，恺撒让这个地区的居民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他还设法保障了粮

食的供应，并且做出了一些改革，令有资格享有粮食供给的公民数量

从三十二万下降到了十五万。这个举措或许不太受人欢迎，但恺撒又

推出了新的殖民计划，让他的老部下和某些意大利的罗马贫民从中受

益。[108]然而，恺撒的政策终究是相当保守的。在他最终打赢了内

战，击败了绝大多数的庞培派势力以后，他并没有提出什么不合传统

的计划，而是主张调集大量人力、物力进攻叙利亚以东的帕提亚帝

国。

内战之火引燃于公元前49年1月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之时，随后蔓延

至整个地中海世界。标志着内战终结的事件大概是公元前46年4月加图

自戕，或者公元前45年3月西班牙的蒙达(Munda)之战。我们不禁会

想，领导权的争夺究竟为什么会演变成内战呢？恺撒给出的理由乍一

看有些荒谬。在公元前50年，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此

时，恺撒的代言人是保民官。随着事态渐渐明了，这些保民官意识到

双方无法达成妥协，于是就逃跑到恺撒那里去。恺撒最初说他率兵进

攻就是为了维护这些保民官的权利。然而，假如这些保民官一开始就

不站在恺撒的立场上，那么他们的权利也就不会受到威胁了。

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之前，元老们召开过一次会议。除了二十二

名元老以外，所有人都赞成让庞培等人与恺撒和解。换言之，我们可

以说绝大多数元老都不希望双方之间的矛盾升级为内战。随着战争的

阴影越来越近，公元前50年的核心分歧点已经缩小到恺撒的尊严

(dignitas)问题。显然，拉丁语的“digintas”可以翻译为英语的

“dignity”，表示“尊严”。但这个译法没有抓住拉丁语原文的全部

内涵，“地位”或许更为贴切。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络是罗马社会运行

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与政治意

义。没有地位的人什么也不是，既无法出手帮助自己的朋友，也无力

打击其对手。也就是说，恺撒绝不是单单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整个罗

马世界都拖入了内战的泥沼。[109]

十年以前，恺撒才刚刚开始征服高卢。他固然和庞培、克拉苏结

成了政治同盟，但他显然是较为弱势的一方。等到十年过去，这三个

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和帕提亚人交战之时死

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卡莱(Carrhae)；庞培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政治

实力；而恺撒则在战争中得到了财富，并且成了举世闻名的伟大征服

者。对于罗马人而言，高卢人几乎是来自传说故事里的奇特敌人，他

们的服饰、语言、文化都和罗马人截然不同。[110]从高卢凯旋的恺撒

已经是一位富有而伟大的人物，他期待着自己能够像罗马历史上的其

他征服者一样得到万分的尊崇。

然而，在公元前50年，恺撒究竟要怎样归来成了一个大问题。元

老院里有不少人敌视恺撒，这些人还颇有信心地与庞培联起了手。假

如恺撒不以官员之身回到罗马，那么他很可能会遭到起诉。但如果他

以执政官的身份返回，他的敌人就完全无从下手了。早在公元前52

年，米洛和克洛狄乌斯的暴力事件刚刚结束的时候，十位保民官就出

台了一项法律，允许恺撒享有不在场参选执政官的特权。倘若恺撒真

的能够顺利地在不在场的情况下当选，那么人们就会产生新的疑问，

因为恺撒的这种做法会让他在事实上免受法律的约束，而法律恰恰是

共和国的基石。元老们向来有权质疑官员的行径、起诉违法的官员，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给予恺撒特权的法律本就是用来制衡元老的。

也就是说，让恺撒破例的话会令恺撒超然于共和国制度之外，但如果

不让恺撒破例就违背了共和国制度(至少在明面上)的终极原则。

不过，这些法律细则的背后终究是政治。恺撒及其追随者们担心他的对手这次打算给其施以致命的一击—羞辱恺撒，摧毁恺撒的政治及个人影响力。元老院则担心恺撒这样地位极高的个人会不服从元老们的集体决定，不合于苏拉时代以后共和国制度的主导方针。元老们已经勉强给捍卫元老院三十年的庞培破了一次例，但恺撒的敌对势力更强。而且，先上位的庞培现在成了元老们可以倚靠的支柱，因为庞培不会允许其他人享有和他一样的地位。

恺撒要求免受私敌攻击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作为高卢的征服者，恺撒当然希望共和国能够给予他应得的尊重与荣耀。而在恺撒的对手看来，恺撒早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他在高卢赢得的财富、威望、人心(尤其是大量部下的忠心)只会被用来攻击元老(以及庞培)所掌控的共和国。否认元老或者元老院的权威就等同于挑战共和国(res publica)本身，也就等同于发起革命当独夫。然而，如果恺撒真的按照其对手的要求放弃了官位，那么他很有可能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或者真的丧命。毕竟，过去的历史早已反复地证明了元老会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任何挑战其权威之人。

恺撒的地位并不是只与恺撒本人有关的私事。他已经在身处高卢期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络。士兵、军官、提供补给的商贩、蒙受过恺撒恩惠之人、在元老院里代表恺撒利益之人全都位于这张关系网内。许多人都为恺撒出过力，他们期盼着恺撒能够继续向其输送政治利益。如果恺撒遭受了羞辱或者失去了他的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些人就得不到回报了。所有罗马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人的地位都关乎他人的利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恺撒决定站出来反对元老们践踏保民官的权利就是因为如果他倒下了，还有很多人必定会受到牵连。恺撒等人深知历史上元老们动用武力的先例，他们这次的对手看起来也不会手下留情。归根结底，妨碍着恺撒归来的不是法律规定，而是政治互信。

罗马人走入了僵局。一些元老或许确实想要开战，但他们的准备严重不足。随着战争的逼近，元老们开始匆匆忙忙地召集部队，但直到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时候，他们的兵力都还很弱小。疏于防备的原因大概是过度自信，也许他们觉得恺撒最后一定还是会妥协的。然而，恺撒凭着他著名的“迅捷”(celeritas)行动打得对方措手不及。不过，就算恺撒已经率军行进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他也仍然试图和对手展开谈判。这场危机出其不意。元老们低估了恺撒。

恺撒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意外。恺撒进军只是为了解决某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他本人以及他的追随者应该如何在共和国里自处。他们从未威胁过共和国的存在，只不过是在受到元老院内一个派系的排挤和威胁以后为自己的利益发声而已。这场战争仅针对个别人，庞培派人士很快就逃离了意大利，而罗马的其他元老并未受到伤害，恺撒和这些人没有矛盾。在内战中获胜的恺撒与之前的苏拉或者马略都完全不同，他原谅了自己的敌人，希望求得和平。他没有杀人树敌，而是让这些失败者回到了元老院，像以往一样正常地议事，因为这些人都属于元老院，是共和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恺撒无意毁灭共和国。当然，恺撒的独特地位会损害其敌人的利益，让他的朋友获得好处，但这本就是共和国生活的常态。

五年后的公元前44年3月，恺撒长期统治罗马的地位给他招来了祸害，一些人严重质疑恺撒掌握的莫大权威是否能够与共和国制度并存。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共和国政治的运行已经因恺撒的存在而发生了扭曲。不仅如此，恺撒更计划着在东方大动干戈。假如他能够胜利班师，那么他的权势就足以逼迫共和国的所有传统精英都屈服在他的面前(虽然他们可能已经屈服了)。恺撒就是问题所在，解决之道一目了然，恺撒之死想来会让共和国的政局恢复原貌。元老们的顾虑一以贯之：在公元前49年，他们因此不愿让恺撒以执政官之身回到罗马；在公元前44年，他们同样因此悍然刺杀恺撒。

得手以后，行刺者离开了庞培剧院，高高举起手中染血的匕首，喊出了西塞罗的名字。他们让西塞罗来掌舵并非只因为他是名声在外的资深元老，还因为西塞罗本身就代表着一个传统。刺杀恺撒的行为近似于西塞罗当年清除喀提林党羽，都是为了在非常时刻挽救共和国而采取的血腥手段。西塞罗认为自己的做法延续了自格拉古时代以来的暴力传统。将近一百年以前，提比略·格拉古被人殴打致死；现在，卡西乌斯(Cassius)和布鲁图斯再次继承了元老的传统，谋杀了一位共和国的官员。在行刺者看来，谋杀恺撒只是又一次体现了罗马人不惜以武力保卫罗马秩序的光荣传统。

[77] 这些年来，人们对罗马政治的本质争论不休，开启这场讨论的是弗格斯·米勒（Fergus Millar）。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罗马的宪法形式以及政治实践都属于民主制。请参考Fergus Millar,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Classical Roman Republi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74(1984): 1-19; “Politics, Persuasion and the People before the Social War (150-90 B.C.)”,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76 (1986): 1-11; “Political Power in Mid-Republican Rome: Curia or Comitium？”,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79 (1989): 138-150。米勒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已经遭到了有力的反驳，例如Henrik Mouritsen, 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Karl-Joachim Hölkeskamp, Reconstructing the Roman Republic: An Ancient Political Culture and Modern Research (Princeton, NJ,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78] 例如Christopher S. MacKay, The Breakdown of the Roman Republic: From Oligarchy to Empi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Laurence Keppie,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Roman Legions (49 BC-AD 69)”,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 65 (1997): 89-102; Arnold Toynbee, Hannibal ’s Legacy: The Hannibalic War’s Effects on Roman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此外，Peter A. Brunt,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对早期的各种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值得参考。

[79] 既然罗马社会里不存在现代的各种民间组织，那么私交网络大概就是罗马人表达诉求的一个重要渠道了，其地位很可能比现代的民间组织更高。关于通过私交网络治理国家的例子，请参考Patrick Chaba and Jean-Pascal Daloz, eds., Africa Works: Disorder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Oxford 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trick Chabal and Nuno Vidal, Angola: The Weight of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7)。关于当代阿非利加的私交网络，请参考Salwa Ismai, Political Life in Cairo’s New Quarters: Encountering the Everyday State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80] 关于等级和社会地位，请参考Francis X. Ryan, Rank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Republican Senate (Stuttgart: Steiner, 1998), 52-71。

[81] 我们或许可以设想罗马的中下层民众会借助于这种关系网来组成某些活动于特定社会经济群体内部的互助组织。

[82]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1.

[83] Suetonius, Divus Julius , 1.

[84]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5.达到一定年纪、拥有一定地位的罗马女性有时候有资格享有丧礼献词。

[85]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6.

[86] Appian, Civil Wars , 1.105-106.

[87] Sallust, Historiae , 1.77; Appian, Civil Wars , 1.108-115.

[88] 庞培的履历很独特。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担任过较低级的官员，所以理论上没有参选执政官的资格。罗马的精英们灵活地应用了罗马宪法，省略了一般的法律要求，让明显不合要求的庞培得以当选执政官。
[89] Plutarch, Life of Julius Caesar , 1-2.

[90] 关于古代的海盗，请参考Philip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1] 关于这些事件，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大多来自西塞罗为这条法律所做的演

说De Imperio Cn. Pompei 。

[92] 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31; Cicero, In Catilinam , 1.

[93] Cicero, In Catilinam , 3.

[94] Cicero, In Catilinam , 4.

[95] 这场争论是Sallust, Bellum Catilinae 的核心内容。

[96] 请参考西塞罗《论格奈乌斯·庞培的军权》（De Imperio Cn. Pompei）和《论土地法》（De Lege Agraria ） 。
[97] Cicero, Pro Archia .

[98] Cicero, De Consulatu suo .

[99] 关于克洛狄乌斯，请参考W. Jeffrey Tatum, The Patrician Tribune: Publius Clodius Pulch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100] Suetonius, Caesar , 9-10; Plutarch, Life of Caesar , 9;

Plutarch, Life of Cicero , 28-29.

[101] Cicero, De domo suo . 西塞罗还对克洛狄乌斯的姐妹展开了异常猛

烈的人身攻击，Pro Caelio 。

[102] Cicero, De domo suo 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103] Cicero, Pro Milone .

[104] 例如James A. Froude, Caesar: A Sketch (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890)。

[105] Geor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Cosimo, 2007 [German ed., 1899]), 19-20.

[106] Christian Meier, Caesa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18-20.

[107] 关于恺撒的抱负，请参考Montaigne, Essays Ⅱ 36, Michael

Andrew Screech, ed. and trans., Michel de Montaigne: The Complete

Essay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855。

[108] Suetonius, Caesar , 40-44. 也可参考Martin Jehne, Der Staat

des Dictators Caesar (Cologne: Böhlau, 1987)。

[109] Caesar , Bellum Civile , 1.7-9. Meier, Caesar , 18-20.

[110] Caesar , De Bello Gallico, 1.1的开头就是一句特别著名的拉丁语“Gallia est omnis divisa in partes tres”（高卢人被分为三部分）。这句话的内容很明确，语气很果断，但其实说明了罗马人对高卢人的地理分布一知半解。

第五章 穆提纳：共和国的最后一战

公元前43年春，尤里乌斯·恺撒死后一年，五支罗马军队集结于意大利北部平原城市穆提纳(今天的摩德纳)附近，迪奇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被困在城中。围攻此城的是马克·安东尼，他指挥着至少四个军团的精兵和一大批应召入伍的新兵。此时的屋大维年纪尚轻。他本是恺撒的甥外孙，在恺撒死后成为恺撒的养子。他和执政官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 Hirtius)组成了联军，在一旁骚扰安东尼，等待解救布鲁图斯的机会。在他们的东南方，另一位执政官维比乌斯·潘萨(Vibius Pansa)正在小心地率军靠近，准备向他们增援。希尔提乌斯、潘萨和屋大维计划在会师以后与安东尼展开决战。公元前43年4月，他们击败了安东尼。

罗马的元老们大事庆祝了一番。看起来，安东尼战败意味着他们已经顺利地实现了暗杀的战略目标，终于摆脱了尤里乌斯·恺撒的阴影，恢复了自己应有的权威。穆提纳之战似乎标志着恺撒之死引发的政治风波已然结束。自苏拉上台以来，罗马人古老的传统秩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这一次仿佛也不例外。但元老们错了，穆提纳之战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古老的罗马共和国的命运再度返回正轨，意大利北部平原上的这场战斗未能彻底清除恺撒的遗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元老们目睹了胜利骤然化为失败的惨状，穆提纳之战竟然成了风雨飘摇的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战。

恺撒的遗产

尤里乌斯·恺撒以终身独裁官的身份统治了罗马，共和国高级官员以及地方总督的“选举”都由恺撒主导，他已经提前指定了未来几年的人选。前文提及的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战略要地山内高卢(Gallia Cisalpina)的总督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都是由恺撒亲自任命的。然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恺撒死后，这两位执政官也都率军去支援他对抗自命为恺撒继承者的安东尼。恺撒对于地方省份的安排最后反倒帮助了那些和恺撒或者所谓恺撒继承者作对之人，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曾经与恺撒本人非常亲密，比如希尔提乌斯。随着恺撒的死亡，他生前建立的政治关系烟消云散。现在，每个人都必须重新站队。

恺撒之死让罗马的局面变得云谲波诡。马克·安东尼仅在名义上控制着罗马，他是恺撒的副官，也是公元前44年的执政官。凭着暗含武力威胁的政治压力，安东尼说服行刺者们撤离了罗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喜忧参半的局面。他肯定知道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会直接前往山内高卢，控制当地的军团。换言之，安东尼放任自己的敌人获得了武装力量。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其他行刺者们离开罗马以后，安东尼有了准备的时间。

安东尼的政治资源不多，而密谋刺杀了恺撒的是一股拥有军队的强大势力。安东尼缺乏组织、没有军队，很可能也没有多少资金。他只能勉强与行刺恺撒的元老们保持脆弱的和平状态，暂且拖延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住罗马的稳定。身为恺撒的亲信，安东尼稍有不慎就会沦为众矢之的。

既然行刺者们已经离开，罗马的局势便得以平静下来。即使是在

恺撒遇害以后，罗马的平民也仍然忠于恺撒，对行刺者们充满敌意。

但后者的离去让平民无从下手，矛盾的爆发被推迟了。各方势力开始

运用自己的手段，展开各种各样的交涉。从3月下旬开始，一直到5

月，大家甚至都不是很确定自己需要加入某个“阵营”。似乎各方势

力很有可能在恺撒死后达成一致，确立一个稳定的政局。也许，人们

会原谅行刺恺撒者，安东尼的政治前途也不会遇到阻碍。恺撒死后的

罗马已经没有了牢固的政治同盟，曾经受到恺撒恩惠或者与恺撒亲近

之人不必听从安东尼的指挥，罗马精英群体当中几乎无人想要为恺撒

报仇或者把行刺者送上法庭。罗马政治变幻莫测。人们选择阵营的原

因是很难料定的，安东尼不能简单地断定当初听命于恺撒的人现在也

会接受他的领导。许多人很有可能更愿意看到恺撒死去，因为他们终

于不必向恺撒效力了。他们也许本就期待着摆脱独裁者的掌控，享受

元老的传统地位。

刺杀恺撒的主谋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盖乌斯·卡西乌斯仍然留在了罗马城附近。4月下旬，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抵达了山内高卢。在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这块土地仍被高卢人占领。后来，这里成为恺撒征服高卢乃至集结军力南下意大利的基地，驻扎在这里的军团离罗马最近。在恺撒死后扑朔迷离的政治环境下，山内高卢无疑特别重要。

就在行刺者们静观其变的时候，安东尼正在竭力寻找可用的资金，比如恺撒的个人资产以及罗马的国库。军事资源是更大的问题，他试图联系分散在意大利各殖民地的恺撒旧部。此时还很可疑地恰好有谣言称色雷斯(Thracia)的吉泰人(Getae)正打算入侵罗马，这让安东尼得以在马其顿组建起一支应急部队。[111]而且，马其顿本就是恺撒集结东征部队的地点。

掌控了马其顿的军团并且确认了吉泰人不会前来入侵以后，安东尼不必亲自奔赴马其顿。他派人替自己去把士兵们带回意大利。到了10月，安东尼的军队已经抵达了意大利南部的布伦迪西翁[Brundisium，即今天的布林迪西(Brindisi)]港。

此时，罗马的政局已然变得较为明朗，脆弱的和平即将终结。公

元前44年5月24日，恺撒遇刺的两个月后，有传言称安东尼想要推翻恺

撒对各个省份的安排，夺取地方的权力，掌握当地的大军，然后彻底

铲除异己，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6月初，安东尼

开始行动。[112]他成功地通过平民会议的投票剥夺了迪奇穆斯·布鲁

图斯的权力，卡西乌斯和马尔库斯·布鲁图斯都被派去负责处理粮食

供给的事务，必须离开意大利。另一位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科涅利乌

斯·多拉贝拉本有可能给安东尼造成很大的麻烦，但他得到了统治叙

利亚省五年的权力，享受着这份难得的荣耀。马其顿被正式地移交给

安东尼的弟弟盖乌斯·安东尼乌斯(Gaius Antonius)，而安东尼本人

则取代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成为山内高卢的总督。此时，如果单

论合法兵权，安东尼和多拉贝拉掌握的军力是非常充足的。

按照传统，安东尼做的这些事情原本都应该由元老来决定。因此，元老们怒不可遏。但这两位执政官顺利地压住了元老的反对意见，元老们无力发动群众来攻击安东尼，而安东尼却可以通过平民会议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或许，他真的很受民众支持；或许，他成功操纵了民意。凭着执政官和平民会议的权威，安东尼让罗马的宪法为己所用，他的对手几乎不能合法地加以阻碍。于是，许多元老都开始拒绝出席元老院会议，以此表示抗议。

安东尼的这一系列举动必定反映了他的政治判断。他认为他的对

手并不打算放过他。也许，暗杀恺撒只是他们计划中的第一步而已。

安东尼的总督职位让他得以远离罗马，避免受到敌人的起诉，安全地

等待政治气候的变化。不仅如此，高卢还有可能成为安东尼的基地，

让他复制公元前59年以后恺撒的人生轨迹，最终向罗马发起进攻。他

的敌人也许把安东尼看作了第二个恺撒，而安东尼或许也意识到了自

己的危险处境。行刺恺撒者恐怕不会介意再诛杀另一个暴君，脆弱的

和平就此崩溃。

在3月的月中节，马尔库斯·布鲁图斯高高举起了手中沾满鲜血的

匕首，呼喊着西塞罗的名字，但西塞罗本人很可能会感到意外。从保

存至今的大量信件与演讲稿来看，没有证据表明西塞罗知道他们打算

刺杀恺撒。更何况，西塞罗向来不是一个羞于自矜自伐之人。如果不

是真的不知情，他大概不会只字不提。暗杀发生以后，西塞罗一度离

开罗马又再次返回，他难以决定自己是否要逃离意大利。不过，西塞

罗同时也在积极地与各派势力打交道。他一边尽量地帮助行刺者，一

边又在公共场合与安东尼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这种亲密只是表象，

他完全不信任安东尼。

9月1日，安东尼坚决要求所有元老都来参加会议。西塞罗据说有

要务缠身，只得在第二天安东尼缺席的时候来到元老院。趁此良机，

他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篇《反腓力辞》(Philippicae，全十四篇，出版于

公元前44年9月至公元前43年4月末)中的第一篇，向安东尼发起了攻

击。他将这些演说比作三百年以前古希腊演说家、政治家狄摩西尼

(Demosthenes)对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驳斥，所谓的“反腓力辞”就

是由此而来。当年，狄摩西尼为了希腊的自由慷慨陈词；现在，西塞

罗也宣称他是为罗马的自由而战。

在9月的这篇演说词中，西塞罗尚且表示自己与安东尼是朋友，彼

此之间多有友好往来。然而，这次演说无疑是宣战声明。在后续的演

说当中，西塞罗的言辞更是变得越发尖锐。[113]他企图把元老们团结

起来，带领他们战胜安东尼，彻底颠覆恺撒开创的政治局面，让元老

们重新主宰罗马政治。也就是说，暗杀恺撒并没有实现元老们的既定

目标，而西塞罗想要完成这项未竟的事业，恢复元老的统治地位。安

东尼成功地在元老们反对的情况下重新分配了各地方省份的支配权，

这就足以说明行刺恺撒的目标确实尚未达成。现在，妨碍旧秩序复原

的罪魁祸首是安东尼。于是，西塞罗打算摧毁安东尼的政治权力，他

也许已经决意要再度动用暴力。

过了一阵子，安东尼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在罗马人看来，元老和元老之间应当是团结友爱、互相尊重的。因此，罗马政界人物的言辞通常都比较和善。然而，安东尼和西塞罗其实已经正式决裂了。发表演说以后，西塞罗回到了自己的别墅，以免在罗马的街道上与安东尼等人发生暴力冲突。西塞罗已经公然表示，等到安东尼在年末卸任执政官以后，他对行刺者做出的举措必定会遭到追究，他对地方省份的安排也会以威胁共和国论处，人们不会坐视安东尼独揽大权，西塞罗及其追随者都会勇敢地在罗马城中捍卫自由。

根据6月平民会议表决的结果，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得到了要求他

离开山内高卢的命令。可以想见，布鲁图斯不会心甘情愿地交出军

权。但是，按照法律，他的总督任期已经结束。他还接到了不得不遵

守的执政官命令，拒绝服从就意味着打响内战。他在罗马的朋友们劝

他不要放弃高卢，但他宣布自己会遵从法律的要求，带领军队回到意

大利。既然如此，他率领的军队就成了“正常”行进中的合法军队。

他可以顺利地进入山内高卢的每一座城市，享用当地提供的住宿场所

和食物。然而，当布鲁图斯来到穆提纳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穆提

纳坐落在一片肥沃而广阔的平原之上，城市的西、南、东面都有河

流，十分有利于防守。此外，穆提纳也是这片地区当中颇有规模、比

较繁荣的一座城市。布鲁图斯下令购买了粮食、宰了牛、腌了肉。现

在，布鲁图斯有了防备完善、补给充足的据点，他开始等待敌人的到

来。

正当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据守穆提纳之时，马尔库斯·布鲁图斯

和卡西乌斯开始在东方召集部队。卡西乌斯试图从多拉贝拉手中夺取

叙利亚，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则着眼于马其顿。此时的安东尼仍然在

罗马城中寻找资金，但他发现一位新的恺撒成了自己的心头大患。

尤里乌斯·恺撒在遗嘱中指定他年轻的甥外孙屋大维作为自己的

继承人，并且将其收为养子。屋大维立刻开始按照罗马的传统自称为

恺撒，当时的史料也是这样称呼他的。不过，现代的文本往往还是称

其为屋大维。[114]抵达罗马以后，他看起来不甘于仅仅成为恺撒的私

产继承人(他要求安东尼归还其擅自使用的资金)，更想要成为恺撒的

政治继承人。他毫不吝啬地用金钱去换取恺撒的政治遗产，并且要求

制裁那些行刺其养父之人。这些举动令其和安东尼产生了竞争。在公

元前44年，有人主张尊奉恺撒为神明。领头的有可能是安东尼，但受

益最多的大概是屋大维。既然恺撒是神，那么屋大维就可以自命为神

子(divi filius)，更有力地团结起那些仍然忠于恺撒之人。屋大维试

图取得罗马平民和恺撒旧部的支持，并且向安东尼展露出了敌意。对

此，安东尼的回应很友善。[115]然而，早在公元前44年6月，屋大维就

让西塞罗知道了自己更倾向于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站在一起，表现

出要引领恺撒派与行刺者和解的姿态。[116]

到了这一年10月，安东尼和屋大维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当紧张，屋大维甚至已经开始召集恺撒的旧部。他用极其丰厚的待遇表达了自己的诚意，每个士兵或许都得到了多达两千赛的巨款(他们一整年的薪水也不过九百赛而已)。屋大维慷慨解囊的手笔、恺撒继承人的身份、善待恺撒旧友的行径至少让一些恺撒旧部愿意与他为伍。

但是，安东尼已经从马其顿调来了军团。自暗杀事件发生以来，

他第一次拥有了较大的军事优势。如果有必要，安东尼可以用这些部

队击垮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然后掌控意大利半岛全境。然而，当安

东尼来到布伦迪西翁视察这五个军团的时候，他发现士兵们不太愿意

听从他的指挥，因为安东尼给出的奖励只有四百赛。[117]这反倒惹得

安东尼动用了严厉的手段。罗马人对于叛乱士兵的传统惩罚措施是所

谓的“十一抽杀”，即随机处决十分之一。安东尼命人逮捕了带头叛

乱的军人，然后抽签处死了其中的一部分，虽然他并没有严格地按照

传统杀死十分之一那么多。[118]恢复了秩序以后，安东尼选出一些士

兵作为自己的个人卫队，接着命令剩下的部队沿着意大利东海岸线北

上至阿里米努姆[Ariminum，即里米尼(Rimini)]，他本人则返回了罗

马。从恺撒遇刺开始，直到现在，安东尼终于掌握了军队，有了强大

的力量。看起来，安东尼或许可以无视掉让他如芒在背却过于年轻、

根本未经世事的屋大维。

此时的罗马城中发生的事件很可能进一步增强了安东尼的信心。

在安东尼出城的时候，屋大维从恺撒的殖民地带回了一些老兵。然

而，尽管屋大维做了一番颇有煽动性的演说，但他未能说服这些军人

跟着他一起行动。[119]他们来此是为了替恺撒复仇，而不是与安东尼

相争的。这些人的根本目标是确保恺撒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不会被剥

夺，而安东尼最有可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几乎没有人认为除掉安东尼

会有助于扩大恺撒旧部的影响力。更何况，安东尼现在仍然大权在

握。于是，屋大维聚集起来的军队很快就土崩瓦解，他似乎已经无望

成为恺撒的政治继承人。

但是，安东尼的麻烦其实才刚刚开始。屋大维的出现让恺撒派有

了一个另择明主的机会，而被安东尼施以抽杀的军团正好有意报复。

马尔斯军团和第四军团都选择了叛变，在北上的途中擅自脱离队伍，

朝着罗马进发。他们止步于亚平宁山区的阿尔巴·福肯斯(Alba

Fucens)，位于罗马城东面一百公里处。安东尼在实行抽杀的时候以为

这些军团没有别的政治路径可选，然而现在这些军团正在离安东尼而

去。他调动了所有的军力一同出城前去解决叛乱问题，但叛军只以箭

矢相迎。于是，安东尼退避至罗马城东北方三十公里处的提布尔

(Tibur)。

这场叛变给安东尼造成了重重的一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军队确实有着自己的政治意愿。而且，在恺撒的时代刚刚结束的这个时期，他们大有机会充分地表明其立场。不过，此时的安东尼实力尚存。在提布尔等待着他的是一些恺撒的旧部，他们想必是安东尼派人去召集来的。有不少元老也出城来会见安东尼，向他致意，表示自己仍然忠诚，愿意为他效力。但另一边，屋大维正在前往阿尔巴，迎接这支刚刚归附于他的军队。

接着，安东尼率军离开了提布尔，准备前去阿里米努姆和其他的军团会合。他现在掌握的军团至少有第二军团、第三十五军团和云雀军团(Alaudae)这三支部队，约一万五千人。非常规手段召集起来的恺撒旧部不下于六千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新兵。在公元前44年12月，安东尼向穆提纳进军，开始围攻这座城市。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据守穆提纳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军事考虑。他

所率领的部队(大约一万六千到两万人)并不算少，但这些士兵不是安

东尼麾下身经百战的精锐。如果正面交手，布鲁图斯几乎必定会被击

败。然而，就算考虑到罗马人攻城的精湛技巧，防守据点也仍然是非

常有利的作战环境，进攻方势必要付出异常巨大的代价。罗马人攻城

的技术恰恰可以被用来守城。而且，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有着充分的

时间来好好地布防。不过，虽然躲在城内的布鲁图斯暂时安全了，但

他终究还需要援军的帮助。根据他的政治判断，安东尼在元老院里的

对手一定会动员起足够规模的军队来解救他。为了赢得战争，布鲁图

斯必须让他和安东尼之间抢夺地方省份控制权的斗争迅速地升级为一

场大规模的全面内战，他需要让政局偏向于自己。

政治风向转变：西塞罗的号召

执政官是元老院会议的主持者，而安东尼已经勾结了另一位执政

官多拉贝拉。因此，在公元前44年12月之前，元老院并没有什么明显

的动静，西塞罗的抗议看起来只是极个别的例外。至于平民会议，民

众基本上都支持着安东尼，忠于已经逝世的恺撒。所以，安东尼在这

一时期较为牢固地控制着罗马的政治机关，但他未能实现真正的团

结。从6月开始，一些执意与安东尼作对的元老经常不参加会议，无声

地表达着反对意见。这就是安东尼一度敦促元老们前来与会的原因。

然而，在公元前44年将尽之时，多拉贝拉乃至安东尼都离开了罗马

城，于是西塞罗等人乘机抓住了政治主导权。12月20日，西塞罗发表

了第三篇《反腓力辞》。元老院发表决议声称应当取消安东尼对地方

省份的安排，同时要求安东尼停止攻击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并且指

示安东尼前去他自己的省份(马其顿)。但是，根据罗马宪法，元老院

最多只能向执政官建言而已(虽然这两位执政官恐怕都不会采纳他们的

建议)。而且，尽管元老院可以对平民会议的决定表示反对，却无法取

消其实际效力。

公元前43年1月1日，元老院召开了会议，见证两位新的执政官宣誓上任—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和维比乌斯·潘萨。他们二人的官职都由尤里乌斯·恺撒亲自指定，他们也是恺撒生前的密友，人们通常认为恺撒对亚历山大战争的描述其实是希尔提乌斯代笔写就的。然而，这两个人都不怎么喜欢安东尼。元老院即将就北方的紧张局面展开讨论，作为执政官，他们二人都是会议的主持者。此外，西塞罗等人也打算好好地利用这次发表意见的机会。

远在穆提纳的安东尼既不能控制元老院，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辩白。不过，他毕竟有很多朋友可以代劳。关于这次会议，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详细的记录。据史料记载，这次讨论持续了很久，双方争执不休，时而口出羞辱之词。[120]维护安东尼者以昆图斯·卡里努斯和卢奇乌斯·皮索为首，他们强调了安东尼有着平民会议的支持。而另一边的西塞罗把安东尼描绘成了危害国家的心腹大患。即使安东尼本人没有机会亲自过来辩解，西塞罗也认为应当宣布安东尼为公敌，这不禁让人回想起西塞罗当年处理喀提林阴谋的做法。

罗马的法律有利于安东尼，西塞罗的提议是不合宪法的。12月末，西塞罗在第四篇《反腓力辞》当中甚至把安东尼和斯巴达克斯相提并论，用以说明罗马应当绕开法律和公民权利，对安东尼采取非常措施。[121]西塞罗的攻击重点在于安东尼处决布伦迪西翁叛乱士兵的行为，他将其渲染为独夫残杀公民的暴行，他明显是把维持军纪的合法行为与非法的暴力行径混为一谈了。假如西塞罗能够让元老和人民相信安东尼在布伦迪西翁的行为确实是攻击罗马人民的暴行，那么他或许也有可能让安东尼被认定为国家公敌。

西塞罗还明确提及要为保护共和国而授权执政官采取特殊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元老院最后通牒”(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122]换言之，他在明确地要求元老院复制过去的八十年间一次又一次打压人民领袖的暴力手段，他本人在公元前63年处决喀提林党羽的行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西塞罗一方面认为这次的危机尤其严重，另一方面也认为元老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应对经验。

西塞罗的这种言论显然不太可能赢得多少民众的支持，甚至那些

比较讨厌安东尼的元老乃至西塞罗自己的“团体”都不是很认可他的

观点。最后，西塞罗等人提出要颁布一条实质上对安东尼宣战的法

令，但这项提议在表决流程开始之前就遭到了某位保民官的否决。然

而，保民官只能拖延时间罢了。今天的会议固然结束了，但元老们第

二天还会再次齐聚一堂。等到那个时候，元老们恐怕还是会颁布对安

东尼不利的法令。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内战看起来就在眼前，但是安东尼的家人以

及许多拥护者都还留在罗马城内。他们觉得自己仍然是比较安全的。

这天晚上，安东尼的家人穿上了丧服，极力为安东尼拉拢人心。他们

的积极活动最终取得了成效，第二天的会议没有按照西塞罗等人的设

想进行。或许，元老们终究难以下定决心采取那样极端的措施，因为

很多元老都是安东尼的朋友。毕竟，元老院是一个狭小的精英圈子，

元老和元老之间无论敌友都是交往多年的熟人。[123]在出版的第五篇

《反腓力辞》当中，西塞罗设想了元老们支持安东尼的原因：“他是

我的朋友”“他是我的亲戚”“我还欠着他的钱”。欠钱的这个理由

其实是个笑话，因为安东尼花钱之多可谓臭名昭著，他一直都缺钱。

无论如何，西塞罗的这种描写很好地反映了罗马精英阶层之间的政

治、社会关系。安东尼或是以本人身份或是以恺撒亲信的身份在元老

院中长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很多元老都是安东尼的朋友或者愿

意向他效忠。更何况，安东尼酷爱交际。虽然他的对手将其贬为酗酒

者，但以他为中心的那一张社交关系网络必定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曾经试图把罗马人的关系网络给梳理清楚，但最后只能不了

了之，因为这种网络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网络的所谓中心

和边缘也只是焦点不同所致。就算我们只截取某个特定的部分，比如

安东尼的朋友或者西塞罗的朋友，网络之间的重叠也是难以避免的。

虽然某些人在某个阶段互相视若仇雠(例如西塞罗、克洛狄乌斯、安东

尼)，但他们很可能一度是密友。举例而言，身为安东尼的盟友及其同

年执政官的多拉贝拉其实是西塞罗的女婿。每当动用人脉的关键时刻

来临，身处关系网内的人们就得做出选择，或是出手相助，或是袖手

旁观，或是为了另一个朋友而对这一个朋友倒戈相向。在罗马人的政

治—社会生活当中，像西塞罗对安东尼那样宣布与某人为敌会划出一

道深刻的裂痕，因为原本将大家包括在内的整个关系网络现在必须分

裂开来，安东尼的朋友不可能再与西塞罗为友。

一些人或许认为安东尼的所作所为才是正确的，对西塞罗的激烈

言行持怀疑态度。也许，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西塞罗的盟友，比如

那张年轻气盛的新面孔—屋大维。西塞罗的第二篇《反腓力辞》虽然

只以书面形式宣传了他的观点，但是任何读者都能感受到这些文字中

蕴藏着炽热的情感。西塞罗极力为自己做了辩护，并且猛烈地攻击了

安东尼。他宣称安东尼有龙阳之好、沉溺于酒色、腐败堕落，即便是

在拜访老兵的时候也不忘带上一位女演员，让自己“沉浸在温柔乡

中”。[124]作为现代人，我们或许会怀疑这种针对安东尼的人身攻击

是否真的足以引发一场内战，但我们在看到这些辱骂之词的同时也应

该注意西塞罗在二十年前曾经也满怀着热情主张省略司法程序，处死

喀提林阴谋的参与者，他当时提出的理由是保卫国家。而安东尼恰恰

在这一点上和西塞罗有着严重的矛盾，安东尼认为西塞罗以政治顾问

的身份向行刺者们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从而参与了谋杀恺撒的行动。

西塞罗又一次和绕开法律程序的暴力行为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或许

还颇为自豪。

罗马公民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免受专横暴行的侵害，如果安东尼

真的成了公敌，他本人乃至其追随者的公民权都会被抛在一旁。西塞

罗鼓吹的就是为了预防安东尼侵害其他公民的安全而侵害安东尼的安

全。这至少是一件看起来十分古怪的事情，光凭恺撒死后发生的那一

系列事件还不足以让人们普遍接受对安东尼采取这种非常措施。毕

竟，安东尼在勉强掌控罗马的时候并未大开杀戒，人们不觉得他是一

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杀人怪物。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权力。共和国是否

容得下安东尼呢？恺撒和庞培尸骨未寒，如果在这个关头轻举妄动，

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很有可能给自己招来又一场血淋淋的内战。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太愿意宣布安东尼为公敌。相反，在某些

人眼里，西塞罗派的极端言论或许才是威胁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最大祸

害。

在这种命运攸关的重大抉择面前，意识形态和政治投机心理或许

会影响人们的选择，但罗马元老毕竟已经是罗马政治、社会结构中的

赢家，不管是论财富还是论权力都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像他们这样

的既得利益者，很可能会首先担心失去既有的利益而不是汲汲于不确

定的未来收益，内战势必会迫使人们做出艰难的选择，与亲朋好友刀

兵相见。罗马政治精英的关系网络错综复杂，人们很难迅速地判断出

彼此在内战中的政治归属。例如，某个人或许对西塞罗更有好感，甚

至深深地认同其观点，但他的朋友或者亲人有可能已经决定效忠安东

尼。那么，即使他基本赞同西塞罗的说法，也不一定愿意为此而与自

己的朋友打得你死我活。

大部分的元老很有可能处在这两个人的中间，没有明显的偏向，

难以决定要支持哪一方。罗马人早已熟知内战所带来的灾难：许多人

的家人朋友都会被杀死，他们的财产会被剥夺，内战的最终结果更是

难以预料。借助于这种疑虑和恐惧，安东尼的支持者们奔走呼号，让

第二天的会议偏向了安东尼，[125]西塞罗鼓吹的强硬措施并未得到大

多数人的赞同。不过，元老院还是向安东尼下达了一份最后通牒，屋

大维的军权有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此时，他正在

阿尔巴，和两个军团还有一些其他部队待在一起。最后通牒的起草者

是西塞罗，他敦促安东尼撤离高卢，服从元老院的权威。[126]

安东尼做出了回应，声称自己当然会在任何事务上采纳元老院的

建议，但他现在必须遵从法律的要求，对抗迪奇穆斯·布鲁图斯。

[127]公元前43年1月，西塞罗发表了第七篇《反腓力辞》。他描绘了执

政官们调集部队的景象，并且提到了罗马城中的军工厂。西塞罗丝毫

无意与安东尼妥协。一些元老尚未下定决心，他们不确定有开战的必

要。其中或许有一部分人依然试图寻求和平，但和平就意味着要保证

安东尼的人身安全。西塞罗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宣称罗马已然身处

战争之中，和平是不可能的。他担心犹豫不决的元老有可能干扰执政

官们集结兵力，妨碍战争的进行。

2月3日，元老们收到了安东尼的回复。他提出了一个实现和平的妥协方案，代他发言的是他的亲戚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Julius Caesar)。安东尼表示自己可以撤离山内高卢，但前提条件是让他统治长发高卢(Gallia Comata，高卢的中北部)，在五年的时间内掌握六个军团。同时，他要求元老院认可他在担任执政官期间颁布的法令，包括为恺撒旧部设立殖民地的命令。

西塞罗认为，就算元老院满足了安东尼的要求，战争也依然不可避免，只是稍稍延迟了一阵子而已。他援引了尤里乌斯·恺撒当初担任高卢总督的先例。在地方上统治了十年以后，恺撒反而积累起了更加庞大的资源，进而战胜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庞培。西塞罗强烈要求元老们抛弃幻想。终于，元老院拒绝了妥协，决定开战。安东尼麾下的士兵得到了短暂的赦免期，在此期间主动离开就可以免于获罪。元老们的决心也让西塞罗在接下来的演说当中首次充满了信心。

双方的谈判看起来是有可能得出结果的。他们似乎并不是在假惺惺地走流程，只等获得出兵的借口。山内高卢换长发高卢的提议非常实在，因为安东尼对穆提纳的围攻有着不小的风险。此外，虽然意大利有很多恺撒旧部支持着安东尼，但他大概还是认为求得短暂的和平更有利于自己进一步增强兵力、提高威望。而且，就算这五年的和平真的很脆弱，双方也仍然有可能趁此时机通过反复的谈判来解决分歧，让所有人都免受战争之苦。

然而，此时的局势异常紧张。行刺恺撒者以及西塞罗派都不愿意信任安东尼。换言之，安东尼的处境很像是公元前49年的恺撒。考虑到罗马政治史上血淋淋的先例，安东尼不太可能不选择恺撒走过的道路。尽管西塞罗看起来未免有些过于好战，但他的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安东尼完全有可能真的只是在拖延时间。

而且，拖延时间无疑有利于安东尼。他派人渗透了穆提纳。据说，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找出了一些间谍。他把人们聚集到广场上，让军人和平民分别站到两边。安东尼的间谍们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算是军人还是平民，于是就被抓了出来。[128]不过，就算这些史上罕见的笨拙间谍被抓住了，城内的消息也还是轻易地传到了城外。冬去春来，城内储存的食物越来越少。如果安东尼能够在元老们下定决心开战之前顺利地拿下穆提纳，这个既成事实会大大地改变元老们的想法，因为掌握了穆提纳的安东尼没有后顾之忧，完全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屋大维和两位执政官。

走向战争：调兵

宣布安东尼为公敌以后，元老们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

施，西塞罗派就此取得了政治胜利。现在，西塞罗开始组建一个乍一

看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既然战争已经爆发，元老们就宣布罗马

进入了紧急状态，要求执政官们调集军队。元老们自己也把托加袍换

成了战袍。屋大维被提拔为罗马官员，并且得到了一座属于他的荣誉

雕像。[129]元老们还把东方的一些部队交给了马尔库斯·尤尼乌斯·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正式对其先前的非法调兵行为表示了支持，让

行刺者们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与元老院站在一起。获得合法地位的还

有庞培的残党，他们现在的领导者是伟大的庞培的儿子塞克斯图斯·

庞培。这个松散的联盟至少在名义上服从于元老院的指挥。此外，元

老们也向西部的各位总督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发兵攻打安东尼。其

中有位于西班牙、掌握四个军团的著名的马尔库斯·李必达，手握三

个军团的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和控制着四个军团的

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Munatius Plancus)。

这三个人不一定忠于元老院，尤其是考虑到他们之前都和恺撒走

得很近。不过，自恺撒遇害以来，他们一直都不曾采取任何行动，他

们手下的军队也未曾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原先忠于恺撒之人仿佛

已经作鸟兽散，元老们下达的命令其实是寓意深远的警告，西部的各

位总督现在必须决定自己究竟要站在哪一边。过去的阵营固然不会毫

无影响，但这些将领及其部下更加关心的还是那些比较实际的因素。

比如，谁获胜才最有利于自己、谁有可能在战后掌权。当然了，如果

执政官和屋大维能够在高卢、西班牙的军团登场之前就解决掉安东

尼，那么这些总督的选择就不成问题了。兵贵神速，这场战争尤其如

此。

西塞罗等人的策略一以贯之，非常明确。他们想要尽快消灭安东

尼。到了公元前43年2月，行刺者们看起来已经渐渐掌控了东方的局

面，让西塞罗等人大为放心。布鲁图斯控制了马其顿；安东尼的弟弟

盖乌斯沦为俘虏；多拉贝拉的亚细亚、叙利亚远征化作了灾难，他在

行刺者的军队夹攻之下无望突围，被迫选择了自杀。除了克莱奥帕特

拉的埃及以外，东方的所有土地都落入了行刺者的手里。西边的李必

达和普朗库斯看起来也决定了要对元老院效忠，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他

们的忠心到底经得住怎样的考验。众所周知，波利奥是安东尼的朋

友。然而，他无法为安东尼提供实质性援助，因为李必达控制的省份

就阻挡在他的面前。公元前43年1月，西塞罗提议褒奖李必达。这说明

李必达的军队原本有可能改变意大利的力量对比关系，但他并没有出

手干涉。[130]

看起来，西塞罗深信自己能够凭着元老院的权威让安东尼陷于孤

立无援的窘境，让所有的前恺撒派人士都不敢联合起来挑战元老院一

方的势力。而且，西塞罗等人似乎还认为年轻的屋大维已经彻底融入

了自己这一边。公元前44年12月，屋大维设法控制了两个精锐军团以

后，西塞罗不吝言辞地对其大加赞美。在他看来，屋大维可以领导那

些不愿支持安东尼的恺撒派，让他们与西塞罗派实现和解。屋大维的

价值不仅在于他手中的精英部队，还在于他的身份。恺撒继承人和元

老院站在一起的政治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西塞罗等人想必从中看到了

巨大的价值。相比之下，安东尼仿佛只是孤家寡人一个。

各地的部队早在元老院赋予其合法性之前就已经集结起来了，但

这个授权的过程遵循了罗马宪法的传统。共和国的军队理应服从元老

院的领导，由元老来做具体的指挥工作。两位执政官在2月正式宣战以

前固然做了不少的准备，但只有在宣战以后才迅速地做出了大动作。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前去与刚刚获得了大量兵力的屋大维会合，接手

了两个军团的指挥权。既然屋大维已经被拔擢为官员，执政官也亲自

前来指挥，那么这支部队就正式成了共和国的军队。另一位执政官维

比乌斯·潘萨则前往乡间征兵。这两位执政官都直接掌握着兵权，遵

从了元老院的意志，延续着共和国的悠久传统。共和国的军队代表着

共和国作战。

希尔提乌斯和屋大维率领着军队缓缓地向北行进，他们计划在维

比乌斯·潘萨赶上来以后再展开大规模的行动。然而，有消息称迪奇

穆斯·布鲁图斯的部队危在旦夕。于是，他们只好加快了脚步。希尔

提乌斯和屋大维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穆提纳东南方大约四十二公里处的

博诺尼亚[Bononia，今天的博洛尼亚(Bologna)]，却发现这块平原上

的河流正在泛滥，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察觉到敌人靠近的安东尼派出

了骑兵，双方部队展开了多次小规模冲突。屋大维和希尔提乌斯暂时

还无法直接进攻安东尼，但他们的到来提振了穆提纳守军的士气。现

在，意大利北部已经有了四支部队，而第五支也即将抵达。[131]

与此同时，西塞罗等人正在罗马城中利用自己的权威为战争做准

备，他们开始征收新的税款。罗马公民已经有至少一百二十年未曾交

过直接税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地方省份。但是，多年的动荡

让罗马的国库变得空虚。而且，就在尤里乌斯·恺撒遇刺之前，他很

可能为了备战帕提亚而把一大笔资金从意大利转移到了希腊。后来的

安东尼也竭尽所能地为战争搜集了一些资金。因此，为了筹集军费，

元老院开始对所有元老的财产征收百分之四的税款，并且要求元老们

根据自己在罗马城内房产的屋面砖块数缴税。狄奥(Dio)称之为“四奥

波勒斯(four-obol)税”，这是每一块砖对应的税额。[132]

后面的这个数字并不是随意定下的，一块屋面砖的四奥波勒斯税

款相当于一名罗马军团士兵一天的薪水，古罗马社会的不平等可见一

斑。这些税款全都由元老承担，这可能是因为罗马的传统就是由富人

在危难之际出资救国。也许，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国内的政治纠

纷。或许，这是为了强制要求元老们以“捐款”的形式对重获新生的

元老院表忠心。倾向于支持安东尼的元老们本来可以安坐在罗马城

中，默默等待战争的结束。然而，西塞罗等人征收的税款让他们不得

不为此而付出代价。据说，有安东尼派嫌疑的元老需要缴纳额外的数

目。[133]

罗马的局面尚未稳定。在前一年的12月，许多元老都去了提布尔，在安东尼面前宣誓效忠。但到了此刻，他们反而出资对抗安东尼。有意选择安东尼的元老们想必忐忑不已，因为无论是投奔安东尼还是留在敌方控制的罗马城中都有着不小的风险。不过，最后留在城内的安东尼派元老并没有受到多少伤害，西塞罗等人表现了他们对法律的尊重，这也许是因为罗马人实在不愿意再次目睹几十年前苏拉和马略相争造成的那种血流成河的景象。[134]

此时的西塞罗等人还没有牢牢地把控住罗马城的局势。曾经效忠恺撒、现在支持安东尼的普布利乌斯·文提迪乌斯(Publius Ventidius)逃到了坎帕尼亚，试图聚集起恺撒的旧部。很快，多达两个军团的士兵就来到了他的旗下，文提迪乌斯顿时掌握了罗马城附近最强大的部队(因为屋大维和两位执政官都到了北方)。他作势要进攻罗马，令许多人恐慌不止。其目标大概是西塞罗，但西塞罗成功地逃走了。接着，文提迪乌斯率军北上，跨越了亚平宁山脉，打算与安东尼会师，罗马城并不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

然而，元老院的军队拦住了文提迪乌斯的去路，迫使他撤退至意大利东部的皮齐努姆(Picenum)。这是文提迪乌斯的故乡，他在这里又召集了一个军团，并且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战事做准备。随着他的到来，意大利的北部已经有了六支部队。

穆提纳：共和国的胜利

时至这一年4月，潘萨已经召集了一万六千人到两万人。然后，他动身前去和穆提纳城外的军队会合。4月13日，为了防范安东尼出兵拦截援军，屋大维和希尔提乌斯派出了麾下最精锐的马尔斯军团和屋大维的个人卫队。这些士兵大概一共有一万人，他们将在迪奇穆斯·卡尔弗里努斯(Decimus Carfulenus)的带领下护送援军抵达穆提纳城外的营地。但是，第二天，安东尼的部队早已埋伏在潘萨等人必经的堤道两侧的沼泽地中。卡尔弗里努斯的人察觉了敌方埋伏的踪迹，但就在他们进一步判断形势的时候，安东尼的贴身卫队包了过来。然后，卡尔弗里努斯的部队分成了两部分，分别向沼泽地里的安东尼部队进攻。阿庇安(Appian)为我们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这场战斗：

地图3：意大利北部

在怒火与私利的驱使下，士兵们奋不顾身地扑向对手，坚信他们不只是为将军，更是为自己而战。身为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们不会大声吼叫，因为呼喊声是吓不倒这些对手的。无论战况如何，他们都不会在交手时发出任何毫无意义的声音。沼泽与沟渠让双方都无法发起冲锋或者调兵攻击对方的侧翼。同时，无论哪一方的士兵都不能迅速地击退另一方。于是，他们只得纠缠在一起，仿佛在用剑刃摔跤一样。这些士兵的每一次攻击都很精准。但受击者不会痛苦地哀号，只会硬着头皮承受下来，直至死亡，最多只不过是重重地喘息而已。倘若有人倒下，他的同袍会立刻将其抬走，另一位战士会过来填补空缺。这些百战精锐不需要他人的鼓励。他们的经验令其足以成为自己的督战官。疲惫之时，他们会暂且后撤。等到体力恢复，他们又再次开始缠斗。看到这样严明的军纪和安静的战场，新兵们不禁赞叹不已。[135]

老兵部队之间的战斗是井井有条的血腥厮杀。古代的战斗就是这

样残酷的肉体对抗竞赛，被敌人吓倒乃至后撤就有可能导致阵线的全

面崩溃。因此，可怕的装扮、战吼、冲锋的声音是常见的心理战手

段。无论总兵力如何，被吓倒的敌人就会后退，而后退距离溃败只有

一步之遥。不过，在穆提纳的这场战斗当中，双方的士兵都深知对手

和自己一样谨遵纪律，不会被轻易地吓跑，因为他们都久经战阵。所

以，这第一场战斗是士兵之间硬碰硬的较量。双方都没有施展战术的

余地，只能让士兵们展开残酷的生死搏斗。

即使潘萨带来了新兵，战斗也未能迅速地分出胜负。终于，潘萨

的负伤打破了僵局。他的部下保护着他撤离了战场，回到博诺尼亚。

然后，没有了将领坐镇指挥，经验不足的新兵们开始动摇了。先是少

数人退缩，然后很快就演变成集体溃逃。老兵们也不得不跟着撤退，

只不过他们还能保持秩序，可以尽量地掩护新兵后撤。在此之前，没

有直接参战的那些人已经预先造好了营地。于是，被击败的士兵们来

到了刚刚筑就的据点。总之，虽然卡尔弗里努斯带来的老兵并未受到

严重的损伤，但前来支援的新兵被安东尼的精锐施以重重的一击。接

着，得胜的安东尼部队似乎已经满足，无意乘胜追击。[136]

安东尼的士兵们转而朝着穆提纳的方向前进，却在路上遇到了带

着一整个军团生力军的希尔提乌斯。虽然刚刚才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战

斗，但安东尼军队的去路已经被截断了，他们不得不应战。这一次，

希尔提乌斯的军团粉碎了安东尼的阵线，将对手逼入了沼泽。夜幕降

临以后，安东尼的骑兵部队过来搜寻幸存者，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作

高卢广场(Forum Gallorum)的小镇。这个镇子早已做足了防备工作，

安东尼的部下可以安然过夜。第二天，他们回到了穆提纳城外的营地

里。某个叫作伽尔巴(Galba)的人曾在4月20日给西塞罗写了一封信，

声称希尔提乌斯此战缴获了两面军团鹰旗和六十面百人队军旗。如果

他所言不虚，安东尼的军队几乎已经被尽数歼灭。但从后续的事件来

看，伽尔巴未免有些夸大其词。[137]

自古典时代以来，在大约两千年的岁月里，这附近的地理面貌很

可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很难确定这次交手时双方的各

场战斗究竟发生在哪些地方。潘萨先把部队聚集于博诺尼亚，然后试

图沿着四十二公里长的埃米利乌斯大道(Via Aemilia)直达穆提纳。如

地图3所示，众多细小的河流从西南面的亚平宁山区流往东北方的亚得

里亚海，把意大利北部的这块平原分割得支离破碎。博诺尼亚城外几

公里处现在有几块湿地，大约就在雷诺河(River Reno)旁边。但这些

湿地距离博诺尼亚太近了，当年双方交战的沼泽应当在稍微远一点的

地方，那样才会使潘萨的军团需要在途中的营地里休息，而潘萨本人

则可以直接撤到博诺尼亚城内。因此，今天的萨莫贾桥[Ponte

Samoggia，当年或许被称为“半程点”(Ad Medias)]附近的湿地更有

可能是当初的战场，这个地方大约就在博洛尼亚和摩德纳之间的中点

上。安东尼的部队在返回营地的路上被拦了下来，然后据说撤到了高

卢广场，他们的位置应该是比较接近摩德纳的。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

个小镇究竟在哪个地方，但当地人似乎认为今天距离摩德纳十四公里

远的艾米利亚自由堡(Castelfranco Emilia)就占据着高卢广场的旧

址。

兵力遭受损失以后，安东尼所面临的战术、战略形势也随之发生

了变化。他开始避战，穆提纳守军的处境只会不断地恶化，安东尼完

全可以安然等到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走投无路。现在，需要出手打破

僵局的是希尔提乌斯和屋大维，但他们不能莽撞地冲向安东尼的营

地。4月21日，希尔提乌斯和屋大维带兵绕道去攻击了一个可能比较薄

弱的据点，以求一举突破安东尼的包围圈或者引他出来，安东尼果然

出兵还击。在接下来的战斗当中，安东尼的军队力不能支。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安东尼的兵力不得不分散在城市周边的各个营地里维持

包围圈。等到远处的部队集结完毕，早先投入战斗的两个军团已经落

败。希尔提乌斯成功拿下了安东尼的一处营地，但他本人却在安东尼

的后续部队抵达以后不幸战死。接着，受到巨大压力的希尔提乌斯所

部被赶出了营地，但屋大维下令发动了又一次进攻，夺回了希尔提乌

斯的遗体，然后再度被迫撤离。

事后，屋大维宣布他们又取得了一次大胜。然而，安东尼依旧维持着包围圈。他的营地也安然无恙。而且，三位过来夹击安东尼的将军一死一伤。安东尼依然拥有主动权，不过他并不打算继续围攻穆提纳、诱使屋大维主动进攻自己的据点，而是决定撤退。

尽管安东尼夺回了自己的营地，击退了敌方的攻势，但他依然身

处困境。据史料记载，安东尼在第二次交战以后才决定离开穆提纳，

但其实，他有可能早已做出了这个决策。当然，安东尼可以一直等到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被迫投降，但就算占领了穆提纳，他麾下的士兵

也未必还能击败屋大维和潘萨的联军，他甚至有可能反而被围困在补

给已经耗尽的穆提纳城中。简而言之，穆提纳的军事意义越来越小。

纵观全局，此时的文提迪乌斯正处于博诺尼亚南面。穆纳提乌斯·普

朗库斯和李必达将从北边抵达，波利奥稍远一些，但也在奔赴意大利

的路上，这些人的意图尚不明确。但如果安东尼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

经遭遇大败，那么他们恐怕不会为他雪中送炭。反之，假如安东尼得

以摆脱元老院的军队与他们会合，那么他就有可能争取到他们的支

持。毕竟，现在掌控着高卢、西班牙军团的这些统帅曾经与安东尼共

事，他们之间几乎必定已经展开了联络。正如之前希尔提乌斯和屋大

维要先等待潘萨到来一样，此刻的安东尼也想要先结交更多的盟友，

提升自己的胜算。倘若他能与各位总督结成联盟，他就可以拥有一支

令人生畏的大军。因此，安东尼放弃了攻城，选择了保持己方部队的

机动性。穆提纳之围解除了。

穆提纳的两场战斗的胜者是以传统方式组建起来的元老院军队，执政官负责指挥作战，军队服从元老院的权威。然而，从此以后，再无罗马军队像这样严格地遵循着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框架。当安东尼匆忙地率军北上之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罗马共和国竟然已经打完了自己的最后一仗。

[111] Appian, Civil Wars , 3.7; 25.
[112] Cicero, Ad Atticum , 15.4.
[113] Philippic , 1.11.
[114] 屋大维在出生时得名盖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aius Octavius），被收养时按照罗马习俗改名为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奥克塔维阿努斯（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现代人往往用他名字里面最后的这一部分来称呼他，以免混淆。
[115] Appian, Civil Wars , 3.9-39.
[116] Cicero, Ad Atticum , 15.12.
[117] Appian, Civil Wars , 3.43.
[118] Appian, Civil Wars , 3.43-44.
[119] Appian, Civil Wars , 3.29-39.
[120] 除了Philippics 4 和5以外，Cassius Dio, 46.1-28以及Appian, Civil Wars ,3.50-60也都是值得参考的文献。
[121] Cicero, Philippic , 4.15.
[122] Cicero, Philippic , 5.22; 34.
[123] 元老的人数不是固定的，恺撒无疑让许多追随他的人都成了元老。到了公元前 30年，元老的总人数也许已经达到了九百。在这之前，元老院有可能又难得地招募了一次新人。不过，史料中的数字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
[124] Cicero, Philippic , 2.30-62. 此处引用的说法出自61部分。西塞罗的拉丁语原文为“in sinum quidem et in complexum tuae mimulae”。“complexum”是相当露骨的词。
[125] 关于事件的结果，我们参考的两份主要史料有着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来，大多数人更认可阿庇安的说法，因为他的描述更加详细、通顺，同时看起来更加关注后续事件的发生时间。
[126] Appian, Civil Wars , 3.61. 在人们总结元老院会议结果的时候，西塞罗发表了第六篇《反腓力辞》（Philippics 6），指出这份最后通牒实质上等于宣战。
[127] Appian, Civil Wars , 3.63. Dio, 46.30提及安东尼曾经表示希望让刺杀恺撒的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朗基努斯（Longinus）担任执政官（这肯定是在讽刺他们），同时要求给自己麾下的士兵提供与屋大维类似的奖励。阿庇安和狄奥的叙述都让人感到有些困惑。
[128] Dio, 46.36，安东尼的间谍大概在普通市民面前装作军人，又在军人面前装作平民。因此，当城内的军人和平民分成两部分以后，这些间谍的身份就暴露了。
[129] Appian, Civil Wars , 3.63.
[130] Cicero, Philippic , 5.38.
[131] Appian, Civil Wars , 3.65; Dio, 46.36.
[132] Dio, 46.32.
[133] 不过，元老们并不打算独自承受战争的全部代价，罗马城内的一部分劳工被拉进了军队。
[134] Dio, 46.32.
[135] Appian, Civil Wars , 3.68.
[136] Appian, Civil Wars , 3.68-71.
[137]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0.

第六章 失去的胜利：元老院的失败

安东尼急速行军离开了穆提纳，但元老院一方并未马上派出追兵。战后的局面有些混乱。元老院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赢得了胜利，然而他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许多士兵显然都在艰难的战斗中负伤了，这让元老院的将军们很难迅速地组建起一支合适的追兵队伍。更为关键的是，虽然穆提纳之围业已解除，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仍然急需补给，运输士兵和装备的驮畜也依然不足。而且，就算人手与后勤的困难都得到了解决，他们还面临着指挥权的问题。

所以，当安东尼北上离开穆提纳的时候，屋大维不仅没有跟进，反而南下朝着博诺尼亚进发。潘萨正在城内养伤，但他的身体状况未见好转。他们二人分别向元老院发送了捷报。5月9日，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在信中提及，他当初想要和潘萨讨论一些事务，因此推迟了追击安东尼的时间。屋大维、潘萨、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需要商量的是希尔提乌斯死后原先归他指挥的那些军团应该听谁号令。潘萨是在场的高级官员，他的权威很重要。屋大维资历较浅，级别较低，但他很可能想提出自己的独立意见。总之，这三位将领需要好好地谋划下一阶段的战事。[138]然而，在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抵达博诺尼亚之前，潘萨死了。

一堆新问题随之冒了出来，元老院恐怕没有准备过这种特殊情况下的预案，两位执政官双双丧命是非常少见的(罗马的将军本就很少战死沙场)。现在，他们必须解决作战任务和军团指挥权的分配问题。屋大维应该能掌握自己带来的部队，但他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还需要重新分配原属于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的两支规模不小的军队。

屋大维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不太好。毕竟，后者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据说，他们二人没有会面，只是通过信件和使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甚至还曾站在河边特意地大声念出了元老院的信件，声称自己拥有统治高卢的权威，而屋大维不得出兵追击安东尼，也不得跨河进入穆提纳。[139]不过，这种说法看起来或许是艺术夸张的结果。至少在4月、5月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屋大维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没有公然决裂。而且，他们几乎不可能没有会面。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自己的说法出自前文所提的5月9日的那封信件，他没有多提会面的细节。不过，稍早一些的5月5日的另一封信件证明了他们二人之间发生过摩擦。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抱怨屋大维不服从他的命令。[140]然而，屋大维确实允许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带走一些潘萨的部下，后者写给西塞罗的信件也没有表明屋大维对其持有敌意。无论如何，最终受命去追击安东尼的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

指挥权固然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最大的困难或许还是布鲁图斯所部的状态。穆提纳的战事让共和国的各支部队都受到了重创。希尔提乌斯、潘萨和屋大维的部下或许稍好一些，但两位执政官带领的部队恰恰是最缺乏作战经验的。而屋大维的军团想必以恺撒旧部为主，他们应该不会愿意让一个刺杀了恺撒的人来指挥自己作战。

布鲁图斯需要让自己的守城部队尽快准备好追赶急速撤离的敌人。为此，他必须补充食物、驮畜，也许还得准备一些装备。刚刚从艰难的围城战中解放出来的士兵或许不能立刻开始强行军。他们的人数较多。这种规模的军队行进需要繁杂的后勤工作来支撑。等到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终于准备就绪的时候，安东尼早已领先了几天的路程。而且，布鲁图斯本人也承认过他的行军速度不是很快。[141]

4月20日，旗开得胜的消息已经传回了罗马，令西塞罗及其支持者们欢呼雀跃。[142]他对罗马人民宣读了潘萨的战报(看起来可以体现西塞罗此时的显赫地位)，但只对元老院念了屋大维的信件。[143]之后，罗马人民还可以享受为期五十天的感谢神恩节庆活动。

卡皮托里翁山是罗马人庆祝胜利的传统场所。为了表达谢意，西塞罗来到这里向神明献上了祭品。国家的紧急状态中止，元老们脱下战袍，换回了代表正常统治时期的普通托加袍，共和国得救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胜利的过程符合共和国的标准：统筹全局的是元老院；领兵作战的是执政官；军队也是按照共和国的传统召集起来的。此次胜利故而属于保守派，古老的制度再次以古老的方式取得了胜利。

再度充满了信心的元老院出台决议，重申了自己在罗马宪法中的权威地位。元老们权力的一根支柱就是制衡罗马官员、防止个别不听指挥的“强人”出现的能力。因此，元老们颁布了法令，宣告各个官职的任期再次被确定为一年。这意味着官员们很快就会离任，然后面临罗马法律的约束。元老们还重申了各个官职的年龄限制，现在，按照顺序逐步晋升的罗马人最早也得到四十二岁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官。关于这一点，当时就有一个突破常规的例子—屋大维。公元前43年，十九岁的屋大维拥有了裁判官的地位，并且获许提前十年参选官职。但就算凭着这种特权，屋大维也得再等十二年才能有资格竞选最高级的官职—执政官。[144]

不过，元老院的当务之急还是处理穆提纳城外的各支部队。就在捷报传回罗马以后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潘萨死于博诺尼亚、希尔提乌斯死于穆提纳的消息也抵达了。[145]这两位执政官的部队现在都没了统帅，元老院必须尽快分配好指挥权，并且决定由谁来追击西塞罗眼里所谓的安东尼残部。人选有两个：屋大维享有裁判官的地位，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级别相当于执政官；布鲁图斯掌握着山内高卢的军权，拥有直接听命于他的部队，而屋大维的军权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从属于两位执政官的。

元老院选择了把军队转交给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后世有历史学家对此感到讶异。他们觉得这是元老院在刻意冷落、打压屋大维，乃至最终促使屋大维变节。有一份史料甚至声称潘萨在死前留下了秘密遗言，让屋大维知道元老院打算有朝一日将其除掉。[146]这显然是虚构的，当时的各位当事人看起来并没有对军权分配问题产生很大的疑虑。元老院本就致力于遵从罗马宪法的要求，让罗马官员掌控军队。那么，把指挥权和追击任务交给此时地位更高的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是理所当然的。屋大维似乎也没有试图抗命，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顺利地接收了各个军团(或许早在元老院做出决策之前就已经接管了)。年轻的屋大维手里剩下的只有他当初自己召集的以及选择投奔他的那些部队。[147]而且，屋大维至少在这几个月以及进一步遭到数次刺激之前看起来都不怎么介意。

领受功劳和荣誉的主要是三位级别最高的指挥官：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希尔提乌斯和潘萨。按照罗马的军事传统，指挥作战的官员会在出征前执行宗教仪式，确认神明的旨意，从而正式地对接下来的战斗负起责任。相比之下，无论中低级军官的具体地位如何，他们都不太可能拥有主将的荣誉。就穆提纳而言，既然希尔提乌斯和潘萨已死，那么享有胜利荣光的当然非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莫属。后世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也是在故意羞辱屋大维，或许是因为元老们不愿意让恺撒的继承人跻身高位。确实，他们的庆功活动看起来相当奢侈，对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赞美甚至有些谄媚，而屋大维并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作为后来人，我们或许会觉得元老院的做法有误。但是，这看起来是符合罗马传统的。

元老院军队的战略处境其实正在恶化，安东尼等人分秒必争。我们一般认为罗马军队有能力一天行进最多三十公里(十八九英里)，但无论军队规模如何，长时间以这样快的速度行进会给后勤和士兵们的体力造成巨大的压力。安东尼首先朝着西北方前进，来到了帕尔马(Parma)。他似乎还在行军路上解放了一群正在干苦役的奴隶，并且把他们招进了军队。贼过如梳，兵过如篦。为了补充食物、驮畜、劳力等资源，安东尼的军队给沿途的居民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抵达帕尔马以后，安东尼又下令洗劫了这座城市，也许是为了给士兵们提供奖励，恢复他们的士气，同时再一次补充资源，以便继续急行军。[148]然后，安东尼率军再度踏上旅程。他们先后途经普拉肯提亚_{[Placentia，今天的皮亚琴察(Piacenza)]}、戴尔托纳_{[Dertona，托尔托纳(Tortona)]}、吉努亚_{[Genua，热那亚(Genoa)]}，然后沿着海岸线来到了瓦达·萨巴提亚_{[Vada Sabatia，瓦多利古雷(Vado Ligure)]}。有一封5月5日的信件提及安东尼已经抵达，[149]也就是说，他带着士兵们在最多十四天的时间里行进了三百公里(一百八十五英里)之遥(参见地图3)。

此时，文提迪乌斯已然带着三个军团来到了瓦达。他之前的行踪并不明确，我们只知道他一度在皮齐努姆停留过。就算他直接从皮齐努姆出发，朝着瓦达行军，这期间的路程也是特别艰难而漫长的，共有大约六百公里(三百七十英里)，会耗费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既然文提迪乌斯在5月5日的时候已经身处瓦达，那么他至迟在4月5日就应该已经离开了皮齐努姆。这个时间点甚至都远早于4月14日的第一场穆提纳之战。看起来，文提迪乌斯有可能在4月的时候往北方的穆提纳靠近了一点儿，或许来到了阿里米努姆甚至是更接近博诺尼亚的地方。如果他确实曾经位于博诺尼亚南侧，那么穆提纳的第一场战斗发生以后，他的处境就不容乐观了，因为他和安东尼之间横亘着两支共和国军队，其中有一支还占据了博诺尼亚。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安东尼不和他一起朝着博诺尼亚靠拢，我们很难想象文提迪乌斯的部队要怎样与穆提纳城外的安东尼会合。因此，他和安东尼有可能在第一场战斗发生以后就已经共同决定让文提迪乌斯绕开共和国的军队。

即使是从博诺尼亚南侧出发来到瓦达，文提迪乌斯所部的行军路程也依然令人望而生畏。他或许直接跨越了亚平宁山区，从佛罗伦提亚_{[Florentia，佛罗伦萨(Firenze)]}抵达比塞_{[Pisae，比萨(Pisa)]}。之后，他也许沿着海岸线往北行进了四百二十五到四百八十公里(两百六十五到三百英里)。这段路程通常会耗费二十到二十四天。但是以急行军的速度，他们大概可以在十六天以后抵达目的地。因为文提迪乌斯得先接到安东尼的消息然后再下令行军，所以如果安东尼在4月21日或22日，也就是第二场战斗以后才决定离开穆提纳，那么文提迪乌斯出发的时间几乎必定晚于4月23日。然而，他必须在第二场战斗尚未爆发的4月20日之前动身才能在5月5日以前来到瓦达·萨巴提亚。也就是说，安东尼应该在第二次战斗发生之前就已经决意要放弃围攻穆提纳了，他的撤军之举绝非因营地遭到猛攻之后惊惧不已而做出的决策。

第一场穆提纳之战结束以后，安东尼想必已经认为自己不太可能在穆提纳的平原上一战击垮共和国了。这里的地形和兵力对比都不利于他，暂时撤退、重整旗鼓才更为高明。第二次交手无足轻重，就算安东尼确实在战斗中失利了，希尔提乌斯之死也已经为他大大拖延了共和国军队的行动。总体说来，安东尼依然掌握着两支动员完毕的部队，还有可能得到高卢或者西班牙军队的大力支持。他的实力仍然很强大，元老们的庆功宴未免办得太早了一些。

身处罗马的西塞罗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4月27日，他给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写信通告了希尔提乌斯和潘萨的死讯，但表现得很轻视安东尼。他似乎认为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可以轻易地消灭安东尼的部队。[150]罗马政坛向来充满了竞争，罗马将军一般都不会谦虚地描述自己立下的功绩。照理说，西塞罗应该是熟知这一点的。相比之下，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本人就不像西塞罗那么自信了。在4月29日的一封信件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李必达和波利奥的忧虑。他很怀疑李必达的忠心，同时还认为波利奥会竭力与安东尼会合。至于安东尼本人的部队，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担心。[151]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本有可能在安东尼和文提迪乌斯会师之前追赶上去。然而，从4月29日，也就是战后第八天的信件内容来看，他只往穆提纳北方前进了行军一天的路程。也许，他花了太多的时间来收集必要的补给品和驮畜。西塞罗在看到他信件中记录的所在地的时候，或许也会感到有些不安。就在这一天以后，布鲁图斯行军的速度显著地加快了。等到5月5日，他已然抵达了戴尔托纳，位于吉努亚海岸北方大约七十五公里(四十五英里)处。但他距离安东尼还有大约一百一十公里(七十英里)，布鲁图斯的军团落后了五天的行程，并且未能阻止安东尼和文提迪乌斯会师。[152]或许西塞罗对此表示了不满，在5月9日的信件中，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为自己做了辩解，用以说明他为何没能把控住局面、追上安东尼。[153]布鲁图斯抱怨了客观条件，强调自己既没有驮畜也没有骑兵。此时，考虑到安东尼的部队机动性更强，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开始担心自己会遭到对方骑兵的埋伏。毕竟，当初穆提纳的第一战就是安东尼发起的伏击。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完全无法预料安东尼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对他发动攻击。他还详细地记叙了安东尼派兵突袭波兰提亚(Pollentia)的事情，他成功地保住了这座城镇，并且将其描绘成又一场值得纪念的大胜，虽然这次行动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佯攻而已。[154]

5月5日的信件已经足以证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信心有所减少，[155]安东尼的军力绝对不容小觑，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需要做的远远不止西塞罗眼里的“打扫残敌”。6月初，波利奥给西塞罗写了一封信(西班牙的情报或许有些落后)，为我们概括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波利奥声称安东尼麾下拥有四个军团(其中有一个装备较差)和五千骑兵，而文提迪乌斯还指挥着三个军团，其中至少有两个军团都是由老兵组成的。总之，安东尼这一边的兵力非常可观。相比之下，虽然布鲁图斯的表面实力是十个军团，但这些部队的质量很有问题。波利奥直接说出了他的疑虑，认为布鲁图斯手下真正有作战能力的只有四个军团，并且其中还只有一个军团具备比较充足的作战经验。此外还有史料指出，布鲁图斯的部下此时正受到疾病的侵袭，这是从当初的围城战延续下来的恶果。[156]尽管波利奥其实是安东尼的拥趸，他有理由去低估布鲁图斯的实力，但倘若波利奥所言不虚，那么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就应该极力避战，因为一旦交手，他的部队就会惨遭对方的屠杀，令安东尼取得一场奠定大局的胜利。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正期待着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的援助。此人虽然之前属于恺撒派，却对元老院表现出难得的忠心，他的四个军团会从北边抵达。不过，就算有了普朗库斯的支持，布鲁图斯也不能轻易地获胜。在一封日期不明的信件当中(必定是写于4月末的)，普朗库斯提到了一次兵变。他麾下的精锐第十军团想要投靠安东尼，但他成功地控制住了局面。[157]由此可见，普朗库斯指挥的士兵不像他那样忠诚于元老院。如果安东尼跨越了阿尔卑斯山，普朗库斯并不能确信自己的四个军团真的能够抵挡安东尼的攻势。他或许可以平安无事地带兵南下，然而，一旦置身于战场，这些士兵的心思就有可能发生变化。显然，普朗库斯不得不考虑第十军团临阵倒戈乃至带动其他部队一起叛变的可能性。

假如安东尼能够顺利地煽动普朗库斯的部下哗变，与李必达和波利奥结成稳固的同盟，他就能得到最多十一个身经百战的强大军团，其总兵力更是会达到足足十八个军团。无论西塞罗怎么想，安东尼的力量绝对非同小可，他完全有可能集结起足以碾压元老院部队的强军。

安东尼重整旗鼓

关于安东尼阵营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掌握的信息不是很多。毕

竟，他们不会像布鲁图斯那样在信件里跟西塞罗交流情报。迪奇穆斯

·布鲁图斯曾经在解释自己行动的一封信件里对西塞罗说自己难以断

定安东尼打算在和文提迪乌斯会师以后采取怎样的行动。安东尼或许

会继续北上，进入高卢，与李必达会合。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更担

心安东尼等人会掉头南下，来到伊特鲁里亚补充更多的兵力，然后直

接进军罗马。[158]乍一看这样的计划不太可能实现，也许布鲁图斯只

是在为自己的犹豫不决找借口而已，但其实不然。据布鲁图斯所说，

有消息称文提迪乌斯麾下的军团拒绝离开意大利。不过，他没有解释

其原因。从古至今都有许多人认为士兵们的顽劣想法没有参考的价

值，但就文迪提乌斯的部下而言，他们此刻应该非常迫切地想要与敌

方一战，因为他们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老兵，而

且其中不少人还根本没有参加上个月的战斗。他们也许觉得自己大可

以轻而易举地击败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然后夺取整个意大利。这种

想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安东尼看起来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接下来的计划。朝南进攻有助于控制罗马、补充人力，并且可以进一步获得意大利南部的资源，同时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也会因此失去外援。但是安东尼还面临着几个不得不注意的未知因素，其中正在慢慢靠近的李必达最为关键。此刻，恐怕就连李必达自己都不能确定他要在这场内战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李必达决定隔岸观火，那么安东尼和共和国军队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没有那么悬殊了。此外，安东尼知道普朗库斯会与自己作对。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他甚至还想为此而报复普朗库斯。另一个有可能改变局面的人物是屋大维。假如他仍然执意要阻挠安东尼，那么南下就不是很明智的选择了，反而会让安东尼不便于争取从北而来的潜在盟友，双方的战略力量对比也许会再度发生逆转。

安东尼派兵北进，朝着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波兰提亚发起了攻击。这座城镇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控制着通往戴尔托纳以及更远处帕尔马的河谷。但布鲁图斯先到一步，进入了波兰提亚，让安东尼难以迫使布鲁图斯与他交战。这次佯攻看起来气势汹汹，展露了新获盟军以后安东尼的自信心，同时也是对布鲁图斯的警告。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安东尼的这次主动求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安抚部下，让他们知道己方部队并不是在惊慌失措地逃跑，而是在做战略撤退。

安东尼固然有优势，但他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与对手交战。所以，安东尼离开了意大利，朝着高卢的李必达进发，他大概认为李必达及其部下都会心甘情愿地加入自己这边。

李必达那边没有什么动静。他和几位主要人物保持着联系，比如离他比较近的普朗库斯。大概在5月中旬的时候，普朗库斯向罗马方面汇报了李必达的士兵曾经在会议上提出，既然两位执政官都已死去，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罗马公民不应该再互相残杀。这种说法或许可以表明李必达的军团不愿与安东尼交战，[159]但李必达仍然没有做出决定。他派出了先头部队去守住阿尔卑斯山的通道，阻碍安东尼进军。然而，他手下的两位高级军官库里奥(Culleo)和西拉努斯(Silanus)都叛变了，让安东尼顺利无阻地跨越了阿尔卑斯山，这不禁让人越发怀疑李必达的军团也许真的会倒向安东尼。[160]

时至5月15日，安东尼已经和他的弟弟卢奇乌斯会合，并且抵达了尤里乌斯广场(Forum Iulii)，这里距离他和文提迪乌斯会师的瓦达·萨巴提亚有两百公里(一百二十五英里)之远。据普朗库斯所说，李必达当时位于二十四罗马里(不到四十公里)外的沃柯尼乌斯广场(Forum Voconii)。[161]此刻，事态仿佛暂停了：李必达和普朗库斯还在商量事情；西塞罗正在敦促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向安东尼发起决战；布鲁图斯则在写回信，强调自己手头没有足够的兵力，或者说部队的经验不足，[162]他一定很担心安东尼向他进攻，因为他很可能会招架不住，而他如果失败了，西部的各位将军几乎不可能继续对元老院效忠。

李必达向西塞罗写信通报了安东尼到来的消息，并且声称安东尼那边陆续有士兵叛逃到他那里。鉴于安东尼曾经派人渗透过穆提纳城，所谓“叛逃”到李必达军中的士兵或许也有秘密任务在身。更何况，李必达的部下同时也在叛逃到安东尼那边去，[163]库里奥和西拉努斯的叛变就足以证明李必达军中的官兵很有可能改旗易帜。

李必达还是在以非常慢的速度朝着安东尼靠近。到了5月22日，他终于抵达了尤里乌斯广场西边的阿尔让河(Argens)。[164]李必达所部蜗牛一般的行进速度可以说明他的确一直沉吟不决，不过，他还是在阿尔让河畔写了一封信给西塞罗，保证自己忠于共和国。[165]现在，两支势均力敌的大军开始对峙，看起来，战斗一触即发。

八天以后的5月30日，李必达给罗马元老院与人民写了一封信：
元老院的长者们，我恭请诸神与万民明鉴。我对共和国满怀敬意，我最看重的是所有人的安全和自由。我本愿立刻以行动证明，但命运让我无法执行我的计划，我的所有部下都已变节。他们想要维持和平，保护广大罗马公民的生命。我不得不从。[166]

李必达失去了对其军队的掌控，他的士兵们早已做出了决定，打算支持安东尼。李必达的信件最后请求元老们尊重罗马公民的生命，其中的含义很明确：元老院输了；安东尼赢了。元老们现在可以选择在内战中被击败，或者主动承认安东尼的统治地位。

李必达的信件向元老院解释了自己的处境，他宣称自己一直都忠于元老院，却为时势所迫。然而，就算如此，李必达也始终不愿意主动地做出抉择。时至5月30日，无论他的心态究竟是怎样地游移不定，李必达也已难免要被判定为安东尼派。之前，李必达和其他的许多人一样企图置身事外。西塞罗等人一直怀疑李必达的忠心，因此李必达也担心西塞罗主导下的罗马政局会对自己不利。他固然没有那么支持安东尼，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他人终于替他做出了最后的那个决定。

正当李必达以离奇的慢速朝着尤里乌斯广场前进的时候，安东尼率军出动了。他驻扎在李必达所部的附近，然后开始煽动对方士兵倒戈。李必达麾下的第十军团曾经直属于安东尼，现在也忠诚于他。这支部队似乎成了安东尼的代言人，替他去拉拢了李必达的其他部队。[167]于是，军官们意识到了军团有可能叛变，并且提醒了李必达。但李必达并不打算做出应对，他把士兵划分为三批，让他们去执勤，接着就去睡觉了。

夜里的最后一批警卫打开了营地大门，然后派人去接安东尼过来。面对着安东尼和严阵以待的军队，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李必达仓促地穿好了衣服。接下来，安东尼做了一通政治表演，要求李必达接受和谈。[168]

即使安东尼不确定自己能够争取到李必达本人的支持，他也有把握赢得李必达军中官兵的拥护。李必达麾下的军官们看起来很有可能在给安东尼通风报信，或许恺撒时代建立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安东尼的部队实力雄厚，而李必达的士兵们既可以选择与之作战，也可以选择加入其中。总体说来，他们没有什么理由讨厌安东尼，其中某些人甚至倾向于投靠他。所以，临阵倒戈的决定或许真的不难做出。更何况，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士兵对发生于意大利的事件究竟持怎样的态度，但他们看起来不太可能会愿意与西塞罗等人为伍。选择对抗安东尼就等同于选择支持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其他行刺恺撒之人。而且，也许在这些士兵看来，安东尼很可能会大方地赏赐自己。总之，他们利己的政治考虑让安东尼受益匪浅。

对于李必达，安东尼本可以将其罢免甚至杀死，但他在政治作秀当中求和，塑造了珍视罗马公民生命的形象。在两位执政官相继死于穆提纳之战以后，李必达的军团士兵们也曾经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安东尼求和的姿态或许是为了号召其他的前恺撒派人士与自己联起手来，以避免发生冲突。这位失去了军心、匆忙地在营地中央穿起衣服的李必达将军仍然有他的价值。他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和地位，因为安东尼想要以他为标志，向所有人表示自己打算为罗马人带来和平。这个做法相当于宣布安东尼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战，更是代表着法律和秩序。

在一个星期以后，即6月上旬，李必达和安东尼联手的消息必定已经传回了罗马。西塞罗在写给卡西乌斯的信件中称其为捍卫共和国的唯一希望。[169]的确，西塞罗等人现在堪称身陷绝境。因此，元老院传令阿非利加的军团返回意大利，保卫罗马。[170]此外，波利奥在6月6日的时候尚未正式加入安东尼派。他还跟西塞罗通报了安东尼试图调用他手下三个军团中的一个，并且想要收买其他两个军团。但是，所有人都认为波利奥一有机会就会叛变到安东尼那边去，而他后来也确实不出所料。[171]不过，普朗库斯的立场是很坚定的。6月10日，他率军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会合于库拉洛_{[Cularo，格勒诺布尔(Grenoble)]}。[172]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他们二人依然还在库拉洛，最多只是稍微挪动了一点点位置。7月将尽，普朗库斯给西塞罗写了一封诚恳的信：
虽然我深知我们万分需要取得一场大胜，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准许我们继续执行现在的策略。因为，如果这支部队遭遇了不测，共和国还能依靠谁来抵御那些犯上作乱之人呢？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有着怎样的部队。我的帐下有三个老兵军团和一个新兵军团(或许也堪称新兵中的精锐)，(迪奇穆斯·)布鲁图斯麾下有一个老兵军团、一个服役满一年的军团和八个新兵组成的军团。所以，我方士兵的总数固然很可观，但细细看来，其实力仍显孱弱，我们都很明白新兵的实战表现如何。倘若阿非利加的老兵或者恺撒的部队能够赶到，我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走上战场，与对方争夺共和国的控制权。据我们所知，恺撒[1]是最近的援军。因此，我不停地派人请他出手相助，他也每次都说自己已经在马不停蹄地赶来。然而，他其实另有打算。[173]

普朗库斯和布鲁图斯统率着十三个军团，其总人数不下于五万五千。但是，他们很担心这些部队质量不足。安东尼那一方的人数或许近似于此。我们不是很清楚穆提纳之战给他造成了多少损失，也不确定波利奥派出了多少援军，但安东尼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远在阿非利加的军团或许可以改变战局，但如果调动部队的命令是在6月中旬发出的，那么至少在8月之前，他们难以回到罗马，遑论投入北意大利战场。因此，屋大维成了影响局势的关键。然而，关于此时的屋大维以及他的部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西塞罗的信件里很少有信息能够说明屋大维正在盘算着什么，他仿佛已经被人遗忘了。

屋大维的政变：进军罗马

在我们上一次提到屋大维的时候，他才刚刚打完第二次穆提纳之战，回到了博诺尼亚。布鲁图斯带兵前去追赶安东尼，而屋大维还在城内。此时，他也许有机会追击文提迪乌斯的军团。不过，他并没有动身，或者只是象征性地追了一阵子。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称屋大维既不愿也不能调动其部队：“但无人能指挥恺撒，恺撒也无法指挥其军队：二者都非常恶劣。”[174]看来，士兵们自有其想法，他们正在考虑穆提纳之战以后的出路。

终于，5月中旬，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给西塞罗写了一封和屋大维有关的信件。他抱怨了罗马城中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十人委员会被组建起来负责审查安东尼在担任执政官期间的所作所为，给老兵建立殖民地的事情也被包括在内。布鲁图斯的士兵们惶惶不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此时掌握最高权威的是西塞罗，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土地是他们退役以后的主要依靠。在信中，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恳求西塞罗满足这些老兵的要求。他或许只是在说自己的部队，但屋大维帐下的老兵无疑也和布鲁图斯军中的老兵一样焦虑不已。

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还询问了一句出自西塞罗之口、和屋大维有关的妙语：“laudandum adulescentem, ornandum, tollendum.”。我们可以本着善意将其翻译为“我们必须表扬、奖励、提拔这位年轻人”。但“tollendum”既可表示“提拔”，也可表示“除掉”。西塞罗想必觉得屋大维不足为虑，放心地说出了这句话，公然表示想要排挤屋大维。[175]

西塞罗挥洒自如的文采为他赢得了许多盟友，但也让他树立了不

少敌人。即使身负追击安东尼的任务，布鲁图斯也很快就得知了西塞

罗的这句话。布鲁图斯显然认为西塞罗这次是在愚蠢地卖弄小聪明。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人类的政治生活当中有某些现象亘古未变。政治

人物的个别特殊言论很容易广为流传，被人们反反复复地嘲弄。名言

的力量就在于朗朗上口，纵使原来复杂的语境已然被遗忘，名言本身

也会被人们铭记于心。无论是在古罗马的共和国还是在现代美利坚人

的共和国，负面的名言往往都会化作他人手中的利器，长期困扰着那

些不慎失言的政治人物。在西塞罗写给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回信

里，他本人看起来倒不是很担心自己的这句名言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又或许，他只是已经接受了驷不及舌的现实。[176]

西塞罗的这句话符合他对这位年轻的恺撒的一贯态度。他确实支

持屋大维，或许甚至带头提议了要对其加以赞扬和擢升。而屋大维虽

然有一些较为激进的计划，但看起来还是会咨询西塞罗的意见，并且

表现出需要西塞罗支持的样子(这让西塞罗感觉很放心)。西塞罗仿佛

觉得他们能够把这位新的恺撒约束在罗马宪法传统的框架内，他也许

认为这个“年轻人”的既有政治力量或者政治经验不足以令其成为一

股独立的强大势力。或许，在西塞罗看来，此刻的屋大维面前没有多

少选择：既然屋大维已经在公元前44年参与了对抗安东尼的行动，那

么他就必定只能站在元老院这一边了。然而，更加了解屋大维及其部

下的布鲁图斯并不像西塞罗那样有信心。布鲁图斯大概明白，无论屋

大维的处境如何，他毕竟有着至少一万五千名精锐老兵的拥戴，轻视

这样的人物或许是要付出代价的。

直至公元前43年7月末，屋大维依然没有让人知道他究竟打算做什

么。他也许一直都在征兵。据阿庇安所说，屋大维统领着八个军团和

一些其他的部队，有五六万的总人数。[177]他第一个明显的动作是往

罗马派出了士兵，让他们作为使者去向元老院索取资金。元老院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然而，最终的拨款数额只达到了要求的

一半，甚至还没有发到屋大维军中，反而发给了迪奇穆斯·布鲁图

斯。[178]之后，大概过了一阵子，第二个同样由百夫长领头的使团来

到了元老院。他们先把剑放在了一边，然后进入元老院要求元老们让

屋大维取代希尔提乌斯或者潘萨成为执政官。元老们拒绝了，强调屋

大维过于年轻。但这些百夫长显然熟读罗马历史，援引了之前的史

例，比如，汉尼拔战争时期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受命出征过西

班牙的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和在公元前348年担任执政官、当时年仅

二十三岁的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科尔乌斯[Marcus

Valerius Maximus Corvus，或者科尔维努斯(Corvinus)]。双方的争

论变得越来越激烈。面对这些不敬元老的军人，一位或者多位元老斥

责或者动手击打了一位百夫长。据狄奥所说，至少有一位百夫长转身

带着剑准备离去。他大声喊道：“如果你们不让恺撒担任执政官，这

个东西(指剑)会让他当上的。”据说，西塞罗的回答是：“如果你们

要以这种方式提出诉求，那么他确实会得偿所愿。”(指剑)[179]但即

使到了这个时候，西塞罗和其他的元老也仍然不知道接下来到底会发

生什么事。

如果我们先假定屋大维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阴谋家，这次的事件似

乎就很好解释了，他无非在让士兵们替自己做铺垫。但是，我们不能

忽视士兵们自己的意愿。穆提纳之战以后，屋大维的军团看起来并没

有停下来歇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认为他们不受屋大维的控制。这

些老兵有自己的主见，击败了安东尼，但他们的根本政治诉求是什么

呢？元老们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布鲁图斯看起来才是穆提纳之战的

真正赢家。他的军队不仅摆脱了穆提纳之围，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但

这位布鲁图斯也参与了刺杀恺撒的行动。位于罗马的西塞罗等人正在

审查安东尼为恺撒旧部设立的殖民地，而屋大维的军团也是直接相关

的当事人，他们的经济利益很有可能受到损害。既然我们能发现屋大

维的军团有能力让元老们落败，那么这些士兵自己也很有可能已经看

清了这一点。他们知道自己现在有着怎样的政治力量，也不吝于运用

这种力量来为自己争取利益。当然，在接下来发生的事件里，屋大维

并不是被动受益的角色，但他的个人利益归根结底是和士兵们绑在一

起，甚至可以说是依赖于这些士兵的。

西塞罗和支持他的那些元老对此时的政治、战略形势显然有着非常独特的判断，他们仍然认为士兵理应遵从元老的命令。在他们看来，那些百夫长根本就没有资格向他们提要求，也没有资格与他们争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合于罗马社会、政治秩序的僭越之举。以传统的等级制度来看，低级的军人威胁最高级的元老，甚至于军人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事情都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看来，元老们并没有想到这些士兵有可能脱离旧秩序的框架，然后创造出一套新的秩序。元老们对恺撒旧部土地分配问题的审查既是在践行元老的权威，也是在运用意大利地主精英的传统权力满足罗马社会等级制度的价值观念要求。从我们的视角(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或许也有所察觉)来看，元老们的这个政策很有魄力，简直让人以为他们是天真无知才做出了这个决策。但在元老们眼里，这种等级秩序恰恰是他们奋斗的目标。强化这种秩序有助于巩固他们对意大利的控制，也可以增强意大利精英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对抗安东尼等人。

元老们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了空中楼阁。他们自以为很安全，坚信诸神都在支持他们统治罗马。因此，他们才会无畏地去计较士兵们获得的土地和金钱，才会胆敢驳斥前来与其谈判的百夫长，殊不知自己的命运其实恰恰掌握在这些人手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罗马革命的规模有多大，罗马元老的政治误解有多严重。

屋大维的士兵和元老们最早也得在7月[罗马人原先称这个月为5月(Mensis Quintilis)，后来，为了纪念尤里乌斯·恺撒，7月被改为尤里乌斯月(Mensis Julius)]末才有可能展开第二次争论，但更为准确的时间或许是8月[当时的6月(Mensis Sextilis)，后来被改为奥古斯都月(Mensis Augustus)]初。当百夫长们回到营地，向屋大维汇报了谈判的情况以后，屋大维命令士兵们排好队列，进军罗马。

可以想见，元老们难免表现得有些慌乱。他们承诺不仅会给屋大维麾下在穆提纳作战的那两个军团提供报酬，还要给其他的所有部队都发放奖金。他们也表示愿意让屋大维来担任执政官—毕竟，这总比让他率军攻下罗马要好得多。但就在谈判的时候，元老们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因为他们之前传唤的两个军团已经从阿非利加返回了罗马。此外，他们还有潘萨留下的一个军团。同时，他们开始软硬兼施地招募尽可能多的人手。凭着这些兵力，元老们认为自己可以一直守到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回援。西塞罗在听说屋大维进军罗马以后就躲了起来，现在他再度现身，前来领导大家抵御屋大维。

然而，罗马的防御其实只是一个荒唐的笑话，屋大维的军团很快就来到了城郊。罗马是一座杂乱无章地向外铺开的巨大城市，其防守条件远不如相对较小的穆提纳。罗马守军必须分成许多小队，分别据守各个关键点。然而，在屋大维的军队驻扎于罗马城外以后，城内的元老和其他重要人物纷纷改变了主意。双方的军力对比显而易见，一部分人决定出城来迎接罗马的新主人。第二天，屋大维仅仅带着卫兵进入了罗马城，他大概不觉得还有多少人会站出来反对他。元老院的抵抗意志已经崩溃，两个从阿非利加赶来的老兵军团都叛变了，因为他们曾经是尤里乌斯·恺撒的部队。他们的将领选择了自杀，新上任者放弃了防守城墙的任务。

最后，西塞罗亲自前来向他的老朋友致以问候。据说，他发表了一段长篇大论，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其实一直都在支持着屋大维。西塞罗无意出版这次演讲的内容，我们只能猜想他究竟把历史扭曲成了什么模样。屋大维听完了这位长者的演说，然后冷冷地指出，西塞罗是最晚过来会见他的。[180]这是政治作秀，以艺术夸张的形式展现了罗马革命。无论西塞罗在欢迎屋大维进入罗马的时候做出了怎样的解释，无论他多么成功地把自己描绘成忠实地拥护屋大维的亲密友人，无论他把自己优秀的口才发挥得多么出神入化，他的政治生涯都走到了终点，而且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一点。屋大维的军队已然掌控了罗马，此刻的西塞罗再也无法违背他们的意志。在西塞罗的理想中，这座城市应当由传统的元老贵族来统治。他们秉持着传统价值观念，遵循着传统的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但是，这个政治理想已经破灭了。现在，西塞罗不得不在屋大维面前低眉顺眼地为自己辩解。屋大维其实没有必要倾听这位伟大的执政官打算作何解释。按照罗马社会的传统等级秩序，年轻的屋大维理应尊重西塞罗。然而，此刻屋大维对西塞罗的尊重纯粹出于屋大维自己的意愿。所有人都知道他其实不必对西塞罗以礼相待，这位最近才被西塞罗用俏皮话嘲弄过的“年轻人”现在只是在对西塞罗施以恩惠而已。任何目睹了这一幕的元老都必定能够明白，曾经的元老领袖西塞罗已然失势，罗马的大权无疑已经落入了屋大维的手中。他的权力并非源于官职、传统或是罗马社会生活的古老等级制度，而是来自拥护他的军人。

屋大维安排自己当选为史上最年轻的执政官，并且对其敌人示以宽容。这种政策势必会让人们想起屋大维的养父尤里乌斯在他与庞培的内战结束以后同样选择了用仁慈来求和平。这种相似性恐怕只会让元老们再次深刻地体会到一位新的恺撒已经掌控了罗马，元老们还能保全自己的权利、权势乃至性命都只不过是因为这位新的恺撒愿意如此而已。我们不禁会想，这些元老在向新上任的年轻执政官屋大维发出问候的时候，是否会回忆起穆提纳之战刚刚结束之时的景象。那时的他们欣喜若狂，抬着西塞罗去卡皮托里翁山上向诸神表达了谢意，还表决同意开启了感恩节庆日，共和国的最后一战以胜利告终。然而，仅仅在四个月以后，屋大维成了执政官，共和国的战争失败了。

[1] 此处的恺撒指的是屋大维。—编者注

[138]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39] Appian, Civil Wars , 3.73.
[140]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1.10.
[14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42] Cicero, Ad M. Brutum , 1.3.
[143] Appian, Civil Wars , 3.74.
[144] Dio, 46.39.
[145] Cicero, Ad M. Brutum , 1.4 (April 27).
[146] Appian, Civil Wars , 3.73-76. 还可参考Dio, 46.40。
[147] 厘清这段时间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比较麻烦。罗马距离穆提纳有四百四十公里。如果两地之间消息传递所需的时间是五天，那么就算元老院在潘萨负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划分军权，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屋大维也不太可能在4月26日之前收到元老院发出的指示。假如元老院是在希尔提乌斯死后才做出决定的，那么元老院的指令大概要到4月30日前后才能抵达穆提纳。因此，潘萨所部的归属问题应该是布鲁图斯和屋大维自行决定的。
[148]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b.
[149]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150]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0.
[15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9.
[152]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153] Cicero, Ad M. Brutum , 1.10.西赛罗似乎在责怪迪奇穆斯·布鲁图斯搞砸了穆提纳之战的收尾工作。
[154]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55]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156] Appian, Civil Wars , 3.8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24.
[157]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1.
[158]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
[159]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21.
[160]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
[16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17.
[162]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2.
[163]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
[164]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a.
[165]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4a.
[166]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5.
[167]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察觉，普朗库斯在Ad Familiares , 10.11中声称他制止了自己麾下第十军团的叛乱。尽管罗马军团的编号是严格按照顺序制定的，两个同样死忠于安东尼的第十军团的存在似乎也未免有些可疑，但确实有可能同时存在两个第十军团。当然，最省事的解释是史料的记载出现了谬误。
[168] Appian, Civil Wars , 3.84.
[169] Cicero, Ad Familiares , 12.8.
[170] Appian, Civil Wars , 3.85.
[171]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32.
[172]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3a.
[173] Cicero, Ad Familiares , 10.24.
[174]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10; Appian, Civil Wars , 3.80.
[175]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20.
[176] Cicero, Ad Familiares , 11.21.
[177] Appian, Civil Wars , 3.88. Cassius Dio, 46.39-43把各个事件糅合在了一起，并且认为早在5月29日李必达与安东尼联合之前，屋大维就与安东尼和解了。但从7月末之前西塞罗收到的信件来看，我们看不出他们和解的迹象。如果和解属实，西塞罗不太可能得不到这种消息。而且，假如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的矛盾早就化解了，那么春末夏初之际的屋大维为什么无所作为呢？
[178] Appian, Civil Wars , 3.86.阿庇安声称有两批使者，其中第一批为钱而来，第二批为屋大维的政治地位而来，但狄奥声称只有一批。
[179] 本书在这里的叙述结合了Appian, Civil Wars , 3.88以及Dio, 46.43的内容。虽然他们的具体说法有差异，但大体上看来，他们二人讲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其描述的方式也是类似的。
[180] Appian, Civil Wars , 3.92.

第七章 革命开始

随着屋大维占领罗马，内战的第一阶段结束了。西塞罗努力打造的屋大维与元老院的联盟已经土崩瓦解，屋大维对罗马的进军让西塞罗等元老退到了政治舞台的角落里。但是，除了回天乏术的元老以外，剩下的各方政治势力不一定都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安东尼仍然和李必达一起停留在高卢，与其对峙的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安东尼派控制了西班牙和大部分的高卢土地，屋大维则支配着意大利。

此时，伟大的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庞培正统治着西西里(Sicily)。[181]他在其父亲被尤里乌斯·恺撒击败以后幸存了下来，逃到了西班牙，然后召集起军队一边流窜一边作战。他还组建了一支舰队，用以开展海盗活动。为了清除庞培余党，恺撒派出了李必达和波利奥。他们二人不负众望，成功地把塞克斯图斯逐出了西班牙。但是塞克斯图斯乘着舰队转移到了西西里岛，而且西西里岛更适合塞克斯图斯等人活动。现在，他们可以派人去劫掠意大利的海岸，更可以在近处观察罗马政治气候的变化，静候良机。

西西里岛上还有一些由大量奴隶支撑起来的大庄园。据塞克斯图

斯的对手所说，他招募了很多奴隶来补充人力。虽然这种说法明显是

为了攻击塞克斯图斯的名誉，但缺少人手的他的确不太可能忽视岛上

人数众多的奴隶。除此以外，他还在意大利等地招募了一些心存不满

的自由民。恺撒死后，为了保住罗马的政权，西塞罗等人显然需要尽

力为塞克斯图斯·庞培恢复合法地位和名誉。所以，在穆提纳之战以

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塞克斯图斯·庞培喘了一口气。然而不久之

后，屋大维上台了。身为尤里乌斯·恺撒的养子，他无意化解这段恩

怨。于是，塞克斯图斯只能再一次沦为海盗之王。

在东方，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建立了强大的势力。他

们先是拿下了马其顿和叙利亚，然后把势力扩张到了整个小亚细亚。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他们遭遇了不少的抵抗。对于一些拒不合作的希

腊城邦，他们不得不动用武力。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有着强大的海

军，除了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以外，地中海东岸已经没有势力能够挑

战他们。克莱奥帕特拉仍然忠于已经亡故的尤里乌斯·恺撒，她随时

准备支援安东尼和屋大维。不过，尽管她的海军力量很强，但埃及的

地理位置距恺撒派的主要势力范围太远，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已经

威胁到了埃及的东部边境。

总而言之，此时的罗马世界至少有六个主要的军事集团：屋大

维，安东尼和李必达，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迪奇穆斯·

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塞克斯图斯·庞培，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无

论哪个集团都没有独力压倒其他人、统治罗马的实力。安东尼、李必

达、屋大维就是在这一共识的引导下走到了一起，他们需要团结起来

才能击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但是他们三人建立的联盟一共持续了

十一年，这足以说明这个联盟还有更为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联合不只

是为了消灭那些谋杀恺撒的刺客，还为了确保战后的土地分配能够顺

利地进行。分地的主要受益者是军人，联盟的延续让他们得到了不少

的利益。

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军人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极其罕见之事。当屋大维带兵来到罗马城外，罗马的政治精英们很快就认清了形势，贵族的统治结束了。在发生内战的这种特殊时期，任何事物都很容易被颠覆。因此，虽然罗马政治、社会等级制度遭到了挑战，但这或许只是政治动荡导致的偶然现象。等到革命结束，传统的力量对比以及传统的社会等级秩序大概都会迅速地恢复。罗马的精英们也许就是这么想的。考虑到罗马共和国最后一百年的历史遭遇，这一次的动乱说不定真的会再次走上老路。然而，恺撒派没有放弃权力。从此，罗马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恺撒的遗产以及革命的开端

屋大维几乎未动干戈就占领了罗马，其影响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

能完全显露出来。他对元老们的态度很和善，让罗马城得以享受暂时

的和平。尽管士兵们帮助屋大维夺取了权力，但人们还不知道屋大维

对身处意大利以外的武装势力打算采取怎样的政策。早在屋大维还在

为共和国建立汗马功劳之时，元老院就显得相当不愿意褒奖他。时至

今日，屋大维恐怕更难相信这些元老会默默地接受他掌权的现实。他

必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元老们以多么动听的话语来表达善意，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其实都想杀死自己。假如时机来临，这些人会毫不

犹豫地化身为杀人凶手。毕竟，当初刺死恺撒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朋

友”。而且，第一次政治暗杀或许还算是有悖于罗马政治常态，让某

些人不愿动手。但一回生，二回熟，有了先例在前，许多人大概更愿

意采用这种手段了。

然而，屋大维在这一阶段没有对元老院里的敌人下手。与他作对的元老也没有逃离罗马，他们觉得屋大维不会开始排除异己。这种奇怪的判断让人费解。当年，尤里乌斯·恺撒进军罗马以后，许多反对他的人依然能够安全地生活在意大利。看来，元老们仍然相信屋大维会寻求和解。就算他们曾经对屋大维两面三刀、加以羞辱，就算他们已经对恺撒和其他恺撒派人士悍然动用了极端的暴力，这些元老看起来还是认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无虞。就连西塞罗也留在了意大利，静静地观察事态发展。

屋大维的第一个举动是奖励手下的士兵。他夺走了元老院为了对抗安东尼而收集起来的资金，将其分发给自己的部下。接着，他设法把两个执政官的职位都控制在自己这边。除了他本人以外，昆图斯·裴迪乌斯也被选为执政官。此人几乎从屋大维在公元前44年抵达意大利以来一直都坚定地站在屋大维这边。选举的过程本身是比较平静的，不过，屋大维派了士兵来监督大家把票投给该投的人。单从基本流程来看，这样的选举还算是遵照了罗马共和国的宪法。政治局面已经大大不同，但共和国法律规定的流程延续了下来。至少，这种状态和下一个历史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

当选为执政官以后，屋大维召开了一种特殊的会议—库里亚大会

(comitia curiata)。这种会议的起源非常古老，但到了这个时代，众

议会基本只具备仪式性作用，其规模也只剩下三十名跟随着执政官的

扈从(lictor)。这些扈从带着的武器被称为法西斯(fascis)，由捆绑

在一起的多根棍棒和一把斧头组成，代表着暴力，象征着执政官拥有

处罚或杀死罗马公民的权威。不过，现代人对“法西斯”这个词的认

识或许更多地源自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在屋大维生活的

年代，众议会仍然拥有批准勋贵(patrician，一个古老的贵族阶层)之

间的收养关系的权限。于是，在屋大维的授意下，一条新的众议会法

(lex curiata)出台，正式认可了尤里乌斯·恺撒对屋大维的收养行

为。其实，当时的罗马人本就一直都将屋大维称作“恺撒”，因为大

家都知道尤里乌斯·恺撒在遗嘱里写了收养关系。或许众议会的召开

并没有必要，但是这条法律至少向所有人表明了屋大维忠于恺撒，

[182]这就是有意义的。毕竟，正如安东尼所说，屋大维的权威在很大

程度上源于“恺撒”这个名字。

在恺撒遇害以后，屋大维起先指责安东尼不为恺撒报仇，反而试

图与行刺者和解。[183]这当然是为了拉拢那些仍然忠于恺撒之人。但

是，恺撒的旧日部下们显然没有蜂拥而至，聚集在屋大维的麾下群情

激奋地要求杀死行刺者。换言之，这种做法收效甚微。接着，屋大维

和元老院结成了同盟，一起公开支持行刺者、反对安东尼。我们可以

说屋大维和元老院、行刺者之间的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些紧张。

但就当时而言，他们的关系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当然了，行刺者们

显然不太信任屋大维(或许算是有先见之明)。然而，没有史料证明他

们觉得屋大维已经有了固定的政治立场，他们不觉得屋大维对恺撒的

政治遗产的继承会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只能猜想屋大维和西塞罗派已

经认为二者的和解是可行的。

那么，我们就不禁要审视一下恺撒的遗产的本质。显然，恺撒不是一位革命者，其所作所为都没有展现出要建立新秩序的迹象。行刺者们或许确实认为自己在“恢复”自由，但是恺撒似乎本就想要与其对手重修于好。他固然想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但他其实无意颠覆共和国的传统[包括自由(libertas)]。由此观之，刺杀恺撒的行动很有问题。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反对恺撒统治罗马的极端行径。然而，恺撒的政治举措似乎不该引发这种反应，行刺者对罗马政治的认知过于极端。

也就是说，刺杀恺撒的举动并不是反革命行为，因为首先就不存在革命行为。既然如此，在恺撒死后，屋大维也并不是革命者，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革命遗产可以继承。人们也许认为恺撒的继承人能够与罗马社会的传统权威通力合作，因为他看起来并没有别的路可走。如果屋大维能够与行刺者达成和解，那么他们之间应该就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了，双方唯一的意识形态矛盾就产生于刺杀恺撒。也许，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屋大维真的能够搁置争议、和平共处。毕竟，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西塞罗都已经成功地与屋大维展开了合作，虽然一开始还有一些摩擦。

在公元前44年末至前43年初，安东尼才是麻烦的根源，年轻的恺撒不是问题。屋大维的地位确实有些异乎寻常，但以公元前43年的元老们的视角来看，他既算不上威胁，也没有妨碍到元老院行事。只有等到屋大维带着士兵们掉头进军罗马以后，元老们才如梦初醒。

如果理解了元老们心中的成见，我们就能够明白，元老们在公元前43年的判断和做法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甚至于只有元老才是重要角色。然而，他们的这种成见和意识形态已经不合实际了。政治的要素是金钱与武力，军队就是武力。元老们的财富或许确实远超罗马社会里的其他任何一个群体，但安东尼和屋大维能够用军队来夺走所有的财富。

罗马的元老们恰恰忽视了军队的作用。这些军人备受鄙夷，他们或许来自罗马社会里最为弱小、贫穷、微不足道的阶层。在元老们眼里，军人的力量不值一哂。就算失去了政治地位，元老们似乎也依然在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思考，以为自己还有能力管控军队，殊不知他们正在目睹罗马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屋大维的崛起史无前例，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这只是恺撒遇刺带来的结果之一。恺撒留下的最大遗产当属元老院和恺撒麾下军团之间的决裂以及这些军团士兵给罗马政治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如果说革命必定由心怀不满的叛乱者发起，那么罗马革命中的叛乱者就是恺撒的旧部。

重返穆提纳：三头同盟形成

新任执政官屋大维和裴迪乌斯立刻开始了行动，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屋大维确实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权力。核准养父子关系相当于公然承认了屋大维的政治、个人影响力要归功于恺撒，同时也是再一次宣布屋大维才是恺撒的真正继承人。此外，裴迪乌斯还推行了一条法律，宣布流放行刺恺撒之人。[184]之前元老们赦免行刺者的法令就此失效。而且，除了直接参与谋杀恺撒的那些元老以外，知情或者稍微有一些关系的人也获罪了。这条法律难免波及一大批人。屋大维的某些对手也牵涉其中，因为他们当初或许早就知道暗杀恺撒的计划。

行刺者全都遭到了指控。这一天，审判开始了，虽然他们本人并

不在场。主持审判的是屋大维，陪审团大概包括了不下于五十名出身

于较高阶层的罗马人。不出所料，他们都投票认定行刺者有罪。只有

一位陪审员站了出来反抗年轻的恺撒，投了无罪票。他叫作西里奇乌

斯·科罗纳(Silicius Corona)，是一位元老。他勇敢地与现政权作斗

争，捍卫着元老们的独立性。[185]暂时，西里奇乌斯还安然无恙。这

些法律措施是屋大维为战争而做的铺垫。不久，他就要与马尔库斯·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打响内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纵使内战即将来

临，屋大维也仍然觉得自己有必要寻求法律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屋大维和安东尼还处于敌对关系当中，后者依然是

罗马人的公敌。而且，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以及他们麾下

的强大军队也还驻扎在意大利的北方边境上，谁也说不清接下来的局

势会发展成什么样。所以，在屋大维发动了政变的消息抵达库拉洛以

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并没有马上下令撤退。他或许想要静观其

变，看一看这位年轻人究竟打算做什么。但是，既然屋大维已经决定

要和马尔库斯·布鲁图斯以及卡西乌斯开战，那么恺撒派人士之间的

和解几乎就是必然了，因为无论是屋大维还是安东尼的势力都不可能

独自战胜这些行刺者。所以，屋大维和裴迪乌斯说服元老院撤销了之

前颁布的针对李必达和安东尼的法令，为双方的和解打好了基础。

由此，屋大维发出了想要开启谈判的信号。[186]得知法令撤销以

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和普朗库斯想必都发现了自己的处境变得非

常尴尬。此时，波利奥也已经加入了安东尼等人的队伍，他们正朝着

普朗库斯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进发。而南面还有规模更大的一支部

队即将到来。既然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并且无望取胜的绝境，那么普

朗库斯当然就开始寻求与对方和解。安东尼一直不满于普朗库斯不顾

老交情，坚定地站在西塞罗派那边的做法。不过，普朗库斯毕竟是恺

撒的老部下，安东尼身边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也都是普朗库斯的好友。

而且，与普朗库斯和解总比和屋大维和解要简单一些。在波利奥的居

中调解下，安东尼和普朗库斯重归于好。至于普朗库斯的部下，他们

本来就没有誓死效忠于元老院的打算，现在则顺利地加入了安东尼的

军队。

然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不像普朗库斯那样有恺撒派的朋友替

自己牵线搭桥。更何况，他是谋杀恺撒的刺客，几乎不可能得到原

谅。既然普朗库斯已经离去，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唯一生路就是投

奔东方的马尔库斯·布鲁图斯。他最直接的路径是跨越阿尔卑斯山，

横穿意大利北部，通过阿奎莱亚(Aquileia)那一带进入巴尔干。但

是，屋大维已经往北部派出了部队。安东尼更是处于非常靠近的位

置，很容易派兵追上他。如果往阿奎莱亚逃跑，迪奇穆斯·布鲁图斯

大概不是被屋大维拦下，就是被安东尼追上。因此，他另辟蹊径，想

要从北侧绕过阿尔卑斯山。但这条路线的风险很高，来到阿尔卑斯山

北侧之后，他还需要渡过莱茵河，然后在罗马国境外前行一大段路

程。

他的士兵们当然不愿意跟他走上这条未知的漫漫长路，他们几乎全部叛变了。潘萨曾经指挥过的那些新兵带头离去，准备投奔屋大维，资历更深一些的选择了安东尼。最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身边只剩下了高卢骑兵卫队。他遣散了绝大部分卫兵，然后乔装打扮，隐秘行事。

队伍的规模缩小了以后，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路线也做了一些

调整。他决定先潜伏于意大利，然后再设法前去投奔马尔库斯·布鲁

图斯。然而，阿尔卑斯山区的真正主人是无数的小部落。它们或许在

明面上从属于罗马，但其实基本是独立的势力。当地的一伙劫匪盯上

了迪奇穆斯·布鲁图斯一行人，把他们都抓了起来。然后，劫匪们意

识到自己抓到了大人物，将其交给了部落的酋长卡米卢斯(Camilus)，

此人是迪奇穆斯·布鲁图斯的朋友。虽然有些为难，但卡米卢斯很快

就认清了形势。他和迪奇穆斯·布鲁图斯固然有一些交情(大概只是为

了政治利益而缔结的友谊)，但他的部落几乎不可能挡得住安东尼率领

的罗马军团，他没必要为自己树立这么强大的敌人。于是，这位酋长

派人去向安东尼汇报了情况。安东尼命令他处死了迪奇穆斯·布鲁图

斯。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点反抗的火星熄灭了。[187]

屋大维率军返回了博诺尼亚，[188]安东尼和李必达也已经在穆提纳安营扎寨。双方就这样回到了之前的战场，回到了同一块平原。尽管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多有嫌隙，但是，现在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

这三个人想必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就早已明白，他们必须把彼此

的资源汇聚在一起才能战胜东方、西西里以及罗马城内的敌人，他们

的视野不能局限在彼此之间的分歧和恩怨上。或许，安东尼从决定撤

离穆提纳开始就一直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期待着恺撒的亲戚故旧

能够团结一致。虽然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三个人之间仍然有着尖锐的

矛盾，但他们也都知道自己必须先搁置这些矛盾。而且，除了他们以

外，他们麾下的士兵似乎也十分希望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

其中的一部分士兵甚至已经宣布过不愿意自相残杀了。这些老兵想要

保护自己分到的土地，得到应有的报酬，并且巩固自己刚刚获得的影

响力。他们要求恺撒派联合在一起。

李必达、安东尼和屋大维会见于穆提纳附近拉维努斯河(Lavinus)中的一座小岛上。谈判的最关键内容大概是三人权力的具体运作问题：如何组建联盟、各方势力的活动范围、三方权力的基础、下一步的计划。经过两天的讨论，他们达成了这份必然达成的和解协议。按照约定，屋大维会辞去执政官的职位，然后和其他两人一起担任罗马宪法中从未出现过的全新官职，享有莫大的权威。[189]然后，他们朝着罗马进发了。

三头统治

这三位恺撒派人士已经瓜分了罗马世界：屋大维有权掌控阿非利

加、萨丁尼亚(Sardinia)、西西里；李必达分到了西班牙和纳尔博高

卢(Gallia Narbonensis，法国南部)；安东尼控制着剩下的高卢土地

(既有山内高卢，也有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领地)。他们约定让李必达当

选为下一年的执政官，率领三个军团掌控意大利。同时，李必达会把

其他的军团都交给安东尼和屋大维，让他们两人分别统率着足足二十

个军团去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对抗。三头(triumvir)，有权派出代

表统治地方省份。由此，他们既可以保证自己拥有基于各地省份的大

量财富和权力，进而展开政治、军事活动，也可以用这些职位来笼络

人心。[190]

他们三人在一次大会上向士兵们宣布了这份协议的要点。士兵们表示赞成，不过同时还要求年轻的屋大维迎娶安东尼的继女克洛狄娅(Clodia)。她是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Fulvia)和西塞罗的老对手克洛狄乌斯所生的女儿。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罗马贵族的圈子确实不大。

三头未对士兵们宣布的是铲除政敌的内容。就在他们朝着罗马靠

近的时候，罗马城内有四个名声显赫的重要人物或是在晚上用餐时被

杀，或是横死街头。没有相关的法令、声明，当然也没有经过法律程

序。罗马城的居民往往是通过道听途说来获取消息的，上层人物很快

就通过紧密的社交关系网获得了情报。据悉，有一群拿着武器的人在

夜里找人，但旁人并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人究竟是谁或者到底有多少。

就算是到了后来，遇害者的人数也难以确定。有人说是十二人，有人

说是十七人。在一片漆黑的夜幕中发生的骚动难免会让人恐惧，留在

城内的执政官裴迪乌斯试图稳定局面。他派人去安抚民心，然后在凌

晨的时候违背了三头的意愿，公布了他们要消灭的对象，声称这些人

就是导致内战的祸根。不久以后，裴迪乌斯死了。尽管看起来就很可

疑，但据说他的死因是在这天夜里操劳过度。于是，公元前43年一共

有三位执政官死去。[191]

很快，三位恺撒派巨头进入了罗马，每个人都分别带着卫队和一

个军团。然后，保民官马尔库斯·提提乌斯(Titius)在他人授意下向

人民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罗马人的传统，法案的提出和表决之间要

有三次集市日，也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差。然而，这一回，法案公

布的当天就开启了投票表决流程。公元前43年11月27日，《提提乌斯

法》(Lex Titia)正式生效了。新的所谓“trium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的官职随之出现，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翻译为“支撑起

共和国的三位官员”。[192]

我们对《提提乌斯法》的条款所知不多。[193]这项法案为三头的

官职规定了五年的任期。看起来，三头拥有无比巨大的权力。至少，

他们拥有执政官一般的权威，还可以控制地方省份。或许我们可以根

据这三个人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来重新构想法案的内容，猜测其中有关

于任命官员以及剥夺罗马公民权利的条文。但是，这项法律更有可能

是非常简短的，就好像是任命独裁官的法令以及元老院最后通牒那

样。比如，后者的主要内容就在于让执政官有权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

共和国。后来的《皇权法》(Legesde Imperio)里面的授权条款宣布凡

是皇帝认为有必要的举措都是合法的，也许《提提乌斯法》也有类似

的条款。总之，这个官职的名称或许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三人是共

和国的三大支柱。

“共和国”(republic)这个词来自古罗马，现在表示属于全体公

民的政体，用以区别于君主专制和其他独裁政体。然而，其拉丁语原

型“res publica”其实只是“公务”的意思。与之相对的是“res

privata”，也就是和家庭、家人相关的“私务”。罗马人心中“共和

国”这个概念的含糊与暧昧反映的是不严格的罗马宪法。维持着罗马

运转的传统习俗只有一部分被尊为法律，还有一部分基本依赖于罗马

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的实践。对于罗马政治来说，这种灵活性既可以

被视作长处，也可以被视作短处，其优点是让罗马人的政治制度能够

应对不同的形势，因需而变；其缺点则是让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人物

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罗马人既没有明确的正式规则，也没有像独立

的司法系统或者最高法院那样的机构来解释不成文的规则应当是怎样

的。那么，很多问题就有了争辩的余地，一些政治人物完全可以援引

罗马宪法的“精神”来否定既有的惯常做法。

然而，“共和国”概念的宽泛性并不影响罗马人频繁地运用这个

词语。“共和国”与其他的重要政治概念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自

由”(libertas)和“虔敬”(pietas，指敬重诸神和先祖)。这两个概

念也很难阐释清楚，但仍然具备不小的道德约束力。可以说，正是因

为没有成文的宪法，并且依赖于杂糅了习俗、实践、法律的治国方

式，罗马才会需要模糊的“共和国”概念。于是，“共和国”有了

“处理公务的方式”的含义。虽然他们或许会时不时地发生争论，但

是整体而言，罗马人有一套公认的处事方式，即所谓的罗马共和国宪

法，或许称之为“罗马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更为贴切。“共和国”当

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罗马的政治人物往往怀着满腔的热情去反复地

宣扬这个词语，更有无数人愿意为共和国战死。

《提提乌斯法》为了“支撑起这套政治制度”而新设立了三头的官职。这个描述难免让人想起公元前82年苏拉的独裁官职位，他的头衔大概是“立法及支撑起这套政治制度的独裁者”(dictator legibus faciendis et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或者没有提及立法的“支撑起这套政治制度的独裁者”(dictator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194]苏拉的头衔很可能是新创的，因为之前的独裁官都是为了召开选举或者处理危机(一般是军事问题)才获选的。

三头的全称其实暗示了旧的政治制度已经崩塌，所以三头才要站出来将其支撑起来。[195]不过，这种崩塌与共和国的各个机构无关，它们全都还在正常地运转。此外，三头的官职是经由共和国的法律程序设立起来的。虽然《提提乌斯法》出台的流程有些异常，但这个设立的方式依然足以表明罗马人民享有最高的权威，因为表决同意出台这项法案的是代表着人民意志的机关。后来，三头在掌权期间还与元老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至少在某些法案上征求了元老院的意见。[196]

无论如何，传统的政治生活必然已经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阿庇安为我们保存了三头对此的看法。

马尔库斯·李必达、马克·安东尼、屋大维·恺撒受民之托，为共和国拨乱反正。我们在此声明：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罪魁祸首当属那些卑劣的叛徒，他们因恺撒的仁慈才得以在战败之后保全性命，乃至获得官职、荣誉和赠礼。但是，他们竟然恩将仇报，密谋杀死了恺撒，并且对我们加以羞辱，甚至将我们列为公敌。恺撒和我们的亲身经历无疑已经证明了，这种恶人是无法用善行感化的，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这绝非不义、残暴或不当之举，请大家再次想一想恺撒和我们都遭受了怎样的暴行。恺撒是独裁官、最高祭司，也是一位征服者。他击败了罗马人民最为畏惧的民族，并且将其纳入我们的国家。他还史无前例地勇闯赫拉克勒斯之柱(Columnae Herculis)以外的海域，发现了罗马人此前闻所未闻的土地。然而，就在神圣的元老院内，就在诸神的注视下，这些恶人给恺撒造成了二十三处可怕的创伤，残忍地将其杀害。他们原本是恺撒的俘虏，蒙恺撒施恩才保住了生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还被恺撒指定为一部分财产的继承人。在这桩恶行发生以后，一些人居然无意令其接受应得的惩罚，反而把他们升至高位，让他们用共和国的资金和军队来对抗我们。这些暴徒用武力裹挟了一些普通人，他们甚至还与那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野蛮人为伍……现在，我们还需要跨海去对抗那些刺杀了恺撒的恶人。此行恐怕势必会遭遇艰险，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挑战。在我们外出作战之时，一些敌人或许会趁机作乱。但是，我们依然在毫不迟疑地准备出征，因为我们必须尽快铲除这些刺客，因为他们正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197]

这段话的核心内容很简单：像恺撒这样为罗马立下了无数的功

劳、担任着无与伦比的高级官职的大人物竟然遇刺了，这足以证明罗

马的政治制度出现了大问题。三头自己的遭遇只不过是再度证实了这

一点。刺杀恺撒的那些人曾经在内战中与恺撒作对，然而在战败以后

得到了宽恕，重新融入罗马政坛，得到了尊重，甚至还成了恺撒的继

承人之一。他们对其恩人及密友恺撒的背叛说明了罗马人无法与这些

人和平共处，他们的恶行严重违背了罗马人政治、社会传统当中对于

友谊和报恩的要求。换言之，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其所作所为不

容于罗马的政治文化。他们的暴力行径已然给无数罗马公民带来了巨

大的伤害，接下来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也会致使生灵涂炭。这些行刺

者背弃了罗马的传统，公然蔑视罗马的政治文化。这种现象又可以反

过来说明罗马的政治文化出现了问题。

后来，把持大权多年的屋大维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然后把他做的总结留在了陵墓入口处和全国各地。对于公元前44—前42年发生的事情，他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十九岁时，我有志于捍卫共和国的自由。于是，我凭着私人的资源召集起军队，击败了威胁自由的那个派系。为此，元老院对我大加赞誉，让我享有执政官的投票权，并且赋予我军权，让我以代理裁判官的身份跟随执政官盖乌斯·潘萨和奥卢斯·希尔提乌斯行事，“去保护共和国免受伤害”。而且，就在同一年，在两位执政官都死于战争以后，人民选我担任执政官，然后让我成了支撑起共和国的三头之一。我流放了那些杀死我父亲之人，以合法的正当手段令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这些人对共和国发动了战争。因此，我又在战场上击败了他们。[198]

虽然屋大维的这些话是在五十年后说的，而且我们还得考虑他也

许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而做了一些修改，但他的总结显然符合罗马政

治的传统说法。他对安东尼的攻击被定性为恢复自由之举，他在为共

和国而战，罗马宪法中规定的国家机关(元老院与人民)也认可了他的

优良德行。为了让政局恢复正常，他挺身而出，致力于反抗个别派系

的暴行。他对行刺者采取的行动符合罗马法律，遵从了正当的流程，

接下来的战争也是为了保卫共和国。这段话以及前文所提的三头颁布

的法令都具有浓郁的保守色彩。尽管晚年的罗马皇帝屋大维声称年轻

时的自己是一个在危急存亡之秋勇敢地捍卫共和国的英雄，但当时的

这场危机看起来与宪法或者国家机关无关，其根源在于个别人的政治

行径。

身为现代人，我们或许会认为宪法的要义在于设计制约与平衡的

关系，让行政权力受到限制，确定各方的职责以及相应的问责机制。

在现代的西方国家，立法机关监督着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各个机关

的工作流程都遭受着审查，保持着适当的透明度。整体而言，立法者

和行政者都会公平合理地办事。然而，罗马的情况截然不同。高级罗

马官员集司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他们甚至有权采取极刑。从

公元前5世纪开始，罗马公民争取到了一些在官员面前保护自己的手

段，比如向人民申诉的权利(或许是通过保民官实现的，因为他们会为

公民说情，甚至有可能以自己的肉身去阻挡官员，保护公民)。自公元

前17年以来，罗马皇帝成了保护公民免受官员侵犯的角色。[199]但

是，真正约束着官员的是罗马政治的传统习俗。按照传统，罗马官员

应该行事得体、从善如流(比如咨询元老院)、尊重所有的罗马公民。

三头主张的是解决政治道德的问题，之前也有恺撒派人士表达过

类似的观点。李必达的部下曾经宣称两位执政官之死就代表着战争的

结束，大家应该放下武器，以免再有罗马公民失去生命。当李必达危

如累卵之时，安东尼没有赶尽杀绝，而是要求他与自己和谈。李必达

本人也曾经建议元老院接受安东尼获胜的军事、政治事实，以免再造

杀孽。公元前43年末，三头同盟向罗马人民提出一份和平倡议，要求

重新组建共和国，恢复罗马的“处事方式”，治愈公元前44年3月以来

的累累伤痕。但在罗马人民重获和平与安全之前，在这个过渡的时

期，罗马必须先经历纯粹的权力斗争，那些显然有害于和平之人必须

铲除。这与宪法和法律无关，问题的关键是政治文化。恺撒之死以及

安东尼和屋大维所受的侵犯让罗马人失去了传统的政治文化。那么，

剥除了文化的罗马政治现在只剩下了赤裸裸的暴力。

[181] 如果想了解现代学者对塞克斯图斯·庞培的评价，请参考Anton Powell and Kathryn Welch, eds, Sextus Pompeius (London: Duckworth, 2002); Kathryn Welch, Magnus Pius: Sextus Pompeiu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Roman Culture in an Age of Civil War (Swansea: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12)。
[182] Appian, Civil Wars , 3.94.
[183] Appian, Civil Wars , 3.9-20; 32-39.
[184] Velleius Paterculus, 2.69.5：“此时，执政官裴迪乌斯（恺撒的同僚）出台了《裴迪乌斯法》，禁止人们为那些刺杀了老恺撒之人提供水和火。”所谓的“禁止提供水和火”是罗马人的说法，其含义等同于把人流放到意大利以外的土地上去。
[185] Appian, Civil Wars , 3.95; 4.27; Dio, 46.49.5.
[186] Appian, Civil Wars , 3.96. Dio, 46.50-55看起来非常困惑于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
[187] Appian, Civil Wars , 3.97-98; Dio, 46.52-53.
[188] Appian, Civil Wars , 3.95-96; Dio, 46.47-48.
[189] Appian, Civil Wars , 4.2; Dio, 46.54-55.
[190] Appian, Civil Wars , 4.3; Dio, 46.55-56.
[191] Appian, Civil Wars , 4.6.
[192] Appian, Civil Wars , 4.7.
[193] 我们对于罗马法的认识基本上要归功于编纂法典的后人，他们为我们保存了早期罗马法的内容。但是，《提提乌斯法》并没有被沿用下来。所以，后来的法典没有收录其内容。
[194] 苏拉的头衔见于残缺的铭文 CIL VI 40951 = VI 31609，其内容为“[L. Cornelius L. f. Sulla] Felix d [ict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虽然方括号里的内容都是后世学者推测的结果，但这个推测是很合理的。较长的那个头衔见于Appian, Civil Wars , 1.98，不过不太可信。
[195] Carsten H. Lange, Res Publica Constituta: Actium, Apollo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riumviral Assignmen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9), 23认为《提提乌斯法》应该明确提出了三头同盟的目的：惩处刺杀恺撒者、结束内战、恢复国家的秩序。无论如何，三头官职的名称里只提及了最后的这一点。
[196] 例如， Joyce Reynolds, Aphrodisias and Rome (Londo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Roman Studies, 1982), 8 提及的法令。
[197] Appian, Civil Wars , 4.8-10.
[198] Res Gestae , 1-2.
[199] 请参考Peter Garnsey, “The Lex Iulia and Appeal under the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56 (1966): 167-189。

第八章 血洗罗马

三头同盟颁布的法令篇幅很长。他们愤怒地宣告了一场屠杀即将到来：
我们不会怒而伤害平民，也不会报复所有曾经反对过我们或者试图与我们作对的人，更不会攻击那些只是富裕或者德高望重之人。当年，有一位独裁者像我们一样在内战期间掌控了这座城市，拥有了莫大的权力。人们因其功绩而称其为菲利克斯(Felix)。但我们不会像他一样大开杀戒。虽然我们三个人的仇敌加起来想必比他一个人的要多，但我们要追究的只有罪大恶极之人。这既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大家，因为在我们相争之时，所有人都难免受到损伤。而且，我们的敌人还曾触怒军队。因此，我们的举措也是为了安抚军心。虽然我们现在有权直接逮捕任何人，但我们还是决定采用宣布公敌的方式。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因为震怒的军人也许会违背命令、伤及无辜。现在，除了特定的那些人以外，其他人都不会受到侵犯。
这是何等幸事!请大家不要以任何形式帮助下列名单中的这些人。凡窝藏、协助、同谋者都会被我们一并列入名单，无论缘由如何。杀死公敌者可以凭其首级领取奖赏：自由民可凭每个头颅获得两万五千阿提卡德拉克马(Attic drachmas)；奴隶可获得自由、一万阿提卡抓以及其主人的公民权。提供情报者可得到同等奖赏。此外，获赏者的名字都不会被登记在册。[200]

在《提提乌斯法》出台的当天晚上，三头同盟就颁布了这条法令，并且附上了一百三十个人的名字。后来，他们又添加了一百五十个。这些人的名字被写在罗马城广场的两块白板上。其中一块专门用于记录元老的名字，另一块记着非元老。这种区分看起来是为了给这场屠杀营造一种郑重、有序的氛围，却未免显得颇为奇怪。死亡面前本该人人平等，然而这两块白板却还是保留了人们的地位差异。当时的罗马人也注意到了这种讽刺的现象。[201]

公元前81年，苏拉在内战将尽之时采用了类似的手法—公布名单，凭死亡证据领赏。这些证据，也就是头颅会被展示在广场上。不过，苏拉当初似乎还是记录了提供情报以及杀死公敌者的姓名，将他们记作公共奖励的获得者。而三头同盟则提供了匿名保护，以免这些人遭到受害者亲戚朋友的报复。他们大概希望以此来帮助人们放下心理负担，大胆地动手消灭公敌。

据各家史料所述，接下来罗马城中发生了无数触目惊心的事情。阿庇安的记录最为详细、广博，但狄奥以及瓦列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的《警世言行录》(Memorable Deedsand Sayings)也并不逊色。最后的这部作品是难得的逸闻趣事集，其中的故事往往没有历史背景介绍，其排序依据是某些政治或者道德品质(爱国精神、奴隶的忠心等)。罗马人和非罗马人的事例又会被进一步划分开来。瓦列里乌斯收集这些逸事的目的大概是让罗马人以史为鉴，提升大家的道德水平。瓦列里乌斯反反复复地为我们讲述了三头同盟宣布公敌所引发的种种事件。阿庇安声称有许多书籍都记载了宣布公敌的后果，他叙述的只不过是他所掌握的冰山一角而已。[202]宣布公敌导致的恶果让无数世代的人们记忆深刻。

在三头颁布的法令当中，他们把接下来的这场屠杀设想为一次井

井有条的定点清理行动。如果他们所言不虚，受到影响的只会是极少

数顽固不化、执意要反对恺撒及其继承人的罗马精英。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整座罗马城都被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下。虽然三头同盟宣布

了士兵们不会违背命令、伤及无辜，不会让罗马城陷入混乱，但我们

看到的记录和他们所说的大相径庭。[203]罗马城的社会秩序已经崩

溃，杀人的暴行随处可见。按照罗马人的等级制度，一家之主对其家

人(familia)拥有莫大的权威。对家奴而言，家主就像是专制君主一

样。妇孺的待遇相对好一些。然而，在三头同盟宣布公敌以后，这种

权力遭到了颠覆。因为奴隶和妇女有可能去通风报信，他们现在反倒

掌握了家中的权力。而且，邻居、债主、身受社会道义约束的“朋

友”、寻仇者、不满者、嫉恨者、贪财者、嗜杀者都有可能变成杀人

凶手。

古罗马的这种景象让我们不禁想起现代社会的类似事件，长年生活在一起的近邻忽然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在特定的政治局势下，社会矛盾、相互之间的竞争、蕴藏在日常交往当中的不满情绪就以仇杀的形式爆发了出来。社会的正常运行需要人们秉持着一定的互信，但是在内战这样尖锐的冲突发生的时候，这种互信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当整个社会都失去了秩序，到处都充斥着暴力，同流合污反倒是一种有效的自保手段。

公敌的名单还有更改的余地，人们可以提请删除或者添加某些名

字。换言之，就算某人一开始不在名单上，他也随时有可能被追加为

公敌。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正在劝说三头把自己的名字也加到名单

上去，过往恩怨、地产纠纷、婚姻不和甚至尽早继承家产的欲望都有

可能成为诱因。既有的社会关系瞬间崩塌，人们纷纷开始在恐惧中互

相怀疑。被宣布为公敌者会立刻失去所有权利。从理论上说，其财产

会被充公。但其实，在一片混乱的罗马城中，没有人还有义务、责任

或兴趣去保护他人的财产(尤其是公敌名下的)。所以，邻居、熟人乃

至察觉到有机可乘的路人都会来分一杯羹。奴隶们大概也会暂时溜走

甚至一去不返，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时候几乎不可能还会有人过来依

法收取逃亡奴隶应缴的罚金。

后三头还把原先的某些亲戚朋友也列入了公敌名单，尤其有力地证明了原本正常的社会关系已然变质：安东尼列了自己的舅舅；李必达列了自己的弟弟；屋大维列了某个贴身卫兵。此外，还有一些与高层关系较近的人物也被列入了公敌名单，比如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岳父和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的兄弟。面对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想必很少有人还会觉得自己能够通过博取同情来逃过一劫。[204]

阿庇安对各个故事的排序依据是当事人的社会、政治地位高低和亲缘关系的远近(亦即腐化变质之深)。这是帝国时代罗马人(和希腊人)近乎本能的思维方式。首先，他讲述了罗马官员被杀的故事，然后是子弑父、兄弟阋墙、奴隶告发主人、妻子除掉丈夫。不过，除这些骇人听闻的惨状以外，阿庇安还为读者描绘了家人之间互相扶持、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美好画面—某些官员或者曾经的将军被忠诚的老部下施以援手，妻子帮助丈夫藏身并逃脱，父子兄弟齐心协力试图逃亡，奴隶忠心为主甚至献出生命。

当后三头正朝着罗马城前进的时候，保民官萨尔维乌斯(Salvius)正在举办一场晚宴。[205]就在此时，一位百夫长带着部下闯入了萨尔维乌斯的宅邸，喝令大家不得轻举妄动。然后，他过去一把抓住萨尔维乌斯的头发，把他的脑袋按在桌子上。接着，萨尔维乌斯的客人被迫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东道主人头落地。

裁判官阿纳里斯(Annalis)原本正在拉选票，忽然他得知自己已经被宣布为公敌。他的随从一哄而散。他本人则赶紧逃到了城郊，去求助于一位获得了自由身的前奴隶。然而，阿纳里斯的儿子猜到或者得知了他的下落，领着士兵们去找到了阿纳里斯。于是，他的儿子得到了阿纳里斯的财产，却在后来的一次酒后斗殴之时被同一群士兵给杀死了。前裁判官托拉尼乌斯(Thouranius)在被捕时恳求士兵们暂缓行刑，以便让他的儿子去找安东尼为他说情。可士兵们却对他说，他之所以被列为公敌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为了尽早继承家产而去找安东尼做了手脚。[206]

那位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西塞罗及其儿子都被抓了起来，同时遭到处死。另有一对父子被行刑者一击砍下了两颗头颅，他们相拥的身体同时失去了首级。巴尔布斯(Balbus)和他的儿子成功逃出了罗马城。他让儿子先走一步，但他的儿子最终在海里淹死。接着，巴尔布斯本人主动回到了罗马，去迎接自己的死亡。阿伦提乌斯(Arruntius)之子本不愿抛下父亲独自苟且偷生，但随着杀人者越来越近，他同意了前去海边。然而，他终究还是淹死了。阿伦提乌斯的妻子在为被杀的丈夫举行了丧礼之后，也随着他们二人而去。

有一对兄弟躲藏在灶台里。被他们家的奴隶发现以后，其中一人遇害，另一人逃脱。侥幸逃生的这一人不愿在兄弟死后独活，从一座桥上跳了下去。有一些渔夫救下了他的性命，并且有意帮他逃跑。但士兵们看到了这一幕，过来砍掉了幸存的这一人的脑袋。有一人试图保护他的兄弟，表示愿意替兄弟去死。但是，百夫长告知他，他们两人都是公敌，然后斩下了这对兄弟的头颅。

有个人被他的妻子藏了起来，却被妻子的奴隶知晓了。这个奴隶出卖了他们夫妻二人，然后去广场领取了奖赏。最后，这位妻子绝食而死。还有一个叫塞普提密乌斯(Septimius)的人逃亡至妻子那里，殊不知妻子早已与他人私通。她先表示愿意帮助塞普提密乌斯，然后把他锁了起来。就在军人们过来杀死她的丈夫以后，她立刻在这一天和情夫结了婚。

斯塔提乌斯(Statius)是一位年长的元老。他在发现自己上了公敌

名单以后把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了周围的邻居，然后走回家中，放了一

把火，与自己的房子一起化为灰烬。纳索(Naso)有一位身为前奴隶的

爱人。然而，他正是被这位爱人给告发了。于是，在受刑之前，纳索

先奋力挣脱了抓捕者的束缚，杀死了告密的爱人。曾经在苏拉时代搜

捕公敌的拉比恩努斯(Labienus)静静地坐在自家的门口，等待新一代

的死亡使者前来取走自己的生命。埃米利乌斯企图为一名受害者分散

一位百夫长的注意力，却浑然不知他自己也已被列为公敌。他们二人

都被百夫长给杀死了。曾经勇敢地给布鲁图斯投无罪票的那位西里奇

乌斯在逃离罗马的途中发现城门有士兵严加看守，于是混入了一群抬

棺人当中。然而，士兵们察觉到人数不对，西里奇乌斯被供了出来。

鲁弗斯(Rufus)曾经在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名下的地产附近拥有一片

房产。富尔维娅一度想要买下他的房子，但鲁弗斯当时拒绝了。等到

安东尼掌权以后，虽然鲁弗斯早已同意了把这个地区的房产交给富尔

维娅，但他的名字还是赫然出现在公敌名单之上。后来，安东尼把鲁

弗斯的头送到了富尔维娅那里。后者又特意将其摆在了那块起初引发

了双方矛盾的地区。[207]

除了这些以死亡告终的事例以外，阿庇安还列举了成功脱逃或是

一家人同舟共济的事例。虽然安东尼的舅舅被列为公敌，但他的姐

妹，也就是安东尼的母亲公然以死相逼，誓要保护自己的兄弟。里奇

努斯(Reginus)扮成了烧炭工，顺利地离开了罗马。他的妻子就坐在他

身后的轿子里，有个士兵想要搜查这个轿子，于是里奇努斯出面来说

情。这位士兵认出了里奇努斯，但还是放他们夫妇二人离去了，因为

他曾经在里奇努斯帐下效力。吉塔(Geta)先为父亲举办了假丧礼，然

后一直尽心尽力地帮助父亲藏身。卡珀尼乌斯(Caponius)之妻为了替

丈夫求情而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了安东尼。奥皮乌斯(Oppius)的儿子效

仿了传说当中埃涅阿斯逃离特洛伊城火海的事例，侥幸协助其父亲逃

出了罗马城。[208]

最为详细的一个故事出自一段被称为“图莉亚颂”(Laudatio Turiae)的碑文。其篇幅不下于一百二十行拉丁文，不过并不完整。其主旨是赞颂一位特别忠诚于丈夫的妻子。[209]当她的丈夫被列入公敌名单以后，她和她的姐妹以及丈夫的兄弟一起把他藏了起来，然后请求屋大维将其撤出公敌之列。屋大维同意了，但李必达坚决反对。这位一心救夫的妻子出示了屋大维下达的命令，却遭受了殴打。然而，她仍不放弃，最终改变了李必达的心意。

在被宣布为公敌的诸多受害者当中，西塞罗是最为知名的人物。

他企图逃离意大利，但天气不佳，未能成行。然后，西塞罗就一直踌

躇不决。随着搜捕者的逼近，他乘上了轿子，想要逃往海边。西塞罗

为之辩护过的一个叫莱纳斯(Laenas)的人发现了西塞罗的行踪，带着

士兵们过来捉拿他。西塞罗的奴隶展开了反抗。莱纳斯知道自己的人

手不够，就假装在呼叫援手，吓跑了西塞罗的随从，然后把他从轿子

里拖了出来。关于六十三岁高龄的西塞罗的最后下场，不同的文献有

不同的说法，而且很有可能在流传的途中几经修改。遭受了三次斩击

之后，西塞罗身首异处。他曾经用来撰写《反腓力辞》的右手也被砍

了下来，这两部分都被送往罗马，放在广场的演讲台上供人观瞻。此

处正是西塞罗生前多次对安东尼发起猛烈抨击的地方。[210]

根据这些残杀公敌的故事，我们可以大致地猜想这场屠杀是怎样

展开的。名单大概首先被公布于广场，然后才被传播开来。宣布公敌

的消息流通得并不是很快，一些人甚至会在尚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奉命

前来的士兵抓住。这种不知何时就会被军人找上门来即刻处决的情

况，想必加深了罗马城居民的恐惧感。当士兵们开始杀气腾腾地满城

搜寻目标时，恐怕没有人敢去广场看一看自己是否被列入了名单。除

了被派去搜捕公敌的士兵以外，还有一部分军人负责镇守着罗马城的

大门和桥梁。看起来，奉命去处死公敌的士兵都能很快地认出目标。

这只能归因于罗马人公开展示政治生活的文化：大家都有机会从旁目

睹重要的政治人物前去广场、庙宇、法庭以及接下来具体从事公共活

动的景象。换言之，被搜捕的公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公众人物。

相应地，追捕正是因这种知名度而顺利展开的。

我们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宣布为公敌，又有多少人侥幸逃脱。名单上的两百八十个人(在后三头进入罗马之前遇害的那十二个或十七个人大概也一样)应该都是罗马政坛上相当有影响力的人物，不然就不会引来后三头的敌视了。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人不属于元老之列。想来，在展开的清洗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受害者：试图帮助公敌逃跑的人，后来被列入名单的人，以及受到公敌的“意外损伤”而死的人。

狄奥声称经常有人来抹掉白板上的公敌名字，然后加上新的名字。[211]阿庇安给出的遇害者总数是三百名元老和两千名骑士。但这毕竟只是估算所得，因为后三头自己显然不会去好好地统计遇害者人数。元老和骑士阶层以下的遇害者人数没有被记录下来。[212]也许，有很多人都逃去投奔了布鲁图斯或者塞克斯图斯·庞培。无论流亡者、被杀者到底有多少，这一次宣布公敌的行动都必定让罗马的政坛变得空旷了许多。[213]

没有人试图去掩盖杀害公敌的残忍之处。公敌们既没有悄悄地

“消失”，也没有像现代的某些囚犯那样被暗中运往专门的处刑地。

事实恰恰相反，这场屠杀的恐怖证据被赫然展出于整个罗马城中最为

重要的公共场所—广场。而且，这些头颅的数量甚至还在不停地增

加，让所有人都能极其直观地感受到此时的罗马政治在以怎样的方式

运转着，无比有效地说明了三头同盟享有何等庞大的权势，令所有居

民都充分地明白了罗马城正处于军队的严厉管控下。西塞罗的头和手

还被特意摆放在演讲台上，构成了无声但血淋淋、异常雄辩的警告。

对于罗马人来说，死亡其实是家常便饭。罗马社会崇尚武力，并

且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观看他人的死亡甚至是罗马人的娱乐项目。但

无论如何，展出政敌的首级依然是非常极端的举动，会给自己的政权

树立起尤为暴力的形象。前文所提的那些故事或许有些夸大了事实，

刻意描绘出一幅三头同盟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权力的画面—他人的生

死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睚眦必报，而且是报以死刑；为救丈夫，一

位妻子牺牲了自己的清白。与暴力相伴的是恐怖，令人不敢与现政权

作对，因为这场清洗已经让所有人都很清楚公然反对现政权者会落得

怎样的下场。在屠杀的高潮结束以后，仍然能鼓起勇气上台对罗马人

民发言的演说家们想必会发现西塞罗的人头就在自己的旁边。面对这

幅景象，他们也许会汲取这位前辈的教训。即使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

遗体残部已被移除，这次缀连不断的人头展也会留存在人们的心中。

最为关键的是，每当来到罗马城的公共场所，他们恐怕都会想起这场

世所罕见的残酷屠杀。在诸位元老的心里，罗马城广场特为尤甚。

这次的暴行有着较深的寓意。广场是罗马政治乃至国家的标志，

这座广场上汇聚了罗马政治文化的种种象征。在现代，每当有电影想

要表现出现代政治制度迎来了末日，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白宫化为废

墟，英国议会大厦陷入火海，法国埃菲尔铁塔轰然倒塌。在罗马城广

场展示出政敌的头颅也是类似的效果。这种景象代表着国家遭到了革

命的颠覆，象征着罗马政治文化(尊重公民、元老以及其他重要人物)

的核心场所化作了毁灭的宣言，其震撼力几乎相当于在白宫门口的草

坪上摆出一连串被长矛贯穿的人头。

这场暴行有革命的成分。公民权利和政治习俗都被抛到了一边，

而且这种紧急的状态并不会转瞬即逝。某些动乱或许为期不长，可以

很快地被人们抛诸脑后，但这一次的紧急状态还没有到此结束。李必

达一度对元老院发表了讲话，让元老们感觉这次的紧急状态即将终

结，罗马会渐渐地恢复常态。然而，据说屋大维明确地表达了不同的

意见。他声称，最紧张的时刻或许已经过去，但他仍要保留再度宣布

公敌的权力。换言之，残杀公敌的恐怖阴影只是暂时被驱除了，日后

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214]三头同盟手中的政治权力几乎没有边界，

而屋大维还不想让元老们忘记这一点。

革命的资金基础：金钱与权力

除了极端的暴力以外，相关史料并没有忽视政治权力的另一个层面—金钱。为了确保军队对自己效忠，后三头给士兵们开出了很高的价码。但这种大方的做法并不只是贿赂，更是对资源的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几乎就等于权力。随着传统贵族的财富流失以及新的富裕群体的出现，三头同盟既给自己建立了更为牢固的根基，也大大削弱了对手的实力。

公敌的财产会被充公，但据狄奥所说，公敌的儿(十分之一)女(二

十分之一)都能够分得一些补偿，公敌之妻也能得到等于其嫁妆价值的

资金。[215]在罗马共和国，财富是地位的最佳保障。大部分财富以土

地的形式存在。体面的罗马人往往都会希望能够把父辈传给自己的财

产至少完好无损地传给下一代，让儿女们起码足以保持和自己一样的

社会地位。这份世代相传的馈赠在每一代都能得到女方的嫁妆及其他

财产的补充。财富和地位的继承性意味着至少在理论上说来，持有土

地的罗马富人本身就是积累了无数个世代的财富的领受者，同时还理

应把这些财产继续传承无数个世代。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代的富人

其实都是这份财富的租用者。在享受其价值的同时，他们有着保护祖

产并且传之后人的责任。

宣布公敌不仅会导致某个家族的领袖人物遇害，而且会给他们家

的财产造成致命的一击。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公敌的遗孀和继承人是

否真的能够得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资产。毕竟，三头同盟恐怕不太可

能愿意厚待受害者的近亲。若是在平时，某个家族如果遭受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他们可以去找亲戚朋友来救助自己。但公敌的范围很广，

而且恰恰针对掌握着权力和影响力的罗马精英圈子。就算确实有某些

人还保留着较多的财产，并且敢于伸出援手，他们恐怕也很难帮助自

己的亲朋好友很快地走出困境，因为即便是名声显赫的大家族，经历

残杀公敌这样的灾难之后也几乎不可能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恢复之

前的家境。

这场排除异己的政治运动催生出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土地市场的崩盘。地主们准备资金的能力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三头同盟难以把新获得的大量地产转化为足以应对军事需求的巨额资金。

买家的减少大概是土地价格剧跌的原因之一。此时的三头同盟正好急缺资金，在这种时候购买地产显然会吸引三头同盟的注意力。[216]还有一些人或许感觉在国家陷入极度混乱之际趁机低价购入地产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此外，有财力买下大量地产的本就是罗马社会当中最富有的那一群人，而这些人有不少都成了公敌，被杀死了。更何况，在许多人被杀、大量财产被充公的这种人心惶惶的动荡时期很难准备好一大笔资金来买地。就算一些人手头恰好有钱可以外借，他们恐怕也不愿意让人知晓。总而言之，现金短缺、买家不足、供过于求，价格的崩盘看起来势不可遏。[217]

三头同盟也许对市场的变化感到有些意外。当年，苏拉通过宣布公敌收集了三亿五千万赛，[218]后三头收集到的资金据说比他们的目标少了两亿赛。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目标究竟是多少赛。虽然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有许多都在帝国诞生途中获益匪浅，但原来的富人大概不在此列。位居元老的财产标准很可能被迫下降了不少，或许降到了两百万赛到五百万赛之间。三头同盟在宣布公敌之后对资金的迫切需求由此可见一斑。[219]他们一度试图对女性收税，但未获成功，于是转而对人口普查中拥有四十万赛以上的人口征收了百分之二的财产税。这样一来，第一年的税率翻倍。[220]

公元前42年，三头同盟开始征收另一项税款。这一次，他们要求更为富有的一个群体上缴百分之十的财产税。二者相加以后，这一群富人几乎要交出相当于其财产名义价值百分之十五的税款，这个数字或许等同于他们整整两年的收入。同时，土地市场状况不佳，那么富有的罗马人只得以较低的价格大量出手土地。[221]

三头征收起来的资金基本都成了军费。之前，罗马人往往只需要维持不到十万人的军队，其每年消耗的资金或许在九千万赛以上。这几乎肯定是罗马共和国最庞大的一项财政支出了。[222]然而，在公元前43年，就算除去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三头同盟也还需要每年为十九万三千人的军队募集一亿七千三百七十万赛的资金。也就是说，三头同盟的中央政权现在需要为了军队而提升一倍多的财政收入。除此以外，屋大维还早就许诺过要给他的部队提供每人两万赛的奖金，[223]安东尼和李必达想必也对自己的部下做过类似的承诺。而他们三人的军队包括了至少四十三个军团，这一笔奖金支出加起来多达三十八亿七千万赛。[224]而且，此时的三头同盟无法动用东方的资源，因为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还盘踞在那边；西西里则在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手中；阿非利加的资源大概也无法调用。因此，三头同盟必定无比迫切地需要可用的资金，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各家史料齐齐指责三头同盟只把富人当作提款机。那么，从征税的角度来看，三头同盟加剧了政治危机。[225]

在三头同盟麾下效力的士兵们得到了巨量的资金。一位普通军团士兵的年薪是九百赛，这个数目的资金应该可以满足他一年的基本需要。所以，两万赛的金额远超一个普通士兵的想象，这是他多年服役都未必能够挣回来的巨额钱财。更何况，这笔奖金比平时的工资更有价值，因为那所谓的九百赛年薪还需要被进一步投入食物、装备以及其他后勤物资上去。倘若大多数的士兵都来自不太富裕的阶层，那么这一笔巨款或许可以彻底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此外，追杀公敌者也拿到了相当可观的奖励。而且，受益者大概以普通的士兵为主。三头宣布的公敌悬赏额是十万赛。根据当时罗马人口普查的阶层划分标准，这个金额刚好是“第一阶层”(prima classis)的底线。所以，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士兵只要杀死一个公敌就必定能够升入罗马的上流社会(虽然奖金或许经常是发给一群士兵的)。如果遇害的公敌有两千三百人，那么悬赏金的总额就有两亿三千万赛之多。

由此，后三头把罗马社会的富人掌握的巨量资金转移到了士兵们手里。公元前43年和公元前42年转移的资金也许超过了四十亿赛，这笔庞大的财富足以让四千多个一文不名之人直接拥有元老级别的财富。[226]最终得到这些钱的或许主要是三头麾下的士兵，同时还有一些其他人，直接受益者可能达到了二十万人。而且，这些人的家里应该还有妇女、儿童。如果把这些连带的受益人也算上的话，那么三头同盟的暴力举措就使得一共七十万罗马人获得大量的财富，而当时罗马自由民的总数只有四百万出头。[227]尽管后三头的暴力行径给我们留下了不胜枚举的恐怖事例，但他们的确让许多人从中获益。我们很难不将他们的做法认定为大肆收买人心的政治行为。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后三头同盟这次残杀公敌的事件构成了罗马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财富再分配。既有的精英们也许会十分鄙夷这些暴发户，对他们获取财富的手段感到恐惧，不愿意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社交圈。但无论如何，金钱最终还是会带来相应的地位。

内战可以塑造出忠实的追随者。血腥的内战和屠杀既能孤立或消灭敌人，也能以特殊的方式让参与杀戮者较为坚定地站在同样的道德、政治立场上。一起协力杀人的共犯之间往往拥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并且会忠诚于支持乃至奖励他们杀人的政权，他们得到的金钱和地位还会进一步把他们与这个政权捆绑在一起。后三头就这样借助于暴力培养出一大群手上沾满鲜血、比较富有、权势较大的可靠拥护者，为自己建立了较为坚实的政治根基。接下来，这些通过革命掌握了财富和权力之人显然还会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后三头同盟带来了一场波及整个罗马社会的革命：[228]大量富人被杀；原属于他们的资源被瓜分一空；等级森严、尊重传统的罗马社会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莫大混乱之中。罗马人固然早已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但后三头残杀公敌的行径依然能够让一百多年以后的史家都心有余悸。而且，即使他们的军团已经动身去和布鲁图斯、卡西乌斯作战，意大利的问题也还远远没有结束。

[200] Appian, Civil Wars , 4.8-11.有人怀疑这条法令的真实性。不过，就算阿庇安（他写的是希腊语文献，并且还少见地说明了这是他翻译拉丁语原文的产物）采信了伪造的拉丁语史料，我们也仍然可以由此看出三头同盟的想法。
[201] Dio, 47.3. Livy, Periochae , 120只记录了前面的一百三十个名字。也许，他只有第一份名单。
[202] Appian, Civil Wars , 4.17.除了下文引述的事例，还可以参考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尤其是5.7.3; 6.7.5-7; 7.3.8。
[203] 显然，三头颁布的法令里信誓旦旦的言论和后来发生的事情迥然不同。或许，我们可以由此怀疑这条法令的真实性。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熟知政客们会以人民的名义对人民施暴。这是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景象。
[204] Appian, Civil Wars , 4.12.
[205] Appian, Civil Wars , 4.17.保民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杀害保民官既是政治罪行也是宗教罪行。
[206] 这些故事同样被收录于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9.11.6-8。
[207] Appian, Civil Wars , 4.12-30.
[208] Appian, Civil Wars , 4.36-45.
[209] ILS 8393.读者也可参考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6.7.2; Josiah Osgood, Turia: A Roman Woman’s Civil War(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0] Appian, Civil Wars , 4.19; Dio, 47.11; Livy, Fr. 60; Plutarch, Life of Cicero , 48;Valerius Maximus, Memorable Deeds and Sayings , 5.3.4.
[211] Dio, 47.13.
[212] Appian, Civil Wars , 4.5.也许，他的这个“三百名元老”只是把名单上的两百八十人和之前遇刺的那十七或十二个人相加以后所得的结果。
[213] 重要的元老或许只有一百人。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元老总数据说为三百，奥古斯都时代之初“多于一千”，后来被削减到六百。
[214] Suetonius, Augustus , 27.2.
[215] Dio, 47.14.
[216] Appian, Civil Wars , 4.31.
[217] 阿庇安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主要从道德角度展开。他认为这是一小撮人引发大家的厌恶与恐惧之情，进而导致的结果。我们不必拘泥于他的看法。
[218] Livy, Periochae , 89.
[219] 读者还可以阅读Israel 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Brussels: Latomus, 1975)。
[220] Appian, Civil Wars , 4.32-34. Dio, 47.14记录了更为复杂的一种税，但和阿庇安描述的不矛盾。
[221] Dio, 47.16.此外，三头同盟把某些奴隶征入了海军。
[222] 关于罗马人的征兵活动以及人力资源状况，请读者参考Peter A.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Elio Lo Cascio, “Recruitment and the Size of the Roman Population from the Third to the First Century B.C.E.”, Debating Roman Demography , 111-137, edited by Walter Scheidel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1)。
[223] 屋大维的这个承诺见于Appian, Civil Wars , 3.43-44; 3.48; 3.90. Appian,Civil Wars , 4.3更提及屋大维还表示过要把十八个意大利城镇里的一部分土地划拨给这些军人。我们尚不知晓这些土地是否会被折算为两万赛奖金的一部分。
[224] Appian, Civil Wars , 4.3.一个军团四千五百人，四十三个军团为十九万三千五百人。每人两万赛，总额自然就达到了三十八亿七千万赛。
[225] 请参考Luciano Canfora, “Proscrizioni e dissento sociale nella repubblica Romana”, Klio 62 (1980): 425-437。
[226] 读者可以参照Shatzman, 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cs中收录的数据。
[227] 这个数字基于公元前28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四百万自由的罗马公民当中，大致应该有一百万成年男子和三百万妇孺。
[228] Appian, Civil Wars , 4.16. Dio, 47.7-8试图替屋大维开脱，但他的说法令人难以苟同。

第九章 三头同盟的胜利

通过宣布公敌，后三头完全掌控了罗马城。这场血淋淋的斗争彻底堵死了和谈的道路，有太多的人死于非命，幸存者都会深深地记住这场噩梦。三头的权力建立在军队的基础上，为了实现对士兵们许下的诺言，三头从权贵手中没收了大量土地。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屋大维、安东尼、李必达都无法回头了，只能沿着这条政治路线继续前进。

罗马城的动乱对三头的敌人有一定的帮助。阿非利加的一位元老总督昆图斯·科尔尼非奇乌斯被顺利地除掉了，但塞克斯图斯·庞培接收了那些逃离意大利的流亡者，增强了实力。[229]当初，行刺者们起兵对抗安东尼的原因就是怀疑掌握政权的安东尼会对罗马公民施以暴行。现在，三头同盟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不仅验证了行刺者的判断，还远远超出了所有元老的想象。某些本来犹豫不决或者暗中支持行刺者的人终于得以看清：后三头的政权的的确确带来了革命，威胁着所有人的生命。在三头同盟看来，恺撒之死和穆提纳之战说明了罗马共和国需要重塑。而在其对手眼里，三头同盟的暴行已经颠覆了共和国。

宣布公敌、排除异己是对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开战的必要铺垫，后三头同盟希望以此来确保罗马城和意大利的稳定。等到意大利的反对势力得到打压以后，安东尼和屋大维踏上了奔赴东方的征程。

行刺者落败：腓立比

安东尼和屋大维面临着不小的困难。虽然他们的军队规模庞大，但这些部队需要渡过亚得里亚海，进入今天的希腊北部地区作战。在一般情况下，这个距离的部队运输和后续的补给不会给罗马人造成什么大麻烦，但此时的形势非同寻常。

以西西里岛为基地的塞克斯图斯·庞培控制着意大利半岛附近的海路，东方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也掌握着强大的海军。后三头可以寄希望于克莱奥帕特拉，她的埃及海军也很强大，有可能挑战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海上霸权。不过，地中海地区的海战往往胜负难料，天气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当时的人们只能通过用肉眼仰望天空来做出预测。如果只有一艘小船，那么躲避恶劣的天气并非难事，可以藏身的港口俯拾皆是。然而，对于一整支海军舰队来说，很少有适合它们避难的港口。尽管克莱奥帕特拉朝着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派出了舰队，但她的舰队遇上了风暴。由于舰队受损严重，她不得不下令返航。接着，因为重建舰队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克莱奥帕特拉短期内无法再参与作战了。[230]

三头同盟的海军实力完全处于下风。他们固然成功地渡过了亚得里亚海，但也只不过是因为侥幸避开了塞克斯图斯·庞培的舰队而已。部队登陆希腊以后，意大利方面就难以为其提供后勤或者援军了。

此时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正忙于处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战事。由此可见，他们大概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快就遭到攻击。也许，他们甚至都没想到安东尼和屋大维能够顺利渡过亚得里亚海。看起来，他们原先的计划是巩固对东部领土的控制，然后进一步强化军事力量。不过，既然三头同盟的入侵部队已到，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很快就开始从小亚细亚长途行军返回希腊。

他们重新回到了欧洲的土地，然后沿着海岸线从色雷斯赶往马其顿。他们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山地和沼泽，有些山脉甚至直抵海洋。屋大维和安东尼想要妨碍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行动，于是派出了八个军团的先头部队去扼守交通要道，其统帅是两位深受信赖的高级军官卢奇乌斯·迪奇狄乌斯和盖乌斯·诺尔巴努斯。但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当地人的协助下走了特别的路径。而且，他们还有一支海军部队可以用来包抄三头同盟的先头部队。因此，诺尔巴努斯和迪奇狄乌斯撤退了。随后，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下山来到了腓立比(Philippi)。这个小镇坐落在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的边缘，附近的主要城镇是今天的兹拉马(Drama)。

地图4：腓立比及其周边地区[图上左边的腓立比(Philippi)是右边的腓立比(Philippoi)的原址，后遭废弃。]

古代的腓立比位于克里尼德斯(Krenides)村的旁边，与其现址相距数英里。“腓立比”这个名字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马其顿人建造这座城镇的目的有二：一是镇守附近的山间通道；二是开采附近的金矿。我们或许可以借助于当地的大量泉水来确定腓立比的具体位置，因为“克里尼德斯”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是“泉”。腓立比很可能有一部分较老的城区建设在山丘上。附近的山区或许还分布着一些较小的聚落，就好像今天的情形一样。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营地都在腓立比的城镇中心以外两英里多一点的位置，二者的营地之间又相隔一英里远。[231]而且，他们似乎都驻扎于腓立比的西侧，背靠着山脉。周边这块平原的南部是大面积的沼泽地。当地的主要道路大致上从北向南穿过了山脉，直达海边，构成了一条便捷的补给线。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制海权意味着他们可以较为安全地通过这条补给线，把东部的资源运输到自己的营地里。

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到来出乎诺尔巴努斯和迪奇狄乌斯的意料，三头同盟的先头部队几乎就要被对方包抄后路。现在，他们二人向西退到了距离腓立比大约六十公里远的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他们既可以凭此守住敌方西进的主要通道，也可以就地搜集补给。于是，他们开始在安菲波利斯等待安东尼和屋大维赶来。

抵达安菲波利斯以后，安东尼立刻开始大胆地执行主动出击的策略。他只在安菲波利斯留了一个军团防范敌方海军骚扰自己的补给线，其余的部队都跟着他一起朝着腓立比进发。最终，他在非常靠近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地方停了下来，双方之间大概只有一英里远。他下令在这块比较潮湿的低地上安营扎寨，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营地则处在较高的区域。安东尼的进军很有魄力，充满了进攻性。而此时的屋大维身患疾病，带着部队以较慢的速度跟在安东尼的后方，接着在安东尼所部的旁边驻扎下来。

交战双方堪称势均力敌。双方各有十九个军团。布鲁图斯的部下或许人数较少一些，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有两万骑兵，而安东尼和屋大维只有一万三千。无论如何，在这块平原上，后三头同盟的十万将士和行刺者的十万部队开始了对峙。

在古代战场上，任何微小的优势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自认为处于战术劣势的一方总是会尽可能地躲在防御工事后面避战。因此，在古代战争当中，交战双方有时候会预先约定好交手的时间和地点，开阔的平原是理想的选择。因为双方都可以在此摆好阵势，全力以赴，公平地决出战争的胜负。腓立比附近的平原就是这样的地方，双方都布置好了防御工事以便在战况不佳的时候有撤退自保之所。同时，两边展开了一些小规模的摩擦。不过，大规模的战斗并未发生。安东尼和屋大维每天都领兵出来叫阵，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迟迟不肯应战。或许，三头同盟这一边的士气由此得到了提升，因为他们的对手似乎畏惧不已。

缓兵之计有利于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他们的营地位于高处，看

起来不会被强行攻破。而且，他们拥有制海权，还控制着东部的大量

省份。也就是说，他们的补给非常充足。反观安东尼和屋大维，他们

勉强渡过了亚得里亚海，来自意大利的补给受到塞克斯图斯·庞培和

行刺者的舰队的威胁。在地形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屋大维和安东尼

很难把希腊南部的资源运输到北方来。在他们的这个位置，获取补给

的最佳途径就是海运。但既然没有掌握制海权，那么他们就只能依赖

于粮食产量相对较多的帖撒利亚(Thessaly)和马其顿了。十万士兵及

其战马的食物和装备还有运输队的安排都绝非易事，在当时，这相当

于为三座巨型城市供应粮食。而且，军队的补给还不像城市那样拥有

运行多年的妥善安排。更何况，马其顿和帖撒利亚的补给当然是有限

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属于民间商人。如果时机成熟，他们很可能会

用“饥灾价”提高军队买粮的成本。所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完全

可以坐等安东尼和屋大维的粮食消耗殆尽，从而迫使他们及早强攻防

备完善的据点，或是眼睁睁地看着其部下慢慢地在饥饿中丧失体力和

士气乃至叛乱并撤退。[232]

然而，安东尼并不是一个畏首畏尾、当断不断的将军。他派出一

支小部队进入了沼泽地，探出一条直达腓立比南方山丘的路径，在卡

西乌斯察觉之前建立了一系列威胁敌方补给线的前哨点。然后，卡西

乌斯通过建设军事工程实施了类似的策略。他命人在沼泽地里建造堤

道，试图由此截断安东尼和前哨点的联系。在此期间，双方的部队发

生了冲突。最终，卡西乌斯成功切断了安东尼的部下探出的路径，困

住了南面的前哨点。但是，卡西乌斯在沼泽里展开的行动意味着他和

他的部下就此离开了营地。于是，安东尼乘机向对方营地和沼泽堤道

相接的那部分较干燥的地段发起了进攻。如果他能截断卡西乌斯的堤

道，那么卡西乌斯本人和他的一部分士兵就会被困在沼泽地里，无法

与营地里的部队会合。这其实就是卡西乌斯之前想要对安东尼施展的

战术。安东尼将计就计，然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而且，他的目标甚

至更高。安东尼所部原本大概面对着东方，但为了进攻卡西乌斯，他

们要转而对着东南方前进。此时，布鲁图斯的军队看到了机会。其中

的一部分人开始进攻安东尼所部露出来的侧翼，另一部分则冲向了屋

大维的部队。至此，双方终于在这块平原上展开了战斗。

屋大维的部下或许有些措手不及，很快就被迫后撤。布鲁图斯所

部占领了屋大维的营地，然后开始专注于掠夺对方留下来的宝贵补

给、装备和某些私人财物。他们现在大概非常需要补充这些物资。此

时，安东尼的部队已经在南边攻下了堤道。于是，安东尼有了两个明

显的战术选择。他可以沿着堤道进逼沼泽地里的卡西乌斯，或者扭头

去进攻布鲁图斯，试着夺回屋大维刚刚失去的营地。但是，安东尼独

辟蹊径，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他命令侧翼部队挡住布鲁图斯，并且派

人把卡西乌斯和他身边的那部分士兵继续困在沼泽地里。而安东尼自

己则冲锋在前，率军对卡西乌斯的营地发起了攻势，战死士兵的尸体

填平了敌方的壕沟。终于，安东尼硬生生地突破了敌方的防御工事，

击败了卡西乌斯的部队，取得了不逊色于布鲁图斯的战果。

无法返回营地的卡西乌斯转而朝着东方前进，来到了腓立比所在

的山丘上。他试着在此厘清战况。不过，战场喧嚣纷乱、尘土飞扬，

更何况双方的装备还非常相似，光靠远观很难获得有意义的信息。于

是，他派出了一名军官去寻找布鲁图斯。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

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也许，卡西乌斯得知了布鲁图斯取胜的消息，

但他因为自己打了败仗而羞愧难当，要求一名奴隶割断了自己的喉

咙。第二种说法是，卡西乌斯派出去的军官遇上了一群骑兵。卡西乌

斯认为这些骑兵都是敌人，他的军官被俘虏了。然后，他回到了自己

的军帐，在一名奴隶的协助下自裁而亡。[233]

第一场战斗到此为止。传统的观点似乎往往认为双方打成了平手，因为每一边都有一支部队被击败了。但是，就算这场战斗还没有决出胜负，双方所面临的战术形势很可能已经发生了相当关键的变化。接下来，屋大维和安东尼试图通过调整己方据点的位置来切断敌方的补给线，让布鲁图斯陷入困境。不过，他们自己也很缺乏补给。秋天将至，即使他们真的能够围住布鲁图斯，也没有人可以轻易地断定哪边的补给会先一步耗尽。

10月23日，布鲁图斯带兵出战。我们不太清楚他到底为什么决定冒着彻底失败的风险出来作战。阿庇安猜想布鲁图斯的部下因为战胜了屋大维的部队而沾沾自喜，迫不及待地想和对手交战，同时还认为即使战况不利也可以安然撤回至防御完备的据点。阿庇安甚至认为布鲁图斯担心如果自己不出战，士兵们或许会哗变。[234]

战斗即将开始。双方实力难分伯仲。他们各自摆好了阵形，然后

向对手发起了冲锋。谁也没有运用什么巧妙的战术，这是一场罗马军

团之间硬碰硬的战争。一线士兵体力不足之后就会后撤，让二线士兵

上场，接着是三线的士兵。然后，休息完毕的一线士兵又会重返最前

沿。各排士兵的轮替就是这样进行的。在激烈无比的古代战场上完成

这样的战术需要士兵们能够极其严格地执行军纪。最终，后三头的部

队稍胜一筹。在巨大的压力下，布鲁图斯的阵线渐渐后退。这幅景象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群士兵在努力地推动某个沉重的物体。布鲁图斯的

第一线士兵被迫贴到了第二线士兵的身上。然后，敌方的压力终于突

破了他们的极限，令其再也无法维持井井有条的三排阵列，无法完成

正常的轮替战术。他们的阵形开始崩溃了。这是敌方加大进攻力度的

良机。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倒下，仍在奋战的士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敌人的夹击，防御的压力变大了。最后，布鲁图斯的士兵已经无法抵

挡对方的进攻，彻底失去了阵形，然后开始转头逃跑。但是后三头的

军团紧追不舍，甚至一路追到了布鲁图斯的营地门口。守门的卫兵开

始投射火力，但这些追兵依然不肯放弃，一直在攻击逃跑的对手。而

败北的士兵已经无力还击，只能竭力朝着狭窄的营地大门冲去。到了

最后，这支落荒而逃的部队大致分成了三个部分：有些人逃往海边，

有些躲到了山丘上，还有一些退回了营地。

战斗结束了。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追击了逃跑的敌兵，攻打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在平原上设置的哨点，对布鲁图斯的营地展开了围攻。布鲁图斯本人未能逃回营地。他带着一些部下撤到了山区。也许，他想要跑到海边或者翻山越岭而去，但安东尼仍在追踪他的下落。到了傍晚，布鲁图斯已经被围住了。[235]据说，安东尼就藏身于堆积成山的尸首后面，静静地等待着。

天亮以后，布鲁图斯再度审视了当前的局面：他还剩下四个军

团；大营虽然被围住了，但暂时还没有被攻破；他的唯一选择就是杀

出重围，一路突破安东尼和屋大维的阻拦，回到大营。然而，这个计

划极难成功，不论成败都会导致大量的伤亡。士兵们宁愿放下武器投

降，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据说，布鲁图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既然

他们去意已决，我便再也无法为国效力了。”然后，他请求一位叫伊

庇鲁斯的斯特拉托(Strato of Epirus)的朋友来杀死自己，但斯特拉

托拒绝了。布鲁图斯就叫来了一名奴隶。然而，斯特拉托又觉得不应

该让一个奴隶来为布鲁图斯送行，于是，他动手了。布鲁图斯则毫不

退缩地接受了这一击。[236]

我们对于这场战斗的详细认知大多源于阿庇安的描述。他敏锐地

认识到了地形和后勤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不过，我们也许还是应

该秉持怀疑的态度。阿庇安的文字看起来有些像小说，个别地方我们

甚至能感觉到他在刻意地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古代的某些史家偏爱

于为了艺术效果而给自己的作品添加一些“肯定是这样”的虚构内

容。关于卡西乌斯的自杀，阿庇安给我们留下了两个版本的说法，这

或许就说明了他所接触到的文献已然经历过前人的文学加工。后来，

在许多人心目中，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都是为共和国献身的烈士。在

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间，每当一些较为专横的皇帝在位，有些人就会尤

其怀念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奉他们为榜样。腓立比周边的激烈战斗

可以说是必定会引发后人满怀热情地展开文学创作。事到如今，我们

几乎已经无法分辨这些史料当中的虚实真伪。腓立比之战仿佛成了一

个传说故事，描绘了共和国的最后一群拥护者无力回天的景象。这些

文学创作的目标是给腓立比的战斗赋予象征意义，将其塑造成共和国

濒临灭亡之际最后一次悲壮的挣扎。所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都必

须以烈士的形象为崇高的共和国殉葬。

面对这种史料，我们无法简单地去伪存真，只能尽量仔细地加以

分析。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当然是主角。无论是面对战败还是死亡，

他们都始终秉持大无畏的精神(虽然卡西乌斯自杀的时间点好像太早了

一些)，为后来帝国时代的一些罗马人树立了标杆，后人还给他们精心

准备了表达爱国情怀的遗言。甚至在整个故事里，布鲁图斯和卡西乌

斯的表现都几乎无可指摘：他们都是智珠在握的杰出将领，几乎总是

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相比之下，安东尼的形象就显得残暴嗜杀、鲁莽

草率，甚至有些疯狂。一开始，他直接行军到了距离布鲁图斯和卡西

乌斯的营地非常近的地方。然后，他轻率地对卡西乌斯的部队发起了

攻击。最后，他还不顾布鲁图斯的存在，冲向了卡西乌斯的营地。在

史料中，安东尼所到之处尽是死亡。他不在乎部下的生命，也不尊重

战死者的遗体。唯一的例外是死去的布鲁图斯。据说，安东尼对布鲁

图斯的高贵品质表示了尊重，用紫袍包住了他的尸体，为他举行了体

面的丧礼，然后把骨灰还给了布鲁图斯的妻子。

安东尼的胜利看起来好像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安东尼是这些人当中经验最丰富的将领，是他打破了僵局，也是他击败了卡西乌斯，拿下了敌方的营地，大大改变了战局。我们看到的史料以屋大维的失败为由，认为安东尼在第一次交手时取得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但这种结论难以解释卡西乌斯为什么要自杀。安东尼对敌方补给线的骚扰也被史家一笔带过，但正是他的这个策略迫使卡西乌斯带兵离开了营地。而且，在第一场战斗结束以后，安东尼应该也还在不停地骚扰布鲁图斯的补给线。

第二场战斗被归咎于布鲁图斯麾下士兵的急躁，是他们强烈要求

明智的布鲁图斯出来打了这么一场失败的战斗。然而，某些接受过良

好教育的精英往往喜欢描绘出充满理性的精英形象，然后再塑造出缺

乏理智的地位较低者，令二者构成对比。英明的布鲁图斯和不明事理

的大多数士兵就完美契合于这个模型，让我们不禁怀疑这种说法的真

实性。第二场战斗打响之前，布鲁图斯及其部下或许更有可能在担心

屋大维和安东尼会逐步把自己包围起来。而且，第一场战斗毕竟给他

们这边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他们不太可能充满了完全不合实际的自

信。假如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包围圈得以顺利地形成，那么布鲁图斯就

既不能逃至海边，也无法再通过山路撤退。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只

能与对手比拼补给储备或是付出惨痛的代价来突围。也就是说，在第

一场战斗结束以后的这三周时间里，他们大概发现与其坐以待毙，不

如出来背水一战。

把第二场战斗的责任归结到士兵们的身上还可以与士兵们第二天拒绝追随布鲁图斯的表现相呼应。这样一来，布鲁图斯就完全没有责任了，这些奋勇作战如此之久、失去了无数同袍、拒绝去送死的士兵接下了全部的责任。其实，这些士兵只不过是不愿意为不属于他们的共和国事业而殉葬，不愿意追随他们的将军一起去死，不愿意在布鲁图斯的悲剧故事里面扮演自杀的配角而已。经过谈判，他们加入了后三头的军队。按照精英们编写历史的传统，这些品性低劣的士兵背离了他们志向高洁的将军，让我们又多了一个无奈的失败者的史例。

在阿庇安的眼里，这次的战斗就是最终之(内)战。[237]虽然零星的反抗依然存在，尤其是西西里的塞克斯图斯·庞培，但我们很难反驳阿庇安的结论，因为战争确实已经结束了。恺撒的大仇已报，安东尼和屋大维(还有在背后支持着他们的李必达)成了罗马世界的主人。而且，我们也很难否认阿庇安的另一个观点—腓立比之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次的战斗证明了罗马社会的权力已经易主。当然，站在罗马社会顶端的具体人物发生了变化。但更为关键的是，在现在的这个中央政权建立之初，是士兵们在为自己行使着政治权力。直到后来，这个政权的基础才扩张为更加广阔的皇家关系网络。

反抗新秩序的斗争失败了，守旧的元老们只得无数次地回忆起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自杀殉道的情形。腓立比之战结束以后，罗马再也容不下真正的共和国的英雄。精英们只能无奈地用文学想象来美化过去，因为在新的世界里，中央的政治权力永远都与他们为敌。

[229] Appian, Civil Wars , 4.53-56; 4.83-86.
[230] Appian, Civil Wars , 4.82.
[231] Appian, Civil Wars , 4.106.
[232] Appian, Civil Wars , 4.107-108.
[233] Appian, Civil Wars , 4.111-113.
[234] 阿庇安或者阿庇安所参考的史料看起来有可能在替布鲁图斯洗脱责任。除了这一战以外，据说当年庞培的部下也不顾他的想法，执意求战，以致酿成了法萨卢斯之战的失败。
[235] Appian, Civil Wars , 4.128-130.
[236] Appian, Civil Wars , 4.131.
[237] Appian, Civil Wars , 4.138.

第十章 属于军人的和平时代

凯旋的后三头同盟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李必达被局限于阿非利加，屋大维得到了西班牙，高卢到了安东尼的手中。而且，安东尼还去巡视了东方的各座城市和附属王国，接受他们的效忠，让他们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支持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仅剩的一些反抗势力也被安东尼扫除了。关于这一时期的安东尼，最著名的事件是他和克莱奥帕特拉在奇里乞亚的会面。之前，他们二人曾经见过几次。比如，在克莱奥帕特拉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安东尼追随着伽比尼乌斯的军队来到了亚历山大。后来，身为恺撒的情人，克莱奥帕特拉一度居住于罗马。普鲁塔克(Plutarchus)在《安东尼传》当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克莱奥帕特拉与安东尼相会的场景。当时，克莱奥帕特拉正乘船沿着居德努斯河(Cydnus)而上：

她乘着紫帆金首的船只。在簧管和里拉琴的陪伴

下，船员们挥动着银色的桨。她本人则居于绣金帷幕

的后面，放松地倚靠着，犹如画中的女神阿佛洛狄

忒。随侍的奴隶男孩正在用扇子为她消暑，他们每一

个看起来都像是厄洛斯。处在船舵和绳索旁边的俏丽

女奴们打扮得仿佛是水中的仙女(Nereides)或美惠女

神(Gratiae)。无数的香料甚至让两侧的河岸都充满了

芬芳。下船之时，她的随从分列左右，一路护送。城

中居民纷纷前来围观，原本熙熙攘攘的城市广场渐渐

变得空空荡荡。最后，只剩下安东尼自己高坐在演讲

台上。很快，市民们都在说阿佛洛狄忒为了亚细亚而

来此纵情狂欢，庆祝狄俄尼索斯的节日……

据我所知，她的美貌其实并非真的举世无双。她

没有那种足以折服所有人的绝色容颜。但是，她的存

在依然总是能够引人注目，因为她的谈吐、气质、身

段和音色确实撩人心弦。而且，她的舌头仿佛是一个

多弦的乐器，可以自如地奏出多种语言的声音。因

此，她极少需要翻译员的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她

完全可以顺畅地与各地的居民展开交流。埃塞俄比亚

人、穴居人(Troglodytae)、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叙

利亚人、米底(Medes)人、帕提亚人都不例外。[238]

安东尼并不打算拒绝这位来自埃及的女王。光阴荏苒，克莱奥帕特拉为安东尼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亚历山大·赫利俄斯(Alexander Helios)和克莱奥帕特拉·塞勒涅(Cleopatra Selene)。她和尤里乌斯·恺撒生下的儿子恺撒里昂(Caesarion)就这样有了一对同母异父的弟弟和妹妹。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的关系成了这个时代的又一个浪漫故事，东方国度的神秘女王成功地诱惑了原本痴迷于权力的冷面将军。

相比之下，屋大维此时的经历就不像他的同僚这样愉快了。早在腓立比之战打响以前，他就患上了疾病。战后，他也因此推迟了返回的计划。直到公元前41年，屋大维才终于回到了意大利。这一年的执政官是普布利乌斯·塞尔维里乌斯和安东尼的弟弟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屋大维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前两年的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他得兑现后三头同盟对士兵们许下的承诺。

士兵们有一项传统的要求—分配土地。按照罗马人运转多年的殖民制度，一些人会被派去迁居到指定的聚落里，通常是在刚刚征服的领土上。这种聚落是“国家的堡垒”(propugnacula imperii)，拱卫着意大利中央的罗马，抵挡着各地的叛军和境外的入侵。[239]早期的罗马人通过征服战争没收了许多土地，在意大利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然而，随着意大利全境都被罗马人收入囊中，这种老方法难以为继。现在，只有通过强行没收他人土地才能在意大利设置新的殖民地。早在三头同盟成立之时，他们就已经选定了十八个城镇。[240]

三头同盟夺取了他人的财产，但他们无意给受害者提供补偿。失去了土地的难民和想要申诉之人顿时云集于罗马，受到损失的城镇希望中央能够让更多的地方也来分担它们的压力。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屋大维并没有多少变通的余地。除此以外，那些分到土地的士兵几乎不可避免地开始侵占邻近的土地。毕竟，他们有着强大的武力，军人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更何况，他们现在已经垄断了政治权力。[241]

就是在这个时候，正经的反对势力有些出人意料地现身了。其中心人物是安东尼的弟弟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和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要正确地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得先确定他们二人的动机。

传统的观点倾向于支持屋大维，反对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大力指责富尔维娅。狄奥的文本通篇都在贬低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把富尔维娅描写为真正的主谋。[242]阿庇安给出的描述有所不同，他认为安东尼和富尔维娅的关系其实很差，二人对殖民政策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然后，一个叫马尼乌斯(Manius，在阿庇安的笔下，这个人经常来给安东尼乌斯和富尔维娅提供匪夷所思的糟糕主意)的人提议富尔维娅去和屋大维作对，以求让身处东方、拈花惹草的安东尼赶回来帮助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想让读者们相信富尔维娅是因为不满于丈夫在外面和其他女子寻欢作乐而悍然挑起了一场战争。[243]

当初在穆提纳商量组建三头同盟的时候，屋大维同意了迎娶富尔维娅的女儿克洛狄娅。但是，随着他同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与富尔维娅之间的关系恶化，屋大维决定离婚。他还发誓保证克洛狄娅仍然是一位处女。不过，我们很难看出屋大维的这个誓言意义何在，后世的史家也深感疑惑。[244]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军队以及革命时代的罗马政治

传统的观点对富尔维娅的政治行动加以严重的贬低。相比之下，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的形象要更加客观一些。卢奇乌斯曾经坚定地

支持着马克·安东尼，对其子女也曾伸出援手。据说，卢奇乌斯甚至

把“Pietas”(除了前文提及的敬神以外，还有对家族尽忠的含义)加

到了自己的名字里。然而，据说他同时也是共和国的拥护者，反对三

头同盟的存在。[245]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悖论：拥护共和国的卢奇

乌斯宣布要为了自己的兄弟、身为三头之一的马克·安东尼而对三头

同盟发起叛乱。

不过，相关的文献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合乎情理的宝贵信息。

比如，因为殖民计划而失去土地的那些人和卢奇乌斯有联系。[246]身

为执政官的卢奇乌斯收到了他们提出的不满意见，然后为他们举办了

一场听证会。他大概是此时唯一敢做出这种举动的政治人物了。[247]

由此，他和分得土地的士兵们有了矛盾。富尔维娅有可能也不赞成他

的做法。[248]不过，卢奇乌斯看起来并不反对殖民计划本身，他所不

满的是这些军人毫不节制地以暴力手段夺取土地的行为。[249]据说，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的顾问马尼乌斯声称屋大维在分配土地的时候

违背了原则，把那指定的十八个城镇以外的某些意大利土地也给夺走

了，而且他分配的对象除了事先说好的二十八个军团以外还有六个军

团。[250]给军队分地的计划失控了，屋大维被指责为纵容军队抢夺土

地的罪魁祸首。卢奇乌斯一方面想要让殖民计划重归官员的监控之

下，另一方面还想在实施殖民计划的时候凸显安东尼的功劳。

屋大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议。于是，富尔维娅带着安东尼的子女现身于士兵们的面前，大概在罗马的兵营里。他们要求士兵们去请求屋大维，让安东尼得以享受到帮助军队分得土地的荣光。这份荣耀不仅属于安东尼本人，还属于他的家人。屋大维同意了他们提出的要求，让安东尼的一些支持者加入了负责分地的委员会。这反映了屋大维此时受到的压力之大。[251]

但是，屋大维和卢奇乌斯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在屋大维动身去

监督殖民地的设立以后，卢奇乌斯以及安东尼的子女也跟了过去，他

们想要去出席新的社区成立之时举办的宗教仪式。然而，卢奇乌斯在

南下的时候受到了屋大维的一队骑兵的惊吓，躲到了一座名为提阿努

姆(Teanum)的小镇里。就在此处，军官们试图推动卢奇乌斯和屋大维

达成和解。[252]卢奇乌斯声称自己畏惧屋大维，转移到了普莱奈斯提

(Praeneste)。双方再度尝试和解，但同时也都开始召集部队准备开

战。

卢奇乌斯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哥哥才与屋大维作对的，导致他们不和的第一个问题或许确实有关于马克·安东尼在殖民地设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但是，第二个问题看起来有关于殖民地本身。根据阿庇安的描述，卢奇乌斯满怀激情地发表了演说，强调自己从不反对设立殖民地，控诉屋大维诋毁了他在士兵们心中的形象。他的主要诉求是参与到殖民计划当中去。[253]他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取消殖民计划，而是为了恢复共和国的政治秩序。[254]

卢奇乌斯不可能去反对安东尼和屋大维的统治地位。不过，他也许仍然认为他们二人的这种显赫地位处于罗马传统政治文化的框架之内。这种政治文化需要维持秩序，要求执政官来负责意大利的各项事务、捍卫法律的尊严。尤为关键的是，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士兵们接受某种形式的约束。

相比之下，屋大维的立场和想法截然不同。他丝毫不打算拘泥于共和国政治的条条框框，也根本不想受制于法律。屋大维的根基就是这些掌握了权力的军人，后三头同盟宣布开启的紧急状态完全符合屋大维的利益。更何况，约束这些士兵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某个时候，屋大维试图与元老们和解，他似乎有意让元老的财产免受进一步的征用。然而，士兵们发动了叛乱。他们杀死了百夫长，甚至直逼屋大维，令其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士兵们的亲戚，包括在内战中被杀死的那些人的父亲或者儿子都不会被没收财产了，屋大维向元老们抛出的橄榄枝很可能也被他们收了回来。

史料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例可以证明士兵们的叛逆之心。有一名

士兵曾经在剧院里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座位，于是就决定坐到骑士们身

边去。当时，屋大维正好在主持这次活动，他命人驱逐了这名士兵(这

符合罗马社会的旧秩序)。事后，有谣言称这名士兵被囚禁了起来，甚

至还有流言声称他被杀死了。这种传闻让士兵们怒而哗变，直到被赶

走的那名士兵露脸才平息下来。还有一次，一群士兵正聚集在战神广

场上等待分配土地的通知。屋大维来迟了，致使这些焦急的军人议论

纷纷。此时，一位叫作诺尼乌斯(Nonius)的百夫长出面想要维持军

纪，但士兵们拒不服从，反而开始朝着他砸东西。诺尼乌斯赶紧逃

跑，纵身跃入了台伯河。然而，士兵们不肯善罢甘休，硬是把他从河

里捞了上来，然后将其杀死。当屋大维终于抵达之时，诺尼乌斯已经

成了一具尸体。[255]

屋大维需要安置的是至少二十八个军团大约十四万人。按照流

程，士兵们会先来到罗马，等待具体的安排通知。为罗马这样人口逾

百万的大城市供应食物本身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现在，不断涌入

的大批士兵以及失去了土地的难民更是加大了罗马城的负担。而且，

此时的塞克斯图斯·庞培依然拥有制海权，令罗马无法得到西西里和

北非的粮食供应。而意大利的农业想必受到了战争的干扰。不过，对

其影响最大的或许正是此次的分地计划。既然士兵们很快就要来夺走

土地，那么谁还愿意乖乖地种田耕地呢？罗马城自然遇上了粮食紧缺

的问题。[256]为了争夺食物，罗马平民和士兵们大打出手。士兵们控

制了街道，但暴动群众还在屋顶上负隅顽抗，用碎砖块远远地攻击对

方。[257]此时，一场火灾爆发了。在古代，如果一座拥挤的大城市没

有充足的水源，那么火灾就会变得特别可怕。与罗马城历史上发生的

其他火灾相比，这场火灾算得上是比较严重的一次，受灾者因而得到

了租金减免的待遇。

此时大概有很多人会觉得罗马城已经彻底失控了，因为在传统的

精英们眼中蛮不讲理、反复无常、愚蠢不堪、徒有武力的军人竟然主

宰了这座城市的命运。[258]然而，这些士兵对屋大维做出的违逆举动

可以说明，他们其实是有一贯的政治立场的。如果屋大维和富人们达

成了和解，那么士兵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就会受到威胁，而他们恰恰是

凭着这种强大的权力才得以保证自己能够分到土地、获得奖金并且保

住这些既得利益的。如果屋大维真的让精英们的土地免于被征用，那

么设立殖民地的重担就压到了地产较少的那些农民身上。而大多数士

兵正是来自这个群体，让这个群体的利益受损就有可能会伤害到士兵

们的亲族。那样一来，士兵们最终得到的利益就没有那么多了。因

此，这些军人纷纷站了出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知道自己必须

团结起来。

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大概想要恢复旧秩序，并且与传统的精英们(虽然其中有很多人已经离世了)和解。而屋大维则坚持着革命的立场，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描述了他在腓立比之战结束以后做出的举动：[259]

胜利并没有抚平他的心境。他命人把布鲁图斯的

首级送回罗马，将其摆放在恺撒的雕像下面。然后，

他立即开始对那些重要的俘虏释放自己的怒火，同时

还毫不犹豫地对他们加以羞辱。有个人谦卑地请求他

让自己死后得到安葬，据说，他回答称葬礼没有意

义。还有一对父子恳求他饶命，据悉，他同意了饶恕

一个人的性命，但至于具体谁生谁死，他让这对父子

抽签或猜拳来决定。于是，父亲主动提出要替儿子去

死，然后就被杀死了。接着，悲痛的儿子也选择了自

杀。而奥古斯都就一直袖手旁观。因此，包括那位酷

爱模仿加图的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Favonius)在

内，剩下的俘虏在被带出来的时候都只恭敬地向安东

尼乌斯敬礼，称其为大将军(imperator)，却对奥古斯

都恶语相加。[260]

这种冷酷无情的作风和之前残杀公敌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尊重

对手就意味着认可正常的社会关系和公认的价值观念。例如，恭敬地

称安东尼乌斯为“大将军”就是在表示自己认可他是一位杰出的罗马

将军。这是罗马人公认的属于胜者和败者的礼节。[261]根据罗马的传

统观念，优秀的统治者应当具备中庸的品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比较

成功地团结各派势力，让罗马的政治制度继续顺畅地运行下去。屋大

维在此时采取的暴虐做法相当于宣布这场战争并未随着行刺者的身亡

而结束。他还不会选择和解，还不会开始治愈战争留下的伤疤。

公元前41年，屋大维返回了罗马。许多人都想知道，这一次罗马

政治要如何恢复旧貌。在过去的九十年里，罗马人内乱不断，但每次

的动荡乃至内战结束以后，罗马政治总是能够拨乱反正。换言之，那

些富裕的地主每次都能重新掌握治国理政的大权。然而，这次有所不

同。就在公元前41年，有人询问屋大维是否可以下令让元老们的财产

不受侵犯。据说，屋大维做出了这样的回答：“那么我们要如何给老

兵们提供报酬呢？”他无意拒绝士兵们的要求，或许，他其实也无法

违背军队的意志。

佩鲁西亚

此时的政治形势尚不明朗，因此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得以顺利地召集起一支军队。他和这些士兵大概有着不同的打算。也许，这些士兵想要对安东尼尽忠，从而获得更多的奖赏。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很有胜算，但他们对卢奇乌斯和屋大维之间的矛盾没有什么兴趣。

随着战争的临近，八支部队聚集于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其中三

支来自阿尔卑斯山区，分属于阿西尼乌斯·波利奥、文提迪乌斯和卡

里努斯。他们都效忠于安东尼。在这个时候，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

麾下的部队很可能有着最大的规模，他直接带兵向着罗马进发。原本

位于罗马的屋大维带着大概四个军团的兵力朝着东北方撤离。[262]除

了这五支部队以外，还有两支忠于屋大维的部队。其中的一支有两个

军团，由萨尔维迪伊努斯·鲁弗斯指挥，位于意大利北部，他们原本

正在前往西班牙的路上。另一支部队的统帅是屋大维的密友马尔库斯

·阿格里帕，他还在召集新兵。最后，据说还有第八支部队在意大利

中部骚扰着屋大维的行动。

虽然卢奇乌斯这边的军队总规模更大，但是屋大维和萨尔维迪伊

努斯·鲁弗斯阻断了他和北边的安东尼派军队会合的路径。卢奇乌斯

离开了罗马，向北行进，也许他想要设法绕开屋大维等人。萨尔维迪

伊努斯和屋大维控制了连接着穆提纳和博诺尼亚的埃米利乌斯大道。

阿格里帕则进军至伊特鲁里亚，拿下了罗马以北五十公里处的苏特里

翁[Sutrium，苏特里(Sutri)]，然后布防阻止敌方向意大利西北部转

移。卢奇乌斯只得放弃北上的计划，转而前往伊特鲁里亚城市佩鲁西

亚[Perusia，佩鲁贾(Perugia)]。接着，他驻扎于此，等待援军抵

达。

佩鲁西亚或许看起来很适合据守以后静观事态发展。这座城市位

于山丘顶部，易守难攻。而且冬天将至，卢奇乌斯大概觉得自己躲在

温暖的城市里会很安全，而围城方会遭受较大的损失。但是，屋大维

等人依然开始构筑包围圈，准备将卢奇乌斯困死于佩鲁西亚。最后，

他们构建起来的包围圈长达七英里，沿途有一千五百座哨塔，旁边列

着桩子的壕沟足有三十英尺深。他们还进一步建造了第二道包围圈，

以防有敌人从外部发起进攻。同时，他们往城内投射了小型铅弹。虽

然威力不足，没有造成多少损伤，但是这些弹丸上刻着文字。其中最

著名的就是针对富尔维娅的污言秽语(虽然她本人并不在城内)。屋大

维的意图很明显，他就是要耗死卢奇乌斯。

卢奇乌斯一定期待着能够有援军赶来解围，但他的期望落空了。

文提迪乌斯和波利奥还在北方，或许卡里努斯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此时，从南方进军的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构成了第九支部队，他已

经抵达了斯波莱提翁(Spoletium)。不过，这些部队都没有对屋大维采

取真正有效的行动。而且，他们等得越久，屋大维等人构筑的包围圈

就会越紧密、越坚固。在新年的前夜，卢奇乌斯一度试图率军突围，

但很快就被迫放弃。[263]后来，文提迪乌斯以及波利奥来到了距离佩

鲁西亚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点起了烽火，以便让卢奇乌斯知道他们已

经靠近了。但是，接下来，他们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因为他们

或是不能或是不愿突破屋大维等人的包围圈。[264]卢奇乌斯在夜里发

起了第二次突围，但再次被击退。然后，他又在白天发起了第三次突

围，但同样被屋大维的人给打了回去。[265]为了节省所剩不多的粮

食，卢奇乌斯已经不再给奴隶供应食物。突围无望的绝境迫使大量守

军开始叛逃，屋大维将其如数收下，向剩余的守军表明了态度。卢奇

乌斯别无他法，只得选择了投降。

当时，屋大维在己方的营地里等待敌方来降。首先抵达的是敌方的军队。他们依据各自的军团序列在屋大维面前排好了阵形，然后遵从其命令放下了武器。无论屋大维原本有着怎样的想法，他的部下们纷纷主动离开了队伍去热情地拥抱对面的同袍。这些同属于三头同盟的军人再次团结在了一起。[266]

叛乱的带头者就另当别论了。卢奇乌斯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他的

身后是追随他的元老和骑士，然后是佩鲁西亚的城市议会成员。元老

和骑士在受到接待以后被悄悄地逮捕了。议会成员先被拘留，然后被

处死。佩鲁西亚也在被士兵们抢掠了一番以后付之一炬。之后，士兵

们依然极力要求复仇。于是，屋大维下令处决了一部分元老和骑士。

[267]据说，被杀死的一共有三百名骑士和很多位元老，处决地点就在

某个供奉尤里乌斯·恺撒的祭坛前面。[268]苏埃托尼乌斯声称有人请

求屋大维饶命，而屋大维对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回答：“你必死无

疑。”(moriendum esse)他还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将其分配给士兵。

[269]我们可以说，屋大维仍在为恺撒之死而报复权贵，这几百名罗马

贵族只是新的祭品。不过，卢奇乌斯得到了赦免，虽然我们完全不知

道他接下来还做了什么事情。

战争尚未结束。安东尼派虽然未能解除佩鲁西亚之围，但是他们的部队仍有一战之力。而且，安东尼本人也会给战局带来巨大的影响。不过，在安东尼回来之前，没有人愿意战斗。意大利北部的军队暂时离去了。

化敌为友：布伦迪西翁和约

当战争爆发之时，安东尼还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他需要把士兵

们召集起来，然后带着他们渡过东地中海回到意大利。此时正是冬

天，在这个季节完成这种调度并不容易。他先后经过了地中海东岸的

数个地点：提尔(Tyre)、塞浦路斯(Cyprus)、罗德岛(Rhodes)、小亚

细亚(他在这里得知了佩鲁西亚之战的结果)、雅典(他在这里与富尔维

娅会合了)。史料未曾记录他们夫妻二人重聚之后有没有讨论过安东尼

在亚历山大度过的风花雪月的日子。[270]在此之前，富尔维娅和安东

尼的母亲尤莉亚都是由塞克斯图斯·庞培派人护送到希腊的。他联络

了安东尼，表示希望建立同盟。此外，一位名为多米提乌斯

(Domitius)的舰队统帅还直接投奔了安东尼。此人曾经在腓立比之战

结束以后控制了伊奥尼亚(Ionian)海岸。[271]在公元前41年和公元前

40年，虽然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没有对庞培造成什么有效的打击，但是

庞培的确感受到了压力。而且，从长远来看，他的唯一出路就是与三

头同盟和解。对于庞培派来的使者，安东尼做出了友好的回复—假如

发生了战争就结盟，不然就和解。[272]如果这个回复确切无疑，那么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安东尼此时仍然觉得自己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意大

利发生的这些事情。

安东尼和庞培之间的往来让其他曾经支持行刺者的那些人看到了

和平回归罗马政坛的希望。曾经在庞培军中担任要职的卢奇乌斯·多

米提乌斯·艾诺巴尔布斯在凯法洛尼亚(Cephalonia)加入了安东尼的

队伍，并且随他一同在布伦迪西翁附近登陆了意大利。屋大维的部队

就驻扎于布伦迪西翁，艾诺巴尔布斯的存在有可能激发了他们的反抗

之意，因为艾诺巴尔布斯曾经带兵来这个地区展开劫掠。安东尼围住

了这座城镇，屋大维和阿格里帕开始率军南下。在行军途中，阿格里

帕仍然在招募新兵，但同时也有士兵叛逃，因为他们不愿意作战。

[273]屋大维的部队规模更大，但他未能突破安东尼的防线。与此同

时，安东尼可以运用制海权来攻击屋大维的后方。双方一时陷入了僵

局。

就在这个时候，与两边都交好的卢奇乌斯·科奇乌斯开始帮助双

方展开了谈判。身为屋大维的亲戚，安东尼的母亲尤莉亚也在牵线搭

桥。军官和士兵们也出面去联系了安东尼。[274]在这些沟通的基础

上，士兵们进而邀请屋大维和安东尼会面协商，双方士兵都没有兴趣

交战。最后，尽管安东尼和屋大维都难免心存芥蒂，但他们也都没有

执意挑起战争的打算。双方仍有合作的可能，而士兵们需要一个团结

一心、能够保证他们得到其应得奖赏的政权。既然士兵们无意开战，

那么安东尼和屋大维就必须保持和平。

在布伦迪西翁达成的协议又一次划分了罗马世界的势力范围：越

来越无足轻重的李必达仍然保有阿非利加，其余的西部领土都归屋大

维掌控—高卢、西班牙、萨丁尼亚、达尔马提亚(Dalmatia)，安东尼

则拥有东方的土地。[275]此次结盟还伴有联姻。富尔维娅已经病故于

希腊，让安东尼得以(暂时忘却克莱奥帕特拉)迎娶屋大维的姐姐，也

就是同样刚刚丧偶的奥克塔维娅(Octavia)。达成共识的屋大维和安东

尼一起向罗马前进，准备去庆祝秦晋之好。不过，这次的协议还是夺

走了一些人的性命：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的顾问马尼乌斯被双方认

定为此次战争的元凶；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身处高卢的萨尔维迪伊努

斯·鲁弗斯也在被召回之后以不忠之罪遭到处死。

双方就这样通过调整盟约的内容终结了战争。这是士兵们一致要求的结果。之后，双方还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派别达成了和解。一部分公敌得到了赦免，一些曾经在庞培那里避难之人趁着庞培与安东尼重修于好的机会设法回到了罗马。但是，三头同盟仍然掌握着罗马的大权，安东尼(虽然他大部分时间不在罗马)和屋大维仍然是罗马的统治者，盟约调整以后的安排仍然极其有利于这对刚刚结成姻亲的姐夫和内弟。当然，三头同盟的专制政权的稳固也有利于那些以分地为根本利益的军人。

佩鲁西亚的战争是取缔三头同盟、回归罗马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次尝试。在这场战争中，一位执政官试图与三头之一对抗，用武力终结国家的紧急状态。对于资历较深的安东尼而言，因为他早已是罗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就算罗马政治恢复旧貌，他所承受的损失也是较少的。相比之下，年纪轻轻、经验不足还惹得不少人畏惧的屋大维更加愿意维持现状。但是，无论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怎样的细微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罗马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包括他们在内，军人们、李必达以及与他们交好的那些盟友都是如此，这些人几乎都不会想要回到过去。

牧歌：爱情与土地之歌

在各家史书以及《言行录》当中，我们可以读到宣布公敌所造成的恶果。至于佩鲁西亚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分地问题，我们可以在诗歌当中觅得其踪影。维吉尔(Virgil)写出了奥古斯都时代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Ae neid)，但他的早期作品是篇幅较短的传统牧歌。《牧歌集》(Eclogues)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名为阿卡迪亚(Arcadian)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乡间的牧羊人会用歌声来一较高下，也会自由地追逐爱情。但这个虚构的美好世界同样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不敬神明的军人入侵了这片土地。在第一篇牧歌里，提提鲁斯(Tityrus)和梅里波伊乌斯(Meliboeus)讨论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梅里波伊乌斯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

有一些不敬神明的士兵会拿走我精耕细作的土地。
一个野蛮人夺取了我的田地。国内的动乱给我们带来了灾难。[276]

而提提鲁斯被真实的罗马世界给拯救了，他遇到了屋大维。据他所说，屋大维是一位神明，并且帮助他拿回了自己的土地。[277]第四篇牧歌的格式和基调都有了变化，维吉尔不再歌颂牧羊人的故事，而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更加宏大一些的事物”。他提到了很多东西，但这一篇的核心是声称在公元前40年的时候，新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有一个孩子会揭开这个时代的序幕，他会见证历史的重演。又一位阿喀琉斯(Achilleus)会航行至特洛伊，又一艘“阿尔戈号”(Argo)会前去寻找金羊毛。土地不需要耕作就能有产出，船只再也不需冒险出航，公牛可以安然在雄狮身边躺下休息。最后，绵羊会变为紫色，维吉尔则会开始吟诵一首伟大的诗歌。这部作品描绘了开启全新的黄金时代的孩子。这种祈盼救主的内容引发了很多人的遐想，不过，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此。整体说来，这些牧歌表达了维吉尔的这种看法：未来其实没有希望，真正的希望应当寄托于某个奇迹，这个世界的时间线会随着奇迹的到来而终结，过去的历史会重现人间。等到这个奇迹出现，紫色的绵羊也在山坡上悠然进食之时，维吉尔就会动笔写出他伟大的诗篇。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以前，维吉尔都会躲藏在那个虚构的阿卡迪亚田园世界里面，抗拒着太过不堪、难以入诗的现实。

另一位诗人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有着与维吉尔迥然相异的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集名为《莫诺比布洛斯》(Monobiblos)，开篇就阐明了主旨。

我从不曾为欲火所侵袭。但君提娅(Cynthia)的双眸让我就此沦陷(可怜的我)。从此，我原本骄傲的神色再也没了踪影。爱情占据了我的心灵，让我手足无措。现在，我无比憎恶矜持的美德。[278]

此后还跟着足足二十首情诗。他成了爱情的奴隶，只为这名女子而活，欲望之火焚烧着他的灵魂。在这段关系当中，普罗佩提乌斯完全无法保持冷静，他无法像一些男性那样游刃有余地行走在花丛间。这是无比强大、主宰一切的爱情，除此以外的任何事物都不再重要。对于深陷爱情之中的普罗佩提乌斯而言，必须面对政治的现实世界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意义。他的这种状态看起来仿佛就是生活于美好的阿卡迪亚世界的那些牧羊人。然而，到了作品的末尾，这种超脱于现实之外的色彩以及他的爱情都不见了。最后，他给我们留下了两篇显然互相关联的诗作。

在伊特鲁里亚的战壕里负伤的士兵啊，你已经逃离了我这样的命运，又何必因我的悲哀而落泪呢？你我曾经并肩作战。现在，快跑，保住你的性命，让你的父母还能享受天伦之乐，让一位姑娘能够明白你的眼泪为何而流。让她知道，伽卢斯(Gallus)逃脱了恺撒的兵锋，却未能躲开某个不知名的敌人。如果来到这伊特鲁里亚的山区，她会发现散落四处的尸骨。让她知道，这就是我的遗骸。

图卢斯(Tullus)，朋友，你常常问起我故土的神灵来自何方。你是否知道佩鲁西亚的坟墓呢？那是罗马公民互相残杀的非常时期。当时的丧礼就是如此—托斯卡纳的土地啊，你曾经让我的亲族暴尸荒野，现在，为我而哀悼吧—富饶的翁布里亚(Umbria)。就是这块与平原相接的土地孕育了我。[279]

这部歌颂爱情的诗集最后以死亡收尾，他悼念了一位亡友伽卢斯。因为其尸骨还散落于托斯卡纳山区，伽卢斯的鬼魂不得安息，只能到处流浪。因为还未举办丧礼，伽卢斯的爱人只得不停地追忆往昔。普罗佩提乌斯在诗作中提及他的故乡、亲戚乃至整个意大利都被毁灭了，这相当于委婉地承认了他来自佩鲁西亚。他所作的情诗掩盖着悲伤之情，托斯卡纳的尘土下面另有他物。意大利的土地里埋藏着人们的鲜血、骸骨以及痛楚。

佩鲁西亚之战结束了，但人们心中的伤痕犹存。

[238]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 26-27 (trans. Robin Waterfield).
[239] Cicero, De Lege Agraria , 2.27.
[240] Appian, Civil Wars , 4.3只列举了卡普阿（Capua）、雷吉翁（Rhegium）、维努西亚（Venusia）、贝内文图姆（Beneventum）、努奇里亚（Nuceria）、阿里米努姆（Ariminum）、维博（Vibo）。除了阿庇安以外，还有一些史料提到了设立这些殖民地的事情。更为详细的是《土地调查汇纂》（Corpus Agrimensorum ）中《殖民地篇》（Liber Coloniarum ）收录的一份名单。这应该是后人梳理出来的奥古斯都所设殖民地。读者还可参考Pliny, Natural History ,3.46-63。
[241] Appian, Civil Wars , 5.12.
[242] Dio, 48.4记录了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在公元前41年1月1日，也就是他担任执政官的这一天给自己举办了凯旋仪式。这种双重成就少有先例，他本人似乎援引了马略将军的例子。狄奥对此嘲笑不已，因为卢奇乌斯·安东尼乌斯根本就不足以和马略相提并论。
[243] Appian, Civil Wars , 5.19.
[244] Dio, 48.5.3.
[245] Dio, 48.5.罗马人的名字分为三大部分：前名（praenomen，比如卢奇乌斯）、族名（nomen gentilicium，比如安东尼乌斯）和缀名（cognomen）。缀名既可以由他人授予，也可以由自己选取。“Pietas”的含义有“对家族尽责”“忠于国家”“可靠”“敬重神明”。关于卢奇乌斯对共和国的支持，请参考Appian, Civil Wars , 5.19，5.39 and 5.43。
[246] Dio, 48.10-13.狄奥记录的内容更加通顺。看起来，他所参考的是偏向于屋大维的资料。
[247] Appian, Civil Wars , 5.19.
[248] Appian, Civil Wars , 5.19.
[249] Appian, Civil Wars , 5.14.
[250] Appian, Civil Wars , 5.22.
[251] Appian, Civil Wars , 5.14.
[252] Appian, Civil Wars , 5.20.
[253] Appian, Civil Wars , 5.39.
[254] Appian, Civil Wars , 5.43-44; 45.阿庇安表示他的这些描述翻译自拉丁语版本的纪要（hypomnemata）。这种文档用于总结官员的行为。也许，阿庇安真的准确地记录了卢奇乌斯当时强调的理由。
[255] Appian, Civil Wars , 5.15-16.
[256] Appian, Civil Wars , 5.18.
[257] Dio, 48.8-9；狄奥声称整个意大利都发生了这种暴力冲突。
[258] Appian, Civil Wars , 5.18.
[259] Suetonius, Augustus , 1.
[260] Suetonius, Augustus , 13.
[261] 对于战功卓著的将领，士兵们会欢呼“大将军”（imperator）。之后，元老院会确认（或否认）这个头衔的授予。
[262] Dio, 48.13.
[263] Appian, Civil Wars , 5.34.
[264] Appian, Civil Wars , 5.35.
[265] Appian, Civil Wars , 5.36-37.
[266] Appian, Civil Wars , 5.46-47.
[267] Appian, Civil Wars , 5.48-49.
[268] Dio, 48.14.4，罗马人很少用人牲。所谓“三百”，看起来很像是估计的结果。不过，所有的史料都认为屋大维对这些人发起了复仇。
[269] Suetonius, Augustus , 15.
[270] Appian, Civil Wars , 5.52.
[271] Dio, 48.16.2.
[272] Appian, Civil Wars , 5.52.
[273] Appian, Civil Wars , 5.56-57.
[274] Appian, Civil Wars , 5.59-63.
[275] Dio, 48.28-30; Appian, Civil Wars , 5.65.
[276] Virgil, Eclogue , 1.70-73.
[277] Virgil, Eclogue , 1.6; 18.
[278] Propertius, 1.1.1-6.
[279] Propertius, 1.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