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1-36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历史学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是其最后一部著作，写于1973年。

序言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庆典活动使人不禁回想起60年来的种种往事。抚今追昔，一部历历在目、简洁明了的人类文明史展现在人们面前。400年之前，哥伦布横越大西洋，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部海岸，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1837年到1897年间，西方确立了它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便是这一进程的圆满结局。在这4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不是沦入西方的统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自愿采用成功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其中，只有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除外。彼得大帝于1694年开始使俄国西方化，明治革命的发动者于1868年在日本也开创了同样的进程。到1897年，世界7大列强中就有6个是西方国家。第7个国家是俄国，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它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实现了西方化，从而加入了列强行列。日本只是在1904－1905年发动并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时，才获得了列强的地位。

因此，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徬惶，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象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似乎结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臻至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是十分明了的。如此而论，似乎历史所包括的不过就是过去那些导致西方目前优势地位的特定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与历史无关，可以弃之不顾。确实，整个世界现在已被纳入西方的界限之内，因而才被列入历史范围之中。但世界的这种西方化只是近期才发生的，被西化的国家只是些次要的，至少也只是边缘的国家。例如，只是由于1746年英法两大西方列强争霸称雄的一次战争，才使印度纳入西方的范围；只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才得以在1897年的世界之中享有一席之地。俄国成为列强，要归功于彼得大帝的先见之明；但尽管人们公认俄国国力强盛，它却没有完全实现文明化：在文化上，它不是西方俱乐部中的第一流成员。至于日本的西方化，虽成绩卓著，却实属异常。

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以色列人及其后裔犹太人至少在公元70年以前无疑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的前奏，而这正是西方的宗教。同样，古代希腊人无疑也参与了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产生了影响，不仅哲学，古代希腊的文学、造型艺术、建筑也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灵感。

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无穷地追索其源头。但是，在1897年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60年中，西方考古学家使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以色列时期和前古希腊时期的文明重见天日。例如，法老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最近发现的迈锡尼文明。考古学家对这些更为古老的文明的再现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但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重新出土的文明，曾对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它们就有资格被载入史册。

追溯从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到1897年的西方化世界的历史，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早已被并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的政治源头。罗马帝国在它的西部诸行省垮台之前就皈依了基督教。这些前罗马帝国西部领土上蛮族征服者皈依了基督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

如此地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履历。这种人为界限的取消已揭示出，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而人们在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面则将这一情形置之不顾。那时，人们觉得这种画面已经包容了与当时人类事务有关的一切。

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卷将1868年以前的日本历史、183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1746年以前的印度历史、1694年以前的俄国历史统统排除在历史之外。它还将整个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排除在外，尽管在1897年，象在1973年一样，它们是拥有最多信徒的四大宗教中的三个，而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是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中的两个。它们的传播范围与基督教不相上下。1897年的历史画卷还将基督教四大教派中的三个教派排除在外。这就是聂斯脱利教派、基督一性论派和东正教派。尽管在1897年，东正教拥有的信徒在数量上与新教和天主教当时拥有的信徒相差无几。

这一历史画卷的其他特征更为不可思议。犹太人从公元70年以后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一年罗马人一度摧毁了耶路撒冷；希腊人从公元451年以后被排除在外，这一年基督教希腊神学家起草了卡尔西顿会议信纲。（从1821年起，希腊人又重新得到承认，因为他们在这一年发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谋求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如何看待公元后5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始终是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在这100年里，罗马帝国在一直是其人口和经济重心的东方省份得以幸存，而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诸行省却陷于崩溃。然而，由于帝国西部孱弱的末代皇帝于公元476年被废黜，流行于1897年的历史航图就对自此以后的罗马帝国不屑一顾，尽管帝国在东部地区依然存在，依然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为止。的确，流行于1897年的航图对于公元476年这一时期从希腊到中国，从中国到中美洲和秘鲁的整个文明世界全都不屑一顾。从公元476年起，这种荒谬绝伦的航图只对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西部省份残破江山上的蛮族国家大加青睐。

时至1973年，事情已经十分明了：曾被置之不顾的大量历史事实，其任何部分都不能再被人们视作无关紧要而一笔勾销。例如，人们曾认为，中美洲文明早已被科尔特斯一伙一举毁灭。但是，这种文明今天已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支离破碎的西方化虚怖下，显示出再现于世的迹象。至于东亚的历史，目睹1973年中国和日本现状的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其重要性自东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决不稍逊于当代西方的历史。1897年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弃之不顾的东西，到1973年已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无法置之不理了。现在他不得不把它们重新拾起，并与那些把西方带进1897年的残渣碎片重新结合起来。1897年流行的历史航图中保留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残渣碎片。

时至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考察。但这一任务在选择什么和描述什么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加以叙述。人类的才智尚不足以在一种全景视野中将所有的事情兼容并蓄，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必然是武断的。而且，用以选取的信息越丰富，对研究者作出的选择就越有争议。例如，1897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看来言之有理，但到1973年就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在本书中，我没有象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研究那样对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给以过分的突出，但我也尽量避免相应的错误，而仍对西方及其历史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本书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仍然使西方显得过于重要；而一个西方读者则可能觉得，我在努力为我们祖先的文明确定地位的时候”走了另一个极端”。

在一部撰写于1973年的叙事史中，与人类历史的开端和最近阶段相比，中间阶段更为难于驾驭。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间上约占人类历史的15／16），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类交往非常缓慢，变革的步伐更为缓慢。在最近的5个世纪中，人类居住的地区尽管还没有在政治方面融为一体，但已在技术与经济方面融为一体，因为交往速度的加快，已经超过了不断加快的变革步伐。但在中间的阶段，特别在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1500年的4500年间，变革速度快于交往速度，其结果导致各地区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点。

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仍有人类居住的地区大规模相互联接起来的时候。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使旧大陆的地平线得以扩展的实例有：公元前6世纪精神生活的新发展，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赫赫战功之下的广泛传播；公元13世纪蒙古征服者对旧大陆几乎横贯东西的政治统一。安第斯历史上与之相应的时期则以查文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地平线”为代表。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是彼此分离，单独发展的。相互隔离、彼此区分，多于相互交往和彼此同化。各个地区性文明同时并存却互不相干。

这就是一部叙事史著作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历史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记录下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笔者只得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我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当我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才得以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叙事体形式与分析比较的形式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以叙述形式对人类历史作一宏观鸟瞰，即是笔者向读者奉献本书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自然现象之谜

人在受孕于母腹并呱呱坠地之后，婴儿可能会在他获得自觉意识之前便夭折。直到20世纪之前，婴儿在产生意识之前这个阶段的死亡率一直是很高的。甚至在那些较为安全和较为富裕的社会，在那些医学普及、设施完善的社会，婴儿死亡率也同样是很高的。进入近代以前，婴儿死亡的比率与兔子不相上下。而且，一个孩子即使存活到建立了思维以后，仍然可能夭折于生命的任何阶段，或许是死于蓄意杀害，或许是死于某种事故，也可能死于某种疾病，以及死于某种伤害。而每当处于这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医疗技术和设施无计可施，不能起死回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尽管如此，在医学和社会各方面都较为成熟的社会中，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多数相对落后的社会在这方面也已开始有明显的提高。今天，一个人可以在他生命的七八十年中一直处于有意识的状态。直到死亡，这种意识之光才会熄灭，或者是在肉体死亡之前，由于精神衰老而使意识之光趋于暗淡。在这意识之光闪耀的七八十年中，人可以意识到周围存在的各种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向他提出许多难解之谜。尽管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判断能力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一些基本的难解之谜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最近，科学家正在探索某些物质的化学成份和构造。它们是赋予物质以生命和赋予生物体以意识的物质条件。科学的进步带给宗教信徒的似乎可能是一些否定宗教的发现，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尽管传统的观念是尚未证实也无法得到证实的。现在几乎再也无法使人相信，人类所意识到的自然现象，是由一个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指令而存在的。这种传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仅是出自对人类活动的牵强类比。人们将现存的无生命的”原料”加工成型，制成工具、机器、衣服、房屋和其他制品，并赋予这些制品某种该原料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类型。功能和类型是非物质的，从物质属性方面而言，它们是从无到有被人创造出来的。既然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那么用与人类一样的创造活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存在，就不再能令人信服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以令人信服的说法取代这种早已站不住脚的传统假设。

我们对生命及人类意识与意志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的了解虽然有了进步，但这并未能使我们理解生命和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及目的（假如存在目的的话）。它们彼此间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与那些与之相关的有机结构物质的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活着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具有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则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物质的躯体之中。每一个活着的人，精神和肉体都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总是彼此契合，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又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有些物质现象一度会与生命结合（如其之于所有生物物种），或一度会与意识结合（如其之于人类），而另一些（显然在宇宙物质总量中占多数）却永远是无生命和无意识的？在时空的溪流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暂时包裹着我们这个来去匆匆的行星的脆弱的”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是怎样与物质发生联系的？为什么寄寓于有机物中的生命总是设法使自己永远生存下去，寄寓于有性别的和终有一死的生物体中的生命，总是使自己得到繁衍？所有物种的保持，显然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难道是物种或其中每一个体所固有的本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有机物成分，在获得有机物特性前，或失去有机物特性后，又不具备这种固有的努力呢？须知这些有机构成，只是它们自身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如果这种努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从外部引入的，那么，如果排除了神灵造物之功的假设，引入这种努力的媒介又是什么呢？

现在，假定我们接受有机物在结构和功能上产生变异的事实；假定我们也接受达尔文的有关假设，他认为，自然选择在足够的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变异，这种变异足以说明为什么生命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物种，为什么有些物种得以成功地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则失败了；即使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说法，变异本身仍未得到解释。变异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注定要发生的？或者是违背了一种注定的事情？或许如果我们向被认为不具有意识、不具备制定计划能力的自然现象提出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不恰当的？假如允许我们用这些拟人语汇讨论非人类的物种问题，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难题。物种的变异倾向与物种保持自身生存或进行自我繁衍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物种的目的真的是保持自身的种属吗？那么，变异是否是这一目的的失败？或者，物种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而保持原种属的做法仅只是惯性对这种变化的阻碍？

生命分化为不同的物种，造成一些物种之间的竞争和另一些物种之间的合作。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哪一种是自然的最高法则？在无意识的物种之间，合作和竞争都不是出自有意的选择。但对于人来说，选择是有意的，人能够意识到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人类的选择与此紧密相关。这种道德判断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其他物种则不具备。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又来自何方呢？

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自己的意识对于本人来说，是观察宇宙中精神和物质景象的出发点。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铸下了大错。

上述这些，就是人类意识到的自然现象向人们提出的难解之谜。科学也许会继续发展，也许不会。科学将取得进步还是陷于停顿，这不是人们的能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增进科学知识，并把它们运用于进一步发展技术方面，人的智力似乎没有任何限制。科学技术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仍然一如近世以来所做的那样，充分估价并慷慨酬劳人们的科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取决于具有最高智力水平的人们是否仍然关注科学和技术。这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风尚都在发生变化。可以想象，宗教或艺术在最有才干的人们心中或许会再次变得至高无上，正如过去在许多时期和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那样。但是，即使科学仍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它的进步可能也不会超过过去和现在所企及的范围。关于宇宙运转方式的知识也许会有所增加，但在宇宙为何这样运转、或是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上，未来的科学恐怕不会使我们比过去了解得再多。

尽管如此，人类一息尚存就只能在生物圈中生存和活动，因此，即使他不能从科学中得到答案，即使他相信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唯一正确的知识，生存和活动的需要仍会迫使他为这些自然现象之谜找出暂时的答案。对科学的这种信念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不过，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寻找到的答案的确只是无法验证的宗教信仰所为。它们不是理智的论证，而是宗教的直觉。所以，将来也许会象过去一样，生活将迫使人们用直觉的和无法验证的宗教词语来回答那些基本问题。从表面上看，宗教在产生科学之前和产生科学之后的表达方式象是彼此分开的两极。过去，每一种宗教表达方式都始终与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所赖以产生的其时其他的理智观念相协调。但宗教的本质无疑与人性自身的本质一样是永恒的。实际上，宗教正是人性所固有的独特品质。由于人类独一无二的意识本能，使他际遇了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提出的挑战，而宗教正是人类对这些挑战作出的必然反应。

第二章 生物圈

“生物圈”一词是德日进所创造的。这个新词是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产物。生物圈是指包裹着我们这个行星地球（事实上的确是个球体）表面的这层陆地、水和空气。它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唯一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唯一的栖身之地。

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而所有物种都依赖于这些资源维持它们的生存。一些资源是可以更新的。另一些则是不可再生的。对任何物种而言，如果过份使用可更新资源，或是耗尽了不可再生的资源，都会导致自身的灭绝。许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地质记录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与迄今仍然存诸于世的物种相比，它们的数量多得惊人。

生物圈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体积相对来说很小，它所提供的资源也很稀少。通俗地说，生物圈是很薄的。它的上限也就是飞机所能飞行的最高高度，下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坚硬的地表之下所能挖掘到的深度。在这个范围内，生物圈的厚度与地球半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就象是蒙在地球表面上的一层纤细的皮肤。太阳的行星依各自的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旋转”，地球远不是其中最大的行星，也远不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而且，我们这个太阳只是构成我们这个星系的无数太阳中的一个，我们这个星系也只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而这样的星系到底有多少（随着望远镜视觉范围的扩大，我们知道的星系的数量越来越多）尚未可知。因此，与人们已经了解到的宇宙规模相比，生物圈的规模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生物圈的年龄不象它所包裹着的行星那样古老。它是在地壳冷却下来，原有的一部分气体变成液体和固体之后很久才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做地球的晕圈或锈迹。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太阳系中唯一的生物圈，或许太阳系中从末存在过，也将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生物圈。当然，太阳系与我们的生物圈一样，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也许除我们这个太阳以外，无数其他的太阳也有自己的行星，这些行星中，可能也有一些象我们这个行星一样，其围绕太阳旋转的距离，正适于在其表面生出一层生物圈。即使可能存在这样一些生物圈，也不能肯定它们会象我们的生物圈一样确实有生物存在。在一个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这种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成为现实。

人们已经发现了有机物的物质构造，但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生命、意识和意志的物质载体与生命、意识和意志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知道生命、意识和意志是怎样在地球表面出现的，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但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相互作用，生物圈的物质构成重新分配了空间，并重新实行了化学组合。我们知道，”原生”生物体起源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过滤，这种过滤使源源不断地来自太阳和外界其他来源辐射生物圈的射线，以一种不仅能为”较高级”的生命形式接受并且适于这种生命形式的强度进入生物圈（所谓”较高级”一词，即指接近于人类生命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和主观的用法）。

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生物圈中的物质在特定时刻内是有生命的，而在另一特定时刻又是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相互交换或”再循环”。在特定时刻有生命的物质中，有些是植物，有些是动物，在动物中，有些种属是非人类的，有些是人类。生物圈通过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护而获得的力量平衡实现存在与生存。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人类也和生物圈中所有的成分一样，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在思想上，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与其他人相区别，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意识和良心，正如人的肉体一样，也是存在于生物圈中的。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的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

此外，即使在我们的星球之外，在宇宙的某个地方还能找到其他生物圈的话，距离我们行星最近的可能也会有几亿光年之遥。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人登上月球表面，并在上面短暂停留之后，生气勃勃地重返地球。这是科学技术的丰功伟绩。鉴于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远不如象驾驭非人的大自然那样成功，它更显示了人类在社会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预测未来并选择我们在地球上的政策，这一成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教益。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距离地球比其他星球近得多。但让几个人在月球上登陆几个小时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精确协调和热情合作。它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并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勇气和能力，而后者正是人类最杰出最珍贵的资产。即使人们能够证明月球上的资源就象美洲大陆一样丰富，开发这些资源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地球人向月球进行永久殖民是不现实的。人体所具有的物理结构使人能够承受地球质量的引力和地球表面空气的压力。人需要有机的食物，必须以动植物为食。欧洲人在公元10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15世纪从西班牙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时，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和必需品在美洲都是齐备的。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其他的人类，他们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到达美洲，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这证明，地球上的这些陆地是适于人们安身的地方。

月球则不适于任何形式的生命居住。也许可以成为人类资源来源的这个月球是个无机物体，甚至从未存在过任何有机物质。为了开发利用月球物质，人们必须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月球上安营扎寨，辛勤劳动，将这种物质从月球运回地球。这可不象把烟草从美洲运到欧洲，把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移植到欧洲和亚洲那么经济合算。这些作物都是先于欧洲人从大陆另一端到达美洲的人在当地培植起来的。

尽管月球和比月球更远的其他行星都不适于我们生物圈的居民居住，但可以想象，其他星系的某个太阳系中可能会有一个适于我们居住的行星。但即使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从我们这个生物圈驶向这个星球也是不可能的。假设我们能够发明在宇宙中航行的办法，在太空行驶的过程中不至被吸入那无数个太阳的熊熊燃烧的熔炉之中，这一航行可能也会需要100年。因此，我们应该设计这样一种飞船，使乘客可以在船舱内生儿育女，这些孩子又能在船舱内长大成人并且养育他们的子子孙孙，直到这个飞船着陆并把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送上这个星球为止。而且，即使到达并且登上这个星球的这一代人能够在这个假想的生物圈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空气，可以饮用的水、可吃的食物、可以承受的气压和引力，他们用以从一个生物圈飞往另一个生物圈的这个飞船（一个现代的诺亚方舟），也必须配备足够的空气、食物和水，以便于孙后代能够在船舱中生活一个世纪。看来这个童话般的航行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因此，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表明，生活在地球表面这一生物圈中的居民，将会永远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因此，就算宇宙中存在着适于我们居住的其他生物圈，人们也不可能进入这些生物圈并向那里移民。没有人会去考虑这类事情。这样的幻想不过是个乌托邦。

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处，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

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力量又不能保证，只要我们不去摧毁生物圈，生物圈就永远能够作为人类的栖身场所。这是因为，生物圈虽然是有限的，却不能自给自足。大地母亲不是通过单性生殖产生生命的。她是通过一位父亲获得生殖能力的。这位父亲就是太阳，它就是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阿吞神，即”太阳的光盘’，也就是从奥勒利安到君士坦丁大帝的伊利里亚罗马皇帝们的”不可征服的太阳”。

生物圈中所蕴藏的物质能量是生命的物质源泉，也是无机自然界迄今为止一直向人类提供可资利用的物质力量的源泉。它不是在生物圈内部产生的。这种永久的物质能量，来自太阳以及其他宇宙源泉的辐射。在接受这种来自外界的充满生机的射线时，生物圈只扮演选择者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生物圈要对这些射线进行一番过滤。它接受那些能够养育生命的射线，排斥导致死亡的射线。只有在这种过滤没有失灵，射线来源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来自外界的射线才是有利于我们的生物圈的，而我们的太阳和宇宙中的其他太阳一样，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可以想象，在将来的某一时候，宇宙中太阳或其他星球的种种变化将会改变投向我们生物圈射线的作用，致使生物圈变得无法存身。一旦生物圈面临这种灾难，人类的物质力量也许还未能强大得足以抗拒这种宇宙力量作用的致命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构成生物圈的诸种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质。生物圈具有三种成分：第一种是不具备有机物质结构因而从未获得生命的物质；第二种是活着的有机体；第三种是曾经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目前仍保留着一些有机性和有机能力的无生命的物质。我们知道，生物圈的年龄比它所覆盖的地球年轻；我们也知道，在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出现的时间并不象与它们相关的那些物质那么早。目前构成生物圈的那层物质曾经一度全都是没有生命和没有意识的，地球上的多数物质现在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生物圈内的一些物质最终是怎样变成有生命的物质的，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也不知道这些有生命的物质怎样及为何会在以后的阶段中获得意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提问，生命和意识是怎样被赋予形体的？为什么会被赋予形体？但这种问题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未解之谜。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多得惊人，它们向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源。众所周知，珊瑚礁和珊瑚岛是由无数的微生物建造的，众多的珊瑚积少成多，造就了这种坚固耐久的岩礁。在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它们明显地扩大了生物圈中的陆地面积，扩大了非水栖类生物的生长范围。这些体积微小、数量众多、不屈不挠的生物建造起来的岛屿，总面积比火山活动的强大力量所造成的陆地还要大。火山活动同珊瑚你追我赶，争相在水下堆积起坚固的物质，直至形成一个个岛屿浮出海面。

人们也都知道，煤是树木遗骸的产物，而这些树木曾一度茂盛生长。肥沃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蚯蚓爬过和各种细菌的堆积而获得肥力的，它们提高了土壤向植物提供养份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地质学家告诉一个门外汉，在这个生物圈中，在那高低不平的地平线上映入眼帘的石灰石山脉，是由一些水生动物的甲壳或骨骼在早已消失的海床上长年沉积而造成的，地平线上沉积的这些曾经是有机体的物质是在近期内（就地质学的时间尺度而言）由于地壳的收缩而扭曲变形，变成现在这样纵横褶皱、蜿蜒起伏的形状，这个门外汉还是会大吃一惊的。如果这个门外汉得知，大量沉积于地下的石油过去或许也是有机的物质，也就是说，它可能更近似于煤而不象铁矿或花岗石，他更会大惊不已，而铁矿和花岗石这些物质的分子构成从来没有经历过有机的阶段。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的惊人数量，使人们注意到生命史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生命史被不恰当地称做”进化”，这个字眼并不含有名副其实的变化之意，而仅指一些事物的”潜移默化”）。生命分化为许多不同的属和种，每一物种都体现为众多的个体。物种和个体的多样性是生命由相对简单弱小的生物体到相对复杂强大的生物体进步的条件，但通过分化和变异获得的这种进步，却是以竞争和冲突为代价的。每一物种，每一物种的每一个体，都为占有生物圈的各种要素而与其他物种或个体展开竞争。对某一物种及其个体来说，某些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要素是它们维持生命的有效手段，因而也是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在有些情况下，竞争是间接的，某一物种或某一物种的某一个体，不是通过捕食或消灭对手，而是通过最大份额地为自己赢得某种资源而消灭对方，这种资源对竞争双方都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当某种动物的个体之间为食物、水或配偶而相互竞争时，据说输者要向赢者求饶，输者投降才能得到宽恕。据说人类是唯一战斗到底的动物，不但杀掉对手，而且屠杀”敌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正当我在伦敦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正在越南犯下这种人类所独有的暴行。在过去的5000年里，人们还以杰出的艺术作品庆祝这种暴行。例如在那尔迈的调色板上；在安纳吐姆的浅浮雕上；在纳里姆辛纪功碑和他的亚述模仿者的纪念碑上；在荷马史诗中和图拉真圆柱上。实际上，这些艺术作品在无意中也诅咒了这种暴行。

所以，生命进步的最好形式是寄生，最坏形式是掠夺。动物王国寄生于植物王国；如果没有植物向动物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空气和食物，动物（至少非水生动物）就无法存在。有些动物是靠捕食他种动物为生，当人类从他过去栖身的树上走下地面，并冒险在地上四处游荡，看看他的运气是捕杀别的动物还是被别的动物捕杀，他也就加入了这个食肉动物的行列。生命进步的牺牲品，就是那些遭到灭绝的物种，以及生存下来的物种中那些总是遭到杀害的个体。人类驯化了一些动物，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掠夺它们的产品–奶或蜂蜜，或者残忍地杀死它们，将它们的肉当作食物，并将它们的筋骨皮毛当做制造工具和衣服的原料。

人类之间也互相捕食。食人习俗和使用奴隶曾存在于高度成熟的社会。这两种残忍的习俗在前哥伦布时期的中美洲都曾存在，奴隶制度曾盛行于希腊－罗马社会，伊斯兰社会和近代西方社会。人们把奴隶当作驯养的动物，在上两个世纪的废奴运动中，人们含蓄地承认了这种把人当作牲畜的恶行。而且，在法律上解放奴隶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因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也会受到奴隶般的剥削。一个公元4世纪的名义上是自由人的罗马隶农，或同时期的一个罗马什长，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罗马的一个牧羊奴隶、管理庄园的奴隶、宫庭仆役，或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马木路克有更多的自由。在阿拉伯语中，马木路克意为”降为一份财产”，但对一个马木路克来说，在法律上成为奴隶，是成为一个领主或成为一群在法律上是自由人的农民的主人的途径。美国黑人于1862年获得了法律上的解放，但他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以后，现在仍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同是本国公民的白人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他们享有充分的人权。

人类最难以消除的恶行是在宗教仪式上杀人祭祀。如果杀人的动机是个人的贪婪或仇恨，杀人行为会受到普遍谴责。将杀人作为惩罚杀人的办法也越来越不受赞同。在一些现代国家，家族仇杀和官方死刑都已被废除。如果以人为祭的神祗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命的自然资源（如雨水、谷物或牲畜）的化身，杀人祭祀已受到禁止。那么，自从人类获得了对非人类的自然界的优势以后，人们最忠诚、最狂热、最死心塌地地加以崇拜的神祗，则是人类有组织的集体力量的化身，正是通过这种力量，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

在过去的5000年中，主权国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但这个国家女神却需要并接受人类大屠杀的祭献。主权国家相互进行战争，它们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最优秀的男性青年国民，冒着被别人杀死的危险，去杀死”敌国”的国民。自古以来，除了极少数人，例如兄弟会成员以外，所有的人类全都把在战争中杀人或被人杀死不但看作是合法的，而且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光荣行为。在战争中杀人，以及在死刑判决中杀人，都被看做”不是谋杀”而荒谬地受到宽恕。

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是否值得以这样的痛苦为代价呢？人是否比一棵树更有价值？一棵树是否比一个阿米巴虫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把力量的词义引入上升的概念，生命的进步才导致一系列物种的进步。人类是迄今最强大的物种，但也只有人类是罪恶的。因为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作出审慎的选择，所以也只有人类才有作恶的能力。诗人威廉?布莱克想到传统说法中有生命的创造物是由一个与人类形状相同的造物之神创造的，因此他为创造出老虎而感到惊讶。但老虎与人和假想中的造物之神不同，它是无辜的。老虎在杀死并吃掉它的牺牲品来填饱胃口时，它不会感到良心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创造了老虎，让它捕食羔羊，创造了人来杀死老虎，创造了细菌和病毒，通过消灭全部人类来保持它们的物种，这就是一种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和极其邪恶的行为了。

所以，初看起来，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即使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它在客观上也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都更为邪恶。然而，对生命进步的后果作出这样的初步判断，证明了在生物圈中除去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谴责和厌恶罪恶行为的良心。

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人类能够，有时也确实做到了为了别人而慷慨无私地牺牲自己。我们也知道，自我牺牲不是人类唯一的美德。自我牺牲的典型动机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并非只有人类的母亲才因这一缘故牺牲自己。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具有自我牺牲的母爱。

而且，所有通过自身的繁殖维持生存的物种，都在本物种内得到一种两性个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直接对个体本身有益，而是为本物种进行的服务。总的来看，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并不只是采取竞争和冲突的形式。一方面，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剥削的主人和掠夺性的寄生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两个王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即保持生物圈对动植物同样适于栖身而象伙伴一样行动。这种相互合作的作用，保证了氧和二氧化碳以一种有节奏的运动进行分配和循环，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

所以，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显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当人们对生物圈迄今为止的历史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它同时带来了是与非、善与恶。当然，这些只是人类才有的概念。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概念对人类以外的生物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善恶只能由人类来判断。

这是否意味着，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这种命令是否与生命的事实毫不相干，因而只是一种空想？如果人类只是一个旁观者和监察者，处身局外对生物圈进行观察和评判，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错，人既是旁观者，又是监察者。人类具有意识能力，从而也具有进行道德选择和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和要求，因此他必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枝。我们都是生命进步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类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生物圈所固有的，因此也是全部客观实在所固有的，生物圈就是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生命与意识、善与恶，与生物圈中那些同它们神秘相关的物质一样地实在。如果我们推测，物质是客观实在的基本成分，我们就没有理由假设，客观实在中的这些非物质现象不是同样基本的成分。

然而，在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过程中，意识是在人类出现以后较晚的时候才产生的。直到现代，人们才突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在生物圈内的栖身带来了威胁。竞争和冲突是生命进步的一个方面，它已经导致了众多物种的灭绝，也使一切物种的无数个体遭受到过早的、暴力的和痛苦的死亡的打击。人类在杀死与之竞争的掠夺性的物种和消灭了多种植物之外，也使自己蒙受了牺牲。甚至鲨鱼、细菌和病毒也不再是人类的对手。但似乎直到现在，某些物种和物种内某些个体的消灭才给生命本身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迄今为止，一些物种的灭绝给其他物种的繁衍提供了机会。

在所有物种中，人类最成功地掌握了生物圈中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要素。在人类意识的黎明斯，人类发现自己受到自然界的支配，他决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在过去的10000年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向自然选择发出挑战，用人类的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为了自己的需要，他驯化了一些动植物，对它们进行培育，并对他所厌恶的某些物种加以消灭。他轻蔑地给这些不受欢迎的物种加上”杂草”和”害虫”的标签，然后宣称他要尽最大努力消灭它们。在成功地以人类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的同时，人类也减少了幸存物种的数量。

然而，在人类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阶段，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一些物种那样显著。吉萨和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乔卢拉和堺的人造山脉，使后世的庙宇、教堂和”摩天大楼”相形见绌，但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与微生物建造珊瑚岛的工作相比却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到大约5000年前文明的黎明时期，人举已经意识到他从生物圈中获取的杰出力量；在纪元以前，他已发现生物圈是覆盖在一个球状星体表面的有限的包裹层；公元15世纪以来，欧洲人就不断占据生物圈陆地表面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并向这些地区进行移民。但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类在实际行动中还把生物圈中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矿产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海洋和天空看作是不会受到污染的。

事实上，直到最近，以人类的消耗能力或污染能力来衡量，公物圈的这些要素还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于1889年），在我生长的伦敦，在曼彻斯特、圣路易斯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和工业用煤所产生的烟雾已经遮天蔽日，并一连数日弥漫于人们的胸肺之中。但如果有人认为，有朝一日人类将会使环绕生物圈的整个大气层遭到污染，人们还是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的，人们把对纯净的大气层造成的威胁，看作是偶然出现的局部现象。至于人类活动将会污染海洋的可能性，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无稽之谈。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们一直没有充分估计到现代人类对生物圈影响力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两个新的开端造成的。其一是精心追求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应用于技术的进步；其二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对生物圈无生命因素中现存的或潜在的能量加以利用，例如．将不断流向海洋的水从海平面汲取到大气层中所产生的水能。过去，人们不过把水力用在碾米之类的事情上。自从200年前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由地心引力所产生的水力，已被用来驱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水的力量还被进一步提高，转换为蒸气的力量和电力。发电可以利用自然瀑布或人工瀑布的自然力。但不经过燃料的燃烧加热，水不能转变为蒸气。燃烧加热不仅被用来把水力转换为蒸气或电力，还可以用来代替水力，甚至代替最强大的水力。还有，木柴是来源于树木、可以得到补充的燃料，它已被煤、石油甚至铀这类不可再生的燃料所代替。

铀是近期才得到开发的燃料，它能够释放原子能。但为了探索对这种强大力量的操纵，人类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了一种探险。这种探险的结果，对神话中半神半人的法厄同来说是致命的，人类夺去了他神圣的太阳父亲的战车。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战车的战马发现缰绳已落在一个弱小的凡人手中，它们就开始不服驾驭，冲出轨道。如果没有宙斯力挽狂澜，降雷击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将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险境的比喻。人们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泰然使用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的力量是空前巨大的，但其放射性废料的有害性也同样巨大。人类已经介入了生物圈–即生命的大地母亲–接受太阳射线的过程。这是带来生命的射线，而不是致人死地的。人类科学技术的这一惊人业绩，与工业革命时期那些规模较小的成就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构成威胁，使它变得不再适于栖身。

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圈的历史，以及生物圈的创造物与居民之一–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自从生物圈中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不加遮蔽地散布于生物圈中。如今我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使自己和其他生物伙伴免遭法厄同的命运。

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生物圈之所以能够栖泊生命。是因为它的诸种要素互为补充，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联系。在人类出现之前，生物圈的任何成分–有机体、失去有机物构成的物质和无机体–都未曾获得力量，打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微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生物圈成了生命的收养所。在人类出现以前，那些不是太软弱，就是太富于侵略性，无法与生物圈的节奏相协调的物种，在它们的软弱性或侵略性远未足以打乱这种节奏的时候，就被这种节奏的作用消灭了。一切物种的生命都依赖于这种节奏。人类出现以前，生物圈的力量远远大于栖身其中的任何物种。

人类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人类获得了意识，这使他能够作出选择，制定计划，采取行动，阻止自然界象消灭其他威胁和损害着生物圈的物种那样消灭人类。人类能够成功地生存到他想摧毁并确实摧毁了生物圈的时候，但如果他选择了这种做法，他也将难逃惩罚。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也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地母亲与人类的相互遭遇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领域–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领域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一些名篇早已阐述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以及引起这两种目标的两种不同的观念。让人类使自己成为生物圈的主人的权威命令，载于《圣经·创世记》的第1章第28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一命令清晰而明确，但对它的抵制也同样清晰而明确。”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对《创世记》中的命令的直接回答。在《新约全书》之前《道德经》一书就已宣称，人类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个陷阱。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人们可以造出那些东西。尽管人们的发明可以成十倍，成百倍地减轻劳动，但人们不使用它们……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道德经》的这些段落，在圣马太的福音书中也有相应的表达：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些正是对那种要我们全力追求力量和财富的号召的抛弃。它为另一种号召拨开了云雾，这种号召要求人们接受一种相反的观念。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

人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其为人。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认识，是灵魂而不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使人类与这种精神存在发生联系的。或者，在神秘论者的经验中，人的灵魂就等同于精神的存在。

正如托玛斯?布朗爵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是一种两栖动物，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中。而且，在他赖以栖息的这两种环境中，人类都各有一个目标。但是，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或者说侍奉其中任何一个主人。如果他的这两个目标，或他对两个主人的忠诚之间，竟是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的，他就必须把其中一个置于首位，甚至对它献上全部忠心。二者之中，择谁而事？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佛陀时代，印度人已经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公元13世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时代，西方人也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上述两例中，相互对立的选择都导致了一位父亲和一位儿子的分道扬镳。也许自人类意识的黎明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无言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就是人性在道德上的矛盾。这个问题曾深深打动过佛陀和圣方济各，致使他们割断了与自己家庭的自然纽带。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选择才成为整个人类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13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公开地称颂方济各?贝尔纳多尼。这位圣徒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家庭商业继承权，并由于与贫穷女神联姻而受到了以基督的名义所给予的羞辱。但实际上西方人并没有效仿圣方济各的榜样。他们效仿的是这位圣徒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布匹批发商彼得罗?贝尔纳多尼。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看来人类将难以逃脱那恶魔般的物质力量和贪心的报应，除非他使自己弃邪归正，放弃现在的目标，接受相反的观念。他自己造成的困境，使他面对着一种断然的挑战。圣徒们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那些戒律，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克制人类感官本能的十全十美的乌托邦式的劝戒。人类能够接受这些戒律，并把它当作平民百姓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它似乎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顶峰，也正是这部讲述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遭遇的编年史的主题。

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降生”一词，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与”人类”一词有关。在字面意义上，我们的祖先从他们栖身的树上降生到地面。从遗传学意义上看，他们从前人类的生命形式中降生。还可以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是有争论的），当他们的意识觉醒后，他们在道德意义上降生于世间。

“降生”一词的上述第三种意义的确难以令人信服。的确，有意识的生物可能是邪恶的，而无意识的生物则可能并不邪恶。当然，不具备作恶的能力，并不等于是善良的。有意识的生物能够作恶，也可以行善；无意识的生物既不能作恶，也无法行善。对无意识的生物来说，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道德是与意识同时出现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形式，即精神形式。此前，生物圈中不具备这种形式，固此无法在道德方面对人类和他出现意识之前的祖先进行比较。在生物学水平上，这种互相比较是可行的。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与其祖先的传承关系可以得到承认和追溯。但在道德层面上，二者则没有共同的基础，因为道德只对有意识的生物才存在。

人类在道德层次上最显著最不可思议的特征是人类道德所能达到的程度。与道德范围本身同样显著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类在善恶两极之间的道德潜力。在生物圈内所有居民之中，只有人类具备这两种特征。既然人类已经获得了摧毁生物圈的能力，我们就难以保证他不去进行这种自杀性的犯罪活动；但我们也同样难以保证，他不会去拯救处于原始状态中的生物圈。在这种状态下，它得到人们的爱护，同时彼此间也无休止地发生冲突。可以想象，人类将通过他对生物圈的力量，使生物圈永被恩泽，充满爱护，脱离原始状态，而不是去摧毁生物圈。这将把生命从地狱带入圣殿。

如果在遗传意义上使用降生一词，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人类年龄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一种言之有据的观念，认为人类与其他一切物种，也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尽管进化是通过变异进行的，进化造就的不同物种，却象一棵树上的树枝一样都是相互关联的，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我们想更加明确地确定人类起源的年代，那就应该找出人科从哺乳动物灵长目的其他科属中分化出来的年代。遗传道路上的这次分野，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出发点。对人类来说，它切断了它们变成长臂猿科（例如长臂猿）或猩猩科（例如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可能性。一旦人类的祖先越过了这个分叉点，选择了向人类进化之路，人类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它们或者进化成人，或者将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人科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人类，在人类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智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类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称为智人）。如果我们确定，从某个时期起，人类祖先生存下去，已不再可能变成人类以外的其他什么，这个时期就是计算人类年龄的起点，那么就应该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起源于中新世，甚至更早的渐新世末期。如果以这种方式计算，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万到2500万年。

能不能根据人类在解剖学上的某些特征或某种独特的习惯和技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人类的年龄？能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变成人的时候，就是他从树上下到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获得了仅用一对肢体行走奔跑的能力，从而解放了另一对肢体，用它们来操纵工具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的大脑得到发展，比其他人科动物的大脑大得多、具有更高度的组织、脑细胞之间也有更多的相互联络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否把人类起源的年代，确定为人类在诸多社会性或语言（即向所有社会成员清楚地传言表意的声音符号，这与表达情感的一系列偶然发出的音节不同）等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是普罗米修斯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取暖煮食，如何把火点燃而不烧伤手指，不被这种有用但危险的破坏性力量所吓倒，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人吗？

答案无疑是：标志着人类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现的事件，既不是某种解剖学特征的发展，也不是某种技能的获得。这个历史性的事物，是人类意识的觉醒。这一事物的年代，只能根据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物质踪迹来推断（例如骨头和工具）。人们在经历一件事的同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也许不会有任何记录。当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他意识得到自己已经醒了，但是他无法有意识地使自己体验到他醒来或入睡的过程。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根据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的发展与某种社会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来猜测人类意识觉醒的年代。

我们的祖先从栖身的树上下到比较危险的地面后生存了下来，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时他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至少是通过这种习性的改变而成为了社会性动物。在地面上，单个的人很容易遭到食肉动物的捕食，当时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团结在一起，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人类一定是在发明语言之前就变成了社会性动物，而语言的发明也许比他们获得社会性要晚得多。因为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具备口头语言的社会性动物（例发昆虫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相互联络来维持其必要的社会合作。例如，蜜蜂在互通消息，发布信息时表演一种形体上的哑剧，用人类的话来说就是”跳舞”。从不再用手行走，从而使它们得到解放而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大脑的精细化，我们可以推测，手和脑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们都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它们进一步的进化。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充分发展，为人类意识的觉醒，从解剖学方面创造了条件。很多未被驯化的动物仍然怕火。当人类克服了对火的恐惧时，他无疑已经是具有意识的了。当人类发现了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以及如何把火点燃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害怕燃烧着的火了。

我们是否能够以地质学年代或者更大胆地以公元前纪年来确定人类意识黎明时期的年代？意识的觉醒是个渐进的过程，以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个过程也许是很快的。但用人类历史记录（迄今不超过5000年）的时间尺度衡量，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如果我们的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话，确定这个意识觉醒的年代就越加困难。可以肯定，人类唯一生存至今的物种，即自命的智人，不是人科唯一拥有意识的一种。人们相信，尼安德特人并不把死者的遗体当作垃圾，他们有处置死者的礼仪。果真如此就说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一样，有人类等严的概念，而这在其他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尼安德特人可能一直存在到大约7万年到4万年前，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时期。甚至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一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混合社会。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两种人在体质上可能非常接近，可以象智人那样相互通婚。如果这样，智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可划为同一种属中的两个亚种。然而，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却应被算作一个不同的种；如果北京人确已掌握了用火，他的意识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一线意识，才能联想到不能仅仅使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物作为工具，还应把石块打凿成更加有效的工具。将石头打凿成工具这一点要归功于南方古猿。人们推测，它们生活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属于人科，但不属于人属，也不能肯定它是人类的祖先。1972年秋，在一层火山灰下出土了一块头盖骨，它与智人头盖骨非常相似，其年代据估计是在260万年以前。

甚至南方古猿和这块与智人相似的早期头盖骨在年代上也是较晚的，比我们的共同祖先与我们的表兄弟长臂猿和猩猩的祖先发生无可改变的分化的年代还要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早已灭绝的南方古猿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出现的，这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占了人科整个生存时期的59／60，占人属（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也包括智人）整个生存时期的14／15。无意中的记录早在南方古猿时代就已经以成形工具的形式出现了。如果画在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绘图就是有意留下的记录，这种记录最多只有大约2万年到3万年的历史。

就我们所知，直到公元前5000年代，才出现了作为文字手稿前身的象形文字的记录。而且那时也只在苏美尔有这类文字。那些业已湮灭的人类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不包括已经释读并译解出来的书面文献），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留下这种物质踪迹的人们的残缺不全的生活情况。有文献可考之前的考古证据能够向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情况，但技术只是人类生活方式中非物质要素的条件，这些要素包括人的感情、思想、习惯、想法和观念，这些都是比技术更加重要的人性表现形式。人不是仅靠面包活着，这是人类更为高贵的特征之一。技术方面的物质碎片有助于了解人类生活某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但这种帮助是十分有限的。想从物质情况推导出精神情况，就象在黑暗中进行射击。如果我们仅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证据，精神生活某些方面的庐山真面目就将完全笼罩在迷雾中。

所以，我们对最近5000年的历史，即有文献可考的5000年历史，了解得较为详尽，而对意识的黎明期逐渐出现之后100万年或50万年的了解则远没有这样清楚。最近5000年历史的真谛，与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想当然的回答。离得最近、看得最清的东西必然显得最大，但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就我们所知，所谓”史前时代”，即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比，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内迪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主观上，过去的历史必然是一个观察者所看到的历史，而这个观察者是在自己那个时间和地点回顾历史的。

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实际上只是当代史的最近5000年才算是唯一的一段历史？这是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史前时代”是由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生物圈中意识黎明期的开始为开端的，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上述结论。产生意识这一成就如此重大，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极其艰巨。因此，毫不奇怪，在意识的黎明期以后，又经过100万年或50万年蛰伏不振，人类才能够真正开始利用意识的觉醒所赋予他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站在今天回顾意识的黎明时期，如果我们把意识黎明期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时代，也许就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的蛰伏中找到这一时代的正常节奏。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到原子能的利用这7万年或4万年的发展速度，猛烈程度和多样性的增长，看上去就不那么象是一个朝着高潮演进的伟大结局。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或者，这一高潮只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向第二个时代，或者是向一系列时代的过渡。因为，如果人类容许生物圈在预期的未来20亿年前一直是生命的栖身之所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南方古猿将第一块石头打凿成形以来的200万年历史，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预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叉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种选择将再次成为两个极端。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能够使我们解开这个未解之谜的故事。

第四章 文明中心

“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世界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进行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向西的扩张达到欧洲和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欧洲最大近海岛屿不列颠岛。随后，其向东的扩张达到了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推翻波斯第一帝国，为希腊人向东方扩张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后亚历山大时代，”文明中心”一词开始流行。它的字面意义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但发明并使用这一字眼的希腊人所指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这个世界中为所谓”文明”社会所占据的那些地方。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完全兑现过。它仅只是一种努力或一种抱负，而这种雄心勃勃的志向，始终就没有达到。

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不仅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明中心，也仅只包括那些希腊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一条横穿欧亚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诸城邦连接起来，而欧亚平原正是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大陆腹地。我们可以猜到，不管它的名称是指什么，所谓”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风吹来的方向”，而是位于欧亚大平原东部，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做”赛利斯”或”希娜”。

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博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至于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带的文明，直到哥伦布在大西洋的美洲沿岸首次登陆后，才为旧大陆两端的居民所知晓。但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也许早在基督教纪元初年就已盛开了”古典”之花，而这些程度较高的美洲文化，至少在中美洲地区，也许早在除苏美尔–阿卡德和古埃及以外的旧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已进入了早期的”形成”时期。

就”文明中心”一词的”人类居住地”这一字面意义而言，文明中心的实际范围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大得多。但也可以看到，文明中心虽然广阔，却比生物圈小得多。生物圈表面大部分覆盖着海洋，大气层也占去生物圈的大部分体积。人们相信，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之地，那里现在仍然生活着各种动植物；自从人类祖先变成陆地动物以来，人类就不再象他们的哺乳动物伙伴鲸和海豚那样生活在海里，甚至也没有象他们的另外两种哺乳动物伙伴海豹和水獭那样成为两栖动物。他们发现了怎样以舟楫之利横渡江河湖海，怎样潜入海中而并不潜得很深很久。然而，人类无论在水上还是在水下都只是一个旅行者而不是居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水栖类动物。在公元20世纪，人类还发明了飞机，但在空中飞行方面，昆虫、鸟类和蝙蝠早就抢在了人类前面。然而，不管是蝙蝠、鸟类、昆虫还是人类，都不能象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生活在水里那样生活在空中。任何生物在空中都只是一个旅行者。有翼动物飞来飞去捕食谋生，但它们在地面或水面上不能没有一个活动基地。即使燕子也得栖停在哪怕是电线上，并构筑泥巢来哺育幼雏。

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旅行之际，可以横渡生物圈内的各处水域，现在甚至还可以穿越大气层。但是，人类的文明中心至今仍然全都位于生物圈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还远不如陆地表面那样辽阔，而且它在陆地上的范围还在不断波动变化。目前发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即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与热带雨林北部边缘之间的热带草原地带的致命的旱灾，正在引起这种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目前人类对此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这种活动既有蓄意的，也有无意的。决定着文明中心发展的非人类的力量，直到最近的1万-1．2万年内还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结构中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历来非常巨大。在生物圈出现之前地球存在的最初的漫长阶段中，这种变化也许是最为剧烈的。埋藏在地壳各层中的动植物化石碎片表明，现在的温带地区或靠近极地的地区，过去曾是热带气候。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地质时代中，这些地层曾经是地球的表层。引起这种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地轴曾改变过方向，现在的南北两极过去可能在赤道上或靠近赤道。倘若如此的话，则很难想象，地球是怎样保持其旋转规律及其椭圆形轨道的，这种改变引起的地球运动姿态的变化为何未将地球抛出它的轨道。另一种可能是各个大陆曾在地球表面上发生漂移，就象木筏漂在泥潭上，而不象石块固定在岩石上那样。大陆漂移理论和两极转移理论都引起了争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些理论，但大陆漂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似乎正在得到人们的信服。它与两极转移理论不同，并不认为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方向，只是假设地壳的构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赞誉。

尽管如此，热带化石神秘地存在于现在的非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发生在人类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人类出现时，生物圈中的气候现象正值一系列冰河作用与消融交替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属更新世。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河作用（尚不能轻率地认定它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结束，开始了现在的消融时期。

在冰河时期，冰冠覆盖的地区只是生物圈内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冰河地带大都位于两极地区。在赤道附近一些高山上也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冰河地带。但是，局部的冰河作用却曾一度夺去文明中心的片片沃土（例如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自从有人耕种以来，这些土地一直产量很高。此外，一些地区的冰河作用改变了海洋和陆地的比例，扩大了陆地的范围。大量的海水暂时聚积起来，并冻结为冰冠，使全球各地海平面都明显地下降了。浅海海床由于海水退去而变高变干，狭窄的海域更加狭窄，一些海峡甚至变成连接两岸的地峡。就海洋的平均深度，以及地球表面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来说，这种局部冰河作用的全球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就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机会而言，它的作用则非常巨大。在那个时期，人类行走的唯一工具是他的双腿，造船和航海的艺术还处在婴儿期。

海平面的暂时下降，为人类移居带来了便利条件。即使如此，早期人类扩展文明中心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相继发明了各种机械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的船只和火车，以及机械化的汽车和飞机。但只要想到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也曾建树过相应的功绩，向亚洲及其一些半岛和岛屿以及美洲进行移民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类的扩张其实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科除人类外，人类除智人外，谁也没有从东非赤道地区和东非南部通过海路到达过美洲。可能正是在非洲的这些地区，人类第一次与他的表兄弟大类人猿发生了分化。前哥伦布时期所有的美洲人都是一种智人的后代，这种智人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经由陆路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的。那时在亚洲的东北角一度曾有一个地峡与美洲相连接，这个地峡随后就被白令海峡淹没了。只有后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人及其北欧先驱是从欧亚大陆西北角超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是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象生物圈内多数植物那样根植于地上；即使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陆路仍然会被婆罗洲到西里伯斯之间一段30英里宽的海域阻断。石器时代人类最惊人的力作是向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移民。在过去500年中，西欧人及其海外殖民者探索了生物圈的整个表面。他们甚至到达了南北两极。但他们发现，除两极外，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无人居住的。

在灵长目中，只有人类褪去了身上的皮毛。在人体表面，只有少数地方覆盖着毛发。在没有树木屏障的热带，人类的躯体裸露在烈日之下，在温带或靠近极地的地区，他们的身体暴露在风霜之中，他们需要以手工制作的毛皮衣服裹身。以猎捕海豹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爱斯基摩人穿着兽皮，贝都因人则穿着羊毛外套。对火的掌握，使人类能够把文明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今天，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即使不是居住区）一直扩展到苏联和加拿大最北部地区。

格陵兰以及更大的南极大陆内地是冰冠覆盖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然处在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一些热带雨林地区，白雪覆盖的山地和极其干燥的沙漠地带也是如此。但人类生存的气候范围似乎比其他灵长类更为广泛。横穿深深切入埃塞俄比亚柔软的火山土壤中的大峡谷，你可以从温带高原地表逐渐下到一个猿猴群居的高度；但在到达谷底之前，你早把猿猴聚集的地带留在身后，又会下到一个热得使猴类难以存身的深度。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温带高原到热带河床，没有任何高度是人类不能居住的。最近的一次冰河在距今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从那时以来，文明中心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生物圈中适于居住的陆地表面包括一个单独的亚洲大陆和该大陆所属的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其最大的几个半岛是欧罗巴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如果印度支那半岛从马来亚连续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将是上述四个半岛中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它的中部地段塌陷下去，局部地带沉在水下，因此，现在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彼此分离，被一系列海峡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狭窄海域分割开来。亚洲大陆的三个最大的近海岛屿是非洲和南北美洲，最远的岛屿是南极洲。非洲通过苏伊土地峡与亚洲相连，南美洲通过巴拿马地峡与北美洲相连。人造运河开通后，这两个地峡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工开凿的海峡。最重要的天然海峡是马六甲海峡，它是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如果要从文明中心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乘客或货物，其最佳交通孔道处于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因为最适于传导的物质成分是空气和水域。人类可以穿越这些物质成分，但无法栖息其中。在19世纪发明蒸气驱动的火车之前，利用可以通航的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便宜得多。在铁路出现以前，人类用陆路旅行和运输的唯一动力是人畜的体力。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人在水面挥舞船桨竹篙时，就已在利用风力鼓动风帆而使他的体力得到补充。风力是人类所利用的第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却也第一个被人类抛弃。当其他无生命的自然力被用来运转机器时，风力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水上运输时代，主要交通路线是由生物圈的水面结构决定的。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例如，除马六甲海峡外，还有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狭窄水道、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以及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狭窄水道）。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尼罗河的这一河段，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埃及以刮北风为主。此外，在埃及得到开发后，所有的居民点、耕地甚至采石场都未曾远离可以通航的水路。发明火车之前，埃及的交通手段优于其他任何同等大小的国家。

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与红海沿岸之间，有一条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经由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的短程陆地运输通道，在上埃及从科普图斯经由瓦迪哈马马特到奥德库赛尔，即莱夫科斯利门，还有另一个陆地运输通道。实际上，红海和地中海之间跨越苏伊士地峡的水陆联运通道，只是一条更为广阔的水陆通道的一部分。这一通道西抵埃及，东达伊拉克，中间被大西洋回流的地中海，与印度洋回流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楔进的一块极为狭窄的陆地隔开。从地中海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决非偶然。另外两条水陆联运通道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流入波罗的海的诸河流与流入里海和黑海的诸河流之间的水陆通道，以及长江、淮河、黄河和北河之间横跨华北平原的水陆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使之成为一条水上通道。但是，由于中国和俄国这两条水陆联运通道处在旧世界大陆中心的边缘，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中央通道略逊一筹。

在埃及和西南亚这一关键通道内，交通集中在两个”环行岛”上。一处是北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部边缘与地中海东北角之间；一处在现在的阿富汗，横跨兴都库什山的一段山脉，联接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盆地与印度河上游盆地的各个山口，这条通道使这一山脉得以通行。北叙利亚通过陆海两路与埃及相连，通过海路与地中海及其回流水域沿岸所有地方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在陆上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横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欧洲相连；陆路沿幼发拉底河两条河源最北部的谷地上行，与威海海口乌浒河－药杀水及印度相联；顺幼发拉底河下行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太平洋相连。阿富汗经里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相连；沿药杀水下行，越过欧亚太平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相连；通过新疆与中国相连；穿越苏莱曼山脉与印度相连。

在火车和飞机相继发明以前，会聚在这两个”环行岛”，并由此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在一切可以利用河流与海面的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了舟楫之便。在机械化时代开始之前，行人或货物一旦需要陆路旅行，人类就不得不受到地形的支配。山脉尚可以征服，可以穿越；热带森林却尤其成为障碍；大平原则得天独厚地便利于通行。的确，在人类驯化了驴、马特别是骆驼等牲畜后，彼此相连的三大平原–欧亚平原、阿拉伯平原和北非平原就几乎象海洋一样可以畅通无阻了。有了骑乘牲畜、负重牲畜和拖曳牲畜的帮助，人类就几乎可以象穿洋过海一样迅速地穿越大平原。但是，穿越海洋和大平原同样都需要组织和纪律。一支商队就象一艘船一样需要一个船长，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前，即使将海洋、通航河流和大平原都用来作为联系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交通渠道，人类交往的手段也仍是匮乏的。但即便在这种匮乏的条件下，一些帝国仍然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而遣使劝化一切人类的各大宗教赢得并保持信徒的数量，其影响的范围则比一切世俗帝国所统治的地区更为广泛。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以及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人类意志克服自然障碍的丰碑。但是，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也揭示出直到19世纪人类发明机械化交通工具之前人类社会交通范围的有限规模。

人类语言的繁杂，是机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交往手段匮乏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中心内不同的地方流行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从未听说过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这两个事实暗示，在智人从东非赤道地区（如果这是智人最早的诞生地的话）分散到生物圈陆地表面各个地区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定已经开始朝着能够掌握语言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潜在能力尚未获得充分发展。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类不同，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通过骨头和工具以外的其他遗存了解的人类，都属于唯一生存至今的种属。我们不知道，也尚未发现过，人类或人科中的其他种属是否也曾经有过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仅为智人所独有。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范围。

在外部入侵者开发西非热带森林之前，当地同时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每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被几英里森林分隔开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无法通过口头语言相互交流。他们在彼此交往时使用的是哑语。现在西非广泛流行的口头语言都来自外部，例如来自北非平原的豪萨语和来自海岸地区的法语和英语。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象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伯河的下游地区。

在文明中心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权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果非洲赤道地区和非洲东南部的确是人类和智人的摇篮，那么在最初的时候，东非的边界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边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以前，文明中心已从东非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已经开始向美洲移民。在这一阶段，北欧冰冠的南部边缘地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次冰河消退开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猎物。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象欧洲那样广泛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踪迹，景象可能就不同了。

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西南亚和尼罗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还没有人类居住，但这一地区却成为苏美尔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到公元13世纪时，这一冲积扇已不再是一个丰饶多产的地区。这时，由于欧亚大平原的通行无阻，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机动、勇猛和纪律性，蒙古人在不长的两代人的时期内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游牧民族暂时统一在蒙古人的号令之下，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整个腹地，只有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后，在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内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水手统治了海洋，而海洋拥有比欧亚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交通环境。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第五章 技术革命

（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每一种生物、每一物种中的每一个体，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响并改变着生物圈。但是，人类产生之前的任何物种都不曾具有支配或摧毁生物圈的能力。另一方面，大约200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人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唯有智人取得了控制生物圈的能力。

在距今7万或4万年之前的200万年中，工具的制造并没有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潜在控制转变为现实。当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进步。但在这一时代，这些进步是缓慢而微弱的，技术革新取得的成果在文明中心得到均匀地传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中心还不包括美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革新的传播是缓慢的，因为新型的工具是靠从一个社会共同体步行到另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传送的。而且，在这种采集食物的经济阶段，人类的各个社会共同体不能相互比邻过近，因为每一个群体都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以便四出奔走，谋取生计。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智人这种最成功的种属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羞于采用新生事物，甚至当他们手中已掌握了新型工具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新型的工具之所以能在文明世界内得到均匀的传播，原因就在于，传送速度虽然缓慢，工具的革新也是罕为发生的。这种革新出现的间隔时间很长，足以使每一种新的工具在下一种出现之前就传遍整个文明世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7万到4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种工具的改进不断加快。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但在这段时间内，速度不断加快是技术史上的主流。

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这段时期，传播的速度和革新的速度相互颠倒了一下。一种工具还没有传遍整个文明中心，新的工具又发明出来。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整齐划一便成为旧石器时代时期的特征。在后来的时代中，这种整齐划一则变成了异彩纷呈。新的发明还没有从它的发源地传到文明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就在某一地区被另一个新发明所取代。直到15世纪之前，传播的速度赶超不上发明的速度。到15世纪，西欧民族发明了一种新型帆船，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几个月，直抵任何地方的海岸，并能环航整个地球，文明世界的交通水平突然地提高了。

在最近500年中，工具发明和传播的速度比前200万年大大加快。但近代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发明的速度赶不上传播的步伐。在技术方面，结果都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一致性。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从亚洲东北部抵达北美洲西北部，并从那里一直分布到南美洲南端。旧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在美洲的居民与亚洲失去了联系。也许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人除外。在从亚洲东北部向美洲进行殖民与从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向该地进行第二次殖民之间相隔大约2万年。在这段时间内，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同时代亚洲及欧洲历史的发展不尽一致。此外，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以来，对于旧大陆历史各阶段的传统的称谓和断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仅以把石器打凿成薄片这种技术的进步而著称。这一时期至少还出现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绘制和仿造人类和动物的形体。狗原是人类的对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手们将它驯养为人类的忠实奴仆，这一功绩使人类第一次取得了让动物服务于人类的成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利用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即木料的弹性发明了弓箭，通过拉开弓弦增强肌肉的力量，使射出去的东西比徒手投掷得更远。至于绘画和仿造人兽图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视觉艺术作品。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壁画的作者们利用了洞壁表面的凹凸不平，他们画的一些动物图形呈现出浅浮雕的形式。在铁门地区多瑙河右岸的莱潘斯基－维尔，另外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地雕出了纯粹三维的雕像。岩洞绘画可能具有宗教的，至少是神秘的目的。莱潘斯基－维尔的礼拜中心肯定是一处圣殿。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是采集食物者和狩猎者活动范围的自然边界。可以推测，尽管人类在发明农业以前为了谋生不得不时时迁移，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共同体已经有了某些固定的地点。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到这里，可能是在这里举行公共典礼。也许这些常设的礼拜中心就是常设居民点的前身。

“旧石器”就是这样一种描述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和成就的不恰当的称呼。更不必说，那个始于最近一次冰河消融开始以后，即大约1．2万或1万年前的时代，被不恰当地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确，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技术发明，是发明了磨制工具并使之成型的方法。这不仅使工具的形状更符合要求，也使制造工具的人们扩大了原料范围。但是，新石器时代划时代的成就不是磨制工具的艺术，而是使许多动植物得到驯化。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它们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同样伟大。

农业和畜牧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它们被商业和制造业夺去了光彩，但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回顾起来，可以把农业和畜牧业看作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谐调的巧妙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就人类使某些动植物得到驯化来讲，他用人类的选择取代了自然的选择，他为自己的具体目的进行选择，使生物圈日渐枯竭，而使人类日渐富足。人类的谷物、果园、牛群和羊群，取代了许多对人类无用或有害的物种，人类将它们称作”杂草”和”害虫”，一旦有了剪除它们的能力，就将它们加以灭绝。同时，人类要保证他们所驯养的动植物能够生存。他学会了每年将他们的收获物留出一部分，作为下一年的种子，留下每年的羊羔牛犊，补充自己的畜群。而且，他们通过择优繁殖，改变了某些被驯化的物种，这比它们的自然改变来得更快，也更彻底。

制陶的发明，使文化的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象时装一样快。而且陶器碎片是无法毁灭的，不象旧衣裳那样容易腐烂，后者只有在干燥的沙土或不透气的泥炭沼泽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在发明制陶到发明文字之间的整个时期，人类住地遗址中逐层分布的陶器碎片是一种最可靠的记时器。对于不同文化的地理分布，它也是一种最可靠的勘测器，还可以指示出不同文化通过工艺的传播、移民和征服而进行的混合与熔化。在旧大陆，在美洲，不同风格的陶器，是理解前文明时期地区文化发展和变异的线索。文明出现以后，在那些尚未发明文字，或不再使用已发明的某种文字、而这种文字尚未得到释读的地方，也同样如此。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多数地区，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了旧石器晚期文化。（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美洲大陆，来自东北亚的移民创造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沿着自己的路线获得了发展。）在旧大陆，西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通过”铜石井用”阶段的过渡逐渐发展为红铜时代文化。”铜石井用”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同时把铜和石块当作制造工具的原料。实际上，在相继使用红铜、青铜和铁制造武器以及装饰品后很久，人们还一直用石头制作某些最常见的工具。因此，以制作工具的不同材料命名的各种时代，在年代上其实是互相重叠的。实际上，不同地区在不同年代内，当铁取代石头，成为制作农具和非陶制家用器具的时候，新石器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把野生动植物驯化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人类发明了冶金术。这是人类技术实践的杰作。冶金术是一连串发现的最后产物，其中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富于智慧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首先注意到，文明中心陆地表面上有大量较纯的金属。他们起初认为这些金属就是石头，结果发现它们具有普通石头所没有的韧性。随后发现，如果把它们加热，它们会暂时变得柔软，加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液化。因此，人们找到了一种原料，它象粘土一样，比石头更易成形。接下去就发现，不但能够找到较纯的金属，还可以在矿石中找到金属的成份，给含有色金属的矿石加热到一定程度，使其金属成份发生液化，潜藏的金属就会从矿渣中分离出来。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最丰富的矿石埋在地下。人类就这样发明了采矿技术。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冶金术至今已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秘鲁大约已有2800年的历史。它对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类与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冶金术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标准，但冶金技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劳动的分工，在环境方面的代价则是逐渐消耗了一种稀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料。

锻工和矿工是最早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自己的行业，而不再象旧石器时代的猎手或新石器时代的牧人那样从事一切行当。结果在技术上出现了劳动分工。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不同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而这又带来了一种道德问题–这种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那么，根据何种原则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各个生产者阶层呢？总产品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劳动协作的产物，而他们各自的贡献却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能够将这些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产品分配中，使每一方都认为公平吗？能否尝试创造一种公平的分配？谁强大，谁就占有最大份额，这是否正确呢？如果不正确，它是否不可避免？

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

冶金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对不可再生的稀有原料的使用。农民可以保证他的粮食和牲畜得到补充，因为这些都是动植物。如果不使大自然遭到破坏，生命自然会得到再生产。为保证驯化动植物的延续，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深谋远虑和自我约束。农民必须把他的收获物留出足够的部分，以便明年播种；必须留出足够的幼畜，以维持其畜群的数量。他必须有所节制，不去过份剥夺大地母亲。他还必须抵制诱惑，不去过量耕种，过量放牧，以免耗尽大地母亲的力量。

如果农民能够如此深谋远虑、自我约束，大自然对农民来说将永远是富饶的。事实上，只要生物圈还适于人类生存，农业和畜牧业一旦发明就将永远发展下去。相比之下，冶金的历史，则是一部不断勘探新的矿产资源，以取代那些已被发现、并且已被用尽的资源的历史。金属是无生命的，人类所用去的部分，不能通过金属自身的再生产得到补充。煤炭等有机物的衍生矿物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已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源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

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人类的技术力量与大自然的生产能力是平衡的。冶金术发明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更多的要求，在生物圈仍然作为生命栖身之地的整个时期内，大自然会无力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从未来20亿年人类生命的前程出发考虑过去1万年的人类历史，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冶金术，如果人类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准后没有取得更高的技术成就，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更好些。如果人类在学会使用金属以前，制造工具的技术没有继续向前发展，那么，现在人口的数量和物质财富无疑要比现在的实际数量少得多。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将更加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面临把不可再生资源使用殆尽的危险。的确，坚硬的石头与金属一样是不可再生的，因为它是无生命物质，不能自我恢复。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最常见的金属都丰富，似乎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我们的后代避免灭绝的唯一道路是重新回到使用金属以前的水平，那么，如果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停留在这个水平，他们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比我们的后代少得多。

在文明中心内，农业、畜牧业和冶金术最先发明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最先”二字，因为人们从来不能肯定某一项发明是在某时某地单独出现的。当然，一项发明在某时某地出现后，到处都可以采用。还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即所谓”刺激扩散”。看到或听到外地的发明，会激发人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一种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直接采用外地的发明。但同样一种发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分别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明是人性的产物，而人性的某些具体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的特点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只是每个人显示这种共同特点的方式不同而已。每一项发明的历史，都可能具有上述三种可能性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确认，在某时某地出现的某种发明是一项独立的创造，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还是仅仅采用了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猜测可以带有几分自信：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农业、畜牧业、冶金术以及开采和搬运巨石的技术，都是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水陆运输中心地区–西南亚首次发明的。我们甚至能够准确地划定这一地区的范围。它不包括除半岛南角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在农业和畜牧业发明的时候，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北部边缘即今天的叙利亚沙漠过于干旱贫瘠，无法提供驯化动植物所需要的环境。阿拉伯半岛只有南部的也门一角，由于风雨的浸润而十分肥沃。这一角落由于其他地区的干燥气候而与世隔绝，直到发明了航海船只、接着又驯化了阿拉伯骆驼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西南亚农牧业和冶金术的故乡也不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谷地。在人类居住于此，耕作于此，将积水排干，使农田得到灌溉以前，这个地方不是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栖身之处。这是一个芦苇丛生、河流交错的迷宫。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现在已经再次变成了沼泽。另一方面，最初发明农牧业和冶金术的地区除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至少还包括小亚细亚南部、伊朗西部和土库曼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了一些谷类作物和牲畜。可能这里以前就有野生状态下的这类动植物。可能是来自西南亚的移民，也可能是当地的土著将这些得到驯化的动植物传到别处。这些土著居民采用了西南亚的发明，并由此促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最终到铜石并用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变。

在本书写作的时候，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只是在西南亚和埃及的几处遗址得到发掘。正是在这些地区最早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随着勘查的继续，对新石器生活的了解还会发生变化。一次次的勘查和发现已经使我们对它的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某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这些已经探明的居民点是在大约公元前1万年（对杰里科前陶器时代居民点的估计年代）到公元前第五千纪之间出现的。除杰里科外，其他居民点出现小的年代是在公元前第七千纪或第六千纪早期。我们还了解到，从采集狩猎到农牧业的转变发生在有泉水流灌的绿洲，或是从山上流到山下的小溪冲积而成的肥沃的泛滥平原上。所有这种可以成为农田的地方都依靠自然灌溉。但这些遗址的高度和气候却有很大不同。杰里科地处低于海平面高度的谷地，具有热带气候；而位于小亚细亚高原的加泰土丘和位于伊朗高原的特佩塞尔科则每年都有一段白雪覆盖的时期。

在泛滥平原和泉水流灌的绿洲上，耕作带来的土壤消耗得到大自然的补充。大自然堆积淤泥，恢复地力。这种自然过程使杰里科和大马士革所在的姑塔绿洲一直都很肥沃。然而，大自然的这种恩惠并不常有。发明农业的西南亚地区大部分处于少雨地带。西南亚的一些早期农业村社只能依靠仅有的雨水供水。雨水不能带来淤泥，因而仅靠雨水浇灌，农业收成很快就下降了。如果失望的农民知道，在不远的地方，还有未被开垦的土地可以安身，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力耗尽的土地当作一座采空的矿山。甚至在近代，从西欧移居北美的农民也是不断西进，旧大陆的俄国农民则不断向东开拓，其实他们的祖先早已掌握了不靠自然力量恢复地力的技术。这种技术只能是逐渐被发现的。在林地通过人工施肥开发定居农业的第一个步骤，是焚烧为种植谷物而砍倒的树木。具有肥力的草木灰使农民从清除出来的空地上获得一季或两季的收成。如果这些树木有足够的时间再次覆盖这块空地，这个过程就会一再重复。通过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一块土地可能每隔10年就重新耕种一次，如果耕作者有10块土地轮流耕种，他就能在有限的周期内全部耕作一次。最终解决从农业中谋取生计而无需时时迁居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休耕土地施以牲畜粪便，而不用等待重新长出的树木提供新的草水灰。但是，在发现这种方法以前，农民们不得不时时移向文明中心中尚未开发的地区，就象探矿人一直到今天还不得不做的那样。

同时，农牧业通过移民或重新耕作，从其最早的故乡西南亚逐渐分布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和制陶技术，随后又发明了冶金技术和开采拖运巨石的技术。我们会在旧大陆发现各种各样的地区文明，它们于不同的时代，在共同的新石器基础上兴起，又在不同的时代，从西南亚发源地向远处延伸。这是前文明时期文化的最后形式，但它们的这种扩张既不彻底，也不一致。

例如，澳大利亚有一块前新石器时代靠采集食物为生的智人的保留地。他们成功地越过了大陆和澳洲动植物各种门类之间地理分界线。这些最早在澳洲定居的人和他们的狗是最早到达澳洲的非有袋目哺乳动物。他们的业绩是任何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所无法比拟的。直到公元18世纪近代西欧人”发现”澳洲之前，他们一直牢牢地占据着这块与世隔绝的领地。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成功地占据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但直到他们遭到近代西欧民族世界扩张的侵袭以前6个世纪，他们才占领了面积最大的新西兰。

在从西南亚发源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已表现出种种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形制和装饰上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前面已经指出，陶器碎片是直观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志。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陶器风格可能大都是当地人的创造，但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黎凡特的灵感竟会在矗立于欧洲大陆地中海西部海岸和大西洋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巨石纪念碑上体现出来。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到丹麦，从马尔他到英国的圆形石林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欧洲的巨石纪念碑似乎比后来人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建筑都要古老。它们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当时西欧正在走出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进入红铜和青铜时代。尽管这些建筑者是没有文化的，但这些建筑本身及有关的视觉艺术作品却无声地表明，这些石碑是为进行祖先崇拜和对一位母亲女神的崇拜而建的，在黎凡特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女神。西欧巨石与黎凡特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西欧，巨石宗教与技术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顺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延伸的。这就是说，它们处在欧洲最西部，距埃及和爱琴海最远的地方。在黎凡特，有些建筑比那些与它们很相象的西欧建筑的年代要晚些，而不是更早。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洛斯米来尔斯的蜂巢形古墓比迈锡尼的同类古墓早2000年；尽管圆形石林比埃及第四王朝诸法老的金字塔晚将近1000年，规模较小的洛斯米来尔斯砖石古墓却可能比萨卡拉的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的金字塔早好几个世纪。

前文明时期文化最后阶段的差异甚至还表现在驯化动植物的原始技艺方面。葡萄、橄榄、无花果、李子、樱桃、桃、苹果、梨以及牛、山羊和绵羊，可能都产于西南亚，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驯化。但稻米、块根植物、柠檬和香蕉，以及驼牛、象和骆驼这些阿拉伯和中亚动植物，是在西南亚以外的地区得到驯化的。就我们所知，这些驯化之功可能都是完全独立地完成的，甚至不是通过西南亚的刺激扩散激起的。椰枣树可能是在闷热的苏美尔和埃及得到开发后被驯化的。文字记载的最早驯化阿拉伯骆驼的年代是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期。如果先知琐罗亚斯德名字的含义的确是指”拥有金骆驼”，我们所知道的驯化中亚骆驼的最早年代不早于公元前600年。

至于美洲，来自亚洲的移民带来的唯一驯化动物是狗，他们在美洲驯化的仅有的几种动物是美洲驼、羊驼、豚鼠和蜜蜂。另一方面，产于美洲的植物得到驯化的数量与旧大陆驯化植物的数量相差无几。在近代西欧人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旧大陆几乎没有一种相同的驯化植物。

这似乎意味着美洲独立地发明了农业。如果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我们还能推测，秘鲁发明青铜（即红铜与锡的合金）也没有汲取任何从旧大陆得到的灵感。人们至今还在激烈地争论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是不是独立创造的。学者们可能很少否认美洲文明的某些成份起源于旧大陆，但多数意见似乎认为，旧大陆的成份只占很少的部分。从实质上讲，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明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移民的后裔在当地独立创造的。

旧大陆最古老的文明的黎明期，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在这个时期，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文化可能已经迈出了驯化玉米的第一步。玉米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美洲文化也发展为一种与旧大陆不相上下的文明。在中美洲，在墨西哥高地普韦布洛附近考克斯卡特兰洞穴的一片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淤泥中发现过一些玉米棒，它们可能是野生玉米，但也可能是经过初步驯育的，这是走向驯化的第一步。在新墨西哥的蝙蝠洞一片大约公元前250O年的淤泥中发现的玉米棒，驯化的痕迹就更加明显了。这样，中美洲农业的黎明朝显然与旧大陆文明的黎明期同时，而比西南亚的旧大陆农业黎明期晚至少4000年。

旧大陆的文化和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化沿着各自的路线向前发展。在旧大陆范围内，文明的黎明开创了一个地区差异不断增长的时代。在西欧人对海洋的征服将潮流推回到全球一致的状态，也推到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可能形成的全球统一的状态之前，大约已经过去了4500年。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取得优势的决定力量正在进行一场坚强的后卫战，现在还难以预测，这场走向全球统一的运动是否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

第六章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寻找到一个一旦土地耕作者冲破零星分布在西南亚小块绿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来的办法。这些绿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的、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了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使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着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原本是可以对多种经济机会进行选择的。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因此，定居下来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对这一努力的社会性报答，这种报答，毕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的地区，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将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祖辈辈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个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一直是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了办法，人为地改善了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需要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合作性事业的人的合作。与以往相比，这种合作的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口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祗的信奉，因为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祗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使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十分古奥而难于识读。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类型：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处于文字演化这一阶段的苏美尔文书表达的语言已为我们所识读。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虽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语音库存中选择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们已知的有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最初阶段，苏美尔文明表现出了与同类型社会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标本。

在开发冲积盆地使之适于农耕的同时，在旧大陆的文明中心，苏美尔人的社会第一个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即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这个剩余产品并未在所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生产活动作出过贡献。如果平均分配剩余产品，每人所得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与生存所需的总量相比，这个剩余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剩余产品的生产毕竟是个革命性的起点。实际上，剩余产品被留下，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所占有，他们的时间、精力均未用于粮食生产，而这却是大多数人终生从事的劳动。将剩余产品分配给少数人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尽管这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群众不相信统治阶级是为了全社会服务而赢得这一特权时，这种特权使会为群众所痛恨，而不会得到他们的宽容。统治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如果社会想在人为创造的、造福于大家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服务的确必不可少。冲积盆地的开发和征服已创造了这一良好的生存环境。总而言之，少数统治者在经济上占有了冲积盆地的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不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发由此获得的闲暇时光。

统治者为公众服务的头等任务就是管理以一个城市为核心的整个社区。与它相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体系的复杂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相形见绌。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耕种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摇徭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农民的所有行动必须在公共权威的指导下进行，因为在特殊季节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个生死悠关的问题，必须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威来裁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统治者在人间的权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赞许。对于在冲积盆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管理灌溉系统是统治者头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统治者还是社区与神祗之间的中间人。虽然一个城邦人口众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阶级，但是，对神祗的力量与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动苏美尔城邦国家全体民众协调行动的精神力量。统治者还把部分财富和闲暇用于个人享受，例如由仆人侍奉，赏玩工艺品等等。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金属工艺品也不断地问世，而农民耕地用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却仍是自造的。

靠多数人生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供养的、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人们集中于城市之中，是苏美尔文明的另一个新特点。或许这些城市一开始只是举行仪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舍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阶级分化是第一个社会性的恶果。也是人们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付出的代价。城市乡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更加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文明第二个与之俱来的恶果就是战争。产生这两个恶果的先决条件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在一个社区中，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能用于工作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粮食，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祭司、工匠或士兵。

苏美尔人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类型最基本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剩余产品、阶级分化、文字、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这些都是新的显著特征，不过，最关键的是神祗的性质与作用的转变。

人们只能从视觉艺术中推断出已成为过去的史前社会的宗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莱潘斯基–维尔洞穴中的立体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时比象征多产母亲的小雕像。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来猜测与之相关的礼仪和神话。苏美尔人留下的文件则提供了有关苏美尔系数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况，因为用苏美尔语言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书已为人们识读。在这些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苏美尔众神的神殿。我们从中发现，这些神祗已经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祗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祗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在这些神祗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祗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时，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贴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并以此表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把其祖先的神祗变成了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祗仍然是整个苏美尔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则分别体现了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意志。这些神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体的了。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祗的新功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在对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丛林沼泽进行排灌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有一系列新的发明，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地区文明。以同一标准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在开发尼罗河下游河谷及三角洲的丛林沼泽的过程中，创立了第二个最古老的地区文明。

埃及人同样也生产出了多于其基本生存需求量的剩余农产品。如同在苏美尔一样，在埃及，伴随这一经济成就而来的是阶级分化、文字的出现、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以及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关键性变化。不过，与苏美尔人不同的是，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进入这个新时代的。虽然他们的文明也是建立在其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祖先为之奠定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一个与他们正在建立的社会同属一种类型，而且已经先于其存在的社会楷模的启发。当今的埃及学者一致认为，在法老埃及文明的诞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美尔的影响。比如，在刻有楔型文字的圆柱型陶器上加盖封印；砖砌的凹进式建筑；一股由苏美尔人造的船只；大量的工艺花纹，以及以表意字为主、合素为辅（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文字构成。所有这些事物上都有其影响。

这种文字的形式相当特殊。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文字的形成时期，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其他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并非是同一种文字结构独自在埃及的翻版。此外，考古学证明，埃及文字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象苏美尔文字那样，是从祖先的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埃及文字的苏美尔式结构，加上它出现的突然性，恰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影响只是促进法老埃及文明诞生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知道苏美尔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尼罗河下游河谷地区的。在上埃及已经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此外，在三角洲地区，法者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出于这些原因，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不过，这里倒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

有证据表明，在上埃及，过去居住在尼罗河河谷两侧高地上的居民曾顺流而下，进入冲积盆地，并且开始着手开发它。但是，在同一阶段，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者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现存的上埃及考古记录与渐进发展的苏美尔文明相比，给人们留卞了埃及文明的诞生似乎是个突发性事件的印象。这一印象是否仅仅是个虚幻？一旦我们在三角洲地区发现作为法老埃及文明繁荣之前奏的考古证据，是否就能打消这种虚幻？或者如果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能证明三角洲与上埃及不同，当它从政治上与上埃及合并时，仍是大片尚未开垦的丛林沼泽地，我们现在的印象是否会因此得到肯定？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入埃及时，在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障碍，并且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上，在这种情况下，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苏双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甘的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我们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比起路程相对短得多的陆路旅行来，反而更快、更方便。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莱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绝不是苏美尔文字的仿制品。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砂石碑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石头建筑方面，苏美尔人从未能竞争过埃及人，但是这并不表明苏美尔人在想象力以及技术水平上逊其一筹。这里只需简单提示一下，与后来尼罗河沼泽地区发生的相似的转变相比，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泽国变为文明的故园，是一件更伟大也更古老的业绩。征服上埃及要相对容易一些，在那里，只需要治理一条河流，河谷地区也狭窄得多。在尼罗河盆地的这一段，两岸的丛林沼泽地带都离悬崖峭壁不远，而那里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先驱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可以与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相提并论，但显然，三角洲是逐渐地被开发出来的。

此外，对于包括三角洲在内的整个埃及来讲，建立并保存一种文明必不可少的原料是唾手可得的。那里有可以用于建筑及雕塑的储量丰富的优质石料，从来石场到河岸的距离非常近。如果取道水路，甚至连运送方尖碑也并非难事。苏伊士湾东岸附近的矿藏（如果那里确有铜矿的话），从海路上也很容易运到上埃及，只是途经克迪哈马特时有一段短短的陆路。如果西奈半岛出产的铜还不能完全满足埃及的需要，塞浦路斯岛的铜矿则完全可以满足了。对上埃及的统治者来说，当他们吞并了位于地中海之滨、拥有不少口岸的三角洲后，从海上到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简直易如反掌。埃及人能够并确实利用了从腓尼基港口比布鲁斯进口的来自黎巴嫩山的木材。埃及与比布鲁斯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年代大约与埃及联合王国的建立属同期。这样，海路可以把木材和铜运到埃及的国门之下，而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又为埃及提供了一条贯穿全国的内河水路。作为一条河流，这条水路能同时进行上下行运输，因为埃及常年刮着北风，而尼罗河则是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

与上埃及相比，苏美尔在交通及获取原材料的机会方面都处于劣势。令人吃惊的是，以开发沼泽地为经济基础的最古老的文明没有出现在上埃及，却出现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苏美尔人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埃及人，而且在程度上也大大超过了后者。苏美尔人将他们的前途维系于开发唯一的原料–冲积盆地之上，从来到并开发这片土地之际，他们便将祖先留下的石料、铜矿、木材产地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这片被他们驯服、聚居并开垦了的土地上，唯一的资本就是肥沃的土壤。苏美尔人用一个技术上的壮举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发现了如何经过烘焙将泥制农具变得几乎同金属一般坚硬锋利。不过，这一发明并不能完全排斥铜的作用，他们只好从远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的地区，甚至要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细亚东部几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地区采掘铜矿。小亚细亚东部的这几条河流均在黑海南岸汇入海洋。苏美尔人必须从阿马努斯山采伐所需木材。至于进口石料，这是苏美尔建筑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只能用当地泥土制成的砖来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们的天才。的确曾进口了少量石料用于纪念性雕刻，不过，在苏美尔，雕刻家用的石头几乎是和黄金、白银同样昂贵的舶来品。

苏美尔人不仅必须进口钢和木材，还必须为这些进口物资付出代价，即出口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谷物（这种商品运输起来相当庞大笨重）和纺织品。苏美尔最早的纺织品原料是羊毛。苏美尔的贸易当然比埃及的贸易活跃得多，其行程也长得多。建立殖民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动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斯－阿费尔和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的布拉克山上，最古老的定居点属于苏美尔人而不是闪米特人。与溯河而上的陆路贸易扩张同时并进的是沿波斯湾而下，或许直达印度河三角洲乃至上埃及红海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不过，苏美尔人在运输业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向西北方向的陆路商业扩张。

在阿马努斯山砍伐下来的木材被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在阿尔加纳－马登开采的铜矿石被运到底格里斯河上游（路途很近）之后，这些笨重的货物被放在木筏上，沿河顺流而下。商贾们则乘坐用柳条编成、蒙覆着皮革的小船。顺流而下的旅程既方便又快捷，因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流之湍急，甚至连尼罗河下游的水流也望尘莫及。不过，出于同一原因，苏美尔人不可能在这两条河上做逆水旅行或运输，这里无法与埃及相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没有四季不断的东南风，埃及常年的北风是大自然特殊的恩惠。前去开采铜矿、砍伐木材的苏美尔人必须在陆地上向西北方艰难地跋涉，随开采者而来的苏美尔商人同样要历尽艰险，把出口产品运过去，以交换铜和木材。

在开发冲积盆地的年代，苏美尔人拥有的唯一负重牲畜就是驴，即被驯化了的野驴。如同用泥土制造农具一样，驯服这种行动最敏捷而又最胆怯的马科动物，也是一件丰功伟绩。苏美尔人既没有马，也没有骆驼。这两种负重牲畜都是后来由居住在大平原上的民族驯化的。

因此，从经济水平上看，苏美尔人在如何建立一种文明的艺术方面，超过了他们的埃及学生。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水平上，埃及人则远远走在了苏美尔人前面。当苏美尔历史悲剧的第一场拉开帷幕时，我们看到，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了许多拥有主权的地方性城邦国家。苏美尔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其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的大一统极不协调。苏美尔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的河水，只有在统一领导之下，这种管理才能取得充分的效益。在苏美尔历史上，必不可少的政治统一直到很晚才得以实现。不但在统一前经历了无数浩劫，而且统一也不是由苏美尔人自己实现的，统一是由毗邻的阿卡德人强加给他们的。

此外，当法老埃及文明尚在黎明时分，上埃及与三角洲地区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上埃及为征服和吞并三角洲所进行的战争场面之残暴，在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上被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不过，埃及也以此为代价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与秩序。这一硕果使长达3000多年的法老埃及历史受益匪浅。在这一期间，只在一些偶然的、相对短暂的”中间期”里，正常的统一与国内和平状态曾一度中断。

上下埃及的政治统一显然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突发事件，我们对此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在随之而来的有文字可考的年代里，法老埃及联合王国的两部分被划成几个行政区，各地区的居民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然而，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埃及政治统一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象苏美尔城邦国家一样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在希腊译文中，表示这些领土单位的埃及文名词被译作”州”，而”省”只是这个希腊词汇的书面意思。埃及的”州”很有可能不仅不是指过去存在过的、阻止实现统一的障碍，而是象现在法国的行政区划一样，是一种人为建立的组织。实行这种区划的目的是取代并取消过去历史上存在过的领土单位，如果听任百姓把这种单位铭记在心，允许对它的感情藕断丝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便很可能会构成对政治统一的威胁。

与苏美尔一样，埃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也反映在其宗教历史之中。将两地区的历史在宗教范围内加以比较，可以把法老埃及社会看作与苏美尔社会同属一个社会类型，而法老埃及是其中的第二个标本。与此同时，埃及文明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与苏美尔一样，在埃及，神祗代表了将人类掌握于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种补充，即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在某种范围内，这种新宗教与苏尔美宗教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在苏美尔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来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实使其作用范围的扩大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尽管自然神与大自然一样，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它们仍然要与特殊的地域相连，而该地的地方性神坛便拥有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特权。甚至连埃及的太阳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罗河东岸靠近三角洲顶端的赫利奥波利斯拥有一处地方居所。

各种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赛里斯的鹰子何露斯为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即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统治者所占有。这两个城市位于上埃及最南部。大约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历史发祥之时，内肯－内科布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统一了埃及，他们是在何露斯的保护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赋予何露斯战争神话又一层历史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何露斯打败他邪恶的叔父塞特。本来。这段神话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人类栽培成功的谷物。在人类已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的经济阶段之后，每年收获谷物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植物之神俄赛里斯被他邪恶的兄弟塞特杀害后，塞特将兄长的尸体切成碎块，抛撒四方。可是，俄赛里斯忠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这些碎块，将它们拼在一起。俄赛里斯复活了，并将王国交给了忠诚的儿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经打败了凶手塞特，为父亲报了价。在三角洲并入上埃及之后，这段自然神话变成了纪念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于三角洲的东北角，位于与内肯－内科布遥遥相对的埃及领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战胜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战胜下埃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统一开创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时代。在此后的3000年历史中，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它史无前例地体现出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统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被当成万能力量的化身来加以崇拜，因为这一力量本来集中于两顶王冠之上，现在，这两顶王冠却为法老一人所据有。”法老”一词是统一王国时期最后的国都孟菲斯王宫埃及名称的希伯来语译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间主宰。他与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为古老的诸神只是虚假地活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那尔迈对上埃及和三角洲实行了最终的政治统一。无独有偶，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由卢伽尔扎吉西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合二为一。不过，这个统一大业是在苏美尔文明经历了漫长的7个多世纪之后才完成的，而且，人们对它毫无热情。因为在连绵不断的、令人苦不堪言的国际无政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状态之下接受这个统一现实的。不论是卢伽尔扎吉西，还是从他手中夺走了由他亲自统一起来的王国的萨尔贡都同样劳而无功，谁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虽然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例如纳里姆辛（约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虽都敢于自奉为神，却都未能为人所尊崇。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活着的人间之神只是例外，而非定制。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

（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苏芙尔文明这一命名确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开发并定居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这一人类集体力量创立文明的成功范例，是由苏美尔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独立完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如此，一来始在政治上，苏美尔人的集体力量就未从这个统治着由他们自己争得的整个冲积盆地的统一国家之中得到体现。拓荒任务是由许多互相分散的苏美尔人社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彼此独立，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向荒原进攻。我们可以从苏美尔世界的政治结构上推断出这一点。苏美尔文书中最早的可识读的文件告诉我们，这种结构确实存在过。在苏美尔文明史的黎明时期，苏美尔是由许多地区性主权城邦国家拼合而成的。苏美尔世界的文化统一体并不等于政治统一体。

在苏美尔文明史的头五六个世纪（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各城邦国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冲突。无疑，开发冲积盆地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由各城邦国家奠基者开垦出的水浇地和利用水涝保持肥力的低平草地只是一块块绿洲，各城市的领地被一片片仍未开发的处女沼泽相隔绝。从总面积上看，这些处女地比绿洲面积的总和要大得多。在苏美尔文明史的这个最初阶段，由各社区支配的，围绕在各社区田野四周的处女地显得广袤无垠。因此，每个社区尚能在不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范围内管理水利，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社区也在各自地域内进行着相同的工作。

当地区性城邦国家的可耕地扩张，最终消灭了将它们隔绝的沼泽地，相互因此而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政治上的关键时期到来了。在苏美尔，这一人类以技术力量战胜大自然的成果时，却向人类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遇到同样的社会问题时那样，迅速地以大一统这种激进的权宜之计去回答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苏美尔，当过去彼此孤立的政治拼板上的小单位开始相互接触时，它们并不象埃及那样，立即粘合成单一的、统一的王国。这些城邦国家在相互为邻之后，依然保持着本地区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个阶段，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生产率相当高，以至于其一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苏美尔城邦国家统治集团成员奢华的生活资料，甚至包括其死后的花费。城邦国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王室墓地的出土文物表明，君主拥有可以随他任意支配的技术工匠，他们为他的后妃制作精美的首饰，君主下葬时不仅要带上他的牛拉御辇，而且还要让大群男女佣人在他死后继续服侍他。在君主葬礼达到高潮时，这些佣人要么被处死，要么以自杀方式自愿殉葬。在苏美尔文明史的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尔发现的这种极端的阶级分化现象，似乎也是当时整个苏美尔世界赖以存在的典型的社会条件。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突出的特点已不再是统治集团在各自城邦国家中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各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莱加什国王安纳吐姆庆祝他战胜邻国乌玛的浮雕中表现出，到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是组织严密、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了。安纳吐姆的部队不仅装备着昂贵的头盔（或许已是金属制作的）、充足的盾牌，还为作战而训练成方阵。在安纳吐姆的雕刻家的作品中，他们肩并肩，一行接一行，前排盾牌墙上方显露出后排的矛尖。战败的敌方士兵的尸体匍匐在胜利的士兵及其首领的脚下。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的国王在墓葬中已不需要殉葬人了，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得到了人类牺牲的贡俸。战争的牺牲品都是好战社区中年轻人的精华。

在安纳吐姆时代，莱加什和乌玛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位于两国边界上的运河。胜利者得到的报偿将是享有运河两岸良田出产的产品，而双方争夺的运河对这些良田的排灌则是丰产的关键。为这条给人以活力的运河进行的战争中，安纳吐姆自称是胜利者。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即使这个胜利是真实的，也必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如何，莱加什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力量均衡显然终于被打破了。苏美尔农民对统治集团享有特权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无特权的大多数人继续相信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在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而这一服务对整个社区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当莱加什国王乌鲁卡吉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已能够向祭司的权威提出挑战时，这一信念肯定已受到了动摇。

如果乌鲁卡吉那真的是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话，他的革命却未能获得成功。他被国王卢伽尔扎吉西推翻了。卢伽尔扎吉西此前已在两个城邦国家中建立了统治，这两个国家是乌玛和乌鲁克。乌鲁卡吉那不仅把莱加什并入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吞并了所有苏美尔城邦国家。随后，他把帝国扩张到了苏美尔的边界之外，使他的疆土”从大海到大海”，即从波斯湾口到达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1-前2347年在位）用武力征服了他的王国。不过，他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起苏美尔人之间进行的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来，毕竟要好一些。的确，用武力实现政治统一是治疗这场社会动乱的唯一良方。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自然水系与人工开凿的水系浑然一体，形成完整的水网。只要这个水网不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手中，而他又有能力规划分配生活资料–水，那么，对水系的管理既不会行之有效，也不会平安无事。它不可避兔地总是构成各地方主权国家之间宣战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对水网的最大控制权，必然要相互竞争和战斗。卢伽尔扎吉西从政治上统一苏美尔并向西北拓展了边界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远地方的铜矿资源。

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建立帝国的成果并未由他本人或任何苏美尔族帝王享用。由卢伽尔扎吉西统一起来的帝国被一个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官员萨尔贡攫取了，他似乎发迹于对基什的统治。以后，萨尔贡离开了基什，在阿加德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该城城址至今未能查明。显然它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某个地方。这个城址选择得最恰当不过，因为一旦雄踞（它的确如此）冲积盆地西北端，它的占有者便可控制直到两河河口的整个冲积盆地的水网，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的河床在这里相距最近。

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萨尔贡占领卢伽尔扎吉西的帝国时，也许已不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比布鲁斯在开始与法者埃及进行商业、文化往来时，其居民也许已是操闪米特语的居民了，这是早于萨尔贡时代六七百年的事。不过，占有苏芙尔和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是操闪米特语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霸业。萨尔贡的阿卡德及其帝国首都阿加德横亘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苏美尔溯河而上，帝国的疆界在西北方向一直扩张到冲积盆地的起如点。萨尔贡是否在这个战略要冲建立了操闪米特语民族的定居点，阿卡德人是否在更早些时候就已渗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这一地区，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我们可以认为，阿卡德人以及已知的最早踞有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迦南人均来自阿拉伯。因为此后，正是从这一地区涌出了一浪接一浪的闪米特人移民大潮，其中有阿莫里特人、希伯来－阿拉米－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一次次的浪潮席卷过阿拉伯平原的北海岸，一直涌入丰腴的新月形地区。

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密切相关，闪米特语本身又与北非的语言群体–古埃及语（现在以科普特语为代表）、东北非的库什语支中的诸种语言（贝贾语、达纳基动语、加拉语和索马里语）以及西北非的柏柏尔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平原的传导性能颇佳，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传播得更广。当然，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除外。阿拉伯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带来的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族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支。今天，从扎格罗斯山脉脚下和波斯湾东岸到大西洋岸边的北非海岸，整个西南亚、北非都在讲这种语言。在前黎巴嫩山脉和乌尔米耶湖西岸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古叙利亚语，它是阿拉米语的近代形式，而希伯来语又在巴勒斯坦重新流行起来。

萨尔贡在阿加德的统治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371年持续到公元前2316年，他建立的王朝则一直维持到大约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上的这个由萨尔贡从卢伽尔扎吉西手中夺来并交给其子孙的帝国并非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个与它相似的国家，那就是法老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不过，与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相比，古王国有两个优势，它建立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它的繁荣阶段，而且，它的创立者也不是外国人。古王国的发祥地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正位于埃及南部边界之内，它的统治者成为埃及南部边陲的守护人。也许正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在为统一埃及和世界而进行的内战中，他们最终显示出了这种本领。与此相反，阿卡德及其首都阿加德都处于苏美尔的西北边界之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阿卡德人是外来干涉者，萨尔贡及其后人，如同其前任卢伽尔扎吉西一样，都是赳赳武夫，而法老埃及的统一王国一经建立，便给埃及带来了近1000年的持续和平。

据说，萨尔贡本人曾率一文远征队进入过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因为那里的一个商贾定居点向他请求援助，这些受到土著人虐待的商人也许是阿卡德人。不过，萨尔贡这个声名卓著的功绩也许只是个传说，其时间或许早于阿卡德商人实际定居的时代。现已出土的文书证明，从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他们才在卡内什城郊定居下来。不过，萨尔贡王朝的纳里姆辛远征扎格罗斯高原的历史真实性则不容置疑。纳里姆辛砂石碑上的浮雕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安纳吐姆的浮雕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都是塑造出残酷战争场面的视觉文件。

纳里姆辛的远征虽然取得了残酷的、显而易见的胜利，但是，从结果上判断，也许它仍然属于一次进攻型的防御作战。如果他真的处于守势，那么，他所保卫的就不仅仅是阿卡德，还有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的心。他们几乎将它全盘接受下来，包括它的文字，乃至它的宗教。大多数阿卡德神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它们都有闪米特文的名字。阿卡德语也用苏美尔文书写了出来，虽然对于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来说，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笨拙，因为一个闪米特词的词根不是一连串音节，而是三个一组的辅音字母。

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能力。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拜神者小像生动地表现出了这种虔诚。做祷告的人谦卑地双手合十，在现代人看来，紧张而又凝神的目光传达出了祷告词的热烈。苏美尔－阿卡德人经商能力的纪念碑则是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上面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商业往来。诸神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管理寺庙的人也许是首创大规模系统经商方法的先驱。不过，在苏美尔经济中，私营部分与公营部分平分秋色。苏美尔人在经商时与在祈祷时一样，都是全神贯注的。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里，阿卡德人竭尽全力模仿苏美尔人，并掌握了其真谛。大约在公元前2230年，萨尔贡王朝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大约公元前2230年到大约2120年期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处于古蒂人的统治之下。在古蒂人统治时期，操闪米特语的阿莫里特人从西南方渗入阿卡德，并最终建立了巴比伦。受到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共同仇恨的古蒂人最终被消灭了，或者被驱逐了，而闯入阿卡德地区的阿莫里特人却留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将在未来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九章 法老埃及

（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

自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最早的地区性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黎明时期以来，与之类型相似的文明社会来去匆匆。其中，也有一些幸存至今，但即使它们中间最古老的幸存者–中国文明，也比它的苏美尔、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驱至少晚近1500年。在所有这些地区性文明中，法老埃及在其第一阶段，即所谓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181年），便以其相对的稳定而显得独具特色。在这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与埃及本土或其他地区后来的制度相比，古王国要稳定得多。埃及古王国灭亡之后，它的一些成就依然存在。极富特色的视觉艺术风格和文字书写体系，均是法老埃及人在古王国建立之初创造的，由他们继承下来的宗教则将其特色一直保留到后来的公元3世纪，直到公元5世纪才彻底泯灭。当然，在这3500年中，它们历尽沧桑变化。不过，在这一时期里，法者埃及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从未中断。埃及人管理调节了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下游水系，并通过此举，将过去荒凉的不毛之地–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和牧场，这一水系管理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幼发拉底河下游过去苏美尔人生活的地区，重新回复到了原始状态。虽然五六千年以前，苏美尔人曾有过完善的水利控制系统，但在现代伊拉克的整个东南部冲积盆地，人们不得不重新修建水利设施。在埃及，不论在什么地方，法老埃及古王国的后人们都从未听任其祖先传下来的控制水利的工程被毁于一旦。公元前5世纪，希腊评论家希罗多德曾肯定地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他指的是河水带来的冲积层土壤；随着每年淤泥的增多，冲积层一直在加厚，直到1902年在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之际，这一过程才停止。尽管如此，如果说埃及是前王朝后期和早期王朝时代的埃及人留给后人的赠礼，或许会更贴切。所谓尼罗河的赠礼，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将冲积层盆地的丛林沼泽变为田园的条件而已。在埃及，沧海桑田的巨变是通过埃及人自己的社会组织、勤奋刻苦、工程技艺和行政管理能力才得以实现的。

法老埃及人的主要成果是在从第一瀑布到海滨的埃及全境内组织了一个颇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法者埃及在其文明史初期便获得了这种政治、行政的统一，这对于保持埃及的灌溉农业是个有利的政治条件。如上所述，它被保留至今。在法老时代，只有一些短暂的间隔时期出现了政治分裂。埃及学学者将这种间隔时期称为”中间期”，这是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在埃及，自最早的统一埃及的法老即位时起，正式的政治体制就是有效的统一。这个历久不衰的政治成果就其时间之久远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毫无疑问，埃及国内杰出的交通体系为持久的政治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直到150年前人们发明铁路时，这个交通体系也仍是无与伦比的。

当人类的集体力量集中于统治全埃及的、十分干练的统治者一人之手，这种力量又被系统地、巧妙地运用于开发埃及冲积盆地农业生产潜力之际，便生产出了空前丰富的，大大超过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剩余产品。由于人们已能适当地脱身于最繁重的粮食生产，因而法老本人以及他的廷臣中的有特权的核心集团诸臣的一种愿望，便得以从规模巨大的纪念性建筑工程（非生产性建设）中得到满足，这也是整个法老埃及时代各行各业每一个谈及人所关心的头等大事。

埃及人热衷于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他们对这种死后目标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东西更为狂热。他们是重物质的，他们尽情享用今生可以得到的物质产品–粮食和财富，他们以永远享受这种愉快的生活为前提，设计了死后的永生。由于死前的有生之年是短暂的，死后的生活却可能成为无穷，他们就把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用来修建陵墓而不是去造房屋，用来将尸体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装扮活人的躯体。在死亡面前，他们非但不退缩，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中一个更为长久、更为重要的阶段，并在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中憧憬着它，从中得到乐趣。他们相信，如果预先采取了必要措施，死亡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新生活的开端。

埃及人之间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既不一致，彼此间也不连贯。在宏大的陵墓中从物质上保留一具制成木乃伊的尸体，这种行为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可以使一部分灵魂继续与尸体为伴。他们还认为，无论如何，法老的另一部分灵魂会与其他神祗相会合。他们甚至抱有这样一个拙朴、原始的信念，认为法老实际上会吃掉其他神祗，并因此而获得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第三个信念认为，俄赛里斯–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可以使他的崇拜者同样起死回生，他将在西方的绿色天堂中接待他们，并同他们一道永远居住在这个极乐世界中。埃及人的俄赛里斯神话与迦南人的阿多尼斯神话、小亚细亚的阿提斯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即使这一神话是从境外传入埃及的，它也已在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便深深地植根于埃及宗教生活中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俄赛里斯的崇拜日渐普及，并最终成为正统。因此，人们也逐渐相信，死亡之后会有审判，只有生前善行多于恶行的灵魂才能在死后审判中获准进入俄赛里斯的天堂。

同时，封闭在一个纪念碑式的陵墓中便可得到永生这一信仰使规模宏伟的石制建筑得以问世。我们已经提到，在法老埃及时代，采石工人、石匠、建筑工人的技艺均得到发展。第一王朝时代的石头建筑已经出土，不过，如同前面提及的埃及政治统一与象形文字的创立一样，大规模的纪念碑式工程的成就也出现得突如其来。最早的石头金字塔是在萨卡拉为左塞王（约公元前2668-前2647年在位）而建的，作者是他的大臣兼建筑师伊姆霍特普。这是件带有实验性的作品，石头被凿得象砖头一样整齐，然后，象砖一样被砌起来。另外，在施工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改变了计划，最后完成的雄心勃勃的作品比建筑群中开始时建造的那些较为朴素的辅助建筑要宏伟得多。

伊姆霍特普不仅仅被后人所追忆，他还受到尊敬，甚至被奉为神明。他享有这种永久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的确是埃及巨大的石制建筑之父。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中，法者第四王朝的创建人斯诺夫鲁国王（约公元前2613-前2590年在位）用巨大的石块在达舒尔修建了一座（也许是两座）金字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基奥普斯（即胡夫，约公元前2589-前2567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大金字塔；齐夫林（即海夫拉，约公元前2558-前2534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第二座，米瑟赖纳斯（即门卡乌拉）又修建了第三座金字塔。

雕刻艺术与建筑艺术同时繁荣起来。建筑师们精于利用石块修建巨大的纪念碑，雕刻家们则擅长用石头雕出使人物个性永存的肖像。在基奥普斯和齐夫林的血肉之躯与世长辞45个世纪后，他们仍活在我们面前的壮丽雕像之中。如雕像所塑造的，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威严，与他们宣称的神祗的身份十分相称，这些法老似乎能轻而易举地使用他们压倒一切的力量。不过，一个古王国的法老也可以是个使人不必提防的凡人。米瑟赖纳斯（约公元前2523－前2496年在位）与他的妻子在雕像中并肩而坐，手臂相互挽着对方的腰际。显然，甚至连法老与其妻子的关系也可以是互相爱慕、互相尊重的。在古王国时期出色的平民夫妻的雕像中，婚姻关系的人情味更浓，他们用同一种姿势互相拥抱着坐在一起。

这种夫妻二人的立体塑像是古王国艺术品中的一大门类，使人们想到，在埃及历史的这一时代，婚姻是满足双方感情需要的一种结构，如果的确如此，它必定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的稳定性也许正是古王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王国即使如此稳定，也不可能与世永存。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受到了压力与严峻的考验。在最初的500年中，政府组织日渐中央集权化，各种权力渐渐集中于法老一身，埃及最早的统一者的故乡内肯－内科布靠近上埃及最南端，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在两个王国统一后，首都向下游地区迁移。首先定都提尼斯（位于瀑布下游的阿比多斯不远），然后到了新城孟菲斯，它位于三角洲项端附近，作为统一王国的首都再方便不过。法老王朝的专制主义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5年）达到顶峰。但是，基奥普斯雕像轻松自如、无所不能的表情仅仅是个假象，因为在现实中，他的专制权力已受到挑战。从宗教水平上讲，对戴着两个王冠的人神化，并不是对埃及政治统一的唯一表达方式，法老不得不与一大群非人的神祗为伍，而早在第一任法老被神化之前，埃及人即已对这些神祗顶礼膜拜了。

埃及的政治统一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曾代表了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诸神的问题。既然散布各地的神祗祭坛已经处于统一的政治王国疆界之内，神祗本身也应成为统一的神圣社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宗族的、继承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确立这种关系，在太阳神拉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创立了一种神学，赫利奥波利斯作为拉统辖之下的9位非人神祗所在的万神庙而体现的神性，显然与第四王朝的理论发生了冲突。这一理论认为，神性只体现于法老身上。

显然，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宗族连续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法老神学的开端，实际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集团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转变反映在法老时代建筑的变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与前辈竞争了，他们开始为赫利奥波利斯万神庙的众神之首–太阳神拉建造庙宇。法老一直被尊为诸神中的一员，不过，从第五王朝起，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拉的儿子，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肉体的关系才出生的。

第四王朝在各个领域内都把法老埃及文明推到了顶点。第五王朝标志着神学理论的转变，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则出现了衰落并以土崩瓦解而告终。佩皮二世不仅是第六王朝，而且也是古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他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在位大约94年（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佩皮二世虽一直在位，却从未有过实权。他登基时才是个孩子，他亲眼目睹了由第一王朝第一位法老联合起来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古王国最终衰亡可以归于三个原因。直接的政治原因是地方上从向王室负责的官吏逐渐变成了各霸一方的君主，他们不再受可以被废除的一纸任命书的制约，以事实上的继承权世袭了自己的官位。他们还赢得了对军队中埃及土著部队的控制权，而法老政府采用征募努比亚雇佣军的对抗手段，并没有为法老夺回最高军事指挥权。古王国衰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法老连年不断的丧葬费用和建造各种神庙造成的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

建造有形的纪念碑尚不足以使负担过重，埃及的肥田沃土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的尼罗河在一年一度的泛滥期使一切农事都无法进行。当年的剩余产品，加上农业劳动力每年强迫性的假期，既提供了季节性的劳动力，又使他们不致于挨饿，这便使纪念碑的建造成为可能。可是，土地的转让，年复一年地为每一位被永恒化的法老而举行的仪式，却加重了负担。因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要去维持日益增多的大批祭司的生活，却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与修建纪念碑的季节性工人不同，他们只是附着在埃及生产力之上的寄生虫。

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民大众中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骚动。比起苏美尔城邦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萨尔贡王朝时期来，在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埃及，无特权的大多数人与享有特权的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分化要剧烈得多。如果完全是强制性地征募劳动力，法老的大型工程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不难猜想到，应募工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具有更伟大的社会、宗教意义与价值的事情而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夸耀法老个人的权势。我们也可以猜到，当这个处于假设前提下的信心一旦丧失，感情的反作用力与当初产生信心时的动力会同样强烈。

我们获得的关于百岁法老佩皮二世去世后法老埃及社会崩溃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一些文学作品，它们显然是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30年）创作的。如果我们的证据的确出自这一时期，那么，它反映的事实显然并不是中王国时代的。因而，它给人的印象是，它以倒叙的笔法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动荡的图画。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个”第一中间期”好象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与乌鲁卡吉那在莱加什进行过的流产革命不同，它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埃及民间回忆中保留下来的埃及革命的形象使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火山喷发式的、极其痛苦的革命。一切都被颠倒了，穷人抢劫富人，而过去的主人成了仆人，侍奉着他们过去的仆人。以前法老的葬仪被抛弃了，礼仪、法老、金字塔、庙宇，古王国一切令人不堪重负的法老的机构都声名狼藉，受到讽刺与指责。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有迹象表明，法老第六王朝也许是被从东北部入侵的蛮族推翻的，就象一个半世纪以前萨尔贡王朝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遭遇一样。不过，古蒂人占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证据是无可争议、确凿无疑的。埃及则不同，法者埃及第一中间期，蛮族入侵的证据显然是非结论性的。不过，毫无疑问，地方州长（即省督）都成功地使自己从法老的命官、代理人变成了真正握有主权的藩王。这个证据不是从后人回忆中找到的。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再度实现政治统一之后，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诸位法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发现要使在至少200年间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藩王就范，必须缓慢而慎重地行事。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

（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在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中断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埃及的法老古王国中断大约一个半世纪（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之后，中央集权政体得以重建，这或许比它们当初的陷落更令人吃惊。这种恢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对这两个帝国来说，中央集权政体的瓦解都曾导致了文明本身的明显崩溃。结果表明，这两个区域文明都比它们第一次崩溃时显得更加坚韧、富有弹性。在它们各自恢复之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又存在了2200年之久，法老埃及文明的存在时间与此相当，甚至更长。然而，到复兴时为止，它们已不再是诸文明中心中仅有的两个区域文明了。其他文明并肩而起。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随着苏美尔－阿卡德人的商业向东北方向扩展，新的区域文明就已经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诞生。同期诞生于克里特岛的新文明也许不仅仅从苏美尔－阿卡德获得了生存活力，而且还从埃及吸取过精神养料。

小亚细亚的新文明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一个卫星文明，因为它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借来了一切重要的元素，包括文字符号和某些崇拜的神祗。但是，借来的文字不仅仅用于书写阿卡德语，而且还用于记载本地语；本地诸神也同进口的阿卡德神一起自主自立。

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岛屿连同它的大陆海岸线已经被殖民化。这些岛屿的殖民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间隔，但航海技术一经掌握，东地中海及爱琴海沿岸诸岛就成为文明的理想场所。例如，塞浦路斯的铜矿在埃及和苏美尔经济中的重要性就无异于从新石器时代到黄铜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中，黎巴嫩山和阿马努斯山上的森林对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的意义。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文明，无疑是受到苏美尔和埃及旧文明的刺激，但这些岛屿文明的创造力大小是与该地同刺激源的距离远近成正比的。克里特文明受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的影响就不如它自身的独特文明特征明显，而大陆的小亚细亚在文化上则显然受惠于苏美尔－阿卡德。现代考古学家为了明白起见，根据传说中的克里特海洋统治者米诺斯国王的名字把克里特文明称为”米诺斯文化”。米诺斯文化创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它除了在地域上相隔遥远的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能找到相似的风格以外，别无同时代的对应物。米诺斯文化还以航海技术见长，它的诞生就归功于此。

在前金属器时代，黑曜岩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制作锋利刀片的原始材料。它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一种天然玻璃，象锡（将铜冶炼成青铜时必不可少的成份）一样十分稀少。在克里特人和基克拉泽斯人都很容易到达的米洛斯岛就有黑曜岩沉积物，在第勒尼安海中的利帕里火山群岛上也有这种沉积物，但对于从爱琴海出发的水手们来说，它远在另一端的墨西拿海峡。基克拉泽斯水手似乎是发现和开采利帕里群岛黑曜岩的先锋。在争夺米洛斯黑曜岩的竞争中，他们或许为克里特人所击败。米诺斯人尾随他们的基克拉泽斯邻居，进入这片西部水域，并以更大的规模和更繁多的种类在那里经营。因此，到公元前三千纪末，虽然克里特仍处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成熟区域文明的西南顶端，但不仅希腊本土沿岸，而且连意大利东南沿海和西西里沿海都被包括在业已存在的文明区域之内。

埃兰位于苏美尔东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与较小的卡尔黑河、迪兹河、卡伦河的冲积层在此汇合。那里也曾诞生过一个文明，但可以把它归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或者说它实际上只是后者的一个部分。同埃及人一样，埃兰人也发明了一种自己的文字，它在结构上同苏美尔文字相似，但它却由风格与众不同的独创的符号所组成。然而，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埃兰人也象阿卡德人起初时那样，采用苏美尔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到埃兰被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2113年前后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吞并时，埃兰人甚至曾一度采用过阿卡德语，既用于商业流通也用于政治交往。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虽然重申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但再也没有恢复使用独创的非苏美尔文字符号。

尽管埃兰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期间同苏美尔－阿卡德人在政治上接触密切，并长久地保持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直到公元前最后一千年中他们的语言（仍用苏美尔文字书写）仍被作为第一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埃兰文明，或者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埃兰部分，始终是一个未成熟的社会。

在埃兰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直到最近还没有找到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公元前三千纪期间在这一带存在过任何文明。然而，现在正在发掘一座古城，其存在时间据不同的科学考证介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它位于今天伊朗锡斯坦地区的沙尔赫－伊－索赫塔，恰恰在紧临伊朗－阿富汗边界的伊朗境内，这条边界线曾一度与赫尔曼德河原河道的终点相毗连。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金属冶炼（铜）、陶器制造、纺织业和印染业。发掘者们认为，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不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但有证据表明，它曾与苏美尔地区、今天的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土库曼地区有过贸易往来。在发掘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和更详细的报告发表以前，我们仍然不知就里。我们不知道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的有关起源，或者说它的种种亲缘关系，如果这些关系确实存在的话。

沙尔赫－伊－索赫塔的发掘工作也许最终会为一个成熟的新文明提供某些线索，它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印度河流域，这个时期正是埃兰文明被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同化的时期，也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小亚细亚诞生的时期。

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历史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曾受到过来源于苏美尔的任何影响，便是不足为怪的了。在它的文字还没有被辨认和识读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起源仍是一个谜。印度文字是否也象法者埃及文字那样，在结构上与苏美尔文字相似，我们尚不得而知。

然而，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文题字的图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至少1000年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文题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象形艺术同传统化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感觉。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

印度河文明区别于同时代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其他文明的又一特征是它巨大的地域面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两个印度河城市是信德的摩亨约－达罗和旁遮普的哈拉帕，它们相距达400英里，这并不比从阿斯旺到开罗近多少。印度河文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本身，它向西延伸到俾路支省东部，向东延伸到古吉拉特，向北则扩展得更远，至少把朱木拿－恒河流域的上游地带包括在内。随着考古勘探不断向东方的进展，印度河文明的遗存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它的东部边界至今尚无法确定。

随着区域文明数量的增加，农业和畜牧业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得到传播，它们从西南亚的发源地传向那些到公元前2500年业已存在的区域文明的遥远边界。在中美洲，至少农业到那时已得到开发，虽然那里的农业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从旧大陆传来，而是新大陆独立发明的。在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的标本，其年代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前半期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如果前文已经提到的在考克斯卡特兰山洞里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的玉米棒化石确实是野生的，完全没有经过驯化的话，那么生产驯化玉米的野生植物也已经找到了。但尽管如此，直到公元前2000年，在美洲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靠农业为生的村社。与此同时，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同它的驯化动植物，已经从西南亚沿着陆地和地中海海岛之滨向西传入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欧洲及其内陆。到公元前2500年，这条生命之路更加昌盛，西达北大西洋东岸，包括近海诸岛和南部瑞典。其实，南部瑞典也应属于近海诸岛之一，因为它只有从海路才能到达。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象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

因此，欧亚大平原的这种传导性也许推进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从西南亚向中国的扩展。在随后的黄铜器时代，太平原无疑促进了印欧语系造语言的传播。印欧语言也许起源于欧亚大平原边缘的东欧某个地区，它们比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传播范围更广。今天，东到孟加拉和西伯利亚东部，西到美洲太平洋沿岸都讲印欧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南部非洲也有印欧语，虽然这些地区操印欧语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如果说操印欧语的人同操闪米特语的人一样，在他们迁移的第一个阶段来自于大平原，这并不意外。欧亚大平原的传导性给这两大语系诸语言异常广泛的传播提供了原动力。

最早的印欧语文献记录是印欧赫梯语文献。”赫梯”是根据”哈梯”的希伯来文音泽而翻译过来的名称。在公元前17世纪末以前，小亚细亚东部曾有一个哈梯王国，它用统治者所操的印欧语制作文献，并采用苏美尔文字。可以设想，形成于哈梯地区的印欧语和形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与它紧紧相关的卢维印欧语单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就已经被移民传播开了。

另一种印欧语是希腊语，它被认为是公元前1900年前后传入希腊本土的。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在希腊本土和特洛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陶器制品，它被不恰当地称作”明洋”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希腊同时发生了一场足以导致该区域文明倒退的大破坏。把这些考古证据汇合在一起，似乎暗示着蛮族入侵者当时曾到过希腊，而这一点如果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入侵者必定也成为希腊语言的载体，因为对乙种线形文字记录的文献进行破译，表明希腊人在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蛮族入侵以前就已经使用希腊语了。

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所谓”腭音语言”，它保留了始发的”K”音，而不象某些语言体系中把”K”音变为”S”音，后者由于这一差别被称作”咝音语言”。腭音语言是在印欧语系分布范围的两个边缘发现的。在西部欧洲，古意大利人、凯尔特人、条顿人中间形成的印欧语言同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一样是腭音语音，但吐火罗人（中国人称”月氏”）也讲一种”腭音”印欧语。吐火罗人直到公元前2世纪仍生活在遥远的东方，位于欧亚大平原与今天中国的长城西端相连的地区。

把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带入小亚细亚的人是从哪个方向到达该地区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没有。他们也许是在西边走出欧亚大平原，经由东南欧，穿过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地峡，然后到达小亚细亚。这条西行路线是他们最恰当的路线，而希腊语肯定是从欧亚大平原通过一条达及黑海西岸的路线带入希腊的。此外，操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的人也有可能在今天的土库曼地区从南边走出大平原，然后穿过伊朗北部，由东面进入小亚细亚。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也有人认为，如果卢维人不可能的话，至少赫梯人可以从欧亚大平原翻越高加索山脉，到达小亚细亚。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虽然翻越高加索山的．路线相当近捷，但高加索山本身对移民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军队倒是偶尔强行穿过高加索山脉东南端至里海西海岸之间的地区。但是，除了以自己的称谓命名达伊阿勒要塞的阿兰人曾越过高加索山脉的中部地段外，还没有其他操印欧语的人进入过高加索山脉，甚至连它的丘陵地带也未能进入。今天，从里海西岸到黑海东岸的高加索高地均为操非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在高加索山脉的两边，如今都有操土耳其语和印欧语的民族，但却被居住着非土耳其语和非印欧语民族的高加索地带彼此隔开，分居南北。

是什么原因促使印欧语系各民族离开欧亚太平原，在一系列移民过程中把他们的语言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呢？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小亚细亚是我们最先找到关于印欧语言传播证据的地区。因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就形成文明的地区中，小亚细亚离欧亚太平原最近，而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正是公认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开始移民的时期。看来吸引他们的东西乃是毗邻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这种富庶使该地区很容易招致蛮族的劫掠。无疑，小亚细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已超过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眩惑的蛮族，慕于自己无法企及的丰饶，象飞蛾扑向烛光一样纷纷扑向这种潜在的财富。飞蛾的自取灭亡恰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尽管文化繁荣的社会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挡住入侵的野蛮邻人，但报应还是降临到这些入侵者头上。蛮族入侵者的贪婪使他们自食其果。如果入侵者象征服苏美尔－阿卡德的古蒂人那样，最终没有被顽强的抵抗所消灭，那么他们也仅仅只是生存下来与他们的受害者共享穷困。蛮族对希腊的征服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采用了希腊语。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

（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古蒂蛮族入侵者推翻了苏美尔－阿卡德的阿卡德萨尔贡王朝，并取而代之。按推测应该是古蒂人统治下的阿卡德人领导了本地人起义，在古蒂人统治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之后，最终消灭或驱逐了古蒂人。事实上，阿卡德和苏美尔的解放者不是阿卡德人，而是苏美尔–乌鲁克城邦的乌图赫伽尔（约公元前2120－前2113年在位）。但是，乌图赫伽尔和他的城邦都没能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君主的节杖落到另一个苏美尔城邦–乌尔城邦的统治者手里。这个最初由苏美尔征服者卢伽尔扎吉西建立、而后被阿加德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强行夺取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如今在另一个苏美尔–乌尔的乌尔纳姆（约公元前2113－前2096年在位）手中得以重建。

由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发源地是苏美尔而不是阿卡德，一个以苏美尔城邦为中心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应该比半野蛮人的阿卡德政权–萨尔贡王朝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及其创建的乌尔第三王朝却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人在苏美尔政治统治的间歇期，阿卡德在语言上征服了苏美尔，苏美尔人先是两种语言并用，随后就完全采用了阿卡德语。虽然苏美尔语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并没有完全湮投，但一直到公元前612－前609年亚述王国陷落和毁灭之前，它都只作为”古典，语言而存在，用以传播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古老传说。

乌尔第三王朝被它的埃兰臣民的起义所推翻，乌尔城遭到洗劫。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乌尔城邦从此再也没有复苏过。帝国被分割为众多相互争斗的地区性子系城邦。埃兰并没有恢复自己的独立，而是在苏美尔的拉尔萨城邦强行建立了一个埃兰王朝。苏美尔的伊辛城邦僭取了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称号，却没能重建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帝国解体之后兴起的其他地区性子系城邦包括埃什南纳（底格里斯河以东，埃兰西北）、亚述（横跨底格里斯河，埃什南纳西北）、巴比伦（横跨幼发拉底河，阿卡德地区内）、马里（横跨幼发拉底河中游，巴比伦西北）、卡尔基米什（横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曲地段）、亚姆哈德（阿勒颇）和盖特纳（阿勒颇以南，奥龙特斯河流域内）。所有这些乌尔第三王朝的后继城邦，除了盖特纳、亚姆哈德和埃兰之外，最后都被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公元前1790－前1750年在位）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汉穆拉比在位第三十至三十八年之间，连续9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完成了这一统一进程。但是，这次由阿莫里特人的帝国缔造者完成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第二次重建甚至比由苏美尔人乌尔纳姆完成的第一次重建寿命更短。

汉穆拉比帝国恰似500年前的纳里姆辛帝国，随时受到古蒂山民的威胁。汉穆拉比也象纳里姆辛一样，试图用进攻来排除来自古蒂人的威胁，但这种策略再一次表明是无效的。汉穆拉比的征服刚刚结束10年，他的直接继承人萨姆苏伊鲁纳即位的第八年（即大约公元前1743年），喀西特蛮族就冲下古蒂高地，对巴比伦尼亚施予了他们有史可考的第一次侵犯（他们似乎记载着巴比伦尼亚政权的建立是公元前1732年前后）。在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期间，亚述、马里、卡尔基米什，甚至”海中之地”–位于波斯湾顶端的沼泽地，都脱离了巴比伦。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也依次遭到了乌尔的命运。它被入侵者所洗劫，不过这次不是埃兰人，而是穆尔西利斯一世率领的赫梯人。赫梯人入侵之后又撤离了，喀西特人坐享其成。赫梯入侵者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喀西特人占领了巴比伦，因而重新统一了除”海中之地”以外的苏美尔－阿卡德。蛮族的统治大约持续到公元前1169年，也就是说，统治时间为萨尔贡政权之后的蛮族古蒂人统治时间的4倍。

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在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因此而夭折。在长达37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2113－前1743年），实际的统一时间共计只有130年。反之，大约有240年时间处于分裂、冲突和政治混乱之中。但是，在这379年中，有两项非政治性的发展却取得稳定的进步。第一项发展就是阿卡德语的传播。它不仅迷住了苏美尔人，而且也深深感染了阿莫里特人。他们大约与古蒂人同时进入阿卡德，并在公元前1894年前后建立了巴比伦第一王朝（阿莫里特人无疑是自愿改讲阿卡德语的，因为他们的母语同阿卡德人的母语一样是闪米特语）。第二项发展是亚述贸易区在西北方向的扩展。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地方邦国卡内什城外，有一个亚述人居住区，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亚述贸易的活力。到这个时期末，亚述商人的活动已经远达西部的哈图萨斯城（博加兹柯伊）。

在埃及，古王国崩溃后的结局则不同。埃及不存在蛮族的征服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却存在内部的社会变革，联合王国被分散而变为一大群地方公园。这种混乱状态当然不可能为了整体埃及的利益而对尼罗河水进行连续一贯的管理，而埃及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取水灌溉。因此，地方集团便相互攻击，争夺水控权，就象苏美尔地方集团在卢伽尔扎吉西及其萨尔贡后继者把政治联盟强加于苏美尔－阿卡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

埃及也象苏美尔一样，邦国的混乱是不可容忍的。早在公元前2160年前后，一个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为中心的新王朝就试图重建法老联合王国。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位于上埃及北部，埃及古王国首都孟斐斯以南。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政权十分软弱，重新统一埃及的任务最终被以底比斯（奥佩特）为中心的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1991年）所完成。底比斯位于上埃及南部，但比产生第一位埃及统一者的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要靠北。在一个国民生活依赖于对水的控制的国家里，建立在上游的政权比它的下游对手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底比斯打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并不奇怪。底比斯的门图荷太普二世（约公元前2060－前2010年）成为埃及的重新统一者，他在公元前2040年前后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所建立的中王国持续了大约3个世纪。

虽然中王国的存在时间三倍于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但它却只相当于埃及古王国的三分之一。当然，与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的争斗和匮乏相比，中王国统治下的生活显得相当平和而繁荣。这一时代的法老们不得不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持和维护他们的权力。第十二王朝开国之君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公元前1991－前1962年）成为法老以前，也许只是一名大臣，而且似乎曾遭到过刺杀。我们可以从他训诫儿子及继承者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公元前1971－前1928年）训词的字里行间中读到这些。

中王国法老必须要使地方王公臣服，显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并且。同古王国时代的先辈们不一样，他们拓展帝国疆界，上溯尼罗河流域，越过第一瀑布，到达努比亚；东北方向进入巴勒斯坦，甚至有可能北至大马士革。一些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叙利亚北部，沿海的乌加里特和内地的阿拉拉赫，也有埃及中王国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中王国在亚洲的扩张是否引起过战争，但在努比亚它倒确实遇到了抵抗。第十二王朝的典型纪念物不是金字塔和神庙，而是要塞。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公元前1878－前1843年在位）在瓦迪哈勒法（第二瀑布以下）和塞姆奈（第二瀑布以上）之间建造的8个系列要塞，也象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一样，是建筑学上的精品，只不过它们的功用不同而已。建造金字塔是为了保证法老死后的不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要塞则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保住浴血奋战夺得的领土。

把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画像同古王国法老基奥普斯与齐夫林的画像作一比较，是颇有启发性的。建造金字塔的两位法老的面容平和安详，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面容则多皱而冷酷。这张脸属于为了自己的社会成就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努比亚之战的收获是控制了那里的金矿，或者说至少是控制了去往金矿的通道。中王国时代在第三瀑布上游努比亚境内所建的一个贸易点，南及卡尔马，已远远超过了中王国的军事疆界。

埃及的重新统一者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统治时期正是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的后半期。在马里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献涵盖了公元前1817－前1765年这52年时间，当时马里同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所有地方邦国都有联系。包括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国家。然而，在这些文献中却没有埃及人在叙利亚活动的记载。同样，在埃及中王国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乌尔纳姆或汉穆拉比复兴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事。当然，以统治埃及中王国作为其鼎盛极点的第十二王朝，直到乌尔陷落15年后方登王位，却在汉穆拉比即位第四年，即为重建乌尔纳姆帝国而发动9年战争之前第二十五年就垮台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活动范围已如此接近，却一直相互忽略了对方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大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的3个世纪中，印度河文明或许尚存，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正篷勃兴起。前面已经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印度河文明年表的唯一线索是，重新发掘那些被埋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迹的有序地层中的刻有印度文传说的印室。最早的地层中包括萨尔贡帝国以前的印度河印玺，但印度河印玺在苏美尔－阿卡德存在的最后时间却无法确定。对印度河文明本地遗址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该文明的消失既突然而又猛烈。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印度河文明的破坏者极有可能是把印欧语言带入印度的蛮族。《吠陀》经文皆用印欧写成，而印欧语在后来被作为一种古典语言人为复活之后，逐渐被称为”梵语”。达罗毗荼语族和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诸语言在操原始梵语者入侵以前，肯定曾在印度次大陆流行。达罗毗荼语似乎是同原始梵语一样来自西北。达罗毗荼语族的布拉灰语在公元20世纪还流行于俾路文省部分地区。至于原始梵语，它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印度河文明遭毁灭的时间同样无法确定。根据喀西特众神中存在着《吠陀》经里的太阳神苏利耶这一点来判断，公元前18世纪从伊朗高原下来的喀西特人似乎包括部分操原始梵语者。在公元前1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众神中，也有《吠陀》经里的神。但是，这些关于当时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操原始梵语者的踪迹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何时毁灭了印度河文明。

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前250年中，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正处于全盛期。公元前2000－前1700年前后，他们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圣特里亚扎、马利亚和旧卡斯特罗建造了第一批宫殿。这些宫殿是不设防的，也许它们并不是众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的所在地。或者，当时克里特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来自海洋进攻的危险之中。然而，第一批米诺斯宫殿在公元前1750－前1700年前后还是被毁灭了。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断定这场灾难是人为的，它也许是一场地震造成的。但是，时间上同喀西特人入侵巴比伦王国、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大体相当，这就给人一种暗示，克里特宫殿的毁灭可能是敌人入侵所致。

在公元前二千纪前250年的黄河流域，地区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仰韶文化时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不仅仅是陶器风格从彩陶变为黑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驯化动物范围更广，而且至少有一个定居地已经修筑了土坯城墙用于防卫。尽管如此，东亚这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没有企及象它西方，从印度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业已形成的那种文明的类型。

第十二章 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来自伊朗高原西部边缘的喀西特蛮族，公元前1743年对巴比伦王国进行了第一次袭击，然后逐渐蚕食，直到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被操印欧语的赫梯人劫掠之后，他们占领了巴比伦城埃及中王国的结束似乎也是同样被蛮族逐渐蚕食的结果。这批野蛮人被称为喜克索人，他们在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前后侵入尼罗河三角洲东北角，然后逐渐攻占孟斐斯，并于公元前1674年消灭了第十二王朝的赢弱继承者–第十三王朝。根据他们本族的人名姓氏判断，喜克索人也许是操闪米特语，而且，如果西部闪语是他们的母语，那么，他们和喀西特人就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在喜克索人入侵埃及的同时，喀西特人入侵了巴比伦，克里特岛的第一批宫殿也遭到破坏，这种同步性使人联想到，这些行动可能都受到某种来自背后的压力所造成的推动力的驱使。

在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即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胡里人地区。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语言学上的证据可以证实，公元前18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入侵者和在巴比伦强行建立喀西特统治的蛮族中，都有操原始梵语的人。这种语言学证据暗示着，在这些局部压力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独立的原动力，驱使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从西南亚北部的穷乡僻壤进发而出。

这块穷乡僻壤位于欧亚大平原腹地。印欧语的发源地可能在东欧某地，它的南面在土库曼与西南亚相接，从那里很容易进入大平原。如果存在一次从大平原进发的大迁移，那么可能是在马的驯化之后，因为马很适宜于当地的游牧生活。在特洛伊遗址最低层的特洛伊第六地层中就发现了马的骨骸，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此外，苏美尔－阿卡德人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还没有马，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也是如此。这说明，马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不久在欧亚大平原上驯化的，而一种新式武器-一马拉战车的发明和传播正是蛮族在公元前18世纪入侵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游牧生活象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城市人口用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同农业人口交换食物，游牧民也同样需要通过出售牲畜和兽皮来购买农居社会的物品。虽然游牧民自己不从事农业，但他们浪漫的生活方式不仅后于农业而出现，而目’只有同持续耕种土地的邻居同生共存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条件下，游牧生活是科用干旱草原而不毁坏它的最具建设性的方式。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的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在大草原上，较长周期的交替游牧是把草原当作狩猎地来使用，正如美洲北部的土生美洲人在公元19世纪仍然对当地大草原的使用方式一样。来自欧洲的定居者灭绝了曾作为当地人狩猎对象的野牛，而以一个生长期短的”牛的王国”取而代之。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

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如果没有诸如马和骆驼这样的非人力助手的帮助，他们要在周期性的迁徙中管理好他们的牛和羊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迁徙如果不是天灾使然，还必须周密计划和准确实施，游牧民因之不得不把自己、动物助手和牲畜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游牧共同体迁徙时的后勤恰似一场军事战役的后勤，结果，游牧生活本身就为进行流动战争而自动地训练着它的从事者。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年复一年，周而往返，既不同其他游牧民族也不同游牧民的农居邻邦和贸易伙伴发生争端。

马的驯化给人们提供了使游牧生活具有可行性的非人力助手，但最初驯化的马却是一种弱小的动物，它不能承受骑手的重量，用尽可能轻的材料制成的两轮车也要4匹马来拉。经过1000年的饲养之后，马才能驮一个装备很轻的骑兵。又过了几个世纪，一种”巨型马”被培育出来，它可以承担自身的盔甲和一个着全副盔甲的骑手。然而，从一开始，游牧民只要冲出通常居住的大草原，他们在军事上就都是令人生畏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对巴比伦王国和埃及的入侵，也许还有对克里特的入侵，可能是游牧民族第一次系列进发的直接后果。这种进发在欧亚大平原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在阿拉伯北部大平原则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生活的发明者很有可能就是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他们对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施予了暂时性的冲击，却给印度打上了永久性的烙印。但是，游牧生活一旦发明，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单一民族的垄断地位。欧亚大平原在不同的时期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所占领，这些语言相继有原始梵语、伊朗语、土耳其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芬兰语（马扎尔人的语言）。伴随着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单峰骆驼在阿拉伯大平原的驯化和公元纪年前夕马对那里环境的适应，游牧生培的范围扩展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扩展到北非。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创造历史，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在上一章中，笔者曾推测，马的驯化为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游牧部落的流浪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笔者还推测，公元前18世纪，一些操原始梵语的欧亚混血部落侵入了西南亚。如果这次入侵确曾发生过，那么，入侵的欧亚混血部落仅给当地的农耕民族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迹。另一方面，如果游牧部落的入侵行动是驱使胡里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原动力，可以说，它对于区域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则发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正是这种民族大迁徙，以间接的方式推动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趋于空前的活跃和密切。

诸区域文明中最早的样本－苏美尔文明并没有长久、稳定地保持其楷模地位。大约公元前四、三千纪之交，法老文明诞生于埃及；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小亚细亚、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文明。不过，直到公元前18世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密切的唯一例证，是小亚细亚文明对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文化养料的大量吸收。事实上，小亚细亚文明已成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附属品。不过，如此程度的依赖关系实为罕见。苏美尔对埃及的影响在埃及文明的黎明之际是显而易见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老文明的初创，但这种影响并未持久。法老文明在最初12到13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自己的模式，沿着自己开辟的航线不断发展。

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二千纪最初的250年中，法老文明和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似乎都忽略了对方的存在，尽管它们版图相接，领土交错。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关系显得更为淡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址中发现的印度河印玺表明，早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两个世界就存在着商业往来；但印度河文明的遗址中却未发现任何受到苏美尔影响的痕迹。在印度河流域，苏美尔没有象对于埃及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时期那样留下明显的烙印。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关系的隔绝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与公元前18－前13世纪这些文明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密切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5个世纪中，地中海东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是埃及人。主要是由于埃及人的行动才结束了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这或许令人惊奇，因为在此之前的埃及文明远不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显得更具有外向性、扩张性。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当埃及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蛮族的入侵并丢失了大片领土之后，它那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仇外心理的激励，使埃及人首先驱逐了外来侵略者，并紧追不舍，一直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战争策源地。但是，由于这一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辐射，因此，埃及人对异族侵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导致了埃及人和他们正以武力相对的异族的文化发生了联系。

公元前18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巴比伦人驯服地屈从于蛮族喀西特人的统治，向他们纳贡缴税。曾最早摆脱巴比伦宗主权的亚述似乎也已臣服于蛮族米坦尼人的强权。巴比伦的喀西特帝国维持了几乎6个世纪，米坦尼王国对于亚述的统治或许维持了3个半世纪，终因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而解体。约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喜克索人开始入侵埃及，到公元前1674年，他们的扩张达到了顶峰，他们占领了孟斐斯。至此，埃及再次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所不同的是，在第二个”中间时期”中，北部的王国属于异族血统；而在第一个”中间时期”，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王国和底比斯王国均为本民族所建立。喜克索人很快就吸收了埃及臣民的高级文明，但埃及人并未屈服。犹如公元前21世纪历史的再现，后者于底比斯的南部王国通过对北部王国的武力征服重新实现了埃及的政治统一。

大约公元前1567年，喜克索人被逐出埃及的国土。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是底比斯解放者阿莫西斯（雅赫莫斯，约公元前1575－前1550年在位）。阿莫西斯建立的第十八王朝存在了2个多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308年）。从第十八王朝的创立到第二十王朝的灭亡，新王国历时近5个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087年），相当于古王国时期的一半，但几乎超过了中王国统治期的两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王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前文提及，在中王国时代，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曾将其版图的南部边界向南推进到塞姆奈（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以上），并在卡尔马（位于第三瀑布以上）设立了一个远离中心的贸易站。新王国建立后，阿莫西斯的第二位继任者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28－前1510年在位）将埃及的南部边界扩展到了纳帕塔（位于第四瀑布以下）。这样，第一到第四瀑布的整个尼罗河谷都纳入了法老文明的范围。据碑文记载，图特摩斯一世于继位的次年宣称，其领土的东北边界已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流域。

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的蛮族正处在埃及的统治之下，他们与埃及人的文化联系是单向性的。库什人全盘吸收了埃及文明而没有施加任何明显的逆向文化影响。直到公元前1087年新王国灭亡之前，埃及人对于现称为努比亚的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北部的苏丹人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而同一时期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治权威，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强度上看，则总显得飘摇不定，而且埃及统治者与亚洲臣民间的文化影响又呈双向性。双向交流的不断扩大使埃及从亚洲人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文化养料。

在三角洲建立起来的喜克索王国是否包括他们原来居住过的亚洲地区仍未可知。但有一点很明显，当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王国侵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他们发现，这一地区已分裂为无数个政治上独立的小邦国。埃及人在各战略要塞设立了军事据点，并派遣埃及人执掌各附属国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底比斯的帝国政府能否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但帝国政府好象并不打算将直接统治强加于亚洲属地的任何部分，这与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居民采用的统治手法截然不同。亚洲文化对于新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新王国的亚洲属地向埃及本土移民而产生的。这些移民中，有的是战争俘虏，有的则是自愿来到埃及以寻求经济上的获利机会。两类移民带来的信仰、风俗、习惯，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埃及人因反击亚洲入侵者的军事征服所激发的仇外心理，并没有为亚洲臣民的这种和平渗透所唤醒。

图特摩斯一世首先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了殖民统治。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前1490－前1469年在位）当权时，似乎中止了战争，因为她一直竭力阻挠共治者图特摩斯三世掌握权力。女王去世不久，图特摩斯三世就开始了武力征服。在他当政的第二十二至三十三年（即公元前1469－前1458年）连续进行了12次远征。最后的几次远征中，他到达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发现了耸立于此的图特摩斯一世纪念碑，并在旁边又树立了一块自己的石碑，然后，强渡该河，迫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自公元前1458年始，至阿肯那顿继位，埃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阿肯那顿时代，（即公元前1367－前1350年）这一地区的埃及政权渐趋衰弱，并且再也没有完全兴盛起来。

阿肯那顿是位革命者。他的革命在埃及历史上并非首例。从古王国解体到中王国创立的第一”中间时期”中曾发生过两次革命。第六王朝时，各州帐纷纷自立为王，不再听命于法老。到了第十二王朝，他们又逐渐地服从于重建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第六王朝崩溃不久有一段20年的政权真空期（即公元前2181－前2160年），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社会革命。以上两次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次属于”制度”改革，即摆脱了法老的支配；一次属于民众暴动，即反抗现存”制度”本身。然而，第一”中间时期”的这两次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属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只存在层次、程度上的差异。阿肯那顿的革命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阿肯那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与政权内部宗教集团的矛盾。如同第四王朝的前辈基奥普斯（约公元前4－前3世纪在位）一样，阿肯那顿就神学问题与祭司发生了激烈争论。此时的祭司阶层已发展得更加难以对付。基奥普斯的对手只是拉神圣城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自从底比斯成为重新统一后的埃及政治中心，作为众神之首的拉神被等同于阿蒙。至少在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当政时，阿蒙就已成为底比斯的地方神。图特摩斯三世把埃及所有地方神的祭司联合为一个全埃及的宗教组织，由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管辖。

阿肯那顿向埃及社会中最主要的权力中心（并非法老本身）的挑战，使法老的法定绝对权威受到了实际考验。如果阿肯那顿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也许会击败祭司集团；如果他向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挑战时注意维护俄赛里斯神的地位，或许也会赢得成功，因为俄赛里斯神可以使人永生不灭，而永生不灭恰恰是埃及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阿肯那顿的斗争不是求得永生不灭，而是为了一神教。一神教的主张不仅威胁到祭司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且也使不少民众心灰意冷。阿肯那顿心目中的唯一真神－太阳神（阿吞）仅仅是一个人的神。尽管这个人就是法老，即使法老拥有强大的权力，也不足以战胜庞大的宗教势力，因为他们侍奉的众神得到广泛而又根深蒂固的尊崇。

阿肯那顿以阿吞取代阿蒙一拉和其他诸神的尝试终告失败，这并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那顿的革命留下了恒久的印迹。阿蒙一拉重新恢复了地位，但其形象已有改观，变得酷似阿肯那顿曾梦想材立为众神之首的唯一真神。阿肯那顿曾创作了一首赞美阿吞的颂诗，称它为宇宙万物生命的赐予者。自此之后，阿蒙一拉的赞美诗中也使这位传统神祗披上了”夭折”新神的外形。

阿肯那顿将首都迁至新的城市。迁都在埃及已不乏其例。古王国的法老从内肯－内科布顺流而下，向北移都，先到提尼斯，后又看中孟斐斯。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则把都城从底比斯迁至伊兹－陶伊（一座新建城市，位于孟斐斯南部不远处）。第十八王朝创立者重新统一埃及后，底比斯再次成为王国的首都。阿肯那顿选择了底比斯和孟斐斯中间的一个城市作为新都，命名为阿肯太顿（现称特勒－埃尔－阿马尔纳）。他死后，这座新城市沦为荒芜之地，都城迁回底比斯。确实，今非昔比，底比斯已不再因距南部边境太近而于治国不利，帝国的疆界已沿尼罗河向南延伸到纳帕塔。然而，底比斯仍未长久地享有作为新王朝唯一首都的特权。来自东北方的压力迫使帝国为了便于军事行动而将首都继续北迁，以致远远超过了阿肯太顿的城址。实际上，这种压力在阿肯那顿当政时就已感觉到了。狂妄、保守的统帅霍伦希布（实际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349－前1319年）则在孟斐斯支配着整个帝国。到新王国终结前夕，军事行动的大本营已经移到三角洲东北角的塔尼斯，这一城市很可能正是喜克索王国首都阿瓦里斯的旧址，至少离阿瓦里斯很近。

阿肯那顿的革命性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和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学、造型艺术等领域。文学方面，他提倡用一种新兴的文字进行写作，摒弃了繁复、过时的旧文字。这一革新的寿命要比他本人长得多。随着星移斗转，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这种文字到该世纪末亦被抛弃。艺术方面，他崇尚自然主义，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包括对他本人未加修饰的描写。

阿肯那顿对自然主义的偏好或许受到了米诺斯文化的熏陶。新王国时期埃及墓穴的壁画中描绘了携有手工制品的米诺斯人，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出自迈锡尼文化而不是米诺斯文化自身的产物，这表明埃及与同时代的爱琴海世界有着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除了具有超凡的天赋，阿肯那顿还为生存的时代和活动的空间所激励。他统治下的埃及帝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当然，这不能按字面含义理解为那种地理意义上的帝国，即拥有广阔的疆域；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即它构成了一个富于多样性的人类文化典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与此同时，该帝国的一位统治者以第一个一神论者载入史册。这不仅仅是巧合，阿肯那顿的一神论还是借助宗教形式表达出来的世界主义思想。他奉阿吞为整个宇宙之主，而不是一个地方神。除了埃及，他还在叙利亚和努比亚为阿吞建立了大量神庙，以表示它的普遍存在。

埃及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最初2个世纪中，在地中海东部没有政治上的竞争者。蛮族喀西特帝国统治下的巴比伦政治地位重要，但文化上正值幼年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苏美尔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诗主题通过阿卡德语言精炼成经典形式：吉尔伽美什寻求生命之树的失败；伊什塔尔（伊南那）下地狱；年轻的马尔杜克消除混乱，使宇宙变得秩序井然，以卓越功勋而成为苏美尔－阿卡德诸神的首领。哪里讲阿卡德语言，这些诗篇就在哪里流传。当时，阿卡德语言已成为包括埃及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在埃及政府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一档案馆中，工作人员就使用带有苏美尔特征的阿卡德语言在泥板上进行书写。这种语言还是埃及帝国政府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属国联络的媒介。阿卡德语言的文化优势可与埃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相媲美。

埃及帝国的军事、政治地位遇到了挑战。自公元前1595年穆尔西利斯一世袭击巴比伦以来，赫梯人始终处于休眠状态。阿肯那顿时代，他们在苏皮卢利乌马斯（约公元前1375－前1335年在位）的领导下又开始踏上战争之途。苏皮卢利乌马斯征服了哈梯（希伯来语的赫梯称呼）的小亚细亚东南方邻国一基祖瓦德纳，击败了米坦尼，并以威胁利诱逼迫叙利亚北部的埃及附属国转而效忠于他。公元前14世纪末期，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继任者穆尔西利斯三世（约公元前1334－前1306年在位）吞并了小亚细亚西部卢维人的阿尔萨瓦帝国，在此之前，后者曾与哈梯并肩称雄。到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已成长为一个完全可以与埃及相抗衡的大国。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和苏皮卢利乌马斯的孙子穆瓦塔利斯（约前1306－前1282年在位）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而诉诸战争。赫梯在大约公元前1286－前1285年卡叠什战役的胜利中未获得什么实在的成果。交战的两个大国终于意识到双方没有力量再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正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威胁。所以，公元前1270年两国订立停战协定瓜分了叙利亚。可惜，他们的醒悟为时已晚，东方的亚述坐收渔翁之利；西方又崛起了新的侵略势力：迈锡尼人和大量永不安宁而又性喜流动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20－前19世纪，亚述人一直征战不休，最终为米坦尼人民族大迁徙的洪水淹没。阿苏鲁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前1356－前1320年在位）当政时，亚述人重以富于侵略性的黩武主义形象闻名于世，到处推行新的残酷统治。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约公元前1307－前1275年在位）和撤缦以色一世（约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越过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卡赫美士。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约公元前1244－前1208年或前1234－前1197年或前1230－前1198年在位）一度占领了巴比伦。然而，还未等亚述人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就遇到了13世纪开始的新一轮民族大迁徙的冲击，匆忙回师防御。

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文明不仅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场灾难发生于约公元前1750－前1700年，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毁于一旦），而且到公元前一千纪的第三至五世纪中趋于全盛。这段历史被称为中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三阶段和晚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大陆的情形略有不同，约公元前1900年，蛮族的入侵无疑延缓了那里区域文明的诞生，不过或许正是这些蛮族带来了希腊语言。在随后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克里特，这个未经战乱骚扰的幸运之岛，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以致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16世纪初，大陆突然开始吸吮米诺斯文明的艺术乳汁。

这次吸吮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可以肯定，大陆在文化上将为米诺斯社会完全同化，犹如公元前三千纪阿卡德为苏美尔所同化一样。然而，希腊大陆保持了自身文化的鲜明个性，犹如小亚细亚吸收了苏美尔和阿卡德足够的文化养料而又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如此命名是由于迈锡尼是这一文明中最光辉夺目的典型）与步入晚期第一阶段的米诺斯文明并肩发展。约在公元前1480－前1450年，前者征服了后者。

米诺斯文明又一次从灾难（约前1500年锡拉（桑托林）岛火山的剧烈喷发）中幸存下来。火山喷发前夕，该岛已为地震所扰。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都感受到了喷发（而非以前那场地震）的影响；但以后克里特（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经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考古学证据表明，后来的这次灾难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之中，克里特最主要的克诺索斯的宫殿为之废弃，其他宫殿则被摧毁殆尽。在克诺索斯，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诞生，即所谓的晚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没有共享这一文化。从发现的废弃兵器来判断，地方性的克诺索斯文化具有浓厚的黩武主义色彩，这里的陶器则具有迈锡尼风格。考古学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迈锡尼人侵占了克诺索斯并用它作为袭击和抢劫米诺斯文明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

以上只是爱琴海地区居民在随后3个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人为灾难的开端。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克诺索斯的宫殿可能又遭到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侵略者的洗劫。如果流传至古希腊时代的传说有些许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或晚些时候，迈锡尼人的底比斯（此为希腊城市）宫殿在一次内战中亦遭毁坏。尽管灾难连绵，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4世纪依然走向繁荣。或许，公元前1480－前1450年征服克诺索斯的结果是一种自成音节的语音符号–即所谓的乙种线形文字，成了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是对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直接模仿。线形文字是米诺斯人发明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符号，至今未能为人识读。迈锡尼工匠的技艺完全具备了米诺斯前辈的水平。他们建造了许多”蜂房”式陵墓，在砖石建筑方面竭力仿效埃及人的技术和精确性。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的国际贸易范围相当广泛，东至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乌加里特，西达西西里，南抵埃及。他们既从事贸易又不放弃抢劫，视哪种行为更能获利而定。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人的黩武主义更为变本加厉，他们对希腊东部的宫殿，例如，迈锡尼本身、阿尔戈利斯海湾的梯林斯以及雅典卫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为要塞守卫者精心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以备要塞遭到围困之需。这100年间，人为的灾难频频光临爱琴海东岸。约公元前1260年，特洛伊为入侵者摧毁；在它的南方，赫梯帝国陷入困境。赫梯人发现，倾覆可与之匹敌的阿尔萨瓦帝国并非难事，而对其领土加以有效的控制却显得力不从心。赫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统治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当地居民的持续反抗，二是迈锡尼人的不断侵袭。赫梯帝国，以及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迈锡尼统治者都仿效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模式，建立了复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需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来维持。可以推测，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由于有文化的阶层只是极少数，致使这种官僚机构变成了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强化效率，官僚机构就会停止运转。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世界的西部都正酝酿着新的风暴。印度的状况暂时还不引人注目。考古学证据仍无法断定印度河文明何时为操原始梵语的民族所征服。如果这些人是公元前18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那么，他们就应该象迅速席卷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早已踏上印度大地。不过，也可能他们在寻找从乌浒河－药杀水河流域跨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印度河流域的路线时，花费了若干世纪的时间。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象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象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谓”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经由欧亚太平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血统。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猪。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进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方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重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热带血统的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为我的结论提供了证据。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商文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崛起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早期”形成”阶段。如果把农业的开创，而不是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同等对待。时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猎为生的”上古时代”，跨入一个新时代，即所谓”形成期”，人们已开始以农业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进化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居民独自完成的。直到欧洲人横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陆将玉米运回欧洲时，玉米的名字才为旧大陆所知。然而，在一种农作物的进化到以种植这种农作物为主要生计的经济体制确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差，而旧大陆经济史中则没有这样的时期。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令人迷惑不解。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经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

第十四章 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

（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

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旧大陆所有区域文明，从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到黄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蛮族的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击退了的入侵者，最终仍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赢得了此前以武力无法获取的地区。结果造成旧大陆区域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动。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轻的文明为之毁灭，几个新的文明在两次大劫难涉及不到的地理间隙中崛起于世。这次民族大迁徙的影响远比公元前18世纪那次更富于革命性。

我们在埃及发现了有关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此可谓独一无二的证据。它指点了其他地区民族大迁徙缘由后果的迷津。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学证据与埃及的文献记录比较一致，与后者相似的是，它也属于同时代的证据；不同的是，它是默默无言的。埃及的文献提供了关于民族迁移日期和迁移民族名称的信息，而这根本无法从爱琴海地区陶器的时序、人为毁灭的遗迹中推断出来。对于遥远的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埃及文献也投射了耀目的光芒，但已非往日那样明亮。

大约公元前1220年，利比亚人联合了美舍韦舍以及其他柏柏尔民族，在5个”海上民族”的援助下，从西面袭击了埃及并抵达了三角洲的西北角，后为法老迈尔奈普塔（约公元前1224－前1214年在位）击溃。这不只是一场抢掠，甚至也不纯是一次军事侵略，它是一次移民的尝试，因为入侵者都带着妻子儿女、家畜及他们的动产。作为5个被击溃民族之一的卢卡人，肯定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还有一支为亚该亚人，他们不是来自希腊大陆就是克里特岛，至少有一支亚该亚人此时已在克里特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其余3个”海上民族”是谢克勒什、沙尔丹和图尔沙。大约500年后，这3个民族以西库尔人、撒丁人和蒂尔塞诺伊人（埃特鲁斯坎人）的身份重新出现，而美舍韦舍人也以马克斯耶人的名字在现属突尼斯的地区重露锋芒。但是，这些民族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的西部定居地，很可能并不是公元前1220年进行大规模迁徙的大本营，他们最终的定居点多半只是在企图进入埃及建立自己家园的尝试失败后由移民修建的避难之地。

在一篇纪念性的碑文中，迈尔奈普塔详述了自己的军事成就，不仅提到了击败利比亚人的辉煌成绩，还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史实，如：”哈梯平安无事”；迦南遭到侵略，丢失了部分领土；以色列为蛮族洗劫；等等。这些记录表明，迈尔奈普塔时代，赫梯帝国尚未倾覆，而且还投有企图侵占公元前1270年停战协定中与埃及划分的叙利亚领土以外的地区。以色列的提及表明，从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民族迁移业已开始。此次迁移运动不仅把以色列和犹大部族带入迦南，而且还将他们的闪米特语伙伴迦勒底人带进苏美尔的西南疆；另外一支闪米特语民族阿拉米人流动的范围更为广泛，向北远至今日土耳其大裂谷的北端，向东抵达亚述的西陲，东南到了底格里斯河东岸与伊朗高原西部之间的地带。

大约公元前1194和1188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98－前1167年在位）曾两次挫败西方对于埃及的侵袭。这一次，柏柏尔人（利比亚人，马克斯耶以及其他部落）似乎没有得。到”海上民族”的援助。那些”海上民族”从东北方单独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他们仍是进行移民的尝试而非为了劫掠，从爱琴海及其岛屿（或许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初大本营）的军事基地出发，水陆并进，穿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循着这些地区的海岸，不停顿地出击。他们推翻了赫梯帝国，不仅洗劫了它的中心地区哈梯，还横扫了小亚细亚西部的阿尔萨瓦、科迪（西里西亚东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套中的卡尔基米什以及阿拉西亚（塞浦路斯）。然后，他们在阿莫尔－可能是位于原属赫梯帝国的叙利亚领土南端的一个地区（与约公元前2000年出自阿拉伯半岛的阿莫里特人之名称有关）－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征战不已。

拉美西斯三世为保卫埃及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的属地只进行了一次抵抗。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的移民或许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拉美西斯集中精力去对付”海上民族”的船队，他即位的第八年（即约公元前1191年），在三角洲的东北角取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挽救了埃及。但海上的惨败并未阻止”海上民族”自阿莫尔出发，沿陆路南下；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埃及亚洲属地的滨海沿岸永久地定居下来。公元前1191年，谢克勒什人仍象公元前1220年那样出现在”海上民族”中间，但它的盟友已与以前不同。此次同盟包括谢克勒什人、达努人（达瑙伊人）、吉克尔人（图科尔伊人）、帕勒塞特人（菲利士人）和韦舍什人（尚不确定）。达努人似乎已在西里西亚定居下来，吉克尔人在卡尔迈勒山南麓的多尔找到了居住地。而帕勒塞特人则沿着巴勒斯坦滨海最南部的狭长地带建立了5个城邦国家。

约公元前1220年被迈尔奈普塔击退的迁移民族联盟的首领为利比亚人，他的名字被记录在埃及的文献中。不仅如此，埃及的记载还提供了公元前1188年率军侵埃而为拉美西斯三世打败的其他利比亚首领名字。摩西就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根据以色列人的传说，正是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外约旦，这一事件成为以色列人征服叙利亚疆土的前奏曲，并最终如愿以偿。不过，即使有埃及文献的记载，也无法确认摩西其人的历史真实性。至少有两个名叫摩西的埃及人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记载中。摩西的名字似乎是融合了几种以”mose”或”messe”结尾的神祗姓名字音后形成的缩写词。这两个构成要素加上词首往往是神的名字，为人熟知的有雅赫摩斯（阿莫西斯）、吐特摩西斯（图斯莫斯）、拉美西斯。以色列传说还称，摩西出生于埃及，信奉一神论。如果这一传说确有根据，那么，摩西的名字最可能的全称是阿吞－摩斯，因为阿吞崇拜是埃及法老时代记录下来唯一的一神教信仰。

法老阿肯那顿的刑律废除之后，一个用太阳光盘混成的名字再也不会保证埃及任何国民免获罪罚。然而，据以色列人传说的描述，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曾在埃及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即埃及境外的一个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可以设想，阿肯那顿的宗教在那一地区得以幸存。以色列人的传说还把出埃及后的摩西描绘成以色列人和上帝耶和华进行交流的使者。据说，耶和华的名字在以前并不为以色列人所知，它代表的含义大概是”永生”或”生命赐予者”，这些恰恰是阿吞的属性。

以上分析说明，摩西可能确有其人，就像已经得到证实的利比亚人马拉亚和麦什尔一样，他们与摩西情形相似并且很可能是同时代人。即使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本人也前能具有一定的埃及文化背景。尽管传说中关于摩西经历的描述某些方面闪耀着明显的传奇色彩，但他的真实性仍未受到怀疑；因为许多真实存在的著名历史人物都已逐渐成为民间的传奇式英雄。例如，无人会怀疑居鲁士二世－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创始人的真实性，但传说中称他幼年时期就以非凡的能力摆脱过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生命危险。可见，居鲁士二世与摩西的幼年经历何其相似。

埃及人使自己的祖国幸免于武力征服和占领，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已拖得精疲力竭。约在公元前1087年，埃及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埃及衰弱的真正标志），一个仍以底比斯为首府，另一个则定都于三角洲东北部的塔尼斯。这里很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290年拉美西斯二世执政以来的军事行动中心。约在公元前1090年，底比斯政府派遣文?阿曼前往比布鲁斯采购木材。在这个与埃及已有2000年贸易关系的城市，埃及使者竟受到了屈辱性待遇。比布鲁斯国王直到接受了埃及塔尼斯政府（埃及的两个政府关系比较友好）的相应货物后才同意为文?阿曼砍伐黎巴嫩山上的树木。

然而，埃及挫败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军事入侵的最突出后果，是利比亚人通过”和平渗透”的渐进方式确立了对埃及的统治。约在公元前945年，新王朝（第二十二王朝）的法老加戴了双重王冠，称自己为”美舍韦舍之王”。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人是否是公元前1220、前1194和前1188年捕获的战俘后裔，还是后来在埃及政府默许下和平进入埃及的利比亚人子孙。无论如何，看来大约在公元前945年美舍韦舍人对法老政权实现了和平”接管”。利比亚人的军队与埃及祭司集团达成了默契，利比亚人尊重埃及4个神庙直辖州的自治权，其中除了底比斯（大约自公元前1087年以来一直处在阿蒙－拉神大祭司的统治之下）外，还包括赫利奥波利斯、孟斐斯和勒托波利斯（它们三州分别由拉、卜塔和何露斯诸神的地方祭司所控制）。

由此可见，埃及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民族大迁徙。利比亚人尝试武力征服时，曾至少3次被埃及人予以重创，可终于在埃及祭司集团配合下，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军人阶层。在埃及，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为同时代的文献所载。在其他地区，除了埃及文献曾提及的以外，同时代的证据都是考古发掘之物，而文字材料则都属于追溯性的，来源于传说；这些传说往往经过数代人的口头流传才形成文字。爱琴海地区的传说有许多方面与考古学证据不相符，从而产生了对传说的质疑；但考古学证据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明晰的信息。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爱琴海流域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疑团，迄今为止，考古学证据仍无能为力。

一方面。考古学证据可以表明，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坚固宫殿的外围郊区曾屡遭洗劫：约公元前1200年，除了雅典卫城外，近锡尼所有宫殿都遇劫难；约前1150年迈锡尼再遭涂炭。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说明同一时期克里特或色萨利遇到的类似破坏和阿提卡东部、爱琴海诸岛承受的厄运。爱奥尼亚也未能幸免，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隅成了难民的避难所，这些难民把祖先的迈锡尼文化带到了那里。考古发掘材料显示，公元前12世纪期间，迈锡尼难民曾连续掀起征服塞浦路斯的浪潮。这与同时代的埃及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文献称，拉美西斯三世曾予以扼制的”海上民族”迁移运动，发端于爱琴海岛屿；他并不认为，这些岛屿本身是洗劫的目标，而是强调，塞浦路斯只是移民进军埃及沿途抢劫的国家之一。

迈锡尼人曾摧毁了米诺斯文明，而如今迈锡尼人自己的文明也饱受涂炭。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剧变之后，爱琴海流域的文字失传。一种自成音节的文字兴起于塞浦路斯岛，这种文字即使不是直接源自爱琴海的线形文字，也肯定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新文字在塞浦路斯岛被用来传播希腊语言，而希腊语大概是由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移民带来的。当腓尼基字母引进岛时，这种文字仍然保留下来，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结束了二者并行使用的历史。在克里特和希腊大陆，爱琴海文字则为人们永久地忘却了。时至公元20世纪的今天，人们发掘出了这些文字的原文，运用音节字的线形文字原文终获识读。然而，希腊在迈锡尼文明灭亡时丧失的文化财富决不仅仅只是文字；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包金材料消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式样也已弃而无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根据大量公元前13－前12世纪的居民点遗址判断，迈锡尼的整个范围内曾发生过人口急剧下降的现象，尽管由于难民的涌入而使个别地区人口有所增加。

目前还未发现受到劫掠的地区为入侵者占领、难民大批逃亡的确切证据。如果入侵者就是那些”海上民族”，那么根据埃及文献所载，他们未曾停留便动身远征，劫掠东方和南方的其他地区去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期间，伯罗奔尼撒的南部（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似乎已完全沦为荒芜之地；劫后余生的迈锡尼文明已然是一种退化的文明。继此之后，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兴文明又开始萌生于那曾哺育过迈锡尼文明的大地。

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希腊移民对爱奥尼亚（位于小亚细盘西海岸的中部）的开拓始于公元前10世纪；但关于这些操希腊西北方言民族的到达则无证可查，据后人追忆，他们是多里安人，其进行迁移的证据是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语世界的方言分布图。希腊西北方言的分布呈对角线形，由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到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以及东南方的小亚细亚大陆西南隅。多立斯方言区的两边当时是另一种方言－阿卡多－塞浦路斯语的范围。这种非多立斯方言无疑是由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难民带到塞浦路斯的；而且，肯定在阿卡狄亚流传下来，因为这个伯罗奔尼撒的心脏地带是一个天然的堡垒。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的阿卡多－塞浦路斯方言，实际上相当近似于运用乙种线形文字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方言。

操希腊西北方言的民族向东南方迁移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0世纪。这一地区虽经公元前1200年浩劫，但仍保存了迈锡尼时代的物质文明，并已为考古发掘的材料证实。不过，考古学的证据不能排除所谓多里安人的迁移运动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已开始的可能性，蛮族入侵者也许因为吸收了文明臣民的物质文明而使他们自身的痕迹消失了。

在爱琴海地区，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危害最深。大量众所周知的例子表明，一个文明民族的语言文字总是在不断转换过程中形成的，但公元前1200年爱琴海地区文字本身的失传却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件，它完全可以作为衡量这场浩劫影响程度的标志。小亚细亚文明的境遇要好得多。尽管赫梯帝国也象迈锡尼诸公国那样遭受了土崩瓦解的厄运。但其后继者在叙利亚北部（赫梯人早已从埃及人手中夺得控制权）所建的城邦国家却得以幸存。尽管他们不再用苏美尔文字来表述阿卡德语和印欧语系的赫梯语，但这些赫梯遗民仍继续使用卢维语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发明于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小亚细亚）。

赫梯帝国的倾覆意义深远，具有世界性影响。它结束了以前关于制造锻铁技术传播的禁令。锻铁犹如青铜般坚硬，这种技术可能发源于小亚细亚。当希腊人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时，他们把此项发明归功于一个传奇式的民族－查利比人。他们居住在小亚细亚北部海岸。这里不属于赫梯帝国的范围，但赫梯人企图垄断这项发明，将其视为重要的国家机密。赫梯国王只是偶尔有选择地将一些铁制品赠予外国统治者；直到赫梯帝国灭亡时，外部世界仍把铁看作珍稀金属。

事实上，制造坚硬熟铁武器和工具的技术比制造同样硬度青铜器的技术更复杂，比例也更难以掌握。使用铁的动机主要是由于铁矿石几乎到处都可找到，可谓俯拾皆是（当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冲积盆地是明显的例外）。与铁矿石比较，铜矿石就少得多，锡则更为稀有。既然青铜为铜锡合金，那么，制造青铜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能够长距离地运送金属铸块。这鼓励了那些交通不畅的地区不断尝试以铁来代替青铜。

以铁取代青铜发生于爱琴海，那里经受了公元前12世纪的频频灾难。既然爱琴海为小亚细亚之近邻，那么，早在公元前1050年雅典即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后的2个世纪中，铁一直是那里最主要的制造业用金属；但随着交通状况的逐步好转，青铜又恢复了使用。这一时期，许多地方都是铁与青铜并用。然而，直到公元前7世纪，埃及才以铁取代铜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埃及人赶走了”海上民族”，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自从经历了古王国解体后不久的那场革命后，埃及人的思想更趋于保守。法老时代的埃及比以后往何时期的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石料需要雕刻；然而，埃及人却使用非合金铜制工具从事大部分的石雕，甚至连对采用青铜也不感兴趣。黄河流域虽与地中海东部的最早文明发源地相距遥远，但中国人早在大约公元前15世纪就掌握了青铜器制造工艺，他们日益偏爱青铜制造业，而铜与锡的供应也源源不断。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国才以铁取代青铜作为制造业的通用原料。

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小亚细亚方言分布图，显示了一条色雷斯－弗里吉亚语言的入侵地带，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呈对角线形，与爱琴海流域希腊多立斯方言区的分布相像。这里从前流行的语言（包括卢维语和赫梯语）仍得以保存，分布在入侵语言地带的两侧，即叙利亚北部的赫梯语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卢维语（包括吕基亚、卡里亚和吕底亚地区）。弗利吉亚人并非”海上民族”，它由色雷斯闯入小亚细亚，而不是来自爱琴海群岛，他们不过是占领了”海上民族”留下的空间而已。就像操多立斯语的希腊人的迁移时间一样，他们的迁移从何时开始也无法从考古学证据中得到说明。

迦勒底人、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由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迁移运动，似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法老迈尔奈普塔时代结束前，即公元前1214年以前，以色列人就已在巴勒斯坦定居；而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约公元前1144－前1076年在位）当政时，阿拉米人仍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构成太大压力，这位国王还成功地进行过向地中海沿岸的远征。

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并未使亚述遭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象公元前18世纪那样深受民族大迁徙之害。那一次，它臣服于米坦尼人的宗主权；这一次，它却保持了独立。在中止于公元前1291年的那次劫掠性大迁徙中，”海上民族”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安蒂托罗斯和托罗斯山脉，构成了取道弗利吉亚进军亚述难以逾越的屏障。

公元前1250－前950年期间的印度历史是一个未知数。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也许早在250年前就已到达印度河流域并摧毁了印度河文明，也许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进入印度河流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很可能为身后欧亚大平原进发的民族迁徙大潮所推动才奔往印度。

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它以前的诸侯国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经典年表，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较慎重的估计，为公元前1027年，这也许更接近实际日期、周自黄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国北部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也许从这个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养料，此地经由欧亚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过，考古学证据无法说明周到底带来了什么进步的文化创新。由商至周的政治变化没有像希腊迈锡尼诸公国灭亡那样导致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周似乎也是中国人；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范围。文字和青铜器制造技术随着政权的变换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发展。

而且，朝代的变更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任何直接的重大变化。代表商代政权特征的考古学证据不仅包括人工制品，还有名为甲骨文的文献。安阳遗址的发现表明，该王朝在定都安阳时期为黄河流域的主要政权。根据传说，安阳是商代5次迁都的最后一站。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与之比拟的同时代文化遗址，换句话说，即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同样规模、可与之抗衡的政权。据分析，往南大约100英里的郑州遗址为商代早期都城。然而，甲骨文表明，商王朝处于敌人的威胁中，而且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过。

考古学证据未能说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或它的政治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很清楚，商王朝没有建立起一套利于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中国政治统一后的中华帝国及其后继帝国有着明显的差异。统一了中国的诸侯国秦国国王赢政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一个拥有整个中国文明覆盖范围的中央集权型帝国。商代政权组织则属另外一种类型，与它的直接继任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而中国传统的关于周王朝政权组织的描述则带有追溯的性质。

公元前771年，周王朝受到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的打击，从此逐渐衰弱下去。不过，即使在此之前，甚至在早期，周政权直接统治的区域也很狭小。周政权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诸侯的盟主，这些诸侯约有七八十个，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800年后秦始皇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相比，周朝政权显得比较脆弱，即使在开国初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以其前辈商朝政权的标准来衡量，周朝政权可能还算强大些。周人在他们的时代确实控制了中国社会，尽管没有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为周朝所取代的商朝统治者或许仅仅运用武力控制它的近邻政权，而没有使宗主国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半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趋向制度化。对于那些半独立的政权，商王朝在不断地进行威胁的同时，又怀有一种内在的恐惧。

第十五章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

公元前约1250年至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在西起地中海流域，东到黄河流域的整个旧大陆，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而美洲却未受到这次大迁徙的波及。但是，在同一时期，中美洲至少有一个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事变。公元前1250年左右，在文化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和中期在新大陆相当于旧大陆的”新石器”阶段），在今天叫作圣洛伦索的一片丛林覆盖的高原遗址上产生了一个文明。圣洛伦索俯临夸察夸尔科斯河谷，该河流经特万特佩克地峡北边进入墨西哥湾。这是迄今所发现的美洲最古老的文明的最早遗址。这一文明被现代发现者称之为’澳尔梅克”文明。

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还没有文字，但它创造了大量的建筑和雕塑作品。在建筑方面，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不断扩展，使大片地貌都被改观。圣洛伦索及其他一些晚期遗址上最有特色的奥尔梅克雕塑作品，是雕刻在花冈岩上的圆柱形的巨大人头像，这些花冈岩是从50多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到圣洛伦索的。这些物体是显示某种人类权威的明显标志。为了实现某个宗教目标，这一权威无疑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技术和劳动力。奥尔梅克的至上神祗被塑造成一个介于人和美洲虎之间的怪物。对该神的崇拜显然是创造奥尔梅克物质成就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猜想这些成就部分是虔信者的志愿工作。但我们还可以猜想它们部分是由在战争中被俘的非信仰者的强迫劳动创造出来的，因为奥尔梅克的圣洛伦索是被一场暴力毁坏的，它显然表明破坏者对该城怀有仇恨。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约公元前1150年至前900年间达到鼎盛，其后便毁于暴力；而在更靠近墨西哥湾的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从约公元前800年到前400年仍很繁荣，在它最终消失之前还对中美洲其他许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的后期发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安第斯山的”查文”文明将在第21章中阐述。不过我们在此应注意，在圣洛伦索所发掘出的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有一些令人惊奇的特征。首先，仅仅在本地文化达到”形成”阶段约250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文明，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在中美洲种植玉米的时期和在中美洲用耕种这种作物以代替采集与狩猪作为食物主要来源的时期之间（约公元前1500年），至少存在1000年，甚至可能接近2500年的时间差。其次，圣洛伦索遗址与后来发现的奥尔梅克文明的其他遗址不同，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可能有上千名居民之多的永久性的居住地。第三，到公元前约1150－前900年，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艺术和技术方面已达到极盛，并且在后来的衍生地区继续保持了其艺术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约在公元前1500年出现在中美洲的”形成”阶段的文化也开始向外，特别是向南传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当墨西哥湾沿岸的低地出现奥尔梅克文明，秘鲁出现查文文明之际，”形成”期的中美洲文化，包括制陶术和谷物种植，已经传遍了从中美洲到秘鲁在内的整个”核心美洲”。玉米在中美洲以南的”核心美洲”（包括秘鲁以及中美和今天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种植，几乎肯定是起源于中美洲，因为有证据表明，中美洲是最早种植玉米的地区。但是，无论玉米何时从中美洲传播到秘鲁北部海岸，都可以肯定秘鲁人当时已经为自己创造出了独立于中美洲和旧大陆的农业。秘鲁人种植的许多作物中有两种作物–马铃薯和昆诺阿藜，在秘鲁高原的最高处，甚至在高原山区的人工开垦的梯田上也可以种植。而在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在如此之高的地带从事农业的记录。

第十六章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与埃及

（约公元前950－前745年）

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文明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内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早于公元前三千纪末叶的年代中取得的。到公元前2000年，他们已失去了作为旧大陆中仅有的两个文明的殊荣，在它们身边，其他的地区文明蓬勃兴起。同时，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却受到灾难的袭击。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三千纪开始之前，它们又重新振兴起来。这种复苏显示出了一种坚韧和耐力，它使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一直保持到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后，而法老埃及文明则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

在第十三章中，笔者已经提及，这两个古老的地区文明在促进地中海东部所有地区文明发展的相互关系时所起的作用，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埃及文明建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帝国成了文化的熔炉。同一时期，用苏美尔文书表达的阿卡德语成为这样一种媒介物，它赋予源于苏美尔的文学作品以一种古典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这些作品成为许多地区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已远远超过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界限。比如，它已包括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与此同时，阿卡德语成为外交通信用语，不仅地中海东部各君主（包括埃及法老）之间用这种语言通信，连埃及政府与其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附属国之间通信时，也使用这种语言。

从政治上讲，在公元前1761－前1753年，汉穆拉比企图重建囊括整个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包括亚述、马里和卡尔基米什在内）的大帝国，但很快就遭到失败。此后，苏美尔和阿卡德均受到削弱。埃及由于在公元前1220－前1188年间反击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入侵，最终在政治上也陷于虚弱。不过，在这两个古老地区的社会中，都各有一个远离中心地区的省份仍然生机盎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公元前18世纪曾被米坦尼人的民族大迁徙所吞没的亚述，到公元前14世纪，已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迁徙中，亚述虽然被迫再次集中全力于守势，却依然保持了其政治特色和独立地位。自从大约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亚述再度对其邻国发动进攻，尽管当时的进攻尚没有帝国末期导致其灭亡的那种恶魔般的狂热和野蛮的暴行。帝国的最后阶段始于公元前745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之际。

大约从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这一阶段，无论是埃及文明还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都已不再成为文化创造活动的主要源泉，甚至已不再构成文化交流的主要部分。这时，新的地区文明开始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它们都是从最近的民族大迁徙中脱颖而出的。这些新的地区文明是叙利亚文明，希腊化的希腊文明，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中国，周代对商代的继承关系远远超过了位于其西部诸种新地区文明与它们的前辈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不过，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尚未完全丧失其文化创造力。它们仍以诱人的魅力吸引着文化的皈依者。在公元前950年之后，埃及文明在尼罗河上游河谷很远的地区，即第三到第四瀑布之间，取得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在同一时期，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它位于凡湖、幼发拉底河上游两条支流同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及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隔开的分水岭以北。

在埃及本土，科比亚人的第二十二王朝（约从公元前945年到前730年）和巴比伦尼亚的喀西特人的王朝以及在大约前1169年取代了喀西特人的土著巴比伦人王朝一样，都十分平淡无奇。利比亚法老们的唯一功绩就是偶然地对巴勒斯坦发动一次一无所获的突袭，然而，这正是原埃及新王国的边防重镇纳帕塔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时期。这个国家的国民并不是埃及人，其君主却是法老埃及宗教和其他法老文化虔诚的皈依者。沿尼罗河溯流而上，在纳帕塔以下，有一片肥沃的带状土地，至今，它仍在人工灌溉之下年年丰产。到公元前730年，这个农业基地已使库什人的纳帕塔王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并已开始使其统治者产生了将直到尼罗河三角洲的整个埃及世界再度统一起来，由库什人的君主戴上双重王冠的梦想。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在公元前950年以后得到的新文化省份是乌拉尔图。我们已经谈到过它的地理位置。在公元前18世纪民族大迁徙时，胡里移民正是从这一地区下迁到新月沃地的。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乌拉尔图人正是留居故里的胡里人的后裔，早在公元前9世纪，土著的乌拉尔图的胡里人各区就联合起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王国，定都于凡湖东岸的图施帕。我们可以猜测到，促成这个政治统一的动因是惧怕亚述人入侵。实际上，撒缦以色三世的确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在位期约公元前858年至前824年）便对乌拉尔图发动了入侵。从军事上讲，两国相比，亚述军队的组织更严密，装备更精良，不过亚述从未征服过乌拉尔图。到公元前612年，即尼尼微失守的当年，乌拉尔图仍存在于西南亚的政治版图上。

地理位置可以解释乌拉尔图不向强国屈服的原因，这个强国在其崩溃前，向西南方已打入埃及，向东南方已攻入埃兰。乌拉尔图是个天险要地。从图施帕到阿舒尔（亚述几个首都中最古老的一个，位于帝国最南端）的直线距离，甚至要略近于阿舒尔到巴比伦的距离。可是，在陆地上，从阿舒尔可以取近路到巴比伦。而从阿舒尔却无法直通图施帕。

一支以进攻图施帕为目标的亚述军队不可能到达大扎卜河上游地区，因为这里与凡湖盆地一样，也是个不可逾越的天险。它也不可能跨过凡湖南部作为分水岭的崇山峻岭。入侵图施帕的亚述军队只好首先向西北方、而不是正北方进发，翻过相对好走一些的山岭，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然后再转向东北，越过漫长陡峭的关隘，经过比特利斯后，进入凡湖西北角，沿湖南岸的道路，即使在今日也是艰难异常的，一旦入侵者在这一地区再遇到军队阻击，该地更是令人望而生畏、危险之极。实际上，亚述入侵者只好选择这样一条路：沿湖的北岸和东岸前进，作一个更远的迁回，穿过更易通过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南侧支流（今称穆拉特河）盆地中比较开化的地区。这便足以说明亚述军队只是偶尔到达图施帕，却从未能在那里停留的原因。另一方面，乌拉尔图的军队既受到面前崇山峻岭的屏卫，又受到邻近民族的欢迎（因为他们与乌拉尔图人一样，反对做亚述的臣民），这就足以挫败亚述军队越过高山，向东北进入伊朗，或向西北进入小亚细亚的任何企图。

如上所述，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在亚述的几个对手之中，乌拉尔图是最有战斗力、最果敢的一个。另一方面，公元前9世纪，正值乌拉尔图开始遭受亚述人入侵之时，他们却自觉地接受了亚述文化。他们在刻写铭文时，从亚述译本的阿卡德版苏美尔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胡里语。亚述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文化继承人，这笔丰富、古老的遗产使亚述在文化上极富魅力，虽然它本身令人厌恶。不过，乌拉尔图也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至少在一个重要的艺术领域–石建筑工艺中，乌拉尔图的石匠超过了他们的亚述师傅，其在精细程度上（而不是在规模上），几乎达到了埃及人的水平。

对于亚述侵略者来讲，他们遇到的最薄弱的抵抗不在北边，也不在东边，而是在过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叙利亚的西线和进入巴比伦尼亚的南线。自公元前18世纪，即汉穆拉比使亚述俯首称臣之时起，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军事由量对比就发生了转化。公元前14世纪以后，巴比伦尼亚在军事上已无法与亚述抗衡。但是，尽管亚述一直不断地对巴比伦尼亚发动战争，甚至在短期内曾占领过它（如亚述国王图库尔蒂－尼努尔塔时期），亚述人仍然相当尊敬巴比伦尼亚，并把它看作两国共同文化的发祥地。当然，这是在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约在公元前745年）并将亚述的军国主义推进到残暴的最后阶段之前。

公元前932－前745年期间，亚述把位于其西部疆界之外的地区作为发泄侵略欲的对象。公元前932－前859年期间，它征服了阿拉米人的社区，这些社区定居在幼发拉底河以东，正巧处在亚述领土的西部门口。公元前858－前856年，撒缦以色三世征服了比特－阿迪尼，使亚述军队得以进入叙利亚，比特－阿迪尼是横跨在幼发拉底河西边突出部的一个阿拉米人的国家。不过，叙利亚诸小国面临的共同危险使它们将彼此间的地区性冲突暂时搁置起来，公元前853年，撒缦以色在奥龙特斯河畔哈马以北的卡尔卡被叙利亚联军击败。他又在公元前849年、前848年和前845年几度入侵叙利亚，而反亚述联盟的破裂使他得以在公元前841重创大马士革，迫使大马士革过去的盟友承认亚述的宗主权。不过，在公元前831年，撒缦以色遭到乌拉尔图人的反抗。公元前827年，亚述国内发生了起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22年。这场起义使他和他的继任者沙姆希－阿达德五世无法继续行动。乌拉尔图人在争夺叙利亚北部和西利西亚东部地区控制权的斗争中，在其国王阿尔吉什蒂一世（公元前785－前753年在位）领导下，已经联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国家。乌拉尔图战胜了亚述。到公元前745年，这些战略要地已在乌拉尔图人的控制之下，而不复为亚述人所有。

亚述人的这一失利意味着由撒缦以色三世首倡的，使亚述成为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强国的企图已告失败。尽管如此，亚述在公元前934－前853年间所发挥出来的军事力量仍然令人难忘。位于亚述本土，从底格里斯河左岸到扎格罗斯山脉西南山脚之间的富庶的带状农业区是亚述的经济基础。位于亚述心脏地区的这片肥田沃土的面积大于库什人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纳帕塔周围的农业区，却远远小于巴比伦尼亚的耕作区。亚述人既不象巴比伦尼亚，也不象库什，它的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并不依靠水利灌溉。在西南亚，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前即已发明的，靠天吃饭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定居点的所在地，正是后来成为亚述的那一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们不免发问，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盆地，先是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又从阿卡德到亚述，这种国家位置转移的因由是否正是灌溉系统遭到破坏？至少这是部分原因。因为灌溉系统曾使苏美尔和阿卡德过去的沼泽荒原变成良田。

人或大自然都能破坏灌溉系统。地方社区间的争斗或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也会使它毁于一旦。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由于灌溉用水带来大量盐碱，或从下层土壤泛出盐碱，结果，大自然使人造的良田贫瘠化。大自然的这种恶作剧也已部分地破坏了现代灌溉工程，如在旁遮普和墨西哥。至于人类的丑行，自苏美尔－阿卡德历史开始的那一天起，这类记录便已不胜枚举了。在尼罗河谷地，大自然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表现得要有预见很多。直到公元1902年，即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时，尼罗河的洪水每年都会给埃及带来新的、肥沃的淤泥，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都无力拒收这一赠礼。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灌溉系统的人工性和脆弱性，是否正是苏美尔和阿卡德衰落及亚述崛起的原因？公元1258年蒙古人入侵伊拉克时，其灌溉系统的确变成了废墟，重建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不过，公元1258年这场突如其来的、人为的灾难来临之前，大自然的力量是否已经开始使伊拉克的农田逐步贫瘠化了？我们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足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下述事实肯定可以作为间接答案：在亚述崩溃之后，它的土地仍然相当肥沃，足以成为后来许多帝国的经济基础。这漫长的帝国系列，以亚述的迦勒底人后继国为起始，以包括巴比伦尼亚境外不那么肥沃的地区在内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为终结。

第十七章 叙利亚文明

（约公元前1191－前745年）

每一种人类文化一旦存在，必将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在该文化消亡之后，其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历久不衰的影响证明了这一论点。不过，已消亡了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另一个文明–印度文明也许是在同一时代摧毁并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的废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经消失，不过，至今仍有两部分居民代表着与它同时存在过的叙利亚文明（包括该词地理意义上范围最广阔的所有地区），他们就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犹太人不仅仅存活下来，而且，他们象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也创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学，据信，这一文学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纪时即已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迄今为止，在研究犹大和以色列、乃至整个叙利亚文明的宗教、社会、政治历史时，这部犹太文学大全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资料来源。独立于犹太人权威著作（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旧约》）的证据最近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虽然它颇具启发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相对而言，这部权威著作更详尽，而且是综合性的。没有它们，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会在暗中摸索。不过，如果人们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这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就会导致错误。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仅仅是从叙利亚文明中两个社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发展的，而且，还因为这些有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旧约》最古老的版本问世那一天起，犹太人的宗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变化已成为革命性的。《旧约》被一版再版地校定着，以适应这样一种理论，即宗教中发生的变化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复归。

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部文献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邻国人民（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的）的叙述并不真实。通过仔细考察犹太人权威著作的”内部证据”，并将它与数量虽不大，却随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仍有增长的证据相对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这一叙述。对于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社区来讲，这个依然存在，而且垄断了叙述这一段故事权力（虽然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值得争议）的社区，自然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区没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同一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够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献，无疑它们必然会与犹太人的文献大相径庭。

我们现有的这些文献坚持的几个观点，连当初在叙利亚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难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犹太教的正统信徒和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才会坚持这些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神极耶和华不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个观点认为，耶和华选中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特殊意义上的子民，他通过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或一系列契约而确认了这一选择。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亚伯拉罕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8世纪）起，便一直单一信奉耶和华了。虽然直到摩西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3世纪）耶和华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给他们。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犹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统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观点来解释叙利亚文明史或人类与宇宙的历史。不过，非正统派的历史学家也要将《旧约》作为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对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不论是正统派的，还是非正统派的，都会引起争议。这是最不幸的一点，因为叙利亚历史的这一阶段将对几乎占人类半数的人群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段将由非正统派历史学家讲述的叙利亚文明史来说，这一段防止误解的说明是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因为他不能接受传统的正统观念，他必须尽量客观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他还要试着在不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中，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爱琴海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浩劫。在那里，物质上蒙受到的毁灭性损失和人口组成成份的变化是同样灾难性的。不过，在同时受到同一灾难的袭击之后，叙利亚比另外两个地区恢复得要快得多。在受到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之前，文明已在叙利亚深深地扎下了根。到那时为止，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对叙利亚的渗透已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两种外来影响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基本失去活力之前，叙利亚创造本土文明的能力一直受到压抑。不过，甚至在约公元前1250年之前，即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大动荡开始之前，叙利亚已经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创造力，它已迈出了发明字母文宇的第一步，这批字母历经种种变迁，到目前为止，已成为除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在西奈半岛西部埃及矿井中的岩石上已出现了草体的所谓”西奈文书”。在叙利亚南部也发现了同样笔体的铭文。假设这种文书是字母文字并是闪米特语，人们试着识读了这些文字。不过，尚没有一种识读方法得到公认。如果的确能证明这种文字属于字母体系，那么，也许还能证明它是腓尼基字母和地处阿拉伯西南端的也门使用的南闪米特字母的共同祖先。

西奈文书的一些字似乎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在公元前14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在靠近叙利亚海岸北端的乌加里特（今日的沙姆拉角），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用的是选自苏美尔－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库存里的一些字组成的字母。经过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腓尼基人在字母文字方面做的第一次尝试也荡然无存。用后来再次发明出的腓尼基字母写出了人们已知最早的铭文，它或许并不早于公元前11世纪，不过现代所有的字母文字均源于这种字母。经过第二次发明才得以成功的腓尼基字母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不少字母的名称和原型都能反映出这一点。如同前一批流产了的字母一样，腓尼基人在创造这些青史永垂的字母时，从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不过，这两次，他们都是用一组借来的字代表一组音，其中包括腓尼基人自己使用的迦南闪米特语中所有的辅音音素。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发明了字母。其原因何在呢？这些居住在新月沃地，操着闪米特语的民族保持了他们独立于苏美尔和法老埃及这两种古典文明的文化，虽然他们曾一度被苏美尔和法老埃及征服过。最早能够识文断字的操闪米特语的民族是阿卡德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苏美尔字体并按苏美尔人的方式运用之。不过，对苏美尔语言结构来讲，由表意与音素合成的文字并不合适。闪米特语一个词的词根要包括一组三个辅音，通过加饰前缀和后缀插入或省略元音产生的各种变型，仍保持了其特点和排列顺序。闪米特语的语言结构要求发明一种文字，它既可代表每一个辅音字母，其总数又要限制在表示有限的发音组的小范围内。

我们不知道住在卡尔迈勒山的旧石器时代穴居人讲什么语言，也不知道杰里科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建造者讲什么语言，不过在叙利亚，没有任何痕迹能表明在闪米特语流行之前，这里还曾使用过别的语言。不讲闪米特语的民族的涌入（公元前18世纪的胡里人，公元前12世纪的菲利士人和赫梯难民），已被大批新涌入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比如，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讲阿莫里特语的、在公元前13世纪讲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民族）所抵销了。叙利亚闪米特语族中最古老的迦南语是极富感染力的。一些母语并非闪米特语的民族（如菲利士人）和一些母语是非迦南语的闪米特语族中其他语言的移民都采用了它。阿莫里特人以及后来的希伯来人（摩押人、亚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埃多姆人）都讲起了迦南语，虽然追根溯源，希伯来人最初可能是讲一种与阿拉米语很接近的闪米特语。阿拉米人是在同一次民族大迁徙中进入叙利亚的。只有在叙利亚中、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阿拉米人对迦南语十分反感。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字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铭文约出自公元前850年），但他们并不用它书写迦南语，而是用这些字母麦达他们自己的阿拉米语，尽管这些字母本来是被发明出来书写迦南语的。

这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在叙利亚产生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表达各地的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而采用了字母。其中，大约公元前950年到前745年期间，土生土长的迦南语仍保持了它的统治地位。叙利亚文明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宗教。早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之前，叙利亚已成为一个农业国，游牧民族的移民一旦在叙利亚土地上安居下来，便很快成为农业劳动者。现在认为，犹太人每年的礼拜仪式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真实的和传说的事件），不过，最初，这些节日有着庆祝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农业社区劳动生活的痕迹。

从根本上讲，农业既是一种宗教性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活动，农业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农作物和家畜丰收丰产，人丁兴旺。人类是与五谷六畜共存共生的，在全球多数农业社区中，刺激兴旺发达的一个良方就是和谐的性魔术。到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叙利亚还在搞这种魔术。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各国共有的农业宗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祭祀在丰收季节死去、在来年作物萌发时复生的神祗的神话和仪式。这位死而复生的神在苏美尔和阿卡德被称为坦木兹，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在法老埃及被称为俄赛里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奈（”我主”），在公元前14世纪的乌加里特被称为巴力（亦为”主”的意思），关于这位生生化育之神的神话肯定有着共同的源流，因为这几个地区对这位神祗的描述十分相似，这一点绝非巧合。

在时至今日的所有文明中，战争始终是奉献人类牺牲的主要形式。自从发明了飞机以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已不再仅限于战死疆场的士兵和陷落城市中的平民。不过，不合逻辑的是，许多战功赫赫的武将居然对和平时期以平民作为牺牲品感到震惊。这些牺牲品要么是国王的仆人，被送去陪伴君王过死后的地下生活，要么是虔信者的长子，虔信者希望贡奉这种最高级的牺牲，从而迫使神祗满足他的一个祈望。在法老埃及，似乎从未存在过这种非军事的、以平民作牺牲的方式。在苏美尔，自乌尔第一王朝之后，屠杀国王奴仆的行为也停止了。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旧大陆，只有叙利亚及其海外拓殖地举行将孩子活活烧死的贡奉仪式。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当摩押人的国都被敌人的联军围困时，国王梅沙奉献了一个儿子。大约公元前735年，在同样情况下，犹太国王亚哈斯将其子活活烧死以奉献给耶和华。他的一个继承人玛拿西（公元前687／686－前642年在位）也做过同样的事。

在这1000年中，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共有的另一个宗教现象是先知（希腊文”先知”是迦南词”那比”的转译，意为”宣道者”，而不是预言者，虽然先知传达的消息可能既是预言，也是指示）。最初，那比的言行是在一种昏乱、癫狂的状态下施行的。在叙利亚，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录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一个埃及使节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当比布鲁斯国王贡奉了一个牺牲之后，国王的一个仆人开始痉挛，他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发出了一条命令，为文?阿曼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在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的扫罗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一天仍然遇到了一群神智昏乱的先知，他终生未能摆脱这个事件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在他的有生之年，昏乱癫狂的痉挛时时发作。

无独有偶，希腊化世界也有在叙利亚出现的这种现象。皮西亚的先知与比布鲁斯国王身边的先知一样，他们在德尔斐发出预言。女巫在其他希腊化城邦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一群先知在音乐的伴奏下东摇西摆，胡言乱语。曾对扫罗产生影响的可能是一群希腊酒鬼。叙利亚与爱琴海地区这种心理现象，也许共同来源于小亚细亚中部地区。在那里，在前基督教时代，一群赛比利女神（即阿提斯的母亲和妻子）的狂热信徒在音乐的伴奏下，迷乱地”发出预言”9在公元2世纪，有孟他努斯派祭司作预言；在伊斯兰教时代，有米列维托钵僧作预言，自公元13世纪起，他们一直在科尼亚活动，直到1925年被逐出土耳其为止。

当叙利亚于公元前15世纪被并入埃及帝国时，它在政治上被分成许多小公园。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作为民族大迁徙的第一个结果是，叙利亚在外族统治下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被打破了。这时，埃及在南方的政治控制以及取代了埃及人的赫梯人在北方的政治控制，均被冲破了。叙利亚退回到政治上极度分裂的状态，甚至比埃及征服者图特摩斯三世统治以前的状态还要糟。民族大迁徙中在叙利亚定居的入侵者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比如，在沿海低地的南端，菲利士人建立了5个主权城邦国家；以色列人占领了高地，当地各个部落在心理上以崇拜民族之神耶和华的共同信仰而联合起来，在地理上，它们又被仍保持独立的、不可征服的迦南人的飞地所隔离。在中部沿海地区，古老的腓尼基诸城邦国家相对平安无事，在黎巴嫩山脉的屏卫下，它们未受入侵者的侵袭。那时，山上的森林还未被砍伐殆尽。在叙利亚北部，赫梯难民建立了几个相互独立的地方公国，当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倾覆之后，赫梯的政治统一自然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叙利亚文明是以政治分裂作为开端的。在公元前11、10世纪，当移民定居下来之后，曾两度试图自南端对叙利亚进行政治统一，均以失败告终。

在公元前11世纪，菲利士人征服了高原上的以色列部落，他们装备精良，5个城邦国家协同作战。不过，由于人力不够，他们很难制服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因此，他们试图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的武装。以色列人共同信仰耶和华的象征，也是他们笃信的该神力量的物质容器，是一口可以搬动的箱柜（”约柜”），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游牧阶段留下的文物。菲利士人得到了这个柜子，并把它带出以色列，可是，当它被运到家乡后，却在各个城市引起了剧烈的动乱。菲利士人马上又把它搬出了自己的领土。菲利士人从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武装的办法是，不许他们拥有铁匠。他们允许以色列人保留金属制造的农具（如果不允许以色列人使用金属农具，就不可能有效地在石质土壤上耕作，他们便无法从这里征收以农产品为形式的赋税），不过，他们强迫以色列入到菲利士人开的铁匠铺重新打制农具，以保证在以色列没有铁匠将农具改制成武器。对此，以色列诸部落的反应是：统一在一个国王–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指挥之下。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个有争议的政治革新，的确，统一之后，他们并未立即获得解放。扫罗在战斗中倒下了。后来，一支游击队的犹大支派领袖大卫，领导众人打败了菲利士人，并将他们逐出了以色列的领土。直到公元前743年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占领了菲利士提亚之时，菲利士人才最终丧失了独立，不过，他们早已失去了将叙利亚统一在其政权之下的机会。

犹大支派的人们在大卫领导下，暂时得以将整个南叙利亚（菲利士提亚除外），并由此向北一直远至前黎巴嫩山脉最北端的内陆，即大马士革以北地区都统一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他赢得了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忠诚（以色列人在同意扫罗为王时，也就是默认了在政治上统一于一个王朝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的胜利也为他赢得了提尔的友谊（那些腓尼基人从来不喜欢他们的南方移民邻居菲利士人）。大卫征服了犹大人的同族希伯来人、埃多姆人、摩押人和亚们人。他还征服了两个阿拉米人的公国大马士革和佐巴，这使他又得到了北叙利亚最靠南方的一个由赫梯难民建立的哈马公国的友谊。

大卫能够把王国传给儿子所罗门，父子二人的统治时期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前922年。不过，与以前的菲利士人的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只是昙花一现。犹大本土太小，文化上太落后，地理位置太不方便，不可能保持大卫所建立的功业。在所罗门生前，埃多姆和大马士革已相继起义。所罗门死后，非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也脱离了犹大王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王国虽然比犹大王国强大，但也尚未强大到足以阻止亚扪人和摩押人恢复独立的程度。结果，除犹大本土外，大卫和所罗门王国硕果仅存的、其犹大王国王位继承人能够保留的唯－－块领土就是使雅悯支派最南端的一段狭长地带，外加迦南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大卫生前占领了该城，并定都于此。

大卫创建帝国所获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成果，就是迦南地区的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同化。这些地区都处于以色列人的部落之间，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政治独立。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城市是犹大国的前杰布西特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则是埃斯德赖隆平原，它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经济心脏地区。也许在反抗菲利士入侵者时，那些生活在叙利亚内地的迦南人曾与以色列人并肩战斗，或许他们仅仅是被大卫建立的军事强国所压服，无论如何，大卫吞并这部分迦南人的领土、与独立的腓尼基的迦南人城邦国家构成缓和，为犹大人与以色列人的同化做了最后一项工作。从公元前10世纪起，以色列和犹太在叙利亚新型的后民族大迁徙社会中实现了彻底的合作，而今这一社会已变得与众不同。

菲利士人和犹大人的帝国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与此同时，迦南人取得的文化、经济成就却是历久不衰的。当菲利士人和犹大人在为帝国兴衰而奋斗时，腓尼基人则正致力于字母系统的发明。由于生产出了不少供出口用的工艺品，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混合型的经商艺术，其风格颇具埃及色彩。提尔国王希兰在工艺、技术上向所罗门提供了援助，这正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宏大的庙宇所需要的。两位国王还在印度洋上合作开辟了一条海上商路，它以所罗门在亚喀巴湾顶端的港口为基地。此时，阿拉伯人已经驯养了骆驼，这一时间晚于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进入叙利亚的年代，不过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冲出阿拉伯、侵袭叙利亚的有史可考的日期，肯定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初期。驯养了骆驼之后，阿拉伯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其定居的邻人眼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生畏。不过，正是驯养骆驼这一业绩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大平原，它的后果之一便是不断扩展了叙利亚文明的范围，使它越过了阿拉伯，一直到达半岛最南端富饶的高地。

希兰和所罗门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从而使也门在文化上并入叙利亚一事成为定局。我们不知道示巴女王是否真的访问过所罗门，不过即使这个著名的故事并非史实，叙利亚和也门似乎仍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发展相互间关系的。显然，红海在长达2000年中一直作为埃及内海之后，它又成为叙利亚的内海。

所罗门王国的分裂并未使后继诸国之间停止贸易往来。以色列王国和大马士革王国相互竞争，他们经常因外约旦的争议地区开战。这些战争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经常在双方间易位，战胜一方得到的奖赏便是在对方领土上建立永久的商贸关系。当大马士革占上风时，它强迫以色列在其都城撒马利亚为大马士革商人划出一个区域，后来，当以色列打败大马士革时，它也强迫大马士革为以色列商人划出一个区域。不过，所罗门王国分裂之后，从提尔到亚喀巴湾之角的可能性便很小了，这或许正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部地区为海上扩张而寻找新的出海口的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开始创作书面文学作品，作品按迦南语的发音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犹太人的文献包括一大批种类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话、礼拜仪式、世俗诗歌、历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语录。关于大卫和所罗门行止的历史记述，显然是以几乎是随时写下的官方记录为基础的，先知的言论则可能是由其门徒笔录下来的，而非他本人亲自写成。像《以赛亚书》这样一部声望很高的箴言录，或许后来由许多快名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托拉》的历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早期文学作品。不过，即使在先知言论的真实记录（基本是本人亲自写的）中，也有许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学的内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见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话源于苏美尔，如洪水的故事。它们是通过阿卡德人和迦南人传来的，所谓《摩西法典》，其实是苏美尔－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巴比伦、亚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伦人的法律是由汉穆拉比编纂的法典。在乌加里特文书中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诗篇》颇具迦南人赞美诗的古风，《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该篇中再现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门内莫普的教诲》。这部《教诲》也许是受了更早一些时候同一类型埃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公元前14世纪写出的。我们还可以猜测，是腓尼基人把这些埃及箴言传给以色列人的。边界基列①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徐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洗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进。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抵～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边界基列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涂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狂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祗一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以利沙还有权进入大马士革。阿摩司则是一个在以色列活动的犹大先知。

显然，以利亚和亚哈之间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在以色列，耶和华是否不仅对外国神祗有优先权，而且还受到排他性的膜拜呢？不过，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著作表明，在这些宗教招牌下出现了经济、社会问题。叙利亚世界各国之间在各种水平上的相互关系日益活跃，其后果之一便是对叙利亚各国国内生活带来了压力与考验，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都是”落后”的。在这类国家中，例如在以色列王国，当地的统治集团力图照搬腓尼基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商业对农业占优势，财富的权力对习惯的权力占优势。结果是，在以色列这类国家中，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财产分配，引起了一个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中，这一点反映得很清楚。阿摩司活跃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

到阿摩司活动的时代，腓尼基人第二个成就更激化了叙利亚世界的社会危机。在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已发明了字母，在公元前827－前745年间，亚述人的入侵一度放慢了速度，腓尼基人便乘机开始与撒了岛、西北非和西班牙南部通商，并开始在地中海西侧盆地的南岸开发拓殖地。这个经济成果也许已给腓尼基各国招来了社会麻烦。阿摩司的著作则证明了以色列社会的大动乱。受到阿摩司痛斥的社会弊端也许正是以利亚反抗亚哈和耶洗别的原因之一，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以利亚的家乡是外约旦–这一地区的游牧习俗尚未完全被定居农业所压倒。在公元前9世纪，每一个蒂什比特人都会为耶斯列和撒马里亚感到震惊，更不用说提尔和西顿了。

以色列、犹大先知的名言已被保存在有关宗教、国内社会正义、国际关系的著作中，这3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几个方面。光阴荏苒，物换星移。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听任于这个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吗？

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在大约公元前750年以前的300年里，叙利亚人已经发明了字母系统。勘察并移民开拓了地中海西部沿岸，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最古老的见诸于文字记录的先知箴言。即使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在他们拓殖叙利亚时期还没有书面语言，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很快就从周围的迦南人那里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字。从苏美尔手稿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迦南人起初一直在使用阿卡德语，直到他们在一部为自己而创作的新的手稿中，才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相比之下，希腊人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灾难之后，便显然停止使用乙种线形文字了，直到大约公元前750年前后，他们才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了字母系统。因而希腊人采用字母系统要比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晚两个世纪。在大约450年中间，希腊人没有书面语言。

从两种意义上说，这450年是爱琴海地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既没有留下本地语言的文字记录，与此前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和此后的希腊时代相比，其物质文化也处于一种衰败状态。插入那两个时代之间的这个黑暗年代中，希腊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希腊文明最终所达到的最卓越的成就。陶器制作中原几何和几何学风格的发展，奏响了希腊各种类型视觉艺术的序曲；希腊口述史诗的发展，开启了整个古希腊时代希腊文学和由此而产生的拉丁文学的序幕。在这个黑暗年代中，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而至少有一个叫作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和乌尔同样的古老。尽管如此，城邦的特有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国家衰落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渐臻成熟的，这种形式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形式。

迈锡尼时代乙种线形文字文献的释读，将迈锡尼时代与希腊时代希腊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国家，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以及法老埃及的微型复制品。它们由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专业”机构”，实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它们都过于小又过于贫穷，因而要支撑这套外来的上层行政机构，常感力不从心。这些臃肿的上层机构，明显成为它们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城邦，更适应于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实。我们在整个希腊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那种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一种领土有限的小型农业公社，从位于中心区的市场和要塞步行到边境，大约只有半天的路程。这种公社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与外界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贸易，其国内政府机构也很简单。最初，公共职务是不付报酬的，政治权力国此而被较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把持。

一个迈锡尼国家与一个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就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却明显存在着历史递进关系。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似乎是对巴比伦、赫梯和法老埃及的刻意摹仿；希腊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看上去就像是该地区的政体形式自然而然地适应于当地的经济现实似的。另一方面，陶艺中原几何风格的出现，似乎又像是一种着意的新发展。陶艺装饰图案中采用的抽象格调，完全抛弃了米诺斯－迈锡尼陶艺的花纹图案中以植物和动物为主的传统。大约公元前1050年前后，原几何风格在雅典地区突然出现，并从这里迅速传向四方。不过，在希腊各地，这种原几何风格以及后来的几何风格，都明显地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风格，也是在公元1050年前后的雅典，与陶艺中采用原几何风格同样突然的是，土葬为火葬取代而成为标准的丧葬方式。在同一时期，铁取代了青铜而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通用金属。这些技术和艺术风格的突然变化同时发生是引人注目的。难道这表明了一种人文的变化，抑或仅仅是一次时尚的变迁？迄今为止，对于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考古学尚未拿出可以得出最终答案的证据。

原几何风格–这种陶艺装饰新风格的创造，或许是因为采用了把多枝画笔缚在圆规上的新技术所产生的。这种方法并不是雅典人的创造发明，其也许是雅典人从塞浦路斯人那里学来的，因为那时塞浦路斯与雅典地区相互间时有联系。尽管如此，制陶艺术中技术方面的原几何革命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美学上的革命性变化。原几何风格的雅典花瓶工匠和画匠，把花瓶的装饰与形状联系起来；在设计外形时，他们主要的关切点之一便是和谐；他们以高雅的方式表达出简洁的基调，从而创造出艺术效果。原几何和几何派希腊艺术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以后古希腊所有各个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古希腊所有艺术流派的共同特征，只是到了古希腊历史末期才有例外。希腊艺术家对于和谐的注重，可以通过原几何风格最后阶段中，他们用人体和马的图案装饰几何风格的花瓶这种创作思想得到阐明。当时，这种在雅典地区占据统治地位3个世纪之久的抽象风格，正受到叙利亚艺术作品影响的挑战，它们以人和动物的图案作装饰。显然，原几何风格的花瓶画匠们不愿意采用无论任何形式的生物图案，以免使他们设计中的和谐受到破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它们。他们把这些生物图案”几何化”了，以便使之与他们原先的格调相协调。这种抽象的生物图案的创作，恰恰证明了希腊艺术家们对于和谐的注重，而绝不是他们艺术才能低劣的证明。

在视觉艺术以及雅典地区后迈锡尼黑暗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希腊人摈弃了迈锡尼传统，就像是陶工与他的同僚花瓶画匠故意与它决裂似的。黑暗时代的口述诗人也意识到了迈锡尼的传统；但他关注的并不是与之决裂，而是去维护它，因为他所能写入他诗歌中的社会背景不会让他的听众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而诗歌的听众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一个缓慢而持续地变化着的社会中，在每一代人中，诗人的听众都既需要诗歌的古韵又要明白易懂，诗人必须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诗人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世界，是一系列真实世界的虚构混和体。诗人把迈锡尼生活的所有速进阶段，合并为一幅虚假的单一画面，他把这种只有部分真实性的迈锡尼传统的记述，与迈锡尼黑暗时代后继者的新一代人的生活风貌合而为一。这种作品是一种精心杰作。创作者必须富于创造才能，从这些互不相干的素材中，创作出使他的听众信服并乐于接受的和谐的艺术作品。

这些对诗人艺术和心理能力的要求是难于对付的，而且诗人的创作任务还因严格的技术性问题而加重，因为他必须依据一套复杂的格律，即席创作诵读他的诗歌。诗人解决这一技术性问题的办法，是创作并熟记大量的格律定式。史诗中每一位英雄的名下，都有一个相应的韵律，这个韵律在希腊语名词的五种格的每种格里，都与这位英雄众多称号中的每一个相契合。这个技术性的方法，可以使一位诗人每逢盛大的场合，能献上格律正确的六韵步诗歌，使他在这种场合中得以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诗歌在每次演出时都是即兴创作的，但这些即兴创作诗歌的绝大多数韵律，却是预先构想的。无疑，一种新的韵律时常是在某次演出过程中创作出来，然后为同行们接受，加进大家共同的剧目中。但是，诗韵的即兴创作肯定要大大少于口头诗歌的即兴创作。诗人把原先创作并已熟记的韵律事先编排好，届时再用于诗歌的即兴创作。

在到大约公元前750年为止的300年里，古希腊时代希腊口头诗歌、视觉艺术和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若与希腊人同时期的叙利亚人在相同的30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在后迈锡尼黑暗时代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其重要性只是在人们回顾起它所产生的结果时才显承出来。公元前8世纪间，叙利亚人就在遭受亚述军队最后的致命一击而被征服之前，把腓尼基人的字母系统传给了希腊人，从而使古希腊文明发生了突然的革命性飞跃。在这份厚礼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腓尼基人商业技艺的传输–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学会了把某种贱金属溶入黄金的技艺。

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我们已经谈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释读出来以前，我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完全依赖于一些不会说话的文物，对其年代的测定则取决于在伊拉克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物，这些遗物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废墟下埋藏的地层的年代是可以测定的，可以证明的是，印度河文明最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仍然存在，但这个最后年限是不确定的，我们也无法弄清继印度河文明之后出现的印度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前的印度政治史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佛陀乔答摩?悉达多在世期间（约为公元前567－前487年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附加在对佛陀生平的记载中的；而且这种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说混在了一起。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到佛陀的悟道成佛可能有1000年之久。能够说明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文物。这1000年印度世俗历史的考古学证据仅限于一些年代不同、时断时续的陶器碎片。

相比之下，佛陀诞生以前时期的印度文明在宗教方面却拥有大量富于启发性的史料，而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印度教经文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在形成文字以前，它们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口头创造和传诵。但口头传诵可能是准确的，因为礼拜仪式是否灵验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准确地引用经文。而且，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印度宗教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多少年代，也难以推测其最早的流派出现于何时，但我们还是能够分清这些文献各种流派的先后次序。最早的流派文献是《吠陀》，这是一部在礼拜仪式上引用的圣歌和咒语的汇编。礼拜仪式包括仪式上的一些动作、姿态和套语。其后的流派是一部关于礼仪活动的专题论文汇编《梵书》。印度文献这两种最早的流派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口头或书面的宗教文献。

在这一时期，印度人主要关心的是劝服或迫使神祗实现崇拜者的愿望。印度人与赫梯人、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他们的神祗排列在众神殿内。这些印欧语系民族的众神殿可能都是从一种苏美尔模式起源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按照正当的仪式对一系列神祗顶礼膜拜就是贯穿其宗教历史始终的内容。但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印度人却在进一步探讨人类在其中获得意识的宇宙的奥秘。他们扪心自问，终极客观实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与终极客观实在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认为，灵魂（我）与宇宙中和宇宙之外的终极客观实在（梵）是不同的，通过反省就可以直觉到各种不同。这种直觉用3个梵文字眼来表达：Tattvamasi，即”那就是你”或”你就是那”–“你”就是一个灵魂，”那”就是终极客观实在。

这已经是印度宗教的第二个阶段。它是第一个阶段的惊人后果。在第一个阶段，印度人关心的是宗教的外在方面；在第二个阶段，他们从膜拜仪式转向沉思冥想，而且，在对宇宙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中，他们走得很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阶段积累下来的宗教经典追踪印度宗教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把这些经典传给下一代。但对印度社会结构的发展只能通过一些并非当时留下的迹象来推测。印度社会独具特色的制度是种姓制度，现在译为”种姓”的梵文词汇”瓦尔那”意为”颜色”。这表明，种姓制度起源于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把自己与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在种族上隔离开来的企图。当地居民在肤色以及风俗习惯上肯定都与入侵者不同，入侵者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严厉的，我们可以推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地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入侵者，在文明程度上也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当地人”是印度河文明的继承者，而入侵的雅利安人则是一种野蛮人。

征服者使自己与被征服者保持严格隔离的企图，对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产生了影响。雅利安人也象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分为3个阶层：武士、祭司和平民。与其他民族一样，这些雅利安人阶层是世袭的，但在雅利安人作为印度的统治种姓定居下来之后，其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变得与雅利安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化一样地极为严格。祭司（婆罗门）逐渐夺走了武士（刹帝利）的地位而成为最高阶层。由于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变得和统治社会与”当地人”之间的种姓分化一样一成不变，结果导致印度社会分化为4个种姓而不是2个种姓，最高的种姓是祭司而不是武士。随着印度社会的扩大，4个种姓中的每一个种姓又分成无数的亚种姓，这一方面是由于征服行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人”与4个基本种姓相结合而被其中的1个种姓同化。

雅利安人从欧亚太平原进入印度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可能是印度河流域。《吠陀》一书中的地理资料似乎表明，在《吠陀》成书的时代，这一地区就是雅利安人的安身之处。到佛陀时代，印度世界的地理中心转移到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中段。到公元2世纪，印度世界已经向南扩展到印度半岛，向东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印度文明的逐步扩张没有留下年代的记录。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扩展得越远，同化的作用就越大，而征服和殖民的作用则越小。雅利安人的梵语及其派生语言从未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而印度文明及其特有的制度，如种姓制度和梵语在祭祀中的使用却传播得更为广泛。当佛陀否定种姓制度并对不同于终极客观实在的灵魂的信仰发出挑战的时候，印度文明就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它迷住了整个东亚。

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

（公元前1027－前506年）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也显然比随后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5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它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诸侯便很难摆脱了控制。

那个时期，由于再分封的进行，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成了名义上的诸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象国王一样，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5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2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了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但是，战争所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还没有征募他们去服兵役；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进入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还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土地。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直到此时，唯一的竞争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都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凝固化了。

第二十一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公元前800－前40O年）

在第15章中我们已谈到了位于已知的最古老遗址圣洛伦索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历史。当这一文明在圣洛伦索毁于暴乱之后，它在靠近墨西哥湾海岸的两个地方继续保存了下来，一处是位于沼泽之中的一个小岛拉文他，另一处是位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片空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在这两地都重新出现了圣洛伦索的不朽建筑和艺术。

拉文他同在它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乱。奥尔梅克人显然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征服者，最终必然要招致野蛮的反击。与圣洛伦索不同，在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举行仪式的中心并不是有人居住的永久性的城市居住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存在的时间比拉文他长，中美洲最早的书写文字就是在该地发现的。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的马雅人就使用这种文字。这些文字，包括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的那部分在内，有些是年代的记录，它们的数值已经被释读，但还不能肯定所有的中美洲象形文字都是记载年月的。其中有些字表示的可能不是数字而是仍然有待于释读的表意或表音符号。

最早的安第斯文明大致与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的奥尔梅克文明处在同一时期。这一安第斯文明产生于查文的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查文位于安第斯世界中央高原的西北端。查文文明的外在明显标志是永久性的建筑和雕塑，它们与奥尔梅克文明中的建筑与雕塑一样，显然也是一种宗教的物质表现。与奥尔梅克文明同样，查文文明最有特色的象征性主题是一种介于美洲虎（在秘鲁或许是美洲狮）和人之间的怪物。这两个文明都同样具有这种猫科动物的艺术主题，两者显然是彼此独立地脱离了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秘鲁、中美洲和两地之间的中南美洲地区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但是这两地之间的地区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本地文明，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不仅在地理上互相隔绝，它们的风格和建筑也彼此不同。

奥尔梅克人发明了一种无疑是表示日期、或许也表示观念和词汇的文字，不过还没有毫无争议的证据能证明在前皮萨罗的安第斯世界的任何部分已发明了文字。另一方面，安第斯各民族在查文时代至少已经掌握了一种金属即黄金的用法，而中美洲各民族在冶金方面似乎并没有独立的发明。他们是在中美洲历史的晚期阶段从安第斯世界学会冶金术的。

据我们所知，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从未互相接触过，但它们都从自己的发源地传播到自己”世界”的其他部分，尽管即使在自己”世界”的范围内它们也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奥尔梅克文明向西发展到墨西哥高原、向南发展到太平洋沿海平原和今属危地马拉的高地。查文文明从安第斯高地向西南发展到相邻的太平洋沿海平原，并经此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一个又一个河流流域。奥尔梅克文明的传播至少是部分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而同一时期查文文明的传播似乎是和平的。

这两个文明的扩散，即使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形成期中的核心美洲文化更早和更广泛的扩散。核心美洲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文明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各种自然景观在整个核心美洲、特别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同时存在、互相并存，但在构造、高度和气候上却又完全不同。

大西洋和太平洋沿海低地的中美洲气候是热带气候，而在高原则是温带气候。在大西洋一边的墨西哥湾海岸周围和内陆低地，干旱的尤加坦半岛南部是危地马拉北部的热带雨林，西部和西北部是今日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州，而在北部与这一沿海热带雨林地带接壤的是一条将其与德克萨斯沿海绿地隔开的沙漠。中美洲沙漠连绵于两个海岸之间，横卧在两海岸之间的高原上，只有在最西端的山脉东部山坡，才有一条狭窄的可耕地带。这块沙漠的高原部分还在接着从南墨西哥延伸到中美洲的适于农耕的高原。

在安第斯地区，自然景观的差别更为明显。高原和突出在高原之上的山脉海拔更高；高原盆地之间彼此隔绝的情况比中美洲也更为突出。寒冷的洪堡冷潮与海岸线平行向北流动，它使秘鲁沿海平原气候温暖，同时也使它干旱无雨。结果沿海平原成了其间偶而间隔着一条条绿地的沙漠。这些绿地都分布在从安第斯山脉流向沿海的河流两岸，大部分河流都很短，水流量也有限。可以通过灌溉来尽力耕种这些河谷流域，但在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不可耕作的沙漠地带也可为贝类和鱼类采集者及渔民提供生计。这些彼此邻近但又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式让非人的自然来为人类服务，这些不同的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导致各社区之间建立起商业和文化联系，这些社区彼此存在很大差别，但互相又没有失去往来。这些联系在文化上具有推动作用。但它们在地理上又是困难的，因此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在哥伦布之前的文明史就是两个时期的不断交替：在第一个时期每一地区自然区划中的居民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在第二个时期起源于某一地区的文明又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和查文文明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最早的例子。在安第斯世界，反复出现的文化传播比中美洲文化相应的传播扩展得更远。考虑到安第斯世界中文化一致性和政治统一性的自然障碍更为巨大，这一成就的确是非凡的。

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

（公元前745－前605年）

公元前14世纪，亚述摆脱了米坦尼的统治，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随后的4个世纪中，亚述在既无目标又无建树的突袭之中发泄它的军国主义的狂热，但这类突袭根本不可能达到长久控制一个地区的目的。至少是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民族大迁徙的最后阶段，亚述的西线受到了阿拉米人的压力。阿拉米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属于米坦尼人的地区。直到大约公元前932年，亚述人才开始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成了它的第一批牺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932－前859年，亚述人征服并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居住区。然后，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时期，亚述在幼发拉底河向西拐弯处的西岸攫取了一块立足之地，并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吞并。但是，创建亚述帝国的第二阶段以失败告终。到公元前745年，亚述的西方占领区角度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旧大陆交通网上的主要”环形路”之一–叙利亚北部已处于亚述的竞争对手、乌拉尔图的胡里帝国的控制之下。

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法比起埃及人来要野蛮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图特摩斯三世及其继承人满足于将其宗主权强加于被征服国之上。他们允许这些国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继续存在。亚述人则将被征服国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亚述领土最偏远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艺高超的工匠、社会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目不识丁的农民留在原地，从其他地方来的被放逐者与他们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国过去的领土和疆界均被废除，这些地区重新划分成人为拼凑的、划定边界的新省份，由亚述官员直接统治。设计这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离间被征服的各个社区，抹去其居民过去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记忆。亚述的这种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兴，尽管在向亚述称臣之前，这两个叙利亚国家的人民曾均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曾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相互发动的战争中。

不过，亚述人自己与其外国臣民一样，也成为创建亚述帝国行动的牺牲品。由于战争伤亡和向占领区的亚述人拓殖点移民、驻防（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亚述本土的人口大为减少。在亚述本上留下的空白地带则由外国的流放者来填补，结果，亚述核心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总是为日益远离家乡的战争征募士兵，强加于亚述人民身上的社会压力终于引发了国内政治动乱。

公元前824年，撒缦以色三世去世。从公元前827年到前822年期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这次大动荡中，亚述城市阿舒尔、尼尼微、阿尔比勒与其他一些省份一同揭竿而起。公元前746年，当时的首都卡尔克胡（即卡拉）起义，国王阿舒尔尼拉里五世被杀。公元前745年，王位被一个不明国籍的人占据，他自称是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2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身后的继承人撒缦以色五世又被出身于另一个家族的国王所继承。这个家族拥有或自称拥有一个伟大的姓氏–萨尔贡。那是16个多世纪以前阿加德王朝缔造者的姓氏。在这个王位转换时期，尚无任何关于暴力革命的记载。不过，在犹大曾有这样的记录：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之子）被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杀害，这使他的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为保卫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发动了一场内战，萨尔贡的两个曾孙，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兄弟沙马什?舒姆乌金也以兵戎相见。在这场战争（公元前654－前652年）中，已被立为巴比伦王储的亚述嫡派王子沙马什?舒姆乌金领导了一支被压迫民族的起义者联军。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此后直至公元前605年，亚述王位一直在暴力斗争中反复易位。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最后的残迹也被清扫殆尽。

在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之中，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及其到亚述巴尼拔为止的所有王位继承人，都试图通过控制、吞并等手段，将其帝国扩展到整个文明中心。北方的乌拉尔图人、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的反抗，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亚述帝王们能够也确实一次次地挫败了这些对手，但未能使他们永远丧失战斗力。与此同时，从半岛崛起的阿拉伯人和从欧亚大平原上崛起的两个游牧（也许是讲伊朗语的）民族–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使亚述与其各地敌人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

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重建并再次扩张亚述帝国的举措就是进攻乌拉尔图。公元前744年，他入侵了乌拉尔图的东部属国；公元前743年，又入侵了它的西部属国。在第二次战役中，他重创国王萨尔杜里二世。公元前742－前740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征服了阿尔帕德（位于阿勒颇附近），这是叙利亚北部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倾覆使一大批叙利亚及东西里西亚的国家暂时承认了亚述的宗主权。在公元前73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到达并围困了乌拉尔图的首都图施帕，不过他既未能占领该城，也未能永远地占有乌拉尔图本土上的任何一块领土。亚述人再度控制了叙利亚北部之后，亚述的宗主权又被强加在一批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公国头上。这也许是撒缦以色五世在位时期的事情（公元前727－前722年）。这些小国位于托罗斯山脉以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以西。这样一来，便有效地将乌拉尔图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孤立出来。不过，为保证亚述能够控制如此遥远的属国，出现了巨大的压力。此外，还使亚述与位于其新的西北边界以西的弗利吉亚人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并使亚述的这些新对手与乌拉尔图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公元前714年，萨尔贡在与此方向相反的地区向东北挺进，长驱直入地跨过扎格罗斯山脉，转向乌尔米耶湖东岸和凡湖北岸。在这次长途迂回行军中，他穿过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不过，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一样，他不但未能在乌拉尔图争得一块立足之地，反而给图施帕周围留下了宽阔的安全带。到公元前605年，乌拉尔图依然存在。这一年，在巴比伦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的卡尔基米什战役中，亚述被彻底消灭了。

在公元前734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入侵菲利士提亚，从而将埃及同叙利亚完全隔绝开来。到公元前675年，叙利亚硕果仅存的独立国家只有2个腓尼基人的岛屿以及艾尔瓦德、提尔，个大陆公国–比布鲁斯、阿什克伦和犹大。亚述人于公元前673年围困提尔，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顿入侵埃及（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入侵、但未能吞并犹大王国之际，已有此设想）。

亚述人发现，打败与他们争夺对埃及控制权的竞争对手–纳帕塔人（库什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纳帕塔人在公元前730年入侵埃及，大约自公元前711年起，他们声称已拥有两项王冠。公元661年，他们放弃了竞争。他们在埃及的统治声名狼藉，当亚述人与三角洲造反的土王们站在一起时，纳帕塔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个联盟的对手。在公元前663年，亚述人将纳帕塔人赶向南方，并洗劫了底比斯。不过，同一年，亚述巴尼拔将处于埃及宗主权之下的埃及全境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土王–萨姆提克一世。从公元前661／660年起，萨姆提克获得了法老的称号。到公元前655年，他开始对底比斯行使主权。公元前658－651年期间，他把亚述驻军赶出了埃及。亚述巴尼拔默认了这一事实。比起与纳帕塔的距离来，埃及距尼尼微更为遥远。经验说服了亚述人，也说服了库什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永久占领埃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两个远离埃及的外国势力在这里斗争的最终受益者是埃及人自己。到公元前525年为止，在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埃及人再次赢得了政治独立。

对亚述来讲，军事占领埃及不必要地消耗了它的实力，它随后从这里撤军，既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损害它在西南亚的声望。使亚述的治国之才受到严峻考验的是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关系。

自从阿莫里特人的巴比伦帝国缔造者汉穆拉比暂时征服亚述，到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即位之时，已经过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阿卡德世界这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亚述已对巴比伦尼亚占了上风。不过，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的民族大迁徙中，由于迦勒底人的部落在巴比伦西南部定居，阿拉米人的部落在其东南部定居，巴比伦尼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这些对巴比伦尼亚边缘地区的入侵者既未象古蒂人那样被赶走，也没有象喀西特人那样被同化，他们一直与巴比伦人格格不入，并受到部落集体精神和自身尚武精神的激励。

这些来自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的出现，并未受到业已安家立业的巴比伦城乡定居居民的欢迎。也许，有人会期望，这将促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重修旧好，因为亚述毕竟是与巴比伦尼亚分享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的同一文明的定居社区。亚述是巴比伦尼亚的天然护卫者，它是使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免受扎格罗斯山地居民骚扰的边境卫士。但是，即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达成过协议，也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条件：亚述人必须有策略地对付巴比伦人；绝不允许对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居民失去控制。如果这些部落居民占领了巴比伦尼亚诸城市–首先是占领巴比伦城，那么亚述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亚述人要么必须承认失去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这一事实，要么就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之，但也必然会冒从物质上摧毁巴比伦城并伤害巴比伦人自尊心的风险。而巴比伦人也会被迫与难以驾驭的部落居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亚述用高压手段再次强加于他们的法律与秩序。

公元前74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在他在位组的第一次征伐行动中，便在巴比伦统治集团的认可之下，忙于驱赶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民族。不过，到公元前734年，巴比伦的统治集团失去了控制权，其时，迦勒底部落酋长比特－阿穆卡尼攫取了王位。公元前731年，即大马士革失守一年之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赶走了巴比伦尼亚的部落民族。但是，巴比伦城的政治真空仍未填补上。公元前729年和公元前728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两度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自称为巴比伦城的君主，从而亲自填补了这个真空。然而，公元前721年，即撒马利亚失守一年之后，迦勒底部落酋长乌金泽、米罗达－巴拉丹在确保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部落和埃兰人的支持之后，也效法了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0年，萨尔贡未能战胜这一联盟，米罗达－巴拉丹在巴比伦城统治了12年。公元前710年，萨尔贡终于将他赶走，并于公元前709年，”与巴尔携起手来”了。不过，萨尔贡允许米罗达－巴拉丹继续控制他的迦勒底人领土。

迄今为止，巴比伦人一直是反迦勒底，亲亚述的。当公元前703年，米罗达－巴拉丹在埃兰支持下，再度占领巴比伦城时，巴比伦人的立场仍未改变。同年，亚述人再度将米罗达－巴拉丹驱逐出境。亚述人能够打败部落民族，却不能收服他们的心。公元前694年，辛那赫里布将腓尼基人的舰队和船员从陆路运至巴比伦水域，可是，在埃兰人的支持下，乌金泽在海陆两场战役中均逃得了性命。这时，一个亲迦勒底的巴比伦人占领了巴比伦城。公元前689年，辛那赫里布再次占领巴比伦城，并洗劫了它。这一不讲策略的残暴行为使巴比伦人彻底转变了立场。大家已经看到，甚至一个亚述籍的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姆乌金在公元前652－前648年间，也对他的兄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拨发动了战争。他领导的联军中不仅有迦勒底人和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人，还有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一些叙利亚公国的军队。公元前655年，亚述巴尼拔使埃兰遭到了显而易见的、粉碎性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战，在公元前646－639年期间，亚述巴尼拔的确摧毁了埃兰王国，尽管埃兰民族并未被消灭，但是，埃兰战败的受益者并不是亚达人，而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各民族。

在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之后，巴比伦城马上被一个迦勒底人纳博波拉瑟占领。现在，巴比伦尼亚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不可能再指望埃兰人的支持了，埃兰已经衰亡了。不过，纳博波拉瑟在米底找到了一个更强大–也更可怕的东方盟友。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已使伊朗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如同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入侵的威胁在乌拉尔图产生的效果一样。米底各部落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王国，也许亲眼看到埃兰的倾覆，更促使它们采取了这一措施。公元前615年，纳博拉瑟主动入侵阿舒尔城却被击退时，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站在了巴比伦人一边。公元前614年，基亚克萨里斯占领并摧毁了阿舒尔，受到西徐亚人增援的米底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12年占领了尼尼微，并将它夷为平地。这样，亚述最古老的都城和最后的首都都被从地图上抹去了，这时亚述人把哈兰作为最后一个据点。哈兰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老的前哨阵地。法老尼科二世赶来救助亚述。他的父亲便是亚述巴尼拔在埃及的被保护人、并由他扶植为王的萨姆提克一世。但是公元前605年，纳博波拉瑟之子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基米什战役中彻底打败了尼科二世，亚述灭亡了。

亚述帝国真正的遗产受惠者并不是帝国倾覆后的诸后继国，而是阿拉米体的腓尼基字母以及用这种字母表达的阿拉米语。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苏美尔文书用阿卡德语刻在泥板上来，在纸草上书写阿拉米语字母更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宫殿中有一个浮雕，两种亚述文书并列，一种用铁笔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鹅毛笔在一卷纸草上书写阿拉米文。用鹅毛笔写字的人代表了”未来的浪潮”。

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来自阿拉伯和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就已经介入了亚述与其邻国之间的斗争。公元前732年，即亚述人占领大马士革的同一年，他们还必须与阿拉伯人作战。公元前710年，亚述人进攻阿拉伯，根据亚述人的描述，他们深入到了半岛极远的地区，连半岛西南端的赛伯伊人也要纳贡称臣。公元前703年，在米罗达－巴拉丹的反亚述联盟中，也有阿拉伯人。公元前676年，亚述人在阿拉伯又打了一仗。公元前707年，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出现在亚述人的记录中。据记载，辛梅里安人打败了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什蒂二世。

游牧民族从欧亚大平原崛起之后，便分成两支两度向西涌去。西徐亚人亦步亦趋地跟在辛梅里安人之后。这两个民族都在向西迁徙，直到里海和黑海以北和以南地区。在南边，辛梅里安人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在北边，奥德里赛人到达了匈牙利大平原和色雷斯的马里科河流域。就永久占领乌拉尔图而言，辛梅里安人并不比亚述人更成功。不过，他们在小亚细亚东部名声大振，在小亚细亚西部亦是如此。如果萨帕多瓦人曾是辛梅里安人的盟友，他们则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后来的波斯人辖地（即斯帕达）。辛梅里安人的对手西徐亚人成了亚述人的盟友，这个联盟既是亚述帝国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世纪的部分原因，也成为导致它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垮台的部分原因。公元前612年，西徐亚人加入了米底和巴比伦人的行列，同年他们攻克了尼尼微。

在公元前8－前7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游牧民族是骑着骆驼走出阿拉伯的，正如公元前11世纪，即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中的最后一次浪潮时那样。在此前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欧亚大平原的游牧移民并不是骑手；而是车夫。因为当时他们作为交通工具而驯养的动物还不是骆驼，而是马。在驯养马匹的这一阶段，马还没有强健到足以驮起一个骑手的身体。在公元前18世纪之后的1000年中，人们才驯养出了供人乘骑的马。在亚述军国主义最后一搏时期（公元前745－前605年），亚述军队中既有骑兵，也有战车队。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也是骑马的好手。我们不知道驯养中亚（即大夏）双峰驼的确切时间。在亚述纪念碑中只有阿拉伯骆驼的雕像。驯养中亚双峰驼最早的证明是伊朗东北部一个先知的名字–琐罗亚斯德，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意为”带着金骆驼”的话。

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进入西南亚的证据是当代的人留下的。它来自犹大、希腊以及亚述的文献。而这些民族没其他方向迁徙的证据则来自后人的记载。希罗多德证明他们曾出现在里海和黑海的北岸，不过，希罗多德的作品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这些游牧民族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证据，只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前325年间在当地见到的某些民族的称谓及对其的描述。那么，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是否在公元前8世纪也曾入侵过中国？

前文已经指出，在中国，公元前771年，周朝经历了一场浩劫。那一年，他们受到蛮族的进攻，并道重创，被迫将国都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东迁到东部平原上的洛阳。渭河流域是中国防御外界蛮族入侵的西北边界。只要周朝的统治者能守住这条边界，他们就能对全体中国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当他们不再保有这条边界时，他们的威望与权力使一落千丈。在渭河流域，继周朝之后，秦国兴起了。它再度担负起西北边界守卫者的任务，作为回报，它最终取得了对全部中国领土的统治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公元前771年将周朝赶出渭河流域的蛮族就是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这也许是已定居下来的蛮族所为。中国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直接交往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当时，地处中国最东北部的地方邦国燕园仿效游牧民族，建立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部队。我们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公元前771年打败周朝的蛮族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入侵西南亚、东南欧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一支。

关于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对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现存记载，仅仅记录下了他们的野蛮和富于破坏性。考虑到这些记录是由游牧民族的牺牲品–定居居民留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一套信仰与实践，极有可能使受到他们入侵的定居民族感到一种冲击。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生命的灵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个生命中再次勃发，这个生命也许是同一种类的，也许是较高或较低等级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迁或贬斥，要以该灵魂生前的道德表现而定。生死轮回的次数是无限的，这个前景比在此期间接连不断的死亡更令人胆寒。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讲，其目标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结束这一连串的轮回。他相信，过简朴、贞节的生活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希腊与印度关于轮回及其必然结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一信仰也许是从印度传入希腊，或是从希腊传入印度的，或许它派生于两地区之外的同一来源。对于这两个方向可能的直接传播媒介是波斯帝国，它统一于公元前6世纪，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边区和希腊世界的东部边区。与波斯帝国的建立同时而来的，是在帝国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中传播工具的改进。不过，波斯帝国的伊朗民族缔造者和国君们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们并不信仰轮回，尽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他们的故乡的确处于希腊－印度之间。因此，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许是同时从欧亚大平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关于轮回的信仰的，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入侵过上述两个地区。时至今日，在亚洲北部，仍流行着一种信仰，认为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并再度进入之。萨满的灵魂能够再度返回它已离开的躯体，却不会进入其他躯体，那些躯体也许属于另一类生物。不过，对于轮回的信仰来说，萨满的信念是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尽管未经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教徒和俄尔甫斯教徒以及同时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来源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

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公元前605－前522年）

如果亚述帝国能维持下来，它也许会把西南亚与埃及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从而为它带来社会、宗教的统一，并因此而使帝国的创建为文明中心的心脏地区带来和平，尽管也许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亚述军国主义的残暴注定了帝国必然灭亡，它使亚述本国有限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当各支抵抗力量集聚起来之后，亚述日渐衰微的国力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的暴行，又给亚述帝国强制性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覆造成的破坏雪上加霜；双重的灾祸使一些受害国一厥不振，连取得胜利的反抗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亚述帝国各后继国之间出现了不稳定的均势。在战胜共同敌人的共同胜利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联盟也就分崩离析了。它们为分赃不均而争吵，较弱的幸存者担心自己也将成为强国的赃物。

被遗弃的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叙利亚（提尔和犹大除外）以及小亚细亚的东部、中部地区。幸存的国家是米底、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吕底亚。

在这4个国家中，米底最强大，也最富于自信，尽管它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强大；边远地区的小国法尔斯在大约公元前550年将其一举吞并，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自公元前612年摧毁尼尼微之后的67年中，米底是亚述后继国中最富进攻性的国家。与巴比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相比，米底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过他们的落后性是有益无损的，它使米底人能够迅速地复兴起来。无论如何，过去在亚述威胁面前不得不实行政治统一这一事实不仅补偿了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公元前612年后，米底人的第一个成就使整个农耕世界受益匪浅。他们消灭、驱逐或征服了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在征战中，他们部分地采用了游牧人的军事设施和策略。这个胜利使米底人进而吞并了乌拉尔图、小亚细亚的东部及中部地区。亚述人和辛梅里安人曾先后入侵过乌拉尔图，却均未能永久地征服这块土地，如今，乌拉尔图终于在米底人面前丧失了独立。米底人向西北方向的扩张使其与吕底亚人发生了冲突，其时，吕底亚人正从西边向小亚细亚的无人占领区挺进。在一次激战之后，米底人和吕底亚人在公元前585年达成协议，以克孜勒河下游河谷作为两国边界。这一协议的达成要归功于巴比伦尼亚和西利西亚的斡旋，西利西亚是亚述帝国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后继国家。

克孜勒河流经前弗利吉亚王国的领土。在辛梅里安人推翻该王国之前，它曾是小亚细亚最强盛的国家。吕底亚也受到了同样的磨难。按照亚述巴尼拔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663年，它曾在亚述人的帮助之下打败过辛梅里安人。不过，在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一度占领了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大约在公元前646年，萨迪斯又被特雷尔人占领，特雷尔人是来自色雷斯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在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自西向北冲向里海和黑海的浪潮冲击之下，他们才入侵小亚细亚的。不过，吕底亚与弗利吉亚不同，它重又复兴，并且能够积极参与瓜分前亚述帝国领土的斗争。在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与米底发生冲突之前，在早于公元前652年的某一时期，它还曾向埃及派出过军队，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驱逐亚述驻军。

占领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在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中一直不屈不挠。当迦勒底人用军事力量确立了他们对前亚述领土中的叙利亚部分的主权要求时，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均发现，他们与亚述人一样，既强悍又残酷。在面向西方时，迦勒底人是暴怒的狮子，在面向东方、北方，面对米底时，他们又成了战战兢兢的绵羊。亚述的故土已被米底和巴比伦尼亚以底格里斯河为界瓜分殆尽了。巴比伦尼亚向南不仅再度夺回了它在历史上的疆界，即包括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巴比伦尼亚的领土，它还得到了埃兰的低地部分，包括苏萨城。作为这次瓜分的结果，自然要由巴比伦尼亚动手摧毁驻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兰的亚述军队残部。尽管埃及人从军事上增援了亚述人这最后一个据点，巴比伦尼亚仍然得以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完成这一业绩。但是，结果哈兰被米底人所占据，直到大约公元前550年米底被波斯人推翻之前，它一直保有这块土地。

米底抢占哈兰，也许已破坏了过去它与巴比伦尼亚就瓜分亚述赃物而达成的谅解。无论如何，对巴比伦人来讲，这既是个痛苦，又是个威胁。既然他们无力将米底人赶出哈兰，他们就只好承认自己不是其前盟友的对手；驻扎在哈兰封闭式军营中的米底军队威胁着巴比伦人在叙利亚的领地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联络线。

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过去为亚述占有的叙利亚诸省是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竞争目标。公元前605年埃及人大败于卡尔基米什，这便决定了叙利亚的命运。尼科二世（公元前610－前595年在位）向北远征，又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埃及为重新赢得独立的斗争中，这仅仅是一段例外的、不幸的插曲。从整体上来看，这是埃及人节节胜利的时期，公元前7世纪也许正是埃及人终于开始用铁取代铜来制造工具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埃及人与希腊人建立了互利的关系。为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赶走亚述驻军，由吕底亚国王盖吉兹派出的军队，也许就是希腊和卡里亚的雇佣军。萨姆提克将这批军队布置在地处三角洲北端的两个区域内，随士兵而来的便是商贾。在尼罗河支流马里奥蒂克河畔，靠近萨姆提克的首都赛斯的诺克拉提斯，建立了希腊人的商业定居点。

开始时，希腊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埃及各地做生意。大约公元前566年－前565年，埃及政府顺应民众中爆发的排外情绪，将他们强行集中在诺克拉提斯。不过，埃及继续使用希腊雇佣军，希腊商人也继续用希腊的酒、橄榄油换取埃及的粮食。

至于尼科二世，他为了补偿在亚洲的军事损失，开始从尼罗河最东边的支流挖掘一条穿过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湾尽头的运河。从埃及的红海海岸，他派出一支腓尼基人的船队，成功地环航了非洲。

从公元前651年最后一支亚述驻军被逐出埃及起，到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帝国皇帝冈比西斯征服时为止，埃及一直未受到过外敌的军事入侵。萨姆提克布署在三角洲东北角的希腊驻军挡住了西徐亚人的进攻。尽管尼科二世大败于卡尔基米什，又丢掉了叙利亚，但是，这一切并未导致巴比伦人占领埃及本土。

不过，在公元前651－前525年间，埃及人仍然不十分自信。过去的厄运已破坏了他们的自信心。现状与他们记忆中的埃及伟大的早期历史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怨恨不已。在赛斯王朝时期，埃及人一直在追寻历史上最古老、最辉煌的年代，即古王国时期。在视觉艺术上、礼仪上，都有恢复古王国风范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阶段，在巴比伦，其重新争取独立时期最后一任国王拿波尼度（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也是一位复古主义者。复古主义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后亚述时代，巴比伦人象埃及人一样，既为他们的古典文明而自豪，又为之而困惑。在公元前600年，法者埃及文明还将继续生存1000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则还有600年的前途。但是，两种文明都已感到了死亡的先兆。的确，比他们年轻近2000岁的其他文明才是真正有前途的。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是新巴比伦王国奠基人纳博波拉瑟的儿子，他好象并未侵略过埃及。另外一方面，他不仅占领了亚述过去在叙利亚的所有省份，还使另外两个国家俯首称臣，它们曾逃出了爱迦勒底人的前任–亚述人控制的恶运。经过13年的围困（公元前586－前573年）；尼布甲尼撒迫使提尔投降。他还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三度围困、占领耶路撒冷；每次占领之后，都要来一次亚述式的大流放。根据同时代人、犹大先知耶利米的说法，尼布甲尼撒一共放逐过4600人。这个数字与亚述官方的流放人数27290人并不相矛盾。因为，在公元前721年，亚述人是在疆域更大、人口更多的以色列王国实施这一放逐政策的。后来资料中提供的在公元前597年被放逐、公元前539年返回家园的犹大人人数远远大于耶利米的数字，不过，却不那么令人信服。

放逐一个社区统治集团成员，是为了摧毁这个社区的个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公元前721年，从以色列王国放逐了27290人后，就取得了这个效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发现、利用保存社区个性的方法方面，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597－前582年间，是犹大王国消亡、犹太人和犹太教历史发祥的年代。犹大国家与以色列一样，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中，是叙利亚为数不多的、享受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独立的少数国家之一。犹太人与其祖先犹大部落的人不同，的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大约自公元前922年以来的犹大王国的历史。那一年，占据着叙利亚南部的犹大军阀大卫的帝国分裂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考察犹太人对于放逐这一挑战的反响。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922－前587年间，犹大王国历史上有几大特点。首先，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大卫得到王冠之日起，大卫家族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据有王位。这个自公元前922年起至其灭亡时止，一直由一个王朝连续执政的现象与其两个邻国的政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同一时期，大马士革王国与以色列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宁，王冠刚刚戴到一个人的头上，倾刻之间，便又在暴力中易手了。这两个王国从未摆脱与生俱有的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大卫的生涯与阿拉米人里津和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一样，也是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者之后得到自己的王冠的。不过，尽管大卫的短命帝国灰溜溜地垮了台，大卫的犹大继承人们仍保住了残留下来的臣民的忠诚。

帝国残留的部分包括犹大部落，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以及使雅悯部落领土南侧的边缘地带。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王朝及其都城在犹大人的心目中居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还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希西家国王（公元前715－687年在位）是迦勒底人米罗达－巴拉丹友亚述联盟的成员，犹大王国居然逃脱了被亚述人控制的命运。犹大王国比以色列王国多存活了134年，比大马士革王国多存活了145年。约西亚国王（约于公元前637－609年在位）统治时期，犹大实际上参加了瓜分亚述帝国赃物的争斗。通过里津在大马士革的政变，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政变，约西亚暂时重建了早在3个世纪前已支离破碎的大卫王国。公元前609年，当约西亚鲁莽地想阻止亚述的盟友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从尼罗河向幼发拉底河进军时，他战败身亡，他的王国也夭折了。犹大王国先是做了埃及的属国，公元前605年以后，它又成了巴比伦的附庸。不过，经过这次大变故，大卫王朝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587年，它才消亡了。

犹大王国令人吃惊的长久使一大批犹大先知的出现成为可能。希西家国王的顾问以赛亚和约雅敬国王的对手耶利米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之上。这两位先知均劝说王室不要向当时的帝国主义大国挑战。王国倾覆后仍活在世间的耶利米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知并不是犹大社会特有的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叙利亚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殊的叙利亚国家犹大的其他宗教生活，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与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叙利亚国家一样，犹大也有自己的国神，不过，对国神的崇拜与其他宗教活动并存。对犹大人来说，经过一再编辑的犹太经典仍能证明这一点。耶路撒冷神庙的式样同样适用于以色列的伯特利、亚扪的米尔孔、摩押的基抹以及大马士革的里蒙诸神庙，耶路撒冷神庙是所罗门装修起来、又被希西家和约西亚发现的。当犹大国王亚哈斯和玛拿西将儿子活活烧死，以期使耶和华实现他们的祷词时，他们用的是叙利亚流行的仪式。当希西家和约西亚肯定国神的特权时，他们的行为与以利亚、以利沙和耶户在以色列王国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至于约西亚摧毁耶罗波安在伯利特的祭坛，屠杀伯利特以及前以色列王国其他地区所有崇拜耶和华的祭司，无非是对耶罗波安迟到的政治报复，因为他与约西亚的大卫王朝祖先罗波安分庭抗礼。

约西亚的真正发明是，他不仅在重新被征服的地区，而且在前犹大王国全境之内，罢黜了一切地区性崇拜。他诏令全国，必须独尊耶和华，而且必须在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举行礼拜仪式。约西亚一举便把他的王国变成一个城邦国家。他的希腊同时代人称这一举措为”同苞混生主义”–意即不是从实际意义上将全体国民集中在一个城市中，而是通过法令，使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成为行使国家行为的合法地点，而不论其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约西亚在位的第七、八年，出现了一本律书，从而强调了他在礼拜仪式方面发动的革命，该书与现今的《圣经?申命论》不无关联。作为犹大王国长期存在的结果，作为约西亚国王在公元前7世纪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被放逐的犹大人，比起过去的流亡者来，在身处逆境却能保存本社区精神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心理素质。

公元前6世纪结束之前，在一个出人预料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个新帝国，这一事件改变了亚述帝国诸后继国的命运。从地域范围上看，新帝国使已经消亡的亚述帝国相形见绌，而且统治的相对温和也使亚述人自惭形秽。上文已经提及，亚述巴尼拔摧毁埃兰王国的获益者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人，其直接获益者是居住在今天被称为法尔斯和洛雷斯坦一带的波斯人。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后裔、波斯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自称是”安申之王”，安申似乎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区，位于卡尔黑河河谷某处，即位于该河从洛雷斯坦高原发源进入胡齐斯坦低地的某地。

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取代了在位的米底国王阿斯提亚格斯，接管了整个米底王国，无疑，米底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帮派对他采取了合作态度。大约在公元前547年，居鲁士征服、吞并了吕底亚帝国，公元前539年，他又征服、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包括该国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土地。也许是在此之后，他征服、吞并了位于米底东北部的领土（现在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及阿富汗），这里定居着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力图征服一群位于里海东岸、讲伊朗语的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时，居鲁士二世遇难身亡。不过，这次失败并未使建立波斯帝国的事业告一段落，在公元前525年，居鲁士二世之子、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征服并吞并了埃及。

随后，冈比西斯神秘地死去，由一个自称是冈比西斯的兄弟、名叫斯梅尔迪斯（又叫巴尔狄亚）的人继位。阿契美尼斯家族另一支系的代表人物大流士一世，刺杀了这个斯梅尔迪斯（不论他的身份是真是假）。清除这个僭称居鲁士二世之子的人是个行动信号，幼发拉底河以东各省（埃及和吕底亚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发生了广泛的起义。起义者中最义无反顾的是巴比伦人、米底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前乌拉尔图王国西部地区的最后一批占领者）。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位于帝国最东边的波斯本民族的一些部落。

大流士在他自己镌刻在贝希斯敦岩石上的铭文中声称，他在仅仅一年（公元前522年）之内，使镇压了所有起义。贝希斯敦岩石位于从巴比伦城通往东北部地区的路边。也许，再度压服起义者所花的时间要长于12个月，不过，这件事本身是可信的。大流士的伟大胜利只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本人和他统率的军队非凡的战斗力。他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饱受亚述人和游牧民族折磨的各族人民普遍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宁。

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二位缔造者，他扩展了帝国的疆域。在东北方，他征服了曾打败并杀死了居鲁士二世的马萨革泰游牧民；在东方，他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流域；在西北方，他征服和吞并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一个大桥头堡，又从多瑙河下游南岸扩张到了远在西南的奥林波斯山。这些欧洲战利品是一场激战的偶然的副产品，当时在黑海以北大平原上这场与西徐亚人的战斗中，大流士一世险遭与居鲁士二世同样的厄运。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欧洲的希腊地区派出一支探险队，受到重创。不过，从整体上看，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二世一样，是成功的帝国缔造者。当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486年去世时，第一波斯帝国的东西边疆从印度河支流贝阿斯河一直到品都斯山脉东麓山脚，南北疆界则从高加索山南麓山脚延伸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边。这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也最少压迫性的帝国。

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移中，爱琴海地区要比这次大迁移所冲击到的其他地区，蒙受了更为严重的磨难。公元前12世纪，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衰败了；他们先前的疆域缩小了；文字失传了；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了新的希腊文明，及至大约公元前700年，古希腊文明逐渐发展而终于绽放出了华彩，这束文明之花并不是由诗人赫西奥德发现的，虽然他本人的诗歌是早期希腊文化重要的成就之一。

或许是赫西奥德故作懵懂，但尽管如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是幸运的，就如同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时时运不济那样。在这两个世纪里，除去沿小亚细亚大陆西海岸分布的希腊殖民地之外，古希腊世界方才在境外连续打败了亚述军队，又袭击了欧亚大陆上流浪的游牧部落。这些灾难也给叙利亚带来了痛苦，摧毁了她早熟的文明的前途，而此时，希腊世界却已恢复了元气。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古希腊文明从叙利亚文明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文化进步中汲取了灵感，当时，希腊世界显然尚处于蒙昧之中。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因幸运地避免了来自外部的劫掠和袭扰而致使人口爆炸，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约公元前750年，希腊人欠下了叙利亚第一笔债务。当时，他们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统。与乙种线形文字（极有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5世纪从米诺斯甲种线形文字转化而来）相比，这是一种可以更好地用来表达希腊或任何其他语言的书面文字。当希腊人用一些腓尼基辅音字母作为元音字母，以使腓尼基字母系统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之际，他们便第一次由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为商人们更容易书写和拼读的书面文字。与如今已被长久遗忘了的乙种线形文字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甲种线形文字相比，与苏美尔–阿卡德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不再是仅仅为极少数专业人员使用的一种秘密工具。希腊人接受并使用腓尼基字母系统，对古希腊文字和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过去4个半世纪没有书面文字的蒙昧时期，吟游诗人们必须记熟并能复述大量诗歌格律，并掌握即席创作的技巧。因此，每次口头诗歌朗诵，都成为一次新诗创作活动。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前文学时代即兴诗歌创作中篇幅最长最宏大也是最后的作品，还是一种新的书面文字的最初成果呢？的确，篇幅这么长的民间口头诗歌，如果不在第一次当众吟诵之后马上用文字记录下来，似乎是很难被人牢牢记住的。叙事史诗与宗教仪典不同，它是一种文学形式，很难于在即兴吟诵中一字不错地传给后代诗人，因为叙事史诗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对全部字句的准确重复。如果在每次演出中都要依赖于诗人头脑中大量熟记的简短诗歌格律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那么，口述叙事史诗就绝不会对听众发生感染力了。

叙事史诗因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能不断重演，这样，在保存了诗歌本身的同时，致使这种口述的艺术体裁消亡了。一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希腊作家们便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体裁：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叙事体散文和对话体作品；这些新的体裁常被用于富于表达或说教的目的，也用于娱乐。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作家们用文字表达出他们个人的情感，记述了他们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宣传，交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并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这种戏剧对话体裁最终被采用为哲学辩论的手段。

希腊人接受并改造了腓尼基字母系统，由此而产生了这些文学之果。继之，他们很快又接受了视觉艺术中的外来图案。到公元前8世纪结束时，器皿上装饰性图案中的原几何风格，已被一种新的来自黎凡特的风格取代，在这种风格中，抽象的图形被生物形体的线条写生面取而代之–首先是动物，真实的或是虚构的，然后是人形，同样也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器皿上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受到同时代腓尼基商业艺术的感悟；希腊人在三维人体艺术作品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以埃及人为楷模而作出的。

然而，倘若希腊人未能恢复中断于公元前12世纪的与黎凡特地区的交往，那么，无论是公元前7世纪接受来自黎凡特的艺术影响，还是此前于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字母系统，便都是不可能的了。这种交往必然是以海路为主，也必然采取商业贸易方式；因为希腊人不可能从黎凡特人那里免费进口货物。大约早在公元前9世纪，在位于叙利亚海岸北端奥龙特斯河口的阿尔米纳，就已经实地建起了一座埃维亚人的希腊商站。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因为当时希腊的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对于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饶的地方来说，其增加食品供应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用希腊的产品换取进口谷物。但是，最容易的方法，却也很简单，那就是征服那些无法抵御希腊人入侵的弱小民族的领土，并使之殖民化，从而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

公元前8世纪末叶，希腊人开始向西越过奥特朗托海峡，沿着意大利西南海岸和西西里东南岸进行海外扩张。公元前7世纪，他们又开始沿着沟通爱琴诲地区与黑海的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向北扩张。希腊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腊殖民者之前就到达了后来被征服的殖民地，并成为殖民者的向导。不过，古希腊时代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只不过是养育了他们的同时代希腊村社的复制品。与此相同，他们这些城邦居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来自农业。他们生产谷物不是为了向外出售，而是为了自己糊口。在开通黑海的海上通道时，希腊人在角逐中失利。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和近海岛屿建立城邦，把爱琴海变成了希腊内湖，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希腊人遇到了可怕的对手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一个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同样的民族，可能来自地中海东部，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证实）。

在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控制权的角逐中，希腊人占据了不少优势，而腓尼基人却由于人口原因，更因受到亚述人从亚洲腹地发起的攻击，反而处于不利地位。与亚述军队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较量开始于公元前745年，此时距希腊人在西部开始建立殖民地才仅仅几年时间。尽管如此，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仍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优于希腊人，他们采取审慎而有效的方法，抵销了希腊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避免了亚述人的蹂躏。

腓尼基人未等希腊人占领战略要地便先发制人，以阻止他们据此保持希腊世界向西界扩展的势头。腓尼基人控制了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要道直布罗陀海峡的两岸。他们还控制了西北非的东北角与西西里岛两端之间较为狭窄的海域的两岸，另外还控制了撒丁岛的南岸。埃特鲁斯坎人则控制着厄尔巴岛和邻近的意大利本土的矿区。这是地中海西部地区主要的经济争夺对象之一，可希腊人占据的离此最近的地点库迈，也南距意大利西海岸很远。库迈或许是希腊人在西方建立得最早的大陆殖民地，但它仍嫌建立得太迟，而无法预先阻止埃特鲁斯坎人在波普洛尼亚建立矿区，埃特鲁斯坎人则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已占据了库迈的坎帕尼亚腹地。

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还通过政治联合来抵御希腊人数量上的优势。公元前6世纪将近结束时期，地中海西部地区所有腓尼基殖民地，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把自己置于他们中间力量最强大的迦太基统领之下。其实，腓尼基殖民地和埃特鲁斯坎城邦此前就已经相互联合为一体了。于是，当亚洲的希腊人为免遭吕底亚人，继而是波斯人统治而向西方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受到了挫折。公元前500年之前，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殖民活动被迫停止，此时，只有希腊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的库迈西北的西地中海欧洲沿岸部分，即如今法国的里维埃拉和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希腊人在这里的殖民地都置于其成员之一的马西利亚（马赛）的统领之下，此地邻近罗讷河口，这使它成为进入欧洲大陆心脏的通道，同时它也是通过一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捷径进入康沃尔锡矿区的通道，迦太基领导下的殖民地腓尼基人，使直布罗陀海峡成为希腊舰队不可逾越的屏障。尽管如此，大约公元前500年，马西利亚人与北方内地之间的贸易，因当地民族中的一次动乱而被打断。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的聚居地区因海外希腊城邦的建立而扩大。海外城邦的建立使得他们一向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因希腊世界贸易区域的空前扩展而退居次位。无论是希腊中心地区还是海外，大多数古希腊城邦仍是由一些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的农业公社组成，但是，也有少数城邦开始生产一些专门的产品，以供出口去交换外国的粮食，在与那些他们既无法征服也不能殖民的国家的人民的贸易活动中，他们得以创造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专门化的出口业务之一，便是输出希腊雇佣军。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雇佣军输入埃及，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公元前6世纪，米蒂利尼的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的一个兄弟，就在尼布甲尼撒的军队里充当雇佣军、经济上落后的希腊公社不仅出口，而且也只能够出口雇佣军人。为数不多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公社，出口橄揽油和葡萄酒，这些油和酒盛装在装饰花纹迷人的容器里。容器本身就是很值钱的日用品，尽管它们易碎，但与盛装在里面的油和酒相比，总要经久耐用得多。

在公元前7世纪中，希腊人一直在埃及和乌克兰这两个地区收购剩余的谷物。希腊与埃及的贸易已经很引人注目；希腊与乌克兰的贸易，则是在西徐亚游牧民族大迁徙中落脚定居于黑海北部的干旷大平原时，才成为切实可行之事。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中，西徐亚人是唯一具有良好经济头脑的民族，他们向乌克兰地区的农耕居民征收谷物贡赋，从而避免了因强行役使奴隶而导致农业的毁灭。希腊人沿黑海西岸和北岸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殖民地，但它们多半都是些小型的商埠，而不是像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周围以及在西方建立的那种农业殖民地。

铸币的发明对随之而来的希腊贸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刺激作用。这应归功于吕底亚的阿利亚特国王（约前608－前558年在位）。的确，在这之前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从苏美尔城市文明产生以来，一直是用金条、银锭、铜块作为交换媒介的。阿利亚特的革新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铸币，更在于在钱币上压模出了花押字标志，并且通过一国政府发行这种压印了标志的钱币。铸币不仅比钱锭携带方便，而且，如果发行铸币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经济信誉，商贾们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币，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时过秤称量。铸币一旦问世，便迅速地传播开了。很快，在许多希腊城邦里都设立了造币厂，当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们发行一种金币之际，这个新发明便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数非商业居民仍然沿用易货交易手段，在当地市场上进行小宗贸易。伴随着由少数经济上冒进的希腊城邦引发的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希腊人聚居区的最初扩展以及尔后其商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古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希腊文明即将诞生的黑暗年代里，首创的希腊城邦是雅典–一个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受洗劫的迈锡尼城堡。在整个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领先地位；但是，大约从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纪初叶，她一度丧失了她的领导地位。雅典既没有参加殖民化运动，也没有参加继之而来的经济革命的最初阶段。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肆虐于希腊人的最典型事例，莫过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的征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城邦，它对它希腊邻邦的征掠，简直就是诸如科林斯和哈尔基斯这样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对非希腊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达人允许一些已被他们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这些地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丧失主权的条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达人则迫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农奴，这些农奴被强迫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并不因此而影响它的君主和贵族会议的存在，同时也并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种独裁统治之中。斯巴达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期。

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大约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试图通过推翻迄今仍在执政的雅典独裁政权，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联盟网络，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继之而来的与在迈加拉、科林斯和西锡安所发生的并不相同。在雅典，从被驱逐的独裁者手中接掌政权的寡头集团，未能在与极端激进运动的斗争中挺住，于是，当斯巴达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们保守的朋友时，他们在一次人民起义面前一败涂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达人的控制，雅典人继而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约公元前507年）。在这个政权中，他们仿效了斯巴达的楷模。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在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斯巴达的领土上，大多数人民是农奴。在阿提卡，却连一个农奴也没有；只有一些奴隶，以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国血统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数却由有选举权的公民构成。公元前480年，当斯巴达与雅典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携手合作时，雅典有大约30000名公民，而斯巴达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达领土上的人口总数，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当斯巴达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斯巴达的一种经济财产时，它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负担，因为这些居民是由不顺从的农奴所构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关键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交往，发生了一个对斯巴达人来说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变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人重新恢复了他们曾一度丧失了的领先地位。在那个世纪初叶，阿提卡社会动荡紧张，其严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王国。阿提卡似乎会变成像斯巴达那样的国家，其领土之上的大多数居民皆沦为农奴。雅典所以能够摆脱这次危机，得益于具有政治家才干的雅典商人梭伦于公元前590年领导的改革；梭伦领导的这场改革为人们所自愿接受，但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使雅典免于沦入独裁者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伦未竟的事业。于是，此后当这种独裁统治实施的时候，雅典便需要斯巴达的干涉，以免除专制之苦。尽管如此，被认为使雅典恢复了繁荣的，必然是梭伦而不是庇西特拉图。例如，是梭伦把生产橄榄油的政策实施于阿提卡，是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他向所有携带着家眷出走并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国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权，但他们必须是真正打算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共命运的人。制造和装饰盛装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容器这一重要产业，就是这样在阿提卡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占领了国际市场，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达陶器的地位。

斯巴达盟友之一的埃伊纳岛，也遭到了来自雅典的经济竞争的沉重打击。这个从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小岛，以贸易为生。埃伊纳人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的泛希腊贸易殖民地，充当着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欧洲希腊的前夕，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斯巴达的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花了极大的气力，才制止了埃伊纳岛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这样，在约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间，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国际的与国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时期，虽然希腊人之间经济和政治倾轧日益增加，但希腊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意识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腊组织的表达方式。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

（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

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但他从事活动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这是个有农耕居民定居，却又时常面临来自欧亚大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袭击的地方。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但是，从曾欢呼拥戴耶和华神授君王，第一波斯帝国的第一位奠基人居鲁士二世的情节来看，这位”以赛亚第二”比真正的以赛亚晚于人世将近2个世纪之久。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允许被放逐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从”以赛亚第二’的著作所记述过的地点中，看不出成书的地点。巴比伦和犹太都有可能是成书之地。

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虽然如此，悉达多?乔答摩即佛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城是可以确定的，那是今天尼泊尔王国边境地区的一所小城。佛陀活动的地区在今天的比哈尔。如果与传说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前479年误差不大的话，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比佛陀年轻，身材瘦小。他在中国的故乡是鲁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陷于土崩瓦解的周朝版图内一个较为弱小的邦国。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出生于靠近爱奥尼亚海岸的萨摩斯岛，而他从事活动的地区，却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他居住的城邦是克罗托内。

可能除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今天，这些人像犹太人那样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共同体，但他们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数比重。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吞并之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在第一波斯帝国时代的和睦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帝国灭亡时为止，作为其结果，琐罗亚斯德思想中一些最具宗教影响力的观念–如流芳百世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思想，主神通过圣灵创造生命的思想与善的思想–传入了犹太教，并由此又传入了犹太教的两个姐妹宗教。

或许在公元前6世纪的某些年间，这五位先觉者曾同时生存于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彼此相识，甚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未必可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佛陀与毕达哥拉斯，其彼此间的信仰、目标和实践竟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真的确信，他们的灵感来自共同的源泉；然而，无论是比哈尔的佛陀，还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都不可能把这些共同的灵感之源，传达给远隔万里之遥的那个同代人并与之共享。

由于这五位先觉者的同时代性，他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时期，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即一个人类历史在此发生了转折的时代。如前所述，直至今日他们以自己的楷模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并且还会同样地影响着未来，即使他们的教诲不再成为戒律，他们的学说不再作为信条。就此而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启人心智的思想）进行历史思索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时间跨度同时向两个方向伸展。

“以赛亚第二”是叙利亚经院里的一位先知；我们掌握着一份一位叙利亚先知的记录，此人曾于约公元前1060年，也就是说大约在”以赛亚第二”生前500年，在比布鲁斯意外地与阿蒙神相遇。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以赛亚第二”自觉地继承了叙利亚的传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他本人或是他的编者把他的作品，附加于一位最杰出的长于写作的犹太先知的作品之中，即说明了这一点。显然，琐罗亚斯德是一位叙利亚式的先知，虽然从他那里尚无证据说明他受到了叙利亚或伊朗的任何前辈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耶稣和穆罕默德确实是紧密继承了叙利亚先知的传统，这将会错误地导致建立一个把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这两位伟大的后继者排除在外的轴心时代的年表。这样，轴心时代就从一个大约只有120年的时期，扩展为从大约公元前1060年直到公元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的那年为止的约长达17个世纪之久的时期。这17个世纪大约覆盖了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整个历史时代的1／3；不用说从前人类的人科时代算起，即使从迄今为止的人类时代来衡量，17个世纪的跨度也只是瞬间而已。

虽然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是各自独立出现的，我们仍能分辨出一些五个人所共有的特征，尽管其并非只是这五个人所特有的。

首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与人类自身所感知到的这个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私人关系。最初，人类与那个”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或私人的，而是集体的和公共的。前文明社会与”终极实在”的接触，在那个时期是通过支配着人类的非人性的自然力量为中介物进行的。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改变了他与”终极实在”的接触方式。他以对人类共同体的集体力量的崇拜，取代了过去那种把非人性的大自然奉为神明的做法。人类的集体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这使人类在与非人性的大自然一争胜负的斗争中，明显地有利于发挥人类的优势。在改变崇拜对象的这种变化中，人类始终未改变对力量的崇拜，而不管以什么为化身，他所寻找的力量都是最强有力的。尽管如此，非人性的大自然作为崇拜对象被人类的集体力量所取代，从精神角度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当人类实现这种精神崇拜的转移时，他们距离他们所瞄准的目标只会更远，而不会更近。

这五位先觉者中的每一位，都抛弃了生斯养斯的那个民族的精神传统。出于对传统的蔑视，他们既抛弃了自然崇拜，也抛弃了对人的崇拜，并且剥去了那些遮挡住并使人视线模糊的面纱，以直视那丝毫未加装扮的”精神实在”。就这些先知来说，其功不可没。作为一位先知，他坚持认为他的言论都是他对上帝的直接感悟所致，而不通过任何社会中介物。孔子以一种比较低的感情基调坚持认为，他一直在使社会行为的伦理准则得以复兴，即上苍对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们具有约束力。最初，”上苍”（天）被想象为一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像人一样的上帝；到孔子时代，中国人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这种称谓，不再具有人性的涵义，而是转而被想象成为一种超人的或是非人性的精神或法律。佛陀自然是没有把”终极精神实在”想象为类人化的存在。他认为它与印度传统信奉的所有众神或其中任何一位神祗，都是相一致的。对于佛陀来说，他所追求的”终极实在”就是一种寂灭的状态（涅盘），他不可能从他所追求的那个非人化的”终极实在”得到任何救助，他必须通过自身的修持达到井也确实达到了醒觉之境。

这五位先觉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谴责、否定并试图改变他们先前感知事物的那种状态。他们各自的精神反叛，彼此在程度上具有极大的差异。五人中最令人崇敬的佛陀，也是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佛陀所试图改变的正是他所感知到的生命本身。他发现，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在经受痛苦；他还发现，一切生灵都是贪婪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灵能成功地自己清除自身的贪欲，它就能够使自己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生灵总是被贪欲所纠缠。毕达哥拉斯也谴责我们所感觉到的生命，他也试图以与佛陀同样的方式改变生命，尽管他并不是像佛陀那样全心全意地实践这种令人生畏的进程。琐罗亚斯德试图彻底破坏，而”以赛亚第二”却试图改造他们各自民族宗教的传统形式。孔子则打算为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行为建立规范。

五个人中的每一位，都试图把他的同时代人引进他所找到的新的道路。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以文字的形式宣示了他们的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预言是上帝通过作为他的代言人的先知。向人类传达的启示。）琐罗亚斯德的伽泰（赞美诗）和”以赛亚第二”加入以赛亚原作品中的部分，看上去似乎真是出自这两位先知之手的作品。还有一些手稿声称是佛陀和孔子各自论道时，以及他们各自与弟子们谈话时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些缺乏证据的记录到底与大师们最初的言论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们也同样无法确认，那些被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言论，到底有多少可靠性。

五位先觉者中的四位：琐罗亚斯德、佛陀、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罗致或至少是领受门徒，这就导致一些新的社团的建立，因为，如果他们打算维持不止一代人的话，如果他们准备吸收更多的人，而不只局限于那种由个人交情建立起来的少数人的小团体的话，这种人际关系就必须制度化。佛陀建立了一种由世俗信徒供养的僧尼制度（僧伽）；孔子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个社团，它不算是一所学校甚至也不是一种正规的僧尼制度。我们猜想，”以赛亚第二”或许满足于把他的预言传达给已然存在的犹太人的社团。就另一方面而言，琐罗亚斯德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佛陀对于传播他的精神发现的关切，同样导致了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这种结果对于佛陀的醒觉来说是非凡的。佛陀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醒觉，而且，如果他获得了它，那么当他获得它的时候，他便自由地使他的死臻至于涅盘之境。佛陀还延迟了他自己的死亡，他如此有意地留存于使生命饱受痛苦的人世，就是为了向其他的信徒指示他所寻找到的出路。

佛陀使自己远离政治，远离他的弟子圈子之外的社会生活。他是一位王位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丈夫和父亲。为了献身于对免除生命之苦的方法之求索，他放弃了继承他父亲王位的权利，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子女。佛陀在他配觉之后成为一名游学教师，他被各地的国王看作是他们的社会公民，他并不回避与之交往，但他也不去刻意追求。对于争取王室的庇护以促进僧尼制度发展之举，他并不关切。佛教只是在佛陀圆寂了200多年之后，在阿育王时期才第一次得到王室的庇护。而在另一方面，琐罗亚斯德却在寻求王室的庇护，并且确实寻求到了。孔子在寻求一个王室雇佣者的位置，他没有成功。每一次个人所遭的冷遇，使这位未受雇佣的公仆，作为一位伦理学教师，为自己增添了一次新奇的经历。”以赛亚第二”不需要任何庇护。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他的预言为犹太社团所接受，他达到了这一点。

在这五位先觉者之中，只有佛陀作为例外是远离政治的．如果能够得到机会的话，孔子是乐于从政的。孔子的门徒们在他们的导师去世后，不得不等待了将近350年，儒家哲学才成为选任公共职位的通行证。琐罗亚斯德明显地感觉到，一位统治者的庇护对于保证他传道的成功来说，是必需的条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则不可能避开政治参与。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在某些城邦，如果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不想受到伤害的话，就必须成为主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嘲弄权力，结果经受了意外之灾。至于”以赛亚第二”，他充分发挥了他高度的政治期望。他拥戴居鲁士二世成为耶和华神授的君王，因为居鲁士允许巴比伦的犹太之囚返回犹太；但是他又期望其结果应导致一个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应当由耶和华做皇帝，而不是居鲁士，犹太人而不是波斯人应当成为帝国的臣民。

“以赛亚第二”富于创造性的新的起点，在于精神而非政治层面上。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他尽力去解决受难问题。毫无疑问，”以赛亚第二”是最早的犹太一神论者，此前最早的阿肯那顿的一神论，早在8个世纪前就夭折了。”以赛亚第二”不仅相信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合法的崇拜对象，还认为耶和华比其他民族的主神更为正义，更具有威力。他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其他主神都是不存在的。”以赛亚第二”对苦难的看法与佛陀正相反。”以赛亚第二”并不去寻求从苦难中解脱之路，他把苦难看作是能结出实在的精神果实的一种经历。我们不知道这位”苦难的奴仆”是否像他外表上所作的那样忍受得了隐名理姓，而不去做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就是犹太民族的化身。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可能作出的两种解释，其第二种比较令人信服，它更符合于”以赛亚第二”自己所隶属的那种先知的传统。总之，显然，”以赛亚第二”认为，坚韧不拔地忍受苦难，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经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包括最后以悲剧而告终的受难者自己来说都是如此。”以赛亚第二”的作品，或许是最早一部对于苦难持这种观点的著述。

琐罗亚斯德把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善与恶斗争的战场．显然，善是注定要赢得这场斗争的；同时，人类的职责应当是站在善的上帝一边，反对上帝的邪恶敌手的积极斗士。琐罗亚斯德的观点和观念，或许与他所生活着的时空之下的历史形势相抵牾。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与他们过定居生活的邻居之间的边疆地区，存在着一场永恒的边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农耕居民明显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利。在这场历史之战中，琐罗亚斯德确是一位站在游牧民族对面的骁勇的斗士。

孔子作为一位谨慎的保守主义者，他无疑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伦理改革家。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纲纪荡然而不知所措的社会。他意欲恢复那面临被遗弃之危的弥足珍贵的祖先传下来的制度，而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改革。例如，他把”君子”一词的涵义，从”一位贵族的儿子”这一家系血统意义上的贵族，诠释为一个品行达到了贵族标准的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这一解释并不是对过去的涵义的恢复，而是引进了一种新的意思。孔子的”正名”之举，赋予了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思想。

佛陀志在根除一切生灵与生俱有的自私和贪心。他有一种直觉，即人类的精神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他有勇气把这种直觉变成现实；他的行为使他获得醒觉，同情心驱使他为他的追随者们指明道路。当他认识到，实行极度的肉身苦修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达到醒觉之境时，他便获得了醒觉。此后，他遵循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似乎严于约束普通百姓，一方面却又似乎放松了对同时代的苦行者的约束。佛陀的中间道路，被佛教与耆那教尔后各自完全相反的命运证明是正确的，耆那教是由佛陀的同时代人筏驮摩那创立的一种宗教，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耆那”（意为”胜利者”）或是”大雄”（意为”伟大的英雄”）。

一直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佛陀和毕达哥拉斯共同具有同一种信仰和目标。他们的共同信仰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继之而来的应是再生。如果不全力采取措施打破这种令人悲伤的循环，这种死生相续的过程将会无限延续下去。打破这种循环则是这两位先觉者的共同目标。这种信仰与这种目标的结合是颇为独特的，这种信仰到处都有，只是未与这种目标联在一起而已。再生是宇宙的基本节奏的思想，是由相同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的：白昼与夜晚交替反复；相同的一年四季的更替；生命之物一代又一代的重复换代。生殖循环的原因是再生的思想，从依照前辈的姓氏为孩子命名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古代希腊世界，与当时流行的一般信念截然不同的一种类似再生的信仰，开始作为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的一种独特信条逐渐得到广泛流传，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同仁们曾因此招致一场政治灾难。在印度，再生的思想，似乎为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同样视为当然。他们之间在这一共同信仰上的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是否存在着诸如灵魂这种东西上。佛陀的反对派不仅坚持认为灵魂确实存在，而且认为这种存在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坚持认为，再生之物不是灵魂，而仅仅是一种与肉体状态毫无二致的薄若绢纱的东西。那种结合为一体的肉体状态，仅仅受贪心的驱使而代代相生。佛陀认为，如果贪心能被根除，这种肉身之浮云便可以被驱散；这就开启了由死亡融为”寂灭”（涅盘）状态之路，在这种状态里，苦难就会化为乌有。

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在他们双方的辩论中，彼此并不存在这么多的分歧。佛陀的反对派宣称：灵魂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指出：驱散为我们的反对派称为”灵魂”的肉体的浮云，使你的死亡融为”寂灭”。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关于”终极精神实在”的本来观点，彼此间的差异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

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贪心；相信人类坚韧地忍受苦难的创造性力量；呼唤退世而致醒觉之路；信仰只存在一个神明；号召人们去做为善而与邪恶斗争的斗士–自从公元前6世纪这五位伟大的先觉者向世界宣布了这些信条，对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和人类品行的训示的改革，便不可逆转了。

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出生、生活和工作于五个互不相同的地方。或许，意昧深长的是，五人中没有任何人是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和法者埃及文明的产物。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古老文明仍然存在，但这些新的远见和新的趋向却来自另外一些地区，它们的文明不象上述两个文明那样古老，而此时却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

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

（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也从波斯帝国获益不浅。在亚述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阿拉米语言文字的传播，在波斯人治下又获长足发展。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逐渐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在叙利亚，迦南语仅仅是礼拜仪式用语，作为日常用语，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区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运用。阿拉米语言继续与阿拉米字母同时向东传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实用。与七八个世纪以前的乌加里特人一样，波斯人从苏美尔－阿卡德语库中选择了一些字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石崖上用3种文字记录其武功时，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时，又用表达方式既传统又庞杂的苏美尔体楔形文字刻下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译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乌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简洁明了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大潮的冲击，这种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初叶已在腓尼基流行起来。到公元前330年，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运用阿拉米语言文字，不过，也许这些字母仍按波斯语发音，即组成一个阿拉米字的字母组合，读起来好象是这个阿拉米字的波斯语译音。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骛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象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合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犹太社区与撒马利亚区酋长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属于撒马利亚区。从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断，他是巴比伦流放者的后裔，如果从他儿子的名字（达拉亚和谢勒迈亚）上看，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时，撒马利亚的居民已严格地专一信奉耶和华，除《摩西五经》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手写文书为经典，也不承认有非手写经典存在。但是，当巴比伦尼亚犹太人社区的代表尼希米奉圣旨到达耶路撒冷时，珊巴拉特与他发生了冲突。

波斯人对巴比伦、埃利藩蒂尼和徽马利亚等地崇拜耶和华的信徒并不抱偏见，并且充满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一套与其他社区完全隔绝的宗教和社会纲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纲领施之于犹太的”埃姆哈－阿拉兹（意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赶走的农民）”身上。人种和宗教上的融合与联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门望族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要比农民大得多。通婚对于打破社区之间的社会障碍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进作用。在加强了独立性之后，这一切都为传统的敌对情绪作了补偿。尼希米和以斯拉却禁止通婚，他们将在巴比伦犹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恶极之罪孽的这类犯人逐出教会，这些人本来也是犹太社区的成员。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犹太流放者的后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社区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们的保护人阿尔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拥有这个名字的波斯帝王，那么，就已经保存了200年之久。这是个伟大的功绩。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御了黎凡特地区一般大浪潮的冲击，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超然存在的传统部落文化，并要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巴比伦的犹太流放者不仅成功地抵御了这个潮流，还把这种精神推向犹太。不过，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使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的敌意又趋复活。其实，这些邻人与犹太地区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也是耶和华的信徒。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象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进行其决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国政府不明智地彻底改变了它的普遍宽容的政策。这个不寻常的讨好态度破坏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条行为规范。这是一次被动的国家行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动行为来，这个被动行为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

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

（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一波斯帝国的米底－波斯统治集团和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感到心醉神迷。由于这种沉醉是一种自觉的自我奉献，因而显得尤其深沉。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腊人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则–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相互发生碰撞之际，双方之间持久的和平共处也就不复存在了，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它的希腊对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其中，第一次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对欧洲希腊的可怕进攻；第二次，他们自己入侵并征服了波斯帝国。在这两次希腊合作时期，希腊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给第一波斯帝国以喘息之机，从而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中铸就永久性影响的机会。

到大约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城邦国家之际，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吕底亚的属国（只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时，吕底亚也已被并入了波斯帝国。吕底亚一直是希腊的友好邻邦，它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希腊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眼中，波斯人是来自异域的陌生人。虽然亚洲希腊人在被并入波斯帝国后得以扩大他们的陆路贸易区，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对新的政治主人产生任何好感。

波斯人用了6年时间（公元前499－前494年）镇压亚洲希腊人的反抗，这也告诉了波斯人，他们的西北边界并非固若金汤。爱琴海是希腊人的内海，波斯人只有在控制住了爱琴海西海岸时，才能牢牢地占有它的东海岸，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吞并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上文已经提到，在公元前499年大流士一世的亚洲希腊臣民造反之前，大流土已在多瑙河下游和奥林波斯山之间的欧洲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这一地区中，除了遍布在多瑙河三角洲到奥林波斯山之间欧洲沿海地区的希腊拓殖商点之外，还存在一个希腊人的王国–马其顿。波斯人的这个桥头堡与其说是为了震慑西徐亚人，不如说对其他欧洲希腊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大流士还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前往勘察奥特朗托海峡以西希腊世界的殖民地。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派出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埃雷特里亚人被打垮并遭放逐，但是，雅典人却单枪匹马地打退了波斯人。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从北方自陆路入侵欧洲希腊，几乎所有位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欧洲希腊城邦都事先承认了波斯的宗主权，只有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除外。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竞争对手，曾被其打败并一直耿耿于怀的阿尔戈斯则保持中立。在公元前450年，阿提卡被占领，雅典遭到洗劫。不过，雅典人民已经撤离，参战的希腊各国船队未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公元前480年，他们在萨拉米斯对波斯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在公元前479年，又在彼奥提亚的普拉蒂亚重创波斯陆军。同年，希腊海军又在离小亚细亚西海岸米克利不远的海上第二次战胜波斯人。这时，亚洲的希腊人又造起反来，波斯人还丧失了包括马其顿希腊王国在内的欧洲属地。当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帝国终于言和时，波斯人未能再度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雅典也未能将塞浦路斯与埃及从波斯帝国手中夺过来。但是，在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串通一气，终于又将其主权强加于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头上。到这时，欧洲的希腊人再度开始了他们之间惯常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使波斯人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欧洲的希腊人对于公元前480－前479年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在这令人难忘的两年中，希腊为数不多的、不甘屈服的国家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数希腊殖民地暂时团结在一起，也打败了迦太基帝国。这两个帝国一直是希腊各国独立的威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希腊人在最后一刻才部分地团结起来，便打败了他们。希腊人应当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政治上，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应当使自己的政治统一永久化、泛希腊化。由于公元前7世纪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希腊世界已经成为经济统一体，经济统一体与政治分裂状态不可能长期共存而不带来灾难。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胁消失，希腊人又将分裂。自大约公元前484年起，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邦团结在锡拉库萨周围，当它与阿克腊加斯结盟以后，曾在公元前480年打败了迦太基人，可是，这个希腊移民城邦却在公元前466年解体了。同时，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败了波斯人的欧洲大陆的希腊联盟，却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过去已存在的一个，包括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刚刚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国家。

公元前459年，仍然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之下的雅典便与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友开战了。公元前460年，它因派一支舰队支援埃及叛乱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险的对波战争中。公元前455年，在埃及的叛乱被波斯人制服之后，雅典远征军也被摧毁了，同时在公元前457年，雅典将其宗主权强加于中部大陆所有的希腊国家（只有底比斯除外）。公元前447年，它又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雅典人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人媾和之后，它又于公元前445年不得不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握手言和。

公元前478年以后，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自公元前445年起，这个帝国又继续存在了40年，它是斯巴达帝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品，斯巴达帝国则在伯罗奔尼撒占有了其南部五分之二的地区。向雅典纳贡称臣的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成为雅典的奴隶。公元前461年，雅典公民团制订了极为激进的、民主化的、与斯巴达法律相同的一项法律。至此，雅典民主与斯巴达民主已毫无二致，它完全靠臣服的希腊人养活，而后者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尽管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城邦相比，雅典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公元前449年和前445年的媾和已经显示出，雅典的薄弱环节就在于人力资源与它的野心之间大不相称。尽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过法律，使双亲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丧失了选举权，这一法律实际上又削减了雅典公民的人数。这个最迟于公元前445或公元前444年开始实施的以斯拉式的法律，已经昭示出雅典帝国灭亡的厄运。这是则颇具政治家风度的梭伦法令的一种反动。公元前490年，梭伦允许无力还债而被卖到海外为奴的雅典公民返回故乡，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将雅典公民权授予移民而来的外国工匠，梭伦正是用这一系列办法扩大了雅典的公民队伍。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又贸然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达帝国也于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间，所有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相继被其北方邻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并在他强迫之下，最终加入了一个新联盟，联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领袖却是腓力。在这期间，只有斯巴达超然度外。科林斯同盟的目标是以同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波斯帝国。当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之际，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他也魂归西天。

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于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城邦制度及其精神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为腓力提供了机会，各个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失败，再加上腓力个人的天才，为马其顿带来了好运。但是，尽管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破坏成性，在国内使派系林立，它却推进了文化影响的传播，不过，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马其顿的希腊人并未接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在其私生活范围内，他们仍是无拘无束的，因此，他们并不适于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们的南方希腊邻居的政治破产，仍使这个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国王腓力二世与其马其顿同胞一样，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放荡不羁的，但是，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却毫无马其顿人的风格。他与地米斯托克利和萨姆提克法老同样有耐心，同样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个以其远见卓识于公元前480－前479年间挽救了希腊的雅典人，而萨姆提克则机智地将亚述人赶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亚历山大能象萨姆提克那样长寿，希腊化世界此后的历史，或许整个人类文明中心的历史，就不会充满凄风苦雨了。

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

（公元前478－前338年）

公元前478－前338年期间，希腊世界落入了其政治上的最低点，却在文化上达到了顶点，至少有三位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雅典人，在对他们时代的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受到了其时希腊政治耻辱的影响。这三个人是剧作诗人素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0－前429年）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

伯里克利的声名美誉，在于其与古希腊建筑与视觉艺术在雅典的代表作有关。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订立和约之后，他鼓励他的同胞们，以最为美丽的艺术作品装点雅典卫城。然而，也正是这个伯里克利，督促雅典人为这些艺术品筹款，并在筹款时，为建造这些艺术品提供有偿劳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从雅典的希腊臣民那里强行征收年赋。公共防务而不是美化雅典城，才是这些行动的真正目的。为了支付雅典海军舰船费用，建立了基金，当雅典海军的战事因和平的恢复而终止之际，这些费用支出就应当转而分配给在新的民用职位中，作为采石匠、搬运工和泥瓦匠的同样的雅典人。这种基金的”转换”是不正当的；唯一支持此事的是雅典军队。

素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各自都引出了针对一个城邦加诸于公民的不可接受的道德要求的道德心问题。索福克勒斯是在一出戏剧演出中引出这一问题的；苏格拉底为道德缘故而使自己招致死刑，从而引出这一问题。据说，素福克勒斯曾于公元前440年，因其戏剧而当选为十大将领之一，他们受命指挥由雅典同盟发动的对萨摩斯的战争，后者试图摆脱雅典的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接受这一任命的竟是《安提戈涅》的作者。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格拉底竟然愿意参加一支雅典远征军，这支军队于公元前432年对另一个反叛雅典同盟的波蒂迪亚作战。显然，在苏格拉底和素福克勒斯二人眼中，他们作为其公民的那个城邦，在与其他城邦的冲突中，不管怎样都是其公民－信徒必须为之尽责的偶像，即使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觉得，他们的良心驱使他们对国家极尽忠诚。

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夜，在一份给斯巴达的呼吁书中，科林斯人把雅典斥责为一个”僭主之城”。在这次战争进程中，据说有一位雅典政治家告诉他的同胞们，如果雅典希望保持她的霸权，就不必因其所犯的暴行而畏缩不前。雅典的霸权衰落之后，得胜的敌手拆毁了把雅典与她的港口连接起来的”长城”，这道长城使雅典在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时坚不可摧。作为一个保持平衡之举，这一毁城行动，受到了整个希腊世界的欢迎。当时的历史学家–被放逐的雅典海军军官修昔底德记述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即伯里克利本人，把雅典形容成”希腊的楷模”。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这两方面的描述，都是言之有理的。

从此前雅典在希腊历史上的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所起的作用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确实是”希腊的希腊”。希腊世界的文化活动又一次集中于这一特定的地点。伯里克利时代的阿提卡雕刻家菲迪厄斯受雇为雅典卫城的新神庙创作了雅典娜雕像，而且还创作了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这是世所公认的雅典文化精品；尽管奥林匹亚是泛希腊的礼仪中心，但由于它位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版图内，因而它受斯巴达领导；为了庆祝公元前480－前479年击退波斯人的胜利而对奥林匹亚的装点美饰，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伯罗奔尼撒人对同时代雅典装饰风范的短促而有力的一击。

当然，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也并未能垄断希腊的文化成就。雅典的巴台农神庙不仅被奥林匹亚的宙斯所超越，而且，甚至在那个时代更早些时候，在形制规模方面，就已被西西里的希腊城邦阿克腊加斯和塞利那斯超过。在泛希腊的喜庆节日里，受胜利者（包括一些雅典的胜利者）之托进行颂歌创作的最卓越的作曲家，是底比斯的诗人平德尔（公元前522－前442年）。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埃利亚，是希腊哲学中一元论学派的学校所在地，这所学校以不屈不挠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前445年）和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20年）为代表；与毕达哥拉斯再生思想相关的多元论的复归，是阿克腊加斯的哲学家兼医生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所为。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不管其道德与否，作为一种产生实际效果的手段，驾驭语言的艺术为一些语言大师创造出来，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称作诡辩家（”耍小聪明的人”），以此来低毁他们。最初出现的诡辩家之一，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莱昂蒂尼的戈加斯（约公元前480－前395年）。很快，诡辩学者不断在整个希腊世界涌现，其中许多人都到雅典去，因为雅典是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如果我们不理会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诽谤性攻评，那么著名的诡辩家中，便没有一个人出生于雅典。

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与众不同的贡献，主要在戏剧艺术、哲学和瓶饰绘画艺术诸领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既不同于荷马史诗，也不同于后荷马时代已成为一种宗教仪典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然而，不同于荷马史诗之处还在于，它又像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那样，表达了个人的和个性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宗教仪典的令人惊异的异变，而这种宗教仪典起初充满着粗野的性感和狂欢气氛，并在以后始终也未完全抹去其原始的痕迹。这种放荡的仪典，并非是为了色情的目的，而是通过令人喜爱的巫术，达到刺激人类自身生产和驯化植物与动物的目的。尽管如此，从中仍异变出了希腊世界祭祀酒神的秘密纵酒宴乐，小亚细亚对赛比利女神狂欢滥饮的礼拜，孟他努斯教女先知们倾泻情感的预言，米列维的伊斯兰教苦行僧的催眠舞蹈，以及受到公元前11世纪叙利亚国王扫罗影响的那些先知们的狂乱言行。

当雅典戏剧家们从这种毫无前途的原始宗教材料中创作出戏剧时，他们的演出技艺达到了非凡的水平。剧中，人类生活的露天场景和原始宗教中那些令人困惑之处，在一支合唱队和一组演员的相互合作中，呈现于世人面前。由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剧中角色，就像公元前8世纪公共生活中的以色列和犹太先知那样地具有个性。有四位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家的作品得以传世，他们是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6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9－前380年）。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这些戏剧诗人们异彩纷呈的才华。他们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成为他们议论有争议的现行政治问题，以及探查人性的精神深度的工具。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不是希腊哲学之母。希腊哲学的诞生地，是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然而，苏格拉底却以审慎地改变问答范围–从物质世界到人性–的方法，使这种爱奥尼亚的理智活动发生了转变。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极大地激励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也是克罗托内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他从锡拉库萨的戏剧家埃庇卡摩斯那里找到了对话形式的范本，立以这种对话形式创作了他的哲学著作。柏拉图对希腊哲学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争议的贡献在于认识论，即有关宇宙结构的理论。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是通向形而上学之门的认识，与诗人在逻辑思维内的直觉，以及诗人展开想象的羽翅高飞的能力结合起来了。

斯特吉洛斯（哈尔基季基东部沿海的一个小的希腊殖民城邦）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尔后的批评者，他也曾是雅典的临时公民。也可能是在家乡马其顿，他应腓力王之邀，一度曾任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一个数学家；以柏拉图的标准，他是缺乏想象力的，或许正是脚踏实地而使他引以为荣耀。他是柏拉图式的知识巨匠，他毕生致力于逻辑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诸领域的著述，成为这些学科的开拓者，尽管他在世的时间比柏拉图要短18年。他的著作为以后所有希腊哲学所汲取，并在公元12－17世纪期间，支配了西方基督教精神世界。亚里士多德还是最早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一个在政治和物理科学领域组织他的学生从事研究活动的优秀的组织者。在古希腊哲学家的黄金之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耀胜过所有他们的前人和继承者，苏格拉底的光辉映出了这三位声名最为显赫的巨匠。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陶工和花瓶画匠继续占据着市场，包括十分赚钱的埃特鲁斯坎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公元前6世纪，他们从科林斯与斯巴达竞争者手中赢得的。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产品在意大利市场的优势，才受到以流行的雅典风格在阿普利亚成批仿造的产品的威胁。一些最优秀的雅典花瓶画匠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上姓名，这表明无论是画匠本人，还是他们的主顾，都把这些作品视为艺术品。幸存下来的雅典花瓶画匠们的作品，至今仍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从另一方面而言，似乎这些雅典花瓶画匠的同时代人，对这些雅典艺术品的美缺乏审美感觉，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作为对雅典收支平衡有益的出口物，在他们眼中通常只具有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

（公元前329－前221年）

在公元前359－前338年这20年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把他的政治统治，扩展到了奥特朗托海峡以东除伊庇鲁斯、斯巴达和拜占庭之外的所有欧洲希腊城邦。在公元前334－前325年的10年之内，腓力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包括它曾在印度地区控制的所有领土，并从未丧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疆土的控制权。公元前324－前323年两年里，亚历山大有效地控制着整个旧大陆的中央地区。公元前324年，他命令科林斯城邦同盟的所有成员遣返被他们放逐的公民，以表明他对希腊的统治权。亚历山大意欲征服其余的文明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阿拉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地球表面的土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到底有多大。）但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意外而突然地过早去世了，因而，他正在实行的政治抱负，尽管十分宏大，却至此完结。他生前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摧毁波斯帝国，但却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个他所为之奋斗的全球帝国。他吞并了波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但是在他身后，这个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却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公元前338年之前，那个地域较小的前亚历山大的希腊世界，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生存的，那一年，腓力二世建立了科林斯同盟。

亚历山大的死，成为为瓜分他开创的短命帝国而引起的斗争的信号。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南部城邦，立即起兵反抗马其顿。公元前322年，除埃托利亚之外的所有南方城邦，都被迫投降，但到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彼此之间开始进行战争。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公元前321－前281年），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联合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交战的各方互相争夺原波斯帝国政府200年间从它的属邦掠夺积聚的金银，以筹措资金。他们争相滥用这些金银于装备马其顿的军队，各方还招募非马其顿人的希腊雇佣军，以补充兵员之不足。用金钱雇用士兵的方式，很快就在整个大希腊世界流行开来，其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致使希腊工商业中心地区靠工资为生的公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在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这些战争，与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以强力实现和平之前的希腊城邦战争相比，其激烈残忍程度要小得多。崇奉城邦制的公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彼此争战。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受到他们的部属或是他们自我的崇奉，但他们的这种崇奉并不是十分虔诚的，因为他们首要的目标毕竟还在于掠夺。希腊城邦制如今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它们已成为继承人战争游戏的赌注，战争的主力是职业军人，而不是支付给士兵的金钱。因此，屠杀被打败对方的军队所取代，得胜者吸收败军加入自己一方，同时，对城镇的劫掠，也被他们对城镇的”解放”取而代之，那只是对从某些敌对的军阀手中攫取对这些城镇的政治控制权的一种婉词而已。在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劫掠底比斯并把它的居民出卖为奴隶，和公元前223年马其顿的统治者安提柯三世及其盟友以同样的暴行对待曼提尼亚之间的这些年里，没有任何希腊城市经希腊人之手遭到毁灭。（在相同的时期内，阿克腊加斯和奥特朗托海峡以西的其他希腊城邦都遭到了劫掠，他们的居民都沦为奴隶，这些都是非希腊人所为。）

即使如此，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此后继承人后裔们之间的经常爆发的战争，仍使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大希腊世界处于混乱之中。对绝大多数前波斯帝国版图之内的居民来说，希腊人取代波斯人的统治，只是一种更糟的变化。波斯的统治给予它的臣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使他们从亚述军队蹂躏的影响中恢复元气。与亚述帝国相比，波斯帝国统治松散，在其统治晚期，帝国已摇摇欲坠，混乱不堪。埃及退出了帝国；地方督抚们反叛了；高原的部族也摆脱了帝国政府的控制。波斯的控制与如今取而代之的希腊的统治相比是较轻的。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就像前亚历山大时代一样，希腊世界由于缺乏最终结局而始终战乱频繁。

在大规模的马其顿征服中，最终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国家，正是马其顿自己。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和尔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的意义，就在于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召了步兵，以弥补由贵族组成的马其顿骑兵的不足。（骑兵始终是马其顿军队的主力部队，但假如没有农民步兵方阵的配合，它便缺乏足够的力量赢得并维持其征服。）当亚历山大侵入波斯帝国之际，他不得不把一半军队留在欧洲殿后，以镇压南方的希腊人并阻挡北方的蛮族。马其顿为了满足亚历山大不断提出的新的征兵需求，而耗尽了它所有的人力储备。此后，每一位继承人都至少要保持一支由马其顿人组成的禁卫军团部队，以作为其嫡系军队的中坚力量，而正是借助这支嫡系军队，他才得以征服并维系他从腓力和亚历山大留下的帝国版图上瓜分到的那部分领土。公元、前280－前279年，亚历山大的继承战争刚刚结束，马其顿就受到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凯尔特游牧民的侵扰，在她摆脱这些蛮族入侵者之后，她发现自己已面临人力不足境地，并仍然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与北方蛮族作战，另一方面要与摆脱了马其顿控制，而如今不断向她发起进攻的南方希腊人作战。

对马其顿威胁最大的南方的希腊敌人是埃托利亚同盟。这是公元前322年唯-一个未向马其顿投降的、反叛的希腊城邦同盟。大约公元前300年，埃托利亚人在政治上确立了他们对德尔斐的控制，那是一个保持了前亚历山大时代重要性的泛希腊圣地。此后，埃托利亚又逐渐吞并了她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到公元前235年，她的势力范围从希腊半岛的东岸扩展到西岸；公元前226年，在她对外扩张的短暂的高潮时期，埃托利亚顺利地推进到了马其顿的南部边界。埃托利亚具有罗马人那样开阔的政治胸襟，给予所有被并入其国家中的人民以完全的埃托利亚的公民权。

公元前251年，亚该亚同盟沿科林斯湾的伯罗奔尼撒海岸也同样开始向外扩张，然而与埃托利亚相比，它的扩展是很不巩固的，其在军事势力方面无法与埃托利亚相匹敌。而且，亚该亚同盟在斯巴达还遇到了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尽管这个过去的伯罗奔尼撒霸主在公元前369年和公元前338年，先后被底比斯人和腓力二世割掠了许多领土，但依旧保持着不可屈服的气势。

在当年波斯帝国版图上建立的两个最主要的希腊城邦，是由亚历山大麾下的两员大将托勒密和塞琉古分别创立的。托勒密获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南半部，塞琉古虽然没有全部获得，却获得了波斯帝国亚洲遗产的绝大部分。在小亚细亚西北部，比希尼亚建立了一个地方王朝，从而获得了独立；黑海和内陆的卡帕多西亚及北部米底（阿托帕特尼，阿塞拜疆），也在伊朗王朝的统治下安居。公元前302年，塞琉古被迫把伊朗东部边缘地区割让给印度帝国的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孔雀，此人自公元前322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南方的希腊城邦。旃陀罗笈多成功地驱逐了马其顿在印度地区的驻军，继而把它的版图扩展到了塞琉古征服恒河–朱木拿河流域的摩揭陀帝国时获得的广大地区。

塞琉西帝国过于辽阔，因而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发生于公元前281年的最后一场继位之战中，塞琉古只是名义上的胜利者；当他遇刺的时候，他已经又一次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向马其顿方向前进；而真正的胜利者却是逐水草而居的凯尔特游牧部族，他们定居在小亚细亚的心脏地区，而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则四处侵袭，广为征战，直到他们被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小国帕加马阻止为止。这个小国是由一名幸运的军人创建的，他获得了被置放于那里城堡中的大量波斯人的财宝。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西疆域的范围，因乌浒河–药杀水地区的希腊行政总督的脱离和同时发生的西部省份安息被帕勒人（一个故居在今天土库曼的游牧民族）占据，而急剧缩小。

在整个公元前321－前221年期间，亚历山大遗留下来的令人厌烦的遗产，就是那些极具灾难性的战争，其后果是无法确定的。马其顿无法重新征服南部希腊，而南部希腊也无法撬开马其顿束缚于希腊之上的”三副镣铐”，这就是德米特里，哈尔基斯和科林斯的卫城。公元前243年，亚该亚人从马其顿手中解放了科林斯，但作为对马其顿站在亚该亚同盟一边，卷入对斯巴达武装干涉的回报，公元前225年又把科林斯卫城还给了马其顿。公元前222年，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打败了斯巴达人，在斯巴达历史上，这是斯巴达本土第一次被外国军伙所占领；然而．斯巴达很快重新获得独立，并继续被看作是一个军事强国。与此同时，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已被托勒密二世从德米特里一世手中夺走，尔后又于约公元前257年和约公无前246年，被马其顿作为先后对科林斯和安德罗斯海战胜利的战果，从托勒密帝国手中夺走。公元前221年，为争夺处于托勒密和塞琉西帝国之间的南叙利亚而爆发了第四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得这块不屈不挠顽强抵抗的土地，仍然保留在托勒密帝国的手中。公元前221年，旧大陆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政治统一的完成，这一年秦国最终实现了对它的六个竞争对手的征服和吞并。中国的统一是决定性的和最终的。从那以后，中国的分裂往往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统一的中国正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向西直到地中海西部地区，旧大陆的其余部分，正处于一个痛苦时代的前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直到公元前31年和公元后48年，才先后摆脱了这一时代。

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

（公元前334－前221年）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此时，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4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之际，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布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使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诸多未知领域时，辨明方向并获得力量。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的4个世纪里，前几代希腊人已经为他在那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要从事的事业铺就了道路。作为商人，他们时常出入于叙利亚和埃及；作为雇佣兵，他们服务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军队；而作为流放者，他们则被远逐到东北方向远及乌浒河畔的粟特。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钱币流通于波斯帝国市场，与帝国货币形成竞争。就此点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经商，而不精于务农，他们被限制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亦称波塞迪姆？）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开拓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兰尼加地区，以及进入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还沿着黑海海边建立了许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时，西西里岛腹地幸存下来的本地人也已习惯于讲希腊语，并习惯于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时，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阿普利亚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非科学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过早地去世之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然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治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统治者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惜人都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仅有的动产，而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从犹太被逐赶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均一视同仁。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待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以便于在他们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于斯，从而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的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正确地举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继之而来陷于同样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从文化意义上说，只是一群便于携带的经济财产。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

戏剧写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社团，是雅典希腊文化的两大遗产，尽管已得到证实，其并非是从雅典移植而来。希腊哲学发端于爱奥尼亚，并在其落脚于雅典之前，曾移传至意大利，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希腊哲学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坟墓中。在戏剧写作方面，几乎为雅典人所垄断，虽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过希腊喜剧和滑稽剧学校。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过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却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纪，三位最负盛名的雅典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剧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约公元前318－前274年）是从锡诺普来到雅典的；菲莱蒙（公元前301－前263年）来自锡拉库萨；亚历克西斯（约公元前357－前274年）则来自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上的图里。

在开设于雅典的四个主要哲学会社的创始人中，只有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双亲迁徙到了萨摩斯，当萨摩斯于公元前322／321年获得解放时，他们则被驱赶了出去。伊壁鸠鲁的同仁们在雅典居住的庭园，是公元前306年由他在兰萨库斯的富有的弟子们为他们学派的奠基人买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觉得雅典过于炎热而无法居住。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在宗师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371－288／287年）主持定居于雅典的吕克昂，后者的家乡在莱斯沃斯岛的埃里萨斯。至于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间，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来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期间，用迦南文（又叫希伯来文）镌刻的碑铭，远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负责执掌这4个学派的继承人，则来自泛希腊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来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126－前110／109年在雅典执掌柏拉图学院的汉尼拔－克莱托马科斯，就来自迦太基，他与芝诺一样，也是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

此外，在雅典创作的戏剧也能在别的地方上演，而设在雅典的哲学社团也可以在其他地区招徕信徒。其中，泛希腊巡回演出剧团联合会就是这种把泛希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组织之一。在雅典人所供奉的古希腊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的保护下，那些巡回演出的艺人，在所有拥有剧场的希腊城市中上演希腊戏剧。公元前5世纪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悲剧，与他在晚年创造的古希腊风俗喜剧一道，在希腊剧坛上发扬光大。

开设于雅典的两个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社团孤芳自赏，远离世俗；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两所学院，则是应当时知识界和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伊壁鸠鲁与他同时代的中国道家哲学家庄子一样，倡导他的学生规避公共生活。伊壁鸠鲁把他的财富化入他的私人友谊。芝诺则象孔夫子那样，教诲他的学生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高尚的个人行为准则。因为，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君主城邦国家的一个公民，个人已不再可能依赖于道德来支持或约束他的责任。这都是些布道式的哲学，所以，从较大程度上来说，都是犬儒学派。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约公元前445－前366年）是具有一半色雷斯血统的雅典人，他居住在雅典的快犬健身房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或许是与亚历山大同年去世的。他是安提西尼的信徒。与佛陀一样，他也认为精神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从物质财富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后亚历山大时期的犬儒派哲学家们，四处云游，用他们的主张号召民众。他们不仅用他们的口，而且通过身体力行传播他们的苦行主义。

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化财产中最易于传播的，莫过于希腊语言中的雅典方言的国际形式，即古希腊共同语。古希腊共同语的雏型大概形成于雅典帝国（公元前454－前405年）存在的半个世纪中，而更为幸运的是，腓力二世国王采用它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官方语言，却把马其顿当地的希腊方言弃之脑后。从那以后，古希腊共同语使作为官方用语、世俗文学和日常生活用语通行于希腊世界。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活语言，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希腊生活对它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雅典希腊语同时仍然以其”矫揉造作的”形式，在雅典文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并四处传播。

古希腊共同语的雅典语，是传达思想与情感的实用语言，伊索克拉底的雅典语，则是语言艺术家为使思想内容服从于文字风格，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润色的素材。古希腊共同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科学家们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杰出的发现。赛里尼的厄拉多塞（公元前276－前194年或前264－前202年）是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精巧的观察和测量，大致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约公元前280年）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前121年）却又把地球重新置于它过去的错误位置上；而在锡拉库萨，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为把他的科学理论应用于民用和军事技术的粗俗行为而表示歉意。

与政治征服一同进入波斯帝国所遗弃的领土的希腊文化，同样也需要一种便捷的社会载体，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从前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文明的主流社会体制中发现了这一载体，这就是城邦制度。在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城邦中，几乎没有一个城邦最终完全保持其独立。罗得岛则是成功地保持了独立的突出例子。公元前305－前304年，罗得岛在她的”救星”托勒密一世的援助下，击退了德米特里一世（”围城者”）发动的进攻。希腊世界的向东扩展，使得罗得岛在海上交通网中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罗得岛控制了爱琴海通向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和位于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的海上通道，后者是塞琉西王国的西部首都。尽管腓力和亚历山大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们吞并了大多数前希腊城邦的领土，他们却又依据一种新的样式，新建了329座城市。不仅仅是他们，而且安息和其他塞琉西领土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帕勒人和伊朗人，通常也对希腊城邦施之以礼遇。公元前348年腓力对奥林索斯以及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破坏，均属例外的暴行。其中，底比斯又于公元前316年，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代继承人中两个最为残暴者之一的卡山得重建。其他一些城邦对底比斯的复兴也作出了贡献。当公元前227年罗得岛毁于地震之际，希腊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城邦都为救灾作出了慷慨捐赠。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城市，是很便于行政当局施行行政管理的。如果它是一个新建立起来的城市，未纠缠于任何对于过去主权独立的富于诱惑力的回忆，面对着的只是依附于城市的一些非希腊的农业居民，那么这个城市便很容易效忠于创建它的王室。最早由王室创建的城市是腓力二世时期的菲利皮，这个城市镇守着腓力王的金矿；最著名的还要算亚历山大创建的位于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其后，许多新建的城市也都用这个名字命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中，最勤奋地致力建立新的希腊城市的人，是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塞琉西和希腊君主们，他们摆脱了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并最终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每一座希腊城市，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有一处会场、一所剧场，并至少有一座体育馆。剧场和会场是用于各种目的的集会场所。体育馆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聚居的场所，相当于犹太人的会堂。在非军事化的城市中，体育馆则成为知识分子以及运动员的俱乐部会所。

发达的城市不仅是希腊文化得以传播的载体，而且也是马其顿的老兵及其接受过最初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子孙们与散居在外的希腊人、非希腊籍的士兵、商人和工匠们的混合聚居之所。

通过这些散布于各地的众多的传播载体，到公元前221年，希腊文明已遍布于除埃及之外的、前波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之内。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像与其同时代的秦王朝那样，实行了直接的行政统治，他们只在底比斯建立了一个新城–托勒密城，再加上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另外两个城市–亚历山大和诺克拉提斯。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居民点只有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些城邦，还有少数城邦散布在小亚细亚的南部和北部沿岸，以及昔兰尼加、诺克拉提斯和远在东北方向的一些希腊人流放地。在公元前3世纪中，城邦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是很有限的。新建的希腊殖民城市尽管数量不少，但对于由非希腊人口汇成的汪洋大海来说，仅只是一些散布其中的孤岛。这些城市周围农业地区的农民都是非希腊人，甚至在城墙之内也有一些非希腊人的居住区。在叙利亚，阿拉米共同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成功地取代了迦南语（希伯来语），而希腊共同语在这方面则显得逊色很多。希腊共同语只是曾一度取代阿拉米共同语，成为各地通用的官方用语，而在伊朗东北部地区，希腊字母则通常被镌刻于一些官方的碑铭，用以表达伊朗的地方方言。尽管如此，阿拉米文字最终战胜了希腊文而普遍流行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前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7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

7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都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所以，诸侯国君总是尽可能地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农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存在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地区，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吞并。

齐国不仅未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王是胜利者。但是晋国的国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在实际上把普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继晋国而起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之外。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使得韩、赵、魏三国更为衰弱。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个直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晋国被瓜分后，在继之而起的3个诸侯国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个胆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在政府机构中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才学之士的方式，弥补自己国家的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和资源不足的弱点。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诱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试图争取霸权。象这个世纪初期的吴国一样，魏国未能实现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国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则彻底受挫。魏国失败了，胜利者是它的西邻秦国。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学之士为楚王所起用，在楚国从事曾经在魏国从事过的事业。然而在楚国，首倡变革的楚王去世后，激进的变革就失败了。世袭贵族们在楚国原有的领地内重新把持了权力。不过一般都认为，楚国是第一个在新兼并的领土上设置郡县以取代采邑的国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国吞并了中原地区的3个小诸侯国。

所有的这些行政改革中，进行得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前338年）进行的。秦国的实际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继晋而起的魏国任职，又于公元前356年转而为秦孝公效力。从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国供职，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者大开入仕之途；鼓励农耕以加强秦国的军事力量；为了鼓励农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商鞅的改革给了秦国农民获取国家最高爵位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服兵役和纳税，而且如果他们陷于经济困境，还不得不冒卖掉自己土地的风险。对于秦国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现在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或者获取大量财产，或者被剥夺为赤贫。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紧邻它们的竞争对手，但又在地理上为一条环形山脉障碍所隔开。两国的人民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是落后的，因而当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生活为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急速改变时，他们都是顺从的。

腓力二世活着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即在他的强权之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获全胜的一年。秦国则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与马其顿的统一希腊不同，秦对中国的统一是最终的统一。希腊世界最终既没有被马其顿统一，也没有被任何一个继马其顿而起的希腊国家或它们的对手所统一，而是被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权罗马所统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华夏族国家争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赵，都是极难对付的。但是，最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且，秦是一个华夏族国家，虽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国家。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根本性的政体变革，还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以及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变革。这些有关其他生活层面的变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们发起的，另一些是他们改革的副产品，还有一些就我们所知则是碰巧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些同时产生的变革及其作用的积聚，使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解体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已经为第一轮的诸侯战争所削弱，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轮诸侯战争则打碎了这一社会结构。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大开了入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层和武官阶层，以及另一个新的教育家阶层，他们为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人提供专门训练。孔子在做官失败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记载中最早的中国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建者。

新的专制统治者们并没有有意地造就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默认他们的存在，并总的来说很尊敬他们。统治者们倾向于歧视商人–这一时代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新阶层。但是，尽管政府非难，商人们却设法生存下来并获得了成功。显然，商人们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当一个社会在地理上扩张到生产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地区时，就需要贸易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也有着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尽管战争使得国际贸易异常危险，但有能力的诸侯国，尤其是大诸侯国，却为国内贸易提供了起码的保障。贸易、产品，以及从祖传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农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术革新中，有运河的开挖和金属货币的发行。这两项创新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而且都产生于诸侯国。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横贯吴国境内。吴国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军事运输，但是，运河也附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这是通过对具有生产潜力的沼泽地进行排灌而实现的。公元前4世纪，中国引入了牛耕，铁作为农业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铜。公元前4世纪的这些技术创新，显然对当时中国的各诸侯国政府是有用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引进是否由政府发端，就象铸币和运河那样。我们也不知道铁和牛耕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传入中国的路线。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地区，铁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长期使用。

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是赵国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射。赵国与欧亚太平原接壤，它的骑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装，就象3个世纪前米底骑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样。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来的大规模的步兵，战车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然而，这一兵种变化却迅速蔓延开来，例如扩展到了华夏地区边缘的秦国。

第二轮诸侯战争开始于公元前333年，其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在那一年，楚国攻破越国，并合并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为越国所吞并的吴国。同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个幸存下来的大国签约建立了反秦联盟。由于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几次战争中，秦扮演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角色。这几次战争中，魏国获得霸权的企图被彻底挫败了。公元前316年，秦国独自打败了六国联军，尽管六国联军由于有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雇佣兵而实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扩张穿越了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进入了现在的四川省，然后又从西方进攻楚国。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国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经完成了对楚国剩余地区的包围。与此同时，秦也进攻了北方各国。它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统一全中国之际，却在公元前270年被赵国打败。赵国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败秦。秦不得不接受暂时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战争是残酷而关键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国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所有6个敌手。这时，6国已不再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只有赵国进行了强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政治统一是由军事力量强制实现的，但统一却被证明是永久的。在将近22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位统一者的功业曾不时地被败坏。这一功业的第一次被败坏，是在这位统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地得到纠正。强制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秦国开始军事征服之前，自发的文化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灭亡长久得多。

确实，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文明就已经传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统一的疆域之外。例如，农业和冶金术或许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传到了朝鲜，大概晚一个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传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另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己经汉化的长江流域地区。以前，朝鲜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时期和中石器时期，尽管引入农业以前，两国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艺。朝鲜和日本的语言与汉泰和藏缅语系的各种语言不相近，但对于汉族文明的接受，却把朝鲜和日本溶入了汉化的东亚世界。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百家争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哲学上的”百家”时代。争鸣的各派哲学，或者发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痛苦而忧虑的体验。当时，各大国之间日益紧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地方统治者们通过摆脱传统限制，首先是通过以才能取代出身作为任官标准的方式来加强自己权力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数贵族所特有的财产），对所有阶级来说都同样增长了。上述社会因素都刺激了哲学上各种观点和格言的产生。

从一开始，所有的中国哲学派别，首先是在关于实际生存上，其次是在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方面，都与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在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腊哲学争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已达1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派别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他的后继者们，除了关心道德以外，都对人类的理智，例如知识论感兴趣。相当于苏格拉底的中国的孔子，却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方向；他只开创了中国哲学。并且，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当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印度，佛陀的弟子们试图摆脱费力的精神运动，佛陀将之描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赞成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却掌握了引发争辩的形而上学原则。与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国人更不倾向于思辨。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并且，静态的阴与动态的阳有节奏地交替的理论，物质世界结构中的五行理论，也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的思辨。不过，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学，也附属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反思。

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的思索，都集中于人类事务的社会政治的阶段上。所有的派别都含蓄地同意，贵族血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继续成为任官的条件，尽管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点是选择职官的条件是什么。墨家和道家没有参与这一争论，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现存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即国家和家族的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们对以政府权威和以家长权威的名义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中国哲学中的法家学派认为，取代贵族出身而担任官职的那种能力，应该是为战国君主目的服务的，即为这些君主扩大自己权力的目的服务的行政能力和军事能力。对法家说来，”法”等于君主的命令。他们认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权力，对臣民和贵族强制推行他的命令。他们还认为，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满。他们又认为，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专制政体应当改进这种自然状态。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战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哲学，尽管遵行的程度和残暴的程度各不相同。

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上分裂，法家就在实际上垄断着政治权力。君主们乐意任用具有实用头脑的法家哲学家来组织和管理自己国家的行政机关。秦国在危难时刻任用了两位著名的法家掌管它的行政机关，这在秦国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成了转折点。商鞅于公元前356－前338年改革了秦国的政府机构，并在一部著作中记述了他所推行的理论。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是秦国统治者赢政的亲信顾问。赢政从公元前247－前221年是秦国的国王，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他死的公元前208年，则是统一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法家是靠政治上的分裂起家的，而李斯却使他的主人秦王赢政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统一，从而也消除了法家垄断政权的基础。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相反的理论。一些思想家赞同法家关于贵族血统不再是（也不应再是）担任官职的条件的观点，但他们不赞同法家的另一个观点，即用为统治者权力欲服务的才能来取代贵族血统，作为任官的条件。他们寻求一种道。与奉承专制君主自私自利的法令相比，这种道在道德上更有价值，在形而上学方面也构造得更好。

如果道还没出现，就既不能辨别它，也不能遵循它。孔子在”天道”中找到了预先存在的道。天道的原始意义似乎是代表爱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它大概已经变得客观化了。正如孔子所看的那样，”天道”是远古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习惯和政治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被破坏了。孔子阻止中国社会崩溃政策的一个方面是，号召恢复传统的礼。礼是义的保障。但是，对于君主和他们的臣下来说，什么是义的标准，正如孔子认为的那样，真正的义不是追随非道德理智的国家；义是发掘仁。只有当君主和他的大臣及国民以仁慈相待，各尽本分，就象传统家族中，成员们依其相互关系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才算是正确地遵循了天道。

我在第25章中曾经指出，孔子重新解释了君子一词。君子的传统含义是”贵族子弟”，即”君主的儿子”，而孔子却从道德的意义上将它解释为”高尚的人”。孔子的弟子们逐步以新的含义柬代了旧的含义。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荀子（约公元前315－前236年）则强调了儒家对于遵守传统礼仪的关注。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争战的最后和最为痛苦的时期，他赞同法家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一定种类和程度的外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使用君子这一关键术语时，荀子表明自己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在他的著作中，君子一词一般用来表明道德观念，极少用来表示原始的家系观念。

比儒家的道的观念更为形而上学的”道”的观念，是由中国哲学派别中杰出的道家发展起来的。这个概念出现在两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被认为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以及以作者庄子之名命名的著作。庄子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65－前290年，是孟子和商鞅的同代人。对于道家来说，道是现象世界之内、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存。实存的道是无为、不可抗拒和仁慈的，而且，按照所有的这3个特征，它与人之道是相对的。按照人之道，人类通过热病之为挫败自己，导致暴力行为，而且，这一切又由于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断恶化。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道家反对工艺技术的进步和专制政府管理社会方法的进步，而这些东西在公元前4世纪已产生于中国。到这个世纪，《道德经》和《庄子》已具有了它们现在这样的外形。道家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是彻底的放任主义政策。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想，而这正是儒家为中国文明的弊病所开的药方。道家为治愈战国时代的创伤的药方是，遗弃文明，恢复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本书的第2章引述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这些章节表明了道家的世界观。公元前4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

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学说可能没有对同时代的人产生实际的影响；它公开批评了战国时代争鸣的其他哲学派别的各种论点，而它对社会则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的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精神中的某些东西。

墨子（约公元前479－前388年）的空想哲学却没有长久发展的余地，墨子认为，对于人类同胞的爱应是平等的和没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则反驳，普遍的爱是不切实际的；墨子坚持除了兼爱没有什么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等于废弃了社会上实际可行的孝顺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诚的美德。如果孟子熟知佛教，毫无疑问，他会引述佛陀对于妻子、儿子和父亲（他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的舍弃。他还会把墨子这种明显违背公认的社会义务的主张，与佛陀对于全部有感觉生物的冷漠同情相比较。

实际上，墨子与道家一起，以拒绝权威的方式反对儒家的学说，与法家一起，以拒绝传统的方式反对儒家。墨子与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传统，而不是以强权取代传统。墨子与道家不同，他感到应该关心自己的同类，并对他们负责。在这两点上，与其他两个非儒家学派的信徒相比，墨子具有更多的儒家精神。但他还不具备足够的儒家观点，使自己与儒生们和解。

这些不同的中国哲学派别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时代对于理智的激励。

第三十三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600－前200年）

我们对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前4个世纪印度的世俗事务的了解，要比对此前4个世纪稍稍多一些。但公元前600－前200年与公元前1000－前600年一样，印度的主要历史事件仍然发生在宗教方面，就我们对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印度世俗事务的了解来自印度本身的史料来说，它是附加在宗教事件的记载之中的。

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这种转变起源于一些婆罗门种姓的创造性。由于婆罗门垄断着举行灵验的礼拜仪式的权利，这种垄断权又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婆罗门在领导印度教的这种精神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尤其值得称道。在印度宗教日益注重精神方面的时代，尽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刹帝利手中，婆罗门却成功地取代了刹帝利，宣称自己为最高种姓。这一事实同样值得称道。

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佛陀悉达多?乔答摩和大雄筏驮摩那（生活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这两位创教人都是刹帝利，也都是贵族。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这个城邦国家位于今天尼泊尔王国境内。大雄（又称耆那，意为”胜利者”）是吠舍离城一个刹帝利部族首领的儿子，该城是比哈尔邦北部维德哈王国的首都。两人都未对婆罗门垄断礼拜仪式的权利提出过怀疑，但两人都否定礼仪、神祗和种姓制度本身。他们不加区别地从所有种姓征召僧侣、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罗门在佛教和耆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团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佛陀和大雄各自提出一种从轮回转世之苦中求得解脱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许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和俄尔甫斯教，都相信轮回转世是永无休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全都来源于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从欧亚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欧亚大平原最西部山凹和希布鲁斯（马里科）河流域，与希腊遥遥相望，在印度，他们则越过了印度河流域。

印欧语系移民对印度河流域的第二次入侵，这一政治事件将印度历史划分为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与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两个阶段。新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正是早期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最初占据的地方。但这一地区仅限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边缘。印度河文明和步其后尘的操原始梵语居民创造的印度文明都向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进行扩展。在《吠陀》成书的年代，印度河流域似乎仍是梵语居民的居住地区，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河流域定居的居民，实际上采用了已经定居于此的梵语居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发现，到我们对其风俗习惯了解的最早时期，先前从事游牧的定居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起源于梵语的方言，遵奉印度宗教以及与该宗教相关的社会结构。

但到佛陀和大雄的时代，印度文明的重心已经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从旁遮普到恒河、哥格拉河和宋河的交汇地区一带。这一地区占多数的正统印度人开始不以为然地把他们的祖先在印度河流域的家园看作是半蛮荒之地。这种感情在印度河流域继欧亚游牧民族定居后，在同一时期又被纳入波斯第一帝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的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的支流喀布尔河流域；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2年镇压了帝国心脏地带大起义后，又在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一直推进到印度河三角洲地区。

佛陀与大雄在世的时代，作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区的恒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同时期孔子时代的中国十分相似。与中国一样，恒河流域在政治上分布着众多的小国，规模不等，国力不同。佛陀出生的城邦迦毗罗卫是个小国；大雄的故国维德哈（位于今比哈尔的恒河以北的地方）则较大；最大的国家是迦毗罗卫的南部邻国俱舍罗（今北方邦），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摩揭陀（位于今恒河以南的比哈尔地方）。

在佛陀和大雄时代，印度诸国的竞争愈演愈烈。与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恒河流域诸国的军事斗争是以政治上的统一而告结束的，除一个战胜国获得幸存外，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被消灭。迦毗罗卫就是一个早期的牺牲品。佛陀在世时，亲眼看到了俱舍罗对它的征服，以及他的释迦族亲人及其国民遭到的屠杀。印度与中国一样，最后的胜利者是一匹黑马。这个国家不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俱舍罗，而是摩揭陀。

在印度，各国政府之间的生存斗争同样没有破坏印度社会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佛陀悟道成佛的地方伽耶位于摩揭陀境内，他的主要传教场所萨尔纳特的鹿野苑则在伽尸。鹿野苑邻近朝圣者麇集的圣城波罗奈，它所以引起佛陀的注意，可能是因为在那里能够得到来自印度各地的听众。伽耶和鹿野苑都不在佛陀的祖国，而且，虽然佛陀经常出入鹿野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和门徒却经常到处巡游，除非雨季到来，路途难行。政治边界为军队和间谍设下重重的障碍，却不能阻止传教者和苦行者的你来我往。佛陀出身王室，这使他得以进入各国国王的领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身份使他享有什么特权。印度的传教者和苦行者就象当时中国的纵横家和哲学家一样自由地往来于相互混战的各个国家。

大约在公元前约500－前450年，摩揭陀国赛宋纳伽王朝统一了今属比哈尔和北方邦一带的地区。人们也许会认为，印度东北部邻近波斯帝国的大片地区得到统一，会导致波斯帝国和新兴的印度帝国之间的冲突。但没有这种冲突的记载。如果的确没有发生冲突，原因可能是，到摩揭陀统一比哈尔和北方邦的时候，波斯帝国政府已失去了对印度河以东的控制。在高加梅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与大流士三世皇帝的军队作战的”高地印度人”，也许是印度河以西印度领土上的居民。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7－前325年进袭印度河流域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分裂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和部落共和国。亚历山大的袭击是短暂的，他建立的政权也只是昙花一现。听到征服者死亡的消息后，这个政权就垮台了，但亚历山大剥夺印度河流域诸国的独立，却为一个印度帝国的创建者铺平了道路。公元前322年左右，孔雀家族一个家世不详的人旃陀罗笈多逐走印度河流域的马其顿驻军，使自己成为亚历山大在这一地区的遗产的主人，随后又征服并吞并了摩揭陀帝国，该帝国在公元前362年左右已被难陀王朝从赛宋纳伽王朝手中夺取，难陀人可能还通过吞并德干地区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因此，就我们所知，印度河流域、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也许还有德干地区，在政治上第一次彼此统一起来。

公元前305年左右，旃陀罗笈多与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一个继承者塞琉古一世发生了冲突。塞琉古以巴比伦为基地，将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统一在自己手中。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另一个继承者安提柯一世，在塞琉古的后方占据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因此，塞琉古便不得不对他进行报复。公元前303年塞琉古为与安提柯一决胜负，向旃陀罗笈多购买了500头战象，代价是将前波斯帝国领土的东部边缘地带割让给旃陀罗笈多。割让的地区肯定包括贾拉拉巴德附近喀布尔河岸的拉马甘和赫尔曼德河谷地的坎大哈，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留有旃陀罗笈多的孙子和第二个继承者阿育王刻写的铭文，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孔雀帝国和塞琉西帝国的边界比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和塞琉古一世协商划定的界线向西移动得更远。阿育王铭文的位置也显示出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在其他方向达到的边界，或者他的第一个继承者宾头沙罗在位期间的边界，东起孟加拉境内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地区以北的三角地带，南到今天马德拉斯市所在的纬度，到处都发现了这些铭文。我们知道，阿育王征服并吞并了羯陵伽（今奥里萨），其后再未进行军事征服。可以推测，阿育王继位时，羯陵伽仍是帝国领土内一块独立的飞地。当时，孔雀帝国的南部边界，大体是沿着马德拉斯所在的纬度一线，横贯印度半岛东西海岸。也许在公元前4世纪时孔雀王朝的前任难陀王朝已经达到了这条边界。

我们对阿育王统治情况的了解相对来说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阿育王自己的铭文，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较晚时期在锡兰写成的编年史。两种材料都不是客观的。这些编年史是以南传佛教（上座部）观点写成的，夸大了皈依佛教对阿育王的影响，既强调他从前的罪恶，又过誉他此后的虔诚。这一材料是半传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见证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中）他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作了真实的记录，他真诚地对此感到悔恨。他是通过发动一场箕豆相煎的战争，将他的几个兄弟置于死地，而登上王位的，这一点可能也是确有其事（虽然这一材料来源于编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记载）。在阿育王道德记录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他所说的或关于他的很多事是真实的，这些事情为他增辉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对征服羯陵伽时犯下的罪恶心生懊悔的结果。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没有去征服半岛南端的朱罗、潘地亚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邻岛屿锡兰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向独立的邻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侵略意图（第二独立敕文）。他在帝国疆界以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间，他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塞琉西的安条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孙子）、托勒密二世、昔兰尼加的统治者马加斯、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派出了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锡兰派去一个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

与大流士一世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暧昧关系相比，阿育王对佛教的信奉是明确的。在巴布拉和鲁明代铭文中，他提到了佛陀的名字，在”分立敕令”中还干涉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的事务。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这种制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关心对”达摩”的鼓励和宣传。他对”达摩”的描述（第九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二石柱敕文），更象孔子对道的描述，而不象佛陀对信徒的精神训练所作的明确规定，以及佛陀对行为戒令所依据的原则作出的明确阐述。而且，尽管阿育王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样有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他也象这两位波斯皇帝和他们的前任居鲁士二世一样，容忍臣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审慎的（第十二大岩刻敕文、第六和第七石柱敕文）。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臣民尊重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他们代表着当时能与阿育王自己尊奉的佛教相匹敌的两大宗教（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

阿育王铭文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充分显示了他狂热宣传其达摩观的诚意。坎大哈的铭文是用希腊文和阿拉米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希腊语是马其顿建立在波斯帝国领土上的国家正式语言，阿拉米语是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本身的正式语言。位于最西北部的阿育王铭文是用起源于阿拉米语的去卢文字母写成的，（直到波斯帝国即亚历山大推翻以前，这两个铭文所在的地区可能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其他铭文都是用婆罗米文字写成的。

这种文字是婆罗门用来记载其礼拜仪式的文字。婆罗门使用的语言本是原始梵语，但阿育王用婆罗米文字来表达当时使用的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他甚至用这种方言在南部刻写铭文，尽管那里的臣民使用的母语是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印欧语系语言。可能在阿育王时代，达罗毗荼语还没有形成文字，也许在阿育王的达罗毗荼语臣民中，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读懂北部臣民当时使用的印欧语系母语形式。

那么，阿育工真的贯彻了孔雀帝国政策中的新方针吗？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呢？似乎可以肯定，他在征服和吞并羯陵伽后再未发动过新的战争。他在国内外宣传达摩，将它作为行为的道德标准，这一点也是相当肯定的（他的铭文就是明证）。但他宣称（第四大岩刻敕文），他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臣民道德行为水平，对这一类说法我们却无法辨别真伪。我们也无从知道，他使帝国行政更加人道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功。

他告诫他的官员，要对他统治下的众多臣民负起责任，要象护士对待孩子那样温柔地对待他们（第七石柱敕文，第一独立敕文）。他开创了，至少是恢复和保留了派遣巡游督导员的做法（第三大岩刻敕文）；他自己也亲自出巡（第八大岩刻敕文；小岩石敕文）；他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官吏阶层，负责管理慈善基金、宗教教派，以及诸如植树、掘井、建立医院和兽医院的事务（第五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并限制宰杀牲畜（第一、第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五、第六石柱敕文；坎大哈铭文）。但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象他宣称的那样（第四大岩刻敕文、坎大哈铭文），在使他所继承的行政机器人道化方面成就斐然。法老阿肯那顿早已发现，正常运转的组织具有一种足以摧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精心制订、倍加珍爱的计划的顽固力量。至少有两种迹象表明（第六大岩刻敕文；第一独立敕文），阿育王发现自己不那么容易及时了解情况，有效控制下属的行动。

我们对孔雀政权的了解，大都来自一本至今留存的手册《政事论》。该书自称是考底利耶的著作，他是一位行政管理专家，据说当过王朝缔造者旃陀罗笈多的顾问和助手。但我们无法了解，在这部流传至今的著作中，有多少是考底利耶的作品，或者说，是否有哪一部分是他的作品。书中很多内容都包括后人的修订和补充。而且，即使我们推测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无法辨别这一部分是不是对具体实践的描述。也许它不过是一种学究气的反乌托邦，反映了一种未曾实现的”现实政治”观念。但是，如果《政事论》中确有描述孔雀王朝的实际做法的真实内容，它所显示的孔雀帝国，就是一个极权官僚的警察国家，对臣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活动实行无所不至的残暴控制。《政事论》对孔雀政权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在塞琉古政权驻华氏城（今巴特那）孔雀王庭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所写著作的残篇中得到了证实。如果确实如此，孔雀政权就与波斯第一帝国及其马其顿人亚洲后继者塞琉西帝国的宽松政权不同，它可能象同时代埃及的托勒密政权那样具有效率，但也更加邪恶，尽管在这方面还无法与中国的秦国相比。

如果真是如此，阿肯王使臣民的生活更加宽容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功，但阿育王和耆那教徒确实永远地提高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心程度。在今天的印度，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鸟兽，仍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动物自信对它们的造物伙伴人类没有任何恐惧，在22个世纪之久的经验中，它们一直是无忧无虑的。阿育王的臣民却可能没有从他的博爱主义中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孔雀王朝的官僚政权可能确实大大地摧毁了这位皇帝的打算。如果这样，这将十分有助于解释孔雀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短命帝国的原因。

孔雀帝国在公元前322－前232年的90年里，处于正常运转之中。它是从印度东海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各地一系列主权国家中的大国之一，这些国家填补了某些政治真空。这些政治真空的产生，有些归因于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的成功，有些则归因于亚历山大建立囊括旧世界全部文明中心的更大帝国计划的失败。这90年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和平在印度历史上，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毁灭以来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是在阿育王执政的最后30年中，一切有感觉的生命，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一位统治者而得到了缓解，这个统治者铭记佛陀对减轻生命痛苦的关心，同情耆那教徒对一切非人类的生命形式所特有的柔情。但是，甚至在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前，孔雀帝国就已经开始显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在他死后，帝国开始发生分裂。公元前183年，它终于寿终正寝。

第三十四章 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权的斗争

（约公元前600－前221年）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前7世纪的地中海西部地区是繁荣昌盛的。从塔拉斯（塔兰托）沿着意大利半岛沿岸，从靴型半岛的”脚踵”，向右转到”足尖”，向上远及皮塞库萨（伊斯基亚）岛和库迈（除马西利亚之外，这是分布于奥特朗托海峡以西所有希腊殖民地中建立最早，也是最遥远的两个殖民地），希腊人使自己站稳了脚根，定居下来。他们还占据了西西里岛的东岸和南岸。因此，他们便获得了从地中海东部经墨西拿海峡，进入第勒尼安海的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大约公元前600年，他们在马西利亚（马赛）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此地是上经罗讷河谷进入欧洲大陆北部，以及穿过海峡到达康沃尔锡矿区的道路的起点。公元前580年建于西西里岛南岸的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乃是地中海西部地区最后建立的重要的希腊殖民基地。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希腊人从迦太基人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埃勒迈人手中，夺取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迦太基人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封锁了希腊船只的通行；迦太基人和残存的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一道与埃特鲁斯坎人合作，成功地阻止了希腊人通过获得对撒丁和科西嘉的控制，把他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与马西利亚联接起来的企图。

早在公元前7世纪，参与过希腊人向地中海西部扩张的亚洲希腊人就一直蒙受着灾祸的缠绕，这灾祸从公元前745年希腊人在叙利亚与腓尼基人角逐之际使相伴而来。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受到了来自背后的，先是亚述帝国，继而又是亚述的后继者巴比伦国的强大陆军的进攻。大约从公元前660年以后，亚洲希腊人先后受到吕底亚人及吕底亚的征服者波斯人的进攻，并渐次被征服；公元前539年及其以后的日子里，波斯登上历史舞台使亚洲希腊人所处的困境进一步恶化，但却使腓尼基人减免了痛苦。在同一个时期，希腊人在西部地区的角逐中在两个方面攫取了优势：数量方面的优势和控制着内线的地理优势。由于希腊人控制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沿岸，致使迦太基人与他的埃特鲁斯坎盟友被从地理上分隔开来。不过，直到公元前500年，西部的希腊人始终处于守势。其积弱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内部的自相残杀。大约公元前550年，希腊殖民城邦西里斯和公元前511／510年的锡巴里斯，均是在其他意大利希腊人的手中被劫掠一空。公元前444／443年，锡巴里斯被图里取代；以后，西里斯被黑勒克利亚取代；但是，西部地区希腊人在关键的公元前6世纪期间所蒙受的损失，却再也无法完全挽回了，他们彼此间继续保持着势不两立的仇敌关系，直到他们共同臣服于罗马之后，最终在罗马人的强制之下才实现了彼此间的和平相处。

假使西西里的希腊人未能及时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超城邦规模的政治结构的话，西部希腊人也许在那时早就不仅臣服于罗马人，而且臣服于迦太基–埃特鲁斯坎联盟两个世纪之久了。这是专制君主运用亚述人的方法，即通过流放而使臣民的意志屈服的方法实现的。在公元前505–前491年期间，在西西里东南部建立了一个西西里希腊人的公国，它的首都设在锡拉库萨。这个公园是以十分残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就像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的所作所为一样。在公元前488－前483年期间，通过兼并希梅拉到阿克腊加斯的广大地区，横跨西西里岛南北的第二西西里希腊人公国建立了起来。

公元前480年，迦太基人武装入侵西西里岛，回击了西西里希腊人的第二次扩张行动。缺乏确凿的证据足以表明，这次迦太基人入侵西西里希腊领土的行动是为了配合在同一年发生的波斯人对欧洲大陆希腊本土的入侵。但是，这两次入侵行动之间不可能没有任何默契。殖民地腓尼基人与叙利亚的腓尼基人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不仅是波斯的臣民，他们还是希腊人的商业竞争对手和他们的殖民地居民，因此，一旦希腊人被压垮了，他们使占据优势。尽管如此，公元前480年，在斯巴达－雅典联盟赢得了对波斯人胜利的同时，锡拉库萨－阿格里真托联盟同样取得了对迦太基人的巨大胜利。就地中海西部地区而言，这两次胜利应当说是战果辉煌，因为在欧洲大陆希腊本土上，一个主要的希腊城邦在武装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失败了。迦太基人对西西里的希腊领土的入侵，的确是为希梅拉被放逐的君主，以及塞利那斯和里吉恩（控制着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希腊人城邦）这些深得迦太基欢心的”非敌对国”怂恿所致。

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西部的希腊城邦彼此间继续兵戎相见–锡拉库萨反对里吉恩和克罗托内，尔后两者又与伊壁犀斐里的洛克里为敌，因而洛克里便挤在了敌对双方的中间。西部希腊城邦始终都是东部希腊人的贸易伙伴，而这些贸易伙伴们又逐渐卷入了奥特朗托海峡两岸希腊人彼此之间世世代代的政治斗争中。在公元前450年的同一时期，一些反对锡拉库萨的西西里希腊城邦和埃勒迈人的城邦与雅典结盟，西部希腊人因此而卷入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雅典－波罗奔尼撒战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结束于公元前415－前413年雅典对锡拉库萨的进攻。这次战争不仅对雅典人，而且对获得胜利的西西里人来说，都是以灾难性的结局告终。交战双方的两败俱伤，给迦太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后者于公元前409年发起了对西西里的进攻，此后直到公元前275年，迦太基和锡拉库萨之间屡屡诉诸兵戎，双方互有胜负，却始终未能最后决出雌雄。例如，在公元前312－前306年的战争中，先是公元前311－前309年间迦太基对锡拉库萨久攻不下；而在公元前310－前307年间，锡拉库萨人则侵入了迦太基在非洲的老巢，但是，锡拉库萨君王阿加索克利斯采取这一大胆之举也同样遭到了失败。公元前898年，在锡拉库萨早期君王之一的狄奥尼西奥斯一世领导下，西西里的希腊人仍未能将迦太基人从西西里岛的西北角驱逐出去。公元前278－前276年，皮洛士领导下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仍归于失败。

作为政治分裂的高昂代价，西西里的希腊人必须在君主专制政体和国内民主或寡头政治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每当他们面临迦太基人奴役的威胁时，他们便屈从于君主专制政体；而每当危机渡过之后，他们便又将君主政体推翻。西西里岛作为控制地中海东西两大水域的海军基地，确是一个绝好的地点；但是，即使锡拉库萨成功地将整个西西里岛都统一在它的统治之下，一个统一的西西里岛仅靠自身的力量，仍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在整个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称霸的程度。实际上，只要将控制西西里岛这一战略优势与控制意大利和西北非洲的人口与经济资源这二者结合起来，称霸地中海的目的便可以实现。

希腊人在西西里岛的聚居区从文化上以希腊化的方式，使整个西西里岛统一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那些政治上反对希腊的非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组成的社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西西里岛上的所有居民都操希腊语，都接受了希腊的城邦制度，而且就连原先由北希腊的西西里人组成的城郊，如今也以希腊的风格发行硬币，建筑庙宇。但在另一方面，希腊语言在意大利从未能在希腊殖民地的腹地普及，最终就连这些殖民地本身也被当地人所同化。公元前5世纪末，我们在库迈和波塞多尼亚（帕埃斯图姆）就看到了这种情形。公元前289年，锡拉库萨已故君王阿加索克利斯生前雇佣的意大利雇佣兵，攻占了墨西拿海峡西岸的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城。

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北部，在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向下到西部沿岸，最南部包括坎帕尼亚在内，城邦制度为人们广泛接受。在东南部低地，从靴形半岛的”脚踵”向西北远及”靴刺”，城邦制度也站稳了脚跟。但是，在上述两个地区之间的高原地带，尽管希腊文化也对其发生了影响（他们接受了西部希腊人转译的腓尼基字母），当地人却仍处于部落组织阶段。在大约公元前600－前221年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意大利与西西里相比，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然而，其结果却使罗马于公元前340－前264年间从政治上统一了意大利，罗马统－意大利的成功使她最终得以统一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尽管如此，罗马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从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大国。虽然罗马继承了她的前人未竟的事业，但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最初尝试，是埃特鲁斯坎人在大约公元前550－前423年期间所做的。埃特鲁斯坎攻占了两处桥头堡，即位于台伯河下游右岸地区的菲迪尼和罗马，然后，他们又占领了向东南远及库迈内地的低地地区。在相反的方向，他们从利古里亚的高地人手中夺取了从菲耶索莱通往费尔西纳（博洛尼亚）的关隘。他们开始排泄洪涝，着手开发波河流域潜在的农业财富，他们还与希腊人合作，在波河河口周围的沼泽地带的斯皮纳兴建了一处南站。埃特鲁斯坎人在这里交了好运，大约自公元前500年以后，如前所述，欧洲大陆内部的动乱致使商业贸易从罗讷经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众多关隘，转移到了波河流域。

到大约公元前525年，看上去埃特鲁斯坎人似乎有可能不仅准备把意大利半岛，而且包括波河流域全部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是，公元前524年，他们夺取库迈的努力却归于失败；在大约公元前509－前474年期间，他们又丧失了对拉丁姆和罗马的控制；公元前474年，在库迈海域的一次海战中，他们被锡拉库萨人击败；在大约公元前450－前350年期间，他们在波河流域建立的大多数居民点，都遭受了来自阿尔卑斯山背后的凯尔特蛮族（高卢人）的蹂躏。公元前423年，来自坎帕尼亚内地的奥斯坎高地人，从埃特鲁斯坎人手中夺取了卡普阿。尔后又于公元前421年，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库迈。埃特鲁斯坎人在政治上失利的原因与希腊人是相同的。与殖民地的腓尼基人不同，埃特鲁斯坎人不愿使自己置于一个统一的权力之下。他们的扩张仅只是建立城邦，或者甚至仅只是几伙军事首领的冒险活动。于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最终只得为罗马人一个一个地征服。

埃特鲁斯坎人曾被寄予很大希望，从政治上统一从阿尔卑斯山到靴形半岛”足尖”的整个意大利，如果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的话，他们或许能够成功。意大利的希腊人，甚至并未认真地考虑过统一意大利的前景。他们的人数太少，过于远离他们的中心地区，并且，最重要的是，彼此之内内耗惨烈。（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之间虽然缺乏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但至少他们没有像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那样互相摧毁。）最小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是斯巴达的殖民地塔拉斯（塔兰托），建立于约公元前707年，它愚蠢地寄希望于从事扩张事业。然而，公元前473年，塔兰托人却遭到了东南低地地区民族的毁灭性打击。

在锡拉库萨君王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405－前367年），希腊人几乎完成了把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置于锡拉库萨治下的统一大业。狄奥尼西奥斯在锡拉库萨周围构筑起了城墙，并在西部人口稠密的高原地区开挖了壕沟，这就使锡拉库萨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和最坚固的城墙环绕的城市。在第一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公元前398－前392年），狄奥尼西奥斯把迦太基人及其盟友埃勒迈人围困在西西里岛的西北角。接着，他与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洛克里和塔拉斯，以及在波河流域摧毁了埃特鲁斯坎人城邦的凯尔特部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的主要目标是塞雷，那是位于最南端的一座埃特鲁斯坎人的滨海城市。可以猜测，塞雷的盟友罗马于公元前386年为塞农－凯尔特人洗劫，一定是狄奥尼西奥斯怂恿所为，这是他反对塞雷行动计划中的最初之举。劫掠罗马的凯尔特人，随后又被塞雷人击败，塞雷和马西利亚一道帮助罗马从劫后之灾中复兴。约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群岛的一些战略要地兴建了若干海军基地，从而使亚得里亚海成为锡拉库萨人的内湖。这就使他得以与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凯尔特人发生直接联系，并从亚得里亚海方向对埃特鲁斯坎人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大约也是在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的海军在第勒尼安海，进攻了也为罗马人所使用的塞雷的重要港口皮尔吉。迄今为止，狄奥尼西奥斯正在稳步走向建立一个西西里–意大利帝国的目标。为了夺取塞雷和罗马，他多次进攻皮尔吉，而他的失败也恰恰由此开始。

狄奥尼西奥斯犯了两个错误。公元前390年，他进攻了一些与之为敌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尽管他于公元前387年攻克了里吉恩，又于公元前379年攻克了克罗托内，但是这种空前激烈残酷的、同胞间自相残杀的战争，使锡拉库萨及其牺牲品意大利的希腊人，两败俱伤。狄奥尼西奥斯的第二个错误，是公元前383年他又一次卷入了与迦太基的战争。这一次他战败了，并于公元前378年被迫以割让领土为代价换取了和平。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犯下的这两个错误，为其他的竞争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狄奥尼西奥斯一世的儿子、他的继承人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公元前367－前356年统治锡拉库萨，公元前356－前347年统治洛克里，公元前347－前344年再次君临锡拉库萨）的能力与他所继承的历史使命互不相称。他在位期间，也就是柏拉图于公元前367和公元前36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锡拉库萨期间，锡拉库萨的衰落呈江河日下之势。在公元前367－前360年这位”哲学王”君临塔拉斯期间，虽然阿契塔曾一度在此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锡拉库萨的衰落仍是无可遏制的。

到公元前344年，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已经陷于如此窘困的境地，他们开始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希腊友邦那里寻求支援。公元前344年－前280年期间，最先响应西部希腊人呼吁的6个东部希腊”救星”是值得人敬重的，他们的支持也是最成功的。提莫莱昂是锡拉库萨的母邦科林斯的一位公民，他在财力物力匮乏的情形下，一举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和所有其他的西西里希腊君王的统治。然后，他又击败了西西里希腊联军之首的迦太基。在于公元前344年到达西西里和公元前337年自愿退休期间，他在锡拉库萨和其他西西里希腊城邦中建立了温和的民主政体；他把这些城邦互相结为同盟；他在本城邦的公民权之外，又授予各个城邦的公民以锡拉库萨的公民权，以便把一些西西里当地的城邦与锡拉库萨联合在一起，而这种办法对各自的地方自治权并无妨碍。提莫莱昂还劝说东部的希腊人派出了，并说服西西里的希腊人接纳了大批新的希腊移民。（在希腊世界，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的人口爆炸，直到公元前4－前3世纪，其旺盛的势头仍足以为提莫莱昂向西西里提供移民，并为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们向亚洲提供数量更为巨大的军队。）不幸的是，提莫莱昂在西西里富于建设性的开明之举，未能在他的身后延续下去。

西部地区希腊人的另外5个东部希腊”救星”全都很快就遭到了失败。他们来自两个城邦：塔拉斯的母邦斯巴达和离奥特朗托海最近的东部希腊城邦伊底鲁斯。斯巴达和伊庇鲁斯的资源与科林斯救助西部希腊人时同样匮乏；然而，提莫莱昂的斯巴达和伊庇鲁斯后继者，却并未像提莫莱昂那样成功地激励起西部希腊人与他们的救世主共同奋斗。斯巴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三世于公元前343年到达西部地区，帮助塔拉斯抵抗来自内地的萨谟奈同盟的进攻。在公元前338年的战斗中，他被杀身亡。另一位”救星”是伊庇鲁斯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他大约于公元前334年到达西部地区，战死于公元前331年。两位斯巴达王子的远征–阿克罗塔图斯于公元前315年赴锡拉库萨，他的兄弟克利奥尼默斯于公元前303年赴意大利–都惨遭失败。

最后一位也是最小的一位无能的”救星”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他在意大利应塔兰托人之邀发动了反对罗马人的战争，从公元前380－前375年，他在西西里又应西西里希腊人的请求，发动了反对迦太基人的战争。皮洛士得益于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他们面临共同的凶恶敌人之际，未能彼此之间互相以海军和陆军相支援。皮洛士几乎建立起一个将包括整个西西里以及意大利东南部，或许其西北方向远及泰拉奇纳的伊庇鲁斯帝国。他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伊庇鲁斯的资源短缺，部分地归咎于他反复无常的个性，这个弱点使得皮洛士在试图遏制顽固执拗的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们时，无法与之匹敌。在那个时代，皮洛士的到来过于迟晚。公元前272年，不仅塔拉斯，而且意大利南部的当地萨谟奈人，卢卡尼亚人，以及布鲁蒂人的联盟，全部都向罗马投降了。罗马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完成于公元前264年。

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完全寄希望于罗马。罗马夺取了台伯河下游的最后一座桥梁，而台伯河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河流，它在半岛西北低地的中心地区流入第勒尼安海。罗马腹地埃特鲁斯坎附近的维爱于公元前391年为罗马占领并毁灭，她的海上近邻和盟友，埃特鲁斯人城邦塞雷于公元前274年为她所吞并。这两个地方对于创建帝国来说几乎同等重要。罗马应当把她的成功归功于那些把政权把持于掌股之间的贵族们的政治能力，但是，如果这种天生的能力未经过希腊教育的催熟过程，它也许就结不出果实。通过埃特鲁斯坎的统治者和人民，罗马人首先是间接地希腊化，尔后通过与库迈以及逐渐扩展到希腊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罗马人便直接地希腊化了。

罗马是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城市，他们自己于公元前550年即在那里定居。他们发现了一个拉丁游牧村社群；他们以农业地区稠密的农业人口，把这群游牧村社变成了一个埃特鲁斯坎的城邦。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城邦和城邦联盟是地中海地区存在的唯一政体形式。这种起源于苏美尔人的制度，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所共有。在人们尚不适应城邦统治形式的时期，任何政体形式都成为它的严重障碍。这就是马其顿、埃托利亚和萨谟奈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成为罗马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罗马的城邦政体和城邦文化，对于政治发展处在前城邦阶段的人们来说，是令人印象至深并具有吸引力的。城邦制度成为有助于使较为落后的民族心甘情愿地并入罗马政治实体的一副良药。尤其是对于罗马来说，城邦政体是她与萨谟奈联盟争夺的财产，因为在公元前343－前272年期间，也就是罗马–萨谟奈战争进行时期，该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依然处于前城邦阶段。

自从大约公元前550年以后，罗马的命运受到周围非罗马世界诸多因素的密切影响。大约公元前550－前5D9年，或许一直到大约公元前474年，罗马对埃特鲁斯坎专制君主的屈从，使罗马成为一个城邦，并在他们拉丁人中间使她成为一个小型的帝国。对于罗马来说，摆脱埃特鲁斯坎统治的代价，则是拉丁人从罗马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他们与罗马城邦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城邦联盟。尽管如此，埃特鲁斯坎对罗马统治的结束，并未割断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我们尚不清楚，大约公元前506－前501年的罗马－迦太基条约是否是一系列条约中的第一个，或者它是否缔结于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前后，但是，直到这两大强国于公元前264年关系破裂之前，在这个条约之后缔结的罗马－迦太基条约，至少有4个之多；这些条约对于双方都很有利。

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对维爱的攻克和摧毁以及对维爱领土的吞并，使得罗马的国力倍增，这使拉丁人十分惊恐，并招致了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对罗马和罗马的盟友塞雷的反感。公元前386年，塞农－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劫掠，使拉丁联盟得以从罗马分离出去。从公元前386－前356年，两代狄奥尼西奥斯成功地统治锡拉库萨期间，远方的高卢人在狄奥尼西奥斯们的鼓动下，从阿普利亚的一处基地，多次进犯罗马领土。这些侵扰阻止了罗马强迫拉丁人与之重新结盟的企图。其中，发生于公元前346年的一次高卢人入侵，伴随着拉丁人与罗马的一次新的分离，这一年恰恰是狄奥尼西奥斯二世重建锡拉库萨后的第一年。从公元前343－前338年，阿希达穆斯三世在意大利南部的出现，导致萨谟奈与罗马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条约的条款使坎帕尼亚的城邦置于罗马的霸权之下。公元前280－前275年在西部进行的皮洛士战争，显然对罗马的命运发生了直接的和致命的影响。

与处于大多数其他时空环境中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罗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扩展疆域。早期的一个恰当例子是，大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持续不断地攻袭维爱，直至把它征服为止。罗马对意大利半岛其他地区的征服和此后对西西里的征服，是由罗马人的两次侵略行动开始的。尽管这些征服所蕴含的意义并未为当时的罗马政府所领悟，其结果也未为其所预见，但这两次侵略行动仍是处心积虑的。公元前340或前339年，罗马通过把坎帕尼亚诸城邦置于其保护之下而对萨谟奈发起了挑战，因为罗马的这一行动违反了公元前350年缔结的罗马－萨谟奈条约。公元前264年，罗马又违反了一个罗马－迦太基条约或谅解，将墨西拿的马麦丁人的意大利居民（前阿加索克利斯的雇佣兵）置于它的统治下，从而构成了对迦太基的挑战。

到公元前264年，罗马先后战胜了埃特鲁斯坎人和锡拉库萨的君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如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已统一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么，罗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罗马获得的遗产之一前已述及。那些昙花一现的埃特鲁斯坎君王们，卓有成效地建立了罗马城邦国家。其次，在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罗马成功地实现并维护了国内政治的和谐。在希腊城邦中，通常的结局是利益冲突的宗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例如，雅典是以庇西特拉图被推翻作为结局的，当时，罗马的塔奎尼乌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罗马，一个共和政体的创立也伴随着国内斗争，只不过那是公元前364年的事。罗马贵族以惩罚那些背叛者的追随者为条件，与绝大多数享受不到特权的公民的领袖们签定了一项条约，这个各怀敌意的联盟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33年，其中只是偶尔发生过几次民众动乱（例如公元前339年和前287年）。这种国内社会和政治不公正状况的修复，使罗马得以在她的邻国面前建立起一个联合阵线。

在罗马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这种得到加强的罗马寡头政策，成为对其他邦国中政治寡头们的一种鼓励，罗马人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外交寡头的出现，这些人对国内权力的垄断是不稳固的，他们为了获得罗马寡头对自己的有力支持，而不惜牺牲他们邦国的独立。卡普阿的寡头们与罗马”官方”之间的勾结，就是罗马施展花招使一个外国被诱入其圈套的典型例子。

罗马”官方”与外国寡头们之间的种种协议，因为家族友情与互相联姻而得到巩固。相反，在罗马强迫之下并受到按罗马意志规定的条约束缚而成为其盟友的各城邦的公民们，却因被禁止相互通婚和进行城邦之间的贸易而处处受到限制，因而无法彼此联合起来反对罗马。就像斯巴达的联盟一样，罗马的盟邦们必须为罗马的军队提供兵源。与斯巴达联盟不同的是，每当一个使他们卷入罗马人的战争的政治决议产生之际，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尽管如此，与斯巴达联盟相同而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联盟不同的是，罗马的盟邦们不必向握有至高权力的罗马进献货币贡赋。

公元前335年，于两年前脱离罗马控制的拉丁和坎帕尼亚的联盟失败之后，这两个联盟均被解散，继而于公元334年，一部分拉丁和坎帕尼亚城邦，在未被剥夺自治权的情况下被并入罗马政治实体。除了随之而来的强迫征税而外，他们的公民在许多方面享有罗马公民的所有权利；在其他方面，他们要被迫缴纳各种赋税，却又不能享受所有与赋税有关的权利。罗马这种”双重公民”制度，也许为提莫莱昂于公元前344－前337年在锡拉库萨与一些西西里城邦之间建立的关系提供了楷模．从公元前386－前346年间，锡拉库萨不断地骚扰罗马，以致于迫使罗马政府不得不密切注视锡拉库萨人的动向。

公元前333年，罗马对所谓”双重公民”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试验。她在安提厄姆建立了一个小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海岸警卫队驻防地，并在不剥夺他们的罗马公民权的情况下，让他们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政体。这种做法和随后建立起来的罗马海岸警卫驻防地，为如今已被解散的拉丁城邦联盟建立拉丁殖民地树立了楷模。罗马对业已建立的拉丁殖民地施行了保护。她给予它们一等盟邦的地位，并在她的势力遍及意大利之际，使它们的数量得以增加。罗马在精心选择的战略要地建立起新的拉丁殖民地，作为守卫所征服领土的军事要塞。

罗马政府对于意大利半岛上战略要地的勘察和开拓，是十分出色的。公元前318－前313年期间，罗马发现了一条通往亚平宁山脉中央地区的通道，并在阿普利亚占据了一处立足点，从而形成了对萨谟奈人的包围。公元前304－前289年间，罗马征服了一些山地民族，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拉丁殖民地、罗马海岸警备驻防地和征服领土上罗马公民的非自治聚居地，从而使意大利半岛上的独立城邦之间南北隔绝。

罗马的政策是悄悄地一个接一个地接近她打算获取的猎物的。公元前356年，狄奥尼西奥斯二世被驱逐出锡拉库萨之后，罗马控制支配意大利半岛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仅剩下萨谟奈联盟了。因此，从公元前350年直到公元前274年皮洛士撤出意大利之后，罗马倾全力向南扩张，并通过缔结休战协定（非永久性条约）的办法，保持埃特鲁斯坎城邦的平静。罗马甚而诱骗了曾于公元前386年洗劫过罗马的塞农－凯尔特人，这些人定居在紧靠锡拉库萨的殖民地安科纳北面的意大利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公元前330年，罗马诱使塞农人与它缔结了一个为期30年的休战协定，塞农人出于自身需要而信守了条约。这样，当皮洛士出征对罗马作战之际，当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批独立城邦，着手在萨谟奈人的投降条约上签字之际，罗马解除了自己对北方邻居的后顾之忧。

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罗马－迦太基战争期间，双方动用了战舰和陆军，伤亡惨重，就其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而言，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史上是空前的。这场大战使罗马占据了除锡拉库萨领地之外的整个西西里岛，以及整个意大利半岛。就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成为倍受蹂躏的兵灾之地时，锡拉库萨的领地上却相安无事。这一部分西西里土地之所以幸免于难，应归功于希伦二世的远见卓识，在众多锡拉库萨君主中，此人是最为仁厚的。公元前263年，希伦颇有先见之明地改变了立场，此后，直到他去世的公元前215年，在他在位的最后48年里，他始终是罗马庇护下的忠实的依附者。公元前263－前215年与公元前344－前337年一样，成为锡拉库萨骚乱不安的历史上一段美好的插曲；希伦治下的和平时期长达提莫莱昂在位时间的7倍之久。

至于罗马，其第一次与迦太基交战的结果，使她的海军占据了地中海西部的海上优势。公元前238年，迦太基迫不得已从西西里抽调到非洲的雇佣军发生了叛乱，正当迦太基为此事无所措手足之际，罗马攻占了撒丁岛，迫使迦太基把它割让给罗马。尽管如此，公元前237年，雇佣军叛乱被哈米尔卡尔?巴尔卡（有”闪电”之称）所镇压，此人是最近一次与罗马战争中的英雄。就在同一年，哈米尔卡尔率领一支远征军出征西班牙。到公元前221年，他和她的女婿，也是他的继承人哈斯德鲁巴，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一个新的迦太基大陆帝国，这个帝国远比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北角的海滩上丧失的领土要大得多，也更有价值。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对西班牙的统治，为哈米尔卡尔的儿子汉尼拔所继承。很久以来，汉尼拔即决心从公元前264－前241年与罗马战争的失败中重振旗鼓，此时他的职位使他终于得以一试锋芒。这样，公元前221年，地中海西部的形势就变得与地中海东部同样地扑朔迷离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这两个地区即将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战场。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

（公元前221－公元9年）

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次大陆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中国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与此相反，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从那时起，中国有时也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到此刻为止，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总是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之前和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在一个方面保持着连续性。从中国历史的黎明时代开始，华夏世界在地理上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到了公元前221年，它从黄河下游及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的中心地区，向南扩张到了长江流域。秦王赢政（他在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了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在他去世之前，将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土地并入了他的帝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次征服了这块南方的领土。秦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曾一度恢复独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推翻了汉族移民在朝鲜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吞并了北部朝鲜，把它划为中国的4个郡。

朝鲜和华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并入中华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可以从事农耕的地区。中华世界的北部边界（今天的内蒙古则是一块边缘地区，既可以作为贫瘠的耕地，也可以成为肥美的草场。对于中国的农民、军队和官员来说，欧亚大平原本身就是一条障碍地带。这里，游牧族的经济、制度和战争方式已经形成并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而且，对于定居的邻人来说，游牧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是很难对付的。匈奴族于公元前200年打败了中华帝国的重建者汉高祖刘邦。汉高祖本人仅只避免了居鲁士二世所遭受的厄运。中华帝国政府只得向匈奴割让土地，交纳贡品。而匈奴则于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58年两度侵入中国。汉族的反侵犯开始于公元前128年。但是，匈奴人就象欧亚大平原西端的西徐亚人在其收场遭受大流士一世入侵时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象西徐亚人一样，匈奴人既没有被灭亡，也没有被有效地征服或逐出草原。

作为汉族人反击侵犯的序曲，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遣了一名使者张骞联络月氏（又称吐火罗）。月氏是一支游牧部族，于公元前174年为匈奴逐出甘肃而西迁。张骞的使命是说服月氏与汉人合作，在截击共同敌人匈奴时形成钳击之势。公元前128年，张骞在河间地带找到了月氏，他未能说服他们再度与匈奴决一胜负，只得于公元前126或前125年回到中国。公元前115年，他第二次出使，这次到了乌浒河流域的大宛和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的粟特。汉朝于公元前104、前102和前42年占领了大宛。张骞的出使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中国以西的文明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发达。当然，至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从自己边界以外的西部或其他方向，获得过刺激和知识。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感知到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人类的联系。

中国扩张的势头并没有在公元前221年停止。但是，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功业却彻底荡涤了昔日中国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公元前356年是法家哲学家政治家商鞅开始革命性地变革秦国制度的年代。公元前256－前249年，秦始皇的祖父灭亡了周王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周王室维护着以礼仪统一的遗迹。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了与秦抗争的6个诸侯国。但是秦始皇也宣判了自己祖传王国的灭亡。他的功业的这一结果与他自己的意愿是截然相背的。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象400年以前的亚述和100年以前的马其顿那样，秦的灭亡恰恰在于帝国的建立。秦国本地的人口由于军事伤亡和向外移居驻防而空竭，而这一空虚却由来自6国的被驱逐者们填充上了，就象亚述空虚的国土上充满了同样的被驱逐者一样。公元前221年以后，被征服的6个诸侯国的全部贵族，都被放逐到了关中地区。但是，秦国实行的自杀政策中最致命之处还不在此，而是迫使它的国民们无法忍受其残暴统治。

秦始皇式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是无法忍受的，残忍的统一者于公元前210年死后，3年之内秦帝国就被推翻并瓦解了。但政治上的统一本身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秦帝国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后，汉帝国又于公元前202年建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使得灭亡和重建都成为不可避免。

秦始皇不仅以放逐贵族的方式破坏了被征服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把全中国重新划分为郡的方式抹掉了各国的边界。这些郡由秦的官员以法家精神进行治理。农民受到徭役和赋税的压迫。秦始皇的法家大臣李斯（约公元前280－前208年），试图压制非法家的哲学派别。公元前213年，他煽动了”焚书”，第二年，他又建议坑杀了大约400名讨厌的学者，以继续”焚书”政策。与此同时，秦始皇也满足了中国社会中一些最紧迫的需求。

这些需求中最大的政治统一的需求前面已经论及。另一个最大的需求则是标准化。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车子的轮距，使全中国都与秦的模式一致（在中国中心地区的松软黄土地上，车轮必须在车辙内行走，所以不同的车子轮距限制了车的行走范围，就象现代蒸汽机和铁路车辆由于不同的轨阻而受到限制一样）。秦始皇标准化和统一中的最大功绩是把分属于秦国、秦的北方邻国赵国和燕国的抵御游牧族的长城联成一片，使之成为连亘一体的万里长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伸展到了黄河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它环抱了今天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但是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背的。长城的修筑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明证，但也迫使匈奴自身联合起来，对付统一的中国。我们已经论述过匈奴的联合在中国产生的后果。

公元前209年大起义的目标是恢复远古的政体。起义者成功地瓦解了秦国的政体，其结果则是起义者们为分赃而相互征战。最有影响的王位觊觎者是一位前楚国的贵族项羽。项羽建议扶植楚国王室的一位后裔为全中国名义上的皇帝，而项羽自己则作为帝国皇帝后面的掌权者。但是，在公元前205－前202年的国内战争中，胜利者却是出生于淮河下游地区的一名幸运的军人刘邦（汉高祖）。

刘邦不得不分封他的同盟者以报答他们，他也不得不恢复一些已经灭亡的王国，以安抚公众情绪。但他却将关中秦国原有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在京兆建立了自己的首都，那里与未来的长安毗连，与西周王朝最后的首都所在地接近，又与秦国的最后一个首都咸阳隔渭河相望。刘邦既吸取了秦始皇失败的教训，也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他和他的后继者们认为，他们必须比项羽更有力，而又比秦始皇更为温和地统一中国。所以，在恢复秦始皇强有力的统一过程中，他们并未表现得很匆忙。

首先采取迅速的措施，变换受封者和罢黜受封者，使封国变得无害。然后于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把各封国打成碎块。法令规定，将来封国国君死后，由他的儿子们瓜分封地，不再是只有长子继承完整的封国。将所有的地方政治单位和行政单位划成小块的积极措施，是汉王朝加强中央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的措施。汉帝国开国时有15个帝国官员管理的郡和10个正式的自治王国。到了公元元年或2年，则有83个郡和20个诸侯国。这两类地方单位之间的比例改变了，两类单位的规模也极大地缩小了。所有新征服的领土都划为郡。公元前154年7个地方诸侯国的共同叛乱，促使帝国政府完成削弱诸侯国的进程。公元前127年的法令规定，国王死后其长子必须割让他父亲王国的一半给自己的幼弟。

中央政府积极恢复对广袤领土上地方行政单位的直接控制，又提出了如何补充帝国政府人员的问题。重新恢复秦王朝式的以军功者为地方行政官员的方式，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的法术之士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起义，他们自己也为愤怒的起义者所残杀。对秦始皇独裁的反对是如此激烈，对远古政体的怀恋是如此强烈，以致刘邦（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后，第一件冲动而行的事就是采纳和推行道家深思熟虑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一位儒生却使刘邦深信，这种与秦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给各郡和王国当局，要求为帝国政府输送优秀的官职候选人，在经过非正式的考试后，再由长安的宫廷进行选择。公元前191年以后，儒生们重现了被认为是由孔子编定的五经。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曾下诏，任官的条件应是能熟练地写作儒家经典式的文章，能熟练地解说儒家的哲学，以满足当时儒生们的意愿。

在理论上，汉武帝向有才干的儒生大开了进仕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尚不完备，学术声誉还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任官和升迁的唯一途径，仍然看重个人的权势。无论如何，一个贫穷的家庭若长期支付孩子的费用，让他准备并学习艰深的科目，也是困难的。此外，采纳和研习儒学已经是严格规定了的，而且现在的儒学与孔子时代的儒学大不相同。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孔子的理性主义，已经为虚伪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所冲淡。这是多种地方传统混合的结果，这些地方传统的文化水准也各不相同。在中华帝国的大熔炉内，儒学已经多少包含了一些文化上落后的成份。

孔子曾在某一争战的地方诸侯国寻求入仕，在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最后职业中，他的目的是维护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他没有预见到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且有可能并不赞成统一。完成统一的政治家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孔子也可能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的儒家学说来源于自己。然而，汉武帝尊崇当时混杂的儒家学说的行为，对于孔子的重新解释”君子”一词来说，却是他死后的胜利。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从那以后，中华帝国是由这样的一批人管理的：他们担任官职是由于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由于出身血统。

然而，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位官员由于具有儒家观念上的”君子”的美德而获得职位，他就有了职位所给予的机会，并经常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成为原始意义上的”君子”。他可以使自己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儿子，还可以供养儿子受教育，使他也成为儒家文职官员。儒家官员们很快意识到要效忠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而这些效忠又会与（而且确实与）他们对于皇帝的效忠和他们对于没有特权的皇帝的广大民众的责任相冲突。这些民众是由儒家官员们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

这种忠诚的分离，在儒生中是不受指摘的。因为巨儒孟子在反对墨子时曾强调，仁德者施爱于他的同胞人类，应是有等级差别的。一个人的最亲近的人也应是他最爱的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的家庭和阶级要比皇帝或一般民众亲近得多。在一个中央政府重新宣告它对民众有直接统治权的帝国里，官员对于皇帝的义务就是实施严厉的法家体制。这一体制在公元前4世纪引入秦国，又在公元前221年以后由秦始皇强加给中国的其他地区。事实上，在重新集权化了的汉朝政体下，儒家外表之下是坚实的法家内核。政治上统一的中国居民们感到，中华帝国实质上即等同于文明世界。激励所有的文职官员为全人类仁慈地执行他们职责的中国哲学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强调说，仁德者应该平等地关心他的人类同胞。然而不是墨子，而是为孟子所解释的孔子赢得了在普遍范围内使自己的哲学成为官方学说的身后奖赏。

对于儒家官员来说，汉朝的政体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秦朝的政体。他在政治上是他所统治的皇帝的臣民的主人，在经济上也是他所拥有的土地上的农民的主人，他和他的同僚们甚至成为统治王朝的潜在主人。汉武帝的儒家顾问董仲舒确立了这样的学说：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来自于天命，而且这一天命可以被收回；天命的收回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来表明的。这一学说不言而喻的必然推论是，儒家文职官员是审判者，他们将评判这些征兆是否已经宣布了一个王朝天命已尽。对于无特权的广大民众来说，随着儒家学者－官僚－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秦帝国的政体与汉帝国的政体没有什么不同。自始至终，中国的农民总是处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中。对于农民来说，握有政府权力的新私有地主阶级的兴起，是一系列重压和打击中终于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无论在哪种政体之下，帝国的维持必定是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居民的头上。他们是绝大多数，他们不是该政权的特权受益者。在汉代，一个中国农民必须每年服1个月的徭役，他还会被征募到军队中服役2年。他们的祖先为地方性的诸侯政府征募时，曾经离开家乡。但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在统一了的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他们服兵役时却更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毫无疑问，死亡的危险减少了。现在的兵役意味着沿万里长城戍守，而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进行与死亡相关的战争。但是，外出者所冒的经济毁灭的危险更大了，而且农民的不幸，又成为地主获得财富的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百年战争中（公元前128－前36年），当应征的农民兵士不仅越过长城，而且远远深入长城以外的大漠时，地主的机会便也与日俱增。

强迫徭役有多种形式：在帝国的铁矿和盐矿上做工；修筑道路，开挖运河，修补现存的道路和运河，以及沿着运河或其他河流逆流而上漕运谷物，以供给位于关中地区，设在汉代首都长安的宫廷和政府，或者供给沿长城一线的驻防军队。与长安到生长小麦的东部地区和生长稻米的南部地区的距离相比，长城则更为遥远。驻屯军的需要无法从驻地附近土地上的物产中得到满足，因为长城穿过的地区都是干旱地区。

中国与希腊世界的地理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由一系列的内陆海洋环绕，而是大片坚硬的陆地。这样，在运输问题可以解决的范围内，就造成了文化上的极大的一致性和政治统一的极大的持久性。希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易于到达海滨的范围之内，除了黑海的内陆地区，河流通航的作用不大。中国象希腊世界一样，通讯联络依赖于水路。中国的河流很多，但没有一条大河横贯南北或横贯东西。而且，汉帝国的粮食生产区位于长城以南和首都的东南。

因此，河流需要运河的补充；在河流的有效河段内，货物必定是逆流拖运，尤其是黄河航线的上行水路，河水穿过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山脉，黄河水流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由向南转而向东北的锐角，船只在这段河流中航行极为困难，前往长安的货物不得不在峡谷中的自然障碍间艰难行进。运往长城的货物则必须由陆路运到长城的不同区段，因为那里与黄河不相毗连。对于私人来说，拖运粮食供给品无利可图，所以必须征募服徭役者完成这一必不可少的公益任务。

因而，汉帝国使用了后备的经济能量。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它不得不尽力超越自己经济力量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帝国的经济来说，由儒家官僚转化而来的新地主阶级就成了过于沉重而又难以承受的重负。汉朝积极而成功地削减了地方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规模，以及它们的自治权，但它在制止私人大地主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增长方面却失败了。汉武帝统治时，董仲舒已经感到了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和汉帝国的危险性。那时，董仲舒是汉武帝的儒学顾问，他系统地阐述了”天命”学说。公元前6年颁布了一项诏今，确立了个人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但是，诏令的实施取决于官僚地主，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又与他们的政府职责相冲突。因而，这一诏令成了一纸空文，西汉王朝也于公元9年崩溃。

西汉王朝为皇帝王莽所取代。王莽感到自己受命于天，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使者。儒家官僚们阻止了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也挫败了王莽。王莽死于公元23年。在此之前，公元18年爆发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已经宣告了王莽为农民主持公道和缓解他们境遇的企图的失败。农民起义者没有成为汉帝国和它的各种问题的继承者。公元25年，汉室的一个分支东汉王朝建立，并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曾是东周的所在地。到了公元36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镇压了农民起义，恢复了已经崩溃的西汉王朝的儒家官僚政体。

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

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

（公元前221－公元48年）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6年间，中国的农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第一位政治统一者所建立的残暴政权只存在了12年（公元前221－前210年），随后就出现了持续8年的混乱和内战（公元前209－前202年）。其后建立了西汉政权，继之又爆发了一次不成功的农民起义（公元18－36年）。但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尚不及此前的战国时期那样悲惨；也不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48年间位于中国和大西洋之间那片地区的农民那样悲惨。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中部和西部，五大强国都在这250年间灰飞烟灭：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在公元前221年曾存在于中国以西的各大强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罗马帝国到公元48年的时候仍然存在。公元前221年，这个帝国的范围还仅限于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一带。到公元前31年之前，这个帝国连连扩张，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但未曾囊括中国以西的全部政治真空地带。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和伊朗的那片地区，现在已被一批来自欧亚大平原的以攻掠为生的安息（今呼罗珊地区）游牧民族占领。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对安息以西更远的有人定居的世界发动侵犯。在安息帝国以东，另一支以攻掠为生的欧亚平原游牧民族月氏人（又称吐火罗人）的一支贵霜部落，千公元48年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并将乌浒河和药杀水的上游流域与西北印度统一在一起。

中国以西旧大陆文明中心政治地图的这种变化，是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革命和民族大迁徙的结果。罗马的革命席卷了落入罗马帝国手中的所有国家；月氏人从今天中国西部省份甘肃开始的移民活动使欧亚大平原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向西移动，并将在此前5个世纪中分布于里海以东大平原上的那些民族躯往南方。同时，在文化方面，希腊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在种族的、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混乱状态中继续进行着。

公元48年，中国以西的这三大帝国没有一个是由希腊人统治的，它们每一个都建立在从前的希腊人国家的废墟上。但所有这三个帝国都自觉而骄傲地倾向于希腊文化。每个帝国在其颌土上都在吸收并传播着希腊文明。这时，从西北印度的朱木拿河上游，向西直到西西里岛西端之间的文明，都使用希腊语。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化正以拉丁语为媒介，从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大陆一直传播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向西北非一直传播到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到公元48年，希腊文化已经进行了8个世纪的扩张，传播得愈远，与所到之处各种各样的非希腊文化的融合就愈为密切。但在这个逐渐成熟的文化混合过程中，希腊文化的成份在所到之处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伴随着希腊化进步的剧变，最先在印度显露出征兆。在这里，孔雀帝国的结构早在阿育王公元前232年去世以前，就已显出了衰微的迹象。但摧毁了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分之三的这场风暴却掀起在最西边。公元前219年，汉尼拔进攻并夺取了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萨贡托。虽然罗马政府同哈斯德鲁巴（汉尼拔的姐夫和前任，他控制着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尔在西班牙建立的新迦太基帝国）于公元前226年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以埃布罗河为罗马和迦太基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但位于埃布罗河一线以南的萨贡托那时仍属罗马的领地。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带着战象从埃布罗河出发，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进军波河流域，此时罗马正将这一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汉尼拔在这里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超过亚平宁山脉，于公元前217年在伊特鲁里亚的特拉西梅诺湖畔摧毁了另一支罗马军队，然后又于公元前216年在阿普利亚的坎尼摧毁了第三支，也是最大的一支罗马军队。

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辉煌胜利使他的战略经受了考验。在第一次罗马－迦太基战争中（公元前264－前241年），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制海权，罗马通过在政治上统一意大利而获得的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也远远多于迦太基公民、它的利比亚腓尼基同盟者及它的利比亚和西班牙臣民的人力。汉尼拔从他的父亲和姐夫手中继承下来的那支小小的职业性军队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团结精神弥补了迦太基在人数上的劣势；汉尼拔在从西班牙经陆路入侵意大利时在后勤上所作的杰出努力抵销了迦太基海上力量的损失。汉尼拔深知罗马的统治在意大利多数非罗马人居民中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在那些没有获得罗马一等公民的特权，却被迫承担罗马公民的繁重义务的居民中更是如此。汉尼拔估计，如果他取得了他后来在公元前216年确实取得了的胜利，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同盟者和二等公民就将倒戈，罗马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就将丧失，罗马就将接受投降条件，将其领土和人力削减到罗马人在公元前340年第一次”大跃进”以前所限的范围之内。

罗马人在坎尼第三次也是最糟糕的一次败在汉尼拔手中之后，他们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大部分同盟者确实倒戈了，罗马在坎帕尼亚地区的二等公民也是如此。但罗马政府仍然掌握着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北部，而汉尼拔那支战无不胜的职业军队毕竟规模太小，无法对罗马力量的心脏地带发动进攻，以扩大它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果。这种虎头蛇尾的行动导致了汉尼拔战略的失败。当罗马人从坎尼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汉尼拔的最后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时起，罗马政府再也没有给汉尼拔在激战中打败罗马军队的机会。罗马政府充分地动员了仍然十分丰富的人力固守意大利东南部的防线，并大片地守卫着意大利半岛上罗马领土的那些依然完好无损的地区。

罗马对海上的控制也依然完好无损，这使罗马得以阻止对汉尼拔的增援运往意大利，汉尼拔只得到了增援中无足轻重的一小部分。这还使罗马得以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领土发起进攻。到公元前206年，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全部落入罗马手中。公元前205年，罗马人在西班牙的胜利者普布利乌斯?科尔纳尼乌斯?西庇阿侵入西北非迦太基本土。与以前阿加索克利斯在公元前310－前306年、西庇阿之前的罗马将领马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在公元前256－前225年进行的远征不同，西庇阿的远征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03年，汉尼拔从意大利被召回非洲，公元前202年，他在那里的纳拉加拉被西庇阿彻底击败。

在这个最后的结局到来之前，汉尼拔战争不仅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和非洲，而且扩展到西西里和希腊。公元前220年，埃托利亚与以马其顿为首的其他希腊国家的联盟爆发战争。埃托利亚人本来遭到了失败，但公元前217年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使他们得以劝说希腊对手们媾和。公元前21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与汉尼拔结盟，他的使者在由迦太基专员伴送回国的途中被罗马人截获，罗马与马其顿发生战争。公元前212年埃托利亚与罗马结盟，因此使自己再次卷入与马其顿及其同盟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埃托利亚丧失了色萨利的大片领土，不得不于公元前206年与马其顿单独媾和，而这又迫使罗马也于公元前205年与马其顿媾和。这两项和平条约从短期看来有利于马其顿，但代价是必然会立即爆发一场报复战争。因为到公元前205年，事情已经很明显：罗马正在对迦太基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迦太基对罗马进行的报复战争遭到失败。它未能改变公元前264－前241年那场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从此一蹶不振，并落入罗马的摆布之中。但迦太基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却小于罗马。迦太基在本土作战的时间只有3年（公元前205－前202年），而汉尼拔对意大利半岛的蹂躏却长达15年（公元前217－前203年）。意大利东南部和西西里遭受的这种蹂躏，是无法补偿的，它带来了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这相当于汉尼拔在死后取得了一个胜利。这种蹂躏及其后果对于罗马帝国的打击，比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毫无价值的军事胜利更为致命。

在汉尼拔战争的受害者中，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锡拉库萨国王希伦二世对他与罗马建立的联盟一直信心十足，但他在公元前215年去世后，锡拉库萨、塔拉斯（塔兰托）、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相继脱离罗马，随后就与希伦的王国中次于锡拉库萨城的另一大城市伦蒂尼一道遭到攻占并被洗劫。在希腊，马其顿的盟国由于埃托利亚和罗马之间建立联盟的条件而蒙受了灾难。双方商定，一旦一个敌方城市被盟国方面夺取，埃托利亚人取得土地和建筑物，而罗马人获得不动产，包括幸存的居民，罗马人可以把他们贩卖为奴，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目光短浅，与他同时代的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则盲目蛮干。腓力向罗马发出挑衅并侮辱了埃托利亚之后，于公元前202年提兵东进，而这时罗马即将打败迦太基，再次取得行动自由。公元前202年，腓力未经寻衅就攻占了5个希腊城市，并效仿罗马人的暴行，将其中3个城市的无辜居民贩卖为奴隶。至于安条克，他已为取得叙利亚南部地区而在公元前221年发动了第四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又在公元前219－前217年发动了第五次战争。公元前217年–即发生特拉西梅诺战役的那一年–安条克三世在拉菲亚（令拉法）被托勒密四世打败。在公元前216－前213年间，安条克忙于在小亚细亚清肃他的表兄弟阿齐乌斯，后者曾为安条克从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手中夺回了塞琉西帝国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恳地，随后就脱离了安条克。从公元前212年到前205年，安条克在幼发拉底河以东作战。公元前206年他在喀布尔河谷地（这是风雨飘摇的孔雀帝国领地的一角）。这年年底，他又在波斯湾作战。

安条克三世足迹所至的范围之广堪与亚历山大相比，但他的政治成果却是昙花一现。安条克对亚美尼亚、北部米底（今阿塞拜疆）、安息和大夏的宗主权获得了名义上的承认，但实际上他刚一转身，当地的统治者就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公元前202年，安条克三世发动了第六次塞流西－托勒密战争，这一次，在公元前198年实现和平的时候，南叙利亚一直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时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已经打输了他与罗马和埃托利亚的第二次战争。

在公元前200到前168年间，罗马建立了对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治。公元前197年，它在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决定性地打败了马其顿，并将马其顿人从其希腊地区的各个属地逐往奥林匹斯山以南和小亚细亚西南部。公元前195年，罗马赴希腊远征军将斯巴达与其全部海滨地区分隔开来，从而使斯巴达陷于瘫痪。该城逐再次成为一个被陆地封锁着的小邦，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发动领土扩张之前，它就是这个样子。公元前192年，安条克三世与埃托利亚一道对罗马发起战争。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埃托利亚于公元前189年先后被迫投降。安条克被迫割让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全部塞琉西领土，并支付一笔巨额战争赔款。在第三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公元前171－前168年），罗马清除了马其顿王国，并把它的领土划分为罗马宗主权下的4个共和制的行政区。

安条克本来可以避免他与罗马的冲突。在战争爆发之前的谈判中，罗马向他提出了两套可供选择的和平共处的条件，两种方案都是很温和的。安条克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其中的一种，那样就有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因为在广泛延伸的希腊世界中，两个大国都有着发展的空间，它们政体结构的发展也是相同的。塞琉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正在变成一个自治的城邦国家的联合体。但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在锡皮卢斯山地区的马格内西亚使自己遭到的可耻失败，注定了要使塞琉西帝国最终遭到罗马和安息的瓜分。

由于塞琉西帝国的领土面积，由于安条克三世此前取得的颇具欺骗性的胜利，也由于汉尼拔曾在公元前195年帮助过安条克，罗马人过高地估计了塞琉西帝国的力量。罗马人曾在公元前215－前208年和公元前200－前197年正确地估计了马其顿的力量，因此在公元前171－前168年间低估了它。马其顿注定要屈从于罗马，因为它未能象罗马统一意大利那样成功地使希腊在政治上永远统一在自己的宗主权下，同时也因为两国之间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对比相差悬殊。在这第三次战争中，马其顿得以把它的全部人力投入战场，因为罗马人此前已在去了它的海外要塞，在前两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大批的马其顿军队被困在这些要塞中。这一次罗马人为打败马其顿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因为后者虽然在人数上、装备上和战术上都处于劣势，却勇猛异常，立志要在他们民族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但罗马军队为在黎凡特建立统治而不得不竭尽全力，这却是唯一的一次。一个罗马使节报告罗马人在彼得那取得了对马其顿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句话，就足以在公元前168年使安条克三世的儿子和第二位继承者安条克四世撤出埃及，他们趁罗马人正在希腊陷于他们最费力的战争中的时候征服了这个地方。

罗马统治集团将外交手段作为战争的补充，他们在征服黎凡特的时候，使用了他们在征服意大利半岛时曾经使用、并取得了显著成功的那种外交艺术。他们在敌国城市招募”第五纵队”，办法是保证使那里少数富有的居民统治贫穷的多数居民。他们在一个强大对手周围的较小的邻国中召集同盟者，而一旦在同盟者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个对手，不再需要同盟者服务的时候，就立即”以其忘恩负义的行为使这些同盟者目瞪口呆”。例如罗马在公元前197年借助于埃托利亚的帮助打败马其顿后抛弃了埃托利亚，在马其顿帮助它于公元前190－前189年战胜埃托利亚后又抛弃了马其顿。它在公元前168年肃清了马其顿王国后抛弃了帕加马、罗得岛人和亚该亚联盟，尽管帕加马和罗得岛人曾在公元前192－前190年帮助罗马打败安条克三世，而亚该亚人自公元前198年抛弃了他们从前的同盟者马其顿后就一直是罗马的忠实盟友。罗马在努米底亚的帮助下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的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并在公元前150－前146年的战争中将它加以消灭，其后它就抛弃了努米底亚。公元前168年在希腊取得最终胜利后，罗马人采取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后采取的那种做法。他们将马其顿、亚该亚联盟和大陆上其他希腊人城市统治集团中一些著名的人物放逐到罗马本土上。摩罗西亚人统治下的伊庇鲁斯未曾在马其顿一方参加作战，埃托利亚人在公元前171－前168年的罗马－马其顿战争中曾是罗马三心二意的盟友，他们受到的打击更加沉重。摩罗西亚人遭到洗劫并被当作奴隶；埃托利亚人除了必须交出要遭到放逐的人外，还受到割让领土的惩罚。

公元前221－前168年对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来说是个痛苦的年代。公元前167－前31年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汉尼拔战争的折磨使罗马人对距离意大利较近的一切大国心怀恐惧。如果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196－前192年这几个命运攸关的年头聪明一些，也许罗马统治集团会允许遥远的塞疏西帝国继续与罗马帝国同存共处。从公元前190年起，罗马统治集团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削弱塞琉西帝国的力量，尽管公元前192－前190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衰竭。迦太基自公元前201年之后就已经国衰力竭，而它在公元前150年又遭到罗马的攻击，并在公元前146年被摧毁。科林斯也在同一年被摧毁，这正是罗马人取代马其顿人在科林斯卫城驻扎军队的50年之后。罗马统治集团的目的是消极的。它所希望的只是打垮任何有迹象表明企图保持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冒犯天威的国家完全没有能力采取汉尼拔那样的行动。

罗马统治集团无意填补他们自己蓄意制造的政治真空，这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幸存的独立国家后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始皇根本不留任何政治真空，他每摧毁一个敌国，立即将它的领土加以兼并，并在政治上将整个中华世界囊括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之内。公元前168年罗马摧毁了它势力能及之处唯一幸存的大国，在此之后，它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地中海世界等待了1个世纪之久，才采取了重建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步骤。公元前67年，一位罗马军阀格奈乌斯?庞培被授予在黎凡特重建法律和秩序的独裁权力，他在公元前67－前62年间有效地完成了使命，但到公元前46年，一个杰出的罗马军阀、庞培的成功的竞争者尤利乌斯?恺撒才将整个地中海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后恺撒着手在地中海采取秦始皇在中国曾经采取过的行动。他着手在他的共和制罗马前任们不负责任地留给他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但他正要着手将他的帝国扩张到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希腊世界的时候，他在公元前44年遭到暗杀，这项事业被迫中断。

恺撒拥有专制权力、可以集中全力重整河山的时间只有2年，而秦始皇却有12年的时间。而且恺撒在这2年内的复兴事业还曾被对他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新的军事挑战所打断。与秦始皇相比，恺撒对待战败的对手较为仁慈，他的惨遭暗杀就是他为自己的仁慈宽厚付出的代价。（秦始皇曾在公元前224年逃过了一个燕国奸细谋杀他的企图，那时他还只是秦王政，尚未完成强行统一整个中国的事业。）但是，秦始皇之死在中国带来的后果暗示出，恺撒的事业也正如他的中国同行一样，将不会比他本人的生命长出多久，即使恺撤拥有秦始皇所拥有的12年时间也将是如此，因为尽管恺撤对待对手仁慈宽厚这一点与秦始皇不同，他却与秦始皇一样都是急于求成、有欠稳妥。地中海世界需要并及时地找到了奥古斯都，他是恺撒的继承者，他将以一种不那么引人争论，因而也更为持久的形式，象刘邦重建秦始皇的帝国那样，重整恺撤的江山。

与此同时，迦太基帝国、马其顿、塞琉西帝国于公元前218－前190年间在罗马打击下遭到的军事失败，同一时期托勒密帝国和孔雀帝国由于罗马人对战败的对手横加劫掠而加剧的衰落，为亚洲和非洲土著民族的复苏开辟了道路。

早在罗马人干涉黎凡特之前，埃及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反抗剥削他们的托勒密希腊人政权。在第五次塞疏西－托勒密战争中（公元前219－前217年），托勒密政府曾按马其顿人的方式训练并武装了一支由埃及土著居民组成的步兵军团。在拉菲亚战役中，这支埃及人的部队打败了希腊族的塞琉西军队。埃及人对与他们的马其顿希腊统治者同种同族的士兵取得的军事胜利，使埃及农民树立了新的信心。从公元前217年起，他们对希腊的”主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埃及的祭司阶层–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集团–抓住时机，向这个显然正在削弱的异族政府要求越来越多的让步和特权。祭司阶层本来可以成为反对希腊人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当然领袖，但农民们的起义主要是社会性的–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起义。埃及的教会统治集团与希腊人的政治统治集团一样都是他们反抗的对象，祭司们的地位是捉摸不定的。

公元前201年以后，罗马在西北非的盟友努米底亚不断地侵犯迦太基的领土。公元前190年以后，塞琉西政府不得不向臣民们榨取钱财，用以向罗马人支付战争赔款。由于帝国在罗马人打击下的失败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衰弱，政府的压迫使激起了反抗。塞琉西领土上最大的金银宝藏聚积在寺庙的宝库中。安条克三世于公元前187年、安条克四世于公元前163年，都因为企图抢劫埃利迈斯（埃兰）的寺庙而丧了命。

使塞琉西帝国最为头疼，耗尽了它有史以来最大心力的寺庙，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耶和华神殿。在波斯政权和后来的托勒密政权统治时期，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从未与帝国政府发生过冲突，并一直生活在和平中，只是在以斯拉时代以后与当地的其他居民有过不睦。但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也象埃及人一样，由于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陷于分裂。富人占有土地并控制着聚积在耶路撒冷神殿中的财富，他们中间包括了一些最为强大的祭司家族。穷人包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及犹太律法的解释者，塞琉西政府承认犹太律法对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仍然有效，此前的托勒密政府也承认如此。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的少数富人由于两个贵族家族，即托比亚家族和奥尼亚家族之间，以及这些家族的代理人之间的互相敌对而陷于分裂。第6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是以对包括犹太地区在内的南叙利亚的统治权从托勒密政权到塞琉西政权的易手而结束的，在这场战争期间，犹太人的这一内部纷争又与一个亲托勒密集团和一个亲塞琉西集团之间一场新的内部争持纠缠在一起；这场争持又与犹太地区犹太人的一个富有的希腊化派别和一个贫穷的反希腊派别之间的更严重的争持纠缠在一起。在犹太地区处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世纪中，一个犹太人社会已在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德里亚成长起来。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打算比这个社会做得更彻底。从犹太地区来到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人移民已不再讲阿拉米语而改操希腊语，但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祖传的宗教。在取代托勒密政权而统治犹太地区的塞琉西政权之下，这一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被希腊的整个生活方式吸引住了。

公元前175年安条克四世上台后，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主动请求这位新的塞琉西皇帝给予帮助。在他的帮助下，这个犹太人的寺庙国家转变为一个希腊式的城邦，并重新命名为安条克。这种做法并非仅有。从一开始，塞琉西王朝的政策就是把帝国逐步变成一个希腊城邦成希腊化城邦的联合体，而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对帝国皇位的共同的忠诚。公元前190年帝国被罗马人打败后，实行这一传统的希腊化政策的热情更加高涨。帝国政府将希腊文化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粘合剂，以此来阻止帝国发生的崩溃。由于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遭到可耻失败，塞琉西帝国正处在发生崩溃的危险中。

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纷争不已。相继上台并控制着神殿、财富的希腊化高级祭司首领争相向安条克四世行贿，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公元前169年，安条克在打完第一次埃及战役后的归途中，在当时的祭司首领的默许下抢劫了耶路撒冷神殿。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听命于那个罗马使节撤出埃及后，碰到了犹太地区反对希腊化的多数犹太人发动的起义。这场叛乱的矛头是针对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中希腊化的少数人的，但安条克把它看作是反对自己的反叛行动，并进行了军事反击。他在耶路撒冷建起一座堡垒，并在那里布署了一支驻军，公元前167年12月，他使耶和华神殿的礼拜仪式希腊化，并禁止犹太地区采用传统的犹太教礼拜方式。耶和华这时显然已被等同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在圣殿中为他建造的塑像，也许就是被当作”神的化身”的安条克本人的肖像。

安条克所干的这一切，都有犹太地区希腊化犹太人的协助。由于这些希腊化犹太人看上去仍在犹太地区占统治地位，所以当公元前166年，犹太地区信守传统的犹太人发动的抵抗运动，在哈希芒家族的领导下采取了有效的军事形式的时候，安条克一定感到吃惊不小。起义者战胜了希腊化犹太人，夺取了耶路撒冷（那座堡垒除外），并在公元前164年12月再次使神殿非希腊化。罗马政府在公元前161年与反塞琉西政权的犹太地区起义政权签订了一项条约。公元前141年，驻守耶路撒冷那座堡垒的塞琉西驻军被迫投降，同一年，帕勒人（通常被不确切地称做”安息人”）从塞琉西帝国手中不仅征服了米底，而且征服了帝国的经济源泉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139年，塞琉西皇帝德米特里二世试图收复失地而陷于失败。他被安息人击败并做了俘虏。他的兄弟安条克七世迫使耶路撒冷于公元前133年左右投降，他使哈希芒政权承认他的宗主权，在公元前130年，他迫使该家族在位的城主约翰?伊尔坎努斯作为一支犹太人分遣部队的首领，伴随他参加一次战役，安条克希望通过这次战役来挽回他被俘的兄弟的失败。安条克七世确实在公元前130年重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和米底，但在公元前129年冬季他的军队在米底被安息击溃，并被七零八碎地彻底消灭。安条克七世本人被杀，但安息人让约翰?伊尔坎努斯领着他的犹太人部队完好无损地返回了犹太地区。

公元前129－前63年，犹太地区成了哈希芒政权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并征服和兼并了南叙利亚的一些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希腊城市或希腊化城市。但庞培在公元前64－前63年解放了被征服的城市，并强使犹太地区本土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

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埃及人一样，其矛头在政治上是针对一个希腊人帝国的政府的，努米底亚王国也由于在政治上以迦太基为牺牲品而扩大了版图。但推翻一个政权容易，抵御一种文明的影响却不那么容易。甚至在从地图上抹去了迦太基以后，西北非海岸幸存的利比亚腓尼基城市的叙利亚文明仍在努米底亚继续扩展；而且，在哈希芒家族取代塞琉西帝国在犹太地区及南叙利亚邻近地区建立统治后，他们也很快就拱手屈从于希腊化，就象塞琉西帝国在其他地区的后继国家，例如科马吉尼那样。

哈希芒家族作为维护犹太教传统形式的斗士而赢得了王冠，他们向希腊文化的妥协导致了他们与哈西德教派之间的分裂。哈西德教派代表传统的犹太教，在哈希芒家族领导下曾发动并打赢了对希腊化犹太人和塞琉西政府的战争。哈西德教派包括律法解释人（”犹太律法学家”），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拿起了武器。对他们来说，重建律法不仅意味着重建犹太宗教的传统形式，也意味着恢复律法学家从前的地位和薪金。但犹太地区的政权没有转到律法学家手里，而是传到了哈希芒王朝手中–他们成了建立绝对王权统治的马其顿希腊人的犹太人继承者。在哈希芒国王亚历山大?雅奈乌斯（公元前102－76／75年）在位期间，哈希芒统治集团与法利赛人（”分裂者”）（人们现在这样称呼哈西德派）发生了一场内战，据说在耶路撒冷神殿区，有6000名法利赛人遭到国王的卫兵，非犹太人雇佣兵的屠杀。

甚至曾过着游牧生活的安息人，至少他们的统治者阿萨息斯王朝，在吞并了巴比伦尼亚，将首都移往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东岸郊外的泰西封以后，也带上了希腊文化的气息。但在第一波斯帝国所有的希腊后继国家全部倒台的公元前221－前30年间，希腊文化又在安息以东，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流域（大夏和粟特）以及西北印度大获全胜。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个地方一样，文化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政治的沉浮。

在大夏和粟特，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抵抗比在波斯帝国领地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激烈。但也是在这里，伊朗人和希腊人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和睦共处，而且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大夏和粟特的希腊人总督脱离塞琉西帝国后，这一地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这种协议也未曾中断（这也许就是游牧的帕勒人占领帕提亚的那一年）。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的东征（公元前212－前205年）劳而无功，他随后于公元前190年在罗马人手中遭到的惨败，以及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后孔雀帝国的衰落，这一切都诱使大夏的希腊人去填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政治真空。

公元前200年之后不久，大夏的两位称作德米特里的王子之一可能征服了位于现在的阿富汗西南部，曾由塞琉古一世割让给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的那片领土。在印度的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于大约公元前160－前130年在位时，统治区域在东南方向最远达到印度河和纳巴达河河口。可能在米南德在位期间，定居印度的希腊人曾一度占领了已经灭亡的孔雀王朝原来的首都华氏城。大夏和印度的39位希腊人国王和2位希腊人王后的钱币已被发现。它们与公元前5世纪锡拉库萨的钱币一样美观，上面的很多肖像非常好看，但在这不到2个世纪的时间内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国王的希腊人到底有多少，还有待于文字资料的进一步确定。他们统治着星罗棋布的各个地区，在萁豆相残的战争中互相毁灭，这正是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恶习。正如腓力二世时期以前的希腊各城邦和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一样，大夏和印度的这些希腊人国王，为了争夺兴都库什山两侧零零碎碎的领土而彼此攻战不休，从未想到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抵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民族大迁徙。

大夏和安息的北部紧邻着两个塞语（西徐亚）民族：一个是在里海以东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另一个是在药杀水上游流域的大宛。第一波斯帝国衰亡以前，两个民族都曾处在波斯人的宗主权下。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在月氏人的冲击下被迫南迁，后者为避开匈奴的地盘而向西南移动。塞人制服了大夏的希腊人，但由于获得了巴比伦尼亚而加强了力量的安息在大约公元前138－前124年阻挡住了塞人，并使他们转向了赫尔曼德河下游流域（该地从此被称作”塞人国家”–锡斯坦）。塞人从那里进入印度河谷，并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希腊人在印度建立的国家。一支安息人紧随其后，强行建立统治于其上。同时，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月氏人越过乌浒河进入大夏，并蹂躏了曾经占领大夏的塞人臣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发现月氏人到公元前128年左右时已经定居在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的河间地带。公元48年，月氏人的统治阶层贵霜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对那里的安息－塞人，以及被安息－塞人驱往东南方和南方更远地区的独立的塞人强行建立了统治。贵霜人由此将大夏和西北印度统一在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之中。

帕勒人（”安息人”）、塞人和月氏人（吐火罗人）原来都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帕勒人和塞人都是操伊朗语言的民族，在迁离欧亚平原进入有过定居生活的农业居民居住的地区之前，曾相继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发生过接触。月氏人来自处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范围之外的遥远的地方，他们所讲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是伊朗语言。但所有这3个曾以游牧为生的移居民族，包括月氏民族中的贵霜人，都接受了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希腊文明。例如他们的硬币就是其希腊前辈的硬币的仿造品甚至重铸品。阿萨息斯人和贵霜人就象哈希芒家族和罗马人一样，欣然地屈从了希腊化。

统治现在的阿富汗这片地区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国王赫尔梅乌斯和他的妻子卡利奥普王后死于公元前30年左右，可能是死在安息人－基人手里。这个年代就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自杀的那一年。希腊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抵抗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马其顿起义。在马其顿起义被粉碎后，亚该亚联盟于公元前146年与罗马进行的战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在此以后，对罗马发出的挑战就不再来自任何一个希腊人的政府，而是来自希腊奴隶或希腊化的奴隶，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一些后继国中的伊朗人（而不是希腊人）统治者。

从公元前241年起，塞琉西王室由于互相竞争的继承者之间萁豆相残的战争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从公元前129年，即安条克七世皇帝在米底战败身亡的那一年，直到公元前64年塞琉西帝国最后的残渣碎片烟消云散，在它不断缩小的领土上，内战连连，无休无止。这使叙利亚成了奴隶贩子们快乐的狩猎场。公元前168年之前，罗得岛人的海军控制着黎凡特；但在马其顿王国被消灭后，罗马人将提洛岛送给雅典，条件是它必须成为一个自由港，从而摧毁了罗得岛人的力量。罗得岛人从此再也无力维持它的海军。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以西利西亚西部（”高地”西利西亚）和克里特岛为基地的海盗掌握了黎凡特水域的制海权。海盗们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商人合作，以提洛岛为基地，绑架叙利亚内战中的受害者，将他们贩卖为奴，在提洛岛上进行买卖，以供应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庄园和农场。这些地方在遭到汉尼拔战争的蹂躏后，庄园和农场成了进行经济剥削的最有利可图的形式，它们就是靠奴隶劳动来经营的。

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奴隶人口中包括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内战带来的运气和变化的牺牲品。西西里最后几次奴隶起义的一些领袖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政治家的才能。早在公元前198年，在罗马东南的一个拉丁人殖民地塞提亚就出现过一次流产的庄园奴隶起义。但庄园奴隶发动起义颇有不便之处，他们在劳动时被铁链锁在一起，夜间则被关押起来。起义是由牧人奴隶发起的。由于要保护牧群免遭人兽捕食，他们是拥有武装的，而且当他们夏季在山上放牧时，这些武装的牧人奴隶实际上是不受控制。牧人奴隶有武器和行动自由，庄园奴隶则人数众多。当牧人奴隶拿起武器并解放了庄园奴隶后，联合起来的起义奴隶可以找到有力的领袖，可以建立能在战场上与罗马部队一决雌雄的军队。这就是公元前135－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0年左右的西西里奴隶战争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持续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提洛岛和阿提卡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没有证据表明在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爆发的奴隶叛乱是相约而起的，也不能证明是一场起义的消息激发了另一场起义；但它们的同时爆发却可能不是偶然的。公元前135年，提洛岛在政治上与雅典，在商业上与西西里和意大利都有联系。公元前132年，企图问鼎帕加马王位的阿里斯托尼库斯在这个王国从前的领土上举兵，此前在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朝的末代国王将国土遗赠给了罗马人。罗马政府将这个王国变成它的亚细亚行省，并把在该省征税的工作包给了罗马商人。阿里斯托尼库斯呼吁奴隶给予支持，并宣布建立”太阳共和国”。他显然是想以此鼓励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领袖们。太阳是正义的神圣象征。它公正无私地给予一切奴隶和自由人、穷人和富人以光明和温暖。罗马统治集团支持的是富人、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起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个敌对的国家来取代罗马，还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社会来取代希腊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残忍地对待它的无产者。这同样也是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目标，他逃脱了关押，建起一支意大利起义奴隶的军队，在公元前73－前71年间控制着意大利的农村。

向罗马发出挑战的第一个伊朗统治者是小亚细亚东北部庞廷山区的卡帕多西亚国玉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88年他进犯罗马亚细亚行省，占领提洛，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要把希腊人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在被解放的地区对意大利包税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进行了屠杀。公元前88－前86年，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向前推进，达到薛西斯的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推进的地方。但米特拉达梯也重蹈薛西斯失败的覆辙。在公元前85年被迫媾和，但他在公元前63年去世以前还曾两次举兵反对罗马。

米特拉达梯对罗马发起的挑战功败垂成。它比罗马人自公元前149－前148年马其顿起义失败后所遇到的任何挑战都更为激烈。另一个伊朗国家安息又于公元前53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哈兰）使罗马遭到重创，这是罗马自公元前216年在坎尼惨败于汉尼拔手中后遭到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卡里的战场是一处平原，离地中海岸最近的港口都相隔很远，这使远远深入大陆内地的罗马军队在后勤上困难重重，当地的地形又使罗马步兵在人数、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克拉苏的军队在卡里发现自己面对人数上占劣势的安息骑兵弓弩手无能为力，后者有驼队源源不断地把箭运送过来。克拉苏的军队被歼灭了。

这是罗马遭到的第一次不可挽回的失败。此前迦太基人、希腊诸国、起义奴隶和米特拉达梯先后都败在它手下。但罗马人在后汉尼拔时代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不幸的牺牲品不是安息人，而是罗马人自己。

后汉尼拔时代罗马与黎凡特希腊人诸国的战争都是短暂的，罗马的黎凡特对手在罗马打击下根本不可能长期投入军事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中的胜利给罗马留下了一个直接的遗产，就是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大陆和海外的西班牙长期投放军队。而且，与希望借机渔利的罗马大地主相反，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服兵役，给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正象同时代在长城一线和长城以北服兵役的中国农民士兵一样。波河流域的最后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公元前25年被消灭，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独立部落在公元前19年被征服。截至这一年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边界在西欧大陆已经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在亚洲大陆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东南欧，罗马人彻底吞并马其顿和接管马其顿北部边防的事业曾受到公元前149－前148年激烈的马其顿起义的抑制。此后，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在公元前27好推进到了多瑙河一线。

与此同时，东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到的破坏，以及罗马统治集团随后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加以摧毁、然后弃之不顾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剥削活动提供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的阶级应运而生。在罗马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时候，正象中国在战国时代一样，商人们聚敛起了流动资本。罗马的这些资本家和罗马统治集团中的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同样是贫穷的。

公元前215年，即汉尼拔战争的第4个年头，罗马国库陷于破产。但一直在向意大利和海外的罗马军队提供衣食武器的那些承包人，承担了在战争期间继续赊账提供这些必不可少的物资的工作，并且，他们显示出自己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流动资本，从公元前215到前201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在公元前205年，意大利半岛西北部未遭破坏的地区的一些城邦–其中一些是罗马的自治区，一些是罗马的盟友–用自愿馈赠的丰富物品，装备了西庇阿为入侵迦太基非洲而召集起来的远征军。同年，破产了的罗马国库将从坎帕尼亚的一些罗马自治区征收的可耕地块拿来出售。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15年曾脱离罗马，公元前211年又被重新征服。购买土地的人显示出，他们能够用现金付款。

从公元前215年起，罗马政府就处在私人债权者的摆布之下。它不得不给予他们的条件为他们的欺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的欺骗行径臭名远扬的时候，当局只是很不情愿地查处了一些进行欺骗的承包人。他们担心受到冒犯的承包人停止物资供应，这将使罗马立即遭到军事失败。在战争尚未结束的公元前204和前202年，罗马国库不得不开始以分期付账的形式向债主还债。公元前200年，它不得不用罗马周围半径50英里以内的公地偿还欠款，以此支付最后的款项。这对债权人极为有利，这些地方土地的价值无疑将会升高。除了以不利的条件借债以外，国库还向纳税人强征年度资产税，以此等措汉尼拔战争的部分费用。公元前187年国库以千分之一的税率向纳税人归还了这笔年度税的25．5／34，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国库从罗马远征军于公元前188年掠劫小亚细亚后带回罗马的战利品中政府所得份额中得到的。

罗马政府从罗马军队带回国内的战利品中得到的份额，并不是罗马国库在公元前201－前168年间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当时还有战争赔款–例如公元前201年向迦太基、公元前190年向塞琉西帝国强行收取的赔款；还有能够带来收益的永久性资产，例如从曾经脱离罗马、又被重新征服的意大利东南部社会没收的土地，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全部国土，曾是马其顿国王财产的矿产和森林，曾是迦太基政府或被征服的当地西班牙人社会财产的西班牙矿产。公元前168年征服马其顿以后，取消了居住在意大利、或意大利以外的罗马自治地区，但被赋予与意大利人同样的税收地位的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所以，从公元前215年开始，富裕的少数罗马公民越来越富，而贫穷的多数人则越来越穷。商人暴发户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他们不是工业企业家，除了向军队提供物资和贩卖奴隶外甚至也不是贸易者。他们聚敛大量财产，主要是依靠充当海关税收和罗马各省居民缴纳的税款的包税人。统治集团的成员垄断着政府公职，因而也应有责任保护国民不受包税人的敲诈，但他们更为关心的却是为自己谋取非法收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一种是暗地里向包税生意投资，但主要是租进和购买罗马在意大利扩张所获得的领土上的土地以求生利。

在意大利东南部，大片土地成为罗马领土，同时，由于在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经脱离罗马的意大利诸国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也成为罗马的公共财产。由于在遥远的前线长期服兵役的农民纷纷破产，罗马领土上曾是他们私有财产的那些土地也被投进了市场。租进公地和买进破产的农民士兵的财产，这时成了大为有利可图的营生。

意大利半岛上有大片地区是由崎岖的高地构成的。这些地区不适合从事农业，但如果能在低地进行补充性的冬季放牧，如果有安全的道路每年可把牧群赶来两次，这些地区对于夏季放牧牛羊具有很高的价值。公元前264年完成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后，大规模发展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能力就已成为可能。汉尼拔战争后，意大利罗马领土上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买卖，使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对少数罗马公民来说成为现实，他们具有足够的钱财来租进公地或购买私人土地和牲畜。为使这些土地通过畜牧生利，作为牲畜使用的人，也就是牧人奴隶，也与畜群本身一样重要。在低地租借或购买土地的人有两种使用这些土地的方法。除将可耕的低地变成冬季牧场外，另一种方法就是种植葡萄和橄榄。在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城镇，油料和酒类市场非常有利可图。在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也是如此。在那些地区，油料和酒类的生产既无气候条件，在罗马控制的领土上又被罗马政府所禁止。但是，在公元前221－前31年间，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同畜群一样，只有使用奴隶劳动，才能获得利润。

的确，使用奴隶劳动是较为昂贵的。首先得把奴隶买来，一年到头向他们提供吃的和住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奴隶也无法再出手转卖，完全得记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庄园主和牧主的帐上，而他完全可以在繁忙的季节雇用临时的自由劳动力，而不必为这些临时的雇工承担永久的责任。但奴隶是他的永久性劳动力，具有可以任意支配的好处。只要奴隶尚有劳动能力，他的劳动就完全受主人的支配；而一个受雇的自由人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奴隶，他随时可能被政府征召入伍开长年服役，他的私人雇主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从汉尼拔战争结束起，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经济和人口都开始经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自由农民所有的、主要为这些所有者自己生产口粮的小块自由地产逐渐为实行冬夏两季放牧的大牧场，在低地地区同时也为橄榄园和葡萄园所取代。这两种新的土地使用方法都采用奴隶劳动。这种变革从未彻底完成。自由地产仍然大量存在，罗马城内居民所需要的口粮也并不完全来自西西里和撒丁的贡赋。但到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种经济和人口的革命已经在意大利造成了为征兵所需要的人力的短缺。

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对奴隶制度的严重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对寡头统治下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多数公民的贫困漠不关心，但他们却对征召军队应付罗马军事需要所遇到的日益增多的困难深感惊恐。他们还发现，强制性的征兵使征到的土兵越来越少。公元前133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对保持罗马军事效率的这种关心，而不是出于对罗马自由公民的社会正义的关心，促使罗马统治集团的一个成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带来了罗马政体内部的一场革命。格拉古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一法律在已经毁灭性地动荡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旧大陆文明中心西部掀起了一场风暴。在这一个世纪中，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东部也由于中华帝国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而受到摧残。

格拉古法律使提比略?格拉古本人在公元前133年丧了命（他被贵族们私刑拷打致死）。它也使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在公元前121年丧了命。这项法律不但激怒了罗马统治集团，也激怒了曾经脱离罗马的那些国家的公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若无其事地霸占着罗马已从这些国家没收的部分土地。到公元前111年，一切可以找到的公地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导致格拉古立法的那些军事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也未获得解决。公元前108年起，这些问题开始以不利于罗马政体中合法政府生存的方式得到解决。

公元前107年，罗马公民盖约?马略被选为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国家的最高政府官员），他不是世袭的统治集团的一员。马略以不合法的新方法组建了一支军队，即征募靠救济为生的贫苦公民。他们很愿意服兵役，毫无所失而多有所得，因为他们与马略之间有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不向他们提供赡养，就不能让他们离开军队，他与他们应相互合作，利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政治压力向罗马统治集团提出条件，既满足士兵的要求，又满足其指挥官的野心。马略是罗马第一位革命性的军阀。从公元前108年起，罗马实际上是由军阀统治者–但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公开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并被暴力推翻的君主制统治除外。

这种不合法度、独裁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新政府形式，直到公元前31年才被用一种重获合法性的明显伪装掩饰起来。在这个年代之前，这种新秩序（或毋宁说是无秩序）使意大利居民遭受了两次内战的打击：第一次在公元前90－前80年，第二次在公元前49－前31年。这场罗马革命的最有讽刺性的特点是，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死于私刑，到公元前30年马可?安东尼殒于自杀，狂怒的朱庇特雷轰电殛，击倒了一片正在逐渐缩小的材林中一棵又一棵最高的树。朱庇特的靶子是罗马权力游戏中的那一个个的顽主。格拉古兄弟、辛纳、塞多留、卡提林纳、庞培、克拉苏、尤利乌斯?恺撤、绥克斯图?庞培、马克?安东尼–这场致人死地的游戏中所有这些顽主全都在暴力中死于非命。马略在历尽沉浮之后逃脱了这种命运。这批人中的另外两个军阀也得以终其天年。这两位灵巧的政治杂技演员，一个是所有军阀中最残忍的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另一个是最为狡猾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撤?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和养子。

屋大维得以终其天年殊为不易。在可怜的最下层阶级的领袖们和一系列遭到失败并孤注一掷的罗马政治家先后走上这条革命之路之后，屋大维成功地使历时百年的罗马革命告一段落。马略以及他的朋友辛纳和塞多留就相当于主张平均主义的帕加马王子阿里斯托尼库斯以及西西里的奴隶之王优努斯和萨尔维乌斯。续克斯图?庞培与海盗们建立了联盟，他的父亲，即遭到谋杀的庞培，一度曾把这些海盗赶入大海。

罗马革命就等于是汉尼拔在死去后对罗马进行的报复。但由于它划破了罪恶的罗马国家（它就像秦国在西方的翻版）的肌体，这件致命的迦太基的涅索斯血衣裹住了饱尝痛苦的整个地中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