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操：“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本事、记忆与纪念[节]

1942年10月1日，日本政府运送盟军战俘的船只“里斯本丸”沉没【1】。二战期间，随着侵略范围的不断扩大，日本国内众多劳动力被征召入军。为解决本土劳力资源短缺问题，日本政府派遣船只将大批盟军战俘运往日本充当苦力。因运输环境极其恶劣，不少战俘在运输过程中死亡，美国学者米切诺将此类船只表述为“地狱航船”【2】。“里斯本丸”是众多“地狱航船”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一艘：说其普通，是因为该船仅是日本陆军省征召之众多民用商船中的一艘【3】，在型制功能和任务执行方面并无特别之处；说其特殊，主要在于船只沉没之际，日方负责人曾欲屠杀全部战俘，此举可谓相当匪夷所思。沉船事件不仅将英、日、中等国卷入其间，更是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史实论争与记忆重塑。

……

一、虚假记忆的建构

“里斯本丸”原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名下的民用货船，该船总长445英尺（135.6米），实测排水量7053吨，净排水量4308吨，运输规模尚称可观。抗战前后，该船主要在东亚、东南亚、南亚海域执行运输任务【8】。1942年9月，伪“港督”矶谷廉介在日本政府要求下，开始着手向日本本土运送羁押在香港战俘营内的白人战俘。“里斯本丸”号承载人员于当月26日集结完毕，共计有日本军人、乘客778名，英俘1816人，此外还有1676吨战略物资【9】。

9月27日，“里斯本丸”正式起航，是当月离港的第二艘战俘运输船【10】。未料几日后的10月1日，船只在航行至舟山列岛附近时，因遭美国潜艇攻击而沉没。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最先报道“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是日本媒体，10月8日，日本官方喉舌——《朝日新闻》刊登两则相关报道。第一则报道中，日方强调该船是“载有1800名英俘及少量日军官兵的陆军运输船”，凸显船只“战俘运输船”身份的同时，隐瞒该船运送大量日军，即具备军用船功能的事实。日方首先披露，该船遇难并非因自身或环境原因，而是“遭美潜艇袭击而沉没”。事故发生后，日军“立刻派船前往现场救援，救起了数百名英军”。在此基础上，第二则报道意在论证“英美敌军”的不人道。论者旁征博引，结合“里斯本丸”“哈尔滨丸”“朝日丸”以及停靠在马来海岸哥打巴鲁海边的医疗船等一系列所谓非军事船只被英美军队袭击的事件，在充分“证实”英美军把“国际法如同草鞋一样丢弃”之观点的基础上，深入“印证”英美军“非法不人道”的结论【11】。

与此同时，为日方掌控之中国沦陷区媒体也在借“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大作文章。奉天（今沈阳）的《盛京时报》声称“英美现在已漏出了图穷匕现的情况，唯以其穷途末路，所以竟而不择手段，不辨识清楚，莽撞地把搭载自己方面俘虏的日本船只给击沉”的行为实在“滑天下大稽”，同时不忘强调“日船载送英俘虏兵，原为使之居于安全所在”，嘲讽盟军的同时彰显日方的“光辉”形象【12】。北平的《晨报》在讥讽美方潜艇“盲目妄为之行动，终于引起将自己联合国之俘虏葬入海底之可讥事态”之余，结合当时美国出动军队帮助英国守戍英属殖民地的背景，将装载英俘之“里斯本丸”被美潜艇袭击一事视为美军对英属殖民地“暴行”的延伸，并意味深长地表示“此美潜水艇击沉英兵俘虏事件，所予英国民之影响，极堪注目”【13】；张家口的《蒙疆新报》也有“其（美潜艇）盲目行动，遂惹起使自己联合国之俘虏葬于海底之事态”，以及“将英兵俘虏收容船击沉，因此与英国民之影响，殊惹注目云”等语【14】，离间英美同盟的图谋跃然纸上。

显然，在沉船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很快主导其所掌控下的舆论，刻意塑造出一段有利于日本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的历史记忆。纵观日方关于“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报道，主观性宣泄较多而对事件本身的客观性记述乏善可陈，尤其是隐瞒了该船运送战俘的主要目的，并在关键节点上语焉不详。可以想见，其宣传并不能令反法西斯阵营，特别是英国满意。侵华期间日本对占领区舆论的管控十分严格，周边报纸均无刊登对日方不利言论之条件，故日方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独享该事件的叙述权和解释权。由于反法西斯阵营各国仅能基于日方提供的只言片语了解和跟进“里斯本丸”事件，故而很难明晰事件全貌。

鉴于所知讯息有限，英国在最初围绕沉船事件与日方展开交涉时，一直秉持措辞谨慎的态度。得知“里斯本丸”沉没导致千名英俘溺亡后，英国政府迫切想了解幸存英俘的消息，于是委托中立国瑞士代为咨询。10月13日，瑞士驻东京公使致电日本外务省，代英方表达了“希望能够尽快向英国政府报告相关信息”的意愿【15】，但日方却置之不理。10月19日，英方又通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向日本政府发送电文，希望相关机构“将船上所有俘虏的姓名写封电报发还”【16】，日本仍不予理会。英国政府见状，于10月下旬再次通过瑞士向日本政府传递消息，希望瑞士驻日本公使代替英国“访问拘留在收容所中的俘虏”【17】。但日本似乎心中有鬼，不仅不敢让战俘与外界接触，甚至拖延一个多月才勉强答复，且给出了完全否定的答案——“根据情况，此次许可是难以实现的”【18】。显然，日方不愿给他国了解真相的机会。日本欲盖弥彰的行为引起当事国英国的警觉，但英国政府苦于所掌握信息有限，难以采取进一步措施。

事情很快发生转机。三位被中国渔民营救的英俘被成功护送至安全区域后，日方极力隐藏的真相被初步揭露。12月5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提到有船只运送大量英俘，在北上途中因潜艇袭击而沉没，英俘伊文斯等三人艰难“脱险”，正在中国游击队帮助下“赴渝”【19】。该报道暗示，日方相关宣传是否属实，可得以验证。12月19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再次刊登一则相关通讯，指出“里斯本丸”英俘“华莱士、尹士等数人”在中国民众帮助下逃出日本封锁，正在向安全地带转移。该通讯还提到驻港日军在香港集中营“对待英俘，极为残酷”，强令“不得一饱”之英俘“均次服苦役”，并时常实施“侮辱”或“枪杀”。此外，该通讯还首次提到日方此次运送英俘是为将他们“送入工厂，罚充苦役”【20】。虽然该通讯未对日方前期报道进行针对性批驳，且未描述沉船经过，但它首次揭露了日方对“里斯本丸”所载英俘政策宣传的虚伪，不失为一有分量的质疑。

伊文斯等战俘抵达重庆后，英方大使馆相关人员通过三人口述了解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经过，并通过重庆军事参战处，于12月22日将有关信息传递至英国【21】。依据三位英俘传递回来的讯息，《泰晤士报》于次日刊登一则通讯，重点强调以下信息：其一，“里斯本丸”受袭当天傍晚，日方下令封闭战俘所在船舱，导致若干战俘在船只沉没前非正常死亡；其二，日本弃船离开后并未打开封闭的船舱，战俘们自行撕开密封帆布，才为获救争取到一线生机；其三，包括伊文斯等三人在内，不少战俘在游至日方救助船只时，日方并未理会；其四，一些本可以获救的战俘在落水后被日本无故射杀；其五，有不少英俘在中国渔民的帮助下获救；其六、日方救助船虽然也救起一些人，但并未全力施救。此外，英方通讯还首次公布了获救英俘的姓名和被俘前的职务，以便向国际舆论明确通讯确实来源于当事人，且内容真实可靠【22】。自此，英国政府终于通过英方当事人，掌握到关于沉船事件的可靠讯息。

既已明了事情经过，英国政府一改往日交涉时的谨慎态度，开始借沉船事件抨击日方的卑劣行径。1943年3月26日，英国政府再次通过瑞士向日本政府传达外交文件，强烈谴责日方在船体受损后“不顾战俘，任其自生自灭”的行为，以及封闭船舱等促使战俘处境急剧恶化的行径，要求日本政府对沉船事件展开调查，将有关结果尽快通报，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罚，并承诺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3】。收到抗议后，包括日本驻瑞士公使铃木、日本陆军省次官富永恭次和外务省次官松本俊一殿在内的一批高层官员着手研究解决方案，在此期间，他们都极尽可能为日本相关人员进行开脱。铃木声称日方已在救助问题上“尽了最大努力”，因而“不应对参加行动者有任何批评”，同时强调其本人“很难认同英国政府所提抗议理由”【24】。富永恭次、松本俊一殿认为英方抗议“完全就是捏造的”，其目的便是“意图诽谤我们帝国的正义之姿”；他们还强调“遇难时，护送人员，船长及下属船员都跟着俘虏行动到了最后一刻，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员壮烈牺牲”，并附言“遇难时的具体细节只有当时担负任务的人知道”，英国无权质疑【25】。

日本外务省于5月20日通过瑞士驻东京公使馆，对英国政府的抗议文书进行正式外交答复，声称“英国政府以毫无事实依据的情报为基础，对帝国当事人采取的妥当措施进行毁谤”，并强调日方全体人员已为英军战俘的人身安全“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甚至牺牲”，被救助的900多名俘虏就是“对英国政府抗议中捏造事实的最好回击”【26】。在外务省给予正式书面答复的同时，陆军省俘虏情报局也出台文件，对英方抗议声明所提内容逐条批驳，诡称日方是为避免战俘骚乱才不得已将英俘关押于船舱内（实际是封闭船舱）【27】。为应对英方驳斥，俘虏情报局还向外务省提出三点“建议”：其一，英方抗议“完全是捏造事实”，是为“毁谤我们帝国的正义之姿”，外务省需“以强硬的态度对此予以反驳”；其二，推断英国是通过俘虏患者与外国代表之间的邮件往来而取得相关“歪解”，建议“相关管理者有必要注意”；其三，虽然此次事件经过已在适当时间正确处理，但今后类似事件很可能成为“敌方外交战略宣传上的手段”，日方当事人“需要将足以粉碎反击的资料尽早送至相关当局”【28】。陆军省俘虏情报局等机构似已沉浸在“日方在拯救‘里斯本丸’运载英俘上展示出了正义且光辉的帝国形象，英方对日方的诋毁讯息纯属捏造”的认知中难以自拔。

王明珂指出，对于已发生的事情，人们的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29】，其主要原因是一个族群往往通过塑造或强化集体记忆的方式来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记忆相抗衡”【30】。“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凭借信息垄断的优势，通过舆论媒体，对外传递“美国潜艇不顾国际公约，无故攻击日本战俘运输船”，以及事故发生后“日本方面竭尽全力拯救数百名英俘”等讯息，迅速构建起对日本形象绝对有利的社会记忆，借此对抗美英等国的反法西斯同盟。当英方通过伊文斯等三位英俘了解到事情经过后，立即着手批驳日方虚假宣传，希望通过澄清事实等方式打破日方宣传的影响，但从以驻瑞士公使铃木、陆军省次官富永恭次和外务省次官松本俊一殿为代表的日本政府高层官员对英方外交诉求的驳斥可窥知，日本精心构建之扭曲记忆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业已根深蒂固。

在日本有意建构扭曲记忆以对抗反法西斯同盟的情况下，单凭外交手段，很难达成重塑相关记忆的目的。暴行暴露后，日本非但没有迷途知返，反而竭力扭转事件走向。1943年，日本大阪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东亚战争记录画报》后篇收录了三篇与“里斯本丸”事件有关的文章。第一篇题为《美国潜艇在东支那海的暴举》，内容与《朝日新闻》第一则报道类似，唯在用词、叙事上更为考究。文章将“里斯本丸”运送的陆军官兵美化为英方战俘的护送者，为该船搭载军队谋求一合理解释。此外，该文在描述日方“立刻派出救助船”的同时，强调他们“经过努力”才“成功救助数百名英国俘虏”，进一步凸显日方“英俘拯救者”的形象【31】。而题名为《揭露美军之凶恶，连友军也屠杀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文章则与《朝日新闻》第二则报道有一定区别，主要表现为日方已不再用“英美敌军”等将英美视为牢固同盟的表述，转而单独攻讦美国。日方称“美国终于露出了其凶恶的獠牙”，贬斥“将道义挂在嘴边，时常自我宣扬为正义的拥护者”的美国是一个“连至今一起扛枪的战友英国也无情打击”的“背信弃义”国家，同时将美国保护英国海外殖民地——爱尔兰岛、格陵兰岛的举措描述成“强行派兵入侵英国领地”。该文预言美国还会“不断采取手段谋取英国的澳大利亚、印度等殖民地”，进而“夺取过去几百年来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与此同时，日本将所谓日方不念旧恶、救敌性命的行为与美方之“背信弃义行径”进行对比，借此彰显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的正义身姿”【32】。显然，此时日本政府的主要宣传目的已由最初的凸显“英美敌军的不仁道”转变为“尽可能孤立、打击美国”。最后一篇题名为《天罚》的英日文对照文章是上篇内容的延续，有“此次事件在敌方阵营中会掀起怎样的风浪，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之表述。英日对照的形式显示出日方希望该文内容能影响到西方世界【33】。

至此，日本社会对“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认知并没有因英方交涉而有丝毫改变，沉船事件依旧是不同国家各执一词的罗生门。

二、沉船事件本事

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名誉的义理”理念：“即使做错了，只要别人不知道，名誉就不算受到损害。”【34】日本政府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发生后所做的一系列虚假宣传，都可视为此理念的具体实践。不仅顽固坚称英方关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宣传属恶意捏造，此后每当反法西斯阵营抨击日方战俘政策时，日方都不忘以其在“里斯本丸”遭遇潜艇袭击后的“卓越表现”予以驳斥【35】，似乎只有日方构建的历史记忆才契合事情本源。

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主导的香港军事法庭对相关战犯的审判工作宣告完成以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全貌才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36】。在这次审判中，多位英方当事人出庭或提供宣誓证书，船长经田茂、翻译新森源一郎等战犯为了脱罪，也向法庭提供不少书面文件或口头陈述，这些材料包含诸多被掩盖的信息。实际上，“里斯本丸”共有7个货舱。在包括负责押运之日方成员在内的绝大多数当事人看来，战俘被集中安置在第1至3号三个船舱【37】，但根据经田茂出庭时对法官疑问的回答可知，英军战俘被集中安置在前4个货舱，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2号舱和3号舱之间没有隔断”，导致它们被误认为是一个船舱【38】。

1942年10月1日凌晨2时45分，在“里斯本丸”航行至距离中国舟山列岛之东汀岛8海里海域时，天气骤变似欲降雨，海面能见度极低。为防止触礁，船长经田茂向东偏北60度方向调整航向，船只驶向离海岸线较远的深水区。5时42分，在航行27海里后，航向又向东偏北调整10度，稍稍向海岸线靠拢，以防敌袭【39】。早7时10分，身为船长的经田茂“稍稍打了个盹”，恰在此时，早已埋伏在附近海域的美军潜艇“鲈鱼号”向“里斯本丸”发射鱼雷，经田茂“错过了命令大副进行曲折航行的机会”【40】。船身被数枚鱼雷击中，其中有两枚发生爆炸，使船只失去继续航行的能力【41】。值得一提的是，日方不仅未在船身添加任何战俘运输标志，还在船首、船尾甲板上分别加装一门本不该出现在非军事船只上的火炮，加上日军频繁在甲板上活动，极易让观察者误认为该船是在执行军事命令，为“里斯本丸”被美军潜艇击沉预设了伏笔。

“里斯本丸”遇袭后，相关人员很快向外传递求援信号，并以船首火炮还击【42】。收到求援信号后，负责警戒舟山附近海域的上海方面根据地队（下简称上根队）第6警戒队（原第13炮舰队，下简称6警队）迅速组织救援。紧接着，第1、7、8警戒队也在上根队司令部的要求下加入救援行动【43】。最先抵达出事海域的救援军机迅速拱卫“里斯本丸”，向“鲈鱼”号可能出没海域投放深水炸弹，“鲈鱼”号难以发动进一步袭击，如此，“里斯本丸”避免被即刻击沉，得以又在海上漂浮约一天。由于受损严重，即便关闭船尾舱门，依旧不能阻止船身进水、下沉。15时20分，经田茂向最先抵达的救援船只——“栗”驱逐舰【44】发出“船尾正以每小时10英寸速度进水，6小时后水就会到达甲板”的信号；17时10分，该信号又被修正为“船尾正以每小时8英寸速度下沉，7小时后水会到达甲板”【45】。得知情况后，“栗”舰长于17时30分致电上根队6警队最高指挥官，指出紧急情况下应考虑先行转移全部日军；对于战俘，或是由于当时在场船只运载能力不足之故，“栗”舰长仅建议救助“半数”【46】。

据经田茂事后回忆，“17点左右”他通过旗语接到一个“用‘里斯本丸’上救生筏将船上所有日军转移至‘栗’驱逐舰上”的命令【47】，这当是“栗”舰长在传达上根队指挥官对其前所提营救建议的答复。该命令未涉及战俘群体，表明上根队最高指挥官在一开始就未有救助战俘之打算。在用救生艇运送三次日军后，6警队最高指挥官矢野美年大佐乘该舰队旗舰“丰国丸”抵达，从“栗”舰长手中接过现场最高指挥权。矢野美年并未改变此前所接命令，8时左右将剩余日本部队和乘客转移到附近舰只后，日方仍未将救护战俘纳入考虑范围，而是着手用牵引绳连接“丰国丸”和“里斯本丸”，意欲将“里斯本丸”拖拽至岸边浅水区【48】。以上信息表明，无论是统筹救援行动的最高指挥官——上根队司令，还是在场最高指挥官——6警队司令官矢野美年，对战俘生命均持漠视态度。这无形中助长了留在船上的两位日本军官——杉山中尉和和田少尉的虐俘气焰【49】。

当晚19时多，在“里斯本丸”上与经田茂、杉山、和田商议解决方案的矢野美年刚一离开，和田秀男便在大副陪同下找到经田茂，要求封闭战俘所在船舱，被经田茂劝阻【50】。第一次封舱要求被拒后，和田仍不死心，于21时纠合船上最高指挥官杉山，再次找到经田茂，以指挥警卫看管战俘是其职务，船长无权干涉为由命令封舱。因有杉山支持，经田茂命令大副执行了封舱命令——将木板在舱口铺齐，盖上防水油布，钉上楔子，并捆上绳索【51】。封舱之举可谓是丧心病狂【52】，战俘们本已超过24小时未补充食物、水及正常如厕，一旦封舱，缺少正常空气流通，战俘生命将危在旦夕【53】。当时即便是人数较少、关押战俘条件最好的1号舱，也有至少两位战俘因身体虚弱、缺少新鲜空气等原因死亡【54】，更遑论其他几个船舱【55】。是夜，战俘最高指挥官斯图尔特上校命令稍懂些日语的波特中尉不断向日本警卫和船员哀告，但日方人员毫不理会【56】。

如果说封舱之举是泯灭人性，残忍杀害努力自救以求一线生机之战俘的行径则称得上是丧尽天良。10月2日8时10分，“里斯本丸”船体向左倾斜7度即将下沉，经田茂向“丰国丸”打出“‘里斯本丸’即将沉没，我建议船上所有人员弃船”的旗语。8时20分时，“丰国丸”回复的指令还是“船上所有人员准备弃船”。但到了8时45分，该指令被修改为“把警卫和船员转移到即将开过去的一艘船上”【57】。显然，日方负责人刻意规避了战俘群体。在船只即将沉没的危急关头，2号舱几个战俘拼尽全力破开封舱口逃到甲板【58】，准备进一步打开其他3个船舱的封舱口，解救同伴逃生，但在船桥的和田秀男向卫兵“下达了开枪的命令”【59】，绝大部分战俘被压制回船舱【60】。万幸的是，冲上甲板的几个战俘中，有“一两个人躲在了甲板上的绞车后面”【61】，他们趁机打开几个船舱的舱口（第4号舱仅打开了舱门，舱口未及打开）【62】，为战俘们逃出舱体创造了条件。随着船只倾斜愈发严重，再不作为等同送死，1号舱战俘法瑞斯怒吼道：“我们必须死的像人一样，而不是像老鼠一样！”在其精神感染下，几位勇敢的战俘冲上甲板。此时船身即将沉没，2、3号舱的许多人“正在逃生”【63】。战俘们在帮助舱内战友逃出船舱后迅速跳海，如此才使得千名左右的英俘免于随船淹没。

“里斯本丸”上的英俘是运往日本的重要劳力资源，即便是出于该方面考虑，日方也应积极施救，更遑论国际人道主义理念的约束。但让人遗憾的是，10月1日17时左右通过“栗”舰长传达的将“所有日本部队转移至‘栗’驱逐舰”上的指令表明，上根队司令官并无救助战俘之意【64】。18时左右，矢野美年率领“丰国丸”“百福丸”等日舰抵达出事海域后，“里斯本丸”附近的船只运载量已足以救护全部英俘，但矢野美年仍未更改前令，亦证明救援行动指挥高层内部已达成“不用顾及战俘安危”的共识。正因如此，负责船上警卫工作的和田秀男才胆敢纠集杉山中尉向经田茂施压封仓，亦敢悍然在2号舱战俘第一次冲上甲板时命令警卫开枪。如果说封舱、射杀第一次出舱英俘的举措只代表和田秀男等少数在场底层日本军官的意见，那后来战俘跳海后的遭遇足以证明，将所有英俘葬身大海本就是日方最高指挥官的本意。

“里斯本丸”即将沉没之际，预感危机将至的战俘们协力逃出船舱，跳海求生。当时有至少20艘救援船只围绕“里斯本丸”【65】，且从战俘跳海至船完全沉没期间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可以“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进行救援工作”【66】，泅水战俘本应轻松获救。但据战俘回忆，日方人员不仅不主动施救，当他们好不容易靠着救援绳索爬上日舰时，日本士兵迅速将他们“踢进水里”【67】。事实上，日方采取的最普遍做法并不是“踢”而是开枪射杀，这在幸存战俘的回忆中有充分表述：伊文斯在描述沉船细节时指出，有部分战俘跳海后“被日本人射杀”【68】；迈尔斯在回忆落水后的经历时指出，日军曾用步枪对在水中挣扎的英俘实施“持续射击”【69】；豪威尔在落水后曾听到附近有持续数分钟的枪击声，并亲眼目睹一位离他约2码距离的同伴被日军射中【70】；查利斯等人在跳海后的第一反应是“向船只游去”，但他们很快便遭到日方射击【71】；希尔在落水后发现在其游往岛屿的路线上“有一些日本巡逻艇”，艇上的日军在“用机枪和步枪向水中的人射击”【72】；克拉克森跳海后周边有数艘日本船只，但上面的士兵“丝毫没有要救我们的意思”，且只要战俘们靠近日船，便会“被射杀在水中”【73】。战俘们的回忆印证了射杀举动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径，日本士兵显然是在执行上级命令。

“里斯本丸”沉没的地点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县东极乡，这里的渔民有救助落水者的传统。船只沉没的动静很大，惊动了岛上居民。当渔民发现落水英俘后，果断实施救助，与正在实施射杀的日本官兵形成鲜明对比。在2021年12月17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播出的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第3集《活着回家（上）》中，幸存英俘丹尼斯·莫利回忆到：“是中国渔民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当他们出现，日本人看到他们，就停止了射击”；“如果不是看见中国帆船里的中国人救了很多战俘，日本是不会改变主意来接走战俘的”，汉密尔顿在香港军事法庭上提供的证词中也有类似表述【74】。中国渔民的加入超出日方预期，使现场局面愈发复杂。

抗战期间日本极力宣扬由其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诡称其发动的是一场肩负“东亚全体民族兴废”“为要确立大东亚永远的和平”“决然而起对于中日共同敌人英美”的必胜战争。在其宣传口径中，“日本就是因为要救东亚而与敌人交战”，所以“友邦日本的敌人”就是“中国的敌人也就是全东亚民族的敌人”【75】。日本军人政客对于英国俘虏的极端仇视心理，与上述军国主义宣传不无关系。而中国渔民救助英俘的行为，不仅与日本所谓黄种民族共同抗击白种民族的宣传相悖，更无形中映射出日方的卑劣。由于中国渔民的干预，日方负责人出于控制局面等因素考虑，下令停止射击。在离“里斯本丸”约一英里远的一艘日舰发出“停止射杀英俘的”信号后，射击行为很快停止【76】。日本士兵听从官长指令停止射击一事同样从侧面证实，之前的射击是在执行上级命令。此后，日本方面停止了对英俘攀靠日本舰只的阻拦，并逐渐开始主动解救泅水战俘【77】。根据当日13时51分矢野美年发送给上根队指挥官的电报，日方最终救起644名英俘【78】。

当时东极乡渔民没有现代化船只，只能依靠平时打渔的小木船，运载能力有限。为最大限度实施拯救，不少船只往返多次，救助行动一直持续到深夜。由于地理位置荒僻、物资匮乏，加上战争影响，渔民生活相当拮据，但他们尽最大努力照顾获救战俘，无偿为他们提供衣物、饭食、沸水和住处【79】。根据《亚太战争审判》第3集《活着回家（上）》播出的幸存英俘查尔斯·佐敦口述资料（藏于伦敦英国战争博物馆），佐敦与十几位同伴被中国渔民救起后，渔民们对他们“非常非常好”，还给了他们米饭和红薯。中国渔民的勇敢无畏和真诚无私给幸存英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致70余年后，对过往很多事情都已遗忘的幸存英俘贝宁菲尔德在面对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制作团队采访时，还清晰记得他“一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食物”，是被救起后中国渔民给他的“半块萝卜”。贝宁菲尔德还感叹：“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们，日本人有可能因此摧毁他们的整个村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根据10月3日晚21时45分矢野美年发给上根队指挥部的电报，沉船次日，日方在青浜、庙子湖等岛屿上共搜捕英俘414人【80】，连同被中国渔民隐藏且最终被成功送至大后方重庆的伊文斯等3人，以及日方在中国渔民影响下救起的644人，共有1061名英俘因中国渔民的出现而免于随船湮没。这便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真相。

三、中英对沉船事件的纪念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各国人民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暂时忘却战争带来的苦痛。受大环境影响，“里斯本丸”事件幸存者最先想到的并不是开展对逝者的缅怀，而是践行对恩人的答谢。自1946年9月王继能赴港后，伊文斯等人又先后多次邀请唐如良、翁阿川等人到上海或香港会晤，不仅设宴款待，赠送钱财、衣物，还设法帮助恩人寻找合适的工作【81】。

香港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英国政府也很快将如何答谢中国渔民提上日程。1948年4月12日，英国驻华大使特意致函中国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商议答谢事宜。英国政府感谢了中国渔民的营救及其“以最大爱心给幸存者们食物、衣物和照看”的善行，并特地为渔民筹备专款。赠款形式颇为隆重，“国王陛下的‘康姆斯’号将于5月7日带着这笔款项前往东渔父岛访问，正式授予此项赠款”，为防止国民政府多心，英国政府特意强调“康姆斯”号驱逐舰“不带任何飞机”【82】。赠款仪式的落实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坚固中英当事群体间的友谊亦大有裨益，这一建议本应得到鼓励，但相关文件转送至国民政府国防部审核时却遭否决。

国防部认为，国民政府正在舟山群岛筹建海军基地，英方的访问虽然名义上是为赠谢中国渔民，但暗地里很可能是为窥探海防虚实【83】。1948年国民政府深陷国共内战的泥淖，英国访问东渔父岛的行为难免会触动当局者敏感的神经，故其并不愿意节外生枝。稳妥起见，国民政府提议委派浙江省政府委员周向贤代表渔民赴上海英国舰队司令部领取赠款。对英国而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沦陷区时掀起的劫收风潮“闻名当世”，贪腐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英国政府不放心将此款项交给其官员。加之如果不能当面向渔民致谢，赠款仪式的纪念意义便会大打折扣，故英国政府未再回复国民政府，英舰造访一事不了了之【84】。

但在英国政府影响下，国民政府也于1948年10月25日下发对东极渔民的褒奖令。其实早在1946年12月，当年参与组织救助行动的本地乡民沈品生当选为东极乡长后，便曾提议将营救英俘一事“呈报政府备案”，但由于多数当事人以营救“为吾人应有之天职，罔求邀功”为由推辞，报备方案未得落实【85】。直至英国驻华大使致函叶公超，南京国民政府才开始重视此事，并立即着令浙江省政府查验事情真伪【86】。经层层落实，东极乡乡公所如数告知上级营救经过，并对当年参与救助的渔民登记造册【87】。下令调查时，国民政府已顺带告知沈品生英舰拟答谢渔民并赠款一事，故在沈品生上呈县政府的文件中列有赠款分配方案：“拟分别以两山（岛）发起救护赵筱如、吴其生等10人，及参与动员各船户暨冒险护送3英人至内地之唐品根等6人列为甲等，凡献衣供饭者列为乙等，其各帮同送衣服送饭者列为丙等，用示大公，以励将及义务来兹。”【88】

后来，英舰造访一事不了了之，为避免尴尬，国民政府要求“希酌定政府褒奖办法”【89】。10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根据浙江省政府所呈当受褒奖人名册，发布褒奖令198件【90】。25日，定海县政府正式拿到由行政院内政部下发、浙江省政府转领的有关褒奖本县东极乡渔民的褒奖令，并将其发放给渔民。次日，《定海民报》对此事予以报道：“英人追怀旧德，尝有派舰至东极慰问及赉致谢金之说，嗣又有改由中央转发奖金之说，且一度层饬县府查复，案悬经年。今始奉到荣誉奖令，亦可谓久矣。”【91】虽然南京国民政府腐败无能，昏招频出，将英舰“至东极慰问及赉致谢金”这一简单事情神秘化、复杂化，导致本该大力宣传的善举“悬案经年”，但最终救助者也算“奉到荣誉奖令”，扩大了东极渔民营救英俘一事在地方上的影响。

派使者至东极乡当面赠予渔民专款的方案既不能实施，英国政府只能另想他法。1949年2月17日，英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悼念“里斯本丸”英俘官兵遇难仪式，英港当局决定借机在香港皇后码头举行答谢舟山渔民典礼。答谢仪式由港督葛洪亮亲自主持，英国政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典礼开始后，先由港督葛洪亮代表英国政府致答谢辞，简要陈述中国渔民营救英俘之经过，继而举行颁发答谢奖品仪式。奖品主要包括“海安”号机动渔轮一艘，以及为在营救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者准备的奖金、奖状。在仪式最后，葛洪亮亲自为“海安”号剪彩，并示意该渔轮搭载来宾解揽出海，绕海面环驶一周后才返回码头【92】。客观来看，这次酬谢仪式存在很多不足：未邀请渔民代表参加；向渔民转赠奖金、证书的中间人胡栋林与舟山渔民并无太多交集；所赠“海安”号是汽油船，以当时东极乡的条件，根本无力维持其正常运转【93】。即便存在诸多不足，港督葛洪亮在现场千余人面前亲自宣扬中国渔民的正义形象，并通过隆重仪式表达英港当局感戴渔民救护英俘情谊的举措，依旧能在寄托幸存战俘情感、巩固幸存战俘与渔民间的情谊上发挥积极作用。

抗战胜利后，幸存英俘及英国政府主导下的答谢中国渔民行动很快成为这一时期中英两国纪念“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主流。英国政府为此特意策划一场造访赠款仪式，只是由于国民政府处理不当不了了之。为缓解“英舰恐不来”的尴尬，在“一度层饬县府查复，案悬经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也下达了对渔民的褒奖令，从国家层面对营救义举给予了肯定。因不能成行东极乡，英国政府最终选择在香港举行答谢典礼，此举扩大了对中国渔民营救英俘义举的宣传，但也因缺乏渔民代表在场而留有历史遗憾。让人颇感无奈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未认识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和巩固中英友好关系层面上的积极意义因而始终未有主动挖掘该事件纪念价值的举措。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孤立、封锁新生人民政权的政策，新生政权不得已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极其尖锐，中英关系难以融洽，这也影响了两国官方、民间交流活动的开展，进而影响到“里斯本丸”沉船纪念活动的深入推进。故新中国成立后，中英两国有关“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记忆长期处于尘封状态，未被全面唤醒【94】。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世界两极格局的结束，开展“里斯本丸”纪念活动的外部条件初步具备。1991年12月，港英政府举办抵抗日本侵占香港5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参加过香港保卫战的250名老兵出席，成功出逃大后方的三名英俘之一的法勒斯也在受邀之列。法勒斯到达现场后“多次谈及他在浙江省定海县东霍洋遇救的经历，亟盼与舟山群岛昔日救命恩人重聚”，并在报纸上刊登“阔别香港四十载，亟寻救命恩人”的启事【95】。与此同时，浙江省舟山市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也逐渐重视并开始着手挖掘“里斯本丸”事件背后蕴含的深层价值【96】。

2004年中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里斯本丸”沉船纪念活动的逐步开展奠定良好基调。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8月15日至9月5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等部门通过联合举办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大型图片展，扩大对“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宣传，确保不少舟山以外的民众了解到东极渔民的英勇事迹【98】。除此之外，在浙江舟山和中国香港等地还举行多次有当年在场人士参加的“里斯本丸”沉船纪念活动。无论是当年参与营救的东极渔民代表应香港“二战退役军人会”邀请访问香港【99】，还是幸存英俘携家人来到浙江舟山东极海岛感谢恩人【100】，均使久被尘封的“里斯本丸”沉船记忆愈加清晰。

此后十年间，“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学术领域，以中国学者唐洪森、田庆华和英国学者托尼·班纳姆为代表的文史工作者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学界了解沉船事件作出卓越贡献。在艺术领域，以“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为主题的歌曲、影视作品和戏剧被创作出来并呈现给中英两国民众，客观上扩大了该事件在两国民间的影响力【101】。社会各界人士对沉船事件的关注推动了“里斯本丸”纪念活动的深入推进。2015年10月2日，浙江海洋学院隆重举行“里斯本丸”英军士兵遇难73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不仅中方相关人士积极参与，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和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机构也给予大力支持【102】，足见该事件的纪念意义及其背后蕴含的精神价值，已为两国人民高度重视。……

如今中英两国人民围绕“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开展的纪念活动仍在不断推进，舟山本地热心人士与幸存英俘及其后人间的书信往来不断，并相约让双方下一代延续这份宝贵情感，使新生一代成长为“情感维系的传承者”，以确保“这份跨越中英两国的友谊长存”【104】。……

四、结语

“里斯本丸”事件是日本所制造的战时悲剧，若非中国渔民及时出现，船上1800多名英俘很可能会全部葬身大海。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曾主导构建出关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虚假记忆，在掩盖运送大量英俘赴日做苦力及枪杀泅水英俘等真相的同时，借虚构日军是“英俘拯救者”来鼓吹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的正义身姿”。后来，英国政府通过中方护送至大后方的幸存英俘了解到事情经过，开始要求日本政府调查并公布事情真相。但由于此时日方建构的记忆已成功主导日本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的思维和意识，英国政府并未达成对事件正本清源的目的。直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对相关战犯的审判结果公之于众后，笼罩在日方谎言迷雾中的真相才为世人所知，英方重塑相关记忆的工作才宣告完成。稍显遗憾的是，不仅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会受政治影响改变走向，记忆的修正亦会因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有所迟滞。

中国渔民在营救英俘过程中表现出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且不图回报的品质，受到获救战俘的高度肯定和赞扬。抗战结束后，幸存英俘和英国政府迅速着手对中国渔民实施答谢，两国围绕“里斯本丸”事件开展的纪念活动发轫颇早，但国民政府并未对中国渔民救助英俘的国际人道主义行为大力宣扬，错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宝贵机会。新中国成立后，受冷战格局下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对峙的影响，相关纪念活动并未持续开展，与该事件有关的历史记忆也长期封存在当事者的脑海中，未被全面唤起。直至2004年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后，借着两国关系步入“黄金时代”的春风，该事件背后蕴含的深刻价值才逐渐被两国政府和人民挖掘而重视，“里斯本丸”事件纪念活动才再次活跃起来。相比于官方路径，“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民间路径，即被救英俘与中国渔民之间的情谊自始及今，它在修正被政治力量遮蔽的历史真相之余，揭示出人性的温度和善意，这或许也是沉船事件至今仍为两国人民纪念的原因所在。

本文转载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