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赵秉钧被动卷入调查“欢迎国会团”
1913年1月初，在上海忽然出现由国民党激进派何海鸣、戴季陶等发起的“欢迎国会团”，号召新当选的国会议员自主在上海召集国会预备会，然后在南京召开正式成立会，以避开北京军警干涉，自由制定宪法。这对袁世凯来说，显然不是个好兆头。在其授意下，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荫之）南下上海，与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一同调查该团真相。赵秉钧身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曾参加袁世凯召集的应对欢迎国会团的会议，并主张和平解散，但他对袁世凯派洪述祖南下秘密调查该团真相却不知情，因洪述祖1月20日出京时，系以赴津养病名义向其请假，并未透露实情。以下是洪当时请假的呈文：
呈为请假事。窃述祖感发旧疾，拟请假两星期，回津调治，理合呈请批示祗遵。洪述祖谨呈。一月二十日。（总理批：照准。）
然而，到了1月25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立报》忽然刊出一则“北京电报”，披露了洪述祖的动向。电文如下：
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见袁总统不悦欢迎国会团，说袁出巨款，交伊赴沪，担任解散该团，昨已请假，不日南行。（实际上此时洪述祖已经到了上海——引者）
1月26日，《民立报》又有报道，称《京报》载有沪电，谓“‘欢迎国会团’将甘心于洪”，也就是欢迎国会团将为洪所收买。
赵秉钧看到上述报道后，方知洪述祖请假赴津养病是假，南下秘密调查欢迎国会团是真。他在后来接受《新纪元报》记者采访时，曾就此事与记者有过如下问答：
问：正月间君委洪南下有诸？
答：否。余不以部务属洪，洪亦自称不愿拘于寻常公事。正月间洪请假赴津，余方利其去部，立予批准，初不识其潜行赴沪也。
问：洪去若干时？
答：去约半月馀。
问：洪归后君知其事否？
答：洪自来告余，谓上海欢迎国会团甚有势力，颇能淆乱人心，亟宜设法。余以总统不愿干涉告之，彼殊怏怏退。
问：以后洪与君有无交涉？
答：彼曾两次以欢迎团事语余，余均却之。嗣是以还，一无交涉。
《民立报》报道洪述祖南下，说明其行踪引起了国民党人注意，同时也生发了一些传言，说洪述祖是奉了赵秉钧之命南下解散欢迎国会团。由于洪述祖为赵秉钧之秘书，赵见“人言啧啧，恐有误会，或醸事端，特令言次长（即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引者）查询其家，急电令洪归京”。于是，在后来宋教仁被刺后，从应宅搜获函电中，便出现了如下一封电报：
上海石路吉升栈洪荫芝：赵嘱速回。深。
此电于1月25日晚自北京发出。关于发电人，江苏都督程德全及黄兴等人在宋案证据检查报告中写道：“电文末码（三二三四）照译为‘深’字，未知谁何。”也就是说，不知道发电人“深”是谁。其实，根据赵秉钧曾派言敦源联系洪述祖家属，请“急电令洪归京”这一情况，不难想到该电应当是洪述祖家人所发。经查，洪述祖正好有子名“深”，也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戏剧家洪深，当时正在清华学校就读。由此可以断定，该电就是洪深应赵秉钧、言敦源之请而发的催促其父速回北京的家电。
需要指出的是，洪深的电报是发给其父洪述祖的，但因当时“洪正有事宁苏”，不在上海，该电实际上是由应夔丞接收的。应夔丞接到该电后，作为回复，共发出两电，其中一电系以洪述祖名义回复洪深，为明电，共16字，发电时间为“正月二十五二时”，也就是1月26日凌晨2时，内容如下：
北京椿树胡同洪：卅一号快车回，告赵。荫。
电中“荫”即洪述祖。电文意思是要洪深告诉赵秉钧，洪述祖将于1月31日乘快车回京。另一电系以应夔丞名义直寄国务院赵秉钧，共58字（明9字，密49字），发电时间为1月26日早7时，内容如下：
北京国务院赵鉴：应密。洪正有事宁苏，准卅一号回淮运司，翌日来京……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详。夔。径。
电中“国会盲争”即“国会暗争”，指欢迎国会团要求自行召集国会，自行确定国会地点。“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详”，则是说欢迎国会团真相已得，详情将由洪述祖回京后当面汇报。这是目前所见应夔丞自赵秉钧处取得“应密电本”后，向国务院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也是宋案证据中涉及国会问题的开始。本来，应夔丞在接到洪深来电后，只要回复1月26日凌晨2时那封明码电报就可以了，没想到他又直接给赵秉钧回了一封密码电报，并且隔天又向赵寄了一封1月25日晚写就的信件，具体谈及调查欢迎国会团情况，请赵“转陈总统”。在应夔丞看来，赵秉钧作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和袁世凯的亲信，当然知道他和洪述祖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之事，但他哪里这知道，正是他的这一电一函，鬼使神差把赵秉钧牵入到了局中。而赵秉钧也不会想到，不但洪述祖背着他悄悄南下是为了解散欢迎国会团事，就连应夔丞也加入了，而且与洪述祖合伙。由于应夔丞在电报中提到了“洪回面详”，此事也就只能将错就错，但赵秉钧对洪述祖以欺骗手法背着他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显然很不高兴，因此，洪述祖回到北京后，三次同赵谈论该团情况，赵都态度消极，不愿理会。
之二：“大题目”下所谓“要紧文章”之内涵
1913年2月1日，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自上海到达天津，当日便给江苏驻沪巡查长、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写了一封短信，内容如下：
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阅后付丙。
洪述祖此次南下，是受袁世凯委派，与应夔丞一同调查由国民党激进派发起的欢迎国会团的内情。由于“已得真相”，洪的使命可以说已经完成，但他却觉得还缺点什么。细揣此函语气，洪述祖似乎以为不乘机唆使应夔丞弄出点事情来，就不算完结，其内心之阴险可见一斑。而且洪述祖所欲达到之目的是不可告人的，故他提醒应夔丞“阅后付丙”。紧接着，2月2日洪述祖回到北京后，又给应夔丞发信道：
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似亦不宜太迟也。
所谓“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是指洪述祖已在“老赵”（即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面前将“要紧问章”，“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则为“略露一句”的内容之一。“超然百姓姚之鹤”对此句的解释是：“‘说必有激烈举动’系赵（秉钧）说如此做去必有激烈举动，就洪函言之，其事实究竟如何，出于洪一面之词，此时固难定断，而字句之解释则不外是也。”这显然是错误的解读，把洪对赵所说的话，当成了赵本人所说。正因为洪述祖已经在“老赵”处做了铺垫，所以他才指示应夔丞“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否则“老赵”必觉突兀，不知所云。同时说明洪已告知“老赵”，这个“大题目”将会与应夔丞一起来做。洪述祖的这一手法，与上年秋冬间他电邀应夔丞入京时，指示应夔丞先发一电，专门向中央索款，如出一辙。至“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有国民党人以“杀宋取偿”来解释，如《国民月刊》按语谓：“‘题前迳电老赵索一数目’者，谓必于下手前预索一巨数，以便下手后取偿也。若辈志在金钱，然非有以金钱利用若辈者，若辈亦何苦杀人乎？”这显然是把“大题目”“要紧文章”及“激烈举动”“激烈文章”等均理解为了刺杀宋教仁。然而，这样的解释与函意并不相符，后面的分析中将会证明这一点。
由洪述祖所发两信措辞来看，洪、应二人对于所谓“大题目”“要紧文章”具体指什么，彼此心照不宣，说明他们在上海已经有所谋划。那么，“大题目”究竟是指什么呢？《国民月刊》的解释是：“所谓‘大题目’者，盖倾陷国民党之手段也。”应该说很接近该函真实意思。由于当时袁世凯正为解散欢迎国会团的事，设法对付国民党激进派，而派洪、应调查该团真相即是举措之一，因此可以断定，洪函所谓“大题目”就是指设法对付国民党这件大事。由两信还可以看出，“要紧文章”与“激烈文章”意涵不同。完成“要紧文章”须有“激烈举动”，或须做一篇“激烈文章”，但此“激烈”并不一定指动用武力。而无论“要紧文章”还是“激烈文章”，最终都是为了做好“大题目”。
那么，洪、应为做“大题目”，准备写一篇什么样的“要紧文章”呢？就在洪述祖寄出2月1日信件当天，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了“应密东电”：
北京国务院赵鉴：应密。宪法起草创议于江、浙、川、鄂国民党议员，现以文字鼓吹、金钱联合，已招得江、浙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一系除总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系解散国会，手续繁重，取效已难，已力图。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夔。东。
电文最后一句“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仍然是指应对欢迎国会团而言，“系解散国会团题中应有之义”。但从全电内容来看，此事显然不再是重点，洪、应的视线已经转向“宪法起草”，图谋通过操弄宪法起草来对付国民党人，而这就是洪、应为做好“大题目”打算完成的“要紧文章”。电文开头“宪法起草创议于江、浙、川、鄂国民党议员”一句，方祖燊认为是指“国民党时由王宠惠执笔起草有‘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与‘草案’，于民国二年三月二十八起，连续刊载于《民立报》上。”这个解释很明显是错误的，因王宠惠是粤人，并非“江、浙、川、鄂”人，而且王宠惠也不是国会议员。由于欢迎国会团主要诉求之一是“自由议定宪法”，反对政府干预宪法制定，这让袁世凯意识到必须尽快就此问题表明政府的态度。因此，欢迎国会团出现不久，袁世凯便决定“颁布宪法起草之命令，将政府筹备之法布告全国”，“以免种种纷议”。紧接着袁世凯决定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并电饬苏督转知欢迎国会团，“将中央所拟宪法起草各办法为之说明，并准该团公举代表来京，参与宪法会议”，但欢迎国会团须“实行解散”。由此可以理解，“东电”将对付国民党人的重点，由设法解散欢迎国会团转向操控宪法起草，看似突兀，实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同时可以看出，洪、应这样做其实是为了紧密配合袁世凯的需要。只是这样一来，洪、应就从原先主要对付国民党激进派，转变为对付整个国民党。
由“东电”可知，应、洪的宪法起草主张，主要强调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将来宪法中关于国务员的确定，除总理须通过国会投票外，各部部长均无须通过投票决定；二是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这样的构想可以保证总统享有较大权力。应、洪试图通过操弄宪法起草来尽量制定出一部符合袁世凯心意的宪法，为此，除了要进行舆论宣传外，还必须收买国民党议员支持这一计划，这就是“东电”所谓“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
之三：洪应构陷孙黄宋“激烈文章”出炉
应夔丞“东电”与洪述祖“大题目”一函，都是在2月1日向对方发出的，洪述祖“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一函，则是2月2日发出的。按照当时的邮递速度，从天津或北京寄往上海的信件，最快需要两天，慢则需要三到四天。这就是说，应夔丞是在还未收到洪述祖两封来信的情况下，便发出了“东电”，可见其对于实施阴谋计划迫不及待，甚至有些抢头功的意味。
应、洪图谋通过“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手段，在宪法起草层面对付国民党人，但这显然不可能达到目的。因议员来自各省，仅江、浙两省就有97人，其中江苏49人（参议员10，众议员39），浙江48人（参议员10，众议员38），怎么可能一一收买。况且，“东电”发出之时，距离国会召开还有两个多月，宪法起草委员会还未成立，洪、应等连哪些议员有“起草资格”都无法确定，如何收买？即如杭辛斋，应夔丞向袁报告说要收买他，但杭后来根本就不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冬电”声称“已招得江、浙两省过半数主张两纲，一系除总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显系张皇之词。
至于赋予总统“解散国会之权”，应夔丞表示，“解散国会，手续繁重，取效已难，已力图”，这实际上是为提出接下来将要采取的别项动作预作铺垫，所谓“已力图”即是此意。那么，他们打算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看到，时隔一天之后，也就是2月2日晚6时，应夔丞在根本不可能收到洪述祖当天所寄“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一函的情况下，再次迫不及待地向国务院秘书程经世发出“冬电”，请转赵秉钧。电文中将洪述祖预先已在“老赵”面前“略露一句”的“激烈举动”和盘托出，并隐讳地索要30万元款项。电云：
国务院程经世君转赵鉴：应密。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卅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一面又电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此事发生，间接又间接，变象万千，使其无计设法，无从捉摸，决可奏功，实裨大局。因夔于南京政府与孙共事最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黎使田来沪筹款，迄未成。夔。冬。
答案至此揭晓，洪、应所谓“激烈举动”或“激烈文章”，原来是要“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以败坏国民党领袖声誉，从而达到打击国民党的目的，洪、应二人则可借机向政府索取一笔巨款。洪述祖知道，采取这样的“激烈举动”，或做这样的“激烈文章”，不可告人，因此在2月1日函末特别叮嘱应夔丞“阅后付丙”。由“冬电”来看，应夔丞计划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东电所陈两纲，其一已有把握，虑被利用”，也就是说担心收买国民党议员操弄宪法起草之举反被国民党方面利用，因此，为保险起见，他已向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等，用照片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以损毁国民党领袖声誉，从而使被收买的国民党议员不愿再追随国民党。应夔丞后来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影响越来越大，自己“无力防阻党人”，因此欲“藉毁损其名誉，以杜一般社会之盲从，稍阻危机于一发”。洪述祖则说，这样做“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去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但这样一来，洪、应对付国民党人的手法和内容就再次发生变化，由“文字鼓吹”与“金钱联合”操弄宪法起草，转为搜集所谓“劣史”，直接构陷国民党领袖人物。
为了让政府相信这样做有其必要性，应夔丞在“冬电”中，不惜虚构、夸大事实，乃至以危言耸动政府。比如，电文首句以“孙、黄、黎、宋运动极烈”一语，来描述当时这几人“运动”正式大总统选举的严峻形势，但实际上黎元洪根本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早在1912年8月，德国《柏林日报》驻北京记者萨决曼就曾问黎元洪：“来岁正式政府成立，谁人将为大总统？副总统亦有意于此乎？”黎曰：“否。余不愿为大总统。余军人也，余愿仍服旧职，此人所望于余，余自忖亦能勉强承乏。至大总统一职，余友袁君将实膺之，余将竭余之全力以助。”孙中山也早就表示自己无意竞选正式大总统。就在“冬电”发出前几天，即1月29日，孙中山在接见日本驻沪人员宗方小太郎时，还表示自己“断不肯担任总统”，又表示：“余个人相信，袁乃最稳妥之人物，故第一期总统以举彼为得策。”在电末，应夔丞更以危词耸动政府，称：“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另外，电文谓“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同样不是事实。实际上，宋教仁自1912年末以来就一直在湖南老家，直到1913年1月20日方电告章士钊他将于1月21日到达武汉。而黄兴恰在宋教仁到达武汉之前，辞去湖北铁路督办之职，紧接着就去了上海。2月13日，宋教仁从武汉到达上海，这时孙中山已在两天前出发去了日本。应夔丞发出“冬电”前一段时间，孙、黄、宋等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并不在一处，不可能做出“忽主举宋任总理”的决定。事实上，就在“冬电”发出前几天，报章仍有报道谓“国民党则种种主张不一，首以黄氏为大总统，否则以黎氏为大总统，以黄氏为副总统，而实权为黄氏所握；再次则以袁氏为大总统，以黄氏为国务总理；如形势上有变更，万不得已时，则以宋氏为国务总理，维持势力。”可见，国民党并未确定由宋任总理。
为了借机索款，应夔丞又绞尽脑汁编造了“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等材料的曲折细节，向赵秉钧报告说，他的计划已经被孙中山知道了，孙中山要黄兴遣“马姓”到日本重资买毁，他所派购得“劣史”者一方面向“马姓”索要30万元，另一方面“阳许阴尼”，在获得3万元后，又电告第三方要挟“马姓”，使得“马姓”顾此失彼，“虽百倍其价”，终于没能买毁“孙黄宋劣史”等。应又自夸，此事之所以能做得如此“变象万千”，使孙中山等“无计设法，无从捉摸”，是因为他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供事，知道孙中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黄兴、宋教仁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应夔丞在“冬电”中说向“马姓”索要30万元，实际上就是暗示赵秉钧，需要花30万元才能得到“孙黄宋劣史”等。然而，从后来情况看，政府并没有收到这些材料，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些材料。应夔丞说“拟从横滨发行”，其实是因为他心里知道，根本没有“劣史”可以购回国内，说“拟从横滨发行”不过是要拖延时日，掩人耳目罢了。正因为是虚构情节，所以我们看到，洪、应合作的这篇“激烈文章”，不久就无法写下去了。
在洪、应的构陷计划中，还有一点须格外注意，即该计划的诋毁对象虽然包括孙、黄、宋三人，但孙、黄显然只是陪衬，宋教仁才是主要目标。这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孙中山便将主要精力转向“社会事业”，黄兴结束南京留守府留守工作后，也逐渐转向铁路等实业方面。唯有宋教仁，自从1912年7月辞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后，即“专从事政党生活”。同盟会就主要是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于是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以为掌握政权之准备。他大力宣讲政党内阁主张，并为国会选举奔走呼号，反对党舆论至有“在革命时代，宋实不如孙、黄，而在政党时代，虽孙、黄实不如宋也”之说。应夔丞特别告诉赵秉钧“民党忽主举宋任总理”，可谓用心险恶。在应夔丞看来，宋教仁是赵秉钧保住总理位置最大的威胁，因此他不惜虚构事实，欲以此激刺赵秉钧。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导致宋教仁成为应、洪陷害的主要目标，即宋教仁于1913年1月下旬到达武汉后，欲行“以黎制袁”之计，一度与黄兴极力运动黎元洪出选正式大总统，而由国民党人出任总理，掌握实权。但最终遭到黎元洪拒绝，黎氏并将内情“和盘托出，尽情以电告袁总统，并自陈述衷情，甚不欲为总统”，导致黄、宋的计划失败。“冬电”所谓“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部分含义似即指此，而所谓“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云云，也似有所指。不管怎样，宋教仁此时已经被洪、应视为“出头鸟”，其后来成为洪、应刺杀目标，实在此构陷计划当中已露出端倪。
之四：洪述祖唆使应夔丞对宋教仁“乘机下手”
在2月2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冬电”后，构陷“孙黄宋”计划即进入行动阶段。赵秉钧继续被动卷入其中，袁世凯则积极推动，在洪述祖报告计划后袁氏“色颇喜”，并夸奖应夔丞“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然而，应夔丞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等，不过是其面壁虚构的情节，根本就不存在。应夔丞当时的判断是，在他提出计划后，袁世凯会先付款，让他去购买所谓物证。等款项到手后，他再和洪述祖设法构陷“孙黄宋”，敷衍袁世凯，给其一个交代。从洪述祖2月2日函要应夔丞“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来看，二人确有先取钱后办事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产生自既有的经验——上年底5万元共进会遣散费就是袁世凯先付款，然后要应夔丞去办事，结果钱轻易落到了应、洪手中。只不过这一次应夔丞失算了，袁世凯似乎将信将疑，要求应夔丞先提供“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然后再付款。在此情形下，洪述祖为了获得款项，先后在2月4日、5日、8日、11日、22日五次发函，要应夔丞尽快将相关材料寄来，简直急如星火。原本打算空手套白狼的应夔丞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回应，洪述祖因此渐感失望，并失去耐心，于是案情逐渐向着另外一个方向演变。
2月22日以后，大约有两个星期，洪述祖没有函电给应夔丞，直至3月6日，洪述祖才又自天津向应夔丞发出如下一函：
夔弟足下：近日叠接下关所发二月廿五号各信（计五件，并《民强》领纸），又接上海德顺里信，又驻沪巡署信计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此刻近于无征不信），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属《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为盼（交妥邮，今年阴历正月起）。观川启。三月六日。
此函乃宋案证据中最关键之函，其内容已不再只是催促应夔丞提供所谓“宋骗案”材料，而是出现了关于“除邓”一案的表述。该案在现存宋案证据中仅此函提到过，案情不明。时人对宋案证据的各种解释也多不及此案，似乎此案与宋案关系不大。惟《民立报》曾分析道：“此函所云‘除邓’，未写明何人，然以事实揣之，必为《中华民报》邓家彦君。邓君主张激烈，不畏强御，其为袁、赵所忌无疑。然杀邓君而以杀耗登《民强报》，《民强报》讵肯为之作此大逆机关乎？是又太忍矣。”《民立报》国民党人显然不知，《民强报》其实早已在袁世凯的金钱支持下被洪、应收买了。邓家彦所供职的《中华民报》也认为：“此函所谓‘除邓’一案者，自其语意观之，当为邓君家彦。”不过，应夔丞后来在上海地方审判厅供称，邓“系邓良财，因在外招军，经其报告中央，由徐州军官捕杀。”洪述祖则于京师高等审判厅供称，“除邓”之函系赵秉钧令其代发的，“赵总理曾对其说明邓之名字，伊因日久忘记了”。其实，细读洪函中“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一句，可理解为：“除邓”之前，“须将登载其反对政府文字各报先期邮寄”。既然可于各报发表反对政府文字，则“邓”为文人而非武人可知，《民立报》推断“邓”为《中华民报》邓家彦就是有道理的，因该报正是以登载激烈反袁文字著称。邓家彦本人也认为，“除邓”之“邓”就是指他，曾在后来回应说，他当时在上海“发刊《中华民报》，专事反袁”，“日日著论攻击袁世凯及北京政府”。“宋教仁遇刺一案，连带搜出若干文件，其中有暗杀名单，余亦赫然列名，可见袁氏对余㘅恨之深”。不过，《民立报》和《中华民报》都只是就“除邓”对象为谁而论，并未注意到洪述祖何以要在此函中忽然提到“除邓”一案。
由该函看，洪述祖是在收到应夔丞2月25日自下关所发各信，以及上海德顺里信、驻沪巡署信等一系列信件之后，在回复应夔丞时，忽然提到“除邓”一案的，这就说明，“除邓”一案在此前洪、应往来信件中很可能曾经提及，否则洪述祖于回信中忽然提及“除邓”，应夔丞将不明所以。退一步讲，即使洪、应此前往来信件不曾提及“除邓”，应夔丞也一定对此事有所了解，否则洪述祖不会以“除邓”这样的机密事件为例，来向应夔丞说明如何从中央领款。
洪函云“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意思是，现在中央财政万分困难，而我们取款的手续不甚完好，因此难以取款。紧接着，他举例告诉应夔丞，应当如何做才能取到款。他说：“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寄，并如何决议办法，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此刻近于无征不信），方是正办。”也就是说，若要“除邓”领款，必须将登载“邓”反对政府文字之各报先期邮寄，并就如何“除邓”提出办法，“除邓”之后还要在《民强报》登其死耗，这样才好领款。洪述祖举这个例子，是针对应夔丞迟迟未能提供构陷“孙黄宋”的材料而言，尽管两者性质不一，一为谋人性命，一为损人名誉，但都以从中央攫取款项为目的，从中央角度讲，都需要看到具体成绩，方可给款。故洪述祖紧接着写道：“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所谓“印件”即“宋犯骗刑事案提票”等，既然原件、抄本都没有，“殊难启齿”向中央索款。
接下来，洪述祖提出两个办法，供应夔丞选择：“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要）；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前半句洪述祖仍然要求应夔丞设法取得“印件”，不论原件、抄件均可，这是洪述祖第六次催促应夔丞。但自从2月2日应夔丞于“冬电”中向国务院报告已向日本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以来，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中间虽经洪述祖一次次催促，应夔丞始终未能提供材料，洪述祖对此显然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他甚至应该意识到了应夔丞是想“空手套白狼”。事情到此，本应结束，可洪述祖却不这么想，他需要给袁世凯一个交代，更需要向袁世凯证明自己并非空言失信之人，当然他也不想放弃谋取私利的机会，于是头脑中开始生出邪恶想法，笔锋一转，向应夔丞提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即“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也就是“或宋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之意。洪并举例：“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意思是，“邓”这个人反对政府主张激烈，所以比较容易找到下手理由，而宋并非激烈之人，所以需要在宋“有激烈之举”时，“方可乘机下手”。不论“邓”为邓良财，还是邓家彦，所谓“除邓”“登其死耗”，均指置“邓”于死地无疑。洪述祖以“除邓”为例，向应夔丞指示无法提供“宋骗案”材料时对付宋教仁的另一办法，已明确露出杀害宋教仁之意。而且，洪述祖自此以后给应夔丞的函电中，“关于提票之事，并无一语道及，可见毁坏名誉之意思，业已变更”，杀宋之意，自兹确定。
宋案发展至此，毫无疑问，案情开始发生重大转折，由构陷“孙黄宋”，特别是构陷宋教仁，开始转向对宋“乘机下手”。洪述祖作为杀宋造意人确定无疑，他在3月6日函末要求应夔丞转嘱《民强报》“逐日”寄其一份报纸，意思就是说，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将要密切关注该报何时登载宋教仁“死耗”了。宋教仁的命运如何，接下来就将取决于应夔丞怎样回应洪述祖3月6日函了。
之五：所谓“燬宋酬勋位”
在洪述祖于3月6日函中示意应夔丞可以对宋教仁乘机下手后，应夔丞于3月10日（蒸电）复电洪述祖，提出以6.62折的低价，购买中央八厘公债350万元，变相索取报酬。洪述祖于3月13日复电，内容如下：
上海文元坊应夔丞：川密。“蒸电”已交财政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燬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荫。十三。
此电乃宋案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也是最难解释的证据之一。洪述祖要求购买八厘公债，但当时八厘公债票早已停售，只有六厘公债，所谓“债止六厘”即是此意。而六厘公债按规定最低只能以9.2折售出，应夔丞要求以6.62折购买公债，价格实在太低了，故洪述祖复电中又有“恐折扣大，通不过”之语，预为接下来向应夔丞回复留下余地。同时，因为担心低价购买公债不能成功，洪述祖这才转而抛出“燬宋酬勋位”以为替代方案。由此可见，洪述祖3月13日电看似由前后两句完全不相关联的内容构成，实则两句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逻辑关系。一直以来，研究者征引或解释宋案证据时，或只引此电后半句，以为前半句与宋案无关，或虽引前半句而对前后两句之间的关系完全没能揭示，实在是极大的错误。
至于“燬宋酬勋位”之“燬”，争议颇多。洪述祖本人始终不承认“燬宋”是要杀宋。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发表通电，曾专就“燬”字进行辩解，称：“‘燬人’二字系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字意义在内，久居京中者无不知之，岂能借此附会周内。”同月在接受青岛德国法庭讯问时又说：“余意不过系购买宋曾犯罪之证据，余所用之‘燬’字，因系北京通用语，故用之，该字并无杀人之意在内，仅系毁人名誉。”今人也有赞同洪说者。但需要指出的是，洪述祖原电所用乃“燬”字，而非“毁”字。今人不察，常用“毁”字解释“燬”字，不具有说服力。洪述祖试图将“燬”“毁”二字混为一谈，也是狡辩。查《辞源》，“燬”有二意，一谓“烈火”，一谓“燃烧”。再查《汉语大字典》，“燬”有四意：“火，烈火”；“日中火”；“燃烧，焚毁”；“同‘毁’，毁坏”。由此可知，“燬”字并无毁谤或损毁名誉之意。退一步讲，就算“燬”字可解释为毁人名誉，也不能否认该字还有“焚毁”“毁坏”之意，究竟应作何解，还应看其语境。洪述祖在3月13日电中说出“燬宋酬勋位”之前，已经于3月6日函中以“除邓”并“登其死耗”为例，向应夔丞明白指出对宋“乘机下手”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因此，此处“燬宋”指杀宋已毫无疑义。倘若“燬宋”是指损毁宋之名誉，则接下来便不需要讲“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因为自2月2日应夔丞向国务院发出“冬电”以来，洪、应二人早就在谋划购买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以毁宋名誉了。所谓“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其实是与3月6日洪函中“或有激烈之举，方可乘机下手也”相呼应。因此，“燬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其实是洪述祖更加明确地向应夔丞下达了指令：如果宋有“激烈之举”，就可“乘机下手”，条件是酬应以“勋位”。
至于“酬勋位”，因为直接关系“燬宋”是否为袁、赵幕后主使，故各方争论甚烈。由于大总统才有权力授勋，国民党人以此为据，直指袁世凯为“燬宋”幕后主使。袁世凯亲自出面，致电谭人凤、黄兴等反驳。赵秉钧也力辩“燬宋酬勋位”乃洪述祖“诳应”之举，与中央无涉。就案情发展而论，洪述祖产生杀意后，曾在袁世凯面前试探可否“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结果被袁否决，而以他和赵秉钧并不融洽的关系，又不可能就杀宋之事寻求赵的支持，则他于3月13日致应夔丞电中提出“燬宋酬勋位”，就应当是假托中央授意。而通过分析3月13日电文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燬宋酬勋位”并非袁世凯的既定承诺，而是洪述祖为了应对应夔丞索取金钱回报抛出的一个替代方案，也可以说是一个诱饵。不仅如此，从洪述祖将购买公债一事“交财政长核办”可知，袁世凯就连应夔丞要求低价购买公债，事前也不知情，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袁世凯并非“燬宋酬勋位”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一点《宋案重审》有更加详细的讨论。
至于洪述祖在3月13日电中忽然想到将“燬宋”与“酬勋位”联系起来，也是有缘由的。早在1912年9月下旬洪述祖经总统府顾问张绍曾介绍南下与应夔丞见面之初，勋位或勋章问题就已成为洪、应二人交流的一个话题。洪述祖返回北京后，于当年10月24日给应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写道：“吾弟手函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洪要应补寄手函，意思是要应亲笔写出自己的履历，讲述自己的功劳，这是“叙勋”的需要。此事在当年10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另外一函中也曾提到过，为此应夔丞写了两份“革命履历”，并请洪述祖改润。1913年1月10日，应夔丞在京还曾呈文大总统，请求对会党人士论功行赏，但由于稽勋局和陆军部为此事互踢皮球，事情未有结果。其事距洪述祖3月13日电提出“燬宋酬勋位”不过一个多月，因此，应夔丞看到这五字并不会感到突兀，反而会觉得洪仍将“叙勋”一事放在心上。应夔丞知道，“酬勋位”绝非洪述祖之权力所能办到，若非中央的意思，洪述祖怎敢作此承诺。而洪述祖将“酬勋位”与“燬宋”联系起来，则又让应夔丞相信，“燬宋”乃中央的意思，中央因其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损毁宋教仁声誉未果，故而改为杀宋，并以“酬勋位”作为回报。应夔丞被捕后，曾于1913年4月3日在捕房写一密信给内务部次长言敦源，托其律师海司（即爱理思或爱理斯）及翻译带到北京椿树胡同言敦源的住所，商量营救之法，信中就有“此案无论如何，供状、证据决不与第三人有所干涉的，死则可，累人则万无此理”等语，可证应夔丞始终误以为杀宋是中央的意思，故他以保证不牵连洪述祖以外第三人为言，请求言敦源对他施以援手。
之六：“若不去宋”一语的确切含义
接到洪述祖3月13日“燬宋酬勋位”来电后，应夔丞于当日给洪述祖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
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余产拼挡，足可挪拢二十余万，以之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
所谓“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不过是假意表示。若应夔丞真是“向不希望”“功赏”，也就不会有前文所述应夔丞向洪述祖提供革命履历，以及呈请大总统论功行赏之举动了。应夔丞愿去杀宋，“酬勋位”之赏不能说毫无吸引力，但较之金钱报酬，勋位不过是虚名，并非应夔丞急切希望得到的。
引文中“若不去宀木”之“宀木”，乃“宋”的析字，即“若不去宋”。其意涵极当注意，相关解释颇多，但分歧甚大。在政府一方面，视该四字为杀宋起意于应夔丞的有力证据。如袁世凯就据此四字将应夔丞视为暗杀主谋。他说：
三月十三日以前各函电，似皆为解散欢迎国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与钝初被刺案无涉。自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谋害之点。嗣后各函电，相承一气，确与宋案有关，是主谋暗杀者已可概见。
赵秉钧也将此四字视为杀宋与自己及政府无关而“起于应之自动”的关键证据：
盖应犯谋刺宋教仁，其杀机起于《民立报》载宋在宁演说，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已明言之。以前各函电计时宋教仁尚在湘中。如洪述祖二月一日函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之语，二月二日函有“须于题前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之语，则前语藉解散欢迎国会以恐吓政府，后语为以解散该团自任，以便其私图。是时正沪上欢迎国会团发起之初，马迹蛛丝，尚堪寻索。其二月四日以后各函，则入于收买提票之事，直至三月十三日函，始露谋杀之端倪。即以该函中“若不去宋”一语而论，系属反挑之笔，尤见去宋之动机起于应之自动，而非别有主动之人。文理解释，皎然明白，此证明中央政府于宋案无涉者也。
国民党方面却不是这样理解的。《民立报》于应夔丞3月13日函后附加按语，将“若不去宋”四字视为“应以除宋之说歆动中央之证据”。徐血儿更进一步认为，“去宋”动机虽然起于应夔丞，但若没有政府同意，不可能演成杀宋惨剧，为此他撰写长文对赵秉钧及袁世凯所云进行了有强力的反驳。
然而，由于当时双方或急于为自己辩护，或急于驳斥对方，往往对应、洪往来各函电，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未能通盘分析，尤其未能揭示各函电的内在关联，因此不论是袁、赵的解释，还是国民党人的反驳，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如前所析，杀宋之意洪述祖早在3月6日函中就已明确向应夔丞表示。3月13日下午洪又发电告应“燬宋酬勋位”，实际等于进一步下达了杀宋令。由3月13日应夔丞函开头“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一句可知，该函是为答复“三月初九来函”及3月13日下午刚刚收到的洪述祖“燬宋酬勋位”来电所写。其中，“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即是对“酬勋位”的回应，“釜底抽薪法”一语则是应夔丞对向国民党核心领导人下手的一种简洁又而较为形象的描述，因向国民党核心领导人下手会给国民党致命打击，因而譬之以“釜底抽薪”。“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意为“定要去宋，否则……”。应夔丞之所以要用这种强调口吻，是因为洪述祖在3月6日来函中，实际上向应夔丞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要么取得“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要么对宋“乘机下手”。应夔丞一直无法提供“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等材料，因此他特别强调了后者，以坚洪述祖杀宋之心。由此可知，应夔丞3月13日函实际上是他对洪述祖指示对宋乘机下手一种积极回应，并且把其意义提升到了“釜底抽薪”的高度。国民党人蔡世襄认为，从“若不去宋”“恐大局必为扰乱”等语可知，“应既遵洪旨以请款，更为危词以恫吓，盖恐中央或惧毁宋之不易而中途变志，故有此言，并非起于应自动也。”可以说近乎得其真意。
应夔丞函中“虽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幸信用尚存，馀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以此全力注此，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云云，实际上是告诉洪述祖，自己将开始筹集经费，付诸行动。所谓“复命有日”之“复命”，就是要复洪述祖“燬宋”之命，倘若杀宋起意于应，则何来“复命”之说？统一党《新纪元报》在解释此函时，将“复命有日”错为“后命有日”，并谓：“此函系应与洪，应请洪俟后命，则此命之出自南方而非出自北方可知也。”该报显然是将繁体“復”字误为繁体“後”字，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总之，“若不去宋”云云是应夔丞对洪述祖唆使其对宋教仁“乘机下手”及“燬宋酬勋位”的积极回应，将这四字解释为杀宋起意于应夔丞，完全错误。今天，我们已无法判断，袁世凯、赵秉钧当初是真的没有看出洪述祖3月6日致应函的杀意，还是有意回避。鉴于袁氏曾与幕僚仔细研究过宋案证据，他们很可能意识到了该函内容对政府极为不利，因此极力回避。若果如此，那么袁、赵主动点出应夔丞3月13日回信中“若不去宋”一语，反复强调杀宋起于应夔丞之主动而与政府无关，就明显是为了防止国民党人将视点落到洪述祖3月6日致应函上。遗憾的是，国民党人在反袁疑袁心理作用下，急于批驳袁、赵的观点，而未能全面研究宋案证据，其结果便是落入到了袁、赵主导的辩驳议题当中，对于洪述祖3月6日致应函也就熟视无睹了。袁、赵看到此种情形，或许会窃喜，但对国民党人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之七：“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暗藏的秘密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晚遇刺后，按常理，嫌犯应夔丞应当偃旗息鼓，静观事态变化，不料他却有一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就是在3月23日向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一函，说他发现一种“监督政党政府之裁判机关”所发印刷品，因事关大局，特将它寄给国务院。该印刷品题名“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以下简称“宣告文”），内容主要是以一个“神圣裁判机关”的名义，对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张謇、赵秉钧、黄兴等各党各派人物分别予以八字考语，威胁要对他们进行惩创；同时宣布该机关已经根据3月9日的判决结果，在3月20日首先对宋教仁执行了死刑。全文如下：
呜呼，今日之民国，固千钧一发，至危极险，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婴孩，正维护哺养之不暇，岂容稍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员政党，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今查有宋教仁，莠言乱政，图窃权位；梁启超，利禄熏心，罔知廉耻；孙中山，纯盗虚声，欺世误国；袁世凯，独揽大权，有违约法；黎元洪，群小用事，擅作威福；张季直，破坏盐纲，植党营私；赵秉钧，不知政本，放弃责任；黄克强，大言惑世，屡悮大局。其余汪荣宝、李烈钧、朱介人辈，均为民国之神奸巨蠧，内则动摇邦本，贼害同胞，外则激起外交，几肇瓜分。若不加惩创，恐祸乱立至。兹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君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以上开列各人，倘各自悛悔，化除私见，共谋国是，而奠民生，则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其各猛省凛遵，切切。此布。
宣告文寄出后仅过半日，应夔丞就于3月24日凌晨在英租界被抓获。3月25日上午10时，国务院接到了应夔丞来函及所寄印刷品，旋即于3月26日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转发了来函及印刷品。没想到捕房搜查应宅时，发现还有42件相同的印刷品，已经装入信封封好，贴有邮票，正待寄往《大陆报》等各处报馆，封皮下署“京江第一法廷〔庭〕缄”七字。真相至此大白，原来应夔丞寄往国务院的印刷品，是他自造的。
由于该宣告文出现于宋教仁被刺身亡之后，时人对应夔丞寄出该宣告文的动机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故为惑人之计”。《民立报》具体分析道：“应犯既受袁、赵唆使暗杀宋教仁，又恐有人疑及中央所为，故发布此文，将各党重要人物及袁、赵等名亦胪列于内，以淆乱观听，使中央有辞推却。”而国务院转电各省，则被认为正如所谓“‘此地失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作伪心劳，实足以表现其手段之恶劣而已”。对于该宣告文，当时租界会审公廨及中方法庭，以及后来研究宋案者，都不曾进行过解读。然而，如果我们能将该宣告文与共进会档案中所收应夔丞的两篇自述呈文底稿以及其他相关证据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很重要的秘密。
共进会档案共收有两份应夔丞自述呈文底稿，内容主要是叙述其参加革命的经历和贡献，是1912年应夔丞为求功赏而写的。两份内容不尽相同，其中一份自述其“籍贯浙江鄞县人……祖父圣渡，妣崔氏；父忠才，母叶氏；兄弟无。”另一份自述“夔丞原名义衡，字桂馨”。内容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对解读宣告文隐藏的秘密具有重要意义。从宣告文可知，判决宋教仁死刑的是所谓“陪审员薛圣渡”，“圣渡”二字即取应夔丞祖父名字，由于应夔丞的岳父是曽为张之洞幕僚的薛培榕，“薛圣渡”实际上是由应夔丞岳父之姓与其祖父之名构造而成的。而判决宋教仁死刑的“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这个名字，则是取应夔丞母亲“叶氏”之姓与应夔丞早年所用“应义衡”之名构造而成的。这些私人信息非他人可知，这就有力地证明，该宣告文就出自应夔丞之手，宋教仁就是被应夔丞判处死刑的。由于应夔丞被捕后始终不承认宋教仁之死与其有关，确认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从“宣告文”可知，早在“三月初九日”，“副法官叶义衡”和“陪审员薛圣渡”等，就已经将宋教仁“判决死刑”了，恰好在洪述祖3月6日示意应夔丞对宋教仁“乘机下手”函发出后第三天。显然，应夔丞是在收到洪述祖3月6日来函后才于3月9日决定杀宋，并于3月10日致电洪述祖，以低价购买国债方式，变相索取报酬。相关证据链接可谓严丝合缝。
由“叶义衡”（即应夔丞）自称“特别法庭”之“代理主席、副法官”，还可以看出，应夔丞背后另有主使之人，即“正主席、正法官”。联系应夔丞在准备寄往各报馆的装有宣告文的信封寄信人位置写下“京江第一法廷〔庭〕缄”这一信息，可知应夔丞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特别法庭”或“神圣裁判机关”，就是“京江第一法廷〔庭〕”。这个名字当然也是虚构的，但却非凭空捏造，它实际上暗示杀宋是由“北京”决定的，“京江”之“京”即指“北京”，“江”则指“江苏”。北京方面，在应夔丞的头脑中，就是中央，就是袁、赵，由洪述祖代表中央向他发号施令；但就事实言，洪述祖才是杀宋主谋，袁、赵与此事并无直接关系。江苏方面，就是应夔丞自己，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应夔丞被捕后曾对看役说：“余甚望早日判结此案，使余得早日进京，总要做一番大事业，汝不信，拭目以待之可也。”若非主使之人来自北京，应夔丞怎会有这样的想法？与应夔丞交好的妓女胡翡云也于案发后在应夔丞家中被抓获，关押三日后被其相识之人保出，胡妓到处叫苦，谓：“应大人许我每夜在我处摆酒，渠之朋友均是阔大爷，碰和亦必不断；过节后应许我偕往北京，伊做官，我做他家小，岂不甚好？唉，我真命苦哉！”从这话亦可看出杀宋主使来自北京，并且应夔丞认定北京将会给其酬劳，否则他怎会对胡妓说将要到北京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