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5b

№21431 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1955年7月9日)
№21439 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1955年7月9日)
№23057 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1955年7月9日)
№24900 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7月9日)

№1154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的政治局势(1955年7月14日)

№09897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5日)

№09892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8日)

№1346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政治局势(1955年7月18日)

№24901 苏联专家组工作报告：新疆有色金属联合加工厂喀什矿管处的工作(1955年7月23日)

№099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何伟谈话纪要：询问苏联是否参加反核武器世界大会(1955年7月25日)

№21437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7月29日)

№09829 罗迈进与何伟会谈纪要：中国决定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1955年7月31日)
№13469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1955年8月1日)

№23862 基塔耶夫致谢皮洛夫函：呈送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1955年8月4日)

№21430 维诺格拉托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共转交邓中夏的资料(1955年8月5日)

№23897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致苏共中央电：关于张治中访苏的问题(1955年8月5日)

№23901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斯捷潘诺夫函：呈送中国经济画册(1955年8月7日)

№21440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15日)

№0983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19日)

№21438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20日)

№1074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22日)

№21441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中共中央要求核实回国党员身份(1955年8月31日)

№2305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对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的修改意见(1955年9月8日)

№21445 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1955年9月14日)

№10199 佐林呈苏共中央请示：劝告中国不要撤回援越专家(1955年9月23日)

№11554 绍尔莫夫与司马文森会谈纪要：关于印尼大选的情况交流(1955年9月30日)

№11555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10月1日)

№16666 尤金与广东领导人会谈纪要：赵紫阳介绍广东政治经济状况(1955年10月7日)

№21444 斯米尔诺夫等致苏共中央函：《人民日报》请求在莫斯科建记者站(1955年10月8日)

№21447 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1955年10月11日)

№21448 斯米尔诺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发表孙中山给苏联的两封电文(1955年10月14日)

№23900 彼得·涅宁访问北京后答记者问(1955年10月14日)

№24906 齐列辛科夫致洛马科函：对中国实习工人的日常服务保障(1955年10月17日)

№21454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1955年10月22日)

№21449 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1955年10月25日)

№23025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对缅甸的政策(1955年11月9日)

№23902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1955年11月12日)

№21450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1955年11月14日)

№21451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工作情况(1955年11月15日)

№21455-1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1月26日)

№23026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5年11月26日)

№21452 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访华报告(1955年12月7日)

№20755 尤金致莫斯科电：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新方法(1955年12月10日)

№21830 科热夫尼科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问题(1955年12月14日)

№2075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交通建设部长去中国(1955年12月15日)

№1381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方法(1955年12月15日)

№23838 帕列茨基斯答记者问稿：国际议会联盟承认中国人大代表团资格(1955年12月17日)
№21455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2月19日)
№21458 克鲁季科夫与中共定县县委书记会谈纪要：农村合作化运动(1955年12月23日)
№21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5年12月31日)
№2075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1955年12月31日)

№21431 罗迈进致外交部报告：1954年中共党务工作的情况(1955年7月9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
И.谢尔巴科夫同志：

向您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的情况报告”及其附件。

附秘密文件86页，非秘密文件45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理司长

А.列多夫斯基(签名)

1955年7月16日

第1114/ДВ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关于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况说明。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1月17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

1955年7月9日

第61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Н.Т.费德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

向您们提交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其附件，即1954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的报告，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过程的报告，《给中国共产党党员提出的八点要求》。

附秘密文件83页，非秘密文件45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罗迈进

附件：

机密

关于1954年度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

(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一支拥有千百万人的战斗组织，实现了对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领导。1954年中国共产党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活动，以便顺利实现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党的统一的措施，发扬党内民主，提高组织和思想工作水平，进一步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党的领导工作，提高了党的领导作用，巩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把阶级异己分子和退化变质分子开除出党。通过这些措施使党能够完成去年制定的一五计划任务。

依据远不够充分的资料——中共中央党内报告和文件、报刊和其他来源资料，下面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及其组成、党的机关结构、组织和思想工作，以及1954年至1955年初党在城市和农村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加以简要评述。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及其组成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发展得非常快。现在中共计有700多万名党员，比1949年时多250万人(1949年——450万，1950年——580万，1954年初——650万)。

农民党员有400万人，其余的300万人分布在军队、工业企业、交通、机关、学校等部门。

根据1954年初的资料，在党员总数中妇女——70万人，25岁以下的——17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入党的——250万人，农民党员中富农占7.6％，贫农占61.6％。

根据这些材料，共有33.5万个基层党组织。

195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增加了近50万人(根据官方材料，一年内接收140万人入党，同时被除名的党员有90万人，不过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这个结论)。

按照1954年11月中共中央决议，计划到一五计划末(1957年)，仅农村党员人数就达到600万—700万人。打算此时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扩大到30％，以及极大地提高职员、林业工人、学生的比例，等等。这样，在未来三年内，也就是一五计划期间党员人数将快速提高，达到1000万—1100万人。

未来几年党员的社会成分将会发生某些改变。如果以1953年5月为基准(中共党员人数为610万人)，党内工人党员比例为7.3％，而现在打算提高到10％。

关于逐渐把生产工人在党员人数中的比例提高到30％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二次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决定。从而，党在工厂和矿山的党组织建设速度极大提高。到1953年6月(同1950年相比较)，这些企业的党员增长了100.8％，而在各级学校增长了30.8％，在农村增长了8.7％。大规模招收工人入党的转折点是1952年下半年，当时各企业基本完成了民主改造，开展了旨在抵制资产阶级向工人阶段进攻的“五反”运动。

现在党的组成中无产阶级工人占10％。在东北大型国营企业比重更高(12％—15％)，而在工业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南方、西北)比重较低(5％—8％)。这是由于工人集中程度不平衡，以及党组织在各地区建立的时间不同造成的。

党员工人在各城市和企业的分布极为不平衡。不是在所有的企业，甚至是国营企业中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或者存在党员。例如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到1954年6月，那里的工人共产党员仅占工业企业工人和职员总人数的5％，36％的相对的大型企业没有建立党组织。这一地区两年时间里(1952年7月至1954年6月)接收入党的工厂和矿山的工人和职员占入党总人数的13％，农民党员——58％。提出来的任务是到1957年末，这一地区工人党员的比例要达到20％—25％。

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党员中工人和职员的比例占6.5％，但是，在大型国营企业和铁路运输业党员比较集中，达到了60％。

在北京，1954年接收的15224名党员中(除了服务部门)，工人占到2/3(5795人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2350人在资本主义建设企业，438人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

在大型工业中心上海，80万名生产工人中共产党员约有75000人(10.6％)。在1954年接收的46996名党员中，工人占80.2％。在大的党组织中计有党员40000名，工人党员占70％。

如果说在绝大多数大型国营企业都已经建立了党组织，那么，在许多相对较小的从属于地方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建设企业和林业企业，不仅没有党组织，甚至没有党员。例如，根据截止到1953年11月的资料，在北京有76％的相对大型的私人企业中没有党员，而在其他企业中党员人数仅占这类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1.73％(1954年，在私营企业有438人被接收入党)。在上海，截止到1953年6月，14.3％的私营企业有党组织(雇佣工人不少于30人)，而党员人数占这些企业工人和职员总数的2.4％。在新疆，根据截止到1954年2月的材料，123家私营企业中(雇佣工人不少于50人)，有党员的为37家(总共有287名党员和17个党支部)。在东北的资本主义建筑业中固定工人中的党员人数不超过3％—4％，在其他地区不超过1％—2％，而在季节性工人中几乎没有党员。这些情况部分说明了，现在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

在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摧毁后查明，饶漱石在上海时就极力压制工人政治觉悟的高涨，阻碍大规模接收工人入党。高岗甚至指示延缓新成员入党的合理要求。

在农村，在22万乡中有17万个村建立了党组织。但是，在地理上分布不均衡。如果说在解放较早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组织，并且人数众多，那么，在解放较晚地区只有70％的村庄建立了党组织，党员人数也很少。农民党员占农村居民总数的0.8％，但在个别省这个比例极低(广东0.17％，广西0.18％，湖南和湖北0.27％，河南0.56％)。在这五个省中，人数不足10人的村级党支部占党支部总数的85％。在中国东北地区党员成分占农民总数的0.4％，62％的村建立了党支部，大部分党支部平均有4—5名党员。在解放较早省份(河北、山西等省)党员成分接近农民总数的1％。

在集体农庄、拖拉机工作站和其他农村国营企业中，党员人数更少。因此，为了巩固这些企业，一些地方提出了1955年在工人和职员中党员成分比例达到15％的任务。

知识分子中的党员成分比例最低。截止到1954年，在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学校等单位中存在着轻视党组织作用的现象。此外，接收生产战线的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也极为薄弱。

北京是最大的文化中心，这里计有23所大学。1953年各大学中接收了977人入党(其中教师112人)。教授党员占教授总数的14％，而在两个国防学院比例为5％。在北京大学的67个教研室中有26个没有党员。1954年北京各大学中党员人数增加了1143人(其中不足接收计划的37％)，但是，那里的党支部规模也不大。工作重心放在了接收大学生和青年老师入党工作上。国内各大学面临的任务是到1956年争取毕业班的党员人数比例不低于毕业生总数的15％—20％，而在技术专业的毕业生中达到10％。

党中央还指出要谨慎而积极地接收科学工作者，其中包括旧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入党。例如在北京，中学教师中的党员比例为3％，而初级学校教师中党员比例更少(80％的初级学校中甚至没有一个党员)。在四川省(居民总数为6200万人)各大学和中学中共有1933名党员，其中668人是1954年接收的(教师485人，大学生183人)。尽管在四川的一些学校存在使党员数量增加的条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超过62000人)，但1954年接收党员计划只完成了任务的10％。各省市大学和中学也都是这种情形。

在科学和医学、文艺和艺术工作中的党员极少。

在主要国家机关中党员比例相对较高，但在分支机构，特别是在财经和贸易机关，党的力量还很薄弱。

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各条战线进一步壮大党员队伍的纲领，必须强化党在那里的领导作用。为了“研究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必须接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积极性的最优秀的劳动人民加入党组织，来巩固党的力量”。在这个指示的基础上，地方党组织打算在一五计划后三年期间大规模招收党员。

党的组成在总体上是好的。在各企业主要是接收技术熟练工人、先进生产工作者、积极分子入党，他们具备了明确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准备为实现党的政策而斗争。在农村，近一年来接收入党的主要是贫农和所谓的新中农(土地改革后由贫农发展起来)，他们联合起来或者愿意在生产合作社中联合起来。党在农村推行的所有措施主要是依靠农民的积极性。在职员和知识分子中也吸收那些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觉悟和积极参加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人士入党。

与此同时，由于党内存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因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经常会在党内表现出来。尽管提高了入党条件(特别是从1951年起，在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组织工作问题提出了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所谓的“八点要求”)，还是有阶级异己分子或觉悟较低的人入党。据评估，在党的各级组织中约有5％—10％的党员不符合上述要求。这主要是因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觉悟较低的人加入了共产党(从事剥削他人劳动，不想完成党的工作，等等)。这些人将逐渐被开除出党。

例如，中共抚顺(东北)市委对青年党员进行的检查表明，其中只有92.4％的人符合党员要求。其余的8.6％要么是阶段异己分子，要么是觉悟较低的剥削他人劳动的分子。对广东的一个县城进行检查的结果表明，20％以上的青年党员不符合要求。在绵阳(四川省)地区4700名党员中出身雇农的有22人，从事放高利贷的有104人，从事收购土地的有111人，从事投机倒把的有205人，打算做生意的有327人，对党持消极态度的有685人，其他的有1454人(占党员总数的30.9％)。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时期在农村建立的党支部中有许多党员，包括部分干部，在剥削他人劳动。此时还应补充一下，到1954年末，在较早解放地区有20000个农村党支部，还没有对这些党支部进行检查，没有从中肃清敌特分子和变节分子。

在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下层的领导干部中，旧的剥削阶级的习俗、个人主义、自高自大、损公肥私的恶习仍没有清除。党的干部和普通党员思想政治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现在，当党着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风给党带来很大压力。

中国共产党不断清洗自己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变节分子和消极分子。1951—1953年在对农村基层党支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自愿退党或劝告退党的有41万人。1952年在城市党组织中开展的“三反”运动期间，许多变节分子和敌特分子被清理出党。1954年在农村抗拒统购粮食和合作化的人，或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分子被开除出党(在河南省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2％)。在进行检查工作的薄弱的一些农村党支部中，被开除出党的人占党员总数的7％。1954年被开除党籍的一系列党员有：地方党支部中搞颠覆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的领导干部，腐败分子，破坏党的纪律的人员。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后，党把反党集团的主要组织者清理出自己的队伍，以及把集团的同伙——前中央山东局书记向明和前中央东北局领导层工作人员张秀山、张明远、郭峰、赵德尊、陈伯村和其他一些人——撤职。

综合上文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过去一年来党员数量急剧增长；尽管对党的组成成分调整得更为严格，但党在各领域的建设并不平衡。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结构是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通过的党的章程中确定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对章程内容作了某些修改。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党组织按照地区或生产部门为标准进行建设。

党的组织体制如下：(1)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2)在各省、市、地区、县、区(城市和农村)——代表会议，党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可以代替党员代表大会)；(3)在各基层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支部代表会议。

根据党的章程，党的执行机关经选举产生，但这个程序只是在部分党组织内有效，因为截至目前，党的代表会议还不能在所有的党支部召开。

党的最高机构 。党的最高机构是党的代表大会，按照党章每3年召开一次，随后应该是中央全体会议和党员代表会议。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而由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1945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有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委员。高岗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死亡或牺牲的有：任弼时、王若飞、关向应、秦邦宪，由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的有：陈伯达、廖承志、黄克诚、王稼祥等人。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中央委员会书记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陈云，书记处书记是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彭德怀、董必武、陈云、康生(长时间没有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彭真、周恩来、张闻天、林彪和邓小平(后2人是1955年4月4日中央全会第五次会议选举的)。政治局负责中央委员会休会期间党的所有工作，而书记处在政治局的领导下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下设一系列分支机构：组织部、宣传和鼓动部、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负责统一战线的部门、领导各经济领域的部门等。195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组后予以扩大，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第一次组建了干部局。去年在取缔中央地方局的过程中，中央机关补充了大量新的地方机关撤换下来的领导干部。中央书记处也得到巩固。

1955年3月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是董必武)，隶属于中央委员会(从1949年起就存在一个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在各地区建立了局和分局，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执行工作，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目前存在一个上海局(辖江苏省和浙江省、上海市)和4个分局(华南分局、山东分局、新疆分局和内蒙古分局)。1954年，中央委员会裁撤了国家解放过程中建立的东北局、西北局和西南局。执行这些措施是为了进一步集权化和巩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以及根除某些地方领导干部中的自立倾向。

现存中央局和分局不能直接领导各省和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及其机关联合成为统一的组织，由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党委会领导。

省和市党组织 。省和市党组织的最高机关是省和市党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是——省、市委员会，再后是省、市党的全体会议。根据党的章程，代表大会每2年召开一次。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一年至少召开2次，代表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党的省级委员会(在全部25个省内建立)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领导本省各项工作。在此需要指出，目前大型市级党组织(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不从属于所在地省级党委，而这些城市的市委与省委同级，并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

在党的省级委员会组成中有数十名委员和相应的候补委员(例如，在山东省——37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在上海——19名委员)，有1个第一书记和2—4个副书记。省级委员会几乎都有类似中央委员会的各部，以及一个非常大的工作人员编制(例如，辽宁省委员会计有800人)。它领导地区、市(地区级的)、县和区委员会。

党的市级委员会有类似的结构，区党委及生产单位的党组织从属于它。

党的地区级党组织 。那里建立有省属地区党委(地区——临时行政单位，不是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一个行政区平均有8—15个县，还有一些不大的城市。总共计有150余个地区。党的地区委员会也有自己的工作机关，但它相对来说不太大，因为地区委员会是临时性的党机关，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省级委员会对县级委员会的领导，是省和县委员会之间的环节。目前地区委员会得到巩固，干部得到补充，在实现对党的基层机关的领导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县级和区级党组织 。县是主要的行政单位之一，一个县平均有5—10个区。总共有2000多个县。乡镇——临时性行政单位，非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党的县级委员会是党在农村最重要的机关，直接实现党对农村的领导。党的县级委员会有1名书记和2—3名副书记。县委常委 [100] 由10—15人组成。从江苏省一个最好的县委员会就可以直观地看出其结构。这个县委有4个县组织、32个乡组织、1个国营农场组织、3个负责日常供应的集体农庄组织和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总共计有513名党员(其中县机关和组织中有190人)。县人口——80000人。县委有5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县委常委——14人(书记1人、副书记3人、4名县委工作人员、4名国家机关代表、1名群众组织代表和1名财政经济机关的代表)。县委下设组织、宣传、财政和贸易、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研究室等部门。每个部门有6名工作人员，在农业合作社部门有10名。县委的主要工作：党的组织工作，合作社，文教工作和卫生，财政和贸易，法律。每个部门都独立对县委书记和副书记负责。工作人员按照工作而不是区域划分职责。县委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把指示和任务传达给基层党组织，并组织他们完成，因此，县委的工作人员平时要经常到基层蹲点，较少在县委。县委组成中没有基层积极分子，县委和县委常委的所有人员都是领导干部。

所有的县委员会都有这样的结构和组成，根据某县的特点和党的县级组织的人数可以有所区别。

按照惯例，党中央允许自己的指示和决定、各种党内的解释性文件与资料下达给党的县级委员会。

在各城市建立有党的区级委员会(市属)，各区委从属于该市委员会。它是比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更具强力的机关。

在各县建立有党的农村区级委员会。在许多省，农村区级委员会只是在1953年才建立，因此，他们还未稳固。许多区委没有工作分部，而只有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的一个人数不多的机构。他们主要是乡(镇)级委员会同村级支部联系的纽带。每个乡(镇)党委大约有8—15名工作人员，其中部分是半脱产性质的，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营生。此外，区委书记经常同时兼任区长的职务。

生产单位的党组织 。

各大型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基层党组织，不是按照地域而是按照生产单位来组建，其党的委员会从属于上述按照生产部类划分的党的委员会。例如，北京中央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中央委员会，北京市委不能领导它的工作。这些党的组织有统一的党委，有相应的区域委员会的权力。各省直机关的党组织直接从属于本省的省委员会，而各市直机关绕过党的地区委员会从属于本市的市委员会。

这样，这个市的许多企业、机关或学校的党支部经常不是同地区委员会，而是同市委员会联系，并直接从属于这个部门的党的委员会。

现在还没有关于改变这个结构的正式章程，但在实践中出现了突破，生产单位的党委从属于基层地区党委会。

现存城市党委的这种结构妨碍了对党的各支部的领导，降低了党的地区委员会的作用，使党组织的工作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

最后应该指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党的机关是在国家解放的过程中或解放后建立的。这期间党组织的数量急剧增长，工作的范围也扩大了，而且党的成分也变化很大。鉴于此，必须逐渐扩大和巩固党的各级机关。在改变工作方法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党的机关要逐渐由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党的机关应该专业化，面向各种不同的具体工作，变得更为专业。另一方面，党的各级机关之间的联系应该加强。尽管党的机关仍然是按照各种体制(中央、地方局、省(市)、地区、县、区委员会)组建的，但党中央、省(市)委员会应该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 。在各工厂、矿山、农村、机关、学校、武装部队等建立党支部，每个支部的党员人数不少于3人。

现存人数多的基层党组织都将建立党小组。在农村党员人数不少于5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在各工厂、机关和学校党员人数不少于1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都将建立基层党支部。在市镇居民居住点、在各大型工厂、在大的机关都将建立党的委员会。在重要的大型企业，如果党章没有要求，甚至可以建立有500名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党的委员会。

截至目前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只是按照区域特征，也就是按照乡的规模来建立的。随着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决定在农业合作社，也是按照生产特征来建立党支部。他们都纳入共同的乡级基层党组织。在各企业党支部数量在快速增长，已经逐渐按照车间、部门来建立党支部。

组织工作

1954年中共中央主要关注了以下组织工作：举行省、市和县级党组织的全体会议和代表会议以及基层党组织会议，接收新党员和巩固基层党组织，改善干部管理工作，对党务工作者进行培训和组织进修。

代表大会、党委全体会议、代表会议、全体党员会议 。根据1954年2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的决定，要求认真关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召开，以及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会议。

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从这时起召开了5次中央全体会议和1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45年、1949年、1950年、1954年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5年3月。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央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了鉴于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活动而巩固党的统一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统一的特别决议。第四次全体会议是党的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这个决议成为各级党组织今年活动的基础。会议宣布在党内坚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切表现——首先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高自大和骄傲情绪、本位主义的表现，反对变节分子和挑拨离间分子——的斗争。会议还要求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巩固同群众的联系，改善党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强化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进一步提高党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水平。

第四次全体会议得到各级党组织的广泛反响，对加强他们的思想和改善他们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5年3月21—30日，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3个问题：1.关于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陈云作报告)，2.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邓小平作报告)，3.关于召开中央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会议。会议就讨论的3个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会议的召开经过精心准备。在召开会议前，各省和市党委都举行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党的工作问题。因此，有100人在代表会议上发言，他们就党和国家的工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和政治局全体成员在会议上作了发言，其中刘少奇作了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报告。

会议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中进行，展现了党的思想统一。党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被捣毁看作是自己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之一。

在解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问题时，会议关注了党今后工作中应注意的四个方面：1.坚定履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统一、反对任何威胁党的统一的言行的决定，这不仅是现阶段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党内讨论应该在党的组织内公开进行，应该坚定地开展反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和密谋活动。2.党应该坚定地推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全体党员都应该克服骄傲和自满情绪，坚定地开展反个人主义倾向和个人崇拜的斗争。3.党应该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地对每个地区、每个机关和每名党员进行严格的、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监督。4.党应该加强思想工作，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系统地在党员中、知识阶层和人民群众中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评。

1955年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批准了会议决议，并选举林彪和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

现行的党章是1945年在开展人民解放斗争的局势中通过的，其中的一些条款已经过时，要求对党章进行修改。因此，下一次党的代表会议制定和通过新党章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次会议预定在1956年召开。

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后，各省、市、地区、县和区(市属)党组织都就召开代表大会积极地开展了工作。

对于大部分党组织来说，这样的代表大会都是首次召开。在此之前仅仅召开过代表会议，而且还是由党组织安排的。所有主要的问题都在全体会议或者由领导干部会议解决。这样的实践已经成了惯例。

1954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是在某些党组织召开，其中包括3个省、10个市、197个县、32个地区(市)和23个其他(生产单位)组织。比如，在河北省各党组织，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计划在1956年春举行，地区级党组织——在1956—1957年举行，县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市级——在1956年下半年举行。这样，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某些地方召开两次)只是打算在接下来2—3年内举行。

地区党组织代表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它在重整党的工作、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中的重要意义。

当然，一些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只是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举行，一些党组织在这方面还没有必备的经验。同时，许多党务工作人员，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没有理解代表会议的重要性，或轻视它。他们拖延会议的召开，借口是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认为，代表大会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且准备会议需要花大量时间，因此，最好是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党的报刊多次强调，党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是党内民主的基础，要求把遵守民主原则，在代表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首位。但是，一些事实证明了这些指示未得到遵守。最为常见的两个缺点是：会上批评的火力由上至下，领导工作人员很少开展自我批评，不想接受下面的批评；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容忍各种违反纪律现象：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没有遵守自由讨论的原则，存在领导工作人员向代表团施加压力的问题，等等。在一些代表会议上这种情况引起代表团不满，最后给中央写抗议信。

在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在农村党组织中，迄今为止，章程中关于每月定期召开一次动员大会的规定完全都没有被履行。用领导干部会议或没完没了的常委会议来替代党的会议也是普遍的做法。近来，党让自己的基层组织注意逐渐克服这种错误做法。1955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在各重工业企业党组织内召开全体党员会议问题的文章，其中指出：广大党员很少参加组织生活，对党的领导层的工作几乎没有监督。党员全体会议尽管偶而也召开一次，但流于形式，没能动员起党员，没有提升他们的政治水平。

在广大农村，党支部会议没有每年举行，甚至有的党支部2—3年也没有举行过会议。结果，在农村党支部，许多党员根本就没有参加党的生活，逐渐落后下去，丧失了党员的品质。一些重要的问题通常由一个人或不大的一伙人就解决了，党组织总体上没能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

接收党员和加强基层党组织 。1954年，无论是城市的党组织，还是农村的党组织，都在积极接收新成员入党。根据不完全资料，一年时间内全中国共接收了140万人入党(其中农村接收了70万人，军队接收了15万人)。同过去一年相比，农村接收党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大部分基层组织，把接收新党员看作是他们一贯的职责，而基层党组织直接从事这项工作。以前接收新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有党的工作方法可遵循。县委或区委的工作队有计划地前往农村，以突击的方式接收新党员。现在这种方式已经不用了。基层党组织挑选积极分子，并做他们的培养工作，此后再接收他们入党。县或区工作队现在只是被派到没有基层组织的乡或企业。

其他时候，在许多地方接收党员同经济政治任务完成情况相挂钩，而不是孤立的，不是脱离群众斗争。

与此同时，在接收党员工作中也有一些有严重错误的人加入了党组织。在一些地方，完全轻视党员数量增长的重要意义，没有完成党员接收计划。几乎所有区都有一个典型的缺点，就是对接收党员工作持肤浅的态度，主要是重视数量，不注重质量。结果，许多党组织：1.没有认真地选拔可以入党的人，没有对他们的履历和政治面貌进行审查，允许一些可疑的人，甚至是敌特分子混入党内；2.对打算入党的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很薄弱；3.违反接收程序、党的章程和中央的指示，很多人没有经过推荐，没有在全体党员会议上讨论过就接收入党，等等，而党委会批准就是采取口头确认的方式，而没有形成书面文字。

这一系列缺点严重违反了入党要求。例如，根据安徽、山西、四川、贵州省和上海市的资料，1954年接收的新党员中有5％达不到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求。根据四川省委的材料，在农村党支部领导层中有10％的人是地主和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异己分子。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出，如果不采取严格遵守确保质量和入党程序的措施，那么，一些党组织不仅不可能发展，甚至可能成为敌特分子的匪窝。

党格外关注农村党支部数量增长和巩固的问题。在1954年11月，中央就农村党组织工作问题专门召开了全国会议，要求认真对待这项工作。当时党中央指出：“如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建立牢固的党组织，若无必要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就不能团结和组织农民群众，一往无前地实现社会改造的伟大任务。”党中央要求各省、地区和县党委对农村党支部进行检查，制定具体措施加强工作，制定今后3年党员接收计划，以及把计划通报给基层党组织。

农村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和状况不符合现在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领域的任务。与此同时，农村存在党员数量增长的有利条件，以便在1955—1957年在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农村普遍建立党组织(除了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游牧地区)，使每个党组织的党员数量平均达到10人，而在目前已经建立的拥有党员人数不多的党支部，党员人数要达到该村居民人口的1％。计划在这一时期在农村总共接收党员200万—300万人。

在农村党员发展计划中指出，到一五计划末应该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建立基层党组织或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要在国营农场、拖拉机工作站、供销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在农村教师中组织党员接收工作，等等。应该首先接收贫农(包括从贫农中发展起来的新中农)，以及一些老中农入党。

近一年来，随着农村党组织数量的增长，党内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有待加强，提高他们的领导作用。但是，在总体上目前农村党支部建设仍处于低水平。鉴于此，要认真对待党内民主生活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以及县委和区委要加强对农村党支部的领导。

去年一年内对老解放区比较薄弱的农村党支部不断进行了检查和整顿。这项工作从1951年开始，总共对13万个党支部进行了检查，还剩下3万个党支部没有检查。检查工作应该在1955年结束。中国同志称之为薄弱的或落后的党支部——这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期间建立的相对较老的党支部。后来，这些党支部没有成立起来，其中大部分脱离了党的机关的控制，结果这里聚集了许多阶级敌人、变节分子，等等。这些党支部逐渐变成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阶级异己分子的工具或支柱，党的威信受到破坏，阻碍了党的政策的实施。鉴于此，完成对这些党支部的整顿工作的意义就非常重要。

为了改善农村党支部的组织工作，上述中央11月会议强调要制定“中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规范”，经中央批准后传达给这些支部。

城市党组织接收党员的问题，党的公开出版和不公开出版的报刊给予了较少的关注，因此，现在只有关于城市党组织的不完整的资料。各重工厂和矿山企业在党员接收工作方面组织非常好，态度积极。接收工人入党计划在很多地方都超额完成了。同时，在科学、文化教育和其他类似机关、学校也开展了党员接收工作。1954年计划没有完成。这首先是因为尽管多次下达过关于接收知识分子入党的指示，但各级党组织仍很少关心这项工作，和以前一样轻视党在科学机构、大学、学校等单位的作用。

干部工作 。鉴于从1953年开始的国内大规模工业建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在最短的期限内从农村调动和选拔最优秀的干部转入城市，以便加强基本建设和工业，以及使用干部来加强其他领域的工作。

在195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党员代表会议上，党中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就组织工作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中央打算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对旧的技术工作人员的团结和再培训的政策；大规模培训和干部学习(1953年11月)；关于公布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1955年1月)，等等。

中央组织部和地方党委成功地把上述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付诸实际。

多年来，党的领导干部除了在军队中任职外，就是处于在中央组织部统一领导下的基层党的委员会中。这种体制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现在劳动分工更细、干部数量快速增长、专业部门干部逐渐加强，这个体制阻碍了干部的学习、培训和提拔。据此出发，党中央决定：1.在保持组织部对干部集中管理的前提下逐渐把对干部的单独管理体制变为由中央和地方党委分别管理的体制。为此把领导干部划分为9类。2.在中央和基层党委下建立干部部门，对相应类别干部进行管理。3.组织部和先前一样负责制定对干部的集中检查和配置的计划，负责干部在党校的培训和学习，由各机关对干部的培训和学习实行监督，并承担起对干部进行统一考核的责任。4.在市政、交通、建筑、财政、贸易和其他经济单位，那里党的力量薄弱，要建立政治部或批准设立分管政治工作的单位领导人的助理一职。党的这些工作机关在自己的单位内从事党务、政治和组织工作及干部工作。5.划分中央和地方党委会之间管理干部的职责。制定干部名册。6.建立对干部进行管理的科学体制，在干部的培训和选拔工作中要坚定地遵守按照道德、政治和业务素质挑选干部的原则。

上述9类领导干部如下：1.军队干部——归军事委员会干部管理总局或总政治部管理；2.在文化和教育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党的宣传部门管理；3.在计划和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计划和工业部管理；4.在财政和贸易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财政和贸易问题的部门管理；5.在公共事务和交通部门工作的干部——归公共事务和交通部管理；6.在农业、林业和水利部门工作的干部——归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门管理；7.在政治法律机关工作的干部——归政治法律部管理；8.从事党务和群众工作的干部——归组织局管理。归属第9类的有：少数民族上层的非党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和华侨人士、贸易—工业团体，以及在统一阵线机关工作的党务人员——归负责统一阵线问题的部门管理。

贯彻中央制定的新的干部管理体系已经考虑了几年，因为党在挑选大量工业所需的干部时不可能同时为管理干部的机关也配备足够数量的干部。现在这个新体制首先在中央机关实行。其中，1954年5月，中央调整了组织部，强化了组织在干部管理方面的职能。起初建立的部门考虑了上述对干部的7类划分。在中央组织部1954年的工作计划中还反映出对干部审查、学习和提拔工作的加强。1955年1月，公布了《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和中共中央关于刊登这份官名录的决定。进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有：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重工厂和企业的领导人，科研机关、大学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等。在中共中央决定中指出，列入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领导干部的一切有关任免和调动的问题都应经中央批准。

在关于干部的集中配置、团结和对旧的工程技术干部再培训的问题上，关于组织大规模培训和学习问题的决定中(1953年11月)，中央决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全国选取和培训为新建、重建和扩建企业所需的足够数量的干部，加强对旧工程技术人员的再教育工作，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使用，以及用5年时间培训30万名新的工程技术工作人员。但是，在干部的安排和提拔上还远没有根除狭隘的本位主义态度、保守主义思想、任人唯亲和其他一些错误倾向。鉴于此，党多次注意到了根除这类错误倾向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一年中，党的各类机关做了大量工作，把大量军队干部安排到国家和经济工作岗位。

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再培训 。党内存在一个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的体制和机构。现在存如下党的教育机关：1.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对党的中高级干部、党的理论工作人员、党校的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师等进行培训；2.隶属于省(市)党委的中级党校——总共有7所，对县、区级别的党的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3.隶属于地区、县的初级党校(学习班)——对区和乡的领导干部进行培训和再培训。这类学校(学习班)很少，也不经常开办。不久前决定，高级党校和中级学校划归中央组织部，而中央宣传部将承担领导教学的责任。至于各种类型的学校，以及各政治类学校和普通学习班的培训期限和学习纪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规定。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干部培训的问题，中央将在今年2月专门研究。

现在打算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的网络。其中包括，打算在3—4年的时间内建立各省(市)党委中级党校。地方党委打算开办一系列学习班，争取在1957年末对工厂和农村党支部的书记和委员，以及其他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进行培训，而党员将在这些学习班进修1—2次。例如，1955年2月，河北省委指示在各县委建立党课学习班，主要接收各党支部书记和农村党务工作人员——党员来学习。培训期限——半个月，每期200—300人。计划举办4期。在其他一些市和地区(城市)也开办类似功能的学习班。

进一步扩大党校和学习班网络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得到马列主义理论系统培训的机会。

意识形态工作

在过去一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加强了用社会主义理想对党员和群众的教育，加强了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坚决斗争。在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与学习纲要》(1953年12月)的基础上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这个转变的开始。

在国民经济重建阶段，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推进各种民主改造方面，因而，民主任务的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在党内外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程度角度来讲，都具有局限性。由于上述原因，意识形态工作落后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任务。还存在对意识形态斗争采取姑息和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现象，轻视理论工作，对党的理论专业干部培训不够，在宣传领域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和缺点，对党员教育工作关注不够。

1954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注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要求把这项工作提升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的高度。

据此出发，党中央在1954年5月召开了关于党的宣传工作的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宣传工作的现状，就加强宣传和进行党员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根据中央的指示，1954年10月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点的斗争(批判胡适、胡风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而在今年3月份，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宣传的决定(中共中央1955年3月1日指示)。

中国共产党3月会议的决定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加强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赋予了重要意义。

党员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学习可划分为党员干部学习和普通党员学习两类。

关于党员干部的系统学习问题是1953年根据中央关于1953—1954年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的决定组织开展的。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9—12章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旨在让领导干部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为学习第9—12章内容，建立了党员学习体系，包括高级、中级和初级班，以及政治学校夜校。理论学习的这些形式囊括了200多万名党员干部。高级班还把原著增补到简明教程教科书中，在高级班学习的干部人数极少，在中级班学习的较多些。初级班学习的是最基础的政治理论课和一点经济建设的课程(党的总路线、现行政策等)，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初级班学习。这一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理论素养和足够的基础知识。在党的各种学习班中总共只有1000名脱产的理论教师，其中多数理论素养很低。在理论学习体系中没有由初级到高级过渡的明确机制，结果许多领导干部几次学习都是那些资料。通常党员学习都是在工作期间组织的。

预定为期一年半的在1953—1954年学习苏共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9—12章的计划没有如期完成，被拖到了1955年，这是因为在1954年期间全体领导干部都要额外学习党的总路线、中央四中全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一些材料。此外，也没有建立对学习的有效监督机制。

今年4—5月在简明教程第12章内容学完和休息两个月后，领导干部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从第三章学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独立学习、经过较高培训的人从第一章开始学习。对于没有接受政治经济学培训和学习的人，要安排他们从第一章开始学习苏联党史简明教程。第一次学习理论的领导干部，和以前一样，将学习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关于经济建设的基础知识。

鉴于许多领导干部同时还希望提高自己的普通教育水平或生产技能，就颁布了一个章程，每个干部都可以进行任何一种方式的学习。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建立政治学校夜校和学习办公室来代替学习班。

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在大学里开设了马列主义夜大。本学年有2300人在北京的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习。

普通党员和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他们的学习同领导干部的学习不同。多数基层组织暂时还没有系统的党员学习。目前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要定期同党员会谈，或就党的纲领、章程或现行政策给予指导(通常以党支部为单位)。与此同时，在一些党组织内逐渐形成了党员学习机制，即党支部在讲课人(从党务工作者中挑选出来的人或具有相应水平的党员)的主持下全体党员每月学习1—2次，每次2小时，学习内容主要是宣传部撰写的提纲和材料，这个体制目前在大多数党组织得到推行，因为党委建议把它作为基本的党员学习模式。应该指出，超过一半的党员，特别是在农村，是文盲或半文盲，不可能独立地进行学习。近来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在党员学习问题上投入了很大精力，把这个任务看作是本职工作重要内容之一。

宣传 。现阶段党的宣传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是中央在1954年就宣传工作问题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

在对过去3年的宣传工作进行总结后(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是在1951年5月召开的)，会议强调了宣传工作中的一系列不足和错误，主要是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效率不高，思想水平低。在各级党委及其支部存在轻视宣传工作的倾向，在某种程序上对资产阶级思想向党内渗透的警惕性不高，无视错误宣传和错误观点的泛滥。报刊对党的生活问题、同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的问题关注不够。1951年建立的基层宣传网络中的大多数环节都断裂了，而在群众中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也陷于瘫痪。

从党提出来的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和坚定地开展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的任务出发，会议指出，现阶段党的宣传应该是关注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和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会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执行情况。

上述党中央会议后，1954年7月通过了两项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和关于改善新闻工作，这两份决议中规定了宣传工作中的具体任务。

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中指出，现阶段党在农村宣传工作的具体任务是在如下领域对农民群众进行不间断的和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1.党在劳动互助和合作社领域的政策；2.合作社农业生产高涨；3.社会主义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4.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5.普及科学知识，同迷信及其余毒进行斗争。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应该追求把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到社会主义觉悟的水平，为在农村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稳固的思想基础。

为完成这些任务，中央要求首先要加强对农村领导干部的政治教育，包括学习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关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础知识，农村党支部的党员教育和活跃党内生活，通过活跃基层宣传网、小组读报活动、农业俱乐部、文艺活动和借助其他丰富多彩的形式加强和改善对农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普及工作。党中央还要求运用组织措施加强各省、地区和县党组织的宣传干部力量。

尽管1950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报刊工作的决定，但这项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缺点。在1954年7月17日的中央新决定中指出，许多报纸党性和思想性不强，同群众生活关联不够。存在这些缺点是由于各级党委对自己的报纸关心不够。在这份决定中中央要求报刊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介绍党的生活，宣传经济、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倾听来自下面的批评。

现在党的报刊工作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人民日报》和党的地方机关报开始每日刊登关于党内生活的文章，开始越来越尖锐、全面地批评党务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是开始刊登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材料。为了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教育，不久前开始出版专门杂志《政治学习》。

1953年末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对苏联的访问对于改善党的新闻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关于加强农村宣传工作的决议付诸实际相对较慢。在一些地方还没有消除轻视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现象，宣传工作领域干部配置不够，因此，从根本上改变党在农村的宣传工作局面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在1955年3月作出了关于宣传材料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别指示。党现在赋予这项工作以重要意义。同年2月份，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各省和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会议除了讨论意识形态工作的总形势外，还讨论并制定了为执行这一指示在改善理论工作方面应采取的措施。

目前唯物主义理论宣传最主要的形式是由专门的讲座机构组织授课。在中国所有的省和大城市都建立了这种讲座机构，并开始活动。每个讲座机构每月组织1—2次授课。为组织讲课活动，安排了党内最好的理论工作者。例如，在北京，从4月到6月组织了4次讲课，题目为：“为什么必须批判唯心主义和宣传唯物主义”、“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思想”。关于唯物主义的讲稿和文章在报刊上刊登和通过收音机广播。听讲座根据自愿的原则组织。(从今年5月起，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后，全党被动员起来开展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多少排挤了思想战线上正在开始的斗争。)

1954年10月，团中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青年中开展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报刊上刊登对资产阶级的堕落道德进行严厉批判的文章，青年同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斗争也得到了加强。

党加强了对数量众多的私人文化机构和组织的领导，以便对他们进行改造或取缔。国内共有97家私人出版社，700多家印刷厂，3500多家书店，近1000个书亭，平均每天出版100万—150万册图书，上演2000多场戏，105场电影，657场话剧，还有为数众多的娱乐场所——舞会、滑冰场和游泳池等。在这类场所和组织内娱乐的人达到20万人以上，在这里工作的服务人员有数百万人。其中的大部分是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中心和传播点。

与此同时，对如下各种宣传和教育手段的利用工作也在显著加强：报刊、电影、文学、戏剧等对大多数居民有影响力的传媒。

党在若干方面的工作

1954年党组织的所有活动旨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执行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巩固党的统一的决定。着力于巩固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改善党的机关的领导方式，增强党对思想政治的领导，同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总体上增强党在各建设领域的领导作用。党坚定地在适应新任务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工作，与过时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以及现有的缺点作斗争。

去年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实现如下主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上：1.在自己的队伍中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关于党的总路线的解释工作；2.实施工业建设计划；3.农业合作化和完成主要农业作物的征收计划；4.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5.对私营工业、贸易和林业等进行改造。

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显露出党的机关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许多党组织没有能够动员起一切力量来完成党和政府的任务。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 。这种现象流行甚广，具有危害性，最主要的是高岗多年活动给东北工业企业造成的恶劣影响。1954年6—7月中央对东北进行检查时查明，在许多重工厂和矿业企业中党组织没有进行思想政治领导和对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许多领导工作人员轻视党对生产的领导作用，甚至其中一些人持有取消主义的观点，似乎“企业可以执行计划和工作，而无需党组织”。

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具体表现在对企业党员干部的错误配置上。任命从事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当中，担任企业经理及其助理职务的人就比担任党组织书记的人具有更高的水平和素养。许多企业的党组织完全没有书记。东北190个特大型企业的党组织中有75名书记及副书记(23.2％)不能胜任本职，书记还缺53名。领导干部认为从事管理工作要比从事党务工作更好。在许多企业中都有这种情况：党委或党委书记从属于企业经理，经理以自己的地位和威信凌驾于党委，把党委变成自己的管理机关的附属品。相反，某些党委取代了企业管理，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完全放弃了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变成了管理机关。

在许多企业的党务和管理工作人员中书记和经理之间不团结，相互拆台和钩心斗角，导致企业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民日报》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社论中(1955年3月27日)指出：这个现象极具危害性，妨碍了在每个企业建立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通过了关于在国营工厂和矿业企业清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倾向的措施的决议。党中央在这份决议中指出，东北一些企业中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问题在国内其他地区也存在，是工厂和矿业企业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中共中央建议各省、市党委对国营企业的领导状况进行认真检查，批判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这一危险倾向。作为一项实践措施，中央建议，从加强企业党委的角度出发，如果有必要就在个别企业内部或在与其有协作关系的企业中调换干部。

轻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的倾向在一些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和机关中也存在。迄今为止，许多地方认为，大学的党组织不应该，甚至似乎没有权力深入教学过程和关心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没有权力在整个集体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高校党组织被集体孤立，陷于自己的小圈子。截至目前高校党组织发展很慢，没有起到应有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他们这样的工作实践造成的结果。高校的党务工作者和非党领导人之间没有联系，不团结。

近来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到了大学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这些严重错误和缺点。

在许多农村党组织中也存在忽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的情况。

关于农村党组织的工作 。同城市相比较，农村领导干部和党的机关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在缓慢地改进自己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农村民主革命(土地改革)中形成的领导方法。在土地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所有工作都建立在依靠大多数的基础上。数量极少的乡有基层党组织，而且地方政权机关还很软弱。现在形势已出现了根本变化，基层党组织、地方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实践被党的机关代替的情况随处可见。例如，县委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多数时候不是经过和依靠乡委，而只是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吸收乡委的积极分子(支部书记和乡长)参加工作。每个县委向各乡派驻自己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那里几乎常驻，并努力独立做各种事情。在他们那里广泛流传这样一种观点，独立执行任务比召集党支部会议，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动员他们完成任务要轻松得多。

同时，乡级组织也替代了乡人民委员会、各种社会组织，没有吸收他们参与解决各种任务，常常认为不需要他们协助来完成任务。

农村的党组织机构以业务繁忙为由，很少关心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轻视这项工作。对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领导作用的重要性理解不够。

县级党委在向各区和各乡下达任务的时候，没有好好地向基层干部解释完成任务的方式和方法，不解释党的政策，由此导致基层干部出现严重的命令主义行为，破坏了党的政策，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党内存在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应引起重视，要宣传优秀党委和基层党组织的经验。

许多地方党的机关和基层组织已经积累了好的经验，并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这些经验已成功地向其他党组织推广。各党委对各党组织进行了专门分类，进行直接监督和领导，以便得到和总结经验，并把它推广到落后的党组织中去。

党的报刊系统地刊登了关于一些党组织，主要是基层党组织的先进经验的材料。

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党内渗透作斗争 。1954年党组织在党内开展了同个人主义、自高自大和道德堕落进行斗争，同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进行斗争的运动。各省、市党委按照中央的建议对党员干部进行检查，揭露出一系列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私利、歧视妇女和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的事实。这次检查把大量蜕化变质分子和见风使舵分子开除出了党。不久前，《人民日报》(1955年5月2日)公开号召在党内开展反个别共产党人蜕化变质的斗争，增强共产主义觉悟。

党内有部分党员以雇佣贫农、放高利贷、承租土地、商业投机的形式剥削他人劳动。例如，在一些老解放区剥削问题较为严重的一些农村党支部，15％—30％的党员在从事这样的活动。在一些工人共产党员中也存在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在中国底层的剥削现象一向很严重，因此，一些党员很难立即克服它。此外，直至目前党没有认真关注共产党人剥削他人劳动的事实。农村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合作化表明，若不严厉谴责和清除农村党员中的剥削倾向就很难实现党在农村的政策。现在一些最为险恶的不知悔改的剥削分子被开除出了党，对一些落后分子进行了教育，吸收他们加入了合作社等。

实行集体领导 。中央四中全会后，关于集体领导的问题在报刊和党支部的议程中话不离口。根据一些材料判断，在建立集体领导和坚定不移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去年，许多党委根据具体事实和依据一些党组织推行集体领导的例子展开了宣传和解释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例如，河北省委的报纸《河北日报》在1954年10—12月刊登了29篇关于集体领导问题的文章和材料。许多省市县党委从集体领导的角度出发最先调整了自己的工作。在宣传和解释这项原则时其立足点是在集体领导中除了集体讨论和解决各种重要问题之外，个人首先要对所负责的那份工作承担责任和提出倡议。许多工作人员是这样理解集体领导问题的，试图摆脱个人责任，甚至一些最为微小的问题也要通过集体讨论。这种倾向具有普遍性。

结论

1.195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其队伍人数一年增长了50多万人，总人数达到了700万。接收入党的主要是产业工人和贫农(其中包括新的中农)，以及注意更积极地接收先进知识分子入党。在绝大多数农村和城市中的主要生产单位都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2.党铲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加强了自己队伍的政治思想统一。反党集团的清除是中国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之一，表明党坚定地在自己的队伍中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现的斗争。

3.为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措施。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宣扬唯物主义的运动。在组织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

4.中国共产党对巩固基层党组织、发扬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集体领导赋予重要意义。在许多县和上一级党组织都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基层党组织开始定期召开全体党员会议。

5.党批评了轻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采取了一系列清除这一有害倾向的措施。

6.党中央强化了自己的机关，加强对基层党机关的组织和思想领导，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党的干部工作，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监督。

7.地方党的机关改进了领导方式，从宏观领导转向具体领导，使自己的机关专业化。

8.总体上，党组织成功地承担起了组织和动员一切力量去实现生产计划和各项政治任务的责任。

9.党持之以恒地关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消除。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秘

А.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5月24日

附件一：

机密

文本第2份

译自中文

《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马明方同志1954年11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中央批示：

中央批准马明方同志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为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

有计划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后3年内，继续在农村中发展200万至300万党员，使全国经过土地改革的乡都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并不断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内部的生活和在群众中的工作，是十分需要的。在全国广大的农村中，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没有适当数量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要团结和组织农村人民群众，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各级党委必须经常注意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忽视或者放弃对于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

各省市委、地委、县委，应在最近期间对农村支部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和讨论，订出加强农村支部工作的具体办法和今后3年内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并在支部内进行认真地传达和讨论。各省市委讨论农村支部工作的情形和在农村中发展党员的计划，应在5月以前报告中央。

(1955年2月)

马明方的报告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农村的组织，必须为实现党的总任务而奋斗。这就是说，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将农民的土地和其他基本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使农业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农村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去进行。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这就是党在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

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要通过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团结与领导农民群众来实现的。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中的战斗堡垒，其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展的速度和成效。党必须从以下各方面积极加强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

一、认真做好发展和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工作

我们党的组织，在农村中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党员近400万人，约占农村人口的0.8％。党员的成分一般是好的，1953年底统计：雇农成分占7.6％，贫农成分占61.6％，雇农和贫农成分合计占69.2％。

我们的党依靠着农村中党的组织，组织与领导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对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全国解放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工业建设；目前正在领导着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多年来的各种斗争和工作中，党在农村的组织，培养了大量的干部。现在，在党的、国家机关的、军队的、经济的和群众的组织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是农民出身的。

我们的党，在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领导下，在农村党的建设事业和各项工作中，是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的。

但是，农村中党的基层组织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程度还不高，资本主义思想在不少党员中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有的党员只埋头个人生产，不愿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或者在互助合作组织中处处为个人打算；有的不积极执行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甚至发生对抗行为；有的还有放债、雇工、出租土地等剥削行为；不少党员阶级观点很模糊，对地主、富农缺乏应有的警惕。农村支部的生活一般还不健全。有的支部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树立起正常的组织生活和工作制度，党内民主没有得到发扬，支部负责人骄傲自大，不接受党员的监督，甚至压制批评，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有的支部存在着严重的组织涣散和不团结的现象；有的支部组织成分极为不纯。

党在农村中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全国还有5万个乡没有党的组织，在晚解放区，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的乡仍有30％左右；老解放区也有若干乡没有建立起党的组织；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尚无党员。在一些建立起党组织的乡，因为党员很少，难以发挥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这些情况，是和目前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不相适应的。

党必须经常注意巩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作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纪律和党内团结，从各方面改进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以不断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党的战斗力量。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来，老区农村的整党工作已收到显著的成效，约有13万多个支部经过整顿，提高了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改善了支部工作和党员作风。现在还有近3万个老区农村支部，尚未完成整顿工作，必须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完成。

各地农村经过各项社会改造和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并已涌现出大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积极分子，我们党的组织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就给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党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党必须依据中央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3年内(即1955年到1957年)，在农村中继续有计划地发展一批新党员。在现在还没有党组织的乡(未经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除外)都应建立起党的组织来，每乡争取发展到有党员10人左右；在已建立起党的组织而党员很少的乡，则应争取党员人数发展到占全乡人口的1％左右；在老解放区党员较多的农村中，亦应接受一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以增加党的新生力量。农村党员到1957年应发展到600万至700万人。

党首先必须注意结合农业生产合作运动，积极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中发展党员，吸收社员、组员中的优秀分子到党内来。争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逐步做到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都有党员，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建立起党的组织。

党还应注意在国营农场、地方国营农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中进行建党工作，有计划地在职工和技术人员中发展一批新党员，争取这个时期内在这些组织中党员人数达到职工人数的20％左右。

党还应注意在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中，在农村学校教职员中，在军事、经济重要地区中，在沿海、沿江、沿湖和偏僻山区党的工作薄弱的地区中发展党员。

发展党员时，应着重在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贫农(包括原为贫农的新中农)中去发展；旧中农中个别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分子，也应注意吸收他们入党。选择党员对象，应从阶级成分、阶级立场、斗争历史、政治觉悟程度、和群众的联系、工作表现等方面加以慎重的考察，经过教育之后，将那些确实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并自愿接受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分子，接收入党。

发展党员必须和各项工作、各个运动结合起来去进行。离开群众的各种斗争孤立地进行发展党员，是不妥当的。

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党委，均应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发展党员的具体计划。没有党的基层组织的地方，县委、区委应派遣具有建党工作经验的干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党应加强对新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教育。对于候补党员，在候补期间应继续加强对他们的考察，帮助他们按期转为正式党员。

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最根本的工作，必须认真负责做好，不许做坏。

二、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农村工作的发展相适应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有些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也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在过去，农村党员都是个体劳动者，农村支部只能按照地区为标准来建立。现在，互助合作运动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个体农民正在逐渐地联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进行生产。这个情况就使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有必要按照地区和生产组织的实际情况适当地加以改变。这里就各地存在的问题，拟作以下一些规定：

1.乡是基层行政单位，农村中的各项工作都是以乡为单位来进行的。因此，在一个乡的范围内，除了国营农场和供销合作社中的“乡联社”等组织可以单独成立党的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党委领导外，全乡只应建立一个乡支部，统一领导全乡的工作。

2.合作组织发展起来的乡村，在乡支部统一领导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可建立党的小组，党员多的可建立党的分支部，以加强党在这些生产组织中的工作。如果全乡农户差不多都已加入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支部就同时是乡支部，负责统一领导全乡的各项工作。

3.党章规定：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50人的乡村，得成立党的总支部。但是有些乡已有必要在合作社中设立党的分支部时，则全乡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亦可成立党的总支部。

有些乡村庄过于分散，或党员大多数集中在一二个自然村内，只建立党的小组，不便于党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员和候补党员虽不足50人，也可以在某些村庄建立分支部，以乡为单位建立总支部。

4.基层供销合作社中的“集镇社”和以几个乡为范围建立的“乡联社”，凡有党员3人以上者，可以单独成立支部，直接受区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但应与所在乡的乡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并经常注意听取乡支部的建议和批评。如果区委以上的党委因交通不便等原因不便于领导时，则只成立党的分支部或小组，受所在乡的支部领导。至于“乡社”中党的组织，一般地应受乡支部的领导。

5.国营农场、牧场、农业机器站等组织，是目前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有3个以上党员时，均应成立支部，受当地党委的领导，并与所在乡的支部取得密切联系。如果党员不足3人时，应加入邻近的支部组织过党的生活。

6.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只有个别党员时，可暂时与社内的青年团员编成党团小组，以便进行工作和学习。

上述这些规定，各地应按照当地党和合作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采用。

三、加强集体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全支部民主生活

农村支部必须经常注意加强和改进支部委员会、全体党员大会和党的小组的生活和工作。把党的生活和工作与政权机关、群众团体的生活和工作混同起来，实质上乃是降低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作用的表现，党必须注意克服目前在某些地方存在的这种错误倾向。

支部委员会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支部委员会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应正确地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使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有专人掌管，又都能及时地得到支部委员会认真的检查和讨论。支部委员会的工作应经常受到党员的监督。支部委员会必须定期向全体党员大会报告工作，倾听每个党员的意见和批评，经常注意集中全体党员的意见和智慧，以丰富和健全自己的领导。全体党员大会可以随时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支部委员，选举最优秀的党员到支部委员会中来。

支部的最高权力属于党员大会。一切工作中和支部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应在党员大会上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每次党员大会议题不宜多，时间不宜长，但都应有政治的、实际的内容，要确实收到提高党员觉悟水平、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支部委员会对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和怎样解决，应事先进行充分的准备。在会议上要善于启发和引导党员进行讨论，保证每个党员都能够充分地发表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借以发扬党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党员大会的决议，支部委员会要组织和领导全体党员坚决贯彻执行，任何人不得违反。现在，有不少支部长期不召开党员大会，用一揽子会议、积极分子会议代替党员大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支部在召开党员大会时，还可视工作需要吸收一定数量的非党积极分子参加，这对于联系群众、教育积极分子和取得群众的监督，都有很大的好处。

支部委员会必须密切指导党小组的生活和工作。党小组是在支部委员会领导下，通过每个党员直接组织群众贯彻和实现党的决定和指示的组织，也是每个党员生动、活泼的学校。支部的许多工作要通过党小组来进行。许多重大问题，先经过党小组的酝酿讨论，就可能使支部委员会或党员大会开得更有准备、更成功些。党小组的这种作用，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在一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支部委员会如果忽视了对党小组的领导，就会使支部生活变得软弱无力和没有生气。

支部委员会和党的小组必须加强对党员经常的管理工作，克服对于党员不进行管理和教育的现象。党的组织应按实际情况和可能分配每一个党员以一定的工作，并经常进行检查，给以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每个党员都能够逐渐地锻炼成为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积极战士。

党的组织还应经常加强党的纪律教育，不断地向违反党和国家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党员，要给以应有的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党籍。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的重要标志。现在，不少农村支部是能够比较正常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些支部一般地说来，党的生活是活跃的，党内是团结的，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各种工作也完成得比较好。但是在更多的支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能很好地开展，因而使党的生活不够正常，党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甚至造成了党内不团结的现象。农村支部必须向党员经常地进行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说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工作和克服缺点的最好武器，即使是最好的党员，如果没有党与群众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党的组织要支持正确的批评，对于压制批评、打击批评者的人，应给以严厉制裁。

党内应进行团结的教育，对于一切不利于团结的人和事都要予以严格的批判。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目的。

实现集体领导，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生活，增强党内团结和严肃党的纪律，是党的建设事业中极为重要的原则。农村支部必须坚决为贯彻这些原则而奋斗。

个人包办，家长式的领导，党的负责人不受党员监督，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工作进行检查和批评，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一种特征。农村支部必须在自己的一切生活和工作中，坚决向这些倾向作斗争。

四、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

农村合作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农村党员更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懂得党的政策，提高工作能力。

近几年来，各地党委一般地都已重视了加强农村支部的教育工作，不少地区已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党课教员，建立了一定的教育制度，提高了党员的觉悟，推动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但是仍有一些地区，对于农村党员的教育还不经常，缺乏必要与实际可行的制度，教学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党员的要求，有的甚至还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种情况亟待改善。

中央在“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农村支部经常教育的基本內容，应着重关于党的总路线的知识、关于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的知识、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这里需要指出，对农村党员进行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时，应当注意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加强关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的教育；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教育；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关于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关于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教育，以及关于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政策和各项政策的教育，借以增强党内团结，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对于候补党员还应注意进行关于党章的教育。党的省委和地委应根据上述内容编写一些简短通俗的课本或教学提纲，以供教育农村党员之用。

建立经常的教育制度，培养和配备党课教员，逐步提高教学质量，是加强农村支部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根据各地经验，建立党课制度，每月固定向党员上党课一次或两次，是可行的。目前解决党课教员来源的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指定县委、区委委员或县、区机关中有讲课能力的党员干部兼任，并且尽可能地把他们教课和工作的地区统一起来，使教学和工作能够互相补益；一种是从支部中选择政治文化水平较高的支部委员或党员担任。有些地方并由县委、区委指派负责干部，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向党课教员传授教育内容，再由他们回去进行讲解。采取了这些办法的地方，一般地已收到良好的效果，各地都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仿行。

地委和县委应经常了解党课教员的教学情况，帮助他们解答疑难，并定期召开教员会议和举办轮训班，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交流经验，使他们把教学和自己的学习统一起来。

对于农村党员进行教育，必须和当前的中心工作相结合，深入研究党员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课文内容进行分析和批判。经验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随着农村互助合作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村党员学习文化的要求普遍在增长着，各地应注意有计划地满足党员的这种要求。

五、建立和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目前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40余万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全国将有半数以上的农户和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迫切地要求建立和加强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

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正确贯彻党关于互助合作的各项政策，充分发扬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产量，增加合作社和社员的收入，保证执行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和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并团结和引导周围的互助组和个体农民逐步走向合作化。

根据目前的具体情况，党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政治工作，大体上应注意如下几点：

1.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工农业密切结合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国家伟大光荣的前途等。

2.经常反复地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不同道路的教育，以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水平；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克服现在有些合作社中存在的那种不愿意服从国家的计划生产，隐瞒产量，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等倾向；进行老社员和新社员、社员和社外群众团结的教育，克服有些社员排斥、歧视单干农民的现象；进行爱护社内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勤劳生产的教育，克服现在有些社员中存在的那些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产、损害别人利益、损害合作社利益的现象。

3.向社员进行党在过渡时期农村工作中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根本路线的教育，进行贫农和中农亲密团结的教育。因贫农土地少、生产工具少而排斥贫农的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因中农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多而在生产分红中降低中农应得的收益也是错误的。必须教育社员懂得：没有贫农和中农的亲密团结，我们在农村中各项建设与改造事业都不可能胜利前进。

教育社员懂得：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不满和仇视的。为了防止富农对互助合作组织的影响和破坏，为了在经济上限制和在政治上孤立他们，目前不能允许富农入组入社，将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发展和巩固时，再根据条件，分别吸收已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入社，加以改造。有些人误认为“现在富农老实听话了”，说富农“有文化”，“有管理生产的经验”，因而过早地吸收富农入社，这些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有些合作社因为富农分子混入，从中操纵以致变质的事例，应引为教训。

4.指导和监督合作社正确地实行统一经营、按劳取酬、合理分红、逐步扩大公共财产的积累等项原则。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实行正确的生产经营方针，反对雇工等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指导和监督合作社公平合理地将商品粮食卖给国家，反对隐瞒抗拒。

5.支部要经常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派遣优秀的党员干部帮助合作社做好民主管理，建立各种必要的制度，培养合作社的骨干，正确地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社员的劳动竞赛，保证和监督这些计划的实行；组织社员学习文化和技术，培养劳动能手和技术人才，表扬先进人物，推广先进经验，并注意发挥青年和妇女的力量。共产党员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要起模范作用。

现在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墙报、广播组织等，各地都可以仿行。

六、整顿落后支部，加强对于落后支部的领导

目前农村支部约有15％左右处于落后状态。落后支部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组织严重不纯，支部领导被地主、富农、坏分子篡夺或暗中掌握，他们站在群众头上，统治压迫群众。第二种是支部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和闹宗派纠纷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至由此造成群众间的不团结，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第三种是党员作风恶劣，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群众。第四种是支部缺乏领导骨干，党员觉悟程度很低，党的组织涣散无力，不能起领导作用。第五种是由于领导上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有偏差(例如有些地区在整党中的偏差)，损伤了党员的积极性；或者长期放弃对它的领导，致使逐渐落后下去。

对于这些落后支部，各地党委应定出计划，结合中心工作，加以整顿。在整顿工作中，大体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先将落后支部的情况，切实加以研究与分析，然后针对支部中存在的问题，对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提高党员觉悟，培养积极分子，依靠支部内在力量进行整顿，并注意征求非党积极分子和群众的意见。

2.对于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及其他坏分子，要发动党内外群众充分揭露他们的错误和罪恶，把他们驱逐出党，犯法者要依法制裁。对于党员中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要清除出党，民愤甚大者，应给以法律制裁。对于犯有一般性质的错误的党员，则应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诚恳检讨，愿意改正，均应留在党内，继续予以教育。

3.处理党内的不团结问题和宗派纠纷，要特别慎重，必须深入了解情况，从原则上辨明是非，切忌偏听偏信；并应从团结出发，经过酝酿讨论，由双方自觉地进行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对于闹不团结的主要负责者，既要严肃批判，又要热情帮助。对问题的处理一定要公正和有原则，否则不仅不能解决不团结问题，还可能使纠纷扩大与加深。要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教育党员深刻认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党内不团结对于党的事业的危害的严重性。

4.对过去领导上处理不当的问题，应作适当检讨，启发党员进行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改正。如因时间已久，不便处理者，也要讲明道理和原因。

5.工作中要十分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整顿结束时应经过民主选举，使优秀的党员组成支部委员会。县委、区委并应经常在工作上给以具体指导，巩固已得成果。

七、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乡人民委员会和各种组织的作用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切非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农村支部应统一领导农村中的各种组织，使其步调一致地去进行工作。

农村支部在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上，有些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有不少地方还存在着一些偏向，一种是党的支部对各种组织的工作缺乏统一的安排，甚至放弃了领导，致使步调不能一致，力量分散，因而不能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再一种是党的支部包办代替了各种组织的工作，不能发挥各种组织应有的作用，结果削弱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

为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党的支部应定期讨论各种组织的工作，提高和统一它们的思想认识，帮助它们建立业务，开展工作，发挥它们独立工作的能力。对于各种组织的决议，党员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群众一起予以贯彻。

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党的支部应当善于通过这一组织，吸引和组织劳动人民参加国家建设事业中的各种活动，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令，保证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党的支部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对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加强领导，保证它们真正行使自己的职权，巩固和提高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的支部要通过民主选举，使作风正派、有办事能力、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参加到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委员会中去。有关全乡人民的重要问题和各项工作，党的支部作出决定后，还必须通过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提交乡人民代表大会或乡人民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并在执行中随时给人民委员会以具体支持。毛主席早就指示过：“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现在有些党的支部不重视乡政权组织，不认真执行乡政权的决议和它所布置的各项工作，包办乡政权工作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力量，是党在各种工作中的有力助手。党的支部要定期讨论和检查青年团的工作，指导青年团动员团员和青年群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学习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使青年团在各种工作中发挥它的先锋作用。党的支部要加强对青年团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不断提高青年团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并接收青年团员中的优秀分子入党。

党的支部对于乡村中其他组织，如手工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妇女团体等，也必须加强领导。

所有这些组织，都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都是党向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党的支部要有计划地使这些组织健全起来，使它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

八、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工作，反对强迫命令

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是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法。

经过党的不断教育，经过整风整党，农村党员中的强迫命令作风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在某些农村干部和党员中还很严重，近来甚至有所发展。继续向强迫命令作风进行斗争，仍是一项严重的任务。

强迫命令作风最普遍的表现，就是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来代替对群众的说服教育的工作，或以“不接受任务不散会”、“开熬夜会”等办法强制群众执行各种任务。更恶劣的是讽刺、训斥甚至打骂群众。结果造成党员严重脱离群众，使工作受到损失。

产生强迫命令作风的原因是：旧社会统治阶级的影响；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高；上级布置工作时交代工作办法少等等。

克服强迫命令作风的办法是教育党员相信群众，说明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尽的，要领导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做群众的先生，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以实例打破某些党员干部认为群众落后，不强迫命令不能完成任务的错误思想。教育党员善于团结和组织积极分子进行工作，使他们懂得：没有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经常团结在支部的周围，支部就不能很好地与广大群众取得联系，率领他们前进。教育党员善于等待群众，对某些一时还不觉悟的群众，要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进行教育和帮助。在推行各种工作中要运用培养典型、实例示范的方法，因为农民是最务实的人，对于党的各项政策和新的事物，只有经过他们亲身观察和体验，才会自觉地接受。向农村干部和党员布置工作时，必须交代工作方法；检查和总结工作时，不仅要检查和总结工作任务完成的程度，还要检查和总结用什么方法完成的。对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完成各种任务的支部和党员，要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对犯有强迫命令错误并屡教不改的党员，要适当地进行批评，严重者应给以处分。

反对强迫命令，采用说服的方法进行工作，这对农村支部和党员来说，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教育过程，农村中党的组织应为此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必须了解：我们的党所以取得今天的胜利，乃是党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说服了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和一切进步的人们的结果。

九、县委、区委必须加强对农村支部的领导

县委、区委加强和改进对农村支部的领导，对于提高农村支部的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是带有决定性的一个环节。

近几年来，各地县委、区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仍有一些县委、区委对农村支部的工作包办代替，缺乏正确地适当的领导方法；有的甚至长期不过问支部工作，放弃领导；也有一些县委、区委由于组织机构不健全，或因干部调动频繁，对于情况和业务生疏，影响了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经常领导。这些情况必须迅速改变。根据目前各地已有的经验，县委、区委对于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县委、区委必须把管理支部工作列入经常的工作日程，在布置各项任务时，对支部如何进行工作应作具体交代，使支部能够根据这些布置和指示制订自己的工作计划，主动地去进行工作；并须有系统地定期讨论所属支部的工作，经常进行检查和帮助。

2.每个县委、区委都应选择一定的支部，作为重点，亲自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指导一般。帮助重点支部工作的干部，必须注意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包办代替的做法是绝不能提高支部工作、取得任何有用的经验的。

3.县委、区委应有计划地选择和培养支部的领导骨干，采用召开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联席会议、总结工作经验等办法，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工作能力。地委和县委还应利用农闲季节，定期轮训支部书记、委员、小组长，争取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普遍地将他们轮训一次到两次。

4.区委应按期制订支部教育计划，帮助支部建立学习制度，培养党课教员，供给教育材料。

5.有些县委、区委机构尚不健全，应适当地予以调整和充实。县委的组织部、宣传部、农村工作部(或生产合作部)等，都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指导农村支部工作。

加强农村支部的工作是全党的责任。这里所以强调县委、区委应加强对农村支部工作的领导，是因为县委、区委更接近农村支部，是直接领导农村支部的。地委、省委对于农村支部的工作，也必须列入工作日程，予以极大的注意。

翻译：А.杜布罗夫斯基

1954年11月

附件二：

机密

文本第2份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指示

1955年3月1日

一、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3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从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6亿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顽固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并且腐蚀劳动人民，直到腐蚀我们的党。

应该指出：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地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区别，有不少党的干部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中央认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理论工作的忽视是不能容许的。长期以来，许多党委对于理论工作是不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党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如果再任其继续下去，就会严重地妨害党的思想工作的加强，妨碍党的总路线的实现。

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的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

二、从1954年10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1年10月所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予了初步的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唤起了全党的注意，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但是，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是不能在一个短期的运动中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的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现在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因而就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恰恰相反，由于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的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同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省市委以上的党的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这种工作做得愈加好，愈加能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愈加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就对实际工作的帮助愈大。

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外，各个学术领域中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中也有许多是反映着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对这些问题要分别处理：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必须在根本点上作出结论；另一些问题不是紧急的，或者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的，可以容许长期讨论。

为了充分地和正确地开展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各种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各级党委在领导上应注意下列问题：

1.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这些思想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认为他们是“权威”，不能批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对他们实行压制；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某些党员因为“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影响团结”，不敢批评别人；某些党员，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错误不去批评，甚至加以掩护。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党员可以批评党员，也可以批评非党员；非党员同样可以批评党员和非党员；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受到别人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起模范作用。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2.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说明问题，应当力求内容生动，词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已经作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3.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讨论应当是有领导的。党委应当掌握自己手中的报刊，分别问题的轻重缓急，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报刊编辑部应当尽最大可能发表讨论的文章，但同时应当防止坏分子借学术讨论为名，挑拨是非，进行宗派斗争，甚至进行政治性的破坏活动，或者伪装进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任等行为。为此，报刊编辑部对于作者、对于所批评的内容，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对于坏分子或显然别有企图的“批评”和“反批评”不应发表，如果为了揭露他的真面目而必须发表时，应在发表时加按语指出其阴谋，并立即组织反驳，以教育群众。

4.在一个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及时作出结论或总结。方式是由学术机关，或由报刊编辑部，单独地或联合地召开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对可以作出结论的作结论，对尚不能作肯定结论的就作讨论总结，以便继续讨论。

5.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因此批评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语言形式，应当力求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并着重在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正面地有系统地和力求浅显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基本观点，以便各种读者读了都觉得有所获益。无论宣传唯物主义或进行学术的批评讨论，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因此这种宣传和讨论应当力求联系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使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经过这种宣传教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这些迫切问题。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6.唯物主义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彻底胜利，依靠在这些部门中产生一系列的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基本科学著作。这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巨大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进行准备工作，然后拟出计划，以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步组织力量加以实现。

7.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近几年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已经逐渐增加，有些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旧的学术工作者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这些力量都应当很好地运用起来。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中，在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或者极为薄弱，或者还没有成立，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教学力量和学生数目极为不足，省级以至中央级报刊编辑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量也很不够，这就严重地妨碍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工作领导机关应当逐步改进这种状况。

8.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三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他们的含有错误观点的著作，如果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仍可允其继续发行，在加上适当序言或经原著者修改后可以重新出版。有些出版发行机关一看到某种学术出版物受到批评，立即不问情由地停止出版或停止发行，是不妥当的。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对年老有病的、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有一定成绩的人，各级党委应特别注意掌握分寸；对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如需进行集中批判，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

1.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中央认为，应当在今后8年内(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各级党委，除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理论自学的指导外，还应采取有效办法，坚决地完成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必须：

(1)执行中央1955年1月26日的通知，在各大城市、各省会、各工矿城市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积极提倡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并把这种演讲工作逐渐经常化，使之成为党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重要政策的定期讲坛。

(2)依照中央1954年12月17日指示的精神，轮训全党干部，并力求在今后5年左右，使全党高级干部凡有阅读能力者经过轮训，中级和初级干部也应积极进行轮训工作。为此目的，要逐步发展中级党校，尽可能使各省市都有一个。要逐步发展初级党校，尽可能使每个地委都有一个。为了增设党校，需要训练教员，中级党校的教员由马列学院负责训练，初级党校的教员由中级党校负责训练。对于文化较低的党员干部，应当用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组织在职文化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到一定程度，并限期做完这项工作。党校工作和干部文化补习工作由党委的组织部门主管，宣传部门负责教学工作的指导。

(3)在城市中按地区、按系统组织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去学习。在各县，也应当尽可能设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或采用由教员巡回讲课及其他方法。为此目的，应训练和配备大批教员。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方面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4)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

(5)在报纸刊物上组织学术论争，介绍这种论争的情形，介绍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组织对资产阶级思想、富农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堕落腐化现象的批评。

(6)利用广播向听众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7)出版学术论争的文集。出版向各种不同对象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特别注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

2.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应当按照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们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的教育。近年全国各地发生的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经常利用宗教迷信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党的组织和人民团体必须同这种破坏活动进行经常的持久的斗争。使广大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是引导他们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为此就应当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认真进行自然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的通俗宣传(在有些宗教信仰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着重正面宣传自然科学常识)，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宣传，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关于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应当利用各种文教工具，采取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形式。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

四、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应当讨论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作出决议报告中央。中央和省、市的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组，科学研究机关，文化艺术团体，党校，高等学校，报社，出版社的党的组织也应当讨论这个指示，并作出适当的决定和计划送交上级党委。在讨论中并可适当吸收党外人士参加。

(此件除登党刊外，并可发给一切能够阅读的党员干部阅读。党外人士除在文教系统工作的应发给外，其他方面的由省市委自行规定。)

校对：В.克里夫佐夫

附件三：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专题报告的决定

译自中文

秘密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和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的决定

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各分局及各省市党委、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党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党组、各中共中央所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党委：

中共中央批准陆定一在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以及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情况的报告，并把这些报告发送给你们。同时建议你们对中共中央就宣传唯物主义及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指示进行讨论，根据这两份报告对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进行讨论。

本决定及其两份附件可以在党的报刊上发表。

中共中央

1955年3月1日

关于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方针问题

(陆定一在1955年2月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长会议上的报告纲要)

…… [101]

附件四：

译自中文

中共中央内部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颁发“中共中央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

(1955年1月4日)

兹将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发下，并对有关这一职务名称表的若干事项，作如下的决定：

一、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是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的第八条中所规定的“凡属担负全国各个方面重要职务的干部均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原则制定的。这一职务名称表颁发后，中央负责管理干部的各部门应与上海局、分局、省(市)委、国务院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取得密切联系，采取各种有效方法，对属于这一职务名称表范围内的干部，从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进行有计划的全面的考察和了解，并根据考察和了解的结果，来正确地挑选和提拔干部。

今后，凡列入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干部的任免和调动，均须报经中央批准。今后，由于机构变动，而应增减这一职务名称表中的干部职务名称时，由省、市以上党委或中央一级的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报请中央决定。

二、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各级党委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对各级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上海局、分局、省(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上海局、分局、省(市)委根据管理干部的需要和建立这一工作的条件，参照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自行制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区党委和重要的省属市委自行制定，报经中央分局、省委批准后颁发施行。地委、省属市委、大市区委及县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则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统一制定。

三、加强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是当前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职务名称表的“附件二”，对国营工业中应由中央加以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已经作了具体规定。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中央分局、省(市)委应协助中央做好对这一批干部的管理工作。

由于国营工业是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集中管理的，所以在国营工业的干部管理工作上也应该建立一种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因此，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应该逐步地把管理干部的一系列工作建立和加强起来。但这并不是说，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可以减弱。相反地，在建立和加强工业行政部门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的同时，地方党委必须也把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

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按照这些干部所任职务的重要性，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工业部的总管理局(管理局)和各工厂(矿)分别加以管理。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各总管理局均应建立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些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拟定，报请中央审查批准后颁发施行。各工厂(矿)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工业部统一制定。

为了加强地方党委对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监督管理，这些干部中之担负较重要职务者，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地方党委监督管理国营工业中的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范围，由各地自行规定，中央暂不作统一规定。

凡列入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两方面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干部，国务院所属工业部门和地方党委均有对其进行考察、了解、培养、教育的责任。但在进行工作时应有适当分工：干部的调配、提拔和专业训练等，应由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负主要责任，地方党委则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对这些工作加以监督；审查干部、对干部的鉴定，应由地方党委负主要责任，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则应加以协助。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双方应建立经常的联系，及时交换这些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在任免、调运这些干部时，应事先征求地方党委的意见，地方党委亦应主动提出建议。双方如有不同意见，应尽可能商量解决，但在必要时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可以单独作出决定。

国营工业中的党、群工作干部，除中央管理者以外，应由中央分局、省(市)委、重要的省属市委、大市区委等分别加以管理。

地方党委对于地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办法，可以参照上述原则自行规定。

四、在颁发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同时，应对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管理干部的原则，重新加以确定。

根据目前情况，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在干部管理工作上可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工业部门(地方工业部除外)对国营工业干部的管理，属于第一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干部的管理，也属于这一类型。

除各工业部门外，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林业部、农业部、对外贸易部所属的海关总署、高等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总社及其他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亦应仿照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建立对这些干部的管理制度。这就是说：这些部门除协助中央管理干部外，还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主管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应同时列入地方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这些下级机构中的其他干部，则由这些下级机构自行管理，但其中比较重要者应列入当地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些机构中的党、群工作干部则由地方党委管理。

这些部门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由这些部门自行管理。

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各该部门拟定，报经中央审查后批准颁发施行。这些部门的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这些部门对分布在各地的由其直接管理而不由地方人民委员会管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如在目前全部自行管理有困难时，可将其中一部分暂时委托地方党委代管。

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第二机械工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和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因已基本上具备自行管理其本系统干部的条件，因此也可按这一办法管理其本系统的干部。这些部门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拟定，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审查后报中央批准。其下级机构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由这些部门统一制定。

外交部对驻外使、领馆干部的管理工作和上述部门多少有些类似。但外交人员分布在国外，不可能由地方党委监督管理。外交部亦应建立自己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一职务名称表由外交部拟定，报经中央批准后颁发施行。

第二种类型：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公安部、邮电部，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新华书店等部门，全国合作总社，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民主妇联，对其下级机构中的干部的管理，属于第二种类型。

邮电系统，财政部所属交通银行、人民保险公司和国家物资储备局、人民银行，商业部及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各种贸易公司系统，新华书店系统和合作社系统，在上下级机构之间是有组织上的隶属关系的。但因这些系统的机构很大，分布很广，人员比较复杂，而管理干部的力量又比较薄弱，所以在目前阶段还不宜采取工业部门管理国营工业干部的办法来管理干部，而应采取一种过渡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这些系统的中央一级机构只协助中央管理本系统中属于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和自行管理本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他们应协助中央对中央管理范围内的干部进行考察、了解和培养教育，并可对干部的任免、调动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属于中央。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中的不属于中央管理范围以内的干部，由各级地方党委分级(分层)加以管理。这些系统的地方机构和中央一级的机构一样，也只协助同级党委管理干部和管理本机关中不属于上级和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

检察系统、公安系统、工会系统、青年团系统和妇联系统的情况与上述几个部门虽然不同，这几个系统之间的情况也不相同，但在目前阶段，亦均以采取这一管理干部的办法为宜。

采取这一办法管理干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中央一级的各群众团体，可对中央管理以外的一定范围的干部进行了解工作，并可对这些干部的任免、调动，向主管这些干部的地方党委提出建议，地方党委在任免、调动这些干部时应考虑中央有关机关的意见，但决定权仍属于主管这些干部的下级党委。

第三种类型：国务院所属各部门，除公安部门外，对不是由其直接管理而是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部分的下级机构中的干部，不担负管理的责任。这就是说：内务部不负责管理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的干部，司法部不负责管理省司法厅的干部，监察部不负责管理省监察厅的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计划委员会的干部，财政部不负责管理省财政厅的干部，粮食部不负责管理省粮食厅的干部，商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商业厅的干部，对外贸易部不负责管理省对外贸易局的干部，建筑工程部不负责管理省建筑工程局的干部，地方工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工业厅的干部，交通部不负责管理省交通厅的干部，农业部不负责管理省农业厅的干部，林业部不负责管理省林业厅的干部，水利部不负责管理省水利厅的干部，劳动部不负责管理省劳动局的干部，文化部不负责管理省文化局的干部，教育部不负责管理省教育厅的干部，卫生部不负责管理省卫生厅的干部，体育运动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干部，民族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部，华侨事务委员会不负责管理省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干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不担负管理下级人民法院干部的责任。这些机构中的干部，除由中央管理和由这些机构自行管理以外，统由地方党委负责管理。这是第三种类型。

上述中央一级各机关，在干部管理工作上，有些兼有第一种、第三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兼有第二种、第三种两种类型的特点；有些则只有第三种类型的特点。凡属最后一种情形的部门，只协助中央管理本部的司、局长一级干部和管理本部机关中的司、局长以下的干部，不再管理其他干部。

五、这一职务名称表中未把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包括在内。中央管理的军队干部职务名称表俟中央制定后另行颁发。

翻译：拉扎列夫、孔德拉季耶夫

附件五：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报告

中共中央批转上海局、中共中央所属各分局、各省党委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批评胡适思想的运动过程及关于今后在该领域工作的报告”，现把该报告发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在该报告的基础上在自己的地区开展好这一运动。

1955年5月16日

…… [102]

附件六：

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摘自中国共产党就整顿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工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组织队伍。中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将来要发展，要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农民在使用机器耕种之后也变成工人。最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在将来会逐步消失。因此，只有工人才是最有前途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这一阶级的真正代表，也是这一阶级的先锋队。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而斗争，也即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地开展革命斗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应在困难面前退却，不应背叛党，投降敌人。如果在中途不能坚持革命斗争，就不能再做共产党员。

四、一切共产党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因此，一切党员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共产党员。

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六、每一个党员都应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改正。一切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又不愿改正，骄傲自满、固执己见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七、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人民的“统治者”。所有党员都应诚实而自愿地为人民服务，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以便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保证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除了经过批准的少数党员外，每个党员都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再做一件党的组织或支部所分配的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共产党员。

八、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地提高。不努力学习的人，是不能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的。

备注：这八项条件既适用于对基层党组织的党员进行考核，也适用于接收新的党员。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对打算吸收入党的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开展教育工作。

在中共中央1954年11月就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问题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来自一些地区的工作人员认为，八项条件的标准太高了，应当降低。中央委员邓小平对此的回答是，八项条件仍然有效，应在考核党员和接收新党员时被严格遵守。

第二项要求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到1953年底，中共中央对这一点修改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87-218

№21439 费多托娃致赫鲁晓夫函：请求作为专家随丈夫去中国(1955年7月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М.С.费多托娃，1928年出生，居住在莫斯科列维塔第2大街2栋220房间，办公电话：Д0 00 24，转分机47。

申请书

当我还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也就是1950年，我和大学同学允斌·克里姆结婚，他生于1925年，1939年来到苏联，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我丈夫的父亲刘少奇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今年我和丈夫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并通过答辩获得了化学副博士学位。我的丈夫是中国人，他将回到中国去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

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学习了很多年，时常相互帮助和支持。这种相互帮助将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和实际工作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我希望与丈夫一起去中国工作，并考虑到中国非常需要专家，请您协助把我作为一名苏联专家派往中国去。我会竭尽全力，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关于请求组织委派我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一事，我还有这样的考虑。我们有一个女儿索菲亚，1952年出生，我们将要把她留在莫斯科交给我父母照看。我的父亲费多托夫·谢苗·伊万诺维奇，生于1896年。母亲Е.И.帕夫洛娃生于1903年，作为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我应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如果我以允斌妻子的身份去了中国，我将没有能力保障我留在莫斯科的家人的物质生活。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苏联公民，我希望还能有机会回到自己的祖国。

有关办理去中国的手续的文件我和我的丈夫已经在今年5月底交给了苏联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和红新月会。

费多托娃

1955年7月9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40-242

№23057 罗迈进致赫鲁晓夫电：转交毛泽东关于中共与南共会谈通报(1955年7月9日)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同志：

今转交给你们毛泽东同志7月3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关于邓小平和王稼祥同南共中央委员斯塔门科维奇和贝戈维奇等的会谈纪要信件。信的内容通过电报转给您。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1955年7月9日

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同志：

感谢您6月25日关于5月27日至6月2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苏南会谈结果的通报。我们认为这次苏南会谈已经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苏共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对南斯拉夫所采取方针和步骤的完全正确性。我们还认为，今后继续采取对南斯拉夫进行耐心的和有分寸的争取工作的方针，是非常恰当的。

此外，中共中央愿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把我们与两位南共中央委员的谈话情况向您通报。1955年5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会根据当时访问中国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要求，指定邓小平、王稼祥两人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两人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现将谈话纪要一份送给你们。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5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印鉴

邓小平、王稼祥与南共中央委员斯塔门科维奇、贝戈维奇谈话纪要

谈话时间在1955年5月26—27日，南斯拉夫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贝戈维奇。

谈话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回答对方事先用书面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六个问题以及他们临时提出的一些与此有关的比较具体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交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路线及其政策问题。

第一部分谈话不甚重要，故从略。

在第二部分谈话中，主要环绕着下列三个问题：(1)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2)关于美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3)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

关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与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他们认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主要是由于苏联同南斯拉夫在国家关系上搞坏了，而不是由于南斯拉夫领导者思想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他们认为情报局决议所根据的绝非事实。他们说，当情报局决议发表后，南斯拉夫的党进行了讨论，但讨论时拥护情报局决议的仅是少数。他们还说，自决裂以后，南斯拉夫的政权始终在工人阶级和农民手中，并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他们的上述说法，我们给予了适当的批评。我们首先指出，把1948年事件归结为国与国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想原则问题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共产主义大家庭团结的基础，首先就是建立在思想的一致性上。正由于南斯拉夫在思想路线的许多问题上违背了马列主义原则，才引起情报局的批判。共产党人在接受批评时应该采取郑重的、欢迎的态度。在国际援助和苏联援助中，最宝贵的就是思想援助，所以情报局的批评按理说应该产生好的结果，但结果却不好。从结果不好这一点看来，情报局的批评，可能在方式上有缺点，但这个决议的原则本身我们认为是正确的。7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个决议的正确。因为在这7年中，南斯拉夫背离马列主义观点的地方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

例如南党机关报《战斗报》认为现在世界一体，任何国家都无基本区别，即没有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是人为的、多余的划分。我们指出，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英美也有社会主义，苏联也有资本主义；同时把两大阵营的划分说成是“人为的”，“多余的”，而不是社会现象，不是客观历史发展结果，这种观点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呢？如果用这种观点去影响人民，那么，人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兴趣，什么信心呢？

又例如在今年1月的《战斗报》上连载的一篇重要的指导性文章，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关系本身”，这种说法是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否认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专政性质和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职能。

这篇文章还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不是一个政党”。当然，这是与列宁的建党原理相违背的。

这篇文章还指出南斯拉夫“企业在它的活动中是独立的，它在市场上可以自由竞争”。当然这种观点是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理相违背的，如按自由市场的法则去管理经济，结果必然导向资本主义。

我们指出，上述这些错误的理论，不可能在党员和人民中培养社会主义的思想、情绪和风气，只能培养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和风气。

我们还指出，在对待国际援助问题上，应该珍视苏联援助的意义。我们列举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各种援助来证实毛泽东同志的下列一段话：“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人民的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党与党之间，因彼此具体情况不同，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从国际主义观点来处理我们大家庭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果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就弄不好。我们觉得南党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党与党的关系上，犯有民族主义的错误。

最后，我们又指出：在南斯拉夫目前仍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良好基础，南斯拉夫公共财产是保存下来了，南斯拉夫党一再声明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南斯拉夫人民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愿望，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批判各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思想。

他们在听了我们的上述意见后，就对我们所指出的事实作了一些解释和辩护，并声称南斯拉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说，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说成是官僚主义的源泉，可能是把卡德尔的文章翻译错了，他根据马克思的话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产生官僚主义。他们说关于企业的自由竞争，乃是指执行一定的计划范围内的自由竞争。他们说南斯拉夫也重视国际援助，但当时只笼统地说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不谈南斯拉夫自身的内部因素，他们认为是不对的。关于《战斗报》评论两个阵营问题的社论，他们说，这一社论发表后也有争论，但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南党中央是同意的，这个思想就是积极发展各国间的合作，不管社会制度如何。他们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中，也有要求社会主义的成分，如英国工党中有许多人是想着怎样才能从资本家中夺得更多的东西。把两大阵营截然划分开不好。最后，他们又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他们是站在马列主义原则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但马列主义只规定一般原则，未给各个国家规定具体道路，南斯拉夫解放后的第一阶段，在国家形式上走的是苏联道路，但以后他们说发现别的道路更好些，于是就选择了别的道路；生活证明这种选择是对的。他们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列宁是对的，但斯大林就不对，而且各国工人阶级各国党都可以发挥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解释，不能由一个党来垄断。

对于他们的这种看法，我们表示了反对意见。我们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对把世界分成军事集团，这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作为共产主义者，作为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就必须问一问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阵营，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敢回答，那么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怎能抱有坚强的信心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来不讳言我们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至于说到垄断马列主义的解释问题，这样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对马克思主义是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解释，有列宁、斯大林的解释。我们还知道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也讲马克思主义。但是，只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对待苏联，如何对待阶级斗争，等等，就可以知道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早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讲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模范，它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与修养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党要高得多，我们应该好好地向苏联学习。向他们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是不可分的，他们对于斯大林的说法是错误的。至于他们说到苏联过去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南斯拉夫的问题，我们告诉他们说，同是一个苏联，中国和十几个人民民主国家在同它的关系上，都不感觉到苏联对待他们有什么不平等的问题，唯独南斯拉夫有这种感觉，这难道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觉得南党内部思想上有混乱，应从思想上找原因。认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伟大作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重要问题。

关于今后的南苏关系，我们表示希望南斯拉夫能重返共产主义大家庭中来，至于过去的问题，苏联会说他们要说的话，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南党说过合乎实际情况的话，中共觉得南斯拉夫总是把责任推在苏联身上，好像自己没有责任，这是我们不相信的，所以建议他们慎重考虑一下。

关于美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被迫承认美国是执行帝国主义政策，并说欧洲大多数人并不愿跟美国走，欧洲广大人民特别不喜欢美国在欧洲搞军事基地。关于美南关系，他们也认为美国对南斯拉夫是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但南斯拉夫遵循了三个原则：(1)保持南斯拉夫独立；(2)建设社会主义；(3)美国不能干涉南内政。所以美国在南斯拉夫的野心阴谋并未得逞。

对此我们会提出下列两个事实问他们。第一，1951年11月4日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美国对南军事援助协定，协定中规定“南斯拉夫须为自由世界的防卫提供南斯拉夫人力、资源能力”；第二，南斯拉夫没有公开的申斥过美帝国主义，但南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却说“苏联是新的侵略的帝国主义势力”，这些应作如何解释？他们说记不得有军事援助协定，但南斯拉夫接受过5亿以上的美元军事援助可能是事实，因为南斯拉夫需要美国武器，也曾说过在联合国范围内，某国家受到侵略时将给予帮助。至于说苏联是侵略国，那是1952年的事，现在情况变了。

我们指出，所谓在联合国范围内承担义务，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承担了义务，还与上述军事援助协定的条文所说，实际上是相同的，现在美国垄断着联合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还指出，南斯拉夫与希腊、土耳其缔结三国军事联盟一事，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注意，因为这个条约实际上把南斯拉夫和北大西洋公约联接起来了。我们提醒他们说，对于美国，我们中国人是十分了解的，因而我们对南斯拉夫同美国的关系，不能不表示深切的关怀。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极力表示他们也了解美国，不会上美国的当。关于侵略的问题，我们指出，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营垒才是世界的侵略者，说社会主义制度会产生侵略是完全错误的。最后他们表示现在希望改善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

关于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

他们表示，希望中南两国关系能有好的发展，希望中国多多派人到南斯拉夫各地去什么都看，可派政治、经济、管理、计划各部门人去，南斯拉夫对中国门户开放。也可以交换资料。他们还说，南斯拉夫对中国历来是很友好的，只是过去没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条件。

我们说，彼此增进了解很有益处，我们也希望南斯拉夫多派些人来，南斯拉夫的党也可以派人来。交换资料可考虑。对于过去南斯拉夫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和中国关于台湾的权利问题的立场，我们表示感谢。最后我们坦白地告诉他们说，过去南斯拉夫向中国提出建交，我们未答复，这是因为当时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很坏的缘故。我们说，中国在过去、现在、将来以至永久，都是同苏联站在一起的，对于一切国际重大问题，不可能设想中国会同苏联采取不同的态度。去年艾德里来中国访问时，曾批评我们和苏联“一个腔调”，我们回答他说，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莫斯科和北京相隔甚远，但因思想共同，目标共同，故能一个腔调。艾德里又曾称赞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地方，我们回答他说，中国比苏联落后得多，需要采取适合具体情况的步骤和方法，但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原则都是同苏联一样的。总之，艾德里批评我们的正是我们好的地方；艾德里赞扬我们的正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在我们大家庭里，希望包括南斯拉夫在内，应保持一个腔调，但今天我们谈话还不是一个腔调，希望将来能有一个腔调。

最后，他们表示这次谈话很有益处，因为从谈话中知道了中国同志的意见，并且很了解这些意见就是中国党的意见。

РГАНИ，ф.5，оп.28，д.342，л.207-236

№24900 伊利亚什致洛马科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7月9日)

机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部长

П.Ф.洛马科：

1955年4月20日，20名中国专家到了阿克恰套矿务局喀山机车头修理总厂进行实习，这些专家是矿山工人、选矿工人、机械工人、地质学家和矿山测量专家。

从实习工作的开始到结束，上述前来实习的专家对阿克恰套矿务局的工作有了总的了解。但由于不太可能允许中国专家接触关于我们生产的秘密的和绝密的情报，今后实习工作的进行遇到了困难。

这些秘密情报是：对矿工和选矿工厂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的评价，矿山技术的加工条件，对投产的矿体地段的评价以及其他类似的一些信息。在此方面没有必要让这些前来实习的人了解类似的绝密情报，比如，了解产地的储量，了解产地和产区的开发前景，了解企业的生产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信息。

根据“苏联企业接收、培训国外工人和专家条例的临时指示”(苏联有色金属部在1955年4月9日的第507с号信件)，请求您把可以允许中国专家使用的秘密的和绝密的资料的清单通报给我们。

阿克恰套矿务局总工程师

Н.伊利亚什

1955年7月9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118

№1154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的政治局势(1955年7月1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1份

第273/cc号

1955年7月

拜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5年7月14日

今天16时，我与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一起按预先约定拜访了中国大使黄镇。

在相互问好后，我对大使说，根据报刊上的报道来看，中国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受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官方人士的欢迎。

大使同意这一点，并补充说，他们的演员应苏加诺总统的邀请既在雅加达的总统府又在他那座位于茂物的夏季公馆里进行了演出。

在继续谈话时我对大使说，我来见他，是为了谈谈内政性质的问题，是与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事件有关的，今天我们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证人。同时我说，我们与他很久没有谈话了。

大使感谢了我的来访，并说，他很高兴与我谈谈。

我说，最近的一些事件是与高级军官们不同意让班朋·乌托约当陆军参谋长的任命联系在一起的，并导致了极大的麻烦。众所周知，反对派会利用任何一个借口去使国内状况恶化和使内阁倒台，它们就利用了这一点，并且正在做一切可由它们做主的事情去造成政府的危机。根据报刊上的报道和我与许多人的一些谈话内容来看，政府方面也不能迅速地克服这一种情况，只得同意国防部长伊瓦·库苏马苏曼特里的辞职。接着我指出，政府同盟的内部缺少支持政府的党的必要的团结，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下面那个事实：“帕林德拉”党的许多国会议员要求该党主席、社会保障部长苏罗索退出内阁。“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党的领导似乎已宣布要让自己的代表——卫生部长李嘉坚和社会工作部长莫赫·哈桑退出政府。

接着在国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也将按反对派的要求讨论关于不信任财政部长朱安达——国民党党员的问题。

上述种种情况正在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造成一种紧急的形势，并且可能会引起政府将被迫辞职的结果。这在国会选举即将来临时可能会导致执政党，特别是国民党的势头衰退。

大使回答我说，现在他暂时还不拥有关于与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冲突有关联的问题在于任何具体的资料。他还不能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有可能辞职一事发表任何看法。然而，他认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未必会在举行选举之前辞职。

然后，黄镇讲了下述有关国内的外交政策情况的一番话，同时还指出，他从各种知情人那儿，主要是从常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那儿收到了许多材料。大使同时着重指出，目前他还没有完全收到好让他对今天的形势得出最终意见的全部情报。

反对派前不久还对他们可以借助于军事政变，主要是借助于陆军(众所周知，社会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是很强大的)取得政权一事抱有希望。然而，现在看来军事政变未必会发生，因为军队里的势力分布情况，即支持苏加诺总统和政府的势力以及追随反对派的势力大致上是一样的，甚至还是总统方面大占优势。这一情况使苏加诺总统有可能显得有点乐观，因为作为对忠于他的陆军力量的一种补充，他还控制着雅加达的警察力量，警察是完全忠于总统的。

陆军与政府之间因班朋·乌托约的任命而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存在于共和国总统苏加诺与副总统哈塔之间的分歧的反映。众所周知，苏加诺总统和哈塔副总统按规定是本该彻底解决陆军参谋长职位的候选人的问题的，但他们却无法达成协议，并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作完全转交给内阁去处理了。因此，从6月下旬至7月初的婆罗洲之行(或许是故意安排的，以便在预先策划好的冲突发生时不在现场，冲突是与6月27日的事件有关联的，那一天代理参谋长卢比斯采取了各种措施去破坏班朋·乌托约就任参谋长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典礼)回来后，哈塔在与为了报告而来拜访他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和阿里芬副部长的谈话中被迫向他们声明，他看不出政府在这个问题中有什么错，因为正像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是苏加诺和哈塔委托政府按它自己的裁夺亲自去解决新的陆军参谋长的问题的。这一情况使哈塔此时此刻不可能在冲突中公然站在反对派和武装力量那一方(虽说反对派的报刊一直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催促哈塔迈出这一步)。

大使补充说，苏加诺总统同意政府方与军方之间举行谈判去解决已形成的局势，生怕政府的单方面行动会导致军队的分裂，或许还会导致内战。

为了证实上面所说的现在不可能发生军事叛乱的意见，大使详细地介绍了存在于全国七大军区的军官们中间的情绪。

第一军区(北苏门答腊)受辛博隆上校的指挥，他是坚定的马斯友美党的反对者，在其编制中有5个团。

第二军区位于南苏门答腊，是完全忠于苏加诺总统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军区在班朋·乌托约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之前是处于他的指挥之下的。如果发生军事叛乱的话，这个军区的部队将会挺立在第一军区的部队向首都挺进的道路上。此外，第二军区的部队并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和设备就能越过巽他海峡出现在首都附近，那时候第一军区的部队就必须或是完成一次穿越整个苏门答腊岛上的艰难行军和战胜第二军区部队的抵抗，或是完成一次长长的海上航程，但他们并不具有足够数量的浮动装备。

报刊上和私人谈话中经常谈论和警告政府的话题是，雅加达列入其中的第三军区(西爪哇)处于卡维拉兰上校的指挥之下，他毫无疑问是对政府抱有敌意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组成第三军区的5个团中有2个团是完全效忠于总统的。关于另外3个团的情绪方面的情报还没有收集到。此外，应该注意到，军警和民警是完全由总统所掌控的，并且是忠于他的。再说，许多人还没有考虑到，驻扎在万隆的军队是完全效忠于政府和苏加诺总统的。许多人同样也不知道下面那个事实：雅加达卫戍部队的长官阿基尔中校曾经是像“10月17日事件”这样尽人皆知的军人阴谋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但又是一个得到过总统“青睐”的人，所以他现在未必会站出来反对总统。反对党在自己打算进行武装起义的如意算盘中寄希望于他们可以利用(这想法也是完全正确的)活动于爪哇的中部和西南部并受马斯友美党所控制的、人数多达一万的土匪部队。

第四军区。虽然现在还没有关于这一军区的情绪方面的资料，但是众所周知，列入这一军区编制的4个团中有一个部署在苏拉卡尔塔(梭罗)的团是效忠于苏加诺总统的。

第五军区据初步资料来看是完全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的。

这样一来，编制人员最多的第三、四和五军区在发生武装起义的情况下能在力量分配上起决定作用，它们有许多站在苏加诺总统一边的部队。

余下的第六和第七军区并不效忠于政府，而且部署在婆罗洲的第六军区完全处于哈塔的控制之下，并且是忠于他的，关于部署在西里伯斯岛和马鲁古群岛上的第七军区的情报的数量还不足以能让人完全判断出它对苏加诺总统的态度，但已经知道的是指挥这个军区的瓦罗乌夫持骑墙的态度。

然后，在我的请求下，黄镇给代理陆军参谋长卢比斯上校作了一个小鉴定。他说，卢比斯在1952年10月17日事件发生时持绝对亲政府的立场，并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政府很大的帮助，因此听到政府决定任命班朋·乌托约当参谋长，而不是任命他担当此职的消息后，真的是感到大为震惊。众所周知，卢比斯上校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严重了。据有些资料看来，卢比斯上校亲近于“穆尔巴”党——“无产者的党”，该党被国内的许多政治活动家评定为托洛茨基派的党。

在对班朋·乌托约少将作鉴定时，大使对我说，他非常亲近于国民党，如果他不是按一个印度尼西亚法律不能属于任何党派的军人的话，那么他就会当上这个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接着在提到那些进入政府机关的小政党的立场以及在答复我认为它们的行动会给政府以沉重打击并会引起政府的危机的见解时，大使说，未必能认为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出了自己的推测：这些党叫自己的代表撤出政府机关的要求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绝对明白无误的是，国民党的威信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大大地提高了，国民党在国内拥有大量的拥护者，所以不管内阁是否会辞职，国民党都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如果那些小政党在国民党的艰难时刻企图削弱国民党的领导决不会放弃的那个政府的力量，那么它们只会因此而遭殃的。现在呢，在跟随着国民党走的同时，小政党还在执政和享受执政党的特权。更何况，就算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内阁倒台后会形成反对派——马斯友美党和社会主义者来管理政府的那种情况，小政党也不能指望会在政府中得到席位和由此而产生的好处。此外，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为了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政府危机，苏加诺总统的“贴身口袋”里有着一份他已经制订好的新政府人员的名单，其中列出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名字。然而，大使总结说，他所对我说的这些资料全都是当前用的资料。

国内的政治事件目前正在起着很大的变化，因此可能会造成局势将变得更加复杂的那种情况，而这将会使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下面那个情况：国民党主席西迪克·佐约苏哈托两天前还对国内形势持乐观态度，但最近几天他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据大使所拥有的资料来看，佐约苏哈托现在已经开始做安排国民党领导人员的避难所去应对最坏情况的工作了。

然后大使指出，国民党自身中现在也没有足够牢固的团结。其原因就是这个党对许多选区里已举行过的地方性的地方自治选举的结果和国内进步势力的影响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例如，不久前在国内的某些地区里所举行的选举使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在苏加武眉地区——它在此之前被认为是马斯友美党的前哨阵地之一，那里还有大股的伊斯兰教的达鲁利盗匪集团在活动，在那里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在另一个早就处于国民党的影响之下的地区，共产主义分子也在地方自治选举时取得了胜利。在其他许多地区里也有马斯友美党和国民党的这种失败。这一切导致了国民党内的不安情绪的增强，特别是在它的右翼人士中。

考虑到国内进步势力的影响的增强，国民党正在试图与反对党，特别是与马斯友美党建立合作关系。例如，今年4月，国民党主席西迪克·佐约苏哈托和马斯友美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尤素福·维比索诺举行了一次会晤，会上讨论了两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合作问题。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这次会谈还是没有带来能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最后大使说，他预料今天或明天当地的中国人会送来许多消息，此后他将把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消息告诉我。他答应于16日或17日来拜访我。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说，依我之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从自己的中国之行回来后太少向国内的舆论界通报自己的旅行感想，不过正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这也给他提供了很多机会去观察国内已发生的变化。我说，想必他的这种沉默寡言的态度是与民族的政治危机及不愿意恶化与反对党的关系的想法有关联的。

大使同意了这一看法，却又指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总统和政府成员们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大使接着讲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访问中国时所发表的一些感想。特别是总理赞赏鞍山冶金联合工厂，并把它和美国的匹兹堡冶金中心相提并论。在参观鞍山联合工厂和其他的工业项目时，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这些企业里的设备很感兴趣，并说使他感到大为惊奇的是，安装在这些企业里的大部分设备上都有着苏联工厂的商标，而且几乎是同一年生产出来的以及苏联竟然能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向中国提供数量如此之多的设备。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对为工业企业培养技术专家和熟练工人的培训制度显得特别感兴趣。他感到惊奇的是，人家告诉他，一部分中国专家和熟练工人是在苏联得到培训的，而一部分则是在当地，在中国，在到中国来出差的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训练出来的，苏联专家培养出中国专家后立即就离开中国了。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5，л.77-84

№09897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8月31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年7月15日

今日13时45分，我应周恩来的邀请拜访了他。周恩来转交了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两个通报的答复：关于与尼赫鲁谈话问题的答复以及周恩来给梅农的信。

周恩来说，给梅农的信还没有发，将在周恩来与我谈话结束后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发出。

除转交的文件中所述的内容外，周恩来请求立即将下述内容报告苏联政府：

迫于舆论的压力，美国当权集团不得不在日内瓦会议前夕做出姿态，表示他们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竭力回避这种谈判。为了迫使美国政府表明它对这个问题的实际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中美于7月21日在日内瓦开始直接谈判。这一谈判应在大使级进行，其任务是为中美最高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和美国总统间的谈判做准备。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不同意在日内瓦举行中美最高级谈判。但是他没有提出另外的地点，只说这个问题容日后再谈。

周恩来指出，美国政府对中方的建议可能持以下态度：

美国政府将同意于7月21日开始直接谈判，并认为遣返公民的问题是这次谈判的主要问题。(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就不应在四国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虽然同意于7月21日开始直接谈判，但是只限于谈双方的遣返问题。(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不愿意就台湾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直接谈判，苏联代表团可以在四国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政府建议推迟中美谈判，或者根本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会晤。(周恩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像上述情况一样，发表相应的声明，苏联代表团可以在四国会议上提出台湾问题。)

接着，周恩来谈了关于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他指出，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四国会议上肯定会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认为，目前释放美国飞行员是不适宜的。他说，最好是在与美国直接谈判时，中方再同意释放这些飞行员。

周恩来强调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关于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中国留学生的问题，等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它于今年5月制定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即已知的中方对梅农有关计划的反计划)。周恩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将该计划交给了苏联政府，他还说，中方在与梅农谈话时没有全面阐述这一计划，但是它是严格遵照这一计划行事的。

我允诺向莫洛托夫同志报告这次谈话的内容。

参加谈话的还有外交部长助理何伟、周恩来的翻译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Ф.В.莫丘利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274-276

№09892 罗迈进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的情况(1955年7月18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8月31日

第686号

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7月18日，周恩来约见了我，要我向苏联政府报告以下情况：

美国政府不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该公报草案说，中美大使级谈判将于7月21日在日内瓦开始。美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联合公报草案，该公报草案说，中美大使级谈判将于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美国人还建议于7月19日发表这一联合公报。周恩来说，美国想给人们造成一种中美已就谈判达成协议的印象，以避免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说，由于这一原因，中国政府暂时没有答复美国政府，想听一听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此外，美国政府提出的联合公报草案中有“北平和华盛顿”接触的措辞，对中国政府来说，这种措辞是侮辱性的，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说，当苏联代表团提出台湾问题时，美国大概会说，他们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最好指出：据它从中国政府获悉，在即将举行的与北京的谈判中，美国打算只讨论与遣返公民有关的问题，而不是讨论台湾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使馆二等秘书和周恩来的翻译马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291-292

№1346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讨论印尼政治局势(1955年7月18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285/c号

1955年7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午宴

1955年7月18日

今天19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设午宴为我妻子即将启程回苏联而送行。出席宴会的还有苏联大使馆参赞Е.扎布罗金同志和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及其妻子。

在举行会谈时大使问，我对在克马约兰机场上欢送去麦加朝圣的苏加诺总统的场面有什么感想。

我回答说，依我之见，苏加诺在机场上的举止中表现出一定的自信和安详。我指出，送行的人士中也有陆军参谋长班朋·乌托约少将及其副职卢比斯上校，而且卢比斯站在前排中的一行中，而班朋·乌托约站在略远处。我补充说，在为总统送行时大量的警力都聚集到机场前来了。

黄镇说，有些人愿意认为副总统哈塔没有到机场来的情况是有特殊意义的。但是依他——大使之见，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副总统以往也没有出席过这类送行仪式。

接着大使说，分析他们所收到的情报的结果是，他的脑海中对最近那些与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分歧有关联的事件大致形成了下面的情景。

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最近有所缓和，这使总统有机会可以去朝圣。此外，总统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军队，足以在紧急状况下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

最近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自己阵地的措施。

7月14—15日，苏加诺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同政府成员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目的是要更多地加强执政党的合作和团结。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在进行这些会晤时，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断然声明，在与军队里的危机相关联的那些事件中确实可以看到外国人的干预，特别是美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干预。最近一段时间里在这件事中表现得特别活跃的是美国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馆，它利用外国石油公司来掩盖自己同马斯友美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系。

在进行上述会晤期间，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向政府成员宣布，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一直执政到举行普选为止，在必要的情况下它甚至将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政府。

为了巩固自己在军队下层的阵地，苏加诺不止一次地召见过中级和低级指挥官员。

黄镇指出，第四军区的指挥官巴赫伦上校是总统的追随者，他与总统一起到麦加去了。

根据已收到的情报来看，政府故意答应让那些对政府持忠诚态度的军区指挥官参加5月底和6月初举行的、由卢比斯上校主持的军区指挥官会议。政府以此来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容许军队里发生分裂，或许还容许发生国内战争，而且还对卢比斯施加压力。

在军人会议期间政府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其中指出，如果军人不与政府谈判的话，政府就将采取极端措施。此外，政府还要求与会者提出3个陆军参谋长职位的候选人，以便有机会从这3个人中选出一个最能为人所接受的候选人。

在总结上面所说的那番话时，黄镇指出，部署在爪哇岛上的三个军区中有两个军区(第四和第五军区)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至于第三军区，那么它的指挥官卡维拉兰则是坚决反对政府的。然而，这里必须考虑到下层指挥员(连长、营长)是效忠于苏加诺总统的。

大使接着说，反对派同样也没有在浪费时间。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的斗争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变得特别激烈了。考虑到进步势力的影响的扩大，尤其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已被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结果——共产党人在许多地区里获得了胜利所证实以及考虑到国民党的威信因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中国之行而有了提高，反对派明白，他们不大有机会在即将举行的国会和立宪会议的大选中获胜。

此外，反对派难以寄希望于执政党中间的分裂。反对派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积极地加强自己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在为了西方国家利益而召开日内瓦四大国首脑会议的前夕就已形成的局势。

大使说，第三军区指挥官卡维拉兰上校不久前任命萨米·阿特马迪纳特中校顶替阿基尔中校，并因此而使自己的追随者当上了雅加达卫戍部队的指挥官。

根据已收到的、却尚未得到证实的情报来说，卡维拉兰上校撤掉了两个效忠于政府的团长。此外，他派了两个营到雅加达去，但是它们就在城门口被忠于政府的部队拦截住了。

大使说，中国大使馆的职员在这些日子里不止一次地试图与泗水(东爪哇)通电话，但全都白费劲。问电话站的服务员无法与泗水联络的原因时，后者却给不出任何明确的回答。大使补充说，中国大使馆的生活中首次发生这一事例。

接着大使说，根据他们所收到的情报，第一军区的指挥官辛博隆早在7月12日就与卡维拉兰上校有过一次会晤了。在这次会晤以后辛博隆写了一封信给卢比斯上校，他在信中表示愿意在7月12日率领自己的部队站出来反对政府，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卢比斯要把5名军官逐出陆军参谋部。然而，卢比斯没有履行这个条件，于是第一军区的反政府行动也没有付诸实践。

在回答我的关于空军和海军对现在所发生的事件持何种态度的问题时，黄镇说，空军是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他补充说，如果说空军的主要力量以前是集中在万隆地区的，那么从去年起他们就开始渐渐地转移到泗水地区去了，该地区是印度尼西亚海军舰队的主要基地。海军是站在反对派一边的，尤其是马斯友美党在他们中享有特别大的影响力。黄镇指出，海军指挥官苏比亚克托和哈塔副总统是自家人。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5，л.94-97

№24901 苏联专家组工作报告：新疆有色金属联合加工厂喀什矿管处的工作(1955年7月23日)

一、总论

喀什噶尔矿管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南部喀什噶尔区喀什噶尔县。矿管处的中心在距喀什市以西97公里的康苏(Кансу)村，有可以通过载重汽车的道路通过康苏村到乌鲁克恰提(Угугчаты)村，然后到伊尔克什坦与苏联接壤的边界。

来自新疆省中心——乌鲁木齐(迪化)的报告证实，沿公路可以从喀什到阿克苏，然后到乌恰，还可以乘坐民航飞机从喀什到乌鲁木齐。在新疆的南部叶尔羌、和田、克里雅(Кери)到喀什有优质的公路。康苏村的海拔是2274米，喀什市的海拔是1330米。康苏地区是强烈的大陆性沙漠气候，昼夜温度变化不定，温差为20摄氏度，每年的温差为30多摄氏度。春天(3—4月份)的风极其强烈，雨雪很少，大部分是在夏季的月份(7—8月份)降阵雨。冬季经常是完全都不下雪。地势高低不平得非常严重，海拔达到3800—4000米，相对高度达到100米以上。缺乏植被，除了沿河床上有个别的树木和山坡上零零星星的带刺的灌木。该地区的人口密度极其稀少。主要的人群是回族人，该区的西部是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在大的行政中心以及康苏村和沙里塔什(Сарыташ)村有大量的汉人。

喀什矿管处于1952年开始建设，用的是前苏中联合股份公司“苏中金属联合股份公司”的资金。根据苏中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关于把“苏中联合金属公司”转交给中方的联合公报，喀什矿管处于1955年1月1日被完全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喀什矿管处是一个采矿选矿企业，主要的产品是对精铅矿和精锌矿进行加工。

矿管处有如下的车间和生产场所。

1.沙里塔什1号矿井，生产能力为每昼夜300吨矿石。矿石的开采有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 [103] 在必要的情况下，矿井还可以增加生产能力，每昼夜开采500吨矿石。

2.选矿厂的生产能力为每昼夜生产250吨矿石，生产型号为КС2和КС3的精铅矿和型号为КЦ2的精锌矿。该厂配备有埃尔斯拉·台尔曼厂、布卡乌·波尔夫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科特里亚科夫厂(列宁格勒)的选矿设备。该厂于1954年投产。……在半年后就开始进行提高该厂生产能力的工作。

3.柴油发动机锅驼机发电厂，登记的发电能力为1958千瓦，但实际上根据设备的状况和当地的条件发电能力为900千瓦。……

4.每昼夜生产能力为60—80吨的煤矿。勘察工作，采矿准备工作以及开采工作。清理工作不用进行，这是由于为煤矿机械设备提供的电力不够。

5.机械维修中心，下设位于两栋大楼内的铸造部、机械部、车床部、磨制部、钳工部、锻造部、热处理和电修部。维修中心配备有苏联生产的现代设备。

6.辅助车间和生产场所：氧气站、为饮用水和工业用水提供保障的泵水站、车库等。

7.投资建设部，每年投资额为570万元，包括一些附属的生产——石膏混凝土工厂、石膏露天采矿场、木器加工车间等。

8.地质勘探小组——霍什布拉克勘探小组、乌鲁克恰提勘探小组、沙里塔什勘探小组、乌帕尔勘探小组、和田勘探小组、叶尔羌勘探小组和阿克苏勘探小组，勘探工作的总花费为126万元。

9.康苏村和沙里塔什村，总居住面积大约为1.2万平方米，并且有日常文化设施——食堂、俱乐部、幼儿园、医院、银行、邮局、学校和贸易机构。

喀什矿管处共计有2000名员工，康苏村和沙里塔什村的居民人数有5000多人。

喀什矿管处1955年第二季度计划的执行。

二、主要的生产

1955年第二季度，喀什矿管处的处境极为困难，这就导致了计划中的一些主要的指数没有完成。

首先，电力不足(这一点已经谈过)导致了对所有的生产车间，其中包括对主要的矿场、工厂和煤矿都实施限电。在3月底“民族”号柴油机发生故障以及5月8日第一号锅驼机发生事故之后，电力的状况就特别恶化了，即使其余的机器最大限度地发电，无论怎样也不能保障工厂的需要。

第二，1955年4月，在企业所在地区发生了强度为7.5级的地震，这对电站、选矿厂的部分设备以及沙里塔什矿井的部分输矿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因此，工厂停产了158个小时，而有12天矿石的正常开采受到了影响。4月份的计划仅仅完成了42.3％，而企业在5月份和6月份不能完全完成计划中没有开采的矿石量，尽管采取了一切措施。

矿管处1955年第二季度计划中的主要指数的完成情况如下表：

EPUB/Image00151.jpg

续表

EPUB/Image00054.jpg

在企业得到57.7％的电力保障的情况下，工厂在87.6％的工作时间内生产了计划中95.6％的精铅矿。各车间在电力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煤矿自4月份事实上就已经停工了。

矿石开采计划没有完成是由于1954年对成堆矿石的开采极其滞后，而这些成堆矿石是应当首先被加工的。矿山掘进工作和剥离工程对于企业今后工作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工作被超额完成了。

选矿厂的铅浮游选矿的质量指数超出了计划的指数，并高于以往时期相应的指数。

锌浮游选矿工作继续稳定发展，但提取锌的计划指数还没有达到。必须就这个问题咨询高水平的选矿专家。

企业工作中的重大不足及其工作不相协调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工程工人和车间主任这一中间环节的工作不够清楚以及实行轮流监督，他们不能独立地做出需要在业务上做出的决定。在此方面苏联专家向中国同志提供了全面的帮助，但是尚未取得足够的成果。……

三、地质勘探工作

到第二季度之前，苏联专家对中国地质学家的工作提供了实践上的帮助，提供的帮助的项目如下：С.П.布雷切夫对乌拉根(Ураген)和别尔布拉克勃勒(Бельбулак)矿石产地的沙里塔什一号矿和煤矿提供了帮助；Г.С.鲁缅采夫向乌帕尔(Упал)村所在地区进行的勘察测绘工作提供了帮助；Д.И.特鲁京斯向叶尔羌和和田地区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产地的检查工作提供了帮助；В.Б.搓戈耶夫向霍什布拉克地质勘探队的地质勘探工作提供了帮助；Г.С.别夏斯特诺夫向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的地质搜寻和地质测绘工作提供了帮助；Н.Г.瓦沙泽向乌鲁克恰提的地质勘探队的地质勘探和搜寻工作提供了帮助。

上述项目的短期成果如下：1.沙里塔什矿场。继续使用山地重型设备在第二号水平巷道对矿体进行勘探。确定往年的结果——该巷道内的矿化情况支撑不住，并且发现了一簇没有工业作用的矿石。用钻孔向下进行勘探也确定了工业矿化情况的不足。根据1955年7月1日的状况，就各矿石产地制定了进行作业的矿藏储量的清单。2.煤矿。地下钻井已经钻到了预设的主煤层的侧翼，现在暂时停留在直到泵站装置那里的地方。石门(不直接通地面的水平矿山巷道)通往东北方向以便贯穿各煤层。地表上进行了准备工作，设置第三个深层钻头以便在主巷道下100米的深度贯穿3—4个煤层。3.乌拉根矿石产地。由于布卡乌·波尔夫电站缺乏备用零件，对该矿石产地第二季度的供电不足。因此钻探工作没有进行。重型山地设备的掘进工作继续进行，但是掘进器过早地遇到了在矿井井筒中的岩石，在第三季度这些岩石将被运往地面。4.别尔布拉克勃勒矿石产地。大量的重型矿山工程没有考虑到1954年的工作决定的工业设备的极限。5月矿石产地的重型矿山工程被中止了。第二季度在矿石产地进行的钻探工作也没有开展。1954年安置的钻头钻到了110米的深度，由于塌方以及钻到了设备而发生了严重的故障。现在故障被消除了。7月初钻头开始钻探。5.乌帕尔。在乌帕尔地区的搜寻和测绘工作计划是在第十三地质勘探队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该勘察队通过对该地区前第三纪的精矿岩层进行取样分析后确定：矿石中铅的含量提高了。5月份和6月份在这一岩层比较有希望的地方采取了599份矿石样本，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含铅。矿石采样分析的工作继续进行。6.和田地区。搜寻矿石的路线长达400公里，视察了当地居民众所周知的卡兰谷(Кан-Чакыл)和塔木的铅矿产地，杜阿(Дуа)、卡雷卡尔达(Каллы-Калда)和卡泽卡尔(Кызыл-Кар)煤矿产地以及杰米尔巴克洛克(Темир-Поклок)的铁矿产地。早先当地居民曾对卡兰谷铅矿产地进行了开发。现在这一铅矿产地则没有被开发。根据地质学家特鲁宾诺的看法，该矿石产地在工业上的价值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粗晶体方铅矿同含量较低的方解石芯连在一起。……根据居民们的申请，检查工作现在在克里雅市区继续进行。7.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自1955年第一季度开始进行的钼矿产地的勘探工作继续进行。在地表寻找矿石产地的挖掘工作已经结束。根据从挖掘中得到的试样分析，工业矿石在150米深的地方。当地地质学家怀疑是否有含量丰富的钼矿。……根据1955年的计划，在矿石产区开展了测绘工作。测绘面积达45平方公里。确定了两个钼矿点，预先对其进行的勘探工作从第三季度开始。

上半年地质勘探工作的执行总情况同计划对比的情况如下表：

EPUB/Image00186.jpg

从上述所列的表格可以看出，在地质勘探工作计划中，矿管处超额完成的只是重型的矿山工程以及比例为1∶25000的地质测绘。其余的工作尚未完成。轻型矿山工程没有完成的原因是，两个计划开展的轻型工程的项目卡拉贝克特(Кара-бекты)和乌帕尔的工作量为3500立方米，这些工作不再有意义了，因为在第一季度的工作中没有在这些需要进行轻型矿山工程的地段发现可能蕴藏矿石的地区。

这种状况导致了在野外作业初期，矿管处不得不对卡拉贝克特和乌帕尔搜寻队进行改组，在这两个队的基础上组建两个新队，以便在阿克苏和叶尔羌地区开展勘探工作和检查工作。5月的部分时间和整个6月份都在进行改组工作。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钻探工人，钻探工作一直是矿管处工作的薄弱环节。在钻探工人和苏联专家转入阿尔泰工作之后，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此外，由于在萨雷巴伊(Сары-бай)对钻台发动机不断进行的修理停工了一个月，而由于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井架被损坏，这次停工持续了两个月。

由于乌拉根的电力供应不足，钻井在整个季度都没有开工。

为了应对面临的局势，完成指定的各类工作计划，采取了如下措施：1.在霍什布拉克矿石产地，钻探工作改为用钻粒钻头钻进，使第三台钻井投入工作。2.就第二台钻井投入工作在煤矿开展准备工作。3.从6月份开始在塔木矿石产地(铅锌矿)开始挖掘工作。4.增加从事霍什布拉克的地质勘探队和乌鲁克恰提的地质勘探队的轻型矿山工程的工人的数量。

采取的这些措施将有可能明显地弥补滞后的钻探工作计划和轻型矿山工程计划。

在喀什矿管处的苏联专家小组成员被分配到各生产地段。

到1955年1月1日，共有84名苏联专家在喀什矿管处工作，他们担任行政职务、技术职务，也有负责工程的人员。随着向中国转交相关的工作，随着前苏中金属联合股份公司年度报告的完成，部分苏联专家开始撤出。到1955年3月1日留下的28名苏联专家中，有16人在第二季度被召回了苏联。

到1955年7月1日，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有11名苏联专家：列夫·叶夫根耶维奇·埃格尔，前矿管处局长，矿山工程师，带领整个苏联专家小组，直接领导沙里塔什矿工的采矿工作，地质勘探队的采矿工作以及就企业工作的总的问题提供咨询；叶戈尔·叶夫列莫维奇·库什内利，工厂以前的厂长、选矿工程师，直接领导工厂的选矿工作、技术检查工作，领导研究工作和化学实验室的工作；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梅利尼科夫，以前的总机械师、技术员、矿山机电机械师，领导各车间的机械部；谢尔盖·卡皮托诺维奇·加夫里洛夫，曾任电站站长，电气工程师，直接领导电站工作以及总动力工程部；特罗菲姆·涅菲多维奇·达维多夫，曾任基建处主任、建筑工程师，领导建设和设计工作，领导基建部和维修部；斯捷潘·彼得罗维奇·布雷切夫，曾主管地质工作，地质工程师，领导苏联地质专家小组，直接领导对沙里塔什一号矿井、煤矿和乌拉根地段进行的勘探工作；维克托·巴特尔别科维奇·措戈耶夫，曾任霍什布拉克地质勘探队队长，地质工程师，在有三段工程的乌鲁克恰提地质勘探队任苏联专家；诺达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夏斯特诺夫，地质工程师，在霍什布拉克地区的搜寻测绘队任苏联专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特鲁宾诺，地质工程师，在和田地区搜寻和检测小组担任苏联专家；戈尔曼·谢尔盖耶维奇·鲁缅采夫，地质工程师，在叶尔羌地区的搜寻和监测小组担任苏联专家。

该报告附上的南疆地区的地图上指明了苏联专家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各个地段。

苏联专家参与改善生产的工作。全体苏联专家直接参与了如下问题的解决：

1.采矿工作：在矿石配料图标的制定上提供实际的帮助，保障所开采矿石达到计划中的矿含量，在地震之后，帮助重新制定计划，保障工厂得到金属含量得到提高的矿石；帮助设计、准备和对沙里塔什一号矿井进行大规模的爆破，保障了剥离工程的超额完成，并在露天采矿场建立了采矿场所；改善了地下采掘工作的状况，并着手准备使下半年矿石的开采量增加20％—25％。

2.对选矿厂的帮助：改善了技术工艺，结果使铅的提取与1954年相比增加了6％—7％，锌的提取增加了3％—5％；引入了无氰矿石浮选法，这极大地节省了资源，极大地加强了工作的安全性，并改善了产品的质量；帮助工厂改进设备，把其生产率提高20％—25％，这项工作将从下半年开始进行，开展一些科研工作来推广选矿方法，并对预计开发的其他矿石产地的矿石进行研究。

3.对电站提供的帮助：制订锅驼机和柴油机工作的主要工作计划，并贯彻这一计划，改善其运行的方法，这些措施提高了电站的工作效率，尽管一号锅驼机和二号柴油机发生过故障；对方案进行局部的改进，改善锅炉和机器的使用，这项工作在第三季度已经实施完成。

4.对机械维修部提供的帮助：处理好浇铸车间的工作，研制配料和得到高质量的铸液，帮助准备可以拆换的钻头，改善对技术设备维修的组织。

5.对基建部提供的帮助：亲自参与到建设项目的设计工作中，处理好扩大石膏矿渣混凝土厂的工作。

6.对地质勘探工作提供的帮助：对一个铅矿工地和一个钼矿工地(霍什布拉克)进行开发和新的勘探。对当地地质干部开展的各类地质测绘和搜寻勘探工作提供日常上的帮助，制定对矿石产地和较有可能勘探出矿藏的矿石产地进行局部勘探的方案。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所有的苏联专家开展了大量工作来培养中国干部，其途径是授课、作报告、进行谈话、传授实践知识、参与日常工作问题的解决、就技术问题和组织问题分别制定出措施。在1955年上半年培训了1000多名工人。

一些苏联专家——达维多夫、埃格尔、加夫里洛夫以及其他同志应中国当局的请求向南疆政府、经济部门和军事单位就一些专业问题提供了咨询。

群众政治和文化工作。在喀什矿管处工作的现在有11人。一些专家同其家属一起在这些地方生活。在这11名工作人员当中有5人是工会成员。此外，还要算上没有工作的党员(现在在莫斯科)。地方委员有14人(3人有家庭)。在康苏有苏联专家的两名孩子(上中学的年龄)。在体育组织有3人。工会成员也是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基层工会组织的成员，他们在康苏加入了党组织。地方委员会成员中包括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地方共青团组织的成员，在康苏任职于地方委员会小组。体育小组也是按照这一原则组织。在康苏的各组织中有5人是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务的，其中：工会组织1人；苏联驻喀什总领事馆地方委员会委员3人；地方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1人；体育组织1人。地方委员会的职务授权地方委员会委员梅利尼科夫同志履行。因此，在14名地方委员中有5人担任由选举产生的职务。

在康苏的全体成员在第二季度顺利开展了社会工作；在列宁纪念日和五一节日期间举行了会谈。顺利开展了支持公债的签名，收集了在世界和平委员会呼吁书上的签名。个别同志还就内外政策问题作了报告。所有的苏联专家都完成了社会组织的委托。

有大量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对苏联专家进行了描写和报道，这些报纸包括：《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劳动》、《教育报》；这些杂志包括：《星火》、《苏联》、《苏联妇女》、《女工人》、《女农民》、《人民中国》，一些时尚杂志等。

此外，苏联专家还订购了一些技术杂志，并对其进行了阅读和研究，这些杂志包括：《苏联冶金问题》、《莫斯科自然实验员公报》(地质部分)、《科学院通讯》(地质系列和地质物理系列)、《机车和工具》、《铸造》、《苏联建筑》、《莫斯科的建筑和建设》、《关于新技术以及把其转化为建设经验的材料集》、《建设机械》、《重力工作的机械化》。

在第二季度观看了9部苏联影片，这些影片是通过地委从乌鲁木齐运来的。应中国领导同志的邀请，苏联专家集体参加了两场舞会。应中国领导同志的邀请，参加了中国演员举办的三场音乐会。通过地方委员会渠道送来的各部电影，在放映的时候中国领导同志也来观看了。在第二季度就苏联的内外政策问题进行了11次会谈、讲座和报告。

苏联专家的日常生活条件。在康苏村，苏联专家生活在两栋大楼内，所有有家庭的苏联专家都居住在单独的住所内，这些住所是两室一厅，38平方米，有厨房、浴室、卫生间和客厅。为单身的苏联专家提供的是诸如两室的住所。所有的住所都配有电器、水管、排水设施。住所和房间内配置的家具是令人满意的，在三套住所内有收音机、有无线电转播台，但它们现已经不能用了。在野外工作的队员们的日常条件明显就要差多了，苏联专家生活在没有日常设施的土坯房内，或者生活在帐篷内。无论是在康苏村的专家，还是在野外工作的专家，专家们的饮食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霍什布拉克的专家除外。曾多次向矿管处和联合企业的领导提出过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任何结果。饮食仍然是非常的单调，味道极差且贵。没有可能为大多数人修建房子，因为在11个人中有9人是单身。此外，大部分必需的食品商店中都没有，而商店中有的食品通常质量都很低劣。

通过马伊贡茨(Ма-и-гунцы)系统供应的工业品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缺少鞋、内衣、针织品、外被、家庭日常生活器具、艺术品。儿童用的被子和鞋完全没有。

苏联专家的工资状况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1955年6月，苏联专家的工资额被降低了两次。根据7月1日的情况，同1月份相比，工资平均下降了40％。通过乌鲁木齐市商务代表处得到的部分工资的支付极不及时，要延迟25天到2个月。苏联部长会议允诺的3、4、5月份多达600卢布的汇款到7月底还没有收到，而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还不知道。工资这样不能及时支付，特别是工资被减少40％，使苏联专家们都处于困难的物质条件下。

苏联专家同中国企业领导人的相互关系。苏联专家同中国企业领导人以及绝大部分当地专家的关系都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和友好关系。苏联专家的建议被非常高兴地接受、讨论，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被完全履行。也曾有过苏联专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没有被履行的情况，但这几乎总是同生产方面总的困难、工人中低下的劳动纪律有关，或者是由于高水平的中国专家不够，有时候不能解决一些小的生产组织问题。

可以举出以下一些例子：(1)康苏电站的工作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站厂长卓宗贵(Джо Цунгуй)同志不能实施苏联专家加夫里洛夫同志和埃格尔同志多次详细提出的建议：遵守维修工作的计划、加强机器维修队、对制订的指示进行研究等等；(2)选矿厂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多次违背工艺规则，这是由于一些轮流值班的工人想尝试一下，如果改变了规则，或者增加了某种试剂会出现什么结果。

绝大部分中国领导人，无论是厂长还是车间主任，包括担任技术工程师的人员都不是专家，而是从以前的军人、行政干部、贸易或者其他单位的干部中，从政治方面挑选出来并被任命为这一职务的。受过专业教育的专家只有在矿场和选矿工厂才有，在生产部门和主要的机械部门才有。

与此同时，也有个别的车间主任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并对企业领导人的指示进行直接的讽刺。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基建处老工程师章丁(Джан Дин)同志总是试图败坏苏联专家提出的关于使用当地的建设物资进行建设的建议，技术保障部主任尚庆(Шан Чин)同志经常破坏预定的技术保障措施，杜撰一些重要的关于企业保障的报告，不仅不履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而且也不履行企业领导直接下达的指示。通过对其他一些较小的关于不履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的情况进行的实例分析，我们相信，所涉及的这些人也不履行中国企业领导人直接下达的指示，根据中国领导人对这些人的评价，这些人根本就不能很好地对待中国的工业化。这些人中有的已经不在矿管处工作，但有的仍然留下来工作。

类似的个别事实是特别明显的，这是因为企业的领导人冀福海(Ти Фухай)、郭云思(Го Июньс)、萨德科夫(Садыков)、刘浩昌(Лю Хаочан)、阿卜杜拉赫曼(Абдурахман)以及大部分车间主任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是认真听取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的，他们对苏联在个别生产领域的生产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很感兴趣，他们都学了很多东西，并阅读技术文献，对于遇到的所有疑问都向苏联专家请教。

苏联专家讲的课程和作的报告都有大量的听众。在就目前的计划的履行情况定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正如在就个别问题召开的生产工作会议上一样，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被接受，并且通常都被作为会议的主要决议和命令。

1955年下半年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主要任务：(1)关于采矿工作：对沙里塔什一号露天矿井进行设计，做好使用掘土机、钢丝绳冲击钻进、平土机、推土机和自卸卡车的组织工作；改善地下采矿工作的状况，减少损失和矿石的贫化，使矿井的生产能力达到每昼夜生产250吨矿石；在沙里塔什一号矿井进行湿式钻岩以及用可拆卸的钻头进行钻探；对煤矿中的一号采煤场进行开采。(2)关于选矿厂：把选矿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昼夜生产320—350吨矿石，在同名矿石中提高铅和锌的提取率，提高精矿的质量；搞清楚能否顺便得到含有金、银和钴的精黄铁矿的可能性；对尾矿场的设计和建设提供帮助；开展研究工作，并进行在卡拉杜别(КараДюбе)矿石产地建设实验性钼工厂的设计工作。(3)在电站和电力部方面：从实践上参加电站柴油机部的设计工作，参与新进的功率为450千瓦的柴油机的安装；通过设置静电电容器，在加强对电站电能的利用方面提供帮助；根据技术管理规程，对锅驼机、柴油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的修理拟定详细而严格的程序；通过装配闭塞的蒸汽管道、采用精选的煤、机械化除灰来加强对锅驼机的使用。(4)在机械维修部方面：引入对各类主要的设备进行维修的规程，加强对掘土机、推土机以及其他主要设备的使用，准备一系列可拆卸的钻头，为选矿厂浇铸一些球体和合金铸铁品；对于一些复杂的设备的维修提供帮助，组织有色金属铸品的生产，改善热处理车间的工作；为康苏选矿厂准备浮选机提供帮助，为卡拉杜别钼实验性工厂挑选和准备尚未运送到的设备。(5)在地质勘探方面：亲自参与和田、叶尔羌、乌帕尔、阿克苏、伊尔克什坦地区的检查工作和萨雷巴伊、萨沃雅尔达(Савоярда)、霍什布拉克、卡拉杜别、沙里塔什一号、乌拉根煤矿产地的地质勘探工作；进行的检查工作和地质勘探工作的目的在于解决一些主要的任务——扩大喀什矿管处的原料基地；亲自参与对已知的矿产地的矿产储量进行核算和评估，制定1955年关于地质勘探、地质搜寻以及地质测绘工作的报告；帮助制定1956年的勘探工作计划。(6)在基建部方面：在1955年12月1日之前完成年度投资计划，降低石膏混凝土块石的成本，提高其质量，并把其推广到矿管处在各地的建设中，这将极大地降低建设成本。

除了上述所述的任务，苏联专家的任务还有通过就各技术问题作报告、进行授课、进行会谈、传授实践知识以及亲自展示等途径来培养地方干部。下半年打算从领导干部中成立学习小组，就地质工作、采矿工作、化工、选矿、机械、动力学等科目定期讲授课程。

在喀什矿管处的苏联专家必须提供的帮助。在喀什矿管处的工作中还有三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依靠现有的苏联专家的全体力量是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

1.在电厂安装的СК250锅驼机在当地煤矿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地煤的发热量很低，块头小，能产焦炭，火焰长，在燃烧时炉渣会烧结，这为建立必须的燃料规程增添了很多困难，锅驼机只能发挥出其60％的效能。

电站供热的机械化以及除灰的机械化问题还没有解决。根据赛兹兰工厂的设计制造出的燃炉起不到任何作用，这是由于炉条对燃煤的适应能力差。必须采用高水平的热处理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并帮助运送以煤气发生炉的燃料工作的柴油机和锅驼机。

2.从沙里塔什一号矿石产地的铅锌矿石中提取的锌不稳定，锌的提取率不超过15％—20％，在这种生产工艺条件下精锌矿的质量急剧发生了变化。1953—1954年喀什矿管处向苏联的列宁格勒联合加工厂运送了大量的铅锌矿石。列宁格勒联合加工厂的选矿厂不能从沙里塔什一号矿石中提取锌，而只能提取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计划让喀什矿管处从沙里塔什一号矿产地的矿石中生产精铅和精锌。必须从在华东工作的专家中输送一些有经验的选矿者，以便帮助处理好锌的浮选工作。

3.喀什矿管处化学实验室的工作效能不高，对铅和锌进行的大量分析都是错误的，这就导致工厂在金属的平衡方面出现不协调，导致在开展地质勘探工作和采矿工作时出错误。由于缺乏高水平的工作人员，没有对钴、钼、金、银和其他的成分进行分析。必须在2—3个月内派出有经验的化学家来教会当地干部，帮助他们处理好实验室的工作。在我们的专家小组中没有一位化学家。

4.选矿厂和实验室过磅处的工作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工厂自动传送的材料的计量有很大的错误，对接受成品矿石的斗车的重量的计量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们的专家小组中没有计量专家，特别是没有对一些专业的构建自动传送的重量进行计量和分析的专家。必须派遣一名计量专家出差1个月到1个半月来做维修工作，处理好计量工作并培训相关的干部。

5.矿管处图书馆现有的供苏联专家个人使用的技术资料陈旧，并且极其不足。关于采矿工作的期刊、地质应用的期刊、选矿问题和化工问题的期刊完全没有，关于机械和动力的期刊不够。相关机构通过苏联驻喀什的总领事馆向每位苏联专家发送了必要的文献清单的申请，必须尽快满足这些申请。

Л.埃格尔

И.库什内利

Т.达维多夫

П.梅利尼科夫

С.加夫里洛夫

С.布雷切夫

В.措戈耶夫

Н.瓦沙泽

Г.别夏斯特诺夫

Г.鲁缅采夫

Д.特鲁宾诺

1955年7月23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248-255，259-282

№09945 斯克沃尔佐夫与何伟谈话纪要：询问苏联是否参加反核武器世界大会(1955年7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9月14日

第717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何伟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7月25日

我应约到中国外交部后，何伟同志对我说，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至今没有收到关于日本政府拒绝向参加日本全世界反原子弹和氢弹大会的中国代表发放签证的消息(见1955年7月24日的谈话)。昨天(7月24日)中国保卫和平委员会已致电大会筹备委员会，请就中国代表的签证问题尽快给予答复。但至今未收到答复。

何伟请求询问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是否打算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上述大会。我允诺照他的请求去办。

接着，何伟同志又讲，今天(7月25日)北京时间22时将播放一个联合公报，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在英国的外交渠道交换意见后商定，去年一年在日内瓦进行的双方领事级代表间的谈判今后将在大使级进行，以便办理遣返自愿回国平民事务、为今后进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以及解决目前双方未解决的其他一些实际问题。双方大使第一次会晤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进行。”

上述公报将同时在华盛顿播发。

何伟同志请大使馆立即将公报文本转发莫斯科。我说将按他的请求办。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参赞

Т.斯克沃尔佐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297-298

№21437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7月29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出境管理委员会在1955年7月6日的决议，允许在苏联出生和受教育的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苏共党员)和妻子М.С.费多托娃到中国长住。

目前М.С.费多托娃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让她以一名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费多托娃的理由是，她把自己的女儿和父母留在了苏联，他们都需要必要的物质帮助。

М.С.费多托娃，生于1928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并通过了化学副博士学位的答辩。没有教学或者其他实际的工作经验。

考虑到费多托娃到中国去要和刘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我们认为应当询问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就这一问题的意见。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1955年7月29日

第25-с-1582号

手写批注：

关于这一问题已经于1955年8月15日准备好新的报告。 [104]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8月17日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苏共党员，苏联公民)目前正在苏联居住，他打算和他的夫人М.С.费多托娃(苏联公民)到中国去长期居住。费多托娃(化学副博士学位，可用于教学或者科研)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

不必正式询问，但要弄清刘少奇同志的意见：费多托娃到中国去是以苏联专家的名义还是以刘允斌夫人的名义为好。如果刘少奇同志不反对，我们将派遣费多托娃同志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去工作。

请告诉我们应该给费多托娃同志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更合适。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38-239

№09829 罗迈进与何伟会谈纪要：中国决定释放被俘美国飞行员(1955年7月31日)

机密

1955年8月31日

第69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何伟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7月31日11时于外交部

何伟通报说，周恩来让他通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释放11名现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这一步骤同今年8月1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联系在一起。

何伟接着通报说，今日晚7时，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将宣布释放他们，10时30分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广州。关于这一点，首先是向苏联通报。然后，在今天下午和明天早晨，还将通报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英国和瑞典。

明天北京时间17时，电台将广播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内瓦是早上10时。

然后何伟通报了飞行员名单：

1.约翰·诺凯·阿诺尔德，尉官；

2.比利阿姆·赫尔·巴谢梅尔；

3.尤真·约翰·巴季；

4.沃拉斯·拉马尔·勃拉文；

5.埃尔默·弗雷德·列维德林；

6.约翰·谢德林·巴克；

7.…… [105]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301-303

[1] 原文如此，应为江西。——译注

[2] 原文如此，应为遵义。——译注

[3] 捷沃相，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编注

[4] 此处原文有误，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时间为1954年2月6—10日。——编注

[5] 档案复印件以下缺2页。——译注

[6]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只有关于朝鲜问题的指示。——编注

[7]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8] 括号内为手写修改的文字。以下刊出的是根据中文本翻译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在俄文文本上加写的手写体修改意见可参见后面的文件。——编注

[9] 括号内为手写修改的文字。以下刊出的是根据中文本翻译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在俄文文本上加写的手写体修改意见可参见后面的文件。——编注

[10] 这里的第一份稿子是指附件二，而第二份稿子是指附件一。——编注

[11] 所收集的档案原文至此中断。——编注

[12] 该档案未标明日期，这里标注的时间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13] 所收集的这份档案既无作者，也没有时间，估计是为日内瓦会议准备的文件。可参见以上№14580文件。——编注

[14]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5]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6] 这是经苏方修改过的中国宪法草案俄文本，略去未译，可参见后来中国在《人民日报》(1954年6月15日第2、3版)公布的宪法草案。文中标出了一些修改的地方。——编注

[17] Р.А.鲁金科，时任苏联总检察长。——编注

[18] 原文如此。以上№21406文件显示，经过修改的俄文本宪法草案是13日提交的。——编注

[19] 原文如此。疑为俄文打印错误，按照内容这里应该是СССР(苏联)。——编注

[20] 德钦党，亦称“我缅人党”，正式名为“我缅人协会”，1930年5月由缅甸抗英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组织。德钦，意为“主人”。——编注

[21] 该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一段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以省略号标示，下同。——编注

[22] 该附件未翻译。——编注

[23] 手写人名，无法辨认。——编注

[24] 俄文原文ШараСумэ，系维吾尔语发音。该地1910年设承化县，1954年改为阿勒泰县。——编注

[25] 尤申，苏联国外资金器材物资总局官员。——编注

[26] 原文如此。笔误，应为427，参见以上№09929文件。——编注

[27] 以下数页列举了大量有关中国农业的统计数字，略去未译。——编注

[28]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了苏联农业部提出的建议，但是就这些问题在1954年7月17日给米高扬的信件中指出：“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必须提请农业部注意，在3年的时间内，在土地返青时播种南方大麻仍要依赖进口的种子。必须责成农业部加强南方大麻的良种培养基地，保障1956年在土地返青时种植的南方大麻的种子都是国产的。”苏联部长会议管理处在给苏联农业部、对外贸易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信函中通报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就……问题提出的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大麻种子的建议”(РГАЭ，ф.4372，оп.54，д.925，л.95 96)。——原注

[29]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30] 又称“罗加诺公约”，是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8个文件的总称。——编注

[31] W.B.史密斯，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英译者注

[32] W.S.饶伯森，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英译者注

[33] J.拉涅尔，曾任法国总理，1954年6月下台。——英译者注

[34] S.克奇鲁，时任全印和平理事会主席。——英译者注

[35] 所收集的这份档案应该是某文件的附件，上面既没有文件起草人，也没有起草时间。这里所标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测的。——编注

[36] 该档案未标明日期，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37] 原文件中此句被划掉，用手笔改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译注

[38] 原文件中“从那里”一词被划掉。——译注

[39]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40] 该档案未标示文件起草的时间，根据文件内容判断为9月。——编注

[41]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些附件。——编注

[42]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附件。——编注

[43] 列为附件一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二项内容，即苏联与印度的经济关系。略去未译。——编注

[44] 列为附件二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三项内容，即苏联与越南的经济关系。略去未译。——编注

[45] 列为附件三的是信函中提到的第一项内容。——编注

[46] 该档案原件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47]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48] 此处原文复印件缺一行。——译注

[49] 此处原文字迹不清。——译注

[50] 此处复印件缺字。——译注

[51] 此处复印件漏印一行。——译注

[52]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53]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54] 此处一段，复印文件字迹不清。——译注

[55] 所公布的附件只有这一件。——编注

[56] 吴努，时任缅甸总理。——编注

[57] 哈马尔舍尔德，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编注

[58] 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译注

[59] 1955年1月5日，周恩来接见杜维廉，就其代表艾登通报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未变，目的是在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一事，驳斥了英国的立场，指出：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集团的骚扰性和破坏性战争，英国说这一切是不对的；而美国侵占台湾，帮助蒋介石集团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战争，英国却说这一切是对的。英国这种“不公正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周恩来表示，中国“欢迎并希望中英关系能按日内瓦时候的精神，得到改善”。——编注

[60] 1955年1月2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台湾海峡正在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其中谈到，中共军队攻占一江山岛和炮击大陈岛是“征服台湾的序幕”，美国必须对此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其认为必要时有权动用美国军队干涉台湾海峡事务。1月28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编注

[61] 爱德华·贝奈斯(1881—1939)，1935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38年10月，在英法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将苏台德等地割让给法西斯德国的《慕尼黑协定》，随后辞职。——编注

[62] 1954年11月23日，中国司法机关对朝鲜战争期间捕获的美国13名间谍进行审判，并判处其中11人徒刑。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尔舍尔德为此要求访华，以从中调解。12月17日中国政府回复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说明中国政府对处理间谍案的严正立场，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第二封电报说明中国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同意联合国秘书长访华，并商谈有关问题。1955年1月5—10日，周恩来与哈马尔舍尔德举行了4次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表示双方将继续保持接触。——编注

[63] 指1955年1月28日周恩来与杜维廉的谈话，参见以上№10249文件。——编注

[64] 斯杰潘·奥西波维奇·马卡罗夫(1848/1849—1904)，俄国海军统帅，海洋学家。日俄战争初期任旅顺口太平洋分舰队司令，因所乘装甲舰触水雷爆炸而阵亡。——编注

[65] 2月17日，中国政府通知苏联大使尤金，中国同意在旅大为1945年战胜日军修建纪念碑，但不同意为1904年的日俄战争修建纪念碑。——编注

[66] 原文如此，疑为1954年。——编注

[67] 1955年3月17日，发行杂志的全权代表刘平的信件被递送给了吉洪诺夫：“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对您在1955年1月31日的来信表示感谢。您提出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够继续不断地向我们提出意见，提出一些批评性的看法”(ГАРФ，ф.Р9539，оп.1，д.408，л.18-19)。——原注

[68] 满洲，清代满族自称，辛亥革命后通称满族。这里指清朝和清政权。——编注

[69] 该档案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70] 内维尔·张伯伦(1869—1940)，1937年出任英国首相，在外交政策中一再采取对法西斯姑息、忍让的主张，以致希特勒德国对欧洲不断蚕食，步步紧逼。故张伯伦的政治生涯以推行绥靖政策而闻名。——编注

[71] 此处手写签名无法辨认。——编注

[72] 葛量洪(George Herder Grantham)，1947—1958年出任香港总督。——编注

[7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附件。——编注

[74] 《前线》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1942年8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剧本。主要剧情：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思想守旧，居功自傲，刚愎自用，最后由熟悉现代战争规律的年轻军长奥格涅夫取而代之。该剧在当时苏联军队中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编注

[75] 马斯友美党(Masyumi)，1945年建立，20世纪50年代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伊斯兰教政党。——编注

[76] 所附文件顺序与此不同。——编注

[77]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编注

[78] 原文如此。——编注

[79] 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80]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1]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2] 该文件有大量涉及朝鲜经济情况的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83] 此段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84] 比布罗夫斯基，时任驻越南停战国际观察委员会的波兰代表。——编注

[85] 拉夫利谢夫，时任苏联驻越南大使。——编注

[86]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87] 1955年4月18日，毛泽东致函苏共中央委员会，请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给予结论性的意见。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准备了这样的结论。1955年5月27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批准了这个结论，此后连同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一并发出。——原注

[88] 这里很大篇幅用于介绍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略去未译。——编注

[89] 哈里·波立特(1890—1960)，1929—1956年担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文件中所指其讲话记录，内容不详。——编注

[90] 即开斋节。——编注

[91] 1928年2月胡风经人介绍在滇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处任科长，任职不到一个月，因不愿宣讲“三民主义”而被撤职。——编注

[92] 胡风于1929年9月到日本，因宣传抗日于1933年6月被驱逐回国。——编注

[93] 原文如此。——编注

[94] 这里说的是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克里什南·梅农。——编注

[95]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作为附件的决议草案，可参见以下№10147，但不能确定这就是该附件。——编注

[96] 所收集的档案是某文件的附件，未标明文件时间、作者和呈送对象，其日期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97] 档案复印件此处人名字迹不清。——译注

[98] 帕尔金多(Parkindo)，印度尼西亚基督教政党，1950年建立。——编注

[99] 穆尔巴(Murba)，印度尼西亚民族共产主义政党，1948年建立。——编注

[100] 原文为бюро，直译为局，相当于中国的常务委员会。如苏共中央主席团局，即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编注

[101] 该文件略去未译。——编注

[102] 该文件略去未译。——编注

[103] 该档案在俄国发表时有多处删节，均以省略号标示。——译注

[104] 参见以下№21440文件。——编注

[105] 档案复印件以下字迹不清。——译注

1955年

№13469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1955年8月1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第1份

第309/c号

1955年8月1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1955年8月1日

今天中国大使馆武官毛升举办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8周年的招待会，我带着一大群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令人注意的是下面这个情况：与通常有许多印度尼西亚的社交界代表出席中国大使馆的这类招待会的情况不同，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人很少，而且连一位部长也没有到场。这一切都是与政府的危机相关联的。

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危机这个话题进行的。然而，正如已判明的情况那样，很少有人知道任何有关政府的危机将会如何得到解决的消息。这证明，三位铸像造型工的工作进行得极其秘密。例如，我同下列人士都谈过话：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他的副职奎杰胡，阿富汗公使阿卜杜拉·哈迪·达维伊，中国大使黄镇，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季斯利亚尔，南斯拉夫代办布尔齐奇，印度大使蒂亚布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瓦德尔斯密特，国会礼宾司司长和总统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官员。上述交谈者中没有一个人能谈得比从报刊上得知的那点消息更多的了，即谈论的都是：马斯友美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是为了争夺总理的职位；国民党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拖长政府的危机期，并且不让哈塔副总统和马斯友美党有机会在苏加诺赴麦加朝圣回来之前组成内阁。许多人都说，上述党派之间的大分歧同样也是因争夺经济部门的部长职位(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而产生的。还发表了一些相当认真的推测，说是已辞职的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将会得到外交部长的职位。

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对我说，众所周知，现在正在组建的新政府将是寿命不长的，因为新的国会班子的选举一定会在9月29日举行的。因此，在这次选举以后将会发生内阁的更换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国会里的政治势力将会发生改组。他说，国民党一定会从这场选举中大胜而出，到那时任何反对力量对该党来说都是不可怕的。苏卡佐继续说，国民党或许将会把这个寿命不长的政府中的总理职位让给马斯友美党。然而，这种情况不会不经过一些斗争就发生的。苏卡佐还发表了一个看法：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家中间的最大的外交专家之一将成为“他们的外交部部长”。

我同意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这一评价，并指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威望在万隆会议后大大地提高了，并且在全世界他也并非不无理由地被认为是一位大的政治家和对外交往方面的专家。

亚太国家司副司长奎杰胡对我说，将要到现在的内阁里来执政的是一些目标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的部长们有点不一样的代表。奎杰胡还指出，根据他现有的情报来看，苏加诺抵达印度尼西亚的时间可能会耽搁，总统将不会像计划中所拟定的那样在8月5日回到雅加达，而是会略微迟一点。

印度大使蒂亚布日一边同我打招呼，一边告诉我，他刚才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观看了他所收到的一部不长的介绍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苏联逗留情况的新闻纪录片。他说，这部影片很短，一共只放了10—15分钟。

我告诉蒂亚布日，我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报道，说是我们生产了一部大型的新闻纪录片，它已经在我国上映了，是专门介绍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苏联之行的。蒂亚布日对此很感兴趣，所以在我顺便提及，如果我在雅加达收到这部影片，他(大使)是否会同我一起参加向印度尼西亚社会人士放映这部电影的组织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很高兴与我结伴一起参与这件好事情。

英国商务参赞瓦德尔·斯密特对四个大国的首脑为了讨论许多迫切的国际问题而在日内瓦成功地举行了自己的会议这件事表示很满意。同时参赞说，他和大使都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他问，我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有何看法。

我说，众所周知，苏联一直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去解决一切有争议的国际问题。尽管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并没有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什么具体的决议，但是他们以相互理解的精神讨论了这些问题，并制定了一份使外交部长们有机会在10月份讨论这些问题的珍贵文件。此外，四大国首脑亲自接触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并且应该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和促使世界上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的。

参赞同意了我的看法，并说，他对报纸上所报道的苏联领导人接受了艾登的访问英国的那种情况感到很高兴。他推测说，这次访问将会在1956年年初进行，因为今年年底Η.Α.布尔加宁同志将忙于访问印度。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5，л.115-118

№23862 基塔耶夫致谢皮洛夫函：呈送朱可夫与艾森豪威尔会谈记录(1955年8月4日)

机密

Д.Т.谢皮洛夫同志：

根据苏联元帅Г.К.朱可夫同志的指示，兹呈交他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今年7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两次会谈的记录。

Г.К.朱可夫同志请求(您)考虑如下问题，即这两次会谈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宜在报纸上公开。

基塔耶夫少将

1955年8月4日

附件：

Г.К.朱可夫同志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记录

1955年7月23日9时30分

同时出席会谈的还有美国驻苏联大使和苏联翻译С.А.特洛亚科夫斯基。

在一番寒暄之后，朱可夫同志指出，(苏美双方)在日内瓦的联合工作即将结束。

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在日内瓦的联合工作成为双方沟通的良好开端。

朱可夫表示遗憾，双方在过去浪费了许多机会和时间。

朱可夫希望，最好通过两国领导人和朋友会见与访问的方式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答，困难在于，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都是些大忙人，因此关于此类访问和会谈的时间往往比较难达成约定。不过，他(艾森豪威尔)仍暗示，此类会谈未来仍会举行。

朱可夫说，看来，艾森豪威尔还是相信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苏联领导人对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情感的。

艾森豪威尔答，他非常愿意与苏联领导人会面，并希望在将来举行此类会谈，而两国民众也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形。他(艾森豪威尔)也认为，这次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会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有益。

针对苏联代表团在日内瓦就当前国际形势最重大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艾森豪威尔认为，该建议过于复杂，在日内瓦无法解决，因此建议苏联代表团不要在此讨论该问题。

总之，他(艾森豪威尔)为了忠诚地与其他代表团协同工作，并取得良好的结果已竭尽全力。可是，当各国外交部长讨论给10月份的部长会议的指示时，莫洛托夫竟宣称，美国代表团所提出的一些条款是不可接受的。这对他(艾森豪威尔)而言，真是失望了，因为他已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且本以为苏联代表团一定会接受美国代表团提交的，甚至有利于德国统一的建议的。苏联代表团不接受美国的提案，使会议工作陷入困难。不过，艾森豪威尔认为，朱可夫对此没有责任。艾森豪威尔希望朱可夫明白，德国问题对美国的重大意义。美国有许多德国移民，因此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德国尽快实现统一的问题，如果美国代表团同意将德国统一问题放在签署欧洲安全公约之后的话，它也很难向美国人民解释。不过，艾森豪威尔认为该问题不宜在日内瓦讨论，而最好是给外交部长们起草一个指示——提出德国统一的问题，而由后者根据相关程序去讨论。

朱可夫认为，许多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日内瓦会谈并非一无是处，即使各方不能就与会者所关心的那些问题达到一致，但他(朱可夫)仍相信，如果与会者们仍愿意耐心地、抱着良好意愿来讨论那些涉及安全的问题，那么问题仍是会得到解决的。德国统一的问题关系到所有欧洲国家，甚至欧洲究竟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认为，日内瓦会谈当然是有些益处。这次会谈无疑会促进苏美关系的发展。不过，他强调，美国人民期待的是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唯一关心的是德国问题，并希望从日内瓦会谈所讨论的其他问题中独立起来。

朱可夫答，苏联关心的是所有问题的进展情况。苏联人民期望日内瓦会议能有一个积极的成果。如果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等能带着积极的成果回国，那么一定会得到各国民众的积极响应。朱可夫希望，在剩余的时间内各代表团仍有机会讨论并解决各国人民所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会议达不成任何结果，那么四个国家的民众都不会对代表团——尤其是代表团的负责人——满意。

至于德国问题，他(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朱可夫重复道，及时地解决涉及欧洲安全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关注的问题，关系到是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虽然德国问题也很重要，但毕竟是个局部问题。

如果西德没有加入北约，那么关于德国统一的问题可能还好解决些。遗憾的是，如今西德已是北约成员，而东德也加入了华约，这就使得问题变得相当复杂了。朱可夫希望艾森豪威尔能从大局出发，作出妥协。如果日内瓦会议能取得积极的成果，这不但对苏联和美国有益，而且也有益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友好与和平。

艾森豪威尔宣称，他会不遗余力地谋求各种观点的妥协的。如果他认为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他无疑会提出建议。他表示同意朱可夫的观点，即在未达成任何成果的情况下离开日内瓦是令人悲哀的事。艾森豪威尔希望，日内瓦会议能为各国外交部长的会谈制定出经过协商的指示。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对赫鲁晓夫留有很好的印象。而其他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也对他说过，他们很喜欢苏联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同意朱可夫的观点，即即使日内瓦会议不能完全地取得积极的成果，但苏联和美国领导人之间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将有益于使双方在未来取得积极的成果。

朱可夫说，直到最后他都不会对会议丧失信心。如果艾森豪威尔及其同事们能够表现出智慧，并且同意就问题的解决进行妥协，那么就有可能使人民得以轻松地生活。问题是朱可夫说，他不是外交家，他一直在寻求使会议从当前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出路。而他的朋友——艾森豪威尔一贯精通这方面事务。他当然清楚，被列入指令草案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安全和重建仍是欧洲人民最重要的问题。

艾森豪威尔说，正如朱可夫所知道的，美国代表团已表现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希望苏联代表团也能从自己的方面对问题去作妥协决定。

朱可夫宣称，他还想提出关于裁军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最好采取如下平行解决的方式：一方面在联合国，一方面由外交部长会议进行讨论…… [1]

艾森豪威尔说，他认为如果能成立一个小组或委员会以讨论某个问题以及四国外交部长会议所提出的报告，会更有利于强调该问题的重要意义。

朱可夫提请艾森豪威尔注意，裁军问题包含有一些原则性政治内容，因而理应在最高机构进行讨论。因此朱可夫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想取得妥协性的结果，各方就应共同努力，以便把问题交由联合国和四国外长会议，共同进行讨论。

艾森豪威尔答，他会考虑这一想法。他表示很满意，因为朱可夫在离开之前可能还能和他们见上一面，尽管大家都知道，现在所有代表团都在超负荷工作。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现在也相信，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想要和平，不希望战争。可是，要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如朝鲜、越南、德国和中国。……艾森豪威尔希望苏联政府能够说服好战的、总是喜欢以武力去解决那些需要时间去解决问题的中国，并建议苏联政府在这方面多做些善意的工作。

朱可夫答，他赞同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观点。据他所知，中国也不愿一直陷于在该地区的冲突之中。中国人至今仍在耐心地等待。如果能够使他们对最终友好地解决问题抱有希望，那么就可能说服他们。朱可夫补充道，他认为，解决远东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举行……谈判，先解决小问题，然后再着手那些大问题。

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举行这样的谈判……

朱可夫说，最后他还想就裁军问题请艾森豪威尔关注如下问题：苏联先前提出的关于确定各国武器装备和军队的水平，关于建立高效的国际监督委员会，关于销毁原子武器，等等。

艾森豪威尔答，在了解了苏联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建议之后，他立刻便感到该建议将涉及一系列国家以及一些具体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在四国外长会议或专门性的下属委员会中进行讨论。针对这些问题，他仍坚持自己在相关声明中以及苏联在5月10日建议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他(艾森豪威尔)在提出观点之前，仍需要作详细地分析。不过，他无疑会严肃地对待任何关于裁军的建议的。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艾森豪威尔表示，希望朱可夫能够访问美国，并认为此类访问对稳固两国的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记录：О.特罗扬诺夫斯基

Г.К.朱可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记录

1955年7月23日11时

同时出席会谈的还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波伦。

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转达了Н.С.赫鲁晓夫和И.А.布尔加宁的问候，并说，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均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深的尊敬之情。这种友好情谊形成的时间既包括现在，而且包括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

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感谢并答道，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他本人的这种友好情谊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实施过谩骂或个人攻击，总是极力说真话并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

朱可夫指出，关于此苏联国内民众是了解的。

艾森豪威尔说，他承认，在美国的确有一些人总是发表攻击性的言论，从而对苏美关系造成了损害。

朱可夫回忆起关于苏联和美国人民共同从事的反对德国纳粹的斗争以及自己与艾森豪威尔一起在柏林监管委员会中所做的协调工作。他说，当时苏联和美国同行的合作及其所结成的友谊为随后年代两国间富有成果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从那时起苏联和美国的相互关系不断加深，即使至今仍对世界的和平和友好事业有益。

朱可夫指出，在战争过程中——尤其是战争后期，为了赢得胜利，苏美两国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军事、政治资源。……朱可夫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

艾森豪威尔说，他也承认很遗憾。

艾森豪威尔补充说，他派遣波伦大使出席谈话并让他作谈话记录，他不想让第三个人记录或者让记录变成一个官方纪要。而众所周知，他艾森豪威尔记得最好的是，他的老朋友将会对他说的一切。

朱可夫宣称，纯朴的苏联人民以及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都愿意与美国保持最紧密的关系。他(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与苏联领导人都应当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消除苏美关系中所存在的那些阻碍，防止其他国家浑水摸鱼、从中渔利。一些黑暗势力总是在苏美之间制造障碍，挑动美国人民的恐惧心理，把苏联描绘成似乎会进攻美国的侵略国家。

他(朱可夫)想诚实而坦诚地——就像战士对战士那样，对艾森豪威尔说话。他很了解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的想法，知道在莫斯科并没有任何人想与美国发生战争。苏联并不想对任何国家发动攻击。因为苏联并不需要战争，讨厌战争。

艾森豪威尔答，他相信朱可夫。由于曾与朱可夫在柏林共过事，因而他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朱可夫说，西方经常有人说，拥有强大军队的苏联会对西欧和美国发动攻击。他(朱可夫)可以毫不隐瞒地说，虽然苏联拥有强大的海军、陆军、战略空军以及许多进攻性的武器。但苏联制造这些武器并无恶意。苏联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国民经济和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我们不想1941年的事件重演。苏联不可能在威胁面前削弱自己。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人在内的一些军事将领曾公开威胁要从部署在苏联边境周围的基地发射核弹摧毁苏联。艾森豪威尔——作为一名军事元帅应清楚，苏联不可能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甚至美国自己也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应当寻求苏联和美国之间都能够接受的共识，以消除两国彼此之间业已形成的疑虑……

艾森豪威尔指出，这是符合实际的。

朱可夫接着说，他不隐瞒，此次他来日内瓦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见面，谈谈心，谈谈关于他——朱可夫这些年的所想所思。朱可夫认为，艾森豪威尔一直在从事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应当能够为恢复苏美两国之间的友谊做得更多。

艾森豪威尔答，他同意朱可夫所说的——在战争结束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友谊越来越稳固，他也对战后时期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表示遗憾。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有一点朱可夫没有提到，而关于此他(艾森豪威尔)想要强调一下。问题在于，由于苏美关系的恶化，莫斯科开始认为有必要表明自己对所发生的这一切的解释，而作为回应——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向美国人说明自己对这一切的看法。其结果便导致数百万美国人被恐惧心理所笼罩，从而形成美国人对苏联最恐惧的事实之一。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那他就可能轻易地改变事件的进程，改善目前的情况。不过，还是应当重视社会(舆论)……力量……

朱可夫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观点。

艾森豪威尔说，他想谈谈关于他与他的政府的思想转变历程。当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便开始复员自己的军队——其中包括驻扎在德国占领区、日本、南朝鲜等地的军队在内。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整个世界和平的利益。

可是，当美国刚刚复员了军队之后便发现麻烦从四面八方而来：美国在希腊的朋友遭到了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支持的力量的攻击；随后又是柏林之围，还有在远东的蒋介石——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非战争的情况下仍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制；最后，爆发了朝鲜战争。这一切都促使美国决心开始重新大规模地建设武装力量。虽然，美国要实施的计划无疑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一个相当沉重而高昂的负担。美国得出结论，他们应当更坚定地采取行动以便在各种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开始保卫南朝鲜，组织前往德国的空中桥梁，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莫斯科已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军队都合并到自己的武装力量之中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为了与之对抗才建立起来的，另外也为了避免使法国遭受德国的威胁。这样一来，就开始了军备竞赛，开始建立核弹和氢弹储备。关于此类武器，艾森豪威尔认为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各国之间如果能达成互信的话就理应销毁它们。

朱可夫认为，只谈论过去是没有意义的。说过去那一方犯了错，那争论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现在，我们应当展望未来，而不是只揪住过去不放。

艾森豪威尔同意上述观点并说，他提起过去只是为了解释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如今在出现了核武器和氢弹的情况下过去的许多概念和正确的做法都已发生了变化。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较，在现代有原子武器和氢弹参与的条件下战争已变得没有意义。

朱可夫同意这一说法，并列举了许多与原子武器和氢弹有关的事实，及其亲眼目睹——这种武器具有多么巨大的毁灭性。

艾森豪威尔说，甚至连学者们都不知道，例如在一个月内爆炸200颗氢弹，如果原子弹技术发生了扩散的情况，世界将来出现怎样的情景。

朱可夫指出，如果在战争初期美国向苏联投掷了300—400颗此类炸弹，而苏联方面也向美国投掷同等数量的此类炸弹，可以想象世界将呈现怎么样的灾难。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销毁此类武器。

艾森豪威尔不反对上述观点，但认为……需要建立一个裁军的机制(体系)……

朱可夫指出，主要的是要削减军队和消灭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但补充道，最初最好能把这样的裁军机制(体系)在一个固定的地区进行尝试。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在任何一个拥有监察和监督的机制中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一方可能向敌对方隐瞒自己所拥有的核武器和氢弹数量。因此最初最好能建立一个更有限制力的机制。例如，苏联可以派一个监察小组去美国，以核查那些未被发现的核武器。在苏联小组的监督之下，如果美国真想隐瞒这些核武器的话，便无法动用巨大的军事海港、机场、其他军事设施、巨大的工业企业以及运输手段。如此一来，就有可能对核武器实施必要的监督，并防止突然发动进攻的可能性。

朱可夫指出，监督只是削减武力和销毁核武器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

艾森豪威尔同意朱可夫的观点。

朱可夫说，要建立的这一机制应能够防止破坏和平的企图……

艾森豪威尔说，这一机制可以包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四个国家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最初加入该机制的可以是两个德国，随后则是统一的德国。他又补充道，主要是要明确一点，即该机制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维护和平，终结军事集团。

艾森豪威尔说，他赞成各方应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而努力。不过，他想指出的是，朱可夫所描绘的是一个未来的前景，而要实现这一美好愿景，还需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

朱可夫同意这一观点，并说当前最主要的是奠定友谊的基础。我们与你们，众所周知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仍结成了真诚的朋友，我依然深深地尊敬总统先生，因此我认为我们两国的人民也会支持我们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

艾森豪威尔说，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人著作中的许多说法都是相信的。这些学说是永远也不会被苏联领导人否定的，而这可能就是导致美国人民忧虑的原因。

朱可夫答，他认为，关于苏联的有些说法——比如领导着世界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等，并不符合事实。他可以告诉艾森豪威尔，自1949年起以讨论某些问题为中心的国际性共产主义会议并未举行过。苏联的确领导过各外国共产党，其中可能也尤其关注美国共产党，极力提高其政治和素质水平，以便其能够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共产党是各共产党中力量最弱的一个。问题在于，美国的现存社会制度究竟怎么样——我们认为这都是美国人民自己的事。至于马克思的学说，该学说已存在了100多年了，这是许多国家的许多人都晓得的，可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追随者仍有许多。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艾森豪威尔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总说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他(艾森豪威尔)却发现两种情况，其一，就是正如朱可夫所说的，目前并不存在一个对各种共产党进行集中领导的中心性组织；其二……

……

朱可夫说，应当把事情引向这样一个方向：(苏美两大国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并相互帮助。……社会制度方式是每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至于苏联，就不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务事务。

艾森豪威尔说，他提出此事是因为这是美国人民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够做得更多——以便向西方国家民众证明苏联没有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想法，那么就会更好地促进那里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任并更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

朱可夫说，苏联在这方面并不仅仅局限于发表声明……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他还想请苏联帮助解决如下一个问题)那就是被拘留在中国的美国战俘问题。当他(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之际，便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因为他认为这会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可是，时至今日中国仍违反协议规定——拘押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国战俘。虽然他(艾森豪威尔)明白，苏联并不是中国的领导，但他仍想请朱可夫帮忙，以便他与苏联政府能够友好地协调此事，以释放目前仍在中国的30—40名美国战俘和公民。中国政府坚信，美国拘留了希望返回祖国的中国留学生。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此，美国已准备与任何一个监察组织进行协商，以证明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朱可夫答，他并不了解这方面情况，即究竟有多少美国人被中国俘虏，只听说可能有13人。……他已把自己所收到的艾森豪威尔给一个小男孩的信……转交给了中国政府。不过，由于大家都理解的原因，他(朱可夫)是无法对中国释放美国人的事施加任何直接影响的，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据我所知，中国已释放了4名美国飞行员。甚至其余人员，朱可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与中国政府协商这一问题，后者也一定会满足美方的相应要求。

朱可夫接着说，鉴于艾森豪威尔提到了中国，他(朱可夫)也正想从整体上就中国问题与其探讨一下。因为中国问题的无条件解决对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朱可夫提请艾森豪威尔关注如下问题，为何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为何拥有6亿人口的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为何至今中国无法解放……和……等岛屿以及台湾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在危害着整个世界的和平，加剧着整个国际局势的紧张。应当让中国加入联合国，要知道中国只是在实现自己的民主。而拖延这些问题的解决，朱可夫认为，也不利于美国自身的威信。

艾森豪威尔说，即使他和朱可夫把这次会谈的整个时间都用到中国问题的讨论上，估计也不够。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他(艾森豪威尔)理解朱可夫在上面所陈述的观点。但是，美国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史则是一段相当让人伤感的故事。他无法描述美国国内对当前现状的愤怒情绪，只是希望自己的继任者(下一任总统)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不过，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他(艾森豪威尔)想说的是，尽管美国遭遇了许多压力，但并不愿在这一地区投入大规模的军队，因为美国政府想避免流血和战争。

艾森豪威尔继续道，还有另一个问题，我想对朱可夫元帅说，就是关于目前在苏联境内的外国战俘的问题。美国政府收到了各个国家的大量请求——要求帮助协调这一问题。例如，据说目前在苏联仍关押着14万名西德战俘，等等。可以设想，其中一些人曾被判决为战犯。但艾森豪威尔认为，已经到了做出大度姿态并释放这些人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请求朱可夫帮助协调这方面事务，如果有可能的话。

朱可夫答，虽然对目前在苏联的战俘具体数量并不太清楚，但他可以肯定地说，艾森豪威尔所提供的数字是被严重夸大了。如果如今在苏联仍有战俘的话，那就只能是那些由于所实施的罪恶而被判决的战犯了。众所周知，苏联已将所有奥地利战俘释放，而关于德国战俘也正与西德政府进行谈判。不过，鉴于艾森豪威尔所提出的请求，朱可夫将采取措施以了解这一问题。

艾森豪威尔希望，苏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双方都可通过各自以及对方的使领馆来相互沟通。

艾森豪威尔还请朱可夫对德国的统一施加积极影响。虽然他并不认为此事现在就能成，但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机制，以便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有助于实现德国的统一。

艾森豪威尔希望，朱可夫不仅应像个元帅，而且还应像个和平卫士那样去作为，这样，苏联领导人也将会以一个促进和稳固和平的政府那样而被载入史册。

朱可夫说，事实上，不论是我们党的领导人，还是苏联政府，其实一直都在致力于巩固各国和平和友好的事业。众所周知，苏联现存的是集体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的集体领导绝不应从该词语的狭义去理解，而应作广义的理解。这种集体领导不仅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而且还包括整个中央委员会，整个苏联政府，以及16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和政府，州党委等等。在美国的报刊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恶意的报道，说什么苏联的集体领导体制似乎已是一个失败的试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苏联的集体领导是集中了整个集体领导者的智慧。

苏联目前正花大力气发展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努力提高人民的社会福利。我们国内仍有许多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

至于德国，该国要实现统一仍需付出努力。正如布尔加宁在政府首脑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希望西德总理和美国政府考虑民主德国存在的现实，以便在现有基础上妥善地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目前，理应使德国的两个部分都融入到欧洲集体安全的体系内。我不认为，在本次会议上就能解决德国问题。我们只能逐渐地促进并解决这一问题。

艾森豪威尔指出，如果能够局部性地解决德国问题，他(艾森豪威尔)也会付诸努力，以便德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发生由于人们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活动便遭到逮捕的情形。

在会谈结束时朱可夫感谢艾森豪威尔，并表示对此次有益而愉快的会谈很满意。

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这种感受，认为与朱可夫的会谈是有益且愉快的，并对朱可夫表示感谢。

记录：О.特罗扬诺夫斯基

РГАНИ，ф.5，оп.30，д.116，л.106-131

№21430 维诺格拉托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共转交邓中夏的资料(1955年8月5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协助收集关于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1928—1930年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资料。同时中国大使馆请求通报1928年在苏联出生的邓中夏的儿子的所在地。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仔细查阅了保存在苏共中央总务部关于红色工人国际的档案材料，找到了一些邓中夏有关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发言、报告和文章的文本。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中国大使馆的请求，并把这些文件和材料的复印件转交给他们。(清单见附件)

至于邓中夏的儿子，我们现在还没有关于他所在地的材料，可以向中国大使馆通报说，我们在继续寻找邓中夏的儿子。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托夫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8月5日

手写批注：

说明：关于邓中夏的资料已经交给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并通报了寻找邓中夏儿子的情况。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9月20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86

№23897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致苏共中央电：关于张治中访苏的问题(1955年8月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今年7月29日所通过的决议，我接待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张治中，后者是于今年8月4日来到莫斯科的。

在会谈期间，张治中说，30—40年以来他一直幻想着能到莫斯科来，现在非常高兴，自己的这一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他打算在苏联停留3—4个星期。张治中表示，除了莫斯科之外还想去一下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新西伯利亚等城市。在莫斯科期间，他想看看城市和市郊的名胜古迹、博物馆和展览会，并参观2—3座工厂。在访问其他城市时，他也表达了类似上述的愿望。

我们对张治中说，在这方面他将获得我们充分的协助。

8月5日，张治中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例会的晚间会议。

在访问苏联期间，陪同张治中的将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总务部萨济科夫同志。

……(签名 [2] )

1955年8月5日

手写批注：

报告赫鲁晓夫同志。归档。

В.切尔努哈

1955年8月6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71

№23901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斯捷潘诺夫函：呈送中国经济画册(1955年8月7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同志的秘书处

Г.С.斯捷潘诺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由(苏联)外贸部东方管理局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画册。 [3]

苏联外贸部东方局代理局长

М.斯拉德科夫斯基(签名)

归档。该资料Г.С.斯捷潘诺夫要用于记录。

М.索科洛夫

1955年8月22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83-84

№21440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15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允斌·克里姆在苏联接受教育和学习，并且是苏联公民和苏共党员。现在允斌·克里姆和他的妻子——苏联公民М.С.费多托娃表示，希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长住。

苏共中央出国委员会在1955年7月6日通过决议，允许允斌·克里姆和夫人М.С.费多托娃到中国去。但是费多托娃另外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让她以一名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以便使留在苏联的孩子能够得到抚养。

М.С.费多托娃应邀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进行了谈话。她是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年莫斯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并通过了化学副博士学位的答辩，没有实践工作经验。正如费多托娃所通报的，她是在同自己的丈夫允斌·克里姆协商之后提出上述请求的，但是刘少奇同志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不得而知。

由于费多托娃到中国去要和刘少奇同志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并考虑到她是在没有实践工作经验的情况下请求允许她作为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我们认为应当委托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谨慎地就这一问题同刘少奇同志进行协商。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8月15日

第25-c-1582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电报已发。

В.费多谢耶夫

И.谢尔巴科夫

И.维诺格拉多夫

8月29日

附件：

北京

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的儿子允斌·克里姆目前正在苏联居住，他打算很快就返回中国。他的妻子费多托娃是苏联公民，也打算与他一起去中国，但她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去工作。

关于费多托娃的请求，需要谨慎地与刘少奇同志进行协商。请向他通报说，他的儿子及其妻子近期打算回到中国，但费多托娃说，经与自己的丈夫协商，她请求让她以苏联专家的身份到中国工作。苏联相关部门愿意根据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申请向费多托娃提供这样的机会。如果刘少奇同志不反对的话，关于可以派遣费多托娃同志做什么样的工作，请把你们的意见通报给我们。她是医学副博士，可以担任教师或者到科研机构工作，她没有作为苏联专家所必需的经验。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43-244

№0983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19日)

第81/380-ГС号

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的提案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其在北京和兰州组建的高等院校里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接待2—3名中方的代表，以便弄清在组织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应给予的援助。

四、提交主席团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共中央给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指示(草案)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您拜见何伟并通知他，有关苏联机关将提供援助，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工作专家。

相应主管机关认为，中国政府派2—3名代表来莫斯科同苏联相应部门讨论这一问题是适宜的。

ЦХСД，ф.4，оп.9，д.1347，л.121-123

№21438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刘允斌携妻子回国问题(1955年8月20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

在苏联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之子允斌·克里姆目前已经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硕士毕业，并打算同妻子一起返回中国。

允斌同志请求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予以协助，以便他和妻子在回国之前能够到一个有专职医生的疗养院去疗养。

我们认为可以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给允斌同志和他的妻子М.С.费多托娃派发两张疗养证。所有招待费用从外国党和社会活动家的接待费用中报销。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8月20日

第25-c-1761号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40

№1074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帮助中国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专家(1955年8月22日)

摘自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8月22日会议第142号记录

致苏斯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外交部)、В.库兹涅佐夫同志、叶留金同志、鲁缅采夫同志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苏联高教部关于在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援助的建议。

(1955年8月19日第81次会议记录第380-гс条)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其在北京和兰州组建的高等院校里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

二、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三、责成苏联高等教育部接待2—3名中方的代表，以便弄清在组织培训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专家方面应给予的援助。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共中央给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指示(草案)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您拜见何伟并通知他，有关苏联机关将提供援助，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培养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工作专家。

相应主管机关认为，中国政府派2—3名代表来莫斯科同苏联相应部门讨论这一问题是适宜的。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552—2553页

№21441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中共中央要求核实回国党员身份(1955年8月31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兹呈上中共中央委员会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这封电报是1955年8月31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以外交照会的名义发给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

附电报文本，共1页。

И.库尔久科夫

1955年8月31日

附件：

译自中文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中国公民倪特金·弗拉基米尔·克拉斯诺维奇、贝庆志(БеЧин-чжи)和朱武三(ЧжуУ-сан，阿西波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今年经苏联政府的允许由苏联返回中国。倪特金和贝庆志声称，他们是苏共党员，而朱武三则声称是苏共预备党员。

倪特金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语言系任中文教员。他向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瓦西里耶夫斯克岛区党委会交还了自己的党证(党证是1954年派发的，号码00454627)。贝庆志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坎顿公社的集体农庄中工作。他把党证交给了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区委第二书记乌拉霍夫斯基同志(党证号码不记得了)。朱武三在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乌赫塔城沃伊沃日石油托拉斯任职(他的党证是1952年下发的，号码为0566892)。

我们希望苏共中央委员会通报一下上述情况是否符合事实，并告知我们结果。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5年8月22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45-246

№23055 波诺马廖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对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的修改意见(1955年9月8日)

致苏共中央：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请求，我们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接待了他。

刘晓同志说，越南劳动党中央请求中共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等代表已经讨论过的“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草案”中的两项条款的复审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越南劳动党中央建议从纲领草案中删除如下两项条款：1.“在统一后，越南将以民族独立和意志自由的原则为指导，研究关于自己参加法国联盟的问题”；2.这里涉及法国军队从越南撤军的问题：“法国军队撤退的程序和法国军事人员的撤退问题将由越南联合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通过协商方式解决。”

中共中央于今年8月25日向越南劳动党中央做了答复。其中说，中共中央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即从纲领中删节关于越南加入法国联盟的条款。

至于法国军队从越南撤出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应当对纲领草案中与该问题相关的文字作如下修改：“法国军队和法国军事人员应当根据日内瓦协定逐步(从越南)撤出”。

中共中央认为，如此措辞的原因如下：

其一，应当维持越南对待法国和美国的不同态度；

其二，如果简单地把纲领草案中关于法国军队撤出的表述删节，将会给吴庭艳集团的诬蔑性宣传提供口实，后者可能宣称，南方人愿意法国撤军，而北方人却不愿意这样做。

其三，在纲领中加入如下表述：“法国军队和法国军事人员应当根据日内瓦协定逐步(从越南)撤出”，可以使人民群众了解越南劳动党是拥护法国撤军的，与此同时该表述也表明党完全赞成循序渐进地执行日内瓦协定；

其四，如果法国军队可以抵御美国人和吴庭艳的压力，那么其部分军队可以留在越南，并将在越南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再撤出，而这样做也不会与我们关于法国军队逐步撤出的提案相矛盾。

刘晓同志说，自己根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越南劳动党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上述)电报内容和中共中央(给越共中央)的答复内容，并询问苏共中央的意见。

今年8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曾就此问题致函苏共中央。

今年8月25日，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批准了如下给苏联驻河内大使的电报内容：“请向越南同志转达，我们不反对从越南民主统一战线纲领草案中删除那些涉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研究关于自己参加法国同盟以及关于法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在越南国家实现统一后撤出的问题等条款。不过，我们认为，替代那些在纲领草案中被删除的条款，应当以胡志明主席于今年8月11日答《法新社》记者问的精神为指导，添加一些表明越南民主统一战线对法国在越南的利益的态度的文字。”

该电报已转交越南劳动党中央。

鉴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给越南同志的答复：在越南参加法国同盟的问题上基本一致，在关于法国撤军的问题上双方也不存在原则性分歧——均强调有必要为逐渐地、完全地履行日内瓦协定而斗争，我们认为应当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会见刘晓同志并向其通报如下内容，即苏共中央不反对中共中央给越南同志的答复。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5年9月8日

归档。第25-c-1906号

手写批注：

与刘晓同志的会谈于1955年9月10日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举行。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5年9月10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282，л.97-99

№21445 索洛托夫尼克致苏斯洛夫函：呈送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报告(1955年9月14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呈送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编写的“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简要报告。

附：

1.报告55页。

2.西藏当局的机关(参考)8页。

3.西藏居民各阶层的组成(参考)2页。

4.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Н.索洛托夫尼克(签名)

1955年9月14日

第1597/c号

归档。信息资料。有关苏联佛教徒代表团参加1956年印度庆典一事与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波利扬斯基同志、戈斯捷夫同志)商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附件：

绝密

文本第15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苏联外交部直属情报委员会

莫斯科，1955年

绝密

内容目录及页数

1.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2页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2页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3页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基本矛盾，7页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11页

2.西藏的民主改革

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14页

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24页

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32页

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33页

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领域的民主改革，42页

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45页

3.结论与建议，49页

附录

(1)西藏地方当局机构，8页

(2)西藏阶层的组成，1页

(3)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简要供参考)，4页

绝密

文本第15份

西藏的民主改革

(中国西藏地区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在对待少数民族政策上最为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之一就是西藏：它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

在解决这个任务时经中国共产党研究制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以中共中央1954年10月的决议所指出的主要原则为基础的：

“巩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括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多民族的中国(根据最新调查资料，在中国除了汉族，还居住着28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3500万人，同时还有人数众多的各种部落。大部分少数民族还保留着封建制度，而有些则是奴隶制和原始社会制度。1955年初在云南省西部高山地区甚至还发现一个部落仍处在史前发展阶段。该部落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群居，不穿衣服，他们还没有语言)，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每个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特点，实施自己的民族政策。其中在对待西藏和藏族方面，中国朋友考虑到的问题如下。

1.西藏和藏人的基本特点

西藏在外交上的意义。19世纪始至1950年西藏是英国扩张政策的对象，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同样也成了美国资本家扩张的对象。英美依靠西藏统治阶级的反动势力，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始终贯彻使西藏脱离中国并将它转变为“独立”国家的方针。

与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有共同边界的西藏，与这些国家并通过这些国家还与缅甸和巴基斯坦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所以中国朋友在西藏实行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到中国与美国、英国以及一系列南亚国家。

西藏是藏人历史上的中心。西藏是广袤的中央亚细亚高山地区的一部分，主要居住的是西藏各个部落。在中国境内这个区域占据了整个中国疆土的20％以上。在中国境外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广阔区域直到印度(不丹、锡金等)，尼泊尔的北部和克什米尔(拉达克)的东北部。藏族的人口总计超过300万人，其中在中国境内的有280万人。在西藏现在的边界居住着约100万藏人。藏族分裂为许多部落和部族。但是，尽管个别一些西藏部落和部族之间有许多深刻的矛盾和微弱的经济联系，可他们所有人是历史地相互联系，有共同的西藏语言、文化和宗教。所以中国朋友在对待西藏问题上实施的政策在整个藏族之间引起深深的反响。

西藏是佛教最重要的中心之一。佛教本身在东南亚国家各民族之间传播非常广泛。所有佛教教派和流派信徒的圣地：玛旁雍错圣湖、冈仁波齐神山和拉萨都在西藏。每年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克什米尔、锡兰、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其他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佛教徒来这些圣地朝拜。

佛教从印度传播到西藏逐渐地产生了许多变化，14世纪佛教被改为喇嘛教。喇嘛教成了居住在中国、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所有西藏部落以及中国蒙古部落中的主要宗教。过去喇嘛教在蒙古和苏联(布里亚特蒙古人、加尔梅克人和沃伊洛特人)的蒙古人中间同样广泛传播。喇嘛教的首脑是在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按喇嘛们的信仰他们是转世的佛。

由于文化的极度落后和差不多藏民个个是文盲，喇嘛教在他们中间有巨大的影响力，西藏的统治阶级充分利用它压迫劳动人民。和许多东方民族一样，宗教对于藏人来说是联合民族的工具。西藏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经常是带有宗教的色彩。因此西藏的宗教问题是民族问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西藏至今仍保留着没有太大变化的旧封建神权政治制度。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手里，在这个集团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喇嘛上层。

在西藏喇嘛的阶层非常多。按照形成的宗教习俗，每个信奉喇嘛教的家庭必须将子女中一个儿子送去当喇嘛(僧侣)。所以有近20％的藏民是喇嘛。仅在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喇嘛就有30万人，而喇嘛寺庙超过3000座。

如在中国最新公布的材料中所看到的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着将所有居民分为三等九级(随附有关西藏居民的划分的参考)(方新民(Фан Синь-минь)：《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按照这样的划分所有的喇嘛都归入上等一级。但是绝大部分的喇嘛属于低等喇嘛[喇嘛——除“活佛”外——分为三等：上等为噶伦(Гэлуны)；中等为噶准(Гацулы)；下等为巴基(Баньди)。“活佛”同样也分为几个级别]。这些喇嘛接近于劳动人民，而不属于统治剥削阶级。大部分低等喇嘛在寺庙结束学习并被授予喇嘛后回到自己主要从事放牧或种地的家中，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遭受剥削。这个级别的有部分喇嘛仍留在寺庙里，被当作劳动力从事寺庙里的农事、手工业和商业，一样遭到剥削。

范围很小的喇嘛剥削阶层首先是所有高等喇嘛：噶伦和噶准。这些级别的喇嘛通常出自封建领主或这些家庭的亲信。噶伦和噶准占据了寺庙中所有主要的领导位置以及在西藏地方政府机构中一半以上的重要岗位。他们同样也掌握了大部分以某种方式从劳动人民掠夺来的剩余产品。

西藏的封建领主(西藏以前的国王和贵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家族和其他“活佛”的后代)是为人数不多的阶级。西藏现在有将近150个贵族封建家庭，按照西藏现存的划分属于上等二级和三级。他们中有将近20个家庭具有特别的政治和阶级影响力。比如像他们中的巴哈、扎洛克、拉祖家族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小劳尔·托马斯：《我们的世界之外》，纽约，1950年，第242页)。

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联盟在西藏建立了独特的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由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的政府领导(随附有关西藏地方当局机构的参考)。

西藏的工人阶级仅处在萌芽阶段。其人数在几千人，主要从事挖掘黄金、盐和硼砂。一小部分工人从事手工业。西藏的工人是完全没有权利的。按照现存的阶层划分，工人属于最下等九级，而属于八级的是流浪者和乞丐。

主要的被剥削阶级是农民(放牧和种地)，在西藏的居民中占绝大部分。剥削阶级掌握了所有的牧场和适合种植的土地。根据中国朋友公布的最新资料，用于放牧和耕种的土地，30％属于喇嘛寺庙，30％属于封建领主，40％属于国家。(就如近代中国出版物中读到对西藏的描述那样，西藏至今还保留原来的制度，地方政府的官员得到的薪水不是货币，而是以每个职位指定有部分国家土地并随附农民的形式。部分国家土地是指定给每个国家单位的，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收入用以弥补单位的开支。)

没有土地的农民以非常苛刻的条件向寺庙、领主和国家租用土地。比如，在许多地区种地农民的租金经常占到其收成的80％。大部分农民都依附于某个主人。擅自从主人处离开，农民将遭到残酷的惩罚，直至砍去手脚，割去耳朵和鼻子。除了租金，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各种杂税，并服许多差役。庄园的农奴还要增加劳役。

除了上述指出的阶级，西藏还存在人数不多的手工业和商人阶层(在西藏大部分贸易由外国商人、寺庙和封建领主控制)以及为数不多的封建知识分子。这些阶层对西藏的政治生活没有很大作用。

西藏封建神权政治国家的主要矛盾。西藏封建神权政治主要的矛盾是剥削集团与被残酷剥削的农民和工人(其中包括被剥削的喇嘛)之间的矛盾。应当指出的是，虽然遭受沉重的压迫，可在宗教、部族和其他偏见的束缚支配下的西藏农民，对自己利益的意识暂时还很弱，极少起来与剥削者斗争。为数很少的西藏工人被分散在小企业里，完全没有组织；他们的政治觉悟也不高。

重大的矛盾在剥削集团内。他们中主要矛盾之一是历史形成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由于近几百年喇嘛上层与封建领主建立了紧密的亲属关系，该矛盾现在表现得不是很激烈，主要的只是表现在个别封建领主和寺庙为土地和农奴而进行的争夺。

喇嘛上层的许多矛盾中首先要指出的是围绕达赖喇嘛的喇嘛集团与联合在班禅身边的喇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还在喇嘛教最初的历史阶段时就出现了，当时个别喇嘛寺庙相互独立，为了在西藏和喇嘛教中的影响和统治而进行斗争。逐渐地在旧西藏的卫地区围绕拉萨的哲蚌寺形成了一个喇嘛集团，而另一个喇嘛集团则是在旧西藏的藏地区围绕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中国17世纪掌权的清王朝竭力想通过这些喇嘛集团巩固自己在西藏的影响，在1652年授予哲蚌寺的转世者达赖喇嘛的称号，而扎什伦布寺的转世者称号为班禅喇嘛，以此批准了他们在喇嘛教中的统治权(沈宗濂、柳陞祺：《西藏和西藏人》，纽约，1952年) [4] 。以后达赖喇嘛将自己的宗教和管理权扩大到了西藏的东部，包括这里居住着藏人的西康省和四川省以及不丹、锡金和印度其他地区。班禅喇嘛和他的政府也将自己的大部分影响扩张到了西藏的中央和西部以及青海的西藏部落和蒙古喇嘛。

分布在拉萨及其附近的寺庙领导之间存在着很严重的矛盾。喇嘛寺庙的这个集团在喇嘛教内占据着领导地位，并为了在教派中和西藏地区的领导经常进行斗争。它们中最为突出的是三大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不仅是对控制喇嘛教，而且对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有决定性的影响。没有这三座寺庙领导者的首肯，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无法实施任何一项国家措施。

更为尖锐的矛盾存在于拉萨寺庙与坐落在拉萨以外的喇嘛寺庙之间。

每座喇嘛寺庙，遵照共同的喇嘛教教规的同时，竭力保留在授予喇嘛称号问题上，在财政和经营事务上的独立性。拉萨的寺庙与西藏境外的喇嘛寺庙之间的这些矛盾特别激烈，在喇嘛教的发展过程中，西藏境外许多地区(蒙古、内蒙古、青海、西康、四川、不丹、锡金等)个别寺庙建立了实际上已经脱离西藏而自成体系的教区。西藏地区以外的中国境内寺庙的喇嘛上层，通常比大部分西藏的喇嘛上层较少地倾向于反动。1949年到1951年期间，这些寺庙部分领导者积极支持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同样应当指出，喇嘛寺庙与在西藏仍旧存在的其他佛教流派为数不多的寺庙之间也存在矛盾，这些寺庙经常受到来自喇嘛教上层的压迫。

考虑到西藏统治阶级中自19世纪末形成的两个集团，中国朋友确定的对西藏问题的策略十分重要。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下，西藏的贵族和喇嘛上层内部形成了一个既直接又通过印度和尼泊尔的官员、地主和商人与英美紧密联系的集团。有些西藏封建贵族和他们的孩子都是在英国和印度受的教育。

与此同时，西藏的统治阶级中形成了另一个有影响的倾向于中国的集团。这些集团之间从19世纪起一直为了在西藏的领导地位进行着时有胜负的残酷斗争。

20世纪初到1933年，西藏的权力掌握在由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的亲英集团手中，他依靠的是哲蚌寺、甘丹寺和其他寺庙领导集团的支持。以九世班禅喇嘛为首的亲中国集团曾试图削减亲英集团的权力，结果在1924年受英国人挑唆的达赖喇嘛地方政府将九世班禅喇嘛赶出了西藏。班禅喇嘛与自己的政府以及扎什伦布等寺庙的许多高级喇嘛去了青海省，在那一直待到1951年(第九世班禅喇嘛在1937年圆寂。在他圆寂后又过了数年，一名来自安多地区藏族家庭的男孩被隆重宣布为第十世班禅喇嘛)。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解放青海省以后，联合在班禅喇嘛周围的喇嘛集团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支持它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逝世后，按西藏当时的状况五世热振活佛成了摄政王，他是依靠拉萨的色拉寺和热振寺的亲中国集团领导之一。在他统治时期，亲中国集团在国民党的帮助下极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摄政王热振活佛的领导下，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中国被选出并受到了教育培养(随附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平参考资料)。

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走狗教唆，1947年组织了一个反对热振活佛的阴谋，摄政王的权力转而落到了亲英美集团的领导者之一的噶伦达扎手中。热振活佛跑到了色拉寺，号召该寺庙的喇嘛武装起义。起义得到了热振寺喇嘛的支持。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几千名色拉寺和热振寺的喇嘛因担心遭到迫害，纷纷从西藏逃往西康省、青海省和四川省。直到人民解放军来到这些省份以后，这些寺庙的许多喇嘛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积极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运动。

解放前，很大程度上是现在与英美有联系的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集团还掌握着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中许多有影响的领导位置。

中国朋友在自己针对西藏问题的政策上同样考虑到一方面是所谓的“活佛”和另一方面的高级喇嘛(噶伦和噶准)和封建领主之间非常重要的矛盾。每座寺庙都有“活佛”或转世者，形式上被认为是寺庙的首脑，虽然实际权力在高级喇嘛手里。根据喇嘛教的教规，大部分转世者，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通常都是从劳动人民家庭中挑选出来的。“活佛”在喇嘛中的地位是受人尊敬的傀儡。如果他们不听话或脱离喇嘛的政策自行其是，通常他们会被弄死，而他们的位置会由新选的“活佛”替代。比如，九世、十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当时都是被毒死的。作为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人，有些“活佛”支持人民的利益和实行民主改革。

汉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中国朋友同样不得不考虑到藏族对汉族的不友好和不信任的情绪。这些情绪都是残酷压迫藏族政策的结果，这是在最近的几个世纪期间执掌中国政权的清朝和中国地主，而自19世纪起的中国买办资本家对藏族都实行过的政策。根据“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人为地拆散西藏人民。1918年从西藏划出总共居住着50多万藏民的西藏东部的许多县。这些县与四川省西部的一些县一起成立了西康特区。后来从西藏划分出剩下的东部地区(康区或昌都地区)，那里居住着大约60万藏民。这个地区与西康特区一起在1928年改成了西康省，省的首脑是委派的中国管理人员。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部成立了中国青海省，包括了与青海省西康特区15个中国县一起大片地域，那里居住着40个西藏部族。

西藏人没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西藏人的民族情感以及他们的习俗和宗教，都遭到来自一心想汉化藏人的大汉沙文主义者千方百计的侮辱。

在从西藏划分出的地域，中国的地主和军阀强行从西藏人那里夺走大片宜于种植的土地并迁入中国移民。中国商人不受监管的行为，与中国西藏地区进行掠夺式的不等值贸易和以重利盘剥的圈套哄骗藏人，同样也引起了藏人的极为不满。

2.西藏的民主改革

西藏落后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与宗教和封建领主依旧保留着对人民的巨大影响使得中国朋友无法得到西藏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中国朋友只得暂时主要通过西藏的统治阶级实施自己民主改革的政策。

1951年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签署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具体表达了这项政策。

该协议一方面预先声明保留西藏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另一方面规定将实施许多办法以逐渐进行西藏的民主改革。

根据1951年夏的协议由西康省、青海省和新疆省向西藏地区派遣总数达3万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部队的主要部分分布在西藏东南部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市拉萨、日喀则、江孜。部分部队布置在西藏北部和西部地区，作为人数不多的卫戍部队。

虽然在人数上人民解放军部队略少于西藏地方部队和寺庙及封建领主的武装队伍，但在武器装备的质量、作战训练、纪律性和政治觉悟方面要大大地占据上风。这些部队足以保障西藏内部的秩序和保卫该地区的国界。与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起来到西藏的，还有以张经武将军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处。

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表明西藏的民主改革逐步地开始了。从该地区民主改革的最初阶段起，中国朋友就遇上了来自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反动势力的顽强抵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运用灵活和谨慎的策略，从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起的4年期间，在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1)消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统治和恢复中国在西藏的主权

协议的第一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

实施协议中的这一条不仅触动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样还有印度国大党政府的利益。

众所周知，英国在19世纪从西藏夺取了拉达克(1846年)、不丹(1864年)和锡金(1890年)。后来英国强加于中国许多不平等条约，从西藏获取了许多特权，使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西藏地区。根据奴役性条约，英国从1936年开始在拉萨就有了常驻的政治使团，履行外交代表处的职能。

在西藏城市亚东、江孜和噶大克，都利用领事权成立了英国商务代办处。借口保护商道和代办处，在亚东和江孜等城市布置了英印的军队。1922年英国人从藏印边界到拉萨架设了一条与印度电报电话线路网相接的电报电话线路，而后来又控制了西藏的邮政。英国人在西藏攫取了大量的地段，为印度的朝圣者盖起了12家宾馆，同时还夺取了大量的仓库和商务楼。

英国资本家以及帮助他们在西藏实施攫取政策的印度和尼泊尔商人逐渐地控制了与西藏的对外贸易。在西藏解放前的最后时期，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西藏的渗透。1943年美国情报机关(战略情报局)向西藏派遣了非官方的使团，进行破坏和间谍活动。1948年8月美国与赴美的西藏贸易代表团签订了非正式的贸易和财务协议，这些协议使美国能够加强自己对西藏经济的影响。

英美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西藏，将它作为向西藏相邻的省份西康、青海、云南、新疆渗透的立足点。西藏的上层受他们的指使开始加紧宣传建立包括这些中国省份大片疆域的“大西藏”的计划。战后时期，帝国主义者加紧竭力利用西藏作为反苏联、反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战争据点，为此还研究通过西藏和新疆向苏联边境调动军队的情况，同时还研究在西藏建造空军基地、机场和发射导弹的发射装置。根据他们的提议，在印度政府的帮助下，1948年8月开始建造从印度到西藏的公路。

印度获得独立后，1947年英国不得不将自己的财产以及所谓的在西藏和与其为界地区的“权力和义务”转交给印度。印度国大党政府不仅没有拒绝这份帝国主义的遗产，反而竭力与英国资本家紧密勾结，更为变本加厉地扩大和巩固这份遗产。锡金和不丹公国以及其他过去从西藏被夺走的地区，都被归入了印度的版图。为了防止这些地区的统治上层有脱离的意图，印度政府大大增加了给他们的资助，同时强加给他们更为奴役性的条约。

1947年到1949年间，印度政府积极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者旨在将这块地区从中国夺走并将它变为“独立”国家的政策。其中，受以前是英国而从1947年起是印度在西藏的使团的指使，该使团现由曾是英国间谍的理查森领导，1949年夏西藏当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击溃国民党军队时，宣告西藏从中国“独立”并宣布进行“反共产主义的宗教战争”。所有中国的机构关闭，而中国人则被赶出西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政府不得不重视一个相邻而强大的中国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和来自印度人民对它极大的好感，在对待中国方面只得采取对外友好的立场。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宣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尽管不是直接的。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1950年印度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但实际上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继续实行两面的，实质上对中国是敌意的政策。印度政府表面上置身事外，而在1949年底对英美帝国主义者的代办处和西藏反动势力未加阻止，任其进行组建藏军的动员并将其主力调往昌都地区，以组织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武装斗争。许多印度人作为顾问和教官继续在藏军里服役。

当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初接近昌都地区边界时，中国政府竭力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向西藏地方政府提议派代表团去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在将此告知印度政府后，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协助西藏地方代表团过境印度前往北京。但是印度政府没有提供这样的帮助，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团在抵达印度后以各种借口拒绝回中国。印度政府试图利用这样的局面，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西藏“更大”的自治权，以使中国的主权成为纯粹的形式，同时承认印度所有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比如，1950年11月1日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的照会中指出：

“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阐明它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西藏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但它同时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它们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在拉萨市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业代表，在江孜商道上有政府建造的邮局和电讯机关。为保护这一商道，40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印度政府希望这些机构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中国政府当时看到西藏当局无意进行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就在1950年9月下达了命令，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始解放昌都地区和西藏，而印度政府不止一次地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

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后，印度政府继续坚持要保留从英美帝国主义者得到的遗产，即对西藏的权利和特权。在印度政府明显的纵容下，逃出西藏的英美间谍以及一些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侨民代表重新在不丹、锡金、拉达克和其他印度地区安家落户，并在那里进行反西藏的破坏活动。

1952年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印度和尼泊尔的商人停止在西藏收购羊毛和其他出口商品，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工业品。经济封锁的组织者们认为，这在西藏与中国之间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会导致西藏的经济危机，引起民众的不满，并使他们起来与中国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按他们的推测，中国政府将被迫给予西藏“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保留印度在西藏的权利和特权。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不作任何有辱中国主权的让步。考虑到要与印度建立友好邻邦的关系，中国朋友在向西藏驻军后对印度的机构和印度的财产没有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和单方面的行动，以得体的方式拒绝承认它们的合法性。

对印度政府的立场有显著影响的是中国朋友为了对印度政府施压，在出版中国地图时继续印刷出版以前旧中国通过的版本，也就是标明的边界线大大越过了麦克马洪线的以南和以西地区。(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条边界线，该线一端在中国与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之间，另一端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虽然实际上中国曾经承认该线，但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在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中国包括了所有以前中国统治的疆域，也就是18000平方英里缅甸现在的领土，17000平方英里印度的领土和22000平方英里克什米尔的领土。)

印度政府碰上中国政府强硬的立场，同时相信自己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会变弱的推测不现实，于是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做出极大的让步。

1952年有关印度在西藏的使团问题得到了协调。按照协议，印度在西藏的使团改变为驻拉萨的总领事馆，但是根据相互对等的原则，印度政府同意在孟买开设中国驻印度总领事馆。

1954年年底，中国与印度共和国之间开始就协调其他涉及西藏的问题进行谈判。作为这些谈判的结果，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相互交换了补充解决许多重要问题的照会。这个协定和附属的照会实质上废除了所有以前英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中国方面的就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建立印度与中国的新型关系。印度在西藏的单方面权利和特权完全废除。印度政府承担从西藏城市亚东和江孜撤出印度的军队，以合理的价格将所有邮局、电报和电话服务及其设备，同时还有所有宾馆，转给中国政府，将所有使用的或印度政府占用的土地，除亚东印度商务代表处的地段外，全部归还给中国政府。

为支持和发展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之间的友好邻邦的贸易关系，在西藏境内保留了三个印度商务代办处(在亚东市、江孜市和噶大克市)，但根据相互对等原则，印度政府也同意在印度境内成立三个中国商务代表处(在德里市、加尔各答市和噶伦堡市)。

考虑到冈仁波齐峰、玛旁雍错和拉萨是印度佛教徒的圣地，中国政府承担义务对印度佛教徒去这些圣地朝圣不加以阻挠，同时同意为朝圣者保留现有的宾馆，还答应尽一切可能协助建造新的宾馆。印度政府照样也承担责任保证不阻挠中国朝圣的佛教徒去印度的圣地(瓦拉纳西、鹿野苑、菩提伽耶、桑奇大塔)。

协议中没有反映出有关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但正如1955年1月11日印度外交部正式宣布的那样，印度政府“完全满意”在答复有关中国出版的地图中标明中国边界大大超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问题时，中国政府指出这些地图是旧版的错误翻印。

1954年4月29日的中印协议在1954年10月14日中印签订的贸易协议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确定印度可以输入西藏和从西藏输出的商品清单的同时，按照贸易协议，印度政府同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根据现行法则促进那些无法在印度得到的商品输入加尔各答口岸，随后再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地区。这样的促进只是推广于中国出产的商品”[《中国与印度共和国贸易协定》，《苏联对外贸易部科研情报所通报》1955年第1期(1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第19—23页]。

履行上述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各种协议的结果令人满意。譬如，1955年4月1日在拉萨举行了正式向中国转交印度财产的仪式，其中包括邮局和电报局。驻扎在西藏亚东市和江孜市的印度部队也从西藏撤出。

与印度签订有关西藏问题的协议，是中国朋友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这些协议：

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完成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恢复，并废除了有关西藏问题旧的不平等条约；

动摇了那些依靠印度的广泛支持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帮助的反动分子在西藏的地位；

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与合作；

对改善中国与尼泊尔和缅甸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尼泊尔政府在1949年至1954年期间对中国还持敌对立场，1954年宣告自己愿意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而到1955年就建立了这些关系。

但应当指出，印度政府在签订协议后并没有完全停止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就西藏问题做出不友好的行为。比如，印度政府至今没有采取现实可行的措施制止英美间谍、国民党和反动的西藏移民利用印度境内从事针对中国的敌对活动。英国、美国和国民党间谍在印度境内靠近西藏的地方有许多侦察情报中心，在那里进行反对中国的破坏活动：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调拨武器和装备，经常对边境地区的地形进行拍照和航拍。印度境内间谍和破坏分子的中心是锡金的大吉岭市；从西藏出逃的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曾与该中心活动有联系(根据1955年8月15日美联社报道，达赖喇嘛的哥哥经日本逃往美国)。许多间谍中心分布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境内。在拉达克(克什米尔)，英国人理查森也在那里安了家，他曾是印度驻西藏使团的团长。

还应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签订了协议，可印度政府直到最近还以各种借口阻挠向西藏运送粮食和货物。为了同西藏做生意，每个商人都必须向锡金的印度政府的政治干事申请特批。直到建造了青藏公路和西康到西藏的公路以后，1954年12月印度政府才与中国签订了向西藏运送2200吨印度米的协议，而从1955年5月27日起取消了对印度商人将米卖到西藏的所有限制。

(2)授予西藏区域自治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化

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内民族问题的特点，认为现在还不适合授予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分离的自决权。按照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的民族问题的研究，就像对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的政策，授予的是区域自治权，也就是有限的自治权。在西藏就是实行地区自治也困难重重。

如上所述，还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受英美帝国主义者挑唆的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走上将西藏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为此，西藏当局1943年擅自在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外交局并赋予它履行独立国家外交部的职能。比如，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借口扩大贸易派遣专门的代表团去了美国和英国。1949年仍以同样的借口派常驻使团去印度。同样，实际上与尼泊尔也建立了不依赖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后者在西藏派有非正式的外交代表。西藏当局完全由自己来保卫穿越西藏地区的国界，并且调整了人员与货物过境的规则。中国政府以前集中掌握着西藏对外事务的代表处被停止参与决定所有对外事务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与该代表处之间的往来甚至不是直接进行，而是要通过外交局，也就是如其他外国使团那样。

西藏地方政府豢养了完全不受中国管辖的武装力量。在英国顾问和教官领导下成立了一支人数总计在10000人的军队，而参加训练的后备人数同样大约有10000人。军队按照英国操典训练，用英美武器装备。除了军队，西藏地方政府几乎在每座寺庙以及每个封建领主都有私人武装队伍和自己的弹药库。有些队伍人数已达到1000—2000人。这样的武装队伍总数已经超过了藏军人数。

在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中国政府争取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而“西藏军队逐渐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8和14条)。

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顽固地抵制履行协议的这些条款，多次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取消这些条款的实施。中国朋友表现出了最大的耐心和容忍。1952年在会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代表柳霞·土登巴塔时，毛泽东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将藏军改编延期一年或甚至二年。但与此同时，中国朋友逐渐地步步紧逼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实施协议规定的办法。

1952年拉萨成立了中国外交部帮办办公室。这个帮办办公室由外交部委派的中国干部和工作人员领导。帮办办公室的工作同样也吸收了西藏外交局的地方工作人员。此后，以前成立的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也废除了。鉴于帮办办公室的管理，在印度的西藏使团也接受建议回到了西藏。

现在西藏所有的涉外事务都由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集中掌握。制定的中国通则，调整了人员和货物出入境的规则，以取代被废除的西藏特别规则。守卫国界的西藏地段和出入境检查由先前入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执行。

在改编藏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军区。委任中国将军张国华为军区司令，而他的副手是西藏地方政府的高官和成员阿沛·阿旺晋美和朵噶·彭措饶杰(藏军总司令)。藏军就此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但是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顽固抵制，藏军至今实际上还没有被改编；它基本上是按照旧原则建立的，只服从于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的队伍是例外，按照人民解放军的指令在青海省组建，该队伍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上在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下。

由于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坚决的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只得下达指示，解散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队伍。为了将该措施实施到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据外国报刊报道，许多封建领主和寺庙形式上解散了队伍，但自己仍旧保留着枪支弹药，以防一旦需要仍可在短时期内重新恢复自己的武装队伍。

不管反动势力的阴谋如何，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与许多藏军的指挥员和士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促成这点的情况是1950年在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军部队俘虏了超过藏军1/4的士兵和藏军的司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对藏军的俘虏非常友好，在俘虏中间进行了说明解释工作后就将所有人释放回家。

1955年初，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护送达赖喇嘛赴北京的西藏上层官员再次研究了藏军进一步改编的问题。谈判结果达成的协议是，在西藏解放后建立的3800名藏军中成立一支为数1000名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支部队军人的装备交由中国国防部负责办理。中国国务院于1955年3月9日同意了该项协议。

有关西藏自治区域的边界问题也很复杂。在中国共产党旧的有关授予西藏人民区域自治权的纲领文件中规定，将居住在中国中央亚细亚地区的所有西藏部落统一为一个自治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自然，只能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这个西藏人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周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朋友认为应该暂时放弃这样解决问题，显然这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当时情况是，按照协议几乎是完全不受侵犯地保留旧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将西藏人统一在西藏周围，势必导致反动的西藏喇嘛和领主聚集在一起并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这将阻碍在西藏人民中进行的民主改革。与此同时，无疑也可考虑到如果将中国境内的所有西藏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治区，可能引起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不安，这将使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善邻关系问题更为复杂。

所以中国朋友决定将区域自治权利授予现存边界内的西藏和从西藏划出的居住在其他省份的西藏人。到1955年，中国已经成立了9个西藏自治区域，其中甘肃省1个，青海省6个，四川省1个和西康省1个。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西藏自治区域极大地减轻了总体解决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难度。

中国朋友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解决了同样主要居住着西藏人的昌都地区问题。在最近的几百年期间，昌都地区或康区是西藏的一部分，仅在1928年被从西藏划出。以后，西藏用武力将该地区并入了自己的版图。1950年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了昌都地区以后，在喇嘛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中国朋友在该地区成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开始履行地方当局的职能。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西藏地方政府有关将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昌都地区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但当时中国朋友没有在该地区成立单独的民族自治区，打算在西藏地方政府就西藏总体民主化问题作出让步后，再将昌都地区并入西藏。

在西藏地方政府民主化问题上，中国朋友同样也遇上了很大的困难。按照《有关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将不予变更，而“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所以协议签订后保留下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几乎是旧的班底，而它的职能也没有太大的变更。西藏地方政府中大部分领导和官员都是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倾向英美，敌视中国，是西藏民主改革道路上主要的障碍之一。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多里始终一贯地执行限制西藏地方政府权力的方针。上述提到的成立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以外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就是实施这种措施中的一项。其他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措施还有1951年让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并恢复了他在1924年以前已存在的地位和职权。班禅喇嘛回到西藏后就恢复了班禅的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该政府将自己的宗教和管理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中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大片区域，包括日喀则市和江孜市的某些部分。这极大地限制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

班禅喇嘛的宗教和管理权力的恢复，是在遭到西藏反动势力顽强抵抗情况下进行的。西藏反动势力利用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之间存在的历史性争议问题，试图挑拨性地夸大这些分歧。幸好中国朋友充当中间人进行干涉，这些挑拨才没有得逞。1954年到1955年在以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期间，在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协助下，1955年1月19日签订了《西藏地方政府与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该协议解决了大部分有争议的问题。

为了限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并对其进行民主化，中国朋友坚决争取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十五条，该条款指出必须在西藏设立不仅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且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军政委员会。设立这样一个在地位和职能上高于西藏地方政府的机构，使中国朋友能够加快地区当局民主化的进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西藏统治上层表现出特别顽固的抵制，直到1954年年底前仍坚决地拒绝成立军政委员会。

只是在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次会议工作期间，这次会议除达赖喇嘛代表团外，班禅喇嘛代表团、西藏昌都地区代表团和西藏各寺庙的代表同样也参加了，中国朋友才得以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1955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自己的决定，从而完成了经与西藏社会所有各界代表一致同意的有关组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按自己的职能，筹备委员会是比西藏地方政府更高的政权机构。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喇嘛政府(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同样还有因这项决定将并入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政府(人民解放委员会)都服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具有广泛地代表制的特点。由51个人组成，其中只有15个人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剩下的里面有10名班禅喇嘛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代表，10名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代表，5名中央政府派在西藏地区工作的干部和11名其他各种组织的代表，包括各主要寺庙、各主要教派、社会贤达、群众组织代表等。批准达赖喇嘛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第一副主席为班禅喇嘛，而第二副主席是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将军。

筹备委员会下设庞大的机关：秘书处、办公厅、财政经济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10个部门(民政处、财政处、建设处、文教处、卫生处、公安处、农林处、畜牧处、工商处和交通处)。该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像筹备委员会那样按照比例代表制全套配备。厅、委的主任、副主任和各处处长、副处长人选由国务院批准任命。

成立筹备委员会是中国朋友的西藏政策的巨大胜利。这项措施更加削弱了西藏反动势力的地位，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为西藏地区当局进一步民主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3)消除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隔阂

1951年之前，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是分开。它与中国没有直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唯一的一条不长的电报和电话通讯线路，将拉萨通过江孜和亚东仅与印度相通)，没有航空交通。一些陆地道路，更确切的是山间小径，穿越在荒野空旷的高山地形中，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连，这是一些完全没有修建过的路。在夏天的时候，只能骑着牦牛或马在这样的路上行进。

中国朋友公正地将这当作西藏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加以研究，决定结束西藏与世隔绝的状态。1952年人民解放军工兵部队架设了通往西藏的电报线路，同年沿该线开通了拉萨与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电报通讯。以后这条线路继续通到了日喀则市。1953年12月沿该线开通了电话通讯。同时恢复并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城市之间以及整个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无线电通讯。

1954年年底建造完工的两条将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稳固地联系在一起的公路，对消除西藏与祖国隔绝的状态具有重要意义。一条公路在平均海拔3000米高度穿越，将四川省的雅安市与西藏的主要城市拉萨市相连，全长2225公里；另一条公路长2100公里，穿越在更高的高山和空旷地区，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连接了拉萨与青海省的行政中心西宁市。过去开车从拉萨到北京的道路需要4—6个月的时间，现在只要20天。

按照国务院的决定，今年西藏境内将开始建造两条公路：羊八井到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江孜。这些公路是青藏公路和西康西藏公路的延续，它们将在经济、行政和宗教意义上处于西藏第二中心的日喀则市与中国其他地区连在一起。

(4)经济领域的民主改革

虽然西藏落后，可它的经济对于国家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藏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牧区之一。因为西藏没有准确的牲畜数量资料，所以中国官方的牲畜统计资料至今未包括该地区的牲畜头数。根据1952年至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科研勘察队的大概计算，在西藏繁殖生长的主要品种(牦牛、绵羊和山羊)的牲畜头数有几千万头。仅位于扬子江上游西部的黑河(那曲)和羌塘地区总计有500多万头绵羊和山羊以及将近200万头牦牛。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运往印度1500—2500吨羊毛，30000—40000头牲畜，大量的皮革和用以制作著名的开司米围巾的羊绒。

但是西藏的畜牧业极为落后。比如，西藏绵羊活体平均为51.6公斤，新疆品种绵羊活体重量是83.5公斤。西藏绵羊每年剪下羊毛平均为1.3公斤，而新疆的则是10.3公斤。西藏的牲畜中瘟疫猖獗，导致牲畜大量死亡。

西藏和中国农民多年的经验表明，能够在西藏南部和中部的山谷广泛发展农业。但是，虽然条件优越，可农业推广十分落后。仅种植几个品种(青稞、燕麦、小麦、稷、荞麦、豆类和其他蔬菜)。由于耕种土地的方法和工具落后，西藏地区的农业出产率很低。为了满足居民的需求，西藏不得不每年主要从印度输入500—1000吨粮食和许多其他的农产品。

在西藏很大范围内都能采集药草和从麝身上提取麝香。仅是每年运往中国其他地区就达200吨药草和1.5吨麝香。

对于正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来说，西藏极为丰富的矿藏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对西藏进行的地质勘探表明，西藏许多地区蕴藏着非常丰富的金矿。仅在那尔察(Наэрцан)地区的金矿延绵近450公里。在拉萨北部发掘了最为丰富的硼矿。与此同时在西藏发现了煤矿、油页岩矿、铁矿、铅矿、钼矿、镭矿、锌矿、锑矿、硝石、硫黄、石棉矿和银矿。许多迹象表明西藏地区还有石油。西藏同时还分布着巨大的盐矿和硼矿。向尼泊尔和不丹输出盐和硼，以前是现在也是西藏主要出口项目之一(比如，西藏解放前每年运往不丹和尼泊尔的盐达到2.2万—3万吨)。

西藏的工业处于萌芽状态。拉萨的军械厂、铸币厂和发电厂是唯一最新的现代型工业企业。这些厂的规模非常小。比如，西藏军械厂总共只有30名工人在工作，每月制造4支枪。拉萨发电厂的功率只有60千瓦。

手工业略有发展：呢绒、羊毛料、地毯、毡呢、陶器和其他家庭用具的制作以及佛教用品。部分手工业集中掌握在寺庙，而其他的则由私人企业家掌握。小规模的手工业无力满足居民的需求，过去西藏主要是从印度输入大量的工业品。

由于西藏劳动者还不足以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缺乏组织性以及还保留着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所以在西藏解放后的最初阶段不可能对西藏进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农业。所以中国朋友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是旨在让西藏摆脱经济上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使其牢牢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提出的任务是在目前依然存在的落后制度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发展经济，逐渐由国家在经济中把握领导地位，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的工业、贸易和农业企业，随着西藏劳动大众的觉悟和组织性不断增强，逐渐地有时是迂回地废除封建神权政治制度。

中国朋友十分关注畜牧业。旧西藏的畜牧业发展受到英国和中国的商人阻挠，他们有限地仅仅购买高等级的羊毛和皮革。1952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有关国家无限制收购所有等级，包括低级的羊毛和皮革的决定和通过人民银行向养殖户提供贷款对西藏的畜牧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养殖户在4年期间得到超过10万元的贷款。在整个工作中资料都是以新的元进行换算)。首批在西藏组建的兽医站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及时采取预防兽疫的措施仅在1953年就能够预防疾病并治愈了拉萨市和日喀则市地区超过9万头牲畜。

中国朋友提出了任务，要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西藏的农业，使它摆脱从印度和中国内地高价输入农业品，并在西藏地区建立牢固的粮食基地。

驻扎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在完成这项任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接到了毛泽东的直接命令，要在当地靠自己的力量保障粮食自给。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经地方当局同意划出的荒野之地上建起了许多军垦农业。从1951年到1954年开荒整地超过3000公顷荒地，到1953年已经收获了1000吨粮食。

与此同时采用奖励和让西藏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农业的办法。为此在过去的4年，西藏和昌都地区的农民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方面总数为160万人民币主要用于种子和农具的无息贷款的帮助，结果使西藏农民在从1950年到1954年期间扩大了面积达3300公顷的可耕地。(贷款数额每年增长。比如，1952年以贷款方式发放了28.5吨粮食，1953年已经是375吨。1954年贷款额又大为增长，增加了贷款发放点。因为西藏农民没有土地，是农奴，所以大部分贷款都发放给地主和寺庙。中国朋友利用这项措施将统治上层中的个别分子争取到自己方面来或让其保持中立。)

军垦农业和特别是在拉萨司令部建立的农业试验场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过去4年的试验结果证明，在西藏的高山环境下可以种植300种以上的农业植物，其中包括亚麻、棉花、茶叶、许多品种的小麦、土豆和几乎所有种类的蔬菜和水果。其中从苏联获得的北方品种小麦(包括亚麻、多蘖小麦、土豆和其他植物)显示出非常好的结果。

为了加快西藏的农业发展，1955年3月9日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向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班禅喇嘛政府和昌都地区拨款100万人民币用以购买农具无偿分发给农民的决定。这项措施使西藏农民配备了更为现代的农具，并因此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收获量。同时通过了有关在拉萨河和年楚河上建造两座河坝的决定，为的是一方面消除洪水对拉萨和日喀则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利用建造的水库人工灌溉农田。另外还通过了有关扩展和加强人民解放军在拉萨市创建的农业试验场的机械化。为了这个试验场以及军垦农业，今年向西藏运送了从苏联得到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中国朋友为建立西藏的工业同样也采取了措施。人民解放军入驻西藏后的4年期间，西藏工业恢复了力量，拉萨的热电厂开始输电，建造了4家示范性缝纫厂、皮革厂、金属制品厂和血浆厂。开始建造木材加工厂、一些洗毛厂、砖瓦厂和石灰厂。这些企业为在西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作了奠基。给予贷款的方法为地方手工业、金矿以及盐和硼的加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

1955年3月9日与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代表协商并征得同意后，中国国务院通过了有关进一步发展西藏工业的决定。按照这项决定，未来几年将在拉萨市建造水电站、皮革联合加工厂和预先指定主要生产最简单的农具和金属的家庭用具的小型金属制品厂。同时还将在日喀则市建造小规模的热电厂。

中国朋友在实施发展经济的措施时的每一步都与西藏反动势力非常顽固的抵抗发生冲突。比如，西藏和平解放后最初阶段，受到反动势力挑唆的藏民游行示威，拒绝接受向他们提供的条件十分优惠的贷款，同时还拒绝兽医站和其他的帮助。怀有敌对情绪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千方百计阻挠将空闲的土地划分给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展农业，而有时则划出完全无法种植的地块。

反动势力的抵抗特别厉害的是表现在贸易方面。新中国成立前的最近时期，西藏都是从印度和尼泊尔或者是通过它们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所需要的大部分商品。也正是这些国家在西藏购买西藏大部分的出口商品。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后，印度、尼泊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英美资本家的压力下，自1952年开始几乎完全停止从西藏购买羊毛和皮革，而且同时拒绝向西藏提供粮食和其他食品。西藏的商品没了销路，价格一落千丈。在这同时西藏市场上出现了工业品和部分食品的紧缺。粮食的情况非常严重，沿着西藏未经整修过的山路从中国其他地区运来粮食(米、青稞和小麦)非常困难。由于西藏大部分农田遭受洪水，这样的状况在1954年夏季更为严峻。

幸亏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措施，在西藏收购所有的羊毛和皮革并加强往西藏运送粮食和其他日用品，这才大大缓解了经济困难。与经济困难的斗争使中国朋友能够对西藏的对外贸易建立起国家监督，并将以前由国外资本家集中控制的大部分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现在批发贸易基本上由专门成立的“西藏国家贸易公司”控制，到1954年年底该公司已经在西藏各城市和大的居民中心有了9个分公司[“西藏国家贸易公司”在3年期间(1951年到1954年)向西藏人民提供了茶叶、布匹和日用品总计在200万元人民币，从西藏收购了数额为400万元人民币的养殖产品，包括超过2000吨的羊毛]。大部分西藏居民对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掌握表示赞许，因为这是英国人、印度人和其他国外商人掠夺性的非等值贸易的终结。1954年西藏的商品生产者以自己的产品得到的收入比西藏和平解放前每年平均收入多了两倍。

至于零售贸易，它依旧像以前那样由寺庙、封建领主和城里的个体商人掌握。中国朋友与他们的关系过于尖锐化，暂时不在西藏搞国家和合作社零售贸易。

两条公路的建造完工使得进出西藏的货物运输从1954年起有了极大地增加。据《人民日报》报道，1955年的最初4个月运入西藏的货物量是1954年同期的9倍。过去的经济困难现在被彻底克服了，西藏市场上价格稳定，主要商品货源充足。

反动势力在财政领域表现出非常顽固的抵抗。西藏地方政府过去推行西藏“独立”方针，发行自己所谓西藏卢比的货币。西藏解放后它顽固地拒绝废除该货币。由于提供贷款和内外批发贸易改由国家控制，中国朋友抑制了反动势力的抵抗并使有关西藏主要城市开设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和在西藏地区流通中国货币(元)的问题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同意。国家银行通过自己的分行逐渐地争取到了在西藏财政上的领导地位。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方当局同意1955年中国国务院有关停止发行藏币和逐渐退出流通的决定。决定同时规定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货币援助以消除金额为70万元的年度逆差。同时投入400万拨款进行藏币与人民币的兑换。

虽然西藏还没有进行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可中国朋友还是在现存的封建神权政治制度范围内多少改善了西藏劳动人民的状况。譬如，在邮政转为国家控制后，中国朋友经过努力废除了西藏最为沉重的差役之一“乌拉差役”。(按这项差役每个西藏家庭有义务提供一或二名传递文书或运输物资的人，自带驮畜以驮载货物及邮政官的吃喝用品。该项差役经常不断地每月使一个西藏家庭中一至二名成年人离家为期20天。)

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和人民解放军部队入驻西藏以及中国进行农业改革的经验迫使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大大减轻了对农奴的剥削。

据报刊报道，现在中国朋友正准备措施对西藏地方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改为用货币支付工资。这项措施将使极大部分在属于西藏地方政府土地上劳动的农民摆脱农奴地位。

(5)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的民主改革

在人民教育、文化和卫生保健领域，中国朋友在西藏的政策是旨在逐渐地取消喇嘛教的反动统治。

1951年前的西藏只存在寺庙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的是喇嘛。寺庙学校里的学习主要为学习藏语、喇嘛僧侣的清规戒律、经书和粗浅的算术。只有在大的寺庙下属的经学院里，与宗教科目一起的同时学习西藏医学、数学、西藏文学和其他一些科目。

不止一次地尝试为不是喇嘛的居民成立非宗教学校网，遭到了来自喇嘛教会上层领导顽固的阻挠。和平解放前西藏总共只有两所不大的非宗教学校。其中的一所是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处办的学校，教孩子学习汉语，另一所是英印在西藏的使团办的学校，教学生学习英语。

喇嘛对教育的垄断引起了所有非喇嘛阶层民众的极大不满。仅有一小撮封建领主可以请私塾到家里教孩子读书或者将孩子送到印度或中国内地接受教育。

中国朋友依靠非喇嘛阶层的民众和喇嘛中的进步人士的支持，开始着手在西藏创建非宗教学校网。1955年年初在拉萨、日喀则和西藏主要居民中心已经开办了7所共有1000多名西藏孩子就读的非宗教小学。学校依靠西藏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力量用藏语上课。

中国朋友特别注意为当局机关、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的领导工作培养民族干部。为此几百名西藏青年被派往中国高等学院学习。比如，仅在北京的中央少数民族学院就有200多名西藏学生在学习。由拉萨和日喀则的中央政府代表处组织举办的定期1个月的培养民族领导干部的进修班在培养地方干部方面同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西藏反动势力对教育发展进行了非常顽固的抵制。当拉萨开办了第一所非宗教小学时，迫于反动喇嘛势力的压力，西藏人拒绝将孩子送去该学校上课。他们坚决拒绝将自己孩子送到中国其他城市去学习。只是在达赖喇嘛号召居民将孩子送去读书并表示“学习科学对西藏人有益”后，西藏孩子和青年的学习状况才得到改善。

和平解放后首次在西藏出现了电影院。仅在1954年一年中，西藏和昌都地区就放映了70多部影片，有超过85万人观看了电影。西藏第一次出现了广播；在拉萨的机构促进了广播的迅速推广，而同时中国大的广播站用藏语进行广播。

在拉萨成立的西藏出版和翻译委员会在发展西藏的教育和文化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朋友成功地在该委员会中联合了西藏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着手翻译成藏语并出版各种教科书和参考书，出版第一张藏语版的报纸，编纂藏汉词典。

人民卫生保健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喇嘛掌握的所谓藏医，既落后又无法抵抗许多疾病。解放前的西藏到处流行性病、沙眼、天花和其他许多疾病。根据在拉萨进行的调查，将近90％的居民患有某些疾病。新生儿便有75％的死亡率，而剩下存活的有将近46％的孩子活不到成年便死去。

1952年，人民解放军在克服了喇嘛中反动势力的抵制后，在西藏建立了第一所诊疗所，后又转为拉萨人民医院，有标准床位90个，一天可看病400—500人次的门诊所。与喇嘛反动势力的破坏性宣传相反的是，现代医学逐渐地取得了民众的信任。现在除了拉萨，已经在日喀则市和江孜市开设了门诊所。除此以外，专业的医疗队在西藏许多地区与流行病和其他疾病进行着颇有成效的斗争。

根据中国朋友的倡导，在拉萨市和日喀则市成立的西藏爱国青年协会和西藏爱国妇女联欢会，为西藏的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现在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同时它们是西藏第一批民主政治团体的萌芽，也将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组织的助手。(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组织成立于1951年，由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政府派出的干部和专家小组中入驻西藏的中共党员组成。后来采取的步骤是吸收倾向于革命的藏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6)针对宗教和喇嘛的措施

派往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工作中基本上严格遵照中国共产党针对所有宗教，包括少数民族宗教所研究的政策原则：保障宗教信仰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充分自由；尊重民族的宗教情感，不以行政手段干涉宗教事务。同时中国工作人员履行中央的指示，为了使针对宗教的措施“不至于加强宗教的影响，因为这样做反而为宗教提供了良好条件来欺骗群众”。

中共中央针对宗教的指示对成功地实施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巩固汉族与藏族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暂时的放弃在西藏进行最基本的社会改革，包括农业改革，使中国朋友能够大力加强自己对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们中更为进步的人士，使动摇的人中立，使反动分子孤立。中共中央在总结民族地区工作经验时，在1954年10月的决定中指出：

“在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领导和控制下，一方面争取和团结住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上层人物，坚持长期地与他们合作的方针，为此并准备花一批钱将他们养活起来，用来换取他们对于改革旧制度的让步和赞助，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跟我们前进。应肯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是可以改造的，我们应该争取改造其中的大多数。”

以前被驱逐的班禅喇嘛和他的拥护者返回西藏，同时还有1947年起义后从色拉寺、热振寺和其他寺庙出逃的喇嘛也返回了西藏，这极大地加强了喇嘛中进步的中坚力量。

中国朋友在过去的4年期间发现和团结了西藏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主要集团中许多进步代表，这些人现在与中国朋友合作，为西藏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中国朋友实施的以下措施对扩大和巩固西藏上层的进步中坚力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派遣多批(总数超过1000人)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代表的代表团去国家其他民族和汉族地区(四川省、内蒙古等地)以了解民主改革的进程和宗教状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不止一次地与西藏代表团座谈；

——勇于争取喇嘛上层的代表不仅参加在地方上的，而且是在当局中央机构合作共事，其中包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广泛地向喇嘛寺庙和封建领主提供用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贷款和其他经济方面的帮助。

中国朋友使许多“活佛”摆脱了反动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教徒之间享有很大威望的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这应该认为是中国朋友特别重大的成就。争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达赖喇嘛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而班禅喇嘛为常务委员会委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国务院决策有关西藏问题的工作，1955年组织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观祖国各地了解民主建设的进程，这些都使中国朋友能够更加稳固自己对这些“活佛”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最近在多次的讲演和布道时号召佛教徒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坚决地为巩固世界和平而斗争，其中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领导收集签名的运动向世界和平理事会呼吁反对准备原子武器战争，这说明了中国朋友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日益稳固的影响。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发言不仅在国内佛教徒的中间，而且在国外的佛教徒之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朋友采取了许多措施努力进一步加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有民主倾向的著名宗教领导人现在对中国境内和国外佛教徒的进步影响。为此1954年中国成立了联合所有教派和流派的中国佛教徒协会。

1955年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以履行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职责的西藏喇嘛喜饶嘉措为首的代表团有蒙古喇嘛，同时还有中国其他地区的佛教法师和僧侣。从4月1日至5月4日在缅甸的逗留期间，中国佛教代表团与缅甸佛教徒建立了紧密的友好关系，揭穿了缅甸和国外反动分子在缅甸散布对中国的诬蔑，造谣说中国佛教几乎已被消除，而僧侣或被驱逐或被枪杀。

中国佛教徒的进步发言和他们对国外的影响引起了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惶恐。资本主义的报刊在最近一段时间急剧地加强了传播有关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佛教在中国情况的诬蔑材料。两名被安置担任摄影者工作的国民党间谍试图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55年在北京期间枪杀他们，目的是利用这起枪杀事件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在中国和境外佛教徒之间的威信。

应当指出，佛教进步人士对国外影响的加强同样也引起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统治阶级的很大不安，特别是印度。为了巩固自己在印度和国外佛教徒中的影响，尼赫鲁国大党政府打算利用1956年5月在印度庆祝佛陀涅槃的2500周年日。

众所周知，佛教至今没有自己一个统一的中心。在过去可以看到来自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曾不止一次地试图在自己的影响下成立这样的中心，可他们没能得逞。现在尼赫鲁政府又决定作这样的尝试。在他的支持下佛陀涅槃2500周年日庆祝期间将在菩提迦叶和贝哈尔召开世界佛教会议。邀请了所有国家的佛教代表，包括中国代表参加庆祝活动和会议，其中达赖喇嘛受到个人邀请。

(7)结论与建议

四年半期间，中国朋友在巩固自己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为西藏今后逐步的民主改革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与基本上正确实施政策的同时，在西藏的中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工作中曾经犯过、现在还在犯着许多错误。比如，人民解放军部队抵达拉萨后，在征得西藏地方政府同意后人民解放军的司令部设在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中国朋友不懂得习俗，不经意的一些行为引起了喇嘛和藏民的不满。其中藏民认为对自己和喇嘛教有侮辱性的是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在对藏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布达拉宫上挂起了红旗。这些错误马上就被喇嘛反动势力所利用，1952年4月在拉萨挑起暴乱。中国朋友费尽周折才未动用武力消除了这次暴乱。

在某些来西藏的中国干部中间表现出大汉沙文主义。这首先表现在某些有辱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民族感情的场合，缺乏友好的联系和对藏族工作人员帮助不够。

个别干部对西藏的情况和特点认识不够正确，经常机械地将与汉族地区使用的工作方法搬到与藏民的工作中，因此有时遭受挫折。在实施一些措施时常常考虑欠周到和草率仓促。比如，1952年中国政府下达有关国家贸易公司收购西藏所有的羊毛和皮革的指示。但在执行这项指示时中国朋友犯了错误，将收购价制定在由于英国商人拒绝收购这些货物而急剧跌落的价格水平上。它仅仅是在制定新价格后消除了大为提升的高价和藏民支付的新旧价格之间的差价，这引起了藏民的不满。有些干部还有犯命令主义的情况。

可总体上应该指出在西藏的中国朋友十分精干地剖析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并有效地加以消除。在实施民主措施方面他们特别注意防止草率仓促。

据以上叙述的情况有理由认为，中国朋友旨在扩大和巩固西藏和西藏以外的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进步中坚力量的政策，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其对东南亚国家影响的共同事业。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最好能与中国同志商讨有关在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和蒙古的喇嘛和其他教派的佛家徒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

其中包括研究有关中国、朝鲜、越南、蒙古同时还有苏联参加的1956年5月在印度为佛陀涅槃2500周年日组织的庆祝活动和为此召开的世界佛教会议的问题，这将有正面意义。派遣社会主义阵营的佛教代表团将对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佛教徒造成巨大的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佛教代表团参加世界佛教会议不仅能够阻挠佛教僧侣中反动势力为自己的目的利用会议，而且能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佛教徒中的进步人士结成同盟，对会议在我们所希望的方面施加影响。如果会议通过有关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参加会议就能够对确定该世界联合会领导机构的组成施加影响。

应当着重指出，苏联佛教代表团出席世界佛教会议的特别重要性。佛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主要宗教。所以苏联代表团的参加能成为苏联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习俗极为尊重的新的表达，毫无争议地能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各民族的友谊。同时苏联代表团参加佛教会议将能够揭穿反动势力散布的谣言，似乎在苏联唯独欧洲民族的宗教有自由，而亚洲各族人民的宗教(伊斯兰教、佛教)都遭到迫害。在这项计划中最好应该同时研究有关实施的方式和在列宁格勒开设一座如同在佛教徒中颇负盛名的纪念性建筑物——佛教庙的问题。

苏联的专家学者最好应该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帮助中国朋友从理论上概括实施民族政策的经验。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

1955年9月17日

第1597/c文的附件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一：

西藏地方当局的机构设置

(参考)

西藏在最近的几百年里实际上存在两个地方政府。其中之一是达赖喇嘛为首的，驻扎地在拉萨市，另一个是班禅喇嘛为首的，驻扎在日喀则市。达赖喇嘛的政府将自己大部分的权力扩大到了西藏人口更多和经济上更发达的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包括昌都地区或康区)。

班禅政府管辖着西藏的中部、北部，同时还有整个西部地区。但这些地区的许多居民点和地方以前曾是现在还是归达赖喇嘛政府管辖。比如，日喀则市的三分之一，西藏和其他等地区的许多宗(县)。达赖喇嘛政府和班禅喇嘛政府各自控制区之间至今没有建立经双方完全同意的地界划分；这些为许多居民点和地方的争吵带来的影响已经持续了好几百年。

1942年班禅喇嘛和他周围的人被逐出西藏后，达赖喇嘛政府将自己的权力扩张到了整个西藏地区。由于1951年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班禅喇嘛和自己的政府回到了西藏，而他以前的地位和职权也得到了恢复。1955年年初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他们政府的领导负责人在北京逗留期间，在中央政府的调解下大部分有争议的领土和其他问题都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在为和平解放西藏斗争期间，1951年1月西藏东部(昌都地区或康区)成立了独立于西藏地方政府之外的地方民主政府，被称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这样一来，从1951年起西藏领土上实际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政府在运作。

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

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达赖喇嘛，形式上属于无限权力。从达赖喇嘛去世后到新的达赖喇嘛转世完成(16—18岁)，权力转在摄政王的手中。

按照西藏现存情况，摄政王可以由达赖喇嘛在自己去世前由他本人任命。但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摄政王就该由政府为此特地召开的民族大会选举产生。通常只有是拉萨三座最大的寺庙(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上等喇嘛转世者(活佛)才能被选举为摄政王；这样的转世者在西藏只有几个。同时甘丹寺现在的和以前的主持和达赖喇嘛大师也有权成为摄政王。万一摄政王去世，就另外再选一个替代。

伴随喇嘛身边的是他的内侍系统，即所谓的“泽”(顶)，大部分是从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活佛”和其他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形式上该系统被任命帮助达赖喇嘛；可实际上它的使命是让达赖喇嘛的每个举动都在上等喇嘛的严格控制下，使达赖喇嘛的活动完全符合上述寺庙集团上等喇嘛的利益。

达赖喇嘛的内侍系统有三个机构组成。达赖喇嘛的个人事务和财产由达赖喇嘛所谓的“基巧堪布”(内侍总管)负责管理，他有三个助手，分别掌管达赖喇嘛的饮食、日常需求和宗教仪式。不管达赖喇嘛去哪，内侍总管和他的助手总是如影随形般跟着他。内侍总管手下还有达赖喇嘛个人的秘书处。

两名经师负责达赖喇嘛的教育，他们一直是来自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高级“活佛”。经师有几个来自上等喇嘛的人作为助手。经师和助手让达赖喇嘛认识了解经文、西藏的历史，并与达赖喇嘛进行辩论。

因为按照喇嘛教的教规，达赖喇嘛不应直接与外界交流，为此他下面有一个联系的机构——泽嘎(Цега)(顶的代表)，作为达赖喇嘛与外界，其中还包括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中间人。这个机构由从上等喇嘛中任命的大主持领导，他帮助制定同样也仅从上等喇嘛中挑选出来的官员编制。

西藏地方政府高层行政机关是绍尔(Шор，平原)，在达赖喇嘛和他的内侍系统领导下执行自己的职能。 [5]

称为“噶厦”的内阁领导着中央行政。噶厦由4名部长(噶伦)组成；其中一名是高等喇嘛，而另三名是封建领主。噶厦成员中的一名是藏军总司令。噶厦是集体性机构，但噶厦成员中喇嘛地位最高，履行总理的职能。噶厦准备各种法律和主要的命令，并将它们交付达赖喇嘛研究和批准。得到达赖喇嘛同意后，噶厦颁布各项法律和采取措施付诸实行。

噶厦还建立以僧俗官员为代表的扩大或精简的理事会以解决特别重大的问题。理事会实际上是西藏政府的幌子，因为理事会成员的名单是噶厦按照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行挑选和批准的。理事会由噶厦任命的“八人委员会”领导，由4个秘书和4个管财务的担任。理事会上不举行投票表决；经过“八人委员会”讨论后独立形成决议并以理事会的名义提交噶厦和达赖喇嘛研究。

在西藏地方政府系统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两个秘书处：僧侣官员事务的秘书处和世俗官员事务的秘书处。

掌管僧侣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从高等喇嘛中选出的秘书领导。秘书处的整个编制完全都是经过由国家管理的学校专门学习的喇嘛官员。秘书处登记所有的寺庙和它们的财产、所有高等喇嘛，批准授予他们高级称号，审理查清寺庙之间的各种诉讼等等。该秘书处受双重领导：除了噶厦，它还直接服从于达赖喇嘛。服从噶厦的同时，掌管神职官员的秘书处还是它的监察机关，因为秘书处存有达赖喇嘛的印鉴，而没有达赖喇嘛的印鉴，任何一项政府的法律和命令都是无效的。

掌管世俗官员的秘书处由4名审计官组成。无论是审计官还是该秘书处整个落后的编制，都是从世俗官员中挑选的。这个机构主要是对封建领主和国家的地产进行清点核算，解决涉及封建领主的问题，在专门的学校里培养世俗的官员并授予他们职务。世俗官员的秘书处完全服从于噶厦。

除了秘书处，噶厦下属还有许多辅助机构。它们中至西藏和平解放前起特别重要作用的是由两种(僧俗)官员领导的外事局。除了外事局，西藏地方政府还有超过20个的局和部门(贷款局、国资局、财政局、喇嘛事务局、粮食局、城管局、地方政府直辖地区管理局、司法局、军队事务局、移民局、建设局、农业处、邮政处、电力处、盐和茶叶管理处等等)。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配套构成。有些特别重要的局和部门由僧侣官员共同领导。

按照西藏现有的状况，达赖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该由僧侣官员各175名组成。但事实上官员的人数大大超过这个“编制表”。同时应指出，喇嘛官员的人数约占西藏政府机构总人数的2/3。

西藏解放后西藏地方政府的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藏地方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委员会由三名高管噶伦组成，以便与人民解放军部队和中国驻西藏代表处联络。除此以外，设置了3个“噶准”的职位，其任务是帮助噶厦的成员进行国家事务。

在行政管理方面西藏分成各个“宗”，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的县。拉萨市及市郊直属于西藏地方政府。根据中国最新文学资料表明，解放前西藏总共有123个“宗”。现在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管辖着100个“宗”。按照人口总数和经济发展情况，各个“宗”可分为4类：大、中、小和边。“宗”的地方当局是“宗本”或“宗”长，由西藏地方政府从封建贵族或高等喇嘛中任命。在许多“宗”领导职务由两名官员担任：一名是喇嘛官员，另一名是世俗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是僧官为主，俗官为副。大部分“宗”的领导都住在拉萨或日喀则，而地方上的事务由他们信任的官员管理。

西藏的“宗”也分成乡“措”，以乡长(“措本”或“噶布”)为首，由“宗”长从自己的亲信中任命。村的首脑是村长(“米米”、“谿本”或“埃巴”)，由乡长任命。有些大的分散的村有时也分成团体(强)，这些团体也有团长(强本)。

西藏地方政府有自己人数达1万人的军队。达赖喇嘛是军队的首脑。军队总司令是最高西藏行政机关噶厦的成员：朵噶·彭措饶杰噶伦。军队主要依靠农民，喇嘛不从军。藏军的部队主要编制单位是500人的骑兵团。每个团以藏文字母为标志。团的领导人是团长，有两名助手，每个助手领导250名骑兵。军官完全都从封建贵族中挑选；来自平民的士兵只允许担当低级的军士军衔。西藏和平解放前，藏军学习的是英国军规操典，并装备以英美的武器。

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

日喀则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是班禅喇嘛。按照现存的状况他拥有属于西藏班禅喇嘛地方政府管辖地区内形式上的宗教上层的和行政上的权力。从班禅喇嘛圆寂到新的转世灵童成年之前，班禅喇嘛的权力由活佛中挑选出的摄政王掌握，这些都是属于班禅喇嘛寺庙中的活佛。

班禅喇嘛通过在他之下成立的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囊玛岗)实现自己的权力。和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噶厦一样，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也是由高等喇嘛和封建领主组成。应当指出的是班禅喇嘛政府里的喇嘛比达赖喇嘛政府里的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辅助机构有：

“囊萨康”：掌管所有内部事务，主要是喇嘛内务的机构；

“夏曾康”：掌管解决一般性问题，包括世俗事务的机构；

“泽康”：秘书处；

“冲依康”：掌管对外事务的机构。 [6]

除了每座大的寺庙和领主有武装队伍外，班禅喇嘛政府也有自己的私人队伍，主要是保卫政府。这支队伍在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帮助下在青海省成立，人员都来自青海的藏民。它的组织和配备与其他人民解放军部队一样。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政府不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当局选出的机构。委员会是在1950年12月27日到1951年1月2日期间召开的昌都地区第一届各阶层人民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

委员会由地区最大寺庙的“活佛”、喇嘛、领主的代表、西藏部落的首领、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代表组成。委员会的35名委员中24名是西藏人，而9名副主席中7名是西藏人。与藏民一起被选入委员会的还有一些生活在昌都地区的汉族干部和汉族代表。

委员会下设许多部门(农牧处、工商处、财政处、卫生教育处等)。在各个部门工作的既有当地藏民，也有中央政府派去的汉族干部。

过去存在的服从于西藏达赖喇嘛地方政府的周围和县级的政府都被取消。周围许多地区和“宗”(县)同样也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地方(周围的和县的)政府。在仍旧居住着西藏部落的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他们认可的部落管理机构。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签名)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二：

西藏阶层的组成

(参考)

西藏仍旧保留着封建的阶级划分，按此划分所有西藏人被分为三个等级九个级别(方新民著，《西藏》，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10月，第40页)：

上上(上等一级)：达赖喇嘛、摄政王、达赖喇嘛家庭成员；

上中(上等二级)：高官、“司伦”、“噶伦”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大寺庙的“活佛”；

上下(上等三级)：“代本”、“宗本”官员和与他们平级的，同时还有所有其他的喇嘛；

中上(中等一级)：地主、英雄、大封建领主的世袭后代和所有的有产阶级；

中中(中等二级)：在行政机构和大官手下工作的中等和低级的官员；

中下(中等三级)：士兵、农民；

下上(下等一级)：官员的仆人；

下中(下等二级)：流浪汉、单身男女、乞丐；

下下(下等三级)：卖肉的、街道清洁工、金属工、铁匠等。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签名)

绝密

文本第15份

附件三：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生平简要，供参考)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1935年，来自一个曾在青海省靠近西宁市农村居住过的安多部落的藏人家庭。达赖喇嘛的世俗姓名叫丹增嘉措。

丹增嘉措的父亲直到其儿子被选为达赖喇嘛之前是个农民，经济收入较富裕。丹增嘉措的家庭与汉人关系很紧密；他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都讲汉语。

1937年10月，喇嘛教领导派出专门的西藏喇嘛使团，根据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灵魂飘逝”的许多迹象，从西藏来到青海，找到了丹增嘉措，并称其为达赖喇嘛的新转世灵童。在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时，喇嘛教上层通常仅仅是形式上的遵照喇嘛教规，而实际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点在选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时也是如此。喇嘛上层亲中国的集团首脑摄政王热振一边组织在青海省寻找新的转世灵童，另一边显然是在追求下列的政治目的：第一，在青海省的藏民中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可加强西藏在该省数百万藏民中间的联系和影响。第二，因为不得不在中国领土上挑选新的转世灵童，应能进一步巩固西藏与中国的联系并相应地加强亲中国集团摄政王热振的地位。第三，选择青海省来寻找达赖喇嘛新的转世灵童能够争取西藏第九世班禅喇嘛的选举并迁移到青海省，后者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阴谋而被迫于1924年离开自己在日喀则的常驻府邸。被认为与达赖喇嘛一样是喇嘛教主要领导人的班禅喇嘛，他的同意将在很大程度上使转世灵童的挑选更为合法。

1939年9月西藏使团与丹增嘉措以及他的家庭一起到了西藏，在那里丹增嘉措被认定是真正的转世灵童并在1940年隆重登极成为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被选为转世灵童得到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和批准。

与丹增嘉措一起来的家庭(父亲、母亲、几个兄弟姐妹)被提升到最高的贵族级别，获得了许多领地并搬到了在拉萨专门划拨他们的一幢4层楼的府邸。(达赖喇嘛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几个家人继续在拉萨生活。达赖的哥哥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在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前与一伙反动分子一起跑到印度去了。如国外报纸披露，在侨居国外时，唐格采尔·登普拉布彻加入了美英侦察兵在大吉岭创建的颠覆特务中心的活动。1955年，显然正是由于加入了美国侦察兵，唐格采尔从印度经日本被辗转派往美国。)

1950年以前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参与西藏和喇嘛教的管理，从事学习喇嘛教的清规戒律和文学。因为达赖喇嘛没有学过其他学科，所以他的教育水平非常一般。

1947年以前主要依靠喇嘛最主要的寺庙之一色拉寺的摄政王热振以达赖喇嘛的名义管理西藏。1947年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挑唆，喇嘛上层的亲英分子发动了宫廷政变。该集团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喇嘛达扎，将热振停职后自己掌握了摄政王的位置。色拉寺喇嘛为支持前摄政王热振的起义遭到了镇压。一些起义的参加者被残忍地杀死，而该寺庙大部分喇嘛害怕达扎的迫害，被迫逃往中国境内。以前的摄政王热振被捕入狱，很快在监禁中神秘死亡。

达扎政变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丹增嘉措是摄政王热振喇嘛挑选的，在他领导下受的教育，完全有理由担心新的摄政王达扎会尽力杀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像过去在孩童或少年时期被杀死的大部分达赖喇嘛那样。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解放西藏以及喇嘛上层和封建领主中大部分人的反对立场，迫使摄政王达扎退出对西藏的领导，并将权力转交给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但是在管理喇嘛教和西藏的问题上，达赖喇嘛的权力还是十分有限的；权力仍旧掌握在喇嘛上层和一小撮封建领主手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敌视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这些人凭着喇嘛教的教规，千方百计地阻挠达赖喇嘛与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往来。

中国朋友考虑到达赖喇嘛在喇嘛和其他佛教徒中的独特威信，也竭尽极大的努力让这个年轻人接受自己的影响。要是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那就能极大地减轻西藏、内蒙古和其他有藏人和蒙古人居住的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难度，同时也能依靠达赖喇嘛的威信，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佛教和喇嘛教广泛流传的亚洲国家的影响。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委员

С.鲁缅采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53-322

№10199 佐林呈苏共中央请示：劝告中国不要撤回援越专家(1955年9月23日)

致苏共中央：

据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拉夫里谢夫同志报告(第648号发自河内的专电)，胡志明和范文同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要在今年召回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顾问。胡志明还告知，他在访问北京期间曾请求中国同志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顾问哪怕留下一部分也好，但中国同志没有同意，并主张总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通过高层交换意见的方式在中国和越南之间进行讨论。胡志明和范文同认为，召回所有中国顾问将会给越南人增加不必要的困难。

拉夫里谢夫同志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代表法捷耶夫同志认为，在调整国家机关的工作、恢复经济，特别是安排计划和培训方面，越南同志还非常需要援助。

苏联外交部认为，委托我们驻中国大使馆以委婉的方式向中国朋友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我们关心中国顾问继续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 [7]

请予审议。

佐林

第424/B3号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57

№11554 绍尔莫夫与司马文森会谈纪要：关于印尼大选的情况交流(1955年9月30日)

摘自Ю.绍尔莫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10月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389/c号

今天11时30分我受大使委托赴中国大使馆，在那里同文化参赞司马文森进行了会谈。

会谈开始时我告诉参赞，新闻部在选举的前几天把许可证发给了大使馆二等秘书和我，准许我们了解和观察大雅加达区的普选进程。

我说，昨天，也就是今年9月29日，我们参观了市内各区的几个选区。我们还顺利地在5个选区得到了选举结果的数据。

说明我是受自己的大使委托而来的以后，我表示想要与中国同志们交流关于昨天的国会选举的新闻材料。

对此司马文森先声明，昨天代表中国大使馆出席选举活动的是他本人。参赞说，他去的是乡村地区，并且没能搞到任何关于投票结果的信息。在雅加达，参赞说，他只到新闻部里的选区去过一趟，按他的话来说，在那里投票的多半是一些高官。司马文森把自己对选举过程的一些感想告诉了我。他说，在农村里可以看到军方和警方吓唬投票者的情况。他指出，乡村和城市居民都是相当积极地参加选举的。

援引印度尼西亚朋友们的一个声明后，参赞说，国民党将会尽全力去确保自己在选举中获胜，并且它也有机会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许多选举委员会当领导的都是国民党的代表。按上面提到的那些人的看法，司马文森更明确地说，在雅加达获得多数票的可能是国民党人，而在全国——则可能是马斯友美党人；按他们的推测，获得第二名的：在雅加达是马斯友美党，而在印度尼西亚全国则是共产党人，因为后者在许多乡村地区拥有相当大的影响。接着参赞问，我们对投票结果的看法如何。

我回答说，我的看法是，如果按已见报的初步资料来判断的话，将会在选举中取得第一名的不是国民党，便是马斯友美党；取得第三名的显然将是“纳赫达图尔·乌拉马”党；第四名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我和伊万诺夫同志在昨天所收到的那些关于投票结果的资料大致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我向参赞宣布，为了互通信息，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简明的资料转交给中国同志。

司马文森也答应今天就把新华社记者所收集到的有关选举的材料寄来。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译员

Ю.绍尔莫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6，л.75-76

№11555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中国驻印大使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10月1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第414/c号

1955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招待会

1955年10月1日

今天大使馆的全体外交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这是黄镇大使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而举办的。

由于外交部长阿纳克·阿贡不在雅加达，为两国首脑的健康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兴旺发达而互致祝酒词的传统仪式是在中国大使黄镇和哈拉哈普总理之间进行的，因为后者现在代理着外交部长的职务。

出席招待会的有与中国有关系的那些国家的外交代表机关的领导人。同时必须指出，英国大使莫兰德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此之前他一次也没有到大使馆里来参加过诸如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期间欢迎周恩来的招待会或庆祝中国建军节的招待会这样的大型招待会。

印度尼西亚方面出席招待会的有实业界的代表、文化和社会活动家、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工作人员。还有许多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中的前部长，也包括他本人。内阁成员中，除了哈拉哈普外，我只知道第二副总理哈尔索诺·乔克罗阿米诺托和经济部长卡西莫是出席的。一共有600多个人出席。

走到我跟前的展出委员会主席拉伊哈德通知我说，大概过一个月以后，他打算给苏联政府发一封请苏联参加拟定在万隆举行的1956年的第四届国际工业交易会的邀请信。

我问他，常设工业展览会的筹备情况如何。

主席声称，他打算预先，即与上面提到的第一封邀请信同时，也给我们寄一封参加1958年的常设国际工业展览会的邀请信。

接着我向他提出了关于他对普选结果的看法的问题。拉伊哈德声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将会获胜。当我问他，他本人属于哪个党的时候，拉伊哈德说，他是国民党的党员，但是也信奉天主教。

在与前教育文化部长亚明的谈话中，我说，由于选举，他现在大概特别忙。

亚明同意我说的话，并讲，9月份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月；他将会在10月份休息，以便把11月份献给为将于12月里举行的立宪大会选举做准备的新一轮预选运动。

我先指出，无论是我们大使馆的职员，还是苏联的居民都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很感兴趣，还说他的优点就在于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是作家，然后我问亚明，他能否把最好的作家以及印度尼西亚作家的最出色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介绍给我们阅读。

亚明对此回答说，在战后时期的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两个阶段：1945年开始的上升期和始于1950年的衰退期。

我说，要是能了解印度尼西亚民族文学的上升和繁荣期的作品当然是很有意思的。

亚明答应在今年10月把一份印度尼西亚最好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单寄到大使馆来，并会附上自己对他们的优缺点的评注。

第二副总理哈尔索诺·乔克罗阿米诺托请我把我对国会选举的感想告诉他。

我回答说，我在各个不同国家里工作的期间，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普选的情景。我可以说，单凭雅加达里的情况来判断，印度尼西亚的选举真的进行得很有组织性和很平静，选民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纪律性、很大的积极性和自制力。根据我的观察，选区里秩序井然。

我则问哈尔索诺，什么时候可以等到选举结果的公布。

副总理说，雅加达的票数的最终统计数字大概将会在10月7—8日公布，全爪哇的，或许还有苏门答腊岛的最终统计数字将在10月15—16日公布，而全国的总结果只能等到11月底才看得到，因为许多地区并没有准备好在9月29日举行选举，根据政府的决议，它们可以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也就是在今年11月29日之前办完这件事。

招待会的正式部分结束后，大使给出席招待会的人观看了一部介绍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中国彩色纪录片和几期新闻杂志。

在放映的过程中，英国大使莫兰德对黄镇大使说，他在日本时学习过汉字，因此能够流利地读电影上的字幕。然而，说汉语他就不会了。

针对此话，黄镇回答说，看来，到北京去当大使对莫兰德而言将是有好处的，因为识汉字将会使他——莫兰德有可能迅速地学会中国的口语。

对中国人的意见莫兰德却毫无反应。

招待会结束后，在离开大使馆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近东和中东国家司司长走到我身边说，他从刚刚看过的纪录片中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确为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而给了中国以巨大的帮助。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6，л.64-66

№16666 尤金与广东领导人会谈纪要：赵紫阳介绍广东政治经济状况(1955年10月7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10月20日

第820号

苏联驻华大使П.Ф.尤金与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人会谈纪要

1955年10月7日

在广州参加苏联展览会开幕式期间，我国广东省和广州市几位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助理何伟，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委员贺希明，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省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林李明，广州市市长、省委委员朱光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委员冀朝鼎 [8] 。

会议开始时，我简要地向中国朋友们通报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情况。何伟代表出席会谈的人员对情况通报表示感谢并告知，中国共产党按苏共中央全会的材料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工作。对布尔加宁同志的报告和全会关于工业的决议表示要认真关注。

何伟说，全苏工业工作者会议对中国的经济工作者有很大的帮助。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带回了会议纪要及其他材料，中国的干部把这些材料复印多份，并仔细地进行学习。

何伟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也对南斯拉夫问题做解释工作，中共中央把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两个公报发到基层党委(到县级)。苏联同南斯拉夫谈判的结果则传达到省级党委。

何伟指出，大部分共产党员正确地接受苏南谈判的结果，但有些中共党员产生了疑惑不解的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提到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社以及其他单位。尤其是赫鲁晓夫同志抵达贝尔格莱德并在机场讲话后，收到许多人民来信。

赵紫阳指出，7月中央全会关于工业的决议也对中国的干部具有重要的意义，帮助他们及时发现缺点，不居功自傲。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他完全支持全会的决议，并认为，需要帮助南共党员从错误和曲解中解救出来，他的意见是，对待这个问题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分寸。

林李明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并表示自己赞同全会的决议。同时他指出，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员以及他本人都不明白，为什么铁托对赫鲁晓夫自我批评的发言，当众不作任何回答。

何伟证实，许多中共党员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接着我请中国同志简要地向我介绍广东省的情况。

广东省委第二书记赵紫阳代表出席人员作了情况介绍。

关于反革命活动问题，他说，这在广东的状况最紧张。这是由于下列原因而产生：(1)广东省比其他省份解放较晚；(2)广东省毗连香港、澳门，离台湾又不远。这些地方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华的、特务破坏活动的策源地；(3)蒋介石撤退大陆时留下了分布很强大的特务网。

从解放一开始直到现在，在广东的中国当局同反革命进行紧张的斗争。在1951—1952年期间，逮捕了12万多反革命分子，其中4万被枪决。目前，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进攻已基本上被镇压。但是，在山上，在广东和湖南两省交界处仍有武装的国民党匪徒。蒋介石、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从海上和空中继续派遣破坏小组到广东境内。尤其是，不久前有几股这样不大的小组从飞机空投到海南岛。这样，赵紫阳说，广东的特务和搞破坏的地下组织，主要是由国民党撤退时在广东留下的特务骨干以及经常从境外派遣到这里来的人员凑合起来的。所有的反革命工作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其他地方，并受到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葡萄牙等五个主要国家的指使。

由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破坏工作的规模，最近香港的人口增加了10万。除了官方的情报机关外，在香港还有所谓的“广东省各县侨民政府”，这些不外是旨在广东进行反革命工作的外国情报机关的分支机构。

然后，赵紫阳讲到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由于最近政府采取统购统销的措施，在农村的阶级斗争明显地尖锐了。过去的地主、富农真够会利用地方党政机关在贯彻执行这些措施中的缺点来达到自己的破坏目的。一些地方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因力所不及的采购量和对农村的供应不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来开展破坏活动。其中一起发生在农村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就是梅县港口乡农民的暴力骚动，持续了7天，有3000人参加。闹事者要求废除“不合理的采购定额”，取消所有出售余粮的组织和“市场自由”等一切限制。同广西省毗连的一个乡村，反革命分子煽动部分不满农民公开闹事。暴动分子杀害了所有的乡干部和积极分子，然后逃到山里。

除了破坏、纵火、杀害积极分子等等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外，过去的地主和富民最近加强从内部瓦解已重建合作社的破坏工作。他们加入合作社，表面上表现积极，夺取合作社的领导岗位，然后瓦解合作社的全部工作。

赵紫阳说，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党委采取了一切措施，消除反革命活动的危害性，克服在粮食战线和合作化运动工作中的缺点和冒进。但是，农村的敌对分子仍然继续反抗党和政府的措施，反革命地下组织继续进行破坏工作。尽管搞过一系列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在广东的农村仍残留不少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例如，在调查珠江口一个有3000人口的农村时，清查出3个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还有5人应判各种刑期。

谈到农村合作社建设时，赵紫阳指出，从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新的合作化运动的指示来看，他们进行了初步检查，结果表明，党组织对农民的积极性以及他们对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关心严重估计不足。

赵紫阳说，省委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预计今明两年合作社的数字可达到8万，即全省35％农户联合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现在，只联合7％农户。

赵紫阳强调，大部分农民愿意参加合作社，因为具体的事例证明，合作社比个体农户优越。他们看到了自己同村人有较高的收入，在合作社利用农业技术、肥料、水利设施，合作社社员战胜自然灾害(旱灾、水灾、台风)的斗争等等。

我表示，根据苏联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我们知道，随着合作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引进新的农具和机器，可能出现剩余劳动力，它在工业发展较差的条件下可能引起农民自发流入城市，并因而增加失业大军。

赵紫阳回答，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他的意见是，在合作化中摆脱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促进了省人口的高密度(许多农业地区每公顷达20人)。在地少人多的条件下，剩余劳动力自发从农村走向城市。

赵紫阳说，这一问题他们尚未充分研究，当前还需制定一系列措施，避免在广泛开展合作化运动时可能产生严重的困难。现在，农民从一些城市强制返回农村。此外，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非常重视发展副业(渔业、果树种植、手工业等等)。个别合作社开垦规模不大的生荒地和熟荒地。与此同时，赵紫阳指出，这一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中国的干部尚未充分深刻和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

后来，我请赵紫阳介绍广东合作社分配收入的制度。

他回答，这是合作社工作中最复杂和困难的部分。有不少情况，个别合作社由于分配收入的错误而解散。合作社分配收入最普遍的原则是60％按劳动报酬，40％作土地报酬。

为了实施劳动报酬用下列各种方法进行核算：

(1)最落后的方法——核算劳动时间，不依据加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相当大部分合作社都采用这种办法。

(2)第二种方法区别于第一种的是，在工作中考虑到社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大部分合作社用这种方法进行核算。

(3)也考虑加工产品质量和数量的合作社占的百分比不大。

赵紫阳再次强调，关于收入分配和核算的问题他们还存在混乱和缺点。

中共广东省委分管组织问题的副书记林李明回答我关于反对胡风分子运动的问题。他说，这场运动在这里具有非常尖锐的性质。有4万名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投入运动。现在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已揭发出8名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积极的胡风分子；此外，有30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和100多人同这个集团有联系。在揭发出来的胡风分子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反对胡风分子的斗争形成肃清国家和党的机关内部反革命分子和镇压敌人的反革命活动的广泛运动。林李明说，参加运动的4万人中，1500人在反革命活动中有严重的牵连，其中许多人经长期调查后将被逮捕。还有1300人有嫌疑。

林李明补充说，平均7％以上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同反革命工作有牵连。

在这场运动期间，查明了反革命分子盗窃了大量秘密的和党内的文件。例如，省计划委员会被偷走了40份机密文件。

公安机关在居民的协助下，最近揭露出大量的武器库、发报机等等。例如，在广州发电厂揭露出4台无线电发报机。

林李明在会谈结束时说了初步打算，今后5年内广东大概将逮捕15万名反革命分子。

我对中国朋友的通报表示感谢。

会谈持续了4个小时。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广州领事И.П.克留奇科夫、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处副处长Е.Д.德尼先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Ο.Б.罗满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

会谈由罗满宁和方祖安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共印发8份：Н.赫鲁晓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Н.Т.费德林同志、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情报委员会，存档

1955年10月17日

АВПРФ，ф.5，оп.30，п.28，д.116，л.171-178

РГАНИ，ф.5，оп.28，д.308，л.167-173

№21444 斯米尔诺夫等致苏共中央函：《人民日报》请求在莫斯科建记者站(1955年10月8日)

致苏共中央：

《真理报》国际问题副主编茹科夫同志通报，《人民日报》记者李何在与他交谈时说了一个想法——最好在莫斯科设立一个2—3人的该报记者站。

正如《真理报》副主编萨秋科夫同志通报的那样，《真理报》编辑部通过自己北京的记者转告《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同志，按照他们的意见，李何同志的建议值得关注，如果中国朋友认为必须这样做的话，可以实施。

我们认为，关于这个问题不再需要其他的建议了。

А.斯米尔诺夫(签名)

П.科瓦诺夫(签名)

1955年10月8日

第25-c-2107号

手写批注：

同意在中国同志提出候选人提名的建议后再交中央决定。

…… [9]

10月10日

情况说明：与萨秋科夫同志和茹科夫同志商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15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52

№21447 费德林致斯米尔诺夫函：发表孙中山给苏联信件事(1955年10月1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10月12日

第15557/ДВ号

致苏共中央

А.А.斯米尔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档案中存有孙逸仙在1924年1月24日发给苏联驻北京代表的电报和孙逸仙1924年2月16日写给名叫契切林的一封信(随附这些文件的复印件)。

我认为有可能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这些文件。П.Ф.尤金已就有关刊登这些文件的问题征得了周恩来同志的同意。

请告知您对此问题的看法。

Н.费德林(签名)

2ИК\те

存档

归卷

第2708/ДВ号

1955年10月11日

附件：

副本

孙逸仙致苏联俄罗斯驻北京代表电报

(1924年1月24日于上海)

感谢您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来衷心的贺电。

大会的宗旨：继续并完成始自1911年的革命，争取以这样的方式恢复中国，将它从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懂得一个软弱和分裂的，而又具有无尽资源的中国是亚洲在近十年间内能引起世界大火的巴尔干半岛，一个团结的解放了的中国又何以不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和平的唯一保障。

大会坚定地期待所有自由人民的支持，并感谢第一个表达这些情感的俄罗斯人民。中苏两国人民应该努力，共同走在自由和平等的道路上。

我仅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我们伟大的邻居——苏联俄罗斯表示兄弟般的问候。

孙逸仙

译自英文的副本

中华民国总统府

广东

1924年2月16日

尊敬的契切林同志：

我应为您于1923年12月4日非常有意思的来信而表示感谢。您说得完全正确，我党的主要目的旨在发动一场中国人民强有力的运动，同时是革命和建设的运动，为此必须要组织和宣传。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加紧努力工作；我们希望将来能在中国做到贵党能够在俄罗斯做到的那些，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具有新构想和新管理体系的国家。

就此原因我们需要建议和帮助，并期待从您和其他同志那里得到这些。在此，为鲍罗廷同志在国民党重组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他的来访，可见也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事件。 [10]

由于唐宁街从法律上承认了贵国政府，贵国外交取得了胜利，我热烈地向您祝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毫无疑问，为了收获该胜利的成果，还将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你们对寇松主义的胜利无疑将引导你们取得外交上的其他胜利。 [11]

列宁同志的逝世让我感到非常悲痛。但是贵党的工作，所幸无忧于深厚的基础，所以列宁同志的逝世将不会对由你们强有力的双手所建起的强大建筑产生影响。

我赞成您有关今后保持相互联系的想法。这不仅对我们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对能在世界斗争中共同努力也同样是必要的。

对贵国政府今后的成就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致兄弟般的问候!

孙逸仙

翻译：С.А.托卡列夫

确认：И.卡拉布霍夫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04-107

№21448 斯米尔诺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发表孙中山给苏联的两封电文(1955年10月14日)

呈送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提议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外交部保存的著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逸仙的两份文件：一份是1924年1月24日发给苏联驻北京代表的电报和一封1924年2月16日写给名叫契切林的信(随附文件复印件)。以前没有刊登过这两份文件，是因为有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章准备付印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发表，才打算刊登这些文件。该杂志主编(萨纳科耶夫同志)也支持苏联外交部的建议。

孙逸仙的两份文件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已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П.Ф.尤金同志通报说，周恩来同志已经同意在苏联刊物上刊登上述文件。

我认为有可能支持苏联外交部的提议在《国际生活》杂志上刊登上述孙逸仙的文件，同时要删去写给契切林信中说的“就此原因我们需要建议和帮助，并期待从您和其他同志那里得到这些。在此，为鲍罗廷同志在国民党重组方面所给予我们的帮助，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他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他的来访，可见也将成为值得纪念的事件”。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А.斯米尔诺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10月14日

第25-c-2141号

存档

手写批注：

同意。

М.索科洛夫

1955年10月15日

送А.А.斯米尔诺夫同志阅。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17日

通报费德林同志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仅供参考。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29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08

№23900 彼得·涅宁访问北京后答记者问(1955年10月14日)

对意大利广播编辑部正在播音：1955年10月14日

采访节目作者彼得·涅宁

“彼得·涅宁的三个问题”

播音员：在从中国返回祖国的途中，彼得·涅宁以客人的身份在莫斯科待了几天。昨天，他热情地同意回答我们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以下便是我们记者的采访录音。

记者：您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哪些主要结果？

彼得·涅宁：我访问中国有三项任务。首先，我想看看中国人民的劳动情况，看看革命为劳动者创造了哪些新的劳动条件。其次，我想亲自结识一下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了解他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评价。第三，我极力推动中国和我们国家之间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正常化。我的上述三项任务都圆满完成了，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我看到，中国人正在从事一项规模宏大的工作——既要改造国家的经济结构，而且要在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上改造整个社会。尤其让人感叹的是，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的信念和信心。革命唤醒了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沉睡着的中国。中国不论是在体格上还是在道德思想方面都是一个巨人。我相信，中国必将以自己的成功震惊整个世界。

我与一些革命领导人见了面，如国家领袖毛泽东、总理周恩来、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以及他们的主要助手们。我还非常荣幸地在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委员会上发了言，后者团结了九个党派和新中国的精英们(骨干)。革命时期，这些人与共产党人同舟共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相互合作。在所有会见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中国新领导人完全控制着国家的局势，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去做什么，且干得都是自己应当做的事。他们工作得有条不紊，在工作的同时还展望着自己的未来，他们(在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任。规模宏大的共和国成立6周年庆典的成功举办便是这一信任和威望的证明。规模宏大、无边无际的人民游行队伍显示的是智慧和力量，传统和未来的有机融合。

至于中国与意大利的关系，我从北京政府方面得到了热情的回应，后者非常愿意迅速达成有益于意大利和中国人民及其经济的协议。

记者：您是否认为，意大利很有可能与中国进行贸易。

彼得·涅宁：通过在北京的一系列会谈，我坚信，如果意大利政府拥有起码的勇气，能够放弃针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政策，中断自己与福摩萨政府的不切实际的、荒谬的、柏拉图式的关系的话，那么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将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成为促进意大利工业和劳动的进步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对此，当我再过3—4天返回罗马之后，我就将向意大利政府提出关于承认中国的建议。我希望，自己的这一建议将获得所有意大利民主派的支持和同情。

记者：您是否能简要谈一下自己在莫斯科逗留的情况。

彼得·涅宁：很遗憾，我的中国之行是如此的短暂，而我的莫斯科之行就更短暂了。(在莫斯科，)我与保卫和平运动的许多重要领导人见了面，去了全苏农业展览会和原子能站。我还有幸对滚珠轴承厂的工人们发表了讲话。

…… [12]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80-82

№24906 齐列辛科夫致洛马科函：对中国实习工人的日常服务保障(1955年10月17日)

机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部长

П.Ф.洛马科同志：

在您1955年8月25日的第64с号命令中指出，在对国外实习工人进行培训的组织工作上，我缺乏进行监督，并且没有对一般的日常服务保障给予应有的注意。

兹报告如下：

1.前来的实习工人都有在市中心提供舒适的住房的保障。

2.在实习工人的居住地都特别为其安排了食堂，这些食堂准备的菜都考虑到了实习人员的民族风味和状况。

3.实习工人一到俄罗斯，马上就组织其进行俄语学习，并对其制定了培训工作计划。

4.培训计划都完全完成，而对于一些实习工人来说还超额完成了。一些实习工人着手对另外的领域又进行了研究。

5.来自大使馆的宋鸿儒(Сунн Хунжу)和王承志(Ван Ченчжи)同志以及来自有色金属部的副部长И.И.普斯季利尼科同志、稀有金属工业总局总工程师С.М.梅利尼科夫同志以及稀有金属工业总局局长助理Б.И.布拉金同志到过工厂，在同中国公民进行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对实习工人的日常生活条件很感兴趣，对培训计划的履行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很感兴趣。

高水平的专家Е.А.约诺夫同志经常同中国同志待在一起，通过他来解决所有的日常工作问题以及对培训工作进行监督。

我本人同中国同志也有紧密的联系，对他们的住所和工作的车间进行了访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日同中国的同志们以及工厂的领导成员一起出席了晚会。

考虑到，我作为工厂的厂长首次在工厂接见中国公民，而除了对我进行正面的评价之外，还没有任何人指出我现在有一些缺点。您在命令中阐述的那些发生在其他工厂的类似事实，在我领导的这个工厂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需要请求您重新审议所下达的命令，其中包括对别列兹尼基工厂下达的命令，并撤销对我的处分。

别列兹尼基镁加工厂厂长

К.齐列辛科夫

1955年10月17日

РГАЭ，ф.9022，оп.1с，д.3241，л.317-318

№21454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1955年10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12月26日

第1899/ДВ号

致苏共中央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大使П.Ф.尤金同志和使馆同志于1955年10月22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纪要。

附纪要共13页，仅送收件人。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附件：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

1955年10月2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2月9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968号

兹因刘少奇同志此前曾提出有关让大使和大使馆参赞们了解一下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的提议，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了大使馆并进行了这样的会谈。会谈时作为翻译的是中国公安部的同志。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П.Ф.尤金同志、В.И.利哈乔夫同志、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А.Ф.马尔采夫同志、Н.К.安德罗索夫同志、И.А.叶廖明同志、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А.В.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П.П.马卡里耶夫同志和Я.И.福缅科同志。

陆定一说，1955年中国所有战线展开了与资本主义的积极斗争。这场斗争旨在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旨在无论在没有组织的群众之间，还是在各个单位和军队，都要清除反革命势力；粮食战线上进行着斗争；正在实现自己农业合作化计划运动的农村也正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说，今天他想就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主要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从内部方面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中国，除西藏外，在国家单位和军队中，在工商企事业单位中(包括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高等学院中以及中学教师中正进行干部审查。审查工作涉及工人、职员、军人、科研工作者、学生以及所有城市干部和农村包括乡以下的干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员、工商协会成员、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免于审查。未进入中央机关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要进行清洗，如果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作，则在工作的当地进行。整个审查在全国将涉及120万人。到9月中旬为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审查已涉及222万人。

在对上述所说的被审查人数的审查工作过程中揭露出11.8万名反革命分子、叛徒、重大刑事犯。该数字中有85900名为反革命积极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以前曾在警察机关工作过的人员等等。被审查的人员中有5800人有进行破坏活动的嫌疑。因此，到9月份为止审查的222万人中有约17万人不管怎样都与反革命活动有牵连。在整个被审查人员的总数上占7％。陆定一说，也许这个数字有点高，在确定某个人的罪行时不排除出现个别错误。

在审查过程中，随着反革命分子被揭露的程度而立案研究的有5300宗重大案件，因此逮捕的有1102名罪犯。现在所有这些案件在进行侦查，其中大部分案件中被逮捕的已定罪；有400宗案件暂时没有结果。

审查运动中被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小集团，共涉及65000人。其中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有2815个(7177人)，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1615个(5941人)；揭露出3000多个(7709人)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122个(284人)由乞丐、流氓、小偷等组成的集团。剩下被揭露的集团中没有准确查出政治人物。陆定一说，不排除在集团的分类上可能有错误。在17万确定的反革命分子和涉嫌敌对活动的嫌疑分子中，逮捕了7550人。

运动过程中有4239人试图自杀，其中1920人因此死亡。清理时曾发生1028起事件，对象因害怕审查而从居住地逃往其他地区。但他们中大部分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家。运动中有820起事件遭到敌对方激烈的反抗。

某些地方的审查运动从5月底就开始了，可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是在6月和7月。大家都知道，在这场运动之前发生过三起重大案件，揭露出相当一部分的反革命分子(高岗、饶漱石案件，潘汉年、杨帆案件和胡风案件)。

中共中央6月10日指示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从组织上肃清暗藏在国内的敌人。在中国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方式之一是镇压内部的敌人。但是镇压的手段，包括肃清，对党和人民大众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所以中共中央在强调该项运动对人民大众思想教育的意义时，也指示要深入地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

谈到肃清运动的组织方面问题时，陆定一说，在省、市成立了名为“五人小组”(他们的人数在4到17人)的领导机构，实际领导这项工作。“五人小组”的组成通常是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公安部代表，检察机关的代表，相应的党委组织干部，宣传部干部(他们在某些方面领导“五人小组”)。各省、市等党委成立的“五人小组”同时领导他们的工作。中共中央就肃清问题成立了10人委员会。

审查过程中显示出90％以上被审查的都是好人。审查时这些人经常讲述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与善良的人们谈话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此。审查过程中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将所谓的落后分子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因为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党组织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反动领导的活动。实际工作表明，哪里的党组织注重争取落后分子，哪里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虽然这里也存在危险性，在肃清过程中人们在会议上经常将这些落后分子认为是反革命分子。

中共中央认为，在被审查的人员中反革命分子和有敌意倾向的人总共大约在5％。如果考虑到延安整风时同样清理出大约5％的异己分子，这显然是正确的。

正在进行的运动有自己的正反两方面。毫无疑问，正面意义在于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积极性和阶级觉悟以及政治警惕性。在许多地方存在的“左倾”、殴打无辜的人们、错判都应当归入是运动的负面。有经验的敌人经常在这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伪装自己，对人们进行错判。陆定一说，将在运动第二阶段，也是“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研究从运动中收集到的材料的阶段，肃清这些经过伪装的暗藏敌人。

在提到在单位里如何组织运动时，陆定一说，所有人员分成组并选出各自的组长。先在组里学习有关胡风的材料，进行教育工作，然后进行问题的讨论，在该组里有没有胡风分子或思想意识形态不正确的人。与这些小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单位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作基本理论的报告并号召提高警惕。在这些群众大会上不组织发言揭露某个具体的人或指出他的错误，而是阐明，有过错的或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应该去向“五人小组”说清自己的问题。动员单位员工将有损于某个员工的情况或材料向“五人小组”通报。陆定一说，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动员群众投入肃清运动和有助于更严格的监控。以前，当在群众大会上宣读揭发材料时，造成了许多错误并产生了许多困难，因为公开的宣判某人或让某人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通常会伴随着群众要求逮捕该人，由此导致错误。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只承认自己部分的严重错误，说的都是假材料，信口开河，而实质性的说得很少，简而言之，是伪装自己。群众只看到他公开的认错，宽宏大量地要求原谅他。这样的人从坏蛋变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了，人们与他打招呼并认为这个人以后就没什么可再研究的了。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群众大会上，好人在群情激奋下说自己有过错，对自己并没有犯过的错进行悔过。在一些大会上，比如发言说自己有过错的达到所有参加大会人数的40％。

由于这样的群众揭发大会结果是弊大于利，现在决定重大的审查在小范围组成的人员中进行，而召开大会纯粹是起到宣传和动员的作用。

党委的主要注意力正放在制定单位的肃清计划，何地何时开始进行肃清工作。这对于预防运动的放任自流有重要的意义，经常发生并导致负面结果的是：人们害怕了，忐忑不安，有时还会自杀。比如在四川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某单位的一次自发性会议上，老工程师被指控曾与国民党共过事。工程师吓坏了，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审查结果表明，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专家，执政机关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的意见，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中共中央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何监管检举某人有罪的揭发材料，如何严守秘密，还有的问题是，谁有权研究审理揭发材料，谁来核准逮捕等等。通常揭发检举的材料由“五人小组”研究处理。个别案件只有公安机关来结案。批捕某个人由“五人小组”核准。

党机关的这种谨慎是因为揭露某个人的罪行必须经过仔细全面的审查。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都送集中营、劳改营。当要枪毙罪大恶极的间谍、破坏分子或土匪时，公开的枪毙现在只是在特别的或个别地区进行。也有过公开枪毙在肃清运动过程中进行暗杀的杀人犯的事例。这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报复的恐惧，放开群众揭发反革命分子的主动性。谈到党的机关十分谨慎地对待枪毙的问题时，陆定一说，“斗争是在深夜进行，所以在黑暗中可能错杀。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显得小心谨慎，将嫌疑者送往劳改营。我们一向能够做到经过仔细的审查，确定罪犯的罪行后再枪毙”。

而后陆定一讲述了肃清运动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广泛地进行谈话、作报告、学习研究关于阶级斗争和提高警惕性问题的著作。在单位里选拔优秀的党员参与“五人小组”的工作，拟定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充当“五人小组”成员的助手。在每个单位里确定各小组的组长，选出大约15％的积极分子在该单位整个运动过程中(大约6个月)参与不同形式的工作。与拟定的人员进行有关党和政府政策的谈话，学习工作所需要的材料。除此以外，对怀疑不可靠的对象预先进行研究，个别小组和集体的成员进行详细的分析，预先对人进行分类。

第二阶段：各小组的工作。各单位各企业等将员工组成约30人的各个小组。在为期两个月的期间在这样的小组中进行揭露怀疑对象和教育落后者的工作。2个月后基本群众不参加运动，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后的工作在专门的小组中进行。

第三阶段：专门小组的工作。为了审核各种揭发检举材料，每个单位从上述所说的15％的积极分子中成立3—5人的小组。这些小组对材料进行进一步明确，审讯对象，与对象谈话，必要时联系犯罪人员的家属。这些小组对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他们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如果案情重大，则移交公安部进行侦查，但小组成员仍将参加案件工作直至结案。

第四阶段：对各案件作出判决。单位里通常为此目的仅成立一个小组(比如，每个部下面各成立一个这样的小组)。小组成员仅根据证据，而不是凭某人的意见进行自己的工作。除了单位里成立的小组外，每个省有一个作出判决的小组，所有单位里的小组都服从该小组。省级小组由检察机关、国家监察代表、公安部、党监察委员会和省党委人事部门组成。这些作出判决的省级小组照样也服从该省的“五人小组”。这样一来，单位里宣判小组认为应该对某人的逮捕，就不可能在未经省机关核准的情况下实施了。陆定一说，这样的宣判体系能保障更正确地，避免急躁地处理案件。

当前，肃清工作正进入第三阶段。

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歪曲时，陆定一表示，运动开始时主要关注的是与右倾作斗争，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都认为我们中间没有敌人。党组织中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同志不得不被停职。比如就像6月、7月和8月上旬的情况那样。从8月底和9月工作中开始出现了左倾。这些左倾作风表现在一些工作人员采用非法手段进行侦查，容许殴打、辱骂、长时间的审讯和甚至拷问。部分有“左”倾情绪的人们仅指望召开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在专门的小组中对案件不组织仔细的调查。陆定一指出，这两种倾向都将导致无法完成主要的任务，使工作半途而废并遭到群众的痛恨。

中共中央考虑到这点，责成肃清机关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对事实的审核和对证据的研究上，利用群众对此的支持和对情况的熟悉以及人们寄给地方机关用以审核事实真实性的材料，并要研究档案等。

党既要与左倾也要与右倾作斗争。陆定一说，困难在于不得不劝说许多积极分子要相信对事实仔细调查的必要性。他们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意愿，就是仅仅依靠广大群众所说的。

与左倾的斗争并不容易。这里的危险性在于如何不挫伤群众的自发性。党组织进行的教育工作在这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犯有左倾错误的工作人员可分为四种：1.“头脑发热型”(“我们在教育他们”)；2.被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却不愿改正的领导(“我们将这样的人停职”)；3.想升官发财的人和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对这样的人进行惩罚”)；4.有意识地歪曲党的方针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们也同样进行惩罚”)。陆定一说，第三和第四类的人不多。

党和政府机关在肃清运动过程中也注意到不要让这项工作对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产生负面影响。陆定一表示，目前重要的是不能放松税收工作、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生产计划的完成。

今年审查工作将涉及国家最重要的环节：中央机关、各党委、单位领导、高级指战员、科研工作者、高校的学生。对剩下的居民阶层审查将在以后的二三年内进行。中共中央并不急于这项工作。

对于经过审查和积极参与运动的工作人员将遵照以下原则：“对积极诚实揭发他人的予以表扬和奖励；对诚实交代的宽大处理；继续隐瞒的予以惩罚。”

陆定一说，对待学者、工程师、知识分子，我们将依照以下方针执行：1.如果是伪学者和假冒的工程师，就将他们停职。如果这样的人还犯罪的话，就将他们送往劳改营；2.如果该学者知识渊博有经验，只是思想意识形态落后，也没参加反动组织，这样的人要在工作中使用并教育他们；3.对于在学术上讲过反动观点的，我们以展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在工作中使用他并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4.如果学者或工程师以前加入过反动组织，但现在已经脱离，那就不追究过去，在工作中依然使用他们。

陆定一说，中共中央在组织现在这场肃清运动时，是以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根据的。他列举了过去历史上三次相似的运动：1.1931年到1933年的针对党员的肃清运动(苏维埃时期)；2.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3.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此后陆定一对下列问题进行了回答。

问：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可又不应逮捕的人是如何处置的？

答：如果这样的人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积极地检举揭发他人，那么单位不会将他们解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将被调往指定的地方，在其他单位接受劳动改造。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按照工会系统组织向行政部门提出解雇这些人的要求。必须有将这些人调往劳动改造地方的法令。这样的话，这些人将不会解雇，而是将他们送往其他地方去。像这样的人，全国总共有400万到600万人。

问：敌对分子和嫌疑人中有多少是共产党员？

答：暂时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还没有进行计算。如果说的是中央机关组织的话，这样一类人占5％(7％被揭发和有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问：有没有按省、市、单位规定控制数字？

答：没有规定控制数字。明确敌对分子的总数占5％的初步计划使党组织和公安机关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住方向和目标(根据大使馆掌握的情况，党组织和公安机关手中确有进行肃清的计划，其中给出了控制数字)。

问：军队中的肃清运动如何进行？

答：军队中只有干部和指战员要通过肃清(共约80万人)。在普通战士中不进行这项工作。

问：如何对高级科研技术干部进行审查？

答：在中国科学院里，不管是它的中央机关，还是地方单位，主要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同时，在这些单位中召开大会和分成小组进行工作。通常小组中有个别普通的科研人员，有个别一级科研工作者。高级科研技术成员不与科研单位的人员一起接受审查，而是单独进行。高级科研工作者参加大会，但不必经受公开的审查。

按照北京科研单位编制的名单，上面有250名国内最有名的学者，他们中许多人享有世界声誉。这些科研干部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而不必参加大会。这些学者中有不少人是有反动倾向的，可因为他们知识渊博，总的来说是带来益处的，对他们是耐心对待。比如，铁道部系统内有一位有名的运输专家苏静(СуЦин)，他反对苏联铁路运输的方法。说到意识形态，苏静就宣称：“共产党人不认天地，不敬鬼神。”

问：在相应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会议上是否讨论审查运动的过程？

答：暂时没有。现在中共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党员实际上都参加了审查工作，因为积极分子主要就是党员，为了工作由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指派他们去参加某个小组。

问：除了胡风集团之外，运动过程中还发现哪些大的敌对集团？

答：没有揭露出像胡风这样大的集团。在文艺工作者中认真关注的是丁玲，她不服从党的指示，与许多敌人有往来。当时她被国民党逮捕，而后又去了延安。目前正在审查，她是自己去的延安，还是带有任务的。在作家中间正积极地讨论丁玲的行为和错误。有16次会议都说到她。

问：目前如何组织党的教育？

答：审查运动扰乱了计划好的党的教育工作。

会谈结束时，П.Ф.尤金同志感谢陆定一所提供的非常有意义和重要的信息。尤金说，这次会谈后我们就更清楚了中共中央在揭露敌人方面正进行着多么巨大而又考虑周全的工作。这样的信息极为重要地帮助我们理解国内的形势。

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会谈纪要是按照陆定一谈话的顺序记录的。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打印5份，送：

…… [13] 、Н.Т.费德林、И.Ф.库尔久科夫、…… [14] ，归档

1955年12月3日

第1592号

手写批注：

归档。作为通报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参考资料使用。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30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74-187

№21449 库尔久科夫致谢尔巴科夫函：中共中央编译局苏联专家组的工作报告(1955年10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596/ДВ号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谢尔巴科夫同志：

奉告同时呈送潘克拉托娃同志关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工作情况报告。

附上述内容共4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第2781/ДВ号

附件：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767号文的附件

1955年9月29日

关于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工作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成立于1953年。编译局的任务是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著作、苏共决议文集译成中文。在从事此主要任务的同时，编译局还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各项现行决议(有选择的)译成中文，同样也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决议由中文译成俄文。

翻译工作有几个相应的部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编译室、列宁著作编译室、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党史编译室、哲学编译室。每个室由翻译组、主任和副主任组成。

室的所有工作由一名编辑室主任及其三名助手协调。所有翻译都具有大学俄语教育程度。

编译局成立以来翻译和出版了：《斯大林选集》第1、2、3、8、9、10和11卷；《苏联共产党50年史》(1903—1953年)；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文选；哲学辞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翻译成中文并出版了列宁和斯大林有关党的建设和有关社会主义竞赛等的单行本选集。

编译局进行了将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和文件由中文译成俄文的工作。如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材料，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等。

编译局每月出版《学习》杂志，该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来自：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经济问题》杂志、《历史问题》杂志、《党的生活》杂志等等。专家们在整个这项复杂而多样的工作中帮助编译局。编译局中直到最近，直到1955年4月仍有4名苏联专家在工作。安东诺夫同志(4月份离开了)、格拉扎切夫同志和列佩申斯基同志自编译局成立之日起工作到现在。他们都掌握了汉语，负责对翻译稿件进行编辑工作。

格拉扎切夫同志编辑校对了《斯大林选集》的第1、2、3、12卷，《列宁选集》的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一书中的许多文章。将中文译成俄文的有：《美国对中国和朝鲜进行的细菌战》展览的资料，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材料，等等。

列佩申斯基同志编辑校对了《斯大林选集》的第1、2、3、8、9、11卷，《列宁选集》的第1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苏共中央决议文件集第1卷，以及许多有关苏联经济建设的文件。

安东诺夫同志编辑校对了所有正在出版和翻译的各卷斯大林选集(没留下详细的工作报告)。

顾问潘克拉托娃的任务是就工作的组织、科研工作的组织问题向编译局领导提出建议，对翻译过程出现的理论问题给予咨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和苏共决议的原文作详细解释。

在这段时间，所有专家都积极参加了编译局对1954年工作进行的总结和1955年工作计划的编制。在工作会议和大会上提出各种建议。比如，在3月份召开的会议上解释了民族、民族性和人民，法律、法规，奴隶和奴隶制等术语，解释这些术语的同时也给出了这些术语的定义。

潘克拉托娃为稽核编辑室、列宁著作编译室和斯大林著作编译室谈了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的工作经验，以及翻译工作的原则的问题。我还为一些党员干部小组讲述了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党组工作的经验。

在列宁诞辰85周年之际，苏联专家帮助了《在列宁主义旗帜下》纪念文集的出版准备工作。文集中登载了安东诺夫同志(与副主任姜椿芳合写)有关列宁著作在中国出版和传播的文章，潘克拉托娃《列宁论述人民大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文章。

在专家们的建议下组织举办了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展览。

专家组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特别是在进行答疑的时候。中国同志方面的问题最为复杂和多样，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原文中某个句子的理解一直到复杂的理论性问题。

举例如下：

《列宁选举》第33卷，第429页。“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给重工业等部门的一样多。”

就这个问题的提问是：“这里讲的是怎么样的重工业，私人的还是国家的？”

第29卷，第309页，见第3—4行，列宁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革命取得了成绩，可马上还走不出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框”？

苏共中央决议文件集第2卷，第39页：发行税是什么意思？

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瓦格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一直孜孜不倦地专心研究!”(《列宁选集》第30卷，第511页)

如何理解这样的一些表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等。

一天要向每个专家提出达10个问题之多。

最为复杂的，特别是哲学方面的问题，我们要请教专家。经常(每周一次)由基谢廖夫同志、菲拉托夫同志、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给予某些质疑的解答)负责哲学方面的咨询。向尤金同志询问有关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和莫斯科的一些问题。

1955年期间下列著作只得向专家咨询：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英国》，苏共决议文件集第1卷，《列宁选集》第1、28、29、30卷，《斯大林选集》第4、12、13卷，等等。

所面临的是重要而大量的工作，所以专家们提请总顾问马尔采夫同志今后注意并帮助挑选主要是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专家。

现在根据我们的建议，编译局制定了五年工作计划，旨在动员所有力量在五年期间内完成所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问

潘克拉托娃(签名)

1955年7月__日

1955年7月22日

第1055号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材料。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0月29日

转谢尔巴耶夫同志。

М.索科洛夫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09-114

№23025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对缅甸的政策(1955年11月9日)

绝密

致Н.С.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所属情报委员会关于中国对缅甸政策报告如下：

中国对缅甸联邦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缅甸内部拥护独立、和平发展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关于中国对亚、非国家，尤其是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态度，刘少奇在1955年3月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如下表述：

“……我们应当谨慎地将他们争取到我们一边来。为了能够与他们一道从事巩固世界和平和反对战争的斗争……我们应当谨慎地开展吸引他们到我们一边来的工作，与其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放弃自己的和平中立政策，而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动摇立场。设想他们立刻就转到我们的阵营中来，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斗争，以便他们依然保持自己的和平中立立场，而在这方面给予他们帮助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对待缅甸的关系上，中国政府利用了很久便已在中缅两国间存在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众所周知，直到1886年以前的数百年间，缅甸一直都是中华帝国的一个附属国。即使在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其与中国的联系仍未中断，甚至还在1937—1945年间中缅两国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如今，在缅甸仍居住着近30万中国人，他们在该国经济，尤其是贸易和手工艺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在稳固与缅甸的友好邻邦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还考虑到如下情况，即该国与中国有很长的边界线，历史上其经常被帝国主义分子用作向中国的与其他地区联系薄弱的西南部渗透的基地。

当1949年12月中缅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中国政府便开始走上了发展两国间友好关系的道路——极力帮助缅甸巩固自身独立，摆脱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依附，使它在经济上更紧密地与中国联系起来，引导它积极参加维护和平的斗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看到，在缅甸统治集团和缅甸政府中存在着两种倾向和相应的两个集团，其中之一极力执行亲美政策；另一集团的领导人为吴努。直到最近以前，后者拒绝了美、英等国拉缅甸加入其建立的东南亚侵略集团和联盟。反对中国是该联盟的宗旨之一。吴努政府与印度一道始终坚持中立和维护和平的政策。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实施了在缅甸统治集团中支持和加强吴努集团，而削弱亲美集团的影响力的政策。为达此目的，在发展广泛经济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还有必要给予缅甸重大的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克服巨大的经济和财政困难。

中国与缅甸相互间签署了长期贸易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同意在1955—1957年间每年购买缅甸15万—20万吨大米和其他一系列缅甸商品，以交换中国工业设备和工业品。中国政府有责任在1955年以英镑方式支付缅甸大米价值的20％。

大米是缅甸经济的主要支柱，中国在自己并不十分需要的情况下向缅甸购买数量如此巨大的大米，并以其工业设备、工业品和外汇作为购买这些大米的支付手段，这无疑是中国对缅甸的重大援助举动。正如吴努所言，中国同意购买缅甸总价值达600万英镑的大米是一项慷慨的举措，再次证明了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的友好情谊。

中国政府认为，这一贸易协议的积极政治成果大大地高于其在物质上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中国给缅甸的巨大经济帮助使美国人和英国人在缅甸的活动变得困难重重，并巩固了吴努集团在缅甸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购买缅甸大米和其他农业商品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在缅甸人民，尤其是农民中的声望。中国从缅甸购买商品是有针对性的，一般而言，中国购买的这些商品均与缅甸人民的物质福利的提高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中国又尽可能地避免从缅甸购买由英国和其他外国资本家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商品，以防止促进和加强其经济地位。

鉴于在缅甸国内业已起步的民族国营工业对该国争取国家独立的重大意义，中国朋友极力帮助其加速工业发展。为达此目的，中国开始向缅甸输入机床和机器，并承担了向缅甸提供成套设备和帮助其建设纺织厂的义务。

众所周知，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和吴努访问中国以及1954年4月的万隆会议为进一步改善两国间经济和政治关系发挥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吴努的谈判结果作了如下评价：

“……我们化解了他(指吴努)对中国和苏联关系的许多疑虑和成见。确认了中国和缅甸间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和更加坚定了缅甸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立场。”

关于万隆会议的结果，毛泽东的评价是：

“……总体而言，万隆会议的意义在于，如今美国在亚洲国家中更加孤立；这些国家的人民已开始更加憎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们。

……另外，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在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不愿意美国对其国家实施控制，显而易见的是，在东方不仅美国，而且英国的地位都受到了严重削弱，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在给予缅甸广泛的经济帮助和协助吴努政府加强自身的对外政策立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考虑到正在缅甸领土上发生的吴努政府和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力量之间的内战。在访问中国期间，吴努在中共领导人面前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请求其指示缅甸共产党停止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斗争。吴努提出上述请求的理由如下：缅甸政府反对美国人和英国人，坚持民族独立，极力提高人民福利，而(缅甸)共产党的行动似乎是在干扰缅甸政府实施上述举措。吴努认为，这最终可能导致美国以与共产主义的侵略进行斗争为借口干涉缅甸事务。另外，如果能解决好(缅甸政府)与缅甸共产党的问题，势必会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产生很好的影响。

毛泽东答复吴努道，世界上所有国家中都存在有共产主义党派。这是一个纯粹的民族现象。中共不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况且那里的人也不见得要听中共的话。

在给予缅甸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问题上，中国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其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希望苏联也能在经济上帮助缅甸。于是，当1955年5月苏联大使向毛泽东通报关于苏联打算购买缅甸大米的消息时，后者指出，“缅甸极其需要这样的帮助”。

来自中国以及随后的苏联的经济帮助(主要是购买缅甸大米)对缅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强了反帝力量在吴努政府和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因此中国政府不断加强这一帮助。1955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专门谈了关于缅甸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有必要进一步给予其帮助的问题，并请求(苏联大使)把这一情况通报给苏联政府，因为吴努即将对苏联进行访问。关于此周恩来还说，除了根据现有贸易协议给予缅甸帮助外，中国政府还打算向缅甸提供商品信贷和以外汇方式提供的现金信贷。

总之，中国在对缅关系上正在实施一系列经济和对外政治举措，其目的就是要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对缅甸的影响，加强民主阵营对该国的影响力。在对缅关系上苏联和中国采取经过双方共同协商的一致性政策将是顺利解决这些任务的重要因素。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Н.索洛托夫尼克(签名)

1955年11月9日

第1962/c号

文件分送给：Н.А.布尔加宁、В.М.莫洛托夫和Н.С.赫鲁晓夫等同志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130-135

№23902 索洛托夫尼克致赫鲁晓夫报告：中国与印度的关系(1955年11月12日)

绝密

Н.С.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向您报送关于中印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一)

在发展中印关系问题上，中国政府从对印度政府立场的如下评价出发。1955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对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集团作了如下发言：

“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本国经济。但是，这些国家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势力有着很深的历史联系，他们还没有割断自己国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及买办势力的关系，走上与其对抗的道路……他们愿意同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反对战争，要求和平，但由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苏联和中国态度谨慎，他们仍然在两大阵营中持中立立场，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持中立立场。他们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害怕卷入战争，丧失他们目前的阵地和得到的好处。同时，他们还指望通过保持中立立场换取前宗主国的让步，从社会主义阵营那得到好处……但他们的中立立场是不稳固的，而他们的和平中立政策是不坚定的。”

关于同印度的关系问题，中国领导人还考虑了如下一些情况，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执政集团竭力宣传不发达国家“新的”发展道路以及印度国家工业化和解决农业问题的“民主”方法，努力用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对抗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模式，削弱这些国家对亚非各民族的影响，争取担当不发达国家和附属国的领导人角色。

鉴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取得的成绩，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对此非常惊恐。例如，在香港出版的英国经济周刊《远东经济学家》，在文章《印度与中国：两条工业化道路》中写道，如果共产党中国在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成绩，那么，“多数亚洲人民可能会认为那种经济方式更有效”，也就是中国道路。在此，杂志号召西方国家扩大对印度的援助，以便加强其“在经济落后地区的作用”和对亚非民族的影响。

印度统治集团表示，他们拥护自己独特的工业发展道路，同时也会认真关注和研究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经验，苏联对中国的技术援助问题以及这种援助的条件等问题，以便在印度使用他们认为适合本国的东西。

中国朋友努力利用印度当前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这符合民主阵营的利益。他们推行中国与印度接近的路线，与印度在反殖民主义、维护和平的斗争中建立合作，支持印度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利用印度的影响促使其他亚非国家也转到中立立场上来。

中国朋友认为，中国能够对像印度这类的国家施加影响，使他们巩固中立立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如果中国对他们采取坚定的立场，推行灵活的策略，并且态度友好。

(二)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从1949年12月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之际，就采取措施解决使两国关系复杂化的那些问题，首先是西藏问题。

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也采取措施保存和巩固1947年印度从英国那里取得的特权。印度政府不阻碍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间谍活动，和西藏反动势力动员西藏军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战斗。通过印度领土为西藏军队运去英美的武器。许多印度公民作为顾问和教官在西藏军队中继续工作。当中国政府看到西藏地方当局不想就和平解放西藏进行谈判时，1950年9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下达了解放昌都和西藏的命令，印度政府就此问题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1954年7月1日，尼赫鲁在致查谟和克什米尔州总理和各州第一部长的密信中写道：

“我认为，我们努力施加某些影响，多少会阻止中国人进驻西藏。显然，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帮助西藏对抗中国驻西藏当局。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政策界限，不见得有法律依据。”

西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印度和尼泊尔集团停止在西藏购买兽毛和其他商品，拒绝向西藏供应粮食和工业品。

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了强硬立场。中国当局没有对印度机构和印度资产采取惩罚措施，同时以适当的方式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

印度政府被迫在西藏问题上向中国作出大幅度让步。印度驻西藏公使馆被改为驻拉萨总领事馆，依据平等原则，印度同意建立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

1954年4月29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与交通协定》。印度政府还同意从西藏亚东和江孜撤出印度军队，以适当的价格把所有的邮局、电报、电话部门及附属设施、旅馆出售给中国政府，把所有印度政府使用或占领的土地，除了印度驻亚东通商代理处外，全部返还给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保留三个印度通商代理处(亚东、江孜、噶大克)，而印度政府允许中国在印度领土建立三个通商代理处(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中国政府同意不阻碍印度佛教徒前往西藏圣地朝拜，而印度政府也不阻碍中国佛教徒前往印度圣地朝拜。

上述协定实质上是撤销了以前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强加给旧中国的所有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平等条约，印度和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关系。如下事实对印度采取的这一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中国当局几乎完成了连接西藏与中国内地的公路建设。现在，这条路已经竣工，并向南延伸至中印两国边境处。

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没有完全停止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某些不友好活动。例如，印度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英美间谍分子、国民党分子和西藏流亡反动分子利用印度领土从事对中国的敌特活动。还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印度政府尽管签署了协定，但此后仍以各种借口阻碍向西藏供应粮食和各种商品，只是从1955年5月27日起才取消了印度商贩在西藏出售粮食的禁令。

中印两国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关系中最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仍没有彻底解决。现存边界——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在1914年单方面确定的，从来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承认。按照麦克马洪线确定边界的结果，有很大一部分领土从中国分离出去。

尼赫鲁同周恩来就印度和中国在西藏地区的相互关系进行谈判期间，印度政府没有提出中国政府承认以麦克马洪线作为印度和中国边境线的问题。尼赫鲁同在1954年7月1日给各州第一部长和查谟和克什米尔州总理的密信中写道：

“我不认为有必要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边界问题——情报委员会注)，因为要是这样做将会表现出我方存在着某种疑虑。”

在尼赫鲁的这封信中证实了印中关于西藏的协定是重要成果，“间接地解决了关于我国漫长边界的问题”。尼赫鲁在议会发言时表示：“这条边界，包括麦克马洪线，是持久的，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讨论的了。”

中国政府暂时没有提出边界问题，是不希望中印关系复杂化，而把这个问题搁置到合适时期再提。

应该指出，中国在1950—1954年出版的地图，其中包括用于在国外发行的地图中，中国的国界线都被标注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和以西的地区，但也有补充说明，指出一些地段尚未准确划定。

随着与印度友好关系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推行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与印度密切接触和合作的路线。此时中国朋友考虑到印度对亚非的影响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的联系。

中国政府在实践中会就一些国际问题向印度政府通报情况。按照尼赫鲁的评价，这不仅是对印度政府的信任，也是提高印度国际威望和承认印度作为亚洲领导人之一的举措。同时，印度也就一些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美英对美国间谍活动的立场，等等)向中国通报。这种情报交流促进了中印两国就双边都感兴趣的问题取得共识。

在很多时候，在重要的国际行动中，中国政府都维护印度的威信。例如，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支持印度在这次会议居于主导地位。

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时，中国利用了印度的中间人角色。

(三)

在努力与印度就对外政治问题建立密切合作的同时，中国朋友也极力发展两国经济往来。在解决这个任务时，中国朋友遇到了极大困难。中国和印度有着相似的对外贸易结构，这两个国家自己传统的某些贸易种类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上存在着竞争(茶、麻、棉布等)。

两个国家都需要为本国工业化所需的工业发达国家的高质量工业设备，同时，都想向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售自己的一些剩余工业品。此时，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意识到，向欠发达国家出售自己的工业品，从争夺对亚非国家的影响力的斗争角度来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1951—1952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达到最大规模，当时印度遭受自然灾害迫切需要粮食援助。中国那时向印度供应了大量粮食商品(大米、高粱)，同时在印度采购麻袋、黄麻和棉花。1951年中印的贸易总额达到2.9亿卢布，1952年为1.4亿卢布。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中印贸易额开始缩减，主要是由于印度降低了对粮食的进口需求，中国也缩减了在印度采购黄麻和棉花。对中印贸易额缩减产生影响的因素还由于印度贸易机构以无法让人接受的低价购买中国大米，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粮食交换的黄麻袋和黄麻袋数量，中国已经没兴趣了。1954年10月14日，中印签署的贸易协定为发展双边互惠贸易奠定的基础，这份协定考虑到了各方的进出口的可能性。在筹备协定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向印度作出一系列让步。其中规定，两国之间的所有结算和支付都使用印度卢比或者英镑。

贸易协定规定，双方既可以相互出售粮食、原料商品，还可以相互出售工业设备，其中包括机器制造品。例如，在中国打算向印度出口的商品清单中包括刨床、钻床、插床和其他一些机床，蒸汽机、轧道机、电动机、纺织设备等，而在印度打算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清单中包括金属切削机床、滚珠轴承、电动机、纺织设备等。

在1954年10月14日的通商协定中可以找到对1954年4月29日印中关于西藏问题协定进一步发展的内容。其中包括，印度政府同意经过加尔各答港口运往西藏的中国商品。

但是，尽管签署了协定，中印之间的贸易到目前为止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远没有用尽协定规定的商品清单。其中包括双方极少相互供应工业品。1955年上半年，中国向印度购买了烟草、麻袋、花生、胡椒，而印度向中国购买了粮食、生丝、纸和其他一些商品。

尽管近一段时期中印贸易得到增长，1954年时已提高到2000万卢布，而1953年只有600万卢布，1955年上半年已达到2490万卢布，但其规模远落后于1950—1952年中印贸易水平。

鉴于印度公司不想扩大在中国采购商品，近年来中国同印度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贸易逆差，中国也阻碍扩大购买印度商品。例如，1953年中国从印度进口额为440万卢布，而出口额仅为160万卢布，1954年分别为1200万卢布和800万卢布，1955年上半年为1790万卢布和700卢布。

中国朋友努力提高与印度的贸易量。其中包括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朋友制定了一份议案，打算1955—1956年中印贸易额达到1000万英镑，其中在这两年内中国从印度进口额达到500英镑，出口也达到这一数额。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印政治经济联系还需要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施加影响。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Н.索洛托夫尼克

1955年12月12日

文件送：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136-145

№21450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国(1955年11月14日)

机密

第01/1880号

致苏共中央：

苏联共青团中央在此呈送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А.谢列平(签名)

机密

关于苏联青年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邀请，由全苏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团长)В.И.扎卢日内、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共青团州委书记К.Г.艾哈迈托夫、伯绍勒铁路沃尔库塔站机务段司机В.С.别斯科洛夫内、高尔基市“红色萨尔莫沃”厂苏联共青团团员В.Ф.博加季科夫、苏联阿塞拜疆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А.Х.韦基洛夫、乌克兰赫尔松州共青团州委书记В.А.古谢夫、《共青团真理报》报社记者С.В.古西科夫、明斯克市第29共青团综合建筑队队长М.А.日布利、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共青团州委书记У.肯扎耶夫、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Г.В.克列斯尼科夫、契卡洛夫市丝绸联合工厂丝织女工А.Д.库德里雅舍娃、苏联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Н.Н.梅夏采夫、莫斯科市卡冈诺维奇国营轴承厂磨床女工А.Е.奥夫恰洛娃、苏联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果尔斯克市共青团市委书记В.Ф.特卡琴科、列宁格勒市斯大林工厂车工В.П.费奥多罗夫、巴什基里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伊玛扎石油钻探”托拉斯钻探班长А.Ф.齐尔科夫、卡拉干达州第31号矿井联合采煤机司机Г.Б.沙因、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共青团区委书记Г.Б.谢季宁(10名共青团干部和8名来自工业、交通和建筑企业的先进分子)组成的苏联青年代表团于当年9月18日至10月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代表团参加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见了青年代表、积极分子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交换了生产方面的经验，同样也交换了共青团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

在中国逗留期间代表团去了北京、天津、杭州、唐山、沈阳、鞍山、大连、旅顺口、上海、武汉、广东、昆明、重庆、西安、玉门、丹东、太原等城市(总共到过17个城市)。代表团参观了59个工业、交通、建筑企业，其中包括：鞍山冶金联合工厂、上海和天津的冶金厂；北京、沈阳、上海、武汉、昆明、重庆等地的机械制造厂；唐山、大连和西安的机车和车辆制造及修理厂；北京、上海和西安的纺织联合工厂，开滦、抚顺和丹东的露天煤矿；玉门油田，北京站、沈阳站、上海站、大连站和昆明站机务段；辽宁省、广东省和云南省的农业合作社；还去了北京石油研究所、沈阳和上海的综合技术学院、武汉医学院和西安体育学院，北京、上海、天津的一些中学；文化教育、校外活动和医疗方面的单位。代表团还参观了一些与中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相关的历史遗址，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的纪念碑。

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目的在于推广和宣传让青年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动员他们的力量以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参加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提高文化水平、掌握科学技术而奋斗；提高革命的警惕性。

有1527名青年积极分子，代表着工人和农民青年、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青年参加了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由地区、市和省级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选举产生。与会者中也有32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女青年占24.1％。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中国青年为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的任务”的报告。与会者还聆听了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关于3年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最近2年的任务的报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关于为保障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而斗争的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关于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报告，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同志题为“保卫祖国是青年的神圣职责”的报告，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同志有关学习任务的报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同志关于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务的报告。

在为期9天的会议上，有超过120名青年积极分子作了发言。许多发言的积极分子都讲述了自己在工作中和学习中的成绩，提出了有关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生产中的勤俭节约、为夺取高产丰收等等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与会者在自己的发言和致辞中都始终不变地着重表达了热烈急切地希望巩固与苏联青年的友谊，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表示了真挚的感激之情。

苏联代表团向大会宣读了苏共共青团中央的致词。代表团成员契卡洛夫市丝绸联合工厂丝织女工Н.库德里雅舍娃、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讲述了苏联青年的工作与学习情况和各自在生产工作中的经验。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与参加大会的各行业青年工人们(机床工、矿工、建筑工、铁路工人、冶金工作者、纺织女工)进行了七次见面与会谈。共有470人参加了这些会见。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出席了大会的闭幕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同志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名义作了发言。他的发言概括性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向祖国的青年提出的任务：你们要无限忠诚地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同一切国内外敌人作无情的斗争。你们要敢于同旧的东西决裂，抛弃那些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们要向懒惰、腐化、官僚主义挑战，向一切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展开斗争。你们要不懈怠地帮助落后的人前进。你们要坚决地为社会主义的新事物开辟道路。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又要十分重视任何细小的工作。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而达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无数细小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你们应当善于把远大的理想和日常的工作结合起来，在任何工作中，严格地要求自己，发挥大胆创造和不怕困难的精神。青年应当努力学习。你们要用最顽强的精神去学习，使你们这一代的青年都成为识字的人，有文化的人，能够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你们一定要十分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你们一定不要骄傲，一定要虚心地向有经验有学问的老一辈人学习，向群众学习。邓小平同志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在六万万人口的国家里建设起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的事情。全世界的人民都对我们十分关切。我国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和久经锻炼的，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固的团结，我们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真诚援助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这个胜利。我们一定要努力取得这个胜利。”

大会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表达了决心并向全国的男女青年发出了号召。在这些文件中大会的参加者以全中国青年的名义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全体人民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而奋斗。

按照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的看法，大会准备充分，组织得很好。同时我们感觉不足之处在于大会的发言完全没有批评意见。大部分与会者的发言中主要谈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方面，很少说到集体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作用与组织力量。

代表团在大会结束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周年庆祝活动后去了辽宁省、江西省、河南省、广东省、云南省、四川省、山西省和陕西省的城市。在城市、企业、建筑工地、合作社、学院，代表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而喜悦的欢迎。代表团与中国青年进行了超过50次的会见。会见时代表团成员讲述了苏联青年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休息的情况，有关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和对中国青年极其友好的感情。这些会见都是热情和友好，充分显示了那种将苏中两国的人民和青年联系在一起的伟大友谊。代表团成员的发言都上了广播，刊登在报纸上，都是讲述苏联青年的生活和工作。

参观工业、交通和建筑企业时，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这些年轻的生产先进分子了解了中国男女青年在劳动中取得的成就，同时传授了工作经验。代表团成员在45个中国的企业讲述了自己的先进经验。参加会见的超过17000人。通常代表们边讲述边直接在工作地点具体展示先进工作方法的实质。会谈和演示引起了无论是青年们，还是中国干部们的极大兴趣。

马格尼托格尔斯克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在4家冶金厂演示了自己的快速炼钢方法。在鞍山冶金联合工厂他用7小时30分钟的时间炼出了按标准需要10个小时的钢。第二天，炼钢工王利浩(Ван Ли-хао)依靠他的经验用7小时20分钟炼出了钢。来自列宁格勒市斯大林工厂的高速车工В.费奥多罗夫在12家企业展示了运用陶瓷刀头的车刀以高速动力的方法切削金属加工件。他在加工某个零件或生产操作上提高了生产率通常是3—5倍，甚至更多。许多青年工人都竭力要学会费奥多罗夫同志的工作方法。比如，在沈阳机床制造厂，费奥多罗夫同志采用高速的方法切削了硬质合金材料的防松螺母上的内螺纹，用时2分40秒，而按标准则为25分钟。车工李志林(Ли Чжи-линь)运用费奥多罗夫的方法，用4分50秒完成了这项工作，而车工李儒林(Ли Жу-линь)则是6分钟。卡拉干达煤矿第31号矿井联合采煤机司机Г.沙因在开滦、抚顺和丹东煤矿展示了自己的工作方法。他推荐他们使用经他改装的简化采煤机操作的装置，从而提高采煤机的生产效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志对我们说，现在这些装置使用得很成功。

代表团的成员——青年的生产工作者的发言吸引了中央和地方各机关部门的关注。在青年工人讲演的企业，通常还邀请其他省市企业的青年工人。中国黑色冶金部在太原冶金厂组织举办了国家各冶金厂平炉车间和工作班的炼钢工们和领导们与苏联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年轻的炼钢工Ю.克列斯尼科夫同志的见面会。有关苏联青年代表团中年轻工人的经验不止一次地刊登在报纸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许多地方报纸)。

代表团与高等院校的青年们也进行了多次会面。在这些见面会上学生们都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的关心。他们告诉我们，优秀学生中大部分都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我们还得知，学生中工人和农民青年的成分一直在上升，现在已将近50％。

在企业、在生产合作社、在学院，代表团成员到处能看到年轻人渴望学习、坚决地想要提高自己普通教育和技术知识。几乎在所有的企业，我们遇见的许许多多年轻人，都在夜校学习，独立扫除自己的文盲，直接在工作岗位上学习生产经验。

中国的男女青年在所有的会见中、自己的发言中和个别交谈中都真诚而热情地谈到了自己对苏联人民和青年的友好情感，始终充满着巨大的感激之情指出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计划时苏联对中国提供的巨大而又无私的帮助。

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重点，代表团努力去了解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的战斗先锋队，动员青年去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

如今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共有140万名团员。在团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青年团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原则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与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是同一类型。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2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实施青年团的领导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组织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名义上有9名书记，但实际上直到现在只有6名书记直接参加工作：第一书记胡耀邦(同时掌管宣传方面问题)；书记罗毅，负责农村青年工作；书记章泽，负责工人青年的工作；书记胡克实，负责学生青年和少先队员的工作；书记荣高棠，负责军事体育工作；书记区棠亮(女)负责国际联络部和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工作。还有两名书记：廖承志是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王照华负责人民解放军中的青年工作，他们俩实际上不参加书记处的工作，因为负责其他工作(廖承志同志是中共中央委员，在党中央委员会里负责中国保卫和平运动方面的问题，王照华同志负责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中的青年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四届全体会议上，在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担任青年部副部长的将军刘西元同志被选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以替代被免除职务的原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刘导生(免职的原因不得而知)。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由以下各部门构成：办公厅(负责组织工作问题)、组织部(负责干部、纪律和奖惩方面的问题)、工人青年工作部、农村青年工作部、大学生工作部、学校青少年和少先队员工作部、军事体育工作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国际联络部以及特别处和总务处。

地方组织结构由下列各级组成：省委员会(25个)、中央委员会直辖市委员会(3个：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市委员会(在划分有区的大城市里成立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区委员会、基层组织。

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团了解了北京市、大连市和上海市团委，云南省团委员会，北京汽车修理厂和车辆修理厂，重庆压缩机厂和冶金厂，上海第一冶金厂和丝织厂，沈阳机床制造厂，武汉、大连等机务段，大兴姑(辽宁省)和新陆乡(广东省)农业合作社团组织等部分青年团团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情况。

青年团在青年中进行着重要的工作，在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中是党组织积极的助手，动员青年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开展为节约而奋斗的竞赛、组织青年学习、参加合作化等)。青年团中央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体会议将开展这项工作和加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对青年的作用和影响作为对青年团提出的新任务。

今年2月16日至26日召开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国内形势，会议讨论了有关加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会议指出，青年团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应该紧密地与具体的建设社会主义基础任务相结合。会议在这方面给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提出了新的任务：加强对青年的劳动教育、宣传兵役法和开展军体工作，更积极地动员青年与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教育青年对侵占、多占的行为和破坏纪律的行为毫不妥协的精神，提高警惕，与反动分子作无情的斗争。

会议指出了发展青年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时刻关心满足青年健康需求必要性。在会议上着重指出了文化普及工作的内容应旨在消除青年的文盲现象(会议召开的当时有将近80％的青年和50％的团员是文盲或略识字)，提高青年的技术水准，向青年普及文学作品和定期刊物，发展艺术的独立性和体育运动。

认为有必要更深入地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与资产阶级道德现象作斗争。还指出必须真正地关注对落后青年的工作，加强对女青年和少数民族青年工作的关心。应注意到在这项工作中必须广泛利用青年知识分子，同时要关心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觉悟，学好唯物主义世界观。

会议指出，将来必须要始终不渝地巩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扩大青年团的队伍。

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开幕前一天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研究了有关进一步加强青年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奋斗事业中的作用问题。同时在会议上通过了有关更改青年团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全体会议的决议将提交给打算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后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讨论了有关青年们参加履行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合作化决议的问题。

会议号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们克服对农村合作化运动关注得不够，提高自己对这项有历史性意义工作的积极性。会议要求青年团组织和领导机关加强党的农村政策的宣传，向广大青年阐明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教育青年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会议强调在成立、巩固和发展青年生产队和组，青年突击队、监督小组、技术学习小组方面和在为提高收成、增加耕畜数量、扩大植树造林面积奋斗方面必须深入和扩大农村的组织工作。会议号召所有农村青年为“成为合作社的好社员”而奋斗。

会议号召青年团组织继续做好动员青年去垦荒的工作。现在已经成立了七支青年垦荒队。到1956年春这些队伍中的青年将达到20万人。1956年5月打算就垦荒问题在黑龙江召开青年会议。

在会议的决议中提出了要对党组织在教育和培养农村合作社领导和干部方面提供帮助的任务。到1958年春计划从青年中培养200万名会计员，300万名掌握使用农具的人，150万名技术人员和50万名畜牧工作者。

会议明确了青年团在扫盲事业中的作用。决议中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争取到1962年80％的农村青年学会1500以上个字。会议责成青年团组织与教育机关一起制定扫除文盲的长期和年度计划。

了解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情况后能得出的结论是，青年团的领导机关正确地明确了当前主要的任务，但我们觉得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和组织接下来要完成拟定任务的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个原因在于青年团的许多省、市、地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能力较弱，他们进行的组织工作由于经常脱离广大青年中的实际工作而变得狭隘。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说，在青年团的组织中，对组织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这首先是指属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团委和地团委所领导的基层组织。经常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于发布各种指示，召开各种会议等等。

中国同志说，他们有许多各种会议。不得不写许多东西和写报告。正如辽宁省团委书记、重庆市团委书记、西安车辆修理厂团委书记等说的那样，这一切严重地妨碍他们的工作。没有时间去进行青年的实际工作，去研究当地各种事情的情况。武汉市团委、辽宁省团委等一些同志说，他们一开始脱离青年，就无法研究他们的生活，造成他们很难做到娴熟地领导教育青年的事业。

会谈中许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经常问道，应该如何计划自己的工作时间，以便能分出时间学习，同时又能好好工作。他们中许多人都说，青年团中的学习问题，特别是基层积极分子的学习，没经过周密考虑，以致该组工作人员的学习经常总是有人缺席。

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与地区团委和市团委同时存在的有领导工业企业等单位中团组织的部门团委，青年团中其他市的市团委要真正地领导区和部门的团委，同时还有许多这些基层组织，我们觉得，要是不经过地区团委的话，是很困难的。比如，有40个工业企业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归北京市团委管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上海市团委同时领导着31个区和25个部门的团委，还有许多基层组织也归它直接领导。这些同志对我们说，这样的结构实在太笨重了。

注意到了自身的组织和委员会中庞大的编制。比如，共计有3500名团员的太原冶金厂的基层组织中有57名脱产的工作人员。

在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交谈时，我们感到青年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深度和广度。这项工作进行得不稳定，其中有不少缺乏计划而赶任务的因素。在我们看来，青年团组织与其他单位和部门在进行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方面的联系很薄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如果说解放后初期青年团的青年工人还经常走近青年并作些政治报告，而近来这样的事情已经非常少了。

国家正开展文化革命。青年团组织的青年积极参与其中。但是争取大学生来参加这项事业的工作力度很弱。这多少有点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干部(比如云南省团委书记等)不信任学生们，同时也忘记了学生中有部分工人和农民的结果。

自然，我们对青年团的观察和意见不是希望有个更深更全面的分析。对此，青年团中央在计划和组织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时，直接或间接地竭力不让代表团成员能了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情况。在青年团中央，胡耀邦同志在最后一次会谈时表示：“我们并没有尽量让你们去充分地了解青年团的工作情况，所以你们代表团成员向干部提的问题越多，他们能回答的就越少。”

与此同时，代表团在团中央的会谈中，在青年团许多省、市、地的团委，以及在工业企业、交通部门、建筑部门、学院和农村的生产合作社中，在与积极分子的会面时，在青年会议上竭力传授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经验。我们代表团的成员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有些会谈中问题的数量达到了上百个。实际上提出的问题全都围绕着差不多是青年团机关和组织所有的工作内容。对我们请求最多的经常是要求讲述有关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结构、工作风格，有关检查执行的组织情况，有关思想教育工作、青年劳动教育的安排，有关干部的工作和培养青年团积极分子的工作，有关地区、市团委对基层组织的领导，有关青年团组织在提高青年生产积极性的作用、组织他们学习和余暇时的活动，有关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有关提高革命集体性的教育等等。会谈期间对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经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0月3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接见了代表团。接见时，代表团成员谈了自己的印象，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工作。陈云同志感谢代表团成员给予企业的青年工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级委员会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他表示，党委和政府机关对苏联青年代表团的工作很满意。结束时陈云同志谈了一些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随附会谈记录)。

在与苏联青年代表团成员的会谈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表示希望在1956年能派遣两个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同志们请求在第一个代表团里包括农村青年代表和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而第二个代表团可由教育工作者、劳动后备军(中等技校学生)、高等院校和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代表组成。这些提议值得关注。

我们的看法是，最好同时研究和实施措施，组织中苏边境州与省的青年见面活动。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必须向您汇报自己对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情况的一些印象。

在中国的工业企业时，代表团成员遇见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在工业企业里进行着重要的工作。但按照我们的看法，在他们的工作中有一些不足之处。

在我们看来，他们中有些人将自己的职责仅归结为解决非常大的技术问题，很少同时关心有关中国专家的教育和学习，首先是在企业、车间、劳动组织的管理问题上。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上和西安车辆修理的中国同志曾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们的看法是，苏联专家完全能够做得更多更积极地将我们企业中积累的先进经验运用到生产中去(黑色冶金方面的快速炼钢、机器制造厂的运用陶瓷刀片的快速强力切削等等)。

然而有些苏联专家甚至不知道如何运用这样的经验。比如，在会见我们代表团成员炼钢工克列斯尼科夫同志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黑色冶金部顾问马雷舍夫同志对有关如何运用先进的劳动方式的情况实际上什么也讲不出，甚至显得对中国冶金厂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上海造船厂工作的苏联专家索辛同志、阿梅尼茨基同志、热姆丘日尼科夫同志告诉我们说，我们工厂发运到中国企业的一些零件，同时还有部分设备在检查时发现是废品。他们还告诉我们说，比如科洛姆纳内燃机车制造厂制造的轴，其尺寸超过了规定容差。为此中国专家提出要求检查所有运到他们企业的零件。对技术文件的修改通常都一再的延误。这些同志还对我们讲述说，运送零件和设备的木箱在从企业发运前没好好检查。在上海工厂打开这些木箱后发现里面有许多多余的东西。比如，在那找到一份列宁格勒工厂的共同协议、没用的螺栓、垃圾等物。苏联专家与自己企业的联系非常差。他们有许多的问题和意见。在每个月发回的汇报中苏联专家常常会提请注意某些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可经常得不到应有的答复。按我们的看法，最好责成造船工业部和运输交通部搞清楚这些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代表团团长

В.扎卢日内(签名)

1955年11月14日

第Сб-7号

附件：

与陈云同志的会谈记录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以及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贸易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团看得多的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而对农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至于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改造，代表团就研究得更少了。我就详细地谈一下两个问题：1.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对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有5100万人。在农村总计有1100万户农民，这样一来每户约4—5个人。农村的第一次改造是农业改革。现在除西藏和新疆以外，到处都在进行农业改革。西藏仍由达赖喇嘛统治。

进行农业改革后开始向集体劳动方式：即组织农业劳动互助组转化的第一阶段。农业劳动互助组最早出现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以后的江西省，而当时正值延安抗日战争时期。现在这些农业劳动互助组已经占农村人口的大约70％左右。

在农业劳动互助组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农村农业改革的第二阶段：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有超过150万户农民加入了合作社(这是1953年6月的资料，现在这个数字正迅速增长)。首先进入合作社的是占农村人口60％—70％的贫农和下中农。在中国富裕中农占20％—30％，他们中只有部分觉悟高的加入了合作社。其他人暂且还在说：“我们这没有比我更好的了。”富裕中农的部分人还在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今年7月31日在党的省委书记会议上作了报告。刊登在报纸上，你们知道报告的内容。

今年冬天至春播开始将在农村广泛开展合作化运动。按照五年计划到1957年年底将争取所有农户的1/3加入合作社。现在可以说我们已将这项任务大大地超额完成了。到五年计划结束时能有70％的农户进入合作社。在中国领先的地区合作化已经结束将近一年了，而在四年期间将全部实现合作化。

现在合作社中的土地和公共的耕牛是股份。收入主要根据劳动多少和仅仅是部分地根据入股土地多少进行分配。这项原则，看起来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称这个运动是第二次革命。5000万农民正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还不能对许多地方进行垦荒，因为更多的资金用在国家的工业化上。将进行约400万公顷土地的垦荒。我们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方式是成立生产合作社。它们将能增加农业生产的20％—30％。这样一来，如果去年粮食收成达1700万吨，那么就能增加340万吨。

中国的可耕田不多，大约在1100万公顷。每个农民为3亩地(约1/5公顷)。这里说的是中国北方。西北部多一点，而南方(广东省)总共约1亩左右。所以可以看到当农民在田里就好像是在绣花一样对土地是那么精耕细作。

东北和西北有空置土地，总共约880万公顷。如果开垦这些土地，将增加许多粮食。可那里人手不够。垦荒需要用机械进行。我们暂时还没有一辆自己的拖拉机，没有农业机械，没有足够的石油。所以我们只能在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垦荒。

这样一来现在的合作社组织就是提高收成和所有农业产量的后备军。近几年将大力开展如1928年至1930年苏联的集体化运动。

耕牛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我们有近3000万头耕牛。在进行集体化时避免损失耕牛是非常重要的，决不允许中农在加入合作社时杀死耕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应该在这方面进行大量的工作。

现在每个省都有建立在高级合作社原则基础上的实验性集体农庄。但这样的形式转向普及要到1960年以后。

我们的国营农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它们中不少是亏本的。中国中部的国营农场不多，大部分是在东北和西北部，那里有许多未加利用的土地。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看来将成立国营农场以及合作农场。

关于富农。存在于国民党时期原先的富农数量占人口的10％，按照户计算占8％。农业改造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在解放区给富农留下的田地和给农民的一样多。何况给富农的田地更差一些。还将与富农的斗争，但不是特别重要。

现在有所谓的新富农，是解放后和进行农村改造后产生的。为数不多，不到1％。

今年我们获得大丰收，约1800万吨粮食。棉花丰收完成了计划任务：130万吨。

1957年年底资本主义工业比重将占大约12％(按产值)。现在资本主义的部分占40％。但解放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本家只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售给国家。他们也只能从国家那里买入原料。这样一来资本家的生产就处在国家的监督下。企业(资本家的)的收入分配大致是这样的：收入税30％、部分收入(强制的)作为基建投资，部分收入为社会保险。资本家的收入不多于25％。这样，大资本家的纯收入不会超过3％，而小资本家则为总投资的2％或1％。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的这种方式意味着，国家的劳动人民实际上按一定的比例向资本家购买他们的产品。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所有企业都将成为国家企业。

也可以一下将所有资本家企业国有化。但我们将无法管理它们。将会失去很多。现在采用的方式减少了损失。

中国的资本家和其家庭成员人数共有700万—800万人。你们可以在街上看到的小厂小铺，常常是没有雇佣工人的，而在工作的是一个家庭。像这样的在中国有超过2000万人。像这样的私人企业家共有3000多万人。这是个巨大的数字。如果不事先安排好他们，而去没收企业，那将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城市中的商业企业52％是国营和合作企业，48％的私人部分中23％从事零售。25％是理发店、小摊贩和售货亭。将这些关闭很容易。可有200万在从事商业。能让他们不吃饭吗？

国家批发组织。国家规定价格。私商没有自己的产品。

在农村私人企业的数量比城市里更少，大约在18％。

所有的私人企业掐着我们的脖子。对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需要比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多的时间。这将一起进行。

现在国内有700万个商业点：330万家商店，350万个售货亭。这些企业业主，1/3有土地。商人中有部分人是不劳动的。对他们我们应该忍耐，因为他们要养活自己。

我们知道在苏联100个居民中有1.5个商业工作者。在中国按照这样的对比需要900万名商业工作者。现在没有这么多!

关于物品配给制。棉布、油和粮食暂时配给供应。问题在于布匹和粮食我们还不够。解放后的第一年收获1.05亿吨粮食。现在我们收获的比这多得多。为什么还不够？第一，因为农民开始更多地买粮食了。以前大部分农民半年在吃糠、树叶和树皮。现在农民买得更多，而且买的人很多。如果每个农民一天吃一两多(1/15公斤)，那就要多增产几百万吨粮食。此外，生产粮食的人数少了，因为许多农民进城了。在农村牲畜的头数在增长。国民党时期有6300万头猪，而现在有1.1亿头。要喂它们也需要许多粮食。

粮食配给制是在1953年10月实行的。那时我们已经感觉到粮食不够了。国家开始收购粮食并实行粮食配给供应。它还将实行一段时间。

1949年棉花收获了44万吨，而现在是130万吨棉花。为什么布匹还不够？以前许多地区的农民是三个人合一条裤子。孩子在12岁以前一般来说是没有裤子的。许多家庭都没有衣服。现在的农民都穿“三样新”：新布、新棉花和新衬里。就这点布匹就不够所有人的了。

现在北京和上海每个人是大约17米布，而在农村是7米多点。这点农民能穿了，但不够。所有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农业生产还不够。将来的主要后备就是荒地。

对食品分配的限制带来诸多不便，但现在给每个人的食品比以前多得多。在制定定额时我们考虑到了气候条件。

如果我们不实行棉布配给制的话以及一些食品的配给制，那所有这一切就正合投机倒把分子的胃口了。

手写批注：

归档。苏联共青团中央已对苏联专家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作了摘录，并呈送给相应的部委，以便采取措施。苏联共青团中央将另外提交有关扩大苏中青年联系的建议。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2日

归档。

В.戈尔布诺夫

1955年12月26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15-130

№21451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工作情况(1955年11月15日)

摘自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5年11月16日

第144/нф号

机密

文本第10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的会见

1955年11月15日

应刘晓请求，我会见了他。

刘晓说，他想向我通报他回国参加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情况，同时向我介绍一下中国的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某些计划。

一、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问题。某些党的工作人员由于政治素质差和不了解当地情况，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不是完全依靠贫下中农和积极地争取中农、孤立富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看到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景气解散了，主张放慢合作化的速度。到今年年中，共成立了65万个农业合作社。本来还可以成立更多的合作社。但由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路线不正确，一些合作社被解散了。

邓子恢和其他一些党的工作人员的错误不仅受到中央委员会，而且受到了熟悉地方情况的地方党的领导人的尖锐批评。邓子恢在全会上表现还好，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央和地方许多党的工作人员也作了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采取了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到1960年全国基本上将实现农业合作化，为中国农业逐步集体化奠定基础。

二、在完成1955年计划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的确，重工业顺利地完成了计划；煤、钢和生铁与去年相比将增加20％，而化工产品、水泥和铜的生产将增产10％。但轻工产品生产计划完不成。这主要是纺织工业企业开工不足造成的，原因是棉花和亚麻原料不足(去年许多棉田、亚麻受淹，收获不足60万包)以及由于贯彻节约制度对轻工业的拨款有些减少。

今年全国粮食状况好于1954年。尽管一些地方受旱，但总的收成较好。1955年大米和其他粮食作物收成较去年多收4.9％，棉花多收22.6％。增产增收不仅是由于气候条件好，还由于吸取了去年的教训，采取了防涝措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效能很高以及由于实行新的收购政策，农民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但中国的粮食问题依然很严峻。中国人口很多，而人均耕地面积非常少。个体农民经济缺乏充足的肥料和必需的农具，耕作的方法也很落后，无法迅速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他们无法保证城市所必需的商品粮。摆脱这种状况，建立大型的合作制集体经济，这是党一贯坚持的农业合作化路线。

三、中国现在正执行严格的经济政策，压缩机关编制。某些中央机关压缩工作人员达60％。中国外交部缩编在40％以上。被裁减下来的机关工作人员被派到一些省份——西康、新疆、西藏和农业地区工作，一部分人被派去学习。许多现在不需要或可缓建的项目被停了下来，这样节省资金在7亿元以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工业，部分用于农业。

四、现在中国同志们正忙于制定1956年的基本措施计划。这一计划将包括以下主要措施：

(一)与1955年相比，扩大工业生产。1956年应当超额完成计划，以便以此补偿1955年未完成的计划部分。

(二)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计划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到年底计划制定工作将结束。到明年，计划将提交中共中央审议并征得苏联代表的同意。同时要考虑到把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联系起来。刘晓补充说，由于打算今后使中国的计划与苏联的计划相协调，所以现在尚未决定，中国的计划是做3年还是5年。中国政府打算同苏联政府协商这一问题。

(三)1956年把农业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135万个。

1956年要开垦74.2万公顷处女地和熟荒地。

(四)继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工业上，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比重将达到70％以上。批发贸易中私有成分将完全被排除。对零售贸易中的私人企业实行国家监督。现在工业中的私人资本有2.5亿元，而商业中的私人资本有8亿元。

1956年继续进行逐步把私有企业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分散企业将联合为国家领导下的大型公司。加入这些公司的资本家的企业将被看成是资本家的股份。私人资本企业是现存的收入分配体系(分四部分：国家税，社会保险提成，资本投入，企业业主利润)将由新的体系取代：确定某一企业里私人资本的数额，给企业主支付这一资本的利息。这将加强国家对私人资本部分的监督，同时减少私人企业里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由于降低了对利润的追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便利用资本家自身在企业主和商人中开展相应的工作，把私有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不久以前，毛泽东召开了民族资本家代表会议。他从总体上向与会者介绍了关于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他解释说，资本家也可以被当作工程技术人员在企业中被加以利用。

出席会议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欢迎毛泽东的声明。但是，刘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毫无疑问将对抗私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确，许多资本家理解新的形势，开始同人民政权合作。他们认为，他们适应得越快，越能占据较有利的位置。

(五)加强国家防御能力。计划靠减少部队数量来提高部队质量。计划请求苏联政府再援助额外建议的34个国防企业，这些企业将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投产。再过一年，江西福建铁路将竣工，这条铁路在中国沿海地区有战略意义。这些措施将大大加强中国的防御能力。待这些措施实现之时，刘晓指出，同美国人讲话就会容易得多了。

(六)继续同反革命作斗争，今年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将近5％的人为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明年还将审查1000多万职员、大学生和部队职工。干部审查将用3年时间。

刘晓接着通报说，前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被揭发是外国间谍，他在1940年就开始成为汪精卫的特务和日本的间谍了。估计，早在1946年他就与国民党特务建立了联系。

(七)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观点的斗争(胡适、胡风、俞平伯、梁漱溟)，以便提高领导干部和文化工作者的领导水平。对提高部长、副部长和各司局长等领导干部的思想水平给予了高度重视。其中一些人被派往学习班参加学习，其他人每年抽两个月进行政治学习。

五、刘晓指出，中共中央同意赫鲁晓夫同志在刘晓回国之前同刘晓会谈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同志所发表的意见：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紧密协调自己的行动，以便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力量。中共中央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措施，并根据这些措施制定中国的相应步骤。中共中央赞成苏共中央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正采取措施同南斯拉夫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中国贸易代表团、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团已赴南斯拉夫访问，还将派其他代表团去南斯拉夫。关于铁托即将访问苏联，中国方面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六、涉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计划，刘晓说，中国政府正在考虑东南亚国家的困难，想对他们提供援助，以便加强中国在这些国家里的影响。中国购买缅甸的大米。中国可以帮助缅甸建设某些企业。中国政府还考虑扩大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经贸联系。中国自身还需要多方面的援助，但为了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中国准备做出一些重大的牺牲。中国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将考虑，中国能对东南亚国家提供哪些帮助。

为了加强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联系，宋庆龄将对这些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她在这些国家影响很大，她的出访将带来好处。她还可以访问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政府对此还未表态。

刘晓补充说，宋庆龄大概1956年要访问苏联，但这个问题尚未最后决定。

中国政府已着手准备亚非国家会议，看来会议将在明年(1956年)6月召开。

刘晓补充说，中国政府在寻找同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菲律宾建立联系的途径。

中国政府很关注同日本的关系。日本需要同中国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中国政府将利用这一形势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让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日本组织宣传的目的是想让它脱离美国。中国报刊把批评集中在外相重光葵身上，对鸠山一郎 [15] 少一些。向日本人民解释，中国不准备对他们复仇，过去一度遭受美国压迫的中国人民现在同情遭受美国人压迫的日本人民。

中国还希望同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哪怕是非官方或半官方的关系。阿拉伯国家对发展和中国的贸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中国将向这些国家派出贸易代表团。中国政府也欢迎纳赛尔访华。

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在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并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条件下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在进行试探。如果它们不同意这些条件，那么中国能与他们建立半官方的关系，就像中国与英国那样。

关于同英国的关系，刘晓说，英国政府努力想同中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同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上它又支持美国的立场。在讨论美国在华公民的问题上，英国人完全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中国政府想对英国人宣布，如果他们想发展同中国的关系，那他们应改变自己的立场。如果有诚意可以通过谈判解决许多问题。

中国政府认为，中美大使级谈判看来能够举行，但在同美国谈判中，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采取强硬立场。

谈到朝鲜问题，刘晓说，现在未发现任何新的变化，当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的结果清楚之后，将讨论相应的措施。

谈到台湾问题，刘晓指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

台湾国民党集团现在正经受严重的危机。陈诚集团、蒋经国(蒋介石的儿子)集团和孙立人集团之间正进行尖锐的夺权斗争。孙立人及其近400名追随者已被逮捕。国民党政权还对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及其他许多对蒋介石不满的国民党分子进行了迫害。但是现在还很难说，这种情况对解决台湾问题能产生什么影响。

刘晓继续说，为了对台湾进行宣传，同时也是为了在国民党中开展工作，中国政府正利用一些前不久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来的原国民党活动家：卫立煌、翁文灏等原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前不久到过苏联，他曾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客。他回国之后，刘晓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兴奋地讲述了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的很好的文章，并在中国民主人士中间开展了有益的工作。

对于张治中访苏期间苏方对他的关照和对他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应中共中央请求做的)，刘晓表示了感谢。

我对刘晓同我会谈和提供消息表示感谢，我指出，这一会谈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形势。

出席会谈的有：远东司顾问М.С.贾丕才和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

手写批注：

归档。情报资料，已用于关于中国的情况说明。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1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31-139

№21455-1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1月26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5年11月30日

第522号

致苏共中央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报纸杂志1955年第122号至第128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1955年11月26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8/347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8(347)号，1955年11月29日

内容及页码：

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1955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第2页

…… [16]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7/346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7(346)号，1955年11月26日

内容及页码：

1.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组织大为增长。第2页

2.贵州省33429名新人入党。第3页

3.司法机关的作用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驾护航。第4页

4.农村信贷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农业合作化。第11页

5.广东省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干部应遵循的原则。第15页

6.至1956年春之前广东省将重新组建超过7万家合作社。第16页

7.广东的国民收入在增加。第19页

8.黎族自治区和苗族海南行政区改为自治州。第20页

9.简要新闻报道。第21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6/345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6(345)号，1955年11月22日

内容及页码：

旧中国的经济状况。第2页

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第6页

公私合营工业的增长。第10页

上海汽轮机厂、电气仪表厂和锅炉厂的新车间。第11页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有关加强司法机关保障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指示。第12页

更广泛地展开扫盲工作，以应有的形象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第14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5/344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5(344)号，1955年11月19日

内容及页码：

1.在建立和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过程中不断巩固党的基层组织(1955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第2页

2.认真做好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与市镇定量供应，进一步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辽宁省副省长黄达在1955年10月20日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刊登在1955年10月22日的《辽宁日报》)。第7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4/343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4(343)号，1955年11月17日

内容及页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2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决定。第3页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缺额补充问题的决定。第4页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各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的决定。第6页

5.有关中国增加油料作物产量的建议。第7页

6.机械部企业决定至年底前另外增加生产5万架双轮双铧式犁。第16页

7.实施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第17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3/342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4(343)号，1955年11月15日

内容及页码：

1.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农业恢复。第2页

2.今年11月起全国实行统一粮票和地方粮票。第4页

3.1955年铁路网扩大。第6页

4.兰州工业区建造环形铁路。第6页

5.拉萨至日喀则公路通车。第7页

6.改善银行放贷工作，协助国家企业节约使用资金。第8页

7.今年中国植树造林面积超过100万公顷。第14页

8.超额完成9月份棉花收购任务。第15页

9.超额完成第三季度烤烟和晒烟收购计划。第17页

10.云南超额完成茶叶收购计划。第18页

11.广东增大出口商品。第19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2/341号，1955年11月

通报第122(341)号，1955年11月10日

内容及页码：

1.与日本工商界代表团签署290项供货协议(195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2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与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进行贸易谈判的公报(1955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3页

3.许多城市和市镇实行粮食定额供应系统(1955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第4页

4.秋季油料作物获得大丰收(1955年10月25日《大公报》)。第6页

5.福建省统计局通报完成1954年国家计划。第7页

6.对实行集中领导和帮助私营工业企业政策的总结。第15页

7.1955年已经获准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上海270家私营工业企业中，有123家已经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第19页

8.辽宁省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迈出了新步伐(1955年10月6日《辽宁日报》)。第21页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26-283

№23026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公安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5年11月26日)

绝密

第2513/K号

苏联内务部

1955年11月26日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7月27日决议，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一行19人自今年7月29日至11月16日来苏联访问。

该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周兴(代表团团长)；陕西、云南和广东等省的公安厅厅长：李启铭、刘明辉和寇庆延等同志；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谢梓群(Се Цзы-цюнь)同志；北京和上海等市的公安局副局长贾正操(Цзя Чжен-цао)和雷邵田等同志；中国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石广平同志；公安学院教育长王仲方同志；中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姚立(ЯоЛи)同志；公安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郝治平同志；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管理局处长徐波(СюйБо)同志；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管理局副处长陆兵(ЛуБин)同志以及随行翻译5人。

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于今年8月1日开始工作。9月20日以前一段时间，他们了解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工作组织情况。

自今年9月20日至11月15日，代表团成员们学习了苏联外交部机关的结构和工作经验。

在此期间，苏联内务部一些负责人向中国代表团成员们介绍了如下情况：部门内部的结构和任务，制度安排，干部的培养和登记；警察局内部与刑事犯罪、盗窃社会财产和投机活动作斗争各机关的工作组织；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护照管理系统；交通和行人安全保障制度和警察机关内部的其他工作。

中国公安部代表团成员还了解了如下情况：苏联劳改政策的基础，囚禁地(监狱、劳改营)的组织制度，犯人的关押和警备制度，已判决犯人的再教育和改造工作，少年劳教营的工作；本土防空司令部和国家火灾监控机关的工作；特别重大设施的保卫、押送勤务和内部组织；苏联边防军的结构及其保卫国家边境的任务；苏联内务部的档案组织及其机关的其他工作。

中国代表团成员拜访了苏联内务部党委，了解了内务部的党政工作、党的教育和普通教育培养的组织情况。

除了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就苏联外交部机关的工作情况举办了讲座和座谈外，我们还向其介绍了分布在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以及列宁格勒、里加、基辅、索契、巴统和斯大林格勒等城市的苏联内务部各分支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

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这一期间还参观了如下内容：莫斯科市警察局，莫斯科河区警察分局和克拉斯诺戈瓦杰伊斯基区警察分局，莫斯科市第9、第45和第83警察分局，莫斯科市警察局居民住址查询处，并实地了解了足球赛进行期间“迪纳摩”体育场的公共秩序保障情况。此外，代表团成员还参观了克柳科沃劳改营和伊克山斯基少年犯劳教所，布德尔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监狱。他们还了解了苏联内务部高级中学和军事学院，高级消防技术训练班，中央消防科研所，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和军事历史档案馆，电影图像文献档案馆，犯罪侦察学学院和博物馆等的工作情况；观看了本土防空设施，参观了莫斯科市的当地防空司令部，部署在莫斯科和列乌托夫等城市的外交部内、外押送勤务部队，了解了外交部所属的“公社社员”国营农场的工作情况。

根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要求，今年10月20日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苏联内务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基辅。

10月22日，代表团受到了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斯特罗卡齐同志的接待。后者向代表团成员们简要介绍了共和国内务部各机关的工作概况。在斯特罗卡齐同志的陪同下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斯万托山斯基区警察分局，了解了农村地区(派出所)地段民警以及基辅少年犯劳教所的工作情况。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基辅市的历史遗迹和纪念碑。

今年10月24日，代表团一行前往了索契市。他们在这里了解了苏联内务部第一疗养院的医疗预防工作情况和索契马采斯京斯基疗养区的名胜古迹。

今年10月27日，代表团抵达巴统市。巴统边防部队负责人特卡切夫向代表团成员讲述了辖区内国家边防部队的组织情况，随后代表团参观了第9、第11边防哨卡和一个海防汽艇大队。

10月28日，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公安部代表团举办了一个气氛热烈而友好的招待会。

11月1日，代表团来到了斯大林格勒市，先是参观了城市的历史古迹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然后又去了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名字命名的伏尔加顿河通航运河和以Н.С.赫鲁晓夫名字命名的位于斯大林格勒州红军区的一个集体农庄。

11月5日，代表团返回了莫斯科市。

在代表团参观各城市、企业和机关以及参加各种座谈会期间，内务部工作人员和其他苏联公民均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表现出了极其由衷而热情的态度。而从中国同志们的态度上也可看出，他们的确在苏联人民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朋友。

11月7日，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红场的军队阅兵式和劳动者的游行活动。代表团团长周兴同志还应邀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

十月革命节之后，代表团继续了解苏联内务部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

11月14日，代表团全体受到了苏联内务部领导人的接见。在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兴同志感谢苏联内务部领导人对中国代表团的关注和在代表团了解苏联内务部工作过程中苏方所做的良好的组织工作，并表示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对此次到苏联访问感到非常的满意。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1月16日决议，苏联内务部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转交中国公安部需要的如下设备：防空、消防和刑侦器材和仪器以及如下一些办公文件——具体内容涉及警察机关、劳改营和劳教所、边防军、消防、档案机关和苏联内务部其他分支机构等的工作情况。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146-150

№21452 帕利古诺夫致苏共中央函：转交塔斯社代表团访华报告(1955年12月7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第1322с号

致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部长同志：

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的决定，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代表团一行6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呈送代表团团长В.Г.谢里维尔斯托夫同志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附原文共25页。

塔斯社负责人

Н.帕利古诺夫(签名)

1956年12月7日

苏联塔斯社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322с号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М.А.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的决定，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代表团一行6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

呈送代表团团长В.Г.谢里维尔斯托夫同志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

附原文共25页。

塔斯社负责人

Н.帕利古诺夫(签名)

1955年12月7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塔斯社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报告

应新华社邀请，塔斯社工作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苏共中央1955年9月21日的决定批准了代表团人员由以下同志组成：В.Г.谢里维尔斯托夫、新闻处处长И.И.别格洛夫、远东各国处处长В.П.尼科利斯基、国外信息管理局排版负责人К.И.罗曼诺夫斯基、国外无线电广播接收站站长Г.М.博布罗娃、国外信息管理局咨询部专员Ю.Ф.卡斯托尔斯卡雅。代表团于9月28日抵达北京。到机场迎接代表团的有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他的副手们、部门负责人和年初在塔斯社实习过的工作人员以及中央报纸和杂志编辑或副主编，北京广播电台、苏中友好协会、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代表，塔斯社分社工作人员。

当天，吴冷西同志举行了招待会，有将近80名中国报刊工作人员出席了招待会。第二天代表团参加了由周恩来同志为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周年庆祝活动的外国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10月1日代表团观看了阅兵式和北京劳动人民的游行。

次日，代表团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参观刚投入建设的第二纺织联合工厂，去了官厅水库和市郊的合作社，多次与国家的和党的负责干部交谈，还参观了《人民日报》报社，在那与北京的记者们举行了会谈，了解了新华社的工作情况。参观新华社时，以塔斯社的名义向吴冷西同志、他的副手们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赠送了礼品。

而后，按照新华社领导提出的计划，代表团进行了中国之行，参观了10个城市：沈阳(穆克顿/盛京——沈阳的旧名)、抚顺、鞍山、大连、旅顺口、天津、上海、杭州和南京。

代表团在沈阳参观了机床制造厂、综合技术学院、中国东北工业品展览会，还去新建的工人新村和农业合作社。在抚顺参观了露天煤矿的矿井和油页岩的开采以及(石油)炼油厂。在鞍山代表团参观了冶金联合企业：高炉和马丁炉车间、无缝钢管厂、钢轨厂和轧板厂。塔斯社的工作人员在大连了解了造船厂和码头的工作情况，然后又参观了旅顺口的历史遗迹。代表团在天津参观了第二文化宫和公私合营的纺织厂。在上海，代表团去了工人文化宫，在那参观了反映上海无产阶级斗争和上海工业品展览会，还去了上海国营卷烟厂和公私合营申新第九纺织厂，与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同志就上海民营工业的状况和改造道路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在杭州代表团成员参观了公私合营的丝织厂，历史名胜和劳动人民休闲的地方。在南京，代表团瞻仰了孙逸仙陵墓、革命烈士陵园、南京国家天文台。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报刊的工作人员和新华社地方分社的同志对代表团都表现出友好的关注和热情款待。在所有城市，代表团都是由地方报纸编辑，党的机关、电台、中苏友好协会代表负责迎接护送。随同代表团的有新华社第一副社长朱穆之和三四名新华社其他同志。

从中国之行回到北京后新华社领导邀请代表团参加隆重的午宴。10月2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为代表团的到来举办了招待会，来参加招待会的有新华社负责同志、报社编辑、记者、外交部代表、中苏友好协会代表等。

10月26日代表团启程回国。到机场欢送的有以吴冷西为首的许多新华社同志、北京报刊代表、苏联使馆人员、塔斯社北京分社工作人员。

中国之行和参观各种企业、机关和休闲地方期间，塔斯社的工作人员与许多普通的中国人进行了多次友好的见面与交谈，有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学生、小孩。所有这些见面都是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不管代表团在哪里遇见当地的居民，都能受到最热情最真挚的招待。在公园和其他休闲的地方，人们，特别是学生和孩子，经常围住代表团成员，十分乐意地与他们交谈，自发地演唱有关中苏友谊的歌曲。以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人的会谈记录。

与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暮桥同志的会谈

薛暮桥同志详细地讲述了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引用了已知的实际数据，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会谈过程中薛暮桥同志表示，包括1954年粮食歉收导致食品困难的原因，造成农业生产减速。如棉花生产最近两年下降了20％。但今年将获大丰收，预计谷物丰收将超过1952年这方面记录的9％。棉花生产同样将超过1952年。

同时，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增长23.4％，可在前三年中仅增长了10％。减速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的小商品生产性质。出路在于合作化。

增加农业生产的方法之一是垦荒，包括熟荒地。现在垦荒和垦熟计划完成得很顺利。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打算开荒250万公顷土地，但根据国家计委核算到五年计划末将垦荒400万公顷土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计划3000万公顷土地的垦荒和垦熟。

中国大约有5亿公顷土地，同时，可耕地仅为1.1亿公顷，也就是说每家农户大约1公顷。与此同时，也考虑到农业人口的增长，计划增加300万公顷可耕地依然无法消除可耕地的不足。

谈到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问题时，他说，这样的资金是靠内部积累。比如，1955年国有企业收入为1100万元。部分资金来自对私营企业家和商人税收，部分是国营农业税以及苏联的借款(资金数额不大)。

薛暮桥表示，最近进行的削减非生产建设费用的运动应该可以节约300万元，这笔资金也将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化。

为此还大大地削减住宅建设和日常生活服务机构以及文化设施建设的财政拨款。

在参观北京第二纺织联合企业时，我们了解到，比如由于对建造联合企业工人大食堂的拨款延期，该项建设将根据联合企业内部积累情况推迟进行。

薛暮桥同志提出将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工业比重增长与1949年时期的比较一下，当时的工业比重是17％，而战前时期，根据不确切资料好像是在10％左右。下列数字就是工业比重的增长所具有的特征：1949年：17％；1952年：26.7％；1954年：33％；1957年：36％。至于部分规模大的工业比重，1952年相当于39％(工业总产值的)，1955年则为18％，而在1957年只有12％。这样的减缩是因为快速的公私合营改造造成的。暂时无法对工人和职员征收任何税款。积累的来源只剩下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农户向国家缴纳的税款。

薛暮桥在结束时指出，中国的失业现象问题远没有解决。为此还需要不止一年的时间。为了保障人们的工作，有时被迫放弃使用机器。

这点在代表团成员参观上海卷烟厂时得到了证实，那里部分包装好的机器都暂停使用；参观鞍山联合企业时，看到运送氧气瓶和其他货物都采用人力车装载。

在上海和南京都向我们谈到过有关劳动安排的困难。为了更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开展了将城市居民转入农村户口的工作。最近几年从上海派到农村的有80万人，以致城市居民减少到620万人。但在上海，还包括至今仍存在的12000条帆船，其船主的生存状况十分悲惨。在南京造成安排就业困难的还在于许多居民没有任何技能，因为在国民党时期都是官员的仆人(20万人)。

在一些企业有许多工人也对我们这样解释，新的工厂需要培养干部。如鞍山联合企业轨钢轧制车间党组织书记说的那样，车间有为两个同样的新车间培养干部的任务。他还说，考虑到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去年参观联合企业时的批评，车间的工人数量已经从1300名缩减到1000名，而到年底还将裁员50名。

与国务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同志的会谈

汪锋同志说，中国现在的少数民族人口有350万人。分布居住在整个中国境内约50％的国土上。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从事农业的主要是维吾尔族、朝鲜族、彝族、苗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藏族、蒙古族则从事畜牧业。

许多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中已经进行了农业改革，涉及250万人。至于从事畜牧业的少数民族，那里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更为复杂，必须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

汪锋表示，共产党被迫与民族地区的封建上层进行斗争，后者利用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号召发展主要为私人企业的地方经济，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该上层以“民族天性”为由反对社会改革，坚持少数民族的“独立性”。曾发生强行接受这些要求的事件，包括在讨论结构方案时。此外，共产党不得不与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不信任作斗争，这也正是那些封建上层点燃的不信任。为了将斗争进行到底取得胜利，共产党提出了任务：用十年时间使民族地区的经济赶上总体水平，在那里培养干部，巩固和增加暂时还十分薄弱的党组织，因为他们的主要依靠是当地的工人阶级。

在这次会谈中弄清楚的一点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各自拥护者之间继续进行着潜在的斗争。共产党的方针是：使两个集团保持中立，将所有权力掌握在一个将来以选举方式建立的人民政府手中。

现在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少数民族建立文字。现在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傣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锡伯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大约有1000万人。600万人(东干族(回族)、满族和其他民族)使用汉语；纳西族、彝族、苗族、拉姑族、景颇族有简单的文字和语言(330万人)。

宗教是重要的问题。部分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部分是佛教、喇嘛教，还有一些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得不与国民党分子的阴谋诡计作斗争，他们经常往少数民族地区派遣自己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应当指出，我们从中国资料中搞明白了，东干族指的就是穆斯林，关于这一点，从中国得来的信息中有一些混淆)。

汪锋同志而后说，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不管在个别民族族群内部，还是民族部落之间还存在极大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比如，在西藏省和四川省的许多部落内还保留着奴隶制。在某些地区一些部落还保留着原始制。这是还没有形成的族群，可他们有发展得很强烈的民族同一性，存在宗教的同一性和许多其他能够被认为是某个族群的各种特征。所以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取消经济上的不平等，因为政治上的不平等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阶段被取消了。共产党特别强调成立自治区的作用。现在自治权是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基本政策。所以在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按照这些少数民族的意愿成立自治区。最近几年期间成立了73个民族区域自治(28个自治区和自治州以及45个自治县)。1955年10月1日成立了第一个维吾尔族新自治区。

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主要在于：少数民族中几乎没有工人阶级，还在于封建上层还想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保留自己对其他剩下居民的统治地位。这样的上层人物阻挠着人民中新的民主力量和新干部的发展。

有许多来自少数民族的会议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显示出民族主义倾向，因为来自少数民族的代表主要是封建上层的代表。这些代表中的某些人是为了希望在会议上得到他们族群的完全独立直至脱离中国。

党采取的方针是从人民中培养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成立共产党组织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勇于将少数民族中的党员推上领导岗位。

与国务院第八办公室(私人工商事务)副主任许涤新同志的谈话

许涤新同志描述了中国私人部分的状况、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转变的改造工作进程。

他说，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大集团：买办资产阶级：体现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和民族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四川省、上海市和宁波市。蒋介石集团采取讨好外国资本，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这种背叛政策导致了他们之间关系的断裂。为了让资产阶级更完全地脱离蒋介石集团，利用它为人民国家的利益服务，就需要推行非常巧妙的政策。要将剩下的资产阶级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要让革命胜利后逃到国外去的那部分人回到祖国来。政府为这部分资产阶级保留了所有权和承诺给予帮助。

许涤新说，现在的资产阶级分子分为四类：

“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那些已意识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并且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去的资本家。包括民族资本家的上层也属于这一类；

“中立的”，人数最多的一类资本家(占总数约60％)。如许涤新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一类资本家很难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仅将它作为一种事实来接受，但不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有时候还进行干扰；

“落后的”，属于这一类的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改造，不接受国家的订单；解散自己的工人。但是不进行公开的抵抗；

反动资本家。进行暗中破坏，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措施办法。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斗争。

许涤新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分裂资本家，将第二类资本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孤立第三和第四类资本家。

在工业方面对待资本家采用的是以下方式：

1.国家收购私营企业的商品。

2.在私营企业加工由国家提供的原料，同时这些企业完成国家订单时，由企业负担原料费用。

这样的方式能够限制利润和自发性以及私营工业与私营商业的脱离，这就迫使资本家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许涤新在回答问题时说，资本家因为要依靠国家才能获得原料，所以他们想竭力利用私营市场很困难。原料是资本家身上的压力杠杆。

3.下一种方式就是国家资本。现在大部分私营工业和商业改造成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和商店。公私合营企业提供了整个私营企业总产值的36％。差不多所有工人总数在百人以上的企业都属于这一类。生产的各个部门都实行了私营工业转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如在上海，所有棉纺企业、橡胶制品企业、器皿制品企业同时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

1952年中国共有19万个批发商。这里同样也采用将生产各个方面的资产阶级挤走的方针。到现在只剩下了9万名商人，这部分仅占批发贸易的8％。私营贸易的范围只剩下日常生活消费品：火腿、水果、家禽、鸡蛋等等。许涤新同志在回答有关批发商资本数额时说，“很少有资本在10万元的批发商”。至于工业资本，他们一般都有2000万—3000万元资本，有些甚至达到1亿元。

1953年国家共有453.3万户商人家庭(包括小铺子)。有680万人从事私营商业。在对待私营商人时采用两种方式：

1.国家按照合同以现金结算方式向商人提供商品。同时私人应当以国家规定的价格销售商品。商人也可以从私营企业者进货，但销售价要与国家协调后制定。

2.国家以代理销售的方式向商人提供商品。商店的所有者有责任向银行缴纳抵押金，以此从国家得到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给商人的商品零售价由国家规定。

对私人贸易制定了严格监督。在这方面我们深信不疑。每家商店，甚至每家小铺子都有专门的小册子，上面记载着购买人获得的商品。一张小票给购买者，而另一张留在商店里以供检查。违反商业规则的将受到严惩。

对于公私合营改造的问题，塔斯社代表团可以在上海和天津从实际中了解。

我们在这些城市里参观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和商店，去了属于资本家的大商店。

在上海与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进行了会谈。他讲述道，全国所有私营企业的一半产值由上海产出。

上海有75000家企业，其中包括46000家手工业作坊。规模大的企业2800家，其中包括270家国营企业(规模大是指有超过15万名工人和靠电力工作；也有超过7000名工人的企业)。规模大的企业中聚集了65％的上海工人，他们创造70％的总产值。仅有7％的企业不在国家监察之内。剩下的从国家获得原料，完成国家的订单，有为他们制定的生产计划和制成品的单价。

说到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转化，这项工作早在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为了保障工人的就业和居民商品的定额供应，国家对那些主人已经逃往国外的企业进行了托管。国家当时对这些企业进行了注资，派出了自己的常驻代表，可其后也还没有收归国有。这一点争取到了外逃的人，他们开始逐渐地和抽出的资本一起回来了。比如，大企业家刘鸿生就是这样做的，他拥有火柴厂、仓库和码头。就这样，国家在当时就已经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

第二阶段开始于1952年，当时的“五反”运动结果揭露出了非法利润，国家将此和在个别企业中发现的四大家族和日本公司的股票予以没收。结果出现了许多新的公私合营企业。在上海规模大的公私合营企业的数量增长为：1950年：24家；1951年：83家；1953年：133家；1954年：244家；1955年：520家。

为了稳定，国家将小企业围绕规模大的企业进行联合，将它们合并。比如，上海自来水笔厂现在将联合9家企业。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生产部门私营企业的改造和集中。这里只能是蜜糖饼干和鞭子一块用，因为规模大的企业业主不愿意与小企业合并。非常重要的说服方法之一是拒绝提供原料和不保障销售。合并的结果许多以前的管理人员被解职。通过与企业家的协商，明确这些人的新职位并保留以前的薪额等级。规模大的工厂经理收入为每月400—700元，而小企业的经理为每月200—300元，大大超过国营企业经理的收入。

有趣的是，国家在成为股东之前成立了委员会，与资本家确定企业的价值。资本家自然要尽量提高自己的资本。比如，以前上海“申新”纺织厂是属于百万富翁荣毅仁，顺便说一句，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有其他许多荣誉职位。但是在确定他工厂的资本时，他千方百计地降低设备的损耗，说他的机器还能用上20—30年。国家代表回答，这些机器最多还能再用10—20年……

不管是第一位还是第二位与我们会谈的领导都负责任地表示，为了让企业成为是公私合营的，有5％的股份已经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企业的决定性杠杆握在自己的手中。刘述周强调说，公私合营工厂生产的商品质量最好，上缴的利润更多，原因是工人对生产的态度改变了。

应当指出，国家旨在排挤私人资本的政策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私营企业的工人经常和工厂主闹矛盾，劳动生产率要比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低得多。私营企业的工人们要求加快对他们企业的改造。

城市居民实际上是抵制私营商店。在上海我们在同一时间走进两家商店：国营的和私营的商店。国营的商店中所有楼层满满都是购物者，而私营的，只有一楼有一小部分购物者在食品杂货和美食柜台边，二楼卖鞋、丝绸、皮毛、儿童玩具处一共只有几个人，灯光也暗了好些。很显然，这家商店的店主在这样的条件下也生存不了多久了。有一个对我们讲述的故事，很准确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两难状况：资本家感觉自己就像在燃烧的湖中与强盗同坐在一条船上。

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杜润生同志的会谈

杜润生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他讲述道，有许多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在1955年7月31日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找到(报告在我们会谈后就刊登了)。

会谈前杜润生同志表示在解决国内粮食问题方面有许多困难。食品不够，和棉布制品一样定额供应。在1952年的丰收年按人口平均仅为500斤粮食(大约250公斤)。1953年发生了农民拒绝将粮食卖给国家。为了保障定额供应给工人的粮食，开始计划收购粮食和卖出粮食。

杜润生同志说，中国现在共有1.168亿农民户。65万个农业合作社联合了1700万户农民：占所有农户的14.5％。平均每个合作社有25.5家农户(每户平均为4.5人)。

1956年春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到了150万个，联合了4500万户农民，也就是说五年计划将提前完成。

然后杜润生同志讲述了农村的阶级成分。25％为贫农户；45％为下中农户；中农户(他们中有部分人还雇劳动力)不到30％；富农大约为2％。前二类人积极奔向社会主义，形成了党基础组织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依靠。第三类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由于地方上表现出害怕“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许多坚决要求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今年春天这种愿望特别高涨)开始表示不满。听到了责备声：想生活得更好，却阻挠我们!于是开始成立“秘密”合作社。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今年春天党向农村派遣了15万自己的特派员，其任务是巩固已有的合作社和成立新的合作社(根据计算一名特派员负责10个合作社)。重新组织的合作社将给予200元用于购买耕牛和农具的津贴。加入合作社的贫农发40元。这些贷款将连续发放3—5年。

现在有101个拖拉机站，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将达到200个；运作方式和苏联的一样，也就是按照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

谈到党的农村工作方法时，杜润生说，要对农民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每个农民明白，他应该耕耘多少土地，将有什么样的收获，他该卖给国家多少。在农民会议上规定所有的定额，所以每个人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也知道村里其他人的。而既然已在会议上通过的决定就不得违反。农民还知道，即使他获得了更大的丰收，上缴粮食的定额还是不变的。禁止私商在农村里收购粮食。只有在固定的地方有着有限的市场，农民在那里可以在没有商人的参与下相互交换各种农产品。国家同时还掌握着农村工业品的供应，通过消费合作社供应工业品。

杜润生在谈到农业机械化时说，国家向合作社提供犁和其他农具，同时还提供化肥。今年生产了30万架犁。至于拖拉机，要到1959年才开始生产。到1967年前打算生产600—700辆拖拉机。

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同志的会谈

吴冷西同志简要地讲述了新华社的发展史。1932年(实际上是1931年11月7日)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出版了报纸《红色战士》。1934年到1935年伟大的长征后通讯社停止了自己的工作。开始出版《新中华》报，报社有了通讯部。

1937年10月1日新华通讯社正式组建成立。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通讯社设在延安。从1942年起与中文广播一起，通讯社开始了英语广播。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后方成立了革命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有新华社的分部。同时在新华社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为通讯社写了专稿反对刊物中的形式主义。

1946年在延安的新华社机关大大地扩大了。解放战争开始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部队都成立了新华社分部。那时新华社传播中共中央内写的各种进步文章，也就是说，实际上起到了中国共产党机关的作用。

1949年10月起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在庞大的管理方面建立了各个部门，而在各省建立了分社。新华社在军队内没有专门的部门。早先属于新华社的无线电广播服务转给了无线电委员会。1952年以前在情报总局下的照片新闻转给了新华社。

现在新华社每天以6万字的量发布公开新闻：以无线电报方式发送4万字，邮寄发送给需求者2万字。这样的信息量中内部新闻为60％，国外新闻为40％。

新华社每天给各地方报纸发送的材料约为750万字。其中350万字为口述笔录传送，剩下的以无线电报方式。

新华社每天出版6万—8万字的新闻通报(不用于刊登)。该通报包含了国内的和国外的新闻，每天分发给固定的客户。

此外，新华社还给当地机关领导发送(以内部电报方式)简要新闻通报：信息量大约为3000字。

新华社对外新闻部每天用英语为国外通讯社发送8000—10000字的新闻。

新华社的照片新闻在1954年提高了10000张底片，发布了50万张照片。

通过在国外合作的通讯社，每月3—4次向相应的国家分送文章，用以刊登在这些国家的报刊上。

新华社自己的记者使中国国内的生活更加多彩。主要来自塔斯社和民主国家通讯社的材料基础上国际时事也更加生动。新华社自己驻外记者的材料占该社国外新闻的20％—25％。

新华社在中国有29个分社(每个省和每个大城市都有)。此外，在福建省还有前线分社。总体来说新华社在全国有389名记者。国外有22名，包括在莫斯科、柏林、华沙、布拉格、汉诺威、雅加达。在朝鲜有两个新华社的分部：一个在平壤，另一个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新华社在香港有“半官方的分社”，通过无线电报获取新闻。香港分社从事对来自亚洲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的杂志和报纸进行加工。

新华社计划在贝尔格莱德、仰光、卡拉奇和伦敦设立记者站。

新华社有编辑团队，由新华社的社长、3名副社长、国外新闻部、对外新闻部和照片新闻部的部长组成。

计划成立新的解决出版和新闻传播方面问题的部门。

现在新华社有2400名员工。他们中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有1100名，在国外有140名(包括在当地招收的人员)。

吴冷西同志说，为了生动地报道大型的国际会议，新华社就在当地租用转播设备。如在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万隆会议)和在日内瓦(日内瓦会议)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有周恩来参加)。

塔斯社代表团在北京逗留期间在《人民日报》报社编辑部与首都记者进行了会面，参加的有近70人。会谈前几小时给了我们一份中央刊物人员所感兴趣的问题清单。《大公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比如：“除了宣传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和有关经济工作的决议以外，如何在经济新闻中体现党的领导？”；“苏联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后，如何在刊物中组织经济报道？”；“在向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发起总攻期间该如何组织有关市场问题的报道？”。《北京日报》提出的问题是：“特写和通讯报道中叙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活动时，记者可否允许进行逻辑性推论？”；“记者能否对大量地引文作某些修辞上的改动或增补，而不与真正的引文内容对立？”。《工人报》请求讲述，塔斯社是如何推广先进经验，如何对掌握生产技术进行报道，如何借助于新闻使党和工会的组织工作更为生动？塔斯社是否根据题材在国家不同地区有自己的记者，如何培养这样的记者，塔斯社如何与自己的记者配合工作等等。

预先说明代表团成员对某些问题很难回答，比如，有关因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为报纸组织材料的问题，因为这里涉及的时期大约是30年以前的，我们随身没有任何就这个问题的材料，我们讲述了塔斯社是如何为报道先进方法的经验、生产革新者的成绩而进行组织工作的，如何报道完成生产计划，如何实现对记者网的领导，如何为塔斯社选择干部。

我们同时还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有浓厚的兴趣。塔斯社和苏联报刊广泛地利用新华社和中央报刊有关中国劳动人民取得成就的材料。

在参观企业与合作社时，我们很想知道物质情况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情况。

如在北京第二纺织联合企业，技术工人每月工资为70—75元，而普通工人则为47元。工厂食堂伙食为15元。工人没有带薪休假。只有生产先进分子才能去修养所或疗养院。工人不缴税。

在沈阳机床制造厂，副厂长对我们说，工人最低工资为每月30元，最高为110元。平均工资为50—60元。厂长每月为160元，总工程师为240元，一般工程师大约120元。

沈阳机床制造厂的许多工人都居住在工人新村。人口多的家庭能得到住房。每套住房有两个房间(都为8—10平方米)，带有厨房。工人每月支付10元。孩子送托儿所每月需支付12元。上小学每年支付5元。

一个三口之家最低生活费大约在每月60元。

在中国许多城市，我们注意到城市交通是薄弱环节。尽管大城市里有电车、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可大部分人和货物，都采用自行车和人力车。北京现在有42000辆人力车。其他城市也有许多人力车，特别是在上海。甚至在工业中心：鞍山和抚顺大部分货物都采用人力车或马拉车运输。汽车很少。在南京和杭州几乎看不到汽车。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城市和农村都十分干净。看不到垃圾、垃圾堆放处，看不到苍蝇，楼房都保持错落有致。在这方面居民本身显示出十分整洁。几年前在中国就开始的爱卫生保健康运动取得了非常良好的结果。

塔斯社负责人

В.谢里维尔斯托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大部分资料都已刊登在报刊上。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12月21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8，л.140-166

№20755 尤金致莫斯科电：武汉长江大桥建设新方法(1955年12月10日)

绝密

驻华大使访问团在访问汉口期间，中国地方机构向他们介绍了长江铁路大桥的建设。大桥建设负责人彭敏向大使们介绍了该桥建设中的困难及其技术特点。长江大桥的宏大给各国大使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20名苏联专家参加了该桥的建设。我会见了苏联专家小组领导人西林工程师。

西林说，长江大桥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科技意义。长江在汉口地区平均水深达30米，在每年中的个别时期还会达到40米。此外，这里的水流速度很快。这些状况以及其他的状况(水底气体的溢出)都排除了用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的可能(一般认为，在这么深的水中使用沉箱的方法，工人每天在水底工作不会多于45分钟)。以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同中国专家一起制定了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使用沉箱固定桥墩。

桥墩的基座是通过把管道从水的表面放到水底，再通过管道(直径为半米，长40多米)钻河底的方法建造的。这种方法是如此的有效，使得大桥的建设比预先指定的期限快得多。最初计划在1959年结束该桥的建设。然后这一期限被改为1958年。现在大桥预计在1957年建成。西林工程师说，如果苏联能够按照原计划在1956年第一季度向中国供应1.5万吨用于钢筋结构建设的轧钢，那么，大桥在这一期限内完全可以建成。

当所有的设计和试验工作都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某一组织进行了建设大桥的准备工作，1954年8月19日，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致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的信中指出，在长江上不可能通过沉箱的方法进行建设工作，中国铁道部决定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建设大桥。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对中国铁道部部长的这封信没有任何答复。

1954年11月10日，中国铁道部部长又给科热夫尼科夫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关于按照新的方法建设大桥的问题。

1955年1月10日，科热夫尼科夫部长给中国部长写了回信。在回信中科热夫尼科夫不建议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建设大桥。他写道：你们关于通过非沉箱的方法，在岩石的基础上建设桥墩基座和钢筋混凝桥墩的方案，在我们的实践中还没有进行过检验，现在不建议在复杂的条件下使用这种方法建设长江大桥的桥墩。

在科热夫尼科夫拒绝建议采用非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之后，中国方面自己通过了关于采用非沉箱的方法建设桥墩的决定，这种方法是以西林工程师为首的苏联专家制定并向中国铁道部提供的，这种方法在苏联经受过实践的检验。

负责大桥建设的彭敏于12月3日在《友好报》指出，“这种建设大桥的新方法在建设汉水大桥的时候就已经检验过”。彭敏指出，“关于建设大桥基础工作的新方法的建议特别重要。按照这个方法在钻了大孔之后使用大型特制钢管作为基础；多年以来关于做这些工作必须用沉箱方法的说法被打破了”。

在长江上应建造8个桥墩，现在已经建造了4个。

新的建设方法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得是如此顺利，以致中国工程师将要按照这种新方法在南京建造新的长江大桥。用沉箱的方法在南京建造大桥是不可想象的。南京地区长江水深达50多米，而水流的速度比在汉口地区也要快得多。中国工程师已经准备了直径达3米的钢管，并在汉口地区进行了试钻，为的就是在南京地区建造这么大的桥墩。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在长江大桥建设一事上的立场令人感到奇怪。

建造大桥的新方法是由苏联专家提出来的(西林等人)。苏联进行了一些实验性工作。钻探的特别设备和其他装置都是苏联提供的。交通建设部的科学会议上多次讨论了该桥的建设问题。

很明显，这一建桥的新方法取得了成功。苏联交通建设部现在开始担心并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我国专家论证苏联方面关于用沉箱方法建设长江大桥方法的优越性。

从上可以看出，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的立场是畏缩的、双保险的：一方面，它阻碍了苏联建桥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使苏联在长江大桥的建设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我认为，必须委托科热夫尼科夫部长给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写一封信，信中应高度评价中苏桥梁专家共同工作取得的成果，他们推行新的建设方法在长江大桥的宏大工程中取得了成果。并提出，希望总结这一经验并共同作出科学的和实践的结论。

或许，应该请科热夫尼科夫部长到中国实地看看这一建设。此时，中国朋友们有一种不快的感觉，这种感觉，毫无疑问是由科热夫尼科夫轻率而同时又是正式的答复引起的。

АПРФ，ф.3，оп.65，д.503，л.152-157

№21830 科热夫尼科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建造武汉长江大桥问题(1955年12月14日)

绝密

第174号会议记录

关于在中国建造非沉箱式桥梁的问题

1955年12月14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兹因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有关在汉口市附近建造长江大桥的密码电报，特报告如下：

为执行1953年7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交通部对中国铁道部提供的跨越扬子江大桥(长江大桥)初步设计进行了鉴定。

由22名著名的桥梁专家和交通建设科研人员对初步设计进行了鉴定。

提交的初步设计中规定桥墩建造在沉箱基础上并带有双层跨越结构用以通行火车和汽车。

鉴定委员会证实了初步设计中规定的河中桥墩建造并使用浮式沉箱的方式，并建议在详细制定技术设计时进行另外的地质勘探、水文地质和地形测量工作。

在1953—1954年用在河床上大量钻眼的方式进行勘探的结果表明，河里桥墩必须加深到4—6米，而一个桥墩甚至超过初步设计规定的水平，深达11米。这个情况使运用沉箱方式建造桥墩变得更为复杂，因为需要将个别沉箱下沉至40米的深度。

因此，在1954年为了提供技术帮助建设长江大桥而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按照中国铁道部的指示仔细研究了桥墩的无沉箱方式构造方案。

该方案规定桥墩建造在直径为1.5米，深度达3—5米的岩石基础上的钢筋水泥柱上。

建造这样的柱子要求采用的方法是将大口径中空的钢筋水泥管沉降至河床的岩石层，通过钢筋水泥管在岩石基础上扩孔至3—5米深度，并用钢筋混凝土充填岩石井和钢筋水泥管。

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1954年年底请求交通建设部就该方式进行工程作出结论，表示由于中国建设者缺乏建造沉箱基础的经验，缺乏高水平的沉箱工人和技术干部以及相应的设备，所以采用沉箱基础涉及许多困难。

交通建设部详细研究了有关无沉箱建造长江大桥桥墩的提议后，将该问题报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同志，并根据以下理由认为当时不可能建议采用该方式建造大桥：

扬子江的特点在于非常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水流湍急，洪水时水深达40—50米。

在苏联和国外造桥实践中没有在任何地方采用过所提议的桥墩结构和工程进行的方式，建造如此独一无二的长江大桥要是没有精心设计上的详细研究和试验性的检验，从交通建设部方面来说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交通建设部在今年1月10日以书面方式向中国铁道部建议在进行工程的条件下对它们进行实验性检验，直至彻底解决有关结构类型和建造桥墩工程的方式问题，这些都已经完成。

1955年一季度在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下，在建造长江大桥临时安装的桥墩时运用了无沉箱建造桥墩的方式，这样就有可能在进行工程的条件下完成结构和工程进行的工艺规程并解决许多首次在造桥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的技术问题。中国铁道部考虑到建造临时桥墩的检验，决定建造无沉箱基础的长江大桥。

1955年按照此方式建造了4个河里的桥墩。

交通建设部曾经要求、现在仍要求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在解决出现的技术问题上提供帮助和咨询。1955年有经验的桥梁建造师和设计师大大增强了工地上苏联专家组的力量。交通建设部经常研究长江大桥的建造经验并采取措施予以总结。

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

Е.科热夫尼科夫

文件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什维尔尼克同志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955年12月14日，В.马林

АПРФ，ф.3，оп.65，д.503，л.149-151

№2075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交通建设部长去中国(1955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15日会议

第174号记录第27项　尤金1955年12月10日来自北京的电报。

绝密

接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关于派遣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科热夫尼科夫同志到中国的建议，以便研究用非沉箱方法建设长江大桥桥墩的经验。

对科热夫尼科夫在长江大桥用非沉箱的方法进行建设一事上的观点进行评价问题，待他返回苏联后再行审议。

РГАНИ，ф.3，оп.10，д.207，л.9-10

№1381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方法(1955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12月15日会议第17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Г.М.马林科夫、В.М.莫洛托夫、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А.Б.阿里斯托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А.И.米高扬主持。

第27项　尤金同志1955年12月10日发自北京的第　号电报。

苏联交通建设部关于利用无沉箱方法在中国建造桥梁问题的立场。 [17]

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基里琴科、科热夫尼科夫。

卡冈诺维奇同志：我对科热夫尼科夫同志说要做一个进行试验的基地，他们没有很好地掌握非沉箱的方法。他的信不好，是走形式。尤金同志的电报是不正确的。

采纳尤金同志的建议。(承认答复是走形式的，是拖延，损害了名誉。)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14-17об

№23838 帕列茨基斯答记者问稿：国际议会联盟承认中国人大代表团资格(1955年12月17日)

今年11月30日，国际议会联盟执委会第101次例会在印度首都德里圆满结束。

众所周知，国际议会联盟成立于1889年。其主要任务是促进世界各国议会成员之间的私人交往，以便后者齐心协力维护和平和推动国家间的合作。目前，该联盟包括有46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团。近几个月以来，国际议会联盟规模有所扩大，又有一些新的国家议会代表团加入进来，其中便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尽管这样，现在仍有许多国家的议会游离于国际议会联盟之外。例如，直到最近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而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近两天，赴印度参加国际议会联盟例会的帕列茨基斯回到了国内。鉴于这次国际议会联盟例会所解决的问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我们的记者便拜访了Ю.И.帕列茨基斯，并请他通报一下此次会议的成果。

帕列茨基斯通报道：

——(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已经闭幕。我无法详细说明会议议事日程中所涉及问题的讨论经过及其所通过的决议。鉴于境外报刊已公布了此次例会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之一的情况，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权力，我认为有义务向苏联公众通报一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结果。

国际议会联盟执委会第101次例会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为联盟成员)的问题。例会参与者以4∶3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符合国际议会联盟章程中关于(加入联盟)的相应规定。

在投票表决中对该决议投赞成票的是执行委员会主席斯坦尼盖特勋爵(英国)以及苏联、锡兰和瑞士的代表；投反对票的有伊拉克、意大利和泰国的代表。

在这次例会上蒋介石集团的鼓动性提议——企图让会议承认其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权力——遭到了否决。

根据联盟章程，执委会将向国际议会联盟委员会报告自己的这一决议情况，并将于1956年4月份在南斯拉夫召集国防议会联盟例会。

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资格)的决议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将有助于加强联盟自身的威望。执行委员会的这一决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下一次国际议会联盟大会将于1956年11月在曼谷(泰国)举行，届时会议将讨论亚洲问题。而允许亚洲国家的真正代表来参与并讨论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闭幕的这次执委会例会——是国际议会联盟历史上首次在亚洲举办的例会。它显示了联盟与世界上这一地区国家的议会的关系的加强。在印度举办例会的事实本身的意义重大，表明亚洲国家在国际生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增长。

还应当指出的是，印度政府及其议会在这次例会上对参与者所表现出的特别关注。

手写批注：

应通过塔斯社在所有主要中央报刊上发表。

Д.谢皮洛夫

1955年12月17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99，л.83-86

№21455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5年12月19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5年12月26日

第569号

致苏共中央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刊物1955年第129号至135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1955年12月19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29/348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29(348)号，1955年12月1日

内容及页码：

1.关于发放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债券(《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1日)。第2页

2.关于执行辽宁省1954年的预算和1955年的预算。第4页

3.3万多吨工业品下乡(《福建日报》，1955年11月20日)。第19页

4.新闻简要报道。第19页

…… [18]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0/349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0(349)号，1955年12月6日

内容及页码：

1.中国对外贸易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服务。第2页

2.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中华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有关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计委“降低新

农具价格”报告决议的通告。第8页

3.中国的采煤量超过去年水平。第14页

4.不许阻止贫农和下中农加入合作社。第16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1/350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1(350)号，1955年12月8日

内容及页码：

1.中国与东德签署1956年交换货物和支付协定。第2页

2.关于私营商业企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3页

3.制油工业工人为超额完成今年油的增产计划而奋斗。第4页

4.1955年11月大事记。第5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2/351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2(351)号，1955年12月10日

内容及页码：

1.“鸠山一郎政府往哪里去？”(庄涛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第2页

2.全力以赴顺利完成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国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在1955年9月24日召开的第一届电力工业全国电业劳动模范大会上的报告，刊登在1955年第20期《人民电业》)。第7页

3.克服外贸仓储运输中的浪费(中国外贸部运输局副局长庞之江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第12页

4.全国第三次关于农村私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光明日报》，1955年12月1日)。第16页

5.辽宁农村的党组织迅速增加(《辽宁日报》，1955年12月1日)。第17页

6.上海市大规模工业建设减速的必要性。第18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3/352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3(352)号，1955年12月13日

内容及页码：

1.东京中国商品展。第2页

2.中国与越南签署有关确定人民币与越南盾汇率的协议。第6页

3.有关制定1956年中国电力工业计划的指示。第7页

4.研究农村中各阶级阶层的倾向。第12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4/353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4(353)号，1955年12月15日

内容及页码：

1.关于我国的利率问题(杨培新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2页

2.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做好兵役工作(邱先通在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刊登在1955年10月22日《辽宁日报》)。第11页

3.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三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1955年10月10日《新闻日报》)。第21页

4.上海商业国家机关三年扩大农村工业品销售的工作总结(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三商业局局长陆穆云的文章，刊登在1955年10月21日《解放日报》)。第23页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5/354号，1955年12月

通报第135(354)号，1955年12月17日

内容及页码：

1.多民族地区同样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第2页

2.中国粮食作物和棉花大获丰收。第7页

3.农业化学制品和化学制品喷雾装置新的降价。第9页

4.中国文学家和艺术家响应进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号召。第10页

5.加强党建工作，保障各项任务的完成。第12页

6.亚非学生疗养院建院1周年。第16页

7.中国发展信用合作社。第17页

……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145

№21458 克鲁季科夫与中共定县县委书记会谈纪要：农村合作化运动(1955年12月23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1月21日

第57号

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Н.С.赫鲁晓夫同志：

呈送大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与中国河北省(北京位于该省)中共县委书记的会谈记录。

该会谈的意义在于直接地转达了中国农村合作化的具体进程。

附以上内容共6页，仅送收件人。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第149号

1956年1月21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摘自К.А.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月21日

第57号

与河北省中共定县县委书记王洪儒会谈纪要

1955年12月23日

在与大使馆工作人员小组去定县参观时，我请王洪儒简要地讲述了定县合作化运动的进程情况。

王洪儒说，定县有147个乡，共有496个村。整个定县有12.571万家农户，县的总人口为65.6569万人，其中60.3454万人从事农业。3234人从事手工业和做生意。县里居住着13850名东干人(回族)(2986户)。

谈到解放后的文化成就，王洪儒说，现在县里有545所学校，其中6所中学和539所小学。中学里有4665名学生就读，小学有75577名小学生上课。

而后王洪儒着重讲述了农业合作化在定县的问题。

他说，县里最初的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1951年春成立的。入社农户383家，到1952年县里合作社的总数达到了84个(574家农户)，1953年为654个，其中有3个大规模的(100多家农户)。这些合作社的入社农户总共已有6700家农户或者是县里所有农户的5.7％。1954年县里已有2185个合作社。

1955年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增长到了104866户，占整个农户数量的86.6％。

同时将规模小的合作社合并成规模大的合作社，合作社的数量从2185个减至395个。395个合作社中288个是规模大的合作社，也就是农户总数在100户以上，个别情况下有1000家农户，50个中等规模的(50户和多于50户)，57个小规模的(少于50户)。王洪儒补充说，288个大规模合作社中现在有108个合作社在进行低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的工作，其中4个合作社已经完全转为了高级社并已完成各项手续。然后他谈到了加入合作社农民的阶级成分。70％的合作社社员是贫农和下中农(73406户)。中农的富裕阶层占合作社社员总数的29.5％(30935户)，富农和以前的地主为0.5％(524户)。

至于已成立的合作社质量方面，王洪儒表示，395个合作社中有287个合作社是坚实的产业，它们中122个合作社已经选举了理事会，对生产资料进行了评估，基本上结束了合作社的整顿工作，而165个合作社还将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王洪儒然后又说，1955年秋开展了强有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许多自身的特点。首先，这项运动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合作化过程中县里农民表现出巨大的生产积极性，比如在1955年，小麦播种超出了计划15000亩。王洪儒以农民积肥工作为例作为生产积极性的标志。12月21日农民共积肥366万车(独轮车)(每车在800—1000斤)，比1954年同时期多出81.5万车。

当前的合作化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农民现在已经要求成立有几个村加入的大规模合作社。通常，农民在规模大的合作社中的收入要高出在规模小的合作社(比如在汉扎瓦合作社高出5％)，比单个的合作社要高出大约10.8％。

第三个特点，王洪儒表示，是与1954年相比贫农与中农的联盟更进一步地巩固。在这场运动中富农和地主比任何时期都更感到孤立。

王洪儒接着又谈到了县委有关开展和进行运动的方法问题。

第一，着重关注向农民宣传和解释党的农村政策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合作化的报告刊登后，县党委就召开了三次群众大会，参加会议的农民有481218人。

第二，1955年9月开始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从贫农中培养干部。为成立合作社的工作培养了35000名积极分子和13500名宣传员。此外，培养了2166名合作社干部(主席、队长、会计师等等)。

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困难，县委采用了其他的组织形式。比如，在乡里成立互助委员会，每个合作社有2名代表参加。委员会每周开一次会讨论合作化运动中的互助问题，委员会成员减缓建立合作社的经验。如果一个村有好几个合作社，就成立混合型委员会，每三天聚集一次。除此以外，还成立其他的联合组织，任务是交换经验并在整个县里推广好的经验。比如，还有的委员会，每月一到二次召集规模大的合作社主席等等。同时还广泛开展总结和推广合作社内部的好经验。

王洪儒随后还谈到了运动过程中经常要遇到的困难。

1.合作社合并时在解决财产问题上会产生许多困难，因为要合并的合作社在合并前对解决个别问题有不同的方法(对劳动和生产资料的评估等等)。288个合作社中有269个合作社有关耕牛和农具的评估问题至今还没协调好。

所以在农具和耕牛的使用上不同的合作社都规定了不同的制度，这些合作社合并后要把他们一律看待，就需要相当复杂的协调。在新的合作社里这个问题解决起来简单得多，因为是按照市场价格评估。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王洪儒说，大约有70％的耕牛采用将它从合作社社员赎回的方式公有化，30％向合作社社员租用。去年严寒造成大批牲畜死亡，现在合作社情愿选择租用。根据耕牛的质量，租用分为30元、20元和15元一年。

2.基层干部由于缺乏经验在管理有几个村联合起来的众多农户时会遇上极大的困难。王洪儒举了杨志东(Янчжидун)乡的例子。

3.在成立合作社高级社时农民和干部都产生了许多混乱和弄不明白。同时在家中劳动力不够的农户中以及年迈的、寡妇等农户中产生了巨大的不安。王洪儒举了“前进”合作社的例子，该社有10个家庭缺乏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将这个合作社转变为农业组合时干部们都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10个家庭的问题。

4.最近一段时期县里有关牛方面的情况不是太好。市场上小牛的价格急剧下降(比夏天下降20％，甚至更多)，同时成年牛的价格上升。按照他的想法，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大部分合作社觉得卖光小牛更划算，为的是用卖得的钱买成年牛，这些牛不用再增加费用就可在生产中使用。

王洪儒说，县委极为重视，已着手消除在牛方面的这种不良现象。几天前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问题：县委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克服王洪儒指出的那些困难，王洪儒回答说，县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每天都毫不松懈地注意所有这些问题。除了与党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在会议上，在互助委员会上讨论这些问题，县干部还经常去当地实际帮助那些合作社。

王洪儒然后说，现在县里合作化运动的速度继续在增长。毛泽东的报告刊登后，他们计划生产合作化的普及要达到68％，可在这次谈话之际已经有86.6％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而到年底将增长到90％；剩下的10％主要是地主、富农、反动分子以及部分中农户。

他表示，定县以前是老解放区，所以在这里广泛开展合作化的条件良好。县委考虑到这点，计划在1957年实现农户的完全集体化。谈到不同的阶层加入合作社，他说，贫农和中农基本上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接纳富农和以前的地主参加合作社还有个唯一的特点。他说，渗透到合作社的有时在那里占据了领导地位的富农地主分子，利用这点对合作社进行破坏活动，表现在不给贫农贷款和对贫农施加经济压力的其他现象。这些人中的部分反革命分子采取公开的阶级斗争方式(纵火、投毒等等)。他说，土地改革结束后，县里的富农人数略有增长。如果说1952年至1953年富农人数占2％—3％的话，那么现在已达到5％。

王洪儒说，县里现在有151个党委和633个基层党支部，整个县共有28077名党员，其中24566名在农村工作。

结束时王洪儒说，合作化运动才刚开始，他们还有许多的困难和不清楚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参观近郊的“马宝山”(МаБао-шань)合作社，现在这个合作社正在实行向成立高级合众社的转化。对此我向王洪儒表示了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郭方(ГоФан)、县长刘成(ЛюЧжэн)、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张金镇(Чжан Цзин-чжэнь)以及大使馆一等秘书В.С.梅德韦杰夫、二等秘书А.Д.杜布罗夫斯基和О.Б.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К.克鲁季科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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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21日

第102号

手写批注：归档。信息资料，供工作用。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2月10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7-13

№21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55年12月3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1年12月31日会议记录

第П177/I号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筹备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将于1月6日召开。委托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会议开始。

提交会议讨论的提议有：

1.有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

2.军事问题；

3.外交问题。

委托米高扬同志准备经济问题方面的材料，朱可夫同志准备军事问题方面的，莫洛托夫同志准备外交问题方面的。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波诺玛廖夫同志和葛罗米柯同志为会议收集有关南斯拉夫的必要材料。

邀请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费留宾同志参加会议。

批准发给中共中央的有关召开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电报全文附后。 [19]

РГАНТ，ф.3，оп.10，д.210，л.1-2

№2075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电：召开各国兄弟党国际会议(1955年12月31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把下列电文转交给毛泽东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预先协商好在莫斯科于1月6日召开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代表、波兰联合工人党代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奥地利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参加的大会。会上的主要内容是交流苏联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的意见，还打算讨论由华沙条约通过的军事问题以及一些关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问题。
非常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大会，以便完全和及时了解有关大会活动的信息。
请通告我们有关你们的决定。
致以党的问候!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Н.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3，оп.10，д.210，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