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5a

№21421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1955年1月6日)
№09844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1955年1月8日)
№2388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1955年1月13日)
№23892 海特转交新西兰政府致中国政府函：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1955年1月28日)
№10249 周恩来与杜维廉谈话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态度(1955年1月28日)
№1341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代表会议问题(1955年1月29日)
№0993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台湾海峡局势及中国的立场(1955年1月29日)
№09934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在旅顺建造苏军纪念碑(1955年1月30日)

№24891 米罗诺夫致格拉乔夫函：为中国设计生产炮弹的工厂(1955年1月31日)

№24892 吉洪诺夫致刘平函：对《中国建设》杂志的意见(1955年1月31日)

№08839 克鲁格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主动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1955年2月)

№23891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提案的支持(1955年2月1日)

№09935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计划(1955年2月2日)

№09936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印度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6日)

№09937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1955年2月8日)

№09940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情况(1955年2月8日)

№09938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09939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23893 莫洛托夫致布尔加宁函：对中国、蒙古等国贺电的回复(1955年2月11日)

№24895 扬申致有色金属部报告：苏联对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技术援助的情况(1955年2月12日)

№21404 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报告(1955年2月18日)

№23894 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刘晓转交中共中央信件事(1955年2月22日)

№25968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1955年2月22日)

№09941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通报中印接触的情况(1955年2月23日)

№23907 察拉普金的报告：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不同立场(1955年2月28日)

№11803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1955年3月1日)

№13017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巴黎协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1955年3月8日)

№13413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955年3月9日)

№21424 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1955年3月12日)

№13414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埃及大使有意同中国接触(1955年3月14日)

№21425 波诺马廖夫等呈苏共中央报告：要尤金了解中共会议详情(1955年3月19日)

№16665 布尔加宁与刘晓的会谈记录：西德、裁军、台湾等问题(1955年3月19日)

№10191 库兹涅佐夫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1955年3月19日)

№13018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毛泽东访苏和准备召开八大等(1955年3月30日)

№25583 尤金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万隆会议的准备情况(1955年3月30日)

№13417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3月31日)

№1341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4月6日)

№20515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1955年4月7日以前)

№13419 茹科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使节在中国使馆谈亚非会议(1955年4月9日)

№13312 刘少奇致苏共中央电：关于给日共经费问题(1955年4月11日)

№13420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12日)

№13313 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向日共转交经费(1955年4月18日)

№1342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询问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0日)

№13422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2日)

№13423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要求苏联紧急播发万隆会议公报(1955年4月24日)

№13424 茹科夫的备忘录：印尼总统举办欢迎周恩来宴会(1955年4月26日)

№13426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周恩来举办招待会(1955年4月27日)

№13427 茹科夫的备忘录：关于印尼欢送周恩来的情况(1955年4月28日)

№13428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苏联使馆借用中文学校事(1955年5月3日)

№23056 瓦里科夫与周秋野会谈纪要：通报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情况(1955年5月6日)

№10192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电：向胡志明通报驻华大使的谈话内容(1955年5月18日)

№10193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越南南方工作的安排(1955年5月19日)

№1381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2075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0994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1955年5月21日)

№13429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政府总理访华事宜(1955年5月23日)

№13019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1955年5月25日)

№10148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使馆电：征询中国对处理越南问题的意见(1955年5月27日)

№10196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越南问题应与中国协商(1955年5月28日)

№10147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使馆电：对处理越南选举问题的态度(1955年5月28日)

№11440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1955年6月)

№23054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1955年6月1日)

№10197 安东诺夫致佐林电：不宜在越南设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1955年6月7日)

№13433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交换对印尼政治局势的看法(1955年6月12日)

№08862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派本土防空留学生(1955年6月15日)
№08861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司法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1955年6月15日)
№21429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请求苏共提供邓中夏革命活动资料(1955年6月17日)
№13434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印尼国内各党团活动情况(1955年6月22日)

№24899 拉兹尼钦致马利舍夫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6月23日)
№23913 彼得罗夫斯基致赫鲁晓夫报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筹备情况(1955年6月23日)
№11547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美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7月4日)
№08864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法律代表团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1955年7月6日)

№21421 尤金与陆定一会谈记录：思想战线斗争与胡风问题(1955年1月6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月19日 机密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5年1月6日

与陆定一同志的会谈是刘少奇同志安排的。我曾请刘帮助大使馆了解中国正在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情况。

中方参加此次会谈的有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部秘书胡绳、中宣部文艺司司长林默涵。

大使馆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使馆参赞В.И.利哈乔夫和使馆二秘В.А.克里夫佐夫。

会谈伊始，陆定一便通报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宣部就目前意识形态战线进行的争论问题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该草案在卷入争议的各组织(中国作协、学院和高校等)进行了讨论，现正在中共中央进行审批。鉴于该决议草案尚未批准，此次会谈仍将依据的是争论材料，而非中央决议。

我说，目前在意识形态战线展开的辩论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陆定一同志接着说，意识形态问题早就提了出来。我们过去就曾开展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再教育运动。该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清除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封建和买办思想。但是这一运动只是泛泛地打击了封建和买办思想，而未消除这些不良思想的各种形式在社会意识中的具体表现。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当时一些新干部素质依然较低，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因承担着其他工作，无法把运动提高到应有水平。

运动期间曾对艺术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批判了一部道德败坏电影《武训传》，以及作家萧也牧——其作品与左琴科的作品相类似。

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许多复杂、严重问题。中共中央正在对中国意识形态战线的真实情况加以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文艺界的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业已成熟，已为辩论准备了条件。围绕古典小说《红楼梦》，以及俞平伯就《红楼梦》所撰写的一系列文学著作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如今，关于小说《红楼梦》和俞平伯著作的路线斗争已基本告一段落。但在这场斗争中又产生了另一问题，即关于批判胡风观点的问题。胡风的艺术观点与目前住在苏联的匈牙利评论家卢卡奇的观点相似。

胡风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然而不久便退出，借口是他是个诗人，而共青团活动占用了他许多时间，影响了他的创作。

当时，在北京共青团担任领导职务的陈毅同志曾让胡风去他那里，但后者拒绝前往。

胡风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文学系，之后又到日本学习；30年代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他写了许多各式体裁的文章，均收录在他的八部著作中。他开始写作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之前，曾在各杂志社做过助理和编辑等多种工作。

目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管理局成员，《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胡风有一个自己的小集团，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力，并且不仅仅是在无党派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党的知识分子中也有影响。

胡风观点的实质：否定文学的党性，以及党和意识形态领导文学的必要性；反对作家拥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作家应真诚而自由；应是个现实主义者，现实地反映生活，真诚地描写所看到的一切。因此，即使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仍会自然而然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胡风总爱引用巴尔扎克的著作为例，认为后者政治观点虽然反动，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与此同时，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却是蹩脚作家；苏联出版的许多好书，也都是由无党派作家撰写的。

不过，呼吁作家向生活学习的胡风本人却对生活有着错误的理解。他认为，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作家不应在生活中寻求斗争和参加群众斗争。群众斗争——是一个自发的进程。因此，作家要反映的并非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而只是描写个别英雄和个别事例。

胡风指出，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

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缺乏活力的原因在于作家丧失了“主观精神”。

胡风的特点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掩护，声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问，胡风的哲学观点如何。陆定一说，虽然胡风没有社会哲学方面的著作，但从他的文学作品可判断，他本质上是个理想主义者。

1954年，胡风更加活跃，撰写了近30万字的大量材料。他在一封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专函中阐述了自己对文学和文学界组织的看法。他主张，作家应围绕杂志工作，否定党对这些杂志的领导。

鉴于胡风的错误，他近期的文章没有刊发。因为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错误并无充分的认识。目前，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文艺报》杂志上用专刊方式发表他的部分新作，以揭露他的真实嘴脸。

中宣部正准备他的专门材料，随后将散发到各地讨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党内一些人仍在支持胡风，并在辩论中维护他的观点。

与胡风观点的斗争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问题在于，胡风一直坚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证明，他实际并非如此。

陆定一同志还谈了中国当前思想领域的其他一些问题。

在哲学领域——主要是批判胡适的反动唯心主义观点。

在历史领域——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在建筑领域——主要是批判传统建筑学家梁思成的问题。梁思成过于痴迷于民族艺术形式。他对在建或者由他批准建设的所有建筑均要用中国典型的屋顶来装饰。在新建的集宁—二连铁路沿线所有车站建筑都采用此类屋顶。可这样的屋顶得让国家花大量的钱。此外，梁思成对中国设计师的影响如此之大，没有他人们都不敢搞设计，从而阻碍了国家的建设进度。

在语言学中也存在许多尖锐问题。目前，中国国内有三种基本的汉语教科书，但其中对汉语问题的解释各不相同。汉语音标的制定工作也有诸多困难和争议。

在政治经济领域正就当前中国过渡阶段的经济规律问题展开一场广泛的辩论。就该问题，仅《学习》一份杂志便收到70篇文章。但杂志尚未决定是否发表这些文章，因为仍需等待辩论的结果，以便最终发表一些结论性的文章。

上层建筑在中国过渡时期的作用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教育领域正在讨论中国教育的性质问题。部分辩论者认为，中国教育带有人民民主的性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另外，教育界仍在讨论初中教科书的编写方法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之所以现在暴露出来且变得如此尖锐，主要是因为中国知识界的自由辩论尚不发达。无党派人士害怕批评党员；而党员因担心损害统一战线，自然不愿批评无党派人士。

一些杂志不愿刊登那些攻击其编辑部成员的文章。为了就某个问题展开批判，他们总要等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另外，一些同志自认为是某个问题的权威，因而容不得别人的品头论足。在中国辩论开展不起来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辩论的意义估计不足。

中共中央的结论是有必要展开辩论。鉴此，中央做出了关于开展自由辩论和反辩论的批示。辩论期间，无党派人士可以批评党内同志，而后者也可以批评无党派人士。辩论过程中少数派不必一定服从多数派。对于那些在辩论期间坚持错误立场的人，不会给予组织结论，保留其职务给予其从事学术活动的机会。例如对俞平伯就未采取任何组织措施。总之，所有人都有机会就所思考的各方面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

存在一定错误的书籍也可出版，否则中国就会出现图书出版急剧缩减的危险。

关于目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共中央将之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那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这些问题与国家总路线的实施和五年计划的建设密切相关(如建筑领域的错误倾向的问题，等等)，以及意识形态战线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文学界就小说《红楼梦》所展开的辩论，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始终处于党的监督之下。必须就这些问题展开广泛和迅速的讨论，并做出相应结论。

另一类属于涉及整个科学领域、带有纯粹理论性质的问题(如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并非立刻要求解决，因此可以展开长期的辩论。

意识形态领域的那些问题，依据其尖锐程度也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辩论的时机业已成熟；另一类，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展开辩论的前景尚不十分明朗。党要抓好第一类问题，针对资产阶级影响开展广泛的辩论。

与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意义重大，因为我们曾有一些党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面前缴了械(如《文艺报》杂志编辑部的一些党员)。

不过，在开展斗争的同时，我们依然应执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新闻媒介在辩论期间仍将刊登各种倾向的文章——不论它们观点正确与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欢迎那些坚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们的任何进步举动，也不会把那些拒绝放弃自己错误观点的人当作敌人(当然，条件是他们不从事反革命活动)。

中宣部认为，辩论的结论理应由辩论参与者自己来做。一般而言，参加辩论者都是那些有能力对辩论做出必要结论的学者。

陆定一同志指出，中国国内(舆论)对辩论表现出浓厚兴趣，具体表现就是近期对各杂志和报刊的咨询大幅增加。

会谈期间，我对陆定一同志说，跟中国当前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一样，苏联当年也曾出现并解决过类似思想问题。我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物理、数学、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尤其关注，通报了苏联个别学者在解决辩证法同文学和科学之间关系问题时所犯的那些错误。

出席这次会谈的中宣部一位工作人员问我，胡风关于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不应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论断是否正确。对此，我作了详细解释，认为该论断是完全错误的。

我问陆定一同志，在党组织内部是否也在讨论与辩论相关的那些问题。陆定一同志答，党组织正积极讨论辩论的进程。

对于利哈乔夫同志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否参加辩论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这些党的党员正在参加辩论。至于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内部关于辩论讨论的问题，只是在那些知识分子人数较多的党派内进行(例如，九三学社、民主建设党等)。随后，我问，目前中国国内是否建有党的教育网络。陆定一同志说，目前党的教育网络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已有一些党校，但其数量还远远不够。

会谈期间，我们还涉及到中宣部和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结构问题。陆定一同志说，中共中央宣传部比苏共中央宣传部更为复杂，因为其中还包括文学部、艺术和科学等部委。

我对这次有意义的会谈向陆定一同志表示感谢，并询问他是否能够就各学科的个别具体辩题为苏联使馆组织一些会谈。陆定一同志答应将组织此类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各部门负责人传阅。

В.斯捷潘诺夫

1955年2月1日

文件分送给如下同志：谢尔巴科夫、巴斯卡科夫、别利亚科夫、契尔诺夫、卡宾、果阿洛夫、莫斯托维茨、捷列什金、列萨科夫、别谢金、帕夫洛娃、布赫洛夫、费多谢耶夫

2月2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12-20

№09844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的思想教育和对外政策(1955年1月8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1月19日

机密

第2份

1955年1月8日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并向他递交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一封公函。毛泽东同志接过公函，立即拆开，通过翻译师哲简要地了解了公函的内容。(公函说的是列宁逝世纪念日纪念活动程序)。他请求今天转告苏共中央，感谢给寄来消息。

然后举行了会谈，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他们来讲，面临的最迫切的就是党员干部与非党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教育的问题。他说，中国大约有500万知识分子：其中100万是党员干部，150万是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100万其他范畴的劳动知识分子是文学家、艺术家、建筑师、记者等。大部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很少。他们的脑子里完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还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在中国宣传美国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直接继承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主观唯心主义，顺便说一句，杜威1920—1922年生活在中国，在许多大城市讲过学。

中国现在胡适的继承人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至今还有众多知识分子处在他的影响之下，甚至党的知识分子干部也处在他的影响之下。例如，党的文艺报编辑部完全站在俞平伯一边。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也站在他一边。站在他一边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和共产党员教育家。

中共中央客观地分析了思想战线的形势，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当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唯心主义者公开进行自己的宣传时，许多党的干部尾随其后。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准备在科学、艺术、文学整个基本方向上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我们打算，毛泽东同志说，用一年的时间，天天在报刊上积极地系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认为，他说，我们能够认真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表现，揭露各种科学之中的其中包括自然知识中的唯心主义。在这一斗争中，培养和提拔年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如果不在知识分子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肃清历史唯心主义，不做大量工作使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那我们便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便不能带领全体人民克服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社会主义只有在党内、广大群众中树立起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科学原则的时候才能建成。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使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在党员的心目中和人民群众、非党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名声扫地，即使不能做到彻底，至少也得使其极大地名声扫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我们在同资产阶级的较量中，我们取得了诸多成绩。如果需要，在某些方面我们还将继续下去。毛泽东同志说，最近他到过上海、长沙等一些城市，同工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工人眼里，比如私营商贩已没有声誉。工人不相信他们，说私商欺骗他们。与此同时，工人相信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一些省份的零售贸易中，国家和合作社占70％，私商仅占30％。这明显是超前行为。我们认为，必须限制一下国营零售贸易的增长，否则我们就不能完全满足居民的需求，挤压私人工商业者，此外，急剧收缩私人贸易还会导致失业。

会谈中还涉及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毛泽东同志说，现在他正在研究，在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经济问题方面，在他们的报刊上已写过些什么和正在写什么。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说，如果我们党的干部和经济干部能够掌握经济知识，能够自觉地管理和领导经济。关于党的干部的经济知识教育问题，我们将专门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讨论。我们很快就将译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予以付印，初版300万份。该教科书我读过一部分，毛泽东说，从我读过的这部分看，这是一本较好的教科书，它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总理的雅加达会议。他说，会议开始有很大分歧。印度和缅甸代表发表意见赞成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会议，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代表则坚决反对，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国会议上，吴努 [56] 坚持了很好的立场。他说，如不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那缅甸也不参加这一会议。会议休会，休息期间印度尼西亚代表给巴基斯坦和锡兰代表做了积极的工作，同他们商定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我说，吴努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志们给他做了大量工作。这使缅甸政府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近中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是的，我们消除他对中国和苏联的疑惑和偏见。”

然后毛泽东同志说，他们，中国的朋友们赋予亚非国家会议以很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应大大降低美国在亚非人民之中的威信。美国人害怕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将进一步孤立美国，尤其是在亚洲国家中。他们(美国人)将千方百计破坏亚非国家会议。大概，巴基斯坦和锡兰将帮他们的忙。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在亚非国家会议采取这样的立场，即不把自己打扮成会议的领袖，而仅作为会议的参加者。我们建议尼赫鲁和吴努应充当会议领袖的角色。这从削弱美国破坏这次会议的立场的观点看是有益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是大为削弱了。美国现在威胁中国，说要封锁中国沿海，对中国发动战争，等等。但是美国人封锁我国沿海不像朝鲜战争时那么容易。现在他们这样做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日本开始采取或多或少比较独立的立场，不希望封锁中国，日本想同中国通商，想从美国的压迫下挣脱出来。如果再考虑到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都采取独立的立场，不希望美国在他们国内占据统治地位，那便十分清楚，不仅美国，而且英国在东方的地位都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

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哈马尔舍尔德 [57] ，说他是美国的走狗。看来，他(哈马尔舍尔德)前来的目的是不想同我们达成任何东西，而是反对中国，进一步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现在，毛泽东同志说，哈马尔舍尔德表现得很不好，带有挑衅性。也许，以后他会改变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在以后而不是现在，才有可能回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上来。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说，说实在的，中国对美国承认中国和随之而来的现在加入联合国，兴趣不是太大。这些问题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明白，他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美国承认中国有许多明显的好处，但我认为，美国现在不承认中国也有不少好处。这可以给我们自由，以反美的精神教育我们的人民，为在我国消灭剥削阶级做充分准备。如果美国再有8—10年不承认中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苏联当年比现在中国所处的形势还艰难。美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6年才承认苏联的，然而苏联并未因美国不承认而灭亡，而是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会谈中谈到了前不久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谈到美、英、法采取了准备原子战争的方针，因此展开了原子战争的宣传。毛泽东同志从美英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战争的准备的角度详细分析了他们的形势。他说，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形势下不稳定。此时，在东方，他们没有日本不能进行战争，而日本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而且现在它也不想同中国和苏联打仗。在西方，没有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也不能发动反对我们阵营的战争，而德国也没做好战争准备。此外，像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形势也不稳定，摇摇欲坠。同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帝国主义分子当然知道这一点并非害怕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每日都在颠覆着帝国主义分子的力量。国际共产主义成了巨大的力量。这一事实不是偶然的，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国会会议，没有一次资产阶级国家代表会议不是大骂特骂共产党员。没有一张资产阶级报纸不在天天咒骂共产党。这一切，毛泽东说，表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国际帝国主义分子害怕我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毛泽东同志说，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大肆叫喊原子战争是想以此掩盖自己的虚弱。他们想以叫喊原子战争恐吓本国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但是关于原子战争威胁的这种叫喊应该通过共产党的努力反转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自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根本不害怕战争，原子战争的威胁反而会进一步激励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对战争贩子。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将派郭沫若同志前去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扩大会议。

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会谈时在座的有师哲同志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24-30

РГАНИ，ф.5，оп.28，д.307，л.5-11

№2388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函：向中国通报朝鲜局势(1955年1月13日)

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向您提交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材料。

库兹涅佐夫

1955年1月13日

附件：

机密

致苏共中央：

按照委托提交关于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建设的建议，我们认为有必要报告如下内容：

朝鲜同志在加快工农业生产合作化时，没能采取足够的措施发展农业，没有抽出应有的精力去关注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居民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常有表露。朝鲜人民军内的情况也不令人满意。由于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薄弱，结果军事纪律和警惕性都下降了。战士和干部队伍中都存在背叛祖国、开小差和其他一些背叛行为的现象。

劳动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变得很无力。最高人民委员会和人民政权地方机关的选举工作已经拖延了很久。

到目前为止，劳动党中央很少关注南朝鲜的工作，在那边合法的群众组织中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基础。

我们认为，同朝鲜同志讨论朝鲜局势问题是合适的，为此邀请金日成同劳动党中央工作人员于1955年2月访问莫斯科。

我们还认为，把这个事情通告给中国朋友是合适的，询问他们对朝鲜的政治、经济情况有没有什么意见，弄清楚他们可以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同朝鲜同事的商谈。

在此我们提交库兹涅佐夫、斯捷潘诺夫、费德林和苏兹达列夫同志关于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我们认为报告中阐述的内容基本正确。

附苏共中央决议案。

1955年1月

附件：

机密

致苏共中央：

1.认为邀请金日成同劳动党中央工作人员于1955年2月访问莫斯科，取代以前预定的日期——1955年4—5月是合适的，同他们在苏共中共主席团举行会谈。

2.认为向中国朋友通报我们对朝鲜局势的意见，并了解他们的意见是合适的。

批准给驻北京大使尤金的指示。

附件：

机密

北京

苏联大使馆

拜访周恩来，向他通报如下内容：

金日成表示希望来莫斯科，以便就起草劳动党党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和其他一些问题进行商谈。

莫斯科对该建议持肯定态度，认为就朝鲜局势问题同朝鲜同志交换意见是合适的。

在这里将讨论如下问题：

制定恢复和发展朝鲜工业的措施，为此需要大量的基本建设资金投入。部分农业生产合作化达到了很高速度。朝鲜同志打算近5—6年对所有的农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对此我们很担心。

要让他们自己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在预定计划和实行一系列措施时，朝鲜同志对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性考虑不够。根据现在材料，朝鲜居民生活很艰苦。

朝鲜同志很少关注在南朝鲜的工作，在目前存在的合法组织中缺乏基础，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鉴于阐述的这些情况，想了解一下中共中央对上述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国同志希望以什么形式参与在莫斯科的协商。

电报告知结果。

附件：

机密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

受战争影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根据不完全资料，战争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420亿元(14亿卢布)。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总产值，同1949年相比较，缩减40％以上。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燃料和化学企业的生产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交通瘫痪。农业遭受严重损失，而农民、工人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

停战后，朝鲜劳动党花了很大精力用于国内经济重建工作。凭借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成功地完成了国民经济重建三年计划的任务。采煤、炼钢、制砖、纺织品、鞋和其他一些产品的企业已经开始运转。

但是，在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严重不足，应该引起注意，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一、工业

朝鲜朋友是以损害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的。

1954年工业品的总产量已达到1949年时的水平，以不变价格计算为297亿元，该年的计划是283亿元。1955年预计工业品生产达到480亿元，按照三年计划，预计1955年工业总产值为374亿元，1956年为468亿元。按照工业品的总产值，三年计划已经完成，并提前两年完成。但是，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以前一样困难。

与战前年代的1949年相比，1954—1956年以实物体现的基本工业品的产量如下：

EPUB/Image00200.jpg

三年计划预计国民经济和文化生活建设总投入为790亿元(26亿卢布)，其中工业投入374亿元(47％)，农业和水利建设投入56亿元(7％)，这其中的水利建设投入为22亿元，交通运输投入113亿元(14％)，文化生活建设投入141亿元(18％)，这其中的住宅建设投入为90亿元。

1954年国民经济投入总额为240亿元(占预算的26.3％)，原计划为223亿元；1955年达到320亿元(占预算的36％)，原计划为269亿元，1956年计划投入300亿元。

许多企业工程未经充分论证就建在地下。目前有10家地下企业，11家企业正在建设，其中包括大型汽车厂、机床厂、纺织厂等。

朝鲜同志对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前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打算。

在1958年8月召开的劳动党中央第六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中指出，1954—1956年国民经济重建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全面工业化打基础，打算在接下来的5年“武器等方面的生产要做到经济独立”。在这里关于农业经济恢复和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没有得到反映，以及没有考虑到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没有考虑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朝鲜同志关于国家全面工业化的方针，在1953年9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宪永等)访问莫斯科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修正。

但是，劳动党中央六届会议关于国家全面工业化的决议没有得到重新研究，这在金日成的声明中看得出来，这一方针在新党章和1957—1961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农业

此前一段时间，关于发展农业的问题在朝鲜劳动党的政策中处于次要地位，尽管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落后的领域，无法保障国内粮食和原料的需求。

同1949年相比，1954—1956年农业情况的特点如下面材料：

EPUB/Image00115.jpg

注：1町步=0.99公顷。

考虑到提高了二次播种和新开垦土地，1956年的播种总面积将大大超过计划。

这些材料表明，农业在许多领域都未达到战前水平，仍处于极其落后状态。

目前农业有15马力的耕作拖拉机800台，2/3的农业没有耕作牲畜。1954年得到约5万吨矿肥，1949年时为25万吨。为了掩盖不足，1953年从中国进口粮食20万吨，1954年为13万吨，1955年打算进口17万吨。1948—1949年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粮食完全够供应，不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30％以上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需要国家不间断地援助，不仅需要种子、化肥、农具，还需要粮食。甚至最普通的农具都严重不足。

劳动党中央把在农村成立试验合作社的日期定为1954年1月。在实践中，该方针在1954年成立了超过9000家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得到体现。整个农业经济的25％都合作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允许出现了过火行为——农民加入合作社的自愿原则被破坏。按照金日成的话说，打算到1956年以前，大约有35％—40％的农业经济联合成立合作社。预计在5—6年时间内全部农业经济实现合作化。

在会议决议中还规定，在近一二年内粮食总收成同1949年相比较提高40％；依靠水利灌溉和土壤改良，播种面积达到32万町步；到1955年末，合作社和农户饲养的大牲畜达到63万头，猪达到100万头；改善集体农庄、拖拉机站和采办机关的工作。

三、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改善北朝鲜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任务对于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朝鲜同志认识到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但在这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战争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1954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提高了25％，降低了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取消了农民的实物税。肉类计划交售也予以取消。三年计划提出了大力改善劳动人民住宅和文化生活状况，为取消票证制和从定量供给向全面贸易过渡的任务。

但是，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工业品和粮食的价格对广大居民来说仍是高不可及。商品价格比定量供应高出10倍多，市场价格还不断上涨。例如，非熟练工人的月均工资为800—900元，熟练工人的工资为1200—1300元，而一双胶鞋的非配给价格为400—450元，1米棉布的价格为380—400元，一套粗制衣服要2.5万—3万元，棉袄要2000—3000元，日用皂要300元。目前名义上维持着1949年的工资水平，而国家的非配给商品的价格比1949年提高了2—3倍。

1954年计划降低价格275万元，实际上只降低了850万—900万元。这笔款项被用在了工业建设上，超出计划20亿元(660万卢布)。

1955年财政计划预定为工业品和粮食降价拨款60亿元，32亿元用于1954年降价的补偿。这次降价对于三年计划预定的在近两年内为取消票证制和所有粮食和工业品过渡到按照国家价格自由贸易创造条件来说是不够的。

最迫切的问题是向居民供应粮食。工人主要靠定量供应生活，凭票每天得到600—900克大米，每个家庭得到300—500克小米。肉、油和其他一些食品完全不发放，或者发放的数量不大，而且不经常发放。大米的商业价格达到60—70元/千克，肉——350—400元/千克。

计划预定从农民手中收购27万吨粮食，但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国家没有必备的商品进行交易，采购部门的工作也不令人满意。截止到1954年末只从农民手里收购到约5万吨粮食。朝鲜同志打算加速采购粮食，实质上具有强迫性质，因为不仅征集村庄的粮食，在很多时候还征集农户院子里的粮食。这引起农民的不满。

由于粮食不足，粮食个体买卖被禁止，但是，朝鲜当局没有防止粮食投机。为了同投机行为进行斗争，在平壤禁止按商业价格自由出售粮食。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粮食困难的局面被敌特分子和间谍利用，他们四处散发匿名信和传单，号召抵制政府的粮食收购。

住宅数量恢复得极慢。战争期间有280万平方米住宅被毁，到1954年末只修复了200万平方米。大部分城市居民和近30％的农村居民居住在简陋的房子里。

朝鲜同志没有利用国内现有潜力来扩大大众消费品生产。这样，国防部工业企业可能掌握着许多钳工、螺纹和切削工具，挂锁和暗锁，家用器具，小五金，炉具，钉子，螺钉等。在这个部有两个制钉机用于生产螺钉，但开工不足，仅仅是为自己所需生产。同时，手工业合作社也生产钉子和螺钉，以很高的价格出售，无法满足需求。这样，又从中国和苏联购买了钉子和螺钉。不过，重工业企业、通讯、化学工业、建材、电力和林木加工企业所需要的消费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都组织起来了。这些部门的所属企业能够生产很多人民需要的产品，如：铁制器皿、电器、灯具、手用农具(镰刀、锄、铲等)、家具、黏土和瓷制餐具，等等。

经济重建，特别是提高大众消费品生产，允许在分散的手工业范围内进行，私人资本处在国家的监督下，还可以扶助同南朝鲜开展业务往来。但北朝鲜领导层急于推行彻底消灭私人企业的路线。例如，1949年私人企业占工业生产总量的15％，在1953年时缩减到3.2％，1954年时达到2.5％，而在1955年计划达到1.3％。贸易方面，1949年时私人资本占46.8％，1954年时缩减到22.3％。

四、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1954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预算中，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占到31.8％。

截止到1954年末，苏联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的设备、材料和技术援助总额达到4亿卢布，其中包括渔船、汽车、拖拉机、农业机器、火车机厢，矿业、纺织和能源企业设备、机床、建筑设备、修路机、电缆制品、检测仪表、试验器材、大学教具、矿肥、石油制品等。

苏联援建的22个工业项目都完成了勘察工作，其中的大部分设计方案均已完成，为开始建设打下了基础。

到1954年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重建和新建的企业达到100家(其中大型企业30家)，在很大程度上装备了从苏联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新型设备。

依靠苏联供应的设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纺织企业的棉布产量，从1954年的221万米增长到1955年的442万米。

1953—1954年共建成20家拖拉机租赁站和113家马匹租赁站，由苏联供应拖拉机和马匹。

应该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苏联给予的援助主要用于获取企业设备和原料，同时在大众消费品开支上节省了10亿卢布。这在其他得到苏联援助的国家也能找到这种情形。

只是近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提出向苏联订购总额约为4亿卢布的棉布和其他一些大众消费品。

根据现有决定，预定1955年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总额约为2.4亿卢布的苏联商品(包括成套供应)，其中包括：安瑞(Анжуйский)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所需设备和材料，纺织厂、肉类加工厂、纺丝厂、鱼类加工厂的设备；火车机厢和起重机，采矿设备、捕鱼船、汽车、电力设备、电影设备、石油制品、电缆制品、钢材。

此外，苏联对外贸易部还研究了朝鲜订购总额为2.9亿卢布苏联商品的合同，其中包括8万吨矿肥、950万米棉布、2300吨棉线、1400台拖拉机、1500台播种机，汽车、建筑和交通设备，以及其他一些工业设备。

苏联对外贸易部根据上述合同于今年1月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了建议。

苏联对外贸易部提出，根据核算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同中包含的设备和材料的价值，包括1955年的合同，苏联政府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达到10亿卢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了8万亿元的援助。考虑到中国供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大地超出了苏联商品的出口价格，中国提供了8万亿元的援助，根据苏联对外贸易部的材料，接近8.5亿卢布。

在供应工业设备和原料(织布机、火车头、车厢、煤等)的同时，中国还供应了13万吨粮食(小米和豆类)、4000万米棉布、60万双鞋、30万套棉衣和其他一些商品。1955年将供应粮食和日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在铁路修筑、铁路桥梁和机车库建设方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

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总额为2.09亿卢布的援助，其中罗马尼亚0.65亿卢布，民主德国0.45亿卢布，捷克斯洛伐克0.35亿卢布，匈牙利0.25亿卢布，保加利亚0.2亿卢布，波兰0.19亿卢布。

1953—1954年期间，这些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了机床、交通建设设施、电力设备、电缆制品、检测仪表、钢材、…… [58] 、棉线和各种原料，总额约为1亿卢布。

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供应了成套设备，在工业和其他一些工程的恢复和建设上提供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援建了砖厂和水泥厂、生产阿斯匹林的药厂。匈牙利援建了3个工厂：机床制造厂、染料厂、度量衡厂；波兰援建了3个煤矿和2个工厂：火车头和机厢厂；保加利亚援建了2个工厂：砖厂和木材加工厂；民主德国援建了3个工厂：柴油机厂、电力设备厂和电缆厂。

蒙古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捐献了3万头牲畜和1万张羊皮。

应该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取得的设备和材料并不能得到有效使用：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当设备运来时(特别是机床)，没能适时地在受援者中进行分配，而是长时间地放在仓库里。

五、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部局势的一些问题

必须指出，劳动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都处于低水平状态。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现象。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很薄弱。

在劳动党内和在全国同以前一样，极力宣扬个人崇拜，其中在领导层中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不这样做就不行。到目前为止，金日成身兼劳动党中央主席和政府首脑职位，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领导着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机关。按照惯例，他的意见就是正确的，不容讨论。党和政府的领导成员不能表现出主动性，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金日成的指示。有时金日成做出了与党和政府通过的决议相悖的指示，某些时候会给事业造成损失。例如，曾做出过对农村手工业合作社同私营企业同等课税的指示。他在没有经过任何勘测的情况下就指示在江界建设军工厂，未经考虑就支配了多达4600万卢布(2300亿元)从中国收到的给志愿者的生活补充津贴，等等。

在国务和经济机关出现许多滥用权力、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现象，单纯的行政命令代替了教育。同贪污受贿和盗窃行为作斗争，以及同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作斗争，皆进行得很无力。贪污分子侵吞公家财产，在多数时候，既没有追究党内责任，也没有追究刑事责任。在许多部门、企业的领导人员中间流行用国家财产组织毫无意义的庆典和宴会。没有抽出必要的精力去巩固对外贸易机关，那里混乱不堪，且无力承担交给他们的任务。

朝鲜同志没有采取措施实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选举的民主原则。最后人民委员会的选举被推迟到不确定时间，它的任期在1952年就停止了。地方人民委员会也没有进行选举，这些委员会还是在1946年11月和1947年3月选出的。截止目前，大多数地方人民机关的领导人员都是上级机关任命的。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更是薄弱。纪律涣散、警惕性降低。将领和军官酗酒成风，目空一切，对下属粗鲁。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背叛祖国、临阵脱逃、自杀现象增多的事实，无论是在普通士兵中，还是在军官队伍中都存在这些犯罪行为。

六、南朝鲜

关于南朝鲜的局势，我们有如下一些材料。

南朝鲜的经济恢复得很慢。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确定，为了恢复经济和保障消费，要求外国在5年内提供12.5亿美元的援助和6.5亿美元贷款，以南朝鲜的国内资源做担保。

1953—1954年美国向南朝鲜提供了2.8亿美元经济援助。此外，按照联合国的路线在上述年份提供了4200万美元经济援助。

1953—1954年南朝鲜国内收入总额为1.7亿美元，而1954—1955年确定为2.5亿美元。其中1953—1954年用于自己的武装力量(75万人)开支就达到6亿美元。1954—1955年南朝鲜的军事开支确定为2.8亿美元。1953—1954年度财政赤字1.5亿美元，而1954—1955年度赤字确定为2.5亿美元的规模。

南朝鲜资金不足的问题被掩藏起来，主要是通过大量发行钞票的方式。从1953年6月到1954年11月，纸币流通数量增加了3倍(从130亿韩元增加到400亿韩元)。结果，纸币大量发行导致货币贬值，韩元与美元的汇率从1953年的60韩元兑1美元，到1954年年初达到180韩元兑1美元，年末达到250韩元兑1美元。

在粮食价格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对占人口70％的农民造成严重伤害。

由于工业企业投入不足，原料和电力无法保障，以及由于美国和日本大量大众消费品在居民购买力低下的情况下进入南朝鲜，在1954年时工业仍旧处于停滞状态。

在联合国总代表1954年10月12日关于南朝鲜重建的报告中承认，南朝鲜居民仍处于贫困状态。和以前一样，存在粮食、衣服、住宅和医疗服务的严重不足。失业人数超过100万人。

由于李承晚分子在1954年5月举行的南朝鲜国民议会选举期间采取了针对对手的警察措施，议会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李承晚自由党的变化。该党在议会203个议席中席位由93增加到120。利用右翼政党的势力，李承晚分子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工联、农民、青年和其他一些组织)中的反对派，使这些组织的活动陷于瘫痪。

分析北朝鲜在对南朝鲜工作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得出结论，朝鲜领导层没有认真地把与南朝鲜建立联系列为自己的任务，没有为此采取严肃措施。在南方建立劳动党秘密组织和在当地群众组织中建立基础工作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劳动党中央六届会议指出，在南朝鲜的政治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中央六届会议决定通过一年后，党在南方的工作仍没有得到改善。近来，劳动党向南方派遣了党小组从事起义工作，而没有从事争取南朝鲜民众站到自己这一方的工作，在工联和其他一些劳动群众组织中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牢固基础。

朝鲜同志在开展同南方联系的问题上给自己确定了宣传性的有限目标。但也不善于对南方开展宣传工作。放弃了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与李承晚区分开来，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方，放弃了就成立统一的、独立的朝鲜共和国问题进行商谈的路线，继续不加区分地对南朝鲜领导人进行攻击。由于没能正确地认识南朝鲜的局势，针对南方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达到目标，有时败坏了北朝鲜宣传者的名誉，没有摸清南朝鲜真实情况的能力。

在北朝鲜现有30名1952年被俘的南方著名政治活动家。其中有1919年反日起义领导人之一吴海永(О Ха Ен)，前上海朝鲜流亡政府首脑安久洪，前南朝鲜民政机关首脑和其他一些人。毫无疑问，他们之中的一些将会被释放，利用他们同南方建立联系。

没能利用现在北朝鲜的一切社会和政治力量，去开展同国家南部地区的联系工作。为了同南方建立联系，祖国统一民主阵线组织利用的也不够。

七、建议

我们认为，必须让北朝鲜同志注意以下问题：

1.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力主保持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确定的速度，在此要提高大众消费的比重。重新审议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的发展工业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条件以及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

2.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劝告朝鲜同志目前要克制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要集中精力巩固已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要逐渐地进行农业合作化，要全面和精心准备此事。要让朝鲜朋友注意到，仓促成立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还会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1954年对25％的农业实行了合作化，这已经为国家对其给予援助花费了大量资金。

3.我们认为，必须让朝鲜同志注意到迅速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相关问题的必要性：(1)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生产；(2)降低大众消费品的商业价格；(3)为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现实条件；(4)恢复住宅总量。

此时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向南朝鲜展示在北朝鲜为改善人民生活做了许多工作非常重要。这对南朝鲜民众争取统一的斗争来说是个有力的刺激因素。

4.要让金日成注意到改进党和政府集体领导工作方法的必要性，要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应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集中在一个人手里是不妥的，这会压制其他工作者的主动性。

建议1955年组织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做好准备工作。

必须建议劳动党中央仔细研究军队情况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指战员的作战素质和道德修养。

5.为了争取国内全体爱国者投入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运动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使该组织恢复与南朝鲜群众组织的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加强劳动党在南方当地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组织中建立基础，利用一切合法手段同李承晚制度斗争。还应该恢复劳动党在南朝鲜的秘密组织。

对南朝鲜的宣传应该更专业化，放弃不加区分地对南朝鲜领导人都进行攻击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力量和反对分子，支持国家统一和成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共和国；为此要广泛利用南朝鲜政权高层、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方成立中立性质的秘密爱国组织是合适的，这一组织可能在南北朝鲜之间建立合作，以朝鲜人自己的力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该组织不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否定意见，当开展合法活动时，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争取他们投入到在民主的基础上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库兹涅佐夫

斯捷潘诺夫

费德林

苏兹达列夫

1955年1月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24-46

№23892 海特转交新西兰政府致中国政府函：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1955年1月28日)

译自英文

英国大使海特转交给В.М.莫洛托夫的信函

1955年1月28日

委托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以联合王国驻新西兰政府的名义向中国政府通报如下内容：新西兰政府打算向安理会提出关于中国沿海诸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的问题。联合王国政府完全支持新西兰的这一提议，联合王国的这两个政府均同意以下所述观点。

联合王国政府对在这一地区目前所出现的危险局势感到忧虑，并一直就缓和紧张的必要性问题与美国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深信，自己的目的只是希望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不过，正如安东尼·艾登伯爵在其前不久给周恩来的信函中所指出的，如果想推动紧张局势的缓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在当前形势的基础上，各方都准备齐心协力地朝着缓和紧张局势的方向努力。可是联合王国驻新西兰政府并没有看到缓和紧张局势的可能性，因此便向安理会提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诸岛屿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以防止来自任何一方的觊觎活动的问题。不过，根据自己的经验，中国人一定会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不可能凭借武力获得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通过武力方式只会使这些(中国)沿海岛屿的地位更加复杂化，而不会有利于各方面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政府只是依据自己预想，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军队都不会对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民主主义盟友提供帮助的计划行事，那么情况就非常危险。联合王国政府认为，如果要缓和这一紧张局势，只可能通过和平的、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因此，其坚持建议相关各方不论是在自己的行动上，还是公开的言论中，都要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并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避免任何可能引起全面军事冲突事件的发生。

联合王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支持邀请中国政府参与安理会的讨论。众所周知，美国政府也有类似的打算。此外，联合王国政府将极力确保有关各方能够审慎而成熟地思考这一问题，而后者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也要求我们这样做。联合王国政府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不论谁对谁错，但当前的局势事实上已对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一危险不再扩大。联合王国政府认为，新西兰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动议是希望在不对任何一方的企图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认真而严肃地谋求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因此，联合王国政府诚恳地建议中国政府，在收到邀请的情况下就应接受并参与安理会的讨论。

翻译：О.特罗扬诺夫斯基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51-52

№10249 周恩来与杜维廉谈话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态度(1955年1月28日)

机密

周恩来总理与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杜维廉的谈话纪要

北京，1955年1月28日

杜维廉说，外交大臣艾登请他以女王陛下政府和新西兰政府的名义作一个口头声明。新西兰准备就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倡议。倡议将在今天提出。联合王国的女王陛下政府完全支持这个倡议，因为它也对沿海岛屿地区的危险局势感到担心。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保持着经常接触，两国政府都懂得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性。英国知道，美国希望这个地区安定。艾登想重申他最近所作的声明中的一点，他说，要想在缓和紧张局势中取得进展，只有大家都在现实局势基础上共同为此努力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英国认为，以为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会对某一方的要求造成损害是没有根据的。英国的观点认为，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意识到，用武力把台湾统一到大陆是不可能的。沿海岛屿的地位是另一回事。军事行动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艾登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美国的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干预，都不会在岛屿问题上帮助他们的盟国的假设上，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了。艾登还认为，如果紧张局势得到缓解，那就可能达成对这一问题的和平和满意的解决。英国政府请有关各方注意不仅在声明中，而且在行动中保持克制的重要性，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双方采取军事行动的任何行动。不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新西兰政府，都支持邀请中国政府参加讨论安理会的有关提案。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也准备同意这个建议。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以便在安理会仔细审议这一事件，正如它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当前的局势，不管谁对谁不对，已经构成对和平的严重威胁。英国政府认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特别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应该努力使这一危险不要增大。英国政府把新西兰的这一倡议看作是不损害有关各方要求的解决问题的真诚而认真的尝试。英国政府坚定地请求中国政府接受安理会的邀请。杜维廉说，这一通报的内容与新西兰政府的观点是吻合的。他还声明，他想以自己的名义说几句话。这一通报是以最友好的善意发出的，这是为了敦请中国政府予以合作，而且这是为了和平而作的。杜维廉表示希望，总理阁下能理解这封信的精神。

周恩来总理在回答杜维廉的声明时说，在他上次回答了外交大臣艾登的通报后，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政府改变了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59]

尽管在杜维廉今天转达的外交大臣艾登的通报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言辞，但是依据这一通报和外交大臣艾登在国会的讲话可以看出，自总理与杜维廉上次谈话以来，英国政府的观点一直没变。周恩来总理说，“为了和平”的说法，不仅应该是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谈话的内容，而且还应该是他们行动的目标。和平应该在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它应该是理智的和诚实的。

如果某个国家借助实力侵占了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而要使人相信，承认这一侵占就意味着和平，中国人民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这正像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希特勒曾经所持的立场一样，其结果只能是战争，而不是和平。美国就正是这样行事的。这一点在美国总统致美国国会的特别咨文 [60] 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美国总统的咨文——这是战争咨文，其目的是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事务，并强迫中国人民与早已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实现所谓的“停火”。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实现中国主权的事务。1950年1月5日，甚至杜鲁门也承认这一点，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让中国人民与蒋介石进行停火谈判呢？事实上，这种谈话是被用来欺骗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是被用来迫使美国国会授予总统使用武装力量无限制的全权，以便用他们来吓唬中国人民的。有人对中国人民说：你们或者接受美国方面的战争挑衅，或者是同意与蒋介石停火，并同意经过台湾海峡划一道分界线。美国企图通过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道防线来分割中国的领土，妄图使美国侵占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合法化，并获得在这些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件。此外，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这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把刀威胁说，抵抗就意味着世界大战，换句话说，应该容许他侵占我国领土并继续他的恐吓。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和平。这不是什么别的，这正是战争。周恩来总理说，不仅中国人民，连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也指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相当多的美国国会议员赞同总统咨文，其中某些人被咨文的一些言词蒙蔽。但也还是有一些国会议员明白事情的本质。有一个共和党议员就曾宣布，总统咨文追求的是发动战争的目的，他不会同意将美国青年送到台湾去为蒋介石作战。另有一个参议员声称，这是先发制人的战争。第三个议员说，这是迈向战争的一步。显然，这些美国国会议员说出了真相。除此之外，甚至某些老牌的自由主义报纸，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就宣称，艾森豪威尔的咨文包含着美国进攻大陆中国的威胁。实际情况正是这样。真实情况是，在美国总统咨文发表之前和之后，美国使用了大批武装力量来对中国进行挑衅行动。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以西派遣了4艘航空母舰及一些增补的驱逐舰，这些军舰驶近了中国的沿海岛屿，这难道不是战争挑衅？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过去任何时候也没引起过紧张。中国大陆就是这么解放的，海南岛、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等沿海岛屿也这么解放了。那么为什么现在解放台湾就会造成紧张呢？紧张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从1950年起美国就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相反，中国任何时候也没有侵占过美国的领土。恰恰是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拥有一条自己的防线，而中国任何时候也没把夏威夷群岛包括在自己的防线内。周恩来总理说，英国政府仍继续重复那种老调，说应该把这件事情上谁对谁不对的问题放到一边，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

如果在国际事务中不分清真理与谬误，那就不可能有正义。这无异于承认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或者承认欧洲的慕尼黑协定。侵略者总是要求在事实发生以后承认事实。用承认一个已经实现的事实导致承认另一个事实。侵略者就这么一步一步地加剧战争的威胁，直到最终维护和平变得不可能为止。比如，紧接着承认合并奥地利后就要求承认合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最终爆发了波兰的战争。现在英国政府所使用的论据，正好是张伯伦当时提出的同样的论据，而当时艾登和丘吉尔是反对张伯伦的论据的。反对慕尼黑的立场不是中国人民的发明。今天中国坚持的只是过去艾登和丘吉尔所持的立场，而反对的是艾登和丘吉尔重复的当年张伯伦的论据。周恩来说，中国尊重艾登和丘吉尔过去对慕尼黑所持的立场，但中国反对他们现在的论据。即使在当前，英国也还是有些人提出了批评。这一次是艾德礼和贝文了。这是英国自己的事，不是中国的事。但中国人民将说出自己的意见，将会对此加以谴责。

周恩来总理说，当前有一种看法，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这使中国人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似乎真理已不在世界占统治地位，并且每个人都会受骗。台湾历史上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它在前50年中一直被日本侵占。在开罗宣言中，英国和美国与中国一起重申，台湾应该归还中国。波茨坦宣言再次重申了这一点。日本投降书也是一个证明。1945年10月25日，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在台湾接受了日本投降，并在那里恢复了中国的行政权力。除此之外，杜鲁门总统自己也曾在1950年1月5日重申，台湾属于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不打算介入，他们不会进行武装干涉。英国政府也承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的效力，也作过类似的声明。远的不说，1954年8月，英国外交部代表就承认过这个事实，宣称：“开罗宣言宣布，福摩萨应该归还中国政府，这一点已经实现了。”所有这些历史文件和外交文件及声明，都是执政当局的重要官员做出的。

对这些怎么能一笔勾销呢？为了强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承认美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占领，现在竟然说什么似乎台湾的地位尚未确定，台湾是否属于中国的问题尚无定论，甚至说开罗宣言已变为一团废纸。怎么能够批评中国新闻界，说它不该指责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背信弃义呢？

至于联合国，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人民行使解放台湾的主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之基本规定，联合国不应干涉任何国家内部管辖下的事务，而且联合国成员也不应该把这样的事务提交联合国解决。一方面，美国使用武力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另一方面，联合国又容许美国利用联合国进行实际上是美国为达到侵略目的而采取的干涉活动。对此，中国人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如果联合国要进行干预，那就应该视为另外一种情况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之最后的规定，第七章各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恰恰是美国正在威胁世界和平，所以联合国应该管管这件事情。以前苏联代表曾提交议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及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提出过指控，联合国应该谴责美国的这些侵略行径，并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可以解除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如果美国不占领台湾，台湾也会像某些其他沿海岛屿一样，早就被解放了，也不会引发任何战争。战争扩大的原因在于，在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行动停止之后，美国不甘心失败，加剧了台湾的紧张局势，并唆使蒋介石进行针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地区的破坏战争，抓捕中国渔船，屠杀和骚扰近海中国渔民，追踪和扣留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商船，进攻中国的沿海岛屿。联合国对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指使下所做的这一切以及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言不发，而另一方面，联合国却打算干预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事务，其结果它将完全落入美国的控制之中，并将配合美国的战争挑衅行事。

周恩来总理宣称，现在新西兰政府打算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提案，但他还不知道提案的内容，所以他不能做出正式的评价或者表达正式的观点。如果提案涉及的是上述问题，就是说像过去苏联代表提交的一样，是关于美国侵略的，并提出的是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指控，那么中国就欢迎它。但如果新西兰的提案是为了适应美国的军事威胁和挑衅行动，是为了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为了迫使中国同意与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实现所谓的停火，是为了妨碍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迫使中国人民同意美国的侵略合法化，并容许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划一条自己的防线，如果该提案是以实现所有这一切为目的的话，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同意的。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希望和平。中国认为，英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也想反映本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愿望；但如果英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所提出的措施是支持美国总统的观点的，那他们就不是为争取和平的目的服务的，而是相反，只能鼓励美国方面的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

周恩来总理请杜维廉把中国政府的上述意见转告外交大臣艾登。

杜维廉称，他感谢周恩来总理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和政策。随后他又宣称，他想对英国的立场作某些补充解释。他说，在最近一次会见时他曾提到过艾登的意见，认为中国和英国不可避免地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远东问题。但是，为了使这些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应该以友好的方式理智地讨论这些问题。显然，中国和英国对某些问题的评价各不相同。英国认为，美国是希望和解的，而中国则持另外的观点。他宣称，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解释英国打算在安理会怎样评价这个提案。

英国不认为这个建议是敌视中国政府的，也不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指责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大概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当前已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形势。所以最好的出路是联合国安理会在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杜维廉说，他请周恩来注意在他今天转交的通报中两次使用的句子：“不伤害任何一方的愿望。”因此，谈不上英国试图迫使中国政府放弃自己的某些愿望或者不给中国政府提供按中国政府的观点讨论局势的可能性。杜维廉还请周恩来注意口头声明中的另一句话，这就是：“如果紧张局势得到缓和，那么沿海岛屿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和平和满意的解决。”所谓“满意的解决”，就意味着是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解决。正像艾登公开声明的，英国政府理解中国的立场。英国懂得，中国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内部性质的争论。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具有国际性质，并应该在安理会上与中国政府讨论。这个争论还应该是和平谈判的内容。中国政府声明，这种争论应该是和平谈判的内容。英国的立场在于，要注意到现实的局势，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和平解决的措施。这是真诚的努力，而不是偏袒某一方。做出这些努力并不是依据敌对的精神，而是合作的精神。英国认为，在安理会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支持某一种说法，而是要达到和平解决。杜维廉说，他不打算涉及台湾的地位问题。他指出，他上次就此问题所作的阐述，目的是解释台湾的国际法律地位。他说，周恩来应该注意今天通报中包含的声明。这个声明重申，沿海岛屿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关于台湾的地位问题，按照国际法来衡量，台湾目前还不是中国的领土，除此之外，英国没有发表过任何其他的意见。他再次强调，不会伤害任何一方的愿望，安理会现行的审议程序不会伤害中国政府的愿望。他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理解英国政府支持安理会采取的步骤所依据的精神。英国希望中国政府也能依据这种精神行事，并参加和平谈判，以找到关于沿海岛屿的满意的解决办法。

周恩来说，针对杜维廉所转达的，并代表了他自己观点的意见，必须解释中国的立场，以便避免某种误解。

第一，关于沿海岛屿的问题。台湾也是一个岛屿，它与其他沿海岛屿一样，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不能同意将台湾岛与沿海岛屿分成性质不同的两类。英国政府的这种观点——可能安理会的某些成员也持有这种观点，这不是什么别的，正是企图为美国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作辩护。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国人民对此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

第二，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实现自己的主权，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许联合国或者某个外国干涉。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7款。如果联合国或某个国家要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那就是违背联合国宪章。

中国人民和政府对此是绝不会同意的。

第三，杜维廉声称，当他讲到台湾的地位还待确定时，他依据的仅仅是国际法准则。但所有的国际协定，比如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书，都已经确定了台湾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国际文件和国际义务。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国际法吗？如果连这些国际义务都不承认，那还能谈什么样的国际义务呢？所以，杜维廉的解释不仅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是颠倒黑白的，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今天听了过去抗日战争盟友的这种意见，中国人民不仅充满了遗憾之情，而且是满腔愤怒。

第四，如果新西兰政府打算提交的决议是干涉中国内政和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那么它就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如果它是以这种方式撰写的，那么最好是不提出。

中国政府不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问题，并对在这种层面上提出这一问题表示抗议。如果有人说，这是为了和平才这样做的，那这完全是谎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及其他岛屿不会为提出紧张局势问题提供借口。更谈不上威胁美国安全的问题，因为美国远离中国数千海里。真正威胁和平的是美国政策违背了杜鲁门1950年1月5日所作的声明，并且于同年6月侵占了台湾。这就造成了紧张。特别是在去年，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以后，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更加剧了。这种紧张是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引起的。如果美国撤走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也就获得了解放，和平也就得到了维护。如果新西兰政府提交的决议是要讨论这些问题，比如联合国谴责美国侵略行动的问题以及是为了呼吁美国撤走自己的武装力量的问题，那这将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

周恩来总理最后说，不论是联合国还是哪个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事情。联合国只应该研究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和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挑衅。根据宪章，联合国应该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并呼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如果新西兰政府的决议是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为目的的，那么中国政府将坚决反对它。如果它是为了研究美国对中国侵略的问题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立场。总理请杜维廉把这部分谈话内容也转达给外交大臣艾登。杜维廉声称，他相信，不论是新西兰还是英国都不打算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说，他甚至还没见到新西兰的提案，但是，提案将建议安理会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现在的局势，因为那里已经出现了危险的局面，而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是危险的直接原因。这不是干涉内政，而是与特别困难的问题有关。他希望中国政府在安理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且这是促进和平和圆满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还希望周恩来总理能够明白，安理会采取这一步骤是抱着最良好的愿望，即希望这会导致公正的和平。

周恩来宣称，他仍然不能同意杜维廉所说的。沿海岛屿地区不存在任何危险。蒋介石的军队侵入了沿海岛屿，中国人民打算解放他们。如果新西兰的提案涉及的是沿海岛屿问题，那么这就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周恩来打了一个比方来说明此事，他问，如果有某个国家把自己的海军舰队派到英国的沿海岛屿地区，然后宣布，从这时候起在英国沿海岛屿地区产生了紧张局势，应该把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英国政府能够同意吗？与英国沿海岛屿的情况完全一样，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不存在任何紧张。紧张的产生是由于美国往岛屿地区派遣了自己的海军舰队。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什么问题的话，它就应该讨论关于美国入侵台湾海峡并占领台湾的问题，它应该呼吁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自己的全部武装力量。如果有谁妄图利用沿海岛屿问题与中国作交易，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步的。这不是为和平事业服务，这是纵容美国的侵略。

杜维廉说，这次谈话十分有益，有助于他理解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细节。今天他通报的目的是说服中国政府必须让安理会了解它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杜维廉宣称，今天的谈话之后，他会照旧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同意在安理会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不仅对中国有益，而且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在中国政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它就能够在安理会提出必须讨论的那些问题。

周恩来请杜维廉提醒外交大臣艾登，中国在安理会的地位至今都还未恢复。现在盘踞在安理会的是被中国人民推翻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但那里没有中国的代表。总理指出，不能忘记这一情况。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关于台湾的问题，这将是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中国无论如何不会容许这样做。

杜维廉说，如果联合国打算讨论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局势，中国大概会同意让中国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参加讨论的。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蒋介石的代表出席安理会怎么办？他强调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上就没有蒋介石的代表。杜维廉说，日内瓦会议讨论的问题不涉及蒋介石，而蒋介石却与当前在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有某种关系。

周恩来说，如果是这样提出问题，那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联合国无权干涉。

杜维廉说，他收回他刚说的话，因为他说这些的时候没考虑好。他说，安理会已经有蒋介石的代表，不必专门发出邀请，请他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周恩来说，这对英国是个难题。一方面，英国重申它不承认蒋介石，但同时，从另一方面，它又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一起在安理会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英国在美国之后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

杜维廉说，英国的唯一观点是，既然存在与中国有关的危险局势，中国政府就应该参加讨论。

周恩来总理说，美国是危险的根源。如果讨论美国侵略中国的问题，并且呼吁美国撤走自己的军队，那么中国就赞成，但如果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那么中国就反对。

杜维廉说，他仍然希望中国参加讨论。

周恩来总理说，对这个问题无法给予答复，因为他首先必须知道要讨论什么。

总理指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了不愉快的处境，如果英国政府不改变自己的立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分歧就总是会有的，这非常令人不快。

杜维廉说，中国和英国之间应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接近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的事情。英国和美国也曾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斗争过，为什么现在，当中国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斗争的时候，英国和美国就要干涉并且吓唬中国？中国不会忍受这一点。这已不是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时代了!

杜维廉说，英国没干涉中国的事务，也没吓唬它，而是努力与中国政府合作寻找一条解决这一困难问题的途径。中国可能认为，英国坚持的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但英国的立场就是如此，这在前面已经阐述过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现在的政府不是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政府。 [61] 如果英国政府确实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它就应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和他们对中国的军事挑衅，而不是期待中国方面做出让步。中国不怕军事威胁，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中国毫无疑问将抵抗到底。中国是说到做到的。

杜维廉对今天的谈话向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

周恩来总理说，他感谢杜维廉今天的来访，虽然这次谈话是令人不快的。

翻译校对：В.克里夫佐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1-14

№1341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代表会议问题(1955年1月29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谈话纪要

1955年1月29日

今天11时30分我拜会了中国大使黄镇。

在谈话时我通知大使，根据我所拥有的情报，1954年12月26日，即还在茂物会议开幕之前，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那里举行了参加茂物会议的印尼代表团的预备会议。出席这一会议的有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外交部长苏纳约、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尔加尼、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帕蒙恰克、亚太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印尼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和其他许多人。会议上讨论的正是印尼代表团在茂物会议上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之事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除了印尼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外，全体与会者都表示赞成邀请中国。帕拉尔说，在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将会认为，印度尼西亚已归附于世界上现有的两大联盟之一。另一方面，他声称，邀请中国参加会议似乎是有利于中国本身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将会以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出面去取得有利于中国的让步。

在茂物会议期间，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坚决反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他声称，如果邀请中国，那么阿拉伯国家就会拒绝参加会议。

接着发言的缅甸总理吴努毫不客气地宣布，如果不邀请中国的话，那么缅甸就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在吴努的这一席发言之后，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再次发言，并在发言中宣布放弃他之前所提出的反对邀请中国的意见，却提醒代表会议的与会者们说，如果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那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事。

代表会议的与会者们决定邀请中国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

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请求阿里帮助，希望后者给予阿拉伯国家以影响。巴基斯坦人同意实现这一请求。

最后我对大使说，在会议期间，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赞成邀请中国，缅甸总理吴努也对邀请中国之事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却对此事犹豫不决。

黄镇感谢了我，并说，该情报是很有意思的。

我接着说，我收到了一个新消息，那就是：我国政府决定在伊玛目·邦佐利街(雅加达)上买房子用作苏联大使馆的馆所。因此我问他能否给我介绍一位能帮我们办理文件的可靠的律师。黄镇欣然同意去找一个可靠的人，并且还主动提议要替我去找一位好的建筑师，以便把买到的房子装修得适合于用作大使馆。

谈到1955年即将在雅加达举行的国际经济展览会的时候，黄镇说，看来中国将会参加展览会的。不过，暂时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有指示要求大使馆做好准备。我说，我暂时还没有从莫斯科收到关于苏联参展一事的回音。

谈话持续了1小时，并且是用俄语、汉语和英语进行的。

出席会谈的还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В.Д.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0卷，第2347—2348页

№0993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台湾海峡局势及中国的立场(1955年1月29日)

第181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谈话纪要

1955年1月29日

根据莫洛托夫同志的指示，鉴于即将举行安理会讨论中国台湾及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问题，我拜访了周恩来，并向他预先通报了苏联的立场。

周恩来声明了以下几点：

一、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关于将美国侵略中国问题及邀请中国参加讨论此问题之事提交安理会审议。

二、如果此建议被否决，则中国政府只有在议题的表述使中国代表有可能发言谴责美国侵略中国的情况下，才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例如“关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或“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的提法可以作为这一议题的表述。

三、如果议事日程的议题限定得很窄，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停火问题”或“缓和沿海岛屿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则中国政府将不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而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应拿到国际组织中去讨论。美国现在尚未以其武力参加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国同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不能讨论关于中国和美国“停火”的问题。同时，安理会无权讨论中国与蒋介石“停火”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不准备在安理会上同蒋介石的代表进行争论，只有在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有可能遭到谴责和揭露的情况下才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

周恩来同志指出，如果议题是概括性的表述，对中国来说是适宜的，则中国政府将接受派自己代表的邀请，但是答复这一邀请时要作解释，带有保留条件，就像答复哈马尔舍尔德因美国间谍案访问中国的建议所做的那样。 [62]

周恩来同志请求将上述各点通知莫洛托夫同志。

之后，周恩来同志说，他已经收到关于В.М.莫洛托夫同英国驻苏联大使谈话的塔斯社消息。周恩来十分赞赏В.М.莫洛托夫回答的内容。同时他请罗迈进转告莫洛托夫同志，中国不准备刊登周恩来与杜维廉的谈话内容。 [63] 对此，周恩来解释说，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与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苏联和英国都是安理会成员国，而中国暂时还不是这一组织的成员。苏联过去也常常公布同英国的会谈内容和往来信件，而在中国至今尚无此先例。

在谈话过程中，周恩来的秘书交给他一份刚刚收到的新西兰关于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的建议草案。周恩来指出，在这份草案中有两个严重的缺点：

一、草案未提及台湾和澎湖列岛；

二、在草案中使用了“停火”这一术语。

周恩来强调指出，敌方正准备撤出沿海岛屿，其中包括像大陈、马祖、金门这样一些岛屿，现正忙于自己海军舰队的基地转移。周恩来说，美国人特别害怕被困在远东无望的战争之中，从而失去整个欧洲。

在结束谈话时周恩来感谢向他通报消息，并再次请求将中国政府对所谈及问题的立场转告В.М.莫洛托夫。

会谈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Ф.В.莫丘利斯基。

会谈持续了40分钟。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185-187

№09934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在旅顺建造苏军纪念碑(1955年1月30日)

机密

文本第___号

1955年2月___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谈话纪要

1955年1月30日

一、向周恩来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将美国侵略台湾岛地区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的决定以及苏联代表将向安理会提交的有关此问题的提案文本。周恩来表示感谢。

之后，周恩来说，他们已经收到新西兰代表就提请安理会审议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停火问题给安理会各成员国信件的正式文本，他指出，看来从一开始就将在此程序问题上展开激烈斗争，对方将尽一切力量施展诡计，以阻挠审议美国侵略台湾问题。

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国民党分子尚未从这些岛屿撤退，而美国仍在继续集结其军事力量。他指出美国正采用此种办法恐吓中国。

二、我通知周恩来，苏联已做出决定，为纪念苏军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拟在旅顺地区建造以下建筑物，以铭记苏军将士和1904年保卫旅顺的英雄：

(1)在城里建造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

(2)在军人墓地建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

(3)在城里修建С.О.马卡罗夫海军中将 [64] 纪念碑；

(4)在二号炮台建方尖碑；

(5)在艾烈克特里陡崖上建方尖碑。

所有这些建筑物均拟建成带有青铜雕和石雕的宏伟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将由苏联出资，并由远东军区司令部承建。

大使馆受托同中国政府协商建筑上述纪念碑以及由中国当局保护现有的保卫旅顺英雄纪念碑的问题。

周恩来听后说，关于利用苏联资金建筑上述纪念碑一事，他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同志的报告中得知。

周恩来说：我们欢迎建造纪念1945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纪念碑和在这一战争中阵亡的苏军将士纪念碑。但是建马卡罗夫纪念碑和两个方尖碑，我个人还不完全理解。列宁同志及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都对1904年日俄战争做过相应的评价。我想再一次了解这些情况。现在我很难回答这一问题。我必须在中央委员会中商量一下。 [65]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大使馆三等秘书С.捷捷林。

担任谈话翻译的是周恩来的秘书马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188-189

№24891 米罗诺夫致格拉乔夫函：为中国设计生产炮弹的工厂(1955年1月31日)

机密

致国立重型工业电子设计研究所所长

В.А.格拉乔夫：

苏联部长会议1954年10月26日下达的第11852-pc号命令责成金属企业建设部和化学工业建设部在1954年第四季度完成关于在中国生产炮弹的工厂(228-32号项目)的轧钢基地而进行的建设设计、卫生技术设计和电力设计方面的工作。

该项目的建设设计工作和电力设计工作已经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ГССПИ-4)完成，因此，在得知政府在1954年10月26日下达的命令之后，我们马上就在1954年11月10日写信(第871с号)给您，请求您把您的负责人派往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来了解设计工作，以便准备完成技术设计。

1954年11月25日我们再次写信(第920с号)重申我们着手进行设计工作的请求，此外，我还亲自告知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的副所长纳扎尔别科夫同志和工业装备局局长克拉索夫斯基同志；邀请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和国家有色金属加工设计院来协调车间的设计计划(有来自国家重工业企业电气设计院的克里沃鲁奇科夫等同志)。

在1954年12月10日的第871с号信件中，我们向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阐述了完成228 32号项目轧钢基地电力保障设计和电力设备设计的任务；在1952年 [66] 12月13日的第871с号信件中，我们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第四设计研究所要求向重型工业电力设计所运送必需的资料。在1954年12月25日的第997с号信件中，我们再次请求国家重工业企业电气设计院着手进行设计工作。

在得到政府责成重型工业电力设计研究所于1954年第四季度完成设计工作的决议之后，事实上，该研究所直到现在还没有着手工作。

该研究所管理处首先把该项工作委托给了工业设备管理局，然后把其转交给了有色金属局，而到现在，该项工作又被委托给了工业设备局。

该局的工作人员克拉索夫斯基、沃尔恰尼诺夫和沙皮罗通报说，他们还没有对材料进行研究，但是还不能够说，他们还不缺乏这样的材料。对于我提出的关于设计工作的期限问题，这些同志说是3—4个月，也就是大概在1955年4月。

可以认为，对于他们执行政府决议的这种态度完全是不能令人容忍的，请求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便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技术设计工作。

有色金属加工研究所所长

С.С.米罗诺夫

1955年1月31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16-17

№24892 吉洪诺夫致刘平函：对《中国建设》杂志的意见(1955年1月31日)

致《中国建设》杂志发行全权代表刘平(Лю Пин)

亲爱的同志!

我收到了您的信件，您在信件中请求谈论一下我们对《中国建设》杂志提出的建议和批评意见。我很乐意满足您的这一请求。 [67]

你们的《中国建设》杂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生活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以具体的事例展示了在人民政权时期6亿中国人民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令人对你们国家的工业、农业和文化的发展有了鲜明的印象。

特别有说服力的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兄弟般友谊的文章。杂志中列举了非常充分的事实材料，同时配以精美的插图。

《中国建设》杂志展示了中国人民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觉得，该杂志对这一题目的反映有点弱。如果能够更多地关注中国人民同其他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文化和经济联系的问题就更好了。

请允许我就《中国建设》在苏联订购数量的增长说几句。现在在苏联有各种组织订购你们的杂志，还有一小部分掌握英语的人士。当然，该杂志用英语出版这一事实阻碍了苏联订购用户的增长。此外，用俄语出版的杂志《中国》和《人民中国》在苏联有很大的发行量，这两本杂志也同你们的杂志一样，对中国的国内生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建设》杂志引起了苏联读者的极大兴趣，很有希望使该杂志的订购者得到增长。

对于您送给我们的杂志，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您身体健康，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

致以深深的敬意!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

尼古拉·吉洪诺夫

1955年1月31日

ГАРФ，ф.Р9539，оп.1，д.408，л.18-19

№08839 克鲁格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主动向中国移交满洲 [68] 档案(1955年2月)

副本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2月…… [69]

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现保存着满洲档案，这些档案是1901年被俄国部队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

满洲档案共有13000份。其文件资料至今很少得到研究，因为文件全是用古满文和汉文写成的。

根据原来的情报，该档案是1662—1900年间满洲各机关的行政、经济和财政问题文件。此外，还有满洲边防军行辕的材料，奉天政府同俄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俄国军队在满洲行动的资料。

苏联刊物(《档案》杂志1928年第16期)已经公布，在苏联保管着满洲档案。所以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对这批档案产生兴趣并请求归还这批档案。

因此，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即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在两个月的期限内详细阅审满洲档案文件，并向苏共中央提出苏联政府主动把这批档案赠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

附苏共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附件：

机密

苏共中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决议

委托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和苏联科学院(涅斯梅亚诺夫同志)在两个月的期限内准备好关于把苏联中央国家古代文件档案馆所藏满洲档案材料作为礼物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妥善方案。

ГАРФ，ф.9401，оп.2，д.463，л.140-141

№23891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感谢苏联对中国提案的支持(1955年2月1日)

机密

第9号

罗迈进同志从北京以“高频通信”方式传递的报告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2月1日，我拜访了周恩来同志，并向其通报了如下内容：苏联政府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一系列新提案，并已向苏联驻安理会代表发出了相应指示。

周恩来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提案的支持。他接着说，根据昨天安理会会议情况的最新通报，有一个新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即在安理会(昨天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同时包括了苏联和新西兰的提案。此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以自己的名义建议给中国政府发电报，以邀请中国代表参与讨论安理会议事日程中所包括的这两个问题。周恩来指出，苏联代表在对上述建议进行表决时所采取的弃权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接着说，在收到哈马尔舍尔德发出的关于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的电报之后，我们将研究目前所出现的新情况，并会把研究结果迅速通报给苏联政府。

周恩来对苏联代表在安理会提出的提案——关于清除蒋介石代表参与并讨论安理会议事日程所涉及的台湾地区局势诸问题——表示非常满意。周恩来指出，这一声明更有利于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讨论台湾问题的活动之外。

罗迈进(签名)

1955年2月1日

北京时间18时

报告发送人——罗迈进

接收人——费琳娜

1955年2月1日13时10分

第160/М号

共发出14份，文件送：布尔加宁、瓦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等同志

第112-см号

1955年2月1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49-50

№09935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针对台海危机的行动计划(1955年2月2日)

摘自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Я.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____份

1955年2月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年2月2日

北京时间23点，我应约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通知我，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会议详细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向安理会提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向我转交了以下计划文本：

“一、哈马尔舍尔德发给我们一封电报，其中说，根据安理会的决定，邀请我们派代表去参加审议新西兰的提议草案。这使我们更加容易拒绝这一邀请，以便采取准备召开远东会议的进一步步骤。

我们给哈马尔舍尔德回电的基本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项：

(1)完全支持苏联的提议草案。

(2)批评新西兰的提议草案，并坚决反对这一草案，因为这一草案旨在让联合国方面干涉中国内政，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3)批评了联合国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不公正的立场，特别是在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和权利方面。在安理会中由蒋介石的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参与讨论涉及中国的问题，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可能出席安理会。

(4)综上所述，中国拒绝参加审议新西兰提出的议案。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安理会中的中国代表参加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安理会讨论涉及中国安全以及安理会通过这一问题的决议，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5)只有在安理会讨论苏联的议案，并且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安理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会同意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安理会。

(6)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由美国占领台湾并干涉中国的内政所造成的。中国政府支持旨在缓和由美国在这一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所做的一切真诚的努力。

二、建议苏联在中国给哈马尔舍尔德回电后，主动向英国和印度暗示以下各点：

必须缓和并消除由美国造成的远东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但是，目前在联合国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并纵容蒋介石集团代表中国的情况下，不可能讨论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走别的路。为了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最好是由那些与远东局势利害攸关的国家，如苏联、印度和英国，倡议召开远东会议。这一会议可以吸收10个国家参加：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可以于今年2月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只有这样的会议才能有助于远东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

如果英国和印度试探我们对于苏联这一建议的态度，我们将表示同意并说服英国和印度这样做。

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可视情况而改变，其成员可以扩大。但是必须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会议。

三、如果能够召开远东会议，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拟在谈判中遵循下述方针：

(1)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行使他们的神圣主权，任何人都无权干涉这件事。

(2)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应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3)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撤出武装力量之后，解放台湾有可能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

四、我们想知道苏联政府对上述计划的意见。

1955年2月2日”

周恩来请求将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通知他。

我答应将上述计划立即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并在得到莫斯科的回答后即告知周恩来。

该计划已用高频电报发往莫斯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03-206

№09936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印度支持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6日)

摘自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Я.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2月21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章汉夫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2月6日

今日22时30分，章汉夫同志受周恩来同志委托邀请我到外交部，并以口头方式向我通报了下午3时周恩来同志同印度大使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章汉夫同志说，印度大使根据尼赫鲁的指示，约见了周恩来同志。在谈话时赖嘉文说，印度认为在台湾地区形成的局势是严重的，他受托转达尼赫鲁的意见并听取周恩来对此问题的看法，赖嘉文转达尼赫鲁的话说，尼赫鲁身在伦敦，他一直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中国采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赖嘉文还通知说，尼赫鲁支持周恩来给哈马尔舍尔德的电报中的基本立场。尼赫鲁认为，美国不打算从台湾地区撤出自己的军队。美国的社会舆论不想关注中国的权利和要求。尼赫鲁说，当前应当避免战争，必须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

在支持中国对台湾立场的同时，尼赫鲁还主张中国不能放弃自己的要求。尼赫鲁说：必须保留对台湾的权利并赢得时间。

赖嘉文说，尼赫鲁在台湾问题上暂时尚未找到任何措施和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但是他主张中国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还主张在这一问题上要取得某种进展。

赖嘉文说，身在伦敦的尼赫鲁不止一次重申他捍卫中国权利的论点，但是没有提出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他请求询问周恩来对此问题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回答赖嘉文说，他很高兴尼赫鲁支持中国的立场。

赖嘉文通报说，2月4日尼赫鲁接见了中国驻英国代办宦乡，并向他转达了与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相同的内容。周恩来同志说，尼赫鲁在同宦乡谈话时讲了最好召开像日内瓦会议那样的会议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说，中国支持召开会议的建议，并说苏联已经向驻莫斯科的英国和印度的代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周恩来指出，苏联政府了解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中国政府支持为讨论整个远东的局势，包括台湾海峡局势问题而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周恩来说，很明显，赖嘉文大使知道苏联政府已同驻莫斯科的英国和印度的代表进行了交谈。章汉夫同志指出，根据赖嘉文的话可以判断，在同宦乡谈话时，尼赫鲁还不知道莫洛托夫同志接见了驻莫斯科的印度和英国的代表。

在说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周恩来声明：

一、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不能上圈套，不允许搞两个中国。周恩来同志指出，新西兰的建议就有这种企图，英国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并不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自己愿望的声明，也是一个圈套，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周恩来同志说，目前存在两个朝鲜、两个德国和两个越南。中国的情况与朝鲜、德国和越南的情况不同，但是某些人企图混淆这一问题。

周恩来同志指出，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情况不同于朝鲜、德国和越南。

二、美国应当赞成召开国际会议的谈判，中国不拒绝进行这种谈判。由于美国是台湾地区和远东紧张局势的根源，他们对此应当担负起责任。想躲在蒋介石背后并将其推向前台的企图，不外乎是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周恩来同志说，美国打算从大陈岛撤出军队。美国在台湾及其他岛屿给予蒋介石帮助以及帮助他从大陈岛撤军，乃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证明美国在介入中国国内战争，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威胁中国的安全。这也说明，美国作为这一地区紧张局势制造者的角色已越来越明显。

三、英国不仅纵容美国对中国制造军事威胁，而且自己也参与制造这种威胁。但是这一威胁吓不倒中国。如果他们想尝试一下，那就让他们尝试吧。英国人民不会替美国人流血的。

在概括上述各点时周恩来说：中国绝不会支持任何可能把中国诱入制造两个中国的圈套中去的行为；中国不会参加任何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侵占台湾就已造成并且还在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并以战争威胁中国。

中国不侵犯任何人，但是准备抵抗来自任何国家的侵犯。如果美国进犯中国，那么中国将给予美国以应有的抵抗。让他们试一下吧。如果美国真的愿意缓和紧张局势，那么他们就应该坐在会议桌前，就应当同意苏联和印度的建议，进行谈判。周恩来说，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理由，不怕坐在谈判桌前讨论这一问题。

章汉夫同志说，周恩来请赖嘉文将上述意见转告尼赫鲁。

之后，赖嘉文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是否允许美国帮助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出自己的军队？

周恩来回答说，他没有看到艾森豪威尔命令的全文。他还说，大陈岛处在不久前解放的一江山岛上的炮兵控制之下，也处在空军的控制之下，他不知道美国怎么才能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冲突。周恩来说，据我们现有的消息，美国人有一个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接触的秘密命令。这可能是一个骗局，或许美国人还有其他的指示，我们尚未搞清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人发动进攻，那我们必定反击，我们的话会被事实所证实。

二、预计召开的国际会议何时何地召开，有哪些国家参加？

周恩来同志回答说，时间和地点问题，这是个技术性问题；苏联政府建议会议在上海或新德里召开。至于参加会议的国家，中国支持苏联和印度的建议。周恩来同志说，苏联政府建议，由印度、英国和苏联发出召开会议的倡议，我们希望苏联、英国和印度认真商讨这一问题。如果他们主动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倡议，这将是有益的。如果印度担负起倡议的使命，这将有益于整个亚洲。

周恩来表示，希望印度能更积极地承担起这件事。

谈到参加会议的国家，周恩来强调说，可以考虑缅甸、印尼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发表的意见，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有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周恩来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他同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我允诺立即将谈话的内容通知苏联政府。

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梅德韦杰夫和中国外交部的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15-219

№09937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1955年2月8日)

来自北京的高频电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您的第230号指示已于2月8日14时完成。此外还告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对印度建议的看法将另行通告。

周恩来对通报消息表示感谢，在得知印度答复的内容后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西方国家正在给尼赫鲁施加压力。我们已明确通知印度大使赖嘉文，我们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拟议中的会议。显然，印度人害怕来自西方的反应，因此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而英国人想找到走出在安理会形成的死胡同的出路。他们想根据安理会的请求由三个国家共同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并吸收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二、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即印度2月7日给苏联政府的答复对所讨论问题的立场不同于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时所持的立场。周恩来还说，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宦乡与尼赫鲁谈话时，尼赫鲁还坚持赖嘉文向周恩来阐述的那种立场。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认为，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够召开。那又有何妨，就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吧!

三、周恩来通报说，今天凌晨，蒋介石分子开始从大陈岛撤退。大批的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参加了这次行动。但是大型军舰都停泊在岛外边，只用小型舰船撤退。照蒋介石的计划，撤退工作将进行7—10天，我们认为他们可能会提前完成。他还通报说，大陈岛上有军队1.2万人，居民1.8万人。岛上从凌晨起就燃起大火，因为蒋介石命令军队烧毁所有的房屋，不能烧毁的则炸掉。

周恩来通报说，今天15时30分他应印度大使赖嘉文之约将接见他。

罗迈进

北京市

1955年2月8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22-223

№09940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大陈岛蒋军撤退情况(1955年2月8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会谈纪要

1955年2月8日

今日北京时间下午2时，根据В.М.莫洛托夫的指示拜访了周恩来，并向他转交了今年2月7日印度驻苏临时代办向В.М.莫洛托夫递交的印度对苏联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答复全文。我同时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对印度建议的意见将另行通告。

周恩来对通报消息表示感谢，在得知印度答复的内容后提出了以下意见：

西方国家正在给尼赫鲁施加压力。他们想由安理会向3个国家提出，请求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他们还想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预先进行摸底，并搞清初步的、基本的条件。

周恩来说，我们已明确通知印度大使赖嘉文，我们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拟议中的会议。显然，印度人害怕来自西方的反应，因此不直接提出这一问题。而英国人想找到在安理会形成的死胡同的出路。他们想根据安理会的请求由三个国家共同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并吸收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即印度给苏联政府的答复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立场不同于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同周恩来谈话时所持的立场。周恩来还补充说，在宦乡同在伦敦的尼赫鲁谈话时，尼赫鲁还坚持赖嘉文向他阐述的那种立场。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认为，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会召开；不过，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吧!

周恩来通报说，现在美国人已经开始从大陈岛撤退。大批的美国海空军部队参加了这一行动。但是美国的大型军用舰船都停泊在大陈岛以外，只有小型船只开近岛屿。

周恩来指出，有消息说，后撤工作将进行7—10天。我们认为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后撤工作将在5天内结束。周恩来还通报说，在大陈岛上国民党军队共有1.2万人。此外，美国人打算从这些岛屿撤走全部居民共计1.8万人。蒋介石给军队下了命令——烧毁所有的建筑物，而不能烧毁的则全部炸掉。在大陈岛上已燃起一片大火。

结束谈话时周恩来说，今天下午3时30分他将应印度大使赖嘉文的请求接见他。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莫丘利斯基。谈话持续了30分钟。马列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33-234

№09938 罗迈进致莫洛托夫电：周恩来通报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机密

文本第13份

来自北京的高频电报，1956年2月8日16时40分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19时周恩来邀我去他那里，通报了他同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的谈话内容。

周恩来说，印度大使通报，印度政府已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印度政府已就这一问题答复苏联政府。

同时，印度大使还通报了印度政府对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看法，现归结如下：

一、最好有一段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商讨这一问题的时间，以便协商召开会议的细节。

二、印度希望安理会向苏联所提出的三个国家之一或者向其他国家集团提出请求，由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但是印度主张，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只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而安理会则与此毫无关系。

三、印度想弄清中国政府对会议参加国问题的意见，例如，对苏联提出的会议参加国名单能否作修改。

四、尼赫鲁特别担心现在在进行后撤的大陈岛地区的局势。

赖嘉文指出，美国人不喜欢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回答了印度大使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就这一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已经了解印度政府回答苏联政府的内容。

之后，周恩来向赖嘉文谈了中国政府对所讨论问题的意见，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政府清楚，美国人不喜欢关于在联合国范围之外的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的建议。问题在于美国何去何从——走向战争或是走向和平？如果他们想要战争，那就让他们试试吧!如果他们想要和平，我们准备同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如果他们想在联合国内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将干涉我们的内政，并且在客观上将意味着，似乎存在两个中国。

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同意以平等的权利坐在国际会议谈判桌前。因此，要真正解决召开会议的问题，现在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

二、中国政府不反对事先通过一般的外交渠道讨论这一问题。实际上这种讨论已经在进行。

赖嘉文同意这一看法并通报说，英国目前正就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与美国保持密切接触。

周恩来提醒赖嘉文注意，如果需要召开这种会议，那么越早召开越好。

三、至于印度建议由安理会请求苏联所提出的三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中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印度政府应同苏联政府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方面坚持认为，安理会没有任何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

赖嘉文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提高联合国的威信。他说，让人们看起来似乎是由安理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

四、关于会议参加国问题，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至于其他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和苏联共同协商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只是坚持一点，即不得接受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五、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早在撤退之前美国人就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挑衅。例如，上周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了清川江附近的北朝鲜边境。在美国飞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机进行的空战中，美国人击毁朝鲜飞机两架。现在美国正发出挑衅性的叫嚣，说似乎是中国飞机在公海上攻击了美国飞机。

昨天美国军用飞机袭击了一江山岛及中国的其他一些岛屿。此后，当中国飞机出现在空中时，美国飞机便向南飞去。这同样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挑衅。

周恩来说，根据他的看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在近期召开。

在谈话的最后，我向周恩来通报了英国驻苏大使海特给В.М.莫洛托夫的信的内容。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

罗迈进

分送以下同志：布尔加宁、葛罗米柯、伏罗希洛夫、佐林、卡冈诺维奇、库兹涅佐夫、马林科夫、费德林、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

第184/М号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24-227

№09939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印度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55年2月8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2月

第184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谈话纪要

今日19时周恩来邀请我去他那里，向我通报了他同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请求将此次谈话的内容转告В.М.莫洛托夫。

周恩来说，印度大使通报，印度政府已收到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印度政府已就这一问题答复苏联政府。

同时，印度大使还通报了印度政府对召开国际会议建议的看法，现归结如下：

一、最好有一段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商讨这一问题的时间，以便协商召开会议的细节。

二、印度希望安理会向苏联所提出的3个国家之一或者向其他国家集团提出请求，由他们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的倡议。但是印度主张，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只能在国际会议上讨论，而安理会则与此毫无关系。

三、印度想弄清中国政府对会议参加国问题的看法，例如是否可以改变苏联提出的会议参加国名单。

四、尼赫鲁特别担心现在正在进行后撤的大陈岛地区的局势。

赖嘉文指出，美国人不喜欢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周恩来回答了印度大使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正就这一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已经了解印度政府回答苏联政府的内容。

之后，周恩来向赖嘉文谈了中国政府对所讨论问题的意见，现归结如下：

一、中国政府清楚，美国人不喜欢关于在联合国范围之外的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的建议。问题在于美国何去何从——走向战争或是走向和平？如果他们想要战争，那就让他们试试吧!如果他们想要和平，我们准备同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如果他们想在联合国内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因为这将干涉我们的内政，并且在客观上将意味着，似乎存在着两个中国。

如果美国人真的想进行和平谈判，我们同意在同等的权利下坐在国际会议谈判桌前。因此，要真正解决召开会议的问题，现在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

二、中国政府不反对通过一般外交渠道事先讨论一些问题。实际上这种讨论已经在进行。

赖嘉文同意这一看法并通报说，英国目前正就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与美国进行密切接触。

周恩来提醒赖嘉文注意，如果需要召开这种会议，那么越早召开越好。

三、至于印度建议由安理会请求苏联所提出三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起召开会议的倡议，中国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印度政府应同苏联政府进行讨论。中国政府方面坚持认为，安理会没有任何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

赖嘉文指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提高联合国的威信。他说，让人们看起来似乎是由安理会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的。

四、关于会议参加国问题，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至于其他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国政府希望印度和苏联共同协商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只是坚持一点，即不得接受蒋介石的代表参加会议。

五、关于大陈岛地区的局势问题，周恩来回答说，早在撤退之前美国人就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挑衅。例如，上周美国军用飞机侵犯了清川江附近的北朝鲜边境。在美国飞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飞机进行的空战中，美国人击毁朝鲜飞机两架。而现在美国正发出挑衅性的叫嚣，说似乎是中国飞机在公海上攻击了美国飞机。

昨天美国军用飞机袭击了一江山岛及中国的一些其他岛屿。此后，当中国飞机出现在空中时，美国飞机便向南飞去。这同样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挑衅。

在结束同印度大使的谈话时周恩来批评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说，目前英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众所周知，丘吉尔在他不久前的一次发言中老调重弹，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原则，什么它不能进入联合国。周恩来指出，当美国对中国公开进行侵略活动时，英国视而不见。而当中国同侵略者作斗争时，英国却谴责中国。周恩来说，事实说明，英国是跟在美国后边跑的。

周恩来向赖嘉文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坚持这一政策，那么，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不可能解决。

赖嘉文回答说，不久前他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其中尼赫鲁说明了他自己对英国对华政策的观点。尼赫鲁认为，口头上英国指责中国并支持美国，而实际上英国希望缓和紧张局势。按照尼赫鲁的看法，英国人并不奉行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

周恩来回答赖嘉文说，英国正在重复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70] 周恩来同意赖嘉文的以下意见：英国的政策有不同于美国政府的地方。周恩来补充说，但是只要美国给英国一点压力，英国马上就同意美国的意见。

在结束谈话时周恩来说，根据他的看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未必能在近期召开。

在感谢周恩来同我谈话之后，我向周恩来通报了英国驻苏联大使海特给В.М.莫洛托夫的信的内容。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和使馆二等秘书莫丘利斯基。马列担任翻译。谈话持续了1小时15分。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28-232

№23893 莫洛托夫致布尔加宁函：对中国、蒙古等国贺电的回复(1955年2月11日)

副本

1955年2月15日

致Н.А.布尔加宁同志(副本给Н.С.赫鲁晓夫同志)：

鉴于您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外交部收到了许多贺电，其中包括：周恩来给您的贺电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照会。

苏联外交部认为理应做出如下回应：

1.以您的名义向周恩来同志发出回电，回电草案参见附件一。(我们)建议电文不要对外公开。

2.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发出回复性照会，参见附件二。

我们还收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给您发来的类似祝贺照会。

3.如果收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馆和使团发来的相应照会，我们将向其发出答复性照会，照会具体内容参见附件三。

В.莫洛托夫

1955年2月11日

附件一：

北京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同志：

在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收到了您的贺电，请您——总理同志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接受我的感谢。

Н.布尔加宁

附件二：

草案

第__号

致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

苏联外交部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致敬。在布尔加宁同志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我们收到了您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根据Н.А.布尔加宁同志的委托，我们有幸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Д.阿吉尔必什同志及其使馆全体人员转达布尔加宁同志诚挚的感谢。

莫斯科　1955年2月___日

附件三：

草案

第__号

致使馆(使团)

苏联外交部向使馆(使团)致敬。在Н.А.布尔加宁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我们收到了你们的贺信(祝贺照会)。根据Н.А.布尔加宁同志的委托，我们有幸向你们转达他的诚挚感谢。

莫斯科　1955年2月___日

1955年2月10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

莫斯科，第п-036/5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向苏联外交部致敬，并烦请苏联外交部把附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转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

在此，中国驻苏联使馆预先对满足我们这一要求的苏联外交部表示感谢。

莫斯科　1955年2月10日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莫斯科市

译自中文

1955年2月10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同志的电报1955年2月9日

主席同志，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在您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之际，向您表达衷心的祝贺。

我相信，在您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定会形成坚如磐石的统一和团结，并必将在伟大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全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5年2月9日

1955年2月9日苏联礼宾司收到(的贺信或贺电)。

莫斯科　1955年2月9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Н.А.布尔加宁同志

1955年2月9日

无比敬爱的主席同志：

请允许我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成员和自己本人的名义对您被任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表示祝贺，并衷心祝愿您在伟大苏联——各民族和平、友谊和安全的不可动摇的支柱——政府首脑的岗位上取得成功。我们国家与苏联不断增进的友谊将是我们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和繁荣的保证。

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您——亲爱的尼古拉·阿列克桑德罗夫表达自己深深的敬意。

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派全权大使

Д.阿吉尔必什

1955年2月9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53-59

№24895 扬申致有色金属部报告：苏联对中国有色金属企业技术援助的情况(1955年2月1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兹向您报告关于有色金属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技术援助的义务的履行情况。

抚顺铝厂。12月份工厂建成投产。主要的指数超过设计时的指数。工厂的工作都很协调。1月份发现北大楼的阳面出现了明显的裂隙。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现在消除了这些裂隙。考虑到用于生产阳浆多变的原料成分以及对其进行研究的完全不足，我认为必须在这方面进行另外的研究，委托在吉林电子厂的М.Д.格鲁济诺夫同志来做这项工作。

迄今为止，一些设备还没有供应，其中包括向其他工厂借用的用于保障该工厂按时生产的电子设备。这些设备的清单已经送给贸易代表处驻沈阳分部的对外联络处。

吉林电子厂。主要的建设工作在年底完成。锅炉厂投入生产，这就使得可以在冬季的条件下生产炼炉和燃炉的砌块。现在已经生产了大约7000吨耐火砖。

对设计进行修改的设计资料的提交也被拖延了，这些修改的目的是为了改正原设计中的错误，并改善工艺。

由苏联提供的大部分设备都已运送到了工厂。但是，现在还缺少一些关键的设备，没有这些设备工厂是不能投产的。没有提供的设备的准确信息以附件列出。

检测仪器的供应过于滞后。到2月份向工厂提供的仪器仅占设计工作需要的总量的50％。

为工厂配备的苏联专家小组也不齐全。在几个月内感觉到急缺锅炉装配方面的专家、起重机专家、压床专家、电力专家和通风装置的专家。为了避免延误建设，已经从其他的部邀请了一些专家。

由于起重机的装配工作已经完成，就不再需要这方面的专家了。

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正在完成一些附属车间的建设。锻造焊接车间、各组附属车间、车库和仓库近期将会被交付使用。钢筋结构的主楼的装配已经完成了50％。

尽管提交设计资料的期限在1954年就到期了，一些设计资料迄今还没有收到，其中包括：铸造车间的设计、主楼机器大厅的设计、主楼变电站的设计、许多车间电子设备的设计。还缺少电炉的设计，该设计应该根据苏方的草图在中国完成。

设备供应得很慢；在规定的期限内，装配工作没有完成。为了保证建设装配工作计划在1955年完成，就必须在一年的时间内供应不少于1万吨的设备。

根据合同，该工厂应有18名专家，但事实上专家小组仅有11人。监督小组专家的配备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仅到了1人)。

金属网制造厂。该厂的建设正在结束。总订货单位希望在1955年第一季度末开工，但由于缺乏部分设备，工厂的投产将要延后。缺少的设备是：拉长机器、圆盘刀、宽度为4米和5米的织布机床以及其他的一些设备。迄今为止一些图纸还没有得到。尚未供应的设备的完整说明以及尚未送交的图纸的清单由韦特卢日斯基专家送往对外联络处。为了准备使工厂投产就必须加速派遣专家小组，首先是专家小组组长的到来。

白银场(Байинчанский)硫化铜联合加工厂。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完成。制定了进行设计的计划任务，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审批。进行设计所必需的大部分材料都被送往莫斯科。

洛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正在进行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工厂建设计划和生产的产品的规格已经制定，并已提交供总供货单位审批。设计任务将会在3月份得到批准。由于收集初步资料的专家小组前往中国晚于预定期限而耽误了工作。

杨子张子(Янцзычжанцзы)钼矿。正在根据1955年1月1日的数据对钼矿的储量进行计算。储量的计算预计在4月份完成。与已经得到通过的设计任务相比，可以期待В＋С范畴的储量会大量增加，情况如下：

EPUB/Image00168.jpg

个旧锡联合加工厂。根据1955年1月1日的情况，将会在4月份完成对储量的计算。初步的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1954年夏个旧市的金属工厂被淹没，并停止了工作。现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的决定正在进行设计工作，并开始了在个旧市进行新的工厂的建设，该厂的生产能力为每年生产1.65万吨锡。这样的决定使得在昆明市建设锡加工厂的合理性受到怀疑。

设计小组由13人组成，他们在北京有色金属企业设计所工作，从1954年5月份以来该小组就没有常设的领导人，致使该小组的工作存在一些重大不足。请求您提供帮助，加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负责设计小组日常工作的领导人。
以上谈论的只是目前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
关于建设状况和工作中的不足的详细资料，其中包括提供的设计资料的不足，设备供应的不足以及专家工作的不足，小组领导人在每月发往对外联络处的报告中都有阐述。

苏联有色金属部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
С.扬申
1955年2月12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52-55

№21404 波兹杰耶夫致苏共中央函：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报告(1955年2月18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苏联新闻局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处1954年工作报告复制件。

具体内容参见附件，共计20页。

苏联新闻局局长П.波兹杰耶夫

1955年2月18日

第157号

归档。苏联新闻局接到指示，有必要就迅速派遣苏联新闻局代表处负责人赴北京问题提交一个提案。

И.谢尔巴科夫

附件：

机密

1955年2月

关于1954年苏联新闻局北京代表处的工作报告

(一)

目前，中国正在落实“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该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逐渐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施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工业化是以苏联为榜样的，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及发展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生产，如能源、冶金和机器制造等。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方法是：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农民成立劳动互助组、生产合作社，最后建立集体农庄以及在农村建立供销社和信贷合作社。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最重要的合作方式。劳动互助组是这种合作方式的低级阶段，它是以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本身已具有了集体劳动的社会主义经济萌芽。这种互助组组织模式可以是季节性的，也可以是长期的。

如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随后的，生产合作社的更高级阶段。虽然，这种农业合作社仍是以土地的私有制为基础建立的，但已处于合作社管理机构的集中领导之下，其部分收入也是按每个社员的劳动来按比例分配。另外，合作社已拥有了一定的公共财产。

私有工商业依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家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在于，在第一阶段鼓励其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并在第二阶段逐渐地最终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类型的国营企业。

在落实“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的宣传方面，苏联新闻局如何向中国新闻媒介提供帮助呢？在实现政府为国家所提出的任务方面，苏联新闻局如何向中国政府提供帮助呢？中国新闻媒介究竟需要那些资料以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呢？

1.目前，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正在投入运营，新的工业仍在不断建设，大量引进新技术，许多生活和公共设施也在建设之中。

因此，最缺乏的是具有生产组织和教育工作经验的行政、工会和党的领导干部，缺乏熟悉专业和拥有一定文化的技术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方)首先需要我们提供的是关于生产领导工作的具体经验——包括从负责具体岗位的师傅到工厂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的工作经验。其次，我们主要需要关注的是组织方面问题，如新工人如何工作，如何帮助落后者，如何分配劳动时间，怎样维护劳动纪律(要毫不客气地表明，我们也同样存在不守纪律的工人)，等等。最后，生产过程组织的技术方面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三方面问题，如果没有这一项，生产过程便无法进行。在我们提供的所有这些资料中都应当说明一长制原则的实践意义。

在为工人读者提供的资料中，我们应当列举一些实例，如苏联工人在工作中发挥主动性，勇于改革创新，从而更多地展示苏联工人的思想境界及尽力为国家作贡献的目标追求。尤其需要提供的是关于工人通过自学方式提高自身技能的资料。

中国新闻媒介对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因此，我们在宣传中应当鼓励人们多读报和文学艺术作品，多看电影。在宣传中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中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展示苏联工会组织如何吸引工人阅读文学作品，组织文艺晚会，建立读报小组，宣传员如何开展工作，等等。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会俱乐部工作人员会议。会议期间指出，许多俱乐部正在开展大量无益于工人思想教育的娱乐活动。因此请求我们提供苏联轻、重工业工厂中俱乐部活动的各方面情况。

2.为了配合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国报刊很需要苏联集体化时期的资料。《人民日报》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幸福生活不会自己来到》，被推荐为由此类资料中挑选并编辑而成的重要指导性参考之一。该文章比任何解释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各编辑部都希望刊登这样体裁的文章：向所有人展示苏联农民在赢得当前富裕生活之前所经历的那些困难。但我们至今仍无法满足中国报刊的这方面需求。近期，我们开始从集体化时期的一些文章中进行挑选，但所选出的文章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从组织集体农庄至实现农业机械化——苏联集体农庄社员所经历的全部生活和劳动情况。

《人民日报》把上述文章直接发给了我们，认为我们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有能力帮助中国新闻报刊，并向中国农民解释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实际上，关于苏联人民(包括农民在内)目前生活状况的资料，中国报刊已刊登了许多，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得到补充。我们的报刊在关于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劳动，以及党和工会工作的新方式，关于文化等内容方面，作了大量的报道，中国同志完全可以从这些资料中挑选适合中国实际的东西。但在如何开展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他们能从我们报刊中挑选并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东西却很有限，因为我们很早便经过了这一发展阶段，人们已记不清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了。

问题很清楚，中国报刊为何会如此积极地向我们约定集体化时期的稿件，因为他们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而除了我们，他们根本没地方去寻找这方面的东西。从反面来看，我们也理解了如下一个事实的原因，即以前《人民日报》请求我们提供的都是关于工会组织实际工作情况的文章，而如今要求我们提供的已是关于工会的理论性文章——仅在10月份该报便从《劳动报》上摘取并刊登了8篇介绍工会组织在生产中各方面工作相关情况的文章。

今后在筹备农业方面资料之时，必须考虑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通报过的内容。例如，在一篇名为《如何正确对待整批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文章中，据《人民日报》报道，根据对河北省26个合作社所作调查，约一半重新入社的农民都是“整批”加入的。这些农民过去主要都是中农，即农业改革之前的中农。他们掌握着相对比较多的生产资料。该文章继续道：“如何对待这些农民的问题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中农关系的问题。而这些‘整批’入社的中农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还是从合作社退出，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进行收入分配，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合作社中开展很好的教育工作。”

如今，中国开展农村工作的口号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和逐渐消灭富农。”有鉴于此，我们在自己所提供的资料中也必须贯彻联合中农的思想。

在宣传联合中农的同时，中国农村还在开展提高对富农的警惕性的工作。1957年以前在准备全面实施农业合作化(农业合作化运动于1957年结束)，(政府)建议不接收富农加入合作社。

3.中国报刊针对青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其中主要是向青年宣传：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自己的学业，扩展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视野，掌握科学知识。而之所以要向青年宣传坚持继续自己的学业，是因为多数青年在小学毕业后便不再继续上中学，从而导致青年或中学生的数量明显不足。

在这方面，针对我们的要求是：以生动的形式展现在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共青团基层组织的活动，并介绍当前苏联共青团组织和个别共青团员的工作情况。虽然中国报刊在约稿中并没有涉及到关于在苏联集体农庄中共青团组织的情况，但我们仍应当向他们发送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4.近期，在中国报刊、高校、科研和创作组织中广泛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这场运动主要反对的是国民党员——胡适在文艺学方面的巨大影响及其所宣扬的实用主义哲学。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用如下内容的文章来对这场斗争提供帮助：关于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关于以正确的科学态度来对待文学的继承性问题，研究作者的阶级立场，反对盲目地崇拜老学者的“权威”；关于必须以爱护的态度培养和勇敢地提拔年轻科技骨干。

5.由于城市人口和工人数量的增长，农业居民商品需求的增加，当前中国正面临不断加剧的经济困难。国家为了对商品分配实施更好的监督以及限制商人和投机分子的活动，中国国内前不久开始对面粉、大米、食用油和棉布消费实行定量配给。

中国报刊呼吁读者为迅速建设社会主义自觉对待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和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以支持政府的现行举措。

作为克服生活困难和提倡节约的宣传范例，附件中收入了《新闻日报》这样一篇文章：《服从定量配给制度，卖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对中国新闻媒介的帮助，我们可以向其提供这样一些资料：展示我们国家在工业化年代工人和农民们所经历的巨大困难和不幸，而只有在克服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才拥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除了我们，谁也不可能向他们提供此类资料，而这些资料是中国报刊目前最需要的。

当然，中国新闻媒介所需要的资料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方面。上面我们只是罗列了自己已收到中方的咨询而又没有完全满足其要求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中国新闻媒介依然需要与苏联有关的如下资料：关于苏联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及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关于苏联人民目前的生活情况，关于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等等。

(二)

苏联新闻局代表处或多或少地与位于北京的报社及其30个分社保持着长期的联系。

我们从最重要的报社将收到其下半年所需资料的约稿。在与(北京的)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共同对这些约稿进行了讨论之后，我们再将其转交给国内负责这方面事务的部门。另外，各报社编辑部在全年任何时间仍可能向我们约订除上述约稿外的其他资料，从其他报社——主要是省级报刊，我们也会经常收到向我们索取类似题目资料的请求。对此，我们均会通过发送复印件和剪报的方式满足其要求。

去年，我们的代表处与新华社建立了关系，后者向所有报刊的编辑部均散发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甚至那些尚未与我们建立直接联系的报刊编辑部也有可能通过该社获得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从新华社的通报中我们并不能完全估算出我们资料被刊载的次数，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中国报刊信息仍很不完整。不过，通过所获得的信息情况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断定，这种联系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例如，В.拉古杰克的文章《1954年莫斯科的住宅建设》便被7家大的省级报刊转载；В.М.鲁缅采夫的《苏联社会主义农业》被9家报刊转载；Л.奥帕茨基的《苏联——伟大的工业强国》被13家报刊转载。这些统计数据当然并不完整。在1954年下半年新华社会简报中共刊登了我们的15篇文章。

10月份，我们与中央人民政府下属的无线电广播建立了联系，而在此之前，那里仅使用了7篇我们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7周年的文章。

1954年，我们与《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新苏州报》、《当代日报》和《抚顺日报》，以及几个专业性的杂志《美术》、《戏剧报》等建立了联系，随后，他们也开始向我们索取一些专业性的文章。

针对多数北京的编辑部，我们都是直接转交俄语文章，而对所有省级编辑部都是译成中文。在我们代表处工作的两位翻译仅去年便翻译了420篇文章。

1954年，中国报刊共刊载了苏联新闻局的819份资料，其中中央机关刊物338份，地方刊物481份。而发表我们的文章共计580篇。

与1953年相比，1954年中国刊物刊载我们资料的数量略有下降(1953年为856份)，但我们仍可以理由充分地说，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有所改善，其读者群也有所扩大。原因在于，1953年仅1家小的私营报纸《哈尔滨报》发表了我们的216篇文章，占总刊载量的25％，而其他报纸和杂志仅发表了640篇。1954年初，该报(指《哈尔滨报》，为中国最后一家私营报纸)在成功发表了我们的44篇文章后被(政府)关闭。如果说，1953年刊载我们10篇以上文章的省级报刊只有9家，那么到了1954年此类报刊已增至19家。

另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下情况：由于一些较大的行政区被撤销，这些地区内的5家以前的中央机关报被转为省级报刊。而这些报刊任务和规模的改变必然会对其发表我们资料的数量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不同题目，苏联新闻局资料的发表数量具体如下：

(1)苏联建设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期167篇；

(2)文化、教育和体育111篇；

(3)工人和集体农庄社员的生活情况90篇；

(4)工业、建筑和交通126篇；

(5)关于苏联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和文化方面的一般性文章(包括第一项中未指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日期)80篇；

(6)为纪念苏中友谊而组织的资料74篇；

(7)农业70篇；

(8)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30篇；

(9)大型建筑26篇；

(10)其他45篇。

所有在苏联刊物上刊载的官方资料及其评论均被中国新闻报刊依据塔斯社、新华社所提供的资料发表。

使用我们所提供照片的主要是中苏友好协会。在拥有此类机构的北京和其他城市这些照片被用于举办流动和固定展览。

报刊通常情况下都是将照片和文章同时刊登，而很少只发照片。

去年，我们收到了穆卡诺夫的手稿《我的共和国——苏维埃哈萨克斯坦》，并将之转交给了《时代》出版社。后者对此反映积极，正准备出版该著作。

正如我前面已提到，中国各编辑部并不积极向我们反映其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看法。这可能与我们在他们眼中是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有关，从而导致他们在与我们的谈话和通信中显得过于正式和拘谨。总之，我们从未收到他们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负面反映。

下面，我以《北京日报》为例，我们曾请求其就我们所提供的资料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该报在答复信中写道：

“请允许我们以《北京日报》编辑部及其广大读者的名义向您和整个出版部集体表示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近两年来为我们报纸所提供的文章。

由于你们的帮助，在1953—1954年间《北京日报》的读者们从由著名苏联作家、专家、工人和农民所写的文章中更多地了解了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从而促进了我们人民间兄弟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坚定了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决心。两年来的实践表明，我们之间的合作，尤其是来自你们的帮助，在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各报刊和杂志编辑部在交谈中也对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提出了个别、简短的意见，具体可归纳如下：

1.在谈及关于苏联国内的先进人物时，中国报刊也提出自己的目标：提高劳动者的觉悟，使他们学会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因而在关于工、农业先进者的文章和特写中，不仅应当展示其创新精神和劳动热情，而且首先应反映那些能够鼓舞他们为加强祖国经济实力而努力工作，增强自己作为一名党员或团员及国际主义者的责任感的思想动机。我们苏联人通常可能会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却拥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2.中国报刊的工人人员多次向我们指出，由于中国读者文化水平低，他们很难全面了解苏联的实际生活。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最好只论述一个问题，或一般只讲一个人物。这就要求我们所提供的文章对一个问题作更具体、详细地阐述，并相对减少文章的篇幅，从而适应文化较低的中国读者的需求。在那些为非专业出版物提供的文章中，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对一些科技术语做出注释。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文章，主要是剪报，充满了大量的地理名称或人名，而没有这些是完全可以的。此类文章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中国读者的阅读难度。还有，在涉及苏联劳动者在经济等方面所获得的物质福利问题时，我们经常会罗列许多以卢布为单位的统计数据。这样的文章也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中国读者并不了解卢布的购买力情况，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是以元为计算单位的，他们对卢布的大小没有概念。因而，如果我们要列举苏联劳动者的收入数据，最好就立即做出如下解释：这些钱能购买多少商品。

3.正如许多中国编辑部所提出的那样，多数中国读者还没有养成阅读严肃文章的习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生动、引人入胜的特写、小短文甚至诗歌。各中国编辑部都希望在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中，除了标题和情节吸引人外，还要多一些用朴素语言写成的、没有长句式——中文难以组织的形象鲜明的对话和故事。

各编辑部针对艺术作品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具有教育意义。与此相关，他们经常要求我们提供抨击不良现象，如官僚主义、粗制滥造、不守纪律以及针对一些国际生活问题的讽刺类作品(如小品文、诗歌和带有插图的小短文)。中国报刊也经常会自己主动从我们的报刊和杂志中选择一些此类文章，但他们的选择余地有限，而省级报刊几乎无法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地方刊物来向中国的省级报刊提供帮助。

为了使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变得更吸引人，我们就必须扩展其问题的范围。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几乎未涉及一些新建筑领域(除了几座最大型的小电站之外)以及一些吸引人的职业，如地质学家、北极勘察人员、飞行员等，我们也很少写关于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等地区居民生活情况的文章。我们很少为中国一些拥有不高文化水平的读者撰写他们能够看得懂的，引人入胜的、关于苏联最新科技成就的科普性文章(我们也曾给苏联《科技新闻》刊物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4.我们所得到的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用塔斯社的资料编写的。而中国报刊也能获得这些资料，而且能够比我们更迅速地译成中文。这样一来，我们的文章自然就不会被其采用。中国各编辑部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了一些由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和学者撰写的、能够对一系列最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尖锐、透彻分析的原创文章。这里，时间因素并不发挥主要作用。作为这方面的正面例子，我们可以列举В.库德里亚夫采夫的文章：《美国在“反共”旗帜下对亚洲的侵略》。

5.就我们所提供的关于苏联人民当前生活状况的所有资料的总体情况来看，其经常存在的不足在于：只展示好的一面，而极力避免提及其缺陷。在这些资料中没有涉及到好与坏、新与旧之间斗争的问题。这样一成不变的资料自然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只显示好的一面，人们自然是无所适从。

我们已经与《人民日报》编辑交流了意见，期间后者请求我们提供在我们刊物中刊登的一些展示中国不足和批评中国的资料。

我们发往中国的文章与那些发往西方人民民主国家的文章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无法比拟的。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苏联的实际情况编造了各种谎言，但我们所发表的文章不会有任何这样的东西，只会提供一些实际的经验教训。

(三)

为了改善代表处的工作，我们打算做到如下几点：

1.拓展作者范围。尤其希望吸引那些能够写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时期的小故事和特写等文章的作家；另外，在写当今苏联人民生活内容的文章时，并不只局限于明确一些事实，而且要使作品语言显得生动、鲜明。换言之，我们必须与著名作家们建立合作关系。

2.希望让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力——对所收到的文章的一些地方做些修改、压缩，以便文章的表述能够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因为在以前，个别、很少的情况下我们已做过这样的改动，并因此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为了促进所提供资料的刊载率，我们需要为这些资料配置一些照片。所有中国报刊编辑部都在自己的约稿和与我们的交谈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也收到了许多以“苏联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照片，但能够与所发文章相搭配的照片很少。

4.我们还不知道，(国家)是否向我们拨付1955年的出差预算费用。但根据以往的经验——出差费用都不在预算费用计划之列，因此我们想再次事先指出为这方面活动费用制定预算的必要性。

5.近期，出版部对我们所发出的质询的回复变得越来越迅速了。我们希望今后继续加强在这方面的联系。

6.必须实现这样的目标：不仅像现在这样——代表处编辑拥有外交护照，而且代表处的主任也应拥有外交护照。各主要中央报刊的编辑经常会出席外交招待会。由于大家已知的原因，我们希望我们代表处的主任也能够出席此类会议。

为了规范代表处的工作，我们计划：

1.经常就发来的资料向使馆出版部提出自己的评论和意见。

2.与中国安徽、福建、江西等省级机关报建立联系。以前我们曾在这方面作过尝试，但一直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3.由于与使馆出版部建立了业务关系，我们现在获得约稿已不必提前半年，从而使约稿时间相对缩短。这样，我们也就有可能对中国宣传媒介的变化做出更迅速地反应。

4.尽可能扩展与新华社的联系，并以之作为更广泛传播苏联新闻局资料的手段。

苏联新闻局驻北京代表处负责人

济金

属实。

特别部负责人

В.杜比宁

附件：

《幸福生活不会自己来》

在对群众宣传社会主义的时候，人们经常会这样说，“今天的苏联便是我们的明天”。大多数人都能听懂这句话。但是，苏联的“昨天”究竟是什么样呢？为了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苏联在“昨天”和“前天”又经历了哪些困难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了解的人却很少。这也是我们当前农村宣传工作中一个严重的不足。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是必要的，但也必须以这种宣传鼓励农民为实现这样的幸福生活而奋斗，激励人们以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困难。

在向农民宣讲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些同志开口便是“随处可见——电(灯)和电话”，闭口又是“照明不用煤油，犁地不用耕牛”。但他们从不以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其解释如下问题：如何才能获得这样的生活，我们现在所实施的这些措施对建设未来社会主义有何意义。而这样宣传所造成的结果是：农民们开始以为，幸福生活就在自己身边，只要伸手便可得到；但当遇到生活方面的困难时，又会对宣传中所说的一切产生怀疑，甚至出现思想上的混乱。

例如，计划采购和消费体系的实施，必然会伴随着一些对农民有利的社会主义的措施，但这些举措要求农民改变自己的一系列生活习惯。这种情况会引起一部分农民产生消极反映，并导致其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生活发生动摇。

农村的部分领导干部不了解，农业的社会主义变革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合作化；第二阶段——机械化。还有一些农村干部虽然听说过上述两个发展阶段，但并不确切地知道其含义。在对农民宣传合作化时，一些人竟说：“拖拉机很快就会有了，到那时你们将不得不用自己分的地与合作社交换。”农民们害怕被迫交出好地，而自己单独又没有能力换取拖拉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加入劳动组合。在此类宣传的影响下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大规模的机械化就是最近2—3年的事。

在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农民们不仅不想购买新农具，甚至连旧的也不愿修理，并说，“没什么，一切都会好的!过两三年我们就有拖拉机了，谁还需要这些破农具!”因此，还导致一些农民对合作化的本质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并对当前农业技术方面出现的新事物——如在马匹的索具方面采用新工具等持轻视态度。

我们不能把未来的东西看作是业已得到的，因为未来的东西我们只有依据今天的条件并通过的辛勤劳动才可能得到。而没有经历今天的艰难困苦，我们就不可能建成明天的幸福。农民们应当根据国家计划全力发展合作化运动，增加生产，帮助国家的工业化。只有随着国家工业和拖拉机、汽油生产的大规模发展，工业才可能给予农民大量的帮助。这样，后者才可能迅速地发展起来。只有到那时，美好的未来才可能成为现实。如果只是坐着等待幸福的到来，那是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要想吃到好樱桃，首先得种好樱桃树。

《人民日报》

《服从定量配给制，卖什么就吃什么——姓姜的一户人家，如何准备过春节》

上海郊区朝阳小区194弄4号居住着的姜丽珍(Цзян Ли-чжэнь)阿姨一家已为自己如何过春节作了打算。姜阿姨与儿子、儿媳决定今年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不为过节买任何多余的东西，只吃市场上卖的。他们想把节约下来的钱存到银行购买国债，以帮助国家搞建设。

这个由成年人和孩子组成的家庭共有7—8口人。儿子和儿媳都在工厂里上班，他们每月都把一些工资存到银行里。他们完全有能力在过节时为家里买更多的东西。但今年，姜丽珍并不打算这样做。离过节只剩下三天了，但他们家只准备了一只鸡和一条鱼。如果不困难的话，他们还想再买一些肉和饼，但他们并不打算为此而去排队。

姜丽珍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决定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原因在于：这个家庭里的生活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使他们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放后，工人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家庭的生活也逐步得到改善。如果说从前他们几乎见不到肉的话，那么如今他们每星期都能够买一些。去年下半年，姜阿姨一家吃了几只鸡。姜丽珍知道，现在许多家庭的生活都开始好起来了，目前国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重工业方面，而在食品生产方面的发展仍很有限，因而难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这尤其表现在过春节的时候，大家都想丰富自己家的餐桌，从而导致商品供应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与困难作斗争，服从国家的定量配给制，只吃市场上卖的东西。姜阿姨是小区代表、第四街区第一居委会主任，因而更应当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说服其他人尽可能地节俭，不去挤着排队，只买市场上卖的东西。

《新闻日报》

ЦХСД，ф.5，оп.28，д.185，л.128-148

№23894 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刘晓转交中共中央信件事(1955年2月22日)

机密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在2月21日的会谈中，中国参赞温宁通报道，中国大使刘晓有一封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建议信。与此相关，温宁询问我的意见：刘晓同志是在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面时亲自转交这封信件，还是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由其他人来转交。

我答复温宁道，这首先取决于刘晓同志喜欢采用哪种方式。

温宁答，(中国)大使当然希望能够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面谈，但知道他很忙，因此无法做出决定。

我答应温宁了解这一情况并向其通报结果。

请求您的指示。

Н.费德林(签名)

1955年2月22日

第337/ДВ号

手写批注：

请赫鲁晓夫同志审阅。

В.莫洛托夫

1955年2月22日

赫鲁晓夫同志于1955年2月23日接见了刘晓同志。

归档。

В.…… [71]

1955年2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0，л.60

№25968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香港的局势(1955年2月22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5年2月22日

第23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香港的报告

一、香港经济

香港是一个港口城市，对外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外贸易收入一直是香港资产阶级收入的主要来源。香港所需粮食几乎全部依靠从外面进口。对外贸易对工业企业的活动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它的产品主要是出口商品。

关于1954年度对外贸易的总结

香港的对外贸易的构成如下：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对西欧、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的商品再出口服务，以及其他一些途经香港的贸易。例如，现在香港是中国同南海国家贸易的大型转运站。印度尼西亚的糖、咖啡、椰子油，印度萝藤等商品，过境香港输往中国。

香港是日本同英属北婆罗洲(婆罗洲的木材运到香港，随后由香港再出口公司运往神户和横滨)、菲律宾同泰国(主要是泰国大米)等的贸易中转站。

除了大量进口自己所需的商品(特别是粮食)外，还出口香港的工业品。

1954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同前几年一样)缩减至58.52亿港币，1953年为66.06亿港币。去年贸易总额同1953年相比减少了7.54亿港币，其中出口额减少了4.37亿港币，进口额减少了3.17亿港币。(《远东经济评论》1955年1月27日，附件1)

去年中国同香港的贸易额急剧减少。同1953年比，1954年从中国进口数额减少了1.65亿港币，对中国出口额减少了1.49亿港币(1953年从中国进口额为8.57亿港币，对中国出口额为5.4亿港币)。

食品是香港从中国进口的最主要的商品部类，例如，去年从中国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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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从中国进口的其他商品部类有：种子、中成药、纸张、鬃毛等(参见附件1)。

香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农业肥料、染料、药品。去年中国从香港进口硫酸铵总额达1.087亿港币，煤焦油染料0.886亿港币(参见附件2)。至于机器设备，香港向中国出口的数量很少。例如，11月份香港运往中国的纺织机总额为0.036亿港币。

去年中国同日本经香港中转的贸易额增长很快。1954年11月，日本经香港向中国出口0.13亿港币，而1953年同期仅为0.045亿港币。

香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的绝大部分是西方的工业品。由于对中国出口减少，造成香港也缩减了从西欧的进口。

同1953年相比，1954年从英国进口商品数额降到1.05亿港币，从西德进口降到0.57亿港币，从法国进口降到0.17亿港币，从意大利进口降到0.46亿港币，从荷兰进口降到0.35亿港币(参见附件3)。

同1953年相比，香港对南海地区的出口锐减：对印度尼西亚——1.47亿港币，对泰国——0.76亿港币，对菲律宾——0.11亿港币(参见附件4)。

对南海国家出口降低的原因是这一地区严重的经济局面，由于出口订货额降低，这些国家在采取措施组织出口。

在同多数欧洲国家和东南亚及南海国家的贸易额出现降低的同时，美国和日本对香港的进口额出现增长。同1953年相比，1954年美国进口额增长0.57亿港币，日本进口额增长0.8亿港币。美国进口增长主要依靠美国消费品需求的扩大，随后这种需求转到了南朝鲜方面。因此，去年对南朝鲜的出口额增长了3倍(从1953年的0.52亿港币增长到0.17亿港币)。

由于香港对外贸易额锐减，导致商品库存持续提高。根据香港报纸《华侨日报》披露的明显缩减的数据，同1953年相比，1954年商品库存提高了5％以上。

香港对外贸易额减少的原因有哪些呢？

1.主要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实施禁运导致对外贸易规模缩小。香港不能提供中国实施经济建设计划所需要的商品。

香港总督在美国逗留期间(1954年9—11月)就此问题谈到：“我们的贸易缩减了三成，香港无法生产中国需要的商品。我们能向中国提供的所有商品均来自其他国家。但是，任何一艘驶抵香港的船只，在到达之前我们无法确认它的商品是否是非战略性商品。如果有人想使自己的商品进入中国，这些商品就得绕过香港，很多人都害怕这里的贸易管制。”

由于实施贸易禁运，香港失去了自己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通常大量出口中国的商品都需要经过香港，现在则直接驶抵中国的港口了。例如，所有被列入所谓战略性的商品(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锡兰的玉米)都直接驶抵黄埔港、天津港和上海港了。

1月下旬，英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出口香港的规定，香港报纸解读为“英国放松了管制”。根据这项规定，从1月17日起，除缩减的禁运商品和紧缺商品清单中列出的战略性商品外，所有向香港出口的商品许可证都被取消了。至于香港的许可证体制则没有改变。和以前一样，所有来自英国的商品都需要有进口到香港的许可证。

香港政府还同意参加商品转运许可证制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列入缩减的清单中的战略性商品，在商品出口国没有取得商品出口许可证时，不能在香港卸载或过境。

路透社报道说，新的管制体制是为了对列入缩减后的清单中的战略性商品实施监控。新计划对所有列入缩减后的清单中的商品都实施监控，而其余的商品则无须监控。有如下一些国家加入了管制体制：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西德、英国和美国。加入这一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都在自己领土内对该集团国家输出的战略性商品的运输实施监控。(《南华早报》1955年1月15日)

新管制体制对香港同中国之间的贸易仍按照旧规则执行。

2.香港贸易额的降低还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严重萧条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大众的购买力进一步降低，内部市场缩小，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加剧。

现在，日本贸易公司在东南亚和南海国家的活动越来越活跃，这对香港的经济产生了影响。战后几年来，日本在香港的贸易网络开始恢复，10多家大型日本股份公司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

英国资本家和香港商人之间的竞争加剧。近来一些英国企业主开始组织反对香港商品进入英国市场和英国的活动。前不久有人在下议院说：“香港的针织手套造成利兹和其他一些地区出现失业现象。”去年香港向缅甸、马来亚、非洲和其他一些地区出口了31万打帽子，成为英国毡帽企业联合会热烈讨论的话题。英国人说，他们不相信这些帽子是香港生产的，认为这是日本生产的经香港再出口的帽子。香港企业依靠高强度劳动生产出来的帽子，其低廉的价格令英国企业主非常不安。一位企业主说：“我们的帽子每打售价90—150先令，而香港的帽子每打售价26—66先令。就算是我们不要利润，那我们也无法做到同香港一样的价格。”英国人采取措施给香港商品进入他们的市场制造困难。来自美国方面的竞争也在加剧。

3.由于一些国家之间建立了直接贸易联系而无需香港服务，造成香港的贸易周转也出现了缩小趋势。这首先同对中国进行所谓战略性物资贸易实施禁运有关。结果，出售这些商品的国家不可能经香港中转来运送这些物资，而只能直接运往中国。此外，由于一些国家建立了直接贸易联系，这为他们节省外汇并以较低价格购买商品提供了可能。

工业情况

香港拥有相对发达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据香港1954年的官方资料，计有2418家注册企业，大约有1000家未注册企业。这样，根据官方资料，企业总数超过3000家。注册企业共有11.2万名工人。大多数工业企业或作坊的工人数量为数十人。大型企业不是很多，主要是造船厂、纺织厂、轻工厂。

去年香港的工业生产总值比1953年增加了15％，达到10亿港币，因为1953年的水平并不高。《华侨日报》在列举这些材料时指出，去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只比最坏年份增加了20％。(《华侨日报》1955年1月1日)

香港当局提供了关于注册企业增加数量和这些企业中工人数量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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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资料与夸大宣传的材料相一致，似乎香港企业的数量在大幅增长。但是，就算这些资料也驳斥了香港工业高速发展的论据。

根据官方资料，在4年内注册企业的数量增加了666个，从1950年的1752家增加到1954年的2418家。工人数量的资料证实，新企业就其人数来讲都是小企业。在企业数量增加666个的条件下，工人数量增加了2万人。这样，如果现在每个企业平均有50名工人，那么，平均每个新企业有33名工人。不排除这种情况，一系列所谓的新企业事实上早先就一直存在，只是没有注册，而现在注册了。

香港的重工业主要是船舶制造和船舶修理。1950年计有18家造船厂，工人9700名。1954年造船厂的数量增加到20家，但工人的数量减少至9000人。最大的造船厂“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和“太古船坞有限公司”能够建造排水量8万吨的船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几年，造船厂的主要利润来源于海船修理。最近2—3年海船修理的业务急剧减少。主要原因是贸易禁运导致香港作为海港的意义有所降低。来自日本方面的竞争也起到很大的作用，许多业主宁愿去日本修理，因为费用低廉。船企利润逐渐减少。例如，香港黄埔船坞有限公司1952年利润为0.054亿港币，而1953年利润为0.016亿港币。去年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现在造船企业改变了生产重点——开始建造海船、渔船和驳船。不久前，“太古公司”建成了一艘排水量为6580吨的新船。

香港有几家矿山企业从事铁矿、铅矿、钨矿和石墨的开采。1954年这些企业开采出6053吨矾土，90800吨铁矿石，60033磅精乌矿石，369吨锡。(《华侨日报》1955年1月21日)矿山企业的产品全部出口：铁矿石出口日本、台湾，铅矿石出口欧洲，钨出口美国。

香港还有一些大型轻工业企业。最大的轻工业企业是纺织厂。

香港有13家纺织厂，每年消费1.5亿磅棉花。棉花从巴基斯坦、东非和南美一些国家进口。《远东经济评论》1955年1月27日报道说，随着3家新厂投产和纺锤数量增加了5倍，香港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达到了30万纱锭。

香港的纺织工业主要是为出口生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景气和来自日本方面的竞争，造成香港纺织厂的商品销售陷入困境。1954年香港纺织品出售的数量比1953年要少，去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要少。特别是对南海国家的纺织品出口出现了下降。1953年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0.56亿港币的纺织品，1954年为0.33亿港币；1953年向巴基斯坦出售了0.2亿港币纺织品，1954年为0.1亿港币。

对外贸易额的减少对其他轻工业领域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企业倒闭的现象。

对外贸易收入一直是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部分收入的减少，以及与军队和警察相关的开支增多，导致香港政府财政出现困难。从1947年到1953年，收入增长不到2.5倍，而开支提高了3倍。1954年，无论是日常性开支，还是特殊性开支，主要是与警力相关的开支都在进一步提高。

现在，当政府正在编制1955—1956年财政预算方案时(香港的年度预算从4月1日开始到第二年3月31日结束)，与香港政府关系密切的报纸开展了提高税收的运动，这不是偶然的。例如，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发文呼吁提高税收。文章中指出，满足费用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旧有税种和开增新税，重新研究税收体制(香港有10个税种，主要是地税，包括所得税、土地税和关税)。

香港当局试图依靠加大税收来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

二、香港政治形势

香港政府认识到由于禁运导致贸易萧条所引起的经济形势严重，这在香港资产阶级中引起了极大恐慌。他们首先担心的是由于对外贸易额的减少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根据反动报纸的消息，去年香港资产阶级的利润同1953年相比下降了，而“更为严重的是去年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赢利”。(《华侨日报》1955年1月22日)

由于贸易不景气造成闲置资本数量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其中的大部分被用来从事各种投机活动。黄金价格不断上涨。在香港资产阶级眼里香港越来越失去作为大型贸易中转站的意义，对解决经济领域的困难没有信心。

因此，香港政府对宣传当地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赋予重要意义，在香港报纸中能多次看到关于香港历史的“新阶段”——香港发展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大型工业中心、关于香港贸易的新方向——南海地区的观点。去年年末、今年年初举办了大型工业展览会。同1953年相比，展地面积增加了1/4，在展览会开幕前英国的许多报纸和杂志刊登了大量关于香港工业的文章，邀请各国代表团参展。

香港政府还大肆渲染香港建设的“宏伟蓝图”。香港政府建设了一系列行政大楼和工作人员住宅。英国贸易银行计划新建一栋14层的银行大厦，投资0.18亿港币。大量资金投入住宅建设。根据香港政府的资料，从1950年4月到1954年3月，建设新大楼的开支达到4.06亿港币。去年建设投资增长得最快。普通地段的土地价值增长了40％—50％，至于黄金地段则增长了60％—70％，有的地方增长了2倍。根据报纸资料，今年香港将建设1000余栋新楼。(香港《大公报》1951年1月31日)

在广泛宣传工业领域和住宅“宏伟蓝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香港当局试图加速打造环香港资本主义圈，让与香港保持经常联系的那些国家相信，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未来。葛量洪 [72] 在从美国返港途中答记者问时表示：“香港不存在紧张形势，也没有出现英国商人对投入的资本的安全感到担心的情况。目前在香港正在建设的一座14层高的大型英国银行就是证明。”(《香港和澳门形势》1954年第9期)

《远东经济评论》周报关于这家银行的建设问题写道：“这是英国和西欧国家关于‘香港的未来是有保障’的观点的新证据。”(《远东经济评论》1954年第14期)

大肆渲染本地工业建设的成就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尽管商品产量有了一些提高，但在香港经济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对外贸易仍和以前一样逐年回落。香港的工业没有未来，香港没有必备的原料，同时与日本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香港对英国及其殖民地商品出口的增长招致英国资本家的抵制。英国企业主说香港利用帝国特惠体系不是把自己的而是把日本的商品倾销到英国，这种观点的提出不是偶然的。

关于香港对外贸易的新方向——南海方面——的观点也站不住脚。同1953年相比，去年同南海国家的贸易额出现了下降。因为这些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存在一系列进口限制。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今后这一地区的情况将会向有利于香港的方向改变。今年初，香港报刊报道说，现在南朝鲜正在为进口香港商品设置障碍。

至于建设资本投入的快速增长，其原因在于，香港资产阶级担心股票和货币贬值，把自己的资金用来建设住宅。

香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香港人口中的绝大部分——10万多人在各工业企业工作。建筑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数量也与此相近。

下列关于特大型企业数量和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数量的表格是依据1953年香港年鉴绘制的，这份资料证实香港的大型企业很少，工人分布在几百个小型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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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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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型企业的工人总数中，妇女占1/3以上。1954年，登记注册的特大型企业共有工人111879人，其中妇女40529人(占36％以上)。近些年来，企业中女性工人的比例增幅很快。1954年，登记注册的企业共雇佣了11103名工人，其中男性6303人，女性4800人。

香港有两家彼此对立的工联组织——民主的工会联合会和反动的工团联合会，后者的工作主要由香港政府劳工处指导。工团联合会在工人中影响很小，因为他的领导层关心的是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大部分工人加入了1949年建立的工会联合会，该联合会是30多个职业组织的联盟。加入工会联合会的大型工会有：电力工人协会、电车工人协会、燃气工人协会、电话工人协会。加入工会联合会的大部分工联组织都没有被香港政府登记，也不为地方当局所承认。

香港资产阶级的收入逐步降低，他们试图依靠企业工人的高强度劳动、增加工作日、降低工资来弥补。难怪香港当局就英国企业主对香港帽业涌现出来的不满在官方声明中说，香港人的工作时数每人每天比英国多一小时。企业主还广泛使用解雇工人的方法。1955年1月1日，有3000多名船厂工人失业。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在下降。许多工人吃不饱，因为饥饿有时会选择自杀。

工人阶级加强了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电车工人罢工在动员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培养他们的觉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7月1日，香港琼森电车公司借口“劳力过剩”裁员31名工人。事实上工作量并没有减少，被解雇人员的工作应由那些留下来的人员完成。这导致劳动强度增加和工时紧张，使劳动者筋疲力竭。

裁员消息刚一公布，电车工人立即要求恢复自己同志的工作岗位，要求管理机关同工联代表谈判解决问题。管理机关拒绝接受被解雇工人的要求，甚至拒绝就此问题同工联代表谈判。工联致香港政府劳动局的信也没有任何结果。劳动局表示，电车工人协会未注册，当局不承认该协会，不会向琼森电车公司提出关于解雇工人返岗的问题。

工人多次向劳动局和管理机关呼吁，但没有任何结果。8月31日，工人们宣布停止工作2小时，以此来抗议企业主的蛮横。但是，这无法改变企业主的态度。10月10日，工人全天停止工作。他们的目的是迫使资本家进行谈判。电车工人协会就罢工问题发表声明说：“目前事态的严重性正在加剧，冲突将会给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带来极大麻烦。琼森公司业主应该判明形势，立即同工人进行谈判。劳动局也应该承担起调解矛盾的使命，并正确地解决问题。”(《南方日报》1954年10月15日)工会联合会警告琼森公司和劳动局对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10月10日清晨，300多名工人纠察队齐聚在电车车库门口(有1300多名工人参加工人纠察队)。一些加入资产阶级工会的工人试图进入车库，被工人纠察队挡在门外。(大部分电车公司的工人都加入了接受工会联合会指导的工人协会，也有部分工人是工团联合会会员，类似的情况在许多企业中都存在。)工人纠察队坚守了一整天。绝大多数电车厂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只有极少一部分蒋介石分子站在工人的对立面，极力挑拨工人之间的矛盾。

香港工人阶级支持电车工人的要求。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人们支持电车工人的要求，在10月10日停止工作15分钟。电力、燃气、电话、船舶制造和其他一些企业的协会建立了支援电车工人的委员会。委员会组织为罢工工人及失业工人募集粮食和资金的活动，还组织了要求接受被解雇工人返回工人岗位的签名活动。很快就有22万人在呼吁信上签名。这项工作是在民主的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下开展的。

罢工展现了电车公司工人的组织性和团结性，展现了工人联合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在它的号召下，香港和澳门的许多工人都积极响应支持电车工人的号召。但是，罢工工人的要求未能如愿。

11月，中国移民—香港工商界代表——也参加到支援工人的工作中来。11月9日，举行了关于尽快解决冲突的晚间集会，17个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大型组织的代表、39位中国中等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工会工作人员、电影导演、神职人员、律师、医生等参加了集会。11月22日，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议上发言时，会长高卓雄提出了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要求，他说：“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将不仅影响到工业，也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南柏(наньбей)公司、香港法国商会等董事会主席在发言时也支持这一要求。

11月28日，电车工人协会在致城市各界的呼吁书中表示，如果当局不能满足电车工人的要求，他们将被迫发动第三次抗议行动。

工人的呼吁书令香港当局非常惊恐。11月26日，警察局长发表声明，在声明中恐吓说：“当局将采取强力措施防止社会安全和稳定遭到破坏。”(《香港和澳门形势》1955年第9期)

警察局宣布，从11月27日起香港和九龙的全体警员取消休假。同时，蒋介石分子也在积极活动，四处散播谰言，他们试图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使各企业工人之间互不信任。

12月1日夜晚，警察逮捕了8名工人。据香港报纸评论，有两名电车工人是因为散播传单被捕的。一名电车督察员发现了工人，并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警察。警察(100多人)立即赶到并驱散了围在工人外部的人群，逮捕了在他们看来是“最为可疑”的8个人。

稍后这个电车督察员在出庭作证时说，他在检查电车时发现有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人在那里散发传单，当他走近人群时，人群中出现叫骂的声音：“看看这条狗!让我们记住这个情报员!”督察员急忙上了电车，当时电车已经离开了，群众追着他叫喊：“大鼻子(华人对在香港的欧洲人的称呼)，有胆你就过来。你可以看看你的脑袋是怎样搬家的。”

第二天，工人受到的指控是“未经香港政府华人事务局的许可非法散发汉语传单”和袭警。警察搬出了18名目击证人。审判持续了一天。根据辩护要求，交保证金释放工人。

现在，电车工人是香港工人阶级的先锋。在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下，他们继续开展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和被解雇人员返回工作岗位的斗争。工会联合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援电车工人，鼓舞他们，动员香港广大劳动群众以他们为榜样投入维护自身权利的斗争。为了帮助电车工人，工会联合会募集了25万港币，还向他们转交了34批各种商品。有10万多人参加了募捐。

新年前夕，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向电车工人寄慰问信的活动。纺织工人、煤炭工人、汽车工人、码头工人等向电车系统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四个大型工会的工人——电力企业工人、燃气厂工人、电报电话等企业工人，在自己的信中祝贺电车工人在6个月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在信件末尾谈道：“你们的斗争符合香港和九龙全体工人的利益，符合全体居民的利益。因此，他们都支持你们。被解雇的危险仍然存在。我们期待，你们能站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巩固团结，支持工会及其委员会，时刻准备投入行动。”

同时，民主工联的代表来到了新年晚会现场，给工人们带来了礼物——啤酒、水果、香烟、唱片。工联代表和工会联合会代表发言后，电车工会主席陈要财(ЧэньЯоцай)做了《我们半年斗争的结果》的报告。

在报告开头陈要财就提出了电车工人目前面临的任务：

1.同电车公司经常出现的解雇工人的现象作斗争。

2.动员所有工人参加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挡住资本家进攻的道路。

3.努力让31名被解雇的工人得到工作和粮食。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以前，琼森公司平均每两个月就以15人为一批地解雇工人，而不是一个一个地解雇。这一次，从1954年7月2日开始，琼森公司再没有成批地解雇过工人。陈要财说：“最近8—9年来工人不止一次地起来斗争，但斗争的时间从未像电车工人这样长过，也从未如此团结和达到如此规模。”在报告的结尾，报告人谈到了今年工人开展维护自身权利斗争的任务。

第二天，电车工人家属举行了迎新聚会，在聚会上强调了工人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强调了工人的家属向工会提供的帮助，明确了下一步的任务。在工会联合会举办的迎新年集会上详细讨论了电车工人斗争的经验。加入工联联合会的全体工会代表参加了集会，总共有300多人。

民主的工联对电车工人斗争的支持既表明了工会联合会影响力的增强，也表明了香港和澳门工人阶级的团结。由于广大居民支持电车工人斗争，许多企业主——华侨被迫表示自己赞同电车工人的斗争，反对解雇工人。许多企业主都被迫承认工人的工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说，在香港的共产党人处于秘密状态，通过民主的工会联合会领导工人的工会活动。饶彰风还说，在香港从事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的中国同志想返回国内。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政权以前，他们安于在香港工作，因为在香港工作甚至比在国民党专横的国内工作更轻松一些。中国解放后，他们提出了立即驱逐英国人离开香港的问题和关于自己回国的问题。对此饶彰风向这些同志解释说，必须继续在香港居民中开展工作，他们在制定计划时应考虑到工作的长期性。

根据电车工人在罢工期间提出的要求来判断，香港同志接受了这些建议。在这些要求中没有广泛的一般性的政治口号。所有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揭露琼森公司资本家的剥削手段来进行的。工人的工联领导人处处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目前的主要方法。”(摘自电车工会主席《半年来我们斗争的结果》的报告)

工会联合会不得不在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香港工人主要分布在上百个小企业中。香港存在大量国民党的组织——香港工人最为臭名昭著的敌人。

在动员工人参加反对企业主肆意妄为的斗争的同时，民主的工会联合会把香港工人团结在一起，揭露反动的工联领导层和国民党余孽。

帝国主义反动派积极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陆续发生的事件，使帝国主义分子越来越重视香港的重要性。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数十个特务组织云集在这里。现在香港有24个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和代办处。

从数量上来，美国和英国在香港的特务机构处于第一位。香港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在从事情报和间谍活动，从工作性质来看多数是英国的文化组织。英国在香港的政权的工作性质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一样，葛量洪在美逗留期间的声明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香港是我们获取中国情报的最佳场所。”(《南华早报》1954年9月26日)

美国在香港从事间谍活动的代表是美国总领事馆、美国各种军事和文化组织、“美国之音”广播站等。(详见：关于香港反动组织的会谈记录，发文号№109，1954年7月24日)美国领事馆共有280名工作人员，其中副领事29人。除了从事情报活动外，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监督香港当局实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执行情况。前工党政府贸易部长威尔逊去年在座谈会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传唤英国商人，并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停止贩卖某类商品，就把他们列入黑名单，他们在美国的账户也将被冻结。

国民党的情报队也在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截止去年年末，香港共有54个美国的和国民党的情报组织(不算美国领事馆)。美国情报机关积极开展向中国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活动。(参见：美蒋特务在中国南部从事破坏活动的报告，发文号№140，1954年11月5日)

反动组织还加强了对香港居民的意识形态灌输工作，努力让他们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帝国主义在香港的统治牢不可破的思想，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他们，用色情书籍和好莱坞电影腐化他们。形形色色的反动组织——香港政府、买办资产阶级报纸、天主教会、名目繁多的所谓文化组织、国民党余孽，在这一活动中联合了起来。

香港当局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军事力量和警察队伍。根据官方资料，1954—1955年度警力的开支甚至提高了16％。去年年末，香港政府扩大了警用巡逻车的数量，准备建造6艘警卫船。警察学校扩大了招生人数。现在，启德机场(九龙)扩建工作已经开始。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把香港打造成军事基地。近来，英国和香港军队提高了军事演习的次数。11月，在九龙半岛毗邻港中边境处举行了为期8昼夜的军事演习。香港资产阶级报纸报道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香港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演习。步兵、炮兵、喷气式飞机参加了联合演习。12月中旬，在九龙再次组织了军事演习。

12月12日，在英国驻远东香港地区舰队司令的领导下组织了海军演习。

反动报纸在向居民报道军事演习的消息时，把它说成是检查“防卫部队”。但是，这些消息无法安抚英国商人和香港的反动派，他们清晰地记得，人数数倍于全体香港居民的国民党军队是怎样被击溃的。因此，反动报纸的主要题目一直是“共产主义危险”和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

香港共有90份报纸发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日复一日地开展反对中国和苏联的宣传，说中国用“恐怖”驱赶资产阶级，号召工人同资本家建立“兄弟”关系。香港民主派的报纸暂时还不多：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发行量4—5万册，《新闻报》和《周末报》，杂志《经济报道》。这些报纸主要是工商团体、知识分子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创办的。工人很少读这些8个版面的报纸，而香港政府不允许出版适合工人的版面较少的报纸。

香港反动报刊竭力搜寻中国和苏联报纸中刊登的批评性文章中的负面消息，对一些事实进行歪曲，把这些事实描述成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无法纪”的证据。不久前，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部部长饶彰风说，反动报刊对大多数居民的意识产生了影响。例如，在同反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南方的报刊刊登了关于这一运动进程的详细材料。香港报刊在转载了这些材料后，把它说成是在中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地主、企业主和商人进行野蛮镇压。反动报刊欺骗了绝大部分香港居民。争取与中国统一的民主运动在这一时期受到打击。

去年香港当局强化了对教育领域的控制。当局竭力开除那些不适合他们心意的教师，并用自己人替换之。禁止华人学校的学生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今年2月末，香港政府教育厅发表了一项声明，按照这份声明，教师、大学生和所有学生都被禁止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香港当局和各类反动分子在使用镇压和恐吓手段影响群众的同时，也使用了其他手段。当局赋予“街道慈善委员会”的工作以重要意义，目前有23万香港各阶层居民在这些委员会中工作。委员会开办免费学校，提供免费医疗救助和药品，安排儿童体育活动场所，向处于困境的人们提供紧急帮助，等等。当局和地方负责人通过这些委员会对全体居民实施监控，试图把他们吸引到自己一方来。

香港天主教会为了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通过自己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机构开展救灾(主要是火灾)的运动。从1951—1954年，据中国报刊报道，共发生了11起大型火灾，受灾人数达108463人。例如，1955年2月21日就发生了几起火灾，烧毁了270间房子，4000多人无家可归。香港警察局要么是没有找到纵火犯，要么是把火灾归咎于用火不小心。中国同志表示，火灾的原因是英国人想赶走九龙一些地段上的居民，用来建设机场。

反动组织通过四处活动努力从贫困居民中捞取政治资本，顺便摆脱自己与火灾的干系。据香港亲美报纸《星岛日报》(1955年1月22日)的消息，美国慈善组织，主要是天主教会，在香港向32.3万需要援助的家庭分发从美国得到的礼物——2000吨粮食。每人礼物重13磅(1磅奶油、1磅猪肉、6磅大米等)。

美国教会对巩固自己在香港的地位赋予重要意义。1月初，香港接待了美国红衣主教斯佩尔曼。斯佩尔曼特别关注因从事敌特活动被中国和越南驱逐或逃亡的神甫。他说，天主教会将全力支持返回故地。2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基督教联盟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香港为从中国逃亡人员建设住宅和学校的决定。

香港有250万人口。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南部省份——广东和广西——迁移过去的华人。在香港常驻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有14500人，其中英国人9500人。此外，香港还有4000多美国、欧洲国家、南海国家、日本等国的侨民。

由于香港的主体居民是华人，当局采取措施让那些忠诚于他们的华人中的走狗牢牢地依附于自己。同1953年相比，去年有更多的华人得到了英国“为官方忠诚服务”勋章和奖章。

这样，香港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在教化居民思想方面花了很大精力。广东省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马万驰(МаВаньчи)在委员会会议发言时对香港形势作了如下阐述：“我们的香港和澳门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中，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诽谤分子经常欺骗和吓唬他们，他们和以前一样对人民政府持怀疑态度。例如，一些人非常害怕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对一些问题没有正确的观念，如对我们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对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南方日报》1955年1月31日)

香港的民主组织——主要是工会组织，以一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情况的事实打破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分子散布的谣言。在这方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帮助下在香港出版的及一些来自中国的报纸和杂志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香港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企业主每天都在打探关于中国经济的成就，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兄弟援助，关于中国在华侨问题上执行的政策。

香港和中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的经济和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香港居民同自己在广东、广西和其他省份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天从广东进入香港的人数达2000人，由香港前往广东也是这个人数。

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头目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的压迫后，香港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如果说解放前，许多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前往香港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专横，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离开香港，而不顾国民党分子散布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他们只是想到要同自己的伟大祖国生活在一起。居住在香港的华人一直受到自己同胞的关心和关注。近4年来受灾的香港居民得到了48.1亿元的援助，得到了365吨粮食。(《南京日报》1955年1月30日)

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取得的胜利导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的政治地位开始恶化。因此，反动报刊一直在以各种借口讨论关于“红色中国占领香港”的问题。例如，1954年2月6日，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刊登了题为《台湾局势分析及其对香港的影响》的头版文章。文章中说：“许多人认为，如果共产党中国不占领台湾，那么就会改变方针，转向香港。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文章的观点是，中国目前关心英国方面保持中立。中国还关心美国和英国在对中国政策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因此，它希望削弱英国，同时向美国施加压力。文章的结论是，在“共产党中国占领台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稳固之后，香港今后将面临危险。

关于香港的未来问题，美国报纸一次也没提及过，特别是葛量洪在美国逗留期间。《南华早报》报道说：“葛量洪表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占领香港，即使他们想过这样做。”他说，殖民地的防务很“出色”，有空防也有海防。(《南华早报》1954年11月2日)

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在香港推行的计划与他们对中国政府改变对外政策乃至全部政策方针的期待相关联。香港当局同英国政府一样，坚持宣传第三种力量的思想，努力制造中苏关系中的纠纷。去年11月葛量洪在美国的演讲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葛量洪说：“中苏是天然的竞争对手，彼此定会疏远。”按照葛量洪的观点，美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来加速中苏关系分裂。“俄国不希望中国成为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况且，俄国也无法满足中国所需的工业化设备和工业品。”

应该指出，在揭露这一欺骗性宣传方面，香港民主报纸做了大量工作，日复一日地刊登关于苏联无偿援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的情况。例如，有一个关于访问中国归来的一些香港和澳门的华侨讲述鞍山钢铁公司新建三项工程的片段，他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激动，因为这三个工程使用的是苏联最新的、全部自动化的设备。据说英国自由党代表团团长艾德礼在参观后说：‘目前英国还没有这种新型设备。’”(《经济报道》1954年第46期)

香港当局强调说，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最为有效和巩固的政权”(《南华早报》1954年10月28日)，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政府的官方报纸《南华早报》抵制对人民政权的无理攻击。

香港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国民党分子的活动，因为国民党分子的公开言行可能会造成同中国关系的复杂化。同时，香港政府同意国民党分子出版大量报纸，不阻碍国民党分子在工联、工商团体等从事秘密破坏活动。

《南华早报》和亲政府报纸努力把英国说成是中国的朋友。例如，《南华早报》在头版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文章，开头的几句话是：“同往年相比，今年中国共产党人庆祝民族节日有两个重大事件。一是国家再次有了民族的宪法，二是在日内瓦，主要是由于艾登先生的努力，改变了中国新制度光辉孤立的危险，重新打开了外交通道。”文章以香港报刊所惯用的论证来结尾：“中国人选择了自己独特的道路，这对整个亚洲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没有阻碍香港当局同其主人一样支持美国在远东的侵略计划，不过，他们努力论证香港的迫切需求，主要是粮食供应问题。据香港当局的说法，香港从中国得到所需粮食的一半，另一部分从泰国、菲律宾等地获得。据中国中南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负责人张云里(ЧжанЮньли)说，香港自己的粮食仅能维持22天。(会谈记录，第41号文，1954年3月5日)

如果中国停止粮食供应，香港当局说，殖民地所需粮食几乎都得从其他国家进口。鉴于上述原因，他们说，西方对香港实施天空和海洋管制是必要的。香港总督在谈美国之行的印象时表示，相信美国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侵略中国的计划”。(《香港和澳门的形势》1954年第9期)

1954年香港政府对类似1953年9月9日的越境事件持克制态度(1953年9月9日，英国舰船和飞机开始对中国的战船施加攻击。英国的一艘舰船被击沉)。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巩固和边境防务得到改善。1953年9月9日事件引起了殖民地华人群体对香港当局行动的强烈不满，同时也为自己的祖国敢于对抗帝国主义分子的进攻感到自豪。

中国人民政府格外关注香港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设立了一些机构，其中包括新华社，在中国资助下出版的民主党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等，这些出版物在宣传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和揭露帝国主义虚假宣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香港是中国获取外汇的重要来源。据中国同志说，解放后在美国、东南亚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华侨通过香港向自己在国内的亲属寄钱达300多万美元。美国政府禁止货币由美国直接流入中国。

中国政府不为香港华侨回国制造障碍，也不阻碍他们生活在中国南部省份的亲属前往香港。因为中国人不认为香港是异国领土。在中国南部地区出版的地图上，看不出中国和香港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尽管地图的比例尺很大(1厘米=10公里)。中国各省之间的界限就很明显，每个省都用确定的色彩来装饰，但中国和香港之间的界限就没有上述标识，在地图上香港和九龙半岛所使用的色彩与广东相同。

结论

由于香港对外贸易额逐年缩减，香港的形势比较复杂。香港资产阶级被迫替自己的资本寻找新的出路。香港政府建议扩大工业投资，但由于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困难，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响应。

资产阶级试图依靠降低劳动者工资和强化劳动来弥补由于对外贸易缩减造成的损失，这个做法招致了工人阶级的反抗。电车工人罢工展现了香港和九龙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这一事件还表明，香港工会联合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帝国主义分子在加强香港的地位，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基地，积极在该地区组织陆海军演习。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分子赋予香港重要意义，把它视为招募和向中国派遣间谍、破坏分子的基地。

香港当局和反动分子努力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居民，诱使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但是，香港主要居民不理会帝国主义的宣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近来香港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是由于实行禁运政策造成的，这表明香港只有恢复同中国的密切经济联系才能解决自己的困难。

附件：7页(非机密) [73]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

Б.卡沙洛夫(签名)

1955年5月2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408，д.135，л.16-45

№09941 罗迈进与章汉夫谈话纪要：通报中印接触的情况(1955年2月23日)

摘自罗迈进的工作日记

2月23日，我应章汉夫之约拜会了他。

章汉夫向我通报说，2月20日下午他会见了印度驻北京大使赖嘉文，赖嘉文受尼赫鲁委托作了以下口头声明：

“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苏联和我们仍在继续互致函电，我认为向您通报有关情况符合您的利益，即使您可能已经获悉有关情况。

在由伦敦回国途中，尼赫鲁总理在开罗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去一封短函，阐述了自己对几个个别问题的观点。我们征求了莫洛托夫对委托安理会呼吁苏、印、英三国提出和平倡议的意见。莫洛托夫说，他同意因问题复杂而需要预先交换意见的看法。他还说，对于他的建议，印度的答复与英国的答复不同，英国坚持国民党人必须参加。因此，苏联政府尽管意识到该问题的迫切性，但是它需要时间更加充分地研究情况。

莫洛托夫询问了关于英国广播公司一条报道的情况，这条报道说，尼赫鲁总理好像说有关各方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他问这是否意味着国民党代表应当参加国际会议；莫洛托夫还问，对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还应提出什么进一步的倡议。

尼赫鲁回国后，又于2月8日指示我们的代办向莫洛托夫更加详细地通报我们总理的观点。以下是委托代办向苏联外长转达的主要内容：

我们对中国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我们没有坚持国民党参加国际会议的主张。美国拒绝参加没有国民党参加的任何谈判。因此，召开国际会议的想法可能破产。有鉴于此，应当保持非正式接触，以便找到一条能摆脱目前僵局而且丝毫不损害中国尊严和利益的出路。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打算。我们力求：第一，采取能够引向和平谈判的最初步骤；第二，使中国的立场丝毫不受损害。

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国际会议应当召开。为了使国际会议能够召开，双方即中美应当参加，因为没有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未必能召开。因此我们认为，应当预先进行非正式谈判，以便为国际会议或者为中美直接谈判(如果这种谈判有可能的话)奠定基础。在非正式谈判中，苏联、印度和英国应当试图找到某种能使美国和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的道路，并试图缓和两方的紧张状态。但是，不应这样理解我们的立场：似乎我们提出某种所谓“停火”的建议。

我们认为，应在缓和紧张状态和寻求协商一致的使中国和美国从现实考虑都能参加谈判的基础方面，表现出初步的谋求和平的主动性。我们的建议是：这种谈判应当很快引出召开国际会议的结果，不要搞无谓的拖延。

通过对形势的研究我们认为，如果不采取像我们建议的最初步骤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步骤，那么僵局和冲突就会继续下去。这样会使我们失去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如果初步的和平倡议的程序一商定，我们就应当通过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方式，个别或集体向两方即中美两国呼吁。我们也不要放弃我们现在所持的立场。

据莫洛托夫本人称，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些步骤不应局限于军事问题，也完全可以包括某些政治问题。至于莫洛托夫说英联邦国家会议上不可能制订出共同纲领，这是因为他对这一会议的性质有不正确的理解。英联邦国家会议不作决议，不作为与会国政府联盟表态。召开英联邦国家会议只是为了交换意见。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是印度、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就交换过意见。此外，还举行过多次谈判，有时是三国一起谈判，有时是单独谈判。

对整个问题以及对苏联的建议，印度与英国的立场无疑存在着明显差别。甚至在沿海岛屿问题上，英国和美国也存在着重大意见分歧。看来，英国的一部分社会舆论也反对美国的立场。我们应当联合这些力量以及持中间立场的人士，使他们不要对中国的基本权利或者对和平解决方案持不愿和解的立场。美国现在的立场，例如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立场，尽管是含糊的，但是可能导致严重的紧张局势。因此，我们必须毫不退让，提出和平倡议，作为寻求解决方案的最初步骤。

从我们的观点看，没有必要将英国现在的态度或者英国对苏联政府的答复视为英国参与召开国际会议措施的障碍。

主要的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正在等待莫洛托夫答复。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僵局，应当予以消除。总理提请苏联注意，而且在给我的信中也强调，他对找到某种能够消除僵局和避免武装冲突的出路非常关心(原文已通过高频电报传给В.М.莫洛托夫)。”

章汉夫向我转交了赖嘉文谈话记录的英文本和中文本，并请我将此上报莫斯科。我允诺照办。

在我动身去中国外交部时，莫斯科发来的关于В.М.莫洛托夫与印度驻苏联代办考尔谈话的电报已处理完毕，电报的部分内容我已经看过。因此，我在对章汉夫通报情况表示感谢后，随即告诉他，В.М.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接见了印度代办考尔，考尔就这一问题作了几乎相同的谈话，稍晚些时候我会将他的谈话全文交给您。

章汉夫说，尼赫鲁回到新德里后感到轻松多了，已经不再坚持邀请蒋介石的代表参加国际会议了。

我说同意这一看法，赖嘉文递交的声明与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声明有很大不同。

谈话进行了25分钟。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0，л.271-276

№23907 察拉普金的报告：美国和苏联关于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的不同立场(1955年2月28日)

机密

苏共中央：

以情报的方式提交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察拉普金编写的《美国和苏联在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的报告。

莫洛托夫

1955年2月28日

附件：

美国和苏联在对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的立场

一、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力和权限

美国在原子能国际管制问题上的立场在所谓的巴克鲁计划中得到反映，这份计划是后者于1946年6月14日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上阐述的。该计划规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成立国际管制机构，赋予其如下权利和权限：

1.对一切形式的原子原料(铀、钍等)和制成品的所有权，以及对现存全体原子能企业的所有、管理和经营权。

2.对各国在原子能领域的科学研究活动的领导和监督权。禁止个别国家和人士从事国际机构认为是危险的原子能领域的实验活动。

3.科学研究部门在完善原子武器领域的特权要予以禁止，并且个别国家和人士类似的研究也要禁止。这样，巴克鲁计划完全没有规定禁止出于军事目的使用原子能，正相反，规定了要把生产和完善原子武器的工作集中到国际管制机构手里。

4.国际检查机构在所有协定参与国的领土上拥有畅通无阻的检查权。为了进行检查，国际管制机构将被赋予无阻碍地到达任何一个地方的权利，包括一切国家的军事区和任何一个企业，以及一切可能形式的侦查权，包括对各国领土进行航空摄影及其他一些权限等。

5.赋予其在协定参加国领土上的各企业拥有武装防卫权。

6.“既然有必要这么做……就有权过问各个国家原子能机关的活动，以及经济计划，私人、社会和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7.尽管美国在形式上不否定安理会的作用，并同意在安理会的框架内设立国际管制机关，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建议中却绕过的安理会，赋予管制机构对禁止核武器协定的破坏者以制裁权。在他们的表述中可以找到部分这种情况，按照美国的计划，赋予国际管制机构通过所谓制裁措施的决定的权力。在赋予国际管制机构这样权力的同时，美国还期待这一机构还拥有管制之外的功能。

二、管制制度

巴克鲁计划规定对原子能进行国际管制要分段和分期进行。第一阶段要对原子能原料(铀、钍)实行“严厉”管制。然后进入管制的第二阶段，按照巴克鲁计划，要按照协商次序进行。对生产原子能材料的企业进行管制被列为最后一个阶段的内容。

这样，巴克鲁计划包含的分段分期地建立国际管制的思想有其自己的目的，首先是想保障美国找到世界核原料(铀、钍)的大门。至于对核原料建立国际管制，巴克鲁计划把它推迟到不确定限期了。

三、管制开始的时间

美国及其伙伴们在管制开始的时间问题上的立场可归纳如下：首先要在各地设立、组建和部署好，国际机构才开始工作。随后国际机构要发表声明，它可以有效地执行禁止核武器及裁减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措施。这样的活动程序为管制机构以自己的方式拖延执行保障禁止核武器和裁军的措施提供了可能。

至于对裁减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措施的监督，在美国的建议中规定在国际管制机构中成立一个裁军部。授权这个机构“监督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半武装力量、安全部队和警察部队，各种形式的武器，包括原子武器，还要监督这种迹象和检查工作”。该机构将确定裁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的期限和程序，并对这些措施进行监督。

美国“管制”计划的最重要之处在巴克鲁计划中得到展现。这些内容不要求改变现状，从美国代表团于1954年5月29日提交给伦敦裁军委员会分会的文件可以清楚地看出，文件涉及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利、权限和功能。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建议赋予国际管制机构通过关于对破坏协定的国家采取制裁的权力。此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制裁措施：禁止向破坏者供应核原料和关闭这个国家利用核燃料的工厂。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美国人提议的国际管制机构具有超国家性质。在巴克鲁计划中赋予了该机关广泛权力和权限，与联合国宪章相对抗，允许它干涉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巴克鲁计划没有提出国际管制机构体系，以保障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的任务。该计划旨在保障美国在原子能的生产和使用领域及科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巴克鲁计划旨在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屈从于美国的命令，这反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方针。

苏联的立场

美国关于管制的建议事实上是赋予国际管制机构对所有国家开采原子原料和生产原子材料的企业拥有所有权和管理权，与美国不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形式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实现禁止目标建立严厉的管制。

一、国际管制机构的权力和权限

苏联关于对原子能国际管制的问题向联合国提交的建议内容如下：

1.对一切从事核原料开采和核材料生产的企业及核能建立严厉的国际管制。

2.为此目的，建立国际管制机构的常设机关，该机关有权实施监督，“包括日常基础性的检查”。

在苏联的最初建议中规定要对各地的原子能企业定期核查和专门跟踪。1952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同意由国际管制机构进行常规检查，但无权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关于常规核查的细则，苏联在向1954年9月3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会议提交的建议中得到明确。该建议规定，常规核查的范围，必须保障使所有国家都执行关于禁止大规模杀伤武器和裁军。

上述关于常规核查的建议可这样理解：将在所有国家，包括苏联建立国际核查机构，拥有自己的检查队伍，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无阻碍地到达一切监督对象。

3.国际管制机构有权跟踪正在经营的开采核材料和生产核能的企业，检查他们的报告，目前核原料、材料和半成品的储备情况，收集和整理关于核原料开采和核材料生产及核能的材料，在核查过程中如果出现怀疑禁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协定被破坏时，将组织专门调查。

4.国际管制机构的代表有权进入任何一家开采、生产和储存核原料和材料，以及经营原子能的企业，在任何一个原子能企业都有权了解为监督原子能的使用和原子能所必需的生产流程，向任何一个国家索要和检查各种性质的关于原子能企业生产的信息和报告，以及与原子能企业活动相关问题的各种说明。

5.国际管制机构还有权提出对禁止核武器协定和原子能管制协定的破坏者给予警告和制止的措施供安理会研究。机构的决定要多数票才能通过。在这一机构中不设否决权。

从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苏联支持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和支持赋予国际管制机构以非常广泛的权力，包括检查、跟踪等。同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还坚持这样的观点，管制机构的活动不能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按照苏联的管制计划，通过对某个破坏禁止核武器协定的国家实行制裁的决定权只能交给安理会。

二、管制开始的时间

苏联的建议与美国的立场不同，在苏联的建议中规定在禁止核武器协定生效之际，对氢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也要建立管制。

美国在自己的建议中规定，国际管制在禁止核武器的措施生效之前就开始进行。

三、关于国际管制临时委员会

在就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苏联持这样的立场：禁止核武器和裁军这两项措施彼此相关、不分分离，应该一起进行。但是，根据策略，苏联在1954年9月30日的建议中同意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的纲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部分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第二阶段禁止核武器和进一步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在此，苏联同意管制机构在第一阶段就开始工作，但是，该机构——临时管制委员会——只是有权从各国得到关于执行裁判常规武器和武装力量的措施的必要情报，而没有去各处进行检查的权力。至于国际管制机构的常设部门，它的权限更大一些，它只有在第二阶段，当禁止核武器协定生效之际，它才能开始工作。

国际组织司司长

察拉普金

1955年2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26，л.15-22

№11803 谢皮洛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1955年3月1日)

Н.С.赫鲁晓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驻中国的《真理报》记者В.奥夫奇尼科夫就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所做的情况报告的摘录。

我觉得，В.奥夫奇尼科夫的情况报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Д.谢皮洛夫(签名)

1955年3月1日

证明材料

在关于中国的报告中已经使用了В.奥夫奇尼科夫的材料。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3月10日

文件送：Н.А.布尔加宁同志和В.М.莫洛托夫同志

附件：

《真理报》驻华记者根据中国报刊撰写的通讯摘要

据报刊指出，现在农村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1)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2)实行统购统销制度。

前不久，中国仅有1.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秋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已有20万个，前不久《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目前已经成立了40多万个合作社，到春季大约会有60万个合作社。其意义不仅在于合作社数量的增加，从各地的大量报道可以看出，新成员开始“潮水般地”加入已有的合作社。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大部分合作社，前不久“潮水般”加入合作社的新社员达40％—50％。由此看来，农村的群众性合作化运动已经开始，而且像《人民日报》指出的那样，可以认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合作化的主要形式。报纸提醒党的干部不要冒进，不要成立社会主义类型的联合合作社(集体农庄)。在这一问题上的方针是，逐步减少合作社中按土地股份分配收入的比重，扩大按劳分配产品的数量。社会主义类型的农业经济单位仅是作为例外成立，用作试验。

数十万个新合作社的成立，大批新成员加入已有的合作社，使正在农村工作的中国同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合作社的巩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中国报刊现在十分重视为农民劳动联合体培养干部问题，十分重视从组织上巩固新老合作社的问题。

在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那样，“农村的阶级斗争也日渐尖锐和复杂”。

《人民日报》的新年社论专门谈了当前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和党的农村政治路线。《人民日报》指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依靠力量仍然是占总农户50％—70％的贫农。这一数字包括约占贫农2/3的“新中农”和约占总农户20％的中农，即“老中农”。党对他们仍然实行同盟军政策，保护他们经济利益的政策。

至于富农，党对他们的政策由土改时期实行的孤立政策改为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剥削的政策。

正是被消灭阶级的残余，或者像报纸所写的“最近应被消灭的阶级”的残余，现在积极地反抗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就在农村大规模合作化的条件下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在省级的各项报刊上被广泛评论。

这篇社论说，最近一个时期的事实表明，地富分子偷偷宰杀牲畜、破坏农具、烧毁粮食和饲料，杀害干部积极分子、散布谣言恫吓农民，迫使他们退社。河北省昌黎县的一个合作社就是由于富农的这类活动而解散了。报纸还指出，坏分子竭力打入合作社，爬到合作社的领导岗位上，破坏组织工作，动摇合作社结构的基本原则。报纸还批评有的工作人员歪曲党的方针，有意吸收富农入社(“他们有好牲畜，工具多，有经验，能写会算”)。

社论指出，农村公安和司法机关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帮助合作社与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农村成立治安委员会，组织民兵昼夜严守合作社的财产。

党的其他文件还指出，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加重了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困难。在新解放区，40％—50％的村庄至今没有党小组(党提出了从积极分子中培养党员的任务，使每个村至少有10名共产党员)。

还在上个冬季就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最重要的环节，是切断城市资本和农村市场联系的强有力的工具。现在，中国的报刊仍在评述实行这一政策的头等重要的意义。

今年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有哪些特点呢？第一，征购范围大大扩大。去年征购范围仅限于粮食，现在已经包括棉花和油料作物。第二，收购余粮不是在农民完成公粮缴纳任务之后进行，而是与其同时进行。第三，组织计划供应不是在收购之后进行，而是与收购同时进行。整个运动是在以下三个口号下进行的：“支援工业化，支援灾区，支援解放台湾!”

对最重要的农产品的贸易实行国家垄断，是对原有的小商品经济制度的急剧变革。考虑到实行过程中的困难和阶级敌人的必然反抗，党派出了数百万工作人员向农民解释这一措施的目的和好处。现在，积极分子在县工作队的领导下在各地搞这场运动。每户的余粮在会上讨论确定。这项工作今年做起来比较容易，因为许多户是在互助组和合作社领的粮食，互助组和合作社留有相应的记录。自己消费所需的粮食数量也进行核算。中国大部分地区采用的计算标准是：成年人每人每月30斤粮食，每人每年3斤棉花。剩下的则为多余数量。今年的困难在于许多农民去年超定额卖了粮食，当他们需要粮食时，供应部门不能保证他们的需要。因此，报刊一再提醒地方工作人员不要夸大多余数量。这一运动中的另一个困难是，国家还无力向农民供应他们需要的商品以换取他们出售的粮食(购买的主要物品布匹也是定量供应)。因此，在进行宣传时要求农民将卖粮棉换回的钱存入储蓄所或者向合作社投资(年收入的2％—3％)。为了避免犯去年的错误，在征购的同时准确确定缺粮的户数。每户领一张购粮证明，在根据计算自己的粮食吃完的那个月，凭购粮证在国家粮库按固定价格购买所需数量的粮食。

报刊广泛宣传统购政策的巨大成绩：尽管遇到大灾，全国粮价稳定，国家得到了所需数量的商品粮。

现在正在做大量的工作，安排粮贩在国营商业部门工作，或者安排他们在国家粮库为国家征购粮食。中国有七八百万人在私营商业中就业。今后他们的就业问题将越来越尖锐。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把利用和改造粮贩、棉贩的措施作为改造整个商业资本的道路来研究。

在述评的最后我们谈一谈中国现阶段进行的节约运动的特点。《人民日报》的一些社论多次指出，1954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靠新的生产能力增加生产的速度不可能仍然像过去那么快，因为能够恢复的生产能力已经恢复，而新的大型企业现在投产的还很少。此外，原料基地落后于加工工业发展的状况最近越来越严重。重工业某些部门的发展受到金属材料(钢铁，尤其是铜)的限制。而轻工业部门则越来越感到农业的落后。

许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开始靠节约原料增产。节约是通过降低单位产品原料消耗、利用废料、采用代替品来实现的。因此，报纸对那些流行的保守观点，如节约似乎与质量相矛盾、“好材料做不出差产品”，进行了批评。报纸上称节约是工厂党组织的头等大事。

《真理报》记者

奥夫钦尼科夫

1955年2月12日

于北京市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25-33

№13017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巴黎协议和南斯拉夫等问题(1955年3月8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3月12日

绝密

我今天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在询问和回答了一个协议中的用词之后，我向他通报了关于1955年4月22日举行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的指示，在提到苏共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将为这个纪念日写文章之后，我说，中央恳请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写文章，并在《真理报》上发表。

毛泽东欣然同意写一篇文章，并说文章的题目可能会是“列宁与中国革命”，大概有6000或7000字。他谈到，他将在4月中旬动笔。他最近无法动笔，因为他在整个3月的后半个月都将忙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谈到这次大会，毛泽东告诉我，将会从各省、地区和市级党组织中选派约300名代表参加。正如毛指出的那样，这次会议的意义将和党的代表大会一样重要，会议将讨论诸如五年计划和高岗——饶漱石事件这样一些重要问题。1945年以来还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根据党章，代表大会应该每三年举行一次。事实上，党章允许代表大会可以根据形势需要提前或推迟举行。在1948年举行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仍在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些紧急重大的事情也使得代表大会没有机会召开，如国家重建工作，朝鲜战争，制定及修改五年计划，等等。下一次(第八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在1956年召开。今年的这次会议上对高岗—饶漱石问题做出决议，将会减少在1956年代表大会上的讨论。在这里，毛泽东暗示说，高岗可能曾和贝利亚阴谋串通，贝利亚的代表曾来到东北并与高岗会过面，而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提起这件事。毛泽东还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联系过，他将严肃地调查这个问题。

谈到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30周年时，我说《真理报》的主编谢皮洛夫同志很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怎样纪念这一天。毛泽东说，计划在这一天大力进行宣传纪念活动，如各城市将举行集会，报纸上将刊载文章。毛泽东说，如果我认为有必要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更详细的情况，我应该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

毛泽东回想起前一段时间我表示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问题很感兴趣。他说，我应该就这事和陆定一同志谈一谈。我回答说我已进行过这样的交谈。他说，他要交给我们三个中央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反对唯心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协调粮食供应紧急措施的指示)，他请我转交苏共中央。

毛泽东告诉我们，政治局已经讨论了苏共中央关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因巴黎协议(大概是指1954年10月的巴黎协议，这些协议恢复了西德的独立主权并为西德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所采取的措施的信。他说，所建议采取的措施是及时的、正确的和必须的。他还谈到了这样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再爆发一场战争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在随后的几天里，中共中央将会对苏共中央的来信和这个条约草案给一个书面答复。

毛泽东还谈到苏中共中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他说，苏共中央已经对南斯拉夫事件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他是充分同意这个分析，他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和其他人正在像托洛茨基分子一样行事，总是高喊他们支持列宁，却反对斯大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只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而不认可斯大林。在卡德尔的演讲中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

毛还说，他已经形成坚定的看法，在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对待它必须基本上像对待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对铁托和卡德尔是不可能信任的，他们已经把自己和帝国主义国家牢固联系起来。当南斯拉夫人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裂的时候，我决不会赞同他们。即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对待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那么我们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就只能被抛弃。

在这里，毛提到了列宁与第二国际和考茨基的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说，只是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投票支持战争以后，列宁才最后与第二国际决裂。尽管考茨基犯了很多错误，列宁也批评过他，但是，列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把他看作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而没有与他决裂。

毛泽东说，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中共中央已经写了一封信通告各级党组织。他说，我们慎重地谈到了可能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和解。在信中我们还写到，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将取决于南斯拉夫人在愿意同苏共、中共和各人民民主党和解的道路上走多远。

关于停止指控(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苏共中央在这个事件采取的做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在会谈中提到了考涅楚克与瓦西列夫斯卡娅同志访华问题以及他们即将访问新德里和出席和平大会。听到考涅楚克的名字，毛泽东回想起他的剧本《前线》，并说，剧本第一次在中国上演的时候，那是在延安，这个剧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中国同志帮助很大。 [74] 他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的旧军官当中，仍然有一些刚愎自用的人。因此已经下达了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可能的地方都组织上演这个剧本。毛泽东说，他愿意在考涅楚克和瓦西列夫斯卡娅从印度返回后与他们一起观看这部电影。

师哲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也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7，п.379，д.9，л.46-49

№13413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与中国的友好关系(1955年3月9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第82/cc号

1955年3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5年3月9日

今天16时，我按预先约定拜会了中国大使黄镇。在互相问候后，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因为他离开了雅加达。大使回答，他访问了日惹和泗水，因为要在这两个城市里举办中国民间艺术品和手工业品展览会。他说，展览会在泗水闭幕后将被转移到棉兰(苏门答腊岛)去，他也打算到那儿去。他补充说，展览会既受到社会人士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地方当局的热烈欢迎。

接着他告诉我，在去日惹的时候，他与美国大使卡明及印度尼西亚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班朋·苏根乘的是同一架飞机。大使说，美国大使在旅行时竭力设法突出自己与苏根的友谊。例如，在飞机起飞前，美国大使走到苏根身边，并想要同他谈话，但苏根根本就不理睬他。同时苏根却走到黄镇身边，并客气地同他打了招呼。在飞机即将在日惹机场降落之前，欢迎参谋长苏根的仪仗队排好了队。美国大使试图同他一起从仪仗队面前走过去，但被士兵们挤开了。

我问，美国大使的日惹之行与当时正在那儿举行的印尼军队高级军官会议有没有任何关系。对此问题，黄镇回答，这关系是完全不能被排除的。

接着他告诉我，美国大使是正式应马斯友美党 [75] 第一副主席苏基曼请他参加他(苏基曼)女儿婚礼的邀请抵达日惹的。黄镇说，根据他所拥有的情报，出席婚礼的有300—400个客人，大部分都是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其他一些党的成员，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国民党的总书记西迪克·佐约苏加托在婚礼结束前就离开了。黄镇说，因此婚礼是安排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与美国大使之间谈判的一个合适的幌子，根据他的情报，婚礼后就有过这种谈判。黄镇同时还说，遗憾的是他无法确定谈的是什么内容。

返回雅加达时，黄镇与马斯友美党的主席纳席尔同乘一架飞机。飞机在三宝垄迫降时，黄镇与他有过一次谈话。纳席尔在谈话中对中国评价甚好。黄镇说，他从这次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马斯友美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到底是争论哪些问题，大使也没有弄清楚。

接着我简明地向大使通报了自己因苏联红十字会和新月会联合会向援助洪灾难民的基金会提供4万卢比一事在今年2月23日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谈话的内容。转达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话，他说的是他高度评价苏联政府邀请科伦坡计划的国家参加有关台湾问题的十国会议的提议。我指出，我曾问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是否想要因这一提议而向苏联政府转告一些什么话，后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对黄镇说，这一情况，还有我已经向大使通报过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对邀请中国参加即将举行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问题的摇摆立场，都使人能得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实行对外政策时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结论。我问大使，他能否解释一下印尼政府持这种立场的原因。

黄镇说，依他个人之见，印尼政府在实行自己的“积极和独立的”对外政策时完全是以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为目标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寄很大的希望于即将召开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它的结果将会给予政府的地位以很大的影响。

黄镇接着说，印尼的经济和财政情况越来越糟糕。印尼的广大的社会人士赞成扩大与民主阵营各国的经济交流。他们看得到中国的国民经济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苏联的关于在印度以对印度有利的条件建造大型冶金工厂的提议给印尼的社会人士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同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几乎完全处于外国人的掌控之中。

就连当地的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也有着比印度尼西亚人更大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政府不能不考虑社会人士的意见，特别是因为政府有要保住政权的意图。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了，所用的方法正是签订短期的贸易协定和就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问题进行谈判。的确，印度尼西亚政府暂时还没有对中国政府所表达的要派中国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去继续进行关于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问题的谈判的意愿做出回应。

印度尼西亚政府所持的立场是只要在工业企业的建设工程中得到短期的援助。这是因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并不指望长久地守住政权，并担心长期援助的成果会落到另一个政府的手里去。

大使说，在他在日惹逗留时，当地的苏丹布瓦诺表达了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以便在日惹地区建造纺织厂和鞋厂的意愿。黄镇补充说，如果印度尼西亚政府正式提出请求，中国政府是会给印度尼西亚提供贷款的。按民族而言是华裔的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朱安达也表示了想要得到中国援助的愿望。

大使说，日惹苏丹布瓦诺多少有点进步的观点。特别是苏丹在1954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拒绝了尼克松发出的访美邀请。

黄镇说，有趣的是，要指出，苏加诺总统在尼克松在印尼国内巡行时精心安排了对他的监督，不让他同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或其他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会面。只是在离开之前尼克松才得以会见了一些反对党的领导人。

然后黄镇在涉及印尼对中国的态度时说，印尼政府担心日本会在美国的帮助下变得强大起来。因此它希望看到中国是一个与日益强大的日本“相抗衡”的强国。

大使说，他于1955年3月2日拜会了外交部长苏纳约，特别是后者说了，印尼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永远也不会承认台湾政府。黄镇补充说，他原本打算在这次会晤中弄清楚印尼政府对苏联关于召开十国代表会议讨论台湾问题的提议的意见，结果却一无所获，因为苏纳约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黄镇则认为自己不便首先开口问。

接着黄镇说，他与国会礼宾组约定了拜访国会各派别的主席。他已经作过几次这种拜访了，特别是拜访了社会主义党的主席，后者非常客气地接待了他。

最后我说，最近我已经买好了用作大使馆的房子，因此请大使给我介绍一位好的建筑师来改建这些房子，同时还感谢了他在寻找一位办理文件的律师时所给予的帮助。黄镇说出了一位建筑师的姓氏，并补充说，他有自己政府的要给苏联大使以一切可能的协助的指示。

我感谢了大使的很有意思的谈话，并表示希望今后也要举行类似的会谈，以便相互交换各自拥有的信息，大使同意了。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В.Д.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会谈持续两个小时，并且是用汉语、英语和俄语进行的。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А.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68-72

№21424 尤金致赫鲁晓夫等函：提交中共中央经济工作、统一战线、反美宣传文件(1955年3月12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1955年3月12日

第252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Н.С.赫鲁晓夫同志

В.М.莫洛托夫同志：

兹发给你们如下文件：

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指示关于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紧急工作安排和关于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2.《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3.《关于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展开宣传的情报》。 [76]

转交给你们的前两份文件，是依据毛泽东发给苏共中央的指示转交的。

第三份文件——“情报”是由中共中央转交给我们的，以便苏联专家了解其中的内容。该文件很有意思，因为它从整体上详细阐述了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附上述内容共计35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手写批注：

说明：这些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5月10日

附件：

译自中文，机密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1955年2月17日

当前，我们党内在统一战线、对民主活动家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员与无党派人士的联盟等问题上仍存在严重的宗派倾向。该倾向的突出表现如下：

1.许多省、市的党委组成都是依据很久以前的任命方案，由省、市两级政府的部、局负责人及其副手担任，无党派活动家任职太少，尤其是领导职务。一些省的所有局长，一些市的所有部长都是党员。在个别省份局、部级的正职和副职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其中不但没有民主活动家，而且连来自劳动者的无党派人士也没有。

2.一些地方党组织不重视政治协商机构的工作，不很愿意考虑民主活动家的意见。导致后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协商机关或许不会继续存在。虽然他们已看到，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一次全国委员会会议开幕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就人民政治协商大会章程、主席团组成和政协常务机关等问题主持了意见交流会，并赞同民主人士提出的一些合理建议；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全会开幕式；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并自始至终主持和领导了会议；虽然人们明白，中共中央赋予政协和统一战线重要的意义，但依然担心地方党组织会忽视政协机关的工作。一些民主活动家说，中央很重视政协工作，但地方上却对之持完全漠视态度。很少召开或根本不召开地方政协机关会议。各地方党组织就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问题很少或根本不与民主活动家协商。地方上的民主活动家很难见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有事实表明，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不理解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厌恶与民主活动家会面，担心这些会见会招惹麻烦；一些同志则害怕民主活动家提出的问题无法解决。这些同志不明白，我们目前仍处于阶级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期，处于台湾尚未解放、帝国主义一直试图颠覆我们国家的严峻环境中。因而，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依然极其尖锐而复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团结资产阶级分子并对之进行再教育，而且应坚定地继续联合那些放弃了以前的反动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并与我们合作的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对之开展再教育工作。民主活动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都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因为民主活动家均拥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依据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我们可判断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倾向，从而及时出台和灵活地把党的政策落实到实践中，而通过与民主活动家的合作我们还可对这些人和受到他们影响的相关群众进行再教育。

忽视统一战线和迷信一党制的倾向不符合当前党的总路线、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以及我们目前的历史条件。这种倾向是对我们赢得多数人支持估计不足的冒险主义倾向，是放弃盟友和自我孤立倾向，是忽视现存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主观主义倾向。有这种错误倾向的同志在开展工作时依据的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主观情绪。他们忘了，我们要依据总路线来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不论是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其他任何时候我们都应拥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否则，在过渡时期我们就会遇到原本可以避免的大量困难和不便。国内外经验都告诉我们，迷信一党制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瑞金时期我们所有的机构都是由清一色的我们党内人士组成，结果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苏联如今已消灭阶级并在从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但苏共中央依然强调在国家机构中共产党和非党人士联合的重要性，反对这些机构均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构成。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我们许多领导同志依然认为，我们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省、市级政府的部、局职务均应由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担任，这无疑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

我们党只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党理应永远与非党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结成紧密联盟。这个联盟便是劳动者自身的联盟。另外，在当代中国革命斗争条件下劳动者也应始终保持与非劳动分子，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联盟。这个联盟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尤其是共产党和非党劳动者的联盟是我党的基本政策。在解放战争和农业改革时期，不论是非党劳动者代表还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少数民族上层，以及拒绝加入反动统治集团和地主阵营的那部分人，只要他们拥护或不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就应坚定不移地继续团结和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永远也不应极力使我们国家和经济机关(除了一些特别保密机构外)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党员。我们的机关必须根据其组织和工作性质配置相应数量的民主活动家或非党劳动者。那种关于这些机构只能配置共产党员的观点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伪装的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我们当然要无条件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只用纯一色的共产党员来配置我们的各种机构，甚至为此而放弃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尤其是不能为此而放弃共产党与那些诚实工作的非党劳动者，与那些以同志式态度忠诚于国家和人民全部事业的无党派工作人员的结盟。

基于上述方针，所有省、市党委均应以适当方式挑选省、市局、部级职务候选人和地方政协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加强各地方政协委员会和统一战线组织的工作。

1.国务院各部委、委员会等领导人共计35人，其中非党员13人，比重为37.2％。国务院的47人中非党员13人，占国务院总人数的25.5％。 [77] 在各省、市局、部级担任领导职务及其副职的非党员比重可能会低于国家各部委、国务院各委员会的比重，但也不能过低。最合适的比例应在25％—20％左右。 [78] 如果对工作有利，就可任命著名民主活动家担任领导职务。即便那些对工作不太有利，但也不会妨碍工作的非党活动家也可被任命担任领导职位或其副职。总之，在利用这些人时要把握如下原则：或者对工作有利或者使其不会成为我们工作的阻碍。

2.在全国政协委员会559名委员中，党员比重约27％；在政协常设机关83位成员中共产党员占了1/3。各地方政协委员会中党员与无党派活动家的比例也应这样或大致如此。只是此时，对党有一个要求，一方面党要使自己成为领导核心，另一方面要注意保持自身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严格界限，理应尽量使自己成为(全社会)更广泛、更全面的代表。接下来，各地实际负责党务工作的中共党委第一书记，一般情况下应被任命为各地政协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党)能够与非党活动家保持必要接触，并与之进行必要的协商。

3.政协是人民民主阵线组织，它是联系国内各民族、各民主阶层、社会组织、海外侨胞和其他爱国分子的纽带。为了强化政协的作用，各省、市地方政协委员会应至少每年召集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相应会议上就一些最重大的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改造、人大代表和人民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地方政协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展开协商。就最重大问题召集的此类协商会每年至少四次，即一个季度开一次。此外，还有必要就一些个别问题召开协商会议。

地方政协委员会的会议开幕式应由党的主要领导主持，相关负责人须作内容丰富的报告。还必须提前告知委员会委员们，以便他们能够准备相关草案或提案，并给予其就工作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的自由。须重视他们的正确意见或建议，要给他们充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果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不对，我们则必须向其做出解释或开展相应的批判。如果我们能够对他们的所有批评和建议做出回应，那么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因此而获益。绝不允许不让非党活动家说话，以及拒绝其批评和建议的做法。

必须始终重视对地方政协委员会委员的学习的领导工作。

4.各省、市地方政协委员会应邀请居住在当地的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参加自己的相关会议，并在征得其同意的条件下使其参加一些学习班，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以必要方式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

5.各地应始终重视那些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民主活动家、非党劳动群众代表的培养教育问题，并在国家和经济机构以及社会组织机关中保持党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应比例。再者，一般情况下不应吸收那些著名的民主活动家入党，即便其已符合入党的条件，但必须培养和帮助他们，并可跟党员一样吸收其参加一些与其工作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党内讨论活动。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再就本机关的工作计划和方针，以及一般政治问题组织讨论时，可邀请本机关非党骨干或相应次要工作人员参与会议讨论活动。

6.必须信任各机构中那些忠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非党工作人员，给予其工作上的行动自由，加强对他们的指导，全力帮助其在各自工作中取得成绩。

7.必须指出的是，在强调强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原则。有必要分析民主活动家的错误思想和政治倾向，并在适当时机用相应方式指出其错误所在，在一些情形下还要批判和讨论这些错误以帮助民主人士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改正错误。那种关于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只有团结而不应斗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既要与左倾宗派主义作斗争，也反对与错误思想和平共处的右倾倾向。

8.在得到上述指示后，各省、市党委应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对政府、政协委员会和其他相应机构的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并在4月底之前把检查结果上报中央。

(该文件可在党刊上发表)

属实：А.杜布罗夫斯基(签名)

(文件)发出4份

第367号

1955年3月12日

译自中文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对美国侵略台湾问题展开宣传的情报

致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各机关，各省、市党委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负责人，国家机关和部委党组负责人，中国境外使、领馆负责人，政协委员会，军队和各省军区负责人等。

在我们解放了一江山岛后，美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慌作一团。美国政府一方面加紧军事挑衅，另一方面则极力试图通过联合国抛出一个阴险的所谓“停火”计划，以阻挠中国人民的解放台湾大业。

周恩来同志在1月21日以中国政府名义发表的声明中已严厉而公正地阐明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另外，中国政府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2月3日来电的答复中也重申了自己的上述立场。

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大家通报与该问题相关的主要内容，以便大家向省级(在中央机关为部级负责人)和县级以上干部作出口头解释，不得作记录。该文件阅后即行销毁。

1.一江山岛的解放证明了中国军力的不断增长。在没有美国支持和援助的条件下，蒋介石匪帮既不能幻想守住沿岸诸岛，未来也不可能保住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一事实暴露了美国在台湾的弱点。一方面，美国企图长期占领台湾，使其成为自己扩大对中国侵略和在东方准备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军事基地之一；另一方面，他们既无法把守住台湾的希望只寄托在对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援助上，又不能仅仅凭借自身的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又狂热叫嚣世界大战的威胁，想与我们正式开战。

这一矛盾促使美国及其走狗积极制定一个侵略台湾和干涉我们解放台湾大业的全面计划。该计划包括：一方面，加紧军事威胁，以便恐吓我们，迫使我们屈服和放弃解放台湾的斗争；另一方面，提出所谓“停火”建议，企图通过“停火”继续占据台湾和积极为一场新的战争作准备，极力把自己占领台湾说成是“为了和平事业”，而把我们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侵略行径”。与此同时，美国采用这种模糊方式的目的就是想恐吓和欺骗各资本主义国家，迫使其与美国一起对我们施压，以便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为了实现这一阴谋，美国过去和现在都在采取如下步骤：

(1)当总统向国会递交了特别咨文后，美国众议院给予艾森豪威尔总统动用武装力量干涉中国解放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权力。

(2)在台湾海峡和中国周边诸岛屿部署军队，举行挑衅性军演。

(3)帮助蒋介石集团从一些位置较远和独岛(目前此类岛屿为大陈岛)撤离，以防在争夺这些岛屿的战斗中部署在那里的蒋军被歼。

(4)利用自己所制造的紧张局势，迫使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帮助美国和支持其所谓“停火”计划。

(5)利用恐吓手段把印度、缅甸和其他亚洲国家拉到自己一边，以便后者承认美国占领台湾的事实；以恐吓和欺骗手段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对中国的同情，并进一步向其灌输如下思想，即中国不愿和平。美国所作的这一切都是想在即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上置我们于不利地位。

2.针对我们解放台湾的斗争，各资本主义国家持如下三种不同立场：

(1)美国被迫暂时放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提出的所谓积极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实施“反攻大陆和准备复辟以前制度”等计划；他们基本恢复了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所执行的政策，即企图在台湾海峡“划定火线”，以保护蒋介石和继续占据台湾。他们准备以所谓“撤离沿岸诸岛屿”作为“交换条件”，造成“两个中国”，以便自己永远霸占台湾，以伺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发动新的战争。

(2)英国及其类似诸资本主义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在对我持敌视态度的同时，他们也害怕被卷入当前美国正试图在东方挑起的战争。他们尤其担心美国在台湾海峡部署军队的事实，因为后者可能导致美军与我们的武装冲突和引发世界大战，而东方爆发的这场战争必然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力量。这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资本主义世界都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拥护维持远东地区现状的政策。美国提出的所谓“停火”计划符合了英国及其类似国家的要求，所以后者都积极拥护。只是与美国相比，他们所采取的方式略有不同：他们背信弃义地宣称，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主权归属尚处于未定状态；不过，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们均跟美国一样主张台湾主权属于蒋介石的所谓“自由中国”。他们公开表示，希望把大陆沿岸诸岛(不仅有大陈，还包括马祖、金门等)均归还给中国，支持把台湾划为中立区或经联合国授权临时交由蒋介石集团管理。未来，他们还希望建立“两个中国”。

(3)印度、缅甸等国“拥护和平与中立”，害怕战争，保持中立立场。他们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承认，沿岸岛屿也属中国领土。但他们同时也担心，由于我方解放台湾和美方占领台湾而引发战争，因此要求我们暂缓解放台湾，在经过一定时期的“中立”或“保护”后再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归属问题，或直接把台湾转交中国或通过公民表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美国利用这些害怕战争的“和平中立”国的软弱，试图继续以威胁和欺骗手段迫使其放弃同情中国的立场。

由此可见，上述三类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解放台湾问题上所持的三种不同立场。具体表现为：

(1)台湾主权问题。

(2)“两个中国”问题。

但他们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1)他们希望“停火”；

(2)希望，把大陆沿岸诸岛屿最终归还给中国；

(3)希望，台湾岛问题和澎湖列岛问题分别解决(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其意见不一)。

3.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追随者进一步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大业的主要方式可作如下归纳：

(1)制造社会舆论，把我们的内政——解放台湾问题视作“威胁和平”的国际问题，呼吁“国际解决台湾问题”。

(2)为“国际解决(台湾问题)”他们提出四种模式或同时采取不同模式：

①美国和英国挑唆新西兰提出建议并在联合国进行讨论；顽固地断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澎湖列岛等岛屿的正义斗争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坚持要求我们与蒋介石之间“停火”；邀请中国与蒋介石代表一起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并讨论新西兰提出的建议，建立平等讨论模式使“两个中国”合法化，为未来美国以联合国旗帜为掩护的军事干涉作准备。

②利用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上次在北京谈判期间与我们建立的关系进行所谓的协调冲突。

③试图借助英国或者印度，或者英、印和加拿大共同协调冲突，而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资本主义“和平、中立”国均对此类方式寄予着幻想(无法实现的希望)。

④举办类似日内瓦会议那样的国际会议，以讨论台湾问题。

(3)如果上述方法没有产生效果，他们便会把“不愿和平”的负责推卸到我们头上。最终当美国把蒋介石匪帮的所有军队都从离台湾较远的岛屿和独岛撤离并集中到台湾本岛之后，可以说，他们就可能采用如下方法，如“积极划定停火线”，“积极终止战争行为”等；在高喊和平的同时，加紧军事行为，策划新的政治阴谋以阻挠我们解放台湾的大业。

4.我们的立场——方针和基本策略。如果我们哪怕对美国教唆的所谓“停火”卑鄙计划寄予丝毫的幻想，或者在其不断加强的军事威胁面前有一丁点恐慌情绪，那么敌人便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他们的胃口便会更大，就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侵略。只有采取果断、坚定和百折不挠的立场，我们才可能迫使敌人退却。

我们的行动纲领：台湾属于中国，不解放台湾我们绝不罢休。我们不可能允许“两个中国”并存，也不会答应联合国和任何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我们需要和平，不会侵略其他国家，但也不允许我们国家受到侵略，不会用我们领土和主权为代价来求得和平。我们反对战争，不会对别国挑起战争，但不怕战争威胁，如果战争冒险家们胆敢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必将奉陪到底。总之，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允许第三者加以干涉。如果美国急不可耐地想进攻我们，我们将不怕与之对抗到底。我们不怕原子弹，因为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最终结果，再说美国也并非原子弹的垄断者。

我们的方针：(1)我们坚决不接受美国阴险的“停火”计划，也不可能同意所谓台湾的“中立”或“托管”。被六万万中国人民打倒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必将被我们消灭，其现在占据的台湾也终将被中国人民解放。我们与蒋介石匪帮之间根本谈不上停火的事；我们与美国之间尚未发生战争，因而也不存在所谓“停火”的问题。那些实施此类阴险计划——如“停火”——的人们，不论是联合国还是某个国家，都违反了联合国章程，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不论是联合国还是某个国家均无权干涉解放台湾问题，因为后者本质上属于中国内部问题。

(2)当前台湾方面的紧张局势完全都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侵略中国的结果。这种局势对远东和亚洲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应停止美国针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只有美国军队全部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才可能消除。

基于上述基本方针，我们应对的主要策略如下：集中力量打击美国，揭露其旨在教唆“停火”和武装干涉中国解放台湾大业的阴谋；抨击英国歪曲事实的奇谈怪论，主要如“台湾地位未定论”和“两个中国”，指出此类背信弃义和不公正要求的真正目的在于不择手段地牺牲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他们这样做，只会纵容美国侵略和扩大战争危险，增加中国人民的愤怒；尽力赢得印度、缅甸等和平、中立国家的同情，及时向其解释事情的真实现状，展示我们公正的立场；指出美国侵略集团及其走狗的阴谋和卑鄙计划只能导致侵略和战争，而绝不会是和平。

5.1月3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议事日程中就台湾局势问题列入如下两项提案：其一，苏联提出的“关于美国对台湾地区和中国其他岛屿的侵略行动”；其二，新西兰根据美国授意提出的“关于在中国沿岸附近一些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两份提案明显彼此矛盾。苏联的提案旨在消除美国在台湾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威胁；新西兰的提案则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美国控制下的安理会如今邀请我们参与讨论新西兰的提案，但条件是由蒋介石卖国集团的代表非法占据中国代表在安理会中的席位。

美、英和其他与“停火”相关国家的这一卑鄙伎俩的目的就是要使“两个中国”合法化。

有鉴于此，2月3日周恩来同志在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的复电中坚定而公正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派代表参加新西兰提案的讨论；只有当讨论苏联的提案且蒋介石集团代表被驱除出安理会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才会以中国名义前往那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可能同意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声明，中国人民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支持国际上旨在消除和缓解美国在台湾地区和远东其他地区所制造的紧张形势的各种努力。

当前，苏联提议召集由十个国家——中、美、英、苏、法、印、缅、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等参加的国际会议，以讨论关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苏联在联合国内、外进行这些外交活动的目的：支持我们的公正要求，粉碎美国及其仆从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的计划，促使全世界人民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缓和远东紧张局势。

6.围绕台湾问题在各条战线——军事、政治和外交等展开斗争。这是一场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只有坚持不屈不挠和谨慎的立场，我们才能赢得最终胜利。

关于这场斗争未来的发展动向，有如下四种可能：

(1)美国单方面确定“停火”线。对此，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加紧解放台湾的斗争。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目前尚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3)进一步紧张导致局势陷入僵局。但美国要一直保持这样的紧张也有巨大困难。

(4)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步实现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解放。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和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线不断取得胜利，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解放台湾的历史任务。我们应全力为此前景而斗争。

目前，美帝国主义尚未为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好充分准备，世界和平力量与日俱增、不断加强。我们未来的顽强斗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目前，我们应自上而下地向全党和所有非党干部，以及民众积极分子说明提高警惕和时刻准备反击一切意外事件的必要性。

应向人民说明，帝国主义者的镇压政策不会实现和平。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侵略满洲)和慕尼黑阴谋就是这方面最直观的实例。因此，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我们一定要坚定立场。在为和平而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应作好意外事件的准备。只有对意外事件作好充分准备，我们才可能防患于未然或遭受少量损失；只有我们作好准备，敌人才不敢发动突然袭击。如果我们不作好准备，到时就会惊慌失措并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敌人万一胆敢冒险，必将加速其灭亡，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走卒必将被彻底从地球上抹去。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不排除未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也会继续证明这一点。这样向人民解释只会有好处，而不会有任何危害。

7.我们必须清楚，维护和平和反对战争是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斗争；一场需要动员和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复杂而长期的斗争。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工作。

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而美国侵略台湾属于国际问题范畴。我们必须把这两个问题明确区分开来，否则我们便会轻易地落入他们所编造的圈套，即所谓“由于台湾主权未定，所以只能停火”。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善于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以促使全世界人民奋起捍卫远东和平、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

我们必须遵照周恩来同志的1月24日声明及其2月3日给哈马尔舍尔德的电报的精神，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其间，我们须注意如下四点：

(1)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部事务，外人不得干涉。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都不会同意与被人民推翻的蒋介石卖国集团进行所谓的“停火”。

(2)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中国大陆及其诸多沿海岛屿不会引发远东局势的紧张。台湾地区局势的紧张和尖锐，都是因为美国为干涉中国内政而占据台湾，与蒋介石匪帮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部署美国军队。紧张局势都是美国造成的，而非中国。只有美国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才可能彻底消除该地区的紧张。

(3)美国抛出所谓“停火”计划用心险恶，目的就是想永远占据台湾，进而继续扩大和准备新的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目前进行的旨在挑动一场新战争的军事行动，加剧了远东地区的紧张，并对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所有真正爱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尤其是亚洲国家人民，都应与美国的这些军事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

(4)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新西兰提出的违反联合国章程并旨在干涉中国内政的提案。

当然，中国人民仍会始终不渝地致力于缓解远东紧张局势，支持苏联和国际社会为缓和和消除美国在台湾及远东其他地区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的努力。

中共中央

1955年2月21日

属实：А.诺维科夫(签名)

译自中文

机密

文本第1份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紧急指示关于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紧急工作安排和关于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

(1955年3月3日)

1.今年2月召集的全国财经问题会议专门研究了农村的现状和国家粮食采购与供应等问题。过去两年间，党中央制定的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这项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有必要且理应继续坚定落实。但从各地反映上来的信息显示，当前农村的形势比较紧张，一些地方上的农民开始大量杀猪、屠宰牲畜，积肥没有热情，对春播准备不积极，生产情绪不高。必须指出，虽然目前农村的严峻形势无疑与富农和其他异己分子的破坏和负隅顽抗相关，但从总体形势的性质来看，还是对我们有所警示，即农民——尤其是中农对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有不满情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如一些地区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速度太快、工作过粗，所采用的个别举措不完全合理，农村供应工作存在一些不足。中央各机关目前就是要积极地消除这些不足和缺陷。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导致农民不满的最主要原因是集中式采购：农民感觉此类采购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无论他们生产多少粮食，国家都会采购得一点不剩，且不给农民任何好处。农民认为，国家采购的数额过多，而留下的粮食根本不足以满足农民自身的实际需求。另外，农民们还对许多商品的集中供应不满意：这些商品在城市过剩，而在农村却不够。农民是讲究实际的，如果不亲眼看到好处，就会对增加生产丧失积极性。未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就可能对农业生产、工农联盟、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推进造成严重影响。

还必须指出的是，粮食战线的紧张形势一定程度上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出现这种紧张形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农业生产水平低，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将是我们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环节。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加粮食生产，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粮食紧张问题。因此，我们在农村的所有举措均应围绕这一核心环节，理应以增加生产、促进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重心，而不应以任何方式丝毫影响农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必须清楚，粮食集中采购和集中供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联系的具体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得到粮食，同时也要巩固工农联盟；既要确保国家需要，也要让农民满意。这里，关键是要把我们政策的界线搞明确，即正确地确定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的数额。如果集中采购的数额过高，农民所剩的粮食就不够吃，就会没有粮种和饲料，就无法满足他们其他方面的需求。这不仅会引起农民的不满，而且实际上也将对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如果集中采购数额定得过低，就不仅无法确保国家实现工业化、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而且势必无法保证近五千万农民的粮食消费——因为这些农民的粮食产量不够，所在地区主要生产经济作物；另外，我们还有上千万农民分布在每年都会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严重的混乱，破坏市场价格稳定，并对国家建设带来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国家在确定粮食集中采购额和集中供应额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实际的可能性。政府应确定生产额、采购额和供应额，即要在每年春播工作开始前以乡为基本单位确定总体生产计划，向农民公告国家在该乡的采购和供应规模，以便农民明白：他们得给国家上缴多少公粮，得向国家出售多少粮食，自己可以留下多少粮食，多少农户需要国家的粮食供给。总之，农民将明明白白地知道国家所标注的这些数据；当他们心中没有了疑虑，农村的紧张形势自然就会缓解；农民也可以有计划地从事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从而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确保国家对粮食采购和供应的监督。

2.依据上述原则，全国财经会议确定了本年度(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粮食收购和粮食税额度为900亿斤。该额度仅仅超过去年(自1954年7月至1955年6月)指定的粮食收购额20亿斤，也就是说本年度的粮食税和粮食收购增收数量仍基本与去年持平。

与此同时，鉴于如下情况：其一，1955年广大农民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了200多亿斤；其二，1955年那些曾在1954年遭受了自然灾害的省份天气条件正常，从而能够额外向国家交纳近30亿斤粮食，因此实际上今年的粮食采购任务的完成要比去年容易些。依照既定计划，多数省份今年的公粮征收和余粮采购任务有所减少；少数省份——仍维持去年水平；只有那些去年曾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省份和其他个别省份——任务相应有所增加。有鉴于此，中央认为，既定的公粮和粮食采购额度是符合实际的。需要指出的是，今年向农民征收900亿斤粮食的数额并不大，这实际上是我们对广大中农群众作了让步，是我们党和国家强化与占农村人口60％以上新、老中农的团结的进一步举措。这是一项很有必要的举措。但仍需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它就会一定程度上导致我们与2亿多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关系紧张，无法拥有充足的粮食保障。我们一定要坚决避免出现此类情形。

当前，粮食集中采购任务已传达到各省，各省份应细化这些任务，并把任务逐级细化到各乡镇。必须详细地向农民解释清楚，如果收成正常，那么在收割结束后粮食税和粮食采购将会依照所公布的相应数额进行。无论农民的生产增收多少，政府既定的公粮和采购额度都不会再发生变动。当然，同时也要向农民说明，如果某个省份或全国范围内整体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那么遭受自然灾害地区的粮食税和采购粮征收额度则会相应降低，且受灾农民仍将获得有保障的粮食供应；只是收成好的地区得在这方面提供支持，即国家将会在收成好的地区采购更多粮食，以确保必要的粮食供给。1954年曾遭受严重灾害的一些省份的经验表明，如果其他收成好的地区不出售更多的粮食，国家就无法得到粮食来帮助受灾省份，数百万受灾农民就无法克服困难，那么就可能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最后，必须向农民解释清楚，如果出现严重自然灾害情形国家就要在收成好的地区额外采购一定数量粮食，而这额外采购的粮食也将列入900亿斤的采购总量中。关于收成好地区的农民，每户额外采购任务以其增产总量的40％计；增产粮的其余60％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既可以将其作为粮食储备，也可出售，或用作牲畜饲料。农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支配这些粮食，国家不会干涉，也不会以农民有余粮为借口而增加采购任务。总之，农民增产的粮食越多，自己剩余的可归自由支配的粮食也就越多，这是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项切实手段。

3.在缩减农民粮食税和给国家出售粮食数量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制定合理的粮食供应和分配数量，以及相应的监督举措。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今年(自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的粮食供应量确定为753亿斤。中央认为，该数量是切合实际的。该数量比去年——1954—1955年的计划少了20亿斤。应当承认，该粮食供应计划是相当紧张的。但由于无法再扩大粮食采购规模，压缩预定用于出口、财政保障和其他必要目的的粮食数量，国家掌握的计划用于供应的储备粮数量已很难根据地区、季节和粮食品种的不同来充分满足与日俱增的正常粮食供应和调节的需求。因为这已是国家为满足向城、乡居民供粮而能够调拨的最大粮食数额了。如果再增加这方面的数量，就将导致政府无力确保国家的整体供应需求。当然，如果把农民增产的粮食数量考虑在内，那么农户所需粮食数量倒可能减少。另外，去年为了确保遭受了严重水灾地区的粮食供应，国家还额外划拨了30—40亿斤粮食。如果1955年我们未遭受严重自然灾害，那么这方面的粮食支出自然会相应减少。如果再把粮食消耗的节约举措和粮食正确供应保障工作的改善等因素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原定的753亿斤粮食供应总量则完全可满足需要。

必须指出的是，粮食供应领域的工作调整和粮耗节约的宣传将在我们粮食战线的未来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过去两年来，在落实集中采购和集中供应举措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采购领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由此也产生了如下一个不好的结果，即我们对城、乡粮食集中供应的工作不够重视，因而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在各城市均存在对粮食集中供应工作马马虎虎的情形。在机关、军队、企业和学校等地方都可看到不爱惜粮食现象，浪费粮食的情况相当普遍。此类现象已然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必须通过政治教育方式促使城市居民真正了解节约粮食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以便其坚定地与浪费粮食的恶习作斗争；继续探寻有效的相应压缩城市粮食供应的可行性举措。在过去两年间，国家在农村出售的粮食占到其在全国销售粮食总量的35％—40％。由于我们对粮食供应工作不够重视，导致依然存在如下情形，即并非所有地方的粮食供应和组织问题都能尽如人意，从而引起一些粮食供应得不到保障的劳动者的不满。另外，在很大程度上仍普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不应获得粮食供应者得到了粮食，而那些本应获得粮食供应者却得到了最少的粮食供应。据群众反映，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滥用职权，以及针对农民的经济制度宣传不到位等现象。上述情况表明，只有我们组织好粮食供应工作，消除目前粮食供应工作中的不足，农村的粮食供应才能够变得公正而合理。

国家的粮食采购和供应计划业已确定，供应额度已不可能增加。而增加这一额度势必令我们作茧自缚，引发严重的动荡和混乱。因此，我们只能缩减，而无法提高粮食供应计划。而确保我们不违反供应计划的保证，就是在公正、合理基础上全面地组织好我们的供应工作。为此，我们必须做到如下几点：(1)确保所有必要的供应计划不减少；(2)对有可能缩减或节约粮食供应的各地区和消费领域，采取缩减举措。这样做，既可保障消费，同时又可防止浪费。我们还可改善粮食供应体制和工作，动员全国各地区，尤其是国家机关、企业和军队的人们共同与浪费现象作斗争，节约粮食，这样我们就完全能够在不违反供应计划的情况下节约几亿斤粮食。

由于1954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收入减少和粮食供应量增加，我们1955年的粮食供应已开始出现紧张苗头。为了控制3—6月间的粮食供应，未来我们必须重视粮食的集中供应工作。我们注意到，去年许多地方的粮食集中供应工作并非依照应有的方式加以组织。鉴于此，我们必须依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况再就粮食集中供应问题作出整齐划一的解释。这是一项我们必须完成的极其重要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坚决杜绝任何违反粮食供应计划的行为。

4.在农村合作化速度放缓的同时，上述举措的实施无疑对缓解当前农村紧张局势，稳定农民生产情绪具有重要意义。春播即将来临，我们必须立即落实上述指令性举措。中央要求各省、市立即研究中央的这一指示，并在收到指令五天内将其连同采购、供应计划下发到各区县；各区县在收到指示十日内则应将相应的采购和供应计划，以及中央的政治方针传达到各乡镇；各乡镇应以最快速度把相关内容告知每个农民，以便其能够积极投入春播工作和安心家庭经营，全力夺取1955年粮食丰收。

(该文件可在党的机关报上刊登，并下发到各区县；附表将分别发送到各省、市)。

(1955年3月3日)

属实：杜布罗夫斯基(签名)

共发送5份

1955年3月11日

第359号

附表

1955—1956年度国家粮食收入和支出复审计划(计算单位：亿/斤)

EPUB/Image00212.jpg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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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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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27日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34-70

№13414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埃及大使有意同中国接触(1955年3月14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1955年3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

1955年3月14日

今天11点30分，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拜访了我。在相互问候以后，大使通知我，埃及驻印尼大使阿里·法赫米·阿尔·阿姆罗乌西不久前礼节性地拜访了他。埃及大使在会谈中对黄镇说，埃及的商务代表团应该到印度尼西亚来，它的任务之一是要达成一份关于埃及商品(棉花和大米)转出口到中国去的协议。接着阿姆罗乌西说，据报纸的报道，以色列打算派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去。同时阿姆罗乌西补充说，中国与以色列的谈判将会给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国家留下负面的印象，这一点可能会在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上表现出来。

按黄镇的话来说，他回答埃及大使，中国是在实行以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及主权为基础去建立和发展与各国之关系的政策。

黄镇对我说，他向自己的政府汇报了这次拜访的情况，并收到了政府支持结识埃及代表的回音。因此黄镇决定以礼节性拜访的方式回访埃及大使。在查问埃及大使国能否接见中国时，埃及大使馆里的人通知说，埃及大使因公务繁忙而无法在向他提出的那个日子里接见黄镇。不久阿姆罗乌西本人却打电话来请求转告黄镇，身为伊斯兰教代表大会秘书长的埃及不管部部长安瓦尔·阿斯萨达特现在就在印度尼西亚。同时阿姆罗乌西补充说，安瓦尔·阿斯萨达特有重要事情要找中国大使谈谈，并问，中国大使能否在3月20—25日这段时间里访问不管部部长。

黄镇对我说，他拜访我，就是为了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我向黄镇提示了我在印度大使的招待会上与埃及大使的那次谈话，当时埃及大使就表示过要与中国大使见面的愿望。接着我说，指出埃及大使不顾礼节地先来拜访黄镇(埃及人早已在雅加达了，而黄镇不久前刚到)这个事实是很有意思的。我补充说，或许埃及政府想要利用黄镇与阿姆罗乌西之间的老相识关系，因为他们两人都曾作为自己国家的外交代表而同时在布达佩斯待过一段时间。我说，在考虑到安瓦尔·阿斯萨达特有坚决要与大使会晤的意向的同时，可以推测到，埃及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途径。然后我说出了自己的猜想，这次联系是不是为安排预计都会出席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周恩来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之间的会晤而采取的预备步骤。

我说出了自己的设想，根据我所说的原因，对他——黄镇而言，与埃及人见面是合理之举。

黄镇表示担心，生怕这次拜访的情况可能会被人在报纸上刊登出来。针对这一点，我对黄镇说，看来应该预先同埃及大使约定，希望他们暂时别提他们之间的这一会晤。我补充说，此外，如果报纸上真的出现一些报道的话，那么这也未必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因为拜访的性质将是礼节性的，而不是正式的。

大使感谢了我的主意。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会谈是用汉语、英语和俄语进行的。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А.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81-82

№21425 波诺马廖夫等呈苏共中央报告：要尤金了解中共会议详情(1955年3月19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3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会谈期间通报，中共中央打算在1955年3月下半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据毛泽东说，会议将讨论的问题包括：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五年计划。2.关于高岗和饶漱石的事。毛泽东还说，这次会议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意义等同于党的代表大会。

关于即将召开的此次中共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认为，最好询问尤金同志。

附件是给尤金同志的电报草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5年3月19日

第25-c-520号

手写批注：

苏联外交部已给尤金同志发了电报。

И.谢尔巴科夫

1955年3月23日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指示，将通过外交部的渠道了解情况。库兹涅佐夫同志已经同意。

…… [79]

1955年3月24日

归档。

В.戈尔布诺夫

1955年3月26日

附件：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Н/Ваш第476—477号

请向我们通报此次中共所召开会议的日期以及与举办会议相关的其他问题。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71-72

№16665 布尔加宁与刘晓的会谈记录：西德、裁军、台湾等问题(1955年3月19日)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Н.布尔加宁(签名)

1955年3月19日

副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刘晓会谈记录

1955年3月19日

刘晓说，当他动身赴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请他转达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的全面援助，向苏联政府表示真诚的感谢。他很高兴能有机会亲自在这样的场合完成这一指示，并转达对布尔加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的问候和感谢。

刘晓感谢苏联政府和布尔加宁同志个人在他的工作中给予大使馆的一切帮助，特别是给大使馆提供莫斯科附近的别墅，并准备今天去看这栋别墅。然后刘晓说，最近在国际关系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他指的既有欧洲也有东方发生的事件，对所有问题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走在一起的。

布尔加宁同意刘晓的意见。布尔加宁也问大使是否还有哪些尚未解决的实际问题。

刘晓说，大使馆现在没有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所有曾一时拖延未解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大使馆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有关相互供货的问题。但随着贸易协议的签订，所有这些问题都已顺利解决了。因此，刘晓说，他想向布尔加宁同志和米高扬同志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刘晓说，实践表明，为了准备苏中双方有关主管部门间的经济协议，在预先的准备工作中花去非常多的时间。谈判本身有时也拖得比需要的时间长。他本人以及北京的领导同志完全归咎于中方部门不会准备问题。负责某一个经济部门的中方领导人往往不知道中方的可能性，有时甚至不知所措。北京自己作出结论，中国的工作人员要学习，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准备签订任何一个经济协议前，应当研究自己的可能性。负责经济组织的苏联同志从自己方面管理经济业务中更有经验，应当不客气地提醒中国同志，指出他们的缺点，提出忠告和实际的建议，如何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刘晓说，总的结论是，中国和苏联各部和主管部门实施两国全面合作的工作人员，要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和交流他们必须解决问题的意见。苏联同志应当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并教导他们。

布尔加宁：我们觉得，我们的同志有时认为可能过于积极，因此只好制约他们。

米高扬：直到现在，我们只好制约我们的同志。

布尔加宁：想知道大使是否有关于台湾地区的任何新情报。他说，最近外国报刊报道，蒋介石将从金门和马祖岛撤退。

刘晓说，他也看到报刊上的消息，最近蒋介石开始撤退这些岛屿上的居民。他说，据现有资料，金门居住约5万人，马祖的居民约1.5万人。

米高扬：我们的情报也是来自报上的消息。

刘晓说，他认真地学习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的资料，他明白了苏联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方针，他想知道这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后发生的新情况。

布尔加宁：现在摆在苏联各组织面前的任务是准备春播。赫鲁晓夫同志在萨拉托夫召开中伏尔加地区农民大会，大约有2000名党政积极分子参加。关于农业形势，布尔加宁说，去年乌克兰严重歉收。因此，在国家总平衡表中粮食、油类作物、甜菜等缺额。因此，今年我国经受一定的困难。布尔加宁继而着重地说，我国在进一步发展重工业方面也面临重大的任务。

刘晓：中国也经常遭遇歉收。

布尔加宁：众所周知，现在对外政策问题中最重大的问题是：在西方的德国问题，在东方的台湾问题。其次的大问题是裁军问题。关于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布尔加宁强调指出，这一政策永远是积极和主动的，而美英集团只好自卫。例如，在批准巴黎协议问题上，苏联的立场就是这一证明，在今天各报公布苏联政府致法国的照会中，阐明了苏联对这一问题的立场。现在，大家知道，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分会在伦敦开会。去年在联大第九届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在采纳英法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裁军建议。但是，美国拖延了对苏联建议的审核，决定把这一问题转给正在伦敦开会的裁军委员会分会审核。

苏联政府建议销毁核武器，停止生产核武器，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我们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世界会议。我们同意进行监督。大使可能会产生问题——怎能让侵略集团的监督人员进入苏联？

刘晓：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民非常清楚地知道，其他国家的这些代表抱有怎样的目的。

布尔加宁：美英集团不会销毁核武器和禁止生产核武器。

刘晓：同意布尔加宁的意见。他指出，策划奴役别国人民的美国侵略者不会放弃自己的阴谋，不会同意销毁核武器储备的建议。

布尔加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远东的政策也是主动的，我们对台湾问题共同立场就是这个范例。这样，布尔加宁得出结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执行完全证明是正确的、积极主动的政策。

刘晓：同意布尔加宁的意见。刘晓说，由于苏联采取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对外政策，美国不得已而自卫并企图摆脱困境。因而苏联的建议得到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英集团一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刘晓再次感谢布尔加宁的谈话。

布尔加宁：关心刘晓在外交使团的状况。

刘晓说，他已逐步熟悉了自己的新任务，现在他要熟悉其他国家的大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想成为他的真诚朋友。例如，英国人在谈话中向他表明，英国同情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站在他的方面。

会谈持续1小时15分。

记录：И.库尔久科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116，л.27-32

№10191 库兹涅佐夫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1955年3月19日)

机密

致В.М.莫洛托夫同志：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外交部长比内在今年3月17日的法国国民会议外事委员会会议上宣称，关于召开印度支那问题的三大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会议的问题已经决定。

从比内的声明中得知，该会议的目的，是“讨论与会国在贯彻日内瓦协议过程中将产生的问题”，包括撤离海防的问题和越南、老挝及柬埔寨即将举行的大选问题。

根据英国《苏格兰人报》报道，这次会议将于今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例会期间在巴黎举行。

美、法、英之间达成协议单独开会讨论海防问题和越南的选举问题，无疑是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图谋。

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应向马立克同志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下达指示，让他们分别拜会艾登和比内，请艾登和比内对举行这次单独会议作出解释是适宜的。

这种做法可向法国和英国政府显示，苏联政府对他们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图谋表示警觉。

向马立克同志和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下达的指示草案附后。 [80]

请予审议。

В.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4

№13018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毛泽东访苏和准备召开八大等(1955年3月30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4月7日

与毛泽东同志1955年3月30日谈话纪要

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同志。我们的讨论是从一些礼节性的寒暄开始的。毛泽东抱怨说，因忙于党的会议，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他累坏了。他说，在会上他不得不听很多人的发言。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他必须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他说，我们正在考察干部，这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毛泽东说，我想要到南方去休息两三个星期。

接着，我说有一封苏联共产党给他的信件，并把赫鲁晓夫的信交给毛泽东，信中邀请毛到苏联去过1955年的五一节。他很快了解了信件的内容，然后说，政府里的一些情况可能让他无法在今年接受邀请。在这一问题上，他还提到在他和赫鲁晓夫同志讨论访问苏联问题时，访问的时间并没有确定。我回应说，苏联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其政治意义是异常重要的；毛泽东访苏的政治意义同样十分重要。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但再次说国内事务可能会妨碍他访问苏联。他请我不要误会，认为他不想接受这个邀请，并补充说，访问苏联的问题会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讨论，最后的决定会通知我们。毛泽东说，他很想借访问苏联的机会，在苏联一些地方旅行——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列宁格勒，然后从摩尔曼斯克到苏联的南部城镇。而且，在他离开苏联后，他还想要访问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

回到正在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问题上，毛泽东说，会上对高饶事件和五年计划草案的讨论非常活跃。

我问他，会上是否有反映高岗和饶漱石看法的观点。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条件。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落后，由于缺乏适当的通讯手段，不同的地区之间彼此隔绝。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条件与俄国差别非常大。在俄国，革命在大城市爆发，由于大城市有工业无产阶级，这就为共产党提供了最容易取得成功的条件。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出现后，被迫在乡村开展基本的工作。人民解放军是在乡村建立的，它的干部基本上来自农民，也有一些来自旧军官。那些在各自封闭的地区一直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人们，开始彼此接近；在他们中间滋生并发展出一种派别或家族的观念。在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城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由很多这样的派别构成，而且这些派别中有很强烈的狭隘地方主义情感。这些地方主义情感致使少数派别开始抗拒中央委员会。张国焘集团反抗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种抗拒。类似的情况还有李立三和王明的无原则派别。甚至在国民党被赶出大城市而解放军进入大城市以后，派系之间的联系仍然保留下来。这些派别已经习惯于自治性更强的农村地区，在解放军进入大城镇后，中央委员会开始试图对此进行控制，他们就表现出不愿接受中央的控制。这种情况发展得如此过火，以至于那些彼此相互支持的人在宴会上或其他集会上，从他们所属派别的立场出发，可以谈论关于本派在党内的地位等广泛的问题。如果不属于该派别的人在这些集会上出现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会立刻停止。

高岗、饶漱石和其他一些在内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指使那些来自解放军的党员(当时这部分人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来反对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员。高岗和饶漱石并不把在国统区工作过的党员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人归入此类。根据高、饶的划分标准，我本人也不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开始做党的工作时也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

进城以后，那些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很好武装的党员，被城市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倒。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观点，滑入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些人很多是嘴上高呼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做的是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事。在革命时期，这种人还可以同党走在一起，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革命阵营。这就是在高岗和饶漱石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说，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认真地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教育干部，所以我们党才会基本上保持团结。虽然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还远远不够。目前召开的会议对我们很有好处。我们不仅正在考察和评估这些干部，而且利用这次会议来教育我们的干部，以期在建立一个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真正团结的党的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成效，并克服种种自治和狭隘地方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还谈到，即将举行的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他说他必须尽最大努力为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工作。他说，由于政府各级机构的组织工作，事情进展很顺利。虽然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可他做的事情并不多，因为有任劳任怨的国务院在开展各种实际工作和治理这个国家。

毛继续说，目前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是很久以前选出来的，主要是由军人构成的。在即将到来的党代会上，考虑到党和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需要认真考虑选举新的领导层。毛泽东说，我可能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我们得找到一些可以领导党的人，这些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取代我的主席职位。可能我们将不得不选举一位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或者设置党的总书记的职位。

谈到了过去5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我提到，中国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她可以使用以往任何中国政府所没有用过的语言来和美国人谈判，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和力量，激发了印度、缅甸和印尼在处理与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时的勇气。

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正面交锋，这可以让印度、缅甸和锡兰不至于卑躬屈膝，而是挺直腰杆”。那些促成并召集亚非会议的国家并未提到要与共产主义抗争，反而提到要反抗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准确地反映了上述说法。

我补充说，这些国家没有什么理由害怕共产主义。在进一步的会谈中，我口头转达了赫鲁晓夫同志3月12日信件的内容。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意见表示赞赏。

想起我们曾经在一次会谈中讨论过写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毛泽东说，很可能他不能写了。我告诉毛说，我已经向苏联共产党报告说他同意写这样一篇文章。毛泽东问，能否让刘少奇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他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有一篇文章来庆祝列宁诞辰，但至于让谁来写则会由中央委员会讨论，而且他会告诉我们。

师哲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71-75

№25583 尤金与张闻天谈话纪要：关于万隆会议的准备情况 [81] (1955年3月30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密

……

张闻天同志重新谈到我们在3月22日商谈的关于邀请哈马尔舍尔德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大会的话题。他说，中国朋友暂时不发表官方的意见，如果科伦坡会议参加者决定不邀请哈马尔舍尔德，这很好，如果同意邀请，那要看当时的局势。但是中国朋友的立场是最好不邀请哈马尔舍尔德参加会议。接着张闻天同志说，尼赫鲁和吴努已问过周恩来，问他是否亲自参加亚非国家的代表会议，如果他要参加的话，请他开会提前两天来万隆，以便与他一起预先商讨会议的工作。……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69-70

№13417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3月31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便宴上

1955年3月31日

今天13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为了对Н.С.吉洪诺夫同志表示尊敬而举办了便宴。

除了Н.С.吉洪诺夫同志外，我方受邀赴宴的是我和我妻子、扎布罗金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外交工作人员乌拉内切夫、尼基京、库罗奇金和绍尔莫夫同志与他们的妻子。

吉洪诺夫同志和黄镇互致了简短的欢迎词。

黄镇对我说，报纸上的许许多多报道，也包括情报部长托宾的正式声明在内，都说胡志明将会率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这消息是不对的。他得到了一个通知，范文同将担任代表团的团长，他们已经在替他寻找必要的住所了。

武官毛升(Мао Шень)上校在同我谈话时说，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和警察当局正在采取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去组织对将要举行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那些场所以及紧邻它们的地区的保卫工作。不过，保卫工作的情况是不可靠的，受托负责保卫工作的第三军区指挥部拒绝作出任何保证。这情况同样也与雅加达万隆公路有关，这条公路在许多地方都要穿越“伊斯兰教的达鲁尔”匪帮的活动地区，这些匪帮近来加剧了自己的活动。

毛升的意思是，他们自己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去保护中国代表团。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12-113

№13418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万隆会议的安全工作(1955年4月6日)

摘自Д.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4月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

1955年4月6日

今天16时，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会见了我。

他在会谈时向我通报了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他说，代表团将由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列入代表团的有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的两位参赞以及伊斯兰大会的副主席(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等，一共是24个人。

我说，据我看来，把著名的伊斯兰教活动家列为代表团成员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

我问，中国代表团何时到达印度尼西亚。对此黄镇回答，周恩来将于4月15日乘飞机从云南省(中国)飞往仰光，在那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缅甸总理吴努会面，并且将与他们进行会谈。第二天早上，周恩来将搭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雅加达。

我问大使，他是否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为确保与会者的安全而采取了哪些措施。大使回答，他收到了亚非国家代表会议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的保证，说是印尼政府认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是他们的“神圣职责”。接着他说，为了保卫开会的会所和紧邻这些会所的地区，现在全部警察和在卡维拉兰上校指挥下的第三军区的部队都动员起来了。此外，有一个营正在从第七军区转移到万隆来，而且还在用前抵抗运动的战士组成两个营。他补充说，中国大使馆已经在万隆租下了两幢位于保护区的大楼以供开会期间使用。一幢供周恩来使用，另一幢是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范文同用的。

黄镇说，会议联合秘书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不久前向他查询，中国政府是否打算提交关于会议日程安排的初步提案。大使回答阿卜杜尔加尼，中国政府没有这类提案，因为按照茂物会议的决议，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日程将在会议上得到讨论。

我说，就我所知，不久前印度向联合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关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情况的报告，遗憾的是我并不了解它的详情。因此我问大使，他有没有从联合秘书处收到过类似的文件，大使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补充说，或许秘书处的文件是直接发到北京去的。

最后黄镇通知说，中国大使馆仿效其他大使馆的实际做法，在辛丹拉亚区的多山地区(茂物市东南方20公里)租下了两幢好的别墅，共有8个房间，还有一个游泳池、一个网球场和冷热水淋浴设施。他说，由于雅加达的恶劣气候条件，他打算在一周的中期派自己的几个同事到那里去住两三天，自己则在周末出行。他开玩笑地补充说，附近有一家很好的中国餐馆。黄镇邀请我到他的别墅里去做客，并请我偶尔派苏联大使馆的职员到那里去。我感谢了他的这一盛情邀请。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21-123

№20515 费德林和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朝鲜局势和中朝关系(1955年4月7日以前)

机密

1955年4月7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经同谢尔巴科夫商议后，我们把苏共中央关于即将同朝鲜同志举行协商问题的报告草案呈交给您。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第946/ДВ号

1955年4月7日

机密

文本第5份

苏共中央：

鉴于即将同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同志举行协商会议，我们把《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发给您——这份报告依据近来收到的密码电报材料作了修改和补充，同时发给您的还有《关于同朝鲜同志会谈时应注意的基本问题》的报告草案。

1955年4月__日

第__号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局势

由于战争的结果，朝鲜的经济处于极度混乱和破坏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战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达4200亿元(140亿卢布)。国有和集体所有工业的总产量同1949年相比缩减了40％多，黑色冶金业和有色冶金业，燃料工业和化学工业的生产设备几乎完全没有开工，交通瘫痪，农业经济也遭到重大损失，而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降到了极点。

停战协议签订后，朝鲜劳动党在国家经济恢复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借助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三年恢复计划任务。采煤、钢、水泥、化肥、砖、纺织品、鞋和其他一些工业品生产企业均已恢复生产。

但是，在工作中，朝鲜劳动党中央仍有许多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这需要引起关注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一、工业

…… [82]

二、农业

……

三、居民生活水平

……

四、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

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对朝鲜经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在朝鲜1954年的财政预算中，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占31.6％。

截至1954年末，苏联向朝鲜提供的设备、原料和技术援助总额达到4亿卢布，其中包括：捕鱼船，汽车，拖拉机，机器，火车车厢，矿山，纺织和能源工业设备，机床，建筑制备，铺路车，电缆制品，测量设备，实验设备，大学参考书，矿物肥料，石油产品。

苏联援建22个工业项目，勘查工作已进行，其中大部分已完成建设所必需的设计工作。

截至1954年10月1日，朝鲜重建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到100个(其中30个是大型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新的设备来自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依靠从苏联运来的纺织工业设备为朝鲜提高布匹产量提供了可能，从1954年的2210万米到1955年的4420万米。

1953—1954年，建立了20个汽车出租站和113个马车出租站，拖拉机和马匹主要由苏联补给。

应该指出，朝鲜政府利用来自苏联给予的援助，拥有了工业制备和原料，避免了用于人民消费品的100万卢布的支出。后者的支出约330万卢布。这一形势必须考虑利用其他国家的援助。

按照现有协定，1955年苏联向朝鲜提供的商品(包括商品供应)总额达到3.5亿卢布，其中包括安州水利系统的设备和材料，纺织厂、肉联公司、皮革厂、鱼品罐头厂、印染厂、矿物肥料厂的设备、材料，火车车厢和起重机，矿业设备，捕鱼船，汽车，电力设备，电影器材，石油设备，电缆制品，黑金属和有色金属，以及1600万卢布的大众消费品(布匹、线、药材、棉制品等)。

此外，根据朝鲜对外贸易省的请求，苏联准备满足在1955年向其额外供应商品的揭底，援助数额为2600万卢布。这些商品的清单目前正在同朝鲜方面进行协商。

考虑到朝鲜政府将掌握剩余的货币(来自向其提供的10亿卢布贷款)，允许其向苏联新订购300万卢布的商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提供了8万亿元援助。考虑这一情况，中国向朝鲜供应的商品价格远远高出购买苏联商品的价格，按照苏联对外贸易省的资料中国提供的8万亿元援助约折合8.5亿卢布。

在提供工业设备和原材料(织布机、内燃机、车厢、煤等)的同时，中国还提供了大众消费品。例如，1954年中国供应了13万吨粮食(小米、大豆)，4000万米棉布，60万双鞋，30万件服装和其他一些商品。粮食和日用工业品中国将在1955年提供。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向朝鲜提供了铁路修筑、建设铁路桥梁和机车库方面的援助。

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提供了总额2.09亿卢布的援助，其中：罗马尼亚6500万卢布；民主德国4500万卢布；捷克斯洛伐克3500万卢布；匈牙利2500万卢布；保加利亚2000万卢布，波兰1900万卢布。

1953—1954年，这些国家向朝鲜供应了机床、建筑和公路设备、电力设备、测量仪器、钢材、医疗器械、棉絮和其他各种原材料，总额约1亿卢布。

注意到，各人民民主国家向朝鲜提供了成套设备援助，在一系列工业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中给予了技术援助。

罗马尼亚在砖、瓦和水泥厂的建设中提供了援助；匈牙利援建了3个工厂：机床制造厂、印染厂、度量衡制造厂；波兰援建3个煤矿和2个工厂：砖瓦厂、森林加工厂；民主德国援建了3个工厂：柴油机厂、电气制备厂和电缆厂。

蒙古人民共和国依靠蒙古人民的牺牲与奉献，1954年向朝鲜提供了3万头牲畜和1万张兽皮。

应该指出，朝鲜没有很好地利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提供的设备和原料。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到1954年10月1日，国家拥有的11500台机床中有3500台没有装配；1699台锻压设备中有490台没有装配。以及还有大量其他工业设备没有得到利用，这些设备存放在仓库里，或者露天摆放而自然损坏了。

同时，一些朝鲜领导同志没有对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给朝鲜提供援助产生依赖倾向，他们把足够的精力用于充分利用国内现有资源上。

五、朝中关系

战争期间，朝鲜和中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战后这一联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是，朝中两国同志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现象，这在朝中两国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反映。

据来自我们驻朝鲜参赞的消息，朝鲜同志不善于同被派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建立持久稳固的联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仅仅进行过几次会晤。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成员也很少同朝鲜同志打交道。

有这样一件事，一些朝鲜同志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表达了不满，说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还有这样一些传闻，说苏联在利用朝鲜人来对抗中国。例如，今年2月在莫斯科就军事分界线进行谈判期间，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昌玉表达过这样一层意思，他不想同中国同志就与军事装备修理相关的工作打交道。

朝鲜的实践工作表明，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其中包括，低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对抗美国武装干涉者斗争中的作用。在这样一件事中看得更为清楚，在平壤的对抗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中只给中国志愿军战士1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与此同时，中国驻朝鲜军事司令部也举行了展览，在展览中，中国的解说员按照自己的方案作了解说，击溃武装干涉分子和解放北朝鲜的功勋都属于中国志愿军。

在朝鲜，有一些领导人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又在朝鲜人民军服役。这一领导集团同担任领导职位的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的关系不太和睦。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为了把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排挤出领导岗位，对金日成施加了影响。朝鲜著名的活动家之一朴一禹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1952年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就被解除了内务相的职务，尔后改任通讯相。朝鲜军事科学院院长方虎山也被解除了职务，他也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保持着密切联系。按照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的证据，指责这些人似乎表达过对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担任朝鲜军队和国家机关职务和金日成完全指望苏联军人和其他顾问的不满。

根据大使馆的情报，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人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这可能会对朝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有根据认为，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有这样一件事引起我的关注，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自己驻朝鲜大使后，一直到今年1月份没有再派新大使。朝鲜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十分显眼的是，周恩来同志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六、朝鲜内部局势的一些问题

必须指出，朝鲜劳动党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群众中开展的政治和组织工作都处于较低层次。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有官僚和命令主义作风。集体领导的问题、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都非常薄弱。

在朝鲜劳动党内和在整个国内，和先前一样极力进行个人崇拜宣传，在党的领导层中有一种观点，不这样做目前就很难过。到目前为止，金日成同时兼任党中央主席和政府首脑，是朝鲜人民军的最高统帅，领导着一系列党和国家机关。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按照惯例，不容讨论。党和政府的领导工作人员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只能被动地等待金日成的命令。金日成经常做出一些与党和政府通过的决议相反的命令，有时会给他们带来损失。例如，他曾指示要减轻对农村手工业合作社的赋税，使其同私营企业处于同一水平。他在未经任何勘测的情况下就指示要在江界建地下兵工厂，没有考虑高达4600万卢布(230亿元)收支预算，就支配从中国得到的给中国志愿军的补充开支款项，等等。

朝鲜同志没有采取措施在国家政权机关选举工作中实施民主监督原则。他们把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推迟到不确定的时间，最高人民委员会到1952年任期已满。1946年11月和1947年3月没有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截至目前，大部分地方人民委员会机关的领导同志都是指派的。

国家机关进行了部分改组，摆脱了现行政治、经济问题的决定常常导致国民经济管理体系复杂化的局面。1954年3月，取消了公用事业部，把它的功能转交给国家建设委员会。1955年1月上述命令停止执行，此外，重新组建1953年取消的建设部。与此同时，负责建设事务的国务委员会继续保存下来，显然，这一功能已转交给建设部了。在对工业企业进行一系列改革后，现在建筑材料工业企业被划归四个部门，认为建筑材料工业企业不能归属地方人民委员会管辖。

同时，各部门的领导人员也实行了大规模更换，这破坏了对有经验干部的培养。例如，1954年有近一半的副相被撤。在1954年9个月的时间里，国家计委负责财政和成本问题的副主任被更换了三次。大部分新任领导都来自某个其他领域。

改善国家各机关领导工作风格和方法的问题总体上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没有为深化集体领导和为巩固国家机关同群众的联系而斗争。

在国务和经济机关中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很普遍，行政命令代替了培训工作。近来，在各部、部门和一些企业的领导同志中盛行设立小金库，甚至在个别情况下举办各种宴会。巩固内务省机关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内务省机关承担交给他们的任务的能力还很弱。

由于财政登记不好、财政纪律松散和没有国家监督造成局势复杂化，方便以各种名义盗用、挪用国家财产。例如，贸易系统就出现了明显亏空，仅在1954年第二季度就支出1929万元，相当于商品流通总额的4.7％。1954年上半年，被盗用消费掉的公款就达到2.809亿元，当时，同一时期消费合作社的总利润总共是4.348亿元。在平壤开设的一些商店几乎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收益，因为店员把商品偷光了，把它拿黑市出售。

上述违法行为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非常普遍，在劳动党成员中也是如此。据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材料，从1953年6月到1954年6月，有22000名党员因盗窃国家财产而被除名。

一些各部、各部门领导同志对上述行为无动于衷，认为侵吞国家财产、职务犯罪的现象在朝鲜的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例如，通讯相朴一禹就作出过书面指示，侵吞国家财产数额不大的人属于这种情况，不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和要求他们补偿损失(内阁取消了上述不正确的指示)。

在这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1952年，财政相崔昌益，他纵容这种行为，极力反对财政监督和曲解朝鲜的赋税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是在褒扬资本主义中的某些要素，却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甚至还被任命为朝鲜副首相。

对国务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和对财经纪律进行监督的责任委托给内阁附属人民监察委员会(崔昌益被任命为执委会主席，1954年11月再次被解除财政相职务，据大使馆的消息，原因是越权和挪用公款)。上述委员会没有开展活动。劳动党中央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积极促进其开展工作，结果，在朝鲜事实上不存在有效的国家监督。

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非常软弱。军事纪律和警惕性下降了。在将领和军官中酗酒成风，对下属高傲和粗野。有一些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无论是在普通士兵中，还是在军官中，都存在叛国、逃兵、自杀等各种犯罪行为。

七、南朝鲜

…… [83]

八、建议

我们认为，必须让朝鲜同志注意以下一些事情。

1.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遵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所确定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一切有关生产大众消费品部门的比重。在撰写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在发展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同社会主义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2.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建议朝鲜同志目前应暂缓大规模地搞农业合作化，应该集中力量巩固已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应该动员农民逐渐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对此要精心准备。要让朝鲜同志注意这个情况，仓促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农业产量的提高，相应可能给国家造成大的损失。1954年32％的农村个体经济进行了合作化，已经要求国家为此给予大量的开支援助。考虑到大量基本的农业品还主要是小农生产，必须制定和执行促进能够增强小农发展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3.我们认为，应该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尽快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的必要性。(1)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的生产；(2)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3)为在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条件；(4)恢复住宅储备。

对此，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条件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北朝鲜应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强烈刺激，争取他们投入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来。

4.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必须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和同借助苏联对抗中国的危险倾向作斗争。要指出这一点，一些朝鲜同志仍然轻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

同朝鲜同志讨论关于邀请中国顾问到朝鲜工作(如内务省、土地部等部门)是合适的。

建议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清除现存朝鲜各岗位领导之间、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和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相互关系中有害的分裂现象，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按照他们的政治和业务能力使用他们。

5.让金日成注意必须尽力在党内和政府中开展集体领导，发扬内部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不合适的，这会降低其他领导人的工作主动性。

建议1955年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和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作准备。

建议逐渐改革国家机关和部分更换领导干部，采取措施巩固国家机关，特别是内务省和人民监察机关。

还要向朝鲜人建议，劳动党中央必须仔细分析军队形势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士兵和军官的军事素质和道德水平。

6.为了把国内所有的爱国人士团结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事业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这一组织同南朝鲜的群众组织恢复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努力在南朝鲜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己的基地，利用一切可能性同李承晚制度作斗争。还应该争取在南朝鲜恢复劳动党的地下组织。

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南朝鲜的宣传工作，放弃不加区别地笼络所有南朝鲜活动家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分子和对立分子，能够支持祖国统一和成立独立的民主的共和国的分子，为此目的要充分利用南朝鲜统治层之间、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朝鲜成立中立性质的爱国组织问题是合适的，这一组织有利于在南北朝鲜建立合作和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问题。这样的组织不要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态度，利用合法活动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和吸引他们投身到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现在，朝鲜同志制定了劳动党纲领草案，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通过。纲领中提出了在北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和解放南朝鲜的任务。按照我们的意见，在朝鲜目前的形势下，不适宜发表这种性质的纲领和暴露劳动党的最终目的。取而代之，应该制定民主统一祖国阵线纲领，这符合劳动党在目前条件的基本任务(和平统一朝鲜、恢复和发展朝鲜经济、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这一纲领应该把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投身反美国占领南朝鲜的斗争中去，投身争取成立统一、独立的朝鲜共和国中去。

Н.费德林、Б.波诺马廖夫

1955年4月__日

第__号

机__密

关于同朝鲜同志会谈时应注意的基本问题

1.要让朝鲜同志注意，朝鲜制定了太多的重建和发展工业的措施，鉴于此，大部分财政拨款都用于建设投资。要表达一种观点，在发展工业问题上，应该遵守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三年计划所确定的速度，此时要提高一切有关生产大众消费品部门的比重。在撰写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在发展工业方面应该考虑国内现实的经济条件和同社会主义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

2.在发展农业问题上，应该建议朝鲜同志目前应暂缓大规模地搞农业合作化，应该集中力量巩固已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接下来，应该动员农民逐渐地开展农业合作化，对此要精心准备。要让朝鲜同志注意这个情况，仓促成立农业合作社不仅不能保障农业产量的提高，相应地可能给国家造成大的损失。1954年32％的农村个体经济进行了合作化，已经要求国家为此给予大量的开支援助。考虑到大量基本的农业品还主要是小农生产，必须制定和执行促进能够增强小农发展生产积极性的措施。

3.应该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尽快解决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的必要性。(1)提高国内大众消费品的生产；(2)降低大众消费品价格；(3)为在1956—1957年取消票证制创造条件；(4)恢复住宅储备。

对此，劳动党中央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国家仍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条件将对南朝鲜居民产生特别重要的影响，北朝鲜应该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这对南朝鲜居民将产生强烈刺激，争取他们投入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来。

4.让金日成注意必须尽力在党内和政府中开展集体领导，发扬内部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让他注意到把许多领导岗位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不合适的，这会降低其他领导的工作主动性。

建议1955年举行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并为最高人民委员会选举作准备。

建议逐渐改革国家机关和部分更换领导干部，采取措施巩固国家机关，特别是内务省和人民监察机关。

还要向朝鲜人建议，劳动党中央必须仔细分析军队形势和采取必要措施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士兵和军官的军事素质和道德水平。

5.为了把国内所有的爱国人士团结到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事业中来，应该建议朝鲜同志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这一组织同南朝鲜的群众组织恢复联系。

建议朝鲜同志努力在南朝鲜现存的工联、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自己的基地，利用一切可能性同李承晚制度作斗争。还应该争取在南朝鲜恢复劳动党的地下组织。

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南朝鲜的宣传工作，放弃不加区别地笼络所有南朝鲜活动家的做法，要善于支持南朝鲜的进步分子和对立分子，能够支持祖国统一和成立独立的民主的共和国的分子，为此目的要充分利用南朝鲜统治层之间、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组织中的分歧。

同朝鲜同志讨论在南朝鲜成立中立性质的爱国组织可能性，这一组织有利于在南北朝鲜建立合作和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问题。这样的组织不要公开表达自己对李承晚制度的态度，利用合法活动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离开李承晚和吸引他们投身到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朝鲜统一的斗争中来。

建议朝鲜同志目前不要提通过劳动党新党章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制定民主统一祖国阵线纲领，这符合劳动党在目前条件的基本任务(和平统一朝鲜、恢复和发展朝鲜经济、促进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等)。这一纲领应该把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投身反对美国占领南朝鲜的斗争中去，投身争取成立统一、独立的朝鲜共和国中去。

6.让朝鲜同志注意到必须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和同借助苏联对抗中国的危险倾向作斗争。要指出这一点，一些朝鲜同志仍然轻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

同朝鲜同志讨论关于邀请中国顾问到朝鲜工作(如内务省、土地部等部门)的问题。

建议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清除现存朝鲜各岗位领导之间、在苏联待过的朝鲜人和在中国待过的朝鲜人之间相互关系中有害的分裂现象，巩固他们之间的友谊，按照他们的政治和业务能力使用他们。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用于关于朝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И.谢尔巴科夫，1955年5月30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314，л.33-63

№13419 茹科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使节在中国使馆谈亚非会议(1955年4月9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5年4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午宴上

1955年4月9日

今天晚上偕同妻子参加了中国大使黄镇举办的午宴。

出席宴会的有埃及大使阿里·阿姆罗乌西、锡兰公使萨拉瓦纳穆图及其妻子以及阿富汗公使阿卜杜拉·哈迪·达维伊。

中国人是在4月6日在我们大使馆里与我们最近的一次会面时邀请我参加这次宴会的。当时他说，他要在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举办一连串这样的宴会，以便更亲切地结识与会国的大使和公使。这次宴会他是专门为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们举办的。他收到了大家同意参加的回音，并请求我接受邀请，好让我同他的这些客人一起谈谈。

第一位到达的阿富汗大使在宴会开始前说，他很高兴能与中国大使建立个人联络，尽管中国与阿富汗之间并没有任何条约，但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是最好的。他补充说，可以期待，这些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正式的协定加以巩固的。

宴会席间和宴会结束后的全部谈话都是十分自然的，话题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全体赴宴者，其中也包括我，向筹备会议的联合秘书处成员、锡兰大使萨拉瓦纳穆图提了大量的问题。

他的回答可以归纳如下：

1.联合秘书处根据许多代表团送来的提议制定会议议程的草案。这份草案将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交给各个代表团去研究和讨论。这份议程含有10个问题。

2.议程的主要问题想必将是：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文化领域的合作、共存、原子弹和氢弹、和平利用原子能、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和其他许多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而且锡兰人并没有这到底是一些什么问题。

3.最难以讨论的将是共存问题。这个问题大概将会按讨论周恩来和尼赫鲁的五项原则的方式来讨论。锡兰人说，共存问题是以与联合秘书处在最终方案中所采用的措词略有不同的措词提出来的。以“发展共产主义和共存”为标题的问题到底是谁提出来的，萨拉瓦纳穆图没有说，但这个问题在联合秘书处所提交的议程方案中被命名为“国际紧张局势和共存”。同时锡兰人解释说，在以联合秘书处的措词提出来的问题的标题中避免了它的明确的指向性。

此时许多交谈者都说，在讨论共存问题时可以预料到，像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或许还有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也就是美国的仆从国的代表团将会增添许多困难，并且将会试图推翻它。

4.几乎对在联合秘书处会议上得到讨论的每一个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团都会争论很久，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见解。

5.所有关于将会有观察员(特别是澳大利亚的观察员)出席大会的报道都是不对的。根本就不会让任何观察员出席大会的。达成的协议只有一个：将会接受个别代表团或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联合代表团出席大会。同时将只准这些非洲人发表自己的声明，然后就要离开会场。

6.大会工作的开始程序如下所述。4月18日上午9点，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主人的身份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大会揭开序幕。苏加诺总统致词，并正式宣布大会开始。这次会议将会邀请许多客人，其中也包括外交使团的头头们。然后将宣布休息。休息后，会议继续进行，但不再有被邀请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上将会选出大会的主席和讨论议事日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大概将会当选大会的主席。

4月18日晚上以苏加诺总统的名义举行招待会。

在上午(9—12点)和晚间(16—19点)的会议上拟定各代表团团长的纲领性发言的内容。这些会议也将是公开的。

最后一次会议大概也将是公开的。

大会闭幕后，4月24日将以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的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为大会的与会者、外交使团的团长们、印度尼西亚的国会和内阁成员以及广大社会人士举办一个大型招待会。

7.组织问题全都已经解决了，而且代表团成员住的饭店客房也通过抽签的办法分配好了。

大会的开销初步定为500万印度尼西亚卢比，即大会的每一个发起国各承担100万卢比。此时锡兰人开玩笑地说，印度尼西亚在支出方面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大会的其余发起国都只好按印度尼西亚人的被人为地抬高的官方汇率把自由的外汇转到雅加达来。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32-135

№13312 刘少奇致苏共中央电：关于给日共经费问题(1955年4月11日)

(请尤金同志代发)

苏共中央：

关于给日共经费援助问题的来电收到。

我们同意由国际基金中给日共20万美元，给30万美元也可以，请你们决定。

如该笔经费你们别无其他方法转递，可交我们设法送去日本。

中共中央

1955年4月11日

РЦХИДНИ，转印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3420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1955年4月1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谈话纪要

1955年4月12日

今天白天，从报纸上得知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失事和搭乘此机前往万隆开会的中国同志罹难的消息后，我拜访了黄镇，并向黄镇表示我对此事的深切同情。

大使表示感谢。

我问大使，他们是否知道失事的原因，因为报纸上列举出许多各种各样的推测。

谈话时在场的大使馆参赞钟庆发(ЧжунЦинфа)说，他们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保持着联系，根据后者的通报，失事的情景被简单地作了如下的描绘。

飞机在飞到婆罗洲(加里曼丹的旧称)岛的海岸附近时在空中烧了起来，并坠入海中。报告这一情况的是出事那一瞬间正好位于这一地区的一些渔民。根据遇难飞机发出的信号，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救护飞机飞往了出事地点。飞机驾驶员们看到了水面上的巨大斑点，并数到斑点地区有100多条鲨鱼。暂时还没有收到别的详细消息。

大使补充说，中国驻雅加达的总领事赵仲时即将飞往失事现场去。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36

№13313 联共(布)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向日共转交经费(1955年4月18日)

摘自1955年4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16号记录

致波诺马廖夫同志：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问题。

1.满足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北京局关于给予财政援助的请求，在1955年度从“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中，拨出25万美元援助给日本共产党。

2.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之后，通过它向日本共产党转交这笔资金。

3.批准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文本(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主席团会议第116号记录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的关于同意从国际工会基金中拨款，给予日本共产党以财政援助的电报。

从国际工会基金中拨出25万美元用于援助日本共产党是适宜的。

请你们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交纳给国际工会基金的数额中，划拨出这笔款项，并利用你们现有的渠道，把这25万美元的款项转交给日本朋友，并告之这是“罗马尼亚工会委员会帮助左翼工人组织国际工会基金”给予它的财政援助。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Н.赫鲁晓夫

1955年4月__日

РЦХИДНИ，转印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3421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询问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0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4月20日

今天13时，当我在万隆机场等待飞往雅加达的飞机起飞时，中国大使出乎我意料地赶到了那里。他说，他受周恩来的委托要与我商谈一个紧急问题。

黄镇告诉我，今天14时30分将要开始讨论关于亚非国家会议赞成联合国第三次会议于1948年12月通过的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的问题。黄镇补充说，周恩来想要知道苏联政府对下面三个问题的看法：

1.为什么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第三次会议上表决人权宣言时弃权了。

2.苏联政府今后会不会在自己的声明中引用上述宣言。

3.如果亚非国家会议赞成这一宣言的基本原则，苏联政府的意见如何呢。

同时大使说，他们希望尽快地得到回答——最好不要迟于明天白天。

我说，抵达雅加达后，我会立即向自己的政府请示，并请求尽快地给予回答。在这之后，大使请我说说我个人对上面所提到的问题的看法。

对此我声明，我难以作出任何回答，因为我并不十分了解这个问题。接着我指出，据我所知，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表决人权宣言时的确是弃权了，因为宣言的有些条例订得不十分清楚。但是什么地方不清楚，我就不记得了。

大使感谢了我，并说，他将等候回音。

我问，他对大会的印象如何以及有什么新的情况，对此黄镇回答说，一切都进行得不错。

谈话时在场的有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40-141

№13422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苏联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看法(1955年4月2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4月22日

今天14时抵达万隆后，我立即从机场出发赶往中国大使黄镇那里，并在他的寓所里遇见了他。

我收到了莫斯科对他以周恩来的名义在今年4月20日我与他的谈话中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答复。

我按照我所收到的指示向大使通报了下面的情况：

1.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里曾指出，人权宣言在有着公认的优点的同时，也有许多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下述几点：

(1)宣言的有些条文含有一些有悖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规定。例如，第13条和第19条。

(2)宣言里没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苏联坚持要把这种条文列入宣言之中。

(3)宣布可以自由传播“信息和思想”(第19条)的宣言并没有包含旨在反对传播法西斯思想和反对鼓吹战争的规定。

我说，考虑到上面所列举出来的宣言的缺点，苏联代表团才在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坚持要继续对宣言的草案进行加工，以便把它制订得更好。然而，苏联代表团的提议没有得到采纳，所以它在表决通过宣言草案时全面弃权了。

2.后来苏联政府并没有反对过援引宣言中的那些在联合国的许多文件里都含有的条文。例如，在苏联于1953年所批准的关于妇女政治权利的公约中以及在苏联投票赞成的其他一些联合国文件中。

3.根据苏联政府的看法，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应该反对赞成宣言的原则，因为基本上可以认为它们是可接受的。由于宣言毕竟含有一些有悖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规定，所以在基本上赞成宣言原则的同时，再对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作一些相应的说服工作是合理的。

黄镇感谢了我的通报，并说，他将立即向此刻正在开代表团团长会议的周恩来转告我们的答复。

大使补充说，尽管大会已经通过了赞成人权宣言的原则的决议，但我们的答复的许多条规定还是可以被周恩来同志在正在进行之中的、将要讨论共存问题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加以利用的。

然后我通知大使，据我所拥有的情报，已有一个名叫萨耶德·沙米尔和一个名叫尤素夫·阿利捷金的人从土耳其经过卡拉奇被派到万隆来了，他们的任务是要在大会上传播一种说苏联和中国似乎有着压迫突厥和鞑靼民族之情况的污蔑性声明。

大使同样也感谢了这一情报，并当场就派自己的翻译到正在开会的那幢楼里去，并吩咐他立即向周恩来通报我们的答复。

我趁会面的机会问大使，他是如何评价大会工作的，同时我还指出，周恩来的发言在场外得到了很大的好评。人们纷纷指出，他用自己的声明彻底动摇了诸如伊拉克、泰国、菲律宾等国的代表团的立场，这些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打算破坏这次大会。

黄镇在回答时说，他是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今天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没有重大的分歧。工作的结果是准备好了一份相当不错的报告，它对中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基本上是由共同的宣言规定所组成的。

对我的关于经济问题委员会的问题，大使回答说，他不熟悉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也不了解它的任何一项决议，因为他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工作上了。

对我认为日本代表团是把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大使说，日本人对关于和平和经济合作的事宜谈得太多了。

我继续问大使，可以如何评价报纸上关于会上正在进行八国(五个大会发起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以及中国、泰国和菲律宾)首脑之间的谈判的报道。黄镇断然声明，根本就没有讨论台湾问题。

接着我问大使，他是如何评价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关于解决共存问题的、由七条规定所组成的提案的。同时我还说，第5条规定中所包含的关于“个体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的提案显然是打算为一系列像东南亚条约组织这样的侵略性条约的存在作辩护的。

大使说，巴基斯坦人的提案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拖延了政治委员会里的关于共存问题的讨论，并且是个别代表团团长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同时他指出，锡兰总理卡塔拉瓦拉在这个委员会昨天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涉及殖民主义问题时，锡兰人对苏联进行了正面攻击，宣称殖民主义有两种：旧的一种已一去不返，而苏联所代表的新的一种是现在的主要危险。黄镇接着又说，就在这次会议上尼赫鲁总理驳斥了卡塔拉瓦拉。大使同样也指出，缅甸总理吴努在大会上采取袖手旁观的中立立场。

因此我提醒黄镇说，在去年12月召开的那次解决参加万隆会议的受邀国家这个问题的茂物会议上，缅甸代表团，特别是它的团长吴努的立场是有点与此不同的。据现有的情报，当时在把中国纳入大会并决定寄给它们邀请信的那些国家这件事情上，缅甸总理吴努起了主要的作用。

大使补充说，在讨论几乎是所有的问题时采取最反动的立场的是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的代表团。

在谈话结束时我问大使，报刊上关于大会看来将会延长2—3天的报道是否准确。他说，对此他一无所知。

出席会谈并在最后把谈话内容从汉语译成俄语的是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42-145

№13423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要求苏联紧急播发万隆会议公报(1955年4月2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亚非国家万隆会议闭幕宴会

1955年4月24日

今天晚上，在亚非国家代表大会的闭幕会结束后，在万隆的“霍曼”大饭店以大会发起国的5位总理的名义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招待会。

阿富汗使者阿卜杜尔·哈迪·达维伊说，阿富汗代表团十分满意已结束的大会所取得的结果，特别是涉及保卫和平和安全的那个部分的结果。他宣布，今天白天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已签订了友好条约。这份条约中就有一条规定要缔结关于领事工作、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有关协定。

中国大使黄镇说，周恩来请我采取措施，让我们的记者十万火急地转发大会的最后公报，而且要求从公报的最后一部分——即“促进全面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的部分开始转发它的文本。

黄镇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证实了一种传闻，它说的是，大会的闭幕会之所以延迟了几乎4个小时才开始，是因为在讨论大会的最后公报的上述最后一部分时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突尼斯驻印度尼西亚的常务代表阿米尔在与我交谈时说，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观察员代表团对公报中支持给它们以独立的要求的那部分里的决定感到满意。不过，阿米尔补充说，这毕竟只是良好的愿望。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并且也无法保证法国会同意这些要求。尽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代表都表示同意的大会的最后公报里对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国际冲突的必要性谈得很多，但看来我们还是不得不为了取得完全胜利而重新开始同法国人进行武装斗争。

应该指出下面的事实：无论是在闭幕会上，还是在这个招待会上，都没有法国和英国的大使的出席。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48-149

№13424 茹科夫的备忘录：印尼总统举办欢迎周恩来宴会(1955年4月26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宴会

1955年4月26日

今天19时30分，出席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而举办的宴会。

出席宴会的有副总统哈塔、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首的全体部长、军队的高官们、外交部的领导人员、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除了中国大使黄镇和我之外，外交使团的团长中受邀赴宴的有印度大使蒂亚布日、阿富汗使者阿卜杜尔·哈迪·达维伊、捷克斯洛伐克总领事季斯利亚尔、缅甸代办米亚·谢恩和南斯拉夫代办拉特科·布尔齐奇。

当礼宾司司长库苏莫·乌托约发给我一张上面指明我的席位的卡片时，他告诉我，今天的宴会他们只邀请了今天人还在雅加达的、已结束的万隆会议的参与国的大使馆和使团的领导人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们。

捷克人指着南斯拉夫代办对我说，包括政府机关的正式官员在内的印度尼西亚人，也包括外交部的一些官员，都不了解南斯拉夫与民主阵营各国之间现有的真正关系，因而经常犯类似于今天的把南斯拉夫列入与中国特别友好的国家行列之中的错误。

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说，据报道，欧洲和美洲的各种报刊对万隆会议的结果的反应基本上是很好的，同时问我，苏联报刊上是如何阐述大会的进程的。

我提醒总理说，在会议开幕前，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就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大篇声明说，亚非国家代表会议对巩固国家之间的和平和合作的事业来说以及对与殖民主义的斗争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祝愿大会取得成功。我同时还指出，总理想必是知道这一声明的。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证实说，他知道这一声明。

我继续说，苏联的报刊和电台过去和现在都很关注这次会议。同时我指出，我们的记者的许多报道都是通过电报才耽搁很久地从万隆转发过来的，因此都来不及准时送到报纸的编辑部里。

总理在回答时，对此深表遗憾。并说，他们听到了各国记者对电报误时的许多抱怨，他们曾试图根据大会的进程去扩大万隆的电报通讯能力，但是直到大会结束时他们也无法纠正这种情况。

外交部长苏纳约对我说，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万隆会议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29个与会国一致要求荷兰恢复西伊里安岛的谈判的那个事实。同时苏纳约说，印度尼西亚在西伊里安岛的问题上对在平等谈判的基础上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一切事情这一点抱有坚定的立场。从西伊里安岛的问题一开始出现时，部长继续说，我们就做过很多尝试去说服荷兰。最初我们在圆桌会议上直接向荷兰提出我们要解放西伊里安岛。然后，在第一次尝试没有获得成功时，我们试图通过联合国来说服荷兰，委托我们的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九次会议上把西伊里安问题列入会议的议事日程。然而，在联合国里，在许多殖民主义强国的压力下，这个问题被否决了。现在，在亚非国家代表大会上，西伊里安问题被提出来供其他许多国家讨论，并通过了一份必要的决议。

部长继续说，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成功地与大会参与国之一的一个代表团商定好了一件事——即这个国家的代表团将在联合国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提交西伊里安决议的草案。部长总结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就是用这种方法顽强而又和平地在为西伊里安与印度尼西亚的恢复统一而斗争的。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时，苏纳约证实了会场外所流行的传言，这些传言说，今年4月24日的大会闭幕会议之所以推迟了将近4个小时后才开始，是因为不得不对最后公报草案中的涉及促进全面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的那个部分作许多修改。据说，中国提出的方案遭到了相当多的修改。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简短谈话中，他告诉我，万隆会议上没有举行过关于台湾问题的正式谈判，但是在许多小范围的招待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

在用餐时，周恩来在同苏加诺总统和坐在对面的哈塔副总统谈话时对他们说，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尽管年事已高却仍在为建设新中国做很多工作。他指出，她所有的亲戚基本上都是与蒋介石集团有内在联系的，但她却独自一人始终不渝地进行着革命工作，并坚定地遵守着丈夫的遗训。

在席间的公共交谈时，苏加诺总统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喜欢我们的电影《在印度尼西亚》时给了这部电影以好评，并宣布要把它放给印度尼西亚的观众们看。接着他感谢了我，因为我使他有机会观看了一部关于列宁的优秀电影。总统指的是，在去年12月在国民党大会上，我按照我们的协议呈送给他的影片《列宁在1918年》。

我说，我们还有另一些介绍列宁的电影，例如《列宁在十月》等。对此，总统说，他会很高兴地看它们的。

我答应去搞到这些影片并寄给他。

用过餐后，全体赴宴者都到宫殿的另一个大厅里去了，在此之前那里已经为印度尼西亚舞蹈家的音乐舞蹈会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受邀出席这场音乐舞蹈会的有各种国家机关的许多政府官员，还有许多大使馆及使团(特别是我国大使馆)的代表。

在音乐舞蹈会后同教育文化部长亚明的简短谈话中，我说，要是用彩色电影胶片把许多印度尼西亚舞蹈拍下来，以便国家的广大社会人士了解它们，那想必会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因为遗憾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剧院很少。同时我对他讲，我们国家里广泛采用放映歌舞音乐会电影的方法。

亚明认同这样做会是很有益的看法，但又指出，他们的电影工业(部长更明确地指出，顺便说一说，它是归新闻部管辖的)还很薄弱。印度尼西亚根本就不会生产彩色电影。接着他请求道，如果我有的话，那就把他作为帕拉尔小组的成员于1950年待在莫斯科时所看过的我国电影《西伯利亚大地的传说》寄到他家里来，好让他放给朋友们和家里人看看。

我答应满足他的请求(影片第二天就给他送去了。真的，我们只有一套俄语录制的拷贝)。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52-155

№13426 茹科夫的备忘录：中国驻印尼使馆为周恩来举办招待会(1955年4月27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欢迎周恩来宴会

1955年4月27日

今天20时，中国大使黄镇为欢迎周恩来举办了一个招待会。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的整个时间里，苏加诺总统第一次出席了驻雅加达的外交代表机构的招待会。

谈话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内容。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1955年4月27日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59

№13427 茹科夫的备忘录：关于印尼欢送周恩来的情况(1955年4月28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离开雅加达

1955年4月28日

今天9时，作为印度尼西亚客人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逗留两天后离开了雅加达。从周恩来所居住的总统府到机场的整条路线上，都站着夹道欢送周恩来的人，多半是中国人。

机场上有以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首的许多位部长，还有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许多大使馆和使团的领导人，除英国与荷兰大使之外。

周恩来在登机之前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签订了一份共同声明。周恩来没有读自己致印度尼西亚人民的贺词，而是以书面形式把它转交给了报界。

周恩来通过翻译为他因太忙而无法接见我一事向我致歉。他补充说，他已委托大使向我通报一切情况。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附注：

5月6日在中国大使馆里，有人转交给我们一份万隆会议的材料选集，里面含有公开会议和非公开会议的简短记录、许多代表团所提交的决议草案等。

Д.茹科夫(签名)

1955年5月10日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60-161

№13428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苏联使馆借用中文学校事(1955年5月3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赞钟庆发会谈纪要

1955年5月3日

今天18时30分我应中国大使馆参赞钟庆发的请求接见了他。

钟庆发首先提起了今年4月25日我们与他在沙特阿拉伯使者的招待会上的那次谈话，然后说，他来见我是为了继续进行上一次的谈话内容——是否有可能把中文学校的礼堂让出来供观看电影《在印度尼西亚》用。他说，印度尼西亚当局对这所学校的存在持不大赞同的态度，因此，中国大使馆在这方面是特别小心谨慎的。有鉴于此，他们自己从来也没有为别人的任何措施去使用过学校的建筑物，包括用来放映中国电影。因此很遗憾，他们不能同意校长对格洛莫夫同志的许诺。同时，钟庆发说出了雅加达另外两幢大楼的名称，它们是特价租给任何组织去供放电影、举行大小会议、开展览会等等用的。他还说明，中国大使馆不止一次地为类似的目的租借过这些大楼。

我为自己给他增添了麻烦而向他道了歉，并感谢了他出的主意。接着我要了解一下，为了使大厅里的人既不显得太多，又不显得太少，可以邀请多少人到这些大厅里来。

钟庆发回答，据他的实际经验看来，大约要邀请比大厅的座位数多一倍的人。作为例子，他指出了中国大使馆为欢迎周恩来而举办的那个招待会。这个招待会大约邀请了600个人，而来了280个人，即来了将近50％的受邀请者。

对于我的问题——究竟是为什么受邀请者中有许多人没有出席像欢迎周恩来的招待会这样重要的招待会，参赞回答道，对于当地的情况来说，受邀请者的数目与接受邀请者的人数之间的这种比例(将近一半)并不是低的。实践证明，来参加招待会的通常是三分之一的受邀请者。

接着钟庆发说，受邀请的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党员一个也没有来参加招待会，此外，英国大使、荷兰大使，甚至连印度大使和缅甸代办也没有来参加招待会。

在谈话结束时，参赞告诉我，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将于今年5月23日出访中国，并将在那里逗留两周左右。

出席会谈和进行中译俄翻译工作的是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2

№23056 瓦里科夫与周秋野会谈纪要：通报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谈话情况(1955年5月6日)

机密

第一份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В.瓦里科夫同志与中国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周秋野的会谈记录。

附件共计3页。(1955年5月9日第198号)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5年5月11日

第2689/480号

附件：

摘自В.А.瓦里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1955年3月9日

第198号

与中国驻南斯拉夫临时代办周秋野的会谈记录

5月6日，我应邀接待了中国临时代办。

会谈伊始，周秋野便感谢我建议其参加铁托总统于今年5月5日举行的招待会。周秋野对参加此次招待会很满意，因为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些南斯拉夫的外交代表，如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如缅甸大使、埃塞俄比亚公使、日本公使、以色列公使、缅甸使馆武官，等等。

随后，周秋野向我通报了关于他与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在这次招待会上的会谈情况。

周秋野把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所谈内容作了如下归纳：

1.作为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的任务是：稳固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发展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2.在美国敌视中国的人的数量正在下降，这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有着重要关系。

3.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曾三次访美，其间签署了大量南斯拉夫与美国协议，但在主权问题上南斯拉夫没有向美国作出过任何让步。波波维奇还说，他们——南斯拉夫人可以给中国代表看这些协议的内容。

4.美国统治集团不喜欢南斯拉夫的制度，并希望在南斯拉夫建立另一个政府。但是，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宣称，美国人又不得不与现状妥协，甚至给予南斯拉夫帮助。

5.与苏联关系破裂之后，南斯拉夫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但如今随着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南斯拉夫的情况已有所好转。

随后，周秋野询问了我一些问题：美国给予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梅捷列斯来访南斯拉夫的目的等。

关于“援助”问题，我向周秋野通报了一些情况。

至于梅捷列斯来南斯拉夫的访问目的，我说，目前仍很难对此发表任何评论，但依据土耳其和在背后支持土耳其的美国的政策来看，可能预测，梅捷列斯此行是想使美国人的观点在巴尔干联盟获得通过，尤其是在该联盟的军事发展方面。

在接下来的会谈期间，周秋野说，他们的(中国的)大使将于5月16日从中国起程来南斯拉夫，并将居住在目前由波波维奇居住的别墅内。

据周秋野说，南斯拉夫人已答应向其提供办公设施和为期两个月的居住设施，南斯拉夫人已展示了即将竣工的住宅楼，那里拥有10—12个单元，每个单元拥有1—2个房间。至于办公设施，周秋野说，中国使馆请求南方提供一座不少于30个房间的建筑。

在会谈结束时，周秋野请求我就一些礼节性的问题提一些建议，其中包括：他请我建议，他是否应当去拜访弗拉基米尔·波波维奇，因为后者曾在5月5日会谈期间邀请他(周秋野)去自己的别墅。

我对周秋野说，我认为这样的拜会是有益的。

周秋野说，他会这样办。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В.瓦里科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佐林В.А.同志、欧洲司、情报委员会和档案室

1955年5月9日，第аб/290号

РГАНИ，ф.5，оп.28，д.342，л.172-175

№10192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大使电：向胡志明通报驻华大使的谈话内容(1955年5月18日)

绝密

北京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胡志明同志并将尤金同志与比布罗夫斯基 [84] 同志的谈话内容通报给他(谈话已另电发给您)。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要使他知道，从比布罗夫斯基消息的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利用霸占越南南方形成的局面，以加强那里拥护民主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坚持反帝国主义立场和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是适宜的。同时询问胡志明同志，越南同志认为还必须采取什么样的补充措施，需不需要我们方面的某种援助。

请转告胡志明同志，因为越南朋友具有在越南南方开展工作的丰富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尽可能完整的有关越南南方的情报。

告诉胡志明同志，我们正采取措施，准备在一些国家的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揭露美国人在越南活动的文章，揭露他们的活动破坏日内瓦协议，支持反人民匪帮，反对越南南方的爱国反帝力量。

告诉胡志明同志，我们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已得到指示，向周恩来同志通报尤金同志与比布罗夫斯基的谈话。

电告谈话结果。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12

№10193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越南南方工作的安排(1955年5月19日)

致苏共中央：

近来，美国人加紧了在南越把法国人排挤出越南的活动。美国人极力破坏法国的经济地位，积极开展把法国人排挤出军队的工作，同时把自己的顾问安插到最重要的岗位上，他们广泛使用收买政策，不仅收买个别的政界人士，而且收买整批的组织，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美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国内各政治集团间内讧的加剧，突出表现在南越政府的军队和各宗教派别的军事组织之间发生的众所周知的军事冲突事实上。

南越形成的局面可以被利用来加强南越那些拥护在民主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坚持反帝立场和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的社会力量。从南越的局势出发，劳动党中央今年4月1日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决议中对越南南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下达了指示。

然而，在南越实际执行劳动党中央指示的事情上存在着严重缺点，从拉夫里谢夫 [85] 同志的报告中以及尤金同志与波兰驻越南停战国际观察委员会的代表比布罗夫斯基的谈话中即可见一斑。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揭露很差，而且前后不一致。但同时，美国进行的反共、反苏和反华宣传却声势浩大。

我们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朋友还远没充分利用越南南方形成的局势在国家的这部分开展必要的工作，特别是当前正面临1956年7月的大选。

鉴于以上情况，建议越南朋友对在越南南方开展活跃的工作以团结爱国反帝力量予以更大注意是适宜的。

苏联外交部还认为，授权尤金同志与中国朋友、授权维诺格拉多夫同志与法国朋友就此问题进行会谈是适宜的。授权波诺马连同志与波兰朋友会谈，以便通过他们驻国际观察委员会的代表获取经常的并尽可能充分的关于越南南方局势的情报。

决议草案附后。

请予审议。

莫洛托夫

1955年5月17日

第747/M号

附件：

机密

第__份　草案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范文同同志并通报他以下内容。

…… [86]

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1-2

№1381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5年5月19日会议第12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基里琴科、苏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

第49项　关于萨布罗夫同志提出的问题。

(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的结论) [87]

委托萨布罗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进行审批。

РГАНИ，ф.3，оп.8，д.388，л.35-39

№2075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审核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55年5月19日)

1955年5月19日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鉴定结论”

第120号记录第49项

委托米高扬(召集人)、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而制定的苏联政府计划的鉴定结论，并将自己的建议提交到苏共中央委员会。

附件：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不晚于1955年5月19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 [88]

在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交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后，我们认为，在计划草案中所采取的方向和国民经济主要方面的生产产品的速度与水平是正确的。同时，我们认为，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个别领域的计划草案需要作下列说明：

有关工业方面

一、根据工业燃料部计划草案规定的，转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总生产能力为4280万吨的新矿井的储备量不能保障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所需要的煤的开采量。到矿井建设的中期，即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半至四年里，在储备量方面，矿井必须达到一个大的生产能力，来保障第二个五年计划增长的煤的开采量的需要。

二、应该采用新的探测方法来加强在石油方面的地理勘探工作。在1956年至1957年扩大钻探的深度来超过预定的水平，从而到1957年使勘探的深度达到350千米。研究高速度勘测和使用钻探可能存在的潜力是合理的。

三、在所有的发电站方面，为了在进入下一个五年起作用的生产能力的储备量要达到1.1兆千瓦。

为了在下一个五年的前几年保障正常的国民经济电力供应，在电力生产储备方面合理地规定在1956—1957年的主要工作量，从而使基本的电力生产储备在1958—1959年保证发挥作用。

同时我们认为，为了合理地规定初步计划，使其在下一个五年的前3年的生产能力发挥作用，检查总的储备的生产能力的充足是必要的。

四、由于在中国生铁、钢材和轧材方面生产的不协调将会在近来的3年里使生铁过剩达到大约46万吨，钢材大约78万吨。

同时为了满足特殊需求，计划通过进口获得大量的轧材。

以缩减进口黑色金属的轧材为目的，最好是检查扩大生产轧材的可能性以及放宽轧材的规格来依靠在鞍山钢铁公司和太原工厂的新的初轧车间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利用现有的初轧机和通过小钢锭来补充增加轧材比较好。

五、考虑到铝的意义的提升，因而应合理地加紧氧化铝和铝的生产企业的建设。

六、计划草案在一些机械制造业方面预定了很少的生产产品和利用生产能力低。

这里所说的是应当尽可能地更充分地利用机械制造企业的生产能力，合理预定未来增加生产仪器的品种和开发新的产品种类(专业的金属切削机床、锻压机床等)，甚至可以扩展到生产农业机械和农具。为进口的拖拉机组织生产农具，这为后来自身生产拖拉机(作准备)。

七、由于根据制定的计划草案到第五年末在硫酸方面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是不协调的，因此应合理地规定硫酸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同时希望研究在生产石碳酸时所消耗硫酸的正常值时硫酸的现有储备。

八、由于必须发展棉纺织企业来保障中国居民日益增长的布料的需求(1952年人均生产6.8米，而到1957年则为9.0米)，而且也考虑到棉花资源的局限性，因此应合理建议中国朋友采取措施在棉纺织企业节约棉花(提高中等规格的纱线、扩大棉布的花色品种等)。

以增加纺织原料资源为目的，希望能制定出组织和发展在纤维素基地通过如芦苇、水稻和禾本科植物秸秆、竹子等资源来生产粘胶纤维的措施。

有关农业方面

九、在当前农业产品的生产开始限定在保障口粮和工业原料的需求方面。这其中制定了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在五年内粮食作物的生产总量增长17.6％，或者平均每年增长3.3％，而这并不能保障实现人均增长的需求。

研究增补农业耕地的流通的有关问题，研究扩大灌溉田地的双季种植，通过垦荒增加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在这地方成立国营农场的有关问题以及研究在垦荒地区更加广泛地采用现代技术(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新的农业机械)的有关问题是合理的。

因为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条件下，在计划草案中所列的一系列农作物玉米、高粱、谷子是比较耐旱和比较高产的农作物，而这些被计划缩减播种面积，将会导致谷物收成总量的减少，所以这样做未必合适。

十、研究专门的措施来保障制定的计划草案中增加农作物的收成是合理的。其中包括，加快矿物肥料加工工厂的建设，扩大农药的生产规模。

十一、发展农业五年计划草案制定在1957年黄麻种植要比1952年减少12％。而由于民主国家阵营对黄麻有需求，因此希望与麻的种植面积一起扩大，建议恢复黄麻种植面积，这里指的就是增加黄麻出口。

十二、茶叶预计增加生产35％，产量达到11.2万吨，这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理地提高恢复茶叶生产的速度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的需求和扩大出口量。除此之外，适当地研究改善一些茶叶的等级的措施。

十三、发展农业五年计划草案预定了合作化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了易于合作化的农户的数量和每个省每五年的合作化的百分比。制定这样的计划可能导致加速生产合作化的进程和破坏自愿的原则。在五年计划草案中，适当地限制有关进行农户合作化的指令。合作化的水平的制定应根据上一年实行合作化的经验来编制年度计划，我们认为是合理的。

有关铁路运输方面

十四、注意到在过去的五年里和近年来运输大量增长的事实，因此合理地研究有关加大运输任务的一些问题(是有必要的)。

预定到五年结束时缩减资金投入总量将为第二个五年新的铁路建设打基础的建立必要的半成品储备形成困难。有必要检验一下在五年里一些增加铁路运输的资金投入的可能性，这既有加强现有铁路运输网络的作用，又有能投入到新铁路线的建设。

有关基建和地质勘探工作方面

十五、在整个1957年全国的投资总量相对于1956年缩减了3％。投资总量的减少将可能导致在第二个五年建设中半成品储备在无形中下降，而建设安装工程总量的下降又将会导致建设工作的缩减。

有关1956年和1957年的投资总量的问题使得多年的计划更加明晰，因此有必要检验一下在煤炭、钢铁、化学领域的工业、勘探工作和铁路运输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的可能性。

十六、在计划中所制定的勘探工作的总量不足以保障必要的工业矿物原料储备(A2＋B等级)的增长并有可能阻碍企业设计所要达到的规模水平。

以协调勘探工作总量为目的，适当地补充审查勘探工作的计划，这其中包括计划增加矿产资源储量的机械钻探。

十七、希望使以依赖增加钻探来确定的煤炭勘探工作以及首先在煤炭匮乏地区的采矿工作的总量更加准确，而特别要注意的是及时维护矿井区域。

十八、有关铜和铅的计划预先制定的勘探水平是低的，这不能保障企业的规划和它们的资源基地的可靠性。希望能规定提高勘探水平和增加铜与铅的储备量的A＋B等级的任务。

十九、也还希望提高钨、钼、硫黄铁矿储备量的增长，制定勘探工作以增加铌、锆、铍、天然硫黄等矿藏的储备量。

有关国内贸易方面

二十、适当地补充检查规定的零售商品流转总额和它的商品保障供应，也就是说，在零售商品流转总额和居民的购买需求之间的充分平衡。商品保障供应的估算应该进行到比较广泛的商品种类方面来。

有关军事工业方面

二十一、由于在所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武器和军事技术方面的要求的材料，也没有关于在战时利用民用机械制造工厂为军事技术生产的材料，因此，不能确定有多少在军事技术方面新建和改建工厂能够满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要求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适当地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共同审查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业生产发展前景的问题，从而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在武器和军事技师方面的需求，同时要注意到在战争时期能将民用机械制造厂转为军事技术生产。

附上有关转交给中国朋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

М.萨布罗夫

К.科瓦利

决议案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В.马林

1955年5月19日

РГАНИ，ф.3，оп.10，д.142，л.14

АПРФ，ф.3，оп.65，д.385，л.27-44

№09943 罗迈进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1955年5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6月2日

第598号

与周恩来会谈纪要

5月21日15时30分，我拜会了周恩来，向他转交了В.М.莫洛托夫与杜勒斯在维也纳关于远东局势问题的谈话材料。周恩来请求就通报情况一事向莫洛托夫同志转达谢意，他还表示，希望苏中两国政府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接着周恩来说，他在万隆时与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的代表就台湾问题进行过会谈。周恩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5年5月9日举行的招待会上，他已向尤金大使通报过这些会谈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还通报说，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在北京时，主要就台湾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了谈判。梅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他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周恩来说，我们方面也制订了关于该问题的反计划。周恩来将这两个计划的文本交给了我，并请求转交莫洛托夫同志。

第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的梅农计划

第一阶段：缓和紧张局势

一、中国采取的措施：

(一)释放美国空军人员，包括4人(费希尔等人)和11人(阿诺德等人)，还有多尼和费克图。

(二)宣传方面的措施。对此梅农没有详谈。我们估计梅农可能指的是减少对美国的抨击。

(三)发表关于中美可以友好合作的声明。

二、美国采取的措施：

(一)允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梅农同时建议，中美两国委托第三方具体研究双方侨民的回国问题。梅农还称，印度和英国可以承担这一委托。

(二)不侵犯中国大陆的领水和领空。

(三)关于禁运问题的一些措施。

第二阶段：维持缓和的局势

整个这个阶段应持续5—10年。它分两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为“停火时期”，这一时期需要3—6个月。

(一)中国不进攻金门和马祖岛，不将自己的前线向前推进，即不加强金门和马祖岛附近岛屿上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美国和蒋介石也不加强自己在金门和马祖岛上的武装力量，以保证实际的停火。

(二)通过像英国、加拿大和印度等这样的有关国家对美国施加影响，让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和马祖岛撤出。

(三)可能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

(四)中美两国驻新德里和伦敦的使馆建立直接接触，以解决侨民问题、侵犯领水和领空问题、海上交通问题以及“停火时期”有可能产生的其他所有问题。

二、第二个时期——谈判时期

(一)中美两国谈判。谈判时间：第二阶段谈判开始后6—12个月。谈判地点：最可能的地点是伦敦。苏联和印度等特别有关的国家在谈判期间可以派出自己的顾问。谈判的议题仅限于台湾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在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基础上，中国同意台湾非军事化；中美两国可以签署互不进攻条约。不过，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撤出还要取决于中国与蒋介石的谈判结果。

(二)中国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可与中美两国的谈判平行进行，但不在一个地方。可有两种谈判方式：正式谈判，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际上将受美国控制；或者非正式的秘密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等国可以对美国施加影响，让他们不要干扰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中国同意对台湾当局实行人道主义，不迫害他们，同意台湾在5—10年内自治，同意通过选举在台湾成立民主自治政府，并任命蒋介石为省长。

第三阶段：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5—10年自治期满后，中国对台湾实行控制。

第二部分，我们的反计划

从亚非国家会议后东西方形势的发展看，我们有可能通过以外交途径与苏联、印度、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接触，主要是中印之间的接触，努力促进中美紧张关系缓和，使美蒋力量首先从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撤出，然后举行国际会议进行谈判。要解决台湾问题，即撤出美国军队和解放台湾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在美蒋力量从金门、马祖撤出以及准备和开始中美直接谈判的过程中，我们与蒋介石集团的代表有可能进行接触和谈判。但实际上，在我们完成福建省的公路和机场建设之前，在完成我们部队的部署之前，甚至在我们未能解放马祖附近的一两个岛屿之前，美国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不会从金门、马祖撤出的。至于说中美谈判，它不仅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且即使开始了谈判，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没有任何结果，甚至中美谈判根本不能实现。这意味着，在形势进一步发展的5—10年中，一是由于中国实力增强，蒋介石集团内部发生变化和中国保证对台湾非军事化，美国有可能从台湾撤出它的武装力量，这样就能使台湾和平解放；二是美国有可能让出沿海岛屿，换取暂时的没有协议的停火，以保住它在远东的所谓威信，并继续扩大它的武装力量，准备新的战争。

根据形势发展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认为解决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缓和紧张局势阶段，它包括中国收回金门、马祖以及其他沿海岛屿。我们估计为此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第二阶段为谈判阶段，这一阶段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撤出美国军队，解放台湾；二是谈判出现僵局。这一阶段完全有可能需要5—10年的时间。第三阶段为停战阶段或者战争阶段。如果谈判成功，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和平状态。如果谈判破裂或者没有进行谈判，那么爆发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如果谈判过程中出现僵局，那么既存在和平的可能性，也存在战争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制订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方案如下：

第一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在我们积极进行备战和有关国家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条件下，我们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放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我们可以适当的方式指出，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蒋介石的军队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出的话，我们将不对他们进行军事进攻，但是必须保证不强迫岛上的居民撤离，不破坏民用市政设施和人民财产。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撤出军队，那么我们就以武力解放这些岛屿。此外，这样做绝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如果美国撤离沿海岛屿，那么中国就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承认美国占领台湾和存在“两个中国”的局面。

我们也同意中国和美国在对等的原则下各自采取某些措施，为实现上述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必须声明，这些条件不能视为交换条件。我们主张中国和美国各自采取下述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释放美国飞行员，以迫使美国取消对中国的禁运，这些措施是：

一、美国采取的措施：

(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我们起码应当力争使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今后不阻挠海上交通，并压缩对华禁运货物清单。

(二)准许中国留学生回国。我们建议中国委托印度处理与旅美华侨有关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回国的有关问题。如果美国也建议由第三国处理在华美国侨民回国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同意这一建议。

二、中国采取的措施：

(一)释放美国飞行员。在与梅农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拟表示同意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费希尔等人)，同时暗示，是否释放其余13名飞行员，取决于美国在其他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在取消禁运方面采取的措施。

(二)中国准备接待美国公众友好代表团。

为了准备拟于第二阶段举行的谈判，中国和美国在第一阶段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保持接触：一、中美通过莫斯科、新德里和伦敦保持接触；二、梅农继续在中美两国之间行使调停人职能。

我们第二阶段的目标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台湾。可以有两种谈判。一种是中美两国间的国际谈判，谈判内容将涉及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而不涉及停火问题，因为中美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另一种是我们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谈判，属于内政性质的谈判，谈判内容是解决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但是这丝毫不排除在必要时以军事途径解放台湾。中美两国之间最有可能的谈判形式是中美两国直接谈判，这样可使美国摆脱蒋介石集团不参加谈判所造成的困难。但是现在我们不打算向梅农谈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肯定的意见。我们可以表示准备研究一切可能的谈判方式，其中包括苏联提出的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至于中美两国直接谈判能不能实现，这取决于形势的发展，取决于美国在第一阶段的表现。

在双方于第一阶段采取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后，尤其是在和平解放金门、马祖后，紧张局势会大大缓和，因而谈判的迫切性有可能减弱。但是另一方面，金门、马祖和平解放后蒋介石集团内部有可能发生变化，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可能增强。因此，过一定的时间，实现中美两国谈判和我们与蒋介石谈判的可能性会增加。我们同意这两种性质不同的谈判在不同的地点平行进行。

(一)中美谈判。在这一谈判中我们将提出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国武装力量的要求。至于梅农提出的关于台湾回归后的非军事化方案，我们可提出美国武装力量从日本撤走和美国宣布冲绳群岛为缓冲地带的反方案。但是我们在和梅农的谈话中不应涉及这一反方案，只是谨慎地试探这样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谈判地点可以是新德里、仰光、万隆或者日内瓦，但不能是伦敦。

(二)中国和蒋介石的谈判。在与梅农的谈判中必须再次重申这一谈判的内政性质，但是应以适当的方式指出，在力求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时，我们希望研究对蒋介石和台湾的待遇措施，不过，我们只能同意台湾为一个省，而不是一个自治区。

梅农在与我们会谈时的策略是：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让我们同意第一阶段的计划措施，尤其是同意规定我们首先释放美国飞行员的那些措施，但是回避具体讨论其他阶段的计划措施。我们的策略是：先与他讨论前景计划，尤其是比较详细地摸清他对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全部武装力量这一问题的意见，然后再提出我们的缓和紧张局势方案，只是在会谈的最后才通知他，我们同意在一定的时间内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费希尔等人)，这将是梅农在以后调停活动中的资本。

然后，周恩来对以上文件作了口头说明，并请求将这一说明通报莫洛托夫同志，他的口头说明如下：

(一)与梅农的谈判是根据3月给Н.С.赫鲁晓夫的有关电报中阐述的方针进行的。

(二)中国政府在与梅农会谈时没有披露它解决台湾问题计划的详细内容。计划中的几点是含糊其词地对梅农讲的。

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时，中国政府的出发点是台湾问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但是我们对梅农说，中国政府不能同意他关于台湾问题将在10年内解决的建议。中国政府提出不同意的理由是：在这10年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在大选中被更换，此外，美国会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我们对梅农声明，中国主张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周恩来说，我们明白，解放金门、马祖后将有一个很长的解决整个台湾问题的时期。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怎么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自己的军队。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蒋介石集团的内部情况和美蒋签订的条约。

(三)在与梅农谈判中，中国政府强调指出了采取旨在缓和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状况的措施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向梅农声明，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以下步骤可以作为这样的措施：中国方面释放美国飞行员，美国方面取消或者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禁运。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拟于5月底释放4名美国飞行员，对他们的指控仅是侵犯边界，而不是进行间谍活动。周恩来开玩笑说，美国政府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手段解救这些飞行员，替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向中国政府说情的有：哈马尔舍尔德、艾登、尼赫鲁、泰国外长以及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黎巴嫩的代表，甚至艾森豪威尔就一名苏联中学生“越境”进入西柏林一案给朱可夫元帅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些美国飞行员。

(四)我们向梅农指出，如果蒋介石同意从金门、马祖撤出它的军队，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临时停火，给国民党军队提供能够撤退的机会。但是，这不能认为是实际停火。梅农称这是中断军事行动阶段。

(五)为了准备与美国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同意通过苏联、英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建立一般外交渠道的接触。中国政府还同意之后建立中美驻莫斯科、伦敦和德里大使间的直接接触，或者中美驻这些城市大使馆参赞间的直接接触。中国政府认为，В.М.莫洛托夫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时可就台湾问题与美国官方人士联系。

(六)我们在与梅农会谈时强调指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应是中美谈判的主要目的，这一点中国代表团在万隆曾经声明过。关于这一谈判可能采取的形式问题，我们向梅农指出，中国政府支持苏联关于召开十国会议的建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方拒绝其他形式的谈判。

(七)我们对梅农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谈判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这一谈判直接取决于美国军队是否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周恩来说，美国政府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有可能背着美国达成协议。周恩来说，为了不使美国打消这种怀疑，原国民党政府的所有知名人士都应邀参加了为梅农举行的招待会。梅农对这一情况十分关切。

(八)在与梅农谈判时周恩来表示，希望他(梅农)回到印度后向艾登和加拿大外长皮尔逊通报与中国政府谈判的内容。梅农向中国政府保证说，这些人士会支持解决台湾问题的。梅农还说，现在希望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人越来越多，相反，主张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人越来越少。梅农称，美国官方人士中有人说，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时代，台湾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梅农还谈了这样一种看法：美国支持蒋介石，但同时并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自己收复台湾的要求。据他的看法，美国有人认为如果蒋介石集团内部发生变故，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同意停战，条件是蒋介石留在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宣布台湾为非军事化缓冲地带，这样一来，台湾问题就会解决，美蒋条约就会失效。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不相信梅农的这些话，实际上他反映的不是美国的观点，而是英国和印度的立场。

周恩来说，日本代表在万隆也说过与梅农这番话意思相同的话，他们称，摆脱目前状况的最佳出路是台湾和中国联合，那样的话中国就没有关于日蒋条约和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了。

周恩来最后说，在与梅农的谈判中，中国政府已经深信，印度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台湾应当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正如与梅农的谈判所证实的那样，印度人主张台湾问题有待长期解决。至于说美国，它坚持保留“两个中国”，不同意台湾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但比较偏向于美国一边。

周恩来将哈里·波立特 [89] 的讲话记录交给了我，要我转发给苏共中央。

周恩来还将一些中国朋友的一封信交给我，也要我转给苏共中央。

我将关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口和大连联合公报草案转交给周恩来，并告诉他，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希望于5月26日在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上同时发表这一联合公报。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周恩来的助理何伟、使馆二等秘书Н.К.切卡诺夫和翻译马列。谈话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Я.罗迈进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4，д.11，л.125-134

№13429 茹科夫与黄镇会谈纪要：印尼政府总理访华事宜(1955年5月23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6月16日

与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会谈纪要

1955年5月23日

今天19时30分中国大使黄镇按预先约定拜访了我。

相互问好后，黄镇通知我说，5月25日他将偕同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邀前去访问中国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所率领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一起飞往中国。

大使接下来通报了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组成人员。除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及其夫人外，列入代表团成员的有：外交部亚太国家司司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及其夫人，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阿尔诺利德·莫诺努托、驻苏联大使苏班德里欧和驻印度大使帕拉尔，国家计划局主席拉登·朱安达和经济部对外经济关系司副司长哈尔索诺·列克索阿特莫佐。列入代表团成员的还有2个摄影记者和5个记者——“安塔拉”通讯社、执政党的报纸《宾坦·铁木尔报》(人民民族党)、《杜塔·马沙拉卡特报》(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苏禄报》(国民党)和进步报纸《印度尼西亚别里塔报》各派一个记者。包括总理的医生、私人秘书和副官在内，代表团的总人数一共是19个人。

在谈话过程中，援引一些出现在报刊上的报道后，我问大使，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台湾问题上会不会出面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大使回答，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还补充说，这是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意向中的一个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打算是想要中国给予印度尼西亚以财政和经济上的援助。

黄镇继续说，现在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府正在经历一次严重的危机；而且并不排除这次危机甚至可能会导致内阁辞职的后果。指出支持政府的那些党中间的缺少协调，特别是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对政府政策的严厉批评后，大使援引了三个依他之见是有损于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稳定性的因素。

第一，国家的财政情况越来越糟糕。黄镇说，当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上台执政的时候，国家的财政已经是摇摇欲坠的了，政府无法使财政情况得以巩固，相反，它继续在恶化。国家预算的特点是存在着巨大的赤字。按大使的话来说，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朱安达请求印度尼西亚银行向政府提供25亿卢比的贷款，以便平衡国家预算。

第二，居民不满意，因为政府无法因伊斯兰教“勒巴兰”节 [90] 的来临而保证向居民供应纺织品(按照宗教传统，伊斯兰教徒在这个节日之前会购置新衣服)。这一情况被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用来攻击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

第三，不久前的燃料涨价导致了日用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引起了居民的不满。按黄镇的话来说，燃料涨价的措施是财政部长朱安达提出来的，目的是想要一年多收到5亿卢比。实际上得到的结果是，为了确保处于政府管辖之下的汽车运输业的用油，政府自己就应该缴纳这笔款项的50％。

我说，从提高燃料价格中获得好处的是那些控制着印度尼西亚石油工业的外国公司。然后我补充说，财政部长朱安达虽说是国民党党员，但根据他的观点来看却是与“马斯友美”党非常相似的，所以提高燃料价格的措施或许是他为了破坏政府的威信而故意采取的。大使同意我说的意见。

给财政部长做鉴定时，黄镇说，朱安达收受西德公司的贿赂，因此后者享有他的特别关照。大使为此还把下面那件事拿来作为例子：财政部长制止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在实施的日惹糖厂的建设工程。

黄镇指出，反对派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困难重重之机正在竭力反对政府，这样做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即将举行普选了。

接着我问大使，参加亚非国家代表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是否全都回国了。

大使回答，大家全都顺利地抵达了。他补充说，根据他所得到的情报，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原本希望一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会乘5月5日起航的轮船离开印度尼西亚。它怀着这一目的把轮船的一部分指挥人员招徕到了自己一方，并与一艘正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的美国航空母舰建立了联系。特务机关希望在公海上截住轮船，劫走船上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并把他们送到台湾去。然而，它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因为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乘飞机回到了中国。

黄镇接着告诉我，不久前沙特阿拉伯的使者赛义德·哈桑·法基对他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大使也对他进行了回访。按大使的话来说，在与使者谈话时，后者说，沙特阿拉伯总理兼外交部长法伊萨尔王子想要访问中国，如果他得到中国政府发的邀请，他一定会访问中国的。大使补充说，他已经发电报向北京汇报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黄镇说，泰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琅·拉塔纳迪布不久前在一个招待会上第一次走到他面前，并同他握手问好。

我说，在万隆大会以后，中国在亚非国家中间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有鉴于此，我向黄镇通报了我与荷兰的商务参赞卡托尔的会谈情况。

黄镇问我，买用作大使馆的房子的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说，我已经买了一幢房子，而其余的两幢房子将在6月初买下来。

大使对我说，他已经买了一幢供军事参赞用的房子，现在正在物色一些供自己用作私人府邸的、供商务参赞和大使馆情报部门用的房子。他补充说，大使馆职员共同驻扎在一个地方会给开展工作造成许多不便。

谈话结束时我对黄镇说，我一定会到机场来送他的。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林利阳(Линь Ли-ян)、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和中国大使馆的乔翻译。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5-18

№13019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1955年5月25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6月17日

绝密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5月25日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5月23日给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各党中央委员会信件的文本。毛泽东对这封信和来自苏联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说，这些措施是原则性很强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委员会送来上述信件表示感谢。

在随后的会谈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一些党内性质的问题。关于反动人物胡风的行为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很清楚，胡风是反动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该组织曾经获得来自国民党或日本秘密机构的支持。毛泽东说，胡风1925年领导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年，胡风告诉北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陈毅说，他从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困难很大，也很危险。那时，胡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荫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与云南军阀的部队在一起。这些军队名义上都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实际上他们在云南省独立行动。在那里，胡风负责政治工作，身居云南部队政治指挥部门要职。 [91] 国民党两次逮捕过胡风，不过他很快便重获自由，他对此解释说是他逃了出来。在日本政府严厉压制进步势力和人士的那段时期(1928—1937年)，胡风在日本。 [92] 在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并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白桦子(中文发音)——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易边(中文发音)即胡风的妻子。 [93] 毛泽东暗示，在这个时期，胡风可能参加了国民党或日本的秘密机构。

目前对胡风的斗争以及由中国共产党有关机构对他展开的持续调查表明，在一些责任重大的领域工作，胡风过去有、现在还有他的代理人。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他的支持者，他的一名主要顾问在北京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系当副主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主编也是他的支持者。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他都有代言人，这些人过去(现在仍有一些)在党政机关或文化战线工作。据我们估计，在胡风的比较有名的支持者中，有200人是中共党员，但肯定还有其他一些人。胡风及其支持者控制着一部分知识分子，比例可能达5％。在我们呼吁胡风的支持者承认错误，站到党一边时，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到现在还在保持沉默。胡风的一些不寻常的支持者，在党的面前认罪后，却跑到胡风那里忏悔，声称他们的坦白认罪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应该这样做：或者融入党内，或者自甘堕落。对此他提到，在最近党员干部的坦白中，有35万党员(在700万中共党员中)被审查出有罪，他们反党反人民，道德败坏，或受某野心和其他动机驱使而入党等。然而，党内仍存在一小撮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斗争正在展开。所有的这些证明这一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利用胡风及其支持者的例子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进一步谈到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就这个问题，毛泽东说高岗和饶漱石在反党行径中采取两手策略。高岗这人没有道德，企图夺权。高岗在他的支持者中说，毛泽东周围已产生两个不值得信任的集团：一个是由刘少奇领导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和其他一些人；另一个则由周恩来领导，包括很多人。另一方面，高岗却说，要公开反对这些集团来捍卫毛泽东。

毛泽东说，高岗一周之内举行8次晚场舞会：什么时候他想要跳舞，他就下指示召集女人。毛泽东提到高岗在政治上非常无耻。他说，高岗与一个幕后人物张明远关系密切，高岗让张明远作为他和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张明远于1926年被开除出党，但在高岗的坚持下，张重新获得党的认可，并进入党校接受再教育。在东北解放后，张被高岗调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泽东说，高岗在捷沃相同志访问中国期间，寻找各种手段要参加捷沃相同志访问东北的行程，尽管当时中央已经派李富春陪同捷沃相同志。由于李富春感冒病倒，高岗得以与捷沃相同行前往东北。我回应毛泽东说，我也与捷沃相同志前往东北，可在行程中，高岗只和我们谈过两次话，谈话主要是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接近我们。

毛泽东提到高岗与捷沃相同行这个问题后，明显暗示高岗想要亲近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政府要员，以便从他们的口中获取信息。

毛泽东说，饶漱石曾经从事地下活动，为国民党和外国秘密机构服务，而同时在党的面前假装忠诚。潘汉年与美国的、日本的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联系，饶漱石就插手任命他做上海市副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共同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一切情况。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于1950年1月至2月送到台湾。苏联的一个空军师抵达上海地区的消息就是由潘汉年传给台湾的。在潘汉年的要求之下，国民党的飞机于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由于潘汉年为蒋介石集团所做的贡献，他四次获得蒋介石的授勋。关于这些授勋的档案文件以及其他证据已经掌握在中国相关部门的手中。

毛泽东说，1953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一年。他讲到，在离开杭州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53年12月24日)上，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指挥部，其中一个行动公开、为克服困难奋战；而另一个指挥部则行动诡秘，利用困难向正式的指挥部——党的中央委员会发难，并散布各种谣言。据毛所说，当时他并没有点出该地下“指挥部”领导人的名字，但在那次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显得十分沮丧。如毛所说，当他们听到宣读贝利亚反党行径的资料时，垂头丧气。

转到国际问题上并提到梅农 [94] 访问北京一事，毛泽东说，在梅农访问北京10天的过程中，梅农谈论到中美就台湾问题直接谈判的问题。梅农会见了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政府官员。根据预先商量好的，中共的政府官员向梅农做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回答。一些政府官员给梅农的答复让他感到很乐观，而另一些人的答复则让他感到十分悲观。比如，朱德就宣布“如果美国人想要战争，那我们将奉陪到底”，这让梅农战栗不已。中方向梅农讲述了中方在中美直接谈判的态度问题上的一些大体情况。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有意充当中间人的国家得知了告诉梅农的一切，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除了印度，那些有意充当谈判中间人的国家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梅农被告之，印度将被优先考虑作为谈判的中间人。毛泽东说，接受了这一任务的印度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在北京听到的一切告诉英国人。毛泽东提到，(英国首相)艾登自己想从新加坡赶到中国作中美谈判的中间人。但是，在曼谷会议后，中国在对艾登访问北京的提议的回复中，故意说艾登可能拒绝来华。中国政府给出这样的答复，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而艾登从新加坡和从伦敦(从新加坡返回到英国后)分别发给中国的两封信中，基调彼此相差甚远。从新加坡发出的信件中，艾登恫吓中国，声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可能导致战争；而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则没有这样的恫吓。目前，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还是有点差别的。

毛泽东还谈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飞往北京的事。他说由于担心在香港引起众怒，印尼总理没有在香港停留而直接飞往广东。

此次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师哲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107-112

№10148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使馆电：征询中国对处理越南问题的意见(1955年5月27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同志并将拉夫里谢夫同志与范文同同志今年5月23日的谈话内容通报给他(谈话内容另电发给您)。

请通知周恩来同志，就说我们认为，越南朋友关于达成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的协议，以便在越南南方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以有利于进行1956年7月的普选的初步打算，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表示，它准备保证法国人保留他们在南越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保证法国企业能在越南领土上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人之间的协议范围内无阻碍地活动。

至于涉及诸如建立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的联邦，其中存在不同政治制度的问题，关于在南越保留一段时间部分法国远征军的问题，那就要劝告越南朋友，当谈判过程进展到彻底弄清法国人关于协议条件阶段时再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这么做的出发点是因为，正如范文同通报中显示的，法国人自己是不会提出关于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的。

请告诉周恩来同志，莫斯科想知道中国朋友对上述考虑的意见。当我们得到中国朋友的答复后，将指示苏联驻河内大使把我们的考虑通知越南朋友。

谈话结果电告。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28

№10196 莫洛托夫呈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越南问题应与中国协商(1955年5月28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越南朋友请求就他们关于越法关系的初步考虑发表我们的意见，苏联外交部已拟订了为回答越南朋友给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拉夫里谢夫同志的指示草案。

苏联外交部认为就此问题预先与中国朋友协商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 [95]

请予审议。〈RAS〉

莫洛托夫

1955年5月28日〈/RAS〉

第820/M号

АВПРФ，ф.06，оп.14，п.12，д.170，л.12

№10147 苏联外交部致驻越使馆电：对处理越南选举问题的态度(1955年5月28日)

河内

苏联大使：

请拜会范文同同志并向他通报以下内容。

我们认为，越南朋友关于为了在1956年7月举行普选，准备与法国人达成协议以便在越南南方建立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的初步打算，原则上是正确的。为此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表示，它将保证法国人保留他们在越南南方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并保证他们的企业可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律及他们与越南签订的协议的范围内，在越南领土上无阻碍地经营。

至于建立联合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联邦，在这一联邦中存在不同政治制度的问题，关于在越南南方保留一段时间法国部分远征军的问题，请建议越南朋友在谈判过程充分弄清法国人关于达成协议条件的立场之后，再回头来研究。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出发点是，正如范文同通报中所显示的，法国人自己不会提出政治和军事让步的问题。

请关注越南朋友就此问题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还能坚持多久。

电告谈话结果。

АВПРФ，ф.79，оп.10，п.9，д.8，л.29

№11440 关于同越南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1955年6月)

附件一

机密

关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指示 [96]

与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谈判的主要目的，是继续发展苏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的友好关系，同时要注意向越南朋友在其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际地位，在民主和完全履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基础上统一越南，迅速恢复共和国国民经济的事业中提供援助。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自日内瓦协议签署以来在政治、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对实现日内瓦协议第一阶段的胜利结束——执行协议的军事条款，在越南停止军事行动表示满意。

在与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应当强调，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自己的民族独立斗争一贯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兄弟般团结的感情，并宣布，苏联政府将与中国朋友一起，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取独立和统一国家的斗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给予必要的援助。

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讨论某些问题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执行日内瓦协议

指出协议关于实现越南停火的军事条件已经胜利完成。同时向胡志明同志宣布，我们今后准备全力动摇越南民主共和国准确执行日内瓦协议的政治部分——1956年7月准备举行全面选举，1955年7月26日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当局代表协商会议，讨论准备选举的有关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在即将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打算提出几个大国必须支援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依据日内瓦协议，政治解决的问题。

告知胡志明同志，苏共中央了解越南朋友准备的“关于在实现统一的斗争中，党的总路线、策略和政治纲领的口号”。它认为，这些口号中所指出的在南越斗争的目标和策略总体上都是正确的。

表明我们对越南朋友打算为在南越成立政府而斗争持肯定态度。政府的任务是执行日内瓦协议，举行全越南选举。

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关系有关的问题

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打算在南越尽可能与法国人和亲法国分子建立更加广泛的反美联合阵线给予积极评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政府为此目的而制定的一些措施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保障法国企业和种植业在南越的活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进行文化合作。

宣布苏联政府同意越南朋友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社会和实业界人士的联系。

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拟发表声明，为了便于统一国家，在南越统一之后，有可能保留某个时期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有法国资本经济、慢一点实行民主改革的共和制度)。这样做是否合适？请转告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认为：南越的民主改革速度与北越的速度相比，就策略上考虑在一定时期有所减慢，原则上是允许的。

三、关于反对美国的印度支那计划

由于美国针对印度支那国家的行动是破坏日内瓦协议，要发表意见，必须建立印度支那进步力量的广泛阵线，进行反对美国干涉印度支那国家事务的斗争。应当强调，苏联政府认为，越南朋友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对南越所有阶层居民的工作，抵制美国的影响。建议广泛地利用印度支那宗教流派。考虑到宗教界领袖人士对美国傀儡吴庭艳政策的不满，要加强他们的反帝，首先是反美情绪。

四、老挝和柬埔寨问题

我们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柬埔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政策。强调老挝政治解决最正确的途径是王国政府与寮国直接谈判、互相让步。

考虑到1955年5月16日美国和柬埔寨缔结的军援协议明显对抗日内瓦协议，受到柬埔寨某些政治集团的反对。建议越南朋友采取措施，组织柬埔寨政治和社会力量反对军援协议的运动。

注意到美国向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违背印度的利益，建议采取措施，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建立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反对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扩大影响。

希望越南朋友们考虑以上所指出的形势，并从老挝和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形势出发，加强对这些国家民主力量的工作。当然，也不应该允许这样的行动，即为别人提供口实，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违反日内瓦协议。

五、关于扩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广泛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与亚洲、非洲的国家建立并扩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建议胡志明同志利用万隆会议的决议，特别是会议闭幕公报第一章第11节——建议各国政府向该会议的参加国派出代表，交换信息，千方百计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六、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联系问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及友好关系表示满意。

让胡志明同志明白，在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上，越南同志更应当经常地求得中国朋友的协商并征求他们的建议。主要考虑是中国朋友更了解越南的形势，越南政府现在致力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不久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的问题。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立苏中经济和军事使团，那就可以向胡志明解释这一做法欠妥。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越南和中国朋友合作机制已经形成并且行之有效。

当然也不排除，苏联会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

七、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对通过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将拥护越南和平、统一和独立纲领的各阶层居民团结起来，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的计划给予积极评价。不仅在解放区，还应在南越，依靠成立民族统一战线新组织的方法使其扩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提请越南朋友注意，为了加强南越的爱国民主运动，更加广泛地使用统一祖国的思想是适当的。建议胡志明同志考虑成立群众性的为越南统一而斗争的组织是否适当，有无可能这一问题。该组织能够吸引南方和北方广泛的爱国和民主力量，同时在形式上与民族统一战线又无联系。从策略上看，成立这一组织的倡议应由南方提出，首批这样的组织先在南方成立较为有利。

八、关于土地改革

发表这样的意见：进行土地改革，是在民主基础上实现越南统一的斗争胜利结局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对劳动党关于在1956年7月的选举前结束土地改革的决议表示欣赏。告诉越南朋友，劳动党中央关于进行土地改革有可能将越南大多居民团结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周围、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劳动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想法与我们的意见吻合。

九、关于天主教徒撤至南越

如果越南朋友提出关于将天主教徒从越南北方撤到南方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发表这样的意见：也许越南朋友最好不要阻挠个别的后撤事件，即使是在1955年7月20日以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敌对宣传，称在难民问题上搞投机。我们认为，与此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应当致力于与南越当局，在居民从南方撤到北方问题上求得类似的解决方法。

建议越南朋友在天主教徒中间多做解释工作，对天主教会执行更加灵活的政策，以对抗敌对势力在天主教徒移居南方问题上的宣传。

苏联关系问题

1.关于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无偿经济和技术援助

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在解放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需要迅速恢复，苏联政府在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之后，决定提供无偿援助，在1955—1956年使用3亿卢布，恢复共和国的经济，根据越方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将3亿卢布用于：

1.25亿卢布用于恢复和建设25个工业和公用企业，其中包括年产50万吨的磷灰石矿，年产10万吨的超大型磷酸盐厂，年开采能力6万吨的黄铁矿，年产3000部各种机械产品的机械厂，总发电量18—22.5千瓦的发电厂6座，2个鱼类罐头厂和2个茶叶厂。

列入以上项目开支的还有通过派遣苏联专定给予技术援助的费用。专家们将从事地质勘探工作，沙眼、疟疾等疾病的防治，组织气象水文部门及其他援助。

1.25亿卢布用于提供国民经济和居民急需的商品。

5000万卢布留作备用，供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补充订货。

同时应当通知胡志明同志，下列协议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9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1)关于苏联提供无偿援助，恢复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的协议；

(2)关于派赴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予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支付条件的协议；

(3)苏联和越南政府就越南民主共和国公民在苏联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条件的协议。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协议草案，那就通知他，苏联政府授权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А.И.米高扬同志签署第一个协议。第二、第三个协议，由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

2.关于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已经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发展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请求，并同意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签署贸易协议。贸易协议的草案已经于今年4月23日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为此，苏联政府愿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苏联商务处。关于这一问题交换信件的草案也于今年5月18交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如果胡志明同志同意这些文件，那就请他发指示将其签署。

苏联政府授权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И.Г.卡巴诺夫同志签署贸易协议。

3.关于向越南人民军提供物资和提供贷款

通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考虑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同意向越南人民军提供所需的物资和用品，决定为此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在1955—1956年使用的长期优惠贷款3000万卢布。其优惠条件是：只偿还提供产品的一半价格，年息2％，从1960年开始分8年还清。通知胡志明同志，如他同意这些供货条件，苏方将授权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局长К.И.科瓦利同志签署有关备忘录。

4.关于提供在苏联训练越南民主共和国专家的援助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1955年苏联的教育机构可以收300名越南公民。

如果胡志明同志提出，由无偿援助费支付越南大学生1955—1956年的学费，可以同意这一要求。

5.关于俄语顾问的教员

通知胡志明同志，苏联政府同意满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从苏联派遣6名顾问，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高等学校组织教学，还同意派遣给越南民主共和国5名大学俄语教员。

6.军事问题

由于胡志明同志要求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给予援助并为此而召开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会议，可以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这种援助，并按以下程序实施该援助：

(1)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会同中国军事顾问，制定出初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计划。必要时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官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给予帮助。

(2)苏方向北京派遣2—3名担负领导职务的苏联军事专家，与中国和越南军事干部一起讨论在越南准备的初步国防计划。

7.关于联合公报

就发表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公报需阐述苏越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两国保持和巩固和平的愿望，执行日内瓦协议的重要性，特别是涉及政治解决印度支那和平的部分，还要提到苏方为恢复越南经济提供的经济援助，苏越贸易协议等。

АВПРФ.ф.022，оп.8，п.117，д.30，л.12-21

№23054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中国留学生可否参加苏联高校党组织生活(1955年6月1日)

致苏共中央：

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中共组织书记任友(ЖеньИё)同志和中国新民主青年联盟组织书记王…… [97] ，以中共党组织全体大会的名义正式地发出如下请求，责成高校苏共党委会对各高校内的中共党组织实施领导，并将中共党员分配到各系相应的苏共党组织中，从而使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能够直接参与高校党组织的工作，并在其监督之下学习从事党的工作的经验。中国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一请求，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已就此问题达成既定协议。

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共有1183人，其中中共党员482人，中共预备党员96人，新民主青年联盟成员577人，无党派28人。

目前，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已组成了统一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并归中国驻苏联使馆大学生司属下成立的中共党委领导。中国使馆下属的该党委与中国大学生各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并及时了解其活动情况。

1954年初，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曾请求苏共中央研究关于将由在苏联各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组建的中共基层党组织，移交苏联各高校和技术学校党委直接领导的问题。

苏共中央研究了该问题，并于1954年4月17日通过如下决议：“满足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允许在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建立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党组织，并委托各高校和技校苏共党委(党组织机关)履行联系和帮助这些中共党组织的职能。

各高校和技校党委应帮助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解决与学习有关的问题，在他们中间开展党的政治工作；吸引中国的共产党员大学生去完成个别公共义务，向其解释苏共的国内外政策，邀请其参加公开的党的会议，向其介绍党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苏共中央在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中确认了上述内容，具体如下：

“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提请苏共中央研究关于把由在苏联高、中等专业学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组成的中共党组织，转交高校和技校苏共党委直接领导的问题。

请通知刘少奇，苏共中央同意这一建议，并已责成苏联高校和技校党组织肩负如下职能：联系和帮助中国大学生共产党员基层党组织，给予实际帮助以解决中国大学生学习方面的相关问题，向其介绍党的工作模式和方法。”

但是，从苏共中央的上述决议中还无法得出如下结论，即关于同意将中共党组织转交苏联高校党委直接领导。

我们请你们向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内的中共党组织书记任友通报这一情况。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И.赫利亚彼奇(签名)

1955年6月1日

第25-c-1167号

手写批注：

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已经同建筑学院的党委书记及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商谈过。

И.赫利亚彼奇，1955年6月14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282，л.23-24

№10197 安东诺夫致佐林电：不宜在越南设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1955年6月7日)

В.А.佐林同志：

回复第551//ЮВА号电。

在河内建立苏中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问题，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中已有中国军事顾问，他们熟知这个国家及其军队的特点，在武装力量建设、军队的训练和教育等问题上具有援助越南同志的长期经验。

至于说到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军队训练的援助，那么越南同志永远都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机关获得我们必要的建议，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

大将安东诺夫

1955年6月7日

АВПРФ，ф.079，оп.10，п.9，д.8，л.32

№13433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交换对印尼政治局势的看法(1955年6月12日)

拜访中国大使馆别墅

1955年6月12日

今天早上，在中国人的多次邀请下，我与大使馆的秘书М.А.克罗帕切夫同志和商务参赞部门的工程师Н.Е.博加蒂同志一起，带着我们的妻子到了中国同志们的别墅。别墅位于离雅加达100公里远的山区里。我们在别墅里受到了我们的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在那里待了将近5小时。

原以为中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杨琳这一天会在别墅里的。因此我请了博加蒂同志与我一起去了。然而，商务参赞这一天并没有在别墅里。

中国代办钟庆发告诉我，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出访中国期间，陪同他的5名印度尼西亚报纸的记者做了很多工作，并且还将像他所推测的那样做大量的工作。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传播、介绍中国发展情况的真实报道，对大使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写了一些介绍此行情况的优秀的报告文章，并且根据他(钟庆发)的情报来看，他们打算发表一系列较为像样的作品来介绍自己中国之行的感想。

我说，想必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中国之行和此行所带来的那个成果，将会在目前已进入关键阶段的选举运动中大大地有助于他(总理)的党——印度尼西亚国民党。

钟庆发同意我的见解，并指出，按照他们的观察，一些主要的反对党——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在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在顺利地举行过万隆的亚非国家代表会议之后，正在大大地丧失自己的作用。这一点是可以看得出的。钟庆发继续说，即使是根据下面这种事实来看也行：许多长期置身于马斯友美行列之中的政治活动家现在都竭力想要退出这个党并加入到别的亲政府联盟的随便什么党里去。

钟庆发把外交部参赞苏巴尔佐的行为作为例子举了出来，后者前不久还是马斯友美党的党员，而现在已转入了“纳赫达图尔·乌拉马”党。按黄镇的看法，苏巴尔佐只是出于要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家行列中，并事先得到被委任担任国家的某一职位的机会的愿望才这样做的。

我向黄镇转达了我昨天与苏巴尔佐的谈话(参阅1955年6月15日的第217/c文)的一部分内容，那一部分讲的就是：他(苏巴尔佐)说，他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党，并且打算凭独立人的身份参选立宪大会的会员。对于这一点，黄镇说，苏巴尔佐是个反复无常的大政客，他很了解苏巴尔佐的政治面目，所以可以向我保证说，在昨天与我的谈话中，关于自己的政治归属问题，苏巴尔佐肯定是说谎了。

代办并没有多谈细节，只是告诉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观察得到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有一种逐渐扩大的趋势。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1-2

№08862 克鲁格洛夫和葛罗米柯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派本土防空留学生(1955年6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

为学习苏联本土防空经验，中国政府请求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防空学院学习，学习期限2年。

第一批学生(22名学生、3名翻译、2名机械师)拟于1955年7—8月派，第二批30人拟于1956年8月派。

学生学习费用，中国政府将根据1952年8月9日签署的苏中关于中国公民到高等地方院校学习的协定支付。

我们认为可以满足中国政府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受中国52名学生到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的请求。

附决定草案。

请审阅。

С.克鲁格洛夫

А.葛罗米柯

附件：

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机密

批准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的决议草案(附后)。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5年__第__号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关于1955年和1956年接收52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本土防空学校学习事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按照苏中1952年8月9日关于中国公民到苏联高等地方学校学习的协定，接收中国52名学生到苏联内务部本土防空学校学习，其中1955年派22人，1956年派30人。

二、满足中国政府关于随同本决议第一条所指留学生，一起派3名翻译和2名机械师来苏的请求，但指出，此5人到苏联的费用由中国方面承担。

ГАРФ，ф.9401，оп.2，д.465，л.102-104

№08861 克鲁格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司法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1955年6月15日)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

现正在莫斯科的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率领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于今年6月3日按照苏共中央所预定的计划，参观了莫斯科州内务局布特尔斯基监狱。

布特尔斯基监狱满额为3000人，是审讯监狱。现在监狱关押受审讯犯人1660人，已判刑犯人140人(在狱中进行生产劳动)。

监狱为3层石结构楼房，建于公元1800年，卫国战争后重修，设施齐全，状态良好。

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检察长蔡学舟同志，中国司法部办公厅主任王怀安(ВанХуайАнь)同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何兰阶同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林亨元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厅长王立中同志，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副主任王战平(ВанЧжанПин)同志，中国司法部宣传司司长王汝琪同志，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毛铎同志，华东政法学院教研室主任曾汉周同志，中国政法学会《政治研究》杂志主编郭纶同志。

他们在8名翻译陪同下于上午10点来到布特尔斯基监狱。

代表团成员被邀请到监狱长办公室，应代表团团长的请求，给他们介绍了布特尔斯基监狱的一般情况，介绍了布特尔斯基监狱作为审讯监狱的任务以及所押犯人的生活条件。

然后代表团成员表示愿到监狱里面看看，观看一下主管人员认为可以给看的一些监狱勤务。

给中国法律工作者看了监狱接收处，那里正在对被捕的犯人进行接收和遣押工作，办理犯人文件手续；他们还参观了卫生站和监狱医院，而且顺便还到几个病房看了看。卫生站长和布特尔斯基监狱的一名外科医生还介绍了监狱的医疗组织和总的卫生工作状况。

然后代表团参观了食堂，那里正在给犯人做饭。代表团成员对犯人伙食很感兴趣，尤其是看到了犯人的菜肴各式各样，饭食质量很佳。司法部长史良同志还亲口尝了尝，对饭食表示满意。

参观了食堂，中国法律工作者又观看了3个关押受审犯人的房间和5个关押判刑犯人(在监狱内服刑做工)的房间。

代表团成员提了以下问题：

“他们能否同亲属见面？”

“能否收到亲属转来的东西？”

“被判多长时间徒刑？”

……

对提出的问题犯人们都有礼貌地作了正确的回答。

随后代表团成员们观看了审讯办公室和监狱犯人图书馆，内有藏书12000册，主要是文学作品。应代表团成员的请求，图书馆主任介绍了犯人们借阅图书的程序。

观看了犯人散步、关押和做工的院子之后，代表团来到警卫人员俱乐部休息喝茶。

在喝茶时，代表团成员又提了许多问题，如苏联的监狱是否一直在内务部管辖之下；监狱管理机关同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机关相互是什么关系；按照什么程序解决这些机关同监狱管理机关间的相互要求。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会谈之后，代表团成员在俱乐部观看了电影。

最后，史良同志给陪伴代表团的监狱工作人员每人赠送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感谢所给予的热情接待。

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布特尔斯基监狱的有苏联内务部、检察院、司法部和对外文化协会的负责人。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ГАРФ，ф.9401，оп.2，д.465，л.86-89

№21429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请求苏共提供邓中夏革命活动资料(1955年6月1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请求我们协助收集有关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期间的资料。特别是希望提供邓中夏在1928年第六届国际工会大会中宣读过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的文本，以及邓中夏参与制定的1929年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太平洋工会会议上通过的报告、文件和决议。

同时大使馆请求通报一下邓中夏儿子的所在地，邓中夏的儿子出生于1928年5月或6月，他和刘瑾(Лю Дин)、黄斌(Хуан пин)、曹元(Цао Цюань)和夏景光(Ся Цзинь-Гуань)的儿子一起被送入红色工人国际儿童院。邓中夏儿子的名字叫董斯蒂尔(Stell Don，董吉，Дондик)，他母亲的名字叫李贵新(Ли Гуй-синь)，原名夏明(Ся Мин)。

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备忘录。

А.葛罗米科(签名)

1955年6月17日

第256号

附件：

中国大使馆请求：

协助提供有关中国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资料。特别是希望提供邓中夏在1928年第六届国际工会大会中宣读过的关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的文本，以及邓中夏参与制定的、1929年9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太平洋工会会议上通过的报告、文件和决议。

如果能找到上述材料的手稿，中国方面将表示感谢。

邓中夏的儿子生于1928年5月或6月，他有一个英文名字董斯蒂尔。1929年3月或4月被送入红色工会国际儿童院。他的教导员管他叫董吉。当时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刘瑾、黄斌、曹元和夏景光的儿子。他母亲的名字叫李贵新，原名夏明。

1955年6月9日

于莫斯科

文件目录

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人和工会运动的发言、报告和文章

1.关于中国工人运动。(1929年12月17日邓中夏在红色工人国际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2.关于中国工人运动。(1929年12月5日邓中夏在红色工人国际东方殖民地分部会议上的发言)

3.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工人运动。(报告提纲，1929年1月)

4.上海黄色工会的末日。(论文)

5.广州起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战术。(论文)

6.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的关于红色工人联合会代表的工作的报告。1928年5月28日。

7.中国农业工人联盟的组织问题。(论文)

8.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提纲，为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准备，1929年。

9.白色恐怖下的中国工会运动。

10.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会运动历史的小册子。

11.1930年邓中夏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上报告速记记录：关于中国工会和游击运动以及托派分子等一系列问题。

ЦХСД，ф.5，оп.28，д.307，л.83-85

№13434 茹科夫与钟庆发会谈纪要：印尼国内各党团活动情况(1955年6月22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5年7月6日

第236/c号

机密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钟庆发

1955年6月22日

今天12时15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临时代办钟庆发参赞按预先约定访问了我。

代办说，他是来为自己无法接受我的赴宴邀请而当面道歉的，因为他今晚没空。

我在谈话时说，据报刊的报道，各党最近都在加紧展开旨在建立党的联盟的活动。尤其是，我指出，一些伊斯兰教的党不久前作出了在竞选活动期间不要相互攻击的决定。我补充说，由于今年9月底即将举行普选，所以这项活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马斯友美党来说。我问钟庆发，他对马斯友美党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立场和机会有何看法。

钟庆发说，雅加达市里一度流行过一些传言，说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访中国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全体人员将会进行改组。根据这一改组可以想到，共和国的总统将会解散内阁，此后国会也将会宣布自己的解散。钟庆发接着说，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和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之间举行过一次会晤，会晤时讨论了因即将来临的选举而进行合作的问题。

我说，不久前报纸上报道过这次会晤的消息。接着我补充说，报刊上刊登过关于新内阁人员组成的几种方案的报道。我又问钟庆发，各政党对即将来临的选举中的机会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他回答说，现在共产党、国民党和马斯友美党是拥有最大影响力的主要的党。马斯友美党在西爪哇和北苏门答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而国民党则在东爪哇和中爪哇以及巴厘岛上拥有最大的影响力。钟庆发说，在他从日惹(中爪哇)出行到泗水的时候，他几乎只看到共产党的选举标志，并且很少看到国民党的选举标志。

我补充说，据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声称，该党期望得到新国会的全部席位的40％—50％。

钟庆发告诉我，在与一位具有进步思想情绪的国会议员——国会副主席(他就是基督教的帕尔金多党 [98] 的主席)坦布南的谈话中，后者对他说，如果反对党在选举中获胜，那么重新组成的政府的地位将是不牢靠的，因为反对派不知道该如何克服国内现存的困难，特别是该如何解决杜绝武装匪徒的活动和恢复国内的社会秩序的问题。

接着我援引了以前与钟庆发有过的一次关于马斯友美党在国内的影响正在日见衰落的谈话，这是与他今天关于这个党有机会获得40％—50％的票数的声明有点相矛盾的。代办回答道，他是在向我转达马斯友美党的领导人所发表的声明，实际上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现在还很难说。

然后我请钟较为具体地向我说明，伊斯兰党派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以前对我说过的那番话——我指的是这些党在竞选活动期间不进行相互攻击的约定又是什么意思。

钟庆发说，现在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并答应在收到关于该问题的消息后就向我通报。

接着钟庆发告诉我，他已向教育文化部长亚明转交了请他于今年8月中旬访问中国的邀请信，后者同意了这一邀请，并收下了邀请信。亚明在举行会谈时说，他想随身携带自己的夫人和20岁的儿子，因为“他们留在家里是无人陪伴的”。因此钟庆发只好也邀请了他的一家人。

我问钟庆发，亚明想访问中国的愿望是通过谁说出来的。他回答说，这个愿望是通过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莫诺努托转达的。

我说，亚明形式上是个无党派，但他似乎是接近“穆尔巴” [99] 的。钟庆发对此予以肯定，并补充说，亚明写了一本书，但它并没有被准许放到市场上去出售。我问，为什么书不准放到市场上去出售。他回答说，上述书籍是献给在1948年的战斗行动时被打死的托洛茨基分子坦·马拉卡的。他补充说，亚明在自己的书中高度颂扬坦·马拉卡，把后者称作印度尼西亚之“父”。

然后钟庆发通知说，由78个人组成的中国演员团将于6月24日抵达印度尼西亚，该团将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两个月左右，并将在该国的各个城市里演出。这个团是应印度尼西亚教育文化部的邀请到印度尼西亚来进行对印度尼西亚演员团去年访问中国之行的回访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承担中国演员团在印度尼西亚逗留期间的一切费用。

出席会谈的还有苏联大使馆三等秘书库罗奇金同志。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4，л.46-48

№24899 拉兹尼钦致马利舍夫函：对在苏实习中国专家的保密问题(1955年6月23日)

机密

致苏联有色金属部保密—密码处处长

Ф.П.马利舍夫：

一些前来接受培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家到了新西伯利亚锡加工厂。在一年的时间内，这些专家应该通过在各个车间进行的实践，熟悉工厂的技术资料，掌握工厂的整个工作流程，这将使上述专家可以了解工厂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生产。但这些信息都是绝密，根据保密清单属于国家级机密。

根据您在1955年4月9日发送给我的第507с号指示，“苏联企业接收、培训国外工人和专家条例的临时指示”的第五项条款，根据给工厂下达的指示，“只有经过部的特别许可”，我们才能够向国外专家介绍情况。

根据上述所述，请求做出相应的许可。

新西伯利亚锡加工厂厂长

拉兹尼钦

1955年6月23日

РГАЭ，ф.9022，оп.1，д.3241，л.107

№23913 彼得罗夫斯基致赫鲁晓夫报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筹备情况(1955年6月23日)

1955年6月23日

第1—610号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苏联科学院召开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会议的筹备情况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向您报告，今年7月1—5日，苏联科学院将在莫斯科召开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会议。

会议定于7月1日上午10时开幕。

会议日程

上午会议

1.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发言

2.苏联科学院在铀—石墨反应堆方面的工作情况

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系主任富尔索夫作报告

3.高能条件下加速器里的核过程研究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梅谢里亚科夫作报告

晚间会议(17时开始)

4.高能粒子轰炸下核裂变产物的放射化学研究

维诺格拉托夫院士作报告

5.放射性同位素在生物化学领域的应用与前景

恩格尔哈德院士作报告

会议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礼堂举行(列宁山)

7月2日、4日和5日，举行科学院分组会议：物理材料科学组、化学组、生物科学组和工程学组。

苏联科学院代理院长

И.Г.彼得罗夫斯基(签名)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代理学术秘书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Н.М.西萨基扬(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126，л.77-78

№11547 茹科夫的备忘录：出席美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情况(1955年7月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254/c号

出席美国大使的宴会

1955年7月4日

今天16时出席了美国大使卡明为庆祝美国的国庆节——独立日而举办的招待会。

根据我的计算，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对于这种招待会来说，这在雅加达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招待会。

在出席者的行列中有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外交部长苏纳约和其他许多内阁成员，还有外交代表团的领导人，政治、文化、社会组织和实业界的代表们。

在与大使的简短谈话中我问他，他是否知道一队人数众多的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现在正在莫斯科，他们正在同苏联的国际象棋运动员进行友谊比赛。

大使回答说，他不仅知道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到达莫斯科的消息，而且还知道，苏联国际象棋运动员已经战胜了美国国际象棋运动员。

接着谈话转入了不久前也有一队举重运动员到过莫斯科的话题，而且卡明有点苦涩地告诉我，他们的这队举重运动员也被苏联运动员战胜了。

我则说，尽管他们的举重运动员遭到了败绩，但我还是为他们的那位能在这些比赛中创造了几项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安德森所取得的那些好成绩而向大使表示祝贺。

应该说，出席招待会的许多摄影师和摄影记者都想要在我们谈话时给我们拍照。

我还与赫尔曼·弗雷德里克·艾尔本大夫谈了话，他是雅加达“丹戎不碌”港的主治医师，我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那一时刻起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是这位医生检查我到雅加达来所乘的“大洋号”轮船的。

他在我与他的谈话中说，现在看得到外国医生纷纷离开印度尼西亚的一种大趋势。这情况说明，无论是在医院里工作的，还是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工资都是很少的。例如，付给医院里的医生的工资是4000卢比左右，他当然无法靠它谋生。艾尔本继续说，私人开业也不会带来高收入，因为就连报酬很高的印度尼西亚人也不大愿意到欧洲医生那儿去看病，而且一般都是去找别的医生看病的。

接着他说，他听说，现在有机会可以签订到中国去当医生的合同。情况果真如此的话，他倒是很乐意到那儿去的，因为他很了解中国。他在1930年代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曾在上海港做港区医生。他问我，这一消息是否正确。

对此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问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1，п.8，д.5，л.67-68

№08864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法律代表团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1955年7月6日)

副本

机密

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报告：

今年7月4日，以中国司法部长史良同志为首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州希姆金斯基区的内务部克留科夫劳改营。

内务部克留科夫劳改营现关押945名犯人，他们因贪污、侵吞社会财产、偷盗、流氓、交通事故和其他不太严重的罪行被判1—10年有期徒刑不等。所有犯人都被安置在2层宿舍楼里；大部分房间都带生活设施，有双层床。在劳改营里，有食品和日用品商店、食堂、卫生站和病人床位、俱乐部、图书馆。全部犯人都在生产车间劳动，生产国民经济计划规定的产品。

参观劳改营之前，同代表团成员就苏联国家的劳改政策原则进行了座谈。向他们介绍了苏联内务部在犯人再教育事业中的总的任务，还介绍了犯人的生活制度、劳动使用和政治教育等许多实际工作问题，详细讲述了劳改营教育工作和生产劳动的特点。

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是从生产铝制品、浇铸器皿和拖拉机滤油的车间开始的。

然后代表团参观了犯人生活区：宿舍、公共食堂、付费食堂、犯人食品和日用商店、犯人个人东西储藏室、卫生站以及个人会见室。

代表团详细了解了劳动营政治教育部门和犯人自己独立组织(积极分子和群众社会活动理事会)的政治教育工作。代表团参观了图书馆，那里除其他文艺和政治书籍外，还有中国古典文学和人民中国诗人和作家作品的俄译本。

代表团对组织犯人读者代表会和文学晚会讨论古典文学和现代作品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中国法律工作者对吸收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讲演人在犯人中组织宣传讲座也表现出了不小的兴趣。

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运动场、墙报、光荣榜以及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图片展览和标语，了解了犯人文艺活动小组、提高文化小组和为教授犯人各种专业知识而成立的技术办公室的工作，代表团成员还观摩了学习司炉知识的犯人小组的课程。

根据代表团的愿望，在俱乐部，犯人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参观完克留科夫劳改营，邀请代表团成员到劳改营首长办公室吃了早餐。

在参观劳改营和座谈的过程中，代表团成员感兴趣的问题是：提前释放犯人的程序，工作日计算，犯人同其亲属见面的条件，犯人是否经常要求看医生，犯人同某亲属和熟人通信是否有什么限制，是否给犯人提供住院治疗，为什么参观时劳改营医院里没有病人，检察员是否经常到劳改营来，在视察囚禁地时他们的职能是什么，犯人劳动津贴制度，有多少钱落到他们手中，发给犯人的获得专业知识的证书在其刑满释放就业时有多大效力，商店里所卖的食品和日用品哪些是犯人最需要的。

对代表团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都作了相应的回答。

在座谈结束时，史良同志感谢所给予的热情接待，并以全体代表团员的名义说，在参观克留科夫劳改营时他们有充分的机会了解了苏联国家对劳改政策的实际运用以及对犯人们所做的大量的教育工作，这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才能做到。史良同志还表示，他们在苏联学到的经验将被运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工作中去。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С.佩列韦尔特金
ГАРФ，ф.9401，оп.2，д.465，л.239-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