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7

1947年
№09896 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1947年1月6日)
№16230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1947年1月28日)
№1623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1947年2月20日)
№10052 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1947年3月3日)
№20268 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1947年6月12日)
№1627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6月15日)

№1627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1947年6月18日)

№16274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1947年7月1日)

№16276 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2日)

№20270 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4日)

№16277 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5日)

№1628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1947年7月14日)

№16301 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1947年9月26日)
№16302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1947年9月29日)
№20269 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1947年10月25日)
№09024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
№16308 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7年12月11日)
№163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6日)
№16312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7日)
№0910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1947年12月30日)

№09896 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1947年1月6日)

今年1月6日我邀请中共中央委员董必武共进早餐。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谈话。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董必武回答说，决定这个形势的基本因素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按不久前从延安来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准备好了对特区的进攻给予反击。对特区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11月12日到20日，但后来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击并作了必要的防御措施后，延安的危险过去了。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一系列战役迫使胡宗南从主要进攻路线上将自己的军队抽回一部分。没有了补充，没有了增援，这些军队没有能力开始重大的进攻战役。即使胡宗南开始进攻，也不可能有重大成果。董必武说，我们注视着他所有的力量调动，破坏他集中军队的计划。除此以外，胡宗南的大问题是后方不巩固。由于苛捐杂税多，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在高涨。同样需要指出，共产党李先念将军与陕豫湘边境地区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已调整好了。因为不满中央的政策，这些地方武装不阻止共产党军队通过他们占领的地区，这就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境况。

我的意见认为，按照董必武的话分析，对边区不存在直接的威胁，蒋介石不会展开进攻，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且是出于自己薄弱的军力考虑。董必武回答，事情正是这样的。

谈到现时蒋介石的政策问题，董必武说，通过了宪法以后就需要等待。为了向外界展示一个“民主”中国，蒋介石会重组政府。他的主要目的是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同时他企图显示自己的“宽大胸怀”，在国民大会里给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留有位置，他打算在改组后的政府里给共产党好位置。

对于我的关于不久前政府公布的大赦意义的问题，董必武回答说，这个大赦与通过的宪法一样具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它不涉及政治犯。过去中国共产党曾按邵力子和张嘉璈的请求释放了部队在东北抓获的许多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同样请求释放许多被捕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金任(Цзинь Жэнь)等。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向邵力子和张嘉璈声明，如果他们感到没有能力达到释放这些人的目的，那么最好不要向国民党当局说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名字，因为这会引起对他们的迫害。事情如预料的那样发生了，除了金任被释放，但不能离开长春外，其他人都遭到杀害。董必武顺便告诉我，现在国民党俘虏中不仅有中将，甚至还有上将。

我问董必武，有关改组政府、谁参加政府的问题，他的意见如何。董必武回答，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同时还有不少无党派社会人士，肯定会参加政府。这种不会有任何新东西的改组未必会在中国有政治效果，但是在国外会产生一些影响，会迷惑某些人。

我问，国民党在恢复与共产党和谈和改组方面采取了哪些步骤？董必武回答，自从周恩来回延安后，有关恢复和谈问题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哪怕是口头形式。

董必武告诉我，1月7日他要拜访张治中，感谢张把去年被盛世才逮捕的几十个中共党员释放并送往延安。然后，董必武谈到了莫德惠的立场，并叙述了他试图进行斡旋的想法。

被蒋介石抓住话柄的莫德惠没有出席国民大会，拒绝参加主席团。但国民党还是迫使他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在不久前与董必武谈话时，莫德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最终应该达到停战，他愿意做调解人，还要把一次也没有参加国民大会会议的中国青年党的李璜以及民主党主席张澜请来一起参加。董必武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鲜明的，它的观点是解散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恢复1946年1月13日时的战场状况。董必武问他，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有什么可以谈判的？莫德惠不得不承认，他不清楚国民党的立场，并说，看来和他谈过话的张群也不清楚。后来董必武建议，莫德惠最好别卷入这件事，因为不仅他，甚至与蒋介石亲近的张群也什么都不知道。

谈到共产党的立场，董必武表示这个立场仍然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可能有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置于不可能再退让的境地。国民党力求恢复主要铁路干线：津浦路、平汉路、胶济路和陇海路。控制了这些铁路后，国民党就有可能自由调动军队和运送武器装备，还可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割裂开，分隔成孤立的几小块。如果中国共产党无法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它将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不让国民党有喘息的机会，使其无法准备后备力量和得到美国人的补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相当顺利地解决这一任务。1月2—4日山东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有两个旅被困，一个旅已被歼，另一个旅将在短时间内被消灭。国民党将自己最后的预备力量调往前线。不久前有一个旅从海南岛调到了山东，第六十四师(过去的军)从广东开往北方，一个师从台湾开往苏北。

我问，最近马歇尔是否还采取过某种步骤使双方接近。董必武回答，周恩来离开后，他和马歇尔没有见过面，只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司徒雷登说，他不理解中共的立场，不理解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而中共为什么不停止，为什么共产党不参加三方委员会。董必武回答他说，这样提问题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司徒雷登企图把继续国内战争的罪责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实际上真正的罪人是国民党。它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现在又在决定一个重要问题——拟订宪法。至于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的问题，司徒雷登在讲这种话前应该先问问蒋介石本人——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真的停止了吗？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看待马歇尔的沉默，他回答，实际上蒋介石最近的一切活动都是马歇尔策划的。召开国民大会也是美国人策划的，现在他们在怂恿蒋介石改组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按照美国人意见，国民大会上需要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便马上由国民党组成了。接着，董必武叙述了能证明马歇尔和蒋介石相互充分信任的两件事。司徒雷登在与民主党秘书长梁漱溟谈话时，装出一副对此什么也不清楚的样子，他问梁，现在怎么办。梁建议询问第三方，并力图和美国人一起调停这个问题。司徒雷登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与马歇尔和蒋介石谈谈，然后书面告知梁漱溟谈话的结果。当梁没有等到允诺的回答时，他打电话给司徒雷登，后者表示一切正常，因为蒋介石正在使国家民主化。也就在那段时间，司徒雷登在桂永清将军那里吃饭时，同样明确地回答了徐林正的问题。董必武带有结论性地说，这就证明在夺取张家口和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上，马歇尔和蒋介石之间存在充分一致的协议。

董必武问我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我回答，我也不认为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会带给中国人民利益。我说，当宪法在没有最大的反对党参加的情况下通过时，很明显蒋介石自己懂得状况的复杂性，因为很难无休止地将所有的人牵着鼻子走。我指出，国内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将在美国人的压力下进行。这一点从杜鲁门12月19日声明中就可以看出。

然后董必武谈到了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清楚，要斗争，对和平不能抱有幻想。但民主派还生活在幻想中，而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对他们说，现在和平是不可能的。

董必武说，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任务是要找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和解的道路。董必武认为，民盟的这些尝试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只能损害中国共产党。民盟认为，双方的让步才是通向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取得协议的道路。初一看，这好像很合理。然而在现时形势下，当中国共产党处于无法继续让步的情况时，这种所谓的“双方让步”的要求是单方面地向中国共产党施压。董必武向民盟的领袖们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也无法不同意。此外，董必武还说，作为调停人，自己先需要弄清，蒋介石的实际政策是怎样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和后果是怎样的。当问到民盟的领袖们是否知道蒋介石想要什么，他的政策引向何方时，他们不得不说明，他们不知道。此外，根据与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的谈话可证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一点。

董必武接着指出，在和民盟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不同人士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那些与共产党接近的人，如邓初民、章伯钧、沈钧儒，共产党讲得比较坦率，他们也能听取共产党的话。对这些人可以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诚实的，中国共产党渴望得到它；另一个是虚伪的，是蒋介石要的。帮助蒋介石建立这个虚伪的世界，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也会给民主派本身带来危害。对其他一些人，如罗隆基、黄炎培等，共产党说起来有点不一样，会向他们证实，民盟的和平建议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中国共产党已无处可退，继续退让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消灭。

我问，孙科和邵力子表现怎样，董必武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见解，并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在行动。

董必武接着说，如果说以前蒋介石表现得充满自信，想在美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那么现在他的自信心正在丧失。因此。对共产党说来，危机时刻已过去。美国人知道蒋介石已没有能力继续进攻了，蒋介石本人对此也清楚。国民党军队的“胜利”被过分夸张了。因为他们占领的大部分城市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力量而主动放弃的。1946年最近6个月来国民党军队死、伤和被俘的损失达40万人，再加上逃跑的部分共60万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补充的一共只有16万人，而且训练水平很差。在国民党军队训练薄弱的情况下，美国的武器和技术装备是完全没有效果的。由于道路状况不好，无法保证弹药供应，这种有效程度更进一步降低了。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评价中苏关系。董必武说，由于出现了反美游行，某些国民党分子企图把这运动引向反苏运动。很多人把现在的反美学生运动硬加在共产党身上。然而，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学校中有影响，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组织如此庞大的运动团体。在许多学校里国民党分子企图破坏反美游行，建议他们“扩大”运动，提出了把所有外国军队从中国召回去的要求。特别是傅斯年在不久前的讲话中就讲了这一点。按董必武的看法，现在国民党达不到目的，他们想同去年一样玩弄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把他们引向反苏运动。尽管如此，董必武指出，来自国民党的挑拨完全可能存在，特别在东北。

出席谈话的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问董必武，朱学范的立场和在中国劳动联合会里的地位如何，董必武作了如下讲话：

朱学范是国民党党员，与CC派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中国劳动联合会主要依靠国际工会组织的帮助生存着，在其走上国际舞台后，朱学范一方面努力把联合会做成自己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开始逐渐离开CC派分子，甚至将自己的组织置于他们的对立面，因为他清楚，让联合会完全服从国民党反动集团，会导致国际援助停止。此外，对他的行动影响最大的压力来自内部，来自联合会工作人员核心小组，这些人员中有不少进步分子。CC派分子看到联合会正在脱离他们的监督，就开始对朱学范施加压力。当这一步不能如愿时，他们就确定了消灭这个组织的方针。在社会事务部系统里有个工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求联合会与它合并。朱学范自己只是被选为委员会理事会的候补委员。他仍旧拒绝服从CC派分子。这时CC派分子就着手成立消灭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先从重庆组织开始，在那里逮捕了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而那里的资产由委员会的机构“接收”。在许多城市里他们都这样做了。朱学范表示了抗议，被捕者释放了，但是资产没有返还。由于不断地施压，朱学范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遭到CC派特工暗杀未遂。在他离开香港到上海后，联合会被“改组”了，实质上意味着被消灭了。现在朱学范在香港建立了中国劳动联合会新的中心。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26-34

№16230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1947年1月28日)

机密

1月28日我回访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经过礼节性的谈话后，我问司徒雷登，他怎样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

司徒雷登说，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他还没有从马歇尔那里收到因国共两党之间恢复和谈的努力明显失败而发出的新指示。司徒雷登指出，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期望和计划。他说，双方从内心深处诚恳地希望马上实现和平、团结，但他们对“民主本质的认识非常肤浅”。按司徒雷登的看法，双方更多的是忙于有关未来的安全、地盘等方面的交易，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心、害怕、怀疑，结果使得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斗争复杂化了。

我问了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尚不知道国民党与小党之间最近谈判的结果。最近政府将改组，吸收小党代表参加。这时司徒雷登说，在和蒋介石会谈时他多次表示赞同，在改组时要把好的、有能力的人引进政府，但希望蒋介石不要阻挠大部分小党加入政府。司徒雷登表示这样改组只是初步措施，并不具有重要性，在共产党没进政府前，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我提出，最近一段时间，尽管国民党迈出了“和平”的步伐，但军事行动正在加剧。司徒雷登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现在十分被动。

后来司徒雷登指出，很可能过几个月后，情况将会改善，那时候双方将会比较容易被说服。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司徒雷登就香港问题谈了其个人看法。他说，英国人应该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将香港归还中国。从他们方面来说，这应该是明智的、有远见的举措。在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方面，这一举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益。他们可以用20年过渡期作为条件，只要慢慢地放弃各种各样的特权。司徒雷登说出了自己的预想，英国人很可能无法将香港控制到20年期限结束。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谈话时出席的有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1月3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60-61

№1623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1947年2月20日)

机密

2月20日司徒雷登来拜访我，他说，他来是因为就要出发去中国南方(广东、香港、海南岛)。

谈话一开始司徒雷登就主动说，至今他未收到马歇尔将军的任何有关中国局势的指令和评述。他说，按其个人的估计，马歇尔将军现在正在仔细权衡中国问题，考虑美国人的情绪和国际关系的综合情况，然后再做出他的决定。

司徒雷登接着强调说，中国政府正处于严重危机状态，需要美国的大量援助。

对于我所问的中国政府在克服危机方面采取的特别措施的有效性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军事支出照样无法弥补。照他的说法，国民党领导人现在已不像10天前那样被经济崩溃的威胁所惊吓，不过，防止全面崩溃还是不可能做到的。虽然政府还能真正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但无法扭转整个局势，只能将结局推迟几周或几个月。司徒雷登指出，政府希望到时候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确定下来，它就可以获得财政援助。

我指出，因为顾维钧访问马歇尔将军，记者们已经提出美国援助的建议，特别是大量借款的梦想。

司徒雷登说，除了报纸的报道，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他自己经常开导中国政府领导人，要他们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坚决地争取解决国内问题，不管有无外部援助。照司徒雷登的说法，这是为克服互相怀疑，保证各方合作所必需的。

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时，司徒雷登说，虽然最近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但他感到，双方有恢复谈判的愿望。所以最终形势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中国人很会讨价还价，他们现在正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候司徒雷登补充说，双方特别急不可待地等待着莫斯科外长会议。

我问司徒雷登，他认为是否有可能，在莫斯科哪怕是非正式地讨论一下中国问题。司徒雷登说，他认为这不仅可能，而且如果不讨论反倒奇怪了。他附带说明了一下，这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司徒雷登还说，马歇尔将军与斯大林大元帅会讨论所有与苏美有关的国际问题。司徒雷登最后说，如果苏美之间能达成完全的、真正的互相谅解，那么中国问题就可以看得乐观一些了。

谈话时在场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74-75

№10052 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1947年3月3日)

3月3日，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领导人兼发言人罗隆基拜访了我。

罗隆基称，他是受民盟的委托，专门从上海前来与我见面的，并就民主人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当前一系列问题征求我的意见。

罗隆基预先说明，他只想与我秘密交谈。他说，民盟已经正式委托他告诉我，民盟希望将中国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他解释说，政府坚决反对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因为该会议没有中国方面的代表。中国政府的这种意见已经通知了所有有关国家，并为政府当局的机关广为宣传。但是，民盟的意见毫无疑问是与反民主政府的意见不一致的，民盟将欢迎在莫斯科国际会议上讨论解决中国冲突的途径问题。

随后罗隆基说，民盟还想弄清苏联对三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斡旋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所持的观点。他解释说…… [48] 这种调停至少不可能是不公正的，是不会有偏见的。

最后，罗隆基说，民盟想弄清，如果民盟在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罗隆基，也就是民盟，对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可能性赋予巨大的意义，所以在确信自己的要求与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之前，不能发表任何轻率的要求和声明，因为苏联是中国民主派唯一的始终不渝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罗隆基强调说，如果民盟的言论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它只会败坏组织的名声，给政敌以可乘之机，并加强政敌的立场。

罗隆基说，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大国的大使，可以给中国民主主义组织一些忠告，因为民主主义组织自己有能力分析目前复杂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他请求考虑民盟的立场并对它予以关注。

接着，我指出，至少现在中国的局势不能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广泛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自己对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一些活动家却保持沉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奇怪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前，他们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他们明白当前局势的重要性，想确信他们的立场不是与苏联的立场背道而驰的。现在，在上海已经成立委员会，正在起草决议和宣言，如果这些决议和宣言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立即发表。

当我问到罗隆基所谈的那些民主党派和力量的统一战线有多广泛、人数有多少时，罗隆基回答说，上海的情况令人十分满意，民主统一战线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以外，还包括14个民主团体、学生组织以及上海工业区的一系列组织、工会和许多进步的无党派人士。

我问罗隆基，中国共产党对该问题持什么意见。罗隆基回答说，民主统一阵线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但民盟的领导人曾与共产党人就此问题举行过多次会议。今天早晨罗隆基还会见了董必武，并且在与我谈话之后，将会再一次会见董，以便向他报告此次谈话的结果。之后董必武将动身去延安。

随后，罗隆基再次直接向我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三国出面调停的看法的问题。

我回答说，根据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苏联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苏联的这一立场……是苏联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依据。

鉴于这一意见，罗隆基继续说，民盟预见到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两种有利方案：其一，较为理想的方案是：莫斯科会议确认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迫使美国人放弃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当民主力量与反动政府一对一的时候，民主力量将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但是，罗隆基指出，因为担心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民盟期望三国出面调停，这种调停毫无疑问将受到中国民主主义者的欢迎，并且无论如何不应被看作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到您这儿来，请求您去干涉中国事务的，”罗隆基这样指出，并解释说，当一个人的房子着火了，人们来帮助他救火，这就不能看作是对这个人私人生活的干涉。他宣称，我们相信，三国调停将会是公正的。罗隆基在谈到周恩来不久前在延安发表讲话，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部冲突时，他解释说，当时民盟尚未与董必武谈话，只是后来才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国调停？董必武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把三国调停看做是干涉，并且也不会反对三国调停……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把他今天阐述的民盟的立场报告给本国政府的话，那么，我可以说，罗隆基完全是被正式授权进行这次谈话的。

罗隆基继续说，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保持我国大使馆与中国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将是很有必要的。罗隆基建议说，在南京要有一名民盟的代表。

我回答罗隆基说，我任何时候都将高兴见到这位代表和同盟的其他人士，除此之外，我的助手会常常去上海，所以，罗隆基所说的在南京要有一名专门的民盟代表，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就改组政府和美国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询问罗隆基的意见。

罗隆基指出，民盟对政府改组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参加政府。随后，他专门谈了美国和司徒雷登个人在改组国民党政府中作用的问题。

罗隆基说，大家都认为，当前的政府改组是按马歇尔在离开中国之前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罗隆基提醒道，马歇尔曾在他著名的关于中国变化的声明中呼吁建立一个由……组成的政府。罗隆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而且我们拥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司徒雷登大使本人正在帮助招募政府人选。

罗隆基说，我可以私下告诉您，不久前司徒雷登去广州时，中途曾在上海停留，在那里他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家见了面。他也与我和张君劢谈了话，而且与我和张君劢的谈话完全不同。司徒雷登说服张君劢参加政府，并对他说，国民党很快就要把共产党从有交通线的地区赶到偏僻的农村地区。司徒雷登对张君劢说：“您明白，……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他以这种方式来说服张君劢，只有进入政府，张才能免遭失败。罗隆基说，民盟是从自己一个姓叶的成员那里得知这一谈话内容的，姓叶的人很受司徒雷登的信任，因为他曾经是他的学生，也是张君劢那个党的活动家，在这次谈话时，他担任司徒雷登的译员，随后他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向民盟作了全面报告。

我问，为什么张君劢本人不参加政府，罗隆基说，因为他的党积极反对政府改组，所以他个人参加政府什么也改变不了。罗隆基说，目前美国人需要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尽可能多的政党，以造成政府民主改组的印象……很快将成为财政部长。我们现在可以说，在……党团与张君劢的民社党之间有着合作关系，罗隆基说，政府改组完全是按马歇尔的计划进行的。

我问罗隆基，应该如何理解宋子文的辞职，为什么在政府改组时，最积极的亲美人士去职，而去职的时机正是组建对他有利的政府的时候？

罗隆基回答说，宋子文几乎在……年时间内就不受美国人赏识了。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美国资本无阻碍地征服中国经济造成了困难。而且，宋子文最近进行的一些变革是在没有知会美国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使美国人十分生气。这样一来，宋子文的辞职就不会与美国人的愿望相矛盾了。罗隆基说，宋子文的敌人很多……孔祥熙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也反对他。众所周知，胡适是被宋子文解除驻美大使职务的，所以现在，当宋子文被解除职务以后，产生了让胡适参加政府的想法。从这个方面讲，宋子文的辞职也是十分理想的。

罗隆基继续说，美国人帮助蒋介石，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他，而是想利用他在中国建立反苏进攻基地。罗隆基宣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政府的改组会千方百计地加强，以便在会议开幕前完成。我问罗隆基，他如何解释国民党从上海、南京及别的地方驱逐共产党代表的事。

罗隆基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好战分子做得太过火了。他们走得比美国人所预料的还要远。罗隆基列举了国民党反对给共产党代表和组织出示去延安的指令，以这个事实为例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一点。

对于内战前景如何的问题，罗隆基说，国民党政府有三个薄弱环节：一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形势；二是士气非常低落，士兵不愿意再打仗了；三是人民的反对。他指出，但是，现在国民党一切都依靠美国的援助。美国的援助继续把中国的民主力量置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罗隆基说，明天他将与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举行会谈，届时他将询问英国外交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罗隆基说，史蒂文森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不过是一个“大使阁下”而已。罗隆基说，他在会见董必武之后将回到上海去，他请求，允许在他离开之前再就今天没有涉及的问题交谈一次。我告诉罗隆基，我随时都将非常高兴见到他。

谈话时大使馆一等秘书担任译员。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1052—1060页

№20268 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1947年6月1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呈上费德洛夫同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军队准备进攻四平事宜，四平街乃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中共包围的一个重要据点。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巴拉诺夫

致巴拉诺夫同志：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东北中共军队指挥部正重新部署部队，并准备进攻四平市(一个在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共产党部队包围的重要据点)，拟定于本年6月13—15日攻克该市。

在攻克四平的战役中，中共部队将有5万名官兵参加，与此同时，将有7万名士兵被派去阻击可能从长春和沈阳去支援四平驻军的国民党增援部队。这支四平驻军由常规军5个团、2个保安团组成。拿下四平之后，共产党部队准备攻打吉林，接着攻打长春。如果这些战役取得成功，共产党军队将有15万人进攻东北南部。

东北中共部队副总指挥高岗坚决要求把弹药交给共产党部队使用，特别是日式75毫米、41毫米、38毫米、91毫米炮弹。为了接受这些弹药，高岗准备亲临任何一个边境站点。按他的话说，为了进行所有战役，中共部队指挥部应需拥有1000发炮弹，否则不能保证进攻成功。同时，不能中断进攻，因为国民党司令部会利用喘息机会，调遣增援部队，组织对北满的反攻。

П.费德洛夫

1947年6月12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5-6

№1627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6月15日)

致捷列宾 [49] ：

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可以不需要任何邀请书前来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最好通过哈尔滨来办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

请电报告知同毛泽东的谈话结果及他的愿望。

Ф.库兹涅佐夫 [50]

1947年6月15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3

№1627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1947年6月18日)

机密

就议定的题目谈话之后，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估计中国的当前形势。司徒雷登回答说，中国的形势十分危急。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种状况在军事、经济、心理各方面都能观察到。经济危机日益加重，金融困难引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府不信任的增长本身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它影响着军事力量，在政府的圈子内增长着失败主义情绪。这样，所有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我觉察到，当前好像没什么能改变这种状态。司徒雷登从自己的角度说，国大上通过了三个决议：两条包含着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第三条是对国大常务委员会的。这些决议提交行政院，行政院应该制订较为广泛和具体的方案。如果下次会议(看来在6月20日)能形成明智的决定，而在决定中将审议中共党人能接受的条件，那么，到那时将打开通向和平解决所有问题的道路。司徒雷登附带说明，他对此仅抱着微弱的希望，尽管看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谈到中国内政事件的发展前途时，司徒雷登指出三个可能的方案：第一，蒋介石可能会走激进改革方案，致使各党派有可能在联合政府的框架下回到共同合作。如果蒋介石真的具有洞察力、勇气和决心，他现在做还不迟，应该快一点走这一条路。第二，无党派的自由活动家，如胡霖、胡适等人号召国民党的一部分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建立联合体制。第三，内战不结束，经济危机将变得愈来愈深刻，国内产生一片混乱，有一些强悍的行政长官将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地方权力，等等。

我指出，可以估计政府未必打算走第一条路，因为，如关闭自由派报刊、镇压大学生运动等事实，正好证明了他们与此相反的行径。

司徒雷登同意这个意见。他又说，中国有强大的反对党，与此同时，中国有另一个弱点：中立的中间派组织一盘散沙、无组织性并相互矛盾。

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看待新改建的张群政府。司徒雷登回答说，政府中有不少自由主义倾向、精明能干并保持独立的人士，但仍和过去一样，蒋介石控制着所有的人。接着，在谈话过程中司徒雷登表示，蒋介石应该进行坚决的、实质性的改革，否则，他应该让位于其他人，而自己去国外或隐退。

顺便谈到美国对华政策问题时，司徒雷登说，当前条件下，美国被迫拒绝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对此，我说，根据各方人士的说法，得出一个印象，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很快就能实现。我指出，在美国尽管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根据这些看法，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问题很快就要得到解决了。

司徒雷登说，围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在美国进行着尖锐的争论，并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赞成给中国政府援助，另一些人表示反对。有些人认为，即使鼓舞一下中国政府进行改革，帮助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克服失败情绪，也需要给中国政府援助。对此问题，司徒雷登本人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我说，从马歇尔前不久的声明中看出，他也主张给中国援助。司徒雷登回答说，马歇尔的确很想给中国援助，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条件下提供这个援助。美国政府仍然主张给整个中国援助，但只能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

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出席了这次谈话。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Я.А.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д.21，п.264，л.185-187

№16274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1947年7月1日)

致捷列宾：

您有关毛泽东的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

1.由于当前军事战役情势，又因毛泽东不参加战役会对战役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毛泽东暂时推迟前往苏联是合乎情理的。 [51]

Ф.库兹涅佐夫

1947年7月1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4

№16276 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2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Т.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苏联外贸部外汇管理局局长Ф.П.贝斯特罗夫同志

苏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副局长В.В.拉夫罗夫同志：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不反对用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同志建议的方式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

但是，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认为，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必须办理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

有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后，所需捷克克朗款项将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银行在布拉格支付给东北青年代表团，或根据该团需要，一部分款额将以克朗现金方式在莫斯科支付。

该团最后如需把捷克克朗带出，必须具备苏联财政部的许可证。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主任

В.特鲁边科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73，д.114，л.15

№20270 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4日)

呈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向我们提出要求：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50人)途径莫斯科前往布拉格参加7月20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本人认为，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请求可以满足。

该代表团所需费用约20万卢布和177.55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缺少有效外汇换取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本人认为，同意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苏联外贸部和苏联国家银行按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款额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法结算是恰当的。外贸部和国家银行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法，但是，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拨给以上捷克克朗和苏联卢布款额，必须具备政府的许可证。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有关的命令草案。

请您指示。 [52]

Я.马立克

1947年7月4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7年7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同意苏联外贸部按与北满东兴公司的合同，以提供货物形式，向派往布拉格国际青年联欢节的青年代表团拨出20万苏联卢布和177.55万捷克克朗。

2.预先通知苏联外贸部，在7月份的外汇计划中支付177.55万捷克克朗，把它补充到1947年第三季度计划中。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73，д.114，л.11-12

№16277 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1947年7月5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驻哈尔滨的苏联总领馆领事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他向苏联政府请求，希望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7人)路经苏联去布拉格参加7月20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认为，应该满足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要求，同意由10人组成的代表团路过。

代表团的费用约6万苏联卢布和40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尚无有效货币换取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我认为较为合理的是，同意该司令部按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从东北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式进行结算。苏联外贸部和国家银行都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式。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支付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必须有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草案。

听候您的指示。

Я.马立克

1947年7月5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7年7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同意苏联外贸部，按照与北满东兴公司签订的条约，用货物结算形式，向赴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东北青年代表团支付6万苏联卢布和40万捷克克朗。

2.规定苏联外贸部于7月份的货币计划中补拨40万捷克克朗到1947年第三季度的计划中。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73，д.114，л.13-14

№1628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1947年7月14日)

1.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1947年11月1日前按附件一向外贸部提供超出1947年出口储备额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

2.要求汽车工业部于1947年11月1日前，向外贸部运送400辆吉斯—5运输汽车，可减少1947年5月7日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1428号决议审定的、由联盟中央分配到各州售予集体农庄的数量。该条款按附件二执行。

3.要求外贸部从1947年第三季度进口款项中向橡胶工业部运送300吨天然橡胶，用来制造计划外的汽车外壳，可减少向国家后勤部提供的该原料数。

4.要求苏联交通部和国防部按附件一和附件二，凭交通部通知，用军用交通工具向东北提供货物。

5.批准对外贸易部为全苏粮食出口公司驻满洲代表处和分公司确定的1947年人员编制为35人。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Я.恰达耶夫

附件一：

拨给苏联外贸部储备外售予东北的

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药品和医疗设备

军用电缆50千米

棉布几千米至1万米，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的供应数

毛料200米，国家后勤部提供

吉斯牌汽车400辆，可减少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供应数

摩托车15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自行车300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滚珠轴承4500台，减少苏联部长会议储备数

砂轮500个，转子300支

汽车附件30万卢布

普通汽车轮胎5000套，计划外生产

“巨人牌”汽车轮胎(大型载重车用)5000套，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自行车轮胎1万套，计划外生产

橡胶靴2.5万双，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定向电台4座

功率10千瓦收发报电台，减少对塔斯社供应数

军用整流器2000台，各种用途的电话机3200台

电灯泡(用于照明、轮船、交通信号以及其他用途)12万支

各种功率的电力发动机60台

青铜锭、巴比特合金、铜板、锌版

各种规格和用途的管子

金属丝(钢丝、弹簧丝和其他类型的)

消防车

压缩机和其他各种机器制造机械

铣床和其他车床、钻头等

各种交通设备(交通部)

传动皮带、涂胶皮带、变压器带、各种用途的电线、电气机械、闸刀开关、开关等

重油、润滑油等

造币纸、新闻印刷纸、拷贝纸等

各种化学原料，各种酸、油漆、染料、溶剂等

附件二：

1947年减少出售给各州及加盟共和国集体农庄的汽车总额清单

EPUB/Image00085.jpg

附件三：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47年7月21日)

提供给东北的苏联原材料和货物清单

(支付价值为200万的铁路枕木)

棉布，4000米

制装用棉花，300吨

缓燃导火线，100万米

密封容器，100万件

阿芒炸药，300吨

火柴，2000箱

烟草(马合烟)，20吨

糖，500吨

大马哈鱼，200吨

驼背大马哈鱼，200吨

附件四：

1949年提供给满洲的苏联货物、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运输汽车，3000辆

汽车外壳，1.52万件

汽车附件，价值1910卢布

航空用汽油，1500吨

汽车用汽油，2.38万吨

拖拉机用和照明用火油，1.084万吨

油和润滑油，1.183万吨

其他石油制品，5070吨

拖拉机，205台

黑色金属轧件，7300吨

轧制件，2050吨

有色金属轧件，2100吨

电线，47.8万米

动力电缆，41.8万米

电动机，1443台

金属切割机床，657台

棉布，1500万米

帆布，15万米

棉花，1.5万吨

羊毛短袜，100万双

药品和医疗器材，价值5580卢布

造币纸，7000吨

打字纸，1580吨

新闻用纸，2930吨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4

№16301 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1947年9月26日)

机密

致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同志：

兹送上驻北平总领事和华北民主同盟领导人张东荪和吴晗两位教授会谈纪要。

附上述所提内容3页。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С.Л.齐赫文斯基

附件：

应我们的邀请，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张东荪教授在中国民主同盟华北分部主席成员吴晗教授陪同下，拜访了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在与总领事的会谈中发表了如下讲话：

国民党政府正竭尽全力要把中国的内战夸张成国际冲突。不能排除国民党内的极端派分子对大连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其目的是挑起中苏的冲突，把问题交给联合国审议，以及把美国拉进对苏联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在所有的报刊上不断地进行反苏宣传，特别注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反苏宣传。在这方面，由于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消极态度，国民党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比如，1946年2月国民党人在掀起的反苏运动中，有两次成功地把中国的教授和大学生们争取到自己一边：

(1)昆明西南联大的130名教授里有110名在国民党人起草的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中国的决议上签了名；

(2)北平几乎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出席了纪念在东北被打死的张莘夫工程师的追悼会，同意要求苏联归还从东北运走的工业设备。

现在国民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宣传旨在破坏苏联对外政策的威信，希望社会舆论相信，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反苏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知之甚少，但是知识界的一些进步分子是非常同情苏联的，他们团结在民盟中，内心反对国民党，只是又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然而，对于苏联1947年3月以后对华政策所采取的消极方针，他们感到十分不安，因为这离开了苏联以前在三国外长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公开声明的政策——旨在在中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而进行国际干预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这些进步分子看到，尽管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要用武装力量彻底粉碎国民党的战争机器，可能还是要拖到1949年初。这是在美国不给国民党积极援助的情况之下，反之，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则可能要到更迟些时候才会来临。

眼看中国人民在这场骨肉相残的战争中损耗着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遭受着痛苦和灾难，我们，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要求尽快地看见中国的和平——不是美国式、国民党式的和平，而是民主的和平，最终要迫使国民党放弃自己的独裁专政。

故而，我们把全部目光投向苏联，在正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为和平而斗争赢得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热烈称赞。

我们认为，苏联改变自己对华的消极政策为积极政策，不仅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制止内战，而且能让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制造的反苏舆论全面地、一致地转向对苏友好。

我们所提出的苏联对华新政策的建议，实质如下：

由于正在举行对日和会，苏联应公开照会美国指出，必须由民主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而不是由曾受到美国、英国和苏联于1945年12月共同谴责的、缺乏民主的、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那个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故而，苏联应要求美国同意共同落实第一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旨在制止威胁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国内战的对华决议。即使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这个建议，它还是会让中国人民知晓，并且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广泛好评，并掀起新的反美运动。

在苏联政府同意这样改变自己的对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将通过民盟尽早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保证在上海和北平对美苏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建议获得赞许和欢迎。

这个建议目前只是由我们二人提出，但是我们保证它会得到民盟的一致通过。

我答应张东荪和吴晗教授，把他们和我的谈话内容以及他们提出的建议通报给苏联外交部。我同时声明，苏联的对华政策自1945年三国外长的莫斯科会议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表明了对中国主权以及严格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的尊重。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秘书季托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C.齐赫文斯基(签名)

1947年9月26日

文件共3份，送：马立克、通金、档案室

1947年10月2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3，л.59-62

№16302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1947年9月29日)

机密

兹报告如下：

我收到了毛泽东于1947年9月1日致中国特区全体党、政、军组织的电报，该电报系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捷列宾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并转给菲利波夫的。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军事行动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78万人，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地方军队34万人。总计112万人。

我们这一伟大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敌营人心惶惶。我国全体人民为此胜利而欢欣鼓舞。这一切已经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1.战争第一年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从自己正规军的248个旅中派出218个旅，人数为160万和约50万人的特种军队(海军、空军、炮兵、坦克和工程部队)、伪军、警察部队和保安部队来对付中国的解放区。我们的军队由于在内线作战中正确地选择和运用了战略方针，不惜牺牲，以超过30万人的伤亡以及损失大片土地的代价，在各处掌握了主动权，因此它能把112万人的敌军分割开来并予以消灭。

不但如此，我们的东北部队在热河省、河北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开始战略反攻后，收复了一些老区和占领了大片新区。

2.我军在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

实施全国总反攻，即在外线打击敌军的任务，将战争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在内线尽可能地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彻底破坏国民党的反革命战略——它要在解放区的土地上作战，目的是破坏和消耗人力和物力资源，使我们没有可能进行持久战。

将战事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时间，要不断进行运动战来消灭敌人的力量，要动员群众进行土改，建立新的政权机构，要把人民武装起来。这些困难可以也必须克服。敌人迫不得已将更高度地集中自己的力量，而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广阔的领土上开展运动战。在那里，运动战将会成功，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同情我们，憎恨国民党制度。

3.保证在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成功和夺取彻底胜利的根本条件：

(1)要善于选择攻击的决定性时刻。要以不屈不挠的坚定性和勇敢精神去进行胜利的战争。

(2)坚定地贯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使他们支持我们的军队。如能贯彻这些条件，我们一定会胜利。

4.至今年8月底的敌军状况和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南线有157个旅，在北线有70个旅，在国民党后方有21个旅。总计仍是248个旅。正规军150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部队、警察部队、保安部队120万人。

非战斗的军事机关编制100万人。总共为370万人。(在南线顾祝同指挥下有117个旅，程潜等人指挥下有7个旅，胡宗南指挥下有33个旅。)

顾祝同集团军的117个旅之中被消灭和遭重创的有63个旅。其中部分军队尚未进行补充。

顾祝同集团军的这些部队中，仅有54个旅没有遭受到重大损失，没有受到过毁灭性打击。目前顾祝同的军队只有32个旅可用于运动战。余下的全部用于防卫。

程潜等人指挥的集团军——7个旅只有打保卫战的能力。他们之中有1个旅在和我军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创。

在胡宗南指挥的集团军的(其作战区域在兰州以东，宁夏—榆林偏南，临汾—洛阳偏西)33个旅中，被消灭和遭受重创的有12个旅。只有7个旅能打运动战。余下的只能用来防御。

北方前线有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东北的26个旅中，被消灭和受到重创的有16个。

在孙连仲集团军的12个旅中，有8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

在傅作义集团军的10个旅中，有2个旅受到了重创。

在阎锡山的15个旅中，有9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余下的也只能打防御战。

国民党在后方只有21个旅。其中8个旅在新疆和甘肃省西部，7个旅在四川和西康，2个旅在云南，2个旅在广东(被消灭的第六十九师)，2个旅在台湾。

在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和江苏没有一个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

今年国民党为了补充自己的军队，借助美国人的援助计划动员了100万人，同时训练了几个重新组编的旅和团。

如果我军依然照战争上一年那样，能够继续平均每个月消灭8个旅，那么战争第二年就将消灭96个旅的国民党军队(今年7月和8月里已经消灭了16个半旅)。这种情况将会进一步削弱敌军，并使它的战略机动能力跌落至最低点。这将迫使敌人在国内全线转入防守。他们将到处遭受到我军的毁灭性打击。

动员百万新兵和训练旅、团新军都挽救不了国民党。抓壮丁和买壮丁，这就是他们动员的方法。国民党采用这种途径未尝能达到如愿的结果。大批士兵开小差和战争转移到国民党地区，将削减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5.我军作战行动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主要打击孤立的敌人，一个战役消灭一个或几个旅，就如同2月在莱芜、7月在山东省西南部曾发生过的情况。紧接着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消灭强大的敌人，控制中小城市和大量的农村。

最后，夺取大城市，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就是我军作战的主要特点。集中优势兵力来保证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包围敌人，不让他们逃出一个，并将他们消灭。

在特殊的情况下，允许全力迎头进攻敌人。同时包围进攻敌人的一翼或两翼，以便用局部消灭和彻底歼灭敌军的方法，我们便有可能快速重新部署自己的兵力，来消灭敌人其他的部队。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为了达到成功，必须在每一仗的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

要大力发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

要尽量迫使敌人来回奔走，这会让我们有可能进行运动战。同时，必须更加重视教会部队打阵地战和进攻设防点。

为了保证夺取城市和敌人的主要据点，要组建大量的炮兵和工兵部队。

要坚决进攻和夺取所有防御薄弱的城市和设防地区。对防御力量一般的中等城市，则要在有利的形势下才发动进攻和夺取。

暂时不动敌人防御力量强大的大城市。

利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力量，利用俘虏的士兵(80％—90％)和有限数量的尉级军官。

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资源和俘虏来补足自己军队的同时，部分利用老解放区的人力和资源。这点特别同南方前线的部队有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无论在新、老解放区都要进行土改。(这是夺取全国持久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发展工业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工建设。动员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证胜利。

只有遵守这些条件才能顺利地进行持久之战并取得胜利。

6.以上所指各点是上一年的作战总结和我们未来的战略方针。

希望全体领导同志把这封信发下去：军队里发到团级指挥官及以上各级，党组织里发到区委委员及以上各级，政府机构里发到行政管理处级及以上各级，为的是要让所有同志了解自己的任务并坚决地、丝毫不动摇地去完成任务。(此信系密件，阅后烧毁。)

上将库兹涅佐夫(签名)

1947年9月29日

文件共10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45，оп.1，д.330，л.3-9

№20269 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1947年10月25日)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М.А.苏斯洛夫同志：

本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高岗致函驻哈尔滨苏联总领馆说，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因此高岗请求临时从苏联派遣神经病理学家和心血管疾病专家为林彪的病情进行诊断。

本人认为，支持高岗的请求并派遣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教研室主任Ш.И.拉特纳教授和新西伯利亚医学院Д.Т.库伊莫夫教授前往哈尔滨是合适的。在审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有损这两位同志名誉的信息。

以上事宜已取得苏联卫生部长Е.И.斯米尔诺夫同意。

附上决定草案。 [53]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Л.巴拉诺夫

АПРФ，ф.39，оп.1，д.31，л.8

№09024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1947年12月10日)

绝密

致И.В.斯大林同志：

我报告：

我们从情报总局在中国边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捷列宾那里得到了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

“一、人民解放军(从7月至10月)4个月的反攻结果是38.5个旅的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包括非正规军在内)的损失是45.2万人。在这段时间内俘虏了53名将军。因而，敌人平均每个月损失9.5个旅，或者11.3万人。截至上个月，即今年7月份以前，敌人每个月损失8个旅，或将近9.3万人。

二、在整个南部战线和北部战线，进攻战暂时停止了。我军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人民解放军以50个旅40万人挺进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我军在这个区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拥戴。我们以为，我们将会在保障军队的冬衣问题上遇到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是依靠当地居民和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贮备食品来完成的。军队的武器和弹药主要是靠缴获的物资来保障的。有生力量的补充是依靠俘虏并部分地依靠我后方的预备队。

三、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区域，我军驻扎在下列地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野战军驻扎在大别山，陈毅和粟裕率领的野战军驻扎在江苏、山东和安徽三省的交界处，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的野战兵团驻扎在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的交界处。

近几个月，其任务是：

(一)切断平汉路、津浦路及陇海路的铁路线，并将其毗邻的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在明年秋天之前准备好下一步的渡江(长江)战役的条件。

四、西部的3个省——陕西、甘肃、宁夏以及东部的山东和江苏是南部战线的侧翼。这里的战况已有很大好转。

整个西北部地区，除了甘肃省东部的2个县和同宁夏交界的3个县以及榆林、延安、甘泉和富县之外，敌人都被我们肃清了。在这一战线上，我军有10个旅，在1个月的休整之后，在甘肃省南部渭河战线上转入了进攻。

在江苏省的北部苏北游击区，我们有6个旅的正规军，这6个旅不仅能够遏制住敌人的进攻，而且将迫使敌人退却到长江下游的北岸。

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我们收复。山东省东部地区的形势得到了根本改观。在这里，我们有15个旅的正规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我们将收复我们失去的山东省和江苏省的地区。

在南部战线，在山西省的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还剩下少数城镇在敌人手中。在这里，我们有2个旅，已经包围和封锁了这些城镇。

五、在南部战线敌人共计有162个旅。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我们击溃。这些军队的精神状态非常消沉，军官们手忙脚乱，惊慌失措。

这些军队中最有作战能力的是蒋介石的第五师、第十一师和第七十四师，广西桂军的第七师和青海军队的第八十二师。这几个师中，只有第七十四师被我们歼灭了。其余的4个师(11个旅)没有和我们进行过大的战役。南部战线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却没有能力阻止我军的进攻。

在北部战线，在中长铁路、北平—奉天铁路、北平—绥远铁路和北平—汉口铁路的北部地区沿线驻扎着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最近几个月，这70个旅遭受了重创，并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将不能投入战斗。在上述地区，我们有55个旅。其任务是切断北平—奉天和北平—绥远铁路线并将东北和中国的北部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区域。

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国民党的后方地区，驻扎着16个旅。还有20个旅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并得到了美国人的装备。

六、人民解放军有140个旅的正规军，90万人。地方部队为6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有50万人。共计200万人。

国民党部队总共有248个正规旅，总人数为150万人，地方部队和包括海军在内的特种部队共12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为100万人。共计370万人。

七、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里的我们的党组织成功地领导了群众性的工人和大学生的斗争。在我党的领导下，海南岛地区、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省及安徽省的南部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八、美国人和蒋介石企图通过宋子文与我们开始和平谈判，这个企图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是迷惑广大群众。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蒋介石，都担心我军可能会强渡长江，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打算。

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以及其他对蒋介石抱有对立情绪的人，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将来他们会被美国人利用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我们对待这类人的策略是对他们不抱很大的希望，不指望利用他们为革命做事。

九、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在民盟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同情我党的，虽然其大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54]

十、由于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已昭然若揭，所以1947年10月10日我们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土地改革纲领》，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过去，中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的影响下抱有错误的观点和期望，认为美国将会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倾向于只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会被消灭。因此，中国将会形成两权对立的格局，那时，中国共产党将统治中国的北部，而国民党将统治中国的南部。接下来，按照他们的观点，还有解决当前危机的第三条道路。现在，这些错误的观点已经不复存在。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人民对它的信任，广大群众现在拥护我党。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在最近的4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中国已经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毛泽东

1947年11月30日”

Ф.库兹涅佐夫

1947年12月1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3-17

№16308 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7年12月11日)

机密

12月11日在我们大使馆的午餐会上我和邵力子之间进行了如下谈话。

邵在答复我有关对当前中国国内政局看法的问题时，他强调指出，战争现在愈演愈烈，按照国民党的倡议停不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虽然目前还有极少数人相信能够使用武力压倒共产党人。

邵说，尽管政府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寻找出路、摆脱困境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几乎全部失败，国民党担心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真正的联合政府。很多国民党领袖十分害怕，如果共产党人达到合法参加联合政府的目的，他们就会夺取全部权力。邵补充道，无论是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破坏，还是发动全面内战，正是这种恐惧心理所造成的。

我继续问：他对选举国大代表的看法如何。邵答道：虽然还没有最后总结，但是已经举行的选举情况清楚表明，人民对选举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几乎是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不用说是多添了一条理由，说明要在指定的日期里召集国民大会是没有可能性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意思的。

接着，我表示想知道一下邵对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他着重指出，中国正经受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动荡：因为外汇亏缺不可能继续进口洋货，在许多稻米产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和饥荒，中国货币灾难性地贬值，市场物价不断上涨，这一切正在引起极其严重和危险的后果。

至于战局的情况，邵承认，共产党军队不久之前的进攻战役使他们的地位明显地得到了改善，而使政府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邵指出，中共的这一暂时性的优势也可能产生消极性的后果：目前，如果恢复和平谈判的话，中共会比政治协商会议时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

我问邵：他如何看待中国眼下的前途。邵说，他深信内战停不下来，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国内和平也恢复不了。在目前已经形成的局面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都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可观的抑或全面的优势，并顺利结束这场战争。现在需要来自外部的干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试图调停斗争双方的美国的威望又不够。要恢复中国的和平，邵着重指出，只有在苏联参与和友好促进之下才有可能。

我指出，我们从来不会拒绝加强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就如同我们从来就是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一样。而在中国国内现实的问题上，我们奉行的是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原则。

对此，邵在答话时指出，这里讲的并非是干涉内政的话，只是对友好关系的促进。根据邵的思路，我们应该理解只有中国国内政局才具备的这一特点，考虑到这一点，苏联应该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予以自己的影响。“我应该承认，”他补充说，“如今的中国政府显然不可能接受苏联的批评，虽则很可能这个批评是完全公正的。”

我仅指出，不能接受客观的批评未必是一件好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229-231

№163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6日)

致捷列宾：

关于毛泽东1948年访问莫斯科的通报请对毛泽东答复如下：

“苏联政府将欢迎毛泽东前来苏联访问，对于他同中国的通讯联络和个人的无线电自然会予以保障。”

收到电报和毛泽东对该电报的反应，请从速电告。

库兹涅佐夫

1947年12月16日

АВПРФ，ф.39，оп.1，д.31，л.25

№16312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1947年12月17日)

致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报告如下：

1.电报于当地时间12月17日零点35分(莫斯科时间12月16日19点35分)收到。

2.我于莫斯科时间12月17日7点30分，未带翻译，亲自向毛泽东本人转达了所嘱托事宜。

3.毛泽东对转达的情况十分满意。他当即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待上3个月或半年。”他说，他54岁了，他早就想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去过那里，他列举了许多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王明等。他问我，有无指示让我和他同行。

在我提出还有什么要问的以及有关拟定他的动身日期的问题时，他答道，无须再问什么了。

至于动身日期，他说在占领平绥路之后，那时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能让蒋有喘息的机会，要击溃他。接着，他转到当地的一些话题上去了。谈话至此结束。在交谈时他十分活跃，神情很满意。他建议我还是留在这里。

捷列宾

1947年12月17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6

№0910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1947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里的被扣留人员、原伪满皇帝溥仪递交了给苏联政府的呈文，请求让他留在苏联生活。

溥仪在呈文中表达了他对苏联政府的感激之情，感谢让他作为苏联公诉的证人出庭东京审判，从而为他提供了“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的机会。溥仪在呈文中写道：将来“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

与溥仪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一起，还收到了他两个侄子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他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章(1922年生)、爱新觉罗·毓彦(1919年生)，都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中。二人原来都生活在溥仪的宫廷里。毓章和毓彦在声明中请求留在苏联生活，以便“有机会学习新的科学成就并同溥仪一起工作”。

溥仪呈文的照相复制件和呈文的俄文译文附后。

呈文原件存在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签名)

1947年12月30日

附件：

请愿书 [55]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56] 政府：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唯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余今年已四十有一矣，回忆幼时，曾为中国之皇帝，后又被迫为满洲之傀儡皇帝，统计余之生平，皆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身受其蹂躏、榨取者亦既半生矣，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真乃呼吁无门、离脱无术也。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

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

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志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此即余感谢苏联并愿酬报苏联之处者也。

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余并经此重表余至大之谢意，并敬祝斯大林大元帅之福祉并健康。

并敬祝

全苏维埃联邦人民之福祉及永久之繁荣

溥仪

1947年12月9日

ГАРФ，особаяпапкаИ.В.Сталина，д.171，л.523-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