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与饥饿主宰下的俄国

1931年末，苏联的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北高加索、中央黑土区等地发生了程度不一饥荒，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尤其严重。政府对饥荒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并且严令禁止人们外出讨饭。
当时，苏联和西方关系尚好，虽禁止外国媒体进入灾情严重的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但为沃尔特·杜兰蒂开了绿灯。
杜兰蒂在灾区观察了一圈后，发表文章称：
“只有一些农作物歉收，没有饥荒或真正的饥饿，也不可能有。” -纽约时报，1931年11月15日，第1页
“敌人和外国评论家可以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家里疲惫和沮丧的人可能会在负担下呻吟，但苏联人民的青春和力量与克里姆林宫的计划基本上是一致的，相信这是值得支持的！“ – 纽约时报，1932年12月9日，第6页
“任何关于苏联饥荒的报道，今天都是夸张或恶意的宣传。” – 纽约时报，1933年8月23日
杜兰蒂从1921年始，作为《纽约时报》记者长驻苏联。他在早期报道中曾预测斯大林将上升到权力顶点，而托洛斯基终将被毁灭。他写道：“（斯大林）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位格鲁吉亚皮匠的儿子在他外表那看似简单、粗暴的背后，隐藏着冷血的精明。”预测的成功为自己确立了声誉。
杜兰蒂经常用一句话来回击那些批评苏联集体化运动的人：
“如果不打破鸡蛋，你就无法烹制出煎蛋。”- 纽约时报，1933年5月14日，第18页

1932年9月，一名威尔士的年轻记者加雷斯·琼斯，通过一些零星消息了解到苏联南部发生了严重饥荒。经过层层安排，加雷斯·琼斯申请到了媒体签证，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
1933年3月5日，琼斯抵达莫斯科，发现这里的记者全都处于被监视与禁足的状态，不仅不能离开莫斯科，还受到神秘跟踪。同僚之间的交流，几乎到了缄口不言的地步。
他私下采访了一些外交官和记者，他们偷偷告诉琼斯“不只是乌克兰，很多地方都在饿死人……”。
五天后，琼斯悄悄乘火车前往乌克兰。由于没有官方文件授权，他在列车进入乌克兰境内前下车，步行偷渡过境。
在沿途没有监督人员的陪同下，他看到：
瘫倒在雪地上的人；自己的粮食包撒在了地上，人群如饿狼般涌上来争抢；到处都是饥寒交迫，雪地上都是尸体，分不清是冻死的还是饿死的；还发生过吃人肉的事情。
琼斯啃着树皮，用镜头记录下一切，他还写到：
“我走过了12个集体农庄，哭声无处不在……没有面包，我们没有面包超过两个月了。农民正在吃牛饲料，只剩下一个月的供应。他们告诉我，很多人已经死于饥饿，很多人都快死了！” 
“有好心的农民提醒我，晚上千万不要出门，因为已经有太多被饿到绝望的人了……他们很容干出绝望的事… …”
琼斯的采访行为暴露了行踪，他在乌克兰境内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1933 年3 月29 日，琼斯回到柏林举行了新闻会，发表了标题“FAMINE RULES RUSSIA（饥饿主宰下的俄国）”的文章。《伦敦标准晚报》、《纽约晚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伦敦早报》等十多家媒体刊登了该文章，在欧洲与美国引起很大震动。

在不到24小时内，杜兰蒂对琼斯进行回击。他在《纽约时报》发表标题为“RUSSIANS HUNGRY, BUT NOT STARVING（俄国人虽然饥饿，但并不挨饿）” 的文章，写到：
“我对这种所谓的饥荒进行过详尽调查……虽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粮食短缺… …但并没有出现因饥饿而造成的死亡，一些死者只是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疾病而死亡的……”
5月13日，琼斯在《纽约时报》反驳杜兰蒂道：
“莫斯科的审查制度，已经使新闻工作者成为委婉说话的人，他们将‘饥荒’称为‘食物短缺’，将‘饥饿至死’软化为‘由于营养不良导致疾病而死亡’……”
当时的左派人士也拒绝承认琼斯的报道，并且发起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
由此，琼斯被称为“混迹在莫斯科的西方记者骗子”。

而3月25——在琼斯刊文的四天前——另一位英国记者马尔科姆·蒙格瑞奇，也曾在《曼彻斯特卫报》连续发表过三篇题为“THE SOVIET AND THE PEASANTRY（苏维埃与农村）”的观察笔记。在第二篇副标题为“饥饿的乌克兰”中写到：
“牛和马都死了、 田地被废弃、尽管现在气候适中但收成依然微薄、根本没有面包，任何地方都没有面包，也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绝望和困惑。”
蒙格瑞奇是1933年初在未经苏联许可下，偷偷潜入乌克兰与高加索地区进行调查的。他将报告藏在外交邮袋中寄回英国，从而避免了新闻审查。但蒙格瑞奇迫于左派同事的压力，文章被删减后匿名发表，在当时并没引起关注。
当蒙格瑞奇看到杜兰蒂驳斥琼斯的文章后评价道：“杜兰蒂是我在新闻界遇到的最大骗子！”

杜兰蒂用自己的“权威”否定了饥荒的存在，为此后的媒体报道定下了基调。
因1931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13篇赞美苏联五年计划的系列文章，48岁的杜兰蒂获得了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
1933年11月美苏建交。杜兰蒂作为两国的友谊大使，获准陪同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前往美国谈判。在酒店举行荣誉晚宴上，杜兰蒂被评价为“美国这个时代最伟大外国记者之一”。
但1934年，杜兰蒂在同英国大使馆官员喝酒时，无意间说漏了嘴，表示在大饥荒中约有一千万人可能因饥饿而死亡。（1932~1933乌克兰饥荒期间，乌官方给出的死亡数字是700万~1000万，国际上一致认可的是最低不会低于200万人）

通常，在莫斯科的西方新闻人大都不愿意去趟这锅浑水。如果苏联认为某位记者的报道不够友好，就会取消他的签证。但如果他们的报道够积极向上，记者就可以获得额外的特权，例如豪华住宅与生活特供……所以记者们有了一套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认为无论俄国死多少人，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犯不着去得罪斯大林。他们呆在莫斯科不必说什么，就能像杜兰蒂一样成为“苏联人民的好朋友”。
美国联合新闻的左翼记者尤金·莱昂斯20世纪30年代也长期驻扎在莫斯科，他对杜兰蒂有较清醒的认识，在1937年的《乌托邦任务》中写道：
“杜兰蒂先生在苏联的生活是惬意、优待的。他住在专门为他提供的宽敞公寓内，配有专车，每日享受丰盛的餐点与性感女服务生的陪伴（老伙计在莫斯科的情妇同时还身兼秘书与女仆的职务）。这是杜兰蒂在西方国家工作时所无法想象的。”

20世纪50年代，随着更多关于1932~1933乌克兰饥荒的资料被解密，杜兰蒂曾经发表的文章遭到越来越多质疑，《纽约时报》不再与他合作，他遭到同行们的唾弃。杜兰蒂晚年很难再找到工作，经济陷入窘迫，于1957年去世。
杜兰蒂拥有众多头衔：苏联问题专家、斯大林的崇拜者、《纽约时报》杰出记者、左派人士等。联邦调查局曾一度怀疑杜兰蒂是美共秘密成员，但FBI在调查后得出结论：他只是一骗子！

琼斯从此登上了苏联的黑名单，主流的新闻媒体在苏联外交部的严重抗议下也不再敢雇佣他。他在1934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
“唉！你会非常高兴地听到无所畏惧的小琼斯已经登上了OGPU（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黑名单，并被禁止进入苏联。我听说在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档案中给我定下了一长串罪行，其中大部分是说我从事间谍活动… …”

1934年，琼斯前往远东，开始了他称之为“World Fact Finding tour”的世界真相发现之旅。九一八事变后，他志在写一本关于日本人在远东意图的书籍。琼斯1935年到达中国广州，于同年6月20日在湖北汉口采访了张学良，之后他一路向北，到达北京、蒙古等地。
1935年8月，在蒙古与满洲的边境地带被土匪绑架，而绑匪在等待赎金期间，莫名其妙的将他枪杀。这一年，琼斯30岁。
后来一位评论家说：“苏联人知道他在俄国发现了什么，日本人也知道他在远东找到了什么… …”

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些流亡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乌克兰侨民，提出了30年代初发生在乌克兰的饥荒问题。
80年代后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揭露“历史空白点””运动，一些与1932-1933年饥荒相关的档案逐步公示与众，这一事件成了公论。
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并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20世纪90年代年起，乌克兰民间与官方开始呼吁撤销杜兰蒂在1932年获得的普利策奖。至2003年11月，普利策董事会两次拒绝了撤回该奖的提议。他们承认杜兰蒂在很多报道中存在恶意欺骗与隐瞒。但碰巧的是他参选的那13篇文章，是关于介绍苏联五年计划方面的稿件，并不涉及1932年饥荒… …
2008年后，《纽约时报》发表声明称杜兰蒂是该报历史上的一个耻辱，并宣布支持撤销杜兰蒂普利策奖的呼声。
2011年美国新闻界成立了“沃尔特·杜兰蒂新闻谎言奖”，该奖每年都会授予那些发布不实报道的媒体记者，以此来讽刺他们背离职业道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