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本文刊载于《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

　　 在对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研究中，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课题。在90年代以前，国际学界存在着新旧传统学派和修正学派之分。随着朝鲜战争的俄国解密档案陆续公布以后，这些派别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大多数学者认为金日成发动了这场战争，斯大林为北朝鲜开放了绿灯，而毛泽东对此则表示同意和支持。总体来说，这种分析是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但是如果只是笼统地坚持这种说法，似乎证实了以往「共谋派」的理论。所以，笔者以为仍然有必要对某些细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关于北京在发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及其所持的立场。　　

　　 本文拟在整理和分析大量俄国解密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苏联、朝鲜和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过程中各自的作用、立场，以及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 金日成积极策划战争　　

　　 1945年10月10日，金日成率66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受训的朝鲜军官乘坐苏联「普加乔夫」号货轮在元山港上岸，不久后被苏联军政府选中，作为北朝鲜领导人。苏联人之所以要用金日成替换此前扶植的民族主义领袖曹晚植，其实与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变化有关。　　

　　 战后初期，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划分势力范围，又要避免直接冲突，朝鲜半岛上三八线的确定就反映这一状况。战后苏联在朝鲜的目标最初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它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苏联的目标则转为加强朝鲜北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在朝鲜南北双方先后实行选举，并建立各自的政府后，苏联又提出美苏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而且首先实行了单方面撤军，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表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国撤军。莫斯科一方面满足于通过共产党对北朝鲜的控制，一方面相信金日成有能力对抗南方，因此可以实现其在朝鲜半岛遏制美国而不发生直接冲突的设想。　　

　　 然而，自从三八线划定以后，南北朝鲜就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金日成始终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才能解放全朝鲜并实现统一，而李承晚也主张加强军备，积极北进。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政权机构和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以后，朝鲜半岛的形势更趋恶化，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从1949年年初，苏联驻朝鲜使馆不断向莫斯科发出有关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告急电报。金日成完全明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得到莫斯科的首肯和帮助，于是提出了与苏联建立秘密同盟的要求。在遭到莫斯科婉言拒绝之后，金日成便提出直接面见斯大林，以摸清苏联的意图和态度。但此时斯大林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他一方面通过组建共产党情报局和整治南斯拉夫共产党，构造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意在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斯大林在解决柏林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了忍让和退缩的立场，对双方整体实力的认识迫使苏联放弃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不会同意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预的战争。在3 月初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轻松地询问了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三八线附近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的结果，并对金日成充满信心的答复表示满意。至于金日成所要求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只是同意帮助装备在三八线驻防的两个朝鲜警备旅，并决定让苏联海军分队继续留驻清津港协助朝鲜进行防御。到1949年夏季，南北双方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在美国撤军前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据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和金日成的通报，「进攻北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订」，并将在 7 月发动进攻。但斯大林除了应金日成的不断要求，同意向平壤增加武器装备的援助，以保证北朝鲜不受侵犯外，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莫斯科甚至批准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在美国撤军后，撤除苏联在清津港的海军基地及在平壤等地的军用机场的建议，以免这些设施被朝鲜人民军利用，从而使苏联在国际局势中处于被动地位。苏联此时的主张是在北朝鲜建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通过在全朝鲜进行普选实现和平统一。　　

　　 金日成不甘心自己的宏伟计划受阻于莫斯科，于是转过来试探毛泽东的态度。1949年5 月，金日成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朝鲜师转属人民军的问题，并表露了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毛泽东一向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然会支持金日成的想法。不过，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未结束，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中共很难赞成北朝鲜的计划。毛泽东答应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中共军队中的两个朝鲜师转给北朝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中共「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但是，毛泽东「劝告朝鲜同志」，即使在美国撤军而日本人也没有回来的情况下，也「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尽管如此，金日成还不死心。面对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主张变被动为主动，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这是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的有利时机。为此，在积极调动军队进行防御部署的同时，金日成于7 月初下令三八线地区的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做好准备之后，9 月3 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向苏联使馆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相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占领南朝鲜。苏联驻朝鲜使馆代办顿金应维辛斯基的要求对情况进行了核实后，于9 月14日向莫斯科报告了南北朝鲜军事力量的详细情况、金日成的考虑以及他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说，「金日成认为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北方军队「在技术装备（坦克、火炮、飞机）、纪律、官兵训练素质，以及士气等方面，均优越于南方军队」。如果进攻顺利，「可以继续向南方挺进」。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还认为，当朝鲜发生内战时，美国不会直接出兵干预。但顿金本人认为，金日成计划的局部性战争必然导致朝鲜爆发内战，而北方军队还未强大到足以在速决战中取胜，同时，「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持久内战对北方都是不利的」。不过，什特科夫大使却赞同金日成的计划。他认为，「南朝鲜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北方有利。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借口「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讨论，莫斯科还是否决了金日成的计划。9 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进攻瓮津半岛和占领开城地区的局部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显然，斯大林认为在朝鲜发动战争的条件尚未成熟。斯大林的决定令金日成感到沮丧，但他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却还是继续积极备战。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三警备旅攻击侵入三八线以北1.5 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并占领了这两个高地。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莫斯科对此极为恼怒，葛罗米柯严厉地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　　

　　 看来，金日成想要采取军事行动，必须等待莫斯科开放绿灯。　　

　　 二 斯大林参与策划战争　　

　　 然而，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年1 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发来的报告，在一次小范围的宴会后，金日成借着酒意激动地对苏联使馆人员说，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游击队不能解决问题。南方人民知道我们有一支优秀的部队。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希望「同斯大林会面，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他想去见毛泽东。金日成还指责苏联不允许他进攻瓮津半岛，否则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能成功，「如果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就可以进入汉城」。与苏联使馆人员采取的回避态度不同，这一次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主意。经过一番考虑，1 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明白，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在迄今看到的档案文献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同意在战争问题上帮助金日成。对此，金日成十分满意，并立即表示随时准备着斯大林的接见。那么，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情，使得斯大林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看法？　　

　　 研究者注意到，此间发生了一件苏联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毛泽东访苏和中苏同盟新条约的签订，而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之间谈判的结果是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2-3 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去，在俄罗斯南部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拥有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斯大林确定的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而控制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正是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的基本途径。除了既成事实的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的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是苏联外交部注意的目标了。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势在必然了。恰在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和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的关于南朝鲜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鲜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还没有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便集中精力去解决朝鲜问题了。为了加强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以及人民军的组织和指挥能力，莫斯科同意金日成再组建三个步兵师，并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50年，以便为新组建的部队购买苏联装备。斯大林还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军事总顾问，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兼任这一职务的苏联大使什特科夫。此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3 月9 日，朝鲜照会苏联，「为了给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并加强人民军，请苏联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苏联政府的申请单向朝鲜提供1.2-1.3 亿卢布的军事技术装备」，朝鲜则相应地保证向苏联提供价值1.33亿卢布的黄金、白银和钼精矿。随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装备的详细清单。莫斯科立即答复，同意朝鲜提前使用1951年的贷款购置武器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致电告诉金日成，对于「朝鲜人民军所需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苏联政府决定「完全满足您的这一请求」。在进行物质准备的同时，3 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 月初秘密访问莫斯科，并提出将与斯大林讨论「国家南北统一的途径和方法」及「经济发展远景」等问题。在一份「金日成提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清单中，明确写道：「关于统一国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径和方法，拟采用武装方式统一。」此外，还提到与毛泽东会晤和同中国签订条约的问题。得到同意后，金日成和朴宪永于3 月30日起程前往莫斯科。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尚未发现任何文字纪录，研究者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据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报告，朝鲜北方和南方都正在为统一做准备，但形势对北方更有利。朴宪永则以热烈的言语描述了反李承晚政权的抵抗运动形势，他说：「人数达20万的南朝鲜共产党支部已经准备好在北方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在等待着土地改革和其它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朝鲜领导人所不放心的只是不知道在统一问题上采取战争形式，朝鲜人民会怎样反应。对此，斯大林讲了拉伯雷（Fran？ois Rabelais）《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 ）中羊群的故事。他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跟着头羊，而不论头羊走到哪里。莫斯科担心的问题是一旦爆发战争，美国会否出兵干涉。据金日成的译员文日回忆，金日成立即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这场战争，理由是，这是一次果断的突袭，因为将会有20万南朝鲜共产党员进行起义，加上南方游击队对朝鲜人民军的支持，进攻将在三天之内取得胜利。这样，即使美国有心干预，也没有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和部署。此外，1966年苏联外交部曾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其中提到金日成在这次会谈时向斯大林提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部署，即朝鲜政府准备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1 ）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2 ）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3 ）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该报告确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 月至4 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总之，完全可以断定，斯大林是在1950年1 月至4 月间决定支持并帮助金日成发动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的。显然，与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防御和退守政策的同时，苏联直接参与了战争的策划和准备。　　

　　 三 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　　

　　 不过，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日程表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不能出尔反尔。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复员，至于军事战略目标，只剩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了。当时，中共在东南沿海集中了16个军的兵力，而在比邻朝鲜的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和一个集体转业、开荒种地的第42军。因此，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　　

　　 对此，斯大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49年6-8 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得知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问题。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不应在朝鲜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在与金日成讨论并决定了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后，明知此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却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只能劝金日成去见毛泽东。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访华的要求。3 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估计到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当李周渊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到平壤时，金日成已经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鲜内阁副首相金策委托苏联使馆将这一消息转告金日成。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渊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会谈时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5 月12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金日成的说法不可信，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实际上，金日成对莫斯科谎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关于1949年5 月金一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联共（布）驻北平代表柯瓦廖夫报告说，中共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实行反击，但劝告朝鲜不要主动进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报中却有意含糊其辞，说中共表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朝鲜。不管金日成有何考虑，毛泽东毕竟到此时还不知道平壤和莫斯科已经就发动战争这样的大事达成了默契。所以，尽管金日成认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但还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去见毛泽东，「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5 月13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达北京，并当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谈具体内容的档案文献，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5 月14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　　

　　 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看似平和的话语，却透着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应支持朝鲜的革命行动。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批准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师带装备回国，此事难道不是说明中苏领导人共同策划了战争的准备吗？关于战前中国军队赴朝问题，过去因缺乏资料，不甚明白。现在情况清楚了：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没有关系。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参加了中共的抗日军队。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满洲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一千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1949年5 月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中共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1949年7 、8 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164 师（实员10， 821 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166 师（实员10，320 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1949年7 月进入朝鲜。毛泽东所说的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六个月后提出的。1950年1 月初，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这 16，000 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因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合并为一个师或4-5 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与朝鲜联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1 月1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时致电林彪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4 月间更换夏装回国。1 月28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来武汉接收朝鲜部队。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1949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同情和支持。 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因此，怀廷（Allen S. Whiting）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4 月18日到达元山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因此，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成功地发动突袭，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四 朝、苏联合发动进攻　　

　　 至此，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对于金日成来说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了。　　

　　 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的回忆，5 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那些以个人名义在朝鲜负责军事训练的军人，并为朝鲜军队制订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到 5 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联合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向三八线集结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确定在1950年6 月25日。接着莫斯科又接到报告说，按照进攻计划，朝鲜人民军每天可推进15-20 公里，预计主要的军事行动在22-27 天之内完成。　　

　　 6 月25日，北朝鲜军队依照计划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现在披露的6 月26日什特科夫给斯大林私人军事代表扎哈罗夫大将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开始前后的真实情况：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 月12日，结束于6 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敌军的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到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订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 月24日完成。6 月24日已向各师师长发出（战争开始日代号）和（发起进攻日代号）的命令。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反攻的命令。各部队于6 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军事行动于当地时间（25日）4 时40分开始。进攻前的炮火准备进行了20-40 分钟，其中包括定位瞄准和10分钟炮轰。随后，步兵开始行动，迅速展开进攻。在开始的3 小时后，个别部队与军团已向前推进了3-5 公里。人民军部队的攻击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敌军仅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进行了顽强抵抗。而较有组织的抵抗则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战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瓮津方向）、开城、松隅里。

（地图1 ：1000000 ，1943年总参谋部印制）

在春川方向，人民军部队推进了12公里。在东部海岸推进了8 公里。就在第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即有两支登陆部队在日本海沿岸登陆：第一支登陆部队在江陵地区，包括两个营的海军登陆部队和约1 ，000 名游击队员；第二支登陆部队在蔚珍地区，包括600 名游击队员。登陆部队于6 月25日5 时登陆，整个过程进展顺利。游击队登陆部队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围的若干乡镇。在登陆部队登陆过程中，人民军军舰与南朝鲜军队的舰艇曾发生战斗。战斗结果有一南方扫雷舰被击沉，另有一扫雷舰被击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海军没有伤亡。6 月26日，人民军部队继续进攻，在战斗中不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推进。在6 月26日一天的时间内（从右至左）彻底扫荡了瓮津半岛、开城地区；第6 师的部队强渡海湾并攻占了金浦机场方向的居民点。在汉城方向，第1 、4 师攻占了汶山、东豆川等城市，第2 师攻占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带，部队的推进仍在继续。注文津港已被攻克。与在洪川方向移动的第12步兵师、越过松隅里在议政府方向进攻的第3 步兵师及机械化旅整整一天没有联系。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苏联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较为隐蔽的措施。战争爆发前五天，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作为驾驶舰只的十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　　

　　 然而，毛泽东对战争的准备过程和具体计划却毫不知情。或许是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或许是估计到美国不会干涉从而不需要也不希望中国介入，总之，斯大林和金日成对中国封锁了消息和情报。据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以至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消息，毛泽东竟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的。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一方面要中国同意发动战争，一方面又对中国封锁消息。经过这样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五 结论　　

　　 结论一：金日成在1949年就提出通过军事手段推进革命，完成统一大业。然而，此时斯大林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维持三八线现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莫斯科严厉禁止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也表示无法援助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结论二：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迫使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条约，其结果是苏联将要失去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斯大林必须实现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以替代在中国东北丧失的战略地位。于是，莫斯科决定积极支持北朝鲜发动突击战，迅速统一朝鲜半岛。　　

　　 结论三：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并且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毛泽东仍然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泽东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特别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结论四：在毛泽东表示原则上同意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之后，朝鲜和苏联对战争的秘密准备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没有向北京透露其军事计划和行动的任何细节。1950年6 月25日凌晨，在苏联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下，金日成发动了后世所称的朝鲜战争。　　

　　 这就是近年来俄国解密档案给人们勾勒的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画面。

附：沈志华：中朝关系历史真相

　　在目前复杂多变的现实国际政治中，朝鲜的行为和变局是中国要应对的最重要的周边问题之一，中国要处理好现实问题，首先应理清历史。从俄罗斯、东欧、美国已解密的档案材料来看，我对1946年~1969年的中朝关系做了总结。

　　第一阶段，1945—1949年。在各自夺取和建立革命政权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互相帮助，携手合作，双双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下，金日成稳固了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毛泽东则一举夺得中国大陆的政权。中朝之间形成“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历史上传统的地缘因素中，注入了革命和“兄弟”的元素。

　　第二阶段，1950—1956年。在朝鲜战争时期，中朝领导层之间冲突迭起，关系紧张，中朝关系绝非表面显现出来的亲密友好。实际上，在如何解决朝鲜统一、何时需要中国援助、志愿军由谁来指挥、中朝联军越过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南进以及朝鲜铁路管理权的归属和停战时机的掌握等一系列战略决策或重大问题上，中朝之间都存在严重分歧和矛盾。尽管此前朝鲜一直依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战争期间中国因其所处地位往往起到主导作用，所以，面对中朝之间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斯大林都支持了毛泽东。由此，在金日成的心理上留下了阴影。中国人在朝鲜流了很多血，但并未在中朝领导人和两国之间凝成深厚友谊。毛泽东为了战后继续保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发言权，决定给予朝鲜大规模的经济援助。朝鲜的战后重建工作，主要是在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下完成的。中国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且自身亦在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但援助朝鲜的力度大大超过苏联。金日成对此有感于怀，但在公开场合强调的是“自力更生”，很少谈及中国和苏联的援助。

　　早在战争后期，金日成便开始树立其统治权威，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改组领导结构，引起各派反对。苏共二十大以后，金日成不愿接受莫斯科的新方针。延安派和苏联派联合起来，试图利用苏共对金的不满展开对金日成的批判，1956年8月在中央全会上矛盾爆发，金日成控制局面后，将反对派打成反党集团，延安派部分干部逃亡中国。毛泽东与苏共代表团商量后派米高扬和彭德怀率团赴平壤，强迫金日成收回成命。金日成在北京和莫斯科的高压下被迫承认错误，中朝关系由此陷入严重危机。

　　第三阶段，1957—1965年。期间，韩国政府面临极大的内部压力，政权频繁更迭，无力向北方发起武装挑衅，美国则专注于推动韩国经济复兴。这一切在客观上为朝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安全环境。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看，波匈事件后，中、苏注意力转向欧洲，且两国关系渐趋恶化，朝鲜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金日成个人权威得以树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立场的改变。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崛起，逐渐成为在国际共运中与苏共平起平坐的领导者。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建立中国的地缘优势，1957年底毛泽东改变对金日成的态度，主动承认错误，并表示同意其国内政策，甚至答应全部撤回在朝志愿军。于是，中朝关系得以恢复。

　　随着中苏分歧不断加深，双方都有意拉拢朝鲜。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向朝鲜提供了大量粮食。赫鲁晓夫则向金日成出示了毛泽东1956年严厉批评金日成的谈话记录。金日成在北京与莫斯科之间搞外交平衡，最有代表性的是朝鲜在1961年同时与苏联和中国分别签订了同盟条约。由于赫鲁晓夫坚持的和平共处对外方针有违朝鲜的外交取向，加上苏联对外援助大大减少，朝鲜在中苏争斗的过程中，倒向毛泽东，积极加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为了拉住平壤，在无力继续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从政治利益出发，在处理朝鲜侨民和东北朝鲜族边民跨境流动的问题时，往往依从朝鲜的主张，甚至在中朝边界纠纷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把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天池大部划给了朝鲜。此外，毛泽东一再表示，中国东北就是朝鲜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争便交给朝鲜管理。中朝关系由此渐入佳境，并达到最高峰。

　　第四阶段，1966—1969年。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了赫鲁晓夫的对内、对外政策，加大对朝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外交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指责和批判，红卫兵又在中朝边界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金日成极大不满，曾向苏联表示决不会屈从“中国路线”。朝鲜迅速倒向苏联，加入反华大合唱。中朝关系由此一落千丈，很快便从高峰跌入谷底。

　　长期以来，中国对朝鲜的态度都受限于历史造成的“预设性”前提，实际上，我们应该把朝鲜当做一个普通的国家看待。不要谈战略屏障，实际上，二战以后到60年代，远程导弹的发明和普遍的部署运用使传统的地理上的战略屏障已经不具有军事意义。

　　我并不认为朝鲜对于中国具备什么特殊的意义，相反，正是长期以来中朝关系的两个“神话”造成了中国在对朝关系和国际事务上不必要的束缚。一个是认为朝鲜是一个“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兄弟国家，与中国有着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对朝鲜无条件支持和友好的外交便成为似乎不可动摇的国策，而在外部世界看来，朝鲜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似乎中国理应承担朝鲜问题的责任。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困境，应该把朝鲜当成一个普通的国家来对待，建立友好的周边关系是对的，但不该把这个问题看得太过重要，好像不援助、不支持就不行，如果完全被对方牵着走，那么你一个大国的责任何在？一个大国的威信又何在？

　　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它的外交都应有底线。

　　朝鲜的问题也是因为它一直以来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卵翼之下，受到保护，所以世界不能直接介入。现在冷战结束了，对立集团没有了，理应走向一个大家都独立平等的阶段。现在我觉得是过渡期，时间不会太长。　　

　　20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