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8-10

第8章 心魔

但是人哪，骄傲的人，
掌握到暂时的小小权力，
立刻忘记了自己玻璃般易碎的本来面目，
像一只盛怒中的猴子，
在天神前扮出种种丑恶的怪相，
让天使为之哭泣。
——威廉·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暴力减少中有两个方面对我们理解人性有决定性的意义：（1）暴力；（2）减少。前6章告诉我们，人类历史就是一连串的血腥事件。我们见到部落民在抢劫和寻仇中几乎杀光对方的男性，见到对新生儿的处置中杀死大量女婴，还见到人们为了复仇和娱乐实施酷刑，而杀戮的受害者多到可以分门别类、合辙押韵地填满整整一页字典：凶杀（homicide）、政府屠杀（democide）、种族灭绝（genocide）、种族文化灭绝（ethnocide）、政治屠杀（politicide）、弑君（regicide）、杀婴（infanticide）、杀害新生儿（neonaticide）、弑子女（filicide）、手足相残（sibli-cide）、性别灭绝（gynecide）、杀妻（uxoricide）、杀夫（mariticide）和自杀性恐怖主义（terrorism by suicide）。暴力遍及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和史前史的各个角落，绝非源自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别产出。

同时，这几章给出了几十张图表，描绘了人类历史上的暴力走向，展示出这根线条从左上角蜿蜒走向右下角。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暴力的趋势能够保证水平不变。不论引发暴力的原因是什么，它反正不是饥饿、性欲或者瞌睡之类的生理欲求。

因此，暴力的减少使得我们可以放弃二分法，它阻碍了我们理解几千年来暴力的根源。在二分法中，人类或者是天性良善或者是天性邪恶，或者是猩猩或者是天使，或者是鹰或者是鸽子，或者是霍布斯式的残忍暴虐，或者是卢梭式的高尚。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人类不会走向和平协作，但也不会变成嗜血动物，非要定期杀个你死我活。关于人类思维有多重功能已经形成很多概念，例如官能心理学理论（faculty psychology）、多重智能理论（multiple intelligences）、心智器官（mental organs）、心理模块说（modularity）、心理领域特殊性（domain-specificity）以及将大脑比作多功能瑞士军刀的思维暗喻。这么多的概念中总该有几颗真理的种子。人性中的某些成分，例如捕食、支配和复仇，都是制造暴力的动机；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有另外一些成分，例如慈悲、公平、自制和理性，推动我们趋向和平。本章和下一章将探究这些动机和产生这些动机的条件。

黑暗面

在研究我们的心魔之前，我必须先要证明它们存在，因为在现代知识分子中，人性驱使我们倾向暴力的观点极其不得人心。^[1]虽然关于我们是从嬉皮士猩猩（倭黑猩猩）演化而来，以及原始人对暴力毫无概念的说法，早已经遭到人类学事实的否定，我们还是会读到一些文章说，暴力都是少数坏分子的所作所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忠诚的和平战士。

可以肯定，在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命都不是以暴力结束。前面各章图表中竖轴上的数字显示，每年每10万人中只有几个、几十个，最多几百个人死于非命。只有在很少数情况下，比如部落战争或者发生种族灭绝的时候，死亡率达到每10万人中有几千人死亡。即使在敌意最深的对抗中，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对峙双方通常也会退后一步。甚至在战争中，很多战士都不曾扣动过扳机，那些打死过敌人的战士往往还会患上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有些作家断言，绝大多数人类天生厌恶暴力，暴力造成大量死亡只不过说明少数疯狂的暴徒可以造成何等破坏。

所以，我要让你相信，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你自己，亲爱的读者，本质上都是趋向暴力的，尽管我们很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使用暴力。让我们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开始。心理学家理查德·特伦布莱（Richard Tremblay）衡量了一个人生命进程各个阶段的暴力水平。他证明，最暴力的阶段不是青少年，甚至不是青年，而是两岁，所谓“可怕的两岁”（terrible twos）的确所言不虚。^[2]一个刚刚学步的典型幼儿至少会踢踢打打，张嘴咬人，寻衅打架，身体攻击的频率随着年龄增长稳定地下降。特伦布莱说：“幼儿不会相互杀害，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让他们拿到刀枪。我们过去30年一直想回答的问题是，孩子是怎样学习攻击的。但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怎样学习不去攻击的。”^[3]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你是否曾经想过杀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几项独立的研究中，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Kenrick）和戴维·巴斯向大学生提出这一问题。按一般的认知，他们应该是人口统计学中暴力水平最低的部分，但得到的结果却令人震惊。^[4]70%~90%的男生和50%~80%的女生承认，在过去的一年，他们至少曾经有过一次要杀死一个人的幻想。当我在一次讲座上描述这项研究时，一位学生大声喊道：“是的，剩下的那些人都在撒谎！”至少，他们会对大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名言产生共鸣：“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是我读过的讣告有不少确实让我满心欢喜。”

让人们幻想凶杀的动机和警察局犯罪档案中记录的动机大致吻合，主要是情人吵架、受到威胁、对羞辱或背叛的报复、家庭纠纷——与养父母的纠纷多过与生父母的纠纷。这些可怕的遐想在人们的脑海里展开，就像雷克斯·哈里森出演的充满嫉妒和复仇的影片，有交响乐团演奏的《红杏出墙》做背景音乐。在巴斯的调查中，有个男生估算自己在杀死一个前友人的路上已经走了80%。这个前友人向该男生的未婚妻造谣，说男生不忠实于她，然后自己取而代之：

首先，我要敲断他全身的每一根骨头，从手指头和脚趾开始，慢慢地从小骨头到大骨头。然后，我要戳开他的肺，可能还有其他脏器。总之，要在杀死他之前让他尽可能地尝尝痛苦。^[5]

一名女子说，她在杀死前男朋友的路上走了有60%。她的前男友想恢复关系，威胁说要将以前两人做爱的视频发送给她的新男友和其他同学。她说：

我真的这样做了。我请他来吃晚饭。他在厨房的时候，傻傻地削着胡萝卜皮，准备做沙拉。我笑着走向他，很温柔，他没有任何疑心。我想着快快地抓起一把刀，在他胸口捅上几下，直到他断气。我真的干了第一件事（抓起了一把刀）。他看出了我的意图，跑掉了。

现实中的许多凶杀在发生前都被这般反复推敲过。真正实施了的谋杀数量之少，仿佛是压抑的海洋里漂浮着一座渴望凶杀的巨大冰山，水面上仅仅浮出了一个尖角而已。法医心理学家罗伯特·西蒙（Robert Simon）将这个意思作为他著作的书名（算是对弗洛伊德解释柏拉图的再解释）:“好人所思，坏人所为”（Bad men do what good men dream）。

甚至那些不曾想象过杀人的人，也会从杀人或者观望杀人的替代性经验中得到极大的快感。人们为了品味各种血腥的虚拟现实，毫不吝啬时间和金钱：《圣经》故事、《荷马史诗》、英烈传、地狱图景、英雄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希腊悲剧、《贝奥武夫》、贝叶挂毯、莎翁戏剧、格林童话、《潘趣和朱迪》、歌剧、侦探系列、廉价惊险小说、流行小说、纸皮小说、恐怖剧、谋杀歌谣、黑色悲剧影片、西部大片、恐怖漫画、超人漫画、《活宝三人组》、《猫和老鼠》、动画片《奔跑者》、电子游戏，还有前加州州长主演的各部影片。在《野蛮的消遣：暴力娱乐文化史》（Savage Pastime: A Cultural History of Violent Entertainment）一书中，研究文学的专家哈罗德·谢克特说，与以往的娱乐相比，今天的暴力影片可谓温良恭让。在过去多少个世纪中，人们一直以模拟酷刑和肢解来赢得观众的喝彩。早在电脑制作图像之前，剧院经理绞尽脑汁，制作出各种可怕的特殊效果，比如“假人头，可以从人体模型上被斩下，再扎到长矛上；假人皮，可以从演员的身体上扒下来；盛满动物鲜血的囊袋，可以制造被刺穿后鲜血飞溅的效果”。^[6]

人们头脑里会闪过很多暴力想象。与之相比，真正实施的暴力行动只是很小一部分，现实和想象的巨大差距给我们指出了人类思维设计中的某些特征。暴力统计往往低估了暴力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性。人类的大脑里不断回荡着拉丁谚语：“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准备好战争。”即使在和平社会，人们也总是对虚张声势和威胁策略，对结盟和背叛心理，对人类身体的脆弱以及如何利用和遮盖其脆弱性充满好奇。人们对暴力娱乐表现出的普世快感，一直是作品审查和道德谴责的目标，这恰恰说明人类内心对有关暴力行为的信息充满渴望。^[7]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暴力不容忽视，是否理解暴力的运作关系到人是否能够生存。^[8]

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注意到，性也是奇思异想和娱乐的一大内容，其想象和现实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9]人们对性的遐想，将不正当的性行为变为各种艺术，所做的努力远远超过他们对性事本身的投入。和通奸一样，暴力也许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其潜在的后果难以估量，绝对会证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西蒙斯认为，高级意识本身就是专为频率低但影响大的事件设计的。我们对每天必需的动作，例如伸手抓住一个物件，例如走路和说话，早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更不要说花钱去看这些动作的表演。能够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不正当的性关系，是暴力死亡和《梦里天和地》中沃尔特·米蒂式的飞跃。

说到大脑，人类的大脑就是其他哺乳动物大脑的肿胀版和皱褶版。所有的主要部件都可以在我们毛茸茸的表亲那里找到，它们的功能也是一样的，比如处理来自感官的信息，控制肌肉和腺体，储存和提取记忆。在这些部件中，有一个区域网络，取名愤怒回路（rage circuit）。神经科学家贾克·潘克赛普（Jaak Panksepp）描述了向一只猫的愤怒回路部位发送电流时所见到的景象：

对大脑进行电刺激几秒钟之内，这只温和的动物彻底变了情绪。它张牙舞爪，粗暴地扑向我，嘶嘶尖叫，流着口水。它似乎准备四面出击，但它正好对着我脑袋所在的方向。万幸，有树脂玻璃墙挡在我和这只愤怒的野兽之间。但在终止电刺激之后不到1分钟，这只猫就放松下来，恢复了平静，又可以让人毫无顾忌地抚摸了。^[10]

人脑中也有和猫脑中愤怒回路相当的组成，同样可以被电流刺激——当然，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神经外科手术中。外科医生做过如下描述：

最有意义（和最戏剧性的）的刺激效应是它引发一系列攻击性反应。相应地，这些反应包括从恰当的语言反应（向医生说“我觉得我要起来咬你”）到失控的诅咒和身体攻击性破坏行为……我有过一次，在电刺激终止30秒钟后，问病人是否感到愤怒。他说他曾经感到愤怒，但已经不再愤怒，听起来他对此变化感到非常惊讶。^[11]

猫会嘶嘶尖叫，人会恶语诅咒。愤怒回路可以激起语言反应的事实说明，它不是惰性器官，与大脑的其他部分有积极的联系。^[12]非人类哺乳动物的进攻性受大脑中几个回路的控制，愤怒回路是其中之一。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回路对理解人类的进攻性行为会很有帮助。

* * *

如果暴力印刻在我们的童年、我们的幻想世界、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大脑里，为什么士兵在战场上开枪杀人时还会犹豫呢？难道他们不就是去干这个的吗？一项著名的“二战”老兵研究称，战斗中有能力使用武器开火的士兵不足15%~25%；另外有研究说，绝大部分子弹都没有击中目标。^[13]现在，我们知道，得出第一个结论的研究非常可疑；得出第二个结论的研究有混淆事实之嫌——战斗中所发射的大部分枪弹都不是针对单兵，而是要阻止敌军的进犯。^[14]士兵在战场上未能击中目标，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瞄准中靶本来并非易事。但是，我们仍然得承认，战场上弥漫着对瞄准杀人的焦虑，很多士兵在扣动扳机的瞬间手指都会发僵。

在街头打斗和酒吧争吵中也可以看到因使用致命武力造成的紧张感。莽汉之间的大多数冲突，与好莱坞西部片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毫不相干，绝不是纳博科夫笔下（《洛丽塔》）亨伯特眼中的“一拳击中面颊，一脚踢中腹部，再从空中悬索飞下”。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严格地检视了真实斗殴事件的图片、录像和目击者报告。他发现，大部分斗殴不像《咆哮山谷》中设计紧凑的动作场面，而更像是一场无聊曲棍球比赛上仅有的两分钟争吵。^[15]两个男人怒目相视，互喷脏话，挥拳，没有击中，再挥拳，然后就倒在地上。偶尔，纠缠的双方中一人略具优势，连续击中几拳。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两人被拉开，嘴里继续喊叫着愤怒的诅咒和挽救面子的大话，离去时，自尊心上的伤痕远远多过皮肉上的瘀青。

情况真是如此。在面对面的冲突中，男人通常会保持克制。但是，这种谨慎不是说明人类的温柔和善良。相反，这恰恰说明了霍布斯和达尔文对暴力的分析。我们在本书第2章已经看到，任何暴力倾向性的演化，都是在每个个体都具有同样倾向性的世界里完成的。（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一个活着的生命不同于岩石和河流，因为他会做出反击。）也就是说，人一旦采取伤害另一个人的举动，立刻会引发两件事情：

1.增加受袭者进行攻击的可能性。

2.受袭者将确立在你进攻之前就对你采取行动的策略目标。

即使你能在攻击中一举将对方击毙，你也会成为对方亲族的复仇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对在势均力敌的对抗中挑起争端特别深思熟虑——谨慎到表现出焦虑和瘫痪。谨慎周全是真正的大勇，与慈悲毫不相关。

一旦有可能消灭敌人，又没有遭受报复的危险，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大猩猩的劫掠行动中，我们已经见过此类案例。当一队雄性大猩猩巡视领地时，遇到来自其他群体的单只雄性大猩猩，大猩猩会利用数量优势，将落单的大猩猩撕成碎片。在出现国家社会之前，人通常也是在偷袭中而不是高调的战场上消灭敌人。人类的大部分暴力都是胆小鬼式的：打冷拳、欺负弱小、先发制人、凌晨偷袭、黑手党暗杀和打了就跑的驾车枪击。

柯林斯还记录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综合征，他称之为“前行性恐慌”（forward panic），虽然更常用的字眼儿应该是“暴怒”（rampage）。当一个进攻性联盟受到阻击，并陷入对手可能长期抵抗的忧患和恐惧时，它会接着又乘虚而入压倒对手，此时恐惧转化为愤怒，人们将会野性大发作。这种似乎无法克制的暴怒驱使人们殴打敌人，直到敌人不省人事，对男子实施酷刑和肢解、强奸妇女、破坏敌人的财产。“前行性恐慌”是最丑恶的暴力。正是这种心态导致种族灭绝、大屠杀、惨烈的种族骚乱和战争中的格杀勿论，不留俘虏。警察滥用暴力也大多出于此种心态，比如1991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在警车高速追逐和暴力拒捕之后，受到警察的野蛮殴打。随着屠杀的进行，愤怒会让位于狂喜，狂躁的屠夫在血腥的暴行中欣喜若狂。^[16]

没有人被训练成暴躁的怒汉，每当军队和警察中爆发类似的暴行，总是让上级感到意外，上级也只能采取行动平息暴行，因为滥杀和残忍完全不符合军队和警察队伍的宗旨。暴怒也许是人类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将敌人在重组和反击报复之前彻底消灭掉而产生的原始适应性。这与大猩猩之间的杀戮相似程度之高，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相似性还包括一个共同的触发机制：三四个同伙，面对一个孤立的敌方成员。^[17]暴怒背后的直觉显示，暴力如同人类行为剧本中的一句台词，静静地等候在那里，等待出场的时机。饥渴则与其不同，饥渴感是随着时间逐渐培养起来的直觉。

道德标尺的偏差和关于纯粹邪恶的神话

在《白板》一书中，我提出，当代人否认人性的黑暗面，例如“高贵的野蛮人”说，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甚嚣尘上的浪漫军国主义、攻击释压说和斗争神圣化的反动。对当代人否认人性黑暗面的理论提出质疑的科学家和学者，均被指责是为暴力辩护，并成为诽谤、血诬和人身伤害的对象。^[18]“高贵的野蛮人”神话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样板，昭示了反暴力运动在社会礼仪和禁忌方面留下的文化遗产。

不过，我现在相信，否认人类作恶的能力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也许这种否认本身就是人性的一个特点。这要归功于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在著作《邪恶》（Evil）一书中所做的精彩分析。^[19]鲍迈斯特注意到，那些从事破坏性活动的人，从小偷小摸的惯犯到系列杀人犯再到大屠杀的参与者，从来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难道世界上如此之多的恶行，竟然都不是恶人所为？

每当心理学家遇到一个难解之谜，他们就会动手进行实验。虽然鲍迈斯特与他的合作者阿琳·史迪威（Arlene Stillwell）和萨拉·沃特曼（Sara Wotman）不能在实验室里让人们犯下暴行，但是他们认为，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小伤害，足以供他们进行细微的观察。^[20]史迪威和沃特曼让实验者描述一件使他们感到愤怒的事件，再描述一件他们让别人感到愤怒的事件。研究人员随机地在实验者之间不断调换这两个话题的顺序，在两个话题之间还塞上其他一些琐碎的问题，因此实验者不会连续回答与这两个话题有关的问题。大多数人每星期至少会感到一次愤怒，几乎所有人每个月至少会感到一次愤怒，研究人员绝不缺少研究的题材。^[21]作恶者和受害者两个角色历数了各种原因，包括撒谎、失信、违约、犯规、泄密、不公和财务纠纷。

但是，这是作恶方和受害方都唯一同意的事情。心理学家仔细研究了实验对象的叙述和编码特征，例如事件的时间长度、双方的过失、作恶者的动机和造成伤害的后果。如果我们将他们的叙述排列起来，结果如下：

作恶者的叙述：故事开始于伤害行为。当时我有我的道理。我也许是回应对方的挑衅，或者我的反应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的反应。我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为此指责我是很不公平的。伤害并不严重，很容易修复，我也道歉了。现在，应该让这件事情过去了。忘掉算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受害者的叙述：故事开始的时间远早于伤害行为发生的时间，伤害行为不过是漫长错误历史中最后的事件。作恶者的行为无理、无情、难以理解。作恶者很可能就是一个施虐狂，唯一的动机就是想看到我痛苦，虽然我是完全无辜的。他造成的伤害是可怕的、难以修补的，而且是永久性的。双方都不应该忘却。

两个描述不可能都是对的——或者应该说，既然实验参加者既讲述了作为受害者的故事，也讲述了作为作恶者的故事，两个描述不可能都完全正确。人类心理中存在某种东西，它扭曲了我们对伤害性事件的解读和记忆。这就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为了解脱自己，我们内心的作恶者是不是在掩饰我们的罪过？或者，为了获得世人的同情，我们内心的受害者是否在培育冤屈？因为这几位心理学家无法翻越时间的高墙，回到事件发生的旧时光，所以完全无法确定谁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

史迪威和鲍迈斯特设计了一个极具独创性的后续方案。他们使用控制事件进行实验，做法是创作了一个情节暧昧的故事：一名大学生提出要帮助一个同学做作业，但出于多种原因，提出帮助的一方违约了，导致本应受助的同学该门功课成绩不好，被迫改换专业，最后转到另一所大学。^[22]参加实验的人（都是学生）只需要阅读整篇故事，然后一半学生从作恶者的角度，另一半学生从受害者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尽可能准确地复述故事。还有第三个实验组，这个组的人被要求以第三者的角度复述故事，他们提到的和忽略的细节，作为人类记忆的基准，属于不受私利影响的正常扭曲。作恶者和受害者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丢失或粉饰了某些细节。心理学家对他们的叙述进行了分析。

结果，“我们应该相信”的答案是：谁也不能信。与故事本身的基准，也就是第三者的复述相比，受害者和作恶者故事扭曲的程度是一样的，只是方向相反；每一次忽略和修饰，都是为了让自己扮演的角色显得更有道理，让对方显得更无理。最有意思的是，参加实验的人在实验中没有任何个人利益。不仅实验者和实验中的角色无关，而且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同情自己复述的角色，或者为自己复述的角色辩护，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阅读故事，然后加以复述而已。但就是这一点要求，居然让实验参与者调动起认知过程，并做出自利的陈述。

伤害性事件在进攻者、受害者和中立方眼中出现发散型描述，就是图2-1暴力三角中出现的心理叠加。我们姑且称之为“道德标尺的偏差”（Moralization Gap）。

“道德标尺的偏差”属于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es）这种大现象中的一种。人们总是想看起来是个好人。“好”可以是高效率、有力量、受人喜爱和能干，也可以是善良、诚实、慷慨和无私。人具有展示自我积极面的动力，这是20世纪社会心理学的重大发现之一。最早提到这一现象的著作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最近的相关文章有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vris）和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的《错不在我》[ 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罗伯特·特里弗斯的《欺骗和自我欺骗》（Deceit and Self-Deception），罗伯特·库尔茨班（Robert Kurzban）的《人人都是伪君子》[Why Everyone（Else）Is a Hypo-crite]。^[23]认识失调或认知失谐（cognitive dissonance）是一种很典型的现象，指人们突然改变了原来的自我评价，人本来为了保持这个自我评价下的形象，一直控制着自己行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一词来自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的小说。在小说中的乌比冈小镇上，所有孩子都比一般孩子更优秀，镇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才华和性格上高于平均水平。^[24]

自利偏差是我们在进化中作为社会动物而付出的一种代价。人们结成群体，不是因为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彼此之间有磁力互相吸引，而是因为他们有社会感和道德感。他们能感受温暖和同情、感激和信任、孤独和负疚、嫉妒和愤怒。感情是内在的调节器，保障人们在社交生活——互利的交换和合作性行为——中获益，而不必付出某些代价，例如避免骗子和社会寄生虫的剥削。^[25]我们对那些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怀有同情、信任和感激，以自己的合作作为回报。而对那些欺骗我们的人，我们感到气愤和排斥，退出合作，或者予以惩罚。一个人的善行水平，是在做一个具有良好信誉的合作者和做一个骗取不义之财的坏蛋之间权衡的结果。一个社会组织就是一个市场，充满各色合作者，在慷慨和信任上水平不一；人们总是能够把自己说得比实际上更慷慨一点，更值得信任一些，一般也不会出太大的差错。

“道德标尺的偏差”包含受害人和作恶者之间协商补偿时的互补性谈判战术。就像侵权诉讼案中双方的律师，起诉人强调被告行为的蓄意性，至少是无情与冷漠，以及原告为之承受的痛苦和损失。被告方的律师则强调被告行为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并极力缩小原告方的痛苦和损失。原告和被告双方之间的较量不仅最后形成补偿方案，也展示了双方围绕是否值得同情和是否勇于承担责任等声誉的竞争。^[26]

特里弗斯最早提出道德感是为了适应合作，他还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扭曲状态。夸张地表现善意和技能所造成的问题是，其他人能够发展出一套看穿这些夸张的能力，就像在撒谎者和测谎仪之间发动一场心理学军备竞赛。谎言特有的自相矛盾让人能够识破它——意第绪谚语说“撒谎的人要有好记性”，或者人说话时的犹疑、抽搐、脸红和出汗也会暴露撒谎。特里弗斯猜测，自然选择可能偏向某种程度的自欺，从源头上抑制说真话。我们欺骗自己，于是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听起来就会更加可信。^[27]同时，我们头脑中的无意识思维维持着真相，告诉我们不能过分违背事实。特里弗斯表示，乔治·奥威尔最早提出这一构想：“统治的秘密就是将相信自己一贯正确和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能力结合起来。”^[28]

自欺是一种奇特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一种叫作“自我”的东西，同时是欺骗者和被欺骗者。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证明人们很容易陷入自利偏差，比如肉铺的秤，总是有误差，而且总是对肉铺有利。但是，要证明人们的自欺倾向并非易事。在心理学上，这相当于作弊的企业做两本账，一本公开的账簿为了应付检查，一本私密的账簿记载准确信息，供公司管理之用。^[29]

两位社会心理学家——皮尔卡洛·瓦德索洛（Piercarlo Valdesolo）和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发明的实验极有创意，能够在真正的两本账骗局中抓到现行犯。^[30]他们向实验参加者表示，需要他们合作，共同计划和评估一个研究项目：一半参与者将得到轻松愉快的工作，即看10分钟照片；另外一半人则要从事冗长而艰巨的工作，即解答45分钟的数学题。研究者告诉实验参与者，他们要两人一组地进行工作，但是研究人员还没有找到决定两人中谁承担何种工作的最佳方式。因此，他们让每一个实验参与者从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来决定谁应该得到轻松的工作，谁应该得到困难的工作。参与者可以简单地为自己挑选轻松的工作，或者用一个随机数字发生器决定谁得到什么工作。人类的自私在这里得到充分表现，几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选择了轻松的工作。稍后，研究人员给实验参与者一份评估此次实验的匿名问卷，问卷中有一道突兀的问题，问参与者是否认为他们的决定是公平的。在这里，人类的虚伪又得到充分地表现，大部分参与者认为他们的决定是公平的。接着，研究人员向另外一组实验参与者描述了这些人的选择，然后问这种自私的行为有多少公平可言。当然，另一组实验参与者认为这些自私的选择毫无公平可言。在人们评判他人行为和评判自己行为的标准之间，存在一个差距，这就是典型的自利性偏差。

现在，我们要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自利者真的真心实意地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公平的吗？或者，只是他们大脑中的一个有意识的“政治公关”告诉他们要这样说，还有一个下意识的“自我”明白什么才是真实的？为了找到答案，心理学家设计抑制有意识思维，他们要求一组实验参与者在评估实验，包括裁决他们（或其他人）的行为是否公平的同时，牢记一个七位数的数字。在有意识思维被分神的情况下，可怕的实情显露了出来：参与者对自己的评判与对他人的一样严厉。这印证了特里弗斯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真相是一直存在的。

我很高兴发现这个结果，不仅是因为自欺理论如此精妙，为此它应该成立，而且因为它给人性保留了一丝希望之光。虽然认识人类自身不完美的真相属于我们最痛苦的经验——弗洛伊德有一整套防卫机制来推迟这可怕的时刻，这些手段包括否认、压抑、揣测和反向形成——但是，至少在原则上，认识我们自身的真相还是有可能的。它也许需要嘲讽，需要争论，需要时间，需要被分神，但是，人有能力认识到自己不是永远正确的。说到底，我们还是不能在自欺这个问题上自我欺骗。如果没有对自欺的认识，人类的总体倾向是错误判断伤害性行为，无论是作为作恶者还是作为受害人。

* * *

一旦人认识到我们心理上这种宿命的怪癖，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看起来都变了个样子。不仅是每一个争端都有来自两个方面不同的故事，而且双方都坚信自己的版本，也就是说，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无辜的、长期受到侵犯的受害者，而另一方是邪恶和危险的虐待狂。各方都有自己对事实的历史描述和数据，并对之坚信不疑。^[31]比如：

.十字军是宗教理想主义的浪潮，虽然有一些过分行为，但它给世界留下了文化交流的硕果。十字军是一系列针对犹太社区的暴行，是欧洲漫长反犹历史的组成部分。十字军是对穆斯林家园的野蛮入侵，是基督教侮辱穆斯林的漫长历史的发端。

.美国内战是废除邪恶奴隶制的必经之路，它保护了一个以自由和平等立国的国家。美国内战是中央集权的权力争夺战，目的是要摧毁南方的传统生活方式。

.华沙集团是一个防御性联盟，是苏联为了保护自己和盟国避免再次遭受战乱。历史上它曾经两次遭受德国的入侵，损失惨重。

.“六日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它开始于埃及驱逐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封锁蒂朗海峡，埃及计划的第一步是将犹太人赶进大海，战争结束于以色列统一耶路撒冷旧城，并确立了边境防线。“六日战争”是一场侵略和征服行动。它开始于以色列入侵其邻国，结束于以色列占领邻国的领土，并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的政权。

敌对双方的分歧不仅在于他们各自相互竞争的说辞，还在于他们量度历史的历法，以及在他们的记忆中事件重要性的顺序。冲突的受害者是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和记忆的耕耘人，而施暴者则是实用主义者，坚定地立足于当下。本来，我们一贯认为历史的记忆是好事情，但是每到历史事件被牢记为一块无法愈合的伤口而呼唤平反的时候，它很可能就是在召唤暴力。“牢记阿拉莫！”“牢记 ‘缅因号 ’!”“牢记 ‘卢西塔尼亚号 ’!”“牢记珍珠港！”以及“牢记 ‘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些口号不是在建议人们重温历史，而是战斗的号角，带领美国人介入战争。俗语说，巴尔干地区受到的诅咒是让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堆积了太多的历史陈迹。塞尔维亚人在20世纪90年代对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科索沃人进行了残暴的种族清洗，但他们自己也属于世界上冤屈最深重的人民。^[32]在他们的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傀儡国家克罗地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奥匈帝国，一直追溯到138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科索沃战役，都让塞尔维亚人饱受欺凌。在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纪念日时，总统米洛舍维奇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讲，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事。

20世纪70年代末，魁北克新当选的分离主义政府重新发现了19世纪的民族主义。在魁北克爱国主义的各种表现中，有一种是将车牌上的格言“La belle province”（法语“美丽的魁省”）改为“Je me souviens”（法语“我牢记”）。从来没有人明确说过要牢记什么，但大部人认为这是新法兰西的思乡曲，而新法兰西早在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就被英国人消灭了。这种牢固的记忆让说英语的魁北克人感到有些紧张，我这一代人中很多人因此移民多伦多。万幸，20世纪末的欧洲和平主义战胜了19世纪的高卢民族主义，魁北克现在是世界上最和平也最国际化的地区。

与受害者过多的记忆相反，施暴者的记忆往往太少。我在1992年访问日本的时候，买了一本旅游手册，里面有一份日本历史纪年表。时间线上标注出1912—1926年的大正民主，接着就是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我猜想，在这两个年代之间，日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了。

一次冲突事件，无论是室友为学年论文吵架，还是国家发动世界大战，事件的各方都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并且还有历史记录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历史记录中的一些内容很可能是一些弥天大谎，也很可能只是由于偏见省略了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实，同时神化了另一些陈年旧账。现实令人不安，因为我们认识到，就分歧而言，对方很可能是对的。我们很可能过于自以为是，将会彼此攻击对方坚信不疑的立场，没有人会尊重对方，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对方自欺欺人的弱点。

比如，今天几乎没有美国人会非议“最伟大的一代”参加正义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当重读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的历史性演讲，我们仍然会感到某种不安。这篇演讲是受害者控诉的典范。演讲中可以找到全部鲍迈斯特实验的元素对记忆的痴迷（“它将永远成为国耻日”），受害者的无辜（“美国与那个国家一向和平相处”），入侵行动的疯狂和残暴（“这种卑鄙和怯懦的进攻”），伤亡的惨重程度（“昨天对夏威夷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很多美国人失去了生命”）和报复的正当性（“美国人民一定要以自己的正义力量赢得……”）。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响亮的言辞，从最好的角度看，也是似真非真。美国已经对日本实行严厉的石油和机械禁运，并预计到日本可能发动袭击，保证了尽量小的军队伤亡，最后则是因为在珍珠港丧失的2500人而牺牲了10万美国人的生命，将无辜的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最后的胜利还是通过燃烧弹和原子弹才取得的。扔在日本平民头上的原子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战争罪行。^[33]

在没有合适的第三方出面质疑孰是孰非的那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戴上心理学家的眼镜，看看恶魔是如何觉得自己是有德之士的。不过，戴上这副眼镜，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34]当你看到“试试从希特勒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时，千万留心你的血压——此外也可以从本·拉登的角度。然而，即使是希特勒，也像所有有感知的生命一样，有自己的观点。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道德高尚的。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未曾料想的突然战败，并得出结论：战败原因是内部敌人的背叛。他对战后协约国谋杀式的食品封锁和报复性的战争赔款义愤填膺，他还见识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混乱和街头暴乱。而且希特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有自己的道德观，相信英雄式的献身能够带来千年盛世。^[35]

世界大战之外，在小规模的人际暴力上，大部分系列杀人狂也极力弱化自己的罪恶，甚至为自己的罪恶辩护。如果他们的行为不是如此恐怖，他们的这番努力简直可以说是喜剧性的。1994年，警方引述一个杀人狂的话说：“除了两个人是我们杀死的，另有两个被我们打伤了，还用枪柄打伤了一个妇女，我们就是把电灯泡塞进人的嘴里，此外我们可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36]社会学家黛安娜·斯库利（Diana Scully）采访过的一个系列强奸杀人狂称，对用枪劫持来的妇女，他一向“温柔和蔼”，这些妇女很享受被强奸的体验。为了证明自己的和善，这位杀人狂特别提到，当他用刀扎死受害人的时候，行凶“总是突然的，她们不会知道自己要死了”。^[37]约翰·韦恩·加西绑架、鸡奸并杀害了33名男孩，他说：“我看我自己更多还是个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毫无嘲讽的意思，还接着说：“我的童年是被骗走的。”他从童年受到的所谓迫害一直延续到成年，媒体莫名其妙地非要将他塑造为“一个混蛋和一个替罪羊”。^[38]

小偷小摸一类的轻罪更是容易被合理化。所有在监狱和犯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今天的监狱关的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不仅有因警察草率制造的冤案，还有自助正义型的暴力案。本书第3章中提到了唐纳德·布莱克有关“社会控制”制造犯罪的理论。这个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在大部分暴力犯罪中，施暴者并没有实际获益。^[39]罪犯的确受到挑衅或背叛，然后进行了我们所认为的过度的反击——在争吵中殴打了伶牙俐齿的老婆，在抢夺停车位时捅死了一个陌生人。在布莱克眼中，这些都是对挑衅的自然反应，也是寻求某种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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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将犯罪理性化的分析，我们感到很不舒服。这恰恰说明了用心理学分析的必要性。鲍迈斯特注意到，为了理解伤害行为，科学家或学者的观点总是和施暴者的观点相重合。^[40]他们都采取离间的、无关道德的立场看待伤害行为。他们也都将犯罪情景化，总是留意事件的复杂性，以及这些复杂性与伤害行为的因果关系。而且，他们都相信伤害行为是可以解释的。相反，道德家采纳受害者的观点，认为伤害必须被认真对待。暴行造成的忧伤和愤怒将持续很久。凡人之所以要对暴行进行胡乱推理，虽然仍然是宇宙奥秘，但恰好说明世界上存在着无法被消灭和不可解释的邪恶。许多集中营的记录者甚至认为，试图解释集中营的成因本身就是不道德的。^[41]

鲍迈斯特仍然以心理学的角度，将这种迷思叫作“纯粹邪恶”。当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思考，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受害者的思维方式。作恶是蓄意伤害，而且不需要理由，作恶的目的就是邪恶本身。作恶的恶棍恶毒透骨，一心要给无辜和善良的受害人制造痛苦。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之所以称其为迷思，是因为事实上作恶者大多都是普通人，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做出了他们认为合理和正义的反应，其中包括受害人的挑衅。

纯粹邪恶提出一个在宗教、恐怖影片、儿童故事、民族主义神话和动情的电视新闻报道中十分常见的原型。在许多宗教中，邪恶被人格化为恶魔——冥王哈迪斯、撒旦、魔王别西卜、金星路西法、魔鬼梅菲斯托费勒斯，或者摩尼教式的黑暗与光明之争中仁慈上帝的对手。在流行小说中，邪恶的相貌属于狂砍滥杀的凶手，属于系列杀人犯，属于妖魔，属于奇丑无比的怪物，属于《蝙蝠侠》里的小丑，属于《007》里的杀手；或者根据电影的年代，也可能属于纳粹军官、苏联间谍、意大利黑手党、阿拉伯恐怖分子、都市强盗、墨西哥毒枭、银河系皇帝或者公司高管。作恶者也许拥有大量的钱财和权力，但是作恶的目的总是模糊和变态的；恶魔真正想做的只是制造混乱和让无辜的受害者受难。作恶者是敌人，是善之天敌，所以作恶者通常是外国人。好莱坞的恶棍，尽管都是些无国籍人士，口音却是一模一样的外国腔。

纯粹邪恶妨碍我们理解真正的邪恶。科学家的立场是施暴者的立场，而道德家的立场是受害者的立场，科学家被认为是“为作恶寻找借口”或“诿过受害人”，或者是在追求“理解一切、原谅一切”的道德虚无说。（前面提到过刘易斯·理查森的回答：谴责越多，理解越少。）确实，研究人员有时将作恶者的动机归咎为一些小过失，例如嫉妒，或者当时具体的情形，或者复仇，而不是更大的罪过，例如制造无穷尽的苦难，或永远维持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研究人员有时还认为这些作恶的动机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有的，而不是少数心理变态者特有，甚或是一个邪恶政治制度的产物（因此，“高贵野蛮人说”才会如此流行）。但每到这些时候，这些研究分析就会被指责为将邪恶相对化。学者汉娜·阿伦特有专文论述阿道夫·艾希曼在组织集中营屠杀中所承担的角色问题，她杜撰了新的表述方式“平庸的恶”来阐释她在此人身上看到的平庸和此人作恶动机的平庸。^[42]已经有历史学家证明，艾希曼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反犹分子，比阿伦特的描述走得更远，但不论她对艾希曼的解读是否正确，她都算得上是解构纯粹邪恶的先驱。^[43]我们将会看到，近40年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其中有些确实是受到阿伦特的启发，特别强调大部分伤害动机的平庸性。^[44]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要描述让我们趋向暴力的大脑系统和动机，同时寻找激励或抑制暴力的信息，并据此来解释暴力减少的历史趋势。大张旗鼓地采取作恶者的观点肯定不利于我要做的工作，而假定我们的大脑天然地具备道德力量，比如有些大脑指向恶，另外一些指向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将会看到，在本章所谈论的心魔和下一章将谈论的天使之间有一些明确的分界线。它们不仅取决于神经生物学的现实，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论说，因为我们的某些脑神经系统既能引起最善良的人类行为，也能导致最邪恶的行为。

暴力的器官

纯粹邪恶的症状之一是将暴力视为一种兽性的冲动，比如以下词语所示“野兽般的”、“畜生一样的”、“禽兽不如”、“非人性的”和“野性的”，而描写魔鬼的时候总让它们带着犄角和尾巴。但是，虽然在动物王国，暴力是家常便饭，但只有从受害者的视角看世界，才能将兽性看作暴力的唯一原因。想想我们人类对蚂蚁所做的种种毁灭性破坏：我们吃它们，毒死它们，不小心地踩死它们，蓄意地捏死它们。每一种杀蚁的行为动机截然不同，但如果你是蚂蚁，你不会关心这些微妙的差别。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对同类的恶行完全是出于单一的、兽性的动机。但是，生物学家早已注意到，哺乳动物的大脑里有不同的回路来处理各种不同的攻击行为。

在动物王国，最常见的攻击性行为是捕食。捕食者，例如鹰、隼、狼、狮、虎和熊的图案，装饰着运动员和军人的外套；许多作家，例如威廉·詹姆斯，都谴责人类暴力来自“食肉动物的本性”。但从生物学角度看，捕猎食物与对抗对手、抵御威胁的攻击性行为完全不同。养猫的人都知道这种区别。当猫咪在地板上看见一只甲壳虫时，它安静地蹲着，全神贯注。但是当一只流浪猫遭遇另一只流浪猫时，它会挺起身子，毛发竖立，发出低吼和尖叫。我们已经见过神经科学家可以将电极植入猫脑中的愤怒回路，通上电流，即可触发猫的攻击模式。而将电极植入不同的回路，研究人员可以触发捕猎模式，观察一只猫无声无息地袭击幻想中的老鼠。^[45]

像大脑中的许多系统一样，控制攻击行为的回路也有不同层级。控制肌肉基本行动的子程式位于后脑，正靠在脊椎的顶部。但是触发其工作的情绪，例如愤怒回路，则分布在较上位的中脑和前脑。拿猫来说，刺激后脑能够激活神经科学家所说的假怒。猫开始尖叫，毛发竖立，露出尖齿，但是人还可以放心地抚摸它。但是，如果刺激大脑较高部位的愤怒回路，猫所产生的情绪不再有任何虚假，它会愤怒地扑到实验者的脸上。^[46]进化正好利用了大脑的这种模块组合。不同的哺乳动物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进犯武器，可以是嘴、獠牙、角；灵长类动物则是手。控制末梢神经的后脑回路在新谱系的演化中可以重组或者被置换，但控制情绪的中央程序却相当顽固。^[47]神经科学家在人的大脑中也找到了愤怒回路，这说明人类的大脑有类似的构造。

图8-1是电脑制作的老鼠的大脑模型，老鼠面向左。老鼠是一种依赖灵敏的嗅觉生存的小型哺乳动物，因此有非常发达的嗅球（olfactory bulbs）；为了显示大脑的其他部位，图中嗅球左侧的大部分被切掉了。和所有四足动物一样，老鼠是水平造物，所以我们所说的神经系统的“高位”和“低位”就是指前和后；在老鼠的脑部，高级思考位于脑模型的前端（左），身体控制位于模型的后端（右），与脊柱直接相连，如果要画出这一部分，它会从图右边溢出来。

图8-1 老鼠的大脑，与攻击行为有关的主要脑组织解构

资料来源：《阿兰鼠脑全图》（Allen Mouse Brain Atlas）,http://mouse.brain-map.org。

愤怒回路是联结三个大脑低位器官主要部位的通道。^[48]在中脑，有一个半环状的组织，称为“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灰质”，即它由灰色物质组成 [一群神经元，而没有保护输出纤维的白质髓鞘（white sheaths）]；所谓“中脑导水管周围”是指它包围着一个导水管，一个充满液体的沟渠，从脊髓到大脑的脑腔，整个穿过中枢神经。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中具有这些回路是控制愤怒的感觉运动组件。大脑记录疼痛、平衡、饥饿、血压、心跳、体温和听到的声音（特别是另一只老鼠同伴的尖叫）的部位发出的信号，信号进入回路，让动物感到紧张不安、沮丧或者愤怒。回路输出的信号进入运动程序后，老鼠就开始跳、踢和咬。^[49]有关暴力的生物特性最早的一项发现是疼痛或沮丧与攻击之间的联系。当动物受到电击或者取得食物的通道被截断，它会攻击最靠近它的同伙；如果周围没有活着的攻击对象，它会开始咬一个玩具或者其他类似的替代品。^[50]

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部分受下视丘（hypothalamus）控制。下视丘是一簇神经核，约束动物的感情、动机和心理，包括饥渴和情欲。下视丘也监控体温、血压、血液中的化学成分，它位于脑下垂体的正上方，脑下垂体向血液中泵入激素，其功能之一是调节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素和生殖腺分泌的睾丸素或雌性激素。这类神经核中的两种——内侧核和腹外侧核，正是愤怒回路的组成部分。“腹”（ventral）是指动物的腹部，相对于“背”（dorsal）或者背部。这些人类大脑的术语沿用已久，因为在传统上将大脑看作垂直地位于一个直立的躯干之上，所以，人类大脑的“腹”朝向我们脚面，而“背”则是我们的脑顶壳。

下视丘受控于杏仁核。“Amygdala”在拉丁文中就是“杏仁”，用来形容人脑的形状。杏仁核是小型、复合器官，连接着大脑的记忆和动机系统。它给我们的思想和记忆涂上情绪的色彩，最擅长的就是恐怖色彩。如果训练一只动物预期在听到某种声音后将受到一下电击，杏仁核就会指挥建立记忆，将这种声音与焦虑和恐惧联系在一起。杏仁核还会在出现危险的捕食者或者发现同类威胁时发出警告。比如，人类的杏仁核对愤怒的表情会做出反应。

愤怒回路的上方就是大脑皮层，这是在两个大脑半球外部的一层薄薄的灰色物质，承担着对感觉、思考、计划和决策的各种计算。每一个大脑半球分成各种叶，一个在脑前部，称为额叶，计算与行为有关的决策。最主要的一片额叶正位于头骨眼眶的上方，称为眼窝前额皮质；因为在眼眶上，因此也叫作“眶额前脑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简称“眶额皮层”。^[51]眶额皮层与杏仁核和其他感情回路紧密地连在一起，它的作用是将情感和记忆整合，做出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决策。当动物因应某种情势，包括它的情绪和经验教训，准备开始进攻的时候，就是眼眶后面大脑的这个部位负责指挥。虽然我已经说过，对愤怒的控制是自上而下的指挥系统，从眶额皮层到杏仁核，到下视丘，再到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到运动程序——但是，全部的联系均为双向：这些器官之间以及与大脑的其他部分之间进行着大量的反馈和相互应答。

我已经提到过，捕食和愤怒在食肉哺乳动物的行为列表节目上属于完全不同的曲目，触发这两种行为需要电击不同的大脑部位。捕食涉及的回路是潘克赛普所说的“寻求系统”（seeking system）。^[52]寻求系统的主干通过大脑中部的一束纤维——内侧前脑纤维束（medial forebrain bundle）穿过整个中脑（图8-1中未做显示）直达外侧下丘脑，再从那里向上到达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所谓爬虫类脑（reptilian brain）的主体部分。纹状体的构成是许多平行的神经束，这让它看起来有很多条纹。纹状体深藏在大脑半球的内部，与额叶紧密相连。

心理学家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和彼得·米尔纳（Peter Milner）将电极植入老鼠大脑的中部，连接上斯金纳箱上的控制杆后，他们发现老鼠会不停地按动控制杆刺激自己的大脑，直到筋疲力尽地倒在地上。由此，他们发现了寻求系统。^[53]最初，他们认为他们找到了大脑的愉悦中心，但今天的神经科学家相信，此系统发出的是欲求或渴望，而不是愉悦本身。（成年人要面对的一大现实是，你要小心自己的愿望，因为所求若非所欲，一旦到手，你很可能并不会真正享受它，而这一现象自有脑解剖学的生理依据。）连接寻求系统的不仅是一套连线，而且还有化学物质。系统内神经信号通过一种叫作多巴胺的神经传递介质进行传递。能够制造多巴胺的药物很多，例如可卡因和安非他命，都能让动物活跃起来，而减少药量，就像施用了抗精神病药物，让动物表现出消极冷漠。（腹侧纹状体中还有另外一组传输介质——内啡肽和体内内生性鸦片发生反应的回路。这些回路更接近对到手奖励的享受，而不是在期盼中渴望。）

寻求系统确立动物追求的目标，例如接近取得食物的控制杆。在比较自然的环境中，寻求系统会调动食肉动物开始捕猎。我们可以想象，动物开始追踪猎物的状态，是一种愉快的预期。一旦成功，它安安静静地撕咬猎物，完全没有了攻击时愤怒的号叫。

动物的攻击既可以是进犯，也可以是防守。^[54]进犯性攻击最简单的触发器是突然的疼痛或者从寻求系统发出的挫败信号。从人类的某些原始反应中能看到这样的本能反射。幼儿在愤怒时双臂突然紧贴在身体两侧，成年人在榔头敲到自己手指时，或者突然发觉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会脱口诅咒或砸碎东西 [在计算机维修中，有一种技术叫作“撞击维护”（percussive maintenance）]。老鼠进行防守型攻击时是扑向对手的头部，而不是在对手的身侧又踢又咬。防守型攻击由另一套大脑系统控制，此系统关乎恐惧。“恐惧系统”就像“愤怒系统”，是由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经过下视丘到达杏仁核的一个回路。恐惧回路（fear circuit）和愤怒回路是两个不同的回路，连接着这几个器官上不同的神经核，但是两者相近的位置，反映出它们之间频繁的互动。^[55]轻度恐惧可以触发惊呆或者逃跑，但是极度恐惧加上其他的刺激，可以触发愤怒的防御性攻击。人类的“前行性恐慌”或暴怒可能就是从恐惧系统向愤怒系统发生的类似切换。

潘克赛普确定了哺乳动物大脑中的第四个动机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触发暴力，他称其为“雄性间攻击系统”（intermale aggression system）或“统治系统”（dominance system）。^[56]和恐惧回路与愤怒回路一样，统治系统也是从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起，穿过下视丘到达杏仁核，一路上将与三束神经核联系在一起。每一束神经核都有受体接受睾丸素。潘克赛普注意到，“所有的哺乳动物几乎完全一样，雄性的性欲要求某种自我肯定，因此，雄性的性欲总是和侵犯联系在一起。的确，这些倾向相互交织在整个脑脊髓中。就我们有限的知识来看，与侵犯有关的系统位于靠近愤怒回路和寻求回路（seeking circuit）的地方，而且很可能和上述两种回路有密切互动”。^[57]如果对这一解剖做心理分析的话，可以这样说，寻求系统引导雄性自愿地甚至是渴望地寻找进犯其他雄性的机会，但是一旦开始战斗，两位雄性之一面临失败甚至死亡的危险，对打斗的关注会让位于盲目的愤怒。潘克赛普注意到在神经生物学上有两类侵犯行为，虽然两类行为存在互动。当内侧下视丘和脑纹状体的特定部位受损，动物就会向猎物或者实验者发起进攻，而不是向另外一位雄性同伴进攻。我们会看到，向动物（或者男人）提供睾丸素，并不会让他寻衅滋事。相反，他会感觉自己很伟大，信心满满地面对其他雄性的挑战。^[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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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一眼人类的大脑，你就知道这是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在图8-2中，皮层部分完全透明，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老鼠大脑的几个部分被全部带进人脑，包括愤怒、恐惧和统治回路的处所：杏仁核、下视丘、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在中脑的内部，脑脊髓沟从中穿过）。以多巴胺为能量的纹状体，其腹侧部位的作用是为整个大脑确立寻求的目标，在人脑中也是特别突出。

这些组织构成鼠脑的绝大部分，但在人脑中，这些组织被封在厚厚的大脑中间。如图8-3所示，肥大的大脑皮层为了塞进头骨，被团成一团揉皱的报纸。大脑的主要部分是额叶，从这个角度向后看，额叶占据了大脑的3/4。神经解剖表明，对人类而言，愤怒、恐惧和欲求的原始冲动与受大脑约束的审慎、道德和自制力相对抗——尽管这一切都在力图驯化野性，但人们还是不能肯定谁会占上风。

在额叶内部，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眶额皮层”之名的来历：这是一个肥大的圆凹，正好覆盖在眼眶的骨架上。1848年，一位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铁路工地工头在向岩石里充填炸药时，炸药意外爆炸，将一枚钢钎插入盖奇的颧骨，再从头盖骨穿出。自那时起，科学家就知道眶额皮层的活动与情绪控制有关。^[59]根据盖奇的头骨，20世纪的计算机复制了他受到的损伤，显示钢钎穿过左眶额皮层，连同端脑（cerebrum）内壁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cortex）。（请见图8-4的内侧视图）眶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紧紧连在一起，包裹着额叶的底部，神经科学家通常使用两个词中的一个词合指两者。

图8-2 人脑，与攻击行为有关的主要皮层下结构

资料来源：埃克斯（AXS）生物医学动画工作室为多兰（Dolan）DNA学习中心制作的三维图像。

图8-3 人脑，约束侵犯行为的主要大脑皮层区

资料来源：埃克斯生物医学动画工作室为多兰DNA学习中心制作的三维图像。

图8-4 人脑，内视图

资料来源：埃克斯生物医学动画工作室为多兰DNA学习中心制作的三维图像。

虽然盖奇的感觉、记忆和行动都没有受到影响，但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他的大脑受到的损伤有着严重的后果。以下是他的医生对变化的描述：

可以说，他的智能和动物性之间的平衡或均衡，似乎被完全摧毁了。他冲动无礼，不时污言秽语（他本来没有这样的恶习），完全不理会同伴的感受，对与他的本意不一致的约束和建议极不耐烦，有时固执己见，有时又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不断制订未来的计划，但未经执行就改变主意，不论是否可行。他的智能和行为像一个孩子，但却有着强壮男人的野性。尽管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在受伤之前，他的思维稳健，认识他的人都尊重他的精明强干，认为他在工作上既有热情又有恒心。从这一点看，他的头脑发生了巨变，他的朋友和熟人都说他“不再是盖奇了”。^[60]

虽然盖奇最后逐渐恢复了大部分均衡，但他的故事已经被扭曲，而且作为心理学教学的导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篡改。不过，当年医生的描述，与我们今天对眶额皮层功能的理解大致相符。

眶额皮层与杏仁核、下丘脑以及与情绪有关的其他部位有密切的联系。^[61]眶额皮层的主要成分是神经元，多巴胺是其神经传递介质；眶额皮层与纹状体内的寻求系统连接在一起。与它相连的还有一个叫作“脑岛”的皮层小岛。在图8-3中，脑岛的前端刚好从大脑外侧裂（sylvian fissure）下方露出一点儿头，其他部分完全埋在裂沟后面，被上方的额叶和颞叶覆盖着。脑岛记录我们的身体直觉，包括胃胀的感觉和其他感觉，例如恶心、温暖、膀胱憋尿、心跳加速。有些隐喻，例如“这事让我热血沸腾”和“他的行为让我呕吐”，对大脑来说，每个字都是实情。认知神经学家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当一个人发觉同伙分赃不均的时候，脑岛就会活跃起来。但如果知道不公平的分配结果是计算机随机产生的，没有人可抱怨，那么脑岛部位就呈暗色。^[62]

位于眼球上方的眶额皮层（图8-3）和面向内部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图8-4）紧靠在一起，区分它们的功能并非易事，这也是为什么神经科学家经常将它们算作一个组织。眶额皮层似乎更多地参与决定一种经验是否愉快（恰好它紧挨着脑岛，脑岛接受来自脏器的信号），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更多地参与决定你是否得到想要得到的，避免得到不想得到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位于脑中线两侧，正好是寻求回路展开的位置所在）。^[63]眶额皮层做出的是对伤害的情绪化反应，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实现的则是对上述反应的判断和反思，也许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造成了道德范畴上的差距。但是，分界线非常模糊，我继续使用“眶额”来称呼这两个脑组织。

眶额皮层根据接受的输入信号——直觉、欲望的目标、情绪冲动，同时还有来自大脑皮层其他部位的感觉和记忆，输出制约情绪的信号。它将人的愤怒、温暖、恐惧和厌恶等生理感觉与人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计算各种信号，再将调制信号送回最初产生情绪感觉的器官。输出的信号也被向上送往大脑皮层中进行冷静审议和执行控制的部位。

这个流程图说明，神经解剖结果与心理学家在诊所和实验室里的观察基本一致。19世纪医疗报告中的华丽辞藻和21世纪的临床术语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只消略加调整，今天对眶额皮层受损病人的描述，完全可以用于菲尼亚斯·盖奇：“脱抑制性，行为举止不当，易曲解他人的情感，冲动，不考虑行动的后果，对生活不负责任，对自己病情的严重性缺乏认识，主动性弱。”^[64]

心理学家安杰拉·斯卡尔帕（Angela Scarpa）和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目录，但包括了更多的症状。最后一个症状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喜欢争论，不关心行为的后果，无视社交礼节，冲动，注意力不集中，浅薄，情绪多变，暴力。”^[65]“暴力”，雷恩医生在自己的研究中观察到这个症状，他不是先挑选有眶额皮层脑损伤的病人，再观察他们的性格，而是选择有暴力倾向的人，再观察他们的大脑。他的研究重点是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美国神经病学会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定义是：这种心理状态完全“无视他人的权利，并对之进行侵犯”，包括犯法、欺骗、攻击、粗野和不知悔恨。暴力罪犯中的极大一部分都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还有夸夸其谈、自恋、自大和外表迷人的特征，这伙人被称为精神变态狂（有时也称为反社会变态狂）。雷恩对有暴力倾向并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进行了脑扫描，他发现，这些人的眶额皮层区域萎缩，代谢活动迟缓，其他与情绪有关联的大脑部位，包括杏仁核也有同样的症状。^[66]在一次实验中，雷恩对比了冲动杀人犯和预谋杀人犯的大脑。在两者中，只有冲动杀人犯有眶额皮层功能障碍，这说明这部分大脑主控的自制力承担着抑制暴力的主要功能。

此外，眶额皮层还有另外一个功能。眶额皮层发生病变的猴子，很难在等级序列中找到自己的地位，经常卷入打斗。^[67]无独有偶，眶额皮层受损伤的人对社交失礼很不敏感。当他们听到一位妇女漫不经心地贬损朋友送给她的礼物，或者不小心泄露这位朋友被排挤在聚会名单之外时，病人意识不到这位妇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想不到这位朋友很可能受到伤害。^[68]雷恩还发现，当要求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人就自己的错误写一篇文字并进行演讲的时候，他们的神经系统几乎没有反应，而对于正常人，这会是一桩充满羞耻和悔恨的重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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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眶额皮层（以及紧邻它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参与了人脑几项安定机能的工作，包括自制，对他人的同情，对规则和约定的敏感。即使如此，眶额皮层在端脑中还属于相当原始的部分。我们甚至在老鼠的脑子里也能看到它，它接收的信息，无论如何解释——文学的还是科学的，都是来自脏器的直感。大脑中还有其他装置，对暴力行为进行更精细和智能的调节。

在决定是否要对制造伤害的人进行惩罚这个思考程序中，我们的正义感告诉我们，施暴者的罪过不仅在于其造成的伤害，而且在于他或她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故意（mens rea）犯罪，绝大部分司法系统都认为这是犯罪行为的一个要件。假定一名妇女在茶水中下鼠药毒死了她的丈夫。我们在决定是否将她送上电椅时，关键要看她舀出那一勺粉末的小罐子上没有贴错“多米诺砂糖”的标签，而确实是“多康杀鼠灵”——也就是说，她清楚地知道她在下毒，她是刻意要取他的性命，否则，这可能只是一场不幸的意外事故。面对犯罪行为，人们会产生粗暴的情绪反应，如此丑恶的行径（“她杀死了她的丈夫！真可耻！”）可能触发报复的动机，而完全不考虑她的主观意图。我们如何处罚犯罪，必须考虑罪犯的精神状态，这也就有可能产生“道德标尺的偏差”。受害者坚持认为罪犯是有意地要伤害受害者，而施暴者坚持说原本无意制造伤害。

心理学家利亚纳·扬（Liane Young）和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将实验者放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器下，让他们阅读涉及有意伤害和意外伤害的故事。^[70]她们发现，根据施害者的精神状态判断其是否无罪的能力，与颞叶和顶叶之间的大脑部位有关，请见图8-3（尽管事实上，右半脑中与其对应的这一部位才是本书的着眼点）。

颞顶交界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处于多种信息通道的交接口上，包括对自己身体位置的感受，以及对其他人的身体位置和动作的感受。萨克斯已经在前面证明，这个区域是心智机能的关键部位，这种机能被称为心智化（mentalizing）、直觉心理能力和心智论。顾名思义，就是理解其他人信念和愿望的能力。^[71]

此外还有一种超越直觉的道德考量：衡量不同行为过程的后果。让我们来看一个与道德哲学有关的老故事：为了逃避纳粹躲在地窖里的一家人，他们是否应该闷死婴儿，以免婴儿啼哭，暴露他们的藏身处？一旦暴露，全家人包括婴儿都难逃一死。是否应该将一个胖子扔到脱轨车厢的轨道上，胖子的体积足以挡住车厢，拯救在轨道上工作的五名工人？功利主义者会认为，这两例杀人都是被允许的，因为这是牺牲一人，挽救五条生命。但是，很多人在闷死婴儿和抛出胖子的时候畏缩了，因为他们有一种直觉，无法亲手伤害无辜的人。还有一个类似的逻辑悖论，一个站在轨道边上的旁观者有机会挽救五个工人，他可以扳开道岔，将脱轨的车厢转到支线上，只有一个人会在支线上被撞死。对这个版本，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扳开道岔，牺牲一个人挽救五条性命，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在杀死一个人，只是没有阻止脱轨的列车，是脱轨的列车杀死了这个人。^[72]

哲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与科恩和其他人一起证明过，反对闷死婴儿和抛出胖子的直觉反应来自杏仁核和眶额皮层，而期望尽可能多地拯救生命的功利想法来自前额叶中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亦见图8-3。^[73]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大脑中主要处理智力和抽象问题，比如，当人们进行智力测试的时候，这个部位就特别活跃。^[74]在人们考虑地窖里啼哭的婴儿时，他们的眶额皮层（这个部位对闷死婴儿的恐惧发生反应）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这个部位在计算生命的得与失）都开始活跃起来，同时活跃的还有第三个大脑部位——大脑内侧壁处的前扣带皮层（见图8-4），它的功能是处理相互冲突的冲动。那些认为可以为救全家而闷死婴儿的人的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特别活跃。

颞顶交界区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迅猛生长，给了我们进行冷静思考的必要手段，而正是这种思考让某些暴力有了存在的理由。我们在思考后做决定时感到矛盾——闷死婴儿是否应该被视为暴力行动，或者应该被视为防范暴力的行动，这说明端脑上这部分最典型的大脑既不是内心的魔鬼，也不是善良的天使。它们只是认知的工具，既可以孕育暴力也可以约束暴力，这两种功能对人类的暴力活动都极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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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暴力神经生物学所做的概述，完全不足以充分展示我们对暴力的科学理解，而我们对暴力现象的科学理解也还非常不充分。但是，我希望，这次回顾能够让读者相信，暴力的根源不是单一的，它不仅有多重的心理根源，而且受不同的原则支配。为了理解暴力现象，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大脑的硬件，还要了解它的软件，即人们从事暴力的理由。这些理由就像大脑组织微电路板上错综复杂的纹路，我们无法直接从神经元身上读到这些理由，就像我们将DVD光盘放在显微镜下，无论怎样观察，也不可能理解光盘中储存的电影。所以，本章接下来的部分将变换角度，我要对心理学做一次综述，将心理学现象与神经解剖学联系在一起。

对暴力有多种分类方法，但区分大致类似。我在此引用鲍迈斯特的四类分法，但将其中一类一分为二。^[75]

第一类暴力可以称为实用性、工具性、利用性暴力，或者就称为捕食。这是最简单的暴力形式：使用武力达到目的。暴力被用来追求某种目标，例如贪婪、肉欲或野心，大脑内的寻求系统决定人追求的目标，而暴力行动受人的全副智力的引导，智力的最佳象征就是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暴力的第二个根源是支配——追求对对手的绝对控制权，亦称追求优势（鲍迈斯特称之为“自我中心”）。这种动力可能与受睾丸素驱动的统治系统或雄性间攻击系统有关联，虽然这绝不仅限于男性，甚至也不仅限于个人。我们将会看见，群体也争夺支配权。

暴力的第三个根源是复仇——追求以同样的方式回击伤害。其直接的动力是愤怒系统，但寻求系统也有可能是此类暴力的成因。

暴力的第四个根源是施虐，即享受伤害他人。这一动机不仅令人困惑，也让人感到恐怖，它可能是我们的心理怪癖——主要是寻求系统某些怪癖的副产品。

第五个，也是后果最严重的暴力根源是意识形态。在这种暴力中，虔诚的信徒将一组动机编织成信条，召唤其他人一起奉行，以达到毁灭性的目标。一种意识形态无法归结于大脑的任何部位，甚至也不能用整个大脑来解释，因为它不是具体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分布在许多人的大脑中。

捕食

第一类暴力不是一个真正的暴力分类，因为施暴者完全没有仇恨和愤怒这类破坏性的动机。他们不过是为了需要而走了捷径，而恰好一个有生命的物体挡在了路上。它充其量是一个被排除在外的范畴：此类施暴者缺乏类似同情心或道德关怀这样的抑制因子。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命令的第二个公式这样表述——行为是否道德，在于这项行为是否将人看作人本身，而不是一种手段。康德对道德的定义，实际上就是要阻止此类暴力。

捕食也被叫作实用性、工具性或者利用性暴力。^[76]它与霍布斯的争斗根源论不谋而合：为得利而攻击。它也符合达尔文的生存机器说，一个生存机器将其他生存机器视为环境的一部分，和一块岩石、一条河流或一口食物没有两样。它同样是克劳塞维茨战争名言的人际翻版：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也是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对为何要抢劫银行的回答：“因为钱在那里。”农民会告诉你，用两块砖头阉割马，可以大大提高马的工作效率，这一建议背后的原因也是捕食暴力。如果你问：“这样不痛吗？”农民会告诉你：“如果你不夹住自己的手指头，就不会痛的。”^[77]

因为捕食暴力只是为了实现目标的手段，因此人类有多少种目标，就会有多少种暴力的形式。其最典型的形式恰如其名：捕食，为获得食物捕杀或狩猎，它对受害者不带有任何敌意。不仅对猎物没有任何仇恨，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岩画和绅士俱乐部壁炉上的奖杯，我们可以看到猎人将他们的猎物英雄化和图腾化。猎人甚至对猎物有同情心——这也证明仅有同情心不足以制止暴力。生态学家路易斯·里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研究过非洲南部布须曼人惊人的捕猎技能，他们横穿卡拉哈里大沙漠追逐猎物，只消一点点踪迹，就能推断出猎物所在和其身体状况。^[78]他们以共情的方式追逐猎物——他们让自己踏进动物蹄爪，想象它们的感觉，计算它们会到哪里藏身，其中甚至会有爱的成分。一天夜晚，看完第九局棒球赛转播之后，我已经昏昏欲睡，懒得离开沙发，也不想再改换电视频道，只是麻木地看着有线体育台播放的画面。这是一个关于垂钓的节目，整部片子就是在一片水面上，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铝制轻艇上，一条接一条地钓着鲈鱼。每次起钩，他都将鲈鱼捧在眼前，抚摸着，嘴里发出亲嘴的声音，然后赞美说：“呜哇，你是个美人儿！你可真是太漂亮了！是的，绝对的！”

捕食施暴者的处境纯粹是非道德化的、实用的，甚至是轻飘飘的，它与捕食受害者的处境天悬地隔。完全可以说，即便鲈鱼有机会，也决不会报答温情脉脉的垂钓男子，而大部分人也不想知道肉鸡和活生生的龙虾如何看待我们在食用它们时获得的快感。这些快感就是我们不是用一盘茄子饱腹，而是要让鸡和龙虾做出牺牲的原因。同样的无动于衷能够让冷酷的捕食暴力转向人类自己。

下面是几个人类捕食暴力的例子：古罗马人镇压行省的起义；蒙古人毁灭抵抗征服的城市；毫无约束的散兵游勇打劫和强奸；殖民定居者驱赶和屠杀原住民；黑帮殴打一个对手、一个奸细或者不合作的警察；统治者刺杀政敌，或者相反；政府监禁或处决异见人士；交战国轰炸敌方的城市；流氓在抢劫或劫车过程中伤害不服从的受害者；罪犯杀害目击他犯罪的证人；母亲闷死她们觉得不能养大的新生儿。防御性和先发制人型暴力——在敌人动手之前先向敌人动手——也是一种工具性暴力。

正是因为捕食暴力如此平凡又简单，在人类的道德画面中，它又是最不寻常、最难解读的现象。我们读到的一则暴行报道中说，乌干达的叛军士兵驻扎在屋顶上，以劫持妇女为消遣。他们将抢来的妇女捆绑在一起，强奸后扔下屋顶摔死。我们会摇头，然后问：“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79]我们拒绝接受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比如因为无聊、肉欲，或者就是一场体育运动；因为受害人所遭受的苦难远远超过了施暴者的收益，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我们站在受害者的立场，提出纯粹邪恶的概念。但是为了理解这些暴行，我们最好不是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暴行，而要问为什么这样的暴行并不常见。

可能除了耆那教的牧师之外，我们所有人都犯有捕食暴力，至少犯有捕食昆虫的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针对人类的捕食暴力受到情感和认知制约的抑制。精神变态狂占男性人口的1%~3%，高低之差取决于是采用宽泛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定义，将很多种冷酷的坏蛋都囊括其中；还是采用比较狭义的定义，只涉及最狡诈的操纵者。^[80]精神变态狂从儿时就撒谎成性，惯于欺压他人，没有同情心，也不懂得悔恨。20%~30%的暴力罪犯是精神变态者，一半以上的重罪出自这些人之手。^[81]他们同时还从事非暴力的犯罪活动，例如诈骗老人的退休储蓄，或者以完全无视员工或利益相关人福祉的方式经营企业。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精神变态狂大脑中处理社会情感的区域，特别是杏仁核和眶额皮层出现萎缩或者不活跃，即使这些部位没有其他病变迹象。^[82]有些人在这些部位发生病变或遭受外伤后出现精神变态现象，但精神变态的条件也具有可遗传性。精神变态可以演变为一种利用大众信任合作而谋利的少数派博弈战略。^[83]虽然没有一个社会会让自己的民兵和军队全部由精神变态者组成，但军事组织中精神变态者总是不合比例的多。这些人出于对劫掠和强奸的向往，特别受军事冒险的吸引。我们在第6章中说过，大屠杀和内战中总是出现一种分工现象，意识形态狂或军阀策划和发布屠杀命令，有不少精神变态狂参加的突击队则兴高采烈地将屠杀计划付诸实施。^[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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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食暴力的心理表现在人类对手段-目的进行推理的能力上，也表现在当我们面对其他生命，道德制约不会自动启动这个事实上。但在捕食暴力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两种心理变化。虽然捕食暴力纯粹是实用性的，但人类的头脑不会长久地盯在抽象推理上。它很快就会回到进化中形成的、充满情绪冲动的暴力类别。^[85]一旦捕食的对象做出防护性回应，捕猎者的情绪就开始激动。被捕食的人可能隐藏自己，也可能重新集结，还可能反击，甚至威胁到捕食者的生存。他们也有自己的工具性暴力，因而产生了安全困境或霍布斯陷阱。在这些情况下，捕食者的心理状态可能从冷静的目的分析转变为厌恶、仇恨和愤怒。^[86]我们已经说过，施暴者通常将自己的受害者看作害虫，对他们怀有道德厌恶。或者，他们认为这些受害者是现实的威胁，对他们充满刻骨仇恨，这种情绪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包含了一种不是要处罚敌人，而是要彻底铲除敌人的愿望。当无法彻底消灭敌人时，施暴者不得不直接或者通过第三方继续面对受害者，这时他们就开始感到愤怒。一旦猎物做出防守性报复行动，捕猎者的反应是自己受到了攻击，于是顿时有了合情合理的愤慨，也有了复仇的动机。这又把我们带回到“道德标尺的偏差”，他们尽力弱化自己率先攻击他人的严重性，将其作为必要的措施，同时极力指责对方的报复行动无理且蛮横。双方对错误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捕食者记住了发生在双号日的袭击，而受害者记住的是单号日的打击，两者认知上的差距足以触发螺旋上升的复仇行动。我们将在后面探究这个动态过程。

还有第二种情况，自利偏差能够将捕食暴力的小火苗煽动成熊熊烈焰。人们不仅夸大自己的道德操守，还夸大自己的实力和前途，这种自利偏差的子类，被称为“积极幻觉”。^[87]数百项相关研究已经证明，人们总是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健康状况、领导能力、智商、专业能力、体能和管理技巧。同时，人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自信到荒唐的程度。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们一出校门就能找到最好的工作，能生出天资过人的孩子，能够长命百岁；在这些方面，他们有高于常人的机会。而大部分人也认为，他们不会成为人为事故、犯罪、疾病、抑郁、意外受孕或者地震的受害者；在这些方面，他们遭遇厄运的机会低于平均水平。

人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蒙骗自己？“积极幻觉”让人们更幸福、更自信，精神更健康，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幻觉，因为我们只能问“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这个样子，只有虚幻的评价才能让我们幸福和自信，而不是按照真实情况来校准我们的满足感。对此最好的解释是，积极幻觉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战术，一种有根据的虚张声势。为了招徕尽可能多的同盟军加入冒险，为了拿下最好的价格，或者为了吓退敌人，合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肯定会对自己有所助益。而相信自己的夸张好过不知羞耻地撒谎，因为在撒谎和测谎之间存在竞赛，大多数观众有足够的知识辨识赤裸裸的谎言。^[88]只要你的夸张不过分到成为笑料，你的观众就不能无视你的自我评估，因为说到底，你是最了解自己情况的人，你有内在的动机不去过分扭曲自我评价，否则你将不断地遭遇挫折。对一个物种而言，如果大家都不夸张，结果当然是最好的，但我们的大脑不是根据物种的利益筛选出来的。在一个人人自夸的团体内，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作为唯一诚实的人生存下来。^[89]

过度自信会给捕食行动带来更可怕的悲剧。如果人完全理性，他们只会在对胜利有把握，而且是战利品将超过战争消耗时才发动捕食攻击。出于同样的理性，弱势方在预见到败局时，应该立刻认输。在一个完全由理性人组成的世界上，会存在大量的剥夺，但不会有太多的打斗和战争，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才会发生暴力，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暴力才能区别谁更强势一些。

但是，在一个充满积极幻觉的世界上，进攻者可能会鼓足勇气发起进攻，而防守者可能会咬紧牙关进行防守，谁都不知道自己胜算几何。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无论你多么肯定你能轻易获胜，永远记着，如果另外一方不认为他也有获胜的机会，那就不会有战争了。”^[90]结果将是（博弈论的和军事意义上的）消耗战，正如我们在第5章谈到的情况。这些消耗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在致命冲突的幂律分布中，它以大规模而拔得头筹。

军事历史学家早就注意到，领袖们做出的战争决定不计后果到了妄想的程度。^[91]拿破仑入侵俄国，一个多世纪后，希特勒再次步其后尘。在过去5个世纪中，发动战争的国家中有1/4到一半最后输掉了战争，而当它们获得胜利的时候，也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92]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愚政进行曲：从特洛伊到越南战争》（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和罗伯特·特里弗斯关于自欺的理论，给了理查德·兰厄姆某种启发。他提出，造成军事失利的问题通常不是情报不足或者战略错误，而是过分自信。^[93]领袖高估了他们取胜的前景。他们的狂妄也许能够鼓舞士气，恐吓软弱的对手，但是这也让他们在战场上和对手迎头相撞，因为敌人也许并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软弱，或者敌人也有狂妄的过度自信。

和兰厄姆等人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政治学家多米尼克·约翰逊（Dominic Johnson）做过一项实验，验证双方的过度自信是否会导致战争。^[94]他们设计了一个不算太复杂的战争游戏。在游戏中，一对参加者分别充当两个国家的领袖，争夺两国边境有争议地带的钻石资源。他们有几种机会，比如进行协商、相互威胁或者发动代价高昂的攻击。几个回合下来，如果还有哪个国家幸存的话，胜者只能是财源雄厚的一方。两个游戏玩家通过电脑互动，彼此见不到对方，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游戏开始之前，研究人员要实验参加者预测一下自己的游戏水平。研究人员得到了极具“乌比冈湖效应”的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在乌比冈湖效应中，很可能人们确实没有自欺。假定70%的人说他们自己高于平均水平，而事实上总是会有一半的人高于平均水平，所以，只有20%的人高估了自己。但战争游戏不是简单的乌比冈。在这里，玩家（不分男女）越自信，结果越糟糕。玩家越自信，发动无端攻击的次数就越多，尤其是当两个都自信满满的玩家交手时，就会不断触发毁灭性打击。女性不会感到奇怪，这些过度自信、相互毁灭的对手，都是男性。在现实世界中评估过度自信理论，仅仅事后证明某些军事领袖决策错误是不够的。它必须能够证明，领袖根据特定的信息做出致命的战争决策，而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根据同样的信息，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认为冒险很可能失败。

在《过度自信与战争：积极幻觉的浩劫与光荣》（Overconfidence and War: The Havoc and Glory of Positive Illusions）一书中，约翰逊证明了兰厄姆的假说。他梳理了战争前夕领袖做出的战争预测，这些预测显示这些领袖均表现出不切实际的乐观，完全不顾他们当时得到的情报。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内，英国、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另一方，双方都预期战争将一举歼灭敌人，在圣诞节前就可以胜利班师。各国都有成群的年轻人狂热地冲出家门，应征入伍，不是因为他们无私地渴望为国献身，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死。不可能双方都是对的，而事实上，他们双方都错了。在越南战争中，三届美国政府不断将战争升级，尽管有大量情报告诉他们，在能够承受的代价下，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

约翰逊指出，毁灭性的消耗战不需要双方都确信或有信心取得胜利。它所需要的只是对手的主观概率总和大于1。他注意到，在现代冲突中，战争的迷雾格外浓重，领袖远离战争的现场。与当初演化形成人类“积极幻觉”的小型战争相比，现在的过度自信可以维持更长时间。另外一个当今世界特有的危险是，国家领袖大多是一些格外自信的人，这些人一般都受到重视，很容易变得过度自信。

约翰逊曾经期望，在民主国家，过度自信煽动的战争会少一些，因为信息的自由流动很可能将领袖的幻觉暴露在冰冷的现实之下。但是，他发现，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信息流本身。约翰逊的书在2004年出版，封面图案极为贴切：2003年小布什总统的著名照片。小布什总统身着飞行服，站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身后的横幅上写着“任务达成”（Mission Accomplished）。说过度自信，并不是要指责伊拉克战争本身的表现（当然，就不用提萨达姆·侯赛因了），而是说它对战后重建民主伊拉克造成的严重影响；布什政府完全没有做好规划，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政治学家凯伦·奥尔特（Karen Alter）在战争爆发前所做的分析显示，布什政府的决策过程表现出不寻常的封闭。^[95]他对团体迷思现象做了教科书式的经典描述：战前政策小组坚信自己一贯正确和完美，排斥任何不同意见，强行达成共识，对个人的怀疑进行自我审查。^[96]

就在伊拉克战争开战前夕，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注意到：

有些已知的事情已经知道了，有些事情我们明白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些未知是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我们明白有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还有一些我们不曾知道的未知——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

在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的评语之后，约翰逊又提出，拉姆斯菲尔德忽略了最关键的第四个类别，不知道的已知——那些已经知道，或者至少能够知道，但是却被忽视和压制了的信息。正是这些不被意识的已知，让某种有限的工具暴力（寥寥数星期的“震慑行动”）演变成一场各种暴力无休无止的混战。

支配

“拍胸脯”——说大话，“肩膀上沾着木屑”——惹是生非，“沙上画线”——表明立场，“扔下手套”——发出挑战，还有“撒尿竞赛”——毫无意义的竞赛，这些五花八门的谚语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向居于强势地位者发起毫无意义的挑战。这个暴力类别与捕食性、实用性和工具性的暴力有显著的区别。尽管在有些争夺支配权的竞赛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战利品，但它却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力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在暴力死亡的最高数量级上，封建王朝时代、“主权国家时代”和“民族主义时代”的很多伤亡惨重的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争夺说不清道不明的国家和民族的优势。而在另外一端，大量凶杀案的唯一动机是“摆平一些鸡零狗碎的小冲突，例如辱骂、诅咒和碰撞”。

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在他们关于凶杀的书中提出忠告：“从参与这些 ‘琐碎争执 ’的闹事者的行为看，争执之重要似乎远不止是几分钱的找头，或者谁先占到台球桌，他们真正介意的那些东西值得我们认真思考。”^[97]支配权竞争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可笑。在任何无政府世界，一个能动实体为了保护自己，必须建立起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对抗进犯者的声誉。虽然可以在进犯发生后的回击中展现勇气，但最好还是在造成损失之前就主动出击。为了证明自己含蓄的威胁不是空话，可能需要一个能够展示决心和报复能力的舞台——一个明确表示“别惹我！”的渠道。出于私利，每个人都想了解人群中其他人的战斗能力，因为当预知双方都将付出惨重代价时，各方都会期望先发制人。^[98]当一个社区的成员中比较英勇的人群相对稳定并为人所熟知时，我们称其为支配等级差序（dominance hierarchy）。支配等级的基础是蛮横的实力。而即使最凶狠的灵长类动物也无法在一对三的打斗中获胜，统治有赖于结成同盟的能力——同盟者也不是随便选择队友，而是要选择比较强壮精明的同伴。^[99]

在支配权竞争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信息，这也是统治之争在几个方面不同于捕食暴力的原因。当支配权竞争升级到生死冲突，特别是当参赛者实力相当，同时都充满积极幻觉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人类还是类人的动物），他们会以表演结束竞赛。对抗的双方展示实力，挥舞武器，玩弄边缘政策的把戏；当一方终于退后一步时，竞赛也就结束了。^[100]而在捕食行动中，只有抓住猎物才是终点。

支配权竞争中信息具有关键作用的另一重含义是，暴力和情报交换相互交织在一起。声誉是一种社会建构，它的基础是逻辑学所说的公共知识。为避免恶斗，交战的双方不仅要明白谁更强大，还必须知道对方也明白这一点，并且肯定对方也知道自己有同样的认识，如此等等。^[101]公共知识也会受到不同意见的挑战，所以支配权竞争的赛场就是公共信息的角斗场。一次羞辱就可能点燃支配权竞争的导火索，在荣誉文化和崇尚决斗传统的社会尤其如此。羞辱被认为是和武力伤害或偷窃同等的冒犯，会立即引来暴力复仇（在此，支配心理和下一节将讨论的复仇心理混合在一起了）。对美国街头暴力的研究发现，认同荣誉守则的年轻人最有可能在次年卷入严重暴力事件。^[102]研究还发现，在有旁观者的时候，两个男子的争吵升级为暴力的机会要高出一倍。^[103]

在一个封闭的团体内决定支配权，是一场零和博弈：如果某人的地位上升，就有一个人的地位下降。在很多小团体内，例如帮会和孤立的工作单位，支配权竞争往往演变成暴力，因为在这些地方，一个人在小圈子里的地位决定了他的全部社会价值。如果人们属于多个不同的团体，可以在其中切换角色，很可能在某个团体中得到承认，因此羞辱和轻蔑的后果就没有那么严重。^[104]既然支配权竞争较量的仅仅是信息，那么，一旦双方知道了谁是老大，暴力即告终结，不会有后续的连环仇杀。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发现，在大部分灵长类动物中，在较量结束后，两只动物会修好。^[105]它们可能会摸手、接吻、拥抱，倭黑猩猩还会进行性交。人们不禁会问，既然它们打算修好，为什么开始要费神对抗呢？如果它们有理由进行对抗，为什么事后又要修好呢？答案是，这样的修好只存在于长远利益一致并相关的灵长类动物中。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也许是遗传相关性，共同抵御其他捕食者，结伙对抗第三者，或者，正如在一项实验中显示的，只有合作才能得到食物。^[106]它们各自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合，因此仍然有理由在团体内争抢支配地位或者进行报复，但是，双方并非毫无共同利益，他们犯不上彼此纠缠不休，更不要说互相杀害了。在某些灵长类群体内，彼此没有这些共同利益时，对手之间的较量是无情的，暴力很可能会升级。比如，一个群体内的黑猩猩会在打斗后修好，但是它们永远不会与其他群体的黑猩猩在交战或袭击后修复关系。^[107]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人类之间的修好同样是受共同利益认知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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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谁尿得更远”这个隐喻说明，性别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条件进行此种竞赛的性别也是最有可能参加支配权竞争的性别。虽然在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灵长类动物中，雌雄两性都会谋求支配，通常是在同性之间竞争，但支配权竞争——将莫名其妙的地位作为值得牺牲一切的无价之宝，则更多是男性头脑中的问题。对男女分组所做的个人价值调查显示，男性认为职业地位远比生活中的其他快乐更重要。^[108]他们为之甘冒更大的风险，更有自信，也更加容易过度自信。^[109]大多数劳动经济学家认为，男女在个人价值评价上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收入和职位上的性别差距。^[110]

当然，到目前为止，男性也是更暴力的性别。虽然每个社会的暴力水平有所不同，但在任何地方，男性都比女性更喜欢武力游戏，欺负人，实施暴力，携带武器，享受暴力娱乐，幻想杀戮，进行杀戮，强奸，发动战争和参加战斗。^[111]不仅这种性别差距的指向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肯定有其生物学起源。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进入童年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一差别，甚至在（因生殖器异常而）被秘密地当作女孩子养大的男孩子中，也可以观察到这样的差异。^[112]

我们已经知道性别差异演化的原因：哺乳动物中的雄性比雌性更快地完成再生产，所以他们要竞争交配的机会，而雌性总是要特别考虑自己和子女的生存。因为失父幼子的生存机会大于失母幼子，因此男性在暴力竞争中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这不是说雌性完全不参与暴力——查克·贝里（Chuck Berry）曾经猜测说，米洛岛的维纳斯是为了争抢一名棕色眼睛的英俊男子，在搏斗中失去了双臂，只是女性觉得暴力不是那么有意思。妇女之间的竞争战术较少涉及危险的武力进攻，大多是流言蜚语和排挤。^[113]

在理论上，为交配进行的暴力竞争和为支配进行的暴力竞争不一定是一回事。一个人无须引入支配概念就能解释为什么成吉思汗让如此多的妇女受孕，以至于今天在中亚随处都能找到他的Y染色体，只要看看他杀死了多少父亲和丈夫就够了。但是，社会性灵长类动物通过对统治者的服从来制约暴力，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上，支配权和交配权在实践中合二为一了。在前国家社会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男子拥有更多的妻子和女友，还可以与其他男子的妻子发生关系。^[114]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6个王国中，地位和交配机会之间的相关性可以通过数据准确地表现出来。劳拉·贝齐格发现，皇帝通常有几千个妻妾，皇子有几百个，贵族有几十个，上流社会的男子有十几个，中等人家的男子一般有三四个。^[115]（与数学推论相符，下层社会的男性很多没有妻子，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脱离自己的阶级。）最近，随着可靠的避孕手段的出现和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这一相关性已经被弱化了。但财产、权力和成功仍然是让一个男人更有吸引力的因素，而最表象化的身体优势——身高——仍然可以提升男人在经济、政治和浪漫情爱上的竞争力。^[116]

与工具性暴力调动大脑中进行寻求和思考的部位不同，支配权竞争调动的是潘克赛普所说的“雄性间攻击”。这真的应该被称作“性内竞争”（intrasexual competition），因为女性也参与这种竞争。人类的“雄性亲职资本”，意味着女性和男性一样，具有竞争交配的进化冲动。不过，在人脑中，至少有一个回路，男性下丘脑视前区的一个神经核要比女性的大一倍。^[117]整个系统布满接收睾丸素的受体，男性血液中的睾丸素含量是女性的5~10倍。下丘脑控制的脑下垂体可以分泌一种激素，它告诉睾丸或肾上腺分泌更多睾丸素。

虽然在大家的印象中，通常认为睾丸素是男性好斗的原因——记者纳塔莉·安吉耶（Natalie Angier）这样说：这是“那种让男人的行为举止像个真正的汉子的物质，让他们摆谱、推撞、叫喊、咒骂、挥动拳头、扭出弹吉他的姿势”。但是，生物学家不敢将男性的侵犯性完全归咎于睾丸素。^[118]提高睾丸素，显然能够让大多数鸟类和哺乳动物更喧闹，而降低睾丸素则让它们减少喧闹，做过绝育手术的猫狗的主人都见过同样的效果。但是，睾丸素在人类身上的效果没有这样容易判定，其生物学原因说起来很无聊，而且睾丸素的水平与攻击性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其中的心理学道理却非常有意思。

根据科学家的最佳猜测，睾丸素不会让所有的雄性都变得更具侵犯性，但是会让他们为应对支配权竞争做好准备。^[119]在大猩猩身上，当有雌性大猩猩在场的时候，睾丸素水平上升，上升的水平与雄性的支配地位相关，因而与它的侵犯性相关。在男人身上，当有迷人的女性在场时，以及在与其他男性进行（例如体育运动）竞赛的时候，睾丸素水平也会上升。一旦竞赛开始，睾丸素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而决出胜负之后，得胜方的睾丸素继续升高，失利一方则不会。睾丸素水平比较高的男子在运动中更具进攻性，在竞赛中表情更严厉，更少露出笑容，握手的时候更用力。实验显示，这些男子更愿意盯住其他人愤怒的表情，也更倾向于将面无表情的脸视为愤怒。并不是只有好玩和游戏能够提高激素的水平，前面讲过的理查德·尼斯比特就荣誉心理所做的实验，来自美国南方的男子被骚扰后，睾丸素上升，他们的表情更愤怒，握手更用力，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格外昂首阔步。更极端的例子还有，监狱犯人中睾丸素较高者中暴力罪犯的比例也较高。

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睾丸素水平不断上升，中年之后开始下降。男人婚后、有子女后以及与子女相处一些时间后，睾丸素也会下降。所以说，这种激素是平衡养育行为和交配行为之间取舍的内在调节器；交配行为包括讨好异性和驱赶同性中的对手。^[120]睾丸素可能是将男人变成爸爸或者变成无赖的旋钮。

男人一生睾丸素的上升和下降，或多或少与雄性的好斗性相关。顺便说一句，暴力第一定律——“这是年轻人的把戏”，容易观察但不容易解释。虽然人们知道为什么在进化中男人变得比女人更暴力，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男性比年长的男性更加暴力。说到底，年轻人还能活很多年，所以当他们迎接暴力挑战时，是用自己未来的寿命做赌注。在数学意义上，一个人也许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就是说，当一个人的日子所剩无几，他可以变得越来越冒失，一个垂暮老者正好应该最后出击一次，大肆强奸和谋杀，直到特警小分队将他制服。^[121]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很有可能在子女、孙子女、外甥（女）和侄子（女）身上投资。所以说，老人的体力弱了，但在社会关系和精神上却更强大了，相比继续繁衍更多的后代来说，他们能通过供养和保护家庭得到更大的收益。^[122]另外一个原因是，人类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声望，需要长期积累，并能够自我维持。每个人都喜欢胜者，没有什么能够比成功更成功。所以，在竞争的最初几个回合，声望的成本收益率最高。

睾丸素让男人（在较小程度上也让女人）为支配权竞争做好准备。它不会直接导致暴力，因为很多种暴力都与支配权无关，而且许多支配权竞争都未经暴力，而是通过表演和边缘政策决定了胜负。但是，当未婚和无法无天的年轻人竞争支配权时，无论他们是直接竞逐支配权还是以其他领袖的名义竞逐支配权，暴力的确会成为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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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权的社会构造性有助于解释哪类人会冒险保卫支配权地位。也许，过去25年来，最蛊惑人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暴力的原因是自卑。很多一流专家都支持这个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有些学校甚至引进一些项目，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自我感觉；20世纪80年代末期，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设立了“促进自尊工作小组”。但是，鲍迈斯特已经证明，这个理论实在是不能更荒唐、更错误了。暴力的问题在于太多的自尊，而不是太少的自尊，尤其是当这些自尊不是当事人的努力所得。^[123]自尊是可以被量度的。研究表明，精神变态者、街头混混、恶霸、打老婆的丈夫、系列强奸犯和仇恨罪的罪犯都是自我感觉出奇良好的人。黛安娜·斯库利在监狱的牢房里对很多强奸犯进行过访谈，这些人都向她吹嘘说自己是“多才多艺的超级成功者”。^[124]心理变态者和暴力分子都特别自恋：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成就，而是出于一种天生的权力意识。但是，不可避免地，现实满足不了他们的理想，他们将所有的不如意都看作对个人的挑衅，而传递坏消息的人威胁到了他们脆弱的名誉，被他们视为十恶不赦的诽谤者。

当统治者具有暴力倾向时，后果更加严重。他们的病态会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不仅仅是几个生活在一起或者不幸偶遇的人跟着倒霉。那些对自己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实行冷酷统治的暴君和那些发动毁灭性征服战争的狂人给世界带来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在第5章和第6章中，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伤亡惨重的战争和大规模屠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为仅仅三个男人的个性。平庸的暴君，例如萨达姆·侯赛因、蒙博托·塞塞·塞科、穆阿迈尔·卡扎菲、罗伯特·穆加贝、伊迪·阿明、让-贝德尔·博卡萨，给自己人民带来的灾难虽然规模有限，但仍然极具悲剧性。

对政治领袖心理所做的研究，一向为人诟病。研究者不可能对调查对象进行直接测试，人们也很难克制自己不将这些道德败坏之辈病态化。在什么让希特勒成为希特勒的问题上，心理史学以进行各种别出心裁的精神分析而著称：他有一个犹太人的祖父，他只有一个睾丸，他是一个受压抑的同性恋者，他没有生殖能力，他是性欲倒错的恋物癖。在《解释希特勒》（Explaning Hitler）一书中，记者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写道：“寻找希特勒的工作得到的不是一个清晰的、大家都认识的希特勒的形象，而是很多个不同的希特勒，他们之间相互竞争，且相互冲突。如果这些希特勒在地狱里碰面，彼此大概都认不得对方，也不会敬礼高呼‘Heil’。”^[125]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比较平淡的研究领域，比如对个性分类的研究——将人分类放进鸽子笼，而不是试图解释他们，反而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代暴君的心理。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将自恋型人格障碍定义为“自以为是、寻求仰慕和缺乏共情能力的持续心理状态”。^[126]与所有精神病诊断一样，自恋是一个模糊的分类，与精神变态（无视，并且会冒犯他人权利的持续心理状态）和边缘型人格障碍（情绪不稳定；非黑即白的思维；人际关系、自我形象、身份、行为混乱且不稳定）均有重合的部分。但是，自恋人格的三大核心症状——自以为是、寻求仰慕和缺乏共情能力，确实是对暴君最合适的诊断。^[127]狂妄自大的纪念碑、颂歌式的宣传画和万众欢呼的大型集会，典型地反映出他们的病态。当自恋的统治者手中掌握着军队和警察，他们给世界留下的瘢痕就不仅仅是雕像了，因为他们可以下令发动大规模的暴力活动。与普通的流氓和恶霸一样，暴君毫无根据的自尊非常脆弱，很容易被戳破，所以在他们眼中，反对他们的统治绝对不是批评，而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同时，缺乏共情能力让他们对对手的惩罚毫无节制可言，无论是真实的对手还是他们想象的对手。他们精神障碍的另外一个症状，即他们对“无限的成功、权力、光辉、美或者理想的爱情”的幻想，让他们完全不考虑追逐幻想的人命代价。他们要在贪得无厌的征服中，在雄伟的建筑项目上，或在乌托邦式的宏大计划里实现他们的幻想。我们已经知道过度自信可以导致战争。

当然，所有能成为领袖的人身上都有足够的自信。在盛行心理分析的年代，评论家经常给他们不喜欢的领导人下诊断，说他们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但是，千万不要混淆自信的政治家和那些把自己的国家和大半个世界一起带向毁灭的精神变态狂人。多党制的和平特性之一就是遴选领导人的程序会使完全缺乏共情的人处于劣势，制衡机制可以制约一个狂妄的领袖可能制造的损害。即使在一党制内，领导人的个性，比如斯大林和与他相反的戈尔巴乔夫，也能够对暴力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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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欲所带来的灾难可能用第二种方式成倍地放大。决定程度大小的因素是社会心理。对此我要告诉大家一桩很可爱的逸事。每年的12月，我都会被本地的一个传统感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要向波士顿赠送一棵高大的云杉，作为城市的圣诞树。1917年，哈利法克斯港发生了可怕的军火船爆炸事故，当时波士顿市民为哈利法克斯提供了大量的人道援助。圣诞树就是新斯科舍向波士顿表达感激之礼。作为新英格兰的加拿大流放者，我可以感到双份的温暖：一份是对我的加拿大同胞得到慷慨援助的感激，另一份是对波士顿弟兄得到的美好回馈的赞赏。而你要是仔细想一想，整个仪式其实相当古怪。我和这一慷慨事件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关系，既没有丝毫贡献，也无须表达谢意。今天无论是选树、伐树和送树的人，还是收树和装点树的人，都从来没有见过当年的受害人和救援者。就我所知，与当年那场悲剧有关的人都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还是感到在两个人之间互换同情和感激是件美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新斯科舍”，一个“波士顿”。对他们来说，这两个名字充满了道德情感，代表一整套价值观，而他们每个人的社会行为都受到这一道德和价值系统的约束。

个体的个人定位中有一部分是与他（或她）所从属的团体的身份交融在一起的。^[128]在人们心目中，一个团体就像一个个体一样，具有自己的信仰和愿望，以及值得称赞的或者应被谴责的品质。这种社会认同表明人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团体有助于个人的福祉。我们的适应性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境遇，还取决于我们所在的团体、村庄和部落的境遇。这种团体归属，可以是来自真实的或者传说的血缘，也可以是互利的关系网，或者对某些公共品——共同防御的承诺。在团体内部，有些人通过惩罚不做任何贡献的寄生虫，来帮助监管公共品的供给，这些人因此得到团体的尊重。在心理上，对群体福利的贡献，只有通过削弱群己之间的边界才能实现。以我们团体的名义，我们感受到对其他某个团体的同情、感激、愤怒、负疚、信任或者不信任。我们将这些情感连接到那个团体的成员，无论那些成员作为个人具体干过些什么。

在竞争中对团体的忠诚，比如对一支球队或一个政党的忠诚，激励我们竭尽全力争取胜利。杰瑞·塞恩菲尔德（Jerry Seinfeld）曾经说过，今天的运动员在各个运动队的花名册上高速周转，球迷不再能够拥戴一伙运动员。球迷能盯住的只有球队的徽章和球衣：“你站在那里，为了你的球衣打败了来自另一个城市的球衣而欢呼和呐喊。”但是，我们还是要站起来欢呼：球迷的心情随着他的球队的命运而涨落。^[129]群己边界的消失的确可以在生化实验室里得到验证。男人在心爱的球队打败对手的时候，睾丸素上升，如同他们自己在摔跤对抗或网球单人赛上战胜了对手。^[130]当他们支持的政治家在选举中获胜或失利，他们的睾丸素也随之上升或下降。^[131]

我们的公共情感有它的阴暗面，我们都期望自己的团体压倒其他团体，完全无视对方团体成员的具体感觉。在一组很著名的实验中，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告诉参与实验者，他们分属于按照两个不同意见划分的团队，比如，一个团队更喜欢保罗·克利的画，另一个团队更喜欢瓦西里·康定斯基。^[132]接着，他让他们在分别属于不同团队的两个人之间分钱；两个人的身份都只有数字标识，而分配者的选择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收益或损失。结果是，不仅分钱的人给自己的临时队友多分钱，他们甚至宁愿放弃让实验室破费，而两队队员都能得到更多钱的机会（比如给自己的队友克利团队的粉丝19美分，让康定斯基团队的粉丝得到25美分），也要惩罚另一个团队的队员，不能让他得到比自己队友更多的钱（比如，队友克利团队的粉丝得到7美分，康定斯基团队的粉丝得到1美分）。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自己团体的偏爱，这似乎不是一种习得的品性，而是需要人们校正的特性。研究发展心理学的学者已经发现，学龄前儿童能够做出非常种族主义的举动，让自由主义的父母感到震惊。甚至婴儿也更愿意与本种族的和说话口音相同的人交流。^[133]

心理学家吉姆·斯达纽斯（Jim Sidanius）和费利西娅·普拉图（Felicia Pratto）提出，尽管程度不同，但是人们都有一种被他们称为“社会支配”（social dominance）的动机。不过，更直白的术语表述应该是“部落主义”，即人们认为社会群体具有等级结构，自己所在的群体高于其他群体。^[134]他们认为，社会支配取向决定了人们的一系列思想意识和价值，包括爱国主义、种族主义、命运、宿命、种姓、国运、军国主义、严厉打击犯罪，以及为社会权力结构和不平等的现状辩护。逆向的社会支配则将人们导向人道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普世权利、进步主义和基督教《圣经》中的平等与和平。

社会支配理论意味着，尽管种族已经成为讨论偏见的主要着眼点，但它在人的心理上其实并不重要。泰弗尔的实验显示，人们能够根据任何一种相似性，甚至仅仅是根据对两位表现主义画家的不同品位，将世界分成内群体和外群体。心理学家罗伯特·库尔茨班、约翰·图比（John Tooby）、勒达·考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指出，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上，不同种族的人被海洋、沙漠和崇山峻岭隔离，几乎没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这也是种族特征得以演化的原因。人们的对手主要是同种族的村庄、家族和部落。人们心目中最紧要的问题不是种族，而是“盟友”，只不过今天的许多盟友碰巧与种族相吻合。^[135]心理学家G.理查德·塔克（G. Richard Tucker）和华莱士·兰伯特（Wallace Lambert），以及后来的凯瑟琳·金茨勒（Katherine Kinzler）都证明过，对人类偏见最生动的刻画是说话：人们对讲话口音不熟悉的人总是怀有戒心。^[136]古老的《圣经·士师记》中对示播列（shibboleth）一词的来源做了生动的记载：

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示播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西播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四万二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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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现象可以说是人类心理和历史的一种互动，它整合了三种东西：部落主义的感情冲动，同文同域同祖“群体”的认知概念，政府的政治结构。爱因斯坦说过，民族主义是“人类的麻疹”。这话不总是对的，有些时候，它只是一次伤风感冒。但是有些外强中干的小集团充满自负，这种集团的自恋癖和民族主义合并发作的时候，民族主义可能是灾难性的。前面讲过，一旦自恋狂感觉受到现实的怠慢，他会暴怒，自恋癖因此可能触发暴力。自恋癖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会产生政治学家所说的“怨恨”：坚信自己的民族或文明天生拥有历史给予它的辉煌地位，尽管它目前处境卑微，它的衰败完全是因为内部和外部敌人的阴险破坏。^[137]

怨恨激起挫败感，也就是自恋狂常常会感受到的屈辱、嫉妒和愤怒。有些历史学家，例如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和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认为20世纪初的大战和大屠杀起因都是德国和俄国的怨恨。两个国家都认为它们只是在争取它们应有的支配，但是敌人背信弃义，拒绝了它们的权利。^[138]人们注意到，在当今世界上，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家都对自己未能得到相称的地位感到怨怼，他们的情绪不容忽视。^[139]

回望某些欧洲国家，例如荷兰、瑞典、丹麦，它们在18世纪就不再参与竞争支配权的把戏，转而将自己的自尊放在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是更实惠的目标上，例如发家致富，让自己的公民享有愉快的生活。^[140]还有一些国家从来就不曾在意过是否有显赫的形象，例如加拿大、新加坡和新西兰。它们的民族自豪感尽管也不小，但与其成就相称，在国际关系方面，它们从来没有找过麻烦。

集团的野心关系其他相邻民族的命运。民族事务专家不接受“历史宿怨让相邻民族征战不休”的传统观点。^[141]说到底，这个地球上有6000种语言，其中至少600种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使用。^[142]与可能发生的冲突相比，真正爆发的民族冲突的数量只是一个很小的零头。1996年，詹姆斯·费伦和戴维·莱廷对两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进行了研究：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的苏联45个前加盟共和国；另一个是在1960—1979年完成去殖民化的非洲，至少有160个民族。费伦和莱廷统计了这两个地区爆发的内战和社区间冲突（包括严重骚乱）占相邻民族数量的比重。他们发现，在苏联地区，爆发战乱的概率是约4.4%，而在非洲，这个数字不到1%。发达国家也有民族混居的情况，比如新西兰、马来西亚、加拿大、比利时以及美国，它们有更好的民族非暴力记录。^[143]不同民族集团之间存在矛盾，但它们不一定非要相互仇杀。民族集团也和个人一样，难免争强好胜，但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并不需要大打出手。

有几个因素决定了不同民族是否能够和平共处。费伦和莱廷认为，重要因素之一是，一旦有人对其他集团成员发动袭击，这个集团如何处理挑事者。^[144]如果犯事者受到自己社区的惩罚，受害的集团就会将事件视为一件孤立的犯罪行为，而不是集团间开战的信号。（我们在前面说过，国际维和部队的作用之一，就是他们可以惩罚挑事的一方，安抚另一方。）政治学家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认为，意识形态是更大的影响因素。有几种情况会让局势变得极为严峻：当混居的民族期望建立自己的国家，或者与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同族人合并的时候；当人们对自己人的暴行无动于衷而牢牢记着邻国的祖先造成的伤害的时候；以及当被下流政府统治，一方面神话自己族群的光荣历史，另一方面将其他族群排挤在社会合约之外的时候。

许多和平的国家都在经历消除部落主义心理、重新定义民族国家的过程。政府不再将自己看作特定民族的灵魂领袖，而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各个族群和人民共同结成的契约实体。政府机器通常就像鲁布戈德堡的机械装置——有着繁杂迂回的机构，各种特殊身份、权力分享和平权机制，这个构架复杂精巧的装置由几个类似橄榄球球队这样的民族象征组合在一起。^[145]人们的根扎在球衣上，而不再是在鲜血和土地上。这种看起来乱糟糟的局面恰如人们乱糟糟的自我分群，个人可以有多重认同，并同时作为不同集团的成员。^[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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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配是男人的事情——不用大惊小怪，男性是痴迷支配权的性别，男人比女人有更强烈的部落情怀，包括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对不平等泰然处之的能力。^[147]但是，男人也更容易发觉自己是被歧视的对象。人们通常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白人大男子制度下一对孪生的偏见，美国非裔女性受到双重的压迫，但斯达纽斯和普拉图的发现与此设想相反。事实是，与少数族裔的男性相比，女性较少成为种族主义歧视的对象。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可以是家长式的或者剥夺式的，但不是同性间常见的对抗式。斯达纽斯和普拉图从歧视的演化过程解释了这种差异现象。性别歧视主要源于男性要控制女性行为，特别是性行为的遗传激励。部落主义的起因是一个团体的男子和其他团体男性竞争资源和配偶。

鉴于男女两性在过度自信、个人暴力和集团敌视上的水平差异，人们不由得经常要问：女性主导的世界是否会更加和平？如果我们改换一下时态和语调，问题可能更有意思。世界变得和平了，是不是因为很多女性承担起责任？如果有更多的女性承担更大的责任，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加和平？

我认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非常肯定的。之所以非常肯定，是因为性别和暴力之间的联系相当复杂，绝不是简单的“男人来自火星（战神之星）”。政治学家乔舒亚·戈尔茨坦在《战争与性别》（War and Gender）一书中回顾了战争与性别之间的交集，他发现，贯穿人类历史和遍布人类社会，男子都是军队的主体和主宰。^[148][之所以有亚马孙人和其他女武士的形象，多半也是因为男人喜欢看看身着军装的健壮女子罢了，比如劳拉·克劳馥（Lara Croft）和西娜（Xena），而不是因为历史确有其实。]即使在女权至上的21世纪，世界军人的97%，世界作战士兵的99.9%，都是男性。（以色列以男女平等征兵著称，但女战士主要在诊所和办公室工作。）男人大可吹嘘，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狂人、嗜血暴君和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均为男性。

但是，面对这些血腥的暴力，妇女也不是良知反战者。在许多时候，她们也曾亲率大军，也曾在战地服务。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她们鼓动自己的男人上战场或者提供后勤支援——在古代，她们自带营帐追随大军；在今天，她们是军工厂的主力。还有很多女王和女皇，包括西班牙的伊莎贝拉、英格兰的玛丽和伊丽莎白一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对内镇压和对外征服上都毫不手软。20世纪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果尔达·梅厄、英迪拉·甘地和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都曾在战时领导自己的国家。^[149]

在妇女有能力从事战争和她们一贯的作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在传统社会，妇女不得不为自己和子女的安全考虑，所以，毫不奇怪，她们希望她们的男人打赢战争。因为两性差异（包括上肢的力量、掠夺和杀戮的意愿、怀孕和养育子女的能力），加上军队中男女混合产生的麻烦（比如两性浪漫引发同性间竞争），有常备军的社会一直按照性别进行分工，参战送死是男人的专责。不论在任何时代，握有权力的女性都能尽忠职守，包括发动战争。一位身处王朝或帝国征战时代的女王，即使她本人爱好和平，也很难在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性命的同时成为列国中唯一的和平主义者。尽管两性之间有些特性在平均水平上有巨大的差别，但这些特性仍然是两性所共有的，所以，在军事领导和战斗技能方面，许多女性甚至比大多数男性更有能力。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妇女一直是也仍将是和平的力量。传统战争是男人的游戏：部落的妇女从来不曾结伙袭击邻里，抢劫新郎。^[150]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利西翠妲》（Lysistrata）在舞台上展示这种性别差异，剧中的古希腊妇女举行性罢工，要求男人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19世纪的女权运动经常与和平主义运动和其他反暴力运动，例如废奴和动物权利运动联手。^[151]在20世纪的反核、反越战、反对阿根廷暴力冲突、反对北爱尔兰暴力中，以及在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妇女组织都是最积极、最有效的力量。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近300个民意调查的回顾显示，在87%的问题上，男人倾向支持“更暴力和强制性的手段”，而在另外13%的问题上，男女倾向持平。^[152]比如，男性倾向在1939年支持以武力与德国对抗，在1940年支持与日本对抗，在1960年支持与苏联对抗，在1968年支持与越南对抗。在美国1980年以来的历届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妇女选票都多于男子的选票；在2000年和2004年，与大多数男性选民相反，大多数女性选民反对小布什当选。^[153]

虽然女性比男性更热爱和平，但在一个社会中，男女的意见之间存在相关性。^[154]1961年，一项美国民调询问国家是否应该“不惜打一场全面核战争也决不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存”。87%的男子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仅仅”有75%的女性持相同立场。这证明，在同一个社会的同一个时间，妇女相比男子只是更和平一些。当国家在某个问题上（比如越战）产生分裂的时候，性别鸿沟会拉大，而在整个国家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时候（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性别差距会缩小，而在某些让整个社会都感到感情纠结的问题上（比如向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询问阿以冲突的解决途径），则完全不存在性别差异。

但是，妇女的社会地位会影响到社会对战争的态度，即使妇女本身不反对战争。承认妇女的权利和反对战争总是正相关的。在中东国家，民意调查显示，赞成男女平等的人，也倾向赞成以非暴力方式解决阿以冲突。^[155]对传统文化社会所做的几次民族志调查发现，一个社会越是善待妇女，就越少卷入战争。^[156]现代国家也有同样的情况，从西欧到美国自由派的蓝色州，再到美国保守的红色州，最后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和平和妇女的地位高度相关。^[157]我们将在第10章中看到，在妇女得到充分赋权的社会，很少出现无所寄托的年轻男子拉帮结伙、无事生非的现象。^[158]当然，长期和平时代和新和平时代，也正是女权革命时代。我们不知道何为因果，但是生物学和历史告诉我们，当其他条件已定，妇女拥有更大影响力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和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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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过文明进程的社会或者在受协约和规则约束的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下历练的支配毫无用途。社会支配感的淡薄可以减少个人之间的暴力和群体之间的战争。这当然不是说支配感背后的情感会彻底消失，这些情感已经是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对某个性别尤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将这种情感边缘化。在20世纪中后期，支配概念和与之相关的美德，例如男子气概、荣誉、名望和光荣开始被解构，解构的过程一部分是非正式的调侃，比如马克斯兄弟在滑稽剧《鸭羹》中嘲弄沙文主义。一部分是因为妇女逐渐进入专业领域。女性对竞争支配权始终保持某种心理距离，认为它不过是男孩子的吵闹，随着妇女影响力的上升，支配权竞争失去了它的魅力。（任何在男女同工环境中工作的人都知道，妇女将男性同事的装腔作势视为“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还有部分原因是世界主义，我们看到了其他国家的荣誉文化可以何等夸张，因此也不由得检点一下自己。新近流行的源于西班牙语的“男子汉”（macho）一词，非但没有夸耀男性英雄气概的意思，反而带着几分蔑视，被用来奚落男人的狂妄自大。“村里人”乐队（Village People）搔首弄姿的歌曲《铁血男子汉》（Macho Man）和其他同性恋造型中的男子形象也让更多的人对阳刚男性减少了兴趣。

我认为，生物科学的进步和它在文字文化上的影响也是一种制约支配权竞争的力量。人们越来越明白，追求支配是人类进化进程中的残余。支配权竞争背后有一连串生物学术语，谷歌图书项目对这些术语的流行程度进行了数量分析：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睾丸素”, 60年代开始流行“啄序”（pecking order）和“支配等级”, 90年代则是“阿尔法雄性”（alpha male）。^[159]中间在80年代还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伪医学术语“睾丸素中毒”（testosterone poisoning）。每一个术语的流行都将支配权竞争的地位贬黜一级。它们都暗含着一种意思：男子追求荣耀，无非是他们原始想象力的一点儿残迹——他们血液中一点儿化学物质产生的症状，其表现为动物的本能。我们在公鸡和狒狒身上看到这些化学物质工作时，是忍不住要发笑的。与历史久远的老概念，诸如“光荣”和“荣耀”相比，生物学术语具有离间效果，而光荣和荣耀作为支配权竞争的战利品，预设了哪些算得上是男子的成就，能够带来光荣和荣耀。150年来，英语书籍中这两个词语的使用频率一直在稳步下降。^[160]不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本能对意识的既有影响，而是有能力对本能进行审视，这是我们在本能带来破坏时克制本能的第一步。

复仇

人类在无数典籍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要对一个伤害过自己的人报以伤害的坚定决心。希伯来《圣经》对复仇喋喋不休，给我们留下了数种精练的表述，例如“血债血偿”、“以眼还眼”、“伸冤在我”。荷马的阿喀琉斯描绘说，男人的胸膛里涌动着火气，复仇比流淌的蜜糖更甜美。而在夏洛克看来，复仇是人类共性的最高点。当问到他要那一磅人肉能干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拿来钓鱼也是好的呀！即使他的肉不中吃，也至少可以出出我这口恶气。”

其他文化中的人也同样诗意地讴歌报仇雪恨。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出生在黑山一个世仇不断的家族，后来曾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副总统，他称复仇是“我们眼睛里的光，面颊上的火焰，太阳穴处血脉的跳动；我们过去流淌过多少鲜血，听到这个字眼，我们的嗓子就开始发紧”。^[161]一个新几内亚男子的叔叔受箭伤致瘫，他听说放箭射伤叔叔的人被杀死的消息后说：“我觉得我仿佛生出了翅膀，我觉得我就要飞上天空，我非常幸福。”^[162]阿帕切（Apache）首领杰罗尼莫（Geronimo），在细细地品味了对墨西哥四支连队的大屠杀后写道：

身上还沾着敌人的鲜血，手里还握着武器，心里还洋溢着战斗、胜利和复仇的欢乐，我身边围绕着阿帕切勇士，我被授命为所有阿帕切部落的战争首领。接着，我下令剥下被杀敌人的头皮。

我不能让我所爱的人死而复生，我不能让死去的阿帕切人重返人间，但是我可以欢庆胜利的复仇。

达利和威尔逊评论说：“欢庆？杰罗尼莫在牢房里写下这些话时，他的阿帕切民族已经支离破碎，几近灭亡。对复仇的渴望似乎如此徒劳无益：一切都晚了，再哭也于事无补。”^[163]

尽管完全徒劳无益，但对复仇的渴望却是人类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血债血偿几乎是世界上95%的文化都明确赞许的准则，而不论何处，引发部落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复仇。^[164]在世界范围内，10%~20%凶杀案的动机是复仇，绝大部分校园枪杀案和个人爆炸案的动机也是复仇。^[165]复仇行动有时指向一个集团而不是个人，城市暴乱、恐怖袭击、反恐怖袭击和战争的主要动机也是复仇。^[166]历史学家研究过为了报复一次袭击而导致战争的案例，这些决定通常都是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产物。^[167]比如，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民的反应是，“仿佛遭到当头一棒，掺杂着震惊、恐惧、困惑、悲伤、羞辱，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极端的愤怒”。^[168]除了战争，不可能考虑其他任何选择（例如遏制和骚扰），即使动一下这种念头都意味着叛国。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反应也是如此，美国在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入侵阿富汗，其动机既是长期战略决策，认为入侵是有效的反恐措施；也是一种情绪，认为一定要干点儿什么以示报复。^[169]9月11日3000人被屠杀的恐怖袭击本身也是受复仇驱动，拉登在他的《告美国人民书》（Letter to America）中解释说：

安拉，万能的真主，准予并选择了复仇。因此，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就有权回击。谁摧毁我们的村庄和城镇，我们就有权摧毁他们的村庄和城镇；谁偷盗了我们的财富，我们就有权摧毁他们的经济；谁杀死了我们的平民，我们就有权杀死他们的人。^[170]

复仇的念头不局限于政客和部落首领发热的头脑。在每个人的大脑里，复仇都是一个容易触发的键钮。大部分大学生忏悔的凶杀幻想几乎全都是复仇幻想。^[171]在实验研究中，实验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学生带入要对羞辱进行报复的状态。研究人员要求学生写一篇作文，然后给他们看一篇其他同学对其作文所做的侮辱性评价（这个“同学”或者是匿名的实验者，或者完全是虚构）。每到这种时候，安拉就开始微笑了：在实验中写作文的学生刚好有机会处罚作文的批评家，处罚手段有电击，对着耳朵吹喇叭，或者（经人类实验反暴力委员会审查通过，在最新的实验中）强迫批评者喝下一个正在接受假想味道实验的辣椒调料。结果屡试不爽。^[172]

人类对复仇的需求确实是如饥似渴。在这些实验中，就在参加实验者要实施报复性电击的那一瞬间，仪器突然失灵了（当然是研究人员做了些手脚），所以他或者她不能如愿进行电击复仇。接着，所有参加实验者被带去进行另一项品尝葡萄酒的实验。那些未能对羞辱他们的人进行报复的学生，总是要喝下更多的葡萄酒样品，仿佛要用酒来淹没他们的懊恼。^[173]复仇的神经生物机理开始于中脑—下丘脑—杏仁核联结的愤怒回路，一只被刺痛或受到挫折的动物总是更倾向攻击离它最近的动物。^[174]人类的愤怒回路接收来自大脑各个部位的信息，包括颞顶交界区，它区分伤害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接着，愤怒回路激活产生痛感、厌恶感和愤怒感的脑岛。（前面提到过，当人们感到自己被其他人欺骗了的时候，脑岛部位开始发亮。）^[175]这些感觉的滋味都令人不快，我们已经知道，动物会努力关闭对愤怒回路的电刺激开关。

但是，大脑接下来可以进入完全不同的信息处理模式。谚语如“复仇如蜜”,“与其生气，不如讨还欠账”,“复仇是一道凉菜——越冷酷越好”，都是情感神经科学的研究假设。它们给出了大脑活动的模型，从憎恶的愤怒转向冷静甚至寻求愉快的方式，很像是引导人搜索美味的食物。事实证明，很多民间神经科学的说法都很有道理。多米尼克·德·奎尔万（Dominique de Quervain）和他的合作者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给一组男子一次机会，将一笔钱交给另一个参加实验者操作，投资盈利，然后，或者将股份全部交给投资者，或者全部留给操作者自己。^[176][这种情况也称“信任博弈”（trust game）。]接下来，投资款被骗的实验参加者得到机会向无良信托代理处以惩罚性罚款，有时，他们需要花钱购买进行处罚的特权。在告知实验参加者有机会进行惩罚时，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他们发现，纹状体的一部分（寻求系统的核心部分）开始发亮——当一个人渴望尼古丁、可卡因和巧克力的时候，大脑的同一部位也开始发亮。复仇真的是甜蜜的。一个人纹状体的亮度越高，他愿意为得到处罚权付出的金额越大，这显示纹状体的活跃程度反映了人的真实愿望，一种他愿意付钱实现的愿望。在实验参加者选择付钱得到处罚权之后，他的眶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开始发亮——这些脑部位权衡不同行动的过程带来了愉悦和痛苦。在这个案例中，可以说是付出了复仇的代价和开销后的满足。

复仇需要丧失共情，我们可以观察到大脑的这个活动过程。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和她的合作者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参加者的诚实得到同伴的回报，或者遭到背弃。^[177]接着，他们自己在手指上接受一下轻微的电击，然后看着诚实的伙伴接受电击，或者看着背信弃义的伙伴接受电击。当诚实的伙伴遭到电击的时候，参加实验者对伙伴的痛苦感同身受：自己被电击时感觉痛苦的脑岛部位发亮；在看到诚实的同伴受电击时，同一部位也会发亮。当骗子受电击的时候，女性无法阻断她们的共情，脑岛部位因同情而发亮；但是男人硬得起心肠：他们的脑岛保持黑暗，纹状体和眶额皮层却开始发光，显示达到了目标的满足。这些回路的亮度与男性实验者陈述的复仇愿望的强烈程度相符。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等女权活动家认为男性更倾向报复性正义，而女性则宽宏慈悲，此实验结果与他们的观点一致。^[178]塔尼亚·辛格非常谨慎地表示，女性也许是对处罚造成的肉体伤害感到畏惧；如果处罚的方式是罚款、批评甚至排挤，女性也许和男性一样富于报复心。^[179]

复仇带来的冷酷而甜蜜的快感是无可否认的。恶棍得到应有的报应，是人们编写故事时不断重现的主题；当暴力的处罚终于落到一个坏蛋头上的时候，感到开心的绝不只是警官“肮脏的哈里·卡拉汉”。作为电影院的常客，彼得·威尔（Peter Weir）的获奖影片《证人》（Witness）属于我最享受的片子。哈里森·福特扮演一名便衣警官，与宾州乡下的一户阿米什家庭住在一起。一天，他全身阿米什打扮，陪着这家人坐着马车进城。在路上，他们遭到一帮乡下流氓的拦截和骚扰。这家阿米什人真诚地信奉和平主义，即使一个流氓开始戏弄和欺辱他们举止庄重的父亲，他们也不做任何反抗。头戴草帽的福特渐渐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出手反击，他一拳将那个小流氓打倒在地。这一手让那伙流氓大吃一惊，也让电影院里的观众欢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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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叫作复仇的疯狂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理治疗将复仇视为一种疾患，宽恕则是良药，但复仇冲动有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功能：威慑。^[180]达利和威尔逊解释说：“有效的威慑是要让敌人明白，任何伤害我方的谋利企图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损人利己的策略最终是得不偿失，不如不做。”^[181]复仇性惩罚作为一种威慑的必要性，不仅是人们传诵的故事，而且在合作进化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型中一再得到证明。^[182]

有些合作形式解释起来很容易：两个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夫妻关系，或者是队友，或者是有共同利益的知己；因此，对一个人有利的，即对另外一个人亦有利。这种共生合作是天然形成的。当人们的利益开始有一部分不一致，一方有可能利用对方的合作意愿为自己谋利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合作就不太容易解释了。正和博弈的囚徒困境是描述此类难题最简单的模型。想象《法律与秩序》连续剧中的一个场景，两个犯罪同伙（“左撇子”和“布鲁特斯”）分别被关在两个牢房内，指控他们有罪的证据不够充分，于是区助理检察官分别向两个人提出谈判条件。如果两人中的左撇子做证指控同伙布鲁特斯（“背叛”），而布鲁特斯仍忠实于左撇子（即继续与同伴保持“合作”），左撇子将获释，而布鲁特斯将被监禁10年；反之亦然。而如果两人互相背叛，做证指认对方犯罪，两人都将进监狱，但两人的刑期将被减到6年。如果两人都保持忠诚，检察官只能指控他们较轻的罪名，两人至多在牢狱里蹲上6个月。图8-5是这一困境的偿付矩阵，黑色字是第一个囚犯左撇子的选择和回报，灰色字是左撇子的同伙布鲁特斯的选择和回报。

图8-5 囚徒困境

他们的悲剧是，两人本应合作，代价是仅仅6个月的刑期，博弈得到最大正数解，但两人都会选择背叛，因为他们都想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两个结果：如果同伴忠诚，自己能获得自由；如果同伴背叛，自己也只是得到6年刑期，而选择忠诚自己却有可能得到10年刑期。所以，他选择背叛。而他的同伙出于同样推理，也选择背叛。如果他们都能依据利他原则做选择，本来可以只坐6个月的牢，但两人的自私自利让他们最后各得6年刑期。

囚徒困境被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之一，它将社会生活的悲剧提炼成一个极为简洁的公式。^[183]当同伙忠诚于合作，当事人却背叛同伙时能得到最大收益；当同伙背叛，当事人仍忠诚于合作时会得到最严厉的惩罚；两个人都坚持合作，总收益最大；两人都背叛对方，总收益最小——每当面对这些选择，人类立刻就会陷入困境。生活中的许多困境都有同样的结构，其中最典型的是捕食暴力。在捕食暴力中，与和平爱好者对抗的好战者能够稳赚，但是与其他好战者对抗的好战者，则很可能两败俱伤，所以最好两个人都是和平爱好者；但当你觉得自己是和平爱好者的时候，你就开始害怕对方可能是一个好战者。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诸如消耗战、公共品博弈和信任博弈等都是如此，个体的自私自利充满了诱惑，但共同的自私自利则是毁灭性的。

一次性的囚徒困境结果当然很悲惨，但生活中更常见的是重复囚徒困境，参与者连续互动，经过数轮博弈得到最后结果。如果假定重复囚徒博弈的收益不是监狱和钞票，而是后裔的数量，或许可以更好地说明合作的演化。重复囚徒困境中虚拟生物之间就互助机会或者不愿意帮助其他人——例如相互梳理毛发，进行博弈，收益是身体的健康，成本是花费的时间，长期而言都可以转化为后代的数量。重复博弈就像自然选择下的生物代际演化，我们可以观察哪些竞争策略在数代人之后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各种组合可能性的数量很大，很难进行数学证明，但是这些策略可以编程，一个简单的计算机应用程序即可让各种组合进行循环竞赛。这些原本仅仅是理论家的假设，有了计算机之后，他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各方和各种策略在虚拟进化中的斗争过程。

第一轮竞争由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主持，获胜的策略是简单的“针锋相对”或“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第一步是合作，接着，如果同伴也合作，就继续合作；但如果同伴背叛，就开始背叛。^[184]因为合作得到奖赏，背叛受到惩罚，因此背叛者会改换行为，转为合作，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是赢家。这个思路和罗伯特·特里弗斯的互惠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相一致，特里弗斯早几年在没有使用数学工具的情况下提出了这一理论。^[185]正和奖励来自互换收益（每一方都能在自己付出很小代价的条件下为对方带来很大收益），诱惑则是完全利用对方，不付代价而得到收益。特里弗斯的理论认为，道德情感是对合作的适应，这一理论可以直接翻译成“一报还一报”的算法。同情是合作的第一步，感激是对合作者的合作，愤怒是对背叛者的背叛——或者说，是报复性的惩罚。惩罚可以是拒绝提供帮助，也可以是制造伤害。复仇不是坏事：它防止坏人利用好人，是合作的必要条件。

至今人们已经研究过几百种重复囚徒困境竞赛，并得出几项新的教训。^[186]一是“一报还一报”策略尽管极其简单，但其成功仍可被分解成不同的特点，并与其他策略相结合。这些特性被按照人类的个性命名，标签的意义远不止方便记忆；合作的动态过程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在进化中形成了这些个性。“一报还一报”成功背后的第一个特性是友善：第一步一定是合作，尽力抓住共同获益的合作机会，决不在对方背叛之前出卖对方。第二个特性是清晰，如果战略中交往规则非常复杂，让其他参与方不能确定其行动的后果，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就会成为为所欲为，而一旦出现为所欲为，最佳回应就是“永远背叛”策略。其他策略很容易与“一报还一报”策略结合，根据可能的选择进行调整。“一报还一报”的第三个特性是报复：对于背叛必以背叛回报，这是最简单的复仇形式。第四个特性是宽恕：它为悔改敞开大门，如果对手在玩弄背叛之后又转回合作，根据“一报还一报”策略就应该立即报之以合作。^[187]

最后一个特性——宽恕，实际上远比人们最初设想的更加重要。“一报还一报”策略的弱点是它很容易犯错误和出现误解。假定一个参与者本意是合作，但因为行动中出错变成了背叛，或者假定将其他参与者的合作意图误判为背叛，因此施以报复性背叛。于是对手也施以报复性背叛，接着就是新一轮的报复，冤冤相报，将参与者带进无休止的背叛循环——整个程序等同于一场世仇大战。我们身处一个充满噪声的世界，难免会发生误解和错误，所以具有更大宽恕度的“慷慨版一报还一报”（Generous Tit for Tat）的策略，比一般的“一报还一报”有更大的胜算。“慷慨版一报还一报”每隔一段时间会随机地宽恕叛徒，重启合作机制。无条件的宽恕行动可以将一对陷于相互背叛不能自拔的仇人拉回合作之路。

过度宽恕的战略也有自己的问题，如果在人群中有几个精神变态狂玩弄“永远背叛”，还有几个憨头只会“永远合作”，这个战略就无法被执行下去。精神变态狂通过掠夺憨头自肥，最后壮大到足以剥夺所有人。在这样的世界上，更有竞争力的策略是“悔改版一报还一报”（Contrite Tit for Tat），这个版本在宽恕上要更挑剔一些。它会记住自己的行为，如果一轮背叛的起因是自己的一个随机错误或误解，它会允许对手背叛一次而不予追究，然后转回合作轨道。但是，如果背叛是对手发动的，它绝不心慈手软，坚决施以报复。如果对手也奉行“悔改版一报还一报”，那么它也会原谅有理由的报复，双方仍会重返合作。所以说，不仅是复仇，还有宽恕和悔过，都是社会动物获取合作收益的必要条件。

合作的进化能否实现首先取决于重复交锋的可能性。一次性囚徒困境无法完成演化，即使是在重复囚徒博弈中，如果参与者知道博弈交手的回合有限，也难以形成合作，因为在博弈接近结束的时候，各方都因不再惧怕报复而接受背叛的诱惑。出于同样的道理，在不同分组之间，一组参与者是不能迁移的邻里，成员彼此被捆绑在一起，除了相互博弈，别无选择。与成员能够搬迁和自己选择伙伴的小组相比，不能迁移的参与者之间有更强的宽恕意愿，因为相互背叛的结局是共同毁灭。

人类的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变数。我们有语言，因此不需要与他人直接交往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合作者还是背叛者。我们可以四处打探询问，了解人们以往的行为记录。博弈论专家将此称为“间接互惠”，它让名誉和闲言碎语有了现实的价值。^[188]

潜在的合作者必须不仅能够在两人博弈中，而且还能够在团体的合作行动中平衡自私和互利。博弈论专家也探讨过多人参与的囚徒困境，称为“公共品博弈”。^[189]每个参与者向公库交纳一笔钱，这笔钱后来增长了一倍，在每个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你可以想象，一群渔民共同筹款改造港口设施，例如灯塔；或者同一街区的商家合资聘用保安。）对团体来说，最好是每个人尽力出资，越多越好。但对个人来说，最好是省下自己这一份，成为搭便车者，占其他出资人的便宜。悲剧的结果是，每个人都不肯出资，公款为零，每个人的境遇都会变得更糟糕。[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过一个相同的现象——“公地悲剧”。每个农民都毫无节制地在村镇的公地上放牧，直到草场枯竭，公地成为无人能用的废地。污染、过度捕捞和碳排放都是真实的“公地悲剧”案例。]^[190]但是，如果博弈的参与者有机会惩罚搭便车者，对他们在团体中剥夺其他成员的行为进行报复，让参与者有做出贡献的动力，其结果就是人人获益。

我们可以模拟的世界花样如此之多，对合作进化的建模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但在所有复杂模型中，我们都能看见利用、复仇、宽恕、悔改、名誉、闲言碎语、小集团和睦邻友好这些人类特有行为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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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世界中，复仇真的管用吗？有些人具有利用他人的潜能，切实可信的惩罚威胁真的能在这些人心里造成恐惧和威慑，让他们停止剥夺他人吗？来自实验室的回答是肯定的。^[191]人们在实验囚徒困境博弈时的行为显示，他们倾向于“一报还一报”式的战略，结果总是能收获合作的果实。他们在进行“信任博弈”时（另外一种“囚徒困境”，也就是前面谈过的，在测试复仇时使用神经成像技术的实验），投资者有能力处罚不守信的信托托管人，这足以使托管人心生恐惧，退还投资人应得的收益。在公共品博弈中，如果人们有机会惩罚搭便车的人，搭便车的人就会消失。还记得那些研究吗？在研究中，参与者的论文被痛批，而他们有机会用电击来报复批评者，但如果知道批评者也有机会以电击进行回击的话，他们就会减弱电击的强度。^[192]

只有在复仇者具有喜欢复仇的声望并有不惜成本实施复仇的意愿时，复仇才有威慑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对复仇的渴望可以如此强烈，以至于有时成为自我伤害（比如寻求自助正义的人杀死不忠的配偶或者挑衅的陌生人）。^[193]此外，最有效的威慑是惩罚的目标知道谁是复仇者，所以可以修正自己对复仇者的行为。^[194]这一现象解释了为什么复仇者只有在对方知道自己被惩罚时才感到复仇的满足。^[195]司法理论上的特别威慑正是基于这些冲动：惩罚罪犯的目的是防止罪犯再次犯罪。

司法理论中的一般威慑也是基于复仇心理：明文公示的处罚就是要第三者心生畏惧，克制犯罪的诱惑。有些人为自己树立不容欺侮的强悍声望，其心理相当于一般威慑。（俗话说：“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要从老虎嘴里拔牙”、“不要用鸡蛋碰石头”。）实验已经显示，当有观众在场时，人们施加的惩罚会更加严厉，严厉的程度甚至会超过他们所遭受的损失。^[196]正如在有旁观者的时候，男人争吵升级的概率会增加一倍。^[197]

有些复仇行为只能用追求威慑效果来解释。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非常流行的理性人理论，早就在“最后通牒博弈”中被人类自己的行为证明是不成立的。^[198]在博弈中，一方为提案人，手持一笔资源在他和另一位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另一方作为响应人，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提议人的分配方案。如果响应方拒绝提议，双方什么都得不到。一个理性的提案人会为自己留下尽量大的份额，而一个理性的响应人会立即接受提案人留给他的那一份，无论份额多么微小，因为有一点儿小碎渣也强过什么都没有。但实验中的提案人几乎总是愿意分给对方一半的资源，而响应者对少于一半的分配方案都不愿意接受，即使拒绝较小的份额实际上对双方都是惩罚。为什么这一实验中的人行为如此缺乏理性？因为理性人假设忽视了人类的复仇心理。当提议的分配方案过于吝啬，响应人会感到愤怒——确实，我前面提到的大脑神经成像研究所观察的正是“最后通牒博弈”中人脑的反应，脑岛部分因愤怒而发亮。^[199]愤怒驱使响应者对提案人进行报复性惩罚。绝大部分提案人预见到对方的愤怒，所以他们会提议一个比较大方的分配方案，慷慨到足以让对方能够接受。一旦因为博弈的规则发生变化，响应人不得不接受任一分配方案，而提案人又不需要担忧报复的时候（即所谓的“独裁博弈”），提案人的分配方案就会变得更加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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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如果复仇的目的是威慑，那么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它如此常见？为什么复仇没有像冷战中的核武器，建立恐怖均衡，让每个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会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的复仇？

主要原因是“道德标尺的偏差”。人们总是认为他们自己造成的伤害都是事出有因、可以被原谅的，而他们遭受的伤害都是蛮横无理、刻骨铭心的。双方在计算打击的先后次数和造成的伤害程度上差距越拉越大。^[200]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这样形容，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交战双方很像坐在汽车后座上向父母告状的兄弟俩：“他先打了我！”“他出手比我重！”^[201]

在苏克维恩德·谢吉尔（Sukhwinder Shergill）、保罗·贝斯（Paul Bays）、克里斯·弗里思（Chris Frith）和丹尼尔·沃尔珀特（Daniel Wolpert）所做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错觉导致升级的类似案例。他们的实验是让参加者将手指放在一根棍子下，然后加力下压，棍子下压的力度可以被精确量度。^[202]实验的指示是，实验人甲向实验人乙的手指加力3秒钟，力度以他刚刚从研究人员那里感觉到的强度为准。然后，乙得到同样的指示。甲和乙轮换角色，每个人都向对方施加刚刚感受过的压力。8个回合之后，乙向甲施压的力度是第一轮的18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螺旋上升，因为与他们所感受的压力相比，人们总是低估他们所施加的压力；每一个回合，他们的用力大约增加40%。在现实世界的纠纷中，错觉不是来自触感的误差，而是来自道德感的幻觉，只是两种错误都是螺旋形攀升的。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都提到要感谢利维坦——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政府是促成暴力减少的主要原因。仇杀和无政府是孪生兄弟。我们现在知道了利维坦有效性背后的心理学。法律也许是个混账东西，但却是个不偏不倚的混账，它可以超越施暴者或受害者的本位偏差，中立地衡量伤害。虽然肯定有一方对任何裁决都不会满意，但是政府对暴力的垄断一方面制止失败者再做抗争；另一方面，失败者也缺少与中立方进行抗争的意愿，因为他并不是在向对手认输，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要重振自己的声望。古罗马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Justitia）有一套自己的行头，它简明扼要地表达了正义背后的逻辑：（1）天平；（2）蒙眼布；（3）剑。

利维坦使用剑锋实现正义，说到底依靠的还是暴力。我们已经看到，政府的复仇本身可以走多远，比如人道主义革命之前的残酷刑罚和滥用死刑，还有像美国今天的过度监禁。刑事惩罚经常出现不必要的严厉，完全失去了作为一种讲求精确的措施，力求社会伤害总量最小化的目的。问题一部分出在制度设计上。刑事惩罚的基本原理不仅仅是个别威慑、一般威慑和隔离，它也意味着罪有应得，即公民复仇的愿望。^[203]即使我们可以肯定一件残暴罪案的作案人永远不会再次犯案，案件也不会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大部分人仍然会觉得“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此人必须为他造成的痛苦付出代价，也尝尝痛苦的滋味。罪有应得背后的心理动机完全可以一目了然，正如达利和威尔逊观察到的：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几乎是神秘和不可简化的道德律令，是一个具有自适应功能的心理机制的运作结果：通过计算罪与罚确保违规者不能从罪行中获利来实现正义和惩罚。与赎罪、忏悔、神圣正义等有关的宗教秘咒数不胜数，无非都是要将一个俗世的、现实的问题交给高高在上的超然权威：请求上天将恶行的收益降为零，以此阻止自私自利的竞争行为。^[204]

但是，既然这是一条不可简约的律令，我们身在其中挣扎，看不到它的演化机理，人们在生活中量度的正义，很有可能只是大致符合此律令的激励原则。

心理学家凯文·卡尔史密斯（Kevin Carlsmith）、约翰·达利、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设计了一些假想案例，尝试将威慑从“罪有应得”中区分出来。^[205]“罪有应得”必须考虑伤害动机的道德价值。比如同是诈骗所得，一个诈骗犯将所得转化为公司在穷国受剥削的低薪工人，另一个将所得用在自己的奢侈开销上，后者将会得到更严厉的惩罚。相比之下，威慑主要考虑的是惩罚制度的激励结构。假定罪犯预计的犯罪的代价是被抓住的可能性乘以抓住后受到的处罚，那么，越难被发现的犯罪受到的处罚应该越重。出于类似的道理，得到公众关注的罪行，与没有得到关注的罪行相比，受到的处罚也应该越重，因为对公众关注罪行的惩罚具有更高的威慑价值。但让人们置于这些情景，对虚构的犯人量刑时，他们的决定却只考虑“罪有应得”，完全不考虑威慑。邪恶的动机总是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罪行是否难以发现，或者是否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却没有在量刑时产生加重惩罚的效果。

人道主义革命开始了废除残酷惩罚的过程，当时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提倡司法改革。在他的新制度设计中，刑事司法从让坏人受罪的原始冲动转向更实用的威慑目的。但是卡尔史密斯的实验说明，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从完全功利的意义来理解司法制度。不过，我在《白板》一书中说过，即使今天司法实践的动力还是“罪有应得”，但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威慑的作用，因为如果一个制度过于功利化，犯罪分子就会学习与之博弈。“罪有应得”消除了这种可能性。^[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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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精密的司法制度也不可能对公民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控，能够依赖的只有他们内心的公正和对复仇心的克制。在本书的第3章，我们谈到过加州沙查县的牧场主和农场主如何不惊动警方自己解决纠纷，在这中间，互惠、公议（闲言碎语）、偶发的破坏行动和对微小损失的“忍气吞声”等各项原则都有自己的作用。^[207]为什么在有些社会，人们能够不做计较，而在另一些社会，人们却会眼中冒火，脸上发烧，太阳穴上青筋乱跳？诺贝特·埃利亚斯有关文明进程的理论认为，政府司法在引导公民内化自制，约束报复冲动上具有撞击效应。在第2章和第3章中，我们看到政府的平靖措施在减少暴力方面产生巨大效果的很多实例；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实验，说明在一种条件下产生的自制，如何在其他环境中扩展开来。

第3章还介绍过有一项研究发现，政府的简单存在本身只能将暴力水平从每年十万分之几百的凶杀率降低到十万分之几十。暴力水平进一步降低有赖于其他一些不易辨识的因素，比如人民对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契约的认可程度。最新的一项实验也许在实验室捕捉到了这个现象。经济学家贝内迪克特·赫尔曼（Benedikt Herrmann）、克里斯蒂安·尚尼（Christian Th.ni）和西蒙·盖西特（Simon G.chter）让分处在16个国家的大学生参加公共品博弈（参加者向公库交纳一笔资本，资本翻番后再在参与者中分配），一种情况是相互间可以处罚，另一种是相互间不能处罚。^[208]研究人员惊恐地发现，在有些国家，很多参加博弈的人惩罚那些慷慨贡献公共品的人，而不惩罚那些小气鬼。这样的行为当然会对团体利益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因为它只能鼓励每个参加者都成为搭便车的人，对公共品的贡献很快枯竭，每个人都是输家。这些参加者之所以做出反社会的惩罚，原因似乎都是过度报复。当一些人因贡献过低而受到惩罚后，他们不是纠正过错，在下一轮博弈时增加贡献（这是这项实验开始在欧美进行时出现的结果），而是惩罚那些在上一轮惩罚他们的人，而这些人多半是利他主义者。

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西欧诸国，受罚的对象能够悔改，而在另一些国家，例如俄国、乌克兰、希腊、沙特阿拉伯和阿曼，受罚的人愤然报复，两类国家之间的区别何在？研究人员就各国的特点进行了一系列多元回归分析，这些特点取自经济统计和国际调研。预测过度报复的主要指标是社会规范：该国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认为逃避所得税、骗取政府福利、在公交车上逃票不是问题。（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规范是为一个国家带来繁荣的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其重要性超过物质资源。）社会规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世界银行给每个国家一个法治（Rule of Law）分数，它能反映法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私人之间的合约，司法系统是否公正，黑市和有组织犯罪的地位，警察的素质，以及发生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一个国家的法治基本上预示了该国公民选择反社会复仇的程度：在法治不昌的国家，国民特别容易陷入毁灭性复仇。因为多重变量纠缠在一起，不可能确定哪一个变量是原因，但是结果总是显示，一个体面的利维坦所主持的不偏不倚的司法制度能够促使国民克制冲动，避免卷入共同毁灭的复仇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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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升级冲动的复仇一定会有一个克制开关。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关，道德标尺的偏差会让每一个冲突都变成不断升级的血仇，就像我们在手指压力实验中看到的，每个人都在新一轮行动中向对方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不仅复仇并不是一定要升级，尤其是在法治的文明社会，我们也不应该期望它会升级。合作进化的模型显示，最成功的博弈者在一报还一报的游戏中主动退让，特别是在与其他博弈者同舟共济的时候，他们愿意选择悔改和宽容。

《超越复仇：宽容本能的演化》（Beyond Revenge: The Evolution of the Forgiveness Instinct）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迈克尔·麦卡洛（Michael McCullough）认为，我们的确有克制复仇的开关。^[209]我们见到过，几种灵长类动物可以在打斗后亲吻和修好，至少在有血缘关系、有共同利益或者有共同敌人的群体中会有这样的行为。^[210]麦卡洛的研究显示，人类也具有在同样条件下启动宽恕的本能。

当侵犯者与我们共属一个天然共情圈时，复仇的欲望最容易被调整。我们会原谅亲人和朋友所犯的错误，但其他人犯下同样的错误，我们会认为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共情圈可以扩展（这将是下一章的内容），我们的宽恕圈也跟着扩展。

压制复仇的第二种情况是我们与侵犯者的关系有特殊价值。我们也许不喜欢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和他们捆绑在一起，只能设法学会和他们相处。在总统初选阶段，为了赢得党内提名，对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互相攻击，甚至互相污蔑；他们在电视辩论上的身体语言，毫不掩饰地告诉大家他们彼此憎恶。但是，一旦决出胜负，他们立刻咬住嘴唇，咽下自己的骄傲，团结一致对抗党外的对手。在很多情况下，胜利者会邀请失败者做自己的竞选搭档或者阁员。共同的目标有力量让宿敌和解，20世纪50年代一个著名的实验以极为戏剧性的方式证实了这种力量。在一个名为“罗伯茨山洞”的夏令营，男孩子被分成几个小组，自己发动战争，交战历时数周，包括进攻和反击，使用的武器有一定的危险性，例如装在袜子里的石头。^[211]接着，心理学家安排了一些“意外”，迫使男孩子放弃争斗，共同工作，例如修复营地的供水管道和将校车拖出烂泥坑。男孩子达成停火，克制了敌意，有些男孩子甚至和敌对阵营的人成了朋友。

第三种让我们克制复仇心的情况是原来的侵犯者不再构成威胁。无论你的宽容心多么强烈或者有几多温情，在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还能继续制造伤害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放下武器。如果伤人者想消除你的愤怒，再次赢得你的善意，他必须向你证明他不再有伤害你的念头了。他也许开始会说，原来的伤害是特定环境中的不幸产物，现在那种环境已然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当时的行动不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法避免的，或者伤害是意料之外的。决非偶然，这些借口恰恰是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人真正相信的，此乃道德标尺的偏差的一端。如果这个借口说服力不够，他会接受你的解释，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对你的痛苦表示同情，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发誓赌咒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研究证明，这些战术确实可以平息受害人的怒气。

道歉的问题在于它可以是一文不值的假话。一个虚情假意的道歉，目的只是想避免报复，反而可能勾起受害人的怒火，不如什么都不说。受害的一方需要窥测施害一方的灵魂，看看是否还有任何再次施害的企图。真正能让人重新做人的是羞耻、愧疚和尴尬这些自我意识情感。^[212]施害者的问题是如何表达这些情感。所有信号系统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让一个信号可信的方式是让它具有相当的成本。当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灵长类动物要安抚一个首领的时候，它会让自己缩头缩脑，避免和首领对视，并且暴露出身体的脆弱部位。对人类而言，与之相当的姿态是奉承、卑躬屈膝、点头哈腰。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作为一个下意识的回路，控制着我们的血流、肌张力和腺体的活动，因此它也控制着我们身体上最易被观察的部分。带着脸红、结巴和眼泪的道歉总是比平淡、冷静和有节制的道歉显得更真诚。道歉时的痛哭流涕和涨红的脸特别有感染力，它让人觉得悔过不仅是一种表达，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表达，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情感表达人知道旁观者了解他的情感状态，旁观者也知道情感表达人对其情感状态有所了解，以此类推。共同认知消除了自我欺骗：有罪的一方不再否认令人不快的事实。^[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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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洛认为，我们克制复仇的因子可以补充司法制度的不足，成为减少社会冲突的一条路径；因为法院系统不仅开支巨大，效率低下，不能满足受害人的需要，而且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工具，所以克制复仇具有巨大的潜在收益。许多社区都开始实施修复性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项目，有时作为对司法的补充，有时甚至完全替代司法。通常的做法是，施害者和受害人在各自的朋友或家人的陪同下，与辅导顾问一起座谈，辅导让受害者有机会陈述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也让施害者有机会真诚忏悔，并提出对受害者的补偿。听起来这好像是针对家庭主妇的日间电视节目，但它至少让一部分心生悔悟的施害者走上正途，同时还补偿了受害者，并且避免了将案件卷进庞大迟缓的司法机器。

在国际舞台上，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不断见到有政治家为本国政府的罪行公开道歉。政治学家格雷厄姆·多兹（Graham Dodds）整理了囊括数百年的“一个相当全面的重要政治道歉编年目录”。他的目录开始于1077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政教纠纷道歉，皇帝本人赤脚在雪地里站立三天”。^[214]此后，历史等待了六百多年才见到另一次政治道歉。1711年，马萨诸塞向萨勒姆驱巫审判的受害者家庭道歉。20世纪的第一个道歉来自德国，德国在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中承认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这个道歉也许不能作为鼓吹道歉的合适案例。但最近20年的一连串道歉的确标志着各国自我展示的新时代。有史以来，各国领导人第一次将历史事实与国际和解置于国家一贯正确的面子之上。1984年，日本裕仁天皇对到访的韩国总统说：“本世纪有过一个不幸的时期，实在令人遗憾。”这算是日本对侵略韩国所做的道歉。此后其他日本领导人不断做出更加坦白的道歉。在这一时期，德国为纳粹集中营道歉，美国为拘押美国日裔道歉，苏联为“二战”期间杀害波兰俘虏道歉，英国向爱尔兰人、印度人和毛利人道歉，以及梵蒂冈为它在宗教战争、迫害犹太人、奴隶贸易和压迫妇女方面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道歉。图8-6显示政治道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人类社交节目单上的道歉和其他和解姿态真的能够打破复仇的循环吗？政治学家威廉·朗（William Long）和彼得·布莱克在他们2003年的著作《战争与和解：冲突解决的理性和情感》（War and Reconciliation: Reason and Emotion in Conflict Resolution）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布莱克就是主持整理《冲突目录》的学者，本书第5章的内容大量仰赖这部目录提供的资料。他和朗这次也是用数字回答问题。他们研究了114对在1888—1991年有过国家间战争的国家，外加430场内战。然后，他们研究了和解活动——将交战双方领导人带到一起的庆典或仪式，再比较和解活动前后几十年中军事争议（包括武力威胁和战斗）的数量，观察庆典和仪式是否产生任何影响。他们提出假说，同时使用理性人理论和进化心理学解释他们的发现。

图8-6 1900—2004年政治家和宗教领袖的道歉

资料来源：多兹，2003年b，以及多兹，2005年。

对国际纠纷而言，情感姿态没有任何作用。朗和布莱克找出21个国际和解活动，比较了那些明显让敌对双方冷静下来的案例和那些敌对双方一如既往继续对抗的案例。显然，成功不取决于象征性的姿态，而是取决于发出代价更高昂的信号。一方或者双方的国家领导人做出出人意料的、自愿的、冒险的、易受攻击的且不可撤销的和平举动，向对方明确表示他不准备继续对抗。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1977年在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姿态让人们震惊，毫无疑问，其代价极其高昂，萨达特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的演讲促使了一项和平条约的签署，该条约至今仍然有效。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亲热的仪式，现在两国关系并不好，但是它们保持了和平。朗和布莱克说，有些时候，那些厮杀了几个世纪的宿敌可以成为好朋友——英国和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法国——但是，这样的和好是几十年和平共存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和解姿态的直接产物。

前面说过，宽恕心理在施害者和受害人有亲缘关系、朋友关系、同盟关系或者相互依赖的时候最能发挥作用。所以，不必奇怪，在国际冲突中没有意义的和解姿态，在结束内战方面却有自己的作用。毕竟，内战的双方同处一道国境之内，国旗和足球队给了他们某种想象上的联盟。事实上，两者之间的联结可能还要深厚。他们很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或者宗教信仰，是同事，甚至是姻亲。在很多叛乱和军阀混战中，挑战者实际上就是子侄和邻里的孩子；有些社区如果还想继续存在，就不得不欢迎那些对自己犯过暴行的人回头。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各种关系网可以为道歉或和解姿态铺平道路。与促使两国之间和平的机制，例如代价高昂的善意信号相比，这些和解姿态之所以更有效，是因为内战中的双方是无法彻底切割的实体，他们之间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声音，不可能在不惊动他人的情况下单纯地交换信息，而一方在提案被拒绝后也很难若无其事地坚持己见。

朗和布莱克研究了自1957年以来发生的11个象征结束内战的和解活动，其中有7个（64%）没有再次出现暴力。下面的数字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在没有经历任何和解活动的冲突事件中，只有9%达到了暴力的终结。他们发现，成功的共同条件既不是完美的公正，也不是完全没有公正，而是在一套和解仪式之下实现象征性的和不完全的公正。就像一个大嗓门附近有一个麦克风，它能放大自己的输出，制造刺耳的号叫，报复性的正义将人们带回施害者制造的新创伤，这很可能激起双方螺旋上升的复仇欲望。相反，就像控制增益可以消除麦克风本身产生的反馈一样，如果控制报复性正义的严厉程度，就可以打破派系暴力的循环。在发生内战冲突之后，抑制寻求正义的渴望是关键所在，不仅警察和监狱系统这样的司法机构本身非常脆弱，而且它们本身也是施害者的主要组成部分。

南非的和解过程是内部冲突和解的典范。援用科萨人的兄弟（ubuntu）概念，尼尔森·曼德拉和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确立了修复性司法，而不是报复性司法，用以愈合种族隔离统治下数十年的暴力压迫和反抗给南非造成的创伤。正如权利革命的各种策略，曼德拉和图图的修复性正义既得自非暴力解决冲突的思想库，又是对此思想库的新贡献。朗和布莱克发现，莫桑比克、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萨尔瓦多的国内和平都得益于类似的项目。他们认为，这剂验方有四种主要成分。

第一，开始是一轮彻底的揭露和承认伤害的事实。这也许是以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形式，施害者公开坦白他们的罪行；也可以是组织全国真相调查委员会，公开发布官方的正式报告。这些机制的作用直接针对人们产生道德标尺的偏差的自利心理。虽然揭露真相不会流血，但它要求忏悔方做出痛苦的感情牺牲，他们要感到羞耻和愧疚的煎熬，无条件地放弃他们的道德武器——自认清白。有些犯罪虽然大家心里知道，但是很少有人公开谈论；有些犯罪却是“众所周知”的话题，两者在人们心理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如同脸红和眼泪让道歉容易被接受一样，公开认错可以改变对立团体之间的关系。

成功和解的第二个内容是重新明确人们的社会身份。人们根据认同重新定义社会集团。社会中曾长期受到欺辱的人也许成为领导者。叛军成为政客、官僚或者生意人。军人向国家交出权力，并成为国家的守护者。

第三个内容最为重要：不彻底的正义。一个社会必须在清算过去的违规时给出界限，在起诉凶残的首犯和某些卑鄙的打手的同时实行大规模的特赦。即使是对这些首犯和打手，惩罚也是采取针对其名誉和特权的形式，而不是血债血偿。至于可能的赔偿，则以精神安慰为主，经济意义为辅。朗和布莱克对此评论说：

除了莫桑比克之外，在每一个成功的和解中，正义必得伸张，但从来都不是完全彻底的伸张。这一事实也许是悲哀的，从某种法律或道德的角度看，它甚至是悲剧性的，但是，它符合重建社会秩序的要求，因为新的社会秩序以宽恕为前提。在所有成功的和解案例中，修复性正义都不可能回避，但又不可能充分实现……无论这种情况多么令人不满，人们还是能够接受以社会和平为名实行的大赦，尽管大赦可能保护了相当程度的非正义。^[215]

换句话说，我们要撕掉“如果你想要和平，请追求正义”的车贴，换上乔舒亚·戈尔茨坦的名言：“如果你想要和平，请追求和平。”^[216]

最后，敌对双方必须通过言辞的和非言辞的表达，表示自己对新关系的承诺。朗和布莱克观察到，“立法机构郑重通过决议，交战双方的首脑签署合约并互相拥抱，人们矗立起与悲剧有关的雕像和纪念碑，重写教科书，诸如此类大大小小的各种举动，都是要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充满希望”。^[217]

在很多人看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是最可怕的冤冤相报。即使最最天真乐观的人也不敢说知道如何解决巴以问题。但是，以色列小说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对解决纷争的想象得到了“和解应用心理学”的支持：

悲剧只有两种终结方式：一是莎士比亚式，一是契诃夫式。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结束时，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舞台上却已经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与之相反的是契诃夫式的悲剧，结尾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幻灭、苦涩、心碎、失望、精疲力竭，但是都还活着。对于巴以悲剧，我想要一个契诃夫式的结局，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218]

施虐狂

很难说人类的暴行中哪一种是最残暴的——可以选择的种类实在太多了，但是，如果说种族大屠杀是以数量取胜，施虐狂可能就是“质量”取胜。毫无缘由地蓄意制造痛苦，目的只是享受他人遭受苦难，这不仅在道德上是荒谬的，而且是理智难以理解的，因为从受害人的痛楚中，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种群的繁衍，施虐者得不到任何好处。与很多其他罪孽不同，人们喜欢幻想某些有罪的愉悦，但纯粹的施虐却不是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的东西——很少有人会想去观赏一只猫被活活烧死。但是，无论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里，施虐的恶行屡见不鲜，至少在下面五种情况中，我们能够看见它们的记录。

工具暴力能转变为虐待。酷刑可以威胁政敌，但为了威胁的有效性，至少偶尔要真正施用一番。酷刑还可以用来从嫌疑犯或政敌嘴里获取情报。许多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都使用某种程度的酷刑，它们被委婉地称为“第三级待遇”、“中度肉体压力”和“强化审讯”，这些手段有时确有收效。^[219]自边沁以来的道德哲学家已经表示，在理论上，酷刑甚至是符合正义的，比如定时炸弹即将在一个未知的地点爆炸，导致众多无辜百姓死伤，刑讯可以迫使罪犯供出炸弹的放置地点。^[220]

但是，反对酷刑的观点很多，其中之一是它不会仅仅满足作为一件工具。实施酷刑的人很快就会忘乎所以。他们在受害人身上施加的酷刑之惨重，受害人或者为了让他们停止行刑，说出任何他们想要听的话；或者被折磨得失去知觉，不能做任何回应。^[221]受刑人经常死亡，让获取口供的意图化为泡影。而美军士兵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之类的案例，完全没有任何实际目的；对容许发生这种事件的国家来说，这是战略性的灾难；它制造敌人，疏远朋友。

施虐的第二种常见的情况是刑事和宗教惩罚。这里又要提到酷刑的工具性动机，即以刑罚的痛苦抵消罪犯的犯罪所得，以此阻止新的犯罪。贝卡里亚和其他启蒙时代的司法改革家已经指出，处罚不一定严厉，而应该可靠，可靠的处罚一样具有威慑的效果。死刑足以惩罚死罪，但是在过去，处死罪犯之前还有漫长的酷刑折磨。事实上，极刑和执行极刑的手段已经变成为了残忍而残忍。

自娱也可能成为施虐的动机，比如古罗马的斗兽场，还有斗熊和烧猫比赛。塔奇曼提到过，中世纪的法国城镇有时候会向其他城镇购买被判刑的犯人，然后在自己的城镇里公开行刑，以此娱乐本地居民。^[222]

士兵、暴乱分子、民兵，尤其是那些刚刚经历过恐惧和恶战的军人的烧杀劫掠，一般都伴随有残暴的施虐和肢体残害，兰德尔·柯林斯称之为“前行性恐慌”。此类暴行见于大屠杀、种族清洗、警察暴力和战争中溃败的士兵，包括部族战争中溃散的战士。

最后是系列杀人犯，这些人为了性满足而跟踪、绑架、虐待、肢解和杀死受害人的变态狂。像泰德·邦迪（Ted Bundy）、约翰·韦恩·盖西（John Wayne Gacy）和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这样的系列杀人犯与一般的大屠杀凶手不同。^[223]杀人狂中有一些是滥杀，比如愤怒的邮局职员为了报复羞辱和证明自己的能力，在自杀之前尽可能多地杀人。杀人狂中还有一种是连环杀人，比如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狙击杀手约翰·穆罕默德，他的复仇活动长达数周。但是，系列杀人犯的动机是施虐，让他们兴奋的是受害人感受痛苦和慢慢死亡的画面，他们要亲手折磨、肢解受害人的身体，还要分尸，挖出脏器。看到哈罗德·谢克特的权威资料《系列杀人犯档案》（The Serial Killers Files）中的一些描述，那些最熟知人类暴行的人也不免要心惊肉跳。

摇滚歌曲、电视剧和好莱坞大片都不乏臭名昭著的系列杀人犯故事，但是，真实的系列杀人犯是很罕见的。犯罪学家詹姆斯·艾伦·福克斯和杰克·莱文（Jack Levin）说过：“研究系列杀人犯的学者人数很可能多于系列杀人犯。”^[224]同我们在本书中研究的所有其他暴力种类一样，这样很小数量的犯罪也在减少。20世纪80年代，系列杀人犯成为公众瞩目的话题，总共有大约200名已知的系列杀人魔头，每年受害人约为70名。而到90年代，系列杀人犯有141人，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内，只有61人。^[225]这些数字很可能不是全部（因为很多系列杀人犯谋杀离家出走的孩子、妓女、流浪汉和其他失踪后无人报告的人），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统计，美国至多有二三十名系列杀人犯同时在活动。在美国每年1.7万起凶杀案中，能够算在他们头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226]

系列杀人犯不是什么新事物。大多数人认为系列杀人犯是我们病态社会的产物，但谢克特证明，与这一观点相反，系列杀人狂散布在数千年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卡利古拉、尼禄、蓝胡子（其原型应该是15世纪的骑士吉尔斯·德·莱斯）、穿刺王伏勒德、开膛手杰克是其中最著名的典型。有学者认为，传说中的狼人、强盗新郎和魔鬼理发师背后也许都有一个系列杀人犯的真实故事。在虐待杀戮中唯一新颖的是对这一行为动机的命名“施虐狂”（Sadism），它正是来自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系列虐待狂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几个世纪之前，系列杀人狂被叫作“杀人恶魔”“嗜血魔头”“人型妖怪”或者“道德败坏的疯子”。

虽然历史上手段花哨的系列杀人狂数量有限，但是宗教审判中的裁判官、战争中烧杀劫掠的军人、公开行刑和血腥竞赛的围观者，还有古罗马斗兽场内的观众，他们展现的虐待狂热却绝非罕见。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证明系列杀人狂的这种嗜好是因为某种遗传基因、脑瘤压迫或者童年性侵和虐待。^[227]（其中相当一部分虐待狂确实是儿童性骚扰和暴力虐待的受害者，但这样的受害者有成百上千万，他们都没有成为系列杀人犯。）所以，完全可以说，理解了导致系列杀人狂的原因，也就能理解导致普通人产生虐待快感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种最难以理解的暴力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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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狂的发展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享受其他人痛苦的愿望，二是无视一切原本限制人们施虐的制约。

虽然承认这一点很痛苦，但是人性中至少具备四种动机，让人从他人的痛苦中得到满足。一是对生命脆弱性的病态好奇，说明这个现象的最好词语应该是“死亡”（macabre）。男孩子就是怀着这样的心理揪下蚂蚱的大腿，用放大镜烧死蚂蚁。成年人也是怀着这样的心理伸长脖子张望车祸现场——这个毛病可以制造数英里长的交通阻塞，以及不惜花费有限的收入，付费阅读和观看残忍的娱乐书籍与节目。最终的动机可能是获得一种对生命世界，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有所把握的感觉。窥视死亡隐含的教训是“那个方向盘和那个没有上锁的前门！这种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228]

希望看到他人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优势感。看见有权势的人垮台可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尤其是这些人曾经是给你制造痛苦的人。而当人们向下鄙视他人，而不是向上仰望的时候，知道自己具有统治他人的力量总是令人感到宽慰。对他人具有统治力的终极形式就是能够随意令他们感到痛苦。^[229]

今天，神经科学家会把人放在核磁波下观察人类的各种体验。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用核磁扫描研究过虐待狂。最近的一项研究涉及施虐的淡化版——幸灾乐祸。^[230]实验对象是核磁共振成像仪下的日本男生。研究人员告诉这些男生想象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期望得到一份跨国信息技术公司的工作，但学习成绩一般，工作面试一塌糊涂，在网球俱乐部当替补队员坐冷板凳，最后只能在零售店找一份低薪工作，住在一个狭窄的出租公寓里，连个女朋友也找不到。在校友重聚时，他遇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这个同学在跨国公司里工作，拥有自己的豪华公寓，还有一辆拉风的时髦跑车，上法国餐馆用餐，收藏名表，周末乘飞机度假，“下班后有大把的机会找女孩子”。研究人员还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想象见到另外两个同学，一个是成功人士，另外一个不算成功——和日本研究人员设想的一样，这两个同学没有引起男生的任何嫉妒心，因为这两人是女生。参加实验的男生仍然想象自己是个失败者，接着，他读了一连串他所嫉妒的成功男同学的倒霉事：这个同学被诬陷考试作弊，成为被恶意造谣的对象，他的女朋友另有所爱，他的公司陷入财务危机，他的奖金数额很小，他的车出了故障，他的名表被偷，他的公寓大楼被人涂鸦，他在法国餐馆食物中毒，他的度假计划因台风被取消。研究人员可以清清楚楚地读出男生脑子里涌动的欢喜。当男生（虽然没有威胁性的女生不在此列）读到虚构的幸运儿遭遇不幸事件时，他们的纹状体——决定需求和偏好的寻求回路的构成部分开始发亮，亮得就像夜晚东京的繁华大道。而女生在看到一位令人嫉恨的女性对手倒霉的时候，大脑也出现同样的状况。

施虐的第三个动机是复仇，或者是复仇的第三方无害版，即所谓的公道。道德性惩罚的全部要点在于要让罪犯为所犯之罪受苦，我们也知道复仇的滋味甘甜如蜜。报复可以实实在在地关闭大脑（至少是男性大脑）的共情功能，而只有当复仇者知道被报复的人明白自己所遭受到痛苦是作恶的报应时，复仇才是最完美的。^[231]对复仇者来说，还有什么比亲手施虐更能让对方知道是何人在报仇呢？

最后一种施虐的情况是性虐狂。施虐行为本身不是常规的性虐待，在沉溺于S&M（施虐-受虐）的人当中，倾向受虐的人数远远多于施虐的人数；但是，在色情活动中经常能见到一定程度的男性的性支配和下流因素，原因也许是因为男性的欲火通常是盲目燃烧，而女性在性事上则比较挑剔。^[232]大脑中控制性行为和侵犯行为的回路在大脑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内交织在一起，并且都对睾丸素产生反应。^[233]

男子的侵略性中包含着性因素。在对士兵所做的访谈中，很多人都使用典型的色情字眼描述战事。一位越战的老兵说：“对有些人来说，握着一杆枪就像是永久的勃起。每一次扣动扳机，都是完成一次性活动。”^[234]另一位老兵对此表示同意，说：“这就是……一种能够夺走5条生命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感……我想到能用来形容它的词就是射精。你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解脱感，你知道，就是 ‘我干成了这件事’。”^[235]有组织的酷刑经常同样有发泄性欲的成分。记载中的很多基督教女烈士被割掉性器官，而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内，酷刑的刑具总是指向女性身体的性敏感部位。^[236]正如早先的殉教史，后来的恐怖娱乐，例如在巴黎大木偶剧场里的通俗剧场景里，或者刊载“真实犯罪”的小报上，经常描写女主人公被性虐和肢解的情节。^[237]而在警察国家，政府执行的酷刑经常是满足施刑人性欲的工具。劳埃德·德莫斯记录过一个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言：

在实施鞭刑时，集中营党卫军军官就站在鞭刑架旁边……他的脸因淫荡的兴奋而涨得通红。他的双手深深地插进裤兜内，很显然，他一直在进行手淫……曾经有过三十多次类似的场景，我亲眼见证了集中营党卫军军官在实施鞭刑的时候手淫。^[238]

系列杀人狂有男有女，如果系列杀人狂代表了一种对粗暴性行为的极端偏好，其中的性别差异应该能够给我们某些启发。谢克特对那些自封的“罪犯性格分析师”和“心灵猎手”深怀戒心，例如《沉默的羔羊》中的人物杰克·克劳福德，但是谢克特承认，从系列杀人狂的作案方式可以推出一个特点：“当警察发现一具尸体，喉咙被割断，胸腔被打开，内脏被掏出，生殖器被切除，他们立刻会判断说：罪犯是男性。”^[239]不是说女孩子不会成为系列杀手，谢克特的记录中就有几例黑寡妇和死亡天使的故事，但是女性杀手的游戏方式非常不同。谢克特的解释是：

在男性系列杀人狂的暴力行为——阴茎式的进犯性、插入性、贪婪性和（通常都是在陌生人身体上得到满足的）无歧视性，与男性的典型性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相似之处。为此，不妨将施虐狂式的残害—谋杀看作男性正常性行为的古怪变体……

女性精神变态在邪恶上与男同胞相比毫不逊色。但是，粗暴的插入不会让她们感到激动。她们的兴奋点不在用阴茎状物体侵入陌生人的身体，而是来自对亲昵和温情的变态模仿和残忍扭曲。比如，向信任她的病人或者向睡眠中的孩子嘴里喂毒药。简而言之，让她们兴奋的是温柔地将朋友、家人和依赖她们的人变成尸体——以养育的手法将他们送向死亡。^[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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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施虐的资源如此之多，为什么施虐狂又是如此之少呢？显然，人类的头脑里有一些安全栓防止伤害他人，只有在这些安全栓失灵的时候，施虐狂才会冒出头来。

第一道安全栓是共情。如果人们能够感觉他人的痛苦，伤害他人的感觉就会像是伤害自己。发生施虐的时候，往往也是受害者被妖魔化或非人化——被排斥在共情圈之外的时候。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而且我将在下一章继续展开），要共情成为克制侵犯的离合器，仅仅养成站在他人立场思考的习惯是不够的。比如，在如何更好地折磨受害人方面，施虐狂经常有着独创性的变态直觉。共情反应必须意味着将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看齐，而这种能力更多的是“同情”或“悲悯”。鲍迈斯特指出，还有一种情感能够触动同情达到自制，那就是“负疚”。他说，负疚的对象不一定是既成事实。我们的很多愧疚是一种期待性的情感——我们约束自己不去从事某些在将来会感到难过的行动。^[241]

下一道防范施虐的安全栓是文化禁忌：不论一个人是否能够因同情而克制自己的行为，在当今世界，人们都相信故意伤害他人不是一个选择。《世界人权公约》和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都明确禁止使用酷刑。^[242]与将酷刑视作大众娱乐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不同，今天的政府只能偷偷摸摸地使用酷刑，毫无例外，这说明此禁忌已经被广泛接受——尽管和其他各种禁忌一样，有些时候它只是一块虚伪的遮羞布。针对禁忌的伪善问题，法学家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在2001年提出了一套旨在消除民主国家暗地里使用酷刑的法律制度设计。^[243]他建议，当出现定时炸弹的时候，警方要想撬开嫌疑犯的嘴巴，获取拯救民众生命的宝贵信息，必须先从一位公正的法官手里拿到许可；除此之外，严禁一切刑讯逼供。但是，德肖维茨的设计却激起公众愤怒的抗议。对禁忌进行审查本身就是违反了禁忌，德肖维茨被人误解为是在提倡酷刑，而不是在试图限制它。^[244]有些批评认为，禁忌自有其功能。他们说，如果遇到定时炸弹，最好的权宜之计是秘密刑讯逼供，无论如何不应将酷刑作为一种常规选项，因为它很可能被滥用到其他场合，不仅会被用来对付现实的威胁，甚至会被用来对付想象中的威胁。^[245]

反对酷刑的最强有力的原因可能还是我们对伤害他人的生理反感。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对同伴痛苦的尖叫感到痛苦。将猴子放在不断听见同伴遭受电击发出尖叫声的环境中，它们会停止进食。^[246]紧张和压抑所说明的不是猴子有多高的道德标准，而是说明它对同伴的处境感到恐惧。（这可能也是对同伙发出的外部威胁警告的一种反应。）^[247]在著名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实验中，参加者遵照指示，对行骗的同伴进行电击。他们在听到电击引起的叫喊声时，都显出不安的表情。^[248]甚至在回答道德哲学的经典假说“失控车厢选择”时，当人们想到要将一个胖子扔下铁轨挡住滑轨的车厢，便纷纷退缩了，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会挽救5条人命。^[249]

现实中亲手实施暴行的人的证言与实验研究的结果相一致。我们已经知道，人类不是生来就乐于享受对他人肉体的攻击。战场上的士兵很可能手指发僵，不敢扣动扳机。^[250]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对纳粹预备役军人做过访谈，这些军人都曾经接受命令近距离射杀犹太人。访谈显示，这些军人对自己的暴行的最初反应都是生理上的反感。^[251]与我们的想象不同，这些人对他们第一次杀人的记忆没有多少道德色彩——既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负疚，也没有寻找理由减轻自己的罪责。相反，他们却都记得受害人的尖叫、飞溅的血肉和近距离射杀的心理直感如何让他们翻肠倒胃。鲍迈斯特对这些证言的总结是：“发生大规模谋杀的第一天，刽子手不会想到反省自己的良知，他们所想的就是呕吐。”^[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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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对施虐狂有所防范，但也一定有所疏漏，否则就不会有施虐狂存在了。我们见到的最残忍的疏漏发生在人暴怒的时候，击溃敌人的宝贵机会转瞬即逝，必须毫不犹豫地抓住它，这时对亲手制造伤害的任何反感都不存在了。而最复杂的疏漏则发生在我们的意念世界，人们会暂时悬置任何疑惑，让自己沉浸在施虐的想象中。我们大脑的一部分让我们放松自己，进入虚拟的施虐情节，而另一部分提醒我们，这些都是假想的，因此我们的克制不会毁了我们的快感。^[253]

精神变态者的问题是他们终生关闭了对施虐心态的克制。他们大脑中杏仁核和眶额皮层对压抑的信号反应迟钝，此外，他们对他人的利益完全没有同情心。^[254]所有的系列杀人狂都是精神变态。经历过政府残酷刑讯和惩罚的幸存者经常回忆说，看守中有些人格外残忍，可以肯定这些人是精神变态者。^[255]但是，大多数精神变态者不是系列杀人狂，甚至也不是施虐狂，而在某些环境中，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公众观赏残忍的酷刑，几乎每个人都热衷于变态的施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找出导致人们以制造他人的痛苦为快乐的路径，而且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走上这条邪路。

施虐变态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品质。^[256]政府雇用的施刑者，例如警察审讯员和监狱守卫的职业轨迹与人们的直觉完全相反。人们一般认为，新手为了得到更多口供而过度用刑，老手则因手法娴熟无须制造太多的痛苦。但事实却是老手会毫无必要地折磨犯人。他们知道怎么从中获得享受。其他类型的施虐狂也是后天培育而成的。大部分性虐狂在最初使用鞭子和锁链的时候，是为了满足数量更多的受虐狂，只是逐渐地，他们自己开始从中得到施虐的享受。系列杀人狂在第一次杀人的时候，也是充满惊恐、厌恶和失望；他们会发现，整个体验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兴奋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发现下一次杀人总是更轻松、更愉快，于是不断加大残忍的程度来满足自己，直到成瘾。不难想象，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公开和经常的酷刑与死刑处决，培养了整个社会对施虐的承受力。

经常能听到一种说法，人们对暴力会变得越来越麻木，但是当人们获得虐待快感的时候，却没有变得更麻木。久居鲍肆之人，最后确实会变得不闻其臭，但对别人的痛苦，他们却不会因为见得多而变得没有感受。施虐狂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快感，杀人对系列杀人狂来说绝对是一种嗜好。^[257]

鲍迈斯特对施虐变态的获得性做过解释，他使用了心理学家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基于色觉比喻的动机理论。^[258]所罗门认为，情感是成对发生的，正如颜色是成对的互补色。戴上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玫瑰的色彩会渐渐消失，世界从粉红色回到中性，但当摘掉眼镜之后，在短时间内，世界看起来是绿绿的。这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色觉系统内红色（或者准确地说较长光波）和绿色（中光波）之间处于相互较量的状态，我们对中性的白色和灰色的视觉受到这种较量的影响。如果感应红色的神经细胞长时间过于活跃，它们逐渐习惯并开始放松，视觉中的玫瑰色就会慢慢褪去。如果我们这时摘掉色镜，感应红色和感应绿色的神经细胞同时受到刺激，但感应红色的神经细胞已经麻木了，而感应绿色的神经细胞工作正常。所以，绿色在较量中获胜，我们看到的整个世界都是绿莹莹的。

所罗门认为，就像我们对色彩的感受，两个对抗的感觉之间的平衡保证了我们情感状态的稳定。恐惧与安慰，愉悦与压抑，饥饿与餍足都是相互平衡的感觉。相反的两种情感和互补的两个颜色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如何随着体验而变化。就对抗的情感而言，一个人最初的反应随着时间而弱化，平衡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强。随着体验的不断重复，对情绪反弹的感受比对情绪本身的感受更敏感。蹦极的第一跳总令人感到恐惧，猛然减速又令人激动不已，接着是一个短暂的间歇，让人感到宁静的愉悦。但随着不断重复的碰跳，对结果的确信感越来越强烈，恐惧的时间越来越短，快乐到来的时间越来越早。如果说，快感的高峰是在从恐慌突然转换到宽慰的那一刻，那么，逐渐减弱的恐慌感也减弱了因解脱恐慌而产生的快乐感。要想得到同样的快感，蹦极者只能不断增加危险程度。很多第一次积极体验都有类似作用—反作用的动态过程。第一次使用海洛因让人感到愉快，而戒断反应不会很强烈。但对已经是瘾君子的人来说，愉快的程度越来越低，戒断反应不仅来得快，而且也更难受，直到避免戒断反应的愿望压倒追求愉快的冲动。

鲍迈斯特认为，施虐狂具有同样的发展过程。^[259]侵犯者对自己制造的痛苦先是感到厌恶，但这种不适应为时不久，一种逐渐明确的、越来越强有力的反向情感将他带回淡然处之的状态。随着残暴行为不断重复，再来一次的动机越来越强，最后彻底消除了早先的厌恶感。逐渐地，整个施虐的过程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享受和愉快，最后成为迫不及待的渴望。按照鲍迈斯特的说法，快感还在后面。

情绪相对过程理论（opponent-process theory）本身非常粗糙。比如，据此理论，人们会敲打自己的脑壳，因为一旦住手会得到一种快感。显然，不是所有的体验都受作用和反作用之间张力的支配，也不是所有的体验都具有先逐渐弱化再逐渐强化的过程。一定存在某种厌恶性体验，让人们特别愿意享受克服它的快感。心理学家保罗·罗金定义了一种获得性品位综合征，被称为“良性自虐”（benign masochism）。^[260]这些自相矛盾的快感包括人们喜爱食用辣椒、重味刺鼻的干酪、干葡萄酒，以及从事一些极端形式的体验，例如桑拿、跳伞、赛车和攀岩。所有这些都是成年人的品位，新手必须先克服最初的痛苦、厌恶或者恐惧，最后成为鉴赏家。而培养这些品位都需要将自己刻意暴露在剂量不断增加的刺激源下。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附带有潜在高风险（中毒、暴露和事故）的潜在高收益（营养、医疗、速度、对新环境的认识）。获得这些品位的快感就是公开挑战极限的快感：一步一步地试探一个人到底能在避免发生灾难的同时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承受什么样的温度、强度和速度。个人体验的空间受到内在恐惧和谨慎的限制，而良性自虐的最大成就是拓展了这个空间。良性自虐往往会超出它最初的征服动机。所罗门和鲍迈斯特指出，克服反感的过程可能反应过度，其结果是产生欲求和上瘾。就施虐而言，潜在的收益是控制、复仇和满足性欲，潜在的危险是受到受害人或受害人盟友的报复。施虐狂确实能成为鉴赏家——中世纪欧洲的刑具，警察局的审讯中心，还有系列杀人犯的巢穴都具备某种残忍的精致。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也都对施虐成瘾。

施虐变态是后天获得性品格这一事实，既让人恐惧，也给人希望。作为大脑中动机系统铺垫的一条通道，在某些个人、保安和某些特殊人群中，施虐是永久的危险，这些人有能力主动出击，而且可以秘密行事。但是，因为它只能是获得性的，如果这条通道上的头几步被阻断，通道的其余部分被暴露在阳光下，通向施虐狂的道路也就被关闭了。

意识形态

人类中的个体从来不缺少动用暴力的自私动机。但是，历史上那些尸横遍野杀人如麻的暴力记录都发生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大量的人追捧一种意识形态。像捕食或工具暴力一样，意识形态暴力也是达致目标的手段。但是，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是理想化的，即实现更大的善。^[261]

但是，在所有的理想主义名义之下，正是意识形态驱使人们实施了最无情的相互残杀。比如十字军东征、欧洲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俄国内战、越战、纳粹集中营以及斯大林、波尔布特的大屠杀。意识形态之所以危险，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它所许诺的终极完美不允许真正的信仰者接受任何折中；为了实现最后的乌托邦不惜任何代价；敌方的意识形态是彻底的邪恶，因此必须被彻底摧毁。

我们已经见到过凶残的意识形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人类认识的前提是我们有能力进行长链条的手段—目的推理，我们因此能够为了达到预期目的而选择不愉快的手段。在某些领域，目的确实证明了手段的合理，比如良药苦口和痛苦的外科手术。当为了实现宏大的目标而不惜使用伤害人类自身的手段时，目的论就变得危险了。因为我们的支配欲和复仇欲，我们本质化其他团体，特别是将他人妖魔化和害虫化的习性，我们因势而变的同情心，以及我们夸大自己的智慧和美德的自利偏向，都会鼓励手段—目的论沿着危险的思路展开。对于乱世和集体悲剧，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可以找到自圆其说的解释；一面吹捧意识形态信奉者的德行和能力，一面以含糊其词或狡辩回击其他人的质疑。^[262]所有这些材料，如果再加上缺乏共情能力，同时还渴望他人的仰慕，幻想无限的成功、权力、辉煌和美德，一起在一个自恋者的脑子里发酵，结果很可能是产生一种让千百万人送命的信仰。

但是，理解意识形态暴力的困惑不在于心理学，而在于流行病学：一种毒化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从少数自恋狂人扩散到整个大众，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执行他们的设计。许多意识形态信仰不仅邪恶，而且荒唐，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容忍自己有这样的念头。举例说，烧死女巫，因为她们做妖法沉没船只，将男人变成猫；彻底清洗欧洲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玷污了雅利安人的血统；处决所有戴眼镜的高棉人，因为眼镜代表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是阶级敌人。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和群众性癫狂呢？

群体能够让思想发生各种病态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分化。将一群意见基本一致的人放在一起，让他们的讨论形成结论；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意见会变得相互更接近，也更极端。^[263]自由派变得更自由，保守派变得更保守。迟钝是另外一种群体病态，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将这种动态过程叫作“团体迷思”。^[264]群体倾向于说些领袖喜欢听的话，压制异议，审查个人的独立见解，过滤那些与群体中正在形成的、与共识相冲突的事实。第三种病态是群体之间的敌意。^[265]想象一下，你和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被关在一起几个小时——假定你是自由派，对方是保守派，或者你同情以色列，对方同情巴勒斯坦，或者假定相反。你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很有可能是文明礼貌的，甚至是热情友好的。但是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房间里双方各有6个人。情况很可能是双方争吵得口沫横飞、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根本问题是，人们习惯以团体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而个人在团体内被接受的渴望，以及在竞争中扩张本群体的渴望，往往会压倒他们的良知和理智。

甚至当人们不曾加入组织严密的团体，他们同样受到周围同伴的影响。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就服从权威所做的实验受到很多心理学家的赞赏，该实验最大的成果之一是向我们展示了人们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266]在实验开始之前，米尔格拉姆对自己的同事、学生和一些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调查，他在问卷中提问，当实验者指示各位对参加实验的同伴进行电击的时候，他们认为实验参加者会如何选择。所有的回答都说只会有很少的人使用超过150伏的电压（在这个水平上，受电击人会要求终止电击），大约会有4%的人使用300伏电压（在这一档上有标签注明“危险：强电击”），只有极个别的精神变态者会使用仪器允许的最高电压（标签注明“450伏-XXX”）。事实上，65%的实验参加者使用了最高电压的电击，这远远超过被电击人能够承受的水平。他们任凭受害者发出的痛苦抗议变成可怕的寂静。而如果研究人员不终止实验的话，他们还会对已经不省人事的对象（或者是尸体）继续施加电击。实验参加者的年龄、性别或职业对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个性的影响也非常有限。真正产生区别的是是否有其他人在场，以及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当实验组织者不在现场，通过电话或者录音机传达操作规则的时候，施加电击的人减少；当受害人与实验参加者同处一室，两人之间没有隔板的时候，施加电击的人减少；而当实验参加者必须与另外一个“同伴”（未暴露身份的实验研究人员）协同工作的时候，那么，如果“同伴”拒绝执行电击，实验参加者也会拒绝。但是如果这位“同伴”同意执行电击，实验参加者在超过90%的情况下也会同意执行电击。

人们从其他人那里寻找应该如何行动的信号。这是社会心理学黄金时代的重要结论。当时，心理实验如街头戏剧，目的是要提高人们对盲目从众的危险的认识。1964年的一条新闻报道说，在十几名纽约人无动于衷的旁观下，一位名叫姬蒂·吉诺维斯的女子在公寓小区的空地上被强奸和捅死——事实上，这个报道几乎完全是虚构的。随后，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以“旁观者冷漠”为题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研究。^[267]心理学家开始怀疑，单个人会对紧急情况做出即时反应，但一群人却可能不做任何反应，原因是在群体中，每个人都假定如果其他人什么都不做，说明情况还不是太糟糕。在一次实验中，当参加实验者填写问卷的时候，他或者她突然听到挡板后面传来一声巨响，然后是一个声音说：“哎哟……我的脚……我动不了了……嗷，我的脚脖子哎……这是什么，怎么搬不动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实验参加人旁边坐着同伴，而同伴继续填写问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在80%的情况下，实验参加者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当实验参加者单独一人听到求助信号时，不做回应的情况只有30%。

人们甚至不需要目睹其他人的冷漠，也能够做出同样冷漠的行为。将人们放置在一个虚构的团体内，假定这个团体是另外一个团体的统治者，就足以激起人们的冷漠无情。在另一次经典的“心理实验道德剧”中（实验在1971年进行，当时还没有道德委员会限制用人进行实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设置了一个假监狱，他将参加实验者随机分成“犯人”和“看守”两组，他甚至请来帕洛阿尔托市（Palo Alto）的警察“逮捕”这些“犯人”，将他们扭送进他在大学校园开办的牢房。^[268]津巴多亲自扮作典狱长，他告诉他的看守，可以在犯人面前耀武扬威，让犯人感到惧怕；为了制造权威感，他给看守配备了制服、警棍和反光墨镜，而让犯人穿上羞辱性的衣帽。两天之内，有些看守已经深深地进入角色，开始欺压犯人，强迫犯人脱光衣服，用手擦洗马桶，甚至强制犯人做俯卧撑，而看守就站在犯人背上，甚至做出鸡奸的姿态。6天之后，津巴多为了“犯人”的安全，不得不叫停实验。几十年后，津巴多在他的新著中将他的“校园监狱”内出人意料的虐待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情况进行了类别分析。他说，当一群人得到对另一群人的统治权，很可能让优势群体中的个体做出野蛮行径，而这些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很多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例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和本杰明·瓦伦蒂诺都引用过米尔格拉姆、达利、津巴多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以此解释普通人为何会参与，或者至少默认那些极端残暴的恶行。旁观者经常被周围的疯狂吸引，成为抢劫、轮奸和大屠杀的参与者。在纳粹集中营，士兵和警察驱赶手无寸铁的平民，强迫他们在土坑前排列成行，然后开枪扫射。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受害者的敌意，也不是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而是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能让并肩作战的兄弟失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会因不服从而受到处罚。（我个人违背良知坚持执行电击老鼠的经历告诉我，这个令人不安的判断绝对可信。）历史学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德国警察、士兵或守卫因拒绝执行纳粹命令而遭受惩罚的案例。^[269]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人们甚至将从众和服从作为美德。许多文化特别从道德意识方面强调集体整合和服从，将其作为大肆宣扬的美德。

米尔格拉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进行他的心理实验的，我们应该已经看到，自那时以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自然地，我们会问，今天的西方人是不是还会服从权威人物发出的迫害他人的指示。33年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过于怪诞，今天已经很难复制同样的实验，但是社会心理学家杰瑞·伯格（Jerry Burger）找到了新的方法就人类的服从心理进行实验，实验设计通过2008年道德委员会的审查。^[270]伯格注意到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150伏电压是被电击人第一次叫喊出声提出抗议的水平，但在原来的实验设计中，在这个电压水平上只能进不能退。如果实验参加者不拒绝执行研究人员的指示，80%的时候他们继续实验，就意味着要使用更高的电压，直到能够承受的最高电压。所以，伯格重复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时，他在150伏电压中止实验，立即向实验参加者进行解释，防止出现太多毫不犹豫地折磨陌生人的情况。问题是，经过40年的叛逆，各种车贴都在号召质疑权威，人们应该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历史意识，知道“仅仅是执行命令”这样的借口是多么可笑，那么，人们还会执行来自权威的命令去伤害一个陌生人吗？答案是：他们还是会的。70%的实验参加者对受害人进行电击，一直加压到150伏；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研究人员允许使用更高的电压，他们真的会一直用到最高一档。光明的一面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所做的实验中，不执行电击指示的人比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近1倍（30%比17.5%）；新实验的参加者有更多元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如果仍然限于原来实验所使用的同质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这个数字也许还能够更高一些。^[271]但是，绝大部分人仍然会不顾自己的判断，执行他们认为被社会认可的伤害性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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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以羊自喻？我不是说合群从众本质上是非理性的。^[272]人多力量大，相信自己千百万同胞来之不易的共同智慧，比认为一个人是天才，可以一切从零开始要聪明得多。而且，合群从众在博弈论的“协调博弈”中可以是一项优点；在协调博弈中，如果其他人没有选择某个选项，一个个体就没有合乎理性的理由特别选择这个选项。靠左行车还是靠右行车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没有人愿意在此逆流而动。纸币、互联网协议和我们的语言也是典型案例。

但是，有些时候，个人合群从众的优点却可以将整个群体引向病态。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项新技术标准在一定量的大群用户中确立立足点的途径，一般用户选用这一标准，大多是因为还有许多人也使用它，因而将其他优秀的竞争者排除在外。根据某些理论，这些“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解释了英文拼写、标准键盘、家用录像系统的磁带制式、微软的软件为何能够成功（虽然每个例子都会有人提出质疑）。另外一个例子是畅销书、时装、流行歌曲和好莱坞票房大片等无法预测的命运。数学家邓肯·沃茨（Duncan Watts）为一个网站设置了A和B两个不同版本，网站向用户提供下载各种车库乐队制作的摇滚乐。^[273]在A版网站上，用户看不到一首歌已经被下载过的次数；歌曲的流行程度大致接近，每一次测试中它们被下载的次数相差不远；但在B版网站上，用户能够看见一首歌曲被下载的次数；他们倾向于下载已经流行的歌曲，从而让流行的歌曲更加流行，形成加速的正反馈环路。放大歌曲下载之间最初的小差异，可以造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少数歌曲成为大家追捧的热曲，其余大量歌曲则湮没无闻。但在每一次测试中，热曲和冷板凳经常交换位置。

无论你是叫它“羊群行为”“文化回音室”“富者恒富”，还是“马太效应”，我们的从众倾向确实能导致集体性不良后果。但是，文化现象中的一些案例——漏洞百出的软件、平庸的小说、20世纪70年代的时装其实都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伤害。通过社会网络宣传集体整合是否会引导大众支持他们并不认同的意识形态，并参与他们明知完全错误的行动呢？自从有了希特勒的崛起，在这一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它们似乎都令人难以接受：一个观点是希特勒单枪匹马蒙蔽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国家；另一个观点是即使没有希特勒，德国人同样会制造集中营。社会动力学分析显示，两种观点都不完全对，但一种狂热的意识形态总是比常识更容易抓住大众。

这是社会动力学中一种让人发狂的现象，可以叫作“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或者叫作“阿比林悖论”（Abilene paradox）——此名词出自一个得克萨斯的逸闻，一家人在一个酷热的下午全家出动前往阿比林市，仅仅是因为家里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想去阿比林。^[274]人们很可能误认为其他人赞成某种做法或者某种意见，所以他们也表示支持，尽管他们的内心很反感这种做法或意见。典型的事例是大学生中狂欢式饮酒的风气。许多调查显示，每一个学生在私下都认为狂饮到呕吐是很愚蠢的，但是每个人又都相信其他同学认为这种活动很酷。有调查证实，年轻帮派成员袭击同性恋，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伊斯兰世界对不遵闺训的女性实行荣誉谋杀，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对恐怖组织“埃塔”（ETA）的容忍，其背后都有沉默的螺旋作祟。^[275]所有这些团体暴力的支持者原本都不认为暴力是可取的，但是却都认为其他人认可暴力。

极端意识形态为什么可以占领那些本应有更好判断力的人的头脑？“人众无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社会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另外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实验中，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让他的实验参加者经历了一场如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一般的迷惑。^[276]这些人与另外7名实验者（按照惯例，伪装的研究人员）围桌而坐，向他们展示一张画有一条线的卡片，接着是一张有三条线的卡片，然后要求他们指出后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哪一条和第一张卡片上的线一样长。问题很简单！6名伪装的实验者先回答问题，给出的答案都是明显错误的。当轮到真正的实验参加者回答问题的时候，3/4的实验对象都不顾自己眼睛看到的事实，选择跟随大多数人的答案。

但是，一个人的谎言得到公众的认可还不足以煽动大众的疯狂。“人众无知”很容易被戳穿。童话《皇帝的新衣》讲得很清楚，只要有一个小男孩打破“沉默的螺旋”，虚假的共识立刻崩坍。一旦皇帝裸体成为公众的共识，人众无知就不复存在了。社会学家迈克尔·梅西（Mi-chael Macy）认为，人众无知会顽强地抵制小男孩和其他说真话的人，这其中还有另外一种力量：强制他人。^[277]人们不仅公开效忠一种他们认为其他人也同样效忠的荒谬信仰，还要惩罚那些拒绝效忠的人，主要也是出于相信——当然也是违背真实的——其他所有人都希望进行强制惩罚。梅西和他的同事推测，对谎言的从众和对谎言的强制推行彼此互相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将大众带进他们作为个人无法接受的荒谬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有些人要惩罚拒绝效忠一种信仰的异端，尤其是惩罚者本人也未必接受这个信仰？梅西和他的同事认为，这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向其他强制执法者证明，他们拥护这一信仰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赤胆忠心地相信这一信仰。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同伴的惩罚，而他们的同伴则怀有同样的念头，惩罚异端是出于恐惧，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做，自己会受到其他同伴的惩罚。

惩罚拒绝伤害他人的人，这样的恶性循环可以将一个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煽惑得如日中天，这在历史上确有先例。在驱巫和大清洗中，人们都曾经被卷入抢先谴责他人的恶性循环。每个人都力图在自己被其他人揭发之前揭发某人。发自内心的虔诚成为人人竞逐的品质。索尔仁尼琴回忆了莫斯科的一次党内会议，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向斯大林致敬。每一个人都站起身，疯狂地鼓掌，3分钟，4分钟，5分钟……没有一个人敢率先停下来。11分钟之后，大家的手掌已经刺痛，主席台上的一位工厂经理终于坐了下来，其他与会者接着也满怀感激地跟着坐了下来。这位工厂经理当晚被逮捕并被押送至古拉格，他在那里待了10年。^[278]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不得不养成掩饰自己的能力，避免让内心的真实思想背叛自己。

为了证明违心强制他人的螺旋可以支撑不受欢迎的信仰，梅西与同事达蒙·森托拉（Damon Centola）和罗布·韦勒（Robb Willer）不仅要证明这个理论合乎逻辑，而且具有数学根据。证明人众无知很简单，人众无知一旦形成，它就是一个稳定平衡，因为没有人愿意成为强权社会唯一的离经叛道者。难题是证明一个社会是怎样从这个点走到那个点的。安徒生让他的读者搁置疑惑，描绘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场景、一个皇帝可以被糊弄到赤身裸体上街巡游；阿施雇用了研究助手替他撒谎。但是在真实世界，谎言是怎样运作并成为人们的共识的呢？

这三位社会学家用计算机设计了一个只有两类人（agents）的小社会。^[279]一种是真正的信徒，这些人总是循规蹈矩，如果不守规矩的邻居数量增加太多，他们就会出面予以谴责。另一种人在私下里对规则满心疑惑，但又没有勇气公开表达，他们在只有少数邻居强制执行规则时才会遵守规则，而当多数邻居开始强制执行规则时，他们自己也出面强制他人执行规则。如果怀疑派没有被吓破胆，成为从众的一部分，他们也可以走向另外的方向，在从众的邻居中强制推行怀疑主义。梅西等人发现，令人反感的规则可以在某些社会关系网内扎下根，但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网都能被突破。如果真正的信徒均匀地散布在整个人口中，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有互动，令人厌恶的信仰就无法占领大众。但是，如果信徒在一个社区聚集成群，他们在自己的社区内压制那些持怀疑态度的邻居，而这些怀疑派邻居高估了周围的服从程度，因恐惧被惩罚，自己开始渴望表达忠诚，于是也出头向其他人，包括自己的邻居强制执行规则。由此产生虚假服从和虚假强制的雪崩效应，最后让令人厌恶的规则充斥整个社会。

这个模拟社会距离现实世界并不遥远。詹姆斯·佩恩记录了20世纪法西斯主义占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共同步骤。在每种情况下，都是一小撮信仰“幼稚和激烈的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他们为了信仰“可以使用任何极端手段，包括暴力”。他们收编愿意从事暴力的地痞流氓，不断恐吓其他人，最终迫使大众保持沉默。^[280]

梅西和同事就米尔格拉姆最先发现的一个现象进行了分析：大众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通过熟人彼此有关系，即文化基因弥姆理论中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281]他们在虚拟社会中设置了几段随机的远程链接，通过这些远程链接，成员可以与其他低度分隔链上的成员进行联系。成员之间因此可以探测其他社区成员的服从程度，消除虚假的共识，并拒绝屈服于顺服和强制的压力。远程链接打开了社区之间的通道，分散了狂热分子强制执法的力量，阻止他们吓倒太多合群从众者，避免狂热形成潮流，吞没整个社会。人们一般相信，言论自由、迁移自由、信息渠道通畅的开放社会不可能被疯狂的意识形态控制。

梅西、韦勒和桑原（Ko Kuwabara）接着想在人群中实证虚假共识效应，即看一看人们是否会因受到恐吓，从而担心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会被人看不起，去抨击那些他们内心认同的人。^[282]这三位社会学家非常调皮地挑选了两个领域进行实验——品酒和学术奖。他们认为在这些领域，人们的意见形成主要取决于对自己可能显得不够档次的恐惧，而不是取决于客观标准。

在品酒实验中，梅西等人先是让实验参加者产生一种自我意识；他们告诉参加者，之所以挑选他们进行实验，是因为他们鉴赏艺术品的品位高雅。然后，这组人开始了“有几百年传统”（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自己炮制）的名为“荷兰圆环”的品酒活动。这一群葡萄酒爱好者先是评比一套红酒，然后再互相评比彼此评酒的水平。每个参加实验的人先拿到三杯葡萄酒，然后要求他们就香气、味道、回味、口感和总体品质进行评级。事实上，三杯酒来自同一名瓶子，其中一杯掺了少许果醋。同阿施的实验一样，在向实验参加者询问意见之前，先让他们看着四位伪装的实验参加者做评价，这四人对掺了醋的葡萄酒的评价都高于一杯没有调兑过的葡萄酒，然后给最后一杯最高的评价。不出意料，大约半数的实验参加者不顾自己味蕾的感受，做出了从众的评判。

接着，第6个实验参加者，也是一个伪装的研究人员，对酒做了准确的评价。最后，到了评酒员互相评比的时候了，有些人进行匿名评比，有些人进行公开评比。匿名评比的人都对第6个伪装的研究人员的准确评价表示了敬意，给了他最高分，尽管他们自己被吓得追随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但那些被要求公开进行评价的人，则坚持自己的虚伪，给了这位诚实的评酒员低分。

有关学术文章的实验过程与此类似，但是在结尾增加了一个实验内容。参加实验的人都是大学本科生，他们被告知当选一个学者精英小组，参加极受尊重、历史悠久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圆桌会议”；会议的目的是由读者公开评价一段文字，然后再互相评价彼此的文字评价能力。他们拿到一段来自罗伯特·尼尔森（Robert Nelson）博士的文章的一个段落，据说尼尔森是麦克阿瑟“天才奖金”得主和哈佛大学哲学系艾伯特·W.纽科姆讲座教授。（当然，哈佛没有这样的教授和教授职位。）这段被命名为“微分拓扑和透射”的文字实际上是摘自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的论文《超越边界：对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这篇论文实际上是“索卡尔恶作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位物理学家在文章中堆砌了大量深奥难懂的字眼。为了证明他对后现代人文科学所谓学术标准的深刻怀疑，他将这篇文字发表在著名的《社会文本》杂志（Social Text）上。^[283]

参加实验的人表现相当不俗，在私下评级的时候，都没有被这段文字打动。但在公开评级时，当他们看到4名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给了这段文字极高的评价之后，他们也给出了好评。接着，第6个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给论文做出了极低的评级。当他们开始互相评价的时候，他们私下里给第6个最诚实的评价者好评，但在公开评价时却给了他差评。社会学实验再次证明，对于一个自己并不同意但是却误以为其他每个人都赞同的意见，人们不仅会表示赞同，而且会虚伪地惩罚那些不愿意表示赞同的人。这项实验的附加内容是，梅西等人另外又找来一组实验参加者，让他们评价第一组实验参加者是否真诚地相信那篇胡言乱语的论文是优秀成果。新来的实验参加者认为，与那些没有惩罚诚实评价者的人相比，选择惩罚诚实评价者的人，更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的错误评价。这个结果证实了梅西的猜测，强制他人遵守规则或信仰被看作真诚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真诚，会去强制推行一种他们自己并不真心相信的信念。这也证明了梅西的人众无知模型，即一个社会可以被一种大多数人作为个体都不认同的信仰系统占领。

* * *

说一种兑了醋的葡萄酒芬芳醇香，或者说一篇学术垃圾逻辑严谨，后果可能无关紧要，但如果是从饥饿的乌克兰农民家里没收走最后一袋面粉，或者是向排在土坑前的犹太人开枪扫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普通的正常人即使会对一种他们以为是公认的意识形态保持缄默，又是怎样克服自己的良知，犯下如此残忍的暴行呢？

答案还要回到“道德标尺的偏差”。作恶者总是有一套自我开脱的说辞，他们惯于将自己的恶行解释为受到挑衅，有理由非自愿或者未产生严重后果。我在介绍“道德标尺的偏差”这个概念时提到了一些案例，作恶者会为自己出于自利动机犯下的恶行（背信弃义、抢劫和强奸）寻找理由。但是，人们也会为他们在压力下，为了其他人的目的犯下的恶行进行辩解。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先是加工自己的信仰，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个过程被称为“认知失谐消减”（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它是自欺的主要战术。^[284]社会心理学家，例如米尔格拉姆、津巴多、鲍迈斯特、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和赫伯特·克尔曼（Herbert Kelman）的研究说明，人们有很多方式消减认知失谐，尤其是消减那些在他们犯下的错误和他们自许的道德形象之间的失谐。^[285]

消减方法之一是“委婉陈辞”——用辞藻重新描述伤害，让人们觉得伤害行为没有那么邪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散文《政治学与英语语言》中，以他特有的犀利方式，揭露了政府怎样用官样文章掩盖暴行：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讲话和文章都是在为不可饶恕的错误进行辩护。诸如英国延续对印度的统治，俄国人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你确实可以为它们辩护，但你能使用的论据不仅过于残忍，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而且也不符合政治团体自己的宗旨。所以，政治语言只得大量使用委婉语、乞词和含混暧昧的字眼。毫不设防的村庄受到空袭，居民被驱赶到野外，牛羊遭到机枪扫射，棚屋被燃烧弹击中后成为灰烬：这叫“绥靖”。上百万农民的土地房屋被没收，屋主被赶出家园，只能拿走能够随身携带的财物：这叫“人口转移”或者“边疆整改”。人们未经审判即被经年累月地关在监狱中，被行刑队处决，或者被送往北极的伐木场，在那里死于坏血病：这叫“消灭不可靠分子”。之所以需要这样措辞，是因为人们既要陈述事实，又不希望唤起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景象。^[286]

奥威尔说，政治委婉语是他那个时代的现象。这句话是不对的。早于奥威尔150年，埃德蒙·伯克就抱怨过来自法国大革命的各种委婉语：

这套措辞的全部意图就是为屠杀和谋杀找到几个同义词和遁词。这些事情从来不能被叫作它们本来的名字。屠杀有时被叫作“骚动”，有时被叫作“沸腾”，有时是“放纵”，有时则是“革命权力使用过头”。^[287]

再举几个近几十年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附带伤害”, 90年代开始了“种族清洗”, 21世纪开始有“非正常引渡”。

委婉语能够有效是出于几个原因。相同含义的词很可能具有相反的情感色彩，例如“纤细”和“皮包骨头”,“肥胖”和“鲁本斯式的丰满”，或者一个猥亵的字眼和它的文雅的同义词。我在《思想本质》一书中力图证明，绝大部分委婉语都具有欺骗性：不是这些词语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些词语对世界的概念化解释是不同的。^[288]比如，一个委婉语可以对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装糊涂，进行合理推诿。当对历史事实不熟悉的人第一次听到“人口转移”时，他想到的是搬家的车辆和火车票。对词语的不同选择包含不同的动机，因此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附带伤害，意思是指伤害是无意的副产品，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两者之间的道德差距有天壤之别。一个人几乎可以无动于衷地使用“附带伤害”来描述在辅道上工作的倒霉工人，他是为了挽救另外5个人被从主道上转过来的失控车厢撞死的。所有这些因素——情感联系、合理推诿、动机论都可以用来扭曲对行为的解释。

道德脱离的第二个机制是渐变主义。人们不是一下子就成为残暴的恶魔，但是会每次一小步地逐渐泯灭人性，因为他们不会感觉到他们做了与现有规则不相符的事情。^[289]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实例是纳粹对有残疾和智障的人实行安乐死，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羞辱他们，将他们关进贫民窟，最后驱逐他们。不断升级的事件有一个极为委婉的名字——“最终解决方案”。另外一个案例是战争的阶段性决定。对盟友的物资支援可以升级为提供军事顾问，然后是不断增加的士兵数量，在消耗战中尤其如此。对工厂的轰炸逐渐变为对居民区附近的工厂的轰炸，再逐渐变为对居民区的轰炸。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人们不是第一轮就对实验伙伴进行450伏的电击，参加试验者都是从弱电击开始，逐渐升级到450伏。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在博弈论中叫作升级博弈（escalation game），它和消耗战类似。^[290]如果参加实验者因为电击太强而退出实验，他会丧失完成任务和推进科学研究而带来的满足感，而他已经为此付出的焦虑和他给实验伙伴制造的痛苦也就白白地浪费了。每次增加电压，仿佛总是在做最后一次测试，他巴望着实验员立刻宣布研究圆满结束。

第三个道德脱离机制是推卸或扩散责任。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伪装的实验参加者总是先向真正的实验参加者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他对一切负有全责。当情况发生变化，真正的实验参加者被告知他们要承担责任的时候，顺应的愿望立刻开始下降。我们已经看到，第二个志愿实验参加者比第一个更大胆；班杜拉的实验显示扩散责任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291]在米尔格拉姆式的实验中，当实验参加者认为他们选择的电压相当于其他两个参加者使用的平均水平时，他们选择的电压通常更强。历史事实展示了同样的现象。“服从命令”已经是战争罪犯为自己辩护的陈词滥调。那些残暴的领袖有意识地以特殊的方式组织军队、行刑队和官僚机构，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个人的行动不会亦不足以完成任何杀戮。^[292]

第四个关闭常人道德判断功能的途径是疏离。我们提到过，除非人们被暴乱裹挟，或者已经陷入施虐变态不能自拔，否则不会愿意亲手伤害无辜者。^[293]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将受害者带进实验参加者的房间，会让参加者将对受害人的最强电击强度减弱1/3。当要求参加者亲手将受害者的手按在电极板上时，他们会将电击强度减弱超过1/2。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埃诺拉·盖号”（Enola Gay）轰炸机的飞行员不会同意用火焰喷射器在瞬间烧死几十万人。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保罗·斯洛维奇证实了一种现象，即“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百万人的死亡只是一个统计数字”。^[294]人们的头脑对数量巨大的人（有时甚至对为数不多的人）陷入困境总是反应迟钝，但可以随时调动起来挽救一个知道姓名和面孔的人的性命。

抑制道德意识的第五个手段是贬低受害者。我们都见过从妖魔化和非人化一个团体走向伤害该团体成员的事实。班杜拉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特意让一些实验参加者认为还有一组其他族裔的人参加实验，然后让他们“无意中听到”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对这一组人的蔑视和诋毁。^[295]听到过这些谩骂的人对这一组人进行电击的时候，他们会提高所使用的电压。一旦人们受到操纵，开始伤害某些人，他们会相应地降低对这些人的评价。班杜拉发现，一半以上的实验参加者会赤裸裸地为自己电击他人进行辩护。很多人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归罪受害者（米尔格拉姆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例如“表现不佳说明懒惰和成心冒犯上级”。

社会心理学家还总结过其他各种屏蔽道德的手段，班杜拉的实验参加者只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它们，其中包括尽量低估造成的伤害（“他们不会感到太痛的”），将伤害相对化（“每个人都会遇到些倒霉事”），推诿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为了完成工作（“如果说为了服从领导，我只得做个狗崽子，那也只好如此了”）。他们唯一漏掉的免除道德约束的策略是“有利对比”（advantageous comparison）:“其他人干了更可怕的事情”。^[296]

* * *

意识形态是不治之症，因为它源于多种让我们变得聪明伶俐的认知能力。我们能够展望复杂抽象的因果关联。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获取知识。我们为配合其他人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有些时候，这就是要求我们循规蹈矩。我们在团队中工作，实现那些单个人无法实现的丰功伟业。我们把玩抽象，不需要仔细考量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我们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式诠释某个行为，使用的方法和得到的结果，以及追求的目的与其衍生品各不相同。

这些认知能力可以形成非常有害的混合体，这就是危险的意识形态。有些人提出理论说，清除一个邪恶的或者无人性的集团就能够实现至善。一小撮臭味相投的信徒以惩罚非信徒的方式推行这一理论。社会中一些群体被影响，或在恐吓下表示支持这一理论。持怀疑立场的人被迫保持沉默或者被孤立。自利的理性让人们不顾自己的理智而追随甚至制造骗局。

虽然不能确保一个国家永远不受有害意识形态的感染，但开放社会算是一种防疫针。在开放社会中，人民和思想自由流动，没有人会因转播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惩罚，即使这些观点是异端，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共识。现代的普世民主社会对种族灭绝和意识形态化的内战相对具有免疫力。相反，那些实行顽固的信息审查和对外封闭的政权往往陷入大规模的暴力。

纯粹邪恶、心魔和暴力的下降

在本章开始，我介绍了鲍迈斯特关于纯粹邪恶的理论。当人们采取受害者的立场看待暴行时，很容易道德化地假定所有的施暴者都是施虐狂和精神变态。而在道德家眼中，暴力的历史性减少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成果。“最伟大的一代人”打败了法西斯，民权运动打败了种族主义，罗纳德·里根20世纪80年代的军备竞赛引发了东欧剧变。在当今世界，当然也有恶魔——施虐成性的精神变态狂和自恋的暴君肯定属于恶魔之列，因此，世界上肯定也有英雄。但是，暴力的减少似乎主要来自时间的变化。老的暴君死去，没有新的暴君继位；专制政权垮台，没有人愿意为之殊死顽抗。

与纯粹邪恶不同的观点是，人们相互伤害的主要动机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具有的。因此可以推论，暴力的减少主要是因为人们受此类动机驱使的情况越来越少，越来越轻，越来越有控制。征服了这些魔鬼的天使是下一章的主题。完成对我们内心魔鬼的辨认是控制它们的第一步。

20世纪下半叶是“心理学时代”。学术研究成果日益成为大众智慧的一部分，包括支配等级、米尔格拉姆和阿施的实验，以及认知失谐理论。但不仅仅是心理学科学知识渗透进公众意识，人们也已经非常习惯于使用心理学分析人类的行为和问题。这半个世纪中，由于识字率的提高、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全人类的自我意识空前增强——摄像头无时无刻不跟踪着我们，将我们的动作放慢分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在观测自己。我们越来越多地从两个制高点观察我们自己：一个是在我们脑颅的内部，观察我们有何种体验；另一个是从科学家的视角，观察我们的体验在大脑进化中的活动规律，包括所有幻象和错觉。

无论是理论心理学还是公众的智慧，至今都还远远不能让我们完全理解自己。但是，一点点心理学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在我看来，我们认知上的和情感上的几个小缺陷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而这些灾难本来是能够避免的。^[297]我还认为，对这些缺陷的共同警惕，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暴力伤亡，而人类在此还有很大的潜力。我们的五个心魔中的每一种都具有一种结构特性，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它，而且最好对它有进一步的认识。

人们，尤其是男人，对成功的前景过度自信；当他们相互对抗时，结果总是比他们最初所想的更加血腥。人们，尤其是男人，特别在意自己及所属团体的支配权；当他们加入支配权竞争时，他们几乎不可能让支配者取胜，而结果很可能是人人都是输家。人们追求复仇，而论及冤仇的方式总是夸大自己的无辜和对方的残忍；当双方寻求完全正义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和后代带入无休止的冲突。人们不仅能够压制自己对亲手施害的厌恶，甚至会养成嗜好；如果他们私下里或者与同伴合谋沉湎于此，他们可能成为施虐狂。人们能够效忠一种他们自己并不相信的信仰，仅仅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都效忠这个信仰；这样的信仰可以席卷一个封闭的社会，并将整个社会带进一种集体错觉。

第9章 善良天使

这应该是无可争辩的，即有某种仁爱，无论它多么微小，已经注入我们的胸腔；某种人类友情的火花；还有一点点鸽子的气质，与狼和蛇的元素一起已经糅进我们的骨架。让我们假定这些慷慨的情操从来就是如此淡薄，假定它们如此微小，甚至无法移动我们身体上的一只手或者一根手指头；但它们仍然决定了我们的意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让我们在有益于人类和危害人类之间冷静地选择前者。 ——大卫·休谟，《道德原理研究》

每一个时代，人们养育孩子的方式都是观察他们人性观的窗口。如果父母相信人之初性本恶，那么孩子一打喷嚏，父母就揍孩子一顿；如果父母相信人天性纯真，他们则要禁止孩子玩闪避球游戏。有一天，我在路上骑车，看到路边有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散步，那幅景象向我展示了对人性的最时髦的解释。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又哭又闹，另一个则正在接受妈妈的劝诫。我看着他们的三重奏，听到妈妈用坚定的声音说出一个词：共情！

我们生活在一个共情的时代。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谈论人类共情能力的书籍不胜枚举，其中之一是知名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宣言式的大作。^[1]仅在过去两年，就有冠以下列书名或副标题的书籍出版：《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共情的不可或缺》（Why Empathy Matters）、《共情的社会神经科学》（The Social Neuroscience of Empathy）、《共情学》（The Science of Empathy）、《共情落差》（The Empathy Gap）、《共情为何重要（以及为何濒临灭绝）》 [Why Empathy Is Essential（and Endangered）]、《全球化中的共情》（Empathy in the Global World）、《谁说商业直觉是天生的》（How Companies Prosper When They Create Widespread Empathy）。在另一本书《共情的文明》（The Empathic Civilization）中，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这样解释了他的见解：

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都发现了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s）——所谓的共情神经元，它让人类和其他一些物种能够设身处地地感觉和体验他人的境遇。我们人类似乎是最具社会性的动物，不断在同胞中寻求亲密参与和伙伴关系。

社会科学家因此开始通过共情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以往忽略了的关键线索。这些线索告诉我们，衡量人类进化的不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还有人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对其他人共情的强度和广度。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本质上是一种共情的物种；共情能力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刻和深远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决定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命运。

如果我们想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振兴全球经济，并让我们的生物圈恢复生机，那么今天迫切需要的就是全球性共情意识。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上让共情感受力（empathic sensitivity）生长成熟和让共情意识扩展的机制是什么？^[2]

也许，全球性共情意识正在扩展之中，远不止于让一个小调皮停止欺负自己的妹妹——我在路上看见的妈妈就是使用共情概念来教训自己的小男孩。也许，这位妈妈是受到诸如《共情教育》（Teaching Empathy）、《教育孩子共情》（Teaching Children Empathy）和《共情之根：改变孩子改变世界》（The Roots of Empathy: Changing the World Child by Child）之类书籍的影响。儿科医生T.贝里·布雷泽尔顿（T.Berry Brazelton）在评价这些书籍时说，作者“努力展开的是关乎世界和平和保护我们星球未来的大问题，他的起点是从所有的学校和教室开始，每一次教育一名学生、一个家长、一位老师”。^[3]

我绝不反对共情。相反，我认为——一般而言，虽然不是永远如此——共情是个好东西，我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倡过共情。更大范围的共情可以解释今天人们为什么摈弃残酷处罚并更多地思考战争的人命代价。但是，今天的共情就像是20世纪60年代的爱情——成为一种感性的理想，被人们冠以各种警句和口号（告诉人们它就是世界存在的动力，是世界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它还被鼓吹为降低暴力的因子。对于美苏停止军备竞赛和代理人战争，我不认为这和爱情有多大关系，同样，它也谈不上有多少共情。虽然我会认为，我和身边的其他人有同样的共情能力，但我不认为，是因为有了共情，所以我没有反击批评我的人，没有为了抢车位大打出手，没有在妻子指责我愚蠢时抱以老拳，没有为了防止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而游说发动战争。我从不先让自己停止思考，再换位到暴力受害者的立场，感受他们的痛苦，然后缩回我打算行使暴力的手。我的头脑里从未有过要暴力待人的可怕念头。这些念头实在荒唐、可笑、不可思议。当然，对上一代人来说，这些暴力选项显然有一定道理。暴力的减少也许确实与共情有关，但在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他更坚实的力量，例如谨慎、理性、公平、自制、规范和禁忌以及人权理念。

本章的主题是“善良天使”：那些让我们放弃暴力的心理感官功能，而我们可以将暴力的减少归功于这些感官功能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共情是这些感官功能之一，但绝不是唯一一个。正如休谟所说，这些感官功能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虽然人们还会不时看到有人说，在自然选择理论中，仁慈的演化仍然是一个谜。实际上，这个谜早在几十年前就被破解了。尽管人们对细节还有很多争议，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生物学家还会怀疑，进化的动力，例如互助共生、亲缘以及其他形式的互惠，可以选择心理感官功能，而在外界条件具备时，这些感官功能促使人们和平共处。^[4]休谟在1751年所写下的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是正确的：

而那些真诚地坚持人类绝对自私论的人，在听到还有一些微弱的德行已经成为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时，也不会有任何惊讶。相反，我们会看到，他们就像支持另一种信条一样支持这个观点；他们身上的这种（看起来的）讽刺性（而不是腐败性）自然而然地让上述两种见解都得到强化；而且，这两种见解确实是紧密地、几乎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5]

如果我在这种讽刺精神的引导下坚持说共情被过度炒作了，这并不是说我否认这一美德，也不是说我否认这一美德是人性中牢不可分的一部分。

在阅读了整整8章可怕的人类恶行和促发这些恶行的人性阴暗面之后，读者有权利期待在讲述天使的章节中看到一些光明向上的东西。但是，我不会用“太”幸福的结局来取悦大众，我拒绝这一诱惑。我们大脑中约束阴暗冲动的器官，在我们那些蓄奴、烧巫、暴打儿童的祖先身上也都是标准部件，显然，它们并一定让人们成为好人。如果我说人性中有些坏因子让我们干坏事，有些好因子让我们干好事，以此来解释暴力的减少，这恐怕不是一个能够令人满意的解释。（战争，我赢；和平，你输——反正我是赢定了！）对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探究必须不仅说明它们是怎样引导我们远离暴力，还要能够说明为什么它们屡屡遭遇失败；不仅要说明它们近来不断增强的效力，还要能够解释为什么历史等待了如此之久才让天使有了今天的力量。

共情

“共情”（empathy）一词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人们通常认为是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在1909年的教学中最先使用了此词，尽管《牛津英语大词典》说英国作家弗农·李（Vernon Lee）在1904年就用过此词。^[6]两个人都是引自德文“Einfühlung”（带着感情），并用这个词来表明一种审美体验：“用心灵的肌肉来感觉或行为”，就像我们看见一座摩天大楼后想象我们自己挺起腰板站得笔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个词在英文书籍中的流行程度迅速上升，很快它就取代了维多利亚时代代表美德的用语，例如“意志”（1961年）和“自制”（20世纪80年代中期）。^[7]

“共情”一词在迅速流行的同时开始具有了新的含义，一种很接近于“同情”（sympathy）或“悲悯”（compassion）的意思。各种含义的混合很符合民间的心理学说：对他人的仁慈在于能够为他人设身处地，感其所感；穿上他人的鞋子，站在他人的立场上，用他人的眼睛看世界。^[8]这个理论不是不证自明的理论。威廉·詹姆斯在他的论文《论人类的特定盲点》（On a Certain Blindness in Human Beings）中讲到人和人类最好的朋友之间的联系：

就说狗和我们的关系吧。我们被世界上最亲密的纽带联结在一起；我们双方都是另一方生命意义之所在，但是，在这友好的喜爱之外，我们对对方毫无感受——就像我们无法体会树丛下的撒欢，或者何以贪恋树根和电灯柱子的味道，而它们也不能享受文学和艺术。当你坐在那里阅读最感人的浪漫小说，你的狐梗犬能怎样判定你的行为？尽管它对你满心忠诚，但你的行为的性质却绝对不是它能理解的。它坐在那里，像个没有生命的雕像，而你本来可以带它出去遛弯，扔根棍子让它狂奔着去叼住！你染上的该是多么古怪的疾病，手里拿着这些东西，每天要一动不动地盯上几个小时，完全没有生命的意识？^[9]

所以说，今天的“共情”被赋予某种忘我的含义——一种对他人的无私关怀，共情不完全等同于想人之所想和感人之所感的能力。让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个字眼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同心态时的不同含义。^[10]

最本源和最机械的共情感是投射（projection）——一种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其他人、动物或事物的位置，想象身处其中的感觉。摩天大楼的例子说明，一个人共情的对象甚至不一定具有情感，更不要说会介意共情者感受的到底是些什么。

与投射相接近的技能是换位（perspective-taking），顾名思义，就是从另外一个人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让·皮亚杰最著名的观察是，在桌子上放上三座玩具山，6岁以下的孩子没有能力从坐在桌子对面的人的角度设想这三座山是如何摆置的，皮亚杰称这种不成熟性为“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公平说，不仅是孩子如此，这种换位能力对成年人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查看地图搞明白“你在这里”的方位指示，以及在想象中扭转一个三维物体，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但这不等于说应该对我们的悲悯心产生怀疑。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换位意味着揣摩他人的所见、所思和所感，这也就让共情有了另一重含义。

读心（mind-reading）、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心智化（mental-izing）或者共情精度（empathic accuracy）都是指从某人的表情、行为和处境推断他的想法和感情的能力。比如，这种能力让我们猜想，一个刚刚误了火车的人可能非常沮丧，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准时赶到他的目的地。^[11]读心不要求我们自己体验共情对象的经历，甚至不一定要我们关切他们的境遇，只是要求我们能够推断他们的感受。读心也许包含了两种能力，一是读懂思想（这是自闭症病人不具备的），另一种是读懂感情（这是精神变态者所缺失的）。^[12]有些很聪明的精神变态狂尽管无法理解人类情感的真正本质，但为了能够更好地操纵他人，他们也学习读懂他人的情感。举例说，一个强奸犯这样谈论他的受害人：“她们吓坏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真的不能理解她们怕什么。我自己也害怕过，害怕确实令人很不愉快。”^[13]不管他们是否真正能够理解他人的情感，对于他人的情感本身，他们完全不在乎。施虐、幸灾乐祸和对动物的痛苦无动于衷说明一个人即使能够对其他生命的感觉有所认知，但仍然可以不产生任何同情心。

人们在目睹其他人遭受痛苦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紧张不安。^[14]正是这种反应让人们克制自己在争斗中伤害他人，也是这种反应让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参加者在动手实施电击时感到焦虑，让纳粹预备役军人在第一次近距离射杀犹太人时感到恶心。这些事例清楚地说明，对他人的痛苦感到紧张不安与同情的关切不同。相反，人们可能因厌恶这种紧张不安而压制带来不安的受害者，或者因不快而逃避这些受害者。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在机舱里遇到尖叫不止的孩子，当被吵得头昏脑涨坐立不安的时候，如果说还有同情，我们对父母或许还有一些，但对孩子则没有多少了，而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换一个远些的座位。名为“拯救儿童”的慈善组织连续多年在杂志上刊登广告，一张赤贫儿童的照片，配上文字说明“每天只要拿出5分钱，你就可以拯救胡安·拉莫斯。或者，你可以翻过此页”。大部分人都选择赶快翻过这一页。

情感具有感染力。当你欢笑的时候，全世界都和你一起欢笑；这就是为什么喜剧中要加上笑声的录音，也是为什么拙劣的喜剧演员总是在关键台词后面加上一连串叽叽嘎嘎的模拟笑声。^[15]其他有关情感传染的实例是婚礼或葬礼上的眼泪，在热闹的晚会上想要跳舞的冲动，人们在炸弹案中的恐慌，还有颠簸的轮船上总是有越来越多的乘客出现呕吐。情感传染还有一种不太强烈的形式，它包括各种替代性反应，比如我们看到运动员受伤的时候会皱起眉头，看到007系列影片中詹姆斯·邦德被捆在椅子上遭暴打的时候会闭上眼睛。另一种传染是运动神经模仿，比如我们给婴儿喂苹果泥的时候，自己也会张开嘴巴。

许多人认为共情是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情感能力，而在这些共情倡导者的文章中，情感传染似乎是“共情”感的基础。虽然，“共情”感中我们评价最高的心理反应叫作同情反应，或者简称同情。同情包括在认知他人的快乐和痛苦的前提下，将他人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人们很容易将同情等同于情感传染，但也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不同。^[16]如果一个孩子被乱叫的狗吓坏了，开始号啕大哭，我对她的同情不应该是和她一起恐惧地号啕大哭，而是安慰她和保护她。相反，我能够对其他人所经历的而我不可能体验的痛苦怀有深刻的同情，比如妇女生产时的痛苦，妇女被强奸的痛苦，或者癌症病人的疼痛。我们的情感反应不是自动复制他人的情感，而是取决于我们判断他们是盟友还是竞争者，然后做出可能截然相反的情感选择。当球迷观看主场比赛时，观众高兴他也高兴，观众沮丧他也沮丧，但他观看客场比赛时，观众高兴他就沮丧，而观众沮丧则轮到他得意。最常见的情况是，同情决定了情感传染，而不是相反。

人们为共情一词的各种不同含义争执不休，让共情成为今天的热议话题。用镜像神经元作为悲悯意义上同情的同义词，让对共情理解的混乱固化进入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夫金这样写道：“所谓的共情神经元，让人类和其他一些物种能够设身处地地感觉和体验其他实体的境遇。”他得出结论说：“我们从根本上是共情的物种，寻求与我们同胞的亲密参与和伙伴关系。”镜像神经元理论假定，同情（这里的“同情”和“传染”模糊难分）是我们大脑里天生的情感，是我们灵长类动物的传承，我们只需要运用它，或者说，至少不要压抑它，就能为世界迎来一个新时代。里夫金承诺“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普及全球共情意识”。很不幸，他的承诺所依据的却是他对神经科学非常有问题的诠释。

1992年，神经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和他的同事在猴子的大脑里发现了某些神经元；猴子捡到葡萄干或者猴子看见人捡到葡萄干的时候，这些神经元都会变得活跃。^[17]其他神经元对其他类型的行为有同样的反应，包括自己做出的和看见的行为，比如触摸和流泪。虽然神经科学家不能在人脑里插进几根电极棒，但我们可以相信，人类的大脑有一样的神经元：脑神经成像实验已经在顶叶和内额叶找到几个这样的区域，在人们自己做出某些特定动作，或看见其他人做同样动作的时候就会发亮。^[18]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虽然并非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仍然意义重大：如果我们的大脑不能对同样的动作做同样的理解，不论这个动作是谁做出的，我们都不会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时使用同样的动词。但是，这个发现立刻被炒作成一个巨大的泡沫。^[19]一位神经学家声称，镜像神经元之于神经科学意义之重大就像DNA之于生物学的意义。^[20]加上报道科研新闻的记者推波助澜，有科学家将镜像神经元吹成是语言、模仿、文化学习、潮流和时尚、球迷、代祷，当然还有共情的生物基础。

镜像神经元理论有一个小问题，在恒河猴（rhesus macaques）身上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但这是一种非常暴躁的小生物，从它们身上，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共情（或者模仿，更不要说语言了）。^[21]另一个我们将要进行探究的问题，即镜像神经元主要集中在大脑的特定部位，而根据神经成像研究，这些部位与同情关怀意义上的共情没有多大联系。^[22]许多认知神经科学家猜测，镜像神经元具有让人对某种行为概念进行想象的功能；当然，这一说法也存在争议。绝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不接受对镜像神经元的夸张，例如认为它能独到地解释人类的能力；而到今天，已经没有人会将镜像神经元的活动等同于同情心了。^[23]

当我们体验到痛苦以及对他人的痛苦经历产生反应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位，特别是脑岛会特别活跃。^[24]但是，这种对自身痛苦的感受和对他人痛苦感受的重合反应，是我们同情他人境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还记得我们在前面一章说过的一项实验，实验参加者受到电击后，脑岛部位发亮；当这些实验参加者看见其他清白无辜的人受到电击时，脑岛的同一部位也会发亮。但是同一实验还显示，如果看到诈骗自己钱财的人受到电击，男性实验参加者的脑岛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的纹状体和眶额皮层还会因为甜蜜的复仇而发亮。^[25]

共情，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心，不是我们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机械动作。共情像装有开关一样，可以被开启，也可以被关闭，甚至可以转变成反向共情，即看到某人受难而感到高兴，或看到某人高兴而感到难过。复仇是开启反向共情的键钮，球迷时而狂喜时而沮丧的反应告诉我们，竞争可以触发反向共情。心理学家约翰·兰泽塔（John Lanzetta）和巴兹尔·英格里斯（Basil Englis）将电极棒粘在实验参加者的脸上和手指上，然后让他们和另外一个（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玩投资游戏。^[26]参加者被告知，他们或者两人一组进行投资，或者两人互相竞争（但每人的收益与对方的行为没有关系）。投资获益时，在计分簿上打个钩，而赔钱的时候，就给一下轻微的电击。当参加者认为两人是合作关系的时候，每当同伴有收益时，电极棒探测到的是内心的平静和微笑，而同伴受到电击的时候，电极棒探测到冒出的汗水和皱眉头。而当参加者认为和同伴是竞争关系时，电极棒探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同伴遭受电击的时候，他们放松并且微笑，而当同伴有成就的时候则感到紧张并皱起眉头。

通过共情——在感染、模仿、感情换位或者镜像神经元意义上的共情——建设美好世界的问题是，它触发的共情未必是我们想要的共情。也就是说，它所开启的不一定是对他人同情关切的情感。同情是内生的，是人们如何相处，即人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关系主体如何认识这种关系，决定了他对他人的痛苦是共情，还是无动于衷，或者是反向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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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我们讲到大脑中与暴力倾向有关的回路；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与天使有关的部位。在人类的大脑中搜索共情的结果证实，替代感是弱化还是强化取决于共情者的其他信念。克劳斯·拉姆（Claus Lamm）、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和让·德赛特（Jean Decety）让实验参加者观看一位（乔装的）耳鸣病人接受新式治疗，治疗方式是从耳机里播放噪声，这位“病人”听到噪声后身体做出了畏缩的动作。^[27]当实验参加者对病人产生共情的时候，大脑里的活动模式与他们自己听到噪声时是一样的。这些活跃的大脑部位包括脑岛的一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无论是从字面本义还是从喻义上说，这部分大脑皮层处理的是人体脏器的感觉（见图8-3）。另外一个是大脑中的杏仁核，这个杏仁状的器官负责对恐惧和紧张做出反应（见图8-2）。第三个部位是前扣带皮层（见图8-4），这是一条在大脑半球内壁上的皮层，参与疼痛感引发的情绪动机——不是引发刺痛感本身，而是产生要消除痛感的强烈愿望。（在对换位性痛苦进行实验时，通常都看不到对身体真实痛感做反应的大脑部位有任何活动；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痛感，那更可能是幻觉，而不是共情。）研究人员没有给实验参加者任何可以激起反向共情的示意，例如竞争或者复仇，但是他们的共情反应仍然随着他们对情况的判断发生变化而变化。一旦他们得知这个治疗方法很有效，因此“病人”吃点儿苦头也是值得的，他们大脑中的换位性紧张反应就开始减弱。

在对充满悲悯心的大脑所做的研究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共情神经元组成的共情中心，看到的是各种激活共情和调节共情的复杂模式。决定这些模式的是认知者如何诠释他人的困境，以及如何看待两人之间的关系。共情的路径大致如下：^[28]大脑上颞叶的颞顶交界区和附近的回间沟（沟槽）对他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做出评估。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附近的额极（frontal pole），即大脑额叶的前端点评估情况的特殊性和本人的整体目标。眶额皮层和腹内侧额叶皮层整合这些评估的结果，并与大脑中更古老和更情绪化的部位产生的反应进行协调。杏仁核加上附近额极传递过来的信息，对恐惧和紧张性刺激做出反应。脑岛则记录了厌恶、愤怒和替代性疼痛。扣带皮层协助控制对紧急信号做出反应的大脑神经系统，比如某些回路发出召唤不相容反应（incompatible responses）的信号，有些则发出感受到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的信号。对镜像神经元理论来说，最不幸的是，大脑中镜像神经元最丰富的区域，比如指示运动神经运作的大脑额叶的某些部分（位于大脑外侧裂的最后方）和记录身体感受的大脑顶叶的某些部分，却大多不介入这些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只有跟踪身体各个部位所处位置的顶叶部分参加了共情活动。

事实上，大脑组织中最接近悲悯性共情的既不是皮层质也不是皮层下器官，而是传输激素的系统。催产素是下丘脑制造的一种小分子物质，它对大脑的情感系统，包括杏仁核和纹状体发生影响，它由脑下垂体释放后进入血液，进而影响全身。^[29]催产素原初的进化功能在于启动母性，包括生育、哺育和关照幼子。但因为这种激素能够减少与其他生物亲密接触的恐惧，因此它在进化过程中还具有支持母子之外其他亲和形式的作用，包括性高潮、异性一夫一妻制中的依恋、婚姻和伴侣之爱，以及非亲缘之间的同情和信任。为此，催产素也被称为“拥抱激素”。催产素在多种人际亲昵关系中的作用证实了巴特森的一个观点。他认为，母性关怀是其他各种人类同情形式的进化先驱。^[30]

在行为经济学领域，人们做了些颇为稀奇古怪的实验，其中之一是厄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和合作者进行的信任博弈实验；在实验中，他们要求参加者将资金交给一位委托人进行投资，本金可能会翻几番，但委托人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心愿向出资人返还资金。^[31]实验参加人接受鼻腔喷雾剂，一半人吸入含有催产素的喷雾，催产素可以通过鼻腔进入大脑；另一半人则吸入空白的对照剂。那些吸入催产素的实验对象明显愿意将更多的钱交给陌生的委托人。媒体还曾经大肆报道说，某车行通过通风系统在展车厅释放含有催产素的雾剂，迷惑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提议用飞机喷撒催产素的方式加速提高全球性共情意识。）另外有实验显示，吸入催产素让“最后通牒博弈”中掌握资源的提议方更加慷慨（在这种博弈中，接受方有否决权，提议方根据对接受方反应的预期分配资源），但催产素对“独裁者博弈”没有影响（在独裁者博弈中，接受方要么接受要么放弃，提议方无须考虑接受方的反应）。催产素似乎很可能是对他人的信念和愿望产生同情反应的关键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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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4章中，我曾提及彼得·辛格有关扩大共情圈（其实是同情圈的）假说。共情圈最内层的核心是我们对儿女的养育，而触发这种温柔情感的最可靠装置是幼儿脸蛋的几何形状——我们称这种感觉为“招人怜爱”（cuteness）。1950年，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注意到，具有典型的未成熟动物体量的物体，让拿着它们的人产生温柔的情感。这些轮廓特征包括大脑袋、大脑勺、大额头和大眼睛，还有小鼻子、小下巴，以及细小的躯干和四肢。^[32]“招人怜爱”最初是形容母亲关爱自己子女的映射，但是触发反射的特征在子女自己身上被大大地夸张了（以至于这些特征被当作子女健康的标识），以此诱发母亲的关爱反应，阻止杀婴倾向。^[33]那些幸运地拥有幼崽脸型和体型的动物总能使抱着它们的人做出温情的反应，它们也因人类的同情心而得到更多的关照。我们觉得小白鼠和兔子要比老鼠和负鼠可爱，鸽子比牛更容易获得同情，海豹幼崽比貂或其他狡诈的毛皮动物更值得人类的保护。漫画家、泰迪熊和动漫动物的设计师都是利用这种映射让他们创作的形象更讨人喜爱。在一篇著名的有关米老鼠创作历史的文章中，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历数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只老鼠的眼睛和脑门如何被不断地加大，终于从一个招人讨厌的小顽皮成为一名清纯可爱的公司代言人。^[34]古尔德没能活到2009年，否则他会看到迪士尼公司对米老鼠的新装扮。考虑到今天的孩子对“前卫”和“冒险”个性的追求，在新发行的电子游戏中，迪士尼让米老鼠退化了，新的米老鼠在解剖学上无疑具备了更多的老鼠特征。^[35]

我们在第8章中已经看到，“招人怜爱”对保育生物学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它将大量资源引向少数几个有迷人魅力的哺乳动物。甚至有组织认为，他们可以积极地利用这种反应，于是将有着两只楚楚动人的大眼圈的熊猫作为该组织的徽章。人道救援组织使用同样的手法宣传自己，他们常常用孩子的照片做自己的招贴。心理学家莱斯利·泽布罗维茨（Leslie Zebrowitz）已经证明，陪审团对长着孩子脸的被告怀有更多的同情，而这种对正义的嘲弄只能归功于我们克制不住的同情心。^[36]美貌同样会因同情引致不公。容貌不佳的孩子常常受到父母和老师更严厉的处罚，也更经常成为儿童虐待的受害者。^[37]容貌不佳的成年人则在诚实、善良、可信、敏感甚至智力方面被低估。^[38]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成人亲友也怀有同情心，包括那些容貌丑陋的亲友。但是，即使在边界确定的圈子内，我们尊奉同一套道德感，但却不是毫无差别地释放同情心。在同情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与之相呼应的情感，我们的社交生活不可能是彻头彻尾、一成不变的温暖和柔情。社交生活中少不了摩擦和碰撞：谁踩了谁的脚指头，谁扫了谁的面子，谁又得罪了谁。如果心怀同情，我们或者感到负疚，或者愿意原谅，只是这些情感大多被局限在同一个小圈子内：我们同情的人，是那些被我们伤害后让我们感到愧疚，而伤害了我们后却容易得到我们宽恕的人。^[39]罗伊·鲍迈斯特、阿琳·史迪威和托德·希瑟尔顿（Todd Heatherton）研究了关于负疚感的社会心理学文献，他们发现，负疚和共情密不可分。共情感强烈的人也具有较强的负疚感（女性的这两种情感都更丰富），而得到同情的人往往是那些让我们感到愧疚的人。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当要求人们回忆让他们感到愧疚的事件时，93%的事件与家人、朋友和情人有关，只有7%涉及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

当回忆让别人感到负疚的事件时，我们得到了相同的比例：我们主要是让我们的亲友感到负疚，而不是让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感到负疚。我们将在有关道德的章节再来看鲍迈斯特等人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他们注意到，同情和负疚只发生在“共生关系”的圈子内。^[40]在“交换关系”或“公平对等关系”中，即在我们与熟人、邻居、同事、合伙人、客户和商家的关系中，人们很少产生同情和负疚感。交换关系遵循公平原则，伴随的情感与其说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不如说是诚恳。如果我们伤害这些人，他们会回报以伤害，我们可以精准地协议罚金、退款和其他形式的赔偿来弥补此类伤害。如果这些赔偿行不通，为了减少自己的痛苦，我们可以疏远他们或者损害他们。我们会看到，交易式的议价赔偿能够修复交换性关系，但在共生关系d中则成为人们的避讳，修复共生关系的代价要大得多。^[41]它要求更复杂也更长效的情感黏合剂，例如同情、愧疚和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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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将同情心从婴儿、毛茸茸的小动物以及与我们有共生关系的人群向外扩张，将更多陌生人拉进同情圈会如何呢？互惠利他主义提供了一套预期，它采取“一报还一报”等在技术意义上“友善”的策略，即首先付出合作的善意，在对方没有背叛之前决不背叛对方。如果人们具有这样的善意，他们应该也具有给予陌生人同情的意愿，其最终的（即在进化中形成的）目标是试探结成互利关系的可能性。^[42]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一位急需帮助的人，自己只要付出小小的代价，就能够让他人摆脱极大的困境，我们的同情心通常会油然而生。此外，在有共同利益作为润滑剂的互利关系中，即在具有同样价值取向和属于同一个阵营的人之间，同情心也很容易被调动起来。

像“招人怜爱”一样，“需要”是同情最常见的诱因。甚至几岁的孩子也会出手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或者安慰一个伤心的人。^[43]巴特森在研究共情的时候发现，当学生面对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时，比如一个刚刚做过腿部手术的病人，即使病人不属于他们通常的社交圈，甚至不论病人是同学，还是陌生的老人或孩子，甚至是只小狗，他们都会产生同情的反应。^[44]有一天，我看见一只马蹄蟹（鲎）仰天躺在沙滩上，十几只小腿无可奈何地在空中蹬扯着。于是我把它翻转过来，看着它溜回大海，心里竟然涌起一丝幸福感。

当某人需要的帮助不能轻易被满足的时候，相同的价值观和其他共性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45]在一个颇具创意的实验中，心理学家丹尼斯·克雷布斯（Dennis Krebs）让参加实验的学生观看（研究人员假扮的）实验者玩一种特殊的轮盘赌，规则是当球落在双数栏，他赢钱；球落单数栏，他得到一下电击。^[46]赌者或者被介绍为这些学生同系的同学，并具有相同的个性；或者是一个既非学生又个性不同的陌生人。当参加实验的学生认为赌者是和自己相似的人时，他们看到他被电击，就会手心出汗，心跳加速。他们说，等待他被电击时的感觉最为难过，他们甚至愿意替他接受电击，或者付钱免除他的痛苦。

克雷布斯提出一种“共情-利他假说”来解释参加试验的学生愿意为同伴做出的牺牲：共情带动利他。^[47]我们已经看到，“共情”一词含义模糊，所以此处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假说。第一个是基于“同情”感的共情，在人的情感状态中，包括对他人境遇的关切——为他人幸福而感到欢乐，为他人悲哀而伤感——这种心态促使我们毫不利己地帮助他人。我们将这个假说称为“同情-利他假说”。如果这个假说成立，它将推翻心理享乐主义和心理利己主义这两个老学说。心理享乐主义指人们只会做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而心理利己主义则是指人们只会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事情。当然，有人会提出循环论证说，帮助他人可以满足利他情感的需要，这恰好证明了人的行为必定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或者对自己有益。但是，要证明这些玩世不恭的理论，必须指出帮助他人还有某种“独立的”利己动机，比如缓解自己的痛苦，避免遭到谴责或者得到公众的赞许。

“利他”一词的含义非常模糊。“共情-利他假说”中的“利他”是指一种特定的动机意识，它以为其他人谋利为目的本身，而不是有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48]进化生物学所说的利他与此不同，它从行为而不是动机来界定“利他”：生物利他性包括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谋求他人利益的行为。^[49]（生物学家需要识别两种一个生物有益于另一个生物的利他方式。另外一种利他方式称为“互助主义”，指一个生物在自己得益的同时亦有益于另一个生物，比如昆虫采食植物的花粉，鸟类捕捉哺乳动物身上的跳蚤，还有趣味相投的同屋互相分享音乐。）

在实践中，生物学上的利他和心理学上的利他经常相重合，原因是如果我们有动机做某件事情，我们通常也准备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有误解，对生物学利他主义的进化解释（比如说，生物帮助自己的亲属或与亲属相互帮助，长远看都有益于基因遗传）与利他心理毫不矛盾。如果自然选择因长期收益而倾向以巨大代价帮助亲人或有潜在互惠可能的伙伴，那么自然选择会赋予人脑向这些人提供帮助的直接动机，没有必要再拐弯抹角地思考自己有何利益。事实上，利他者的基因可能获得长期收益，这一点既不说明利他者的虚伪，也不否认其利他的动机，因为基因的遗传收益在利他者的大脑中从来都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50]

因此，“共情-利他假说”的第一个版本是，利他心理是存在的，动机是同情心。第二个版本的“共情-利他假说”的基础是“投射”和“换位”共情。^[51]根据这个假说，不论是想象自己遇到同样的境况，还是干脆将自己想象成他人，只要为他人设身处地，即可产生对他人的同情——如果“同情-利他假说”成立的话，这种同情会促成对共情对象的利他性行为。人们也可以称此为“换位-同情假说”（perspective-sympathy hypothesis）。这个假说关系到我在本书第4章和第5章提出的问题，即媒体报道、回忆录、小说、历史书籍和其他各种替代性体验的手段扩大了我们的集体同情意识，推动了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

虽然巴特森本人并没有严格将共情利他假说分为两个版本，但他历时二十多年的研究给两种版本都提供了支持。^[52]

让我们从“同情-利他假说”开始。有人坚持认为帮助他人无非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儿，让我们拿这种玩世不恭的观点和“同情-利他假说”做个比较。在一项研究中，实验参加者眼睁睁地看着由研究人员假扮的另一名实验参加者伊莱恩在学习实验中反复遭受电击。^[53]（实验分男女进行，男性看到的是一名叫作查理的男子。）随着实验的进行，伊莱恩表现出明显沮丧的情绪，这时，参加实验的人被告知有机会替代伊莱恩继续实验；同时被告知，除伊莱恩之外，其他人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实验任务，可以选择立刻离开。所以，在这个时候接替伊莱恩的工作，将是一个纯粹的利他行为。在另外一组实验中，参加实验的人还要继续观看伊莱恩遭受另外8次电击。巴特森的理由是，如果人们仅仅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痛苦，不想再看见伊莱恩受罪，才自愿替代伊莱恩进行实验，那么，如果他们有机会离开，可以不再看到伊莱恩接受电击，他们就没有必要出手替换伊莱恩。只有在他们不得不继续目击伊莱恩的痛苦，继续听到她的呻吟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付出自己遭受电击的代价。与克雷布斯的实验一样，实验参加者的同情心受到测试，她们被告知伊莱恩具有与她们相同或者相反的价值取向和兴趣（比如，如果实验对象喜欢读《新闻周刊》，那么伊莱恩被说成是喜欢读《时尚》或者《十七岁》）。无疑，当实验参加人感到自己和伊莱恩相像的时候，不论她们是否还要继续观看她被电击，她们都愿意替换她，让她不再遭受痛苦。如果她们觉得与伊莱恩是不同的人，那么只有在还要继续观看她受苦的情况下，她们才会愿意替代伊莱恩接受电击。此项实验和其他的研究共同证明，人们自私自利地帮助他人，帮助他人的目的是解除自己看到他人受罪而感到的痛苦。但是，当他们同情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可以转变为单纯为了解救受害人，无论这样做是否能够减轻自己的痛苦。

另外还有一组实验测试助人的第二种隐蔽动机，即以前所说的渴望自己的行为得到社会的赞许。^[54]在这个实验中，巴特森等人没有再操纵情感，但是，即使人们对同一事件都抱有同情感，每个人同情感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巴特森这次利用了人们同情感的差距。他们让实验参加者听到伊莱恩焦虑地大声抱怨即将到来的电击，然后要求他们指出他们所感受的同情、感动、怜悯、柔情、温情和心软的程度。有些人在所有这些形容词后面都给了高分，另一些人则都给了低分。

实验正式开始后，伊莱恩已经精疲力竭，失误越来越多，明显地感到沮丧。这时候，研究人员用一种很隐秘的方式来评估实验参加者是否出于纯属善意的意愿帮助伊莱恩摆脱困境，或者只是为了想要表现自己的善意。研究人员通过问卷来评估实验对象的情绪之后，或者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够圆满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有机会让伊莱恩解脱；或者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让伊莱恩结束实验，只是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功劳可以夸耀。对同情伊莱恩的人来说，这两种情况让他们得到同样的解脱感；而对伊莱恩没有同情感的人来说，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让伊莱恩解脱时，他们才感到满足。另外还有一组实验，实验参加者必须在猜字游戏中得到高分才有资格替换伊莱恩，他们或者被告知游戏很容易（因此绝对没有机会造假得低分而逃避），或者被告知游戏很难（因而有机会名正言顺地逃避牺牲）。对伊莱恩没有同情心的人借机逃避，在所谓的难题面前束手无策；而对伊莱恩怀有同情心的人在解“难题”上的得分甚至更优异，因为他们知道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才有机会替代伊莱恩受苦。所以说，同情感可以产生真正的康德意义上的道德感，即视人为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工具——在这个实验中，甚至不是为了实现自己享受助人为乐的快感这种高尚目的的工具。

在这些实验中，人们从其他人——实验人制造的痛苦中解救受害者。那么，同情触发的利他行为能否抑制自己利用他人，或者抑制自己报复他人挑衅的欲望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另外的实验中，巴特森让妇女进行一次性囚徒博弈，她们和一位研究人员假扮的匿名对手斗牌，斗牌的结果是以交易形式产生一些抽奖券号码。^[55]在大部分情况下，她们采取了博弈论专家所说的最优策略，即背叛对方。她们根据保护自己不受欺骗并能够借机利用对方的原则选择出牌，与根据合作原则出牌相比，这样出牌会让双方都失去更多机会。不过，当实验参加者读过她那位匿名伙伴的一个私人便条之后，激起了对伙伴的同情心，她以合作原则出牌的比率从20%跳升到70%。在后面的实验中，另一组妇女进行“重复囚徒博弈”，这让博弈者有机会以自己的背叛来惩罚背叛的伙伴。对先行背叛的伙伴仍然报之以合作的次数只有5%。但是，如果预先让实验参加者对伙伴抱有同情心，她们就会更愿意宽恕，以德报怨的次数上升到45%。^[56]所以说，同情可以减少自相残杀式的对抗和得不偿失的报复。

在这些实验中，在一种情况下，同情是一个间接变量，由参加人与给定对象（比如伊莱恩）之间价值取向的相似性所决定；在另一种情况下，同情完全是内生的：研究人员在现场观察到实验参与者的共情反应有差异，有些人多一些，有些人少一些，无论原因何在。而理解暴力下降过程的关键是，同情是否可以由外生因素来左右。

前面说过，同情以及相伴随的负疚和宽恕主要发生在共生关系圈子中。因此，任何能够产生共生关系的东西，也应该能够产生同情。建立共生性的主要手段是引导人们合作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罗伯茨岩洞营交战的男孩子，最后协作将校车拉出泥潭。）很多解决冲突训练班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先是将冲突各方带进一种友善的氛围中，让他们有机会进行个人交流，然后交给他们一项共同任务，协商如何能够解决冲突。这些做法都能够激发相互同情，训练班通常要求学员进行变换视角为对方着想的训练。^[57]不过，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合作被强加在参与者身上，显然我们不可能让数十亿人加入有人指导的化解冲突训练班。

最有力量的同情外生触发器，所费有限且俯拾皆是，它就是人们在阅读小说、回忆录、自传和报告文学时产生的角色换位。那么，接下来的共情学问题是，读者对媒介的消费产生了换位思考，但是它是否真的带来了对作家、评论家和他们所描绘的群体的同情呢？巴特森的研究团队对此进行了实验，研究人员让实验参加者相信他们正在为大学广播站做市场调研。^[58]他们要对一个叫作“个人视角新闻报道”的新节目进行评估。这个新节目的宗旨是“超越当地新闻事件本身，报道事件对个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实验要求一组参加者“专注于广播的技术层面”,“客观地看待节目所讲述的事实”，不要被受访对象的感情影响；要求另一组参加者“想象受访人对事件的感受和事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人为地操纵换位思考以制造某种同情感。必须承认，这样的操纵很不高明：因为人们在读书和看新闻时，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但是作家都知道，如果能够引诱观众进入故事主人公的立场，他们就会满怀同情地追随他进入故事情节。所以，对想要成功的剧作家的最好劝告就是“整出个英雄，再给他找些麻烦”。应该说，真正的作品不需要向观众下指令，所谓感人的主角，就是说他能抓住观众的同情心。

第一组实验显示，换位思考产生的同情和伊莱恩实验中发现的同情一样真诚。^[59]实验参加者先是观看了对凯蒂的采访，凯蒂的父母在一起车祸中双双丧生，她只好承担起抚养年幼弟妹的责任。接着，实验参加者被告知，他们有机会做些小事情帮助凯蒂，比如照顾孩子，或者开车送她去一些地方。研究人员在志愿计划表上做了些手脚，或者让名单看起来已经有很多学生签名准备帮助凯蒂，以此制造同伴压力；或者让名单上只有两个名字，让实验参加者可以毫不羞愧地忽视凯蒂的困难。那些专注于报道技术层面的人只在有很多同学报名帮助凯蒂的时候才志愿提供帮助，而那些仔细听过凯蒂采访的人，不论是否有其他同学报名，都在志愿者名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对一个处于困境的人抱有同情是一回事，对一个人所代表的群体产生同情则是另一回事。读者是仅仅对汤姆大叔抱有同情，还是对所有的美国黑人奴隶都抱有同情？是仅仅同情奥利弗·特威斯特（Oliver Twist），还是同情所有的孤儿？是仅仅同情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还是同情所有的集中营受害者？在一项有关同情泛化的实验中，学生听到一位年轻女子朱丽讲述她车祸后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遭遇（在进行此项实验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找到艾滋病的有效治疗方法）。

是啊，你们可以想象，这真是挺可怕的。我是说，我每次咳嗽或者感到虚弱时，都会想，是不是到时候了？你知道，就是生命是不是开始衰竭了。有时候我感觉挺好的，但在我脑子的深处，有种恐惧一直在那里。任何一天都可能是走向死亡的（停顿）转折点。我知道——至少是现在——我没有生路。我知道他们在寻找治疗办法——我也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但是这一切真是太不公平了，太恐惧了，像一场噩梦。（停顿）我的意思是，我本来觉得自己刚刚才开始生活，突然，我马上就要死了。（停顿）这真叫人受不了。^[60]

稍后，当学生在问卷上填写对艾滋病人的态度时，换位思考的学生比仅做技术评估的学生有更强烈的同情心，这说明对一个人的同情确实可以扩展到对这个人所代表的群体的同情。但是，此处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换位思考所产生的同情效果受道德教化的规范，我们从实际生活中可以认识到，同情感不是天然的生理反射。朱丽承认，她因为整整一个夏天没有防护的滥交，才感染上了艾滋病。尽管那些换位思考者仍然对艾滋病患者这个群体怀有更大的同情心，但是对感染艾滋病的年轻妇女这个群体却没有太多同情了。以流浪汉为对象的实验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实验参加者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同情心对因疾病而陷于窘困的流浪者和因厌倦工作而流浪的人是不同的。

接着，心理学家研究团队继续拓展他们的实验，这次他们要看看人们对被定罪的谋杀犯能有多少同情心。^[61]没有人一定想要人们对杀人犯抱有温情，但是，对不值得同情的人怀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也许是反对残忍处罚和滥用死刑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想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点儿同情心，才产生了人道主义革命时期的刑罚改革。巴特森并没有到拿精神变态杀人狂来博取同情的地步，他很巧妙地编造了一个典型的常见凶杀案，杀人犯受到同样不讨人喜欢的受害人的挑衅。下面是“詹姆斯杀死邻居的故事”：

没过多长时间，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他把垃圾倒在我家后院的篱笆旁边。我在他家房子的侧墙上喷上了红漆。然后，他在我的车库放火，我的车还停在车库里呢。他知道那辆车是我的骄傲和欢乐。那真是我的宝贝，我把它收拾得好好的。我睡醒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可我的车毁了——彻底毁了！而他还在笑！我被气昏了——我没有喊叫；我一声都没有吭，但我浑身哆嗦，站都站不稳了。我当时就下了决心，他死定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的时候，我拿着猎枪，在他家的前廊上等着他。他又笑了起来，说我是个懦夫，说我没有胆子做任何事。但是，我做了。我向他开了4枪。他当时就在门廊上咽了气。警察来的时候，我还拿着枪站在那里。

（审讯员：你对做过的事情后悔吗？）

现在？当然了。我知道杀人不对，没有人——包括他在内，应该这样被杀死。但是当时我全部的想法就是不能饶了他——他必受报应，我不想再看见他。（停顿）我向他开抢的时候，心里感到很痛快、很轻松。我觉得自己自由了。不再愤怒，不再害怕，也不再仇恨，但是这种感觉也就有一两分钟吧。他才是得到自由的人，而我要在监狱度过余生了。（停顿）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对杀人犯詹姆斯本人，采取换位思考的学生比做技术评估的学生还是要多一点点同情，但对杀人犯这个群体，无论是换位思考还是技术观察，两组学生的态度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意料之中还有意外。一两周后，参加实验的学生突然接到一个有关监狱改造的民调电话。（打电话的人是乔装改扮的巴特森实验研究人员，不过没有学生想到这一点。）民调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对谋杀犯的态度，它与学生实验问卷上的问题极为相似。研究人员希望在这个时间间隔上，显出换位思考的效果。那些在一两周之前尝试站在詹姆斯的角度看问题的学生对谋杀犯明显抱有更大的同情。研究人员称所追踪的这种延迟影响为“睡眠者效应”。当人们突然接触到原来不为他们所接受但却能够改变他们态度的信息时，比如本案中对杀人犯怀有某种温情，他们意识到这种令人不快的影响，因此有意识地加以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心理防线松懈了，内心的变化开始浮现。此项研究的要点在于，听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设身处地地进入他的角色，即使这个人属于被人们极端厌恶的群体，人们还是会真诚地对他和他所属的群体抱有更多同情——即使不能在听到他的故事后立刻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一个人际交往密切的世界上，人们有很多渠道接触陌生人的故事，包括面对面的交流、媒体的采访，还有各种回忆录和自传。那么，虚构世界的那部分信息流——让观众心甘情愿遭受折磨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的影响又如何呢？听故事的愉悦来自听者进入角色，然后对比各种不同角色的立场，比如故事中其他人物的立场、讲故事的人的立场和读者自己的立场。小说是不是一条扩张共情的隐秘途径？乔治·艾略特在1856年的散文中为这一心理假说进行过辩护：

只有已经具备同情心和道德情操的人才能感悟理论和数字的感召力，但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展现的人类生活画面，可以让最平凡和最自私的人心动，让他们关切他们身外的世界，这或许可以叫作道德情操的原料。当司各特将我们带入走运佬马克雷白克特的小村舍，或者给我们讲述《两只鸽子》的故事；当华兹华斯向我们吟诵《苏珊的幻想》；当金斯利向我们展示奥尔顿·洛克如何可怜巴巴地凝望着大门，门外的大路通向他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树林；当霍农描画出一群清扫烟囱的人，就沟通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打破粗暴的排他性而言；他们的作品，超过了成百上千次布道和成百上千篇哲学论文。艺术最贴近生活，它让我们得以超越自身的局限，不断丰富我们人生的体验，不断扩展我们与同胞的交往。^[62]

当代历史学家林恩·亨特、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心理学家雷蒙德·马尔（Raymond Mar）和基思·奥特利（Keith Oatley）等人强烈主张阅读小说是共情扩展的主要途径，也是推动人道主义进步的力量。^[63]人们也许会认为，文学理论家会加入他们的阵营，全力证明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力量；而在这个时代，学生和资金居然纷纷弃文学而去。但是，许多文学理论家，比如《共情与小说》（Empathy and the Novel）的作者苏珊·基恩，对于阅读小说能够提升道德的建议甚至感到恼怒。在他们眼中，这种观点太庸俗、太功利、太低级趣味、太煽情、太奥普拉——太哗众取宠了！他们指出，阅读小说，迫不及待地看着书中反面人物倒霉遭殃，同样可以培养幸灾乐祸的情感。它可以强化对“另外那些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它甚至可能分流对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关注，将同情转向不存在的虚构受害者。他们还表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闹出一大堆实验室数据来显示杜撰的作品可以共情。马尔、奥特利和他们的合作者都证明阅读小说的人在共情和社交机敏度测试中得分较高，但是这种相关性不能说明到底是阅读小说让他们更富有同情心，还是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喜欢阅读小说。^[64]

如果虚构的体验不能产生真实体验一样的效果，那倒是让人觉得奇怪了，因为人们经常在自己的记忆中混淆两者。^[65]有几项实验说明小说确实可以扩展同情。巴特森所做的一项广播节目实验中有一个对瘾君子的采访，参加实验的学生分为两组，一组被告知这位瘾君子真有其人，另一组被告知是演员在表演。^[66]凡是被要求换位思考的听众都对瘾君子抱有更大的同情，不论他是真人现身还是演员表演（虽然在被告知是真实人物时，同情增多了些）。而在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手中，虚构的人物甚至能够比真人有更强烈的感染力。文学理论家杰梅扬·哈克穆尔德（Jèmeljan Hakemulder）在他的著作《道德实验室》（The Moral Laboratory）一书中说，在实验中，实验参加者阅读了事实相同但题材不同的作品。作品都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悲惨处境，他们或者是通过马里克·默克戴姆（Malike Mokkeddem）的小说《流离失所》（The Displaced）的主人公的眼睛接触事实，或者是通过冉·古德温（Jan Goodwin）的纪实报告《荣誉的代价》（Price of Honor）来了解情况。^[67]阅读小说的人比阅读纪实报告的人变得更加同情阿尔及利亚的妇女，因为他们更少将妇女的困境归咎于文化和宗教传统。这些实验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道主义革命的编年表恰好排在通俗小说流行之后，不完全是一种巧合：换位思考确实有助于扩展同情圈。

* * *

共情研究已经证明，同情可以推动真正的利他主义，对个体的遭遇换位思考所产生的同情可以扩展至个体所在的群体，这个个体甚至可以只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人们一直在揣测，是对人类苦难的感受，以及减轻其苦难的真挚愿望推动了人道主义改革，实验研究证明了这一猜测。正因为如此，对历史上多种暴力下降的解释必须考虑到换位思考的认知过程和同情感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这里所谈的暴力涉及有组织的暴力，例如残酷刑罚、奴隶制、滥用死刑；涉及日常弱势群体，例如妇女、儿童、同性恋、少数族裔和动物的虐待；还涉及杀人如麻的战争、征服和种族清洗。

同时，研究还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共情时代”或者“共情文明”作为解决我们问题的手段。共情也有它的阴暗面。^[68]

首先，当共情与社会的基本原则——公平相抵触的时候，它会危害人类的福祉。巴特森发现，当人们对身患重症的10岁小姑娘谢里产生共情后，他们选择让谢里跳过其他排队等候的孩子先得到治疗，尽管其他孩子的病情更重，已经等候了更长时间。共情在这里等于将其他孩子交给死亡和痛苦，仅仅因为共情者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故事。那些知道谢里的遭遇但没有对她产生共情的人，做出的决定反而更公正。^[69]其他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巴特森还发现，在公共品博弈中（成员向公库上交资源，公库获利后向成员进行再分配），博弈者可能对其他成员产生共情，比如读到报道说这位女子刚刚和男友分手了，于是将本应交给公库的资源转给这位女子；对公库贡献的减少，损害了所有成员的利益。^[70]

共情和公平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实验室的兴趣所在，在真实世界，它可能产生沉重的后果。如果一个社会的领导人和政府雇员对自己的亲族和密友产生共情，关切地向他们发放特殊津贴，而不是铁面无私地分配给陌生人，社会将因此陷于灾难。裙带关系不仅侵蚀警察、政府和企业的生命力，而且在家族和种族之间开启对生活必需品的零和竞争，这样的竞争必定走向暴力。现代组织的核心是承担抽象的委托义务，而这些义务超越所有的共情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作为谋求普世人类福祉的力量，共情过于狭隘。虽然有镜像神经元，但共情不是生理的自然反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泛起同情心。共情像开关一样，可以打开，也可以关上，甚至走向反面，它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怜可爱、容貌俊秀、亲族、朋友、相似的人或者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都可以激发共情。虽然共情可以通过换位思考向小圈子外扩展，但巴特森警告过，其扩展的余地非常有限，而且为时可能非常短暂。^[71]期望人类的共情梯度可以平展扩张、无限伸延，人们待所有的陌生人都如同家人和友人，这曾是20世纪的乌托邦梦想，它实际上要求对人性进行不切实际的压制，而压制的结果还未必如愿。^[72]

压制人性也是完全没必要的。扩展共情圈不等于说我们必须对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感同身受。没有任何人有这样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我们的共情可以勉强铺张开来，伸展向更远的人群，但这样肯定会导致情感不堪重负，怜悯心产生疲劳。^[73]《旧约》指示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新约》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但道德理性似乎应该是：爱你的邻居和敌人，因此不要去杀害他们。坦率地说，我不爱我的邻居，更不要说敌人了。所以，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不要杀害你的邻居和敌人，即使你完全不爱他们。

真正得到扩展的与其说是共情圈，不如说是权利圈——对其他生命做出承诺，不论这些生命与我们多么不同、多么疏远，都应该免于被伤害和被剥夺。在激发人们的良知，关切受歧视集团方面，共情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但光有这些良知的感悟是不够的。共情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在于它推动改变了决定社会如何对待这些团体成员的政策和规则。在历史上有些关键时刻，对生命价值的新感受很可能扭转精英的决策和大众的传统观点。但是，我们将在本书讨论理性的部分看到，要克服共情固有的狭隘性，非常需要抽象的道德讨论。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政策和规则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共情则成为非必需品。事实上，共情就像爱，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自制

自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奥德修斯将自己捆缚在桅杆上，蚂蚁储存食物时蚱蜢尽展歌喉，圣奥古斯丁祈祷“求主让我贞洁——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以来，人类就一直在为自制而挣扎。在当今世界，自制成为越来越紧要的美德，因为我们已经驯服了自然的灾难，我们的痛苦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我们暴饮暴食、抽烟、聚赌、透支信用卡、轻薄滥情，沉溺于海洛因、可卡因和电子邮件不能自拔。

暴力也是一个自制力的问题。研究人员罗列了长长的暴力风险因素，包括自私、羞辱、嫉妒、部落偏见、挫折感、拥挤、热天气以及雄性。当然，世界上大致有一半的生命是雄性，我们都被羞辱过，都有嫉妒心，都遭遇过挫折，或者都在还没出拳时就已经被吓出一身冷汗。无处不在的凶杀幻想也说明，我们不能消灭暴力的诱惑，只不过是学会了抵制这种诱惑而已。

现代欧洲的凶杀率下降到中世纪欧洲的1/30，自制力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历史性趋势的最主要因素。我们讲到过诺贝特·埃利亚斯有关文明进程的理论，国家权力的巩固和商业的发展不仅扭转了激励机制，让人们放弃了强盗生意；它也向人们不断地灌输自制伦理，终于让克制和得体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人们控制住自己不再在衣橱里小便，不再在公共场合性交，不再在餐桌旁放屁，不再抱着骨头大啃，啃到一半又把骨头放回到菜盘子里的同时，也控制住自己不再在餐桌上互相动刀子和互相割掉鼻子。在荣誉文化中，受到羞辱立刻施以报复的人受到尊敬，而在尊严文化中，能够克制自己的冲动的人才值得尊重。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和去殖民化后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暴力增加的同时，人们也不再珍视自制力，长者不再遵纪守法，年轻人更可以肆意妄为。

缺乏自制也会带来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很多愚蠢的战争和动乱的起因都是领袖或社群对某人某事大肆鞭挞，其实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已经对自己的出言不逊而感到后悔。这里列举两个典型的实例：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后，美国非裔在自己的社区放火抢劫；2006年，真主党发动一次袭击之后，以色列彻底摧毁了黎巴嫩的基础设施。^[74]

在本节中，我将以在前一节探究共情是否支持扩展同情圈的方式，从科学的角度探讨自制力，论证它是否支持“文明进程论”。文明进程论，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和自我理论，对人类的神经系统做出了若干非常明确的说明，我们将逐一进行检视。大脑里是否确实存在一个冲动和自制的竞争系统？对于人类的种种恶习，从暴饮暴食到滥交再到拖延症，从小偷小摸到严重侵犯，自制力是不是驯服它们的唯一力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个人是否有办法增强自己的自制力？自制力的调整是否能够遍布全社会，从而改造社会的特性，形成新的自我约束？

* * *

让我们先来理解自制力这个概念，以及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理性的，在什么情况下是非理性的。^[75]首先，让我们撇开纯粹的自私自利，即损人利己，我们要观察的是自我放纵，即为了自己眼前的愉快而给自己带来长期的伤害。事例不胜枚举。今天的美食，明天的脂肪；今天的尼古丁，明天的癌症；今天歌舞狂欢，明天要付乐师的账单；今天性交，明天怀孕、得性病或者嫉妒；今天大打出手，明天就生活在瓦砾之中。

及时行乐并不一定是非理性。说到底，星期二的你和星期三的你相比，不会因为在星期二吃了一块巧克力就缺点儿什么。相反，星期二的你可能因此更有价值。如果那块巧克力足够大，帮你填饱肚子，星期二吃了它让你不再饥肠辘辘，而把它留到星期三，则意味着你星期二可能要挨饿。再说，你克制自己在星期二享用这块巧克力的欲望，但你可能当晚长眠不醒，无论是星期二的你，还是星期三的你，都永远没有机会享用这块巧克力了。最后，你将巧克力藏起来，它还有可能变质，也可能失窃，反正让现在的你和将来的你都尝不到一点儿甜头。

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价值，及时行乐也是有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借出钱，一定要收取利息。明天的1美元比今天的1美元价值要低（即使我们假定没有通货膨胀），利息就是我们给两者之差决定的价格。人们按照单位时间内固定利率计算利息，也就是说，它是利上加利，或者叫作呈指数增加。利息补偿了人们在收回本金之前，随着时间的流逝本金所失去的价值，这种贬值也呈指数形态。为什么会呈指数变化呢？每过去一天，你都有可能死亡，借款人也可能逃匿或者破产，你可能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这笔钱财了。而每过去一天，发生这些不幸事件的概率就增加一点儿，你要求的补偿也因此相应地翻番。至于享乐，对理性人来说，如果必须在纵情今朝还是快乐明天之间做决定，那么，只有在明天的快乐呈指数放大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快乐明天。换句话说，是理性人，就应该对未来打折扣，以放弃某些第二天打了折扣的快乐为代价，享受一下今天的快乐。为了能够在90岁的生日晚会上挥霍一把，而让一个人节衣缩食一辈子，这可太没有意思了！

只有在我们过分忽视未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将未来的自己过分贬值，以至于在未来的自己还可能活着享受储蓄的时候，已经将储蓄挥霍一空时，这时的自我放纵才成为一种非理性。在数学意义上，有一个最佳未来折现率，亦即最佳利率——它计算了人的预期寿命，保有储蓄的可能性，你的资源最多能够维持多少时间，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比如年富力强的时候和年老体衰的时候），你能享用的资源。“吃喝玩乐吧，反正我们明天都是要死的”这个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肯定我们明天就会死掉。但是，如果我们还有明天，而我们却像没有明天一样暴饮暴食，那就是非理性的。过度的自我放纵，缺乏自制，是让我们自己的未来过度贬值，等于是为我们放弃的某些快乐索取过高的利息。没有任何合理的利息率，能够让我们20岁时抽烟的快乐与50岁时癌症的痛苦等价。

当今社会人类缺乏自制力的行为，大多来自折现未来的意识，而这个意识很可能是在史前时代就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当时我们祖先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的寿命很短，也没有多少储备手段能够应付数年之后的需要。^[76]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当人们只能听天由命的情况下，他们为退休所存的积蓄非常之少，仿佛总是觉得自己活不了几年了。^[77]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人提出了“自由意志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理论，其依据正在于此。他们提出政府应该——在人民的同意之下——在人民的现在和人民的未来之间实行倾斜性政策。^[78]实例之一是将加入退休金计划作为工资单上的一项自动预置，让人们选择退出计划，而不是让人们选择加入计划。另外一个实例就是将销售税转嫁到最不健康的食品上。

但是，意志软弱的表现还不仅是过分地无视未来。如果我们只是将未来的自己过度贬值，我们也许是做了不利的选择，但是这些选择不会随时间的推移和其他可能性的流逝而变化。如果我们内心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大声喊叫说“立刻上甜品”，这个声音完全淹没了小声嘟囔的“脂肪脂肪”，那么，不论是在5分钟内拿到甜品，还是在5个小时内拿到甜品，结果都是一样的。但在现实中，人们的偏好可以随着对象是否立等可取而变换，这种现象也称为“近视贴现”（myopic discounting）。^[79]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填写次日早餐的订单，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无脂酸奶加水果，但如果是站在自助早餐的食台前，我们却会挑选煎五花咸肉和牛角酥。许多实验显示，很多生物都有同样的倾向，即在两个遥远的收益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宁愿选择较大的收益，即使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比如，如果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在一个7天内得到10美元，第二个是在8天内得到11美元，你会选择第二个。但是，如果两个选择近在眼前，人们就会失去自制力，偏好发生变化，我们会选择立刻到手的好处，哪怕分量小一些，而放弃还要等待更长时间的那个好处，哪怕它的数量会大一些：就是今天，10美元！宁愿今天立刻到手10美元，也不想等到明天拿11美元。对单纯的贴现未来而言，只要贴现率合理，选择贴现就是合理的，但近视贴现与此不同，近视带来的偏好逆转，绝对没有理性可言。而所有的生物都是近视的。

喜欢数学思维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用数学解释近视偏好反转，他们认为，生物进行的是“双曲线贴现”（hyperbolic discounting），而不是更理性的指数贴现。^[80]当我们为自己的未来计算折旧的时候，并不是在必须等待的每个单位时间内，将回报的主观价值重复乘上一个固定的折旧率，即第一步是为折扣原值的一半，然后折旧1/4、1/8、1/16等等，而是用递减折旧率计算每个时间单位的主观原值，即表现为首先是原值折扣一半，然后是1/3、1/4、1/5，以此类推。在定量表述之外，我们还可以更直观和定性地表述这个观点。双曲线是一条有一个突凸的曲线，如同一条陡直下降的曲线和另一条几乎平缓的曲线焊接在一起。而指数曲线则像是一条斜率不变的平滑下降的滑雪道。这一数学解释和心理学对近视贴现的解释相一致，有心理学理论认为近视贴现来自大脑的两个系统，一个系统处理当下的享受，另一个处理遥远的或者完全假想的享受。^[81]托马斯·谢林这样说：“有些时候，人们的行为仿佛他们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想要一个干净的肺，长命百岁，另一个自我则酷爱烟草；或者一个自我想要身材苗条，另一个则喜爱甜食；或者一个自我想要阅读亚当·斯密来提高自己……另一个只想看个电视上的老电影。”^[82]弗洛伊德关于本我和自我的理论，以及俗话说的人类的过失是身体内有小魔鬼在捣乱的结果（“我真是中了邪了”），都是对自制力如同脑子里有小人在打架一样的直觉描述。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和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以孩子为对象进行了近视贴现的实验研究，他让孩子们在立刻得到一颗棉花糖和15分钟后得到两颗棉花糖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他们认为，即刻享用的渴望来自大脑的“热系统”，而等待的耐心来自“冷系统”。^[83]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大脑的冷热两个系统的轮廓：大脑的边缘系统（图8-2显示了这一系统的主要部分）和脑额叶部分（见图8-3）。边缘系统包括愤怒回路、恐惧回路和优势回路，它们从中脑穿过下丘脑直到杏仁核；属于边缘系统的还有受多巴胺驱动的寻求回路，它从中脑穿过下丘脑到达大脑纹状体。两条路径均与眶额皮层和脑额叶有双向的联系，而眶额皮层和脑额叶调控着这些情感回路的活动，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我们能否说，自制是大脑的边缘系统和脑额叶之间的一场拔河赛？

2004年，经济学家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和乔治·罗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心理学家萨缪尔·麦克卢尔（Samuel Mc-Clure）和神经成像专家乔纳森·科恩组成的课题小组试图通过两个大脑系统之间的较量解释近视贴现之谜。他们将两个系统命名为“边缘蚱蜢”（limbic grasshoper）和“脑额叶蚂蚁”（frontal lobeant）。^[84]参加实验的人躺在扫描仪下对两笔奖赏进行选择，比如说，或者很快可以得到5美元，或者等几个星期得到40美元。研究人员想知道，大脑对于“在立刻拿到5美元2两周后拿到40美元之间选择”与“2周内拿到5美元和6周内拿到40美元之间选择”的处理是否不同。答案是，确实不同。在唾手可得的满足感面前，立刻满足的可能性让实验对象的大脑纹状体和内侧眶额皮层部分闪闪发亮。而两种选择都会让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发亮，脑额叶的这个部分负担较冷静的更有意识的信息。更妙的是，神经成像专家可以清晰地读出实验对象的想法。当他们的侧前额叶皮层比边缘系统更活跃的时候，他们抗住诱惑，选择延迟但更大的收获；当边缘体和侧前额叶同样活跃甚至更活跃的时候，他们屈服于眼前的诱惑，选择尽管数量较小却可以最快到手的收获。

如图8-3中前部发达的大脑显示，前额叶包括许多部件，构造复杂，它们涉及多重自制功能。^[85]前额叶的最后端，即连接顶叶的部位，就是所谓的运动神经，它控制全身的肌肉。紧挨在运动神经前面的是运动前区，承担组织运动指令，形成更复杂的运动形式；人们最早就是在这个区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在这个区域之前的部位被称为“前额叶皮层”，它包括我们已经反复提及的背外侧、眶额/腹内侧皮层区域，以及左右两个大脑顶端的额极。额极有时候也被称为“前额叶之前额叶”，当人们选择放弃即刻但较小的收获，追求延迟但更大的收获时，额极连同背外侧皮层特别活跃。^[86]

与那些把自己的学生塞进扫描仪的科学家相比，对前额叶与自制力之间关系的新发现，丝毫没有让传统的神经病学，即那些治疗脑伤的神经科医生感到惊讶。很多脑外伤病人的病因都是过度折扣了自己的未来，开车不系安全带，或者骑摩托车不戴头盔。为了早一秒钟上路，或者为了风撩头皮的快感，他们放弃了未来的更大收益——免于事故，保住自己的前额叶完整无损。这笔交易实在太不划算了。据说，前额叶受伤的病人都变得刺激驱动。他们看见梳子，会立刻拿起来梳理自己的头发；只要眼前有食物，就忍不住要向嘴里送；让他们冲澡，不去叫他们出来，他们就会一直站在淋浴喷头下面。完好的前额叶是人们摆脱刺激性控制的前提，它负担着让人们的行动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和计划的功能。

当头部受到硬物撞击，前额叶与颅骨发生冲击后会受到严重损伤。在美国铁路工头菲尼亚斯·盖奇遭受的意外中，一根钢钎扎穿了他的眶额皮层和腹内侧皮层，但没有伤及外侧和最前端的部位。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前额叶的不同部位涉及不同的自制力。盖奇的记录显示，他丧失了“智能和动物本能之间”的平衡。今天的神经学家也认为，眶额皮层负担着协调情感和行为的主要功能。眶额皮层受损的病人变得冲动，不负责任，不能集中注意力，社交失态，有时候甚至变得暴力。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认为，这种病状的症结是病人对情感信号缺乏敏感。他证明，这些病人在牌桌上出牌的时候，无论输赢概率，他们都不会冒冷汗，而正常人在输钱风险特大的时候，都会有紧张冒汗的体验。^[87]这种情感驱动的自制——我们将之称为忧患（apprehension）——有着古老的进化历史，哺乳动物如老鼠都有非常发达的眶额皮层（见图8-1）。

但是，还存在着更冷静的、规则驱动的自制力，前额叶的外层和最前端部位承担这类自制力的调控，这部分大脑主要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才出现的。^[88]我们已经看到，当涉及在两个延后的享受之间进行选择时，以及是在扳动脱轨车厢的行车道岔撞死1名工人，或者任车厢留在原轨道上撞死5名工人之间进行选择时，背外侧额叶皮层负责对成本收益进行理性计算。^[89]额极在指令链上居于更高的地位，人类的生活充满各种欲求之间的竞争，神经科学家认为额极让这些竞争顺利地展开。^[90]每当我们同时面临多重任务，探索新的问题，恢复中断的话题，或者每当我们在梦想和专注现实世界之间进行切换的时候，额极开始活跃介入。额极让我们能够分神关注一个杂念，然后又跳回原来正在进行的工作，就像我们有时候因为缺少一味原料中断烹饪，跑到商店买回作料后再接着烹炸煎炒。神经科学家艾蒂安·克什兰（Etienne Koechlin）对前额叶的功能做了这样的总结：它最后端的部位负责对刺激做出反应；侧额叶负责处理故事的背景环境，额极则专注于故事的主要情节本身。具体说，当电话铃声响起，我们拿起电话，这是我们对刺激做出反应。如果我们是在朋友家中做客，我们会任凭电话铃声一直响下去，直到主人自己拿起电话，这是我们对场景进行回应。如果我们的朋友正在洗澡，告诉我们替他接一下电话，这是我们对具体的情节做出反应。

这几个层次的自制力发生故障时，就会导致冲动型暴力。拿对儿童进行粗暴体罚来说，反对暴力已经是现代西方的父母固有的准则，他们对打孩子这样的想法几乎会产生生理反感，这可以说是眶额皮层做出的反应。其他时代和其他文化下的父母（比如那些会对孩子说“等你爸爸回家再说”的母亲）也许会根据孩子捣蛋的程度来调整自己对打孩子的态度，比如孩子是在家中闯祸还是在外面闯祸；如果是在家里调皮，当时家中是否有客人在场。自制力比较弱的父母，或者认为孩子的行为让他们无法容忍的父母，有可能大发雷霆，就是说他们大脑内的愤怒回路挣脱了前额叶的控制，将孩子痛揍一顿，下手之重，这些父母自己事后也会后悔莫及。

艾德里安·雷尼以前曾经发现，精神变态者和冲动型杀人犯或者眶额皮层部位很小，或者反应迟钝。他最近又进行了一项神经成像实验。实验证明，来自边缘系统的冲动和来自前额叶的自制力出现失衡会导致暴力。^[91]他对一群殴打妻子的丈夫进行了脑扫描，让他们看一些带有负面情感色彩的单词印刷图片，例如愤怒、仇恨、恐怖和惧怕等，告诉他们尽量忽略单词的含义，只要指出单词的印刷颜色 [此类测试注意力的方式被称为“叫色测试”（Stroop task）]。家暴男子在指出颜色的时候反应迟缓，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内心充满激愤，对负面情感词汇超级敏感。正常人可以毫不延迟地指出印刷字体的颜色，完全不受词汇含义的影响；与这些正常人的大脑相比，家暴男子的边缘系统（包括脑岛和纹状体）更加活跃，而背外侧额叶皮层则比较迟钝。我们可以猜测在冲动型攻击者的大脑中，来自边缘系统的进攻性冲动较强烈，前额叶操控的自制力却较弱。

* * *

当然，大多数人都不是极端缺乏自制力，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曾卷入暴力行为。但即使在非暴力的大多数人中，也有些人的自制力强过另外一些人。除了智商之外，没有其他特质比自制力更能预示一个人的健康和成功了。^[92]沃尔特·米歇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推迟享受进行了实验。在实验中，他给孩子们两个选择：立刻得到一颗棉花糖，或者等一会儿得到两颗棉花糖。他一直追踪着这些参加实验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93]10年之后，对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再次进行实验的结果证明，在棉花糖实验中显示出较强意志力的孩子，青春期调整顺利，SAT（学业能力倾向测验）分数更高，在校就读的时间更长。十几二十年后，这些孩子已经进入成年，那些有耐心的孩子，成年后很少服用可卡因，有更强的自尊心，人际关系更好，懂得如何应对压力，很少有边缘型人格障碍问题，有更高的学位，挣钱也更多。

其他对样本更大的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成年人都能做到为两颗棉花糖多忍耐一会儿，但是我们也看到，面对“是今天拿到5美元还是等两周之后拿40美元”时，他们同样遇到了挑战。莱布森、克里斯托弗·查布里斯（Christopher Chabris）、克里斯·柯比（Kris Kirby）、安杰拉·达克沃思（Angela Duckworth）、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其他人进行的研究也发现，那些选择延后但是更大回报的人，也是学习成绩更好、体重更轻、抽烟少、锻炼多、每个月都付清信用卡账单的人。^[94]

鲍迈斯特和他的合作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测度自制力。^[95]他们让大学生对下述这些句子进行评级来暴露自己的自制力：

我有抵御诱惑的能力。

我心里想什么都忍不住要说出来。

我从来不会失去自制。

我总是随心所欲。

我太容易发脾气。

我守不住秘密。

如果我行动前能停下来想一想就好了。

我太贪玩了，经常因此不能完成工作。

我总是很准时。

研究人员对评级中迎合社会偏好的倾向进行校正，将各种反应综合为一个测度习惯性自制力的单一指标。他们发现，得分高的学生往往学习成绩好，很少有饮食失调问题，较少饮酒，较少有身心病痛，很少精神紧张、抑郁、恐惧和偏执，有较强的自尊和良知，与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有稳定的朋友，较少发生事后后悔的性关系，不太能够想象自己婚姻出轨欺骗配偶，较少有“发泄”或者“出气”的需要，更多感到愧疚，但很少感到羞耻。^[96]有自制力的人更能够替他人着想，虽然他们具有同样的同情心，但他们对他人困境的反应不会太紧张。通常认为，那些自制力太强的人紧张、压抑、神经质、不善交往，强迫症人格，性心理停留在性心理发育阶段。但事实与此相反，研究人员发现，人们的自制力越强，他们生活得越好。自制力评级最高的人心理也最健康。

自制力弱的人是否容易行使暴力？至少有间接的证据显示答案是肯定的。第3章中我们谈过的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森（Michael Gottfredson）、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詹姆斯·Q.威尔逊和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所推崇的犯罪理论，即犯罪的人也是自制力最弱的人。^[97]他们总是经受不住眼前来路不正的小诱惑，不肯等待需要长期诚实耕耘的果实，比如远离监狱。暴力型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往往有违反校规的历史，他们很容易卷入证明他们缺乏自制力的各种麻烦，比如酒驾、吸毒酗酒、事故、考试不及格、滥交、失业，以及一些非暴力的犯罪，比如盗窃、破坏他人财产和偷车。许多暴力犯罪都属于典型的冲动型。一个人本来只是要到店里买包香烟，结果却头脑发热掏出枪抢劫了收银机，或者受到某人的谩骂或侮辱，拔出刀捅死了挑衅者。

为了说明这一理论的普遍意义，我们必须能够表示心理学上的自制力与犯罪学上的自制力两个概念相符合；前一个概念以选择即时的小报偿或选择未来的大报偿来衡量，或者以自我冲动评级来衡量，而后一个概念以实际发生的暴力为量度。米歇尔检测了城市初中里的孩子，他发现那些能够为得到更多巧克力糖豆而等候更长时间的孩子，更少卷入打架或与同伴发生冲突。^[98]很多对老师给学生评语所做的研究证实，在老师眼中，冲动的孩子往往具有较强的进攻性。^[99]心理学家阿夫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泰里·莫菲特（Terri Moffitt）做过一项特别富有信息量的研究，他们对新西兰但尼丁市1972年和1973年出生的全部儿童进行追踪。^[100]在3岁时被鉴定为“低度控制”（undercontrolled），即冲动、焦躁、抗拒性、不能集中注意力和情绪波动的儿童进入21岁后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高很多。（这项研究没有区分犯罪是不是暴力犯罪，但对同一样本进行的后续研究显示，暴力犯罪与非暴力犯罪高度相关。）^[101]导致这些人高犯罪倾向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在于他们对行为后果的预期非常不同。根据他们对问卷的回答，控制力低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连续犯罪后被抓获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还认为违法行为被发现后失去亲友尊重的可能性也很小。

青少年时期是自制力不断增长的时期，他们选择放弃眼前的小甜头，得到未来更大报偿的意愿越来越强烈，这种变化影响到青少年的犯罪轨迹。产生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大脑的发育成熟。20岁之前，前额叶皮层的各种连接尚未完成，外侧和额极区是大脑中最后发育成熟的部位。^[102]但是自制力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自制力是导致行为不端的唯一原因，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麻烦应该越来越少，而事实并非如此。暴力不仅和自制力有关，而且和行使自制力的欲望有关。^[103]青春期也是被称为“寻求刺激”（sensation-seeking）冲动发生涨落的年纪，这一冲动的动力来自大脑中寻求回路的活动。其活跃程度在18岁时达到峰值。^[104]受睾丸素支配的雄性间竞争在青春期也处于上升状态。^[105]虽然20岁左右的年轻人的大脑前额叶开始成熟，但对感官刺激和竞争的追求很可能压倒自制力的增长，让年轻人表现得更加暴力。长期而言，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年轻人终于明白追求刺激和竞争要付出代价，而自制则带来收获，此时自制力才会占上风。青少年犯罪的弧线是这几种动能合力的结果。^[106]

所以，自制力从幼年起就是表现人和人之间差异的一种稳定的特质。至今还没有人对双胞胎和领养儿童进行过自制力行为研究，例如孩子面对棉花糖的诱惑以及其他对成人的类似标准实验，而探讨自制力的遗传性非常需要有这样的研究。不过，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自制力和遗传有关，因为差不多每一种心理特质都具有部分遗传性。^[107]自制和智力具有某种相关性（在-1和1的区间内，相关系数为0.23左右），两个特质都依赖于大脑的同一部位，虽然依赖的方式不完全相同。^[108]智力本身与犯罪高度相关——比较迟钝的人既更多地行使暴力，也更多地成为暴力的受害者，虽然我们无法证明高自制力到底是高智力的结果，还是高智力的原因，这两个特质对非暴力各有其作用。^[109]说明自制力具有遗传性的另一个线索是，以缺乏自制、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此病症也与违法乱纪和犯罪有关联）为代表的症候属于遗传性非常强的人格特质。^[110]

就我们目前所知，缺乏自制力走向暴力的证据所证明的是相关性。因为人们发现，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缺少自制力，而这些人也更容易行为不端、发怒和犯罪。但是，相关性不能证明因果。自制力弱的人更倾向犯罪也许是因为他们智力不高，或者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太糟糕，或许他们还有其他一些宏观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某一个因人而异的特质无法解释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暴力水平发生了变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证明个人放松自制会产生什么样的暴力结果。我们还必须能够证明，人民和社会能够不断地培养自制力，以此制约暴力。下面，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这些此前没有留意到的关系。

* * *

一个人和一种欲望做斗争，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许多有关自制的成语和词语都表现出自制是一种力量，比如意志力、毅力、意志坚强和自我抵制。语言学家勒·塔尔梅（Len Talmy）已经说过，有关自制的词语均来自与力量有关的语言，仿佛自制力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小人，正在与顽强的对手进行肉搏。^[111]我们在语言中使用同样的句型说萨莉强行推开了门和萨莉强迫自己继续工作，比菲控制住自己的狗和比菲控制住自己没有发脾气。还有很多概念隐喻，比如“自制就是力量”。人们发现这一隐喻实际上有着神经生物学的真实依据。

鲍迈斯特和他的合作者在一系列出色的实验中证明，自制就像是人体的肌肉，会变得疲劳。让我引用他们的一篇论文中方法论部分的片段，这些文字翔实地说明了他们的实验过程：

实验参加者报名参加一项有关味觉的实验。研究人员为每一名参加者安排一次个人测试时间，要求参加者在测试之前少吃一顿饭，保证三个小时之内不能吃任何东西。

研究人员在实验参加者到达之前精心布置了实验场地。一个小烤箱里烘烤着巧克力饼干。整个房间弥漫着新烘焙糕点的诱人香味。实验参加者落座的桌子上摆着另外两种食物，一盘是巧克力饼干配着巧克力糖，还有一碗红白小萝卜。^[112]

主题故事是，这是关于感觉记忆的实验，参加者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味道中的一种进行体验，一小段时间后，回忆味道的品质。研究人员告诉一半的实验参加者吃两三块饼干，告诉另一半实验参加者吃两三颗小萝卜。做完说明后，她离开房间，从单向视窗后观察实验对象，确认他们没有违规。论文中有如下记载：“他们中有些人明确地表现出对巧克力的兴趣，不过只是眼馋地看着盘子中的巧克力，有几位甚至拿起巧克力饼干闻了闻。”然后研究人员告诉他们，为了测试味觉记忆，他们要坐在那里等候15分钟。在这段时间，他们做用铅笔描画几何图形的解谜游戏，游戏要求是描线不得重复，铅笔不能离开纸面。为了增加心理压力，研究人员给实验对象的都是些无解的游戏题，旨在测试他们在放弃之前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品尝饼干的人在游戏上投入18.9分钟，进行了34.3次尝试，而吃小萝卜的人在游戏上花了8.4分钟，进行了19.4次尝试。可以说，吃小萝卜的人在抗拒饼干诱惑上消耗了太多精力，以至于没有更多的耐心尝试解谜了。鲍迈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自我消耗（ego depletion），这里的自我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自我，即控制激情的自我意识。

这项研究受到很多争议：也许吃萝卜的人只是感到沮丧，或者气愤，或者情绪不佳，或者就是饿了。但是鲍迈斯特的研究团队逐一回应了这些批评，随后10年不断积累的大量实验证明，从事任何需要一定毅力的工作，都会妨碍同时完成另外一项也需要毅力的工作。下面是几项消耗自我的工作：

.说出一个颜色词的印刷颜色（比如蓝色印刷的“红”字），不要受颜色词本身的影响（即“叫色测试”）。

.两个相邻的屏幕，一个上面播放一出喜剧录像，实验参加者被要求不要注意喜剧，集中注意力跟踪另一个屏幕上移动的方格，就像玩猜豆子游戏。

.就“为什么应该涨学费”写一篇具有说服力的演讲稿。

.写一篇散文，描述一个胖子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但要不落俗套。

.看电影《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t）中德博拉·温格在死前和孩子道别的场景，但不能表现出任何感情。

.让一个有种族偏见的人长时间地与一位美国非裔谈话。

.写下脑子里所有的念头，同时不能想起北极熊。^[113]

下面是人们丧失意志力的结果：

.在用手挤压一杆把柄的同时做拼字游戏，或者看着一部绝对无聊的电影——片子的全部内容就是桌子上放着一只盒子，人们会在较短时间里提出放弃。

.在味觉实验中品尝了一勺冰激凌之后，违背自己的节食规则，吃了更多的冰激凌。

.在品酒实验中多喝啤酒，尽管马上就要参加模拟驾驶考试。

.在拼字游戏中无法克制性意识，比如将“NISEP”这5个字母拼成“penis”（阴茎），而不是“spine”（脊椎）。

.无法在教别人打高尔夫球推杆入洞的同时和另外一个人谈话。

.在看到让自己心动的手表、汽车和游艇的时候，出价超过原来的预算。

.在参加有关口香糖、糖果、玉米薄脆片或者和纸牌游戏有关的研究中，每当有研究人员调皮地减价推销这些东西，实验参加者往往将刚刚挣到的小钱花个精光。

通过设定不同的控制条件，心理学家可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比如疲劳、难度、情绪和缺乏自信。测度的唯一共性是需要多大的自制力。

这项研究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自制力可以掩盖个体之间的差异。^[114]所以，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文化诋毁节制和自制力，同时抨击社会的一致性，大家推崇的口号是“做你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但是社会所坚持的只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自制完成这件事情。如果自制让个性扁平化，我们也可以预测，一旦自我消耗殆尽，个性会反弹回来。而这正是鲍迈斯特的研究团队所发现的一个现象。在“品尝冰激凌实验”中，在事先没有提醒实验参加者注意克制自己的情况下，节食的人和饮食正常的人吃下相同分量的冰激凌。但在意志力被消耗的情况下，节食的人会吃下更多冰激凌。“自我消耗”凸显出的个体差异还包括偏见水平不同的人固守成见的程度不同，酒鬼和饮酒适度的人在实验中喝下的啤酒数量不同，以及羞涩的人和开朗的人持续聊天闲扯的时间长短不同。

鲍迈斯特的小组还证实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人——特别是男人，在控制性欲方面需要调动意志力。^[115]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评估了两个人在发生一夜情式的随意性交之前，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情感接近程度。不仅个体之间有差别，男女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伍迪·艾伦影片中的一段对话可以作为对这一差别的写照：黛安娜·基顿说，“我相信，没有爱的性体验毫无意义”，伍迪·艾伦回答，“是的，但是没有意义的体验也是体验，而且是最好的体验之一”。在此项研究的实验参加者中，研究人员先让一半的人经受了自我消耗——根据不断变换的规则玩串字游戏，然后告诉所有人，让他们想象自己本来正与某人发展着浪漫关系，但是突然发现自己和另一位极具魅力的异性在酒店房间里相会。接着，研究人员询问他们是否想象自己屈服于性的诱惑。不论是否经受过自我消耗，凡是认为没有爱的性关系毫无意义的人（不分性别）都想象自己会抵制诱惑。但是，对那些接受一夜情式性关系的人来说，瞬间的意志软弱则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如果他们刚刚经过自我消耗，他们中很多人会想象自己屈服于诱惑。

两性之间在此问题上有巨大的差别。当人们意志力旺盛的时候，男女之间没有区别，两性都抗拒想象的不忠；当人们的意志力被消磨之后，女性仍然继续拒绝欺骗，而很多男子开始想象自己出轨。有些人认为自己意志力强，有些人则认为自己没有多少自制力——这里不考虑短暂的自我消耗，对这两类人进行的简单分析，也说明风流需要自制。在自制力强的人中，不论男女都不能想象自己欺骗伴侣，但在自制力弱的人当中，男性则想象自己会出轨。失去了自制力的羁绊，男子的行为更符合演化心理学对他们的估测。

鲍迈斯特和盖略特（Gailliot）继续推进实验，目的是探究自制力对真实的——不是想象的——性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们邀请成双成对的伴侣进行实验，这些人或者是已经有相当长的性关系，或者是刚刚开始他们的性关系；研究人员将他们分开，然后分别进行自我消耗（要求他们在嘈杂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观看一部非常无聊的电影）；再让他们相聚，研究人员似乎有事要离开实验室几分钟，给伴侣一点儿能够互相亲昵的时间。出于礼貌，研究人员既没有对这些伴侣进行录像，也没有从单视镜背后进行观察，他们只是要求每个人自己在一个简短的报告里描述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经验丰富的伴侣即使经历了自我消耗，仍然能够避免身体接触，仿佛性已经从激情变为家常便饭。但是自我消耗后的新情侣则克制不住进行身体亲热。根据他们写下的报告：“他们长时间地湿吻，互相抚摸（比如臀部和女性的胸部），甚至掀开衣服暴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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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明进程理论，在中世纪欧洲，自制匮乏之下是各种形式的放纵，包括邋遢、暴躁、放荡、粗鲁、无视未来，以及最糟糕的一项放纵——暴力。对自制力的研究证明，自制作为一种意志力可以克制大部分放纵行为，但我们还需要证明，暴力也是可以被克制的放纵。我们已经知道，自制力弱的人更经常卷入吵架斗殴和寻衅滋事。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实验中通过操纵自制力释放出人性中的这头野兽呢？

谁也不想把实验室闹得天翻地覆，于是鲍迈斯特想到了辣味调料。他征求饥肠辘辘的实验参加者进行品尝食品和书面表述之间关系的研究。^[116]他们要指出他们最喜欢的味道和最不喜欢的味道，写一篇短文表达他们对堕胎的看法，评判一位伪装的实验参加者的短文，再评判一种食品的滋味，最后阅读一篇同伴对自己短文的反馈。在品尝测试中，一半人必须品尝甜面包圈的滋味、口感和香气，另一半人品尝小萝卜的滋味、口感和气味。就在实验参加者将食品塞进嘴里那一刻，研究人员喊叫起来：“等等！对不起，我可能搞错了。这可能不是你的样品，请不要再吃了。我要去问问下面应该怎么办。”说罢他离开房间，让实验对象一个人和面包圈、小萝卜一起待上5分钟。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关于自制力的有效实验，请看下面几段摘自书面报告的文字：

实验参加者：40名本科生参加了此项研究。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一定的学分。其中7个人的数据完全无效，不能做分析之用，原因是有4个人对同伴的反馈表示怀疑，另外有3个人则是因为不顾指示吃掉了整个面包圈。

参加者接着读到实验同伴对自己短文的反馈，当然都是些尖酸刻薄的评论。同时他们也了解到评论者的味觉偏好，即是否喜欢辛辣食品。接下来，研究人员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为同伴准备一份点心，原料是一包薯条和一罐辣酱，辣酱瓶子上明显标注着“辣”。研究人员在学生离开之后，通过瓶子里剩余的辣酱来测量这位学生使用了多少辣酱。参加实验的学生同时被要求为自己的情绪，包括愤怒的程度评级。那些失去了就要到嘴的面包圈的学生，丧失了自制力，尽管还没有疯狂，但的确进行了反击。在为尖刻的实验同伴准备的薯条里，他们倒上的辣酱比一般人要多62%，他们实在是无法克制报复的冲动。如果你有机会折磨一个嘲笑过你的人，比如每当他在电脑游戏中出错，你可以按键让他听到一声高音喇叭的尖叫。实验的结果显示，意志力被损耗的人总是更乐意揿下按钮。

还有一项测试人进攻性的实验，研究人员让实验参加者想象自己带着挚爱的女友站在酒吧里，一个情敌出现了，开始和女友调情，而且让她感到很开心。（如实验对象是女性，那就想象自己和男友在一起，情敌是另外一位女子。）想象自己开始和情敌发生顶撞，被情敌一把推到吧台上。而吧台上正有一个啤酒瓶子。实验参加者要回答的问题是：“你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将啤酒瓶子砸到对手的脑袋上？请分级回答，评级从-100（完全不可能）到100（极为可能）。”对自制力薄弱的人，如果他们的自制力完全没有受到损耗，他们回答说“不会武力报复”；但是如果他们的意志力刚好被消磨了一番，他们的回答就变成“很可能会将酒瓶子敲到情敌的头上”。

如果我们综合（1）鲍迈斯特的实验——实验室内消减自制力能够增加性冲动和暴力倾向，（2）个体中自制力薄弱和童年行为不端、成年放纵和犯罪之间的相关关系，（3）神经成像研究所证明的前额叶活动和自制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4）神经成像研究显示的冲动型暴力和前额叶功能损伤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所得到的实证图景完全支持埃利亚斯的猜想，即自制神经机制的软弱很可能导致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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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仍然不完整。个人身上的特质一般具有几十年的稳定性，但在几分钟之内就能被耗尽，因此无法用特质的存在来解释一个社会在几个世纪中的变迁。我们必须揭示无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制水平如何，他或她都能够提升自制力。自制力既有个体遗传的可能性，也有持续提升的可能性，这是不争的事实。它就像人们的身高：基因让我们中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高，但是在几个世纪中，人们的平均身高也在增长。^[117]

人们在思考自制的同时，也在思考增强自制力的方法。奥德修斯告诉船员将他捆缚在桅杆上之后，船员用蜡紧紧堵住自己的耳朵，只有奥德修斯一个人能够听见海妖曼妙的歌声，但又不会在诱惑下驾船撞向岩礁。这种为了自己的未来而约束现在的自己的行为被冠名为“奥德修斯模式”或“尤利西斯模式”。我们可以为此行为模式找到成百上千的实例。^[118]我们尽量不在空腹的时候购物。我们在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尽力控制自己，在馋涎流淌之前扔掉巧克力松糕、香烟和酒精。我们将闹钟放到卧室里离床最远的地方，以免闹钟响后我们伸手就能关上闹铃再次入睡。我们授权雇主从每一张工资单上扣除一笔钱放进养老金账户。我们克制自己在完成手头的工作之前不去买让人分神的书刊杂志。我们把钱交给Stickk. com这样的公司，设置好程序，每一次我们达到一个目标，就能拿回一部分钱；如果我们到期达不到目标，这笔钱就会捐给我们最讨厌的政客。我们总是当众发誓洗心革面，如果食言就会名誉受损。

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见，在近代欧洲初期，人们奉行奥德修斯式自制的实践之一就是不再在餐桌上使用锋利的刀子。出于同样的目的，美国西部开发时酒馆门口总有一个大家熟识的提示——“在门口交出枪支”。这和今天控制枪支的法律和裁军协议异曲同工。自制的另一种策略是远离麻烦，比如避免与仇人碰面。打架的人接受旁人劝架，也是一种自制战术，而且还有避免承认自己软弱和胆怯的好处。

自制力还有各种心理战略。沃尔特·米歇尔告诉我们，如果把自己面前诱人的棉花糖遮盖起来，或者扭头不看它们，或者唱歌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或者在自己脑子里将棉花糖重构为一朵小小的白云，而不是好吃的糖果，甚至4岁的孩子也可以为了拿到双份的棉花糖而长时间等候。^[119]暴力案中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况，即重构对羞辱性行为的认知，对方的挑衅可以被看作对一个人荣誉的沉重打击，也可以是一个不妨忽略不计的摆谱，或者不过是肇事人的幼稚无知。人们时常提出忠告说“别介意，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或者劝你不要在意肇事者，说“他不过是吹牛皮”、“他还是个孩子”、“无聊人的无聊话，不值得理会”，还有谚语如“棍棒石头能断骨，言语随风不过心”，这些见识的背后都是人们的认知重构。

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表示，根据经济学的“最优利率模式”和生物学的“最佳觅食模式”，还有操纵自制力的第三种方式。他们提出，生物具备一个内变量，就像浮动利率，其可调整的幅度受控于对未来的预期。^[120]该变量的设定取决于社会环境是否稳定，以及人们的预期寿命。如果明天永远不会来临，就不会有人愿意为明天进行储蓄；如果人们身处乱世，也就没有信心能够收回自己的储蓄。达利和威尔逊对主要大城市中的不同居民区进行了量化比较研究，他们发现，预期寿命越短（只考虑暴力之外的影响因素），暴力水平越高。两者的相关关系支持下述假说：以年龄为常数，人们未来的生活岁月越短，暴力倾向越严重。因应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对未来的折现率进行调整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因为一个人不计后果的鲁莽将影响所有其他人的折现率。马太效应，即所谓在一些社会中诸事正确，而在另一些社会中每一件事都是错误的，很可能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每个个体不顾未来的行为叠加影响的结果。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提升自制的第四个方式是改善人们的营养、健康和有节制地生活。大脑的前额叶是一大块代谢旺盛的组织，对葡萄糖和其他营养胃口极大。用身体的体力来比喻自制力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容。鲍迈斯特已经发现，当人们因为注意力高度集中或者从事需要意志力的工作而导致“自我消耗”时，血糖水平急剧下降。^[121]这个时候，如果给人们喝一杯加糖（不能是代糖品）的柠檬水，补充身体内的葡萄糖，他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就能够避免通常会出现的挫折。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实世界中，低血糖、酗酒、滥用毒品、寄生虫负载，以及维生素和微量矿物质缺乏造成前额叶损伤，确实会降低贫困人群的自控能力，让他们具有更强的冲动型暴力倾向。几项安慰剂对照研究均证明，向囚犯提供膳食补养品能够减少他们的冲动性暴力。^[122]

鲍迈斯特进一步证实了人们使用的隐喻词有着极为真实的基础。如果意志力就像肌肉，在使用中因消耗能量而疲劳，而一杯提神的甜品就能让人恢复精力，那么，锻炼是否也能够增强人的意志力呢？人们是否能够通过坚持展示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来提升意志力？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隐喻词——前额叶毕竟不是二头肌，不可能因锻炼而鼓胀起来。但是，在使用中我们有可能强化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之间的神经联络。同时，人们可以学习自制的策略，享受把握冲动的快感，尝试新掌握的行为自律的诀窍。鲍迈斯特和其他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测试了锻炼对意志力的作用，他们要求参加者在自我消耗研究开始数周或数月之前开始执行自制锻炼计划。^[123]这些锻炼计划包括要求参加实验的学生持续记录他们吞下的每一口食物；参加体育锻炼、财务管理或者学习技能之类的项目；用平时不习惯使用的手刷牙或控制鼠标；对学生真正构成自制力挑战的任务是：说话时不用脏字，使用完整的句子，不用“我”作为句子的开始。经过几个星期的交叉训练，学生在自我消耗实验中确实变得更有耐受力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表现得更自律。他们抽烟少了，喝酒少了，吃的垃圾食品也少了，花钱少了，看电视的时间也少了，学习的时间多了，更经常地清洗脏碗脏盘子，而不是一直把它们留在厨房的水池里。实验再次证明了埃利亚斯的推测，即生活小节上的自制力可以成为人的第二本能，并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举止风度。

在接受“尤利西斯式约束”、认知重构、内在浮动贴现率、改善营养和类似体能锻炼的机能训练这些调整之外，自制力还有可能是社会推崇的时尚。^[124]在某些时代，自制力是一个体面人的优点：说明这个人成熟，有尊严，是位淑女或绅士，一位品行高雅的人。在另外一些时代，自制力成为嘲弄的对象，被指为拘谨、装正经、古板和道学。犯罪高发的20世纪60年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宣扬放松自制的时代：“为所欲为”“张扬自我”“感觉好，就去做”“让我们尽情狂放”。那10年的音乐会影片充分展示了自我放纵的主题，每一个摇滚歌星都试图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狂躁，以至于他们的冲动看起来都经过周密的计划，费了很大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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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6条通向自制的途径是否能够增进社会成员的自制，从而让自制成为一个社会的特征？这将是文明进程理论诠释链上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外生的骨牌是执法的变化和经济合作的机会，它们产生倾斜性回报，让延迟满足，特别是回避冲动型暴力从长期看有利可图。接下来的连锁反应是强化人们的自制机能，让人有能力克制自己的暴力冲动，不仅仅是担心被发现后的处罚。这个过程甚至可以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积极反馈环，而且是工程和人本双重意义上的“积极”。在一个社会中，当大家都开始克制侵犯性行为，个人时刻准备回击侵犯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因此每个人身上的压力都减轻了，形成积极的良性循环。

心理学和历史学之间有一道鸿沟，跨越鸿沟的桥梁是寻找一个衡量自制力的社会性指标。我们已经看到，利率就是这样一个指标，它展示了人们对延迟消费所要求的补偿。当然，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通货膨胀、预期收入增长和投资失败的风险等客观因素。但是，它也反映了人们不愿意延迟满足的心理。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说，一个6岁儿童情愿立刻吃下一颗棉花糖，而不愿意等几分钟拿到两颗棉花糖，其效果等于是要求每天3%的利率，即每个月的月息为150%。^[125]

格里高利·克拉克——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见过这位经济史教授，估算了英国人在1170—2000年以地租和房租形式索取的利率，这八百多年正是文明进程展开的时期。克拉克认为，1800年之前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收入水平没有变化，业主失去财产的风险低而且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确实如此，实际利率所体现的就是人们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的偏好程度。

图9-1显示，在英国凶杀率急剧减少的几百年间，实际利率也出现急剧下降，从超过10%降至2%以下。其他欧洲社会也呈现出同样的变迁趋势。相关不能说明因果，但是这种关系符合埃利亚斯的观点，在中世纪欧洲进入现代欧洲的过程中，暴力下降是自制和面向未来这一大趋势的组成部分。

什么能够更直接地测度一个社会的综合自制力？年利率只是人们延迟消费的货币运作，从这里推向克制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冲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虽然用个体的特质来代表一个社会的本质（比如说，“残暴的人民”）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有些文化中的人确实在生活中表现出更强的自制，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尼采将文化分为阿波罗式（Apollonian）和狄俄尼索斯式（Dionysian）两种，取名来自希腊的两个神祇：太阳神和酒神。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她1934年出版的经典之作、民族志文集《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中使用了尼采的区分手法。阿波罗文化被认为是思考、自制、理性、逻辑和有秩序的，而狄俄尼索斯文化则是感性、激情、本能、非理性和混乱的。今天已经不会再有人类学家使用此种两分法的分析方式，不过，社会学家海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对世界上各种文化进行了量化分析，他通过对一百多个国家中产阶级市民对问卷的回答，重新发现了文化模式的差异。

图9-1 1170—2000年英国的隐性利率

资料来源：克拉克绘制，2007年a，第33页

根据霍夫斯塔特的数据，不同的国家可以在6个维度上呈现差异。^[126]差异之一，是追求长远收益还是追求短期利益：“长期收益导向的社会培育追求未来回报的美德，特别是储蓄、坚韧和应变能力；短期利益导向的社会则推崇与过去和当下相关的美德，例如民族骄傲，尊重传统，维持 ‘面子 ’，承担社会责任。”差异之二是追求“放纵”还是“克制”:“‘放纵 ’表示一个社会容许人们比较自由地追求人欲的满足，享受生活，寻找快乐；‘克制 ’代表着一个社会用严厉的社会规范压抑人欲。”当然，上述两个维度都与人的自制能力有关，而且两个维度存在相关性（110个国家数据的相关系数为0.45）。如果埃利亚斯知道有这样的数据，他会预测这些民族特质与该国的凶杀率相关。事实确实如此。长期利益导向的国家强调控制人欲，它们的国民确实在凶杀犯罪上有所节制。^[127]

所以说，像扩张共情圈理论一样，文明进程理论也从远离自身领域的地方得到了实验和数据支持。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经济学都已经确认了埃利亚斯的估测，即人具有克制暴力和非暴力性冲动的自制力。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可以强化和扩大自制的能力，而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自制力有强弱之分。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提到对自制能力长期增长的另一个解释：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过程。在转向我们的最后两位天使——道德和理性——之前，我需要就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花上几页篇幅。

最新的生物进化？

很多人在使用“进化”一词时相当随意，既用它代指文化变迁（即历史），也将它用作生物变化（即跨越数代生命的基因频率的转变）。文化和生物进化当然有互动关系。比如，当欧洲和非洲的部落人开始驯养奶畜时，他们也开始进化出让人在成年后仍能消化乳糖的基因。^[128]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过程，在理论上，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实验区分两者。比如，一个社会从另一个社会领养的孩子，如果这两个社会已经分别出现适应不同文化的生物演化，那么，在平均水平上，领养的孩子与本地生养的孩子应该有所差别。

人们经常就暴力下降提出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和人类最新的生物进化有关。在一个已经经历了“平靖进程”和“文明的进程”的社会中，人们的基因构成是否已经有了相应的改变，因而在推进历史进程的同时，让人类具有永久背离暴力的倾向？当然，这样的转变不会是文化潮流被吸收进入基因的拉马克式（Lamarckian）进化，而只能是适应生存并繁衍的达尔文式进化。那些恰好天生适合新文化的个人比其他人具有更强的生存和繁衍能力，因此让下一代人携带了更多适者基因，进而改变整个群体的基因组成。

比如，不妨想象一下，在霍布斯的无政府社会，冲动性暴力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但在经历了平靖进程或文明进程的社会中，动辄复仇的暴力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伤害自身。利维坦势必极力剿杀精神变态狂和狂热分子，将他们送进地牢或送上绞刑架，让头脑冷静的人在安定的社会中生儿育女。有利于共情和自制的基因得以繁衍，而放任捕食暴力、争夺优势和复仇的基因则日渐衰落。

即使一夫多妻向一夫一妻转变这样简单的文化变迁，在理论上也改变了人类的选择。根据拿破仑·沙尼翁对雅诺马马人的记录，杀过男人的男子，比没有杀过人的男子有更多妻子和子女；厄瓜多尔的黑瓦洛人（舒阿尔人）中也有同样的情况。^[129]如果这个简单的数据模式持续数代人或数十代人，遗传倾向肯定是趋于选择具备杀戮的意愿和能力。相反，当一个社会转向一夫一妻制，杀戮不再带来繁衍后代的优势，为此行凶杀人的动力自然会减少。

贯穿本书，我始终假设在认知和情感意义上，人性在过去的一万年间未曾发生改变，不同社会之间的行为差异都有其严格的环境诱因，而在这期间，暴力的减少有目共睹。这是一个标准的进化心理学假设，它所依据的事实是，就我们这个物种已经存在的漫长历史而言，人类社会发生分化和变迁的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都只算是短暂的一瞬。^[130]因为大部分适应性进化是渐进的，而人类在几万年的生存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都以觅食为生，因此人类的生物演化主要是为了适应觅食生活方式。觅食社会之后的其他社会形态和社会的分化都属于很晚近的事件。这个假定得到人类心理同一性事实的支持——无论生活在哪种社会形态，人类都具有基本相同的能力，诸如语言、推理、心理直觉、性嫉妒、恐惧、愤怒、爱，还有厌恶；人类历史上最近发生的人口融合，没有显示任何与这些基本能力不同的内在差异。^[131]

但是，有关远古人类的生物适应性和心理同一性的假说仅仅是假说而已。生物演化的速度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包括选择压力的强度——当一个基因发生两种变异，两种变异载体的后代在生存数量上的平均差距、种群构成，实现变迁所需要的基因数量，以及基因之间互动的方式。^[132]虽然由一套相互关联的基因构造而成的复杂器官可能经过亿万年的演化，但一个或者为数不多的一组独立变异的基因也可以实现一定量化的调整，只要调整对生存适应产生足够大的效果，在几个世代内就可以完成进化变迁的过程。^[133]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排除人类在久已完成人种、族群和民族分化之后的最近几千年甚至几百年间，继续经历某种程度的生物进化的可能性。

虽然人们有时表示，除非有人能够发明时间机器让我们回到从前，否则，有关自然选择的假说永远都是无法被证实的猜想。事实上，自然选择是一种特征鲜明的机械过程，它在生命机体的性状及其基因组合的形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制作痕迹。自2000年完成第一阶段“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以来，对自然选择的指纹图谱所做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基因学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工作。^[134]一种研究手法是，将人类的基因与其他物种的相应基因进行并列对照，对比两套基因内对机体性状没有影响的同义变异（silent changes）的数量，以及对机体性状产生影响的变异的数量。因为同义变异不改变生物机体，所以它只可能是由随机漂变（random drift）积累而成，而有影响的突变则可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另外一种研究技术是观察某个基因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变异性。作为自然选择结果的某种人类基因，与人类作为整体和其他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相比，它在人类群体内的个体之间不应该有太大的变异。此外，在突变发生杂交或者经过性交配生成新的碎片之前，还有其他方法能够检测在人类共有的大条染色体中间是否藏有某个有用的基因。这种共有的染色体标志着最新发生的“选择性清除”（selective sweep）。人们至少已经有十几种技术方法研究基因变异，这些方法还在不断改进之中。它们不仅可以针对特定的基因，而且可以被应用于整个基因组研究，估测人类基因中哪些部分是最新的自然选择的目标。

这些分析已经得出令人惊异的成果。基因学家乔舒亚·阿基（Joshua Akey）在对2009年的回顾中总结说：“可以被视为今天人类基因组中强选择事件的数量，比我们10年前所能想象的要多很多……（大约）8%的基因组受到正向选择的影响，还有更大部分的基因处于较温和的选择压力的影响之下。”^[135]许多经过选择的基因都涉及人类神经系统的运作。在理论上，它们对人类的认知和情感产生影响。而选择的规律则因种群而异。

有些记者还没有弄明白这些研究成果的含义就开始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这些研究是对进化心理学的抨击；在他们眼中，说人性是对漫长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适应有非常危险的政治含义。事实上，如果新近发生的进化选择涉及与人类的认知和情感有关的基因，这些进化事实将支持一种更激进的进化心理学，即在远古形成的人性基础之上，人类心智的生物形态还受到新环境的塑造。据此可能推出非常煽动性的论点，比如说，与在有文字的国家社会生活了几千年的人种相比，某些原住民和新移民群体在生物形态上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个在政治上令人不快的假说不一定就不成立，但它确实要求我们在做出这一假说成立的结论之前格外小心谨慎。我们是否真的有理由相信，某些特定社会中暴力的减少是因为其社会成员的基因发生了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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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暴力的神经生物学是一个在研究自然选择方面研究对象丰富的领域。对小老鼠进行四至五代的选育，就可以培养出与现有老鼠相比暴力水平有明显差异的新世系。^[136]当然，人类的暴力远比老鼠的暴力要复杂，但是，如果人类之间在暴力倾向性上的差异具有遗传性，变异是更加倾向暴力还是离弃暴力，选择的结果肯定有利于能够带来更多健康后代的变异，人群中煽动暴力或平靖暴力的基因浓度将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所以，不论攻击性是否可以遗传，我们首先要确定人群中个体之间攻击性的差异是由人们的基因差异造成的。

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衡量基因的遗传性。^[137]一是观察在出生后被分开养育的同卵双生子之间特质的相关程度；他们具有同样的基因，不同的家庭环境（在样本环境范围许可的范围之内）。二是与异卵双生子（他们有一半相同的基因和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相比，观察同卵双生（他们有共同的基因和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之间是否存在更高的特质相关性。三是观察亲生兄弟姐妹（他们有一半共同的基因和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之间是否比领养兄弟姐妹（他们之间没有共同基因，但有基本相同的家庭环境）有更强的特质相关性。比如，同卵双生很可能比异卵双生更易成为犯罪伙伴。每一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但三种方式的优劣各不相同，所以，如果这三种方法得出的结果趋同，我们就有足够的根据相信某些特质具有遗传性。

这些观察已经证明，反社会人格和违法乱纪的秉性具有极强的遗传性，尽管其影响有时取决于环境因素。在1984年对丹麦领养儿童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在父母有犯罪记录的领养家庭中长大的青少年中，罪犯父母的亲生后代中约25%有犯罪行为，而无犯罪记录的父母的亲生后代中只有15%有犯罪行为。^[138]但在这项研究中，只有在非暴力型犯罪，例如窃车犯罪中能明显看到血缘之间的相关效果。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教科书说，只有非暴力犯罪特质具有遗传性。这个结论过于草率。暴力犯罪的数量远比非暴力犯罪的数量少，因为暴力罪犯的样本非常少，因此显示遗传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弱。另外，刑事司法系统本身的变化对定罪率产生的影响之巨大，完全盖过了犯案人的暴力倾向。

我们今天使用更敏感的测度手法研究暴力，包括保密的自我报告，对侵犯行为和反社会行为进行分级，以及来自老师、朋友和父母的鉴定。比如，一个人可以被定级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伤害他人”或者“刻意恐吓和引起他人的不适”。所有这些测度都与一个人暴力犯罪的可能性相关，同时可以提供丰富的数据。^[139]使用行为遗传学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所有三种方式都证实人的侵犯倾向具有明显的遗传性。^[140]

对在出生时即被分离养育的双生子进行分析是最不常用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手法，原因是今天很少能够找到这样的案例。但明尼苏达大学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研究，对分开养育的同卵双生子的攻击性进行了观察。观察发现，遗传系数为0.38，也就是说，样本中攻击性差异的38%可以用基因差异进行解释。^[141]比较常见的是对领养儿童的研究。据其中一项最出色的研究估测，样本中攻击性行为的遗传力高达0.70。^[142]对比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攻击性倾向，例如争吵、争斗、威胁、破坏以及违抗父母和老师，各个研究得出的遗传力在0.4 ~0.6，在儿童期和成人期特别明显。（在青春期，同伴之间的影响通常会盖过基因的作用。）^[143]

行为遗传学家李秀贤（Soo Hyun Rhee）和欧文·瓦尔德曼（Irwin Waldman）最近审查了攻击性遗传学的全部研究文献，其中包括一百多项对双生子和领养子女的研究。^[144]他们按照严格的研究标准遴选了19个单项观察进攻性行为（例如打架、残害动物和欺负弱小）的案例。此外，他们还审查了所有已经发表的对被逮捕和被定罪的罪犯双生子与领养子女的研究。他们估测进攻性行为的遗传力约为0.44，犯罪性行为的遗传力约为0.75，其中0.33为加成性遗传力（additive heritability），即纯种繁育的方差，0.42为非加成性遗传力，即基因间互动产生的方差。虽然他们使用的犯罪行为的数据资料没有区分暴力和非暴力犯罪，但他们引用了丹麦双生子研究的结论，估算暴力犯罪的遗传力为0.50。^[145]行为遗传学的大部分研究都显示，抚养家庭的环境影响力之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其他环境因素，例如邻里、亚文化或特殊的个人经历等肯定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却非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手法能够轻易加以测度。对于这些遗传力的具体数字，我们没有必要过于认真，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数字都远远大于0。行为遗传学证实攻击性行为具有遗传性，因而让自然选择有了改变一个群体的平均暴力倾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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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力是进化变异的必要条件，但它所度量的是各种影响因素的混合产出。一旦对这些因素条分缕析，我们就会发现若干自然选择扭转人类暴力倾向性的特定路径。以下是其中的几种：

自我驯化和幼态化。理查德·兰厄姆指出，动物的驯化通常是要放缓它们身体某些部位的发育节奏，将幼兽的某些特征一直保持到成年，这个过程被称为幼态化或幼态持续。^[146]经过驯化的品种或物种往往有更接近幼崽的头颅和脸型，性别差异较少，更喜欢玩耍，更少攻击性。在那些刻意驯化的家畜，例如马、牛、羊和狐狸身上，我们通常都能见到这些变化。数千年前，一些狼开始盘桓在人类营地周围搜寻吃剩的食物，这开启了狼向狗的自驯化过程。在本书第2章中，我提到过，当倭黑猩猩的觅食生态不再鼓励雄性的进攻性后，倭黑猩猩出现幼态化，脱离类似黑猩猩的祖先，逐渐演化为今日的样子。兰厄姆认为，根据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显示的幼形变化，在过去3万年至5万年，人类也经历了幼态化过程，而这个过程至今也许仍在持续。

大脑的结构。神经科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已经证明，大脑皮层包括背外侧额叶前区灰质的分布具有高度的遗传性：它在同卵双生子之间几乎完全一致，而在异卵双生子之间相似性要差很多。^[147]连接额叶皮层和大脑其他部位脑白质的分布也具有高度遗传性。^[148]所以，每个人进行自制的额叶回路很有可能先天不同，因此它很可能成为晚近自然选择的对象。

催产素即所谓的激励同情和信任的拥抱激素，在大脑的数个部位承担受体的功能，这些受体的数量和分布对人类的行为有巨大的影响作用。抗利尿激素（vasopressin）是一种在雄性大脑中工作的类催产素激素，而草甸田鼠是一种缺少此种激素、具有攻击性并且性滥交的动物。在一项非常有名的实验中，生物学家将一个抗利尿激素的受体基因植入草甸田鼠。结果，这些接受了新基因的、原本“一夫多妻”的草甸田鼠成为恩爱的一夫一妻，变得就像它们在进化中携带此种受体的表亲草原田鼠。^[149]实验说明，催产素—抗利尿激素系统中一个简单的基因变化，就能够在同情心、亲密感和由此而来的抑制攻击性上产生深刻的影响。

睾丸素。一个人对优势挑战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进入血液的睾丸素的数量，以及在人们的大脑中此种激素受体的分布情况。^[150]个体的睾丸素受体基因因人而异，因此，一定浓度的睾丸素对某些人的大脑可以产生强烈的影响作用。男子所携带的编码基因中睾丸素受体越敏感，他在与吸引他的女子交谈时，睾丸素上振的幅度也就越大，这可能带来减少恐惧和鼓励冒险的效果。在一项以强奸犯和谋杀犯为对象的研究中，样本里相当多数量的人带有这样的基因。^[151]决定睾丸素水平的遗传通道相当复杂，但自然选择正是通过筛选这些路径，改变了人们接受攻击性挑战的意愿。

神经递质（Neurotransmitters）是神经元释放出的特殊分子，渗透穿过微小的突触间隙，与另外一个神经元表层上的受体锁定后改变这个神经元的活动，从而让神经的放电形态在大脑中得以扩散。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s）是最主要的一种神经递质，它包括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或名降肾上腺素，它与触发“或战或退”反应的肾上腺素有关联）。大脑的几个动机系统和情感系统都有儿茶酚胺的活动，其浓度受降解和回收儿茶酚胺的蛋白质的调控。这些蛋白质之一是单胺氧化酶A，简称MAO-A，它具有分解神经递质的作用，防止递质在大脑中积聚。而一旦出现递质的积聚过多，人对威胁就会做出过度反应，也就更容易采取攻击行动。

人们最早是从一个荷兰家庭的案例中发现了单胺氧化酶A对人类的暴力行为有影响。这个荷兰家庭发生了罕有的基因突变，一半以上的男性成员身上都没有有效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152]（单胺氧化酶A是X染色体携带的基因，而男性只有一个X染色体，因此如果男子的单胺氧化酶A基因出现缺陷，没有备份作为弥补。）在这个家庭以往的至少5代人中，有基因缺陷的男子不断卷入暴力冲突。比如，一位男成员用刀子威胁自己的妹妹脱光衣服，另一位企图开车撞死自己的老板。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变异刚好发生在决定单胺氧化酶A生成数量的基因身上。携带低活性型基因的人大脑中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数量增加。很多出现此种基因变异的人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症状，以及暴力行为和暴力犯罪的记录。在看到他人愤怒和恐惧的表情时，他们大脑中的杏仁核反应强烈，而眶额皮层反应则不太强烈；在心理实验中，他们一旦认为实验伙伴有欺诈行为，就会强迫这个伙伴喝下辣椒酱。^[153]与其他影响人类行为的基因有所不同，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对人类的攻击性行为有特殊的作用，而和人类的其他人格特质则没有明显的相关性。^[154]

对那些在压力型生活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例如受过父母的虐待或忽视，或者在学校成绩落后于人，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让他们更容易具有攻击性。^[155]我们很难指明具体哪一种压力具有这样的效果，压力型的生活往往在各个方面都充满压力。事实上，调控因素中很可能包含虐待型父母与子女共有的某些其他基因，让父母和子女都具有攻击倾向，并引起周围人的反感。^[156]不管调节因素是什么，它都不会彻底扭转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作用。所有研究都表明，此种基因在人口中有集合效应或主效应，这就有可能让它成为自然选择的目标。莫菲特和卡斯皮首先发现了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的作用与压力型生活环境有关，但他们也表示，与其将此种低活性型基因视为引发暴力的因子，不如将高活性型基因视为抑制暴力的因子：它防止人们对生活压力进行过度反应。遗传学家已经发现了对人类单胺氧化酶A基因自然选择的统计证据，尽管他们还无法从中区分低活性型和高活性型变异的不同影响，也无法证明此种基因在进化中胜出是因为它的攻击效应。^[157]

其他影响多巴胺的基因也与犯罪行为有关联，其中包括一种影响多巴胺受体密度（DRD2）的基因类型和一种影响多巴胺转运蛋白（DAT1）的基因类型，多巴胺转运蛋白具有清除突触间隙内过量多巴胺的功能，并将多巴胺送回释放它的神经元。^[158]这些基因都可以快速成为自然选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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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审视过的人类历史变迁中，可能已经发生过对暴力或者非暴力遗传倾向的自然选择。问题是，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存在进化的通道并不等于证明进化确实经过了这些通道。进化不仅取决于遗传的素材，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因素，诸如人口结构（同时包括人口的绝对数量和从其他族群吸纳移民的水平）、遗传和环境的随机造化，以及对文化环境的适应性调整所具有的弱化遗传效果的作用。

我们要问，真的有证据证明历史上的平靖进程和文明进程确实让被平靖和被文明化的人在体质上不再对暴力感到激动了吗？一般的印象非常容易造成误导。历史上有很多案例显示，一个民族认为另外一个民族是“野蛮人”或者“食人生番”，但这种印象更多出于种族主义偏见以及在观察中使用了不同的社会标准，而不是对人性中先天和后天特质的认真分析。1788—1868年，16.8万名英国罪犯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殖民地。有人会认为，今天的澳大利亚人很可能继承了其先人不安分的特质。但是，当今澳大利亚的凶杀率低于它原来的母国，事实上，它是世界上凶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45年以前，德国人是地球上最好战的民族；今天，他们可能是最爱好和平的人民。

进化基因组学（evolutionary genomics）的革命性进展是否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他们的宣言《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The 10000 Years Explosion: 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中，物理学家格雷戈里·柯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人类学家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审视了人类最新的进化选择的证据。他们推测，进化中包含了人类气质和行为的改变。但是，所有他们提到的进化所选择的基因都不涉及人类的行为，它们仅限于消化、抗病和皮肤色素。^[159]

就我所知，有两项声称暴力行为与人类进化有关的研究，找到了某些科学证据的支持。其中之一是对约1000年前定居新西兰的波利尼西亚人中的毛利人的研究。和其他很多半狩猎半种植型非国家社会一样，毛利人生活中战事频繁，他们曾经对附近查塔姆群岛上的莫里奥里人（Moriohi people）进行过灭绝性的大屠杀。他们今天的文化中仍然保存着许多往昔尚武的痕迹，比如新西兰英式橄榄球大赛前的毛利人哈卡战舞，能让国家队“全黑队”队员热血沸腾；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美丽的绿岩制武器。（我的办公室里有一把绿岩战斧，是我在奥克兰大学讲学时学校赠送的礼物。）1994年颇受好评的影片《战士奇兵》（Once Were Warriors）生动地展现了毛利人的犯罪和家庭暴力，新西兰的一些毛利人社区至今仍深受其害。

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有70%的毛利人携带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高于欧洲裔新西兰人（只有40%的人携带此种基因）；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新西兰媒体立刻对此进行了报道。^[160]领导此项研究的遗传学家罗德·利亚（Rod Lea）表示，这是毛利人基因自然选择的结果；迁徙新西兰的毛利人必须愿意接受风险极大的独木舟航海，而在定居后又必须能够在不断自相残杀的部落战争中生存下来。媒体将此基因贴上了“勇士基因”的标签，并推测说这种基因解释了当今新西兰毛利人遭遇的严重社会问题。

不过，对勇士基因理论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大有人在。^[161]问题之一是，基因瓶颈也有可能是造成基因选择特征的原因，一个族群只有为数有限的祖先，这寥寥几个人碰巧携带的随机分配的基因被他们枝繁叶茂的子孙成倍地放大了。问题之二是，低活性型单胺氧化酶A基因在中国男性身上更加普遍（77%的中国男子携带此种基因），但是中国人早已不是勇士的后代，在现代社会中也没有暴力的病态倾向。第三，也是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是，在非欧洲人口之外，我们并没有确立此种基因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也许，其他人种演化出其他方式控制儿茶酚胺的分泌水平。^[162]（基因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基因相互关联反馈的网络中运作。所以，在一个族群中，某个基因不活跃，可能会有其他基因特别活跃以对其进行补偿。）到目前为止，勇士基因理论受到不少严厉的指责，有些抨击可以说是致命性的。

另一项提出人类新近进化影响到人类行为的研究涉及文明进程，反而与平靖进程没有太大关系。在《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一书中，作者克拉克试图对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表和地点做出解释。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物质财富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本书第4章中图4-7即援引自这本书）。克拉克问，为什么是英国出现了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一次性跳跃？

克拉克的回答是，英国人的天性发生了变化。自1250年左右开始，英国开始从骑士社会转向（被拿破仑嗤之以鼻的）“小店主国家”，大概是因为比较富裕的平民能够在年轻力壮时结婚，食物比较充足，生活环境比较卫生，他们比穷人生养了更多的孩子。克拉克将此称为“最富者生存”：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而且拥有后代。英国中上层阶级的生育率也超过了贵族，当时的贵族正忙着在比武和私家战争中劈脑壳和大卸八块，参见第3章的图3-7，资料来源也是克拉克的数据。要到19世纪之后，英国的经济才出现了全面的发展，而在此之前，富裕商人家庭中生存下来的多余子女在社会上没有向上爬的经济机会，只能屈居底层。他们不断地取代比较贫困的贫民的位置，但同时保持了他们小资产阶级的节俭、勤劳、自制、珍惜未来和远离暴力的特质。英国人口的进化选择了中产阶级价值。当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带来各种机会时，中产阶级价值观让英国人处于最有利的位势，充分把握了这些机会。虽然克拉克为了将就政治正确，时不时要说明非暴力和自制也可以是父母传授给子女的文化习性，在为应该读点经济史一书所写的标题为“资本主义的基因？”的摘要中，他毫不含糊地阐释了他的论点：

到19世纪，英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个人主义盛行，时间偏好率低，延长工作时间，人力资本上升，所有这一切也许源于达尔文式优胜劣汰的规则，由人类社会从长期稳定的农业社会向工业革命变化中的生存压力所决定。当今世界上资本主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理性，也取决于我们的基因。^[163]

这本书对工业革命的历史沿革给出了翔实的统计资料和生动的文字阐述。但是，在各种增长经济学理论的生存竞争中，生物基因资本主义理论的竞争力至今未显优势。^[164]问题之一是，直到最近，几乎在任何一个社会，富人的繁育数量都压倒了穷人，这不是工业革命后社会所独有的特性。问题之二是，虽然贵族和王室在合法婚生子嗣的数量上无法和资产阶级家庭抗衡，但在制造私生子方面却让其他人望尘莫及，因此在下一代基因库中，贵族和王家拥有的份额高于上一代的比例。问题之三是，当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一个民族可以在未经历中产阶级价值发展阶段的条件下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比如战后的日本和社会主义的中国。最重要的是，克拉克没有给出任何数据显示与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相比，英国公民天生拥有更强的自制力和更低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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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新的生物进化在理论上也许能够改变我们对暴力和非暴力的倾向性，但我们提不出任何过硬的证据证明实际发生了什么。相反，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已经发生的变化不可能是遗传进化的结果，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进化过程从未停止，但某些社会变化的时间之短暂，超出了自然选择能够解释的范围。人道主义革命时期废除了奴隶制和酷刑，权利革命时期针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以及动物的暴力减少，长期和平与新和平时期战争及种族灭绝的数量大幅下降，所有这些进步都发生在数十年甚至数年之间，有些甚至是发生在同一代人的身上。最戏剧性的变化是，美国的凶杀率在犯罪率大下降的20世纪90年代整整下降了一半。美国犯罪率下降的速率为每年约7%，在仅仅两代人之内，美国的凶杀率就下降到只有原来水平的1%，而这一期间人类的基因频率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无可争辩的是，文化和社会环境可以调整我们内心善良天使（例如自制和共情）的设置，从而控制我们的暴力倾向。因此，我们不需要基因变化的假说，也有办法解释暴力减少的全部原因。至少到现在为止，基因假说不是我们的必要条件。

道德和禁忌

世界上的道德规范实在是过多了。如果我们将在追求自助正义中发生的凶杀、宗教冲突和革命战争带来的死难、因无受害人犯罪和过失被处决的人，以及意识形态大屠杀的对象加总在一起，这个数字肯定要超过不道德的掠夺和征服造成的死亡。人类总是用道德感作为原谅自己残忍行为的借口，认为自己动机纯正，且暴力也不曾给自己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对异教徒和改宗的犹太人实施酷刑，对女巫处以火刑，监禁同性恋，将不遵闺训的姐妹和女儿处死——受道德驱使的人给世界带来了无数苦难。难怪人们会对喜剧演员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的粗话抱有同情。他说：“我认为人们太看重动机了。你要是敢说哪些人懒惰，整天窝在家里看电视上的抢答竞赛和自撸，我就敢告诉你哪些人真是他妈的一点儿麻烦都没找过！”

虽然人类的道德感对人类福祉的总贡献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负数，但在某些关键时刻，如果运用得当，道德感也可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动力，比如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改革和最近几十年发生的权利革命。对于毒化人们心灵的意识形态，道德既可以是疾病，也可以是解药。人们的禁忌心理和道德心态一样，都是双刃剑。它可以让不同的宗教见解或者性取向的偏差成为必须严厉惩处的罪恶，但同时它也能够抑制人们的某些危险的邪念，例如武力征服、使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对其他族裔怀有歧视性偏见、强奸，以及杀死已经成形的胎儿。

这部分天性似乎是我们身上最美好的资源，但在实践中，它却可以比我们心中最恶毒的魔鬼更残忍。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这个癫狂的天使呢？

为了理解在暴力减少历史进程中道德感的作用，我们必须先解开几个心理学之谜。第一，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人们是怎样从各自的经验出发确立符合某些“道德”的追求，而以我们现在的道德准则，已经完全无法接受那些“道德”。第二，为什么一般来说道德感非但不能减少苦难，反而经常增加痛苦？第三，道德感何以如此割裂：一个正直的市民怎么会殴打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个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人怎么会蓄奴和进行殖民征伐，为什么德国纳粹对动物格外仁慈？第四，无论是好是坏，为什么道德感会进入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制造出禁忌悖论？而最大的迷惑当然是：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在历史进程中，人类的道德感得到多大程度的解放，最终驱动暴力水平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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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是区分本质上作为哲学议题的道德（尤其是“规范伦理学”），或是作为心理学议题的人类的道德感。除了持极端道德相对论立场的人，一般人们都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道德信念可以是错误的，即认为大屠杀、强奸、荣誉杀戮和残害异端具有合理性是错误的，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些恶行。^[165]一个人不论是道德现实主义者，相信道德真理是像数学公理一样的客观存在，还是仅仅简单地认为，如果道德陈述能够成立，也只是因为它与公共信念相一致，或者说，它是我们集体理性思考得出的最佳认识，他都能够看到道德问题和道德心理问题之间的区别。道德心理问题追问的是人们体验道德的心理过程，就像我们对其他认知能力和情感能力的研究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实验室和田野调查研究道德心理。

理解道德感的第二步是承认在人们思索自己的行动——不只是规避某种行动——时，道德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人们会因为一种行为被指为不道德（“杀人是错误的”）而规避这种行为，也可能仅仅因为有不同品位（“我讨厌菜花”）、不时兴（“喇叭裤过时了”）或者不审慎（“不要抓破蚊子叮咬的包”）而规避这些行为，两者之间有着至关重要的心理差异。^[166]差异之一是对不道德行为的反对是普世的或普遍化的。如果你觉得菜花的味道令人厌恶，其他人是否要吃菜花不是你应该顾虑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认为谋杀、酷刑、强奸违反道德，你绝不可能仅仅是自己不去参与这些不道德的活动，而对其他人是否烧杀奸淫全然无动于衷。你必定反对任何人从事此类活动。

其次，道德化的信念可以付诸行动。人们也许无法不懈地实践苏格拉底的格言“知善者行善”，但是他们对此却充满渴望。在人们眼中，德行本身就是具有实质价值的目标，不需要计较它们是否还有其他动机。如果人们相信谋杀是不道德的，无须收买，甚至无须赞美，他们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去谋杀他人。一旦人们触犯了某项道德戒律，他们会设法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如果不是极力寻找相反的戒律和借口为自己辩护，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有个人性格缺陷的原因。除了那些魔鬼和小说里的恶棍，没有人会说：“我认为杀人是可怕的暴行，但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我随时可以杀人。”^[167]

最后，违背道德可以受到惩罚。如果一个人认为杀人是错误的，他不仅有权看到杀人凶手受到惩罚，还有义务实现惩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如果将“谋杀”换为“偶像崇拜”，或者“同性恋”“亵渎神明”“颠覆”“下流”“叛逆”，我们就能看到人类的道德感可能成为多么强大的邪恶力量。

道德感还有一个特征，即很多道德信念成为社会的规范和禁忌，而不是信仰者能够进行表述和捍卫的原则。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提出了著名的道德发展六阶段说。这六个阶段始于孩子规避惩罚，终于哲学家阐述普世原则，（而很多人从未能超越的）中间两个阶段，即制定“好男孩”“好女孩”的标准，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惯例。科尔伯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道德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海因茨为了挽救病危的妻子，闯入药店盗窃一种定价过高的药品。在对海因茨的道德困境进行推理的时候，处于这两个道德阶段的人能够做出的回答不外乎：其一，他不应该偷药，因为偷窃不好，而且触犯法律，但他不是罪犯；其二，他应该偷药，因为作为好丈夫，他只能如此。^[168]很少有人能够对道德判断的原则进行阐述，比如说人的生命具有的基本价值高于任何社会规范、社会稳定或者遵纪守法。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特别强调了道德规范的难以言说性，他将这一现象称为道德失声（moral dumbfounding）。人们时常有一种瞬时直觉，感到一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对其之所以不道德的理由却感到困惑和挣扎，而且往往给不出解答。^[169]比如，海特询问他的病人的下列行为是否正当：兄妹之间发生有保护措施的性交；某人用美国国旗擦马桶；某家人吃掉他们被车撞死的狗；某个男子买了一只死鸡，然后对死鸡进行了性行为；某人违背对母亲临终时的誓言，没有去祭扫母亲的坟墓。回答是，上述每一项行为都不正当。但当被问及这些行为不正当的理由是什么时，他们惶惑起来，经过一番无效的努力，他们都表示：“我不知道，我无法解释，我就是知道这是错误的。”

即使道德规范难以言说，有些时候它们仍然可以有效地制止暴力行为。在当代西方，人们不再对被遗弃的孩子实施安乐死，对羞辱进行报复，以及向另一个发达国家发动战争。规避这些暴力不是出于对道德问题的权衡，对他人的共情，或者对冲动的克制，而是出于在人们心中这些暴力已经完全不是现实的选择。这些暴行不是被深思熟虑后再被放弃的，而根本是不可思议，甚至非常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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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行为规范的文化差异，加上我们自己文化中的道德失声，会给人某种印象，似乎道德规范和禁忌完全是主观性的——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种文化，如果组成句子的字数是偶数，说话人就是不道德的，或者，如果否认海水是滚烫的也是不道德的。但是，人类学家理查德·施韦德（Richard Shweder）和他的学生以及合作者发现，全世界的各种道德规范均集中在为数寥寥的一小部分主题上。^[170]人类的道德关注可能早已成为德化，即确立道德规范的认知和情感工具，而那些被现代西方人视为道德核心的直觉——公平、正义，保护个人的权利和预防伤害——仅是这几个关注领域中的一个而已。我们只需粗略地浏览一下古老的宗教，例如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就会知道它们就其他一系列关注点确立了道德规范，比如忠、敬、顺从、禁欲，以及对饮食、性事和经期等与生理机能有关的某些规定。

施韦德将世界范围的道德关注划分为三类。^[171]“自主”（autonomy），这是当代西方人承认的伦理，它假定社会由个体组成，道德的宗旨在于让个体进行选择并使自己不受伤害。与之相对比的是“社群”（community）伦理，它将社会视为由部落、家族、家庭、组织机构、行会和其他联合体的总集，道德就等于责任、尊敬、忠诚和相互依赖。“神性”（divinity）伦理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神性，而部分神性的实质寄居在人的身上，道德的宗旨是保护神圣的精神不受侵蚀和玷污。如果人的身体不过是承载灵魂的容器，其最终归属权在神，或者是神的一部分，那么人就没有权利随意处置自己的身体。他们有责任避免身体被不洁净的男女饮食和其他肉体快感玷污。神性伦理为厌恶感的道德化以及纯洁和禁欲的清规戒律提供了依据。

海特接过了施韦德道德三分说，并将其中两个伦理再一分为二，形成他所谓的五项道德基准。^[172]“社群”被切分为“内群体忠诚”（in-group loyalty）和“权威/尊敬”（authority respect）,“自主”则被分成“公平/互惠”（fairness/reciprocity）即支撑互惠利他主义的道德）和“伤害/关爱”（harm/care，培养人们的善良和爱心，约束残忍和攻击性）。海特为“神性伦理”贴上了更世俗化的标签——“贞洁/神圣”（purity/sanctity）。除了这些调整，为了强调道德五基准的普世性，海特特别说明，在世俗西方人的道德直觉中能够找到这五个领域的所有内容。他在论及发生道德失声的情况时认为，“贞洁/神圣”让信守此道德的人对乱伦、人兽交和吃家庭宠物产生厌恶感，“权威/尊敬”要求人们为母亲扫墓，“内群体忠诚”禁止人们侮辱美国国旗。

我本人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人类学家艾伦·菲斯克（Alan Fiske）发展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中，德化来自四个互动模型，每一个模型都反映了人们看待人际关系的一种独特视角。^[173]他的理论试图解释在既定的社会中人们如何分配资源，在进化历史的哪个阶段产生了人们的道德执着，为什么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以及人们是如何区隔化道德，并通过禁忌来保护道德的。下面的表格大致展示出菲斯克的四种互动模型与施韦德和海特的道德分类之间的关联。

菲斯克的第一个模型，社群共享（简称“共享”），结合了“内群体忠诚”和“贞洁/神圣”。在人们进入“共享”心态的时候，他们在群体内无偿地分享资源，不介意谁付出多少，谁又得到多少。他们将群体视为血肉相连的“一体”，这个共同的实体必须被小心保护，不容任何玷污。人们用各种显示连接和亲和的仪式强化这种团体直觉，比如身体接触、聚餐、团体操练、同声唱诗或祈祷、分享情感、同样的身体修饰和纹彩，在哺育、性交和歃血盟誓类的鲜血仪式中交融体液；此外还有祖先的神话、家族传承、祖辈扎根的领土，或者共同的图腾。“共享”是从母性关怀、亲缘选择和互利主义演化而来，它至少有一部分已经通过催产素系统植入人类的大脑。

菲斯克的第二个互动模型——“权威序列”（autherity ranking），是一个由权威、地位、年龄、性别、身材、体力、财产或优先权所定义的线性等级结构。“权威序列”让上级有权对下级予求予取，接受供奉，要求下级顺服和尽忠，同时也要求上级承担家长式、牧师式或贵族式保护下级的义务。这个模式可以说是从灵长类动物的等级差序进化而成，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睾丸素反应回路嵌入人类的大脑。

“平等互惠”（equality matching）包含投桃报李式的互惠以及其他公平分配资源的模式，比如轮候、抽签、多予多取、等额分配、儿歌式的口头规则。虽然黑猩猩有非常粗糙的公平感，但动物一般都没有能力完成明确的互惠活动，在出现自己要吃亏的情况时尤为如此。“平等互惠”的神经基础是我们的大脑能够记载人们的意图、欺骗、冲突、变换观察角度和计算，它涉及的大脑部位有脑岛、眶额皮层、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顶叶皮层和颞顶交界区。“平等互惠”是人类公平意识和直观经济意识的基础，在知己和战友之外，它让人们以邻居、同事、熟人、贸易伙伴的形式联结在一起。很多部落都保留着交换毫无用途的礼品的仪式，比如我们在圣诞节都要尝一口甜腻的果仁糕，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平等互惠”的互动关系。^[174]

（读者对照三种分类后可能会问，为什么海特的“伤害/关爱”会和“公平”相接，并和菲斯克的“平等互惠”排列在一个对照组，难道它不是更应该接近更加感情化的关系，例如“社群”或者“神圣”。这样划分的理由在于，海特“伤害/关爱”的对象不是关怀的标准受益人——亲朋好友，而是泛指的“某个人”。人们对海特“关爱”问题的回答，与对他所提出的“公平”问题的回答完全吻合，这当然绝非偶然。^[175]我们前面曾经提到，公平意识背后的互惠利他主义逻辑是率先给予合作，表示“善意”；在对方背叛之前决不背叛对方；当自己所费不高但能让他人受益匪浅——或云拔一毛能利天下时，一定出手帮助他人。一旦关爱和伤害伸延到亲友的小圈子之外，它们只能是公平逻辑的组成部分。）^[176]

菲斯克的最后一个互动模型是“市场定价”（market pricing）：货币体系、价格、租金、工薪、收益、利息、信用、其他衍生品都是推动现代经济的力量。“市场定价”依赖数字、数学公式、会计、电子数字传递和规范的合约语言。与其他三个模型不同，“市场定价”依赖文字、数字和其他新近发明的技术，因此它不具备普适性。人们也不是天然地就接受“市场定价”的逻辑。正如我们所知，直到当代，人类社会一直普遍抵制利息和利润。菲斯克表示，四个模型可以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排序的标准或多或少反映出它们在进化、儿童发育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时间：社群共享>权威序列>对等互惠>市场定价。

在我看来，“市场定价”模型的特点既不在市场，也不在定价，它应该和其他正式社会组织的样板具有同样的性质。这些组织已然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磨砺，即使在今天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仍然是千百万人管理自己事务的有效方式，只不过未受调教的大脑很难自发地获得这些知识。^[177]民主政治制度也是这些组织之一，所谓“民主”，意味着权力不在强人（“权威”）手里，而是在经过正式投票程序产生的代表的掌握之中。代表所拥有的特权受法律制度的制约。其他的组织形式有公司、大学或非营利组织。在这些组织工作的人既不能任意雇用自己的朋友和亲属（“共享资源”），也不应该私相授受（“对等互惠”），而必须恪守信托责任和规则。我对菲斯克理论的修订绝非无中生有。菲斯克说过，他的“市场定价”模型深受马克斯·韦伯“法理型社会”概念的启发；在韦伯的理论中，社会权力来源有三种模式：传统型、非凡人格型和法理型。其中，法理型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一套合乎理性并严格按照规则实施的法律制度。^[178]因此，我有时候会用更通用的术语“法理型”来称呼“市场定价”互动模式。

施韦德、海特和菲斯克三人的理论有重合也有分歧，但他们在道德感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上的想法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社会是通过“黄金法则”或“绝对律令”来规范日常行为中的品德和是非。相反，道德与否就看是遵从还是违背了这些互动模型（或互动伦理、互动准则）：背叛、欺骗或者推翻一个联盟，玷污自己或者玷污自己的社区，蔑视或侮辱一个合法的权威，无故伤害他人，白占他人的便宜，贪污或滥用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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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类的着眼点不是要将整个社会塞进笼子，而是为阐述社会规范提供一套语言法则。^[179]这套语言法则应该能够揭示在文化差异和历史差异背后的共同规律（包括暴力的减少），应该能够预测人们对违反惯例的行为可能做出的反应，包括人在道德区隔化（moral compartmentalization）上表现出的天生的局限性。

某些社会规范不过是协调博弈的手段，比如行车靠右、流通纸币和使用地方性语言，^[180]但是大部分规范都具有道德含义。每一个道德化的规范都是一个被分隔的区间，其中含有一个互动模型，一个或几个社会角色（父母、子女、老师、学生、丈夫、妻子、上级、雇员、客户、邻居、陌生人），一个场景（家、街道、学校、工作场所）和一种资源（食物、金钱、土地、房屋、时间、建议、性、劳动力）。要适应某一种文化的社会成员，意味着严守一大套社会规范。

以友谊为例。两个亲近的朋友之间的互动方式主要是“社群共享”。他们在饭局上随意地分享食物，互相帮助，用不着斤斤计较。但是在某些场合，他们必须遵守其他互动规范。如果他们共同从事一项工作，两人中的一人是专家，此人可向另一人发号施令（“权威序列”）；他们也可能各付某次旅行中一半的油钱（“对等互惠”）；或者一个人按照蓝皮书上的市价买下另一个人的旧车（“市场定价”）。

违背互动规范绝对是不道德的。在规范友谊关系的“社群分享”模型中，一个人决不应该在分享时小气吝啬。就“对等互利”模型中油费分账的特例而言，拒不支付自己的一份是不道德的。但是在持续的互利关系中，“对等互利”允许放宽衡量的尺度，比如在美国加州沙查县，牧场主用大致对等的互惠补偿对方的损失，而对某些小损失则采取不予追究的态度。^[181]“市场定价”和其他“法理型”模式则没有这样宽容。在昂贵的餐馆里用餐后不付饭钱的人，恐怕不能指望店主会让他赊账，甚至免单。店主很可能会立刻报警。

当一个人违反了公认的互动规范，违规者会被视为害虫或者骗子，成为道德谴责的目标。但是，当一个人将一个互动模型的规范用于原本受另外一个互动模型制约的行为时，则会产生一种新的心理现象。这个人“不懂规矩”，所以他的犯规行为不算太严重。人们对“不懂规矩”的反应程度可以从困惑、受窘和难堪，一直到震惊、反感和愤怒。^[182]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用餐后心满意足地向餐馆的主人表示感激，然后提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请他到家里吃顿饭（在“市场定价”的场合使用“社群共享”规则）；反之，我们也可以想象，应邀在朋友家吃饭时（“社群共享”的时光），某人突然掏出钱包说要付给主人饭钱（“市场定价”），或者主人家要求正在电视机前放松自己的客人起来刷锅洗碗（“对等互惠”）。同样，还可以想象一位客人提出向主人兜售自己的旧车，然后狮子大开口，拼命提高价格；或者主人突然建议每对夫妻在回家之前玩半小时交换性伴侣的游戏。

人们对规范错位的情绪反应取决于违规行为是意外还是有心为之，是哪一种规范发生错位，以及所涉及的资源的性质。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表示，当一种资源被人们视为神圣的时候，规范错位会引发禁忌心理——某些想法一旦被公之于众，即会引起人们愤怒的反应。^[183]神圣的价值不是可以买卖的交易品。神圣的资源通常受“共享”和“权威”基础模型的规范。当有人将“对等互利”和“市场定价”这两种高级模型用于神圣资源的时候，就会触发禁忌反应。比如，有人向你提出要买你的孩子（突然将“社群共享”关系扔进“市场定价”模型），你不会问对方出价几何，而是会被他的提议本身激怒。如果有人出价要买你珍藏的私人纪念品或传家宝，或者出价要你出卖朋友、配偶或者国家，也会引起你同样的反应。泰特罗克发现，当要求学生就神圣资源开放市场问题，比如允许交易选票、兵役、陪审员义务、身体器官、供人领养的儿童分析利弊的时候，大多数学生不是就自己的反对立场提出强有力的论证（比如困境中的穷人将会出卖自己的器官），而是对问题本身表示愤慨。最经典的“论证”是：“这实在是太可耻、太不人道了，令人无法容忍！”“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啊？!”

禁忌心理不是完全非理性的。^[184]为了维系珍贵的人际关系，仅仅是说正确的话和做正确的事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展示我们心地纯正，不会为了好处就出卖信任我们的人。对于卑鄙的提议，只有愤然拒绝，否则就说明你不懂得父母、夫妻和公民的真正含义。而这种理解包含了赋予基础互动模型以神圣价值的文化规范。

有个老笑话说，一个男人问一个女人为了100万美元是否愿意和他睡觉，她回答说她愿意考虑。接着他问，那么为了100美元，她是否愿意和他睡觉。她回答说：“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他回答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只是在讨论价钱而已。”这个笑话告诉我们，大部分神圣价值事实上是伪神圣。如果对这些神圣价值的出卖是模糊不清的，被花言巧语掩饰的，或者可以重新包装的，人们完全可以在诱惑下做出妥协。^[185]（这个笑话使用了标志性的数字“100万美元”，这将一个简单的金钱交易解释成改变生活的机会，具体说，就是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当最早出现人寿保险的时候，人们对给人的生命标价，并让妻子拿丈夫的死亡押注非常反感，而人们对人寿保险的认识在技术上是非常准确的。^[186]人寿保险业发起大规模广告宣传，将寿险产品重新包装成有责任心的丈夫必须考虑的安排，寿险让他可以在自己万一不在世的时候继续承担关照家人的责任。

泰特罗克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交换。“常规”交换是在单一互动模型中权衡后做出的选择，比如与张三而不是李四做朋友，或者买这辆车而不是那一辆车。“禁忌”交换是以某个模型中的神圣价值对抗另外一个模型中的普通价值，比如为了金钱出卖朋友、爱人、器官或者自己的良知。“悲剧”交换则是两个神圣价值的交锋，比如决定两个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谁应该排在前面，或者最悲惨的终极选择，苏菲必须在自己的两个孩子之间选择孰生孰死。泰特罗克指出，政治的艺术主要就是将禁忌选择包装成悲剧的抉择（或者说，政治上的反对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悲剧的选择说成是禁忌权衡）。想要改造社保体制的政治家必须躲开改革“失信于老年公民”的指责（这是其对手的诠释），强调改革是“减轻辛苦谋生的工薪阶层的重负”或者“停止侵蚀下一代的教育资源”。在阿富汗保留军队可以从“将我们战士的生命置于险境”转换成“确保我们国家对自由的承诺”或“最终赢得反恐战争”。我们将会看到，对神圣价值进行重新包装成一种维和心理的策略，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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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关道德感的新理论帮助人们理解道德情感、道德区隔和道德禁忌。我们现在将用这些理论分析一下不同文化之间，特别是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德化标准的差异。

某些互动模型对社会角色的配置得到所有文化的认同，这样的模型很可能具有生物学的基础。比如，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分享”，家庭内部尊重长者的“权威序列”，以及根据“对等互利”交换商品和互相帮助。但是，有些模型对资源和社会角色的配置却因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而有巨大的差异。^[187]

比如在西方的传统婚姻中，丈夫可以对妻子摆出“权威”。这个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被推翻，有些夫妇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转向“对等互利”，两人严格平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甚至到了要按小时计算的地步。“对等互利”产生的算计感与大多数夫妇追求的亲昵感不能兼容，所以现代婚姻的主流采取了“社群共享”模型——结果，很多妻子认为，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账目不清，自己总是做得过多，而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夫妻关系偶尔也进入“法理型”互动，比如“婚前协议”，或者在遗嘱中分别规定以前的婚姻所生子女的继承权。

互动模型与资源之间或者和社会角色之间的不同联系，说明了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的差异。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可以鬻田卖地，另一个社会允许买卖或交换新娘，双方都可能对对方的实践感到不可思议。在有些文化中，女性的性生活完全受家庭中男性权威的主宰，但在另一些文化中，妇女可以自由地以“社群共享”的方式结交情人，或者她们可以毫无羞耻地按照“对等互利”原则用性来交换其他资源。在有些社会，只有受害者的亲族可以为复仇进行杀戮（“对等互利”）；而在另一些社会，人命可以用金钱赔偿（“市场定价”）；或者，杀人必受国家机器（“权威序列”）的惩罚。

承认某人属于不同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对其违反互动规范的愤怒。不同文化的人的犯规行为甚至可以成为幽默的原料，比如在早年的喜剧中，懵懂的移民和乡巴佬总是在买火车票时讨价还价，在公园的草坪上牧羊，或者提议让自己的女儿和债权人结婚来抵偿债务。在影片《波拉特》（Borat）中，这个公式倒转了过来，喜剧演员萨沙·拜伦·科恩尽情地调侃美国人如何为了刻意地容忍不同的文化，任凭一个拆烂污的移民在他们中间胡作非为。不过，一旦违规涉及神圣价值，比如西方国家中的移民要实行女性阴部割礼、荣誉谋杀、买卖儿童新娘，又比如西方人在小说和报刊漫画中描绘与讥讽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或者让小学生用先知的名字命名小熊玩具，容忍就达到了极限。

互动模型中社会角色和资源的配置也可以说明一个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188]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神权和其他原始性的意识形态的基础都是“社群共享”和“权威序列”互动模型。个人利益完全被淹没在社群中 [法西斯一词源于意大利文的“捆绑”（bundle）]，而社群受军队、贵族或神职集团的统治。共产主义主张的是资源的“社群共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生产工具的“公平互惠”和政治权力的“权威序列”[理论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强人统治下的官员特权制（nomenklatura）]。民粹社会主义追求生活必需品，例如土地、医疗、教育和托儿等资源的“对等互利”。而相反的极端情况是，自由意志主义则允许人们在“市场定价”的原则下对几乎所有资源协商议价，包括人体器官、婴儿、医疗、性和教育。

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人们已经熟知的自由保守主义（liberalconservative）。海特进行的数次调查显示，自由主义者相信道德的意义在于防止伤害和保证公平（与施韦德的“自主”和菲斯克的“公平互惠”等价）。保守主义者则给予五种道德基础同样的权重，包括“内群体忠诚”（例如稳定、传统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贞洁/神圣”（例如礼貌、体面和宗教仪式），以及“权威/尊重”（例如尊重权威、顺从上帝、承认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军人服从命令）。^[189]美国文化战争的战场遍及税收、医保、福利、同性恋婚姻、堕胎、军队的规模、进化论课程、媒体上的污言秽语、政教分离各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争夺的目标是要决定什么是这个国家正当的道德观。海特说，两个极端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都认为对方是不道德的，但事实上，尽管双方大脑中的道德回路都在熊熊燃烧，但点燃它们的道德概念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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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道德心理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之前，让我用互动模型理论解决本书前面提出的一个心理困惑。许多带来观念变化的道德进步并不是让人们觉得某种行为罪过，而是感到这种行为荒唐可笑，比如决斗、斗牛和侵略战争。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批评家，例如斯威夫特、约翰逊、伏尔泰、马克·吐温、奥斯卡·王尔德、罗素、汤姆·莱勒、乔治·卡林，他们更像伶牙俐齿的喜剧演员，而不是满口箴言警句的先知。那么，我们心里有什么东西，让笑话比利剑更有力量？

幽默利用不和谐让听众感到冲突，但转换参照系可以化解不和谐。在新的参照系中，调侃的对象可以失去原有的光环，变成微不足道或有损尊严的东西。^[190]当伍迪·艾伦说“我很为我的金表感到自豪，这可是我爷爷咽气之前卖给我的”时，听众先是觉得惊讶，这样情深义重的传家宝的传承为何是买卖而不是赠予，再说卖者已经完全不能享受买卖的收益。接着，他们认识到伍迪·艾伦扮演的人物是家庭中不受待见的家伙，而这个家庭充满了钩心斗角和唯利是图。带来不和谐感的第一个参照系通常包含某种居主流地位的互动模型。要理解笑话的可笑之处，必须摆脱原有的互动模型，比如，将伍迪·艾伦的金表继承从“社群共享”切换到“市场定价”。

拿政治议题或者道德议题开心的笑话，不动声色地向原已成为第二天性的互动模式发出挑战，迫使听众睁开眼睛，看着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颠覆。当人们心目中的战争形象已从惊心动魄和光彩辉煌变成浪费生命并愚蠢时，人们就特别能欣赏喜剧经典《鸭羹》。鲁弗斯·T.法亚弗为了一个完全是假想的羞辱，可以斗志昂扬地发动战争，这让民族自豪和“权威序列”都成为十足的笑料。讽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加速器。20世纪60年代，种族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被塑造成头脑迟钝的尼安德特人，越战鹰派被刻画成嗜血的心理变态狂。

18世纪的作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说：“讽刺，应如利刃般锋锐，轻触处刀入肌肤，似无痛楚，不见血痕。”不过，很少有讽刺能够磨砺到这般锋锐，刀过无痕，而被取笑的人也太明白其背后的颠覆力量。他们感到神圣的价值在遭受有意的羞辱，尊严被折辱，而且认识到，人们的笑声说明大家都知道他们受到了羞辱，为此他们很可能做出剧烈反应。2005年丹麦报纸《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刊登的漫画引发多起流血骚乱，证明当某些人的神圣互动模型受到刻意贬低的时候，幽默就不是好笑的事情了。（在《日德兰邮报》的一幅漫画上，一批人体炸弹袭击者刚刚抵达天堂，迎接他们的穆罕默德惊呼：“停一停吧！处女已经用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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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道德感的互动模型是怎样让人们感到暴力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社会有多大的自由度能够控制道德暴力，甚至能够实现道德反暴力？所有的互动模型都要求对违反规范的人进行道德惩罚，但每一种模型所允许的暴力各有其特性。^[191]

菲斯克说，人类之间的互动不是必须使用任何模型，他称不服从互动模型的状态为无效人际关系或反社会人际关系。不从属任何互动模型的人会被非人化：他们被视为缺乏人性的某些基本属性，被当作没有生命的物体，可以任意被忽视、被剥削或者被捕食。^[192]因此，反社会关系可以为征服、强奸、刺杀、杀婴、战略轰炸、殖民掠夺和其他犯罪铺垫基础。

将他人置于互动模型之中，至少表明承担顾及其利益的义务。“社群共享”本身包含着对内群体成员的同情和温情——当然，也仅仅是对自己的成员而言。菲斯克的合作者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表示过，“社群共享”可以产生第二种非人性化：不是机械地将反社会关系非人化，而是将对象兽性地非人化，拒绝承认社群之外的人同样具有人类的共同特质，例如理性、个性、自制、德行、文化。^[193]对待团体之外的人，人们并非只是冷淡和麻木，而是厌弃和轻蔑。“社群共享”会鼓励这种非人化，因为受排挤的人被认为缺少本群体成员特有的纯洁性和神圣性，这些人的存在就是肮脏的污染源。所以，尽管“社群共享”四个字中的每个字都很美好，但部落屠杀、种族和民族灭绝、宗教清洗此类意识形态都可以在“社群共享”那里找到思想支持。

“权威序列”同样也有两面性。家长式的权威有责任保护和支持自己的羽翼，这也许就是“平靖进程”中领主制止属下自相残杀的心理依据。奴隶主、殖民统治者和仁慈的独裁者因此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合理性。但是“权威序列”也承认可以对不尊上、不顺从、违背命令、叛国、亵渎、异端、冒犯君主的人进行暴力惩罚。当“权威序列”和“社群共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为一个集团针对另一个集团的暴力，包括帝国侵略和武力征服，以及对下层阶级、殖民地人民和奴隶的镇压提供了理由。

双方交换互惠的义务让“对等互利”成为一种比较仁义的互动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各方都以对方的存在和福祉为自己的存在和福祉的前提。对等互利鼓励某种程度的换位思考，而换位思考能产生真正的同情。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商贸具有平靖效应，其背后的思维是交易伙伴之间就算没有诚挚的爱，至少还懂得彼此珍惜。另一方面，对等互利符合“一报还一报”的复仇理念——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杀人抵命、血债血偿。我们在本书第8章看到，即使在现代社会，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刑事处罚是罪有应得，而不是普遍威慑或特殊威慑。^[194]

法理型理性是在文字和数字社会才出现的新型互动模型，它既非直觉亦非感情，本身对暴力既不鼓励也不抑制。如果不是人人都明确拥有选举权，并拥有对自己人身和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前提，由于市场经济原则下无道德约束的利润追逐，人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奴隶交易和人口走私，甚至以炮舰外交开辟新的外国市场。量化工具可以在高科技战争中用于产生最大化的杀伤力。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法理型理性也可以服务于功利主义道德观，即衡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精确测度警察和军队的最低需要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的总量。^[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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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道德心理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产生了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和权利革命，促成了暴力的全面减少？

常规互动模型的变化方向相当清晰。菲斯克和泰特罗克观察到：“在世界范围内，最近3个世纪以来，社会制度在整体上沿着从 ‘社群共享 ’向 ‘权威序列 ’，再向 ‘对等互利 ’和 ‘市场定价 ’的方向加速移动。”^[196]如果我们使用第7章提到的民调数据作为指标，社会自由主义引领风气变化之先河，社会保守主义最终追随其后。海特关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道德关怀的数据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我在前文提到过，在判断道德关怀的重要性时，社会自由主义者对“内群体忠诚”和“纯洁/神圣”（菲斯克将此涵盖在“社群共享”）以及“权威/尊敬”不屑一顾，而几乎将全部关注放在“伤害/关怀”和“公平/互利”上。社会保守主义者则对所有五类道德规范一视同仁。^[197]社会自由主义导向的历史趋势，与社群和权威渐行渐远，其价值观越来越多地以平等、公正、自治和合法权利为基础。虽然自由派和保守派可能都不愿意承认正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趋势，但今天，没有任何主流保守政治家还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打出传统、权威、凝聚力或者宗教的旗号，为种族隔离，妇女不能离家工作、指控同性恋为犯罪等行为进行辩护。^[198]

道德资源撤离社群、圣洁和权威何以具有反对暴力的效果？一个原因是集体性或公社性（communality）是部落制和沙文主义的道德核心，权威则给政府镇压的正当性提供了理由。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当道德被约束在一定的边界之内。这个范围越小，人们能够合法惩处的违规行为就越少。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是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每个人都同意道德的基石之一是自主和公平。没有人反对政府行使暴力将刺客、强奸犯和谋杀犯关进监狱。但是，在这个共识之外，传统道德的卫道士希望再加上一个非暴力型犯罪名单，比如同性恋、放荡、亵渎、异端、淫秽和玷污圣符。为了让卫道士的道德谴责具有威力，必须由利维坦来惩处越轨行为。从法律条文中删除这些罪名，也就减少了权威挥舞棍棒、手铐、板子，以及实施监禁和处决的机会。

社会规范向“市场定价”方向推移让很多人感到恐慌，但是它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走向非暴力的趋势。酷爱“市场定价”模型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者，甚至主张将卖淫、吸毒和赌博一概非罪化，清空当今世上关押了千百万人的监狱（老鸨和毒枭应该可以被送进对付流氓团伙的感化营）。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自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以社会认可的暴力对付很多人不认可的行为，例如亵渎神明、同性恋、吸毒、卖淫，是否符合我们的道德理想。但是，无论对错，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道德退出社区、权威、神明这些传统领域，暴力确实在减少。而道德退出也恰是古典自由主义追求的目标：个人摆脱部落和权威的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宽容个人选择，只要这些选择不伤害其他人的自主和福祉。

现代社会中道德发展的历史方向不仅仅是离开集体和权威，而且是走向法理型组织，这本身也是趋向和平的发展。菲斯克说，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的功利主义道德，可谓“市场定价”模型的典范。“市场定价”是法理型思维的一个特例。^[199]功利主义大家切萨雷·贝卡里亚开创了刑法改革，将赤裸裸的复仇饥渴变为以威慑预防为目标的政策。边沁的功利推理指出了处罚同性恋和虐待动物的非理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据此提出了最早的女权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南非民族解放运动中，曼德拉、图图和其他和解派人士公开谴责复仇型正义，而主张实行揭露真相—大赦—适当惩罚元凶的配合政策，这也是通过达到功利的均衡以减少暴力的成功案例。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南非实行经济制裁而不是武力打击，同样符合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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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道德心理学最新理论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限制社群、权威、神圣和禁忌的影响，这些直觉都是且很可能永远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但我们没有必要为此惊慌。不同的互动模型可以相互结合，相互嵌入，追求暴力最小化的法理型思维模型可以约束其他思维模式的暴力性。^[200]

如果某个版本的“社群分享”对人的生命进行资源配置，社区的范围涵盖全人类，远非一个家庭、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国家，这个模型完全可以成为抽象人权原则的情感依据。我们是一个人类大家庭，在这个家庭内，没有人能够剥夺其他人的生命和自由。在“权威序列”模型中，为了防止更大的暴力伤害，国家被赋予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国家对其公民的权威，以民主制衡的形式嵌入“权威序列”，比如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同时国会可以弹劾和罢免总统。神圣的价值观和捍卫神圣价值的各种禁忌，也可以反映出我们认为必须珍视的价值和事物，比如已经成形的胎儿，国家的边界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与核武器。

斯科特·阿特兰与两位心理学家杰里米·金吉斯（Jeremy Ginges）和道格拉斯·梅丁（Douglas Medin），以及政治学家哈利勒·史卡基（Khalil Shikaki）合作，探讨了如何以和平为目的重造心理禁忌的问题。^[201]在理论上，和平谈判应该遵守“市场定价”模型的规范。当敌对双方放下武器，自然产生一笔红利——所谓的“和平红利”，双方同意分享红利达成和平。为了得到一份和平红利，各方都必须放弃自己的最高要求，所得到的红利将大于他们拒绝谈判的收益，而继续交战还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不幸的是，神圣价值和禁忌心理会拒绝理性交易的最佳方案。如果对手中的一方固执于价值的神圣性，那么他所捍卫的是无价之宝，就像我们不会出卖自己的孩子，他也决不肯就自己的神圣价值进行交易。被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煽动起来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比如对某片圣地的主权和对历史暴行的某种承认。即使是为了和平的目的妥协也是触犯禁忌，甚至动一动这样的念头都证明此人是叛徒、内奸、唯利是图的小人、荡妇。

流行的心理学实验的方式，都是研究人员找几十名大学生，每人给一杯啤酒的钱，然后让他们回答问卷。但在一项非常大胆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找到了真正生活在以巴冲突地带的居民进行调查：西岸的600多名以色列定居者、500多名巴勒斯坦难民、700多名巴勒斯坦学生，其中半数承认追随哈马斯或“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研究人员在每一个小组中都能找到视自己的要求为神圣价值的狂热分子。几乎一半的以色列定居者表示，不论有多大的好处，犹太人民永远不能同意放弃任何以色列领土，包括（构成西岸的）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在巴勒斯坦人中，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不论有多大的好处，在耶路撒冷的主权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妥协。80%的难民认为，巴勒斯坦人返回以色列的权利不容让步。

研究人员将以巴两族人各分三份，组成三组，再向每一组人出示一个要求各方就自己的神圣价值进行妥协的假想和平方案。其中一组得到“两国方案”，要求以色列从99%的西岸和加沙地带撤走，但不需要接纳巴勒斯坦难民。毫不奇怪，这一方案没有得到什么支持。双方的极端分子对方案本身表示愤慨和厌恶，并声称如果有必要，将以暴力抗拒这样的方案。

第二组受访者拿到一个在两国方案之外，附加美国和欧盟在100年内每年补贴10亿美元，或确保人民生活和平繁荣的方案。面对这些甜头，非极端分子的反对立场有所软化，但因为方案带有明显的收买意味，极端分子变得更加狂躁和愤怒，也更加暴力。一旦涉及政治和宗教冲突，人类行为分析中的理性人假设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根据泰特罗克的观察，很多表面上无比神圣的价值实际上都是伪神圣，如果能够对禁忌的权衡折中巧妙地重新包装，妥协的空间仍然存在。在假设和平方案的第三个版本中，两国解决方案之外被加上一个纯粹象征性的宣言，明示其敌人就某一神圣价值做出让步。展示给以色列定居者的方案说，巴勒斯坦人“将放弃任何返回以色列的要求，这本是他们的神圣权利”，或者“需要承认犹太人民对以色列土地的历史的和合法的权利”。而在交给巴勒斯坦人的方案中，以色列将“承认巴勒斯坦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和合法的权利，并将为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所有错误道歉”，或者将“放弃他们所坚信的、对西岸的神圣权利”，或者将“象征性地承认（巴勒斯坦人）返回以色列的历史正当性”（但并不真正给予这一权利）。这些辞藻真的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与公然地拿和平和金钱进行贿赂不同，敌人在神圣价值上的象征性让步，尤其是特别强调这是一方的神圣价值时，确实弱化了极端分子的怒火、厌恶和支持暴力的意愿。虽然这样的方案并没能将双方的极端分子减少到绝对少数，但是减少的数量足以改变各方新近举行的大选结果。

这一操控人类道德心理的实验具有深远的含义。找到软化以巴双方狂热分子的对抗立场，其他各国也公认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几乎可看作人间奇迹。古板的外交家将争执双方视为理性人，强调和平方案的成本收益，这种标准做法将会招致反感。如果他们的和平方案有任何成功希望的话，他们必须将对抗双方视为道德人，认真操作方案的象征性框架。当人们放纵自己捍卫神圣和禁忌的心态时，道德感很可能成为和平的障碍。只有当此种心态愿意根据理性目标接受调整，才会产生真正符合道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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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外生原因让道德直觉离开社群、权威和圣洁，而趋向公平、自治和理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外力是人口的迁徙和社会流动性。人们不再被局限在家庭、村庄和部落。在这样的小世界里，整合和团结是生活的基础，一个人被排斥和遭放逐意味着他的社会生命的死亡。现在，人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寻找自己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到新的世界观，接受更普世的道德规范，即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而不是崇拜某个集团的强权。

出于同样的原因，开放社会让人们尽显才华、雄心和运气，不受出生身份的制约。在人们眼中，“权威序列”不再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自然法则，而更多地被视为历史文物，甚至是某种不公正的遗产。

来自多元背景的人相聚在一起，互通商贸，按照职业或者社会偏好合作谋求共同的远大目标，他们头脑中原本圣洁的意识会逐渐褪色。我们在第7章中提到，当某人认识某位同性恋朋友的时候，他对同性恋的宽容程度会大大提高。海特认为，当人们近距离观察美国的大选版图时，从粗分的红州和蓝州，到细分的红县和蓝县，都显示支持自由派候选人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沿海和主要水路沿岸。在喷气式飞机和州际高速公路出现之前，这些地区是人口和思想交流汇聚频率最高的地带。这些地区早年的优势，让它们成为交通、商业、传媒、研究和教育的集散中心，至今仍然是多元和自由派的大本营。虽然美国政治中的自由派和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二者在道德领域的侧重点仍然一致。自由派的微观空间分布说明，背离社区、权威和圣洁的道德发展趋势的确是流动性和都市化的结果。^[202]

另一种颠覆社区、权威和圣洁观念的力量是对历史的客观研究。菲斯克说，社群思维将团体视为一种永恒的存在：一种不朽的本质将人们联结为集团，传统之悠久可以一直追溯到太初。^[203]“权威序列”也天然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他们受命于天，遵从宇宙的规则而世代沿袭。这两个模型都在炫耀自己天生而永恒的高贵和圣洁。

在这种为统治寻找合理性的罗网之下，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就像游园会上冒出来的一只臭鼬。唐纳德·布朗在开始人类共性的研究之前，曾经试图解释为什么印度的印度教几乎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历史学家，而邻邦的中华文明却正好相反。^[204]布朗推测，在等级森严的种姓社会中，声称自己是英雄和神祇的后裔的统治精英明白，让学者不断地在故纸堆中搜寻窥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很可能会找到一些证据，戳穿权贵的谎言。布朗研究了亚洲和欧洲的25个文明的历史，他发现，等级化的社会青睐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排斥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传记、写实肖像和正规教育。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索性招募写手，炮制自己国家永恒的、光彩夺目的历史。^[205]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民主国家开始挖掘自己国家浅薄的根基和曾经犯下的卑鄙罪行，修正的新历史让很多人的心理受到重创。在新史学中，爱国主义、部落主义和对上层的盲从不再具有原来的地位。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学生教科书和博物馆展品内容上的争执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虽然，对于各种自私自利的传奇故事，历史事实是最好的解毒剂，而虚构的作品也一样能够转变读者和观众的道德意识。忠诚、服从、爱国主义、责任、法律或者习俗所规范的道德，与道德原则要求的行动之间发生冲突，让很多作品中的主人公面临艰难的抉择。在1967年出品的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中，一名狱警在处罚保罗·纽曼扮演的角色卢克，将他关进闷罐监牢时解释说：“抱歉，卢克，我不过是行使职责。你要理解我。”卢克回答说：“甭来这一套——管这叫执行职责，不等于说这是对的，头儿。”

偶尔，作者能够唤醒读者，让他们意识到良知本身是个靠不住的向导。哈克贝利·费恩带着黑奴杰姆逃往自由州，两人漂荡在密西西比河上。哈克突然对自己帮助杰姆感到莫名的愧疚，因为他突然想到，杰姆的主人是他合法的拥有者呀！

在我自言自语的时候，杰姆不停地大声念叨着。他说，到了自由州，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拼命挣钱，一个子儿也不花，等到攒够数了，就把老婆赎出来。杰姆的妻子如今在一家农场为奴，就在华生小姐家的附近。然后他们两个人要拼命干活，好把两个孩子赎出来。要是孩子们的那个主人不肯卖孩子的话，他们就去找废奴活动家，把孩子们偷出来。

听到他这样说，我几乎全身冰凉……我心想，这都是因为我没有转转脑子。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黑鬼，我差不多一直是在帮着他逃跑，如今竟然这么大大咧咧地说什么要偷走他的孩子——这些孩子可是属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而且此人从来也没有害过我啊……

我的良知在心里煽起的火越烧越旺。到后来，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说：“饶了我吧——还来得及呢，待会儿一看见灯光，我就划过去，上岸，告发他。”……我所有的烦恼也都烟消云散了。我继续张望着，看有没有灯光。这时我高兴得简直要在心里为自己唱上一曲哩。没有多久，出现了一处灯光……

（他）跳将起来，弄好了小舟，把他的旧外套铺在船底板上，好让我坐在上面。他把桨递给了我。在我划桨的时候，他说：“麻（马）上，我就要欢呼啦。我要说，这一切，都亏了哈克。嗯呐，我（是）个自由人啦。嗯呐，可要是哈克，我哪里得自由呢。全亏哈克才成功的。杰姆一辈子也忘不下你，哈克。你是杰姆贼（最）好的盆（朋）友，嗯呐，你也是老杰姆现在唯一的盆友。”

而我刚刚才把小船划开，急着想去告发他。他的这番话，让我像被掏空了一样瘪了下来。

在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心理发展中，原则、服从、互惠和对陌生人的同情指导着良知，把哈克拖向错误的方向。同时，对一位朋友的同情和直接牵挂将他拉向正确的方向（读者脑海里可能还会闪出人权观念）。这段文学叙事也许称得上是对人性的脆弱，对人们在道德和不被道德承认的信念之间困惑挣扎的绝妙刻画。

理性

眼下理性的日子很不好过。大众文化在“赛愚昧”的深渊中继续沉沦，美国的政治话语则已经陷入“逐底竞赛”。^[206]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神创论、胡言乱语的新纪元运动、“9·11”恐怖袭击事件阴谋论、心灵热线和宗教极端主义复兴的年代。

似乎四处弥漫的非理性还不够糟糕，很多评论家绞尽他们的推理脑汁，要说明理性的重要性被过分地高估了。在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就职典礼之后的媒体蜜月期间，编辑甚至放言说，一个伟大的总统不一定要很聪明。一个心地善良、具有坚实明确的道德观念的人赛过那些精于计算、花言巧语、受了过多教育的政客。他们表示，说到底，还不是哈佛训练出来的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把美国拖进了越战的泥淖。左翼的“批判思想家”和后现代主义者，在一个问题上与右翼的宗教卫道士意见一致，即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集中营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科学和理性培育出的毒果。^[207]

甚至科学家也追随其后。许多心理学家说，人类受激情的引导，只有在事后为给自己的直觉寻找理由时才会调动那点儿可怜的理性能力。行为经济学家欣喜若狂地向世界展示，人类的行为如何远离理性人假设；报道行为经济学进展的记者，不放过任何抨击理性人理论的机会。这其中的含义是，既然非理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干吗不接受它，享用它呢？

在本章——本书结论部分之前的最后一章，我要试图说服你，无论是对世界理性现状的悲观评估，还是认为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坏事情的轻佻，都是错误的。尽管人们干了不少蠢事，但是当今社会还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一个世界越聪明也就越少暴力。

在展示证据之前，我要先扫清那些反对理性的偏见。现在，乔治·W.布什总统已经卸任，所谓“我们最好有个不太聪明的领袖”的理论只能让人脸红，而我们甚至可以量化害臊的理由。我们都知道，人们在衡量公共人物的心理特质方面没有什么良好的记录，但是，心理学家迪恩·西蒙顿（Dean Simonton）发展了几种（从心理计量学家的技术角度看）可靠和有效，而在政治上无党派立场的历史计量手法。^[208]他分析了从华盛顿到小布什42位总统的数据资料。他发现，根据非党派历史学家的评估，对总统的绩效而言，天生的智力和对新思想、新价值的开放心态都有关键的作用。^[209]虽然布什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平均水平，但他在总统绩效排名上却是倒数第三。而在经验开放性这个项目上，他是倒数第一名，评分从最低0分到最高100分，他的得分是不折不扣的0分。西蒙顿在2006年发表了他的研究，当时布什仍在总统任上；自那时之后，又有三位历史学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果很接近：布什在42位总统中排名为第37、第36和第39。^[210]

至于越南战争，认为只要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顾问没有那么聪明，美国就会避免卷入战争的观点，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在这些人退出舞台之后，战争在理查德·尼克松手里继续残酷地推进。而尼克松既算不上最优秀也算不上最精明。^[211]总统的智力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可以做量化处理。1946年（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起始的年份）到2008年，总统的智商和其任期内美国卷入战争的战争死亡人数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5。^[212]我们可以这样说，总统智商增加一个IQ点，战争死亡减少13440人。虽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战后最聪明的三位总统——肯尼迪、卡特和克林顿，没有将国家带进毁灭性的战争。

认为集中营是启蒙运动的产品的观点，如果不是下作，至少是荒唐。我们在本书第6章已经看到，20世纪真正发生改变的并不是大屠杀发生的次数，而是人们在观念上终于认为大屠杀是一种邪恶。在集中营毁灭的人类生命前面，它的技巧和组织形式是无足轻重的陪衬，而卢旺达发生种族灭绝手段极为原始，它也提醒我们，技术和组织并不是实施大屠杀的必要条件。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像同时代的民族主义、浪漫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一样，是19世纪反启蒙思潮的果实，绝非伊拉斯谟、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边沁、杰斐逊、麦迪逊、穆勒的传承。在真正的科学面前，纳粹主义自命的科学是非常滑稽的伪科学。哲学家亚基·曼申弗劳德（Yaki Menschenfreund）最近在他的一篇精彩文章中评价了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要为纳粹集中营负责的理论：

纳粹意识形态不仅是非理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理性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其政策的破坏性。它美化多神的、基督教之前的日耳曼民族的历史，拥抱回归自然和“原生态”的浪漫情思，培育终结旧时代的天启式期待，幻想届时将彻底解决种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对理性主义及其有关理论的轻蔑，以及对启蒙运动的彻底排斥是纳粹思想的核心；纳粹运动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一贯强调“weltan-schauung”（世界观）——对世界的自然和直接的体验，与“welt-an-denken”（对世界的思考）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看来，对世界的思考，就是通过概念化、计算和理论化分解现实的“破坏性”智力活动。与“堕落的”自由主义布尔乔亚崇尚理性相对抗，纳粹宣扬的是一种生气勃勃的、自然的生活观，不受妥协或者困惑的阻碍和烦恼。^[213]

最后，我们来看看所谓理性无力对抗情感的意见——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心理学家戴维·皮萨罗（David Pizarro）和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曾经表示，持此观点的人，是对实验室中的道德失声现象和其他道德困境引起的生理反应解读过度。^[214]即使是直觉主导的决定，直觉本身已经是以往道德推理的产物。这个过程也许是个人的反思，也许是餐桌上的争论，也许是人们在争论中产生的规范被社会同化吸收。案例研究表明，在个人生活的一些关键时刻（比如一名妇女决定堕胎），或者在社会面临转折的历史关头（比如内战、女权、同性恋权利、宣布国家参战的重大问题），人们都会纠结于痛苦的思考和忧虑。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历史性的道德转变，其发端都是一些经过人们艰苦思索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提出之初遭遇猛烈的抨击。当辩论平息的时候，胜方的主张已经自然而然地融入人们的情感。比如，如果你今天问人们为什么不烧死宗教异端，为什么不蓄奴，为什么不鞭笞儿童，或者为什么不对犯人处以轮刑，人们也许会“道德失声”，说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但在几个世纪之前，这些问题都曾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在乔舒亚·格林就失控车厢道德困境进行脑扫描研究时，我们甚至可以目睹人们的直觉和推理交互妥协的神经解剖学基础：每一种道德感都有其神经生物的基地。^[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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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休谟写下他的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的时候，他的本意并不是要人们鲁莽、纵情，或者即使遇人不淑，也任凭自己神魂颠倒。^[216]他是在就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论证，说明理性本身仅仅是从一个真命题到达另一个真命题的工具，与这些命题的价值取向完全无关。然而，有很多理由决定了为什么理性，配合以“一点点鸽子的气质，揉进我们的骨架”，必然地“决定了我们的意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让我们在有益于人类和危害人类之间冷静地选择前者”。让我们来看看某些理性的运作为什么可以带来暴力水平的下降。

科学革命和“理性时代”发生在人道主义革命之前的时间顺序告诉我们，理性抗拒暴力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如伏尔泰所说的“荒谬导致暴行”。戳穿某些谎言，比如众神要求牺牲献祭，巫师咒语灵验，异教徒终将下地狱，犹太人在水井内投毒，动物没有感觉，孩子是父母的所属品，非洲人非常残忍，君权神授等等，即可以破除很多暴力的思想基础。

运用理性的另一个和平效果是，理性是自制的伙伴。我提到过，在人身上有两种特质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它们在大脑中的生理基底相互重合。^[217]这就是理性——推演一种行为的长期后果，让人们认识到有必要自制。

当然，自制还不止于避免做出损害自己未来利益的仓促决定，它也意味着为了我们所认为的正当动机而克制自己的某些本能。有些精心设计的实验技巧，比如测度人们用多长时间将类似“好”和“坏”这样的字与白人的面孔和黑人的面孔联系在一起，通过神经成像实验监测大脑中杏仁核的活动，可以辨识出很多白人对美国非裔有轻微的生理反感。^[218]但是，第7章的图7-6、图7-7和图7-8显示，人们对非裔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共同工作和生活，彼此以礼相待的现实，证明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判断克服这些偏见。

推理与道德观也可以相互作用。四种互动模型是人们道德冲动的源泉，每一个模型都具有自己特殊的推理模式；每一种推理模式各有其相应的计量尺度，并通过特有的认知方式展开推演。^[219]“社群共享”模型的思维标准是“全或无”，或者说“非此即彼”（即所谓的“名目尺度”）：一个人或者属于神圣家族，或者不属于。与此相应的认知方式是生物学直觉思维，着眼于生物性的纯洁本质和潜在的污染源。“权威序列”使用顺序尺度：对统治与被统治阶层进行线性排序。它的认知手段是对空间、力和时间的物理学直觉：人的排序越高，他的形象就越大，力量越强，地位越高，越具有优先权。“对等互惠”采用等距尺度，两个量之间可以比较大小，但是不存在比例关系。具体的量度方法如排序、记数，或者以相同的单位进行比较。只有“市场定价”（以及“市场定价”所属的法理型思维）能够用“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尺度进行量度和运算。法理性模型要求以非直觉性的符号数学做推理工具，比如分数、百分比、幂。我已经说过，法理型模型在人类历史上远非常见的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具有高级的认知能力——熟练把握文字和数字的能力。

“Proportionality”一词在数学意义上是“比例性”，在道德意义上是“均衡性”、“相称性”和“合理性”。它具有这样的含义不是偶然的。只有布道家和流行歌曲的歌手会宣称总有一天暴力要从地球上彻底消失。哪怕仅仅是作为一种防备，为了威慑捕食者和在威慑无效时解除侵犯者的武装，以警察和军队形式存在的暴力手段总是必要的。但是，以尽可能小的必要暴力制止更大的暴力，与人在头脑发昏时为寻求惩罚性正义制造的暴行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一报还一报的粗糙复仇感，在处罚的程度上特别带有自利的偏向，因此产生了数量巨大的过度暴力，包括酷刑和非常处罚，殴打有过失的孩子，战争中毁灭性的报复行动，私人之间因小恩怨而伤人性命。但道德进步并不在于全面打击暴力，而是有理有度地对症下药。我们看到的例子有遵循贝卡里亚功利主义观的刑法制度改革，接受启蒙思想的父母有节制地惩罚孩子，拒绝暴力手段的公民不服从和消极抵抗，现代民主国家对挑衅的适度反应（军事演习、鸣枪示警、对军事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以及在冲突之后实行有限大赦与和解。这些弱化暴力的措施都要求对比例、均衡和相称有某种感觉，而这种思维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理性的教养和培育。

当理性将暴力本身抽象为一种心理范式，并将它构建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需要取胜的竞赛时，理性就是在抗拒暴力。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将古希腊的毁灭性战争形容为天上变态傀儡一手操办的孽作。^[220]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抽象思维的杰作：他们超脱了那种将战争归咎于阴险宿敌的立场。当然，将战争归罪于天神不能给凡尘众生带来减少战争的机会。对战争的道德谴责也具有抗拒暴力的力量，不过它没有告诉人们，当强敌临门时应该做些什么。格劳秀斯、霍布斯、康德和其他当代思想家的著述展示了真正的道德进步：将战争作为博弈论的题目进行理智分析，而积极的制度安排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几个世纪之后，这些制度安排，比如康德的民主—商贸—国际共同体的三位一体论，在长期和平与新和平时期发挥了它的作用。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有意识地将危机包装成对方为自己设下的陷阱，让两个人都能不失脸面地后撤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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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为理性辩护的理由都没有提到休谟的观点：理性只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取决于思考者的情感。如果思考者想要得到和平与和谐的话，理性可以勾画出通向和平与和谐的路线图。但是，如果思考者愿意看到战争和冲突，理性也可以产生走向战争和冲突的路线图。我们是否有理由期待理性让推理者期望更少的暴力呢？

根据严密的逻辑，答案是“没有理由”。但是，略做加工，就可以将答案变为“有理由”。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思考者关心自己的福祉：他们想活下去，而不是去死；他们想自己肢体健全，而不是残缺；他们想生活舒适，而不是生活在痛苦中。仅是逻辑本身不足以让人们拥有这些成见。但是，任何自然选择的结果——的确，任何有意识的主体，只要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承受住熵的摧残，都会产生这些愿望。

第二个条件是，思考者是其他意识主体共同组成的社区中的一员，这些主体可以影响自己的福祉。他们之间可以交换意见，并且能够理解对方的理性。这一假设同样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我们可以想象，鲁滨孙在孤独中思考，银河霸主的属下不能挑战他的权威。但是，自然选择至今还不曾制造出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因为进化以生命群体为对象。说到人类，他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而且是社会的动物，还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即使是银河霸主，王冠在头难安枕席，霸业至此，他还是要担心失去权力的可能性，不得不对付他昔日的属下。

我们在第4章的结尾提到，如果人类的自利性和社会性假设结合以理性，就会推出以非暴力为目标的道德观。暴力是囚徒博弈，博弈双方以侵蚀对方获取私利，但是两个人在相互侵害中都会遍体鳞伤，且不说还可能丧命；如果双方都不去伤害对方的话，两人反而得到更大的收益。在博弈论对囚徒困境进行定义的时候，说明不允许双方交谈；而即使他们能够交谈，他们也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协商，并可以通过情感、社会和法律担保约束彼此的承诺。当一方试图说服另一方不要实施伤害时，他首先必须自己承诺不去伤害对方。一旦他提出“你伤害我是不对的”，也等于是说“我伤害你也是不对的”，因为在逻辑推理上，“你”和“我”是没有区别的两个实体。（说到底，这两个代词的意义随着对话的进行不断调换位置。）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这样说过：“代词 ‘我的 ’到底有一种怎样的神奇力量，它竟然能够让我们有理由推翻至公至正的真理？”^[221]理性既不能区别张三和李四，或者王五和赵六，也不能区别任何个体的集合，因为就逻辑所关心的问题而言，他们不过是一些x和y而已。所以，你一开口试图劝说某人不要伤害你，提出各种他不应该伤害你的理由，就等于是接受了以避免伤害为最终目标的承诺。只要你还为自己高品质的理性感到自豪，愿意广泛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并以此劝服他人，你就会调动这一理性追求公众的利益，包括避免暴力。^[222]

当然，人类并非生来就具有理性。我们由猿演化而来，在小群体状态下生活了几十万年，认知过程的演化都是以狩猎、采集和社交为目的。仅仅是在文字、城市、远程交往和通信出现之后，我们的祖先才逐渐培养起理性判断的能力，并不断扩展理性施用的范围，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我们也许有理由期待，集体理性经过时间的砥砺，将一点一点地打磨掉我们身上导致暴力的短视和冲动；面对数量越来越多的理性主体，我们希望对方以何种方式对待我们，就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己之所欲，亦施于人。

我们的认知能力不是必然向这个方向演化。但是，一旦人们秉持一种开放的推理体系，即便这个体系是从平凡的琐事，比如从准备晚餐和保护盟友发端演化而来，你总是忍不住要用这个体系考虑一下那些作为其他命题结果的命题。当你用母语学会并理解了“这是那只杀死了老鼠的猫”这句话，你自然就能明白“这是那只吃了麦芽的老鼠”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能学会运算37+24，那么34+27之和对你也不会是太大的难题。研究认知的科学家将这一奇妙现象称为系统性（systematicity），并认为这一特性来自人类神经系统所具有的支撑语言和理性的组合能力。^[223]如果一个物种的成员有彼此理性互动的能力，并有足够的机会运用这种能力，他们迟早会发现非暴力和其他互利安排所能带来的共同利益，并且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这种能力。

这正是彼得·辛格最早提出的“扩大的圈子”理论。^[224]我借用了他的修辞手法，用“扩大的圈子”来形容一种历史进程——人们有了更多换位思考的机会，因此对更多样的人群产生了同情心。不过，辛格本人极其理智，对这些情绪化的表达没有多少兴趣。他是哲学家的哲学家，他认为，经过漫长的演化，人确确实实已经有思考的能力，能够想明白他们应该尊重其他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尊重不局限于我们社会小圈子里的亲友熟人。就像你不可能一边坚守做人的原则，一边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你也不可能去损害其他团体成员为自己的团体成员谋利。对辛格而言，人们的伦理圈子之所以在向外扩大，不是因为软心肠的共情，而完全是冷静思考的理性结果：

开启理性思考，就像在黑暗中踏上上行的滚梯。一旦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能够走多远已经不由我们的意愿所决定，我们也无法事先知道哪里是我们的终点……

如果我们不知道滚梯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登上滚梯后，打算跟着它移动几米，弄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很难避免一直前行，直到终点。同样，一旦开始理性思考，人们也无法知道它会在哪里停止。人们之所以会有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辩解的想法，是因为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群体生活的需要，但是，一旦理性思考开始运作，它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不受社会集团边界的制约。^[225]

根据辛格引证的历史发展顺序，早期古希腊人的道德圈子限于城邦，如公元前5世纪的这篇原本无意搞笑但却颇为滑稽的墓志铭所展示的：

这是在一位大好人尸身上建立的纪念碑。来自迈加拉的庇锡扬，杀死了7个人，在他们身体上折断了7把标枪的枪尖……这个男子，挽救了3个雅典兵团……从未让活在世上的任何人有过丝毫的悲伤，在众人景仰之下，他进入了冥界。^[226]

柏拉图将他的道德圈子外推了一点点。他认为，希腊人应该避免毁灭和奴役其他希腊人，被毁灭和受奴役的噩运只属于非希腊人。在近代，欧洲人对所有的欧洲人实行不得奴役的准则，但非洲人却是可以奴役的对象。当然，在今天，对所有人而言，奴隶制都是非法的。

辛格的比喻只有一个问题，道德关怀的历史似乎不大像一部滚梯，而更像一个被卡在某层楼上的电梯，似乎永远也不打算再工作了，但突然间它又晃晃荡荡地上升一层，然后又滞留在那里不动了，接着再上升一层……辛格叙述的历史显示，在2500年间，人类的道德圈子只向外推延了4圈，每625年向外推出1圈。作为一部滚梯，这样的速度给人的感觉确实有些不牢靠。辛格承认道德进步是一个跌跌撞撞的过程，而原因是伟大的思想家太稀缺了：

仅就一种质疑精神的出现时机和成功而言，历史只是记录了一连串意外事件而已。但是，如果理性思维能够在习惯道德的制约下茁壮发展，长期来看，进步就不是偶然的意外。不时会有杰出的思想家出现，他们被习俗施加在理性思考上的边界困扰，因为理性思考的性质不喜欢“小心禁区不得入内”的警示。理性思考是天生的扩张主义者，它追求普适性。除非它被对抗的力量粉碎，否则，理性思考的每一次应用，都是在为后人理性思考的新领域添加基石。^[227]

但是，世界历史舞台上卓越的思想家如此罕见，理性的扩展如此艰难，人们会问，为什么人类的理性要历时数千年才能得出奴隶制不太对头的结论？同样的问题还有殴打儿童、强奸妇女、灭绝原住民、监禁同性恋，或者为了抚慰国王受伤的虚荣心而发动战争，这些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吗？这不应该是非得有爱因斯坦的头脑才能想清楚的问题。也许，问题在于理性滚梯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引导人性道德进步的力量在于心灵，而不在于头脑。也许，即使辛格是对的，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滚梯的移动不仅有赖于寥若晨星的大思想家，还有赖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思考水平的提升。

* * *

不论你们相信与否，人确实是越来越聪明了。20世纪80年代初，哲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注意到出售智商测试结果的公司定期调整试题时，他欣喜若狂，仿佛得到一个重大的发现。^[228]人们设定100为智商的平均值，但是答对的问题所占的百分比却是一个取决于问题难度的任意值。考试公司必须用一个公式将正确答案所占的百分比转换为智商的IQ值。他们发现，这个公式总是出问题。几十年中，智商测试的平均分数越来越高，为了维持100的平均值，每过几年就要调整换算公式。也就是说，为了得到同样的IQ值，后来的测试者必须比以前的人答对更多问题。如果不做这样的调整，IQ就会出现膨胀。

智商膨胀不是通货膨胀那种需要人们去抑制的问题。弗林认识到，它展示了某种有关人类智力的重大历史现象。新一代人在拿到和老一代人一样的试题时，能正确回答更多问题，得到更好的成绩。进入20世纪后，智力测验大行其道，遍及世界各地。在某些国家，每一个学龄儿童和应征的军人都要接受智力测试，数据的积累已经足以显示变化的趋势。弗林进行了两类比较，他一方面仔细收集同一套智力测试题的历年数据，另一方面又搜寻各种设法调试测试结果的标准。两类比较得出相同的结果： IQ值一直在提高。^[229]1994年，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将此现象命名为“弗林效应”。自此，弗林的名字就和智商上升联系在一起了。^[230]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开始进行大规模智商测试以来，30个国家，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稳定的“弗林效应”。^[231]更早的英国数据显示，弗林效应甚至可以追溯到1877年出生的一群英国佬（尽管他们是成年后接受的智商测试）。^[232]变化可真是不小：平均每10年提升3个IQ点（为标准偏差的1/5）。

变化是惊人的。如果时间机器将今天十几岁的少年送回1950年，他们的平均IQ将是118；如果回到1910年，他们的平均IQ将是130，高于当时98%的人。不错，按照弗林效应的字面含义，今天的一个普通人，比1910年“太平盛世”里98%的人都更加聪明。更不客气地说，如果时间机器将1910年的一个普通人送到今天，他的平均智商将会是70，差不多是在智障的边缘。如果使用专门测试一般智力的“瑞文氏推理测试”, 1910年的普通人的智商放在今天只有50，已经完全属于智障的范围，在“中度”和“轻度”智障之间。^[233]

显然，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弗林效应。1910年时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住满了傻瓜的世界。评论家一直在设法否认存在“弗林效应”，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有力的论据。无论是主张平均主义的左翼作家，还是信奉自我实现的右翼作家，都不愿意接受“智商”这个概念和衡量智商的工具。但是研究人类个体差异的科学家却无一例外地认为，智商是可以被测度的，一个人的智商终其一生相当稳定，并且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智商水平预测他的学术和专业成就。^[234]你也许会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学校已经变成考场，孩子也都成了某种考试专家。但是，正如弗林指出的，考试的变化很不均匀，时紧时松，而智商的增长则非常稳定。^[235]那么，这是否和试题的内容有关系？比如“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常识，或者词汇部分的很多单词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学校早就教过这些算数。不过，智商测试分数增长最多的部分恰恰不是常识、词汇和数学。^[236]智商测试分数增长最多的部分是与抽象推理有关的试题，比如“相似”（“一磅和一寸有什么共同点？”）、“类比”（“树和什么具有相当于鸟和蛋的关系？”）以及“直观推理”（给出一个由行和列组成的几何图形，要求测试者推出如何填补右下角的空缺：比如，每一行的从左到右，每个图案比前一个增加一个边框，减少一条竖线，一个空白点被填黑）。词汇和数学是智商测试分数变化最小的部分，其他类型的考试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比如SAT在有些年份甚至出现某些年龄组平均考分下降的现象。^[237]图9-2显示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智商测试和分项测试分数上升的情况。

图9-2 弗林效应：1947—2002年智商测试分数不断上升

资料来源：弗林，2007年，第8页

弗林效应是一颗科学重磅炸弹，因为我们只需要看看“图形推理”和“相似”两类测试分数的提高，就会知道几十年来人们的“一般智力”得到了多大改善。人们认为，这几项智商测试试题所测的正是一般智力，它们的高低与测试者在总测试中其他部分的得分高度相关。我们将一般智力称为g（或G因素）, g的存在通常被认为是心理测试科学上最重大的发现。^[238]如果你任意提出一项常规智力测验——数学、词汇、几何、逻辑、文本理解、事实知识，那些在某一项测试上得高分的人，一般在其他项目的测试上也有好成绩。人们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并不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论。我们都听说，不善言辞的数学天才和滔滔不绝的诗人不会理财；人们会认为，一种类型的智力发达了，肯定在大脑中挤占了其他类型智力的资源，所以说，用于数学的脑细胞多了，用于语言的就会少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人的确比其他人更有数学才能，另一些人更有语言才华，但是就整体人口而言，在同一个人身上，总是同时具备这两种才能——以及其他所有与智力有关的才能。

此外，一般智力具有极强的遗传性，几乎不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虽然可能会受文化环境的影响）。^[239]我们这样说的根据是，出生时就分开的同卵双胞胎在成人后，两人的一般智力因素高度相关，而在同一个家庭的领养同胞之间却没有任何的智力相关性。一般智力因素与某些神经结构和功能的指标存在相关性，这些指标包括处理信息的速度、大脑的容量、大脑皮层灰质的厚度，以及连接不同皮层区的白质的完整性。^[240]最有可能的是，人的一般智力因素是很多基因影响累积的总和，每一种基因都对大脑的功能有微小的影响。

弗林效应的震撼力在于，这一效应肯定与环境有关。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有自己的时速限制，它只能以代际来衡量，但是弗林效应却可以以数年甚至数十年为尺度来衡量的。弗林明确地排除了营养、整体健康水平、远系生育（与外地人结婚生育）对此效应的影响作用。^[241]产生弗林效应的因素与人们的基因、饮食、疫苗或婚姻都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只能在人们的认知环境中寻找它了。

破解弗林效应之谜的关键是，人们认识到弗林效应所指的智商提高不是所谓的一般智力的提高。^[242]如果是指一般智力，那么所有分项测试的分数都应该提高，包括词汇、数学和原始记忆力，提升的幅度应该相当于这些项目与一般智力因素的关联程度。但是，智商测试值的提高集中在“相似”和“图形推理”这样的项目上。不管这个神秘的环境因素是什么，它高度选择性地作用于某些智力构件——它选择的不是人脑先天的智力，而是把握抽象推理所需要的能力。

对“弗林效应”最好的解释是，它有数种原因，每一种原因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力。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充满象征符号的环境，要求人们分析各种视觉图像，并赋予这些图形某种约定的规则，这当然推动了人们直观推理能力的提高。^[243]但是，要理解智力提升和道德推理之间有何种关联，指望视觉能力显然是不行的。与所谓的“前科学思维”相比，弗林将新提高的能力定义为“后科学思维”。^[244]如果一个智力测验的“相似性”部分有这样一道题：“狗和兔子有何共性？”对我们来说，答案显然是“它们都是哺乳动物”。但1900年的美国人很可能告诉你：“你用狗捕猎兔子。”弗林认为，区别在于我们今天很自然地使用科学范畴对世界进行分类，而在不久之前，这个“正确”的答案却过于深奥，而且与生活毫不相关。弗林想象说，1900年的智力测试者会问“‘谁会在意它们是否都是哺乳动物 ’”,“从他的观点看，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空间和时间的位置，是那些有用的东西，那些自己能够控制的事物”。^[245]

这几句话是弗林硬塞进前人的嘴巴里的，但是心理学家在对前现代社会进行研究时，对人们的推理方式做过一些记录，比如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和亚历山大·卢里亚（Alexander Luria）的研究。卢里亚向苏联偏远地区的农民提出了类似智力测验中“相似性”的问题，记录如下：

问：一条鱼和一只乌鸦有什么共同的地方？

答：一条鱼——鱼生活在水里，乌鸦会飞。如果鱼只会躺在水面上，乌鸦就会啄它。乌鸦能吃鱼，但鱼不能吃乌鸦。

问：你能用一个词（比如“动物”）来指它们吗？

答：如果你叫它们“动物”，那可不成。一条鱼不是一只动物，一只乌鸦也不是……一个人能吃鱼，但是不能吃乌鸦。

卢里亚的受访者还拒绝接受完全假想型思维——在皮亚杰的认知阶段论中被称为“形式操作”（与之相对的是“具体操作”）。

问：在终年冰雪的地方，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终年冰雪。那里的熊是什么颜色的？

答：我只见过黑色的熊，我不谈论我没有见过的东西。

问：那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答：如果一个人没有去过那里，他不能只凭别人的话就说什么。如果一个60岁或者80岁的人见过白熊，告诉我白熊的事情，他应该是信得过的。^[246]

弗林评论说：“这些农民的回答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理解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纯逻辑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实，只有经验才能告诉我们事实，但是这对他们的智力测验毫无帮助。”因为现行的智力测验专注于抽象、形式推理——这种能力能够让一个人跳出局限于周围事物的狭隘知识，探索纯粹假想世界的各种假说。

弗林认为，产生弗林效应的原因是人们越来越多地戴上“科学眼镜”观察世界；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外生原因让人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眼镜”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学校教育。我们知道，学校教育引导青少年从皮亚杰的认知的具体运动阶段进入认知的形式运动阶段，不过，即便有学校，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完成这个转变。^[247]贯穿整个20世纪，遍布世界各地，孩子在学校里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1900年，美国成年人平均上学的时间为7年，其中有1/4的人上学时间不到4年。^[248]直到30年代，高中才成为义务教育。

在这个转变时期，学校教育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初期，阅读就是站着大声朗读书本。根据教育专家理查德·罗思坦（Richard Rothstein）的观察，“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兵都不能通过书面智力测验，部分原因是，即使他们上过几年学，知道怎样朗读，但军队的测验是问他们如何理解和解释他们所读到的东西，而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来没有学过这种技能”。^[249]另一位研究人员杰里米·吉诺维斯（Jeremy Genovese）通过分析1902—1913年的高中入学考试的内容，并对比90年代高中同龄学生的能力测验，记录了20世纪教育目标的转变过程。^[250]就事实性知识而言，今天的年轻人并没有比前人做得更好。比如，今天关键考试的地理部分居然要求学生在世界地图上指出美国！他们的曾祖父母却是要“给出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出发旅行到墨西哥湾一路途经各州的名字，并给出这些州的首府的位置和名字”。但在另一方面，今天的考试通常会要求学生掌握比率、数量、多重选择和基本经济学知识：

某社区所在地区饮用水稀缺。为了妥善管理水资源，下面哪些事情是该社区不应该做的？

A.提高用水量。

B.从另一个社区买水。

C.各家安装节水装置。

D.提高水费。

任何理解供求规律的人都知道，D不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但是，如果你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的画面——一池子水，一群喝水的人，那么，在收取多少水费和池水能维持多长时间之间，你很难立刻就能建立起联系。

弗林认为，在整个20世纪，通过学校等机构，科学推理渗入人们的日常思维。越来越多的人在办公室工作，有自己的专业，他们每天都在和符号而不是庄稼、动物、机器打交道。人们也有了更多闲暇，可以用来阅读，玩组合游戏，更新知识，与时俱进。而且，弗林还认为，缩写抽象符号（shorthand abstractions）随处可见，这说明科学思维已经深入我们的日常用语。每一个缩写抽象概念都是一件经过磨炼的分析利器，人们一旦掌握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玩弄各种抽象的关系。任何一位有能力阅读本书的读者，即使没有受过科学或者哲学训练，也极有可能在平时的阅读、谈话和媒体报道中接触过成百上千个抽象概念，包括比例、百分数、相关、因果、控制组、安慰剂（空白对照组）、代表样本、假阳性、实证分析、事后分析、统计分析、中位数、可变性、循环论证、权衡取舍和成本收益分析。随着20世纪印刷业的兴盛，这些抽象概念一个接一个地从阳春白雪的学术界渗入大众，越来越普及，甚至像“百分比”概念一样渐渐成为人们的第二本能。^[251]

不只是惯于大发议论的有识之士掌握了专业性的抽象概念。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歌曲《河流》（The River）中有这样的歌词：“我本在庄斯顿公司干着建筑工/但近来经济不好活计越来越少。”语言学家杰弗里·农贝格（Geoffrey Nunberg）就此评论说，只是在最近40年来，普通人才开始像谈论天气一样谈论“经济”，仿佛经济也是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自然力量。^[252]而在以前，他也许会说“因为世道艰难”。或者，他还会加上一句说，因为犹太人、黑鬼或者富农在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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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将本节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结合在一起：理性的和平效应和弗林效应。我们有几个理由认为强化的理性力量——尤其是搁置直接经验的能力，让人摆脱狭隘的个人观点，用抽象、通用的术语组织自己的思想，能够产生更高的道德承诺，包括避免暴力。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贯穿整个20世纪，人们理性思考的能力——尤其是搁置直接经验，摆脱狭隘的个人观点，用抽象概念组织思想的能力——不断地得到强化。将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是否有助于我们解释20世纪下半叶记录所显示的暴力减少呢？这个下行趋势的时间跨度从长期和平到新和平再到权利革命。是否还存在一个道德方面的弗林效应，就是说，将我们带离暴力冲动的理性滚梯也出现了加速提升的现象？

这个想法不是痴人说梦。弗林效应中增长最大的认知能力，是对直接经验的具象进行抽象的能力，这也正是共情换位和扩大道德关怀圈所需要的能力。弗林本人从与他父亲的对话中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弗林的父亲是1884年出生的爱尔兰人，非常聪明，但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

我父亲心中装满了对英国人的深仇大恨，以至于已经没有余力再去歧视其他集团。但是，他对黑人还留着几分种族偏见。我和弟弟一直想打消他的偏见。“如果哪天早上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皮肤变黑了，难道你就低人一等了？”他立刻反驳说：“这可是你们说过的最愚蠢的话了。有谁听说过人的皮肤一夜之间会变黑的？”^[253]

像俄国农民看待熊皮的颜色一样，弗林的父亲被局限在具象、前科学型的思维中。他拒绝进入假想的世界，拒绝探索各种推理的结果，而这却是人们反思自己的道德承诺，包括反思他们的部落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途径之一。

至于高中考试中某个特殊城市的用水量的问题，除了要求其他知识之外，还要求学生使用比例的概念。弗林注意到，有关比例的问题对很多青少年特别困难，而把握比例关系的能力也是弗林效应的组成部分。^[254]在刑事处罚和军事行动中如何公正使用暴力的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比例思维的关键作用。我们只需要在考试题中将“管理水资源”换成“管理犯罪率”，就可以看到智力的提高如何转换成更人性化的社会政策。在心理学家迈克尔·萨金特（Michael Sargent）最近做的一项研究中，即使在考虑到人们的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收入和政治倾向之后，数据仍然显示，人的“认知需求”即具有能够享受智力挑战的特质越高，对刑法惩罚性的要求就越低。^[255]

弗林效应是否让理性滚梯加速上升，让人们具有更宽广的道德关怀，更少的暴力？在我们进行检测之前，有必要对弗林效应本身是否成立做一次检查。今天的人真的比昨天的人更聪明吗？弗林自己在一篇早年发表的论文中忧心忡忡地说，在某些国家，按照过去的老标准，现在1/4的孩子都可以被认为是“天资聪颖”，真正可以称为“天才”的人的数量增长了6倍。“这个结果简直标志着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如果它真的发生了，人们决不会看不到它。”^[256]不过，近几十年来的确已经发生了一场知识复兴运动，也许不涉及文化，但肯定涉及科学和技术。宇宙学、粒子物理学、地质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让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有了令人眩晕的飞跃，同时，技术进步又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人间奇迹，比如：人体器官移植；常规性的基因组扫描；精彩纷呈的外行星和遥远星系的图像；一件小小的玩具就能够和几十亿人交谈，能够摄像，能够全球定位，能够存取巨大的音乐收藏，能够从无数的图书馆取书阅读，还能够进入美妙的互联网天地。这些奇迹接踵而至的速度之快，反而让我们对那些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思想感到麻木了。但是，以百年为尺度观察人类历史演变的历史学家对所发生的事实不可能熟视无睹。他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脑力非凡活跃的时期。

人们也很容易对道德进步感觉麻木，但从长远观点观察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明确地表示对过去60年间的道德进步感到惊异。我们知道，军事历史学家对长期和平感到困惑不解。权利革命带给我们很多观念，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这些观念已经习以为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这些观念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比如人不分种族不分信仰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妇女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压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体罚儿童，学生应该受到保护，不受其他孩子的欺负，同性恋没有任何过错。我认为完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观念是理性得到广泛应用的成果。

检测弗林效应是否成立的另一半工作是要问，我们的近代祖先是否可以被认为都是道德白痴。回答是“是的”。我做好了为此进行论辩的准备。虽然他们肯定都是一些脑筋灵活的体面人，但是，以当代人的道德标准来看，在他们所生活的文化中，集体道德的发育程度非常原始，就像用今天的医学标准看古人的泥浴疗法和草药一样。他们的很多信念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完全可以说是愚蠢的。这些信念彼此之间互相冲突，经不起理性的检验，它们之所以顽固地存在，完全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理性之光过于微弱，往往照不到它们的头上。

你大可不必认为这个判断污辱了先人，想想在抽象理性开始生长并发挥影响之前，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共同信念吧。在一个世纪之前，多少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在颂扬战争的壮美和高贵，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充满了向往。西奥多·罗斯福被认为是一位立场“激进”的总统。他说过，为了防止新大陆变成“留给肮脏野蛮人的狩猎场”，必须消灭美洲印第安人；他还说十之八九，“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257]另外一位“激进派”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他坚决拒收黑人学生，夸赞三K党，清除联邦政府机构中的黑人雇员；而对于少数族裔移民，他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不纯正的美国人身上都挂着一把匕首，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向我们合众国的肌体上扎上一刀。”^[258]第三位“激进”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把几十万美国公民关进集中营，仅仅是因为他们和日本敌军是同一个族裔。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开始著书立说，他提到在大英帝国的疆土上参加了“很多次对付野蛮人的快乐的小型战争”。对这样快乐的小战争，他的描写是：“作为惩罚性行动，我们对村庄系统地逐一围剿，我们拆毁房屋，填埋水井，炸掉塔楼，砍倒大树，焚烧庄稼，破坏水库。”丘吉尔为这些暴行辩护的理由是“雅利安血统必胜”。他还说，他“强烈赞同对未开化的部落施用毒气”。对于英国人治理不善而产生的大饥荒，他归因于印度人民不断地“像兔子一样繁殖”，意犹不足，他还要加上一句：“我恨印度人。他们是些信蛮教的野人。”^[259]

对他们自己种族的人民而言，当时这几位领袖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开明和人道的。他们的道德观如此之割裂，或者说道德区隔之狭隘，让今天的人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完成走向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的思维飞跃。我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当姐姐和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妈妈对我们的教导。这几十年来，千百万孩子所接受的正是这样的教导：“有坏的黑人，有好的黑人，就像有坏的白人和好的白人。光是看人的肤色，你是没法看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不错，这些人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但问题是，我们在他们看来也是很可笑的。”这些教导不是灌输，而是引导孩子进行思考，让他们推理，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100年前的大政治家的脑神经硬件已经具备这样的推理能力，区别在于，今天的孩子受到鼓励完成这个认知飞跃，继而，认知飞跃的结论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缩写抽象符号，例如言论自由、宽容、人权、民权、民主、和平共处以及非暴力（它们的对立面，例如种族主义、大屠杀、极权主义和战争罪），起始于简练的政治语言，随着不断扩散，最终成为每个人大脑中的思维工具。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进步称为智力提升，因为它和智力测验中抽象推理题得分的增长没有太大的不同。

道德愚昧不限于领袖制定的政策，它们还被写入法律。本书的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国家强制实行种族隔离；妇女不能在强奸案审理中担任陪审员，因为证词会让她们受窘；同性恋是犯罪；男人可以强奸妻子，将妻子关在家中，甚至可以杀死通奸的妻子和她的情人。如果你觉得今天国会的议事过程充满蠢话，那你真该看看1876年旧金山市华人移民权听证会上一位律师的证词：

至于（华人的）宗教，不是我们的宗教。完全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宗教正确，他们的必然错误。（提问：我们的宗教是指什么？）我们的宗教相信存在神圣旨意，它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上帝——神圣智慧已经说过，神划分了国家和世界，由5个大家族继承，他将非洲给予黑种人，欧洲给予白种人，美洲给予红种人，亚洲则给予黄种人。上帝不仅激励我们保护自己的遗产，还激励我们从红种人的手中偷取美洲；现在的情况是，撒克逊人，或者说来自欧洲家族的美国人，白种人，拥有欧洲和美洲的继承权，中国的黄种人应该留在全能上帝原来交给他们的土地上；既然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不能允许他们从我们手中偷取土地，那是我们从美洲野人手里抢夺来的东西。^[260]

不仅没有议员以道德理性对此提出挑战，我在第6章提到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大文豪（包括叶芝、萧伯纳、福楼拜、威尔斯、劳伦斯、沃尔夫、贝尔、艾略特）都对大众表示出极度的轻蔑，几乎走到灭绝其生命存在的地步。^[261]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成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支持者，也拥护斯大林主义。^[262]约翰·凯里引用过艾略特散文中的一句话，诗人是在对大艺术家的精神优越感进行评价：“说来不免悖谬，但是，作恶也比无所作为要好：至少，它证明我们存在。”一个世纪之后，凯里评论这句话说：“我们发现，这句耸人听闻的名言忘记提到，恶行是有受害者的。”^[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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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弗林效应的变迁因素同时也是扩展人们道德关怀的力量，这个观点即使通过检验证明成立，也并不意味着存在这样的事实。要证明更多的理性思考导致了暴力的减少，我们至少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一般而言，其他各种因素不变，一个人的理性思考能力（以智商测试或其他测试为量度标准）越强，那么他的合作能力也越强，道德关怀的圈子越大，对暴力的同情越少。或者可以更简练地说，我们至少要证明，由理性思考能力强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倾向采取有利于减少暴力的社会政策。如果人越聪明、社会越聪明，他们越排斥暴力，那么，智力的提高也许就可以解释暴力的减少。

在我们检视此假说之前，我要先明确它不是什么。与道德进步相关的理性不是大脑天赋能力意义上的一般智力，而是后天培养的抽象推理能力，也正是弗林效应所说的被大大提升了的智力。道德进步和推理能力高度相关，因此，对智商的测度将可以显示抽象推理能力的水平，但只有抽象推理才是滚梯假说中的动力。出于同一原因，尽管一般智力具有极强的遗传性，人们在抽象推理能力上的差异却不是得自遗传；我的假设是，各个群体之间抽象推理能力的差距起因是环境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滚梯假说谈论的是推理 [或合理性（rationality）]——是一个社会的抽象推理水平的影响作用，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影响作用。用作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的话说，知识分子“在常温下没有行动能力”。^[264]他们总是被大胆的见解、花哨的理论、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以及在20世纪制造了无数麻烦的乌托邦思想激发。强化道德情感的那种理性不是来自宏大的知识“体系”，而是来自逻辑性、清晰性、客观性和比例性的运用。这些思维习性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均匀分布在人口之中，但弗林效应显示水涨船高，所有的小艇都漂荡在更高的水位上，所以，我们期望看到在精英和大众之中各种微观的和宏观的启蒙浪潮。

下面，我要给出理性思考能力与和平价值观的七种关联，至于它们之间关系的直接性，在程度上各有不同。

智力和暴力犯罪。第一个关联最为直接：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变量为常数，人越聪明就越少犯罪，也越少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265]我们无法指出因果箭头的方向——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聪明人认识到暴力是错误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还是他们有更强的自制力，或者是他们躲开了产生暴力的环境。但是，假定所有这一切不变（比如，不考虑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犯罪率的起伏），人变得越来越聪明，暴力也就越来越少。

智力和合作。与纯粹的抽象相比较，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纯粹的模型——囚徒博弈，来想象一下抽象推理如何抵御暴力的诱惑。计算机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在《科学美国人》上有一个受人欢迎的专栏。有一次，他在专栏中提到他对一次性囚徒博弈的困惑，为什么看上去理性的选择却是错误的。^[266]你不能相信另外一个玩家能够和你合作，因为他也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信任你，而在他背叛的时候，你的合作只会给你带来最坏的结果。霍夫斯塔特之所以困惑，是因为他看到，如果双方能够走出各自狭隘的立场，站在奥林匹亚山尖上，从同一个视角向山下观望他们的困境，他们两人可以推断出同样的结论，最好的结果是双方合作。如果他们每个人都相信对方有此认识，而且对方也认识到他或她有此认识，以此类推，双方就应该合作并享受合作的收益。霍夫斯塔特设想了一种“超级理性”（superrationality）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双方确信对方的理性，并确知对方也确信自己的理性，如此等，虽然他最后心有不甘地承认，很难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进入超级理性状态。

智力程度的提高是否至少能够将人们向超级理性状态的方向推进一把呢？是不是可以说，更理性的人，更愿意琢磨相互合作带来最大共同收益这个事实，也更愿意假定另外那个家伙转着同样的脑筋，因此也更有机会从同步发生的信任飞跃中获益？还没有人针对智力程度不同的人做过一次性囚徒博弈测试。不过，最近有一项研究使用了序贯（sequential）一次性囚徒博弈；在实验中，第二个玩家在看见第一个玩家做出动作之后才采取行动。经济学家斯蒂芬·伯克斯（Stephen Burks）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对1000名实习卡车司机进行了推理智力测试和囚徒博弈实验。在博弈中，他们用钱作为奖励。^[267]排除年龄、种族、性别、学校教育的长短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是越聪明的司机越可能在第一步就选择合作。研究人员还特别观察了第二个玩家对第一个玩家行动的反应。他们的反应与超级理性没有任何关系，但确实反映出一个人在看出对方合作的意图后有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是重复性博弈，双方的合作就能够让他们从中获益。实验的结果显示，聪明的卡车司机更有可能对合作回报以合作，对背叛回报以背叛。

经济学家加勒特·琼斯（Garrett Jones）以另外一种途径将智力和囚徒博弈联系在一起。他搜索了1959—2003年大专院校进行的所有重复性囚徒博弈实验的文献。^[268]从涉及数千名参加者的36次实验中，他发现，一个学校的SAT的中值越高（这个指标与智商测试中值高度相关），这个学校的学生就有更强的合作意愿。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都显示，在合作收益可预见的情况下，智力可以强化合作行为。所以，一个社会变得越聪明，这个社会也就越具有合作性。

智力和自由主义。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越是聪明就越倾向自由主义。这句话事实上并不是像它听起来那么偏颇。这句陈述肯定会让保守派非常不满，不仅因为它污辱了他们的智商，而且他们完全有理由抱怨说，许多社会科学家（绝大部分是自由派或者是左派）利用他们的研究随意地攻击右派。在他们的研究中，保守主义仿佛成了一种智障。（泰特罗克和海特两人都提出要警惕这种学术政治化的倾向。）^[269]所以，在寻找智力和自由主义的联系的证据之前，我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联系。

首先，既然说智力和社会阶级相关，那么，说智力与自由主义的相关性，如果没有统计学的意义，都可能是中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偏见。不过，重要的是，理性滚梯论中所指的智商仅仅与古典自由主义有关。相对于部落、权威、传统的种种限制，古典自由主义更珍重个人的自主和福祉。而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就是理性换位思考的结果。某些意识形态与当今中间偏左的政治同盟，例如民粹主义、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和绿色运动纠缠在一起，智商并不必然和这些意识形态相关。在有些情况下，古典自由主义反而与自由意志主义和反政治正确派意气相投。不过，从总体来看，海特的调查发现，认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是“自由派”的人，更倾向于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公平和自主置于社会、权威和纯洁性之上。^[270]我们在第7章已经看到，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在个人自主方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自由派在几十年前作为开拓者所持的观点，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今天的保守派接受。

心理学家金泽哲（Satoshi Kanazawa）对两个大型美国数据库进行了分析。两组数据都显示，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收入和宗教为不变量时，人的智力和其政治自由主义立场正相关。^[271]在参加“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的2000多名年轻成年人中，平均智商从自认为是“非常保守派”的94.8，稳定地上升到自认为是“非常自由派”的106.4。“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显示了同样的相关性，同时还显示，智商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关联比与左翼自由派的关联更为密切。在这项调查中，对于“政府有责任在贫富之间进行再分配”的问题（左派的立场，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越聪明的人，越倾向于表示不赞同；同时，对于“政府应该帮助美国黑人，以补偿他们在历史上遭受的歧视”（自由派的这一立场完全受其公平价值观的驱动），越聪明的人，越倾向于表示赞同。

心理学家伊恩·迪瑞（Ian Deary）和他的同事对1970年某个星期内英国出生的所有儿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展示了智力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关系。他们的论文题目说明了一切：“儿时聪颖，成人开明。”^[272]他们所说的“开明”（enlightened），是指经过“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开启的思维。根据《简明牛津辞典》的定义，启蒙运动是“一种哲学，它强调理性和个人主义，而不是传统”。他们的研究发现，将教育、社会地位（阶级）、父母的社会地位设为不变量，孩子在10岁时的智商（包括抽象推理测试）可以预测他们30岁时的反种族主义、社会自由派和支持妇女工作权的立场。排除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加上测度智商和测度政治态度之间20年的时差，证据确凿地显示，因果箭头从智商指向古典自由主义。而他们进行的第二次分析发现，10岁时聪明的孩子长大后更愿意投票，而且倾向于投票给自由民主党（中间偏左派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同盟）或者绿党，而不太会投票给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的政党。同样，数据分析再次显示，智力指向古典自由主义，而不是左翼自由主义：当将社会阶级地位设为不变量时，智商和绿党之间的相关性消失，但智商和自由民主党的相关性仍然存在。

智力和经济知识。就像说智力与自由主义相关惹恼了右派一样，讨论智力和经济知识的关联，会惹恼左派。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也研究了“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他发现（甚至在将教育、收入、性别、政党和政治倾向都设为常量之后），人越聪明，越倾向于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273]他们更同情移民，赞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更不赞同保护主义、就业政策和政府干预经济。当然，所有这些立场都与暴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拉开距离，广角地观察这些立场下面的基础，我们有理由说，这个基础不仅与智力相关，历史证明，它也倾向于和平。所谓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就是接受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文明商业理论；它宣扬交换产生正和收益，而扩展合作关系可以带来多赢的连锁效益。^[274]因此，它站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在持这些意识形态的人眼中，世界上的财富是零和博弈；一个集团得到了，只能是另一个集团失去了。在历史上，对经济学无知的结果就是民族暴力和阶级暴力，因为人们以为，穷者改变自己处境的唯一方式就是强制剥夺富者，并惩罚他们的贪婪。^[275]我们在第7章中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族群骚乱和大屠杀都在减少，人们的经济学常识的积累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近来经济不好，活计越来越少”）。在国际关系层面，过去50年来，贸易已经取代了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贸易，加上民主和国际共同体，共同为世界带来了康德的民主和平时代。^[276]

教育、民智和民主。说到康德式和平，作为其三角支架中一支的民主，也因人们理性思考能力的提升而变得更坚实了。政治学的一大困惑是，为什么民主在有些国家生根开花，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却没有。比如，为什么苏联卫星国和在欧洲部分的苏联加盟国完成了民主变迁，而在中亚部分的前加盟国却没有。强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身上的民主制度，动荡不堪，让这些地方的老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理论上，人们一直猜测，能够阅读和具有一定知识的民众是民主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从我现在坐着的地方向南走，就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其门楣上刻着一行激情洋溢的大字：“麻省需要人民接受教育，唯此秩序与自由方有保障。”可以假定，刻字人所想的“教育”不是指有本事说出从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到墨西哥湾一路上各州州府的名字，而是阅读和算术，是理解民主政府和公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原则，是评估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的能力，是对他人的存在和多元文化的自觉意识，是对这个共同体内受过教育的成员都具有如此共识的期盼。^[277]这些能力只要求有限的抽象推理，并与弗林效应中提升的理性能力相重合。重合的原因很可能是弗林效应本身就是教育推动的结果。

但是，直到最近，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门楣上的民主—阅读论从未被检验过。人们早就知道，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的人民总是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聪明；但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更丰富，我们无法说何为因何为果。也许，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因为更富有，更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学校和图书馆，因此让它们的人民受到更好的教育，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相反。

心理学家海纳·林德曼（Heiner Rindermann）试图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称为交叉-滞后相关分析的方法，解开纠结不清的相互关联（我们前面提到，此乃英国所做的“儿时聪颖，长大开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278]有些数据库对一些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给出了量化的指标。不少国家都有儿童上学年数的统计。林德曼还取得了一些样本国家中通用的智商测验数据，再加上国际认可的学业测试的结果，他将两套数据结合，用来量度智力。林德曼测试了一个时期（1960—1972年）中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智力水平，是否能够预测后面一个时期（1991—2003年）这个国家的繁荣、民主和法治的水平。如果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理论成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如前一时期的国民财富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因素之间应该存在强相关。最关键的是，其相关性应该要远比前一个时期的民主和法治，与后一个时期的教育和智力之间的相关性更高，因为过去影响现在，而非现在影响过去。

让我们向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刻字人致敬。其他所有因素不变，过去的教育和智力确实能够预测日后的民主和法治（还有繁荣）。相反，过去的财富，不能预测今天的民主（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测法治）。与学校教育的年数相比，智力水平是预测民主的更强有力的指标；林德曼证明，学校教育只有在和智力相关的时候，才对民主有作用力。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教育辅助下不断提升的理性能力，通过推进民主，让一部分世界变得更安全了。民主本身的定义关系制约政府的暴力，我们还知道，统计证明民主抑制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大屠杀，并且减轻内战的残酷性。^[279]

教育和内战。虽然发展中国家智力测验的平均分数开始的时候比较低，但在有测试记录的国家中，例如肯尼亚和多米尼加，智力分数一直在迅速提升。^[280]我们是否能够将一部分“新和平”的成就归功于这些国家理性水平的提高呢？虽然我们对此还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但是可以看到一些很有启示性的现象。在本书前面我们说过，新和平的部分动因是民主和开放经济。这两项，都是聪明人倾向支持的。我们可以这样推理，更多的教育产生更聪明的公民（当然是我们所说的“聪明”），以此为民主和开放社会铺垫道路，以此促进和平。

很难对链条中的每一环进行证明，但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证明了第一环和最后一环之间的相关性。论文的题目是“字母、数字和黄金法则：内战中教育的和平作用，1980—1999年”。^[281]我们在本书第6章提及詹姆斯·费伦和戴维·莱廷对内战所做的分析，政治学家克莱顿·泰恩（Clayton Thyne）使用他们的数据分析了160个国家和49场内战。泰恩发现：一个国家度量教育水平的4个指标——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小学教育的投资所占的比重，适龄儿童中小学生所占的比重，青少年人口中中学生（特别是男生）的比重，（影响比较小）成人识字率。每一个指标都可以降低一个国家一年后卷入内战的可能性。这4个因素的影响力非常可观：将以往的战争史、人均收入、人口、山区、石油出口、民主与专制的水平、族群和宗教因素设为常数，与一个小学生入学率的标准偏差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相比，如果一个国家的小学生入学率的标准偏差高于平均水平，那么，这个国家在来年爆发内战的可能性下降73%。

仅从这些相关性，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学校教育让人们更聪明，他们因此更加厌恶内战。学校教育确实有其他的和平效应。它能提高人们对自己政府的信心，因为政府投资学校至少证明它们总算还能做件好事。它给了人们技能，因此人们可以寻找工作，而不是只能投靠军团或军阀。它也让年轻人离开街道，躲开民兵武装。但是，这些相关性如此诱人，泰恩忍不住争辩说，教育的和平效应至少有一部分是“给了人们和平解决争端的工具”。^[282]

政治话语的复杂程度。最后，我们来看看政治话语。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客们的语言非常愚蠢，而且越来越蠢。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叫作演讲智商，但是泰特罗克和其他政治心理学家分离出一种称为“综合复杂度”（integrative complexity）的变量，用它测度语言中的平衡感、微妙度和深度。^[283]一段综合复杂度低的语言表述，平铺直叙一种意见，没完没了地重复说过的字眼，毫无转圜和深度。通过计算某些字眼，例如“绝对”“总是”“肯定”“决定性地”“完全地”“永远”“无可争议”“难以辩驳”“毫无疑问”和“不可置疑地”的使用次数，给出话语的最低复杂度。一段表述中如果使用了“通常”“几乎”“但是”“然而”和“也许”，让话语带有几分婉转，会提高综合复杂度。如果在表述中承认两种观点，复杂度更高；如果能够讨论关系、权衡取舍或者妥协，复杂度继续提高；最高的复杂度是引用原则和体系来解释各种关系。一段话语的综合复杂度和其作者的智力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两者相关。根据西蒙顿的观点，尤其是对美国总统而言，两者高度相关。^[284]

话语的综合复杂度与暴力有关联。一般而言，一个人的语言综合复杂度越低，这个人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越强，在战争游戏中越有可能进入战争。^[285]泰特罗克和心理学家彼得·聚德费尔德（Peter Suedfeld）合作，对20世纪的几位国家领导人在数次政治危机中的讲话进行了复杂度分析。这几次危机有些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比如1948年的柏林封锁和古巴导弹危机），有些则演变为战争（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分析发现，如果领导人演讲的语言复杂度下降，战争就会随后而至。^[286]最特别的是，他们发现，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之间，领导人演讲中简单愚笨的修辞和军事冲突相关。^[287]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种相关关系意味着什么：到底是蠢驴脑袋的双方实在想不出达成协议的途径，还是好战的双方简化了自己的修辞，以彰显自己不容讨价还价的谈判立场。在研究了实验室案例和现实案例之后，泰特劳罗表示，两种意图同时存在。^[288]

政治话语的综合复杂度是否出现了弗林效应式的提升了？政治学家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和迈克尔·法根（Michael Fagen）的研究结果显示，可能确有其事。^[289]研究人员将前后两个时期（1916—1932年和1970—1993年）的美国国会证词和有关新闻报道的综合复杂度进行了编码。他们研究了这两个时期中围绕若干内容相近的争议所使用的修辞。比如，就压制自由贸易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Act）和开放市场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就给予妇女投票权和后来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进行对比。几乎在每一项对比中，与今天政治观察家的噩梦相反，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政治话语的复杂度提高了。唯一的例外是男性国会议员在女权问题上的陈述。下面是1917年支持妇女投票权的一段精彩发言：

在伟大的孤星州，合众国最大之州，我有幸代表其中58县。在那里，每一个年满21岁者均可投票，除非你是犯人、疯子和妇女。在孤星州，妇女竟被置于囚犯和疯子的同类，此实非我之所愿。^[290]

这里还有1972年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一段辩论，来自生于1896年的参议员山姆·欧文（Sam Ervin）：

（《平等权利修正案》）说，男人和女人是一模一样、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让人想起很多愚蠢的傻事。将一个母亲从孩子身边带走，她因此能够与敌人作战，把父亲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这绝对是荒谬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也许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愚蠢的。^[291]

这位参议员关于女权的陈词滥调只是一个特例，另外28个比较案例告诉我们，20世纪的政治话语的复杂度是在上升的。顺便说一句，欧文并非冥顽不化之人，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参议员，在他说了上述那番话不久，即被推举主持水门调查委员会，将理查德·尼克松赶下了总统宝座。人们对参议院演讲的要求一向不高，即使如此，他的话今天听起来也格外昏庸愚昧。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对几十年前的政治话语大可不必抱有怀旧之情。

不过，在一个特殊的竞技场上——美国的总统大选辩论，政客真的是在逆弗林效应的潮流而动。凡是关注2008年总统大选辩论的人都知道，5个字就可以说明问题：管道工老乔（Joe the Plumber）。心理学家威廉·戈顿（William Gorton）和珍妮·迪尔斯（Janie Diels）搜集了1960—2008年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对语言的复杂度评分，量化了话语变化的趋势。^[292]他们发现，1992—2008年，总的复杂度呈现下降趋势，而从1984年开始，与经济学有关的言论的质量就开始直线下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总统辩论话语复杂度的下降，很可能是政治策略复杂度上升的结果。在竞选最后几周内电视转播的总统辩论，针对的观众是一群特定的、尚未做出投票决定的选民，他们是选民中最不了解情况也最不关心选举的一群人。他们往往是根据他们听到的一句话、读到的一行字决定自己的选票投给哪位候选人，所以竞选专家总是劝告候选人将目标尽量放低一些，再放低一些。2000年和2004年的竞选语言复杂度落到最低点，布什的民主党对手用大白话对付布什的大白话。美国政治制度的这个弱点，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在一个连续和平的时代，美国会卷入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 * *

我将理性排在人类天性中四位善良天使的最后一位是有道理的。当一个社会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之后，理性是人类得以进一步抑制暴力的最大希望。从我们成为人的那一天起，其他三位天使就和我们形影相随，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她们既未能防止战争，也未能阻止奴隶制、专制、制度化的施虐和压迫妇女。共情、自制和道德感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是就推动近几十年和近几百年来的人类进步而言，她们自己也没有多大的自由度，行动的范围非常有限。

共情的圈子可以扩大，但是其弹性受限于亲族、朋友、同类和讨人喜爱的特性。理性告诉我们，我们的道德关怀应该延及整个群体，但共情圈子的极限距离理性指出的边界还非常遥远。此外，共情很容易变成纯粹的情感。只有理性能够教会我们扩张共情的窍门，也只有理性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以及何时我们可以将对可怜的陌生人的同情心转换为有行动意义的政策。

自制是一块能够锻炼增强的肌肉，但是，它仅仅能够防范那些源于我们内心诱惑的伤害。而且，20世纪60年代的口号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说对了：人在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刻，应该摆脱束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理性则告诉我们，不论这些时刻在哪里：当人们做自己事情的时候，不能侵犯其他人做自己事情的自由。

道德感针对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资源提出三项伦理规范。但是道德感的运用却没有多少道德可言，它们大多是与部落、权威或清规戒律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理性能够告诉我们，在道德感的运用模式中有哪些应该被奉为规范。法理型思维，是真正可以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幸福的伦理规范，而它却与自发的道德感毫不相干。

理性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组合系统，是一个能够产生无数新思想的引擎。它只需要以基本的自利原则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进行编程，假以时日，其内在的逻辑就会要求它尊重他人的利益，而这个“他人”的数量可以是不断增长的。也只有理性可以认识以前推理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对自己进行更新和改善。如果你发现我这里所做的论证有缺陷，是理性允许你指出疏漏所在，并给出你自己的论证。

亚当·斯密是休谟的朋友，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他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观点，他在文中的生动举例，直至今天仍然让人感到震撼。他让我们想象一下，当读到为数众多的陌生人遭遇可怕的灾变，比如1亿中国人在地震中丧生的消息时，我们会有何反应。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会承认，我们的反应或多或少会是下面这个样子。有一会儿，我们感到很难过，怜悯受难者，或者还会想到生命的脆弱性。也许，我们今天会开张支票或在某个网站点击一下捐款键，援助幸存者。接着，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享用晚餐，上床睡觉，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遭遇意外，即使与千万人的性命相比微不足道，比如失去了小手指头，我们感到的痛苦却将如此巨大，无法忘怀。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玩世不恭，但是斯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论证他的观点。想象另外一种场景。这一次，你可以进行选择：你可能失去你的小手指头，或者1亿人失去生命。你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小手指头牺牲1亿人的性命吗？斯密预测，而我也同意，几乎没有人会做这样可怕的选择。但是，斯密问，既然我们对陌生人的同情远远不能和我们对自己私利的关切相比，为什么人们不做这样的选择呢？他通过比较我们的善良天使，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不是人性温柔的力量，不是上帝用来照亮人心的微弱的仁慈之光，它们仅仅能够抑制私欲最强烈的冲动。这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一种更有力的动机；每当这样的时刻，它就会发挥作用。这是理性、道义、良心，是胸中的居士，那个内在的人，是审判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兼仲裁者。每当我们的行为将要威胁到他人幸福时，是他向我们大声疾呼，他的声音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剧烈的冲动：我们不过是无数生命中的一员，绝不高人一等；如果我们如此妄自尊大，必将受到人们的仇视、憎恨和诅咒。只有他才能让我们明白自己以及一己之私的微不足道，而且只有用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的标准才能纠正自私心理自然产生的偏差。是他向我们指出：慷慨是合宜的，违反正义则是丑恶的；为了更大的他人利益而放弃自己最大的利益是合宜的，为了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而使他人受到哪怕是最小的伤害，也是丑恶的。^[293]

第10章 在天使的翅膀上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小部落联合成大社群，只需要最简单的推理，每个人都能明白，应该让自己的社会性本能和同情心扩大，延及本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个人是否认识他们。人一旦做到这一点，即阻止他将同情心延及人类之所有民族和所有种族的障碍，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本书原本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你现在有什么可以乐观的？”我希望，我所罗列的数字，能够让你摆脱一些悲哀黯淡的成见，对世界现状的评估分数有所提升。但是，尽管我记录到若干暴力减少的趋势、若干恶法的废止和若干种恶行被清除为零，我的心情与其说是乐观，不如说是感激。乐观需要些许傲慢，因为它毕竟是要从过去推演未知的将来。虽然我坚信，短期内我们不会再见到活人祭祀、奴隶制、轮刑折磨和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也可以预期，目前的犯罪率、内战、恐怖主义虽然仍将存在，但将龟缩在某些最阴暗的角落里，世界上总会有些地方连天使也不敢涉足。可以确定无误的是，许多种类的暴力已经减少到目前的水平，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减少。作为科学家，我必须对任何带着我们升华的神秘力量和红运天道保持怀疑。暴力减少是社会、文化和物质进步的成果。如果这些条件继续存在，暴力就将保持在一个低水平，甚至会继续减少；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了，那么暴力的水平则会上升。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不打算做任何预言，也不准备向政客、警察局长或和谈代表提供建议；在我来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将尝试的是，辨认推动暴力减少的各种力量。我所使用的材料就是本书有关历史的章节（第2章至第7章）中反复出现的历史进展，以及在有关心理学的章节（第8章和第9章）探索的人类心智功能。所以，我要在平靖进程、文明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中寻找它们之间的共性。每一种共性指出一种途径，人们循此途径以自制、共情、道德和理性战胜了掠夺欲、支配欲、复仇欲、施虐欲或者意识形态的偏见。

我们不应期望会发现一个有关这些力量的宏大理论。我们寻求解释的暴力减少跨越规模迥异的不同时期和各种灾难：驯服周期性的抢劫和争夺；克制个人之间的恶性暴力，例如割掉对手的鼻子；停止残酷的习俗，例如活人献祭、酷刑处决和鞭刑，废除奴隶制和债务监狱一类的社会体制；不再崇尚血腥的游戏和决斗，政治谋杀和专制独裁逐渐消失；以及最近战争、集体迫害、大屠杀与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及对同性恋的歧视都在减少，而对儿童和动物的保护则在增强。上述暴力活动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它们在肉体上伤害受害人，所以，只有站在一种泛受害人的立场，我们前面说过，这也正是道德主义者的立场——我们才会梦想找到一种终极的理论。从科学家的角度看，施害人的动机五花八门，对反抗这些动机的力量的阐述也只能是各色各异的。

同时，所有这些发展都明确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在人类历史上，对一个潜在受害人来说，现在是赶上好时光了。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上述暴力活动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历史叙事会是什么样的：比如，奴隶制被废除了，但是父母决定恢复痛打孩子的做法；或者，国家对自己的公民越来越人道，但国家之间却战事连绵。当然，事实是，绝大部分暴力活动都在向弱化的方向发展，步调之一致，很难说是巧合。

当然，也有背道而驰的逆流：“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毁灭性较量（其残酷性压倒了战争频率的下降，直到后来两个指标同时下行）；20世纪中叶屠杀自己人民的独裁者大行其道；60年代的高犯罪率；去殖民化后发展中国家的内战。但是，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已经被扭转。从目前来看，所有的暴力趋势都指向更和平的方向。我们不是在每个问题上都必然能找到一种理论，但是，当如此多的发展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它的原因。

重要，但不能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

让我先说明几种力量，它们在本书第2章至第7章所讨论的进程、和平和革命中似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就我的理解，它们并没有那么重要。不是说这些力量无足轻重，而是说，它们在抑制暴力上无法持续稳定地发挥作用。

武器和裁军。专注于暴力的作家和抵制暴力的作家有一个共性，他们的双眼都紧盯着武器。军事史的作者和读者都是些汉子，满篇都是长弓、马镫、大炮和坦克。许多非暴力运动则是诋毁武器的运动，比如用“战争贩子”这个词对军火商的妖魔化，各种反核示威以及控制枪支的宣传。而热衷武器的一方虽然立场截然不同，但也只是专注于对战争武器的描述，并认为正是因为破坏性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的武器（炸药、毒气、原子弹）的发明，让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显然，武器技术通过决定胜负、确立威慑和制造毁灭性的破坏，多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比如，没有人会否认，在发展中国家限制使用自动武器会有利于和平。几千年间，武器，像其他技术一样，越来越精良，但是暴力的水平却不是一成不变地向上爬升，而是起伏地下滑，形成一条锯齿状的下行线。前国家时代的长矛和弓箭制造的伤亡率，一直是最高的历史纪录，以后的任何武器都未曾打破这个纪录（本书第2章）；“三十年战争”中的长枪手和骑兵手下的人命数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和毒气（第5章）。虽然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了军事革命，但它主要是军队的竞赛，各国政府纷纷加强手中军队的规模和效率，武器竞赛反而是次要的。大屠杀的历史则显示，人们在杀人的时候，手持原始器械可以和手持工业化技术一样有效率（第5章和第6章）。

在“长期和平”“新和平”“美国犯罪率大下降”这些时期中，暴力大幅度减少都不是以敌对双方化剑为犁为起点。历史的顺序往往与此相反，就像在冷战结束之后，裁减军备是和平红利的一部分。而在核武器和平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因为核武器的无用性，以及目前常规武器所具有的巨大的破坏力，核武器对世界事务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第5章）。有一种流行（并且荒唐）的观点认为，核大国为了证明自己研发核武器所付出的代价是正确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核武器，这个说法至今被证明是错误的。

看到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暴力历史理论的失败，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人类的行为是目标导向，而不是刺激驱动，与暴力相关的关键问题是，一个人是否真的想要另一个人死。反对枪械控制的一句老生常谈在字面上还真的没有错：枪不杀人，人才杀人（这句话既不支持禁枪主张，也不反对禁枪主张）。任何人，只要有工具能够打猎、收割庄稼、劈木柴，或者准备凉菜，就有办法制造严重的人身伤害。需求是发明之母，只要大敌当前，人们就将不断地更新技术以对抗来自敌人的压力。换句话说，在暴力呈减少趋势的历史进程中，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因素。当人们受到贪婪的驱使，或者处于恐惧时，他们就会为自己开发武器，而当头脑比较冷静的时候，又让那些武器躺在和平中锈蚀。

资源和权力。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有一位教授，只要有学生愿意听，他就要传播一个有关越战的内幕：整个战争是为了钨。他发现，在南海有世界上最大的钨矿矿藏，钨这种金属是制造灯泡里的灯丝和冶炼合金钢的原料。所谓民族主义和牵制战略的说法全是烟幕，不过是为了掩盖超级大国为控制重大战略资源所进行的对抗。

越战钨矿论是资源决定论的一个典型，它认为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相互争夺有限的资源，例如土地、水、矿藏和战略地带。有一种见解认为，冲突的原因是资源分布不均；如果能够公平地分配资源，人类就能实现和平。另外一个听起来像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说法是，争夺土地和资源的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永恒属性，和平是力量均衡的结果，即各方都感到对方的威慑，不敢涉足对方的势力范围。

在历史上，对资源的争夺确实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但对资源的争夺却无法解释暴力的大趋势。在过去500年内，所有最具破坏力的冲突都不是资源驱动，而是意识形态驱动的，例如宗教、革命、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第5章）。虽然没有人能证明这些人类的灾难真的和钨或者其他什么资源没有关系，但是，所有要证明这些灾难起因于争夺资源的努力，都像是偏执的阴谋论。至于说力量均衡，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让世界进入疯狂的混战。相反，它对发达国家之间的“长期和平”趋势毫无影响，还预示了发展中国家中“新和平”时期的到来。所有这些令人欣喜的发展都不是源于资源的发现和再分配。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资源常常变成诅咒，而不是祝福。拥有丰富石油和矿藏的国家，虽然理论上是有了更大的馅饼可以在自己的国民之间进行分配，但这些国家总是居于最暴力的国家之列（第6章）。

看到资源控制未必涉及暴力，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奇怪。进化心理学家们告诉我们，无论男人多么富有或多么贫穷，他们总是要争夺女人、地位和优势。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创造财富的不是土里埋藏的东西，而是调动起来的人的聪明才智、干劲和合作，是人将土里的东西变成有用的果实。当人们进行分工和交换各自的收获的时候，财富就会增长，每个人都是赢家。也就是说，资源竞争并非必然，它是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系统内生的现象。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因为不同的社会构造和思维方式，可以选择对最终产品进行交换的正和博弈，也可以选择争夺原材料的零和竞争，甚至是负和竞争，因为战争的代价会超过抢来的原料的价值。美国可以入侵加拿大，控制进入大湖区的航道，或者占领珍贵的镍矿，但是，既然美国人已经通过贸易享受到所有这些资源，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

富裕。在过去1000年以来，世界越来越繁荣，暴力也越来越少。人类社会是不是越富有，也就越和平呢？也许，每天面对贫困的痛苦和挫折感让人们更加暴躁，也更有理由去打斗，而丰裕社会的享受则让人们觉得生命值得珍惜，继而也珍惜他人的性命。

不过，很难在富裕和非暴力之间找到密切的相关性，有些相关性甚至是反向的。在前国家社会，经常是在水草丰美的温带定居的部落，比如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美洲人，实行奴隶制、种姓制和武士文化；而物质贫瘠的非洲桑族人和马来半岛塞迈人的生活要和平得多，内部分配也公平得多（第2章）。正是在那些辉煌的古老帝国，我们看到了无数奴隶、十字架酷刑、角斗士、无情征服战争和活人献祭（第1章）。

民主和人道主义革命背后的思想在18世纪蓬勃发展，但物质财富的大繁荣却是相当后期的事情（第4章）。西方的财富是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而直到19世纪末公共卫生革命，才开始改善人类的健康和延长人的寿命。较小尺度上的繁荣波动，似乎也与人权状况没有同步关系。虽然有人提出过，在美国南方，棉花价格下降的时候，鞭刑的数量上升，但历史的大趋势是，鞭刑在20世纪上半叶呈指数级减少，无论是经济繁荣的“咆哮的20年代”还是经济衰退的大萧条，都不曾让这种趋势出现任何偏离（第7章）。就我们所知，发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权利革命，既没有借过经济周期的东风，也没有受它的牵累。而且，权利革命也不是现代丰裕社会的自动产物，亚洲的一些富国，仍然相对容忍家庭暴力和体罚儿童（第7章）。

暴力犯罪的水平亦与经济指标不相吻合。20世纪美国犯罪率的曲线与繁荣的曲线大多没有时间相关性：大萧条期间谋杀率大幅度下降，在经济繁荣的60年代直线上升，但到200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期间，又跌至新低（第3章）。警察的案情记录早已指出两者之间的弱关联，警方记录的凶杀动机往往与社会道德有关，例如复仇和不忠，很少是为了金钱和食物等物质利益。

在一种情况下，财富和暴力之间显示出强大的关联：在经济发展程度最低的国家中，可以看见这些差异（第6章）。人均GDP在1000美元的国家，爆发内战的可能性迅速上升。但是，很难说清楚这一关联背后的原因。钱确实能买到很多东西，但要说就是因为穷国买不起东西而要对暴力负责，却没有足够的证据。问题可能在于贫困对个人的影响，例如营养和医疗，也可能在于对国家的影响，例如学校、警察和政府能力的不足（第6章）。因为战争和发展势不两立，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在何种程度上是贫困带来了战争，还是战争造成了贫困。

虽然赤贫与内战有关联，但与大屠杀没有关联。不要忘记，穷国总是有更多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可以导致大屠杀，但是一旦一个国家发生危机，贫困并不是产生大屠杀的原因（第6章）。在丰裕坐标的另一端，30年代末期的德国已经摆脱了经济萧条，成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它开始酝酿成为大屠杀象征的暴行。

财富和暴力之间纠结的关系提醒我们，人类的生活不仅仅是吃饱饭。我们相信，作为道德动物，我们中间的很多暴力来自破坏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不够富裕。无论结果是更好还是更坏——通常是更坏，人们总是愿意为了所谓的精神纯洁、集体光荣或者绝对公正而放弃物质享受。

宗教。说到意识形态，我们已经看到，古代的部落教条实在没有留下什么好东西。走遍全世界，各种对超自然力的信仰，赋予人们权力为了取悦嗜血的神灵牺牲活人的性命，杀害巫师，因为他们具有邪恶的力量（第4章）。经书中描述的那位神，对大屠杀、强奸、奴隶制和处决异教徒感到欢欣；一千多年以来，这些文字成为杀害共情别恋的妻子、占有妇女、殴打儿童、虐待动物、迫害异端和同性恋的依据（第1章、第4章和第7章）。人道主义革命，例如停止残酷刑罚、激发共情的小说的传播以及废奴，在当时都遭遇教会和卫道士们的激烈反对（第4章）。将狭隘的价值观拔高成为神圣信仰，目的无非是要给自己开一张践踏他人利益的许可证，并拒绝任何妥协的可能性（第9章）。欧洲的宗教战争，是近代西方历史上第二个最血腥的时期，参战者正是受到宗教的煽动，而在今天的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它仍在煽动狂热分子。宗教右派分子及其盟友通常会说宗教是主张和平的力量，只是这个理论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为宗教辩护的人认为，法西斯是无神论。但事实是，法西斯不是无神论（第4章）。在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克罗地亚，法西斯和天主教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虽然希特勒不需要基督教，他却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且他始终认为他是在执行神意。^[1]历史学家的记录证明，许多纳粹精英将纳粹主义和德国基督教拼凑为一种合成信仰，既取基督教千禧年之说，亦接续了其悠久的反犹历史。^[2]大批教会神职人员和信众积极投向纳粹，他们对魏玛共和国时期宽容、世俗和世界主义文化的厌恶，终于在纳粹那里找到了共鸣。^[3]

但是，否定一种偏执狭隘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肯定其他的意识形态。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定的宗教运动也曾经反抗暴力。在无政府时期，宗教组织有时发挥着文明力量的作用，因为宗教组织在社会上以道德准则自诩，它们也确实成为人们内省和善行的场所。贵格会信徒将启蒙运动反对奴隶制和反对战争的主张落实到自己的废奴与和平行动中；19世纪，其他自由主义的新教教派开始加入贵格派的努力（第4章）。新教教会在驯服野蛮的美国南方和西部新边疆上颇有贡献（第3章）。（虽然，马丁·路德·金拒绝了主流基督教教义，而接受了甘地、世俗西方哲学和反叛的人本主义神学家的启发。）美国非裔教会不仅为民权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还提供了话语权。而在20世纪90年代，非裔教会与警方和社区组织合力，控制美国城市中非裔聚居的老城区的犯罪率（第3章）。在发展中国家，图图主教和其他教会领袖与政治家及非政府组织联手，在一些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和内战的国家推动和解与重建（第8章）。

所以说，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无神论畅销书的副标题“宗教如何毒害一切”，是夸大其词。宗教在暴力的历史上扮演了不止一种角色，因为宗教在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力量。我们统称为“宗教”的，实际上是无数纷繁复杂的运动，彼此之间大相径庭；它们只有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与古老的宗教组织相比，在人类活动的舞台上，非宗教的社会组织都算是新鲜事物。虽然宗教都自称源于神，但其信仰和实践都来自人类活动，反映了人类的智能和社会潮流。当潮流顺着启蒙主义的方向涌动，宗教也顺应大势，小心谨慎地避开《旧约》中最血腥的说教。当然，很多调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摩门教的某些变化却是赤裸裸的。1890年，摩门教的领袖自称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指示，教会将停止实行多妻制（当时，一夫多妻制成为犹他州加入美国联邦的障碍）；1978年，摩门教的领袖再次得到聆训，允许黑人担任圣职，而在此之前，黑人被认为身上刻有该隐的邪恶印记。教会的分裂派、改革运动、大公会议和其他自由派力量发动了更多更细致的变革，让宗教更顺应人本主义的浪潮。只有在宗教激进主义势力试图逆潮流而动，推行坚持部落和独裁的刻板戒条时，宗教才成为一种暴力力量。

和平主义者困境

让我放下这些并不坚定抵制暴力的因素，来看看那些坚定的抵抗者。我不打算给这些抵抗力量开列名单，只想找到一个分析框架，看看这些力量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性。我们想解答的是，为什么暴力如此具有诱惑力，为什么人们永远在渴望减少暴力，为什么暴力如此之顽固，如此之难以制服，为什么某些特定的变化最终让暴力减少了。要做到真正地解答我们的问题，这些导致暴力减少的变化必须是外生的：它们不应是我们试图解释的暴力减少本身的一部分，而是在暴力减少之前即存在并最终导致暴力减少的独立的历史进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暴力多变的动态过程，让我们回想一下合作（或者说是克制攻击性）收益的经典模型，即所谓“囚徒困境”（第8章）。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名字，姑且称它为“和平主义者困境”。一个人或者一个联盟受到在掠夺性攻击中取胜的诱惑（相当于背叛它的合作者），当然它同时也想避免受骗，避免被有同样贪念的敌人击败。但是如果双方都选择攻击，他们将陷入报复性战争（相互背叛），结果只能是双方付出比他们选择和平（相互合作）更大的代价。图10-1描述了和平主义者困境；胜负的数字是假定数据，但是它们反映了此困境的悲剧性构造。

图10-1 和平主义者困境

无论如何，和平主义者困境都不是一个数学模型；我不断强调这一点，只是想说明为什么我要用文字来解释说明其中的含义。模型中的数字反映了暴力的双重悲剧性。在这样的结果下，第一个悲剧是，做一个和平主义者是非理性的选择。如果你的对手是和平主义者，你会受到诱惑去利用他的这个弱点（如果你选择进攻获胜，你得到10分，高于选择和平能得到的5分）；而如果对手是一个侵略者，你选择战争，承受战争的惩罚（损失50分），也强过做一个马屁精，让对方利用你的软弱（损失惨重，-100分）。因此，无论如何，攻击都是理性的选择。

第二个悲剧是受害者的代价（在此为-100分）与胜利者的收益（10分）极其不合比例。除非交战双方在对抗中互置对方于死地，在这个模型中，进攻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对双方而言，尽管有胜利的奖赏，但是他们还是以共同选择不进攻对方更合算。征服者为了多抢到一小片土地，要以杀害整整一个家庭为代价；强奸者片刻的“驱力降低”体验，绝对无法与他给受害者造成的巨大伤害相比。熵定律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对称性：宇宙中只有极微小的部分有可能处于有序状态，能够支持生命和幸福，所以，破坏和制造痛苦远比培育和创造幸福要容易。就是说，即使是以最精准的功利主义观念来看，由一位最公正的中立观察家来加总社会的总幸福和总不幸，他会得出结论说，暴力是不可取的，因为它给受害者制造的不幸大于给施害者带来的幸福，导致世界幸福总量的减少。

但是，当我们从高高在上的、中立的、毫无倾向的观察家立场回到地面，站在博弈一方的角度进行观察，就能看到为什么暴力如此难以消除。任何让自己一方成为唯一选择和平的人，都是在发疯，因为对手会因此受到进攻的诱惑，和平者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常言“那是对方的问题”，解释了为什么和平主义左脸挨打后送上右脸，“铸剑为犁”等其他高尚的道德情操不能始终如一地制约暴力：因为只有在对方也同时具有同样情感的时候，和平主义才有积极的结果。我还认为，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暴力水平会发生出人意料的螺旋式上升，或者螺旋式下降。每一方都必须显示出足够强的攻击性，以免让对方以为自己是容易捕获的目标，通常的情况是以攻为守，而且有力的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卫。双方均怀有被对方攻击的恐惧，这也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陷阱”，也称为“安全困境”，它会导致双方的暴力升级（第2章）。即使博弈是重复性的，而且报复的威胁（在理论上）对双方都有威慑力，对战略优势的过度自信和其他自利性偏差仍然会导致暴力循环。根据同样的逻辑，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如果一个善意的姿态偶然得到了善意的回报，也可能破解循环，让暴力螺旋式下降。

要寻找促使暴力减少的历史性因素所具有的共性，着眼点就在于这些因素应该能够改变和平博弈的回报结构——调整棋盘上的数字，吸引双方进入左上角的格子——双赢的和平收益。

根据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历史和心理学，我相信我们可以确认有五种发展，具有将世界推向和平方向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在各种历史事件、数据库和实验研究中看到这五种发展。每一种发展都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和平者博弈的回报结构，将人们带进珍贵的和平。让我们按照它们在本书中出现的顺序，对这五种发展做一番总结。

利维坦

国家，为了使自己的国民免受相互伤害而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是始终如一的暴力减速器。图2-1中的侵犯者-受害者-旁观者暴力三角，描绘了国家与暴力的简单逻辑，而用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术语对这一逻辑的描述可以是：如果政府处罚侵犯者，让侵犯行为的成本大到足以抵消其收益，比如，罚金是侵犯获利的3倍。这将改变两种选择对潜在侵犯者的回报，让和平比战争更有吸引力（图10-2）。

图10-2 利维坦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除了改变理性人的行为，一个利维坦——或者相当于利维坦的女性对等角色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就是公正的第三方。他的处罚不受参与者自利偏差的影响，他也不是某一方复仇行动所针对的目标。有裁判监督的博弈，博弈者进行先发制人型或自卫型攻击的动机会减弱，而一方软化进犯性立场的愿望，会让对手感到放松；良性的相互影响，最终让双方走出暴力的循环。谢天谢地，心理实验显示，人类的自制力具有泛化效果，克制进攻性可以成为一种习性；即使在利维坦眼光有限关照不到的时候，经过文明教化的各方仍将会继续约束自己的行为。

本书第2章所述“平靖进程”和第3章所述“文明进程”背后的动因就是利维坦效应。当第一个国家出现，控制了史前人类的小团伙、部落、酋邦的时候，对劫掠和争斗的压制，让暴力死亡率下降至之前的1/5（第2章）。而当欧洲的采邑合并为王国和主权国家之后，执法力量的统一，最终将凶杀率又压低至之前的1/30（第3章）。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带，比如欧洲的边远山区，美国南方和西部的新边疆都曾经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些地区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在社会经济层面上，也有一部分无政府的荒漠，例如得不到稳定的法律保护的下层人民，还有不敢暴露自己的走私和犯罪团伙，这些阶层同样也保留了暴力的荣誉文化（第3章）。而当政府执法发生倒退，比如速成的非殖民化时期、失败的国家、权贵倾轧的伪民主国家、警察罢工期间、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暴力可以疯狂地杀回头来（第3章和第6章）。我们发现，政府治理无能是导致内战的最危险因素之一。是否拥有这笔资产，也许是受暴力蹂躏的发展中国家和享有更多和平的发达国家之间真正的分野（第6章）。某些国家的国民法制意识淡薄，在实验室里，他们沉溺于毫无必要的恶意惩罚，让博弈中所有人的处境都变得更糟（第8章）。

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和法院的象征雕塑朱斯提提亚，都武装着佩剑。但有些时候，他们只要有蒙眼布和天平也就足够了。人们像爱惜自己的身体和财产一样爱惜自己的名誉，所以，第三方的威信和软实力，或者丧失名誉和被社会排挤的压力，会和拥有暴力威胁手段的警察与军队一样有效力。在国际舞台上，软实力至关重要，因为世界政府至今还只是人们的幻想，但第三方仲裁，间或辅之以制裁或象征性武力威胁，仍然大有可为。在参加国际组织或允许国际维和部队工作的国家，内战的风险下降，这说明非武装的或者只有很少武装的第三方所具有的和平作用（第5章和第6章）。

一旦利维坦挥舞利剑，其收益取决于它使用武力是否合乎法理，在属民的决策矩阵中是否仅仅惩处“侵犯”行为。如果利维坦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矩阵中所有四个单元施加惩罚，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迫害人民，那么，它能防止多少伤害，它也就能制造多少伤害（第2章和第4章）。民主优越于专制和伪民主之处在于一个政府能够对症下药，将适度的武力置于决策矩阵中的适当单元，将和平主义者的选择从一种难以维系的理想变成诱惑之大以至于无法拒绝的现实选项。

文明商业

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就是交易可以将零和的战争博弈换作正和的互利博弈，而现代生物学对非亲缘之间合作演化的解释，为启蒙主义的利益交换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在和平主义者博弈中，它提高了共同选择和平、共享交换所得的收益水平（图10-3）。

虽然文明商业不能消除一方在攻击中被击败的灾难，但它能够消除敌人发动进攻的动机（如果敌方能够从和平的交易中获益）。相互合作能够产生收益，这至少具有部分的外生性，因为它不完全取决于主体的交易意愿；它还取决于交易双方擅长提供对方需要的产品，并取决于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金融、簿记、履约保证。一旦人们受到吸引，开始自愿交换，他们就会受到激励，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以求达成最合算的交易（比如“消费者永远是正确的”），继而，他们之间即使没有温情，也会对对方的利益抱有某种程度的尊重。

图10-3 商业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理论中，利维坦和文明商贸是欧洲文明进程的两大驱动力（第3章）。自中世纪开始，不断扩张的各个王国不仅严惩劫匪，国家化司法，而且发展商贸的基础设施，包括货币和强制执行合约。这些制度性基础设施，加上道路和钟表等的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在观念上消除了在利息、发明和竞争等方面的禁忌，让商贸更加有利可图。商人、工匠和官僚最终取代了勇武的骑士。历史数据支持埃利亚斯的理论，欧洲的商贸的确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发展，而犯罪学数据表明，欧洲的暴力死亡率自那时起迅速下降（第9章和第3章）。

随着远洋航船、新型金融机构的出现和重商主义政策的衰落，人类社会的大型实体之间，例如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商贸日趋发达。这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18世纪一批好战的帝国，例如瑞典、丹麦、荷兰和西班牙，它们纷纷接受教化，变为商业国家（第5章）。在世界其他地方，国家荣耀至上的价值观也在发生改变，赚钱致富的念头压倒了收复失地之类的复仇心（第5章）。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丰厚赢利，给人们带来了巨大诱惑。

上述所有叙述都有量化研究的支持。战后出现长期和平及新和平的年代，也正是国际贸易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事实证明，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有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兵戎相见的机会大大减少（第5章）。读者应该记得，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越大，发生大屠杀和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小（第6章）。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运作完全依赖开采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铁矿和钻石，而不是依赖通过商业和贸易的附加价值，这个国家陷入内战的机会则会增加（第6章）。

文明商业理论不仅有国际数据的验证，也符合人类学家早已知道的一个现象：许多文化都维持着成员之间相互交换的网络，因为他们知道，交换关系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和平，即使很多时候彼此交换的都是些无用的礼品。^[4]艾伦·菲斯克和他的同事正是从这些民族志记载的现象想到，处于平等交换或“市场定价”两种关系中的人，认为自己被相互承诺的义务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彼此关系冷漠或者某些人难以融入社会的时候，人们也很少将对方非人化（第9章）。

文明商业背后的心态，与我在本章回顾的其他和平力量不同，并没有在心理实验中做过直接验证。我们确实知道，当人们（甚至猴子）进入正和博弈，需要合作实现一个共同受益的目标，人际间的紧张关系能够缓解（第8章）。我们还知道，在真实世界中，交换可以是有利可图的正和博弈。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交换本身减弱了交换双方之间敌对的紧张。就我所知，在有关共情、合作和攻击的海量文献中，还没有人测试过在有过互利交换往来的人之间，互相电击或者在对方的食物上倒满特辣级辣酱的行为是否会有所减少。我疑心，对做研究的学者来说，文明商业（也可称为温柔商业）还算不上是个性感刺激的概念。文化界和知识界的精英总觉得自己比做生意的人优越，在他们的大脑里，绝对想不到要将和平这样高贵的东西归功于锱铢必较的商人。^[5]

女性化

山口勉之到底是世界上最走运的男人，还是世界上最不走运的男人，就看你怎么想了。山口在广岛遭遇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侥幸逃生，但是很不幸，他选择逃到长崎避难。不过，他同样侥幸逃生，又活了65年，直到2010年在93岁高龄时离世。一个男人，经历了历史上仅有的2次原子弹袭击并能够生还，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敬重。而他在去世之前，给我们留下了一张核武器时代的和平处方：“唯一能被允许管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人，只能是母亲，而且是那些还在亲自给孩子哺乳的母亲。”^[6]

山口所说的，正是对暴力的经验性概括，即暴力的执行者主要都是男人。从孩童时期起，与女孩相比，男孩的游戏更加暴力，幻想也更加暴力，消费更多的暴力娱乐产品，是暴力罪犯的主力，更乐于惩罚和复仇，更愿意在攻击性行为中承担愚蠢的风险，更多地将选票投给好战的领袖和政策，并筹划和执行了几乎所有战争和大屠杀（第2、3章和第7、8章）。尽管有时做出同样选择的有男有女，男女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大，但在选票接近的大选中，如此有限的差距也可以决定选举的结果，或者，在双方较量谁更加好勇斗狠的博弈中，这点儿差距也足以触发螺旋上升的暴力冲突。在历史上，妇女领导了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运动，尽管当时她们在其他政治机构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最近几十年，妇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也正是在这几十年，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可思议了（第5章和第7章）。詹姆斯·希恩认为，战后欧洲国家的使命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从军事力量转向对国民生老病死的全程关照。这几乎就是一幅传统性别分工的漫画。

山口药方的细节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乔治·舒尔茨回忆，1986年，他告诉玛格丽特·撒切尔，他本人目睹了罗纳德·里根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建议两国禁止核武器，撒切尔听到后将手提包砸到了他的身上。^[7]但是，山口可能会说，撒切尔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她的世界观已经适应了一个男性治理的世界。既然近期我们不会看到单独由女性——更不要说单独由哺乳的母亲，来掌管所有的核武器国家，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山口的药方是否灵验。但是，有一点他是对的，他预见到当世界变得更女性化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和平。

人们之所以认为女性倾向的价值观可以压制暴力，原因是性别之间生物差异造成的心理遗产，即为了争夺得到女性的机会，男性有更强烈的竞争冲动，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失去父母的孤儿，女性则有更强烈的躲避危险的动机。无论是部落里男性为争夺女性展开的竞争，还是骑士时代为荣誉、地位、统治优势展开的竞争，或者现代社会里为名望而展开的竞争，都是零和博弈，而且主要是男人的喜好。假定在和平主义者博弈中，战争胜利的收益与不战而败的成本之比，暂且为80%——相当于男性自我受伤后的瘀肿和青紫。假定现在做出选择决策的是女性，男性心理的影响还要相应下降（见图10-4；为了清晰起见，我删除了所有“对方的选择”）。这样一来，和平变得比战胜更有吸引力了，而战争的成本比不战而败还要高昂。和平主义者的选项表现出绝对优势。如果我们对战争选项下女性承受的战争成本再做调整，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成本收益之比的变化将会更加戏剧性。

图10-4 女性化如何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无疑，决策中从男性主导转向女性主导未见得是一个外生因素。在有些社会，贪婪的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大举进犯，必须具备最勇武的价值观念，否则就是自杀。一个女性化的价值体系是奢侈品，只有那些已经可以免于捕食者侵犯的社会才有资格享受。但是，向女性利益相对倾斜的决策，也可以来自与暴力无关的外生因素。在传统社会，生活安排就是一种这样的外生力量：如果妇女和娘家一起生活，得到父兄的保护，丈夫只是来访者，妇女的境遇要好过嫁到婆家，受丈夫和夫家男性的统治（第7章）。在现代社会，这些外生力量包括各种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比如成品食物、家用电器、避孕、更长的寿命，还有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都让妇女摆脱了长时间养育儿童的重负和各种家务。

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妇女的地位越高，社会中有组织的暴力也就越少（第8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为了抢劫妇女，或者为了报复敌人抢劫自己的妇女而发动战争的部落和酋邦，例如雅诺马马人和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人（第1章和第2章）。在现代社会，我们则可以比较某些欧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西欧的“过度女性化的民主国家”，政治暴力和司法暴力的水平已经非常低；而在亚非实行伊斯兰教法律的伊斯兰国家，还在对女性实施阴蒂切割，以石刑处死通奸的妇女，女性还必须套上蒙头盖脸的罩袍，那里的政治暴力和司法暴力的发生率就非常之高（第6章）。

女性化不一定需要妇女拥有更大的战争决策权。它可以是一个社会逐渐放弃男性的荣誉文化，比如武力复仇，以体罚培养男孩子的男子气，宣扬军事胜利的光荣（第8章）。欧洲和发达民主国家以及美国自由派倾向的蓝色各州已经处于这一潮流之中（第3章和第7章）。一些保守派学者曾经伤感地向我表示，现代西方正在被削弱，因为它丧失了勇武和英雄的美德，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轻佻、颓废和娇气。我的假设始终是，暴力除了在防止暴力加剧的时候，它都是一种恶；但是这些学者没有错，这是一种价值判断，选择和平还是选择荣誉和光荣，在逻辑上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余地。我只是觉得，这些男子气概的潜在受害者在这场讨论中应该有发言的权利；他们也许不会同意，要用他们的生命和身体来为荣耀男子气概的美德付出代价。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说女性化是一种指向和平的发展。有利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和性生活安排可以减少男性间竞争产生的暴力。婚姻就是此类制度安排之一，在婚姻中，男子承担向自己的子女投资的义务，放弃为争夺其他性交机会而与其他男子的竞争。结婚能够减少男性的睾丸素和降低犯罪的可能性，我们从统计数据中看到，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当人们幸福地成家结婚时，凶杀率直线下降，而到60年代和70年代，结婚年龄后移，凶杀率上升，在结婚率特别低的美国非裔社区，凶杀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第3章）。

另一个消除暴力沼泽的因素是男女数量的均衡。毫无约束的纯男性社会环境，例如美国边疆开发时代的牛仔和矿工营地，总是充满了暴力（第3章）。西部之所以野蛮，是因为年轻男子蜂拥而去的时候，女子留在了东部。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选择性堕胎产业，让阿富汗、孟加拉、中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的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男性比重畸高（第7章）。^[8]如此多的剩余男性，预示着这些地区和平和民主的近景相当黯淡。而从较长的时间来看，性别比例将随着女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发展恢复平衡；一方面停止杀害女婴，另一方面，政治领袖总要学会人口统计，鼓励人们养大自己的女儿。对女婴利益的保障可以说是社会暴力减少的保证。但是，在性比例实现均衡之前，这些社会恐怕还不得不忍受颠簸和动荡。

一个社会尊重妇女的利益与暴力水平还有一重联系。暴力不仅是男性过多，而且是年轻男性过多的问题。至少有两个大型研究项目证明，年轻男性比重高的国家，卷入国家间战争和内战的可能性更高（第6章）。^[9]人口金字塔中年轻人组成的基座过大是危险的，这不仅因为年轻人容易骚动，还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他们谨慎的长辈。同时，这样的结构还说明这些年轻人在追寻地位和配偶上受到压制，缺少机会。这些发展中国家僵化的经济制度，无法灵活地吸纳数量巨大的年轻人，很多人失业或者就业不足。如果这些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还实行合法的或事实上的多妻制，大量年轻女性被年长或富有的人占有，那么，过多的边缘化的年轻人，就意味着过多的边缘化的年轻男子。这些年轻男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恋，他们很可能在民兵、军阀和恐怖分子那里找到工作和生活的意义（第6章）。

《性与战争》（Sex and War）有一个听起来极为吸引男性的书名，但这本新书事实上是一篇女性赋权的宣言。^[10]繁殖生物学家马尔科姆·波茨（Malcolm Potts）、政治学家马莎·坎贝尔（Martha Campbell）和记者托马斯·海登（Thomas Hayden）合著此书，书中给出大量的证据，指出与妇女被当作生育机器的男性社会相比，当一个国家的妇女能够掌握避孕手段，并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婚嫁时，她们生育的数量减少。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会放缓，其结构中年轻人组成的基座不至于过分庞大。（与人们以往的理解不同，一个国家不是在丰裕之后才能出现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波茨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让妇女掌握自己的生育能力（在生物战场上，这一直是两性争夺的领域），是当今世界那些最危险的地区减少暴力的不二法门。但是，这样的赋权必须克服强大的反对力量，传统男性总是想掌握对妇女生育权的控制，而宗教组织总是排斥避孕和堕胎。

直接的政治赋权，男子气概的贬值，女性婚姻自主，女婴生存权，妇女对自己生育权的控制，这几类女性主义化的发展都是推动暴力减少的力量。在世界上，任何在这些方面发展滞后的地区，也是暴力减少滞后的地区。但是，世界范围内民调资料显示，即使在那些最顽固的国家，对妇女赋权的呼吁也在变强，许多国际组织承诺要努力加速这一进程（第6章和第7章）。如果短期内还很难看到世界上暴力的进一步减少，但就长期而言，这些都是充满希望的标志。

扩大的圈子

我最后要论及的两种和平力量改变了暴力的心理回报。第一种力量是同情圈的扩大。假定生活在都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我们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代表了多样的群体，我们有机会接受他们的视角观察世界，从而改变了我们对其处境的情感反应。想象一下这个过程的逻辑结果：我们的福祉和他们的福祉密不可分，我们真的是可以爱上我们的敌人，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我们的潜在敌人所得到的回报，也会加总到我们自己的账单上（反之亦然），因此，和平主义将成为绝对有利的选择（图10-5）。

图10-5 共情和理性怎样解决和平主义者困境

当然，让所有活生生的人的利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那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极乐世界。但是，在考量他人利益的时候，稍微地多为他人想想，比如，在想到他人被奴役、遭受酷刑或肢解时，会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愧疚之情——能够改变人们攻击他人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因果链上两个环节的证据：带来更多换位思考的外生事件，以及换位思考变为同情心的心理反应过程（第4章和第9章）。从17世纪开始，出版业和运输业的技术进步创造了文字共和国和阅读革命，由此播下了人道主义革命的种子（第4章）。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物中的小说让人们进入他人的生活和头脑，讽刺和笑话让人们开始怀疑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准则。对奴隶制、施虐式刑罚、战争、虐待儿童和虐待动物的生动描述，让读者感受到其他生命的苦难，为最终废除这些制度或减少这些实践创造了条件。虽然编年史不是因果证明，但是实验室研究证明，人们听到或者读到第一人称的故事，可以强化他们对诉说者的同情心，至少让他们感到故事更加可信（第9章）。

识字率、城市化、流动性、大众传媒在19世纪和20世纪持续发展，而到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地球村。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第5章和第7章）。也许，就像文字共和国和阅读革命点燃了18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一样，地球村和电子革命促进了20世纪的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运动。尽管我们无法证明人们常说的大众媒体加速了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共产主义的衰落，但是，对换位共情的研究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也看到在大都市人群多样性和人文价值认受性之间存在的数种统计关系（第7章和第9章）。^[11]

理性的滚梯

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都是受同样的外生因素的推动，例如识字率、都市化和教育。^[12]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利益结构，所以两者的和平效应可以用同一个和平主义者博弈模型进行描述。但是在概念上，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是有区别的（第9章）。前一个要求我们换到他人的视角，设身处地，想象他人的情感。后一个要求我们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站在奥林匹亚的山顶，从超理性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没有立场不偏不倚的角度，在思考中将自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视为等价。

理性滚梯还有一个外源的动力：现实性。现实的逻辑关系和经验事实独立于试图把握现实的思考者的心理变化。当人类磨砺他们的知识和理性体系，并从信仰系统中剔除迷信和矛盾，必定得出某些特定的结论，就像一个人擅长算数，他的运算必然会得出某个特定的和，或者某个特定的乘积（第4章和第9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得出的结论都让人们越来越少地诉诸暴力。

本书通篇所讲的都是将理性应用于人类事务所能得到的成果。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当越来越有知识的公众开始质疑迷信杀戮，比如活人献祭、驱巫、血祭诽谤、宗教审判所，以及让某个民族做替罪羊，迷信依据的事实性假设被戳穿后，杀戮也就逐渐停止了（第4章）。人们就反对奴隶制、专制、酷刑、宗教迫害、虐待动物、暴力对待儿童和妇女、轻率地发动战争、迫害同性恋进行了审慎的理性论证，这些论证绝不是夸夸其谈，而是通过参加辩论并推动改革的人和社会组织，进入决策过程（第4章和第7章）。

当然，区分共情和理性并不容易，就像有时很难区分心和头脑。但是，共情能够达到的边界是有限的，它的亲和力止于与我们类似或者与我们接近的人，这说明共情只有插上理性的、普世化的翅膀，才能给全世界带来抑制暴力的政策和规范变化（第9章）。这些变化不仅包括立法禁止暴力行为，还包括设计降低暴力诱惑性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设计包括民主政府、康德式的反战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和解运动、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国际维和行动、90年代的预防犯罪改革和文明攻势，此外，还有牵制、制裁和谨慎接触等外交策略，给予一国领袖更多的选择，避免只能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鸡博弈”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绥靖政策之间做选择（第3章和第8章）。

尽管理性滚梯走走停停，经常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它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它离弃道德体系里的部落主义、权威和纯洁，走向人道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自主和人权（第9章）。将人类福祉奉为至善的人本主义价值体系是理性思考的产物，因为它的合理性是可以被证明的：任何思想者的群体，只要他们关心自己的价值，进行理性的对话，都会接受这个目标，而社群和权威价值体系则狭隘地局限于本部落或者本阶层（第4章和第9章）。

证据显示，都市化的浪潮将形形色色的人卷入讨论，言论自由允许人们在讨论中畅所欲言，人们能够揭露和总结历史的教训，人本主义的价值体系正沿着自由人文主义的方向演化（第4章至第9章）。我们已经见到的证据之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正在衰亡，连带它所煽动的大屠杀和战争也在销声匿迹，而权利革命的思想正在蔓延，已经不再有人能够为种族歧视进行辩护，反对种族压迫发展到反对一切对妇女、儿童、同性恋和动物的压迫（第7章）。我们还见到，这些变革逐渐地改变了保守分子的立场，尽管他们在最初总是抵制变革。例外则从反面提供了证据，在那些与世界隔离的社会中，人们无法获得外来的思想，政府和神权压制出版自由，正是这些社会顽固地抗拒人文主义，死抱着部落、权威和宗教的意识形态（第6章）。然而，随着电子文字共和国的兴起，即使是这些社会，恐怕也无法继续置身于浩浩荡荡的自由主义潮流之外。

“滚梯”的比喻，暗示着随机游走的思想潮流相互叠加，产生的合力决定了运动的方向，这似乎很有些辉格派和现代主义的味道，外带些颇为天真的历史观。但是，这种辉格史观得到了事实的支持。我们看到，发源于西欧和美国沿海地带的自由主义变革，在一定的滞后之后，纷纷被世界上较保守的其他地区效仿（第4章和第6、7章）。我们还看到，在充分发展的理性能力以及对合作、民主、古典自由主义和非暴力的接受能力之间，不仅存在相关关系，甚至还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第9章）。

反思

在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上，暴力的减少也许算得上是最有意义但最不被赏识的发展状况了。暴力减少的含义触及我们信仰和价值的核心——随着历史的进程，人类的生存条件是越来越改善还是越来越恶化，或者没有任何变化？还有什么比理解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呢？有些观念，比如失去纯真的堕落，宗教典籍和森严等级的道德权威，性本恶还是性本善，历史的推动力，以及对自然、社区、传统、情感、理性和科学的道德评价，都悬而未决。我一直在长篇累牍地试图记录和解释暴力的减少，这里我不想为探讨它们的含义再泼洒笔墨了。但是，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要再对两个问题进行反思，因为它们也许会让暴力的下降趋势发生逆转。

第一个反思关系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性——科学、技术和理性让人类生活发生了变化，伴随着习俗、信仰、社区、传统权威、返璞归真的自然观的消亡。

仇恨现代性是当代社会批判的永恒主题之一。不论人们怀旧的目标是小镇温情还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社群凝聚力还是家庭价值，是宗教信仰还是某种主义，或者是与自然韵律之和谐，每个人都巴望着倒转时光。他们说，除了异化、掠夺、社会病态、失去意义，以及为了豪宅、越野车和电视真人秀不惜毁灭地球的消费文化之外，技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正如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的《西方历史中的衰落观》（The Idea of Decline in Western History）一书向我们所展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失落伊甸园是一曲悠久的哀歌。^[13]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当浪漫乡愁成为大众的流行观念，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就一直想厘清事实，反驳人们的成见。他们著述的书名就足以说明问题：《好消息就是坏消息是错的》（The Good News Is the Bad News Is Wrong）、《越来越好》（It’ 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过去的好时光——其实它们糟透了》（The Good Old Days — They Were Terrible!）、《为理性乐观主义辩护》（The Case for Rational Optimism）、《改善中的世界》（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进步的悖论》（The Progress Paradox），以及最近出版的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The Rational Optimist）和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的《渐入佳境》（Getting Better）。^[14]

这些为现代性辩护的作者，历数了人类进入丰裕和科技时代之前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提醒我们，先人的身上长满了跳蚤和寄生虫，和自己的粪便一起蜗居在地洞中。食物不仅寡淡、单调，而且时有时无，没有保证。医疗要仰仗医生的锯子和牙医的钳子。不论男女，从日出一直劳作到日落，然后遁入黑暗。冬天意味着在大雪覆盖下的农舍里，忍受连续数月的饥饿、寂寞和孤独。

还不止于此，我们的先辈们匮乏的不仅是世俗的物质享受，他们的生活中更缺少那些高级层面的精神享受，比如知识、美、人与人的交往。即使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大部分人的行走出入，也从来没有超出自己出生地方圆几公里的范围。所有人都不了解宇宙的广袤，不知道史前人类的历史、生命的基因谱系、遗传密码、微生物的世界，更不知道物质和生命的构成。音乐录音、随手可得的书籍、即时的世界新闻、艺术杰作的大量复制、影视戏剧，都是我们的先人想也想不到的，更不要说还有能够放进衬衣口袋的小小的电子工具。过去，当子女移民海外，他们的父母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他们和自己的孙子孙女，永远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这里还有现代性给生命本身的馈赠：延长了几十年的寿命，能够看见自己的新生儿的母亲；能够活过一岁生日的幼儿。每当我在新英格兰的老墓地徜徉，总是被大量的小墓地和哀伤的墓志铭感动：“埃尔维娜·玛利亚，死于1845年7月12日，年仅4岁零9个月。原谅我们的泪水，这是父母的悲泣。一朵凋零的小花在此长眠。”

所有这些理由都说明，没有哪个浪漫分子真的愿意乘上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但是，怀旧分子总是要亮出他们的道德底牌：恐怖的现代暴力。他们说，至少我们的祖先不用担心抢劫、学校枪击、恐怖袭击、集中营、世界大战、杀戮场、凝固汽油弹、劳改营和核毁灭。当然，波音747飞机、抗生素、iPod（一种数字音乐播放器）都抵不上现代社会及其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在这里，只有没有感情色彩的历史和统计知识能够改变我们对现代性的态度。它们显示，怀旧所追念的和平安定纯粹是一种幻觉。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儿童读物对原住民的生活大肆浪漫化，但是他们的战争死亡率高过我们的世界大战。对中世纪欧洲风情的浪漫遐想，忽略了工艺精湛的酷刑刑具，看不见在那个时代遭到谋杀的风险是我们今天的30倍。在人们怀念的那些旧时光里，有外遇的妻子会被割掉鼻子，7岁的孩子会因偷了一件小衣服而被送上绞架，囚犯的家庭要付钱才能让犯人免戴镣铐，女巫会被锯成两半，水手会被鞭打成肉酱。我们今天的道德共识，比如奴隶制、战争和酷刑是错误的，在过去可以被当作矫揉造作，而我们的普世人权观念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过去的史书中找不到关于大屠杀和战争罪行的记录，仅仅是因为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零碎儿值得记录。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几乎过去70年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灾难既不是人类噩运的先兆，也不是世界常态的新标准，而是一个局部的暴力高点。自此，暴力趋势开始蹒跚下行。支撑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没有被纳入现代性思维，而是被倒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现代性的力量——理性、科学、人本主义、个人权利，当然不曾是一鼓作气地向着一个方向推进，而且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带来乌托邦，或者终结人类之间的摩擦和作为人的痛苦。但是，在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收益——健康、体验和知识之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收益：它具有减少暴力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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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已经注意到暴力减少的作家来说，暴力减少的规模之大，而且发生在几乎各种时间尺度和水平量级上，实在有些神秘的意味。詹姆斯·佩恩暗示，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做功”，整个过程“几乎像着了魔法”。^[15]罗伯特·赖特几乎屈从于这一诱惑，他怀疑零和竞争的减少是不是“神示证据”，是一种“天授神意”的标志，或者是一个“宇宙主宰者”的故事。^[16]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抵制此类诱惑，但是我也同意，说明暴力逐渐减少的数据所具有的相重性（multiplicity）确实是一个值得推敲的谜。是什么让我们感到人类历史的进程有某种方向性？我们自然也有权问，指示方向的箭头在哪里，又是谁将这个箭头贴在那里的？如此之多的历史力量都整齐地指向一个有益人类的方向，如果这还不意味着是神的作品，那么，它是不是证明了某种道德实在论（moral realism）观念的真实性——存在一种道德真理，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就像我们发现科学真理和数学真理一样？^[17]

我个人的观点是，“和平主义者困境”至少澄清了个中奥秘，并且证明，历史进程的非随机性方向源于某种人性的现实，而我们对道德和目的的认识也深受这些现实的影响。我们这个物种生来就是要面对困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最终利益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脆弱的躯体让我们成为易于剥夺的对象，同时想成为剥夺者而不是被剥夺者的愿望，还会将所有人卷入惩罚性冲突。单边的和平主义是一种输家的策略，共同的和平则是可望而不可即。和平主义者困境回报的数学结构向我们展示了各种令人沮丧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数字所反应的恰恰是人类世界现实的本质。毫不奇怪，古希腊人将战争归罪于众神的任性，希伯来人和基督徒则祈求他们神圣的道德主宰调整一下来世的回报，期望以此来改变人们感知的激励结构。

演化生成的人性，天生无力应付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挑战，不会选择进入矩阵左上角幸福的和平单元。贪婪、恐惧、优势和肉欲这些动机总是在吸引我们发起攻击。虽然存在一种应对措施——一报还一报的复仇威胁，有可能在重复性博弈中开启合作，但在实践中，自利的偏差总是让博弈者打错算盘，结果往往不是威慑产生稳定，而是无休止的循环冲突。

但是，人性中也包含着进入和平单元的动机，比如同情心和自制。它还包括像语言这样的沟通渠道。人类还具有一个开放性的组合推理体系。当这个体系经过辩论的提炼，它的成果通过文字和其他文化记忆逐渐积累，它就会找到改变回报结构的途径，让和平选项越来越有吸引力。在这些途径中，相当重要的一条是超级理性诉求，它所要求的是对现实的另一重抽象：视角的可互换性，亦即承认我们个人狭隘视野的非特殊性。它将两个对手的回报混合在一起，由此破解了博弈的困境。

只有当我们的自我意识膨胀，觉得人类自身之重要实乃宇宙之核心时，人类才会将逃出和平主义者困境的愿望变成一种天赋宏愿。但是，这个愿望确乎属于非物质世界中的偶然现象，所以它不同于其他能激起物质发明的愿望，比如对精制糖或者中央供暖的渴望。和平主义者困境中令人沮丧的回报结构，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认识。而走出困境的最全面的解决方法——视角的可互换性，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认识，它是“黄金法则”背后的基本原则，很多传统道德都有类似的黄金法则。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的认知过程就是与这些人性现实进行斗争的过程，就像我们的认知一直在与逻辑定律和几何定律进行斗争一样。

虽然，人类摆脱毁灭性竞争算不上是一个天赋的宇宙目标，但它的确是一个人类的目标。宗教捍卫者很久以来一直声称，没有神的法令，道德就永远失去了外在的根据。人只会追求一己之私，尽管这种追求可以按照品味或时尚有所调整，并成为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信徒。我们现在可以来领会一下为什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人间找到一些让人类得以兴旺繁荣的途径，包括找到一些策略，帮助人类解脱天性中具有攻击冲动的悲剧，应该足以成为所有人的目标。这个目标，比加入天堂合唱团、融入宇宙精神或者转世为更高级的生命都要更高贵，因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向任何一个进行思考的同胞证明，而不需要由强人、传统或武力任意灌输给某一部分人群。我们在本书中见到的数据显示，有了这样的目标，人类就会进步，尽管这一进步是步履蹒跚的、不完美的，但却是确凿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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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反思。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采取了一种分析性的，有些时候是不敬的腔调，因为我相信，这个主题激发太多的虔诚，太少的理解。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从来都不曾忘记数字背后的现实。回顾暴力的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暴力的残忍和毁灭震撼。有时，则是被愤怒、厌恶和无限的悲哀淹没。我知道，在图表的背后，是一名年轻男子在忍受刀伤的剧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渐渐消失，知道自己几十年的生命就这样被夺走了。这里还有一名酷刑的受害者，他的全部意识已经被难以承受的痛苦取代，只剩下唯一的愿望，那就是意识本身的终结。这里还有一名女子，她刚刚得知丈夫、父亲和兄弟们已经横尸壕坑，而她自己很快就要“落入野蛮粗暴的奸淫者之手”。^[18]这样的惨剧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十个人的身上或者一百个人的身上，已经够可怕了。但是，这里的数字不是成百上千，也不是数以万计，甚至不是数以百万计，而是一百个百万——以亿为单位。这是一个让人精神崩溃的数字，这些不长毛的猿猴到底给自己的同类制造了多少苦难啊！一旦想到这一点，内心就充满无法言说的痛苦。^[19]

但是，当我们的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人类也在想方设法减少暴力的死伤数量，让越来越多的同胞能够在和平中生活，在和平中寿终。^[20]面对我们生活中的无数忧患，面对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重重灾难，暴力的减少是一个我们可以仔细品味的成就；它让我们更加珍惜文明和启蒙的力量，因为是它们，让暴力的减少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