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璐：中国北方地区史前石城与早期文明演进

中国北方地区是指中原以北、北方草原地带以南的地区，包括了内蒙古中南部、陕晋北部和冀西北的部分地区。苏秉琦先生在划分区系类型时，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划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区。北方地区是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带的过渡区域，也是农业与畜牧业交互作用的地带，其处于欧亚草原的东端，是文化往来的重要自然通道，也是文明交汇的重要路口。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北方地区石城，在中国史前城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约在仰韶晚期阶段，北方地区开始营建石城聚落，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早期。石城从萌芽兴起至发展强盛的历程，同时也是北方地区史前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石城聚落群不断地整合和分化，作为一种高等级的聚落形态，其发展体现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因此，对中国北方地区史前石城进行梳理和研究，是从另一种维度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不同地域之间文明交汇与融合的重要方式。

一、石城的发现与研究

按照自然地理特征和石城分布的聚合度，可以将北方地区石城划分为五个区域，分别为大青山南麓区、南流黄河区、岱海区、陕北区和晋西区。

（一）大青山南麓区

大青山南麓区是最早开始石城调查和发掘工作的地区。1980—1981年发掘了包头阿善遗址， 随后在大青山西段开展田野调查，发现西园东台地、黑麻板、莎木佳、威俊等石城遗址。1985年和1988年对西园遗址的东、西台地进行了发掘。总体来看，无论从遗址年代、空间形态、建筑技术、聚落结构，还是社会发展程度，大青山南麓区的石城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本区石城年代大致相当，为庙底沟二期阶段，结合地层和出土陶器器型来看，文化面貌属于阿善文化。石城沿着大青山南坡呈东西向一字排列，坐落在北高南低的台地之上，以分布在东、西相对的两块台地为主要特征（图1）。在东、西、南三侧沿台地边缘修筑石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因此遗址平面形状也比较规整，城内有严格的空间区分。以阿善遗址为例，东台地地势平坦，为主要居住区，区内房址集中分布，城门设置在北墙的中央。西台地为祭祀区，在南端的高坡上设立祭坛，由18个圆锥形石堆和口袋状石墙组成，全长51米。威俊遗址分布在三块台地上，其中西台地为居住区，以中央岗梁上分阶而筑的5间面积较大的房址为中心。东台地为祭祀区，三座“回”字形祭坛自北向南一字排开。三块台地从西到东，空间功能由居住区过渡到祭祀区，中台地兼具祭祀和居住的功能。

（二）南流黄河区

南流黄河区石城遗址分布范围涵盖了南流黄河上游和浑河下游地区。经过发掘的石城有白草塔、寨子塔、寨子上、寨子圪旦、小沙湾、后城咀和下塔等，对浑河下游、清水河流域分布的石城遗址进行过区域性考古调查。这些石城的年代跨度较大，最早的白草塔石城年代早至仰韶晚期，属于庙子沟文化阶段。阿善文化时期石城有小沙湾、寨子塔、寨子圪旦、马路塔 等。龙山时期石城有寨子上、下塔、后城咀、大宽滩等。本区石城多选在临河的台地之上，依据地势，利用断崖天险，筑石墙将城内空间保护起来（图2）。石城年代可以分为三期。仰韶文化晚期仅有白草塔一座石城，形态简单，仅在遗址东南角筑有一道石墙，其功能更多为遗址边界标示。聚落内部功能划分明确，有居住区、窖藏区和制陶区，房址大小差距不大，整个聚落为平等均衡的状态。阿善文化时期石城有小沙湾、寨子塔、寨子圪旦、马路塔等，基本都为不规则形、一重城墙的形态，城内空间主要为居住区，房址无明显分布规律，以白灰面地面式建筑为主。城墙以平地起建的直立式筑法为主，城墙附属设施较复杂，有门道、瓮城、平台、壕沟等。在地势较缓或者制高点加筑双重城墙来增加防御性。聚落内部出现了专门设置的公共区域，房址以核心家庭为中心。此阶段是房址从半地穴式向地面式转变的过渡阶段。本期石城未发现有祭祀相关遗迹。永兴店文化时期石城有寨子上、下塔、后城咀、大宽滩等。石城的形态与空间分布也较多样，新出现了南北分区和内外双重的石城，如寨子上、城塔，北区为居住区，分布有白灰地面房址，房址分布无规律。城墙筑法多样，以土石结合修筑为特色，土墙在下石墙在上，或者石墙与土墙并建。防御工事比较多样，普遍设有瓮城、马面、角楼、墩台、环壕等，还会对城墙进行加宽和加固，石城的防御功能较显著。聚落结构与上期相比没有发生较大改变，石砌技术进一步发展，房址流行地面石筑结构。新出现了祭祀遗迹，一般位于城外，以圆形石圈为特色。

（三）岱海区

岱海区共发现4座石城，分别为老虎山、板城、大庙坡和西白玉。1982—1986年间对其进行了发掘，发掘结果显示其地层明晰，文化内涵较单纯，属于老虎山文化。岱海区石城位于岱海北岸和西北岸，聚落空间形态与城墙修筑方式相近，石城的空间形态均为略呈簸箕形的半封闭式，修筑方式为下筑土墙、上筑石墙（图3）。从聚落内部结构来看，本区石城的居住区与祭祀区分开，居住区位于遗址中心，房址以核心家庭为单位成组分布，能够看出家族间关系密切，核心家庭在遗址中的地位较突出。祭祀区位于山顶高处，以方形石祭坛为主要形式。制陶业成为重要的经济方式，聚落内有规模较大的专业制陶区。从聚落群的关系来看，位于岱海北岸西段的老虎山石城聚落群并没有出现中心聚落，聚落间的关系是比较平等的。

（四）陕北区

陕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基本上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对寨峁、石摞摞山、拓家峁、瓦窑渠、寨峁梁、后寨子峁、关胡疙瘩和金山寨石城等遗址进行了发掘。2015年对秃尾河流域的寨合峁、白兴庄、庙石摞子和石摞子4处石城遗址进行了专题调查。近年来，陕北地区石城的重要发现及重点工作当属石峁石城，对其连续多年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陕北区石城分布范围涵盖了南流黄河西岸以及窟野河、秃尾河、五女河、无定河和大理河流域（图4）。石城年代从仰韶晚期阿善文化阶段延续至龙山时代，石峁遗址年代下限晚至青铜时代初期。庙底沟二期，南流黄河西岸的后寨子峁和最北端的寨峁是最早出现的大型石城聚落，形制简单，仅有一道或两道石城墙来划分聚落内部的空间。聚落内房址以家族为单位成组分布，房址流行窑洞式，“吕”字形和“凸”字形房址。龙山早期，石城大量出现，聚落面积普遍增大，多为平面不规则的封闭式。房址沿山坡等高线分布，出现共用前室的套房，家族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城墙修筑方式多样，有直立式和平地起建或基槽起建的护坡式。龙山晚期，秃尾河流域异军突起，出现了石峁超大型聚落，与此同时，中、小型聚落几乎不见。聚落形态以石峁和石摞摞山为例，流行内、外多重城墙，内城一般为小型台城，城墙的附属设施增多，城墙修筑技术出现了石峁土木石相结合的复杂方式。房址仍然成组分布，贫富差距增大，墓葬也按照身份等级分区分布。此时的石城数量锐减，除了秃尾河流域其他区域的石城聚落已经基本衰败不见。

（五）晋西区

晋西地区史前石城的发现时间较晚，始于21世纪初。目前经过发掘的有林遮峪、碧村和白崖沟遗址，时代均为龙山时代。本区石城分布范围涵盖南流黄河东岸和蔚汾河流域北岸，多临河流分布，龙山早期以白崖沟为代表，石城形态为内外双重（图5）。房址分布在冲沟两侧的阶地上。城墙筑法以护坡式为特色。龙山晚期以碧村为代表，仅在遗址的一侧筑有石墙，并且石墙以直立式为主。两期石城聚落的空间分布出现分化，均以中心位置的台地为高等级居住区，筑法考究，碧村的小玉梁台地发现有连间排房，是规格较高的居住址。

二、聚落分布模式与早期文明演进

中国北方地区的石城发展历程与北方地区的早期文明发展具有同步性，北方地区以石城为代表的聚落体系，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呈现出“联盟式”“多中心式”和“凝聚式”的三种模式。

联盟式

第一种模式为“联盟式”。从地域来看，大青山南麓区和岱海区石城的发展呈现出联盟式的特征。大青山南麓区石城整体显示出平等的状态，石城聚落之间互不隶属，形成联盟，守南防北，石城聚落群可以看作是“军事联盟”。岱海区石城在聚落群中的地位也不突出，老虎山遗址位于蛮汗山东段交通要塞的位置，起到防卫领地的作用。这两个地区的共同特征是考古学文化单一，交通闭塞，石城聚落的延续时间较短。石城之间以及石城与非石城的关系平等，聚落群的性质如同联盟，联合抵御外敌。这两个区的自然条件较差，聚落的海拔高，坡度大，容易发生水土流失，尽管离黄河和岱海近，但是水热条件不适于作物的生长。两个区的石城聚落还面临着人口增长的压力，再加上气候变冷，人们的食物资源紧缺。石城聚落如同氏族部落一样，由核心家庭组成的家族成为聚落内的主要居住单元，部落首领可能还同时是宗教首领，每个聚落代表一个部落，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能够形成军事联盟，共同抵抗入侵者。

从年代来看，在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早期阶段，聚落体系均呈现出低整合度的状态，未形成明显的分层级的聚落体系，聚落间的关系是互不隶属的。此时石城在聚落群中的地位未突显出来，与非石城聚落相比，没有显示出特殊地位。岱海区的园子沟遗址，其规模大于同时期的石城遗址，并且发现了更多的大面积房址。石城聚落还不具备行政中心的职能，更多的是承担宗教或军事方面的职能。大青山南麓区宗教氛围浓厚，阿善石城拥有规模巨大的石祭坛，预示着其在整个聚落群中宗教中心的地位。岱海区石城聚落也普遍发现石祭坛。资源短缺的环境下，人们对宗教的依赖性与敬畏性更重，这或许促生了新的职业和社会阶层——巫师阶层。岱海区石城不同于普通遗址的方面是有肢骨缺失的墓葬以及数量较多的细石器镞，表明其承担军事职能的可能性更大。聚落外部的冲突频发，使得聚落需要有人领导，这样使权力就开始集中在个人手中，地位与财富的不平等开始逐步扩大，社会逐渐向着复杂化的道路发展。

多中心式

第二种模式为“多中心式”。南流黄河、陕北和晋西区呈现出多中心的聚落分布模式。这三个区域的地理位置靠南，水热条件较好，聚落多分布在黄河及其支流的冲积平原上，水资源丰富，地形相对较平缓，黄土肥沃，利于农业的发展。并且交通便利，北上阴山南麓，南下黄河中游，与南、北的联系紧密。这三个区的石城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石城形制与建筑技术多样化。石城沿河两岸分布，在河流流域内形成聚落群，尤其是南流黄河上游，石城三五成群分布，出现了多个区域性中心。此三个区域的聚落反映战争或冲突的遗存不多，也没有较浓厚的宗教氛围，出土的陶器、各类工具较多。

从年代来看，多中心的模式出现在龙山中、晚期。此时原始、均衡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开始出现复杂化程度更高的分层级聚落模式，各区都形成了小范围的分层级聚落群。在这些聚落群中，石城呈现出异军突起的状态，成为中心聚落，规模在聚落群中首屈一指。在南流黄河区，石城成组分布，形成了以后城咀、下塔和城咀为首的三个聚落群。晋西区在龙山早期和晚期分别形成了以林遮峪、白崖沟和碧村为首的聚落群。陕北区的南流黄河西岸、秃尾河、五女河、无定河、大理河等流域，形成了小区域的聚落群，并且均以石城作为中心聚落。此时的石城不仅是聚落群中规模最大的首位聚落，从房址大小、墓葬级别、宗教仪式的复杂程度等方面来看，石城聚落的规模、等级都高于同时期的非石城聚落。龙山晚期阶段的非石城遗址，如郑则峁第二期出现地面石砌房屋，面积在12平方米左右，神木新华遗址房址均为单间半地穴式，面积一般为6～10平方米，最大者为15平方米。同时期寨峁梁石城出现了面积近50平方米的连间套房，房址分布“凝聚而不向心”。这一阶段石城聚落内有较为明显的居住、墓葬、手工业功能分区，并且房址也体现出由核心家庭组成的家族式分布，其内部联系更加紧密的特征，这些都说明这一阶段社会从平等到复杂的转变。此时石城聚落普遍出现修建瓮城、马面等现象，南流黄河区以后城咀、下塔石城为代表，陕北区以石摞摞山、金山寨为代表，一方面说明石城聚落对防御的需求提升，另一方面也彰显了石城聚落较之普通聚落地位更为显著。加之中心聚落的房址数量多，人口也较普通聚落多，并且能够组织高效率的农业生产活动和调动人口来完成大型工程。这说明聚落内部出现了管理阶层，中心聚落已具备行政管理职能，其中中心聚落的首领是受大众认可的更高阶层的首领。

凝聚式

第三种模式为“凝聚式”。从地域来看，陕北区在龙山晚期阶段出现这种聚落分布模式。陕北区石城规模大，自庙底沟二期起便呈现出以河流为中心，在流域内形成聚落群的分布模式。到龙山晚期，聚落不断整合，数量变少，规模逐渐变大，最终出现了石峁超大规模石城聚落。与此同时，南流黄河区出现了地域性的中心聚落后城咀石城，晋西区出现了碧村石城。这三个石城的形成均经过资源和权力的不断集中，聚落体系的不断整合，逐渐凝聚成为地域性中心聚落。

从时间来看，这种模式出现在龙山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此时石城在聚落群中的地位愈发突显出来。石城不仅是小范围聚落群的中心聚落，此时还成为区域性的中心聚落，而石峁更是成为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中心，形成了稳定的、凝聚式的聚落体系。此时还存在地方区域性中心——南流黄河的后城咀和晋西的碧村，二者的规模约为石峁面积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后城咀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瓮城、马面形制，碧村小玉梁地点出土的玉器也与石峁相关，二者作为地方集团，等级要低于石峁石城。石峁出现了与王权相关的高等级建筑，与陶寺在城垣结构、用玉传统、鳄鱼骨板等特殊遗物，甚至“暴力现象”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再加之聚落之间等级的严重分化，石峁可能已具有大范围的控制能力，集行政、经济、军事甚至宗教职能于一体。

此时的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首先此时的聚落系统是一个多层级的聚落体系，社会层级结构由最高统治中心——石峁，地方统治中心——碧村、后城咀，以及再次一级的普通聚落共同构成。石峁对地方统治中心的掌控体现在，地方向中心的模仿。例如后城咀出土的玉石刀和白崖沟居址内的地画，在石峁均可找到模仿的对象。地方团体不止有石城聚落，还包括非石城聚落，例如神圪垯梁首领的大型墓葬与石峁贵族墓规格、葬俗相似，也可以视为石峁统治体系中的一个地方政体。其次，行政管理能力达到了顶峰。石峁石城的内外三重结构，包括设计复杂的皇城台区域，宏伟的城门和城墙，修建的工程量巨大，能够调动和组织大量劳力完成这一宏大的工程，可见石峁统治阶层的领导能力。第三，石峁的统治阶层对特殊资源的追求和财富的积累是其他聚落所不见的。石峁出土的玉器、石雕、丝织品、象牙等，是统治阶层权力的体现。第四，此时聚落内房址的分布更有规划，而墓葬的差异较大，所反映出的社会地位分层的现象，以及职业的专门化导致了社会职能的分化，这些都是此阶段社会复杂化加深的具体体现。北方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在短促的时间里达到了飞跃式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相比对，或可以称之为文明发展的“北方模式”。

三、石城在文化交汇中的重要作用

石城分布的区域，向北为大青山北侧的浑善达克沙漠，向西为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其东部为华北平原，南部为渭汾谷地，从四周的地形来看，文化交流的路径极有可能发生在向东、向南。但实际上北方地区在石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不同方向的族群产生过文化互动。若以整个欧亚大陆为背景来看，中国北方地区位于整个欧亚草原的最东端，延绵不绝的草原地带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石城所在区域成为中原与欧亚草原地区交流的重要落脚点，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文化交汇中起到重要作用。

从南北向的交流来看，中国北方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带一直存在着联系。蛇形鬲作为朱开沟文化的典型器物，分布范围极广，在陕北地区、河西地区、辽西地区均有发现，甚至在遥远的贝加尔湖东南岸也有发现。鬲作为中国特有的标志性器物，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能够找到其前身，在石城遗址中也有发现。蛇纹则可能来自北方草原，蛇纹鬲出现在贝加尔湖地区，可以看作是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国北方地区存在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

从北方地区顺黄河南下很容易到达晋南地区。老虎山文化的南下，加速了陶寺早期文化向晚期文化的转变，更是将双鋬鬲传播至中原地区。龙山晚期石峁石城展现出的城垣结构、用玉传统、埋葬习俗、彩绘习惯甚至暴力现象，与陶寺文化密切相关。石峁与陶寺的文化交流还体现在夯土技术的传播。延河流域的芦山峁城址，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心发现了四座大型夯土台城，其上建有多座四合院式的院落，面积超过200平方米，并发现有用玉器奠基的现象。芦山峁遗址处于石城分布区的范围内，但是却发展出在本地无技术源头的夯土城址，其来源只能自南面寻找。此外，石峁皇城台出土的铜刀、石范，表明铸铜技术来自中原地区。龙山晚期石峁作为矗立在北方的拥有强大实力的政体，是中原政权无法忽视的潜在对手，在距今3800年气候进入干冷期之后，北方以石峁为代表的族群，南下逐寻耕地，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陶寺文化的衰落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对早期中国的文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东西向的交流来看，北方地区与西北甘青地区也存在文化交流。早在仰韶晚期庙子沟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即发生过双向的文化因素的交流。阿善文化的单耳罐、朱开沟文化和陕北地区龙山晚期遗址出现的双耳罐均为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西北甘青地区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在齐家文化时期达到最盛，其东界已达到河套地区西北部。龙山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北方地区出现的偏洞室墓、随葬猪下颌骨等葬俗，证明此时已由器物的流通发展为人群的迁徙。在距今3800年前后，气候进入干冷期，来自西北的齐家文化人群东进，导致了北方地区人群也向东和向南迁徙，这又引起了新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北方地区人群东迁带来的结果是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甚至辽西地区也产生了石城分布带。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和辽西地区出现了数百座石城遗址，沿河流分布，规模均较小，并未形成分层级的聚落体系。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石城自出现就显示出较为成熟的建筑技术，石筑与夯筑、土坯相结合，普遍设有瓮城、马面等防御设施，从技术层面来看，应当是来自于北方地区。再加之二者在时间上存在首尾相继的关系，即北方地区石城的败落期正好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石城的出现时期重合。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的出现与环境压力过大可能并没有很大的关联，据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不存在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压力。石城建筑技术很可能是随着北方地区人群的东迁，被带到了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随着技术东传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晚期阶段新出现的花边鬲、蛇纹鬲等朱开沟文化因素。有学者称其为“长城”原型，提出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体现出东西向文化之间的交流。

以整个欧亚大陆为背景来看，中国北方地区处于中原与欧亚草原地区交流的重要落脚点。石峁遗址出土的口簧、海贝、象牙制品，以及鳄鱼骨板，证明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口簧在陶寺和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在蒙古和俄罗斯也有发现，是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带的器物。它证明石峁与西面和北面的广大地域可能存在文化交流。此外，根据古DNA研究，石峁后阳湾地点出土的黄牛骨骼为家养形态。欧亚草原东段在距今3000—2200年即形成了家猪、黄牛、绵羊、山羊为主，狗和马为辅的多元畜牧结构。欧亚草原存在一条东西向的动物资源交流路线，以石峁石城为代表的北方史前遗址或许就是黄牛等动物在中国传播与驯化的重要节点，该地区在龙山晚期形成农牧兼营的生业形态，成为北方地区由农业为主向半农半牧的生业模式转变的关键节点，对中国北方农牧交融带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

四、结语

石城既是社会复杂化的产物，同时也促进了等级的分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加快，其兴起、发展的阶段是中国北方地区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石城所在的中国北方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这使得北方地区石城在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文化交汇中起到重要作用。

（一）北方地区石城可以划分为五个小区，各区在空间形态、建筑技术、内部结构等方面形成独有的特征，总体呈现出自北向南、从早到晚的趋势。仰韶晚期阶段的石城当是聚落防御的寨墙性质；庙底沟二期阶段的石城聚落如同村落，彼此平等互不隶属，独立发展；龙山阶段石城设计复杂，成群分布，已经初步具备了酋邦社会的功能。

（二）北方地区石城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呈现出三种演进模式。一是“联盟式”，聚落体系整合度低，未形成分层级，聚落间互不隶属，受宗教或者军事首领的领导，联合抵御外敌。二是“多中心式”，出现复杂化程度更高的分层级聚落体系，出现了多个小范围聚落群，石城则成为各区域的中心聚落。三是“凝聚式”，聚落体系不断整合，石城不仅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石峁更是成为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中心，北方地区在此时已具备早期国家的雏形。

（三）北方地区石城在文化交汇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与北方草原地带的接触中，北方地区石城产生与不断发展，并且因资源的压力南下、东进，这些文化碰撞与融合促进了早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对中原王朝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同时石城还是中原地区与北方草原、西方内陆腹地进行交流的前站，推动了欧亚草原上横向与纵向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北方农牧交融带的形成。

原文见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