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谢里登·阿伦《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10-20

第二部　引入独裁统治（1933年1月—1945年5月）

十　最后一次选举（1933年2—3月）

如果说德国人的这种癌症一开始并不明显的话，那只是因为有足够有效的健康力量在抵制着。但是随着它的逐渐发展，最后，它通过一个决定性的诡计而掌握了权力，这种癌症爆发并且摧毁了整个政治机构。之后，大多数对此表示反对的人都躲藏起来了。 ——1942年分发的德国的抵抗传单

1933年1月——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前的最后几周——对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来说都是艰难时期。天气阴冷潮湿，这是一种在德国北部平原才有的特别寒冷的特性。灰蓝色的天空使旧建筑和鹅卵石街道显得灰蒙蒙的，连空气本身也显得灰蒙蒙的。对于失业者来说，光秃秃的树枝和结霜的土地象征着他们自己的处境：无限延伸的绝望，深陷没有尽头和无意义的失业中。

有些人已经失业三年多了，有些人只能间歇性地找到工作。然而，有些人也许是更加不幸的：他们刚刚到了正常能够找第一份工作的年龄，但是却没有工作，似乎不再可能有工作了。商店主站在闲置的收银机旁边，拥有令人骄傲的头衔“工艺大师”的工匠坐在自己的店里，等着订单的到来，这是个不幸的冬天。连孩子们也不高兴，因为流感疫情特别严重，以至于学校都关门了，男人们在闲散的一天结束之后，一看到发烧的孩子和疲倦的妻子，就会更加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对大萧条的最后一个冬天会是什么情绪呢？甚至纳粹的回答——憎恶——也黯淡了，随着出席纳粹集会的人数减少，冲锋队队员穿着傲慢的制服，却只能孤独而痛苦地站在那里，在街角处摇晃着他们的筹钱罐。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看起来已经度过他们的权力巅峰期了。他们获得了城镇中一半以上的支持率，但是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他们如何能保持住支持率？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1932年11月），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才保持住支持率。在全国范围内，纳粹浪潮有退却的迹象。在诺特海姆，纳粹只采取了一些固定的行动：在卡特莱拍卖大厅召开小型集会，计划再做一些重复的演讲或者“娱乐晚会”。保持坚定的决心而不是胜利的活力，似乎是1933年1月的典型调子。

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也没有兴高采烈的理由。他们在1932年损失惨重。有一些不祥的预兆显示城镇中的失业者越来越对共产党感兴趣了。许多人期待着纳粹能接管。他们计划着战斗，但是并不完全清楚他们是为什么而战斗。为了共和国的冯·施莱歇尔将军或者冯·帕彭？为了在总统紧急法令下统治的民主制度？在阴郁的1933年1月，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没有举行集会，也没有进行任何演讲。他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然而，城镇中的政府还在继续试着处理大萧条。城市议会于1月13日召开会议，市长彼得斯宣布1933年将达到预算平衡。这可以通过提高35%的城镇税来完成。在另一项改善穷人命运的努力中，城市所拥有的花园土地税减少了25%。最后，诺特海姆分摊的中央政府的公共事业资金已经到了，总计超过6万马克，正在制订将这笔钱投入创造就业的工作中的计划。休会前，议员库埃尔富尔特花费了一些时间谴责纳粹报纸的诽谤。 ^[1]

1月27日，城市政府已经完成了利用公共事业资金的计划，即应新建造一条街道，修缮几条街道。射击协会要求城镇建立一个新的射击打靶场，因为这是1933年在诺特海姆举行预定的北德射击协会大会的先决条件。社会民主党对请求城镇商人们把这笔资金投入城镇里表示冷漠，并且拒绝拨款，因而引起了一些更刻薄的话语。 ^[2]

在1月的最后几天，《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叫作摩西的牛贩子去世了。他曾经很富有，但是他那些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们挥霍了他的钱财，现在他只能躺在穷人的坟墓里了。在轻微的反犹主义和道德悲哀的氛围中，诺特海姆的1933年1月即将结束了。 ^[3]

随后，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城镇。对于所有诺特海姆人而言，国家政治无意义的混乱状态结束了，终于发生了一些事情。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对此毫无准备。纳粹分子在事情发生后甚至没有立即就组织起一场胜利游行。不过，这之后的周末（1933年2月4日，星期六）策划了一场“娱乐晚会”，包括演讲和一场军事音乐会。2月5日，星期天，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县内所有纳粹地方小组都参加的会议。现在，这些计划具有了新的意义；倦怠感一扫而光，诺特海姆人都成群结队地去买票。2月4日，星期六，匆忙准备了一场火炬游行。现在，城镇中和纳粹分子联合的钢盔团也同意加入了。胜利游行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除了军乐队和钢盔团的旗帜外，还有冲锋队的旗帜、乐队和军乐队。整个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都因这次事件而聚集到了一起。如果《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就有800多名纳粹分子和200多名钢盔团成员。整支队伍通过要花15分钟的时间。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挤满了围观群众，市集广场上也有很大一群人，“比之前见过的人都多”。演讲的内容是关于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以及共产主义的背信弃义的。

绝大多数来城镇参加游行的人之后就立即离开了，但还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参加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的“娱乐晚会”，人太多了以至于有些人被拒之门外了。庆祝活动很热闹，县领袖施泰内克和其他纳粹分子发表了演讲，钢盔团领袖就成为支持纳粹分子的同志有多么好发表了欢欣鼓舞的祝酒词。前年夏天和秋天，纳粹分子谈及的“反动分子”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指控的“独裁”和“典型的社会主义”就像啤酒上消失的泡沫一样被遗忘了。

第二天早上，纳粹分子清醒地完成了和县会议相关的一系列繁重活动。上午，军乐队穿过城镇，而一大早，瓦尔特·施泰内克就把花环放在了战争纪念碑上。纳粹分子举行了一场游行，还在卡特莱拍卖大厅、两家旅馆和一家咖啡厅举行了会议。下午晚些时候，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系列演讲，尤其是反对共产主义的。纳粹分子给城镇留下的印象就是这里已经完全属于他们了。 ^[4]

镇压与庆祝齐头并进。对于诺特海姆人而言，阻止暴力是正当的：2月的前10天，在旧军营发生了两场打斗。 ^[5] 不过，随着戈林管理内政部，除了官方的制裁和命令外，没有再发生暴力事件。2月2日，共产党发起的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都被禁止了。第二天，诺特海姆的警察接到柏林的命令，突袭了当地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家，但没有什么收获，正如《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报道的，没找到“任何违禁印刷品”。接连不断的命令是禁止共产主义者分发任何印刷品、筹款以及在家里或公共场所举行集会。 ^[6]

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更加零碎。2月18日，受到普鲁士内政部怂恿的诺特海姆警方查抄了每周发行的《诺特海姆人的回声》，它是“钢铁阵线”的机构。理由是该报在一篇文章中嘲笑希特勒，还在另一篇文章中称纳粹党徽是“破产的象征”。对于胆小者来说，这是个重大的消息，尤其是有消息称该报很快就会被彻底取缔。 ^[7]

2月19日，社会民主党明白了新秩序的全部意义。那一天，“钢铁阵线”计划在诺特海姆的市集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通常情况下，警察会事先得到通知。午后不久，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就业办事处附近的旧军营营房聚集。朝向市集广场的游行开始时，大约有400名参加者，还有常见的旗帜和表演音乐的人。与此同时，大约有150名冲锋队队员在宽街上的旧城镇聚集，“他们处于警戒状态，要保护房屋和纳粹党旗免遭袭击”。当社会党人的游行队伍到了旧城墙的时候，他们被警方阻止了。社会民主党领袖被告知，冲锋队和国旗队队员已经在诺特海姆发生了冲突。警方声称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了威胁，命令游行队伍退回去，到附近的啤酒花园举行集会，而不是试图进入市集广场。

星期天下午，在啤酒花园内，他们举行了一场（渴望得到尊重的）“咖啡音乐会”。当警方包围了400名国旗队队员时，昏昏欲睡的中产阶级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这一事件相当震惊。被花园的高墙和警戒线孤立起来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他们最后一次政治集会，而冲锋队队员们则自由地行进在城镇的街道上。 ^[8]

这一事件对城镇中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的影响是巨大的。事件发生的当晚，赫尔曼·舒尔策将他的国旗队旗帜叠起来放进一个咖啡罐中，并将咖啡罐埋在了田地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成员也知道博弈结束了。他们将希望放在了德国军队的身上。如果军队下令，他们就会战斗；如果没有，那么国旗队和其他工人组织不会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德国将会落入纳粹手中。国旗队队员仍旧愿意战斗，但很明显，除非尽快得到命令，否则他们将会被纳粹分子逐个除掉。 ^[9]

纳粹分子现在开始公开袭击社会民主党人。2月24日，社会党人分发给失业者的小册子被警方没收，“……因为嘲笑国家总理”（也就是希特勒）。同一天，警方完全禁止了“钢铁阵线”计划的火炬游行，理由是游行会“危及安全和秩序”。当然，纳粹游行得到了允许。 ^[10]

尽管没有了左翼的竞争，但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也没有放松他们的煽动性努力。希特勒政府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安排新的国会选举，他们知道这次的竞选运动可以根据自身的方式进行。党派的宣传组织随之发布指令，规定竞选运动针对的目标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而德国国家人民党和天主教中央党派不会被攻击（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指令）。 ^[11]

在诺特海姆，2月25日星期日举行了第一场群众集会。一场演讲是针对战争老兵的，另一场的标题为“清算马克思主义罪犯”。演讲者号召所有德国人都要像“1914年的军人们”“至死都相信会获胜”那样信任希特勒。“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第二天，通过派遣200名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去路德派教堂，纳粹分子唤起了中产阶级的宗教情感。活动过后，冲锋队乐队在市集广场召开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很多诺特海姆人来参加他们的周日宪法活动。 ^[12]

民族主义党派也加入了竞选运动，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过娱乐晚会之后，钢盔团进行了游行。演讲都在强调纳粹—民族主义联盟的亲密性，严厉谴责“党治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人民党派也举行了一场集会，不过具体的信息和往常一样模糊不清。演讲者坚称德国人民党将会在“黑白红的（帝国）旗帜下”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正式提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强调需要“从凡尔赛获得自由”，结束时提出了“加强黑白红阵线的左翼联盟”的诉求。有20个人出席了会议。

3月2日，人民党派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当天的宣传中，德国人民党提醒诺特海姆人，“暴力和武力既不能带来经济和平，也不能解决失业问题”。该报号召诺特海姆人帮助确保德国人民党在国会中有稳定的代表：

这是维护自由公民和市民服务、维护中产阶级和工作行业、维护私营企业以及国家和自由道德的最佳保证。那些想要阻止专制主义、想要结束所有的国家力量等级秩序的人，把票投给德国人民党。 ^[13]

他们及时地提及了“专制主义”。2月27日晚国会大厦被烧毁 ^[48] 给了纳粹一个镇压左翼的新借口，随后颁布的紧急法令终止了德国的公民自由，赋予了警方事实上的绝对权力。从这次事件开始，出现了恐怖系统的非正式社会强化。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早上，在诺特海姆，有人听到一个社会党人的儿子对他的同学坚称纳粹分子应该对火灾负责。非纳粹分子的校长受到他自己对新环境认知的影响，立即给了这个男孩停学处分。他和市长办公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谈话，对于这个男孩是否可以参加几天后的期末考试，他们之间争论不休。 ^[14]

国会纵火案之后，报纸也发挥了有助于创造恐怖氛围的作用。比如，3月13日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

这些天来，一直有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犯罪行为、破坏行为和纵火行为等最邪恶的谣言……这些谣言只能助长选举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紧张局势。我们询问了有关当局，他们说这些谣言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人们应该大力打击这些造谣者。当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地方警方和铁路警卫都加强了，他们保持着防备状态，保卫着大桥、建筑和我们的铁路车站以及轨道延伸线路。 ^[15]

除了谣言以外，还有些具体事例。3月1日，诺特海姆的警方在突袭了私人住宅之后没收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违禁报纸和小册子”。警方还宣称前一天逮捕一个工人是因为“他不顾禁令分发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小册子”。镇压的手段也增多了。2月28日，恩斯特·吉尔曼（违反一直以来的国社党指令）授权镇上的冲锋队队员随身携带装有子弹的枪支，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攻击。 ^[16] 3月1日，30名党卫军和冲锋队队员被指定为警察。他们的制服是常规的纳粹分子的褐衫，戴着一个白色的臂章，上面写着“辅警”。他们立即开始在城镇的街上巡逻。因为这些人前几年曾多次与国旗队队员打斗，所以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执法理念是什么样的。冲锋队队员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有机会在不受警察阻碍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了。纳粹分子不仅控制着警方——现在他们就是警方。

新警察立即行动起来了。他们得到任命的当天下午，冲锋队队员搜捕了当地德国共产党领袖的家。虽然他们彻底而且暴力地搜查了房子，但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归罪的证据。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发出了逮捕共产主义领袖的逮捕令，理由是怀疑“他分发违禁小册子”。他们还对其他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家进行了搜捕。 ^[17]

同时，这股力量还被用于镇压社会民主党，纳粹分子开始传播中伤他们的谣言。3月3日和4日，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以下宣传内容：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

你们想要继续生活在和平安宁中！你们已经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无耻行为！你们想要共产党的参议员、市议会议员以及国旗队的将军们带着武装追随者走向毁灭！记住这群家伙去年的无耻行为！红色的搅局者库埃尔富尔特、哈泽、德佩（等人）试图发动内战！健康保险办事处分发的医药包就是国际罪犯党派——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嗜血意图的明显标志。作为前共产党的警察议员已经和他的武装队伍全副武装准备好了。军营里那些残暴的共产主义者配备着军用来复枪——库埃尔富尔特和其他共产党党员的同志联盟——正等待着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生一场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希特勒才是你们的救世主！国社党、冲锋队、党卫军都会为你们而战，就在诺特海姆这里！明天是国家觉醒的日子！在投票箱那里，德国人民会感谢伟大的领袖在最后时刻拯救了他们！

一场风暴将要扫过德国！德国人投票给候选人一号！希特勒万岁！

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

德佩、库埃尔富尔特和哈泽立即对这一宣传内容进行了回应。然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却拒绝刊登。因此，他们只能在附近城镇的一家报纸上刊登：

诺特海姆的居民们！更正！

在昨天的选举宣传中，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指责我们一年前签名发动“内战”，以“粗鲁的”“可耻的”和“犯罪的”行为进行证明。还说我们期待在诺特海姆街道上发动血战。“诺特海姆将被鲜血和恐惧淹没。”

对此，我们正式声明，宣传中所提及的人几乎都是“阵线战士”，他们在行动中因勇敢而获得了一级或二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勋章。我们中的一些人忍受着严重的为祖国战斗而受的伤。

战后的岁月里，正是我们一直守护着和平与秩序，甚至在危急时刻，我们仍旧约束着那些焦躁不安的同志们。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都拒绝内战。我们在1918年以及任何其他情况下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号召我们的朋友们不要管国社党的宣传内容，一定不要失去冷静的理性。

我们很乐意将我们是否属于“国际犯罪党派”这一问题留给大众来决定。

诺特海姆，1933年3月4日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卡尔·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泽（等人） ^[18] 有些诺特海姆人读到了附近城镇的报纸，但是并不多。社会民主党自己的报纸《人民报》（以及在诺特海姆的副刊）都被“暂时”禁止了。这样一来，纳粹指责的所有意图和目的都没有回应了。既没有任何社会党人的宣传内容刊登在诺特海姆的报纸上，也没有公共集会和分发传单。社会民主党被噤声了。

换句话说，在最后一次自由的国会选举之前的那周，纳粹分子有能力让城镇经历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选举。从3月1日到4日（选举前夜），广播喇叭一直放在市集广场和宽街上，每天晚上，阿道夫·希特勒的声音都会响彻整个城镇。那些天，冲锋队队员分发印刷品。3月2日，“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听纳粹女性附属机构全国领袖伊丽莎白·赞德的演讲。在希特勒的广播演讲之后，赞德夫人在演讲中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对“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认真的。因此，女性们的任务就是购物时只买德国的商品，对孩子们逐渐灌输“信仰、道德、纪律和对祖国的爱”。

他们一直努力到3月4日星期六，也就是选举前夜。那天晚上，纳粹分子举行了火炬游行，有600多名穿着制服的冲锋队、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钢盔团成员参加。游行在城市公园周围的大篝火旁结束。在那里，一群人通过广播喇叭听到了希特勒的讲话，这段讲话也在市集广场、宽街以及教堂和市政厅前面——简言之，任何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播放了。

在公园里，火堆的光芒照亮了很多纳粹党旗。还有很多的黑白红旗帜，这些旗帜都挂在旧城镇上的商店和房子前面。在“1910年代圆顶”也能听到希特勒的演讲，结束后，人们唱起了《德意志高于一切》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然后，恩斯特·吉尔曼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之后还点燃了罗马烟火筒和五彩缤纷的火箭炮。最后，人们终于被允许在投票前回家睡觉了。 ^[19]

在星期天选举当天，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话说，“令人吃惊地安静”。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仍旧挂在外面。纳粹和钢盔团的选举用车将人们带到选票箱那里，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沿街游行。大约中午的时候，三架空军飞机低空飞过诺特海姆，为民族主义党派做宣传。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事件。 ^[20]

这是诺特海姆最激烈的一次投票，有6 802人参与投票——比1932年夏天的记录多了72人。纳粹分子比他们之前的最高纪录（在同一个选举中）多了73票，而民族主义党派比1932年11月多了105张选票。其他党派差不多和1932年秋天的情况一样，除了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失去了110张选票，但仍旧是城镇中的第四大党派，总票数是228张。社会民主党相比1932年11月失去了157张选票。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选票都流向了纳粹分子或者民族主义党派，不过，包含的数据太少了以至于难以分析。不管怎样，纳粹—民族主义党派都是明显的大多数。纳粹分子拥有63%的城镇选票，民族主义党派拥有6%。社会民主党仍旧有22%，而德国共产党位居第四，只有3.5%。

尽管是一场充满威胁和激烈的竞选运动，但是其中的数据仍旧有指导意义，相比1932年7月的高峰，纳粹分子没能提高他们在城镇中的支持率。实际上，这些数据很可能表明这是纳粹分子得到的最高的支持率。即便如此，也足够了；这一数据代表着城镇中2/3的选民都支持他们，是能够达到大部分目的的充足大多数了，也完全可以达到纳粹的目的了。对于纳粹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不是赢得选举，而是确保在没有严重的公众抗议的情况下让大众支持他们的意愿。在诺特海姆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纳粹分子自己并不满意这种信心的表现。在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内，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去保持并且增加公众支持。要诀就是继续使用武力和宣传。

纳粹分子在放松实际的竞选活动前，还得进行最后一场竞选运动。就是在国会选举一周后，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市议会、县议会和省议会的代表权岌岌可危了。在某种程度上，纳粹分子可以期待利用他们在3月5日胜利时所产生的热情了。很难指望投票偏好会在一周内就发生改变。

之前选举运动的恐怖机制和示威活动的热情仍旧得到了好结果。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在两次选举之间的那周，有七名诺特海姆共产主义者被逮捕了。在逮捕他们之前还搜查了他们的家，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铁棒、钢管、橡皮警棍、随身武器、匕首、弹药等……都被没收了”。国会选举之后的那个星期二，纳粹分子在市政厅、县政府和其他官方机构升起了纳粹旗帜，以此庆祝他们的胜利。第二天，按照冯·帕彭的命令，为了庆祝“国家胜利”，整个普鲁士的学校放假一天。 ^[21]

在地方选举之前为期一周的竞选运动中，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不被允许举行任何的集会或者分发任何的竞选印刷品。他们确实成功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宣传，但能肯定的是，因为他们之前刊登宣传的要求被拒绝了，所以社会民主党发布了一个非常谨慎，几乎是敷衍的公告，与社会党人以前的宣传内容相比，这次公告中所使用的语言对社会民主党是弊大于利的：

致诺特海姆的选民！3月12日，星期天，将会举行重要的选举，也就是省议会、县议会和城市议会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已经为所有的选举列出了自己的候选名单，序列号是“二”。我们号召所有人都去投票，尽早地投票，每一场选举中都要投票给“二号”的“库埃尔富尔特”。

诺特海姆当地的社会民主党 ^[22]

社会民主党是以自己的名义加入候选人名单的，而纳粹分子只在省议会和县议会选举中这样做了。在城市议会的选举中，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名单”的名义参加的。因为公务员没有列出单独的候选人名单（正如他们在1924年做的那样），所以投票者的选择是在“国家联盟”候选人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进行的。

这对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这是他们通过熟练的操作所获得的。1933年3月12日的地方选举是在2月6日公布的，是在选举之前的一个多月。各党派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去准备他们的候选人名单，最后的截止日期是2月25日。公民协会的纳粹执行委员会直到截止日期的八天前才举行成员会议。会上，纳粹主席就所有成员如何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支持中产阶级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并且宣布执行委员会已经起草了被称为“国家联盟”的候选人名单，代表了“工人、公务员、手工工匠、工匠大师、商人、农民、白领和自由职业者”。他号召公民协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团结在一起，这样一来，城镇中就拥有“中产阶级多数派”了。

当他述说完后，协会的老成员们问道：“候选人都是哪些人？”纳粹主席宣称“因为竞选策略”，所以他不能泄露候选人的姓名。这引发了激烈的反对，恩斯特·吉尔曼随后沉默了，他说只要他愿意，谁都能获得提名。他提名了一些人，但是所有的被提名者都拒绝了，纳粹多数派后来以投票的方式完成了提名（也就是说把这个问题交给纳粹控制的委员会处理了）。公民协会中的保守派成员明显中计失败了。虽然他们强烈抗议，但是除了接受现状，他们别无选择。纳粹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终结了这个问题，他高傲地评论道，这些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地指向“德国团体精神”的普遍观点。在这个不幸的消息被宣布之后，德国北部射击协会在不来梅而不是诺特海姆举行了每年的会议，因为城市议会拒绝为建立新靶场拨款，伴随着国歌的歌声，会议休会了。 ^[23]

距离公布候选人名单，保守派还有一周的时间，他们也许有机会至少让一些非纳粹分子位列名单之上。在最后期限前的四天，《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发表了一封由“几名公民协会成员”签名的《致编辑部的信》，要求立即公布候选人名单。《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也试图将这件事摆在公众眼前，该报指出德国人民党最近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中支持“中产阶级联盟阵线”。 ^[24]

公民协会中所有保守派成员的抗议都没有用。最后期限到了，诺特海姆的保守派现在除了投票支持纳粹分子精心挑选的候选人之外，别无选择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并不是毫无抗议地就接受了。当“国家联盟”的名单最后印出来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标注的是“国社党（？）”。恩斯特·吉尔曼给该报写了一封恶毒的信件，威胁会采取法律行动，除非该报进行纠正，以正确的标题印刷。《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温和地解释道，它是从诺特海姆参议院得到这一标题的，标题中的问号表明该报自己并不相信，而在发现错误的时候，这一版本已经印刷和销售了。 ^[25]

当时的参议院包括两名社会民主党人、一名公务员党派的成员和议员马纳，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这种嘲弄是如何安排好的。因此，整个城镇都了解到纳粹分子欺骗了保守派，“国家联盟”是“纳粹”的委婉说法。这被精明的纳粹策略消解了。候选人名单上主要是纳粹分子，但是也有几名非纳粹分子。不过，非纳粹分子的候选人是仔细挑选的：他们都被诱导着要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实际上都准备加入，只是还没加入。因此，城镇中的保守派会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他们会认为上面也有非纳粹分子。但是，召开城市议会的时候，那些从“国家联盟”计划中选出来的人都穿着褐色衫。 ^[26]

这是公民协会的末日，该协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该协会通过激烈反对诺特海姆中唯一支持民主的组织，帮助纳粹分子掌握了权力。纳粹分子一度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公民协会，但是他们现在抛弃了该协会。公民协会只在1933年10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解散该组织，因为“其目标已经实现了”。 ^[27]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以“国家联盟”的名义参加选举的，但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运行当地选举的竞选活动的。除了在当地媒体上进行广泛的宣传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竞选活动只有一场集会，是在选举之前的晚上举行的。主讲人是恩斯特·吉尔曼，主题是“公共选举的重要性”和“诺特海姆的政治事务”。集会上承诺“你们将选出的候选人”会详细阐述他们“在市政府中的目标”。

“1910年代圆顶”挤满了人，恩斯特·吉尔曼状态特别好。他希望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投票，但是如果还有投票的话，他还是希望人们是在法律的驱使下进行投票的，这样就不会有中立的德国人了。在新秩序下，不再是议会制而是市政委员会了，就像中世纪一样。这是旧德国习俗，最适合德国。

吉尔曼继续讲道，一周前，一种新的日耳曼精神席卷德国，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德国现在是连在一起的。如今需要做的就是在诺特海姆清除堕落的马克思主义。健康安全办事处的车不再用于私人目的了，车速里程表被调回原来的位置。对于城镇泳池而言，不再有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跳台了，这一跳台的花费比原来的计划高出了90%。城市储蓄银行不再有虚假信贷和大量的贷款了。不会再有人对啤酒厂丑闻沉默了。人们会进行详细的讨论，所有的罪行都会被惩罚。伤害小商人的消费者合作社消失了。波兰犹太人将会被送回他们所属的地方，因为诺特海姆服装商店的竞争已经足够激烈了。向国旗队捐钱的犹太人，也就是对德国的灾难负有责任的人，将会被特别注意。 ^[28]

在吉尔曼讲完后，候选人发表了讲话。一个人对学校里的拥挤表示哀痛。另一个人提倡更好的税收政策，因为诺特海姆人是在他们自己的城镇中买东西。还有一个人重新提起1929年时对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指控。最后，警察部长（也位列“国家联盟”名单之一）承诺会确保警方尽忠职守。没有其他演讲者了，所以吉尔曼为希特勒和祖国高呼“万岁”，集会以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结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计划了。

纳粹选举运动的最后一击是选举前一天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刊登的宣传广告。宣传广告明显试图让城镇中的非纳粹分子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

诺特海姆的市民们！

14年来，你们一直是红色的马克思主义体制的玩物！14年来，你们只能看着他们所管理的德国陷入泥潭！上周的选举为国家和普鲁士的复兴清除了障碍！明天，你们必须在我们的城镇——诺特海姆——履行你们的国家责任。这将是你们长久以来的最后一次机会，投出你的选票，终结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在诺特海姆的马克思主义强权统治，让国家复兴事业能够进行。个人偏执必须让位于更伟大的目标。明天你们将见证国家社会主义的诺特海姆团结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残余势力！库埃尔富尔特和他的红色派系都滚出去！让诺特海姆在自由的德国复兴！投票支持“国家联盟名单”——一号！

公民协会、国社党、钢盔团、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汉诺威党派、小商人联盟、县工匠联盟、农业协会、农民俱乐部、啤酒馆主协会、德国商人学徒协会、国家铁路工人、德国公务员联盟的地方组织、诺特海姆城镇和县失业委员会 ^[29]

这之后就是投票了。结果见下表： ^[30]

选举结果最突出的一点是，纳粹分子没能获得选票。这也许是因为在地方选举中的总票数比一周前的全国选举少了300到500张。但是，三场投票（城镇、县和省）是一起计算的，省投票数比城镇议会的多了210张。就是在省投票中，纳粹分子的票数减少了。

这也许是因为只有在省投票中，选民才可以在所有党派的范围中进行选择。在城镇和县投票中，选择是受限的，因此有200人不想费心去投票。而在省选举中，这些人投票了，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投票。很明显的是，在有更广泛的选择时，比起国社党，形势对非纳粹分子更加有利（不过，在地方选举中，比起社会民主党或民族主义党派，形势对纳粹分子更加有利）。

其次，我们会发现在恐怖威胁和不利的竞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获得了207张选票（不过，像纳粹分子一样，他们在比较重要的县选举和省选举中遭受了一点损失）。由此出现了两个事实：一个就是在城镇选举中，前一周投票支持共产主义的大部分人决定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另一个就是坚定地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并没有被日益增多的恐怖活动吓住，也没有被激烈的宣传活动或盛会所触动。

在城镇选举中，“国家联盟”候选人收到了4 565张选票。这一结果只比一周前纳粹分子所获得的少了297张。但是也比一周前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少了456张。因此，在投票选举的时候，支持“国家联盟”候选人的党派中，有许多成员明显拒绝支持纳粹主导的候选人名单。一些人毁掉了他们的投票，还有些人的选票空白——总共有200多人。有些人甚至根本懒得去投票箱。但是还有些人甚至把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不过，社会民主党所获得的大部分选票都是来自中央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

如果对只间隔一周举行的两场选举进行概括的话，那就是纳粹分子明显没有增加他们受欢迎的程度，而社会民主党显然没有失去其坚定的支持者。城镇人也对他们的选举结果有一些疑惑，有些人对纳粹采用专横手段提出的“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颇有怨言。最后，有超过90%的人参与投票这一事实应该与仅仅一周后，在纳粹各种努力的情况下，投票参与率依旧下降了这一事实进行比较。这是反对生活政治化的开始，还是仅仅是德国人所说的“选举疲倦”？很难对此进行判别，因为这是诺特海姆接下来15年中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了。

十一　选举成功的用处（1933年，春夏）

我掌管着这里的一切——所有都是靠我自己，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诺特海姆副市长、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陈述

地方选举结束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城镇的权力机制从民主、多元的转为专制的。这就包括了净化城市议会、政府机构和城市工人的队伍。前提条件就是绝对控制议会。

3月12日选举的结果就是，在诺特海姆的城市议会中，纳粹分子获得了15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5个席位。这对国社党来说确实是有效的大多数，尤其是在“领导原则”的基础上，所有的纳粹代表都得按照地方小组领袖告诉他们的进行投票。不过，3：1的大多数对于纳粹分子来说还不足够，因为如果社会民主党还有5个席位，他们就能合法地要求在每一个常设委员会中至少包含一名社会民主党的市议员。这对纳粹分子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绝对控制城镇事务。如果社会民主党仅有4个代表，那么准确地讲，他们就会被驱逐出所有的委员会。

纳粹分子用一贯的彻底态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劝说其中的一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宣称自己“保持中立”，也就是否认他按照党派的名义竞选职位。我们对纳粹分子是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的一直没弄清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总是激烈地反对纳粹分子；因此，他的叛变被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视为等同于犹大的背叛。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他们意识到纳粹分子有许多劝说方法。 ^[1]

这导致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减少到了四个。而为了以防万一，在第一场议会会议的那天下午，纳粹分子还安排逮捕了卡尔·德佩（他是四个仍旧是社会民主党议员的人之一）。因此，就算是那个被劝说“保持中立”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实际的任期中转变自己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也只拥有四个议员，仍旧会被排除出委员会。 ^[2]

新的城市议会的第一场会议是在3月28日召开的。与之前的惯例不同，这场会议并没有在专门为此目的而设的市政厅举行，而是在诺特海姆最大宾馆的舞厅举行的。会议开始不久前，大厅里挤满了纳粹分子，包括很多冲锋队队员。党卫军协助警方维持秩序。

就在议会会议开始前不久，“国家联盟”候选人的15名代表一起来了，都穿着褐色衫。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高呼着：“希特勒万岁！”差不多就是在这之后，四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到了。在他们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他们在这里举行了会前核心会议）出发去开会的路上，警方逮捕了德佩。当其他人到达会场的时候，他们看到大厅里挤满了人，都穿着棕色和黑色的制服。大厅里挂满了月桂树的树枝，而舞台背后却挂着很多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照片，两旁装饰着纳粹党旗和国家旗帜。舞台上放着两张桌子：长的那张桌子是给纳粹议员的，另一边小的那张桌子是给社会民主党代表的。

25年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仍旧对这一事件印象深刻。他一坐到指定位置，就拿出一支大雪茄并且点着了。一个冲锋队队员立刻冲到社会民主党的桌子旁，说：“赶快熄灭！你不能在这里抽烟！”库埃尔富尔特缓慢地吐着烟气，审视着这个冲锋队队员。之后他探身过去，说道：“现在听清楚了。你是掌管城市议会的冲锋队队员还是我们的市议员？我喜欢，我就在这儿抽烟。”那个冲锋队队员转身离开了。

市长彼得斯宣布会议开始。他是个有威严的人，以枯燥无味和遵纪守法的个性而闻名。在整顿完会议秩序后，他谈到希望新的爱国主义的崛起可以反映在为诺特海姆的利益而进行的坚实工作中。他列举了即将面临的困难，特别提及了预算问题。在分别祝贺了每一个新的议员之后，他请恩斯特·吉尔曼进行了第一次发言。

这一刻，吉尔曼首先要求每个人都记住过去14年来，德国是被如何统治的。军事崩溃给德国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社会民主党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而且，该党甚至毫不犹豫地劫掠自己的工人们。现在是时候清算一切了：

我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我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报复一切。在清算中，我们要解决的不是被他们蒙蔽了的穷人，而是这些欺骗者本身，哪怕是这个党派中最小的杂务人员。只有被关在集中营里，他们才会知道如何再为德国服务！

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民主结束了；从这时起，专制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会袭击每一个敌人，无论这个敌人的出身如何。针对犹太人的斗争再次开始了。他们将正面交锋。铭记着希特勒的竞选誓言，“共同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知晓德国伟大历史的国家社会主义朝诺特海姆的市政厅前进，而这也是诺特海姆促成的。

接下来，新的议会议长海因里希·沃格宣读了一系列委员会的任命名单以及由核心会议的大多数决定的议员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然后，发挥了叛徒作用的那个社会民主党成员上台了。他宣称他现在“保持中立”，并且已经离开了社会民主党，“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了”。观众们为这一声明喝彩，大喊着：“太棒了！”这位前社会民主党成员走向了大桌子。

在喝彩声结束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站起来，要求上台。沃格回答道：“14年来，你们一直没听国社党的发言，现在我们也不会听你们的。我拒绝让你登台。”然而，库埃尔富尔特说道：“你们已经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了，而你们还不允许我们发言。那么，我认为根本没有表达我方利益的可能性了。如果你不让我们上台，那么我们就会离开会场。”在观众们的嘘声中，另两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起身来到他身边，一起走出了大厅。当他们沿着侧廊走出去的时候，站在两旁的冲锋队队员朝他们吐唾沫。

会议剩下的部分相当乏味。纳粹对参议员的任命被一致接受了，包括任命恩斯特·吉尔曼为副市长。旧城市议会准备的针对公共事业的贷款被批准了，完全按照新议会的方法进行分配。最后，新的议长沃格以下面的这段话结束了会议：“每个人都会发现从现在开始将刮起一场新的风暴。眼下的任务需要每个人都贡献出全部力量，而在伟大思想和阿道夫·希特勒精神的鼓舞下，我们将会完成所有任务。”人们唱起《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并且高呼三次“万岁！”作为回应。新的诺特海姆城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3]

这次会议为接下来纳粹在诺特海姆前四个月的统治奠定了基础。其特征就是持续骚扰社会民主党人，以充足的精力应对经济形势，以及戏剧性地阐述纳粹核心干部会议预先决定的措施。

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可以自由处置社会民主党议员。根据一份来自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戈林的通知，由社会民主党的选票选出来的代表“在履行职责时，不会被阻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阻止警方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合作”，那么他们将被“立即解雇（如果还没有被解雇的话）”。之后，他们会被由合适的纳粹地区领袖选出的临时被任命者代替。 ^[4]

4月7日，卡尔·德佩放弃了他的议员席位，因为他仍旧在监狱中。4月12日（城市议会第二次会议的前一天），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辞职了。库埃尔富尔特和德佩被两名纳粹分子代替了。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从四人减少到两人了。 ^[5]

第二次议会会议时，社会民主党的叛徒要求允许他在议会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任职，因为他有九年的经验。议长沃格拒绝了，但还是要求他尝试和纳粹分子合作。接下来，国社党提议授予兴登堡、希特勒和戈林诺特海姆“荣誉市民”的称号，获得了一致通过。国社党的第二个提议是更换了几条街道的名字，也获得了一致通过。新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街”“戈林街”“兴登堡街”“达雷街”（达雷是纳粹农业部长），最后是“伊丽莎白·赞德街”。会议结束前，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人提出了两项议案。一项是为父母失业的学校儿童提供免费书籍。另一项是解决“居住”问题。两项议案都被搁置了。 ^[6]

虽然遭受了这样的待遇，但是两个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仍旧坚守着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出席了4月28日举行的第三次城市议会会议。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听市长有关预算的报告。市长解释道，动用不同的城镇企业的储备金可以让诺特海姆保持预算平衡，只需要动用大约总额的2/3。通过这一权宜之计，很可能削减大约16%的营业税和大约35%的城镇所得税。议会没进行讨论就通过了这一计划。之后，他们开始对相关补贴进行投票。一直为诺特海姆工作的“志愿劳动服务”获得了1 100马克。议会允许射击协会建立新的射击场，而且向其免费提供原材料。青年海军协会获得了价值70马克的木材，用于制作他们想要的船；而希特勒青年团获得了300马克，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出席地方大会了。议会还提议以100马克支付5月1日庆祝活动的花费，同意支付使用“1910年代圆顶”的费用。最后，还就四位纳粹分子每人每月50马克的薪水进行了投票。整个会议只持续了45分钟。 ^[7]

下一场会议于6月7日召开。在此期间，市长彼得斯去度假了，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主持会议。第一项议案是停止向城市工人支付津贴，“因为国家会接办相关费用”。两名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中的一个建议城镇等到国家开始支付钱款时再停止。在两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反对的情况下，吉尔曼提议城市将会继续向某些工人支付津贴，由他自己决定哪些人能获得，于是最初的议案就这样实行了。会议的剩下时间都在处理日常事务，主要是授予或者取消不同组织的资金援助。 ^[8]

这是社会党人参与的最后一次会议了。因为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解散了，仍旧留任的议员在6月27日被迫辞职了，包括“那些当选但是后来离开社会民主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个社会民主党叛徒。纳粹分子取代了他们。自此以后，城市议会的会议只用于宣布由纳粹地方小组领袖和副市长恩斯特·吉尔曼已经决定好的措施。有一次，一位精心挑选出来的纳粹党议员自由地发表意见，令吉尔曼很难堪。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7月18日，当时会议的目的是解释新的公共事业计划。在分配完所有的资金之后，在诺特海姆外拥有一间农场的议员乌德提议拨款建立一条从城镇到他的农场的人行道。这一提议被否决了，吉尔曼立刻终止了会议。 ^[9] 从此，市议员和参议员在开会期间都保持绝对沉默了。

在诺特海姆县议会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纳粹分子没能创建“国家联盟”候选人名单，因此选举后他们并没有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实际上，纳粹分子甚至没能为这次选举建立起联合阵线。产生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是去年夏天普鲁士政府决定将诺特海姆县和附近更小的乌斯拉尔县合并。这一措施激发了地方上盲目的爱国心，尤其是附近县中失去身份地位的人。于是，在列出候选人名单的时候，被认为是完全统一的纳粹党提交了两份名单：“国社党候选人名单”（诺特海姆县的纳粹分子）和“希特勒运动候选人名单”（来自乌斯拉尔县的纳粹分子）。社会民主党和国家主义党派都分别成功地建立了联合阵线。 ^[10]

尽管如此，纳粹分子还是获得了绝对多数，占据了25个议会席位中的15个（10个是来自诺特海姆的，5个是来自原乌斯拉尔县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八个席位，而民族主义党派获得了两个。 ^[11] 甚至是第一次县议会召开前，纳粹分子就已经开始安排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务了。诺特海姆县的16个社会民主党乡村议员被停职了。该县在《人民报》公开官方通知的合同被终止了。《人民报》的发行已经暂停了，而这只是遵守法律程序。这样一来，该县的合同也就授予了新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 ^[12] 最后，纳粹迫使县长奥托·冯·德·舒伦堡加入了国社党。

县长对纳粹的态度复杂。他认为日益增加的失业正在使人们走向共产主义，因此纳粹主义可以拯救德国。但是他不想自愿加入国社党，因为“之前的经验让我相信纳粹的队伍里充满了无能者和破产者”。他并没有一直保持这种冷漠的态度。3月29日下午，就在县政府要关门的时候，瓦尔特·施泰内克来到了冯·德·舒伦堡的办公室。施泰内克取下自己的银制纳粹徽章，扔到冯·德·舒伦堡的桌子上，说道：“戴上它。如果你不戴的话，明天你就不是县长了。”于是，冯·德·舒伦堡加入了纳粹党。 ^[13]

新的县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就像诺特海姆的市议会那样，很大程度上是一桩有仪式性的事件，向公众们开放，县大厅内装饰着旗帜、图片和彩旗。这里并没有诺特海姆市议会第一场会议那样的紧张氛围，主要是因为这些纳粹领袖们的性格（纳粹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快乐而且平易近人；议会多数派领袖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是冷漠的贵族）不同于恩斯特·吉尔曼。但是，会议开始前，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把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叫到一边，对他说道：“看吧，如果发生市议会会议那样的闹剧，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立刻就会回家去。”冯·施特拉伦海姆伯爵向他保证会恪守礼仪。 ^[14]

会议以冯·德·舒伦堡的演讲开场，在演讲中，他表达了自己会与各种各样的纳粹措施保持一致，结束时，他高呼了三声“祖国、兴登堡总统以及希特勒总理万岁！”。接下来，冯·施特拉伦海姆发表了演讲，他宣称可以容忍社会党人在这里，只要他们能够表现得极为客观，就能一直被容忍。（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的代表中有两个拒绝担任职务，另一个人，也就是德佩，在监狱里。）“马克思主义者”不被允许担任县中的任何职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被允许在任何委员会内任职。 ^[15] 然后，他按照一份准备好的候选名单宣读了委员会任命。纳粹分子获得了所有任命。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对此的回应就是社会民主党现在除了服从多数意愿之外别无选择。这意味着什么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冯·施特拉伦海姆的第一项议案就是取消县里所有和犹太人签订的合同，犹太人还被从县里的养老院赶出去了，并且还被剥夺了其他的县福利服务。议案被“提交到委员会”，会议就结束了。 ^[16]

这之后，县议会只是偶尔开会。绝大部分的纳粹抨击都指向县议会的民族主义党派成员，冯·施特拉伦海姆作出了如下陈述：“你们就像是香槟酒瓶上的软木塞。我们把你们拔出来，你们就‘砰’地一声飞到了天上，然后你们就完了。”社会民主党静默地退出了画面。6月初只有两名社会民主党人留下来了；其他人中除了一名加入民族主义党派的成员外，剩下的人都辞职了。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因为像市议会一样，县议会已经主要变成了一种形式，所有的决定都取决于纳粹分子，所有的演讲也都是纳粹分子发表的，其他代表都不敢发表演讲。到7月为止，所有的非纳粹分子都被要求辞职了。 ^[17]

在实际控制了诺特海姆政府和诺特海姆县之后，纳粹分子承担的第一个最明显的任务就是清洗市和县办公室中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反对者。这是预先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就众所周知的是纳粹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有一份名单，列出了在国社党成员中分配的不同职位和工作。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正在进行清洗的事实，城镇中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纳粹分子认为“大清洗行动”是他们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件事情被刊登在了1936年诺特海姆的《观察家报》的特别纪念版上，在第三帝国的头两年，每当恩斯特·吉尔曼汇报他的活动时，首先就会提及此事。 ^[18]

虽然纳粹分子通常宣称他们一共解雇了30名工人和职员，但是实际数据更高一些。当时的报纸描述中所列出的个人实例有43起，这还不包括以不同理由被解雇的人。后一种情况就是市长彼得斯、他的助手托马斯·加兰，可能还有其他人。实际上有45个人被开除了，绝大多数是工人，其中有些是终身雇员，少数是终身任职的专业公务员。这些人大约一共占诺特海姆市雇员的1/4。进行清洗的依据是希特勒的“重建职业公务员的命令”，这是1933年4月7日根据《授权法案》授予政府的权力而颁布的。 ^[19]

第一波解雇浪潮是4月中旬开始的，涉及一些次要职位的社会党人：一个煤气厂员工、一个会计和城市游泳池经理。4月末，又出现了第二波解雇浪潮，涉及15名建设办事处的工人、7名啤酒厂工人，还有4名煤气厂工人。除此以外，还有7名工会商店管事被解雇了。一周后，纳粹的斧子落到了“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头上。理事会被罢免了，瓦尔特·施泰内克作为“委员”接管了所有事务。为了防止出现抵抗，党卫军占领了办公室。3名被雇佣的纳粹分子取代了被解雇的人，之后新成立的理事会任命瓦尔特·施泰内克为主席。 ^[20] 我们可以通过一名前《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记者的回忆判断出这次特别的“清洗行动”的影响：

纳粹分子在清洗健康保险办事处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就开除了社会主义党派的业务经理，而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吉尔曼以一个叫作X的纳粹分子取代了他。X刚刚出狱，他因挪用公款而服刑！他之前是在国家疾病保险办事处挪用公款的！

这自然是招人讨厌的。以至于（一个行会首脑）去见吉尔曼，强烈反对，猛敲桌子，直到吉尔曼解除了X的职务。但是后来，X又得到了秩序局主管的工作。

1933年之前的纳粹分子都是破产者，而之后他们都得到了工作。1933年该党中全是穷人、盗贼、道德和财政上的破产者。X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例子，纳粹将有着最糟糕名声的人放在了这些位置上。 ^[21]

随着5月中旬开除了两个市雇员，一系列政治免职终于结束了：这两人一个是城市储蓄银行的送信人，另一个是守夜人。不过，还有些非政治原因的免职。4月，一个诺特海姆的警察无故被开除了。之后，出现了特别晋升和增援警力。6月，那个在5月被开除的守夜人被重新雇用了，官方的声明是：“因为他在申请这一职位时，给出了某些保证。”他的复职导致之前取代他的人被解雇了。同一月，一个警察获得了晋升，还有三个人获得了终身职位。这一系列行动不同寻常而且史无前例。 ^[22]

有些免职与其说是驱逐政治上的不良分子，不如说是为失业的纳粹分子腾位置。4月末，吉尔曼将一份详细的纳粹分子名单提交给其他参议员，命令这些参议员尽快为他们找工作。 ^[23]

县里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官方记录中唯一因政治立场而被免职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哈泽。不过，因为诺特海姆县和乌斯拉尔县合并，有些办事处（也就是有些工作职位）变得多余了。关于谁可以留任、谁会被调走、谁能获得退职津贴以及谁会被直接免职，都取决于县议会中的所有纳粹分子的执行委员会。不用说，政治在这些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24]

对恩斯特·吉尔曼而言，掌权之后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就是诺特海姆市长。就政治控制而言，很难将市长彼得斯赶下职位。实际上，彼得斯甚至申请加入国社党了。 ^[25] 正如瓦尔特·施泰内克在和托马斯·加兰谈话时所说的：

我理解不了恩斯特·吉尔曼。他和我都是商人，不是行政管理者。我认为我们都忙于党派事务。现在我能确定的是，如果我想的话，我就能立刻接手冯·德·舒伦堡的职位，成为县长。但是我并不想。现在的情况是，在政治事务方面，他按照我所告诉他的那样做，而政府机构运转得相当顺利。当然，吉尔曼也会对市长彼得斯做类似的一些安排，你不这样认为吗？ ^[26]

事实上，就算吉尔曼不使用卑劣的手段，他还是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把市长彼得斯赶下台。1933年彼得斯61岁，自1903年以来一直担任诺特海姆市长。在和助手托马斯·加兰私下聊天的时候，他承认如果受到体面的对待，他会立即主动退休，但是在造谣中伤活动面前，他是不会屈服的。 ^[27]

因为吉尔曼除了使用肮脏的方法之外，并没有尝试其他的方法，所以他做出的每一个新举动只是增强了市长彼得斯的决心。彼得斯不会只是因为“政治不可靠”而被开除。他是一个冷静、客观而且守法的人。他是保守派成员，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党派成员，但是他完全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以至于没有人会考虑到他除了专业管理者之外的身份。吉尔曼因为不能使用惯常手段，于是对彼得斯展开了复杂的攻击。吉尔曼采取的方法是试图激怒彼得斯，让彼得斯采取能够为他所利用的行动或者发布类似的声明。吉尔曼以攻击彼得斯下属的方式恐吓他；干扰上级官员，以行政命令开除他；诽谤他无能；以捏造的玩忽职守罪审判他；最后，以灵活的（且显然错误的）借口——“为了简化管理”——解雇了他和他的助手。 ^[28]

在吉尔曼的行动计划中，市长彼得斯会被吉尔曼的好朋友之一奥古斯特·乌德激怒而发布轻率的声明或者采取鲁莽的行动。乌德虽然是诺特海姆的市民，但是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农场。他经常与诺特海姆镇发生法律纠纷，这让他和市长彼得斯的关系很差。他在诺特海姆非常有名，以至于流传开了一个笑话：“就算奥古斯特·乌德早上起来忘记穿靴子了，这双靴子也能自己找到去县法院的路。”他想做的事情之一是移动他农场上的界石，这样一来就可以侵占城市所有的土地了。他与纳粹之前的诺特海姆参议院之间的激烈往来最终导致参议员们采取了特别的措施，拒绝将城镇所有的任何土地租赁给他。 ^[29]

这就是将会激怒市长的那个人。这一点在3月中旬纳粹分子为分配选举的职位而列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显示出来了。当时，恩斯特·吉尔曼坚持让奥古斯特·乌德成为参议员。城市议会中的另一名纳粹成员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乌德的名声很糟糕。恩斯特·吉尔曼拒绝了他们的反对：

“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当议员们仍旧拒绝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做时，这位地方小组领袖宣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 ^[30]

许多人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议员乌德的作用。鉴于他能力低下，很难想象奥古斯特·乌德还能发挥其他的作用了。结果，指派他为参议员的“职权范围”还是个问题。他最终只获得了三项职权：城市花园、城市牧场土地和垃圾回收站。市长彼得斯对这一切很清楚，在面对最卑鄙的骚扰时，他对议员乌德保持着冷静而正确的态度。 ^[31]

随着这些策略的失败，吉尔曼开始攻击彼得斯的下属，主要是他的后辈和得力助手——托马斯·加兰。作为市督查员，加兰是城镇的第二大管理者。在纳粹掌权之后不久，加兰就了解到参议院正在请愿让彼得斯离任。因为每一个参议员都拒绝解释原因，所以加兰直接去找了吉尔曼，但吉尔曼也拒绝解释原因。当加兰对此表示愤慨时，吉尔曼爆发了。他敲着桌子吼道：“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能躲藏在市长的庇护下，你就错了！在这里，我掌握着一切，所有都是靠我，因为我是地方小组的领袖！” ^[32]

这再一次坚定了市长彼得斯不离开原位并且不能让托马斯·加兰的职业生涯结束的决心。近6月初的时候，彼得斯去度假了，吉尔曼作为副市长坐在了市长的位子上，他决定让彼得斯的假期变成永久假期。6月28日，吉尔曼采取了直接行动。有关议会会议的部分记录如下：

市议会如今全部由国家社会主义党派成员构成，该党派成员在今天的会议中决定：
1.市长彼得斯不再拥有市议会的信任。因此，市议会拒绝再与他合作。
2.城市议会一致同意参议院的决定，向行政专区主席请求禁止市长彼得斯再参与任何官方活动，并且（按照内政部部长戈林的命令）剥夺他的治安权，将这些权力转交给警察部长恩格尔曼。 ^[33]

再加上吉尔曼集中地游说上层党派和政府，由此导致市长彼得斯的假期无限期延长了。其间，吉尔曼利用懒散的参议院正式指控彼得斯和加兰作为城市储蓄银行的董事，与银行经理雨果·施皮斯曼勾结，向不同的诺特海姆商人们提供不适当的贷款优惠。彼得斯知道施皮斯曼（于1933年3月成了国社党成员）会在纳粹分子施加的各种压力下作伪证，于是他自己承认被免职了。托马斯·加兰被停职了，之后以“精简政府机构”的名义被免职了。作为交换，针对两人的指控都被撤销了。（这一过程中充当工具的稀里糊涂的雨果·施皮斯曼被免除了银行经理的职务，但是在国社党获得了工作。）之后不久，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市长。 ^[34]

正式决议于1934年3月下达，但是在1933年6月时，吉尔曼就已经坐在市长办公室里了，所以诺特海姆人只是认为他仍旧留任而已。大部分诺特海姆人（正如我们看到的，除了一个重要的团体之外）甚至都不知道城市议会中发生了这样一场斗争。城镇中人所知道的就是1933年夏天地方政治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希特勒上台之前了。明显的是，无论是作为副市长还是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都稳操胜券。纳粹分子不仅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市议会、参议院和执行委员会，他们还对城市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洗。所有实际上或者潜在的反对纳粹目标和方法的人都被清理或者控制住了。在1933年6月底调查了他所在的政府机构之后，这个精明的诺特海姆人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经完全是纳粹的工具了。

十二　恐怖系统（1933年，春夏）

残酷令人印象深刻。残忍而直接的暴力。街上那些单纯的人只对粗暴和冷酷印象深刻。
恐怖是最有效的政治手段。 ——阿道夫·希特勒

控制市政府是一回事，完全掌握城镇中的权力是另外一回事。控制市政府便于酬谢朋友和惩罚敌人。其中也涉及对地方警力的控制。 ^[1] 但这还不够。在希特勒担任总理后最初的一个月里，纳粹分子明显更愿意以残忍而有效的方式利用权力工具。如果可能的话，要是诺特海姆人绝对相信他们无法期待新的纳粹统治者们给予他们任何宽容，那么就不需要之后的恐怖行动了。恐怖行动的初期投入会通过传播谣言和社会强化来增加其影响力，直到所有的反对都完全无效。

这恰恰就是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做的事情。大约到1933年7月为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诺特海姆人都发现自己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如果他轻举妄动，极权国家的全部武力都会用于针对他。至少，他会预料到自己的家会遭到突袭和搜查；最糟糕的是人们不甚了解但特别可怕的集中营经历。

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他们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就可以建立起恐怖主义体系，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因此，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为各种镇压措施提供借口。部分正当理由已经被发展出来了——暗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计划以武力推翻国家。国会纵火案的发生支持了这一理由。然而，诺特海姆离柏林很远，它需要一个离家更近的正当理由。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是他们在诺特海姆内及周围发现了大量武器，并且他们还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这些调查结果。

这就更容易了，因为实际上诺特海姆有很多武器。当然，人们在任何城镇中都会发现普通的猎枪和来复枪。不过狩猎是富人的特权，所以通常不会在共产党或者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家里找到武器。 ^[2] 其次，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也有武器——一些非常精良、昂贵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主要属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们很难将此与工人阶级推翻国家的尝试联系在一起。

但是也有些武器属于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老兵将来复枪或者手枪带回了家，或者是在停战后的混乱时期得到了枪。还有些人是国旗队队员，他们重视纳粹政变的威胁，所以为了反击而收集枪支弹药。他们未经国旗队领袖同意就这么做了，不管怎样，他们都拥有这样的武器。有些拥有武器的工人对此特别不小心。有个工人常常随身带着一兜子的高质量来复枪子弹，还有个人公开声称家里有十几板手榴弹。 ^[3]

因此，纳粹警察毫无疑问地能拿出正当理由为他们的镇压手段辩护。地方媒体上发表的所有关于武器的调查结果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报纸报道了警方告诉他们的一切，而人们所相信的内容比事实更加重要。

3月选举之前的那一周，纳粹的辅警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突袭，尤其是对已知的共产主义者住所的突袭。根据《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所说，这些突袭搜查出了一些武器，其中大部分是临时改造的武器，但也有些是“随身武器”。报道关于警方没收武器的实际类型和数量特别模糊。 ^[4] 更多的详细报道在3月末才发表出来。整个4月，报纸突出报道了一系列特定的发现。

1933年3月30日，据报道，在啤酒花园附近玩耍的孩子们发现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有一种推测是共产主义者在警方开始突袭搜查之后埋在那里的。同一天，据报道，一名国旗队队员主动向警方交出了“一把手枪、一把锯子和一套指节铜环”。五天后，警方突袭了在旧军营里的“左翼分子”的公寓，发现了“一把卡宾枪、一把军刀、一把随身配枪和一把左轮手枪”。这显然促成了警方采取更大的行动，四天后，警方进行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搜查。但是发现的只是一些老旧的、很可能无法使用的武器。两天后，警方搜查了城市建设办事处，发现了两把手枪（其中一把是军用的），以及“一大包宣传材料、几面旗帜和海报等”。还有报道称，警方已经证实一名国旗队队员将一把来复枪和几枚手榴弹扔到了鲁默河里。一周后，新一轮的警方突袭只发现了一些来复枪子弹，但是鲁默河附近的流浪者发现了一把卡宾枪和10发子弹。四天后，警方宣布他们搜查某家的柴火堆时，发现了一把军用手枪，但是这家的主人声称不知道枪为什么会在那里。之后四天，警方付钱在鲁默河里用网进行打捞，但没能成功。然而，六天后，他们从河里打捞出了60发军用来复枪子弹。 ^[5] 因此，跨过了4月的整整六周的时间里，诺特海姆人的印象就是城镇成了名副其实的兵工厂。容易得出的两个结论是：首先，纳粹分子唯一的有力行动是阻止了内战的发生；其次，家里有任何种类的武器都是特别危险的。

在4月进行了一系列轻率的报道之后，不太可能再提及发现非法武器了。7月，人们进一步排干了鲁默运河的水，“在有限的储藏地点……武器和弹药……被打捞上来了。他们将这些扔进水里很可能是出于被发现的恐惧”。最后，8月，一名工人因拥有一把手枪而被判三个月的监禁。“警方通过匿名指控发现了这件事……”虽然警方声称本月内在不同地点共发现3 015发子弹，但是声势浩大的武器搜查行动结束了。 ^[6]

这是警方不断进行突袭和逮捕的最佳理由。而且，纳粹指出不会再发生政治性的打斗了；前纳粹时期的暴力已经结束了。从（复活节）发表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的城墙内，在和平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就像在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所进行的那样。没有丝毫发生任何政治斗争或者其他骚乱的消息。一切重组所带来的国内政治的平静以一个既清楚又有益的例证得到了证明。 ^[7]

随着牢固地树立起对警方行动的正当理由的宣传，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利用了熟悉的镇压和恐怖主义策略。他们不断搜查潜在的或者实际上的反对分子的家，逮捕了不同的人。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增加了其威慑效果。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的最初六个月内，诺特海姆的地方媒体有14次报道了搜查房子的事情。报道也至少列出了22名（绝大多数是名义上）因政治原因而被逮捕的人。 ^[8]

媒体上并没有报道所有的逮捕事件和搜查房子的事情，但是公众已经知道的足够多了，以至于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总体印象。而且，对警方行动足够多的报道让城镇中人了解到了这种行动普遍的专制性质。

因此，3月14日，据报道，诺特海姆国旗队的领袖德佩被逮捕了，“但因调查需要，具体原因保密”。第二天，警方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就被释放了。之后，在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那天下午，他再次被逮捕，这次给出的原因是“怀疑他传播所收到的萨尔州报纸上刊登的具有反政府性质的报道”。 ^[9]

在纳粹执政的头几个月，绝大部分被逮捕的人都被送进了县监狱。诺特海姆人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不同寻常。3月中旬，《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报道称：

正如我们所听说的，18名被关押在县监狱的共产主义者（都是来自诺特海姆）中有8人已经申请加入国社党。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那位看管他们的狱卒X的努力工作成功地发挥了好的影响？无论怎样，他们看起来已经和“邪恶的布尔什维主义完全而彻底地决裂了”。 ^[10]

无论县监狱里发生了什么，都比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更好。3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发布了一张第一个集中营（位于达豪）的照片，随附的文字说明写道，这里能容纳5 000名政治犯。3月末，诺特海姆县监狱满了，有三名共产主义者被送到了“莫林根工厂”。这只是谣传，但是到7月中旬时，据报道有“九名囚犯……在早上被诺特海姆警察送到了莫林根，其中七人被送到了集中营，另外两人被送到了工厂”。 ^[11] 因此，诺特海姆人知道了在开车就能到的距离内存在一个集中营。

实际上，媒体报道完全落后于事实情况。距离诺特海姆不远，在县另一端的莫林根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4月初，它接收来自汉诺威市和该区域内其他监狱的政治犯。3月的时候，被“保护性监禁”（这是“国会纵火案法令”的副产品，按照这一条款，市民们不经过起诉就会被逮捕，他们还不能诉诸人身保护权）的人数太多了，以至于远远超过了普通监狱所能容纳的人数。虽然莫林根工厂是国家机构，但是这个邻近的、新创立的集中营从一开始配备的工作人员就是党卫军成员。起初，集中营里只收纳共产主义者，包括11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但是4月末的时候，集中营中已经有超过300名混合成分的犯人了。犯人们被要求修路、读纳粹报纸、去教堂、听纳粹演讲并且参加纳粹宣传游行。 ^[12]

1933年春天，集中营中的人口随着囚犯们的增加、被释放或者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波动。但是，过度拥挤日益成了常见问题，以至于指挥官坚称集中营里只能容纳322名囚犯，一个人都不能再多了。而到6月的时候，人数增加到了356人（包括大约20名来自诺特海姆县的囚犯）。那时，共产主义者组织了一场绝食抗议活动，有252名囚犯参与其中。党卫军看守人员四天内就通过切断饮用水和强制给抗议领袖喂食破坏了这一活动。到8月为止，这里有381名囚犯。 ^[13]

从那以后，虽然莫林根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和构成依旧有变化（有段时间它只作为女性集中营），但是这里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性固定场所，到1944年时，这里已经有700多名囚犯了。 ^[14] 经常有来自诺特海姆县的犯人被送入这里或者被释放，而且至少有24名党卫军守卫来自诺特海姆县，所以诺特海姆人一定知道被送入集中营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但是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恐怖氛围的目的，模糊的消息很可能是最有效的。

媒体报道也明确了一点，如果纳粹分子追捕某人，一定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抓住他。这是从一个被逮捕的工人事例得出的唯一结论，纳粹分子向他承诺，只要他透露枪支弹药所藏的地点，就会给他自由。他告诉了警方信息，于是被释放了。然而，警方没能在他所指出的地点找到枪支，因此他再次被逮捕了。不久后，他因“侮辱一名警官”的罪名被判入狱。 ^[15]

逮捕的理由都非常细微，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更糟糕的事情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6月的时候，两名仍旧留任的社会民主党议员之一被逮捕了，因为他说钢盔团很快就会强大到“将冲锋队碎尸万段”。几周后，一名女性小贩被逮捕了，因为她“传播错误和具有煽动性的政治谣言”。有人认为她很可能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她所做的是“让人民不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内容。6月末，一名工人被逮捕了，因为“亵渎国家社会主义的言论”。 ^[16]

因此至1933年仲夏，诺特海姆的公众显然都知道了只要自己表现出对新制度的反对，就会招来迫害。实际上，不仅诺特海姆人知道了现在的形势，而且正是他们知道了这一点加强了实际上的恐怖系统机构。每当某个诺特海姆人提醒他的邻居或者朋友时，他都在强化普遍存在的恐惧气氛。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名教师记得他的一个学生的母亲抱怨说书被烧毁了。他同意她所说的，但是也提醒她不要和其他人谈论这件事情，以免她惹上麻烦。一位高中校长记得他经常在某家商店买雪茄烟，买烟的时候常常收到要谨慎小心的建议。一般人的感觉就是盖世太保无处不在。至少有五个人被认为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不过事实上是很可能整个镇子只有一个人——赫尔曼·登茨勒，而这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17]

其他人声称知道存在一份“名单”（虽然他们实际上从没看见过），上面记录着未来某个时候会被剥夺公权的人。“这是一份黑名单，上面一共有80人。” ^[18] “名单分成四组：A、B、C和D。A组会被射杀；B组会被送入集中营，等等……” ^[19] “我自己从未见过这份名单，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名单的存在。” ^[20]

造成这些谣言的部分原因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中，纳粹党中有些人试图充当秘密警察。纳粹党和冲锋队中的个别成员承担起监视潜在对手的任务，其他人声称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己扩大了权力。纳粹党的宣传部门决定建立自己的“情报部门”，在大区层面建立一个中心卡片索引，记录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成员的名字和地址。各县的宣传领袖被要求选出一名纳粹分子作为地方代理人，最好是前警官。 ^[21] 1933年6月，诺特海姆的党卫军也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开始向地方小组领袖吉尔曼汇报嫌疑人名单。 ^[22] 因此，诺特海姆人暂时被业余的“盖世太保”特工控制住了。

在谣言和恐惧的作用下，盖世太保变得特别有效。纳粹分子没必要建议那些没有纳粹党徽的人去买。玛利亚·哈贝尼希茨和邻里关系友好，她以提醒那些没有标志的人的方式关照着其他人，“允许她告诉某个人应该做什么”。鉴于这种恐怖的氛围，即便是朋友的人们也发现，为了生存必须背叛彼此。因此1933年初，发生了一个库诺·鲁曼医生的事例，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喝多了之后，他开始模仿希特勒的说话方式来逗乐人们。第二天早上，聚会的女主人向纳粹总部举报了他。这件事传播得很快，诺特海姆人不久就发现最好不要去参加聚会了。“社交生活大大减少了——你根本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了。” ^[23] 或者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批评并没有那么危险，而是毫无意义。我再也不能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了，我再也没有个人自由了……众所周知，赫尔曼·登茨勒必须让自己知道诺特海姆人都在想些什么。 ^[24]

即便某个人实际上不会被逮捕，但清楚的是，他很容易就会失业或者被排除在通常使社会机制顺利运转的正常因素和考虑之外：

总之，所有独立思考或者坚持自己观点的人都被粗暴地对待或者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被搁置一旁。你会被联合抵制；你会被赶出这个行业。绝大多数人注意到了这些事情，他们是从别人的命运中了解到的。这纯粹是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力量，这意味着纳粹分子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25]

自第三帝国建立起，恩斯特·吉尔曼就一直在利用他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来伤害潜在的政权反对者。1933年3月3日，他写信给国家劳工部，让一名被雇用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被开除了。一周后，他写信给戈林（普鲁士的内政部长）以确保已经搬到另一座城市的诺特海姆前任县长基施鲍姆被开除公职，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半个犹太人”。 ^[26]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会写多封相似的告发信给其他城镇的纳粹领袖，这些城镇里居住着为了脱离吉尔曼的报复而从诺特海姆逃走的人。因此非常明显的就是，纳粹分子记忆力持久，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追赶。

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分子几乎不需要做什么恐吓人们的事情了。他们在左翼和右翼中创造典型（随后会被展示出来），然后让自然的社会力量做剩下的事情。情况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某个人忘记行纳粹礼，早早离开会议或者敢于冷淡地看着恩斯特·吉尔曼，都会被认为是愚蠢的鲁莽行为。“不能有任何的反对。最多就是有所保留，甚至这也是一种奢侈。” ^[27]

然而，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些发誓要进行抵抗的人都怎么样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国旗队队员一直坚称一旦发生纳粹政变，他们会保卫共和国，现在他们怎么样了？至少在诺特海姆，在共和国被摧毁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一次来自他们的打击。国旗队队员连同他们所有的直接动员计划，一个个地被击破了，其领袖被监禁、被殴打、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作和家人，整个组织没有任何的抵抗。

也许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并没有发生纳粹政变。反之，至少过去六个月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合乎法律的行动，每一项行动本身并没有形成一场革命，但是所有的行动加起来将德国从共和国转变为独裁专政了。问题是界线在哪里。一旦界线被明确划定了，革命就是既成事实了，潜在的抵抗机构已经被单独粉碎了，不可能再组织起抵抗运动了。简言之，优秀的组织都没用了；在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在1933年是准备战斗的。所需要的只是来自柏林的命令。一旦收到命令，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就会执行他们制订的经过长期测验的计划——获取并且分发武器，摧毁纳粹。但是诺特海姆的国旗队队员不会自己实行这一计划。领袖们认为单打独斗会失败，当最后机会到来时，他们也很可能会妥协，而且不管怎样，单独行动都是违背纪律的。他们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共同行动，所有人一起在整个德国采取行动。汉诺威的前社会民主党省长古斯塔夫·诺斯克不是说过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反击吗？所以，他们等待着并且祈祷着命令的到来，但是从未有命令下达。在他们等待期间，纳粹分子开始逐个地追捕他们。最后，明确的是，永远不会有命令传来了，卡尔·德佩和弗雷德里希·哈泽传出消息，解散国旗队：

我们告诉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们保留这个组织，那么我们就对成员们负有责任。但是当我们不再有保护他们的力量时，我们就不能再要求他们保持忠诚了。 ^[28]

而绝大多数旧国旗队队员都对他们的理想保持忠诚。根据弗雷德里希·哈泽所说的，400名前成员中也许会有10个人去参加冲锋队。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同意这一估计。他自己对那些向他寻求意见的国旗队队员也没什么鼓励。“加入党派，”他经常说，“想想你们的家人。英雄主义行为不会有任何收获。” ^[29]

甚至英雄主义都被民主的左翼人士拒绝了，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失败让他们理解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就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他们的基本前提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即认为纳粹分子是叛乱主义者，不太可能吸引大众的追随，而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们的基本前提也是同样错误的假设，即认为他的政府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其他政府是相似的。

关于这一点最具有说服力的记录是1933年3月23日汉诺威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发出的一系列指令。指令都是关于在公共事务中分发社会主义政策手册以及填写问卷调查的内容；简言之，像以往一样运行。唯一和纳粹主义有关的内容包含在第七段中：

我们的乡村和城镇代表的选举是否能通过？这是一个一直被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会怎么做。然而，任何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必须像往常一样，在我们占据多数的地方选择值得信赖的同志作为乡村代表。如果他们之后不能宣誓就职，那么我们会对此采取立场。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决不应该低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 ^[30]

这时正值纳粹分子为寻找武器而在半夜搜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家！这时正值国旗队队员被冲锋队队员投入监狱，在整个德国的监狱中被殴打，被扔进集中营！德国唯一的民主制度保卫者社会民主党人本应该聚集起枪支并且号召大罢工，或者至少以密码、假名字的方式发展地下组织以及其他有效且荫蔽的抵抗方式，但是他们反而在保持党派文件整齐有序，避免记账错误，除此以外，还在乡村议会中购买最新的关于议会策略的小册子。

就算中央的社会民主党官员不知道“政府将会做什么”，诺特海姆的地方社会主义领袖很快就发现了。五名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的详细个人经验将会说明一般模式。

约翰内斯·格罗特一直是社会民主党人、国旗队队员和工会官员。从1926年到1930年，他一直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他在城市煤气厂工作，到1933年为止，他已经在这里工作18年了。 ^[31]

1933年5月12日，约翰内斯·格罗特被解雇了，因为“参照你之前所参加的政治活动，你无法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 ^[32] 。12天后，他被逮捕并被投入县监狱。他被关押了三天，每天都被警方审问三四个小时。在审问期间，有人把他的脸抵在墙上，从背后殴打他。那时距离他51岁的生日还有五个星期。

在发生这次事件的前后，他家里遭到了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冲锋队队员的反复搜查。最令格罗特愤怒的是他们从他的藏书室里抢走了一些由马克思和倍倍尔 ^[49] 所写的初版著作。他的妻子也被叫到了警察局，被审问了两个小时，但是他的孩子们没被骚扰。 ^[33]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格罗特发现在诺特海姆的那些大部分旧相识根本不和他相认了。而且，没有人愿意雇用他。最后，他找到了一个做挨家挨户的推销员的工作，开始售卖肥皂。这让格罗特很满意，因为他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联系。“如果我到了一个纳粹分子的家，我就只问他是否想要买香皂，然后就去下一家。但是如果我来到同志或者其他的工会成员家里，我们经常会谈论如何摆脱纳粹分子。许多人都支持公开的反叛行动，但是有更多的人不支持。”

最终在1934年，格罗特的旅行证件被收回了，不能再从事售卖肥皂的工作了。 ^[34] 唯一的工作就是就业办事处给他的在采石场的工作，从诺特海姆走到采石场大约需要45分钟。这项工作很辛苦，格罗特收敛起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傲气，写信给纳粹战争受害者援助协会（NSKOV），请他们为他求情。他们确实向恩斯特·吉尔曼求情了，但是他拒绝允许格罗特回去做以前的工作，“因为我不想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解雇老冲锋队队员和党卫军成员” ^[35] 。

在采石场工作期间，格罗特再次被逮捕了，这次是因为他曾经说“冯·帕彭和资本家们很快就会推翻希特勒了”，但他只被盖世太保审问了一个小时。 ^[36] 然而，这足够让格罗特想离开诺特海姆了，他在当年年底离开了。自此以后，他就离开了诺特海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保持着骄傲和乐观的精神状态，对纳粹主义的反感从未减弱，但是不管怎样，就有效的抵抗来看，他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37]

另一个被列为社会主义团体中的次要人物的诺特海姆工人是本诺·施密特。他不曾是社会民主党缴纳会费的成员，但他常将自己视为社会党人。作为一个缺乏技能的工人，在大萧条期间，他只能断断续续地获得工作，于是只能靠救济金生活，最终他和他的妻子都被登记为“流离失所者”，他们被安置在旧军营简陋而混乱的房间里。施密特经常参与针对冲锋队队员的街头斗殴，他因参与1932年7月的“长桥”战斗而被判入狱，不过他受到大赦的保护，因而从未服刑。

1932年秋天，他在诺特海姆林业管理局找到工作。纳粹分子掌权后，本诺·施密特想的不是如何推翻他们，而是如何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他并没有被解雇，但是却被指派做最肮脏的工作。在进行了城市工人清洗之后，他的劳动群体由全部的社会党人变成了半纳粹分子的。施密特受到了工人中日益增长的不信任感的打击：

不久，因为纳粹分子的存在，没有人愿意再多说话了。我仍旧记得在树林里的“第二顿早餐”——每个人都在大声咀嚼着食物，根本没人说话。这确实让工作变得更糟糕了。

同时，他发现纳粹分子的权力日益扩大。某天，他因拒绝行纳粹礼（“我永远都不会说‘希特勒万岁’——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这个男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而被殴打。1933年夏季，警察突袭他的公寓，扣押他的财产和工人体育俱乐部的足球，他曾经是该俱乐部的财务主管，而且警察还没收了他的修剪刀和门上的弹簧，他们将这些视为武器，并让他付了8马克50芬尼的罚款。他也一直被要求加入冲锋队，结果他辞职并离开诺特海姆，找到了一份在高速公路上的工作。“自此以后，他们不能再骚扰我了。” ^[38]

针对那些更有分量的人物，比如弗雷德里希·哈泽，纳粹分子更加有活力了。纳粹掌权之后，他的个人命运包括：被开除，在找工作时被阻碍，被阻止领取失业救济金——换句话说，他被剥夺了所有收入。而且，他被逮捕了，家里多次被搜查，还被审问等，终于，他一再被恐惧或固执的房东赶出公寓。

盖世太保特别想要得到诺特海姆的国旗队旗帜和成员名单。他们不相信弗雷德里希·哈泽已经烧毁了这些，直到他真正带着他们去诺特海姆外的田野，看到那堆冷掉的灰烬。虽然弗雷德里希·哈泽在国旗队中占据领导地位，但是直到1933年4月他才被逮捕。他被关押了四天，没有被提告，虽然有不当的审讯，但并没有被粗暴地对待，然后就被释放了，不过一周后又被逮捕了。这一次，他被要求签署一份声明，承诺不会谈及在监狱中的经历并且不会索要伤害赔偿：

我说我不会签署这种声明的，警察部长恩格尔曼说：“如果你不签署的话，你会再被关起来的。”于是，我对他说：“恩格尔曼！你和我一样都知道这是强取豪夺，你本该被罚款或者被监禁的！《民法典》中就是这么写的，而这本书正好就在你的桌子上。”恩格尔曼起身，走到窗边，向外看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说道：“我没有办法，你要么签字，要么再次被关起来。”所以，我说道：“把那该死的东西给我——我签。”

在弗雷德里希·哈泽被关在县监狱期间，他收到通知说被县长办公室停职了，在被释放后，他因政治上的不可靠而被永久性地解雇了。 ^[39] 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他的房间一共被警方和冲锋队搜查了七次。4月27日，在第一次被逮捕前的两天，他被要求到地方上的国社党总部报到。在那里，瓦尔特·施泰内克给了他一支笔和一张纸，命令他写声明说哈泽辞去“所有左翼组织内的职务，并且申请加入国社党”。哈泽讽刺性地拒绝道，纳粹分子不会希望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显的颠覆分子成为他们的“同志”的，而施泰内克只是回答道：“要么照着我告诉你的内容写，要么去集中营。” ^[40]

弗雷德里希·哈泽认为这种强取豪夺的声明会让其他城镇的社会党人士气受挫。“诺特海姆周围的人很了解我，不会相信任何类似的事情，此外，他们能看到纳粹分子几乎每天都在骚扰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哈泽经常被带到警察局接受审问，他的家每个月都被搜查。而且，他收到了房东的一封信，声称他不能再将房子租给政权的敌人了。弗雷德里希·哈泽搬家了，几个月后，他又被赶出去了。在第三次被赶出去后，他离开了诺特海姆。其间，他不得不完全依赖父亲提供的资金生活。他试着找工作，但是每次机会都被他的记录给毁了。商人们只是觉得雇用弗雷德里希·哈泽是一个不必要的冒险。

在此期间，哈泽一直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着联系。他们经常在河边见面，一边游泳一边交谈。“河岸平坦，没有人可以悄悄地接近我们。”冬天，为了能够交谈，他就和同志们一起散步，他们每次都会被跟踪，之后会被盖世太保查问。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成员保持联系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了。

在我被逮捕之后，我少年时代和家里的朋友都和我断了联系。他们都无视我的存在，甚至连“你好”都不说。我失去了好朋友。只有政治上的朋友仍旧是忠实的。其他人都生活得很遥远。我的未婚妻也是忠实的。

也许正是经常的审问和搜查、不断的被驱逐以及财务困境让他离开了诺特海姆。1935年，他离开城镇，去汉诺威的一家工厂工作。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诺特海姆。 ^[41]

非常令人惊奇的是，诺特海姆主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真正痛苦的经历。可能正是因为他太有名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是个足够狡猾的政客，知道社会民主党只是暂时结束了，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以冷静和勇气直面纳粹主义问题，正如他在市和县议会中采取的行动所展现出来的那样。他的勇气并没有扩展为他所说的“徒劳的英雄行为”，因此，他一看到他当选的那些机构所发生的事情，就静悄悄地辞职了。4月初，他在省议会的会议中了解到了基本事实。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入选执行委员会，但是新省长宣布他“被停职”。因此，当选后不久，库埃尔富尔特要么是主动放弃，要么就是被赶下了职位。

很明显，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一开始打算以惩罚库埃尔富尔特来告诫其他人。3月的地方选举后不久，几辆货车拉着来自附近城镇的冲锋队队员到诺特海姆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的形式是打碎“红色的”健康保险办事处的玻璃并且毁坏办公器具。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小烟草商店位于健康保险办事处所在的那条街对面，恩斯特·吉尔曼向冲锋队队员发表了攻击库埃尔富尔特的演讲。演讲中，最常见的手势就是用手指指着街对面。很明显，吉尔曼希望冲锋队队员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并且把库埃尔富尔特拉出来，强迫他亲眼看着魏玛共和国的旗帜被烧毁，这会将示威游行引向高潮。但冲锋队队员或者是厌烦了，或者是觉得难为情，拒绝了他的暗示，因此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才免于被毁。

纳粹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宣布抵制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他的生意，尤其是冲锋队队员们还站在商店外，把人们都吓走了，但是库埃尔富尔特有很多朋友，而且在小城镇中的购物习惯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他的生意还是坚持下来了。最终，甚至连吉尔曼都忘记了抵制的事情。

辅警自然反复地搜查库埃尔富尔特的家，但是他抢在他们行动前烧毁了自己的文件。而且，他开始反抗。在第一次搜查后，库埃尔富尔特订购了一堆木材。然后他去找吉尔曼，要求让警察详细地检查堆积起来的木材，这样他们之后就不会再在这堆木材中搜查武器了，也就不会弄乱整齐的木材堆了。他第一次在自己后院的小菜园锄地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最后，他变得更加挑衅了。在他的商店遭到抵制期间，某天晚上，一个冲锋队队员在库埃尔富尔特的商店后门“站岗”，第二天早上，库埃尔富尔特一大早去见吉尔曼，对他说：

看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让你的冲锋队队员守着我的后门了！某天晚上，他可能会将武器扔进栅栏里，然后警察第二天就会“发现”这个武器。你知道我有一条獒犬吧？明天晚上8点，我会放它出去锻炼——从后门出去。我会在晚上9点再喂它吃食，如果那个时候它还饿的话。

冲锋队的站岗被撤销了。

这种个人斗争具有局限性，对于卡尔·库埃尔富尔特而言，他和吉尔曼以及其他纳粹分子之间关系的另一面就是他完全暂停了所有政治活动。他从未说过反对希特勒或者纳粹分子的话，而且就算是不高兴，他也基本上接受了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他甚至愿意在小事情上让步。因此，纳粹分子最终决定让库埃尔富尔特加入他们的附属组织之一——人民福利协会。库埃尔富尔特最终同意了，但他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胜利，他坚持自己只付一半会费，“因为你们抵制我的商店，这让我变穷了” ^[42] 。

在这个特殊的角色中，这个被驯服的老虎——库埃尔富尔特虽然生活在纳粹年代，但是除了偶尔遇到纳粹分子的小诡计之外，他并没有遭受其他的痛苦。他甚至还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比如他通过冯·德·舒伦堡的介入使集中营里的两名诺特海姆县社会民主党人被释放了。库埃尔富尔特逃过一劫最有可能的主要因素是他的冷静以及他和吉尔曼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并且理解彼此。 ^[43]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个人经历的最后一个例子使有关这一情况的图景更加饱满起来。赫尔曼·舒尔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普通成员，也是国旗队的普通成员。他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工作，在1932年的清洗运动中丢了工作，而且无法领取失业救济金。因此，他加入第三帝国时，一心一意地关注着如何挣得每天的面包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舒尔策和他的家人靠着为诺特海姆周围的农民工作来维持生计。他和他的孩子们工作一整天，作为交换可以获得食物。他的妻子很幸运地在雪茄工厂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仅仅够糊口。他的家人经常挨饿，但是他父亲常帮助他们，和他们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最终，农民们拒绝再给舒尔策任何工作，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被发现他们帮助社会党人会遇到的事情。

与其同时，盖世太保多次非常仔细地搜查舒尔策的家。他们切开床垫，猛击墙壁，甚至砸开了碰巧是空的墙壁。他们没收了舒尔策的来复枪，但是舒尔策将国旗队的旗帜小心地藏了起来，以至于他们没能找到。盖世太保对此非常愤怒。他们至少20次就此事和相关问题质问他。

1933年夏天，在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之后，由于瓦尔特·施泰内克的干预（他曾经追求过舒尔策的表妹），舒尔策在诺特海姆附近的采石场获得了一份工作，作为报答，他承诺放弃政治活动。他发现许多来自诺特海姆的社会民主党官员都在这里工作。每天早上，升纳粹军旗时，他们都必须向纳粹旗敬礼。工作内容是用大锤砸石头，每周的报酬是20马克，舒尔策说正如一句古老谚语所说的：“这点钱饿不死，但吃不饱。”实际上比失业救济金更少。

对曾是铁道修理工的舒尔策而言，这份工作完全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这份工作是残酷的。在城市雇员清洗运动之前，曾经在诺特海姆的政府办事处工作的舒尔策的表亲就因为露天工作而死。最终，1935年，舒尔策在高速公路施工队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在此期间，房屋搜查依旧在继续。一个盖世太保代表至少七次搜查了舒尔策的房子，还有其他人的搜查。“最糟糕的就是听到敲门声，不知道这次会发生什么。”

他还在其他方面被监视着。1933—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陌生人敲响了舒尔策家的门，叫他的名字。舒尔策让他进门。天正在下雨，这个人全身都湿了。这个人给舒尔策看国旗队队员的名册，告诉舒尔策他是从盖世太保那里逃脱的。他告诉舒尔策国旗队在鲁尔起义了，正在和纳粹分子对战。舒尔策有武器吗？他能提供本地区忠诚的国旗队队员名单吗？舒尔策对每个问题都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补充说道：“这跟我无关，我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你在这里过夜并且给你东西吃，在这样的夜晚，这是我能为任何人做的事情。”

早上，在早餐之后，这个人走到门口，就在离开之前，他把衣领翻过来，给舒尔策看了自己的党卫军扣子。之后，他沉默无言地离开了。 ^[44]

从这五个人的描述中——一个工会官员、一个工人、一个国旗队领袖、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和一个社会民主党普通成员——可以看出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是如何对付公开承认反对政权者的。首先，他们在经济上遭受了尽可能多的打击。绝大多数丢掉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随后就被要求在完全没有工作和去采石场工作之间作出选择。后一项工作是为了磨灭他们的精神。除此以外，他们还被警察骚扰，被逮捕、审问，还被一遍遍地搜查住所。在这背后是持续的被投入集中营的威胁，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加了恐惧。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最近一次的房屋搜查是否会出人意料地让他具有被送入半杜撰出来的纳粹集中营的资格。此外，他们还会遇到一些小麻烦：被要求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的纳粹组织；纳粹分子在演讲或者纳粹媒体上中伤某人的名誉；纳粹分子向房东或者（狡猾地）向某人的朋友施加压力；当某人来喝啤酒时，酒吧里一片安静。

贫穷、恐惧、官僚主义的诡计、社交孤立形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方案。也许我们应该加上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无力感。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该怎么办呢？反叛？即使有人有武器，应该由谁来开枪呢？警察？每个纳粹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和你一起上小学的人）？还有，应该什么时候动手？各种各样的小举动中，究竟是哪一个导致天平向独裁政体倾斜的呢？在不信任因素的影响下，谁会和你一起反叛呢？之后应该怎么做？诺特海姆宣布自己成为德国的独立实体吗？

也许人们应该首先试图通过有效的宣传来让大众做好准备。但是在诺特海姆，有63%的多数投票支持国社党，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可以利用自由演讲、自己的媒体和党派机器时都没能让民主政治受欢迎，那么没有了这些工具，他们又能怎么做呢？

因此，只剩下逃跑、自顾自的信念、讽刺或者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所获得的那种小成功。到纳粹政权的头六个月的统治结束时为止，这一期间的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仍旧有选择的余地，一旦错过，形势就无可挽回了。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出于整齐划一的缘故就足以导致社会民主党被正式取缔了。早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会员资格就被终止了，而且组织被摧毁了。认识到这些事实后，诺特海姆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4月29日召开了会议，自行解散了。国旗队的诺特海姆分部在同一天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在社会民主党结束所有事务前，警方在5月11日以夺取所有社会民主党财产（包括仍旧存在金库里的200马克）强调了其已经解散的事实。同时，社会民主党的前任领导们遭受了盖世太保广泛的拷问，盖世太保对民主的社会主义如此容易被摧毁明显感到很惊讶。工会解体了，他们的大楼在5月4日被侵占了。在复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系统中，其他组织都不复存在了。其他党派在诺特海姆并没有可以解散的地方组织，除了德国人民党，1933年7月14日，在将金库交由德国战争墓地协会管理后，该党投票终结了自己的存在。 ^[45]

于是，诺特海姆所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正式党派组织都终结了。

十三　煽动热情（1933年，春夏）

“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 ——诺特海姆纳粹胜利庆祝仪式的主要演讲的标题，1933年3月19日

充满活力和彻底性是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诺特海姆国社党的主要特性。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这些特性发展成了狂热，通往第三帝国的道路似乎终于打开了。纳粹分子不仅抓住了权力的煽动性，并且利用这种煽动性来向他们之前的对手们灌输屈服的理念，而且还加强了他们的宣传力量。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群众支持一直是纳粹的优势。在诺特海姆3月的选举中，群众的极度兴奋让纳粹分子获得了绝对多数。通过纳粹技能中的每一个技巧，城镇人被说服了，他们认为投票给纳粹主义就意味着投票给新时代，也意味着投票给一场能够扫除过去所有困难并且开创世界新千年的革命。但是纳粹革命并不是在一夜间完成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以至于革命初期（建立独裁政权）就至少花费了半年时间。

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保持长时间的热情。这种热情不只是让人们感觉到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而且也是为构成革命的各种各样因素——其中许多都是丑陋的——作掩饰和辩护。最后，通过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这种有组织的热情将那些反对，甚至只是质疑引入独裁政府的人孤立起来了。于是，这就成了第三帝国的重要增援。

有效宣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控制住媒体。通过创造一个恐怖系统，纳粹分子已经确定地方媒体并不会反对他们。表示反对的机构（《人民报》和《诺特海姆回声》）到3月为止都已经消失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一直对纳粹主义抱有好感，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起先是矛盾的，后来就默许了。但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想要的更多。他们想要现存的地方媒体变成完全顺从的工具，最终他们还拥有了纳粹自己掌控的报纸。

纳粹报纸的创办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他们的双周刊报纸《听！听！》首次发行了。1932年秋天，《听！听！》开始作为更大的纳粹报纸的每周增刊出现，在整个汉诺威地区发行，这主要是因为省党部领袖命令宣传地区报纸。按照这种形式，《听！听！》却并未拥有广泛的读者。诺特海姆县有54 000名居民，纳粹报纸只有1 000个订购者。 ^[1] 1933年4月6日，增刊的名字转变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每周发行三次。到了6月，该报变为每天发行，但是仍旧作为母报的增刊。在这期间的几个月里，纳粹分子接管了《人民报》的印刷厂，7月，他们开始在这里印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作为独立的党报向诺特海姆提供纳粹的观点。 ^[2]

纳粹分子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地方媒体时，试图以各种方式进行宣传。8月初，《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成为诺特海姆城镇的官方报纸，以及警方事务的唯一官方报纸。几周后，该报成为诺特海姆县的唯一官方喉舌。所有党派成员自然都被要求订购《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冲锋队队员被安排去推销订购，这明显获得了成功。5月，瓦尔特·施泰内克向诺特海姆县国社党的所有地方小组领袖下达命令，禁止他们向其他报纸提供任何消息，并且要求他们以各种可行的方式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 ^[3] 换句话说，支持《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方法之一就是削弱其他地方报纸。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纳粹分子把他们最主要的枪口转向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该报是诺特海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地方新闻版块对纳粹主义要么是客观的，要么是模棱两可的，但是该报隶属于德国人民党，因此，在国家新闻版块，该报是反对纳粹的。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前，这对诺特海姆人自然是无关紧要的。甚至纳粹分子也认为有必要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召开集会的宣传广告。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许多诺特海姆人或者是因为恐惧或者是因为信念，突然判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不是他们想读的那种报纸。

正如该报的一位前记者所言：
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和3月选举之间，数以百计的人不再阅读《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他们并没有停止订阅——他们来到该报的办事处，强烈地要求从明天开始别再把报纸投递到他们家里。他们说他们并不想再听到该报的消息。广告收入也下降了。 ^[4]

因此，到3月的时候，《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开始对要印刷的内容极为小心谨慎。该报甚至很仔细地筛选要刊登的广告。不过，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之后，该报的前途是相当不确定的。1933年3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地方新闻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和他的邻居国社党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式：你加入国社党，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就不会再有麻烦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将会得到担保。”因此，在与该报的编辑出版商协商之后，克诺佩尔加入了国社党。他对此并不热心，但这似乎是经济需求使然。 ^[5]

不过，《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问题似乎并没有解决。该报失去了作为城镇和县办事处官方喉舌的地位，《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喜悦之情：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失去其官方性质是预料之中的。不管怎样，这是活该，因为有记录显示该报反对我们的运动。过去几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试图穿上纳粹斗篷，但是他们仍旧从犹太人和消费者合作社那里接受广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前景真的是不确定的。 ^[6]

在这之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变得加倍小心了，拒绝了来自犹太公司的广告。但是遵循纳粹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克诺佩尔回忆道：

我记得我的第一个错误。我写了一篇关于一场集会的报道，其中我首先提及县长，然后才提及国社党的县领袖。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施泰内克给我打电话，痛斥了我。那天晚上，出版商告诉我纳粹分子要关闭报社。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因此，我去见瓦尔特·施泰内克，连连道歉，并且承诺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施泰内克说：“别忘了！首先是纳粹党，其次才是办公室中的公务员。” ^[7]

除了这些直接的攻击外，《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还有其他要担心的事情，该报的发行量在持续下滑。主要是因为纳粹推销订阅他们自己的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运动。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不敢拒绝订阅《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且他们不能同时负担起《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于是，他们停止购买《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了。 ^[8]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以能使用的唯一方式对此进行抗争。5月，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不可缺少的价值的长文。7月，该报发表了另一篇关于地方媒体价值的文章，是根据纳粹省长的原话写成的。同时，该报试图鼓舞读者的勇气。6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突出地报道了德国报纸出版商协会通过的决议，即反对“使用威胁或抵制的方式来获得新的发行量”。第二个月，在一个大标题下（“禁止对中产阶级报纸采取抵制措施”），《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报道称国社党的全国指导处已经禁止利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来针对任何的中产阶级报纸。几周后，该报就纳粹媒体针对非该党报纸进行的不正当竞争发表了另一篇长文。该报批评了“增加报纸发行量的恐怖主义方式”，并且以主要的纳粹分子经常说的话来支持这一观点。 ^[9] 这种活动是否真的有效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增加《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行量的过程中，纳粹分子也触及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所有者兼编辑W.A.罗尔的底线。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报纸，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就从未试图隐藏其对纳粹分子的崇敬之情。纳粹经常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上刊登宣传广告（很可能享受了折扣价）；在纳粹分子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印刷传单时，是罗尔印刷的；他总是极富热情地报道纳粹集会。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对纳粹分子非常热情，但是这种感情并没有得到回报。对于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而言，《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是可以利用的，但并不能信任，因为该报的编辑是一个卑鄙的反动分子。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这种态度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10]

在1933年初形成纳粹—民族主义者联盟之后，纳粹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攻击减弱了，但是在《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像《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那样开始试图为了保护自己报纸的发行量而反对纳粹竞争时，这种攻击又增加了。5月，《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如下文章：

这只会发生一次

印刷者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党员罗尔攻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仅是公开地，而且是清楚地。谈论“地方媒体”的价值！我们都认同地方媒体的价值，但并不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价值。地方媒体并不是狭隘的“教会墓地政治”，而是与其读者的基本观点有重要的联系。《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太老旧了。该报很明显难以适应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共同体。 ^[11]

这使罗尔进行了冗长的社论回复。他坚称他为在帮助击败“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他终生都在和“马克思主义者”战斗。他从未接受社会民主党或者消费者合作社的广告，“虽然他们一直在提议”。至于“教会墓地政治”，罗尔说他无法理解这种指责。他报道了每一场在诺特海姆举行的国社党集会，甚至雇用了一个纳粹党人来写新闻报道。他宣称“《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过去是，现在是，并且未来仍将是民族主义者的报纸”。至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报道，很明显是一堆谎言。如果《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再次攻击他，罗尔总结道，他不会再屈尊回应他们。 ^[12]

这是一场激烈的对话，纳粹分子明显不打算就此认输。《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很小的发行量开始下降。那些订阅了《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人要求不再投递报纸给他们了，而是他们自己偷偷地去该报的办事处领取。 ^[13]

罗尔对此的回应是就“报纸的非法竞争”问题发表了一大篇文章，文内充满了纳粹官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引文。之后，《诺特海姆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以非法方式获得订阅。该文建议人们要求宣称为《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推销订阅的人出示身份文件。最后，该报还声称之所以发表这一篇文章“是因为《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正在对我们进行许多肮脏的指控”。而且，县长办公室在阻止罗尔抱怨他失去获取官方通知的途径时发挥了作用。 ^[14] 简而言之，罗尔正在进行一场他无法获胜的战斗。在纳粹统治的头六个月结束时，明显的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很可能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起被摧毁。于是在这一领域内只剩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诺特海姆的非纳粹主义报纸公开挑战纳粹主义。实际上，《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越是为自己的存在表示担忧，它们越是渴望证明自己对新政权的热烈拥护。因此，在纳粹掌权的最初的几个月，一直是诺特海姆人自己信任的报纸对他们进行宣传的。

媒体宣传虽然有用，但并不真正是纳粹促进支持率的方法。为了确保大众支持，就必须有积极的参与，在纳粹掌权并且能够要求大众参与之后更是如此。3月竞选运动一结束，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就开始为此做准备。

第一波大众示威游行的浪潮和3月12日赢得选举胜利的庆祝活动相关。选举日当天就提供了一个预示，因为那一天也被指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所有的公共建筑都被要求降半旗，并且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悬挂帝国国旗而不是魏玛国旗。早上，所有退伍老兵协会那些身着制服的人都加入了追思会上的冲锋队和钢盔团，这也是向希特勒德国的新人民 ^[50] 团体的致敬。接着在市集广场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集会上，县退伍老兵协会的负责人说能看到旧旗帜再次升起，他非常地高兴。

接下来几天，旗帜飘扬，因为纳粹分子要求为纪念选举胜利而挂旗三天，主要是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这是从3月13日开始的，还在诺特海姆周围举行了一场全体游行，升起了两面新的旗帜，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旧旗帜。游行队伍由钢盔团、冲锋队和党卫军组成，由冲锋队的军乐队领头。正是在这一天，诺特海姆的警察被要求带上纳粹臂章。

率先经历这一变化的是市政厅。升起了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市长说了几句祝福德国“团结”的话，接着恩斯特·吉尔曼说了类似主题的话。讲话后，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旗帜被投入准备好的小篝火堆，在它被火焰烧毁的时候，围观群众唱着《霍斯特·威塞尔之歌》。警察局、县大楼和邮局举行了同样的仪式，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新的演讲者。最后，游行队伍行进到健康保险办事处，这里也升起了旗帜，恩斯特·吉尔曼在谴责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将这座建筑视为他们的产业和宣传机构”方面比以往更甚。“这种时代过去了，”吉尔曼总结道，“当时这些社会民主党分子有机会活跃在这栋大楼里。”最后，被这种象征性的操控和演讲的狂欢搞得筋疲力尽之后，人群散开了。 ^[15]

国社党直到这周末才举行下一场大活动。在此期间，针对那些想要更多活动的人，举办了诗人奥古斯特·温宁主讲的爱国主义演讲以及冲锋队乐队表演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之后在3月19日星期天，诺特海姆的国社党举行了庆祝胜利的活动，是在合适的卡特莱拍卖大厅举行的。大厅内装饰着纳粹旗帜，挤满了人，至少有1 000人。主讲人是纳粹传教士牧师明希迈耶，他演讲的主题是“这是多么神圣的换位啊！”。整个庆祝活动的基调是保守、严肃和虔诚的。 ^[16]

就在诺特海姆的第三帝国典礼完成之后，为了配合希特勒和兴登堡在3月21日星期二于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的国家庆典，城镇必须重复这一过程。在诺特海姆，所有的公共办事处在这天都关闭了。商店很早就关门了，并且从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也休息，就是为了收听广播里的典礼仪式。收音机也被带到了学校里面，那里的孩子们听着在波茨坦发生的大事件，教师们告诉他们“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元即将开启”。之后，那天剩下的时间，他们都放假了。所有的房屋和公共大楼都装饰着纳粹旗帜。夜晚降临之后，举行了一场蜿蜒穿过整个诺特海姆的火把游行。参与者包括各种各样的纳粹和国家主义准军事组织、诺特海姆所有的体育俱乐部、各种各样的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协会、所有的学校，还有各种混杂的组织，如“工匠培训俱乐部”、邮局的办事员和邮递员以及志愿消防部门。领头的是城镇乐队、冲锋队乐队和冲锋队军乐队，游行队伍最终在城市公园停了下来，恩斯特·吉尔曼在这里发表了演讲，他赞扬了新的德国统一体：“个体不再存在了；人民就是一切！只要我们从内部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打败所有的外部敌人。之后，‘德国将会真正地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在这种提示下，人们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然后解散了。大约3 000人参加了游行；至少同样多的人站在街道两旁围观。“因此，诺特海姆的市民，”《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评论道，“已经以压倒性的大多数证明了，他们准备毫无保留地投身于新生祖国的怀抱。” ^[17]

这种忠诚和热情的群众游行是宣传运动的主要内容，目的是使诺特海姆人确信他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但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可能举行这种只是为了庆祝第三帝国出现的盛大游行和群众集会了。需要有具体的事情才行。有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其中两场是新的，另一场是传统节日。这三场分别是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德国劳动节”（对五一劳动节的重新解释）以及5月26日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 ^[51] 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通过强调这些事件，在漫长的纳粹政变关键的头几个月里，每三周都有一场重要的庆祝活动成了可能。

这三场盛大的节日活动的第一场是庆祝阿道夫·希特勒44岁的生日，于4月20日举行。这天的活动以早上7点钟穿越城镇的游行为开端，参与者是冲锋队及其军乐队。这之后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仪式，将一条新街道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街”。然后，所有隶属于国社党的身着制服的人都参与了教堂仪式。路德派教堂装饰着帝国国旗和纳粹旗帜，在诺特海姆几乎每栋房子都是这样。那天早上的布道强调了落在希特勒身上的沉重责任，以祈求诺特海姆人为他们的元首祷告而结束。

仪式结束后举行了游行，终点在市集广场，冲锋队乐队在这里举办了音乐会。诺特海姆火炮俱乐部为庆祝这一时刻，用他们的小型礼炮开火致敬，两名穿着普鲁士炮兵制服仿制品的小男孩负责开火。下午他们在诺特海姆各个酒吧里喝啤酒。晚上，庆祝活动在“1910年代圆顶”继续，举行了军事进行曲音乐会、戏剧和幽默短剧、舞会以及演讲。镇政府中的每个官员、县长、钢盔团成员和国社党成员都出席了。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主题是“团结就是一切”，他承诺诺特海姆很快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纳粹化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实际上根本不能跳舞。

在想象的余波中，报纸宣称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向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分部赠送了奶酪、巧克力和香肠。这些礼物本来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之后又以自己的名义再次分发给地方分部。 ^[18]

第二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于5月1日到来，这一天是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名的党派不能忽视的，但是他们决定转变一下性质。在诺特海姆，为了完成这些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是以纳粹的名义领导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于是就给这场活动定下了纳粹基调，让这场庆祝活动有了不同的性质，由此冲淡了之前的阶级内涵。这也许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所以在纳粹党的高层官员决定介入当地的群众宣传组织时，关于五一劳动节的规划在纳粹掌权期间也成为第一要务。4月15日，国家宣传总部发送了关于这天所有项目的全面而详细的说明，并且和预先计划好的全国广播安排就此进行协调。六天后，戈培尔新创立的宣传和国民教育部的地区负责人以他自己的多框架特定指导来跟进这件事。于是，诺特海姆在5月1日的行动第一次成了一种明确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在整个南汉诺威—布伦瑞克都是一样的，而且除了细节之外，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 ^[19]

人们几乎是刚庆祝完希特勒的生日就开始准备“全国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了。诺特海姆纳粹地方小组发布的宣传广告拉开了序幕：

德国政府为5月1日“全国劳动节”所做的计划，将在本质上显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这一天将会带领有创造力的人民认识民族国家，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努力截然相反。同时，这标志着在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初期计划工作的开始。我们号召所有办事处、经济组织、俱乐部、商业等领域的代表出席计划会议…… ^[20]

之后不久，纳粹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宣布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主题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工人”。因此，整个诺特海姆都必须参加庆祝活动。他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要在纳粹总部购买翻领纽扣。有了这个纽扣，才能参加5月1日的游行。不买纽扣的人会把纳粹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一个纽扣是10芬尼；出售纽扣所获得的收入将会为庆典活动提供经费。

除此以外，诺特海姆平常的社会和经济协会都投入正常使用，以确保庆祝活动井然有序并保证良好的出席率。在五一游行中，城镇中的每个组织都有位置，从德国银行的地方办事处到教师协会。当然，所有的退伍老兵和爱国主义组织，所有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雇员，所有的体育俱乐部，所有的工匠行会、合唱团、钓鱼俱乐部、象棋协会等都将参加游行。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也都被要求支付5到10马克的庆祝活动费用。他们需要在国社党县总部支付。

这个假期是忙碌的。节目按照下面的时间表进行：
上午6：30军乐队发出开始的信号。
8：00在所有的办事处和商业场所升旗，所有的雇员都要参加。
8：45教堂仪式。
10：00所有俱乐部、企业等官员的会议，在城市公园举行（等待最后的游行指令）。
10：30来自柏林的德国政府的广播。
下午1：15开始游行（下午剩下的时间，在游行广场的途中会举行有货摊的嘉年华）。
7：30阿道夫·希特勒演讲的无线电广播。
之后直到午夜：音乐会、舞会，等等。

在4月的最后几天，为这个精彩计划而做的准备变得疯狂起来。许多组织不得不借助报纸广告来发布要求其成员所做事情的详细内容。但是幸亏了这些努力，这个计划是按照普鲁士演习队的精确度完成的。最令纳粹计划者们满意的是在诺特海姆，几乎没有一所房子或者建筑物没有装饰纳粹旗帜。

游行——出奇的井然有序——只晚了15分钟开始。这毕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有5 000人参与了游行。一共有73辆机动车辆和游行彩车（大约一半的机动车是在诺特海姆的），游行队伍绵延了9公里。游行队伍花了3小时才通过。有些部分非常精彩，因为几乎每种职业都由一辆彩车代表。比如，面包师行会有一个巨型脆饼干，而移居俱乐部则有一个模型房子。游行的终点是游行广场，参与者们在这里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高于一切》，之后可以自由地完成这天计划表中的其他内容。媒体如实地报道称诺特海姆此前从没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21]

在经历了令人筋疲力尽的五一庆祝活动之后，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接下来三周多的时间里不太活跃。然后是纳粹庆祝活动三部曲的第三部——“施拉格特纪念日”。这是一个新节日，为了纪念十年前，也就是第一个纳粹的春天，一个前自由军团志愿者和纳粹党成员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在鲁尔被占领期间，他因破坏罪被法国军事法庭下令处决。诺特海姆为纪念他而准备了一个刻有如下字迹的石碑：“永不忘记！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1923年5月26日被法国人谋害了。”

当天会举行两场仪式，因为在施拉格特的仪式之后，会在市集广场上焚烧“污秽的文学作品”。要被执行火刑的文学作品包括被没收的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和小册子，再加上从公共图书馆拿到的其他著作，比如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认为可以捐赠可燃物的诺特海姆人被要求将书交给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

施拉格特纪念碑揭幕仪式的主要目标是年轻人。因此，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不过冲锋队、党卫军和冲锋队乐队也参与其中。很大一群人来围观了仪式，包括所有来自小学的学生。人们表演了各种各样爱国主义性质的诗歌和歌曲，之后由参议员赫尔曼·登茨勒（诺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团的主管）发表了主要演讲。在对施拉格特的重要性做了一些一般性的评论并且要求希特勒青年团仿效施拉格特的勇气后，登茨勒进入了演讲的核心：

除了以他的事例来增加你们的勇气之外，还要以“施拉格特”这个名字增加你们对凡尔赛和杀了他的法国人的恨意，因为——除了迫害和危险之外——他献身于祖国。（转而面对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你们要为他报仇！你们这些德国青年知道如何仇恨外国人！你们的道路指引你们每天经过这个石碑；握紧你们的拳头并且思考：“永不忘记，我们必复仇！”

在登茨勒之后是路德派牧师的演讲，他决定在演讲中重点强调施拉格特的英雄主义和“尊敬他与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必要性。唱完一首赞美诗之后，仪式结束了。

之后，人们去了市集广场，数英担 ^[52] 的书堆积起来，最上面是一面红色旗帜和奥托·布劳恩 ^[53] 的照片，他是普鲁士前社会主义总理。恩斯特·吉尔曼就“非德国精神”和“犹太精神”发表了几句话之后，他以承诺再也不会有人以“种族歧视的外国因素”来写德国的书或者报纸而结束了自己的讲话。燃烧着那堆书的火焰蔓延开来，人们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两场仪式对诺特海姆人极具教育意义。 ^[22]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六个月，这三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并没有穷尽诺特海姆国社党承担的宣传活动项目。除了这些一般的活动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纳粹次级组织发起的小型活动。

在最初的几个月，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参与很多。3月，他们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一场晚间音乐会和现场演习。一个月后，他们再次举行了演习，充满了象征意义。（“红方”攻击“蓝方”，并在诺特海姆的西边树林里被反攻消灭了。）这些事件无疑满足了该镇对军国主义显然无可抑制的渴望。5月中旬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有一名诺特海姆冲锋队队员结婚。为了明显地效仿得到正式认可的军事行为，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站在通往教堂的道路两旁，高举手臂，行希特勒礼。同样是在5月中旬，来自附近城镇的党卫军乐队在诺特海姆举行了一场“军乐队进行曲”晚会，之后同一个月，冲锋队队员组成了一支骑兵队。随着夏季的到来，冲锋队开始强调“军事体育运动”。6月初，在附近城镇举行了一场这种类型的比赛，诺特海姆有26位奖牌获得者。7月，诺特海姆举行了自己的冲锋队“军事体育运动会”，主角是整个区域的摩托车冲锋队。还举行了一场穿越整个城镇的游行，之后是一场摩托车障碍赛，最后是模拟坦克对战。晚上举办了一场舞会。几千名诺特海姆人观看了表演。这个月底，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举行了一场25公里的负重行军比赛。 ^[23]

在掌权期间的一般宣传工作中，纳粹青年组织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德国女孩联盟举行了“父母晚会”，和4月下旬的那次一样，主要是为了展示联盟教女孩子们的健康有益的技能，如唱歌和民间舞。5月，德国女孩联盟进行了两次广为人知的旅行，一次是去地方的希特勒青年团大会（在这场大会上，该联盟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被宣布为本区域内最佳），另一次是行进至附近的城镇再返回。 ^[24]

希特勒青年团对宣传事业的最大贡献就是于1933年6月6日在诺特海姆召开了分区会议。超过1 400名男孩聚集到了诺特海姆，在阅兵场上露营，白天举行游行和体育比赛。《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可能还有很多城镇中人）看起来真的被“这些小褐衫士兵们”迷住了。 ^[25] 这些组织自然尽了最大的努力确保大游行和集会的成功。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在纳粹掌权期间一直很活跃，而冲锋队和党卫军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们是搜查房屋、殴打和逮捕的辅警。

就像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前的那段时期一样，纳粹分子再次利用了戏剧表演和电影。他们特别推出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是《流血的德国》。4月，诺特海姆国社党为那些想去附近城镇看戏剧的人提供专用客车。7月，一个纳粹的巡回组织在诺特海姆特别表演了“施拉格特”的戏剧。“1910年代圆顶”内挤满了人。最后，甚至连诺特海姆之外的事件都会被利用为宣传工具。比如，6月在汉诺威召开了一场普通的纳粹会议，而诺特海姆派了两辆专用火车，在离开和回来的时候，冲锋队都进行了庆祝游行。 ^[26]

在一般的宣传工作中，德国国家人民党（希特勒的联盟伙伴）及其附属武装组织钢盔团也试图通过煽动热情的方式来减轻希特勒政府的负担。3月，钢盔团进行了一系列电影展映。4月末，年轻的钢盔团成员举行了现场演习，之后在市集广场举行了庆祝游行和音乐会。钢盔团还在7月的时候效仿希特勒青年团的运动会发起了一场小型活动。 ^[27]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阶段，许多诺特海姆人加入了钢盔团。通常，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被迫加入冲锋队或者其他纳粹组织。4—6月间，城镇中的钢盔团差不多增加了150名成员。 ^[28] 随着这一活动在诺特海姆的进行，在柏林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却正在被剥夺权力，戈培尔开始指责共产主义者正在渗入钢盔团。在诺特海姆，德国国家人民党地方组织鼓起勇气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对希特勒的忠诚，而且坚称“任何与胡根贝格 ^[54] 作战的人都是在和希特勒政府作战”。6月末，有人将钢盔团放在施拉格特新纪念碑上的花环拿掉了。最后，诺特海姆地区的钢盔团宣称（1933年7月1日）他们不再接受新成员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加仔细地核查申请者了” ^[29] 。民族主义党派开始意识到成为国社党同路人的代价。

虽然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党派都积极地支持新体制，但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里已经成为城镇生活中一部分的那种民族主义活动仍旧在继续着。近6月底，城镇中都降半旗以沉痛哀悼《凡尔赛条约》的签订。4月，国防军按照其惯例派遣了一队人到诺特海姆，举办了一场军事音乐会。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还得到了国社党的支持，但是却没获得成功——诺特海姆人一直忙于纳粹的庆祝活动，以至于没时间享受他们传统的娱乐活动。 ^[30]

虽然纳粹耗尽了有民族主义意识的诺特海姆人的精力，但是至少一些希特勒时代之前的民族主义党派团体仍旧在继续工作。5月，诺特海姆海军俱乐部举办了一场演讲，主讲者是一名前海军官员，题目是“世界大战中的U-21潜艇”。5月8日，城镇举行了每年一次的老守卫大会。和往年一样，他们举行了游行、一系列演讲，最后还在“1910年代圆顶”举行了舞会。但是现在传统仪式中充斥着纳粹象征和想法。因此第一次在守卫大会中出现了希特勒的照片，演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以及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至于其他的，庆祝仪式仍旧在继续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路径。 ^[31]

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个月，爱国主义团体到目前为止所发起的最大事件就是战士联盟成立六十周年和海军俱乐部成立十周年的联合庆祝活动。庆祝活动耗费了整个周末，星期六晚上举行了演讲、游行和升旗典礼，星期天举行了教堂仪式和一场盛大的游行。和守卫大会一样，纳粹分子确保希特勒和国社党在每个场合都得到了应得的待遇。因为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热情参与，庆祝活动特别井然有序，出席率特别高。因此，虽然这场庆祝活动带有纳粹的色彩，但和1933年之前这些团体的工作一样，其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直接导致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情绪高涨。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的诺特海姆分会于6月25日举行了马拉松比赛和群众集会，还是有大量的纳粹之音。于8月初举行的诺特海姆军事协会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也是这样。 ^[32]

简而言之，虽然纳粹主要的宣传攻势仍旧在继续，但是惯常的民族主义煽动也在继续。仅仅通过宣传让纳粹主义看起来合理的这种背景，有助于纳粹革命进程。个别的活动都充满了纳粹观念和演讲。一切都有助于铺平道路。

除了诺特海姆传统的民族主义团体之外，两个新的运动有助于纳粹主义事业。第一个运动出现在希特勒被提名为总理之前，但1933年2月才被城镇中人察觉到。这就是民事防御计划，主要是教诺特海姆人如何保护自己免遭空袭。1933年2月初，一队民事防御专家到达诺特海姆，领头的是前自由军团领袖罗斯巴赫。一所学校的集会大厅作为安置民事防御团队的地点被征用一周，他们就炸弹的种类和减少炸弹影响的措施举行讲座并进行示范。教学课程得到了诺特海姆爱国主义组织的支持，媒体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民事防御团队为了有助于其教学课程，自己举行了一场带有低沉鼓声（一种进行战斗的传统号召）的游行。总体上的效果就是暗示城镇很快就会陷入空袭的危险中。通过这种方式，民众的军事情绪高涨起来。 ^[33]

第二个新元素是滑翔机大楼和滑翔机飞行员训练。这也是希特勒掌权之前开始的，但是在希特勒掌权的最初几个月，国社党进行了大力宣传。诺特海姆的滑翔机主要是在游行中展示的，常被认为是新的德国空军的核心。最后，在6月末，纳粹分子接管了这项活动，为诺特海姆建立了党卫军飞行员组织。因此，滑翔机练习被大力推进。 ^[34]

纳粹掌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经受了特别密集的宣传攻势。由国社党领头，城镇中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组织被要求参与其中，支持并推广纳粹魅力。在诺特海姆，除了大众参与的活动之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全国新闻报道、广播演讲以及杂志和图书中的宣传。总体效果就是创造出革命精神并且证明纳粹确保自己控制人民的措施是正当的。

十四　社会分化（1933年，春夏）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圣经·诗篇》133：1

纳粹年代的最早期阶段在诺特海姆发生了一个事件，有效地将宣传和恐怖融合在了一起。这就是1933年4月1日—4日的抵制犹太人。这一事件开启了难以避免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直到10年后才在党卫军灭绝集中营的毒气室中终结，除此以外，这项特别的行动也是纳粹分子对所有德国人所做之事的缩影。抵制犹太人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他们从社会上分裂出去了：切断了他们与德国社会中其他人的联系，这样一来，正常的人际联系就不会发挥限制独裁的作用了。

和德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诺特海姆的犹太人非常少。193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万名人口中有12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宣称信奉犹太教。他们的人数没有明显地增长，一代人之前是102人。 ^[1] 诺特海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小商人：牲畜代理人、食品杂货店或者服装店店主以及工匠。1932年，一个犹太商人庆祝自己的杂货店成立230周年——这家店一直开设在诺特海姆。城镇中没有犹太区；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诺特海姆的社交圈。在纳粹主义出现之前，城镇中仅有很小一部分反犹主义者。他们只是用玩笑或者广泛的厌恶感来表达反犹——换句话说，这是普通的中世纪欧洲的传统。犹太人参加射击协会、爱国主义俱乐部和合唱团，如果他们被区别对待，那也只是因为阶级，而非宗教信仰。有些人在他们的组织中被选为官员，有些人非常受人尊敬，所有的人都被认同为城镇生活中的普通人。

纳粹分子决定改变这种情况，因为反犹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基石。诺特海姆人基本上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尤其是犹太人，他们将纳粹的宣传视为一种选举工具或者知识分子破产的证明，几乎没人认为这是一项具体的计划。 ^[2]

直到纳粹分子控制了整个城镇，绝大部分纳粹反犹主义行动的目标只是纳粹党内依旧和犹太人保持着经济联系的成员。吉尔曼威胁要驱逐这些成员，但是并没有公开。 ^[3]

恩斯特·吉尔曼的演讲中偶尔会出现反犹主义言辞，但真正的反犹主义运动是于1933年3月29日开始的，当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由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发出的启事。启事中称“国际上的犹太人”正在传播反对德国的“残暴宣传”，“侵害我们身处国外的德国兄弟”。鉴于此，国社党发表声明，号召人们抵制所有的犹太生意：“德国将迫使犹太屈服！”三天后，又有一篇启事，明确列出了需要抵制的个人和公司的名称。标记“剪下保存”字样的这篇启事罗列了代表40个人（换句话说，几乎涵盖了诺特海姆所有的成年犹太男性）的35家商店。 ^[4]

列出详细的抵制呼吁之后就是行动。4月1日开始，冲锋队队员被派到犹太人商店或者办公室的门前站岗。根据国社党发布的声明，这项“对犹太人仇恨宣传的反击”要继续到“对德国商品的仇恨运动和抵制结束时为止”。

抵制运动也得到了县农业协会的支持，该协会希望农民们“通过打击犹太人来为民族主义而战”。为了向农民提供可以替代与犹太牲畜代理人做生意的其他选择，在县农业协会的赞助下，牲畜代理人协会成立了，这是诺特海姆唯一公开支持纳粹抵制运动的组织。 ^[5]

三天后，抵制运动停止了，以一场带有反对犹太人的标语牌的游行结束。根据《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所说：

在当地行动委员会的诱导下，以下的电报被送到了纽约、华沙、巴黎和伦敦的德国领事馆和大使馆：“犹太人在国外进行的有关德国的煽动和仇恨宣传都是不真实的。德国和平而安宁。立即停止仇恨和煽动宣传。诺特海姆犹太会堂社区。主席。” ^[6]

这封电报是从犹太社区领袖那里敲诈来的，还是只是国社党伪造的，直至现在仍不清楚。清楚的是，诺特海姆120个犹太人和国际上诋毁新的第三帝国名声的阴谋之间的联系只是城镇中纳粹分子的妄想。但是这封电报的影响完美地解决了之前出现的宣传问题。在此期间，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抵制运动的效果各不相同。其中一家被列入启事中的公司是A.H.穆勒的银行，这是一家可靠而受人尊敬的企业。1933年4月1日并没有冲锋队队员在这家公司门前站岗，生意照常进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冲锋队队员在站岗，但是只站了几个小时。没有发生暴力行为。有些诺特海姆人实际上并没有发现这项行动。但是，所有的诺特海姆人最终都知道了犹太人现在被驱逐了，纳粹分子对他们计划中的这方面内容非常认真。 ^[7]

抵制运动对诺特海姆犹太人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格雷戈尔·巴林和他的妻子起初并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当他们看到两名冲锋队队员守在他们的门口时，他们忽然明白了这件事的全部意义。那天，他们根本不敢离开家，巴林颓废地坐在椅子上好几个小时，一直重复着：“就是为了这个，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保卫我的祖国吗？” ^[8]

抵制运动的经济影响超过了正常时期。银行家穆勒的生意根本就难以承受，格雷戈尔·巴林的医疗工作迅速缩减，他的收入从1932年的9 000马克降到了1933年的6 000马克。这可能是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意的真实情况；随着人们越来越恐惧，和犹太人做生意变得越来越罕见。

在诺特海姆，将犹太人变为贱民的问题并不只是纳粹分子将一种迫害制度施加给一群懒散群众的尝试之一。由于犹太人离群索居，形势更加恶化，而其他诺特海姆人虽然也许反对迫害犹太人，但是由于自我保护意识而成了这个制度的同谋。抵制运动开始之后的第二天，拥有多家分店的一家诺特海姆连锁商店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发表了大广告，声称他们的商店是一家“纯粹的基督教家庭的事业”，没有“外国资本”能够毁坏他们的“经济独立——我们的公司的自豪之处”。抵制运动之后不久，越来越多带有宣告“德国商人”标志的商店兴旺起来。一旦接受了这一原则，离海报上所写的“犹太人不准进入”就不远了。5月初，诺特海姆雪茄厂宣布“国社党的彻底检查最后证明，本公司是一家纯粹的德国企业”。敏锐的诺特海姆人还注意到，自4月1日之后没有任何犹太人公司的广告出现在《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 ^[9]

至于犹太人自己，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银行家穆勒是属于诺特海姆社交圈的上层人士，他尽可能地无视了整个事件。在有庆祝活动的时候，他招摇地在银行前挂了一面帝国的旗帜。总之，他很乐意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指挥官。穆勒在街上遇到朋友时以脱帽致意的礼貌方式打招呼，这就逃避了“德国的问候方式”（即“希特勒万岁”再加上纳粹礼）。对于那些热切建议他离开诺特海姆的人，他回复道：“我应该去哪里呢？在这儿，我是银行家穆勒；在其他地方，我只是犹太人穆勒。”由于作为诺特海姆上层阶级成员的地位稳固，他相信麻烦很快就会过去。为了避免不愉快，他静悄悄地从射击协会和歌唱俱乐部退出了，给出的理由是“事务繁忙”。 ^[10]

其他人并没有这种自信心。格雷戈尔·巴林远离所有的社交活动，连过马路时都避免遇见往昔的朋友。他自己的受迫害感加剧了诺特海姆人日益增长的一种感觉，即被人们看到和犹太人说话是不恰当的。不久，巴林收到了退伍军人俱乐部和射击协会的信，“因他不出席会议”（一种善意的委婉说法）而取消了他的成员资格。“1850年男子歌唱协会”的主席和部长亲自来见他；巴林是协会的娱乐主席，因此不能用一封简单的信就打发掉。他们希望他能出席集会，在困难时期帮助他们运作协会。巴林已经产生了新的敏感性，他认真地观察他们的表情，告诉他们不幸的是他事务繁忙，这样一来，他不仅得辞掉娱乐主席的职务，还无法再做会员了。他们表达了深深的遗憾，然后离开了。绝大多数诺特海姆犹太人很可能都是这种反应。 ^[11]

一些城镇人，尤其是社会党人会故意去和犹太人讲话或者去犹太人的商店里买东西。但与之相抵消的是，冲锋队队员总是在犹太人经过街角时小声地辱骂他们，还有些冲锋队队员在犹太人商店里购买很多东西，一直累积从未付过的账单，有时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未拿到过账单。 ^[12]

因此诺特海姆的犹太人地位很快就变得明朗化了，在希特勒政权头半年结束之时确实是这样了。纳粹领袖每次发表与犹太人相关的演讲时都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针对德国人民的国际毒瘤，每份报纸都使用同样的措辞，每个新的笑话或者谣言都加强了这种状况。这种新形势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事实，它被人们所接受了。 ^[13]

诺特海姆的犹太人被完全排除在社区之外。同时，纳粹分子担负起他们最艰巨的任务：把整个社区割裂开。虽然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到1933年夏天为止，每个诺特海姆人和其他人的有效交往都被切断了，就像是犹太人和其他城镇人的联系被切断了一样。社会的全部重组是纳粹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最终，不再存在任何独立的社会团体了。只要是两三个人聚集的地方，也就是元首会存在的场合。最终就正常的人际关系来说，所有的社交都不存在了，或者说是存在于一种新框架中，其中，每个个人不是与其同伴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国家以及纳粹领袖联系在一起，纳粹领袖则成了国家的个人体现。

社会组织的全面改革对独裁统治的益处可想而知。首先，这意味着人们更容易被监视，因为所有的团体都控制在纳粹分子手中。其次，随着旧社会纽带的破裂，传播不满的集会将会越来越少。第三，所有的组织都有纳粹班底，于是其成员们都被卷入了一般的纳粹体制中。

促成独裁体制并不是纳粹重组社会单位的唯一原因。也有种趋向是简化社会组织，使其更加“高效”并减少多样性。比如，一方面，有人认为将各种不同的运动俱乐部整合起来，就可以获得最佳的运动员组合。另一方面，试图整合的这些俱乐部都具有相同的功能但却是以阶级路线来划分形成的，而新的标准是德国公民和虔诚的纳粹主义，不再是旧传统或者阶级差别。

以大众组织为例，比如运动俱乐部，对其整合并不是为了维持对各个团体的控制，因为这些俱乐部已经被很好地渗透了。但以小型的有阶级倾向的团体为例，对其整合就是要结束它们的排他性，从而让纳粹分子能够控制这些组织。所以，纳粹重组团体的一个要素就是一直试图将大体上有相同目标或主体利益的所有共同努力结合起来并使其服从。

追求明确目标的团体（比如，象棋俱乐部）一直存在着，不过它们的形式和构成也许会被改变。正是它们的客观目标让它们能一直存在，或许在它们的名字前会有“N.S.”[比如，国家社会主义象棋俱乐部（National Socialist Chess Club）]，但不管怎样，它们仍旧存在着。那些只是因为社交来往或者偶然的客观目的而形成的俱乐部，或是遭到了削弱、终结，或是被合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认为只是出于社交原因而聚在一起的人会进行讨论。这也是纳粹群众参与宣传的一个副作用，因为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的巨大需求使得单纯的社交功能变得日益困难。最后，这还是在恐怖和谣言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信任破裂的结果。纳粹坚持让各种组织政治化，侵害了迄今为止活跃的俱乐部。正如一个诺特海姆人所说的：“不再有社交生活，甚至连保龄球俱乐部都没有了。” ^[14]

这些大部分都是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完成的。有些俱乐部被解散了，有些被合并起来，还有些失去原来的目的，规模迅速减小。所有的组织都被控制在纳粹手中，因为这些组织都被要求在它们的执行委员会中安插大量的国社党成员。这个庞杂的进程被归结为一个通行的术语下——“一体化”。

起初，“一体化”这个术语意味着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政治代表的重组，从而能够使其在国会中反映出政治代表性，即有纳粹—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派。希特勒为了证明其关于一体化的法令是正当的而宣称每个政府机构都可以重建新的“国家统一体”。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一体化法令也适用于社会组织。 ^[15] 甚至《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偶尔也会这样建议。恩斯特·吉尔曼通过向各个团体发送“官方”通知强化了这个谎话，他通知他们国家的一体化法律要求他们的执行委员会中至少有“51%的国社党或者钢盔团成员”。 ^[16] 于是，诺特海姆人将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视为完全合乎法律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如果国社党命令一个组织解散其现在的执行委员会并且选举新的委员会，那么该组织会认为必须要服从法律。如果他们质疑命令的合法性，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发现了。但是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没有人这么做，而之后则太晚了。因此，大规模的社会重组没有遭遇任何公然的抵抗。

诺特海姆俱乐部的种类和数量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项庞杂的任务。然而，纳粹分子毫不犹豫地接手了这项任务，并且以极大的活力和极快的速度将其进行到底。在某些案例中，这一进程早在1933年3月就开始了。一体化在4月和5月层出不穷，所有的组织几乎每天都在落入纳粹的控制之下。至1933年夏末，实际上已经没有留下独立的社会实体了，大变革差不多完成了。

诺特海姆最基本的组织就是经济组织：工会、商业和职业协会以及行会。其中，工会显然是最重要的，不仅是因为涉及的人数，而且是因为工会的社会主义倾向。因为纳粹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工人应该远离“马克思主义”，所以，国社党决定排挤掉现存的自由工会。

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诺特海姆铁路调车场更高职位的纳粹分子于1932年解散了铁路工会。因此甚至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大部分登记在册的诺特海姆劳动力至少在名义上都处于纳粹分子自己的工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组织（即NSBO，以下简称“国社劳工组织”）的控制下。在白领雇员中，与此同时有类似的推进在发生，主要是一个纳粹阵线组织：民族主义铁路官员工作协会。在纳粹时代的最初几个月，他们对这一组织进行了全面的控制，其领袖公开成为纳粹分子。 ^[17]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也迅速采取行动，组织起城市雇员。在纳粹接管市议会并且开始清洗的同时，国社党成立了一个专业的国社劳工组织雇员小组，登记了几十个成员。一个月后，现存的诺特海姆当地的城市公务员和雇员协会被“一体化”，在国社党的命令下选举了一个纳粹执行委员会。纳粹的工会运动在另外两个领域也取得了成功。一个是“高速公路维修工”的组织。该组织中主要是农村人，因此已经被纳粹化了。剩下的就是把他们组织成国社劳工组织的一个分支。这一点于1933年3月和4月完成。最终，纳粹分子在制糖厂赢得了38名男性常规劳动力的优势。大萧条期间，制糖厂的工人面临着大量的政治压力。因此，工人委员会选举于4月3日举行，投给国社劳工组织的选票有28张，而投票给“非政治候选人列表”，也就是自由工会的，只有10张。 ^[18]

就算有这些小成功，很明显的是，纳粹分子在他们自己的工会方面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经济压力和观念各异给国社劳工组织带来多大的影响还很难说，因为国家大事很快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5月4日，按照五一庆祝活动次日在整个德国确立的典范，城镇中的冲锋队队员占领了诺特海姆自由工会的办公室，没收了名册和装备，宣称进行工会“一体化”。几周后，国社劳工组织搬到了旧工会的办公室。但是该组织缺乏影响力，所以它要求至少两名前工会部长服务于他们，以履行基本职责。国社劳工组织也发现为了声讨旧工会，有必要召开群众集会。自由的记忆比事实更加难以抹去。为了监督全部的劳动力，后来成立了一个超级虚假的工会——“德国工人阵线”。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在诺特海姆，这一组织基本上就是一个纸上组织。 ^[19]

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被彻底摧毁了。还有些遗留下来的小问题需要处理。铁路官员团体被并入一个综合的“纳粹公务员和官员协会”，这明显是为了组织的整齐划一。具有一般社交功能的“铁路员工俱乐部”是按照经济成分来吸引成员的，7月，该团体被“一体化”，加入了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0] 其他工人阶级组织都随着社会民主党而垮台了。

在工会组织被摧毁以及取而代之地建立起新的纳粹体系的同时，国社党逐渐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工匠协会。县工匠联盟已经友好地倾向于国社党了，因为有很多工匠大师都是纳粹分子。1933年2月，该联盟每年一度的官员选举产生了一个纳粹主席，他们在决议中还赞扬了新的希特勒政府。国社党对此并不完全满意，4月，县工匠联盟被要求“按照一体化法律”举行新选举，由此产生了完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21]

国社党还一体化了构成工匠联盟的每个单独的行会。4月中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在会上告知行会领导他们必须在5月2日前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会。这导致他们特别活跃，因为每个行会都必须提出草案，与国社党协商，达成新的妥协，并且最终选出新的由纳粹控制的执行董事会。个性问题变得和意识形态一样重要了。而且，许多行会认为一旦他们“一体化”，那么纳粹分子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抽调他们的金库资金。因此，有几个行会为其成员举行了几场盛大的晚会，他们吃吃喝喝，用光了金库资金。有些行会几乎是马上就完成了一体化进程。有些则一直等到截止日期才完成。到5月初为止，诺特海姆没有一家工匠组织不是纳粹控制的了。 ^[22]

“一体化”零售商协会花费的时间稍微多了点儿，主要是因为现存的组织被完全摧毁了，建立了一个新的、纯粹的纳粹组织——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通常的一体化。零售商人的新组织于5月2日建立，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成了领导者。卡尔·吉尔曼建议为诺特海姆县的每个商人注册，他在组织大会上宣布：

加入新联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认为诺特海姆镇和县中的每个商人，只要是认为他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同伴，在面对新协会时都会毫无保留地加入。很明显，他有决心帮助重建德国经济。 ^[23]

劝服的过程进展得很快，但并不足以令纳粹分子满意。6月，他们采取了更为直接的策略，一次性地 ^[24] 强迫旧的零售商人协会并入新协会，并且其成员都加入新协会。“一体化”完成了。

其他经济协会迅速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4月18日，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成立了，吸收了之前的联盟。一个月后，德国牙医协会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专业牙医组织。4月还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最终，所有诺特海姆的教师为了保住工作都加入了。 ^[25]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唯一没被“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就是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显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企业，而且对城镇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功能是建造廉租房。1932年，该俱乐部做成了超过60万马克的生意，减少了10%的租金，增加了其投入资本，宣布股息为5%，其成员从112人增加至128人。 ^[26]

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抱怨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的运营糟糕。但问题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和业务经理是重要的社会党人。因此，当收到进行“一体化”的命令时，该俱乐部操纵了选举，以确保社会党人仍旧留在有权力的职位上，但除此之外还是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忠诚。不过，俱乐部特别岌岌可危，因为纳粹分子将所有的合作社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因此，国社党要求得更多。8月7日，该俱乐部再次被“一体化”，恩斯特·吉尔曼自己就任主席，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从俱乐部退出了。这是他毕生的事业，但他也敏感地认为一旦俱乐部彻底解散，其他成员很可能会减少投资。 ^[27]

更重要的一个经济实体是诺特海姆消费者合作社，该社有1 200名成员。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一直在斥责这个“红色的”组织，因为该组织和当地的商人竞争。但是他们掌权之后，国社党陷入两难之地。如果彻底解散合作社，一定会相当严重地破坏城镇经济，而且会惹怒很大一群人。但是“一体化”合作社本应该被解释为作为其未来存在的保证，而且本会激怒市民们。因此，纳粹分子试了很多方法。首先，他们传播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消费者合作社的邪恶谣言，寄希望于这些能削弱合作社。其次，通过任命一名纳粹委员为“管理人”，他们控制住了该组织。最后，他们暗示私营企业家，“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照管”消费者合作社。 ^[28]

与纳粹分子在处理城镇中的经济组织时的彻底和残酷相比，他们在对待那些爱国主义团体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只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SKOV）。之前的德国战争受害者联盟于5月解散了，与新的纳粹组织合并了，但“基弗霍伊泽战争受害者”保持了独立，不过其上级机构被“一体化”。只有两个爱国主义组织被强制解散，即“更伟大的德国联盟”和独立的男孩团体（包括童子军、志愿军和德国年轻骑士团青年部）。后者被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其他的军事和爱国主义组织中，只有“基弗霍伊泽联盟”被正式“一体化”。其他组织中都有足够多的纳粹分子，已经能够控制这些组织了，大概国社党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宣传似乎足以控制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恐惧和不信任而产生的更为缓慢但是相当有效的社交萎缩会摧毁作为独立实体的爱国主义团体。 ^[29]

同样的普遍方法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组织——合唱团、射击协会等。大部分歌唱协会都自行解散了，而不是被“一体化”。正如一名前成员所说的：“我们俱乐部中再也没有人有时间或有兴趣来了。” ^[30] 在一体化之前，诺特海姆的合唱协会反映了城镇中的阶级结构。工人的歌唱俱乐部是诺特海姆的“人民合唱团”。该组织建立于1905年，当时是“工匠合唱团”，20世纪20年代由工人掌控。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三年，“人民合唱团”经常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唱歌。1933年4月，该团体试图清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切断了和“德国工人歌唱家联盟”的联系，并且承诺“彻底地重新定位”。对于国社党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国社党要求合唱团主任和执行委员会辞职。俱乐部中的主要人物选择彻底解散，于是该俱乐部在1933年4月22日解散了。 ^[31]

社交体系的另一端是城镇的上层阶级歌唱团体“歌唱五线谱”。通过迅速和悄悄地纳粹化，这一团体逃过了一劫。因此当其成员改变了其执行委员会的构成时，他们很谨慎地通知了恩斯特·吉尔曼，询问他对新领导是否有任何异议。这被认为是典型的“先发制人的一体化”。 ^[32]

这之后不久，所有城镇中的其他歌唱俱乐部都被合并为一个叫作“1933年混合合唱团”的组织。该俱乐部将那些来自实际上专心于歌唱的所有不再起组织作用的人聚集到一起，获得了相当优秀的会员。新的俱乐部强调在这个新组织里社交地位是不重要的，只有歌唱能力是重要的。 ^[33]

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不过它们的作用也被改变了。在1933年5月15日的联合年会上，各社团都致力于维护自身。到处都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忠诚并且高呼“万岁”。恩斯特·吉尔曼被选为荣誉会员并且立即被提名为首席队长。在接受演讲中，吉尔曼强调射击协会并不能只为娱乐而存在。他们必须鼓励军事精神。他们也必须遗弃自己的排外性。各俱乐部立即做出回应，投票支持在即将到来的射击节上向公众公开放映一个特殊的“阿道夫·希特勒射击的影片”。1933年的射击节到来时，它已经被重新命名为人民的节日，每个市民都被邀请来参加。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之间进行了特别竞赛，不收取任何入场费。挂着的纳粹旗帜和旧社团旗帜一样多，最常听到的音乐就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4] 简言之，射击协会只是被重新装点了。

诺特海姆另一个特殊利益社团（红十字会、博物馆社团等）在更正式的意义上被一体化了，每个社团都出现了新的纳粹执行委员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发生在每年例会上，而且不需要什么提示就能进行。在某些情况下，刺激来自国家或者上层组织，而不是当地的国社党。唯一被特别对待的是“装饰俱乐部”，这是一个在诺特海姆森林里建造道路的社团，总体上是在试图推进城镇的园林系统。因为这个俱乐部有很多钱，所以吉尔曼对其很感兴趣。其成员们比吉尔曼的行动更快，他们把俱乐部的所有钱都投到了城区以外的一所狩猎房，然后自我解散了。 ^[35]

最大的特殊利益俱乐部是体育俱乐部。纳粹对此的重点是融合。该进程开始于1933年5月，当时城镇中最大的两家体育协会融合成了一家体育俱乐部“VfB”。这创造了一个八百人的“旋转和运动协会”。同时，另一家足球俱乐部（“比赛和运动”）通过吸收“诺特海姆人的游泳俱乐部”来巩固了自己。第二步于7月到来，“比赛和运动”与“旋转和运动协会”合并成了一家庞大的“诺特海姆人体育俱乐部”，其领导者是赫尔曼·登茨勒。两家社团对此都怨声载道，它们都试图保持独立，互相指责对方过去的政治罪行。但这是徒劳。登茨勒主导了这次合并，还得到了吉尔曼的支持。 ^[36]

因此到7月为止，所有独立的体育俱乐部都被整合成了一家。纳粹分子认为新的超级俱乐部是正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终结了“无意义的竞争”，而且形成了本地区内最强大的体育俱乐部。同时该俱乐部也是以纳粹为导向的。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参照国社党的“区块”系统，其重点就是军事体育运动。这种融合并不受所有组成单位的欢迎。就算有纳粹的努力，该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减少了超过5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旧俱乐部各自恢复原状，很高兴地继续他们的“无意义的竞争”。 ^[37]

纳粹在社交上的霸权并没有止步于惯常的协会：经济的、爱国主义的、特殊利益的。国社党还期望在宗教信仰和单纯的文化事务中占据主导权。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纳粹就对宗教信仰感兴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就是通过路德派教会来发出最强烈的呼吁的，他们最喜欢的演讲者是路德派的牧师。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在纳粹的庆祝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镇中的牧师经常督促诺特海姆人为希特勒祷告。就其本身而言，国社党将宗教信仰作为对抗“没有信仰的11月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斗争内容之一。与社会党人的立场相比（“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纳粹分子宣称：“宗教信仰是人民的事务！”诺特海姆的路德派牧师还没有发现这是把双刃剑，他们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不安，比如应用《罗马书》11：36来定位希特勒在纳粹革命中的角色，或者在声明中说“上帝是太阳” ^[38] 。

因此，当国社党开始从事“复兴教会”运动时，诺特海姆人并没有震惊。正如一份写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信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卷入的革命意味着在我们德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此，即便教会生活被卷入这场有力的改革运动也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 ^[39] 这场运动采取的形式是试图让路德派加入“德国基督教运动”。这被描述为一场由宗教人士发起的非政治运动，这位宗教人士只是偶然间成了纳粹分子，他只是对统一和复兴新教感兴趣。诺特海姆的运动得到了很多活跃的路德派人士的支持，包括教会的两位牧师。

但是这场代表“德国基督徒”的运动绝不是当地的自发性努力。来自全国纳粹总部的指令下达到了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接下来，大区命令其下的地方小组在教会选举中推荐并且投票支持纳粹分子。通过该党的国家宣传办公室，慕尼黑也为如何开展竞选运动，包括指导演讲者的演讲题目提供了完整的指南。简而言之，这是全国纳粹分子共同的努力。 ^[40]

纳粹分子使用惯常的宣传方法来推进这项运动。6月，牧师雅各布斯哈根被带去参加“1910年代圆顶”的群众集会，他之前是一个受欢迎的纳粹演讲者。大约有500人出席，其中100人立即加入了这项运动。一个月后举行了第二次集会，吸引了很小一群观众。1933年7月，举行了长老会选举。在诺特海姆，德国基督教运动列出候选人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提名得到了“福音派男性俱乐部”和“福音派女性俱乐部”的支持。因为这是唯一的提名，所以无需选举这些候选人就自动当选了。整个区域的教会选举都是类似的结果。 ^[41]

支持德国基督教运动的人对他们的信仰明显都很认真，这对新教是有帮助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国社党开始认真地反宗教信仰时，正是这些人站在了反抗纳粹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并且形成了勇敢的抵抗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的盲目，在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他们极大地助长了纳粹主义。 ^[42]

在纳粹控制的前半年，唯一忍受痛苦的路德派组织是“福音派自由之友”，该组织于5月中旬解散，很可能是在“一体化”的威胁下。 ^[43]

在纳粹分子和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关系进展顺利时，该党和城镇中天主教教会的关系却不是这样。有个牧师是中央党派的坚定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吸引了纳粹分子的炮火。1933年3月，因为他敦促教区选民投票支持中央党，所以有两篇针对他的社论。1933年7月，这种形势恶化了，当时“天主教青年人团体”被解散，其财产和旗帜被冲锋队没收了。其他的天主教团体并没有被打扰，但是国社党仍旧预料到天主教神父的敌意。只有6%的城镇中人是天主教教徒，这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44]

在学校里，诺特海姆的教师被吸收进了纳粹教师协会。为了更加有保障，1933年4月，其他的教师协会都被“一体化”。 ^[45] 对教师的全面控制及时到来了。在纳粹眼里，比教师更重要的是控制孩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青年团是主要工具。希特勒青年团的主要武器是控制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这一点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都想要举行庆祝活动时，学校会让步。当出现纪律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会被惩罚。甚至是在学业问题上，希特勒青年团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纳粹掌权前，恩斯特·吉尔曼就直接命令高级中学校长为那些学业上“有困难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提供帮助。吉尔曼详细列出每个应该在学业问题上给予优待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包括早前的课程应该给予更高的分数。没什么能比这更明显地取代教师的地位了。在所有的问题上，学校当权者都表示顺从了，因为他们害怕丢掉工作。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谁在管理学校是值得质疑的——是教师们还是希特勒青年团。 ^[46]

希特勒青年团也因相互竞争的青年团体解散而得到帮助。到1933年夏天为止，希特勒青年团是诺特海姆唯一现存的青年团体。

城镇中的公共图书馆也被“一体化”。到5月为止，有超过500本书被焚毁（占总数量的1/4）。“非德国的、对人民来说是国外的，以及毫无价值的文学垃圾”被一系列以《我的奋斗》为首的精选图书取代。在5月初工会被迫解散的时候，自由工会的租赁图书馆关门了。 ^[47]

最后一个被“一体化”的（在风潮之后）文化实体就是城市乐队。为了每月的津贴，城市乐队每周都在市集广场上开音乐会。因为津贴不足，每个乐队成员也会跳舞，并且在其他时候演奏。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年份，乐队经常在游行和集会中租借给社会民主党成员。通过这些方式，乐队明显被“布尔什维主义”侵蚀了，因此不得不消失。而且，如果城市乐队消失了，冲锋队乐队就有更干净的场地了。1933年3月初，城市乐队试图让自己适应新秩序。取代通常的“每周音乐会”，他们开始举办“每周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但是这并不够。新的城市议会几乎没进行投票就切断了乐队的津贴。这令保守主义者感到失望，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周的音乐会。而且，民族主义者明显感觉到有自己的乐队的话，他们可以更为成功地与纳粹分子竞争。所以，资金很快就到了，城市乐队成为钢盔团的乐队。但是自从钢盔团不太活跃之后，该乐队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此，钢盔团乐队每周都会在市集广场上举办音乐会。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至少在这一点上，纳粹革命是不成功的。 ^[48]

这次有关纳粹对城镇文化和社交生活的侵袭的快速调查并没有包含那些与社会民主党相关的组织。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全都被解散了。有些干脆就不复存在了，像是工人急救协会。其他更脆弱的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在办公室被侵占及财产被没收时就解体了。 ^[49] 所有和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相关的庞大而复杂的附属组织都被摧毁了。这终结了诺特海姆工人有组织的社交生活。

因此，到1933年为止，纳粹分子将诺特海姆大部分的社团都解散、修改、融合，或者控制住了。城镇中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交组织几乎都完全被连根拔起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分子都试图填补空白，但是人们常常不会再聚到一起。或者是因为不再有俱乐部了，或者是一体化破坏了俱乐部的吸引力，再或者是人们不再有空闲或愿望去继续参加俱乐部活动了。在大部分基本的小团体中仍在继续的社交生活就是固定聚餐、啤酒和打牌之夜或在家里的小型社交聚会。

当人们开始不信任彼此的时候，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威胁。如果你不得不小心翼翼于自己所说的话，那么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谈话的价值在哪里呢？因此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化了。在一体化进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隐居或者通过纳粹组织保持民众间的关系。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没有任何其他的纳粹措施比一体化的影响更大了。通过这种方式，严格的阶级结构的外部环境被破坏了，诺特海姆人被塑造成了独裁者最喜欢的那种无组织的群众。

十五　积极的方面（1933年，春夏）

每个人当然都会注意到从现在开始吹来了一股新风。 ——海因里希·沃格，城市议会的纳粹演讲者，1933年3月28日

在纳粹主义于诺特海姆崛起的所有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萧条。大萧条所引发的恐惧让诺特海姆人一开始就屈服于激进主义。正是因为纳粹声称他们已经诊断出经济困难的原因（《凡尔赛条约》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领导），并且能够提供治愈方法（纳粹领导），很多诺特海姆人才投票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党派。因此，纳粹分子知道如果想要赢得稳固的忠诚，他们就必须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

因为诺特海姆的大萧条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与其说是经济方面的，倒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所以纳粹分子着手准备一个适当的解决方式。他们很快就提供了一个短期的解决方式——通过消除大规模的失业来消灭大萧条的外在体现。必须让诺特海姆人觉得进步的车轮又开始启动了，在有力的领导下，城镇开始前进了。这些事情是纳粹分子所做的。这是他们取得的唯一的扎扎实实的成就。

大萧条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失业。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市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已经发展出的处理失业问题的方法就是：公共工程项目。在大萧条最初几年，实施了一些有限的工程项目，1933年1月，中央政府向城镇拨出了额外的资金。纳粹分子对公共工程项目的想法就是利用这些工程来消除城镇中的所有失业。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纳粹掌权的时候，之前中央政府的拨款就能利用了，而且希特勒政府迅速地为公共项目筹集资金。

1933年1月，城镇从中央政府收到了6万马克，计划将之花费在修复道路上。3月，政府批准向诺特海姆县贷款30万马克。4月，诺特海姆又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用于公共项目的10万马克。这些钱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城镇。首先，城镇能让失业者得到工作。通过将失业者从福利名单上移除，诺特海姆能投入工程项目的钱增加了；城镇财政部几乎每周节省了4 000马克。最后，通过叠加效应，这增加了一般开支，诺特海姆的商人由此获益了。但最重要的是，这给了新的纳粹政府足够的资金，让他们可以推行紧急的公共工程项目。 ^[1]

1933年1月末，诺特海姆登记在册的失业者有653人，其中几乎有400人在福利名单上。据估计，还有100个“隐形”失业者，由此失业者总数达到了750人。虽然纳粹分子期望所有人都能工作，但是1933年春天的进展却很少。到1933年6月30日为止，城镇中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仍旧有506人。而人数减少几乎完全是因为季节性工作的增加。

然而，7月，伟大的运动开始了。有450人被安排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道路被修复了，城镇中的树木被修剪了，内城周围的旧护城河被抽干了并将其变成了天鹅池和公园。新的失业群体几乎每天都要工作。7月24日，恩斯特·吉尔曼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宣布之前所有福利名单上的失业者都有工作了。那时，诺特海姆唯一拿福利收入的就是孀妇、老年人和残疾人。同一时期，县长冯·德·舒伦堡宣布自1933年3月起，县福利失业者中有900人投入工作，诺特海姆县也没有福利失业者了。 ^[2]

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更多的还在后面。整个8月仍旧在继续同样的努力。当月结束时，城镇中每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都在工作了。8月的最后几天，130多人被吸引到了工程项目中。甚至是失业女性也被安排去种花和修剪灌木。诺特海姆人几乎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情。城镇中没有任何一个登记在册的失业者了。 ^[3]

纳粹分子为完成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和他们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类似。首先，工程项目会优先给纳粹党成员，尤其是那些会员编号小的成员——所谓的“老战士”。即便是私营企业家，如果他们是党派成员，恩斯特·吉尔曼就会强烈要求优先雇用纳粹分子，当然，不可以雇用任何“红色分子”。 ^[4] 其次，由于清洗社会主义者并逮捕共产主义者，出现了许多工作。那些受影响的人或者是因为被随意否认了“失业者”的身份而被迫去采石场工作，或者被投到了集中营。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再会被列为失业者了。再者，许多失业者实际上是被迫去工作。所有的失业者，无论其之前从事什么职业，最后都被投入艰苦的体力劳动中。有些人坚称他们应获得与其能力和经验相匹配的工作，但是纳粹的选择是要么在工程项目中工作，要么再也没有失业金。在许多的抗议声中，之前的失业者中有很多人每天早上都要爬到工人的卡车上去修路。 ^[5]

不过，许多工人很高兴再次被雇用，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对纳粹在这个层面上的成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中，工人们并不是唯一从经济上获益的。工匠也得到了援助，主要是通过家庭维修项目的补贴。1933年春天，国家为此目的而拨给诺特海姆21 000马克，特别是为缓解住房短缺问题而帮助翻新公寓。而且，国家又拨了20 000马克，补贴给那些想要将大公寓划分为更小单元的人。城市通过修复其所拥有的全部建筑物来引领了方向。同时，鼓励新建筑，1933年新建了七栋住宅。建筑和修复工作在大萧条期间基本停滞了，这些项目及其有力的管理对电工、木匠和油漆工来说非常受欢迎。如果纳粹报道值得信任，他们一直“忙于工作”。 ^[6]

最后，纳粹尽其所能地通过宣传和政治压力来结束大萧条压力。吉尔曼孜孜不倦地敦促商人们扩大经营和消费。县大楼里建立了“荣誉册”，所有雇用以前的失业人员的雇主名字都被记录下来了。 ^[7] 简而言之，在经济领域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决心和精力来做的。

纳粹在对抗大萧条过程中所实施的一项措施之后变成了第三帝国的永久机制，这就是“劳动服务”。像工程项目和住宅修复津贴那样，它开始于希特勒掌权之前，在国社党掌权后以更大的力度被推进。起初，这是“志愿劳动服务”。1933年2月，国社党在诺特海姆建立了组织。其目标在本质上是非经济的，是为了让年轻人加入进来，以便“（1）把他们和人民团体联合起来，（2）重建他们与土壤的联系，（3）唤起健康的军事精神”。不过，“劳动服务”确实让年轻失业者远离了街角和劳动市场，该组织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保护项目。4月末，有65个年轻的诺特海姆人被招收，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旧军营营房里。这就有必要驱逐原本住在那里的“流离失所者”。为了给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所，城市提出保证支付租金，并且为新建公寓提供必要的改建补贴。最终，吉尔曼希望旧军营中能容纳250个“劳动服务”的人，他认为这就意味着城镇中有250个新的消费者。 ^[8]

除了经济功能和在教育年轻人方面的功能外，“劳动服务”也协助了一般的宣传工作。它还组织了一场穿过诺特海姆的惯常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举着一面纳粹旗帜，甚至在夏天的某个星期天在城市公园举办了一场古典音乐会。 ^[9] 所有人都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都将“劳动服务”视为一个非常好的组织。

尽管纳粹分子尽了最大努力去结束失业，但他们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并没有忘记推进慈善事业。其中有些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比如3月30日针对福利案例提供了特殊的额外费用，“就算在艰难时期，也要展示新政府的社会方向”。此外，在希特勒生日时，他们为失业者提供了一场有咖啡和蛋糕的特殊派对。纳粹“冬季捐助”的慈善募捐带来了相当多的收入，冲锋队的赈济处报告称，1932—1933年的那个冬天他们已经支出了32 000顿餐。 ^[10]

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以和他们应对其他问题时同样的精力和彻底性来着手解决城镇的经济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效果和成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他们并没有提供新想法，但是他们充分利用了现存的资源。通过暂时消除失业并且增加诺特海姆的可用收入，纳粹分子并没有彻底结束大萧条；实际上，1934年他们必须再次与失业问题战斗。但毫无疑问的是，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认为纳粹分子有决心控制住大萧条。对很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关于经济危机，表象比现实更加重要。简而言之，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做了他们在经济上所承诺的事情；它驱除了大萧条这个幽灵。

十六　反应和反抗（1933年，春夏）

真正支持政府的是那些脆弱、无知并且不聪明的人。 ——威廉·戈德温：《探讨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

在纳粹统治的前半年，诺特海姆经历了一场革命。其主要内容是恐怖行动、专制统治、不懈的宣传、重建社交生活和经济复兴。其全部影响是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改变了城镇的基本结构。虽然六个月看起来时间很长，但对诺特海姆人而言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刻就发生了，因为就算将所有革命要素区分开，放在这里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是混杂在一片混乱之中的。某天会出现逮捕事件，第二天又会举行大型的欢呼游行。城市雇员遭到了清洗，“劳动服务”团队在肩上扛着铁锹去工作。首先是古老的歌唱俱乐部不复存在了，之后出现的是冲锋队军乐队。闪耀的黑白红旗，焚烧书籍，响亮的无线电演讲，佩戴纳粹标志的学生，穿着靴子的冲锋队队员将一个男人拖入监狱，伴随着嘶哑歌声的火炬游行，牧师为元首祈祷，关于盖世太保的流言，用锤子修缮房屋，有节奏地高呼“万岁！”——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里，到1933年夏天为止，城镇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了纳粹分子手中，完全不可能逆转这个进程了。

诺特海姆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为此投了赞成票。国社党掌权之前的那些年，这就是所有人的一切。因此大多数诺特海姆人几乎并不清楚纳粹分子真正做了些什么，除了他们以某种方式让事情变得更好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少数国社党成员和一些城镇中的社会民主党真正期待他们所得到的。因此，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城镇中人对引入纳粹独裁的反应如何？

当然有些人只是利用纳粹革命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正如几乎在任何社会中都会有这种期待的人。希特勒一掌权，城镇的一个酒吧就安装了一台无线电，之后宣传说能在这里听到所有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而且啤酒价格便宜。整个3月和4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每天都有出售纳粹旗帜的广告。城市银行敦促诺特海姆人以将自己的钱存入储蓄账户的方式来帮助这场伟大的革命。甚至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都毫无掩饰地为五金店做广告，声称自己是“诺特海姆县资格最老的党派成员”。 ^[1]

许多人也认为需要通过加入国社党来保护他们自己。在一些情况下，社团领导或者工匠大师会加入，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待在执行委员会了。其他人想要工作保险。市长彼得斯试着加入国社党，《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出版商保罗·哈恩瓦尔德也是这么做的——这两人都不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都有要保护的东西。 ^[2] 还有些人为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怖行动而加入。 ^[3] 导致成员突然涌入的一个官僚主义原因是3月初吉尔曼开始坚持要求每个冲锋队队员也必须是党派成员（他说，“根据保险条例的要求”）。 ^[4] 加入国社党的高峰开始于2月，就是宣布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那些摇摆不定或者唯恐损害自己的利益而退缩的人现在都递交了申请。1933年1月，诺特海姆大约只有100个纳粹分子在缴纳会费。3月，纳粹地方小组暴增至差不多400人。3月中旬出现了真正的成员洪流。这次1933年3月的潮流高峰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旧的纳粹分子将新来者视为“Maerzgefallene”，这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双关语，即“3月受惠者”（March favors）和“3月受害者”（March casualties）。

国社党收到了太多的申请，以至于他们宣布5月1日之后不再接受新的申请者，这样一来，就要清理现有的积压。这在4月引起了更大的骚动。冯·德·舒伦堡记得4月20日在纳粹的县总部看到大量装满申请表的篮子。到5月1日为止，接近1 200名诺特海姆人加入纳粹党。几乎有20%的城镇成年人登记了。 ^[5]

并不是所有新成员都是因为信奉纳粹思想而加入的。纳粹控制各机构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他们的领导者成为国社党成员。县长冯·德·舒伦堡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记者埃哈特·克诺佩尔就是这种情况。他们两人都非常质疑纳粹主义，都是因为被要求才加入国社党。还有些人加入是因为他们将成为国社党成员视作个人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有两个教师毫无疑问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自信地认为加入纳粹党的话，他们就能确保自己获得晋升。 ^[6] 还有些人加入国社党只是出于顺从的愿望，即随大流，正如下面的故事所说明的：

雨果·施皮斯曼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例。直到3月国会选举，他都犹豫不决。我记得他经常问我的意见：他应不应该加入纳粹党？我常告诉他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似乎没什么帮助。纳粹选举成功的第二天，我看到冲锋队举行了一场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的最后是满脸笑容的雨果·施皮斯曼。他一边走着一边冲我挥手并且大喊道：“我已经做了！” ^[7]

许多人是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而被迫加入国社党。正如某个人所描述的：“有些妻子常说的话就是：‘想想你的家人！’还有些妻子竟然会出门买褐色衬衫并且让她们的丈夫穿上。” ^[8] 其他人声称他们原本一直想要加入纳粹党，但在申请时，受到桑尼旅馆所有者写给恩斯特·吉尔曼的“我是自由的”这一矛盾信条的干扰而未能如愿。 ^[9] 许多这样申请加入国社党的人实际上被地方小组领袖拒绝了，还有些申请者被告知他太冷淡了，或者明显是个投机主义者，或者之前反对纳粹，或者仅仅是因为吉尔曼个人不认可他。 ^[10] 还有些人当时加入国社党并不是因为他们赞同该党，而是因为他们不赞成该党，他们认为纳粹主义需要一群正派人士，这些人将会从内部引导革命走上温和的道路。 ^[11]

因此，至少在献身程度上，新成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是一旦加入国社党，这些人就被困住了。他们现在受党的纪律约束，必须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帮助。党的组织（从单元组织和片区到最小的单位）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未来并没有得到保证，相反，他们变得更不安全了，因为如果他们被驱逐出国社党，他们就会被打上标签。那年春天，很多人被驱逐出党：因为拖欠会费，因为对该党的“片区管理人”无礼，或者因为完全难以解释的原因。 ^[12] 无论是什么原因，通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个人带来糟糕的麻烦。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提到驱逐那些被认定为没价值的人时，吉尔曼记性很好。因此，“3月受害者”发现加入国社党增加了而不是消除了个人焦虑。他们不太可能抵制纳粹政府的要求。而且，他们的良知受到了彻底的损害，因为作为该党成员，他们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承担了责任。

如果说许多加入国社党的城镇中人仍旧是半信半疑的，那么也有很多没加入的诺特海姆人是新体制的热情支持者。基本上，市民们热衷于游行和庆典，对纳粹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感到高兴。他们的感觉就是内部分裂结束了，真正的领袖现在即将来临。正如一个工艺大师所说的：

我不同意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在试着做些事情。主要是人们再次获得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学会了再次识别生活中的目标和内容。 ^[13]

纳粹革命的很多概念和口号都吸引着诺特海姆人。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民族荣誉和复兴的观念非常有吸引力。充满活力、有目标并且明显有明确方向的城市政府对公民意识拥有吸引力。最后，人民—社区的概念令人着迷，虽然其神秘的内涵意味着阶级划分的终结。 ^[14] 中产阶级尤其被这种“阶级应该终结并且只有德国人”的观念所吸引。就市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厌恶而言，这似乎很棒，而这是结束阶级战争的源头和原因，并且和概念本身一样重要。社会党人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努力是自命不凡层面的例子。纳粹的吸引力是爱国主义和仁爱。当社会民主党发出威胁时，国社党则唤醒了“位高则任重”的品德，其关注的是外表而非现实。这完美地迎合了诺特海姆人的情感需要，他们因现存的阶级结构而沮丧不已；他们因希望创建一个人民—社区，且实际上不用牺牲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然，诺特海姆人对革命的许多内容半信半疑。有些人，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只是因为纳粹分子属于低阶级才接受他们。正如玛利亚·哈贝尼希茨的丈夫所说：“只是一个下士如何领导国家？” ^[15] 还有些人对逮捕、消灭反对者、破坏社交生活，尤其是新的反犹主义的暴力行为感到不安。但是有对这些内容进行合理解释的方法。

社会民主党是因为暴力而被粉碎，工会是因为暴力而被解散的吗？他们是一群傲慢的制造麻烦者，完全是自讨苦吃。

是否有逮捕和搜查住所？看看那些被发现的武器吧！根据之前的记录，马克思主义者很明显在密谋使用暴力。

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扼杀了，只有国社党是合法的党派吗？德国的主要问题一直是无意义的政治冲突和党派分裂。任何想要代表的人都可以加入国社党。

俱乐部被“一体化”了吗？这促进了国家团结和经济复兴。德国必须终止内部分裂，团结一心。

犹太人被抵制和驱逐了吗？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越轨行为，类似于伴随任何一种革命而发生的行为。此外，这种事情发生得很少。

简而言之，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人们不能轻易下判断，要给它们机会来证明自己；有失才有得，好处中总会掺杂些坏处。毕竟，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内，城镇就被统一起来了，经济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没有什么比火把照亮的冲锋队队员闪亮的面孔和旗帜的剪影更具有说服力了。纳粹党正在发挥决定性的领导能力，他们统一、专注、无私而且有决心。

而实际上，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内部腐化堕落。起初，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国社党的抵制就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反抗的领导者是旧纳粹分子，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威廉·施潘瑙斯身边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诺特海姆第一个成为纳粹分子的教师海因里希·沃格，以及诺特海姆女子高中的负责人埃德蒙·芬茨拉夫博士。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恩斯特·吉尔曼的领导，但实际上，他们是反对暴力行为、破坏和专制方式，他们天真地认为这些有悖于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

施潘瑙斯—沃格—芬茨拉夫的“理想主义者的阴谋”一直在酝酿中。早在1932年，恩斯特·吉尔曼领导下的几个纳粹分子就已经变得难以驾驭了。针对他的主要抱怨是他对党派成员粗鲁，而且不体谅他人，他还保护了明显挪用党派金钱的诺特海姆纳粹女性组织领袖（其中有一次是给她自己买长筒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一年，因为吉尔曼的粗鲁行为，许多诺特海姆人不想要加入国社党。 ^[16]

整个1932年，理想主义团体变得越来越不满。同时，吉尔曼开始培养自己的追随者，主要包括一些性格粗鲁暴力的人，比如赫尔曼·登茨勒和奥古斯特·乌德。这两个独立的纳粹团体各自在诺特海姆发展，但是吉尔曼占据上风，因为恩斯特·吉尔曼是地方小组领袖，能够通过呼吁国社党的专制原则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1932年12月，第一场风暴来临。几名理想主义者团体的成员要求审计地方小组的财政。吉尔曼明显滥用了很多党派资金。他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还是只是因为疏忽而丢失了，不得而知。但是筹款已经收到，并且没记入账簿；入党费被中饱私囊，并且申请表丢失了；积累了大量难以解释的债务。 ^[17] 起初，吉尔曼还在安抚。他需要理想主义者团体，因为他们是筹款的主要收入来源。1933年1月，理想主义者威胁，如果不对财政不当行为进行解释，他们就要中断捐款。吉尔曼被迫采取行动。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虚张声势，谎话连篇，开除了几个理想主义者团体成员，同时作为让步，他撤销了对纳粹女性组织领袖的保护并且开除了她。吉尔曼也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做好了应对措施：他清除了党派的纪律委员会——调查和仲裁委员会有主见的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以支持他的人填补了这个职位。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拥有了一个可靠的武器，可以应对他决定的进一步的开除行动。 ^[18]

然而，这些并没能修补好裂缝，诺特海姆的纳粹组织仍旧处于分裂的危险中，就在此时，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的消息传来，所有的内部争吵都被抛诸脑后，纳粹分子为了2月和3月的重要任务而团结起来了。在此期间，吉尔曼实际上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出于热情的精神，理想主义者主动提出新的竞选捐款。诺特海姆人加入国社党的高峰让吉尔曼能够要求新成员支付更高的入党费用。 ^[19] 他的财政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同时，吉尔曼利用自己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在城市中以工作的形式大批地分配恩惠，取代那些在城市雇员大清洗中被开除的人。其他的恩惠还包括他要求司法部长让一个想要成为律师的人免试就当上律师（他给出的理由是这位申请者之前因为考试委员会对纳粹分子有偏见而被拒绝了），他还要求提高希特勒青年团中高中生的分数。 ^[20] 很多纳粹分子日益依赖恩斯特·吉尔曼，也变得越来越害怕他。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将城市议会变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机构，还塞满了参议院。所有的抗议都被威胁制止了。

2月和3月，吉尔曼也试着与异议分子修复关系。作为和好的表态，他撤销了对一些申请者的阻拦，并且开除了那些“在我背后煽动及试图解除我职务”的人。正如他对国社党全国登记办事处所说的，异议分子已经屈服了，他们“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实际上都是受到一个特殊成员的妻子的煽动。还有些人，如教师海因里希·沃格曾经在纳粹主义被禁止的时候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推广纳粹主义。此外，沃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吉尔曼一同在军队中服役。是时候发挥仁慈之心了。 ^[21]

但是不同意见只是蛰伏起来了。4月，财政问题再次浮现。为了清偿最后一笔债务，吉尔曼任意地提高成员会费，对所有成员征收特别评估税。 ^[22] 同时，理想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其他问题。吉尔曼利用他作为副市长的地位将城市合同分配给他的亲戚朋友们。《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以威胁的方式强迫人们订购该报。“捐款”是向商人敲诈勒索来的。 ^[23] 市政府中的专制方式日益令人恼火。对理想主义者最糟糕的是，纳粹革命并没有创造出期望中的乌托邦式的人民—社区，而是创造出了腐败和野蛮的一人独裁。理想主义者的反抗再次兴起。

4月末，因为一次事件，这种反抗爆发出来，当时恩斯特·吉尔曼被一位年长的党派成员奥古斯特·德林公开指责说谎。地方小组领袖的回应是殴打60岁的德林，于是德林骂吉尔曼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臭小子”。之后，吉尔曼要求由他小心翼翼重建起来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以公开辱骂地方小组领袖并且伤害党派形象及破坏党派纪律的名义开除德林。 ^[24]

整个事件激怒了党派内的反抗分子。5月，冲突变得普遍，6月，吉尔曼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行动开始针对沃格、芬茨拉夫、施潘瑙斯和前任（不合作的）地方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席尔洛。所有人都被开除出党。 ^[25] 大区领袖被告知在诺特海姆发现了反对派阴谋。城市议会被迫通过决议：它申请地方学校当局将芬茨拉夫从诺特海姆调走；城镇参议院被要求开始抵制威廉·施潘瑙斯的书店；各级政府机构被告知沃格被解除市议会议长职位。 ^[26]

威廉·施潘瑙斯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保持着警惕。几乎在吉尔曼开始采取镇压阴谋的行动的同时，施潘瑙斯就向大区领袖递交了一份由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进行的全面调查报告。施潘瑙斯认为大区当局会仔细核查他的指控，因为他的党员编号是整个区域内最小的几个之一。他也确信一旦国社党高层官员发现了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开除吉尔曼并且将“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归还”给城镇。

然而，国社党的高层官员认识到了施潘瑙斯所不知道的事情——恩斯特·吉尔曼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就像吉尔曼完全信任他在诺特海姆的处事方法一样，大区领袖信任吉尔曼。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纳粹德国所创立的地方管理制度正在变得稳固。唯一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就是像吉尔曼这样的统治者。其他想法只存在于像施潘瑙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心中，永远都不会和纳粹主义创建自己的方法相容。

按照施潘瑙斯和芬茨拉夫的要求，大区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于1933年7月初在诺特海姆审理了针对他们的诉讼。被告都被判无罪，所有人都恢复了党员身份。换句话说，对吉尔曼的控诉都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些指控涉及违反公共和纳粹党法律，吉尔曼本应该被剥夺职位。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只是被口头警告，并且被允许按照旧方式行事。这让威廉·施潘瑙斯确信他想进行清除的愿望是痴心妄想。他仍旧是国社党成员，因为他坚持认为领袖自己某天将会采取行动。沃格最终被调离诺特海姆，不过并没有失去地位。施潘瑙斯继续网罗不满者，收集针对地方小组领袖的证据。但是他变得更加谨慎了，他的朋友们也吸取了教训。 ^[27]

恩斯特·吉尔曼接下来的行动牢牢地强化了这一教训，他在接下来的几年对党派中的反叛分子进行了一场仇杀。他一直号召调查并且审判席尔洛和德林。他让芬茨拉夫在诺特海姆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芬茨拉夫是一所城市学校的校长，而且住在城市所有的一所房子内。当芬茨拉夫最终在其他地方获得一个职位的时候，吉尔曼安排其他城市的纳粹官员抹黑他的名声，从而阻止他得到工作。因此，任何公然反抗地方小组领袖的人都明白了，无论他们的理由是否正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后悔。 ^[28]

这些问题远离诺特海姆的一般民众。人们听到了谣言，但是争斗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圈子内。因此，诺特海姆人依旧认为国社党是统一和专注的。对许多诺特海姆人而言，威廉·施潘瑙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存在仍旧让他们相信纳粹主义有另外一面，一旦“最初的越轨行为”结束，该党就会专心致志于有建设性的、有成效的工作。再一次，和获得权力之前的时候一样，国社党就是所有人的一切。

不管怎样，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人有多信任国社党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经过了最初六个月的掌权，纳粹分子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城镇。市政府和警察都在纳粹分子的控制下。潜在的抵抗被粉碎了。社会交往的中心被分散或者破坏。公众被组织起来，进行定期的庆祝活动。有很多恐怖行为的例子，并且通过社会强化传播开来。城镇已经成为顺从新独裁主义者的工具。纳粹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十七　从狂热到例行公事（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不得不一直参加教化课程，这些课程一直在灌输给你这些想法。你不得不学会，因为你不得不小心你所说的话。 ——一位诺特海姆的教师

当然，1933年前半年，纳粹成功建立独裁统治的原因之一就是进行了一系列公开活动。很多不同的活动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诺特海姆人目瞪口呆。但是1933年夏天，春天以来极快的行动步伐放缓了。新的独裁统治开始寻找规律并且适应规律。大部分破坏和建设都已经完成了，是时候让新系统运转起来了。然而，尽管需要新的方式，但他们还是趋向于采用同样的方法。独裁主义增长了，群众游行活动全面展开，武力依旧被应用于经济方面。然而，城镇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城镇有重申其集体品格的习惯。虽然这些改变是在新生的独裁政权内发生的，但是并没有反对该政权。

1933年春季纳粹宣传攻势的势头一直顺利地延续到了夏季。虽然没有大型节庆了，但是仍旧有很多小规模的活动。有些活动是受新成立的纳粹附属组织或者现存组织的迅速强化的刺激，无论是哪种，看起来都需要展示某种活力。因此，1933年8月，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德国女孩联盟和新成立的党卫军侦察部队接连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前两次活动进行时，都有大型游行活动和“现场教会仪式”，而且大部分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党卫军的活动涉及由一个“演习队”完成的“演习”。 ^[1] 类似地，有些新的纳粹官员决定以发动大规模活动来证明他们的重要性。新的诺特海姆体育运动负责人赫尔曼·登茨勒就是这么做的，他于1933年秋天宣布在城镇中开启一个大型运动项目。从9月10日到10月1日（除了星期天），诺特海姆每天都有体育比赛。大部分活动包括射击、体操和“国防体育”，是为了促进大众运动意识，也有定期的游行活动、演讲和其他仪式。这些天所有的建筑自然都装饰着旗帜。没有人会抱怨新政权不重视身体锻炼。 ^[2]

同时，国社党在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抢占9月某个空闲的星期天，举行了一场普通成员的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利用这个集会宣布革命结束了；国社党现在是国家政权的唯一拥有者了。然而，他继续说，现在将会展开教化新德国的任务。所有成员，尤其是新成员，都被提醒必须出席他们小组的集会，必须加入冲锋队、党卫军或者冲锋队预备队。他们必须参加党派的盛大集会。他们必须去德国剧院。女性必须加入纳粹女性组织。最重要的是，每个成员都必须阅读《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而不是反对纳粹主义的那些报纸。最后，吉尔曼声称他个人保证地方小组的财政状况运转良好。 ^[3]

诺特海姆的地方小组领袖并不是唯一担心1933年春天涌入党派中的新成员品质的纳粹分子。全国党派总部也规定自1月1日起加入党派的成员必须上一个特定的两周课程。这一课程本质上是要灌输基本的纳粹意识形态。出席是必需的，任何缺席课程的人都会被罚款。 ^[4]

简而言之，国社党发现兴奋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时候加强纪律并且使收益系统化了。随着1933年春天国社党的大规模扩张，纳粹分子能否保持活力和凝聚力值得怀疑。即将发生的事件将证明他们能做到，但只是迫于压力。

1933年10月，希特勒让德国退出国际联盟 ^[55] 。面对国外对此举动的反应，他认为有必要表现一下国内对他领导地位的支持。表现的方式就是采用全民公投的方式选出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国会。第一反应为接下来的运动奠定了基调。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县长冯·德·舒伦堡将如下电报发给柏林：“诺特海姆县全体人民一致支持国家政府的行动，并呼吁和平、面包和工作。”其他组织发送了类似的电报。 ^[5]

全民公投运动本身就是纳粹方法的一个杰出案例。即使国社党有望获得一致通过，因为只有他们能计算选票，但是也需要努力让诺特海姆人确实地为希特勒的政策投票。纳粹分子在过去几年完善的整个竞选系统再次启动了，就像这次也会是自由选举一样。很快，县领袖施泰内克开始请求大区提供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甚至针对有问题的特定乡村——有两个是“共产主义者的巢穴”，还有两个是社会民主党的据点。选举开始前的最后三天，他要了七个演讲者，其中大部分人将会在多个地点发表演讲。 ^[6] 很少有纳粹分子考虑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既然现在人们被迫出席纳粹集会并且被迫表现出明显的热情，那么再也不会有任何关于纳粹宣传效果的反馈系统了。在独裁统治建立起来之前，地方上的纳粹领袖能非常精准地评估哪些演讲者是“优秀的”，哪些主题是吸引人的，哪些集会是成功的。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记忆、臆测或者他们自己的反应。独裁统治的建立打破了之前自我修正的机制，而这种机制曾经对纳粹分子赢得大众支持非常重要。

诺特海姆的竞选运动于10月25日开始，当天希特勒在汉诺威发表演讲。从诺特海姆开往汉诺威的专属列车大幅降价。而且，诺特海姆人被告知只要向地方上的纳粹总部递交申请，就可以去参加汉诺威的活动。四天后，诺特海姆的冲锋队和党卫军，还有两支军乐队和他们的乐队举行了游行。 ^[7]

然后，竞选活动认真地开始了。按照国社党的命令，除非是政治性质的集会，否则选举日后才允许召开集会。第一场活动是在选举之前10天，也就是在11月2日举行的。该活动由一场盛大的游行和一场集会组成。从3点开始，不管怎样，按照国社党的要求，整个城镇都被卷入其中。（“期待所有居民的积极参与！挥舞旗帜！”）游行是由各种团体组织起来的，从铁路工人到露易丝王后协会，包括超过3 000人，再加上两支乐队、三支军乐队和无数的旗帜。第二场大活动是11月9日举行的，而这一天对国社党而言是特殊的日子——1923年希特勒那场不成功的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日。在诺特海姆，所有纳粹附属组织都参加了全部的庆祝活动，举行了群众游行活动，他们还参加了敬献花圈仪式。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参加。 ^[8]

最后一波浪潮是在选举之前的最后两天到来的。11月10日，希特勒通过广播发表演讲，在诺特海姆，国社党决定让所有人都听演讲。演讲期间，所有的行业都被要求停业，所有的城镇公务人员都被要求在诺特海姆最大的大厅集合来听演讲。这场活动是同步性的杰作：
1：00到1：01——警报信号。所有的工作结束；所有的交通停止。
1：01到1：10——宣传领袖戈培尔博士的报告。
1：10到1：55——元首的演讲。
1：55到1：59——《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2：00到2：03——警报；恢复工作。
聚集在骑术大厅的观众以紧密的纵列形式离开，走向市集广场，在那里解散。
高举旗帜！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9]
第二天，选举前夜，计划举行一次全面的游行：
诺特海姆的和平游行！据此，要求诺特海姆全体人民都参加星期六6：30举行的游行，游行的目的地是“1910年代圆顶”，布伦瑞克的同志克拉格斯牧师将在这里发表演讲。各种俱乐部和组织的顺序和5月1日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出席。
诺特海姆国社党地方小组 ^[10]

恩斯特·吉尔曼给所有诺特海姆纳粹党成员的通函提醒他们必须出席选举前夜的集会，写着如下的话：“不接受任何借口。” ^[11]

有了这种准备，参与选举的组织本身并没有被忽视。诺特海姆1200名纳粹党成员中每个人都被要求在星期天选举当天早上9点出现在投票站，还有其家庭成员以及朋友旧识。投票后，每个纳粹分子都必须向其小组领导报告，为支持进一步的工作全天待命。诺特海姆的每家店铺都用海报填满了橱窗，每所房子都挂着纳粹旗帜。政府官员和商人被要求在中午之前进行非公开的投票，各种俱乐部也被要求进行非公开的集会和投票，而且：

国社党保持着严格的控制，从而确保了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投票责任。投票后，每个选民都会在投票站收到一个售价5芬尼的翻领纽扣。在城市的出口、铁路车站等，都有人站岗，这些人会提醒每个没有代表爱国责任的纽扣的人。 ^[12]

为了保证诺特海姆人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投票，报纸上还刊登了发出指令的大幅广告：“这就是你正确地进行投票的样子。不能在‘不’下面的圈中做标记。”并一再说：“注意！选民们！当你在投票站为了希特勒投票并且投下赞成票之后，才能收到一个纽扣。” ^[13]

在做过这些准备之后，结果却是令人扫兴的。诺特海姆县报告称有98%的选民投票支持国社党的国会计划（选票上唯一的一个选项），公投中有98.5%的选民投了赞成票。如果我们看看位于诺特海姆县的莫林根集中营的数据，这一结果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在这里，据汇报，有252名囚犯进行了投票：其中212人投了赞成，26人投了反对，14票无效（据称，在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77%的居民的选票）。 ^[14]

在诺特海姆城镇，结果是相似的。只有94.6%的人投了票，其中97.2%的人投了赞成票。公布的投票结果表明，6 942名选民中有193人投了反对票，68张选票作废。神奇的是，在举行国会选举的同时（其中只有纳粹分子提名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据称有321张选票作废。这些数据是如何得到的很难说明，因为国社党在没人质疑其制表的情况下点算了选票。但是无论他们怎么点算，这都被视为希特勒事业的胜利。当诺特海姆教堂的钟声响起时，结果被公布了。 ^[15]

选举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使用的方法和技巧。选举运动和投票表明独裁政权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实际上，在选举日之前差不多两周时，所有的诺特海姆人都被迫卷入了一场没有内在内容的仪式。选举机制并没有判定或者登记诺特海姆市民的意愿。令诺特海姆人印象深刻的是国社党的全能和决心。这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国社党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开始时真挚热情的资本。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甚至不得不以威胁来鞭策国社党成员。普通的诺特海姆人禁不住越来越怀疑整个事件。仪式是令人深刻的，但却不再具有真实性。竞选运动后，诺特海姆的国社党发现只有通过新的威胁才能完成联合行动。

尽管缺乏广泛的积极性，大众宣传方法仍旧在继续。诺特海姆人被命令挂出他们旗帜的场合增多了，其中包括一些次级活动，比如赫尔曼·戈林的生日、国社党的县代表大会。 ^[16] 最终，吉尔曼开始坚称在整个德国，诺特海姆都是装饰新颖独特的城镇。房主们被要求不再是只挂出纳粹旗帜，而要用一系列微型纳粹旗帜、彩旗和其他种类的装饰环绕阳台。

简而言之，地方沙文主义被用来支持增强诺特海姆人对希特勒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些影响对于纳粹分子而言是可喜的。当宽街上的一个屠夫设法用猪肉、欧芹和香肠蒂做成希特勒的雕像并陈放在他家商店的橱窗时，影响达到了顶峰。曾经为了射击节和其他古典庆祝仪式而装饰城镇的努力，现在再次应用于纳粹主义。而诺特海姆人融入了这种精神，满足了他们适应新形势的审美冲动。 ^[17]

为了有助于宣传努力，其他的地方习惯也被融入了纳粹的方法中。在国社党登上舞台之前，诺特海姆人一直致力于向以前战争的死难者致敬。国社党通过经常举办庆典仪式来加以利用。为了向诺特海姆各种团体中去世的运动员致敬而建立起了特别纪念碑。甚至在平安夜和其他的非传统日期举行了一场纪念死难者的仪式。这些事件被叠加在现在惯常的纳粹庆祝活动（希特勒的生日、五一，等等）之上。甚至慈善基金的相关活动都被处理成了宣传运动那样。针对1933年秋季启动的冬季救济金活动，省党部领袖宣布会雇用200名大区演讲者并且举行近3 000场集会。 ^[18]

但是1934年群众游行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在庆祝活动刚开始出现时，诺特海姆人还会踊跃地参与，而现在他们只会沿街蹲下，不想再听任何的演讲了。针对纳粹主导的活动的广告越来越多地利用如下这种祈使语句：“诺特海姆的全体人民必须出席！” ^[19]

国社党队伍中也弥漫着这种冷淡情绪，成员们被要求带着需要打孔的“管理卡”参加集会。任何错过三场集会的人都有被开除出党的危险。国社党成员还被要求带其他人一同参加集会，以便使大厅内坐满人。在1935年夏天传阅的一份备忘录中，有种观念被重复了好几次：

每个成员必须将出席以及带其他同志一起出席视为一种责任……每个党派成员都有责任为出席某次集会进行广泛的宣传，以便最后一个公民都会参加。……没有公民被允许待在家里…… ^[20]

虽然这些措施和恐怖行为确实增强了服从性，但是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体制结构中，群众宣传的历史确实是一段逐渐变得冷淡的历史。越来越多的诺特海姆人因纳粹的劲头而感到无聊和精疲力竭，他们抱怨接连不断的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对于狂热的纳粹分子而言，他们越来越确信诺特海姆的公民是无望地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对政治毫不关心。 ^[21]

如果热情不能自愿到来，那么还有其他唤醒的方式。当然，为原社会党人设立的就业黑名单一直持续到了1934年，但这是通过吉尔曼推动的幕后活动进行的。 ^[22] 不过，这些例子仍旧可以作为提醒。唤起外部顺从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继续恐怖体制。即便是到了1933年夏天，仍旧有逮捕行为，主要是针对非常轻微的犯罪行为。因此，8月末，据报道一个工人大喊“莫斯科万岁！”之后，就被送到了莫林根集中营。类似的逮捕行为依旧接连不断。9月，一个工人因“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逮捕。1933年11月，两名诺特海姆女性因“传播有关国社党的不实谣言”而被逮捕。 ^[23] 但是最终没再出现有关逮捕的报道或者警方的其他行动。和其他事情一样，恐怖体制正在稳定下来。9月，《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认为发表一篇反对匿名谴责的社论是明智之举。纳粹权力的最后一次公开展示很可能是在1933年9月，当时冲锋队和党卫军去围捕一群诺特海姆的乞丐。这是徒劳的，但之后不久警方就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行动，并且成功抓住了一名不幸的受害者。 ^[24]

从此以后，纳粹只通过命令或者微妙而更加有效的社会强化方法来实施恐怖行动。和先前的例子一样，纳粹发布了禁止听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希特勒致敬以及维护城镇公墓中的坟墓的命令。而且，纳粹还发布了指令，要求通过出席集会、向慈善运动捐款和追溯雅利安人血统来树立自己的好公民形象。 ^[25] 更重要的是，通过谣言和社会强化来维护恐怖行动体制。有时，公开行动是必要的。因此自从于1935年开始反对教会的行动之后，每周日都有警探被安置在教堂前，招摇地记下所有人的名字，并且在仪式开始后，记录布道的内容。 ^[26] 但这种措施是例外。基本上，诺特海姆人很快就了解到了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期望并且扮演起了相应的角色。然而，恐惧传播开来，在成熟的独裁体制中实际上并没有因政治犯罪而被监禁的，至少在整个1935年都没有。

这并不是因为该政体放松了对内部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将这种行为系统化了。自1933年春天以来，盖世太保迅速地建立起来，1934年4月，盖世太保由海因里希·希姆莱 ^[56] 和党卫军管理。同时，1933年涌现的大部分“业余探子”网络被逐渐淘汰。1934年10月，纳粹党国家总部要求所有成员警惕任何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可疑活动，但是不能试图自己去解决，而是要报告给盖世太保。 ^[27] 同时，为了找出潜在的反对者，纳粹党发展了自己的“情报部门”。1934年3月，一个叫恩斯特·赖茨的纳粹分子被任命为诺特海姆县情报部门的领袖，他很快就在诺特海姆县78个城镇和乡村中的70个建立起告密网络。接下来的几个月，赖茨报告称他认为在诺特海姆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小组，社会民主党人加入了钢盔团，而且后者定期在桑尼旅馆举行集会。并没有可以支撑这些怀疑的细节，但是这些纳粹刺探者的存在和活动无疑有助于压制有异议的城镇中人的反抗思想。 ^[28]

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就算是恐怖体制也多少适应了诺特海姆的特性。有个关于曾经汉诺威党派成员的老农民的例子。如果诺特海姆人还记得的话，他总是在晚上去酒吧里喝啤酒，一边指责现在的政府，一边赞美汉诺威王朝时代的好日子。纳粹分子掌权后，他理所当然地把他们列入他的咒骂中。但他是政事总体计划的一部分，以至于从没有人去骚扰过他。因此，他几乎在第三帝国的每一天都公开诋毁政府，完全不受干扰。 ^[29]

还有些诺特海姆人直到1934年夏天才真正意识到恐怖体制。就是在“罗姆政变”之后，出现了“德国扫视”^[57] 和普遍的信任崩溃。 ^[30]

简而言之，威胁、暗示和谣言都用于维持控制，所以在纳粹统治第一年，诺特海姆实际上的恐怖主义行为并没有增加。存在着某种平衡，一方面诺特海姆人按照他们被期望的那样做，另一方面作为回报，他们不会遭受极权国家可能出现的严厉对待。这种基于恐怖行为可能性基础上的默许协议是纳粹统治在诺特海姆成熟起来的重要先决条件。在将城镇中各种机构转变为能够接受的纳粹主义工具的缓慢进程继续进行时，这一条件一直保留着。这一进程考虑得尽可能周密，最好的例子就是学校系统。

诺特海姆城市政府对小学系统的运营具有广泛的控制权，从决定预算到聘任教师。它对高级中学和女子高中没有这样的控制权，因为这两者由省学校董事会监管。然而，纳粹掌权后，决定因素是地方小组领袖，他不仅控制着诺特海姆城市政府，而且通过国社党对省学校董事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33年之后，恩斯特·吉尔曼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利的必要了，因为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教师都完全配合他。只有三名教师被免职了：沃格和来自“理想主义者”反对派的芬茨拉夫，一人只是被调动了，另一人则被赶出了城镇；还有一个人是来自高级中学的教师，众所周知他拥护共和制，他也被调离了诺特海姆。 ^[31]

不过，国社党不只对开除反对派感兴趣。国社党也关心着将教育争取为对新政权的一种积极支持。根据城镇的官方历史学家于1936年所写的：

学校的任务不再只是传授知识；紧随其后的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愿望培养正在成长中的青年男女的需要，也就是让成年人感知到“社区”的意义并且想要加入社区。因此统一国家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教育的基本内容……为了培养人们的强健体魄和坚强意志，让他们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斗争中对抗敌人：除了常规的提升智力之外，学校还承担了新的任务。 ^[32]

将学校转变为新国家的意识形态堡垒的过程几乎是马上就开始了。1933年引入了新的教科书。现有的学校图书馆都被夺走了“堕落的”作品，入藏的书都是赞美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教师们都要听关于制订需要教授的历史和其他敏感课程的总路线的讲座。关于“种族理论”和日耳曼人史前史的新课程被引入了。针对教师的讲座和“学校课程”一直在继续。在一次接一次的会议中，通常会重申相同的主题。教师们小心翼翼地准确记录下总路线，因为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希特勒青年团会向国社党汇报教师们的所作所为。 ^[33]

除了新课程和教授旧课程的新方法，学校还被要求重点强调体育运动和体育课，尤其是射击和“国防体育”。比如，在科学课上，学生们被要求制作滑翔机模型。纳粹的宣传电影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使用，教室里都安装着无线广播，这样一来就能听到宣传演讲了。 ^[34] 可以从天主教小学关于获得新知识的报告中评估出学校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必须有旗帜……每个班级都要挂一张元首的照片……赔款表格和购买的手榴弹……学校图书馆被整改了，此外，还能找到格拉夫·勒克纳的《大海的恶魔》……学校墙上的照片增加了种族的内容，“在四个世纪内的纳粹标志”，基因法律……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地图就是我们的财产……购买空气步枪……旗杆……滑翔机模型…… ^[35]

这一过程包含了所有学校。商业和专业学校都引入了“种族历史”和“政治教育”的课程。即便是为低能者创办的小规模学校也尽可能地灌输其责任。 ^[36]

希特勒青年团在所有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34年，出现了一场让学校体制里的每个学生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孩联盟的运动。现存的学校社团都不存在了。但是随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地位提升，教师的权威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用前任校长的话说，“几乎不可能进行教学了” ^[37] 。

尽管有这项运动，但是在纳粹掌权的最初两年，纳粹主义中的某一方面内容却没能进入学校。这就是反犹主义。一位校长回忆起在他学校里的三名犹太学生：“他们在任何方面从未陷入过困境。这些孩子们和其他孩子一起从学校毕业。据我所知，其他孩子从未以任何方式侮辱或者骚扰过他们。” ^[38] 后来，犹太孩子们开始按部就班地被学校拒之门外，但并不是在早期。实际上，甚至是支持纳粹主义的学生们也和有犹太信仰的其他学生足够团结，以至于他们从不当着后者的面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39] 但是在其他方面，学校的孩子们都受到了严格的灌输教育。在诺特海姆，相比其他机构，学校成了更活跃的纳粹主义工具。

如果说他们在学校取得的成功是鼓励诺特海姆纳粹分子的源泉，那么另一种教育工具——日报却不是这样了。报刊确实都处在严格的控制下；《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充分地意识到了他们的自由受限。但是在纳粹分子眼里，只有当这些报刊完全归纳粹所有，才能不出问题。

如上所述，1933年9月6日，恩斯特·吉尔曼在国社党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一场全体大会上宣布，每个成员都必须订购诺特海姆自己的纳粹报纸《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很快就利用了这一命令。9月23日，每个纳粹成员都收到了一份来自《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信，提醒他们吉尔曼的命令并且通知他们从1933年10月1日起就是该报的订阅者了。一名代理人很快就会正式去确认订单。 ^[40]

这是增加纳粹报纸发行量的综合运动的一部分。1934年开始，《诺特海姆观察家报》不用再关心扩大其读者人数了，这项职责落到了纳粹地方组织中的一个专门官员新闻监察官的身上。新闻监察官的一般任务就是监视该区域内的所有报纸，而其特殊和主要任务就是打造纳粹自己的报刊。他被任命为当地纳粹报纸的一名普通记者，报道每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便他能够首先把所有的消息告诉我们的媒体……这样一来，那些胖乎乎的市民们就知道我们到处都有耳目，只有这样，这些人才能让自己适应新德国。”而且，这个新闻监察官尽其所能去支持纳粹报刊，削弱非纳粹报刊。他特别要保持非党派报刊的秩序。 ^[41]

在诺特海姆，这些基本规则被解读成意味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都将会被取缔。然而，随着埃哈特·克诺佩尔为《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写新闻，国社党就很难对该报进行抱怨了。在早期与灾难擦肩而过后，诺佩尔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了。实际上，《诺特海姆最新消息》遵循着纳粹路线，跟随着每次变动。然而，最后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却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的事情。自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创刊以来，该报的报头上就有一句口号——“祖国高于党派”。在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这大概是一种无可挑剔的情感表达。然而，在纳粹国家，这是一种叛逆，因为这提出了一种国家和党派是可以区分的异端观念。如果埃哈特·克诺佩尔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他本应该立即舍弃这个会惹麻烦的口号。但报头是每个人都会看却很少有人会注意的内容，直到1933年12月初的某一天，诺特海姆的纳粹新闻监察官才发现。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立即就被查封了。克诺佩尔和该报的出版商不得不进行最卑微的道歉，他们在幕后运作了很长时间才在10天后获得了重新发行的许可。不用说，报头必须被去掉。国社党认为这种暂时的停刊会成为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这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新生的机会。直到停刊为止，《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发行量一直在稳定下降。在该报被查封的时候，订阅者却蜂拥而来。该报的记者认为这是大众对第三帝国不满的第一个迹象。很有可能，只是诺特海姆人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在审查制度盛行的年代，只要是《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被禁止的内容，当然都会成为令人感兴趣的阅读内容。因此，《诺特海姆最新消息》赢回了读者，而且因为其内容写得好而精准，都是第一手新闻，一直保持着订阅量。也许那个记者是对的，诺特海姆人是出于抗议心理来读该报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出版商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成为抵抗的象征），但是不管怎样，此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在经济上是有保障的。纳粹分子厌恶地挥舞着他们的双手，而《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一直容忍，不过都是偶尔遭受骚扰。 ^[42]

虽然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愿意忍受《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但是他们决定完全根除《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厌恶“反动派”，比如该报的所有者和主编威廉·罗尔，还有部分是因为罗尔直接顶撞了纳粹分子。虽然《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已经是在垂死挣扎的报纸了，罗尔还是认为这滞后的发行量是因为纳粹的压力（这当然也是真的）。他甚至直接写信给该区内的新闻监察官，寻求对抗“非法竞争”的帮助。这刺激了《诺特海姆观察家报》，该报在社论中不断攻击罗尔。他被指责丝毫不了解国家社会主义，一直接受犹太人的广告（他确实这样做了），发表关于诺特海姆国社党所作所为的错误报道。他还在一些小问题上受到烦扰。1934年夏天，《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拒绝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进行通常礼貌的交换报纸。罗尔被次要的纳粹人物要求发表直接针对他自己的毁谤性诗歌。他一再被诺特海姆的新闻监察官指责犯有小的过失罪。 ^[43]

最终，罗尔开始写信向其朋友求助。附近城镇的一个编辑告诉他《诺特海姆观察家报》的编辑过去曾经犯了盗用公款罪、伪证罪和逃脱债务罪，但是这对《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什么帮助都没有。一位罗尔写信求助的诗人尽他的可能去和纳粹的省党部领袖交涉，但是却被告知《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毫无希望了。 ^[44]

因此无论罗尔向谁求助，他都陷入了困境。他自己家里的剩余财产能让他以个人损失来出版《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但是最终发行量骤减到了每次发行都是徒劳的行动。1937年初，他屈服了，以少得可怜的价格将报纸卖给了《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签署了不再出版任何东西的协议，并且退休了。不久之后他就死了。他对纳粹掌权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他们的成功，以及他们以武力反对“马克思主义”感到高兴；他完全被他们伤害了。 ^[45]

国社党发起的建立自己在报刊方面垄断地位的斗争还是发生了，虽然《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只发表国社党让他们发表的内容，而且是以纳粹分子想让他们发表的方式发表的。任何人哪怕只是温和地批评《诺特海姆观察家报》都会被吉尔曼报复性地威胁。 ^[46] 从第三帝国的最初期开始，诺特海姆的所有报纸都是宣传纳粹专制的积极和有效的工具。类似地，几乎所有在1933年春天被“一体化”的组织最终都成了纳粹的宣传工具。基本上，在第三帝国最初的几个月，逃脱了“一体化”的一群组织是退伍军人和爱国主义团体。这一疏忽接下来就得到了纠正。1933年11月，“基弗霍伊泽会”的所有前退伍军人和类似组织都被整合入冲锋队的“第二储备队”。因此，他们被置于纳粹纪律的直接约束下，需要参加游行示威，等等。 ^[47]

其他服务于纳粹目的的民族主义团体都被有条不紊地推进了。“德国战争墓地保护人民联盟”就是这样。纳粹支持的影响在他们的年筹款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1930年是31马克，1932年是37马克，而1933年当冲锋队帮助进行筹款时是187马克。同样地，“海外领土上的德意志王国联盟”也从一个小团体发展成了重要的团体。这一团体当然是在对外政策中提出纳粹诉求的完美工具。 ^[48]

纳粹最主要的努力之一是在诺特海姆开始扩大滑翔机团体。1933年9月，城镇中建造了第二个滑翔机，在献词演讲中，吉尔曼重点强调了滑翔机训练的军事重要性。一个纳粹滑翔机团体建立起来了，还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模拟轰炸演示的飞行表演。这是在政府的明确命令下进行的，不过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表现出了一些主动性。诺特海姆参议院提供了近400马克的资金援助。 ^[49]

同时，滑翔机和空军力量得到了加强，国社党没有忘记促进民防。1933年9月，诺特海姆创立了由纳粹领导的防空协会，城镇中的所有学校、俱乐部和报纸都被并入其中了。城镇被划分为四个区域，为民防目的而组织起来。到11月为止，第一批课程中有250人参加了讲座。必须出席。民防学校于1934年5月正式改组，有11名教师。认为即将出现战争是纳粹统治不变的内容。 ^[50]

另一个用于宣传并最终被国社党吞并的机构是钢盔团。这个组织在第三帝国作为纳粹分子的伙伴而开启了其事业。不过，纳粹分子决定控制住这个组织，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大众组织，而这一组织可能是持异议者的潜在聚集地。整个1933年8月，诺特海姆钢盔团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让国社党确认其忠诚和友善。为此，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友谊晚会”，喝了很多酒，跳了很多舞。9月，根据决定，钢盔团被冲锋队统一，也就是说被吸收了。实际的仪式变成了国社党的宣传资源，有旗帜、乐队和某种不自然的节日气氛。这一进程被拖进了10月，之后钢盔团就完全不存在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只是为了宣传目的才会被偶尔提及。通过将钢盔团并入冲锋队，该组织成为竞争团体的危险被排除了；而且，更多的诺特海姆人被直接置于纳粹纪律的管束下。但与此同时，存在这一组织中的公共精神和热情被破坏了。 ^[51]

简而言之，在诺特海姆，成熟的独裁结构不仅是难以改变且专制的，而且失去了自发性。恐怖体系唤起了回应，但是这种回应缺乏内在热情。宣传逐渐变成一种程序。纳粹分子成功地在某些领域刺激了真正的热情，在这些领域内，诺特海姆人通常能够感受到热情，比如，市民自豪感方面。

伤害人际关系的一个后果甚至很有可能是犯罪率的上升。从1933年至1935年之间的警方数据证明各种类型的犯罪都有所上升。如下表格给出的数据： ^[52]

涉及盗窃和诈骗的犯罪的增长尤其明显： ^[53]

虽然增长得相当多，但是整体数量仍旧很少。人们几乎不能说诺特海姆的犯罪浪潮是对独裁政体建立的回应。不管怎么说，这些数据是具有暗示性的，和恩斯特·吉尔曼在1934年春天给学校和青年人管理机构的那封有点儿疑惑的信一样，信上抗议孩子们最近在城镇公园中恶意破坏灌木（甚至烧毁常青树）。 ^[54] 毫无疑问，吉尔曼对涉及很多纳粹党成员的盗用公款罪案例也颇为疑惑，这些成员后来都被开除了。其他案例中，涉及一位诺特海姆纳粹时事通讯的前任编辑和城镇中的一位冲锋队领导，这两人都盗用了党派的资金。 ^[55] 因盗用公款罪而被开除的人中还有些是市政府获得新委任的纳粹分子，他们一上任就立即把手伸向了所控制的公共基金。 ^[56] 吉尔曼进一步发现只有使用威胁开除出党的手段才能让其他党派成员接受甚至是很小的成员责任。 ^[57] 腐败和缺乏责任感的证据并不确凿，但这却暗示纳粹分子逐渐发现了建立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和强迫人们过上一种被迫伪善的生活的后果。

1933年以后，诺特海姆的所有现象都必须置于时代背景下。这一背景的主要特征是信任的普遍崩溃以及迄今为止团结一致的社会组织的破坏和颠覆。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回避，有时也会挑衅。这两种反应对独裁统治都是有帮助的：回避会消除对新体系的威胁；挑衅可以被利用来对抗政权内部或者外部的敌人。但是国社党承诺的内部团结却没有出现。第三帝国并没有创造理想的人民—社区，而是开启了一个欺诈、不信任以及进步精神衰退的时代。

十八　伟大的理由（1933年，夏—1935年年初，冬）

你听见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 ——一个诺特海姆商人

到1935年为止，诺特海姆已经解决了所有大萧条的表面现象。那年夏天来到城镇的游客会对其所见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如果他三年前来过的话，他一定会进行比较。城市建设蓬勃发展；没有失业者；工作和目的性主导了所有场合。而且，城市毫无疑问地看起来更好了。有了新的统一的园区体系，旧城镇中的房子都被重新粉刷和修整了，街道更加干净了。游客们来诺特海姆甚至可能是因为新成立的、充满活力的旅游办事处想方设法地将他们吸引到了这个山谷中的小而迷人的城镇。所有这些特色都要归功于纳粹分子，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城镇中的纳粹领袖恩斯特·吉尔曼的想象力和活力。经济复兴是诺特海姆国社党最伟大而可靠的宣传要点。这也是独裁统治的主要理由，这样一来，吉尔曼就可以辩称通过全镇的团结一致，并且由于将市政府变成了个人独裁主义的工具，才实现了经济复兴。

对于城市官僚体制来说，新体制影响的最大教训就是托马斯·加兰的个人命运。加兰是市政府第二高职位的管理人员，纳粹分子掌权时，他一直受到骚扰，这些骚扰只能证明恩斯特·吉尔曼在诺特海姆内真的有无限制的权力。这并不是加兰的政治主张的结果，而只是因为他代表着独立思考。

加兰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他在政治态度上是如此沉默寡言，以至于每个人都将他视为非政治派别的公务员。吉尔曼讨厌加兰的表面原因是加兰和市长彼得斯关系亲近，而彼得斯又是吉尔曼的竞争对手。因此，吉尔曼和加兰的宿怨只能解释为吉尔曼个人态度的表现，不过他偶尔会援引模糊的“政治担忧”。 ^[1]

整个1933年夏天，加兰被有条不紊地剥夺了附属职位。1933年8月，他被彻底赶出城市政府，而他的位置被给予了他的对手。之后就开始长期不和。无论托马斯·加兰想找什么工作，他都会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干扰而被拒绝。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加兰有两项选择：他离开诺特海姆并且亏本卖掉房子，或者在奥古斯特·乌德负责的工程项目中做挖沟工人。

为了避免选其中的任何一项，这位前任市总督察被迫在附近城镇找了一份在铁路车站做报贩的工作。最终，诺特海姆军队的到来将他从这种不安定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了。军队不受吉尔曼的控制，因此加兰在军队中找到了作为文职雇员的体面工作。虽然接下来五年，恩斯特·吉尔曼每年都努力想让托马斯·加兰因安全威胁而被解雇，但是军队坚定地反抗了他。 ^[2]

尽管吉尔曼进行的彻底铲除托马斯·加兰的行动未能取得成功，但是也足以证明其有权力将城市政府中的其他成员完全变成他的工具。1935年，吉尔曼要求城市雇员不仅要按照他的命令来完成日常工作，而且他们要完全听命于国社党。 ^[3] 在最大程度上，诺特海姆的政府成了吉尔曼意志的表达。

恩斯特·吉尔曼的专制地位只有两方面的制约：给予他权力的国社党和选举他的城市议会。只要吉尔曼能够依靠纳粹党高层的支持，他就能控制纳粹组织，当然还有城市议会。到1933年夏末，在国社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中明显出现了反对他的力量，而吉尔曼确实得到了纳粹党高层的支持。当1933年12月，纳粹党全国总部拒绝了持异议者的最后诉求时，这一点再次得到了明证。 ^[4]

9月，吉尔曼采取措施铲除了诺特海姆城市议会中反对他的人。1933年9月21日，在议会的公共会议上，头等大事就是对当时的议长沃格（纳粹教师，“理想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投“不信任票”。沃格徒劳地寻求原因，之后又试图和议会中的每个成员谈话。他们都拒绝和他谈话，除了离开会议室，他没有其他选择了。同一场会议中宣布了不会再举行城市议会的会议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城市议会中的四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会私下里和参议院召开会议。 ^[5] 这种“四人委员会”的临时安排一直持续到1935年1月30日，当时德国新的城市统一法规将这一形式合法化了。

新的法规（其中的某些部分早在1925年就在讨论了）将所有的权力和责任都交给了市长。他可以得到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和帮助。这些机构完全隶属于他，并且绝不会限制他的权力。因此，恩斯特·吉尔曼成了诺特海姆唯一的专制统治者。 ^[6]

吉尔曼对城市政府的绝对控制当然不是他用于积极解决城镇经济问题的唯一武器。通过其作为国社党地方小组领袖的地位，他能够控制诺特海姆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在“一体化”过程中将这些组织纳入纳粹控制下。1933年，这些不同的组织基本上都被用于宣传目的。因此，用于取代自由工会而创建的德国工人阵线将其活动限制于举行群众集会和招募成员。工匠联盟举行展览、示威和游行。零售商一星期进行一次募捐，很多文章、广告和社论都赞扬其所发挥的作用。 ^[7] 而这些活动大概也就是在心理上让人高兴，对于结束大萧条的实际作用很小。

经济团体“一体化”对纳粹分子来说真正有用的地方在于为它们提供了让诺特海姆的经济脱离大萧条的控制杆。国社党是如何提议这样做的，在1933年秋天变得明显了。夏天的时候，城镇通过种公共工程项目解决了失业问题。然而，对纳粹分子而言，这明显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真正要做的是将这些失业者整合入常规经济中。纳粹分子似乎认为如果德国的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就可以实现了。如果消费者买东西，雇主招人，大萧条就会消失。因此，经济问题被视为可通过组织和宣传来解决，而这是国社党擅长的领域。

这一进程开始于1933年10月5日。那一天，所有的雇主，无论公私，和所有团体的代表在城镇中的一家宾馆开会。市政府列出了诺特海姆能雇用工人的所有人员的总名单，经过三重核查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人。恩斯特·吉尔曼在这一场合的演讲中告诉聚集起来的商人们，现在是他们不得不尽职尽责的时候了。政府暂时雇用了失业者，而且手头上有贷款和津贴。现在私营经济部门必须开始雇人了。诺特海姆城市啤酒厂以雇用四名新人的方式竖立了榜样。制糖厂已经同意保持其正常运转，有四轮交替。几天后，每个雇主都会被拜访并且被要求在其状况允许的情况下雇用尽可能多的新人。这一演讲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之后，只有少数人站起来发表评论。有个人建议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坚决抵制非法工匠。还有个人号召雇主们优先雇用资深的纳粹成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商人起身保证会雇用一个新工人。 ^[8]

接下来几天，人们几乎没公开做什么能实现吉尔曼演讲中所阐发目标的工作。有广告号召人们多买东西、多存钱并且只光顾有合法执照的工匠。但是10月末，公共工程项目仍旧雇用了340人。 ^[9] 这种情况一直相当稳定地持续到1933—1934年冬天。

春天，国社党开始认真地行动起来。新的努力被称为“工作的战斗”。开始的日期是1934年3月21日，这是“国家复兴日”的第一次纪念日（当时希特勒和兴登堡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了庆祝仪式）。

但是在诺特海姆，宣传努力是在这个日期的三周前就开始了。2月末，所有的公务员和社团、行会领导都收到了信，号召他们到“1910年代圆顶”参加群众集会。吉尔曼对他们所说的就是在整个大区所说的同一件事情，因为纳粹大区宣传部向诺特海姆递送了一份关于演讲材料、内容和展示方式的完整大纲。不管怎样，吉尔曼的演讲很精彩：强有力、令人信服并且鼓舞人心，带有一种有益的目的性的味道。信息很简单。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必须消费、雇用、借贷、消遣，让经济之轮运转起来。雇主被告知要提高薪水并且雇用新人。如果他们不做，国家也会强迫他们。房屋主人被要求现在就进行房屋修整，当时的贷款利率低。简而言之，演讲混杂了威胁和甜言蜜语。给诺特海姆人留下的清晰印象就是：经济会复兴，人们会变得富裕和快乐——要不然还能怎样呢！ ^[10]

群众集会之后一周紧接着另一场雇主、工匠大师和公务员们的小型集会。参与的人就是去年夏天听过吉尔曼演讲的同一批人。但是这次气氛完全不同。首先，吉尔曼不再在集会上谈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广泛的讨论。其次，房间里的每个人实际上都相信经济复兴正在进行中。最好的报告都来自建筑工程的那些人。油漆匠行会报告说一年前只有15名学徒，现在有40名。木匠行会报告说自1月以来有20名新学徒。对于那些令人沮丧的报告，吉尔曼也会说积极的内容。鞋匠行会对竞争表示不满；吉尔曼承诺纳粹福利组织会在诺特海姆订做500双鞋。食品杂货店抱怨来自消费者合作社的竞争；吉尔曼承诺这个组织“不会和我们永远在一起”。面包师们没看到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吉尔曼发誓改善会在几周后到来。但是出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整个冬天，新政府一直在试图提供帮助。裁缝行会报告说因为突然需要制服，他们雇用了18名新学徒。零售商的领头人报告说1933年的营业额比1932年增加了11%，而且现在仍旧在增长中。他承诺商人们会雇用新人：“你们听到人们说：‘现在，我们又获得了工作；现在，我们又能买东西了。’我想说就纳粹德国的人民福利而言，他们已经为零售商做了很多了。” ^[11]

在最初的讨论之后，吉尔曼做了总结发言。他承诺会抨击合法竞争。他确认纳粹主义致力于可观利润的概念。但是他也发誓会打击任何想要削减薪水，攒钱而不投资，以及加班工作的人。他设定了合理的目标：本月内新增16名新学徒，为忘记职业技能的人提供再教育课程。之后就是整个会议最令人愉悦的时刻。吉尔曼宣布政府将会拿出很多资金。这些资金应该花费在哪些方面？令人钟爱的计划层出不穷。旧梦想再次被提及。会议在热情洋溢和一系列计划讨论中结束。毫无疑问，至少在心理上，大萧条结束了。 ^[12]

这种情绪持续了下来。几天后，《诺特海姆最新消息》上刊登了一则简短但是华丽的广告：“谁还没有工作？立即报告……给市政厅。”3月15日，在“1910年代圆顶”召开了一次全县大会，其中的演讲概括了“为工作而战”，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等等。3月21日，官方宣布“战斗”开始。检阅、游行、乐队、旗帜、希特勒的广播演讲——所有的纳粹装饰都使之成了一次令人难忘的事件。 ^[13] 但是，对诺特海姆意义最重大的就是一系列新工程项目的奠基典礼。

实际上，虽然进行了各种讨论和宣传，但是大萧条并不是因为每个诺特海姆人都尽职尽责而被击败。与此相反，打败大萧条的重要工具是公共工程项目和以政府注资为基础的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同一周，恩斯特·吉尔曼和诺特海姆的商人举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讨论，他写信给城市工程师，详细概括了1934年的一系列新的工程项目。因为这些项目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中央政府，城镇就没有资金再支付同等数量失业者的救济金了。 ^[14] 许多进行中的工程项目并没那么引人瞩目。其中包括城镇所拥有的森林、修复现存园林系统和修复道路的工作。但是有一项工程改变了整个城镇的面貌。这就是“公园环”。环绕着这座中世纪内城的是一系列可追溯到诺特海姆独立年代的防御工程。到1933年，墙体都剥落了，壕沟都被填满了，反投射的土堆都被小菜园覆盖了。现在，根据公共工程计划，这都要重建。旧城墙能修复的地方就修复，其他地方则夷为平地。壕沟变成了一些小的天鹅池。其余地方变成了令人愉快的公园，有草地、花园和操场。结果，诺特海姆的园林系统规模扩大了两倍，城镇给人一种愉悦和独特的感觉。11 000多个工作日创造了这个“绿化带”。 ^[15]

诺特海姆在其他方面也变得更吸引人了。位于诺特海姆上方树林间的两个城镇所有的酒吧都被修复和改造了，还铺设了通向这里的新道路。城镇中破败的地方都被清理和翻新了。按照博物馆馆长的指导，诺特海姆旧城区的房屋都被重新粉刷了，这样一来，他们再次突出了中世纪的半木材架构成果。这项工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城镇自己的失业者完成的，但还有很多工作是由“劳动服务”完成的。这一组织最初是自愿性组织，但是很快就变成了强制参加。它非常适合以将人们赶出劳动市场的方式来带动经济疲软。因此，当诺特海姆制糖厂在1933年结束其季节性精炼时，该厂的300名临时工人中大部分都被吸收入了“劳动服务”中。整个1933年，“劳动服务”承担了很多随机项目，从修建足球场和射击场到在城镇的森林中修路。然而，1934年开始，他们贡献出了全部精力用于创造城镇中的新资产。这就是一座露天剧场，建立在诺特海姆森林中的自然斜坡上。

其最初被设想为纳粹典礼的会场，开始被称为“事务广场”（Thingplatz，这是来自古条顿语的词汇，用于指部落集会的地点），后来更意味深长的是，被称为“圣所”（Weihstaette）。其建造好之后，在旁观者看来确实差不多创造出了一种神圣的感觉，因为它戏剧性地融入了古老而宏伟的橡树自然环境中。在其于1936年6月7日举行落成典礼之前，差不多花费了23 000个工作日才建造成了这座“圣所”。当然，比起纳粹典礼，这里更常被用作剧院，仅仅1936年就吸引了6万名游客来诺特海姆。而且，吉尔曼还将其交由纳粹战争受害者协会管理，由此使得诺特海姆成了全国总部和召开大会的城镇。这为城镇带来了很多资金。诺特海姆人对“圣所”的建造非常高兴，尽管纳粹的行动一如既往地存在错误：纳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从恩斯特·吉尔曼最不受欢迎的密友——参议员奥古斯特·乌德那里购买了建造用地。 ^[16]

“劳动服务”也涉及治疗大萧条的另一个主要因素中：建筑业的蓬勃发展。由于旧军营营房被征用，有75个原本住在那里的“流浪”家庭必须被重新安置。为这些流离失所者找住房的问题使诺特海姆的住房短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城镇在陷入大萧条时，已经有住房短缺问题了，而大萧条的进程又使这一情况恶化了。从1930年开始到1933年结束，诺特海姆的人口净增长差不多为400人。同时，建筑业严重滞后。因此，建筑业蓬勃发展的形势已经成熟，只要资金到位就可以。 ^[17]

希特勒政府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确保有可用资金。到1933年11月为止，诺特海姆为建设所筹备的资金差不多有20万马克，而且还有更多的资金即将到位。这些资金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通过援助和贷款获得的。比如，对于公寓的修理或分配，国家会支付20%的花费并且以六年4%的利率借贷剩下的部分。类似的条款也适用于新的建筑业。在这些吸引人的安排下，1934年3月为止针对728项工作分配了超过63 000马克。到1936年为止，有超过1 300份申请，共获批175 000马克。另有政府为支持新的建筑业而提供121 000马克。1934年春天，资金再次增加了，因为军队返回旧军营，政府必须为之前在那里办公的机构建立新的大楼，还得为“劳动服务”建立新的营房。简而言之，到1934年春天为止，所有为诺特海姆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条件都具备了。 ^[18]

这种情况因恩斯特·吉尔曼所采取的行动而更加有利了。对于他不能找到足够多的房子来安置军营营房的“流离失所者”，他感到相当得窘迫。这迫使他将他们安置在了旧有轨电车里，对城镇而言，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受欢迎的。而且，许多诺特海姆房东对他请求为这些人提供住房的答复是提高租金，这令他非常沮丧。综上所有原因，吉尔曼力图加速诺特海姆的房屋建设。通过“一体化”的方式，他已经控制住了“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该组织现在被迫要加快建设速度。为了增补这一组织，吉尔曼建立了一个诺特海姆房屋建筑公司，以他自己为负责人。城市财政部被要求拿出10万马克作为启动资金，88名小商人被诱导着又买了价值53 500马克的股份（并且被诱导着选举了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董事会），其中主要是建筑业的小商人，城市储蓄银行为他们购买股份提供了贷款。 ^[19]

因此，该组织也被要求立即推进建筑业的蓬勃发展。虽然是从1933年夏天开始的，但是直到1934年春天才获得足够的动力，建筑业的旋风席卷了诺特海姆。至1934年年末，建立了85间新房子，共126个房间；另在现存的建筑物中增加了100个新房间；修复了超过1 200间。在这种努力下，城镇的经济问题消失了。1934—1935年的那个冬天，公共工程依旧在继续，但只是完成了已经开始的项目。1936年，诺特海姆不得不引进建筑工人。 ^[20]

上述列出的建筑数据不包括国社党视为其建筑计划的展示品——位于诺特海姆北部边缘的48栋新的“流离失所者”的房子。虽然纳粹分子对此负全责，计划、资金和所有其他的准备工作在第三帝国建立时已经准备好了。实际上，移居项目并不是开始于1932年的主要原因是纳粹分子曾经阻拦过。1933年8月16日，伴随着盛大的仪式，该项目的前24栋房子开始动工。因为造的是这些简单的房子，以及这个项目也成为公共工程项目的一部分，第一批房屋就在11月初完成了。在“为工作而战”开始的那天，第二批“移居”项目的24栋房子就破土动工了。到1934年秋天，这些房子也完成了。因此，这些房屋就被通称为“纳粹移居点”。 ^[21] 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只有能证明其是拥有雅利安血统的人，在纳粹组织中是成员以及地方小组的资助者，才能在新的移居点购买房子。 ^[22]

既然诺特海姆大萧条的终结是靠着工程项目和建筑业的蓬勃发展，那么所有的宣传、讨论和“为工作而战”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看起来明显的是，当时这被视为战胜城镇经济困难的重要部分。虽然其直接的经济贡献是最小的，其在精神上的贡献却是决定性的。这使城镇中人相信大萧条结束了，也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在纳粹领导下结束了大萧条。无论是不是故意的，纳粹分子都利用了“人们相信发生了什么有时比实际发生了什么更加重要”这一事实。

除了战胜大萧条之外，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还以“他们也解决了包括饥饿、必需品和其他贫困方面的经济危机的副作用”这一事实为资本。为了缓和痛苦，他们提出了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结果都很受欢迎。第一个是每个人都应该提供帮助；第二个是作出贡献并不是慈善，而是对陷入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局面的德国同胞的一种应尽的义务。这种在社会改良方面的努力是国社党所做的最接近推进他们所承诺的人民—社区的努力。

纳粹福利工作的主要手段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NSV）。和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情况一样，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的主要人员都来自纳粹队伍本身：党派成员确实被要求加入。但是许多诺特海姆人，包括那些并没有加入国社党或者任何其他纳粹次级组织的人，发现自己愿意加入纳粹人民福利协会，因为该协会的工作看起来是与政治无关的并且是有益的。 ^[23]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也能利用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协会以及其他经由“一体化”而归入纳粹领导的组织。和在经济动力与宣传努力中的情况一样，纳粹分子因此能利用全部的社交机制来作为撬动全部群众的杠杆。

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于1933年9月开始了第一个项目，即“冬季救济”。这项特别的运动被称为“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以一系列的群众集会作为开端。在新闻广告中，诺特海姆人被要求付出很多。“奉献”是关键词；那些最慷慨捐赠的人都被许诺会将他们的名字写入一本名为“诺特海姆奉献册”的特别荣誉册中。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这场运动再次证明纳粹倾向于彻底性。一份名单列出了城镇中所有商人，每个人都被期待进行捐赠。商人们也被告知“会仔细审查名单上的人，捐赠太少的人将会被抵制”。到10月中旬，为了进行密集的募捐，城镇被划分成了六块区域。在募捐过程中，所有俱乐部和其他社会组织都被给出了目标金额，并且要求其成员们负起相应的责任。慈善晚会也没有被忽视。一场惯例的“娱乐晚会”入场费是30芬尼，所有的收益都会转入“对抗饥饿和寒冷的斗争”。希特勒青年团都被安排进行特殊的街头募捐。最后，每个公共地方都被放置了募捐罐，尤其是收集小硬币。这些地方都张贴了标语“赢得了芬尼，斗争就会获胜”。

但是最精彩的策略是“炖煮星期天”。其想法就是在选定的星期天（通常是一个月一次），德国的每个人都吃炖煮的菜而不是他们的常规餐，之后将成本上的差额捐赠给纳粹人民福利协会。炖煮菜提供给餐馆、家庭和德国的每个地方。这种方式就证明了“即便是我们中有人忍受着极少的痛苦，所有的德国人都准备着一起承受痛苦”。这些措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炖煮星期天”通常所获得的募捐总额超过1 200马克，到1934年1月为止，只是芬尼罐里的钱就达到了342马克。但是就纳粹而言，纳粹人民福利协会作为宣传措施的功能是更为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德国人都认为他们帮助缓解了大萧条引起的灾难。纳粹所推行的“团结”再次被证明是有益的。 ^[24]

纳粹分子也努力在其他方面展现他们政府的社交方向。因此1933年圣诞节，在市集广场上放了一棵圣诞树，“这样一来，诺特海姆的每个人都能分享了”。很多文章再次指责使用“善良的夫人”这一措辞，也就是反对等级差别。 ^[25] 绝大多数诺特海姆人都支持这些想法。他们关注着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让城镇严重分裂的阶级划分，他们认为纳粹分子正在通过抨击外在的阶级机构来对此采取行动。他们对“国家团结”的可能性非常激动，即便这是一种纳粹主义强加的如此肤浅的团结。 ^[26]

纳粹对诺特海姆经济的贡献并不是以抗击大萧条的措施为终结的。恩斯特·吉尔曼认为应该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来做更多能帮助城镇的事情。工程项目的影响之一就是使诺特海姆成了一个更愉快的观光地，在解释修理城镇森林小路和诺特海姆树林中两间城镇所有酒吧的原因时，经常这样提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吉尔曼才安排在城镇中引人注意的建筑物和其他合适的地点挂上了60个“历史匾额”。 ^[27] 1934年初，一场吸引游客的积极运动开始了，当时吉尔曼将两个现存的俱乐部，即“游客俱乐部”和“改善协会”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促进旅游业俱乐部”。在接下来的集会中，按照通常的方式，该俱乐部的成员增加到了大约500人。在大城市报纸和小册子中赞扬诺特海姆优美景点的广告很快就开始给城镇带来游客了。在以后的几年里，这给城镇增加了很多收入。 ^[28]

对诺特海姆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军队对鲁默河以北旧军营的再次占用。这是一项深得恩斯特·吉尔曼之心的计划，主要由他积极推动。1934年初，吉尔曼决定开始和军队协商，并且准备从城市基金中拿出5万马克，用于为军队购买额外的土地。军队也愿意，于是在1934年4月签订了合同。合同的重点是军队同意以285 000马克从诺特海姆购买军营。这对诺特海姆来说是一个损失，尤其是因为军队还要求将城镇的泳池（位于军营附近的土地上）加到交易中。当市民们得知城镇即将失去他们的游泳池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吉尔曼不得不以威胁进行镇压。考虑到诺特海姆先前为军营和游泳池付的钱，城镇在这场交易中损失了近235万马克。

但是，军队给出了更多的补偿。首先，到1937年为止，军队在新建大楼和修复方面的花费已经超过了200万马克，其中大部分的资金都给了诺特海姆的承包商和工人。其次，中央政府必须建造新大楼，用以容纳迄今为止在军营中办公的各种不同的办事处。迫使另外的100多人搬出“流离失所者”公寓也帮助刺激了建筑业发展，尤其是因为军队为新公寓提供资金。 ^[29] 最重要的是，诺特海姆的经济收益只是来自新增加的1 000名消费者，而这些消费者并不会成为劳动市场的负担。士兵们在城镇中花钱，他们的亲戚来看他们，更重要的是，军需部和当地商人签订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合同。从各个角度来看，军队的移驻是纳粹分子主导的一流经济政变。 ^[30]

军队的到来自然会对诺特海姆产生其他影响。士兵们必须小心谨慎，直到1935年为止（当时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他不服从《凡尔赛条约》中的军事条款）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伪装，城镇中人很快就知道了旧军营中驻扎着一支部队。如前希特勒时代所表现出的一样，就诺特海姆人对军事的极大热爱来看，完全想象得到军队的到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正如托马斯·加兰的个人经历所证实的，军队成了一些诺特海姆人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不会受到吉尔曼怒火的影响。因为军队中的许多军官都不认同纳粹主义，所以“理想主义反对派”和军队之间很快就发展出了很好的感情。因此，军队使得许多诺特海姆人更容易接受第三帝国了。 ^[31]

总而言之，在城镇人的眼中，纳粹分子在经济领域的行动确实对改变人们有关纳粹主义的印象以及证明纳粹主义的正当性具有重大的作用。那些有时间并且愿意评定纳粹主义本质的人，在1935年时建立起了一个平衡表。一方面，纳粹主义明显终结了大萧条，开启了经济复兴，美化了城镇，提供了有活力、有效率的领导，并且增加了诺特海姆的经济资产。另一方面，纳粹主义损害并且管制社交生活，引入了恐怖行动体制和极权体制，攻击教会，强迫诺特海姆人加入沉闷而固定的宣传活动，并且将城镇的命运与恩斯特·吉尔曼的个人妄想、可疑性格绑定在一起。很明显，这种平衡并不能将其分解成一个简单的等式。

到1935年，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再次对纳粹主义缺乏信心。很难说自由选举的结果会是什么。在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看来，坏的结果很可能超过好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投票支持结束或者改变纳粹政体。但是1935年之前，这一决定已经固定下来了。

既然纳粹主义创造了复兴的奇迹，诺特海姆人怎么能转而反对它呢？首先，人类的感激之情是短暂的，许多城镇人很快就将经济复兴视为正常的并且将他们的担忧转到了其他事务上。其次，经济复兴在利益上是不均衡的。建筑交易的获益不成比例，但是小零售商只从灾难的边缘退回了一点儿。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趋势还是消亡；纳粹政体并没有废除20世纪的经济学。除此以外，正如更早些时候的情况一样，大萧条并没有真正地伤害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经济问题并没有使他们不安，因为他们主要是担忧政治和社会。对于中产阶级而言，纳粹的伟大工作是破坏了左翼。一旦完成了这项工作，纳粹分子就不再像他们曾经表现的那样必要了。

尽管直到1933年，诺特海姆周围的农业社区一直坚定地支持纳粹分子，但是他们很快就对政府的行动幻灭了。纳粹对农业的严格控制压迫着农民，纳粹建筑项目吸引走了雇工，这种人员流失给农民带来了负担。农民的不满很快传达到了诺特海姆人那里，因为城镇是农村商业的中心。因此，国社党在两个主要团体，即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中的力量被削弱了，而这两个团体在其掌权前就一直支持着他们。

但是，比起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诺特海姆人已经逐渐发现了专制独裁所带来的影响：它破坏了社交生活，它无处不在的威胁，它变化无常，它贪求无厌。最重要的是，几乎令城镇中所有人都幻灭的是纳粹分子抨击有组织的宗教信仰（正如我们将要讲到的那样）。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进行运动时都将自己伪装成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以至于他们掌权之后突然发生转变时看起来就像是对庄严承诺的粗鲁背叛。当然，确实是这样。这是一种权力自大的举措，恩斯特·吉尔曼就认为他可以在不失去其下属忠心的情况下违背他们的基本价值观。

而且，传统的政治态度渐渐消亡了。1935年春天，包括诺特海姆在内地区的纳粹副省长写了一份关于民众态度的特别报告。他总结说，绝大多数人仍旧支持我们，但是还有些问题点。比如，工人们依旧反对政府。1935年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诺特海姆县的某些工人对元首的广播讲话作出了诋毁性的评论，以至于他们立刻被送入了集中营。当然，工人们一直都反对纳粹。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诺特海姆的前钢盔团成员不再说“希特勒万岁”，而是招摇地以“您好”来互相问候彼此。他们谨慎地讨论着改变内阁，甚至是建立“第四共和国”的必要性。知识分子也转向了反纳粹。至于新教教徒，他们对政府反教会运动感到失望，以至于他们公开号召反纳粹的军队独裁。“有些人公开说俄国的情况适用于德国。”当然天主教教徒也反纳粹，不过有所保留。这样事实上几乎涵盖了社会中所有的要素在内，他重申了自己最初的观点：民众仍旧是支持我们的。 ^[32]

这位特别的纳粹官员是一位长期狂热的党派成员，他的失望很可能被归因于一开始就过高的不满足的期望。 ^[33] 但是在这种评估中，盖世太保可能更加冷淡。1935年年底，两份盖世太保针对诺特海姆地区的报告有相似的失望。前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在诺特海姆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不断地被逮捕，但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反对政府，甚至还和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建立起联系。前社会民主党成员一直通过口耳相传的宣传破坏政权。纳粹党自己的成员，或者至少是“老战士”，对该党失去了其“真正的精神”感到非常不满。普通人希望进行清洗，以驱逐那些声名狼藉的成员。许多人都注意到了军队军官表现出的蔑视该党的态度。 ^[34]

盖世太保下个月的报告甚至是更令人失望的。新教教徒正在秘密地流传反纳粹作品；天主教教会正在有组织地并且持续地试图让其追随者反纳粹。工人地下组织招募下层阶级的时机成熟了。前社会民主党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加强对政权的反对。人们仍旧在犹太商店里购物。之前的保守派厌烦了纳粹党，一直寻求与军队军官进行联系。父母都变得反对希特勒青年团。旧纳粹分子都觉得他们被忽视了，而新成员一直抱怨该党对他们的所求太多了。 ^[35]

因此，1935年时有很多对第三帝国不满的因素——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几乎和可辨认的群体一样多，这也是不太可能将不满变成任何有组织反对或者团结一致针对国社党的主要原因之一。纳粹分子能够掌权首先是因为人们分裂了，他们仍然能够掌权至少部分是因为人们仍旧分裂。纳粹革命的结果，尤其是“一体化”，使得人们一直分裂，而盖世太保会迅速地处理任何公开表达的反对意见。正如一系列事件所表明的，第三帝国根基稳固，只有外国军队才能推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但是那并不意味着诺特海姆人喜欢纳粹分子。这只意味着到1935年为止，无论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有什么看法，他们能够做的事情都非常少。

十九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5—1945年）

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许多党派成员，还有某些群众，对正式的党的措施和集会明显缺乏兴趣…… ——纳粹党的诺特海姆地方小组递交给小组I和小组II的所有片区管理人的备忘录（绝对机密），1936年9月28日 ^[1]

诺特海姆从1935年到1945年之间的历史有一种奇怪的静态特征。到1935年为止，纳粹党已经无可争议地控制了整个城镇，但却失去了有活力的动力，其领导人也不再确定他们拥有民众，甚至是其成员的支持了。因此，他们开始谨慎行动，除了在那些独裁规则已经建立并且为人所接受的地方之外：俱乐部必须服从党派，党派成员和城市雇员必须听从党派安排，城镇中人必须在选定的场合里对政权展现出公开的热情，不允许表达敌意。但除此以外，纳粹领导人基本上成了管理者，城镇中人成了消极接受的对象。在成熟的第三帝国中所缺少的就是变革的热情、狂热、活力以及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就领导者和城镇人而言，明显的是和睦团结使得日常生活可忍受了。当战争于1939年到来时，城镇坚忍地渡过了难关，遭受了轰炸，经受了儿子和父亲的死亡，并且不英勇地投降了。

导致纳粹分子动态减少的一个因素是地方领袖变得富有和放松了。曾经在1932年穷得身无分文的县领袖施泰内克在1933年3月开始领取薪水了（当时新成员大量涌入，使该党的金库令人难以置信地膨胀起来），并且薪水是很可观的：每月810马克。因此，他致力于庆祝活动、喝酒和监管旧大楼的修复活动。 ^[2] 他将诺特海姆县实际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了像瓦尔特·巴尔德奥夫这样的下属以及其他冷静可观的专业人士，巴尔德奥夫是一个50多岁的温文尔雅的职员，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两个月加入了国社党。 ^[3]

甚至是可怕的恩斯特·吉尔曼在第三帝国时期也变得放松了。1934年3月后，他担任了12年诺特海姆的市长，薪水是每月880马克。 ^[4] 当1935年1月新的市政法规实施时，市长吉尔曼在法律上不会对诺特海姆的任何人负责，他的权力不容置疑。吉尔曼感觉自己安全无虑，于是决定放弃作为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他也确实于1935年9月这样做了，不过他小心地选择了继任者，避免其成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事实上，他通过一分为二的方式削弱了地方小组领袖的职位。对于城镇中1 200名党派成员而言，“地方小组I”和“地方小组II”就这么产生了。为了领导他们，吉尔曼选择了两名会计，都是性格呆板的人。 ^[5] 一个41岁，另一个44岁；两人都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半年加入国社党的；在吉尔曼大方向的领导下，两人除了一丝不苟地管理地方小组之外，都没有任何的野心。 ^[6] 1938年，吉尔曼动用城市资金中的2万帝国马克，以重建和扩建城镇的骑术大厅，之后不久，他重新加入冲锋队，这样一来，他就成了“骑马冲锋队”的一员，可以在新跑道上骑马了。 ^[7] 这是他在1938年后的主要活动。

诺特海姆纳粹分子在1935年后变得没那么有活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再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如前所述，诺特海姆对国社党的热情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衰弱了；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唯一能吸引全体出席的纳粹集会就是他们举行的没那么政治性的“娱乐晚会”。在建立起独裁统治之后，诺特海姆人去纳粹集会，但主要是被迫去的。接连不断的纳粹集会令他们无聊和疲乏，对于被逼去参加这些集会，他们愤恨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城镇人日益表现出冷漠的迹象——这是唯一不危险的逃避方式。

被迫参加纳粹宣传活动也破坏了该党在1933年之前成功进行宣传活动的关键因素：一种记录常规反应的反馈系统，再加上为了便于根据反馈来调整宣传策略而在地方上控制大部分的演讲者和主题。到1935年，纳粹党的高层宣传机构对地方领袖发布命令。例如，1935年11月，有一项指令发送到诺特海姆，内容是关于即将召开的集会，三页纸上写了如何举办的细节，包括每一步的计划，完整到包括在介绍演讲者时所使用的话语（以及在油印表格上留给其名字的空白）。 ^[8]

国家对地方集会的指导都是精心设计的。他们也试着提供多种内容。比如，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放映幻灯片，包括像“德国冬季运动会”这样的娱乐化标题。 ^[9] 但是无论内容如何，当人们是被迫参加的时候，这些集会就失去了吸引力。除此以外，集会实在太多了。比如，1938—1939年的整个冬天，党派成员被要求参加的集会数量平均为每三天一场。 ^[10] 日程表排得太满了，以至于他们已经预先准备了八个月的活动，并且城市中的其他俱乐部若是没有得到地方小组领袖的允许就不能举行集会。 ^[11]

就算诺特海姆人漫不经心地明显表现出他们的冷漠，但是纳粹仍旧展示出了他们的尖牙。下属领导人被要求记录所有应该出席纳粹集会的人并且将没去集会者的名单送交地方小组领袖。 ^[12] 没有出席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13] 那些早退的人也被要求做出解释。 ^[14] 在集会上没有表现出适当热情的人会受到挨打的威胁，正如下面这封恩斯特·吉尔曼于1935年写给一个年轻女性的信所证明的：

有人向我报告说，在元首生日庆祝仪式上，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国歌时，你没有抬起胳膊。我提醒你注意，你这么做只会面临被打的危险。谁也不能保护你，因为这是你应得的。你们招摇地用这样的行动将自己排除在我们的种族社区之外，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希特勒万岁！ ^[15]

在这种情况下，诺特海姆人一般会注意除了通过语言和行为来表现支持的态度外，不会表现其他情绪。但是这明显意味着只有纳粹的威胁是可靠的。因此，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越来越难以确定诺特海姆人的真实态度了，领袖们所持的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在压迫人民方面比他们必须要做的更加谨慎了。

促使恩斯特·吉尔曼明白这一点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三帝国期间，就在诺特海姆取消纳粹主义合法地位而言，这是他犯的最大错误）是他对新教教会的抨击。在诺特海姆，纳粹分子没有任何反对教会的客观理由。教堂牧师祝福过希特勒建立起的独裁统治，在1933年之前，路德派牧师曾经是城镇中最受欢迎和最有效率的纳粹演讲者之一。实际上，诺特海姆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纳粹党就是因为纳粹分子将其定位为拥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党派。但是恩斯特·吉尔曼讨厌教堂，（正如他在1934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他私下里决定“通过我们对希特勒的信仰打败所有牧师的信仰”。 ^[16] 然而，对于如何完成，除了一般的威胁之外，他还没有明确的计划。因此，他一开始针对路德派教会的运动失败了。

吉尔曼让大家都知道他的目标是让诺特海姆成为德国第一个完全没有教会成员的小镇。但是，他的谴责和威胁措施只是增加了来自路德派团体的强烈的无声抗议。他显然不敢逮捕牧师或者强制禁止去教堂，因为纳粹党的高层机构不会允许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他让希特勒青年团破坏基督教坚信礼课堂，朝城镇教堂里的十字架扔雪球，暗中监视牧师——希望借此记录下能够让盖世太保采取行动的有罪言论。

这些都没奏效。去教堂的人增多了，团结在威廉·施潘瑙斯周围的党内反对派系通过在教堂唱诗班唱歌公然反抗吉尔曼。这完全是被动的抵抗，但却是有效的，因为吉尔曼对此什么都不能做。他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徒劳的威胁行动逐渐消失了，尤其是在战争爆发后，第三帝国完全不能再冒任何疏远其自己人的风险了。 ^[17]

得到了这个教训之后，吉尔曼变得更狡诈，因此也更有效率了，他着手废除诺特海姆的宗教学校。他没有使用威吓手段，而是使用官僚主义技巧和一种迂回攻击。他的谨慎证明了即便是这种冷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

1937年复活节之后不久，市长吉尔曼召集起学生们的父母，在一家小型天主教初级中学召开集会。他告诉这些父母，他们的孩子正在接受着不适当的教育，这家只有77名学生和两名教师的天主教学校不能充分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他强烈要求父母们让孩子转学到福音派路德教会的学校，那里有1 300名学生和丰富的教师团体。

34名天主教教徒父母马上就顺从了。一名诺特海姆人（本诺·施密特，他是一名社会党人，名义上是天主教教徒，但因为反对神职人员而从未去过教堂）为了对抗吉尔曼，让他的妻子将他们的女儿转入天主教学校，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的小天主教社区并未作出明确的反应。接下来几个月，市长对这些父母施加了个人压力，一次一个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逐渐离开了天主教学校。

当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时，他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市长吉尔曼捍卫了自己的行为，他坚称他唯一的主张就是在新教学校能够获得优越的教育机会。吉尔曼声称他所做的是敦促父母考虑他们孩子的未来，主教无法证明他在市长办公室里对这些天主教教徒父母说了其他的内容。到1937年圣诞节为止，诺特海姆天主教学校里只有16名学生了，吉尔曼向省级学校机构申请（按照规定执行）关闭这个“侏儒学校”，他们确实这么做了。随即，1938年2月，市长再次向该机构申请宣布路德派学校是“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因为这里现在有大量的天主教学生。这也是按照规定来的，于是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到1938年4月为止，诺特海姆再也没有宗教学校了。 ^[18] 恩斯特·吉尔曼胜利了。

但是请注意这一年的运动都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武力的使用甚至公开的威胁都将危及这一运动。熟练的操控而非独裁命令使市长吉尔曼达成了他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市长个人和天主教教徒父母面谈时大量使用的非正式威胁手段。无论吉尔曼在提出为了孩子们的福利这一恳求时是多么“正确”，父母们都十分了解他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要对人们做什么。他并不是个可靠的人，只是穿着纳粹制服坐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画下面。但那都是不言而喻的暗示。重要的是，吉尔曼通过官僚政治和有计划的控制得逞了。他了解到了极限，就像其他诺特海姆人所了解到的那样。

吉尔曼公然威吓的一群诺特海姆人是纳粹党及其附属机构的成员。大家还记得希特勒掌权之后不久，成百上千的城镇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大部分是投机主义的）理由而加入该党。因此，党派成员在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一部分比例。实际上，直到1936年春天，国社党还在向1933年5月1日（当时的截止日期）之前递交入党申请的所有诺特海姆人发放成员卡。 ^[19] 每个申请者都被立即视为临时成员，不过和“党派同志”一样支付会费并履行其他义务。

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大约有1 200名党派成员，加上450名冲锋队队员、150名冲锋队后备人员、140名党卫军、150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300名少年团成员（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预备儿童组织）。 ^[20] 这些人中大约有600人隶属于不止一个党派组织，因此会被统计两次，但即便是这样，地方小组至少直接控制着1 500名诺特海姆人——占整个城市成年人口的1/5。

这些人是他要求的主要目标。这部分是因为他可以将他们开除出党，而这在希特勒的德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还因为这些人是在纳粹胜利之后随大流加入该党的，他对他们献身于纳粹事业的忠诚特别怀疑。当他仍旧是地方小组领袖时，他大部分的通信联系中都包括了试图保持该党和冲锋队的纯粹性。对那些错过了党派集会的人、那些未能向纳粹捐款的人、那些支付会费延迟的人或者那些发出不适当言论的人，吉尔曼会给他们写威胁信。对于那些表现得体的人（按照他的标准来看），也有奖励分配，比如推荐信。 ^[21] 但是监管1 500人的行为表现对一个人来说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尤其是吉尔曼发现受到训斥的人比受到奖励的人更多，大约是10：1的比率。

早在恩斯特·吉尔曼发现一个地方小组领袖控制这么多的人有多么困难之前，纳粹党就发展了一项分割这项任务的系统。每个地方小组被分成“单元组织”，其中的每个包含若干的“片区”，每一片区负责监管几十户人家。在诺特海姆，有12个单元组织和80个片区。城镇中包含了3 500户人家，平均每个纳粹“片区管理人”负责44户人家。通过和这些有限的人进行密切而不断的交流，纳粹片区管理人担负的主要责任是向该党表述这些人的需求并向这些人转达该党的命令。片区管理人因而成了该党组织中的关键性人物，对许多人而言，他就代表着纳粹党。 ^[22]

像大多数纳粹策略一样，片区管理人系统因其自身的矛盾性而被削弱了。一个尽职尽责的片区管理人或者会赢得分派给他的民众的信任，以代表他们的愿望，或者会将该党的要求施加给民众。但是他无法同时做到这两方面。因为他对该党负有责任，所以片区管理人难以避免地成了该党的眼睛、耳朵和嘴。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民众认识到不能信任他；欺骗也成了这种关系的核心内容。但本质上，片区管理人成了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让民众加入党派组织、出席纳粹集会、读纳粹出版物并且为该党每周的募捐活动捐钱。 ^[23] 当诺特海姆人看见片区管理人靠近时，就扮起鬼脸，但是当管理人看见他们时，他们就不得不礼貌地笑起来。当然，片区管理人也知道这一点。

而且，这一系统明显取决于每个片区管理人的性格，在诺特海姆，那些于1935年之后填补该职位的人主要是趋炎附势者而非狂热分子。当两名会计从恩斯特·吉尔曼手里接手，成为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管理者时，他们显然认为他们的授权是要将该党的事务变得井然有序。因此，他们首先着手的事情之一就是以有能力的商人取代了大部分之前委任的纳粹骨干领袖。几乎所有直到1935年一直担任单元组织领袖或者片区管理人的狂热的“老战士”现在都退休了，他们的职位被“3月受害者”——1933年3月随大流加入纳粹的投机分子——取代了，这时很明显的是希特勒已经接管了整个国家。他们被期待着成为有效率的人，而非狂热分子。这些新的片区管理人被任命到各个职位上（有时会明显违背他们的意愿，是威吓的结果），他们显然应该正确而准确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24]

目标是有限的，结果很容易通过标准的簿记做法进行衡量，但是这些工作是无聊的。至少每周一次，片区管理人必须去拜访他所负责的40户人家中的每一户，以收集“冬季救济金”捐款，或是以其他方式纠缠民众。偶尔，纳粹党还会要求更多。例如，1939年，该党发现，诺特海姆对某份纳粹时事通讯的订阅数较低，于是片区管理人就被施压了，反过来管理人又向民众施压，这样一来，八个月内，订阅数就翻了番。 ^[25] 还有一次，该党决定让德国人喝更多的德国葡萄酒，于是片区管理人就必须挨门挨户地售卖样品酒。他们成功地使城镇中每两户人家就买了一瓶酒。 ^[26] 然后，还有该党的命令要传达——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到1939年为止，省党部有20个单独的办事处，每个办事处都会为每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布条例。没人能全部遵守。 ^[27] 最后，片区管理人被要求监视他的家人，还经常被要求递交关于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书面报告。

然而，正是1935年之后的那些年里，由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所做的“个人政治评估”最为明显地展示了纳粹党从其狂热抱负中撤退到了多远。

要求进行评估的原因很多。如果一个诺特海姆人要申请在新的“移居点”买房子，或者是想成为行会或俱乐部里的官员，或者是希望做任何政府的工作，或者是有资格领取任何的社会福利，或者甚至是要领结婚证，都必须有存档的“政治评估”。片区管理人填表格，单元组织领袖副署。表格上的查问非常具体，包括此人是否属于某个该党的组织，是否订阅该党的报刊，是否在之前参加过政治团体，是否出席纳粹集会，是否为“冬季救济金”捐款，以及他的妻子、孩子是否也属于某个团体、捐款、出席集会，等等。关键的问题是：“政治可靠性？” ^[28] 片区管理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复会成就或者毁掉一个人。

在1935—1944年间，完成了1 000多份这种表格，诺特海姆的片区管理人几乎没把任何人列为“政治不可靠”。前共产主义者、前君主主义者、持异议的纳粹分子、前国旗队激进分子，等等——所有人都从疲惫不堪的片区管理人那里得到了合格证明，只要他们确实做了其中的事情，在片区管理人每周进行募捐走访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并且愉快地捐几枚硬币，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片区管理人的生活过得去。片区管理人在填大部分的回复时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当他们遇到与捐款问题迥然不同的问题空格时，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的答案才会是具体和完整的。这一主题也在“进一步评论”部分占据着主要地位。

当然，到1935年为止，实际上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个纳粹组织（通常是纳粹人民福利协会或者“德国女性工作”），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出席集会，订阅某些纳粹出版物，尤其是，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意识到至少要为“冬季救济金”捐赠一笔象征性的钱。一旦“政治评估”中被放入了消极的评论，通常这个人的个性特征就会被描述为“自私的”或者“不友好的”，这表明他们让片区管理人一周一次本来就沉闷的工作更加繁重了。1935年后有段时间有些表格中包含消极评论是因为某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不过通常被打上标签的是天主教教徒而非路德派教徒，这反映了城镇中存在的宗教偏见），但是大部分诺特海姆人通常还是被列为“政治可靠”。 ^[29]

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特征鲜明的人会被明确地认定为不“可靠”（即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或建立期间以及建立之后都强烈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政治评估表主要是表明片区管理人并不比其他人更感兴趣于制造麻烦。他们感兴趣的是尽可能例行公事并且表面地做好分配给他们的工作，他们明白如何远离复杂的事务，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出于便利而非信仰而成为纳粹党成员的。 ^[30] 因此，即便是纳粹控制机制，也调整到适应日常生活的需要了。

片区管理人所做报告中有一方面的内容是是否有任何社会民主党地下活动的迹象。如果前社会民主党活动者在某人家里会面，片区管理人会不得不注意（在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小镇里，每个人都彼此相熟），他们立刻会通知纳粹党的上层人物。但是1935年之后这种会面越来越少了。 ^[31] 社会党人也常常讨厌使用规定的“希特勒万岁！”这样的问候语（弗雷德里希·哈泽注意到他的片区管理人从未说过），但是不久后这也被忽略了。即便恩斯特·吉尔曼限制了他的目标，但是，他发现其他人并没有这么做；从他针对一个在1934年申请恢复在国有铁路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我认为斯特罗迈耶先生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追随者，但是他也不会说什么反对的话。” ^[32] 他批准了此人的申请。

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唯一对社会党人的逮捕是在1943年，当时有三名前社会民主党领袖被送入集中营。这并不是诺特海姆纳粹分子主动的，也不是因为社会党人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这是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盖世太保所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先发制人的清剿行动的一部分。 ^[33] 除此以外，1935年后在诺特海姆没再发生过政治逮捕。

片区管理人也只是间接地参与了诺特海姆的反犹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偶尔会报告关于纳粹党成员和犹太人之间的结交，因为1934年9月之后发布的纳粹命令明确禁止党派成员在公共场合或者社交场合与犹太人在一起。 ^[34] 在诺特海姆这样小的地方也是不太可能隐瞒的。但明显的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会有一封谴责这个可恶的纳粹分子的信，再加上在未来政府工作就业机会中丧失优先选择权。 ^[35]

这与1933年之前在诺特海姆民众和纳粹党中普遍存在的温和的反犹主义是一致的。因为恩斯特·吉尔曼的意识形态关注点是教会，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其他方面的态度。他个人认为不应该对城镇中的犹太人采取激进的行动。正如他在1934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解释的，如果人们确实避免和犹太人进行商业或者社交交流，这会“破坏犹太人的力量”。除了和国社党成员在一起之外，他从未强调过这一内容。最终，他期望“犹太商业能够从这儿消失”。 ^[36] 他甚至偶尔会愿意为诺特海姆个别的犹太人写担保信。 ^[37]

因此，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年中，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几乎没采取任何公开的反犹主义行动。1935年有两次，冲锋队队员朝一个犹太商人的商店橱窗扔石头，因为这个人之前鲁莽地“侮辱”他们。 ^[38] 1938年11月9日夜晚，冲锋队队员抢劫了几家宽街上的犹太人商店，这是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帝国水晶之夜”^[58] 的一部分，但诺特海姆人对此的反应（全德国的情况都是这样）是公开地表示否定，以至于这成了城镇中最后一次公开反犹主义事件。 ^[39] 那时，希特勒决定杀掉他控制的所有犹太人，也就是他的“最终方案”，几乎所有的诺特海姆犹太人都离开了城镇，去了更大的城市并且隐姓埋名，或者为了安全考虑而去了另一个国家。诺特海姆人没有骚扰他们的犹太邻居，但是他们也尽最大努力不去“了解”他们的政府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 ^[40] 到那时为止，冷漠和心理上的否认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之道。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诺特海姆已经实现了一种平衡。该党只希望从民众那里得到顺从和例行公事的回应，而民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么回应的。作为回报，纳粹领袖谨慎地不过分地逼迫民众。 ^[41] 另一方面，党派领袖对民众态度非常紧张，以至于1937年，他们开始训练单元组织领袖和片区管理人使用小型武器，并且发给他们手枪，让他们穿制服。 ^[42] 就片区管理人收集的记录来看，这是相当可笑的。他们对手枪的主要担忧是一旦第三帝国崩溃了，他们如何迅速地丢弃。

随着战争的开始，诺特海姆纳粹党承接了新的任务，就是保证彻底占领，进一步减少对城镇人的要求。冲锋队队员成了空袭管理人，该党的官员变得有点儿像社会工作者了。这部分是因为根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该党承诺会维护响应号召的士兵们的妻子和家属的利益。因为诺特海姆是驻军城镇，所以这里有很多士兵的妻子；她们主要的需求是合适的住房。诺特海姆地方小组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为这些女性找公寓，然后调节她们和女房东之前难以避免的口角。当德国其他被轰炸城市的难民家庭到达诺特海姆时，问题变得更多了。

至于其他的，在诺特海姆，该党的工作主要包括回答某个城镇中人是否具有“政治可靠性”的询问；帮助民众寻找工作，获得资金援助或者是寻找住所；处理由配给这样的战时限制所引发的抱怨；代表党派成员出面以确保他们获益；澄清关于党派成员的官僚主义问题。 ^[43] 简而言之，这是普通的19世纪坦慕尼协会 ^[59] 的手下人所熟悉的工作，这些工作让纳粹领袖们十分繁忙，以至于几乎没什么时间去骚扰民众了。

当伤亡数字开始增加的时候，城镇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和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的后果。到1944年12月为止，成为第三帝国一部分的特权已经导致148名诺特海姆人丧生，57人在战斗中失踪，还有14人被俘，这些人是诺特海姆人的儿子、父亲和兄弟——占城镇男性人口的6%，其中还不包括伤者。1944年12月12日，同盟国的轰炸机摧毁了诺特海姆的铁路调车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袭击了附近的几所房子。讽刺的是，这些房子都是工人阶级的家，毫无疑问，受害者中包括了那些1933年之前在大街上对抗纳粹分子的人。换句话说，同盟国的炸弹杀害了反纳粹分子的人。不管怎样，这种非常小的突袭导致6名男性、15名女性和7名儿童丧生。之后又有两人去世，总伤亡达到了30人。 ^[44]

当美国的第三装甲师部队于1945年4月初进入诺特海姆县时，恩斯特·吉尔曼命令当地民兵组织誓死捍卫城镇。他自己脱掉他的纳粹制服，开车到诺特海姆东边的山上，车上还带着一箱杜松子酒。民兵组织步他的后尘，而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于是没有战斗，城镇就投降了。温克将军领导下的当地德国军队也关心撤退的问题，不过其后卫部队的行动导致美国损失了五辆谢尔曼坦克。于是，因为在这座位于莱纳河畔的小镇内于1933年之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些美国人的儿子、兄弟和父亲也丧生了。 ^[45]

诺特海姆挺过了第三帝国。1945年4月12日，一切都结束了。

二十　结论

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而且所谓的重复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尽管诺特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物理破坏，但城镇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还是经历了彻底的变化。随着第三帝国的终结，纳粹分子当然消失了。恩斯特·吉尔曼被投入战俘营，待了三年，之后在诺特海姆附近的一个城镇定居。20世纪50年代末，他回到诺特海姆，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其他人都经历了“去纳粹化”，这至少剥夺了他们投票或者任职的公民权利。在那之后，他们对第三帝国集体失忆了。1945年4月，城镇中人烧毁了他们的纳粹旗帜，之后不久，英国军队监督清除了所有可见的纳粹标志。占领当局还从公共图书馆中搬走了853本纳粹书籍，把这些书捣成纸浆回收了。这些是威廉·施潘瑙斯拣选的。 ^[1] 《诺特海姆观察家报》消失了，曾在1942年因为“战时经济措施”而关闭的《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现在的副标题是“和《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恢复出版了，很快就再次成为城镇中阅读量最大的报纸。

占领当局委任卡尔·库埃尔富尔特担任诺特海姆县县长，他迅速而平稳地恢复了民主的当地政府。托马斯·加兰成了城镇的主要管理者。社会民主党几乎一夜之间再次出现，并且根据政治潮流的流动，在保守派还没有掌权的时候管理诺特海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城市议会中的21个席位按照如下划分：10个社会民主党人、8个天主教中央党和3个自由民主党。这非常接近于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情况，唯一的不同就是保守派和社会党人已经学会了认可彼此的合法身份；现在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尽管有明显的连续性，但现在并不是同一个城镇了。战争期间，来自德国更大城市的难民为了躲避空袭而涌入诺特海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第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待在这里。甚至有更多的难民从被俄罗斯人占领的地区来到这个小镇。到1960年为止，诺特海姆的人口翻了一番。到那时为止，每三个居民中只有一个是希特勒掌权时期的诺特海姆人。

前纳粹时期的僵化、互相排斥团体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再出现。战后不久，经济灾难均衡地传播开来，从1945年到1948年，盛行的是真正无阶级的社会。只依旧存在身份地位差别，鉴于这是普遍贫穷的社会，这种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之后，随着联邦德国接下来的经济奇迹，收入差别重新出现了，但是自从新经济创立了新的精英之后，就没有出现过去的静止和分裂，而持续充分就业的方法再加上强有力的累进所得税缩小了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下层阶级，就是流动的外国务工人员，和他们相比，之前德国的工人阶级（所挣工资接近于世界上最高时薪）提升了好几个社会等级。阶级界线也变得更不固定了，一方面是纳粹对正式社交生活粉碎的遗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民的大量涌入打破了曾经一丝不苟、僵化的阶级联盟和团体。结果就是无论如何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诺特海姆的社会，它都不像极大地帮助希特勒掌权时那样有裂缝和有凝聚力了。旧城镇已经逝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

诺特海姆现在不是，过去一直都不是“典型的”德国城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纳粹时期，诺特海姆的结构都不同于其他德国城镇。这里有数量过多的公务员，城镇在经济上由铁路控制。在德国，几乎没有几个地方在第三帝国开始时就有2/3的人投票支持纳粹，全国平均水平约为2/5。另一方面，在第三帝国早期，德国的许多地方都有比诺特海姆更多的暴力事件。 ^[2]

那么，从诺特海姆在纳粹年代的经历能学到什么呢？

首先，很明显的是，在纳粹选举大潮和掌权中主要的舞台是地方层面，其中的关键性人物是当地纳粹领袖。诺特海姆纳粹分子通过积极、活力和宣传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形象。1933年春天，他们确切地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将权力转移到自己手里，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以上所说的一般性的指令。究竟有多少是当地发起的，又有多少是在其他城镇的其他纳粹组织或者在其他区域和国家纳粹领袖的榜样推动下出现的，目前还无法确定。当然，没有来自上面的书面命令，也许都是通过口头传达的。但是主要的发动者明显是地方层面的领袖。确切地知道国社党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将目的性和主动性灌输给地方小组一定会很有趣，这些方式之后又被应用于整个运动中了。详细地了解在专制机构中如何将调配和灵活性结合在一起是有用处的。可获得的关于诺特海姆的研究材料并没能完全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清楚的是，如果诺特海姆没有积极和有效的地方小组，那么这里就不会发生纳粹革命了，至少不会是现在所描述的全部革命。希特勒、戈培尔和其他纳粹领袖提供了政治决定、意识形态、国家宣传，之后，对政府的控制使革命成了可能。希特勒为其追随者定下了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不和其他党派分享：一有机会就获得全部和排他的权力的想法。但正因为整个德国有成百上千像诺特海姆这样的地方，革命才实现了。它们构成了第三帝国的基础。

就诺特海姆特殊经历背后的原因来说，纳粹主义获胜的主要因素是城镇中活跃的阶级派别。虽然诺特海姆在纳粹分子开始主导他们掌权的运动之前是有凝聚力的，但是这种凝聚力只存在于中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内部，并不是延伸至整个城镇的。纳粹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想要镇压下层阶级，尤其是其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强烈愿望的一部分。纳粹主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有效工具。

这就是诺特海姆人对纳粹分子的胜利感到高兴的原因，也是他们称赞独裁机制建立的原因。中产阶级的反感并不是针对某个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而是针对其组织本身；同样地，他们也不是针对工人阶级，而是针对其政治和社会抱负；最后，他们不是针对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情况，而主要是针对他们对社会民主党所发展出的错误观念。因为多种原因，诺特海姆中产阶级非常想给社会民主党一个打击，以至于他们没看到所选择的工具有朝一日会翻过来对抗他们自己。

关于诺特海姆人这么强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切理由不能只基于有关这个城镇的研究；答案存在于德国帝国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很可能将由社会心理学家给出答案。无论怎样，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和中产阶级的态度相关。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人一直使用的口号和方法与现实不怎么相关。他们表面上是革命党，但却并不再准备领导革命。他们没有认真地试图和中产阶级修复关系，还经常以他们的短见和肤浅的攻击性冒犯中产阶级的感情。

但是，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身上也是不正确的。中产阶级回应社会民主党的存在的方式几乎是偏执的。其成员坚持将社会民主党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当时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决定将时钟拨回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被强制禁止发挥影响的时期。他们认为这一组织的存在是具有威胁性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这一观点与现实不符，因为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来衡量，诺特海姆社会民主党的目标都是按照诺特海姆中产阶级所想的那样维持这种城镇。

在诺特海姆，阻止纳粹分子所需要的就是，任何党派的正派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认识到——无论它承诺什么——纳粹主义是不道德的。这种联盟无法形成是纳粹分子掌权的主要原因。但正是中产阶级给了他们机会。

当某人意识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民族主义时，诺特海姆好市民的表现也许就更容易为人理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城镇中无节制的爱国情感就是纳粹主义最好的道德切入点。就很多方面来看，在魏玛共和国末期，诺特海姆人的行动和信念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结束一样。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社会民主党看起来是不忠的，而纳粹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

大萧条带来了类似的影响。而诺特海姆中产阶级并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影响，中产阶级会变得绝望是因为恐惧，因为对大萧条影响的困扰，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失业现象时。至于大萧条对下层阶级的影响，那是相当大的。毫无疑问的是失业者随着失业时间越来越长而逐渐加深的绝望削弱了城镇中的民主力量。这也侵蚀了社会民主党想要抗争的意愿，导致该党以老套的方式回应纳粹主义。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而言，当涉及捍卫会产生某种经济灾难的体制时，他们很难竭尽全力去对抗纳粹主义。如果社会民主党认真地引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付大萧条，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来自其追随者的全新的力量源泉，很有可能赢得大部分诺特海姆人的支持，这些人支持国社党只是因为纳粹分子承诺结束大萧条。简而言之，聪明而可信的激进主义是对付大萧条所需要的，但是社会党人并未提供。

大萧条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诺特海姆的社会党人。制糖厂和铁路的经济压力作用使社会民主党丧失了很多威望和权力。危急时刻，它甚至不能保卫自己的民众，那么它如何能捍卫民主，它又如何能带来社会主义社会呢？在铁路调车场管理的成功无疑为纳粹分子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工人们在经济上有多么脆弱；正是在这里，他们了解到从本质上而言，社会民主党不会反抗。

但大萧条的主要影响是使城镇更加激进了。在面对加剧的经济危机时，诺特海姆人愿意忍受在其他情况下会使他们义愤或者冷漠的做法。因此在专制政权出现的那些年里，令人厌恶和削弱党派的唇枪舌剑与暴力行为迅速成长。诺特海姆暴力行为的程度是其极端局面的表现，而通过使暴力行为正常化和可接受也使这种极端局面更为严重。随着逐渐发展的民族主义和对大萧条越来越没有耐心，暴力行为和政治紧张局势成了城镇准备接受纳粹掌权的主要因素。

所有这些因素都被纳粹宣传相当巧妙地利用起来了。面对几番毫无意义的政治争吵和低效运作，纳粹分子看起来是统一、有决心和有活力的另类。他们的宣传对城镇中的需求和恐惧产生了影响，其指向几乎是任何潜在的追随者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分子愿意让他们的宣传在程序上灵活起来，因为他们有一套简单的评估和调整宣传策略效果的反馈系统。通过他们自己的活力、适应性和努力，诺特海姆的纳粹分子捕获了城镇中困惑和陷入麻烦的中产阶级的忠诚。

这为实际掌权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本身也是以确保成功的方式进行的。用康拉德·海登的话说，事实就是一场“分期进行的政变”让国旗队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作出果决的回应。当社会民主党分裂的时候，恐怖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强化而产生的。

在这一进程中，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对诺特海姆正式社交生活的摧毁。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着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诺特海姆人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复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诺特海姆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社会分子，纳粹分子可以让由此而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在诺特海姆，这一进程很可能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更加容易，因为该镇包含很多的政府雇员。由于他们对政府的依赖，这些公务员处于暴露的位置，如果他们重视自己的生活，那么除了和纳粹分子合作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尤其是诺特海姆的教师——他们组成了该镇的社会和文化精英——几乎立刻就陷入了对国社党的支持中。随着1933年春季大批诺特海姆人涌入纳粹行列以及恐怖行为和骚扰行为变得明显，实际上已经没有抵制希特勒的可能了。

除此以外，纳粹分子采取了相当多的行动来加强支持，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经常举行游行和集会，给人一种充满无法抵挡的热情和受人认可的印象。经济领域的活力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证明独裁统治的正当性。除了纳粹自己的努力外，还有些有利于他们的因素。许多迹象表明到1933年为止，大萧条正在慢慢地自愈。而且有很多之前政权分派的公共事业资金，在纳粹分子掌权后才得以使用。人们可能还应该考虑到建立独裁统治的重要工作是在春天开始的——当时热情看起来是适当的，革命也并不是不自然的。

因此，许多因素结合起来使纳粹主义对诺特海姆来说成为可能。同时，城镇本身影响着纳粹主义的性质，正如纳粹主义在当地的表现一样。比如，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基本上缺乏暴力行为很可能是因为诺特海姆本质上是个小城镇。正如纳粹分子痛恨社会党人所代表的一切，双方都太了解彼此了，以至于没有发生冷酷而系统性的暴力行为。冲锋队队员会在街头打斗中打他们的邻居，但是他们却会避免在社会党人毫无防备的时候发动攻击。并不是说没有暴力行为发生，但这确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纳粹政权前几年没人被杀，而且诺特海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送入集中营。有一次，恩斯特·吉尔曼似乎决定让冲锋队队员对卡尔·库埃尔富尔特及其小烟草店开火，但做脏活的并不是诺特海姆的冲锋队队员；用卡车载来的来自其他城镇的冲锋队队员被用于这一场合。库埃尔富尔特和吉尔曼后来的关系也再次证明了这点；即便是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也很难对和他在同一个街区长大的人完全无情。

诺特海姆的小，无疑改变了成熟的独裁体制的性质，实际上许多家庭都是世代相知。纳粹分子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捍卫旧诺特海姆特权俱乐部”——由政治光谱中每种颜色的旧城市居民组成——仍旧开会并一起努力确保他们收到每年配给的免费啤酒以及来源于城镇森林的价值18马克的木材。 ^[3] 在希特勒掌权之后，有些事情似乎仍旧是一样的。虽然纳粹分子声称他们的慈善事业是独一无二的，但是1933年之前可以看到诺特海姆人向各种各样不同的慈善组织捐赠同样多的资金。尽管纳粹分子认为通过将军队带到诺特海姆来，他们正在做些新的事情，但是应该记住早在恩斯特·吉尔曼考虑这样做之前，城镇就以热爱军队而闻名了。

实际上，就许多方面而言，吉尔曼及其纳粹管理当局只是将诺特海姆在纳粹掌权前表现出的小城镇的盲目爱国心具体化了。当要在纳粹理想和将诺特海姆发展成旅游中心之间作出选择时，吉尔曼毫不犹豫。如果有重要的游客来诺特海姆，他会确保他们住在桑尼旅馆，因为那是城镇中最好的旅馆，即使其所有者是前民族主义政党领袖和被禁止讨论的共济会的负责人。 ^[4] 另一方面，有些诺特海姆人没在纳粹主义中看到什么新的内容，除了有可能有机会实施他们一直希望的政策之外。比如，对于诺特海姆射击协会的几名主要成员来说，引入希特勒政权只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拥有300米的靶场了。对于城镇中的几名商人而言，纳粹主义只意味着现在是时候发扬诺特海姆人应该在他们自己的商店里购物的观念了。无论他们的纳粹领袖如何告诉他们，诺特海姆人都不会不去教堂，因为这是他们在星期日一直做的事情。

最后，有人可能会分析纳粹掌权后恩斯特·吉尔曼的行为，将其视为诺特海姆阶级分化的表现。并有什么比去发现关于个人动机的真相更难的事情了，但是吉尔曼及其亲近的朋友们所采取的许多行动暗示他们是对社会不满的产物。吉尔曼属于下层中产阶级，这毫无疑问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样一个政府和社会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城镇中，这些精英可以自由地表达胜过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们的冷酷的优越感。当纳粹分子在诺特海姆掌权后，他们摧毁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附属组织，并且追捕社会党人领袖，但这可以解释为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制度之间无法妥协的政治对立。吉尔曼想从社会党人这里得到的是他们变得不发挥作用，而不是退化（除非是产生一种政治徒劳感的情况）。因此，吉尔曼会同意在他看来永远也不会支持希特勒政权的社会党人的工作申请。 ^[5] 当一个普通工人公然反抗他时，他还能难得地笑起来；当他试图骚扰卡尔·库埃尔富尔特的兄弟时，库埃尔富尔特能以这样告诉吉尔曼来阻止他：“看吧，如果你想要选人欺负，那就试试我吧——但是，离我的家人远点儿。” ^[6] 这是吉尔曼所尊重的；他所讨厌的是城镇中的上层阶级。在这方面，他的团体是支持他的。正如赫尔曼·舒尔策有次说到威廉·施潘瑙斯：“一个诚实的共产主义者比一个毫无意义的大学教师更合我意。” ^[7]

结果，吉尔曼对城镇精英阶层所做的事情是他从不会对完全对立的政治对手所做的。在驱逐市长彼得斯的漫长而卑鄙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既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令人厌恶的。试图贬低托马斯·加兰也属于同一类别。吉尔曼对待射击协会和零售商人协会的做法超越了惯常的“一体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轻视。他对待和城镇中上流社会的关系的做法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威廉·罗尔是最显著的例子。这种态度最终表现在吉尔曼对抗路德教派的斗争中，这种对抗在诺特海姆比德国的大部分地方更加严酷。通过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和卑劣的方法抨击城镇中有社会地位者的大本营，恩斯特·吉尔曼很可能在试图胜过他所成长的环境，并且谴责他之前纡尊降贵地对待的上流社会。

而诺特海姆人，即便是在第三帝国的深渊中，也找到了让吉尔曼及其追随者接受城镇态度这一现实的方法。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在诺特海姆经历希特勒独裁统治中的一个有点儿令人鼓舞的内容就是，即便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得不遵守某些限制。尽管他们傲慢地认为他们能挑战并且改变人类的本性，但是纳粹领袖被迫接受了城镇中人的表面顺从而不是要求内在承诺。至少从1935—1945年，无聊和淡漠是纳粹运动无法克服的因素。他们可以强迫诺特海姆人出席集会并且假装热情，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做戏，最大的谜团是谁在欺骗谁：是那些假装他们的行为有意义的人，抑或是那些鼓励这种虚假的人？作为对外在顺从的回馈，诺特海姆的纳粹领袖在成熟的第三帝国时期并没有向城镇中人施加太多的暴力，但这可以证明纳粹领袖也知道这种顺从只是建立在不言而喻的暴力威胁和表面上的。就很多的日常经历而言，接受这些规则让人们的生活暂时变得可忍受了。

这是种半信半疑的胜利，几乎不能视为诺特海姆人被免除他们国家的杀戮行为了。而且，当置于纳粹经历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时，这就显示出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的犬儒主义、欺诈、和解、漠不关心、背弃和坚决的冷漠是多么得无效。诺特海姆施加给他们的纳粹管理者的调整使得城镇人可以在第三帝国生存下去，但是大众的不抵抗也让纳粹分子能够对人类种族犯下罪行。就某些方面而言，纳粹最大的罪行就是鼓励道德麻木并且证明了其正当性，甚至是在那些不同意纳粹分子的人中也是这样。这是因为这种道德麻木是所有纳粹主义其他不道德罪行的先决条件。

而且，纳粹独裁统治最终甚至还折磨着想要与之和平相处的诺特海姆人。基本上几乎每个诺特海姆人都逐渐明白了第三帝国正在带给他们什么。绝大部分诺特海姆人在经历了普遍的信任和社会交流崩溃时就了解到了独裁统治的含义。当希特勒的政策为他们带来战争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是一场人们恐惧和憎恶的战争。 ^[8] 尽管在前纳粹时期这里就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1939年当驻军走出城镇的时候，诺特海姆的街道上没有任何欢呼声。战争带来了饥饿，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而且在冰冷的俄罗斯大草原上，许多诺特海姆人的儿子学会了缓和他们对军国主义的热爱。他们的父母了解到纳粹主义意味着死亡。

但是，当诺特海姆的中产阶级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支持引入第三帝国时，没人预见到这些结果。这也许就是这个城镇从纳粹掌权期间和掌权之前的经历中所获得的最大的教训。那段时期，诺特海姆几乎没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真正理解一旦希特勒掌权城镇会经历什么，没有人真正理解纳粹主义是什么。

社会民主党未能理解纳粹诉求的本质；犹太人和路德教派也是，在纳粹的鞭笞下，两者都遭受了痛苦。即便是许多深信不疑的国社党成员，比如威廉·施潘瑙斯，对他们正在宣传的内容也是完全地理解错误。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来自诺特海姆著名学校的老师问一句为什么，如果德国人民就是希特勒一直告诉他们的是优等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了实现所谓的命运而变成恐怖的奴隶制国家。

每个团体都看到了纳粹主义的一面或者另一面，但是没人看到它全部的可怕之处。只有到后来才会变得明显，甚至是那时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纳粹主义的问题主要是认知问题。就这一点来说，诺特海姆的困难和诺特海姆的命运在相似的情况下很可能被其他城镇中的其他人分担。并不容易找到补救方法，但是知识和理解会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第一步。

附录

一　本书中采访人物列表

带有引用符号的名字代表是假名。信息的序列如下：职业、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年龄、主要活动、其他。

“汉斯·阿贝罗德”（“Hans Abbenrode”） 小学校长，投票支持中间路线。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
格雷戈尔·巴林（Gregor Ballin） 职员，民主党派成员。犹太人，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在战争中受过伤。

鲁道夫·比克曼（Rudolf Bückmann） 高中校长，民族主义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大学毕业生。

赫尔曼·登茨勒（Hermann Denzler） 纺织品商店的老板，纳粹党和纳粹党卫军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后来成了诺特海姆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托马斯·加兰（Thomas Galland）

城市管理部门的公务员，民主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0岁。

约翰内斯·格罗特（Johannes Grote）

城市煤气工程的半熟练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48岁。曾经是诺特海姆市议会的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

弗里德里希·哈泽（Friedrich Hasse）

受雇于诺特海姆县的小公务员，社会民主党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当地国旗队的著名领袖。

玛丽亚·哈贝尼希特（Maria Habenichts）

高中教师的妻子，她的丈夫是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5岁。她的丈夫是共济会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安娜·许格（Anna Hueg）

城镇的首席历史学家和作家阿道夫·许格（Adolf Hueg）的妻子。政治信仰偏向于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3岁。

“埃哈特·克诺佩尔”（“Erhardt Knorpel”）

《诺特海姆最新消息》（温和派报纸）的记者，投票支持人民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38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海因里希·拉默”（“Heinrich Lamme”） 一家私营银行的副主管，投票支持民主党派。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27岁。

卡尔·库埃尔富尔特（Carl Querfurt） 小商人（零售商），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领袖之一。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市议会议员，县议会的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伊娃·罗尔（Eva Röhrs） 右翼报纸《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主编的妻子。投票支持民族主义党派，她的丈夫是民族主义党派的活跃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8岁。
“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 无特殊技能的按日计酬的临时工，通常是作为城市劳动力储备。左翼，不过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名义上的天主教教徒，1930年时28岁。

奥托·冯·德·舒伦堡（Otto von der Schulenburg） 1932—1945年任县长，人民党派成员。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2岁。具有非凡才能的专业政府官员。

赫尔曼·舒尔策（Hermann Schulze） 半熟练铁路工人，工会领袖，社会民主党的活跃成员。无神论者，1930年时31岁。国旗队位于诺特海姆附近的小郊区的领袖，诺特海姆铁路车站的工人委员会成员。

威廉·斯潘瑙斯（Wilhelm Spannaus）

书店业主，纳粹党成员（诺特海姆第一个加入纳粹党的人，但是1933年之后不再着迷于纳粹）。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3岁。之前在南美洲做教师。知识分子。

“雨果·施皮斯曼”（Hugo Spiessmann）

公务员，城市储蓄银行主管，右翼。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45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

“库尔特·蔡瑟”（Kurt Zeisser）

印刷学徒，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名义上的路德派教徒，1930年时13岁。

二　表格

注：*统计基础：《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月度报告，以及Oberamtmann Nolte，“Ar-beit und Wirtschaft in Arbeitsamtbezirk Northeim, Bearbeitet in Arbeitsamt Northeim，1938/1939”（诺特海姆区就业办事处文件中的手抄本）。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资料来源与表1相同。

注：*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的报告。

注：1933年7月14日除了纳粹党之外所有的党派都被宣布为不合法的。7月或8月的“民族主义党派”集会实际上都是钢盔团进行的。

*整理自《诺特海姆最新消息》《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哥本哈根人民报》的报告。

注：*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数字所代表的主题（括号内的数字代表出现的频率。）：1—抚恤金（2）；2—基督教（2）；3—资本主义（3）；4—青年（4）；5—犹太人（4）；6—对外政策（4）；7—公务员和中产阶级（5）；8—军国主义（5）；9—共和国或“制度”（5）；10—一般经济学（6）；11—“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10）；12—纳粹主义的历史和理论（10）；13—不可归类的（12）；14—纯粹的盛会或娱乐（26）。

*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注：*本表格只列出了媒体上报道的那些活动，实际上逮捕的人和搜查的房子更多。资料来源与表6相同。

三　诺特海姆的国社党

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正式声明，为“诺特海姆的纳粹地方小组正在发生糟糕的事情”这一断言辩护。

由埃德蒙·芬茨拉夫（编号—）同志递交，1933年6月20日。

1933年6月16日星期五，纳粹党的县领袖瓦尔特·施泰内克和地方小组领袖恩斯特·吉尔曼想要知道我使用“地方小组的糟糕事情”这一表述的原因。为了回应，我将以下声明递交省党部领袖。

1.资金问题。关于党派资产，我指控地方小组领袖没有确保必要的廉洁和秩序。相反，在很多情况中，他试图进行妨碍。

（1）就诺特海姆女性组织中的违法乱纪情况来说，迈耶同志作出如下声明：“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2）E同志和F同志去年12月检查选举活动支出、筹款的账簿时所要求看到的收据，还有成员申请表的收据等，都没有得到。（参见F同志递交给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报告。）

（3）去年12月，许多同志在C同志家中会面，讨论这个事情，当着地方小组领袖的面进行投诉。他声称这些批评是有益的，要求就这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协作。几周后，1933年1月1日，他密谋着驱逐那些同志。（证人：C同志和沃格同志。）

（4）1933年1月，地方小组领袖号召组成一个委员会，目的是检查债务清偿方式。出席者包括施潘瑙斯同志、B同志、C同志、H同志、I同志和J同志。地方小组领袖因病没有出席，由其兄弟代表参加。委员会一致宣布除非提交债务清单、关于债务如何产生的解释说明和如何清偿的计划，否则他们不会着手做任何事情。委员会因而再未召集起来。就流产的委员会成员而言，他们想要积极协作的意愿可以通过与1933年3月5日选举相关的筹款和准备的礼品体现出来。

（5）关于1932年6月、7月和8月延迟登记以及不正确的捐赠接受，参见我在1933年6月11日递交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6）为了清偿地方小组的债务，地方小组领袖将每月的会费提高了50芬尼，但是并没有经过地方小组的会议批准。鉴于资金乱用的情况，许多同志拒绝支付。

（7）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中的每位同志特别捐赠至少10马克（见附函）。这种做法太专横了。

（8）在同样的条件下，新的申请者需要另外交入会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不支付的话，无法加入国社党。

（9）地方小组现在的财务主管K同志因在接管职位的时候拒绝证明手上有更多的现金而为人所知，他不想为前任的玩忽职守负责。我要求他为此事作证。

2.肆无忌惮的方法选择。

（1）1933年1月12日，地方小组领袖告诉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他被省党部领袖与省调查和仲裁委员会解职了。这并不是真的。（证人：E同志。）

（2）1933年1月19日和1月28日有两次，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主席E同志签字同意开除沃格同志、C同志、L女同志、M女同志和N女同志，尽管实际上调查和仲裁委员会从没有进行审讯，而且地方小组领袖已经在1月12日宣布E同志被解职了。

（3）不久之后，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席尔洛同志）签署据说是地方小组调查和仲裁委员会的审讯记录，其内容是将L女同志和M女同志开除出党，不过实际上从未进行过审讯。席尔洛同志拒绝签署。

（4）后来，地方小组领袖要求关于德林同志的案件文件必须递交给他。这遭到了拒绝。（证人：席尔洛同志。）（见下。）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同志们监视其他没有顺从他意愿的同志们，这一点存在严重的疑问。我要求市巡查员Q同志回答他是否被要求监视R同志。能肯定的是他没有失业，而这些市雇员们一直忍受着地方小组领袖的专制方法所带来的恐惧，如果他们在某些方面反对地方小组领袖，他们就会失业。（见下。）

（6）在参议员选举时，市议员们反对选择乌德同志，因为他从事欺骗性的和非法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我要求由S同志作证），因此名声很差。地方小组领袖声称：“我需要乌德作为一名战士。市长彼得斯的时代完全结束了。乌德会成为给市长重击的那个人。”议员们依旧拒绝按照地方小组领袖的意愿行事时，地方小组领袖声称：“作为地方小组领袖，我宣布乌德是参议员了。”（证人：G同志。）

（7）不久之后，地方小组对上面的证人市议员G同志说：“你要是不服从的话，就必须辞职。你一定很惊讶！我很快就会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针对你的文章。你要是不服从的话，我会号召抵制你的酒吧，而沃格（议会议长）会被调到东普鲁士。”（沃格同志是教师。）（证人：G同志。）

（8）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工业和贸易商会。我参考了T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

3.地方小组领袖的虚伪。地方小组领袖在诺特海姆地区因虚伪而名声很糟糕。他自己曾经对沃格同志说：“什么是‘诺言’？我不承认任何诺言。”以下是例证：

（1）见第1部分中的（1）、（2）和（3）。

（2）见第2部分中的（1）、（2）和（3）。

（3）1933年1月30日，他告诉M同志省党部领袖要求开除她。省党部领袖最了解这并不是真的。

（4）几周前，德林同志声称地方小组领袖不止一次撒谎，而是很多次。他告诉了乌德同志，而乌德将此事告诉了地方小组领袖。于是，地方小组领袖找到德林同志，将这位年长他25岁的同志打倒在地。（见德林同志递交给省党部领袖的投诉。）至于我，地方小组领袖在6月16日说道：“我本不该只将德林打倒在地。我本该绕着市集广场用狗鞭抽打他。那些传播关于我的庸俗谣言的其他蠢猪应该得到更加严厉的对待。下一个就是施潘瑙斯。”

（5）尽管迈耶同志一直保护着女性组织的领袖，但是他声称：“关于这一事件，我不允许做出任何澄清。”他私下里对U同志说：“你是对的，迈耶夫人是有罪的。”

（6）内在的虚伪至少是存在的，地方小组领袖在焚烧市售的“堕落文学作品”时，愤怒地反对犹太人，而他自己的姐妹就嫁给了艾恩贝克的一个犹太律师，地方小组领袖并没有停止和她的友好往来。

4.地方小组领袖允许腐败和贪污。诺特海姆的市政机构包含四名国家社会主义参议员，某人经常听到这样的判断：“纳粹党比红色分子更了解腐败和贪污。”

（1）参议员们为自己投票通过了每月50马克的薪酬，而地方小组领袖之前宣称参议员和议员职位只是名誉上的。市议员们对此进行了抗议。（证人：C同志。）

（2）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在皮具店工作的岳父拿到了“劳动服务”团体的制作靴子的合同。（证人：施潘瑙斯同志。）

（3）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拥有一间铁具用品店的兄弟拿到了城市啤酒厂制作啤酒玻璃瓶的合同，而他的兄弟很久之前就终止了玻璃器皿的生意。地方小组领袖下属的部门之一就是啤酒厂。（证人：沃格同志。）

（4）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拿到了啤酒厂的园椅的订单，而铁器商V同志为这个订单提供了更低廉的报价。（证人：沃格同志。）

（5）地方小组领袖安排他的兄弟得到了城市的脚轮衣柜的订单，而他的兄弟并没有储存那些物料，城市里的其他同志却有储备。（证人：沃格同志。）

（6）参议员乌德安排城市终止了和W同志签订的运送牛奶合同，虽然实际上和W同志的合同对城镇更有利。乌德的意图是自己拿到这一合同。

5.地方小组领袖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1）吉尔曼同志已经入党很长时间了，但是直到1931年3月1日才变得活跃起来，而他一出现在成员们的集会上，立即承担了地方小组领袖的副手这一职务。一般的判断是他只是受到了雄心抱负的激励。证据包括去年他做出的声明：“如果我当不上地方小组领袖，我就会转向其他党派并且反对纳粹党，之后我会向省党部领袖提供一点儿自己的想法。”（证人：沃格同志和Y同志。）有一种设想是，他的目标是成为市长。

（2）吉尔曼同志只看到了领袖原则的权力，并没有看到责任。他想要进行独裁统治，将任何的批评都视为妨害或者阴谋。（证人：沃格同志和C同志。）他没有将能干的人视为同事，而仅仅视为工具。

（3）由于啤酒厂参议员所拥有的权力，地方小组领袖开除了啤酒厂的25名市雇员，因为他们属于社会民主党，不过元首曾经说过社会民主党或者国旗队队员并不是开除这些人的充分理由。地方行政长官反对这一行动。（证人：沃格同志。）6月16日，我向地方小组领袖提出这一行动违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国家社会主义想要提供一个所有德国人的人民—社区。他回复称：“‘人民—社区’只是个漂亮的词汇而已。”他说更重要的是为常年守卫在街头的冲锋队队员提供面包；用“人民—社区”这个词根本不能填饱他们的肚子。昨晚的一场特殊集会上，地方小组领袖提到这件事情，并且说有些群体想要将新采用的冲锋队队员重新安置到街道上。冲锋队领袖们应该向其队员们讲过这个事情，并且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应该被按照基督教方式进行管理。（证人：Z同志。）我发现这有点儿在煽动冲锋队来对抗他们的同志，而且将我的声明扭曲为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
我恭敬地请求省党部领袖调查这些指控，并且整顿诺特海姆。
希特勒万岁！

（签名）埃德蒙·芬茨拉夫
编号、头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