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成：趣话元代西域人的“髯”

一

1235年（窝阔台七年）春，皇子阔出率蒙古大军南下进犯南宋荆襄战区。当年十月，驻守德安府（今湖北安陆）的将领叛降蒙古，十馀万当地人口被掳掠北上。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德安有过激烈抵抗，按照“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的蒙古军法，“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元史 ·赵复传》）。所幸的是，杨惟中、姚枢随蒙古军南下，奉诏沿途募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人才，约有千馀名儒生由此逃脱被杀或沦为军驱的厄运。日后在理学北传过程中扮演历史性角色的大儒——江汉先生赵复也被姚枢收留（参周良霄《赵复小考》，《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90—198页）。时隔多年，姚枢的侄子姚燧追记二人初次见面的情形：

得故江汉先生，见公（姚枢）戎服而髯，不以华人士子遇之。至帐中，见陈琴书，愕然曰：“回纥亦知事此耶！”公为之一莞。与之言，信奇士，即出所为文若干篇。以九族殚残，不欲北，因与公诀，蕲死。（《序江汉先生事实》）

这场乱军之中的邂逅，始于一场误会，赵复把武夫装束、留着胡子的姚枢认成了一个“回纥”，惊讶一个蕃将竟然也好弹琴、读书，附庸风雅。在当时，“回纥”既指畏兀儿人（唐代回鹘人后裔），也泛指西域的伊斯兰教徒，后者更常见，所以记录同一事件的《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就将这句话转述为“西域人知事此乎？”在姚燧笔下，本已绝望的赵复认清了蒙古军营中的“蕃将”其实是雅好诗书的北方汉人，也就在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黑暗时代看到了一线文明的微光，仿佛古代围城中的鲁国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儒林列传》）。在姚燧的妙笔下，赵复的心理预期发生了第一次戏剧化的改变，为接下来姚枢成功劝说他放弃轻生念头、北上传道埋下了伏笔。

细究起来，这段记载还有一个未发之覆：何以一见之下，赵复会将“戎服而髯”的姚枢误认成西域人？军中必多介胄之士，美髯则是自古男性“姿容之美”的特征之一。乍看起来，“戎服而髯”难以构成一组种族性的区分，武将关羽在宋元时期的民间形象早就是“三缕髯把玉带垂过”（关汉卿《关张双赴西蜀梦》第三折）。解开谜题的关键，正在“髯”字上。在古书中，胡人确实以“深目、多须髯”著称（《汉书 ·西域传》）。所谓“琉璃宝眼紫髯须”（张说《苏摩遮》），除了深目高鼻等五官特征，有一部分西域人群的须发，比起中原人要浓密许多，这经常可以得到大量墓葬壁画、陶俑所见胡人形象的印证（参邢义田《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外貌》，《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197—314页；朱浒《胡貌异征：魏晋南北朝考古图像中的胡人外貌》，《形象史学》2015年第 1期）。分开说，在唇上曰“髭”，在颔下曰“须”，在脸颊曰“髯”；合起来说，“须”或“髯”单用又泛指胡须，兼包上述三个部位。不过，西域胡人的形象特征主要还不在髭、须的长短，而在狭义的髯，即脸颊处长有十分浓密的胡须，并与其他部分的胡须虬结到一起，形成一部大络腮胡。这种艺术形象也为元人熟悉。关汉卿创作的两出公案剧，主人公钱可就由于长了一部大络腮胡而被认为具有西域面相：“老夫自幼修髯满部，军民识与不识，皆呼为波厮钱大尹”（《钱大尹智宠谢天香》第一折），“为因老夫满面胡髯，貌类波斯，满朝中皆呼老夫波斯钱大尹”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第三折）。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吴兴赵氏三世人马图卷》中，有一幅是赵孟頫之子赵雍于至正十九年（1359）所绘，画中有一名头戴长穗帽，身披长袍的马夫。有趣的是，赵雍笔下的马夫，不但延续了宋人李公麟《五马图》中的胡人马夫形象，并且将虬张浓密的络腮胡表现得极其夸张（图 1）。2002年西安市曲江元墓出土的“色目人牵驼俑”（图 2），同样为元代西域人的“修髯满部”提供了一个直观而鲜明的印象。

言归正传，赵复眼中的“戎服而髯”的姚枢，应该有一张很不普通的面容，他蓄着一部西域人典型的大络腮胡，气概不凡，酷似蕃将，而绝不类儒雅之士。至于赵复，他身为一个南方儒士，在德安陷落前未必见过多少北族人，更多是依据传统艺术图像中胡人的标签化形象，误判姚枢是个“回纥”。好在他很快就克服了最初的容貌障碍，将姚枢引为“知己”，“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元史·赵复传》），将他毕生穷研的学问传授给了这个大胡子。

二

胡须是古代中西仪容文化中共享的审美元素，所以元代的风俗史、社会生活史和形象史学研究对此一向并不关注，而把重点放在了发式、帽饰、衣衽等方面。不过，以“髯”为切入点，也能解开某些元代史料隐含的有趣谜题。

至元十九年（1282），王著、高和尚等人趁忽必烈往上都避暑的机会，合谋冒充皇太子诛杀了留守的权相阿合马。据说，刺杀事件还在大都城内引发了暴乱，“是夜，变乱大作，被杀死者甚多，契丹人多出走”（〔波斯〕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72页）。马可·波罗还有一段奇特的记载：

王著、陈著同谋以后，遂以其谋通知国中之契丹要人。诸人皆赞成其谋，并转告其他不少城市友人，定期举事，以信火为号，见信火起，凡有须之人悉屠杀之。盖契丹人当然无须，仅鞑靼人回教徒及基督教徒有须也。（《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324—325页）

根据这个说法，阿合马遇刺也成为当时汉人与色目人之间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索。故事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是有历史原型的，那就是永和五年（349）冉闵下令诛胡、羯，“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资治通鉴》卷九八）。在两个故事中，胡须都是分辨胡、汉的一个简易的种族标记。

马可·波罗说，“鞑靼人回教徒及基督教徒有须”，自然是事实：西域人素以须髯浓密著称，蒙古人也蓄须。第二次西征（1235—1243）期间，察合台之孙不里、窝阔台之子贵由二人，与西征军统帅拔都发生了口角冲突，二人如此辱骂拔都：

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髯的妇人。我脚后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蒙古秘史》第 275节）

不里把拔都蔑称为“撒合勒壇额蔑格惕”（saqaltan emeged）——虽有胡须而柔弱如诸妇人，相当刻薄。联系到贵由骂人的“带弓箭的妇人”，不难推断，在古代蒙古人观念中，蓄着胡须和携带弓箭，都属于草原社会中男性气质（masculinity）所必须的、常见的外表特征。但是，当时蒙古人的胡须可能通常短而疏，尤其少见有满脸大络腮胡。教皇使节柏朗嘉宾（ Plan Carpin）就说，他见到的蒙古人“几乎没有任何人长胡子，虽然有些人在上唇和下巴有一些髭须，而这些髭须不加修剪”（道森《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7页）。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评点成吉思汗及其将相的容貌，说其他人身材偏矮，须发稀少，只有成吉思汗特殊一些：“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者。其面横阔而上下有颧骨，眼无上纹，发须绝少，形状颇丑。惟今鞑主忒没真者，其身魁伟而广颡长髯，人物雄壮，所以异也。”元朝历代君主的御容有不少保存至今，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元太祖画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帝后像册》，以及各种织物、古画中的元朝君主形象（如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综合来看，除了太祖本人须发略多以外，其馀元朝皇帝大都符合柏朗嘉宾的观察。

在马可·波罗的说法中，令人疑惑的似乎是“契丹人（即汉人）当然无须”。北方汉人自来就有蓄须的习俗，《南村辍耕录》还记载了一则“染髭”的趣事：

中书丞相史忠武王天泽，髭髯已白。一朝，忽尽黑。世皇（忽必烈）见之，惊问曰：“史拔都，汝之髯何乃更黑邪？”对曰：“臣用药染之故也。”上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览镜，见髭髯白，窃伤年且暮，尽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报效之心不异畴昔耳。”上大喜。（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

史天泽这种独树一帜的表忠方式，可同波斯文史书记载的阿合马逸事参看。《史集》说，阿合马得知有人要不利于他，便准备了一个黑盘子，盛满珍珠，上面放着一把匕首，盖上红色绸缎，忽必烈好奇询问时，他回答：“昔者，当我［先前］进身效力于合罕之时，我之髭须如此盘，以勤劳王事，今则斑白如珠矣!”（剌失德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270页）元世祖这两位重臣皆在胡须上大做文章，却一正一反，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如何，蒙古人、西域人和汉人都蓄须，只因为习俗和体质因素，胡须的样式和疏密有异。根据同时代的文献和图像资料，西域人浓密的络腮胡最为显眼，汉人惯以长须为美，可排在其次，而蒙古人的胡须更稀疏一些。关键是，是否有着显眼的络腮胡即“修髯满部”，容易构成区分西域人和其他族群（蒙古人、汉人）的外表特征。大概马可·波罗并未在大都亲历阿合马死后的动乱，而是事后由某个西域人向他转述了事件始末，于是，西域人当时害怕被牵连和针对的忧惧心理，也经由“凡有须之人悉屠杀之”一语流露无遗，严格说来，“凡有须之人”的真正意思大概是“凡有髯者”。

三

西域人的“髯”，或者说浓密的络腮胡，起初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观察，进入汉魏以降的修辞文化和图像艺术以后，累积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一些其实并不具备这种外表特征的北方民族也被刻画成同样形象。然而，随着元初中亚、西亚人群大批东来，这类相貌再次在现实中有了大概率的分布。以下从元代西域人传记中略举数例：

札八儿火者，赛夷人。赛夷，西域部之族长也，……长身美髯，方瞳广颡，雄勇善骑射。初谒太祖于军中，一见异之。（《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完者都，钦察人。……广颡丰颔，髯长过腹，为人骁勇，而乐善好施，听读史书，闻忠良则喜，遇奸谀则怒。岁丙辰，以材武从军。（《元史 ·完者都传》）

拜降，北庭人（北庭即回鹘故地）。……郡守每旦望入学，见拜降容止讲解，大异群儿，甚爱奖之。比弱冠，美髭髯，仪表甚伟。……及引见，世祖遥识之，喜曰：“黑髯使臣复来耶！”（《元史·拜降传》）

公讳哈珊，畏兀人，世王高昌，在唐为回鹘。……公实出伯氏，而养于叔室，后赞其绪。□长身，美须髯，辩给而明于事物，沉谋有威，知本国文字兼长骑射。（赡思《哈珊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二一）

所谓“美髯”，属于雅言和修辞套话，很难体现出时代性和种族特征。就上述几位西域人（特别是武将）而言，多半不止有几绺舒朗、优雅的长须，而是留着一部大络腮胡，无碍其中一部分下垂很长。著名的赛典赤·赡思丁据说是“隆准丰额、碧眼环须”（马注《咸阳王赛典赤 ·赡思丁公茔碑总序》），明显是络腮胡了；西域画家高克恭在友人圈子中有“回纥长髯客”（朱德润《题高彦敬房山图》）、“房山紫髯叟”（张雨《高尚书山水仲川弟请题横幅上》）等雅号，很可能是络腮胡加长胡子。这种样式美则美矣，若是文人还好，武将的大长胡子，看顾不周，可能被敌人扯着，在冷兵器时代的近身搏杀中变为“阿喀琉斯之踵”。金末蔡州之战，蒙古军前锋“答答儿”（西域人或蒙古人）“与金将战，金将捽其须”，副官连忙上前营救，“进斫金将，乃得脱”（《元史 ·苫彻拔都儿传》）。

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不论是“大胡子”还是“长胡子”，绝非某一族群独具的生物性特征，汉人当中也有少数人须发发达，这原是常识，不必多说的。张弘范“身长七尺，修髯如画”（《元朝名臣事略》卷六），许楫“美髯魁伟”（《元史·许楫传》）。搜检历代古人传记，不难发现一些与须髯有关的、形容异相的固定搭配，最频繁出现的有“广额修髯”“方面修髯”“长身（或长干）修髯”“丰颐修髯”“白皙修髯”等等，至少也得有“隆准”或“广眉”。这里面其实蕴含着匀称和适宜的美学。说白了，要留大胡子或长胡子的人，得有撑得起这副异相的底子，要么身材颀长，要么面庞开阔，要么五官深邃，至少也得肤色白皙，足以衬托。没有这些条件，却非要留一把长胡子或大胡子，无异于矮个子穿长款风衣，小脑袋套大帽子，成了东施效颦。若赵珙的数据正确，古代蒙古人平均“身不甚长，最长者不过五尺二三”，那就只能艳羡像身长八尺的“吾图撒合里”（urtu saqal，耶律楚材的别号“长髯人”）。同理，汉人很少有高鼻深目的，配上一把大胡子通常并不美观。相反，由于人种体质的关系，有这样条件的西域诸族人应该多如牛毛，稀松平常。图 3是一幅出自《史集》手抄本的插画，借此可一窥大胡子的出场比例。

最后，元代资料中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文献，就是《荣祭酒遗文》，相传为元成宗时期担任过国子祭酒的元代大儒荣肇所著。学者已考证出，元代并无“荣肇”其人，《遗文》收录的十来篇文章，包括卷首附加的《荣祭酒传》等传记性文献，几乎都是清代书商为了欺骗海宁本地藏书家而有意伪造的。更有意思的是，“荣祭酒”竟是以元代真实存在的一位华化的西域人荣僧（字子仁）及其父“歪头祭酒”为原型胡乱编造，造就了“半伪的作者，全伪的著作”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遗文》中还有一篇撰者题为宋濂的《荣祭酒像赞》：

先朝之老臣，当世之巨儒。桥门清贵，左图右书。元君宠显，后拥前驱。连城之璧，照乘之珠。修髯大颡，此诚魁梧。峨冠博带，可肃薄夫。噫！孟轲氏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舍公其谁乎？

研究者初步判断，《像赞》内容简短，语意含混，文辞鄙夷，不为传世的宋濂文集收录，也有伪作之嫌；同书收录的一幅题为李印摹写的荣祭酒肖像亦不靠谱（华喆、张帆《〈荣祭酒遗文〉辨伪》，《国学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5—234页）。但是，歪头祭酒被元人称为“高昌歪头公”（危素《危太朴集》文集卷五《兵部续题名记》），高昌即指畏兀儿人，他还迎娶了康里贵族之女。从前面讨论的“髯”来看，《像赞》将“歪头祭酒”形容为“修髯大颡”，不论是否偶然，倒颇为契合一个元代西域人的外表特征。“修髯”是文雅的含混说法，实际上有一定可能是隐射须髯浓密，像他的同族拜降、哈珊，或姻族（康里、钦察）的完者都。如此尊容放在一个祭酒（儒者）身上或是不常见的，也值得一提。《像赞》或许出自明代佚名作者一篇谀辞，被附会成了名人宋濂作品。至于肖像，毫无西域人五官或须髯的特征，大概是在临摹（或绘像）时淡化了异族的相貌。

本文转自《文史知识》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