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64

№25531 黑根与邓小平谈话纪要：中苏分歧与政治论战(1964年1月14日)

№2578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1964年1月14日)

№25530 契尔沃年科与黑根会谈纪要：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1964年1月25日)

№25533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64年1月28日)

№20278 外交部远东司呈送的备忘录：中国领导人对蒙古的要求(1964年1月30日)

№10400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节录)：关于中苏关系部分(1964年2月14日)

№25777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苏联的对外援助(1964年2月14日)

№25776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总结发言(1964年2月15日)

№23019 韦尔边科致赫鲁晓夫函：拉丁美洲人民拥护苏联(1964年2月15日)

№23020 别图霍夫致苏斯洛夫函：如何答复中国寄来的贺信(1964年2月15日)

№2553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苏共要求停止公开论战(1964年2月18日)

№25774 甘科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中国在火车上散发反苏传单(1964年3月23日)

№1039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4年4月13日)

№25762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分裂主义者在古巴进行宣传活动(1964年4月14日)

№25790 苏联驻印尼使馆致苏共中央报告：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的工作(1964年5月29日)

№21930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的回复(1964年6月1日以前)

№21931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草稿)：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共运的立场(1964年6月1日以前)

№21932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草案)：递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回信(1964年6月1日以前)

№1385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1964年6月4日)

№208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的答复(1964年6月4日)

№1039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述苏中边界历史问题(1964年6月8日)

№23047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宣传(1964年6月24日)

№21934 赫鲁晓夫的口述记录：对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思考(1964年6月27日)

№2193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制定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原则(1964年8月19日)

№13854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苏边界问题(1964年8月19日)

№25973 帕杰尔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关于美国旅游公司的情况(1964年8月29日)

№25786 奥尔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驻华使馆开设中学高年级班(1964年9月14日)

№20803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1日)

№20806 安德罗波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为庆祝中国国庆在苏联开展的活动(1964年9月22日)

№2080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21938 赫鲁晓夫致中国领导人函：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21940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21939 苏共中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注意事项(1964年9月23日)

№2080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针对中国国庆活动而采取的措施(1964年9月25日)

№1385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处理中苏边界问题(1964年9月25日)

№20805 葛罗米柯致陈毅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1964年9月30日)

№20770 赫鲁晓夫同日本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中国的核武器(1964年10月3日)

№25632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中国试图离间苏蒙关系(1964年10月7日)

№25635 契尔沃年科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1964年10月7日)

№25636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立场(1964年10月8日)

№13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4年10月8日)

№219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一些措施(1964年10月8日)

№25637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匈牙利代表团访华情况(1964年10月9日)

№10273 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赫鲁晓夫的错误(1964年10月14日以前)

№20286 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1964年10月14日以后)

№20006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1964年10月15日)

№25399 苏联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1964年10月16日)

№25763 苏达利科夫的报告：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1964年10月21日)

№25764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1964年10月27日)

№20771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事宜(1964年10月28日)

№25640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共希望在访苏期间与兄弟党联系(1964年10月29日)

№207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驻华使馆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1964年10月29日)

№2000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通报中共中央的建议(1964年10月30日)

№2000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1964年10月30日)

№2000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驻华使馆举办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事宜(1964年10月31日)

№21171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1964年11月2日)

№10141 契尔沃年科致苏达利科夫电：越南代表团到达北京情况(1964年11月3日)

№25406 苏联驻华贸易代表的报告：苏中贸易发展状况(1964年11月3日)

№09907 克里夫佐夫致苏达利科夫电：周恩来等访苏启程日期(1964年11月4日)

№25407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苏中贸易发展状况(1964年11月5日)

№16677 范文同与哥穆尔卡会谈纪要：周恩来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1964年11月8日)

№20773 勃列日涅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处理(1964年11月8日)

№2234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同中国代表团会谈的通报(1964年11月9日)

№2077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央全会通报中苏代表团会谈结果(1964年11月13日)
№20010(25734)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通报与中共代表团谈判情况(1964年11月14日)
№25920 谢尔盖耶夫致安德罗波夫函：对苏中关系的意见和建议(1964年11月16日)
№2077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与兄弟党会谈的结果(1964年11月16日)
№16678 库兹涅佐夫与帕夫洛夫斯基谈话记录：关于向中国提供武器(1964年12月12日)
№20776-1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向毛泽东祝贺生日的方式(1964年12月15日)
№207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祝贺毛泽东生日(1964年12月23日)

1964年

№25531 黑根与邓小平谈话纪要：中苏分歧与政治论战 [159] (1964年1月14日)

……

Ю.黑根 [160] ：如何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见分歧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想对作为党总书记的您提出这个问题：从国际观点来看如何才能解决这些意见分歧。

邓小平同志：我们在与苏联共产党的会议上十分清楚地向苏联共产党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一直坚持不将我们内部之间的分歧成为社会舆论的产物，也不将它们在敌人面前展示。……可别人却宣称在敌人面前讨论思想分歧并将分歧扩大到国家间的关系方面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如果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且所有的人都对此十分感兴趣，那就需要在这里将其彻底弄清楚……

那些现在赞成停止公开辩论的人也正是以前声称公开辩论是唯一正确方式的那些人。某些呼吁停止公开辩论的人，比如赫鲁晓夫，一方面说停止公开辩论，而另一方面却又对我们进行攻击。在你们的党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的。最近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了2000多篇对我们进行攻击的文章。最近又出现了一些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在相互间讨论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刊登了自己的公开信。为什么他们要急于如此？为什么他们不能等到会议结束后再刊登这封信？我想，要是他们想对美国方面作姿态的话，这样也许更好一些……

黑根：可现在有哪些机会呢？……

邓小平同志：我们以前已经阐述过我们的观点。对方不同意这点，认为公开辩论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所以我们曾声明，以及在双边会议期间也声明，如果该方法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既然公开辩论已经开始，那么就该遵守平等。这意味着最好是双方各自刊登对方的文章……可只有苏联报刊超过2000多篇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并没有刊登多少文章。如果这里应该有平等的话，那我们也应该刊登2000多篇文章……我私自在想，也许赫鲁晓夫认为他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总而言之，不应该有不平等。总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这不太好。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双边会议，早晚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至于国际会议，我们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没有矛盾。我们首先提出了这项建议，然后苏联共产党也同意了。我们与苏联共产党遵循一种意见，当召开国际会议时，就必须保证会议成功。这应该是团结的会议，而不是分裂……至于我们双方的看法，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尽管我们以前反对公开辩论，可从发展角度来看它，也不是件坏事。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将得到团结。而这种团结只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

……

主要的是必须保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兄弟党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准则的正确立场。只要能够正确地对待所有这些主要问题的话，就能达到团结，如果脱离了这个基本观点，那就只能走向虚假的团结。而我们呢，必须要真正的团结。现在进行争论的问题正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意义非同小可。有希望，但发展将是曲折的。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6，л.14-18

№2578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1964年1月14日)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现掌握的情报：中国领导人积极利用对苏广播进行分裂运动的宣传。北京的对苏俄语广播的容量和时间不断增加，目前他们通过8个频率每天进行8小时15分钟广播。

中国电台俄语广播宣传的主要方针是歪曲事实，诽谤和破坏苏联的内外政策，引起苏联人民对苏共中央执行的列宁主义方针产生怀疑，使苏联人民与自己的党和政府相对抗。

为此，北京电台除了使用其他反苏的材料以外，最近多次用俄语播送《人民日报》、《红旗》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中央与我们分歧的由来》、《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战争与和平问题中的两条路线》、《两条正相反的和平共处政策》。

除此以外，北京电台有系统地播送阿尔巴尼亚报刊杂志上的强烈敌对的材料以及有些兄弟党叛徒和分裂主义者的演说和声明。

绝大多数苏联人民正确对待北京电台的节目，谴责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中央的诽谤性的污蔑，对他们的分裂路线表示愤怒，认为这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背叛。

在给中国领导人和北京电台的信件中，苏联公民痛斥反苏宣传的组织者，要求他们停止这一活动。例如来自波多利斯克的钳工叶尔莫拉耶夫在给北京电台的信件中说：“我们深信，你们想在我国找到你们政策追随者的愿望是徒劳的，是毫无疑义的。如果北京不改变政策，等待你们的将是悲剧。我国的工人不听你们的广播……”

库利亚布斯克师范学院的一群学生给北京电台写了一封信，代表苏联青年要求停止对苏共中央及其制订的政策进行肆无忌惮的污蔑。

许多苏联公民对中国领导人所做的一切表示极大的愤慨，另一方面表示困惑，为什么苏联政府不采取措施切断这样的广播，声明要制止这样的广播。

莫斯科无线电与电机学学院一名叫谢尔吉耶夫斯基的学生写信给北京电台说：“我认为最好永远停止你们的广播，你们广播中的乌七八糟的话听起来很难听，尤其是听那些宣誓永远效忠的人讲这些话……”

来自巴甫洛达尔的一名叫乌里扬诺娃的学生给中国写信说：“我一听你们的广播就火冒三丈，苏联政府竟然允许听你们对苏联政府的异端。”

来自伊尔库茨克的一名列车员莫伊谢耶娃声称：“为什么我国政府不发布命令，制止北京的俄语广播，他们讲的关于我们的都是胡说八道。”

伊尔库茨克机场的工作人员塞尔玛申科、博戈亚夫连斯基等人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

莫斯科、赤塔、滨海边疆区和其他地方也遇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一听到北京电台广播，马上愤怒地把收音机关掉。

但是也有少数在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受到中国广播的影响，他们开始散布一些不健康的言论，做一些与我们敌对的事情。例如：伊尔库茨克大学一名副教授叶戈罗夫经常收听北京广播，在周围人群中试图证明这些广播内容与苏共的宣言不同，内容清晰，观点有理。叶戈罗夫在人群中所散布的关于苏联社会小资产阶级变质、苏联政府缺乏明确的革命路线的言论都来自中国的捏造。

“吉尔吉斯建筑工程”学院一名叫奥斯莫洛维茨的工作人员也经常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受到它的影响，在同事中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切活动，并复述中国广播的诽谤和谣言。

撒马尔罕区“红色发动机”工厂的工人布鲁克受北京广播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开始对苏联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并表示支持中国领导人的路线。

在北京广播的影响下伊尔库茨克机车库车工伏德杨宁、布拉戈维申斯克师范大学教师克纳、军官科祖林、切列姆霍夫斯基剧院的演员科布泽夫、火车司机西多罗夫等走上积极反苏鼓动之路。

个别人甚至自己写了匿名信，制作了传单，其内容是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

住在文尼察区的加夫里连科被查明写了一封内容反动的匿名信，他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预防性的谈话中承认他的反苏观点是在北京广播的影响下产生的，他决定在苏联公民中传播这些观点。

新西伯利亚绝缘制件工厂的司机帕夫柳克写了一封匿名信，寄给了苏共中央，表示同意中共的观点。在对他进行预防性的教育的时候，他说他的这些观点是受北京广播宣传的影响。

乌斯基卡缅诺戈尔斯克冶金工厂工人邦达连科在中国电台的影响下制作了反苏传单，因此被开除了苏联共产党党籍。

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共和国、鞑靼共和国、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和古比雪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奥伦堡、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区都出现过匿名信和传单，作者支持中共领导人的观点。

在中国电台广播的影响下，有些敌对分子给中国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写信，有倾向地列举苏联的一些现实情况，对苏联领导人进行诽谤和污蔑。

原党的干部费多谢耶夫因发表污蔑性的声明被开除出党，他多次写信给中国，恶毒攻击苏联政府的领导人。费多谢耶夫建议将他的信刊登在报纸上或者作为无线电广播稿件。

中共中央收集到了来自新西伯利亚的匿名信，写信人恶毒污蔑苏共的政策和苏联的生活条件。信件的作者支持中共的分裂行动，请求将此信作为稿件在电台里播放。

一些敌对情绪较大的人给北京电台写信，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以好像是苏联存在的反苏组织和反苏小组的名义写信。他们赞同中国领导人的敌对行动，请求供给他们用于在苏联进行反苏宣传的资料。

鄂木斯克工厂的工人巴尔别辛在写给北京电台的信中说：“……在收听你们的广播之前，我是不同意苏联政府执行的政策的。收听你们播放的一系列节目后我懂得了许多。我有许多熟人，可以在他们中散发你们的文章。一个月中我可以散发二三千份。”

阿拉木图的一名人士给北京广播台发了一封匿名信，其中对苏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诽谤。他以“思想先进的共产主义者组织”的名义声明，北京广播台对领导人进行批评的节目“促进了组织的迅猛发展”。然后他对于敌对的广播宣传采取积极的活动，并尽力证明与北京广播台的秘密关系。

莫斯科也有人给北京电台写同样的匿名信。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采取措施揭露、制止反苏分子的敌对行动，找出匿名信材料的作者。

关于在政治上尚不成熟的、受中国宣传影响的苏联公民，我们正在与党和社会组织一起采取预防性的措施。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谢米恰斯内(签名)

1964年1月14日

РГАНИ，ф.5，оп.30，р.4649，ед.хр.435，л.1-6

№25530 契尔沃年科与黑根会谈纪要：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方针 [161] (1964年1月25日)

1964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与从中国回柏林赴任外交部副部长的Ю.黑根共进午餐时，契尔沃年科同他就中国问题进行了会谈。

会谈中黑根反复强调，任何情况下对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的方针都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中国人显然是在搞分裂，让兄弟政党脱离苏联共产党，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黑根说，他觉得站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共产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在与中国人搞的分裂活动斗争中，最近表现得有点消极，这可能使反对中国领导人分裂方针的共同阵营因此而迷失方向。

黑根认为，匈牙利驻中国新大使哈拉斯的想法值得注意。哈拉斯宣称，如今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寻求统一和团结时应该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回顾，分析自己的错误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方面的失算，要公开地承认这些。在回答黑根的问题时哈拉斯表明，他哈拉斯对“我们”的概念是指苏联共产党和与苏联共产党站在一起的政党。……黑根着重指出，匈牙利大使在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谈话中作了以上的表述，还不时看看自己记在拍纸簿上的一些提纲。黑根为苏联共产党的政策进行辩护……黑根讲述了他与波兰驻中国大使Е.克诺泰的谈话。

克诺泰说，所有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统一和团结的共产党应该更积极地反对中国分裂主义分子……是该提出有关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纪律问题的时候了。

……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6，л.1-3

№25533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162] (1964年1月28日)

在莫斯科，克诺泰从北京回华沙的途中。

克诺泰指出，最近他自己以及其他一些驻北京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的同志都有一种印象，好像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兄弟国家共产党在与中国激进主义者的宗派主义派别方针斗争中表现得有些消极。而且他还强调说，在与中国领导人就一些争论问题有可能取得相互谅解方面，有些共产党显然存有幻想。谁这样想，谁就犯错误：不应该有这样的幻想。克诺泰同时还说，对中国人有利的是其他共产党中会有尽可能多的人被这样的幻想所感染，因为这会产生一种等待希望的局面，一种不是去寻找斗争方式，而是削弱在兄弟党队伍中揭露中国立场的局面……

总之，克诺泰强调道，谁珍惜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珍惜所有建立在真正的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他就应该以刻不容缓的、坚决的和毫不妥协的斗争为出发点，不仅与中国的分裂主义方针，而且要与有危害的、危险的也是中国领导人竭力要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纲领进行斗争。“我想要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与…… [163] 同志、斯彼哈尔斯基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会的同志讨论这些。”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6，л.30-31

№20278 外交部远东司呈送的备忘录：中国领导人对蒙古的要求(1964年1月30日)

绝密

仅1份

关于中国领导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要求

(情报资料)

苏共二十大之后，米高扬同志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会谈。1956年4月7日，在刘少奇、周恩来和米高扬同志会谈中，提出蒙古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周恩来回忆说，1949年米高扬同志在中国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曾向斯大林提起过将蒙古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性；之后，斯大林通过米高扬同志给出了一个错误答案，并问到我们是否认为这是斯大林的错误之一。 [164]

周恩来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他自己也抱有同样的观点，即斯大林给出的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了回应米高扬同志对这种观点的反对，周恩来正式说：斯大林给出的回答，即蒙古是否合并到中国应该问问蒙古人民，确实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与党的原则一致的话，斯大林的回答本应有所不同。周恩来推测斯大林本应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当时是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会谈，他本可能说中国应该与蒙古人民对话。周恩来认为斯大林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表达他的观点。米高扬同志解释说：斯大林的这个回答应该解释为，斯大林事实上是在反对提出将蒙古合并到中国的问题，因为他不想因这个问题与中国同志卷入争论之中，他建议将这个问题留给蒙古人民来解决。

依照在同一会谈中刘少奇所表述的，中国人民对蒙古脱离中国很痛心。刘少奇说在苏联举行俄国和乌克兰合并300周年的庆典上，(有些人)说蒙古在300年前就已是中国的一部分，问到蒙古能否重新合并到中国。刘少奇接着说，中国人民把蒙古看作是和台湾一样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米高扬同志认为把蒙古和台湾等同是错误的。中国人生活在台湾，但在蒙古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蒙古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甚至也不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以后蒙古要求以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蒙古人民尝到了独立的滋味，再也不想放弃独立。米高扬同志接着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把蒙古合并到苏联的想法。当日本占领部分中国并试图攫取蒙古时，我们举起手中的武器来保卫它。危险过后，我们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武力，帮助蒙古人民建立自己的军队来保卫国家。并且，当时许多蒙古同志提出将蒙古作为苏联共和国合并到苏联的问题，我们无条件地拒绝了。最后，米高扬同志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脱离中国而后悔的情绪，中国共产党没有必要感到担心。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脱离中国的行为是由蒋介石政府执行的。这个行为是正确的，它起因于实际情况。

周恩来和刘少奇总结说，他们不是在提把蒙古合并到中国的问题，这些可以以后再做。但是他们认为表达出“中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适宜的。同年4月，当米高扬同志在乌兰巴托的时候，他把以上提到的与周恩来和刘少奇的对话内容告诉了蒙古朋友。泽登巴尔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宣布，他们同意米高扬同志所主张的立场，并强调他们将拥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

库尔久科夫

1964年1月30日

CWIHP Working Paper №42，2003，pp.23-25

№10400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节录)：关于中苏关系部分(1964年2月14日)

……

五、关于苏中关系

同志们!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贯认为，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和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党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完全无私的和国际主义的。

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支持中国劳动人民，支持他们的共产主义先锋队，为争取独立、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我们认为，兄弟般地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保护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是自己的职责。

我们党、苏联人民都清楚，苏联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的规模和性质。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期内，建造并以最新设备装备了大约200个大型工业企业、车间。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系列工业部门，而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这样的工业部门。例如航空工业、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动力、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仪表制造工业、无线电技术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各种部门。

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企业，使中国能够每年生产870万吨铸铁、840万吨钢、3220万吨煤炭和页岩。我们国家协助建立的企业所生产的锡占整个部门产量的70％，而在合成橡胶产量占100％，电力生产占25％—30％，载重汽车和拖拉机产量占80％。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国防企业，为中国国防工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1950—1960年期间，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各种期限的苏联专家达1万多人。1951—1962年期间，在苏联学习、培训和实习的中国工程师、技术员和专业工人大约有1万人，学者大约有1000人。在这段期间，有1.1万多名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于苏联的高等院校。

自1953年起，根据苏共中央以及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亲自倡议，消除了我们两国相互关系中存在的不平等因素——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表现之一。在此之后，中苏之间的合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毛泽东在1957年说：“在中国问题上，消除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和积留下来的问题的功劳，属于赫鲁晓夫。”

1959年，中苏经济联系的范围比1953年扩大了几乎1倍，而在此期间，给工程项目供货数量增加了7倍。自1954—1963年期间，苏联转交给中国24000多套科研文件，其中包括1400个大型企业的设计草案。这些文件饱含了苏联人民以及它的科技知识分子的丰富经验。全部科技文件实质上是无偿提供给中国的。

苏联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条件极其优惠的贷款，总计8.16亿卢布。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牢固地取得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地位，坚定不移地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我们经常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切最重要的举措，竭力使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协调一致。

应该说，在给予中国人民以帮助的同时，苏共中央也非常珍视来自中国方面的支持。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出口给苏联的一系列贵重商品，传授中国科学积累的经验，而且还有为巩固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共同进行的斗争。

1950年，苏联与中国之间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不仅对两国之间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且对巩固远东和平都是重要的促进因素。

苏联神圣地信守该条约中自己的全部责任。每一次，当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苏联都表现出准备彻底履行自己同盟者的责任。例如，1958年秋天，苏联政府首脑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声明：“进攻我们国家的好朋友、同盟者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进攻苏联。”1962年的7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声明。从所说的可以看出，苏联政府是怎样认真地对待加强中苏友谊这项事业的。

但是，很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58年开始，越来越经常地采取各种措施，破坏中苏间的友谊，并以一些未经协商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不仅给苏联，而且也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困难。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单独的不友好的行动，转入坚决地压制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时，中苏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了。1960年各兄弟党的莫斯科协商会议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向苏联提出要求，要求重新审理以前签订的，关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全部协定和议定书，拒绝苏联计划供给的一大部分设备，将中苏贸易规模弄到最小的程度。

苏联政府，尽管也明白，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方针将会给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带来危害，但是，除了同意这一点，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结果是，1962年苏联与中国之间经济合作(包括贸易和技术协作)的总规模，从1959年的水平降至36.5％，而成套设备和材料的供给减少了97.5％。1963年，经济合作和贸易规模继续缩减。

自然，对于中苏合作的急剧缩小，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苏共中央多次致函中共中央，呼吁预防这种现象发生。我们还建议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建议没有反应。怀着自己特殊的目的，他们一步一步地恶化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开始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间关系。

中共领导人在采取压缩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方针时，最初是这样解释这一点的：

“第一，由于苏联的帮助，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初步基础，因此，今后绝大部分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设计工作，将由本国力量来完成，我们想减轻苏联援助中国的负担。但是，对于那些我们自己不能设计、建造和装备的工程项目，今后我们还将请求苏联的帮助。

第二，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认识到，必须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最重要的工程项目，缩减基本建设工程的总数量以及压缩那些不是很迫切需要的工程项目，以便更好地实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内的建设规模今后还将扩大，速度还将更快。

第三，由于最近两年农业自然灾害，给我们收支差额方面造成了一系列困难，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缩减苏联援助建设的一些工程项目，为我们两国之间更顺利地合作创造一些条件。”(摘自中国政府代表团领导人顾卓新在1961年2月10日中苏谈判时发表的声明)

现在，正如看到的那样，中国政府已经“忘记”自己过去的一切表白，并断言，似乎中苏间联系的缩减是苏联方面倡议的，仿佛这一点也正是造成中国国民经济最近一些年来处于困境的原因。

现在，中国的宣传机关拼命想证明，仿佛所有这些不是苏联援助中国，而只是普通的贸易业务。为了抹去人民心目中苏联援助的印象，中国甚至不择手段，将苏联的机床和机器上的出厂商标撕下，并造谣说，仿佛苏联将已经老化的设备供应给中国。恰恰相反，不仅中国人自己，就连外国的报刊都断言，苏联援建的这些企业，如长春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电机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都是现代工业的优秀典范。

类似行动是与最起码的道德品质相违背的。让中国领导人去思索吧，但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苏联的指责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指责说，苏联缩减了自己的援助，这引起了中国经济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布谣言说，苏联的援助没有效果，无足轻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援助“没有效果”，“无足轻重”，那么，援助的缩减又怎么能给中国的经济造成损失呢？

这些都是中国同志惯于使用的表达方式，而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呢？事实表明，所有这一切，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尽管中共领导人表现出这些公开的敌意，我们国家仍然忠诚地履行着自己以前承诺的责任，仍然继续协助中国建设80多个工业企业，和从前一样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学者和大学生们还在苏联进行生产实践和业务学习活动。对于1960—1961年期间中国出现的经济困难，苏联的反应是兄弟般的。当中国极其缺乏粮食的时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向中共领导建议，相互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白糖。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在5年时间里按贸易结算方式分期清偿所欠2.88亿卢布债款的机会。

如果说苏联，正如中国领导人断言的那样，竭力压缩自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那么，它为什么还要采取所有这些步骤，一次又一次地向中方建议扩大互利贸易和经济合作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共领导人没有给予答复。他们也无法给予答复，因为正是中共领导人自己竭力压缩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的。

为了尽量给由于“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辩护，中共领导人总是经常地提出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尽管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中，这个问题已经多次阐述过，但现在，不得不再一次谈一下这个问题。

苏联政府向中国派出自己的专家，出发点是：援助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的国民经济缺乏相当数量的专业干部。这绝对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对中国人民真正的兄弟般的援助。

考虑到，对外国专家的需要具有暂时性，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专业人才很快就会成长起来，苏联政府先后于1956年、1958年提出了召回自己专家的问题。当时，类似的建议对有苏联专家工作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也提出过。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专家，这些建议被其他所有国家接受了，而中国政府请求苏联专家再停留一段时间。

在坚持留下苏联专家的同时，中国当局又故意非难苏联专家，给予他们的工作条件是无法忍受的。

我们的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正好遇上了“大跃进”，它破坏经济发展比例，违反一切技术规则。苏联人已经预见到了这个政策的危险后果，他们对于违反技术要求的事向中国的组织多次提出警告，但是，没有任何人重视他们的劝告。由于无视苏联专家的劝告以及中国工人粗暴违反技术规则造成了重大事故，并时而伴有人员伤亡。例如，新安江水电站事件就是这样的例子，由于忽视技术条件，造成凿岩坍塌，工程被拖延了一段时间。在新丰江水电站，也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过梁中断，基坑下陷。在这两起事故中都有人员伤亡。可以理解，苏联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对于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提出抗议，但是没有人理睬我们的专家，因此，他们开始申请允许他们返回祖国。

况且，自1960年春天起，中国当局开始“劝诱”苏联专家，教唆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这引起我们理所当然的愤怒。

苏联政府多次提请中国当局关注所有这些令人气愤的事实，并坚决请求为苏联专家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但是，对此的答复是，中国当局开始更加不友好和侮辱性地对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看作是“保守分子”，开始千方百计地辱骂苏联的经验和技术。对苏联人的监视加强了，经常性地搜查他们的私人物品。在这种情形之下，召回我们的专家是摆脱业已形成的状况的唯一出路。

现在，当众多事实开始明了时，有理由认为，自1959年起，当中国领导人开始激化自己与苏联的矛盾之时，与其说他们需要专家，还不如说他们需要关于专家们的问题，即能否利用他们来作为与苏共进行斗争的理由。

为了巩固中苏之间的友谊，苏联政府在召回自己的专家之后，努力调整这个问题。1960年11月，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期间，受苏共中央的委托，А.И.米高扬同志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正式会谈并声明，如果中国确实需要苏联专家，并且为专家们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那么，我们准备让专家们返回中国。关于这一点，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在与周恩来以及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会谈时也说过。在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双方会晤时(1963年7月)以及在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给中国领导人的信函中，我们再一次正式声明，如果中国需要我们专家的技术援助，那么，苏联政府准备研究派他们前往中国的问题。对于所有这些建议，中国领导人没有作任何答复，而为了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却继续利用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他们试图利用我们召回了专家这一点，来解释重新审理经济计划、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出现的困难。

但是，第一，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困难还是在召回苏联专家之前就出现了，是“大跃进”危险的试验造成的后果。第二，最大的困难正好出现在那些完全没有苏联专家，或者苏联专家为数不多的部门。

1960年，在煤炭工业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只有2人，国营农场和生荒地部门3人，农业和林业部门各1人，召回他们怎么可能对煤炭工业、石油工业、林业、轻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作产生影响呢？事实上，最大的失策正是出现在这些工业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

是时候了，中国领导人应该停止将自己的党、中国人民以及社会舆论继续引入歧途，应该诚实地说明将中国人民置于困境的真正原因。

而真正的原因就是中国领导人忽视了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客观规律。

该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即由于中国领导人的逐年努力，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中苏之间的经济合作，还是文化交流，社会团体的往来都减少了，而与此同时，对苏联人民的馋言中伤和挑唆诽谤之辞却增多了？只有一个解释：中国领导人竭力使自己的人民与苏联人民隔绝，他们害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真相，害怕知道苏联就发展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兄弟般的无私建议，于是就到处散布无耻的谣言，以此来诬蔑我们的党，诬蔑苏联人民。中共领导人担心，与我们国家的合作可能会使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精神这股清新的风吹送到中国，而正是这次代表大会消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状况。(掌声)

我们还认为，必须向全会说明，只是由于中方的错误才使中苏边界遭到破坏。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文件里，都讲过这件事。1962—1963年期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

苏联政府已经提出倡议，就中苏边界某些地段明确划分一事进行磋商。我们的出发点是，中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中苏边界是历史上形成的，而只是需要确定其中某些地段。

为破坏中苏友谊的基础，中共领导人在自己国内以及国外肆无忌惮地组织反苏联的宣传活动。中国的报刊充满了挑唆诽谤性文章，这些文章对苏联的现实进行指责，对苏联人民进行无耻的诽谤。在中国政府的一份声明里，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评价：“与一切战争势力联合以进行反对和平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联合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

所有这些论点都是彻头彻尾的诽谤性谬论，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朋友，还是对于我们的敌人，这一点都是绝对显而易见的。苏联的共产党员们，全体苏联人民都会愤怒地批驳这种无耻的谎言。诽谤者所能干的只是这样肮脏的勾当。苏联将一如既往地执行列宁的方针。

РГАНИ，ф.2，оп.1，д.720，л.31-36

№25777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苏联的对外援助 [165] (1964年2月14日)

M.А.苏斯洛夫于1964年2月14日在2月中央全会的报告

(晚上召开的会议)

苏斯洛夫：……没有一个国家不向我们求援，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援助他们。(掌声)只是近期我国给阿尔及利亚、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锡兰、老挝和许多其他国家给予巨大的援助。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除了毫无根据的谴责和恶毒的谩骂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同志，我想插一句，请原谅。他说得对，但他没有说，这点我知道，他的报告做得很好，很详细。我们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具体表现在哪里？当苏加诺打算反对荷兰人，我们廉价出售给他们驱逐舰、巡洋舰、装备火箭的舰艇和其他武器、鱼雷艇；而等要走的时候，苏加诺说：我们没有会掌握潜艇的人员。请把你们可同我们一起去战斗的人派给我们。我们就把我们的潜艇艇员给他们。(掌声)这不是口头上的支持，而你们可以看到是什么样的设备。后来他说，我们有装备导弹的轰炸机，但是没有能够发动攻击的机务人员。请给你们装载有导弹的轰炸机的机务人员给我们。后来，我和苏班德里欧讲话的时候说：好的，我们的人会去的，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击沉荷兰航空母舰的排演。(掌声)

再次抱歉。也门发生暴动时，这些您在报上也见到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打击了那些妄图恢复也门王国政权的反革命军队。

苏斯洛夫：上面提到的这些武器英国支援了没有？

赫鲁晓夫：谁给他们呢？纳赛尔到我们这里来，说：“他们有人，他们有我们出售给他们的飞机，可就是没有机组人员，请支援我们轰炸机的机组人员；请售给我们一些运输机，可以将武器和士兵运送到那里，再支援一些武器，我就将机密告诉您。”马林科夫同志说，他要什么我们都给，但是必须打着纳赛尔的招牌。我说，咱们就打纳赛尔的招牌。(掌声)这样我们给他们“AH 12”飞机，我们支援了机组人员，送去也门的有武器和轰炸机，轰炸机上喷涂的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星号，机上的人员是我们的，炸弹是我们的，飞机也是我们的。(掌声)但我们不能说，我们喜欢打仗，我们只是坚定地站在不干涉的立场上。(掌声)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上面的例子不足够说明问题，你们看，我们这些基督教徒是名副其实的，我们信奉基督教的信条。(掌声)

菲德尔·卡斯特罗碰到我，对我说了许多话。我对他们说：“您听好，讲到美帝您很恼火。他们做的就是帝国主义做的，请设想一下，如果您也像他们一样强大，您也会像美国那样。他们美国人对我们却不会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们，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反对我们，应该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对不起，我在您做那么精彩的报告时，与您一起唱起双簧起来。请把我们的这些话从您的报告中删去。

苏斯洛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把新报告中有些内容解释得很透彻……

赫鲁晓夫：同志们!我想请你们注意这一点，例如，我们给中国贷款，有意思的是，如果经济学家能注意到，我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谈判，他们自愿向我们提供贷款，以后如果有类似的机会的话，我们会接受贷款……

РГАНИ，ф.2，оп.1，р.6321，ед.хр.720，л.67-95

№25776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总结发言(1964年2月15日)

请赫鲁晓夫同志作这次会议的闭幕发言。

赫鲁晓夫：同志们!我想作些解释。两个月前我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过一封信。中央委员们都知道，因为这封信我们是写给全体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检察委员会全体委员。这封信我们也寄给了一些兄弟党。这样它就是我们的路线，也是与其他兄弟协商过的，我们希望停止争论，希望中国人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同意信中的意思。

报告人和其他同志在发言中都讲到中国对此信的态度。他们对我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断加强进攻，继续执行分裂的路线。

在目前进行的中央全会上我们也决定把中国共产党进行分裂的问题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党的信件不予答复，我们商量了这个问题并决定对此给予还击——将我们的报告、决议和所有文件刊登在报刊上。

有些党(认为我党公开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党)的代表请我们拖延几天，不要将决议和报告公之于众。他们说——这几天之内我们会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争论。

如果他们不接受呼吁，我们认为应该公布那些在全会上通过的文件，到那时我们也将揭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同志们，我讲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央委员们、全体党的积极分子、党组织的代表们能理解，明天我们不会将第二个问题的报告内容、第二个问题的决定公布出来。我们还将召开关于本次全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讨论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也会讨论。何时公布有关文件，何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以后会有通知。如果这个过程会延迟的话，我们就不会等到这些资料公布，就召开积极分子秘密会议，会上将讨论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如果讨论的时间不长，最好公布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资料并召开积极分子会议。

这就是我要向大家、全体中央委员、积极分子通报的内容。我们还是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有没有人反对这种策略？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做法是否会有结果，那我说，我估计不会有结果，但是有些同志还是相信中国人会善意地接受我们的意见，应该给这样的同志机会。我们之所以应该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争斗，就不要装成是好斗的公鸡。让我们表现出骨气、耐心并给这种机会，即如果争斗，那就不是为了争斗而争斗，而是为了团结而争斗。所以我们应该和那些与我们的理解和观点一致的党最大限度地加强联系以及表明自己的立场。

同志们，我想解释这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为什么暂时我们不会公布这一切。昨天我们想，该问题应该以非公开的形式来讨论，因为如果6000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一些人会这样说，其他人会那样说，这样会导致整个党都会知道。因此我们希望同志们通过党组织得知，到时候，我们也会通过党组织告诉你们。

一共有8个人讨论了苏斯洛夫的报告。

РГАНИ，ф.2，оп.1，р.6321，ед.хр.721，л.154-156

№23019 韦尔边科致赫鲁晓夫函：拉丁美洲人民拥护苏联(1964年2月15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昨天当我听完了М.А.苏斯洛夫所作报告的第一部分之时，我感觉，该报告的第一部分不够有力，甚至还带有防御的意思。而当听完了报告的第二部分时，我才开始明白，我的判断下得有些过早了。

我认为，所有共产党员们早就期待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即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给予坚决的回击，而其分裂主义思想观念也将受到我们强大的宣传，我们强大而坚定思想的压制。

中国分裂主义者们最大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就是试图使您脱离中央，使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脱离党和人民。

我国人民对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的热爱是早就公认的，在会议厅里，您受到人们满怀热爱和喜悦的欢呼，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我这里要重复的，这只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

在这封我请您读的信中的东西，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甚至可以说成是我的隐私。我想说的是关于离这个大厅很远很远的地方……在拉丁美洲的人们对您的热爱。几个星期以前，我因公务去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关于数十次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对苏联和您所表现出的热爱和友好情谊的著名事例，我就不再一一重复了。

这里，我只想对您说一件令人激动的事。那是在1963年11月24日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当走近加里波第广场之时，我们看到有一群人聚集在广场上。在人群中的一个高台上站着一个手举美国国旗的演讲者，在结束讲话之时他高呼“美国万岁，洛克菲勒万岁”。此时人群发出一阵鼓噪之声，出现了另一位演讲者并高声讲道：“你是美国的走狗，美国佬，强盗。苏联——我们的朋友，那里有我们的兄弟。”与此同时，他忽然摘掉萨姆博列诺式帽子，挥拳朝那个拿着美国旗的演讲者打去，而后者瞬间便消失了。而此时整个人群均站立着，以纯粹的墨西哥人的冲动情绪一字一顿地高呼着这样的口号：“俄国万岁，赫鲁晓夫万岁。”

此时，人群发出一字一顿的高呼声——“赫鲁晓夫万岁”，甚至比我们会议厅里的欢呼声更积极、更响亮。

这里还有一个实例。您当然晓得所有记者们的语言——当然包括我们的记者在内——都是非常尖刻的。在墨西哥，我们曾组织了一次与墨西哥记者的新闻发布会。我要重复的是，这都是些语言尖刻而性质外向的人们。他们请我们谈谈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由于担心他们会厌烦，我原本只想作一个简单的答复。可实际上，就这个题目的谈话竟用了近3个小时。请相信我，在这3个小时的时间里，记者们，尤其是女记者们在赞扬我们的立场的同时，又一次激动地开始高呼“万岁苏联，万岁赫鲁晓夫”。如果当时有一位毛泽东的拥护者也在场，如果毛的“思想”拥有些许成绩的话，那么在自己的国家中墨西哥的记者们可能也会毫不客气地提到他，哪怕只有一个字。可实际是，当时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只有“赫鲁晓夫万岁”的强而有力的口号声在房间里轰鸣。

我对您说这些，完全不是为了贬低我们与中国分裂主义者斗争的意义，也不是为了以此来恭维您，完全不是这样!我甚至一点也不感到羞愧地承认，我们——苏联人，当听到远在现在这个会议厅15000公里之外的人们对您、对苏联表达自己的热爱之情的时候，都激动得流泪了，甚至还有人由于幸福而像男子汉那样大哭起来。

苏共中央委员

А.А.韦尔边科

1964年2月15日

РГАНИ，ф.2，оп.1，д.706，л.1-2

№23020 别图霍夫致苏斯洛夫函：如何答复中国寄来的贺信(1964年2月15日)

苏斯洛夫同志!

请就如下问题提出中央的意见，即是否应当答复中国同志——我们在中国一起工作的熟人——发来的贺词和问候。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是在革命节日和新年之际发来此类贺词。

别图霍夫

РГАНИ，ф.2，оп.1，д.706，л.3

№2553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苏共要求停止公开论战 [166] (1964年2月18日)

彭真在谈到苏联2月12日写给各兄弟共产党的信件时说：“你们在这份文件中说中共中央至今没有回复苏共中央11月29日有关停止公开辩论的信……的确，对你们1963年11月29日的来信我们是没有答复。可难道这封信是最后通牒，难道那有期限要我们必须答复你们？我们不可能顺从地执行你们任何指令。”

彭真说：“我想提醒一点，你们在1963年11月29日的信之后并没有停止辩论……这算什么？你们认为自己是‘上帝’，是‘沙皇’？而你们说的话和声明就是命令？你们是不是认为啥时想公开辩论就开始，啥时想停止就停止，而我们就也应该沉默不语？”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6，л.35-37

№25774 甘科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中国在火车上散发反苏传单(1964年3月23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边防管理总局

1964年3月26日

第1245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利科夫同志：

据运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苏联的“北京—莫斯科”苏联列车长反映，1964年3月23日中国人在自己的边境站满洲里从货运车厢里搬出大量的反苏俄文书籍。

已查明，中国人在中国境内检验后向来自苏联的乘客散发这类书籍，特别在那些俄语掌握得很好的回国越南留学生中间散发。

中国职工平常还把反苏期刊整齐地放在满洲里车站上的专业书架上。

我们采取了严格检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重点检查在苏联外贝加尔站工作的中国公民。

特此告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边防管理总局代理局长

甘科夫斯基(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10，д.18，л.22

№1039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4年4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4月13日会议第97/102г号记录

第102项关于延长苏联的无线电汉语广播时间。

一、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延长苏联用汉语向中国居民进行无线电广播的时间，每昼夜从6个小时增加到9个小时。

二、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提供用于扩大苏联汉语无线电广播规模必要的技术工具，采取措施保证能够在中国境内清楚地收听到苏联的无线电广播。

ЦХСД，ф.4，оп.17，д.575，л.32

№25762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分裂主义者在古巴进行宣传活动 [167] (1964年4月14日)

……

1964年4月14日外交部给中央执行机关寄去一份题为《中国分裂分子在古巴的宣传活动》的材料，材料由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编写。

宣传印刷品——这些印刷品基本上是从中国运来的，因为宣传印刷品在古巴必须得到古巴社会主义统一革命党宣传鼓动部的批准。“这里这类印刷品(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都不受欢迎，其理由是公开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会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害，会破坏人民中间的团结，尤其在此时，正在建立共产党的时候。”……

“去年年底古巴社会主义统一革命党宣传鼓动部已经采取措施，限制《北京周报》和1963年最新发行的明显反苏的书刊运进古巴，其他书刊只得存放在书库里，不得出售。”

“涉及中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刊物不得出售。”(这种刊物只有在中国人私营的书店才能买到)

РГАНИ，ф.5，оп.58，р.7745，ед.хр.116，л.93-95

№25790 苏联驻印尼使馆致苏共中央报告：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的工作(1964年5月29日)

根据苏共反对中国分裂主义者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指示所开展的工作 [168]

1964年5月29日

……

……事实证明，中共领导人为了分裂，早就加强了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诱导。

……有一次我们跟艾地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讲了他写一本关于他苏联之行的书。但此后艾地借口工作繁忙说，如果有人帮他收集资料，这样工作就会快一些。这类资料被收集好了，翻译为印度尼西亚语，但是工作没有进展。

……有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故意不参加我大使馆的招待会。

……在中共与苏共分歧问题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采取保持平衡的立场，站在无原则的立场找自己有利的看法。有时候印度尼西亚中央领导人说争论有害，其他时候说，争论是真正马列主义的大学，还有时候明显地在讨好我们，试着开中共领导人的玩笑……但从所有这些情况，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话中都能感觉到亲中国的情绪。

……至于苏吉斯曼，他的亲中国思想为人知之甚少。他是一个支持三驾马车的人，因此必须研究他在1963年给苏联写的那份报告。

……为了使印度尼西亚摆脱苏联、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摆脱苏联共产党，中国分裂主义分子不遗余力，不惜一切代价采用贿赂、收买的手段在印度尼西亚公民中物色可靠的人物，中国经常给总统身边的领导人送礼。

……大使馆在执行2月中央全会指示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出版方面，出版部门尽量广泛地刊印2月中央全会的文件；出版了印尼版苏斯洛夫报告1000册，作为《苏维埃国家》(Негери Совьет)杂志的副刊(共10万册)；

苏共2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刊登在这份杂志上，也刊登在《苏维埃新闻》(Вери Совьет)报纸上，共2500份；

另外还有通告各种展览会散发苏共2月中央全会的文件。

印刷这些文件需要大量资金，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我们已于今年5月通过外交部提出再拨出一部分资金。我们相信用在这上面的钱会有一定的回报。

我们大使馆有不少青年通晓印尼文，确定的人数为8名。他们可以用印尼文给大家作讲座。

应该指定并提供文件，报告纪录片和电视片的发行计划，以便介绍苏联的生活以及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1964年6月8日《红星》向中央主席团提出加入揭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裂活动、反列宁主义路线行列的请求。

……1964年10月19日Н.梅夏采夫报告北京电台8次播送中国领导人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电报的全文。

……

РГАНИ，ф.5，оп.55，р.7745，ед.хр.116，л.154-191

№21930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的回复(1964年6月1日以前)

草案

苏共中央决议：“关于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件的复信”

不晚于1964年6月1日 [169]

1.批准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件的复信内容(附录一)。 [170]

2.批准给苏联驻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的指示(附录二)。 [171]

3.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波诺马廖夫同志)向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介绍苏共中央的上述复信内容。

4.批准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指示(附录三)。 [172]

РГАНИ，ф.3，оп.16，д.476，л.20

№21931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草稿)：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共运的立场(1964年6月1日以前)

苏共中央就中国领导人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诸问题的立场给中共中央的信件 [173]

不晚于1964年6月1日 [174]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联共产党中央已于5月7日收到了你们的来信，信中包含着你们对我们今年3月7日去信的答复。在这封信中 [175] ，你们不仅拒绝了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党派提出的旨在消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所有建议，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了与各党代表会面、举行谈判和共同与之讨论全世界共产党员所忧虑的共同问题。中共中央从来还没有这样公然地表示藐视各国兄弟党的意见，不愿意听取它们的呼声，不愿意参与共同寻求克服分歧的途径。你们来信的全部内容及其粗暴的语调说明，同中共中央多次表白的不允许分裂和坚持团结的愿望相反，你们不想克服分歧，实际上是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你们甚至不想掩饰：你们的目的是使自己能放手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对于我们运动中出现的困难感到焦虑的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只能这样来评价你们的信。

苏共中央在向你们发出3月7日自己的 [176] 信件时是从这样一点出发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面，要求进行集体研究、共同确定克服困难的适宜途径，达到所有兄弟党的团结。我们曾建议尽快举行苏中两党代表团的会谈，召开二十六国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并同兄弟党协商在今年就举行国际会议。我们曾经认为，停止公开论战，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已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的任何破坏活动和分裂活动，是顺利实现这些措施的必要条件。我们考虑到了坚决主张苏共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和召开共产党国际集会的大多数兄弟党的愿望，这种国际集会能够在同志般的气氛中，在共产党人的兄弟般的家庭中，共同讨论已经出现的问题，消除由中共领导的分裂活动所引起的分歧。

苏共中央在3月7日信件中提出的建议，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积极的支持。目前，多数兄弟党都已赞成立刻召集会议。一些党原则上同意召集这次会议，但与此同时，鉴于你们对此次会议的举办持反对态度，他们均对会议举办的时间提出了保留意见。不过，除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外，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反对采取旨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集体措施的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在5月7日的来信中建议，将此次会议的举行推迟“4—5年或更长时间”，而且声称，“不召集会议比召集会议要更好些”。你们又把中共中央还在不久前建议在今年10月举行的双边会谈向后拖延很久，而在表示同意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各种保留，这些保留使人怀疑中国方面对于双边会谈究竟有没有兴趣。

因此，我们确认：中共中央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长期以来把自己形容成是尽快召开会议的倡议者，把事情说成似乎是苏共在反对这样做。当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新西兰等国的共产党建议在1962年夏季召集会议时，你们是最先对此表示同意的。 [177] 1962年4月7日，你们写道，召开会议“对于克服兄弟党之间目前存在的分歧，是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1962年底，你们代表团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公开证实了中共中央的这种立场。后来，你们在1963年3月9日和6月14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主张召开会议。 [178] 最后，你们在1964年2月29日的信中又在白纸上写了这样的黑字：“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79]

由此可见，还在不久前你们仍赞同召集会议，并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 [180] 然而，只要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具体地提出会议问题，你们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那么请问，在近2个月以来——从1964年2—4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共中央有什么正当理由来重新考虑在召集会议问题上的立场。根本就没有什么理由。看起来，问题在于：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在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 [181]

虽然对其他党的意见，你们极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并声称不害怕他们的“坚决回击”；但实际上你们是怕参加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并极力避免这种诚实而直接的对话，避免将自己错误的纲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相对比。

你们最近提出的反对召集会议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82] 例如你们断言， [183] 国际会议的召集只会与中共和苏共代表之间的会谈一样，“导致激烈的争吵和大家四分五裂，从而最终无法得到任何结果”，“引起公开的分裂和各走各的路”。

在事先对此次会议的结果做出上述臆断的同时，中共中央显然已决心将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与会者们，并且不打算谋求与所有兄弟党的团结。在这种情形之下，这次会议的确已转变为一个激烈的政治斗争的舞台。但是，如果所有与会者都希望克服困难，如果中共代表愿意寻求与所有兄弟党的相互理解并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此次会议就可能成为加强我们之间团结的转折点。 [184]

在提议召开会议时，苏共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打算首先把精力集中在那些共同的问题上，这将会把所有的兄弟党团结起来。 [185]

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绝大多数兄弟党所支持的马列主义路线的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领导人及其少数支持者所坚持的、与上述路线相对的、错误的纲领。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来阻止其进一步发展的话，这种严重的情况将会成为分裂的严重威胁。而召集国际共产党会议，正是此类最重要举措之一。相对于在国际会议中集体交流意见的方式，兄弟党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制定出统一的立场，使所有的兄弟党在完整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同时，又能积极地参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路线的制定。 [186]

我们认为，虽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困难，但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的召开，一定能在维护团结，防止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并最终完全走向分裂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只是需要所有兄弟党派及其领导人，能够充分意识到自身对我们运动的命运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深刻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及其可能导致分裂的后果。 [187]

此次会议有可能消除所有那些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的、带有诬蔑性和臆断性并引起论战的东西，从而使我们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兄弟党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和总体任务的讨论方面。共产党人已经掌握了与各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们谋求共同语言的本领。在这种情形之下，尽管目前我们内部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又有什么理由断言，我们就不能在一些一般性问题上达成相互理解和约定呢？

苏共认为，召集各共产党国际代表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并且在当今世界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需要我们进行集体性分析并在评价、立场方面相互协调的问题。在国际形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国家极其友好团结的发展、国际工人运动中以及从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进程，都要求各共产党采取一些新的政治举措，以动员群众，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平、民族独立，为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而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斗争。而新的国际会议的召集一定会在这方面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 [188]

中共中央信件中的如下论断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 [189] ：在当前条件下，任何人都无权召集国际会议，因为没有类似于共产国际那样的常设性机构。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赖以建立的民主原则出发，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任何一个党或一些党都可以提出开会的倡议。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各个队伍的义务是：细心研究和支持这一倡议，如果它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益处的话。至于苏共，大家知道，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1957年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190] 这项决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通过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14日的晚间会议 [191] 上也声称，“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

我们列举这些有利于恢复真相的事实，为的是不使倡议召开会议的问题变为争论的新课题，变为拖延业已成熟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谈的口实。

中共中央为了在通向会议的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地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写道：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党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为了使会议取得成就，必须进行细致的准备。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不断地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和放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进行派别活动的方法。

从一切情况看出，中共中央所说的“准备工作”，是指某种完全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加强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尽量使论战尖锐化。如果坦率地讲，那么，中国领导推迟召集会议的真正原因实质上就在于此。在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情况下，从各种情况来看，中国领导打算拼凑一个顺从北京的党和小组的集团。现在你们公开力争邀请你们在各国招募的同谋者参加会议，这个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中共中央现在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也变成了争论的课题， [192]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认为，首先， [193] 参加过1957年和1960年会议并签署了会议文件的那些党都可以参加会议。这样做之所以更为正确，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涉及对宣言和声明的解释。 [194] 当然，只有那些起草并签署了这些文件的党的集会，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只有会议本身才有权作出邀请新的参加者的决定。在最后一次国际会谈以来的年代里，在某几个国家里(特别是在非洲)出现了一些党，它们承认反映在宣言和声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它们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总路线，它们是本国工人运动的公认的代表。自然，这样的党有权指望被邀请参加新的国际会议。 [195]

当中共中央提出邀请新的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时，它所关心的决不是这些党，而是指那些由它自己建立的反党派别小组。 [196] 但是，第一，这些小组并不代表本国的工人运动，而是从国外人为地扶植起来的。 [197] 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锡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党小组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展开派别活动的时候，这一事实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巧合。第二，这些小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遵循宣言和声明中规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相反，它们所宣扬的观点完全暴露了它们是这个路线的反对者。第三，这些小组是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开除的、同这些党的合法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及其久经考验而有威望的领导人进行斗争的、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反党分子组成的。对于说明它们的政治面貌和成员是有意义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各种叛徒和变节者参加了这些小组。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这样一些支持中国领导路线的人决不会给中国领导增加光彩。不论你们如何努力把这些冒充的人描绘成“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仍然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把他们拉进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来。

苏共中央对于中共中央5月7日的信中包含的污辱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这些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企图不能置若罔闻。我们坚决拒绝这种不体面的手法：一个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求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要求有权对某个党及其领导人作出判决，有权随心所欲地解决那些只有各该国工人阶级才能做出判断的问题。

如果你们今后继续进行这样的会议“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力图继续展开派别活动，那么你们只能以此再一次证实现在已有的看法：中共领导在把事情直接引向分裂。

中共中央打算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公开论战尖锐化的企图，早已昭然若揭了。它所发动的宣传运动已经超出了思想论战的一切范围，变成了反对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这个宣传运动同弄清真相、同探讨我们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各种迫切问题，毫无共同之处。你们的言论的全部内容、方法和腔调表明，你们有意地想进一步扩大争论问题的范围，歪曲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真正立场，诬蔑它们的领导，唆使群众反对这些党的领导。谁不了解，这不是论战，而是加剧分歧和燃起仇恨。这个宣传运动在动摇着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在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中散布混乱和不信任，损害世界社会主义的声誉。 [198]

我们对会议的准备有另一种理解。苏共中央从来主张运用1960年声明所规定的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方法，在准备过程中创造性地讨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或那些迫切问题，就我们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进行辩论，是正常的和有益的事情。这样的辩论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助于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同生活的要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助于拟定共同的立场，作为对会见和会议的准备。可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宣传运动， [199] 丝毫都不能为这些目的服务。

你们威胁说，你们要答复似乎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以及“几十个兄弟党的大量决议、声明和文章”。换句话说，你们准备无止境地进行公开论战。看来，这正是你们的目的之一。你们开始了论战，迫使兄弟党对你们不正确的观点给予反击，而如今，你们想在“答辩”的幌子下越来越扩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斗争。

中共中央在5月7日的信中提出的两党订立一个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对方材料的协定的建议，再好不过地揭露了你们的计划。这个建议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的。

对此，我们愿意指出，在还可以指望辩论不超出对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范围时，我们在自己的报纸上转载过某些中国材料。但是，当事情已经清楚，问题不是原则性的辩论，而是敌意宣传时，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时候都没有承担转载、散布和宣传同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的诽谤性材料的责任。 [200]

转载那些把我党我国硬说成“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破坏我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兄弟情谊，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的当前行动当然是不能负责的。苏联报刊一篇接一篇地刊载这样的文章，就不得不回答其中每一篇文章。这样，同中国领导的论战就会成为我国全部思想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就意味着转移党和人民对主要任务——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援助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的注意。显然，我们党是不会这样干的。

这样，我们对中共反对各种关于消除已有分歧的建设性建议的动机进行了研究。 [201] 应该确认， [202] 你们的全部意图是旨在进一步加剧论战，加紧派别活动，拒绝对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的方法。中共中央在使世界共产党人不安的所有问题上，都采取了违背我们运动的共同利益、违背加强我们运动各个队伍的团结的利益的立场。

从这方面看来，说中共中央“一贯的立场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说它“坚持不懈地为消除分歧而努力”的话，是完全违反事实的。在当前条件下为团结而斗争，这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但是，你们的行动的目的，却是竭尽全力和使用一切手段妨碍消除分歧，并使局势尖锐化。中共中央5月7日的整个信件所贯穿的消极态度，根本不愿意迎合兄弟党的倡议，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考虑压倒多数的共产党的意见和利益，进行反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存心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成员都清楚，中共中央把国际会议推迟到遥远的期限，是指望在这个时期里增加自己的支持者的数目，把他们变为自己政策的顺从工具，企图以此为自己在将来的会议上造成有利的条件。为了预言这种打算的彻底破产，无须成为预言家。我们毫不怀疑，越往后，生活将越加证明中共领导人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思想纲领和策略路线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领导所追求的不体面的目的将日益暴露出来，那些暂时被它迷惑的人们将会睁开眼睛。当然，中共中央的分裂活动会给并且已经在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特别是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条件下为工人阶级事业、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而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带来了损害。但是，工人阶级斗争每前进一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每取得一个新的成就，都会打击中国领导的错误的、脱离现实的方针，都会证明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中涉及一些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思想分歧的问题。我们党已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再在这封信里谈论这些问题，何况你们的攻击没有任何新东西。你们早就靠粗野的谩骂和扣帽子过日子了，并以此来代替对那些中共中央持有特殊意见的问题的善意讨论。苏共中央坚决摒弃你们的不负责任的断言，认为它是明显的诽谤，如说什么苏共“一心一意要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策划一个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阴谋”。这些说法只能使它们的作者们的威信扫地，只能使那些竟然如此恶毒攻击担负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的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威信扫地。指望谁来相信这些妄诞的谰言呢？难道你们当真指望找到相信这种诽谤的头脑简单的人吗？你们这些断言的真正意义在于，你们想迷惑中国人民群众，唆使他们反对苏联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朋友与兄弟。 [203]

你们力图用这种手法来模糊你们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的政治路线之间确实存在的分歧的真正实质。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明白，中国领导人已经同共产主义运动在诸如战争与和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和发展途径、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做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些根本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分道扬镳了。

你们到处宣扬，你们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思想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同志们，你们以此为荣是白费的!要知道，这最能暴露你们是今天站在早已被生活和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实践所摒弃了的落后立场上的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承认，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我们运动发展中的新阶段，这一点也载入了宣言和声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路线的象征，成了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向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准则转变的象征。

正是这一转变为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的增长，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对反动势力和战争势力的新进攻，奠定了前提。

对苏共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宣言和声明的原理和方针的猛烈攻击，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保守势力对现时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动。 [204]

看来，你们甚至没有觉察到，中共中央 [205] 的信 [206] 是如何浸透了个人迷信的思想。你们对兄弟党的意志示威性的藐视态度，你们回避集体讨论已产生的问题的毫不掩饰的意图，你们用各种各样的政治诽谤、最离奇的指责来进行论战的方法，对共同斗争的同志采取不容忍和凶狠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打上了个人迷信的实践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中共中央企图用对所有共产党人说来都是神圣的、革命和反帝的旗帜来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共同路线的背离。但是，中共领导的实际行动，它旨在隔离当代革命力量的全部活动，都表明了这种“革命性”的真正价值。例如，最近已特别明显，中共领导人把什么样的意思塞进了所谓“中间地带”这一臭名远扬的理论。与中国一起列入中间地带中的，有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阵营中分裂的表现感到多么高兴，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想找到某种途径来同那些引起这种分裂的人接近的企图中看出来。中共领导人是否注意到，正是现在，当中国的宣传叫喊“革命”和“反帝斗争”叫得最多的时候，这些大国的统治集团却特别愿意同北京发生更紧密的关系。正如美国官方人士的许多声明证实了的，连美国帝国主义者都确认，虽然中国宣传的调子是好战的，但是中国的表现却是“温和的”，因此，美国应当为同中国关系的可能改变“敞开大门”。

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今天越来越清楚，中共首领们口头上的“左”的词句，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在国际舞台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所日益明显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意图和霸权主义罢了。同志们，我们愿意预先警告你们，你们走上的道路，是一条极端危险的道路，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对中国人民革命成果的玩弄。

你们企图把对你们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批评说成是“反华运动”。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党的所有文件中都特别强调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最友好的感情，我们曾经给予、今后仍准备给予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全力援助。苏共中央并没有在本国人民中煽起对中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不信任和敌对感情。

正是因为我们珍惜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珍惜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珍惜整个世界解放运动的团结的利益，我们才不松懈地为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而努力，尽管中国领导日益公开地表示不愿意改善这种关系。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和克制，是由于我们忠于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看到明天，并且相信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终胜利。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在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必要性方面的立场，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可靠的和受过检验的方法。我们建议在短期内就在原则上达成协议 [207] ：会议应该尽快召开，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以转交给预备会议进行审议。 [208]

苏共中央认为，在现阶段上，应该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举行筹备会议上来。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的建议：召开由26国党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这些党在1960年已经被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批准为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代表着世界上一切主要地区的共产党人的利益。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从一开始便出现分歧的问题，未必能够找到其他的途径，何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党并不是全权代表，都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做出决定。我们建议 [209] 预备会议的召集时间为1964年底。 [210]

苏共中央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 [211] 双边会谈。这个问题可由苏共和中共随时协商解决。至于26党代表预备会议的问题，则属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职能范畴，因此，只有他们才可能解决该问题，而不是我们两党能够说了算的。 [212]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进行集体审议的方法，这是目前唯一正确的、为各国共产党所公认的方法。因此，任何一个党，如果它没有抛弃国际主义的话，都不得阻碍会议的召开，或独自专行地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关于举行会议的条件。所有的党都是平等的，并且根据从宣言和声明中引申出来的民主原则集体解决 [213] 涉及我们整个运动的各种问题。

最后，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将坚决地沿着它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前进，坚持不渝地执行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中所体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面临着一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这就是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起，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对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担负着责任。我们在争取解决当代这些伟大任务的斗争中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是从这些立场出发来对待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加强其队伍的团结的。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对我们来说高于一切，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党的关系中都是遵循这种利益的。

苏共中央愿意希望，中共中央委员会将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再次权衡它所采取的立场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从自己方面采取不是旨在分裂而是旨在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的步骤。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РГАНИ，ф.3，оп.16，д.476，л.21-36

№21932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草案)：递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回信(1964年6月1日以前)

苏共中央关于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件的复信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指示

不晚于1964年6月1日 [214]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访中共中央，并递交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件的复信。

请报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6，д.476，л.39

№1385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1964年6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6月4日会议第14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В.波德戈尔内、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Л.Н.叶夫列莫夫；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П.Н.杰米切夫、Л.Ф.伊利切夫、В.И.波利亚科夫、Б.Н.波诺马廖夫、А.П.鲁达科夫、А.Н.谢列平；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关于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信的复函。 [215]

赫鲁晓夫、米高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

1.……

2.…… [216]

3.中国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应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立场？

当他们提议召开协商会议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不合乎逻辑。 [217]

如果召开协商会议和不能达成统一的话——这并不代表着分裂，而仅仅是明确了立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如果他们将决定，意见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就争取不召开会议。

已经拥有统一的纲领——让我们召开会议，并明确现实所证实的那些情况——保留。 [218]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着，应该做出总结。

在殖民主义制度衰落的最后阶段，进步力量已经成长起来了。

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谨慎地指出与反动力量的接近。

基本上赞同。

同志们应该参考报告内容完成工作。 [219]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35-38

№208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对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的答复(1964年6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6月4日会议第147号记录第2项

绝密

基本上赞成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来信回复信函的草案。

委托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根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制定附函文本。

РГАНИ，ф.3，оп.18，д.256，л.3

№1039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述苏中边界历史问题(1964年6月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4年6月8日会议第101/6г号记录

第6项　关于在苏联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以及在绘制地图方面，对苏中边界划分历史的错误说明问题。

(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和勃列日涅夫等同志)

苏共中央注意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学术书籍和历史地理地图，对于中苏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着不正确的阐述。对于俄中17世纪到20世纪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以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给予的评价不确切。历史地理地图册、教科书和学术著作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中国帝国的版图里。

一系列苏联学者的著作，明显地夸大了中国文化对于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人民的影响，并说在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和中亚地区，过去就有中国人的存在。

苏共中央决定：

一、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苏联高等教育部和中等专业教育部、苏联国家地质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和中等专业教育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教育部修改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地图册，删除其中对于中苏边境线确定问题所进行的不正确的评价，并将改正后的中学和大学教科书予以出版。

二、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和苏共中央联络部协商，整理出版学术资料，在这些资料里，要以正确的立场阐述中苏关系以及中苏国境线划分的历史。

送：安德罗波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

ЦХСД，ф.4，оп.17，д.579，л.4

№23047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宣传(1964年6月24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4年6月24日

第1495-c号

机密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中共领导人继续利用北京广播电台积极向苏联宣传自己的分裂观点，与以前一样，其播报时间为每昼夜8小时15分钟。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广播电台的播报内容变得越来越具有诬蔑性和恶毒用心，其中除了跟以前一样包含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其他中国报刊中的敌视性资料外，还播放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以及外国共产党中的叛徒和分裂分子——如威尔科克斯 [220] 和格里巴 [221] 的流氓言论。来自越南和朝鲜的亲中国报刊的资料以及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所发表的此类内容的言论，在北京广播电台的播放内容中占有一定比重。

北京广播电台通过不同的频率向外播报，其中一些频道借助日常使用的无线收音机便可清晰而稳定地收到，尤其是在苏联国家的东部和南部地区。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绝大多数苏联人对北京广播电台的敌视性节目持否定态度。他们愤怒地谴责该电台的诬蔑性质，能够对中共领导人极力促使苏联人民对抗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挑拨离间谋图做出正确的评价。苏联人民各阶层，在自己给北京广播电台的去信、发言和声明中，均对中共领导人给予了驳斥并要求其停止这种活动。

例如，杰米尔塔乌市的工人А.И.帕索奇尼琴科在给北京广播电台的信中便写道：“我们全家都听过你们的广播，我们感到无比地愤怒。你们想干什么？是想证明我们的政府错了吗？我们希望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这也是你们所希望的。否则，将如何解释你们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诬蔑性攻讦。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相信亲爱的党，谁也别想迫使我们去相信你们的诬蔑。”

塔什干的工程师热利亚兹科在给中国广播电台的去信中将他所听到的广播内容评价为：胡说八道、诬蔑和谎言的大杂烩。他依据真实材料论据充分地驳斥了中国的指责：如“苏联蜕化变质”，“苏联资本主义泛滥”，苏联“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等。在信的结尾，他建议道：“请抛弃你们的诬蔑，因为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让我们的敌人们高兴。”

马拉干金州“彼得罗夫卡”国营农场工人П.Г.克里梅尔曼对自己周围的人们说道：“竟卑鄙到如此地步，硬要把苏联人民为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都说成坏事。有必要对中国的广播实施干扰。因为他们所说的针对苏联政府的谎话都是些垃圾，不应当让他们传播。”

需要指出的是，最近，尤其是当苏共中央2月中央全会资料和М.А.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共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公布之后，苏联人民对北京广播电台节目的兴趣大幅减弱。

…… [222]

……团员指出，正是在中国广播电台的影响下他才起草了这份传单。

卡拉干金斯基出租汽车停车场工人弗多维琴科1964年5月13日在党的公开会议上声称：“中共领导人对我们党的批评是对的。在苏联就是没有自由。”

上述类似不健康现象在以下地区的苏联公民中同样存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滨海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赤塔、阿穆尔、伊尔库茨克和苏联其他诸州。

另外，北京广播电台的诬蔑性广播也被国内个别带有敌视情绪的人所利用，他们定期收听该广播，并在苏联人中传播广播内容，为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活动进行辩护。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广播在常驻苏联的中国公民中拥有相当的市场，这些人中包括那些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人和华侨。在中国广播的影响下，其中一些人也开始从事敌视我们的活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与党和苏维埃机关一道，采取进一步举措以消除中国广播宣传的危害性后果。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米恰斯内(В.)(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435，л.59-62

№21934 赫鲁晓夫的口述记录：对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思考(1964年6月27日)

Н.С.赫鲁晓夫关于第三世界国家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能性一些思考的口述记录

1964年6月27日

(“巴什基尔”号船 [223] )

遇事一定好好想想，因为我们周围到处充满了蛊惑人心的玩意儿。

如今，在为了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阶段，就曾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一些步入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国家的作用问题。那么，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们，是否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呢？

这是一个以前不曾有过的问题，因为那时社会主义还不是科学的，而是乌托邦的。只是在随后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创建，并制定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才建立了党，并以该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工人的党。有人一会儿对你们说现在就是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提出哈里曼式社会主义，一会儿又是纳赛尔式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本·贝拉式等。有人说：“我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如奈温 [224] 、莫迪博·凯塔 [225] 、恩克鲁玛 [226] 等。

我敢说，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在气质和认识方面不尽相同，可谓形形色色，却都在谈论社会主义，其中多数人都真诚地信仰着社会主义并希望能建成这样的社会主义。

但这些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他们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可能，他们连自己也没有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不愿意纠缠于具体的争论。可是，也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才能够表露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真正认识以及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差异。

我们是从建党的斗争中开始的，我敢说，我们是在某种清心寡欲的，在沉重的、沙皇专制的地下严峻环境中一步步走过来的。在这种条件下从事斗争，说实在的，需要的是这样一些人——能够抛弃尘世中的一切，并整个献身于斗争事业。

至于如何看待宗教，我们遵循的是列宁所做出的结论，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针对这些麻醉品，即对人民的认识只起欺骗作用的手段，我们当然必须与之斗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斗争。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当年的俄国沙皇是教会的首脑，因此教会也就成了沙皇的宪兵。教会虽然只效忠一个主人并从这一个地方获得指令，但它却拥有各方面的职能。教会控制着大量地产，拥有巨额财富。另外教会在思想方面，如果可以这样说，或者如果要在当时的俄国寻找某种思想的话，那么教会——便是专制和沙皇恣意妄为的奴仆。

因此，当我们的革命忽然爆发时，与宪兵相比，教会是我们更危险的敌人。革命后沙皇时代的宪兵没有了，但教会依然存在，因为它依靠并利用了民众的支持。教会一度是我们更危险的敌人。因此，为了战胜它，我们就必须集中力量以揭露教会所起的作用并与之展开斗争。教会的神父们不止一次，也不都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许多地方成了富农暴动等活动的组织者。

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正是在经历并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历史之后，才走到了目前的发展阶段。如今，一些新出现的国家正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之中，而其他一些国家才只是走上独立道路，才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今世界上所有业已形成并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现象表明自己的态度。

РГАНИ，ф.52，оп.1，д.263，л.83-85

№2193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制定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原则(1964年8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解决可能引起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领土和边界纠纷的原则》 [227]

第155号记录第2项

1964年8月19日

绝密

责成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和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安德罗波夫同志)，参考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提相关意见，制定主要的原则性章程，以作为和平解决可能引起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领土和边界纠纷的指导思想。

РГАНИ，ф.3，оп.18，д.273，л.1-2

№13854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中苏边界问题(1964年8月19日)

你们已经看过了关于边界问题的令人憎恶的文件和建议。 [228] 昨天，我也读了这份文件，感到很气愤。整个昼夜我都在思索着，该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做些工作，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文件中。这就是我打算采取的方针。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应该仔细地研究，该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边界争端问题。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与中国之间就存在着这个令人敏感的问题，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存在着这个敏感的问题——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问题。 [229] 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而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那里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230] 在中国，与所有邻国之间，与朝鲜人和越南人之间，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们都处于航道上，所以也就没有提出来。与我们没有分歧。毛泽东曾经说过：在1954年，当代表团访问北京时，我们就谈了这个问题。 [231] 他们当时还说，你们看，蒙古曾经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我当时就回答说：是的，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未必愿意回到中国的怀抱。

总之，这是蒙古人的问题。而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中方问。我记得，当时葛罗米柯也在场。我回答说，我们怎么能够说呢，他们未必愿意。 [232]

安德罗波夫：还说过，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国家观念。

赫鲁晓夫：就这些。

安德罗波夫：甚至拒绝讨论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我们控制了蒙古。毛泽东是这样对日本人说的。大家都清楚：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联合国组织的成员国，拥有大使和其他人员。

在伊塞克湖逗留期间，我参观了普尔热瓦利斯基博物馆。那里的馆长——一位残废军人告诉我，主要展览品都保存在列宁格勒。我想说的只是，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里保留着普尔热瓦利斯基对中国民族的鉴定。你们可以阅读一下这些资料。不是所有的人都读过普尔热瓦利斯基的作品，即使读过了，也不是都能够理解的。Н.М.普尔热瓦利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中国人的丑恶、伪善、野蛮和狡猾。

葛罗米柯：恩格斯也曾经写过这样的内容。

赫鲁晓夫：吉尔吉斯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在此我就不想多谈了。

我认为，我们应该深入地研究我们关于对边界的认识，关于对国家以及国家消亡的认识。国家何时消亡，镇压工具——军队和警察——何时消失。由此，边界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消失的。让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这就是我们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发展。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经历的过渡阶段。我们胜利了，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正在向着共产主义前进，为它创造一切基础和条件。在这个过渡阶段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对这份文件进行研究，将会是非常有益的，这里已经提出了问题，有理论也有实践。

在封建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里，这些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呢？这些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我们也就应该这样解决吗？我们继承的遗产，自然也包括纠纷，这是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引起的纠纷，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被传播着，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继承下来的所有这些遗毒，令我们饱受了痛苦。

由此可见，我们也将会依靠武器来进行重新划分。边界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而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就这样答复他们的信和他们的建议。我们应该使这份文件成为公众财产。 [233]

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每个国家都继承了边界。如果现在我们开始回到某个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回到哪个阶段上，才能够确定正确的和公平的边界线呢？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中国人说：“俄国沙皇掠夺了这些土地”。 [234] 让我们来弄弄清楚吧。俄国沙皇掠夺了这些土地。而现在俄国沙皇没有了，中国的封建者和中国的帝王也没有了。他们同样掠夺了这些土地，就像俄国沙皇那样进行的掠夺。在那里居住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是怎样来到中国的呢？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毛泽东也知道，是中国帝王掠夺了这些土地。那些被确定的与中国的边界线，可以这样说，分割的并不是中国人的，而是哈萨克人、蒙古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人的领土。 [235] 那么，现在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在走向共产主义。我们反对战争，我们不以战争的途径解决争端问题，尤其是关于边界的问题。这是理智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分子还有什么区别呢？我强调一下，这种解决争端问题的方法，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现在，我们是13个国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有50个、100个和所有的国家都将会成为社会主义的。遗产是要保留的。我们将是这些遗产的拥有者。而我们应该如何解决争端问题呢？显然，最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将是通过被边界线分割的居民进行表决的方式，或者通过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仲裁机关。我认为，这样做非常好。让我们来问一下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维吾尔人：他们愿意去哪里。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中国人通过枪毙愿意来我们这里的人的方法，来阻止居民。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我们拥有巨大的优越性。我们也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性。正如所说的那样，人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这不仅仅是歌里所唱的，现实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我们这里有人道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秩序，等等。

这一点将会被正确理解的，无论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还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世界里。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在此还需要做一些工作。这样，把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建议，作为中国方面建议的基础。不必惊慌，因为接受问题只是一个方面，随后就是应该如何进行表述。应该对这一切进行发挥。他们承认边界，然而，他们却说，请承认这些边界是俄国沙皇通过不公平的方法获得的。那么，让我们也来这样说，从哪一方面是不公平的，让我们来找到自己的表达方法。

我们承认这些边界，我们也承认，以前，无论是俄国的沙皇，还是中国的帝王，都实行过反人民的、侵略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政策。因为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是——强者战胜弱者。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在我们这里通过的边界线，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到中国公民。我们这里没有中国公民。因此，话题指的是什么呢？如果谈到领土的话，那么，在历史上他们是属于哈萨克人的领土，是乌兹别克人的领土，是吉尔吉斯人的领土。在中国的吉尔吉斯人，要比我们这里的多。 [236] 这是吉尔吉斯人的领土。该说什么呢？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吧。让吉尔吉斯人自己决定，让哈萨克人自己决定，如果哈萨克人愿意脱离我们的话，我们的宪法是允许的。但是，如果哈萨克人(他们居住在中国，并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愿意的话，你们也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意这一点，你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应该打仗的。让我们给人民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吧，让他们通过民意测验的途径，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里不是两个德国。在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而这里只有一个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大概，这就是你们的解决办法。

伊利切夫：非常好。

赫鲁晓夫：这也许是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文件。它在未来也许不仅仅适合于我们，而且将会适合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也不可能进行，因为在毛泽东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是不会研究它的。

毛泽东几乎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让我们随后公布所有这些文件。我们建议这样解决问题。同志们，这将会是一份最有说服力的文件。我考虑，应该更好地加工它，应该仔细地收集和整理材料，吸收我们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参加这项工作。

葛罗米柯同志就这个问题已经找过我。我打算给他这个建议。

全世界都承认，100个国家支持我们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意见。中国、朝鲜和越南——出于客观方面的考虑——没有支持我们。 [237]

我们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我们应该依靠理论原则，依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原理。让我们来解决问题吧——或者把它抛到一边，或者站在约翰逊的立场上，而他因塞浦路斯和越南问题受到了指责。 [238]

这就是我要讲述的内容。

同志们，不要着急，谁也没有逼迫你们，需要一周就用一周，需要两周就用两周，如果需要一个月，那么，就用一个月的时间，谁也不会讲坏话的。

安德罗波夫：在罗马尼亚人那里可别出问题。

赫鲁晓夫：这些问题肯定会出现的，关于这点我想过，在匈牙利人那里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有12万人。让我们这样说：正像他们想的那样，有12万匈牙利人同意希望通过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仔细考虑一下。把他们交出去或许对我们有利。没有任何问题比政治上的胜利更重要了。

他们侵入乌克兰人的境内，排挤乌克兰人，占据了最好的土地，而乌克兰人却迁移到山区里。我对卡达尔说过：“你们掠夺了我们祖先的土地。”在议会里有一幅装饰画。阿尔巴特公爵带着自己的军队向斯拉夫人讨要水、土地和草场。斯拉夫人给他了。公爵又说：“你们要交出自己的土地。”因为他们拥有武器，公爵就这样在那里定居了。 [239] 我对卡达尔这样说过。他说：“我们是从乌拉尔来到这里的，请把乌拉尔后面的土地给我们吧。”当然，这是与卡达尔开玩笑的话。

自然，这也将涉及罗马尼亚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相就应该是真相，对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安德罗波夫：也将涉及保加利亚。

赫鲁晓夫：应该附带说明一下，通过仲裁机关进行裁决，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而如果其中的一方反对的话，那么，最好是推迟解决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交给时代和历史来解决。这就是全部。

葛罗米柯：暂时不召回代表团，也不交付文件？目前，有这样一个情况，他们发表了声明，如果需要举行下一次全体会议的话，那么，将推迟很长时间。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开了3个小时的会议，此后，关于这些问题，外交部长是如何考虑的呢？我现在还不能说。他应该如何考虑，而我应该如何考虑？应该考虑到，他们将在那里待着，要待很久。也许，可以说，我们前去与政府进行磋商。现在交通条件很好，只要定下来召开委员会会议，我们就会立即赶到的。从会议到会议需要1～2个星期。我们浪费了时间。责任全在于他们。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也听说了，教授已经离开了。勃列日涅夫将进行汇报。

勃列日涅夫：他们提出了请求，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向隆哥教授转达几句感谢的话。我们将会面，科里奥诺夫同志将转达，还请求转赠礼物——帕列赫艺术盒和镀银搪瓷餐具。这是非常有益的。如果同意的话，就这样做。

赫鲁晓夫：葛罗米柯同志，让我们的同志以我的名义给教授写一封短信，应该表达我们的同情。在信中还要提到陶里亚蒂。我们尤其要向您表示感谢，在这种情况下把您牵进来。这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我们没有以我们党的名义说过任何事情。这将是借口，现在这将成为所有报刊的财富，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在此，还可以通过教授对陶里亚蒂说一些热情的话，可以让他来治病。对我们来说这个人是非常宝贵的。

РГАНИ，ф.3，оп.16，д.944，л.1-70

№25973 帕杰尔斯基致苏达利科夫报告：关于美国旅游公司的情况(1964年8月29日)

全苏国际旅游股份公司

第5-9/1194号文

1964年8月2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Н.К.苏达利科夫：

按照伊斯坎达罗夫同志的要求，向您提交驻香港国际旅行社的合约方“艾尔敏旅行中心”旅游公司的报告，以及含有“迪克公司”银行分理处信息的广告手册，它是上述旅游公司的所有人。

附件：小册子1份，报告1页。

东方国家局副局长

М.帕杰尔斯基

关于香港国际旅行社的合约方“艾尔敏旅行中心”旅游公司的报告

“艾尔敏旅行中心”隶属美国银行办事处“迪克公司”，它成立于1945年，主要在远东和东南亚国家从事金融业务，在这些国家开办了一系列作为“独立”公司存在的分支机构。

“艾尔敏旅行中心”专门推销游客不多的东南亚国家观光游，也是组织欧美国家旅游的服务站。1963年8月同国际旅行社建立业务联系后，开始从事欧美国家游服务。公司对同国际旅行社合作很感兴趣。

公司经理季尔克·布林克(美国公民)去年两次来过苏联。

公司的第二号人物是乔治·昌格。

公司共有14名员工，全部是华人。

去年该公司这条线路共兜揽了40多位游客前往苏联。

苏联驻东京、德里和卡拉奇大使馆为公司送往苏联的游客建立了发放苏联签证的简易手续。

公司对后者提供的服务付款很及时，苏联为方便付款在苏联对外贸易部设立了自己的账户。

公司在当地报纸刊登了苏联旅游的广告。由于居住在香港的华人表现出对前往苏联旅游的兴趣，却困于没有国民身份，公司向国际旅行社提出了这些人领取签证的问题。

国际旅行社会同“艾尔敏旅行中心”建立业务关系，引起了香港其他一些更大公司的兴趣，来国际旅行社做工作，使之产生同3家香港公司进行合作的意愿。

东方国家局资深监察员

В.列别杰夫

1964年8月2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218，д.30，л.2-3

№25786 奥尔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驻华使馆开设中学高年级班(1964年9月14日)

致苏共中央

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

伊利切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请求，作为一种例外，从1964年10月1日起在北京的八年级制学校里开设九年级班级，指的是今后如果形势需要，可以将这个学校改为中学，其类型完全可以与我国的中学相匹配。

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政治角度的考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办的八年制学校现有157名学生，其中80名是人民民主国家、中立国家(印度尼西亚、阿富汗、摩洛哥)等14个国家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

上述国家的大使强烈请求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开办高年级班，以便他们的孩子在念完苏联学校的八年级以后能够在他们尊敬的、比北京的其他学校有许多优势的苏联学校继续学习。对于在北京开办的英国学校和教会学校，因为许多原因，包括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都感到不满。必须注意的是，刚在北京成立的法国大使馆宣称，他们要开办法国中学，所有外交工作人员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地)上该所学校。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同苏联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共同商量了这个问题，认为在现今中国的情况下，从1964—1965新学年起要开办九年级的班级为了接下来教学计划和大纲修改为符合中学的标准。这样苏联的学校会引起更多不仅仅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立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国家代表的注意。

……苏联外交部认为，根据上面所述的，关于在北京八年级的苏联学校开办九年级的班级应视为我们对外关系的措施。

А.奥尔洛夫

1964年9月14日

РГАНИ，ф.5，оп.30，р.4652，ед.хр.451，л.135-136

№20803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1日)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报告关于应中国的领导机关1964年9月16日所发邀请派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

致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办公厅提交了苏共中央关于应中国方面的邀请派出代表团参加中国建国15周年的庆祝活动的决议。

在给中国领导人的回信中应该暗示，这一邀请是伪善的，特别是中国官方代表对这一邀请做出的口头解释。这样做是重要的，因为中国领导人总是企图利用信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很可能会发表这些信件。

认为也应该在报纸上发表关于派遣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的报道，报道中要阐述我们复函中的主要内容，但不要直接提到这封信。

在这篇报道中，同时也要指明受到中国邀请的其他国家，指明苏联对中国建国15周年庆祝活动的态度。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给中国领导人的复函、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在报纸上发表的报道以及给苏联代表团团长的指令都在附件中。

请审议。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

1964年9月21日

手写批注：

决定：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各中央书记

В.马林

1964年9月21日

在给赫鲁晓夫的文件上的手写批注：

进行投票表决。

同意。Н.С.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3，оп.16，д.538，л.102а，103

№20806 安德罗波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为庆祝中国国庆在苏联开展的活动(1964年9月22日)

绝密

1964年9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关于196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我们建议举办一些活动来庆祝这一节日。

根据从中国方面得到的正式消息，今年中国建国15周年庆祝活动将组织游行和国宴。北京将不会举办隆重的聚会活动。

据此认为，苏联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向中国相应的国家机构发送贺电，同时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向中国外交部发送贺电；

在联盟大楼十月大厅举办晚会，邀请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大使馆其他代表，以及根据合作计划前来苏联访问的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参加这场晚会；

在《真理报》、《消息报》、《苏联》和《苏联妇女》(中文版)杂志上发表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文章和材料。

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文章，要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给予积极的评价，要反映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加强苏中友谊和全面合作的政策，要反映出苏共和中共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要强调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强调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进行努力的斗争。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240] 请审议。

Ю.安德罗波夫

В.库兹涅佐夫

1964年9月22日

手写批注：

决定：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便表决。

В.马林

1964年9月23日

РГАНИ，ф.3，оп.16，д.538，л.179

№2080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9月23日会议第164号记录第46项

绝密

1.应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邀请向中国派遣一个苏联代表团，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代表团团长)，中高等特别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同志，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库拉托夫同志，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主席扎利波沃伊同志，苏中友好协会理事缅霞采夫同志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

2.批准给中共领导人复函的文本(附件)。 [241]

3.委托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给苏联大使的指示附后)转交给中共领导人的信。 [242]

4.批准在报纸发表的关于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的通报的文本(附件)。 [243]

5.批准给派往中国参加中国国庆15周年活动的苏联代表团下达的指示(附件)。 [244]

6.中央秘书处要确定代表团的随行人员，并解决代表团访问中国相关的组织问题。

РГАНИ，ф.3，оп.18，д.282，л.17-18

№21938 赫鲁晓夫致中国领导人函：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60号记录第46项的附件

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给中共领导人的信：关于派遣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国建国15周年庆典活动。

1964年9月23日

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

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收到了您们的邀请函，邀请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我们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

中国副外长王炳南和中国驻苏临时代办张德群在转交邀请信时，做出了内容完全相同的解释，他们说，苏联可以向中国“或者派遣党和政府代表团，或者派遣政府代表团，或者派遣社会组织代表团”，或者“不派遣代表团”。他们都强调说，不要派遣“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任团长的代表团”。

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着兄弟般真诚友好的感情，高度评价中国人民为革命的胜利和发展进行的斗争。

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我们决定派遣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15周年庆祝活动，该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В.В.格里申同志(代表团团长)，中高等特别教育部部长В.П.叶留金同志，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Т.库拉托夫同志，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主席Н.扎里波娃同志，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理事Н.Н.梅夏采夫同志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同志。

代表团前往中国的日期将另行通知您们。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米高扬

РГАНИ，ф.3，оп.18，д.282，л.84-85

№21940 苏共中央给驻华大使的指示：派遣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1964年9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第160号会议纪要第46项附件

草案

就派遣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问题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

不晚于1964年9月23日 [245]

北京

苏联大使(收)

请拜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并将(苏共中央)给中国领导人的信件(参见附件 [246] )转交给他。

将上述信件文本同时也会被递交给中国驻苏联使馆。

请电告执行情况。请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期间各外国代表团在中国的行程安排的大致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8，д.282，л.86

№21939 苏共中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参加中国国庆活动的注意事项(1964年9月23日)

第160号记录第46项

给前往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1964年9月23日 [247]

我代表团在中国逗留期间，应当强调我党、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怀有的真诚情谊，并对中国人民为争取革命胜利和发展所作斗争的高度评价。必须利用每个机会以展示我们对中国劳动者代表们的热情。

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苏联代表团是在苏中关系极其复杂和关键的时期去中国的，此时的中共领导人已对苏联和苏联政府采取了敌视的政策，并试图引起苏联人民和党与苏共中央和我国领导人的对立。

很显然，中国领导人一定会极力利用此次苏联代表到中国的机会来达到上述政治目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代表在自己的言行上一定要坚持以苏共中央二月(1964年)全会决议和我党出台的关于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和反对中共领导人分裂的新托洛茨基方针等问题的相关文件为指导。

必须对中国领导人对我们国家及其领导人发出的攻击性言论给予坚决的回击。在苏联代表团结束中国的行程之前，针对中国代表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人身攻击应提出严正抗议，在个别情形下针对中方发起的具有反苏性质的活动应拒绝参加。

在适当场合下理应强调我们对中国领导人现行路线的关心，宣传苏共在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的努力，广泛普及苏联的爱好和平外交政策，以及我们国家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弘扬列宁的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成就。

在中国逗留期间，我代表团应与坚定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立场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并在行动上与之保持步调一致。 [248]

如果中方就党际关系、继续进行苏共和中共代表双方会谈、由26个共产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工作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等问题对我方进行试探，我代表团应以苏共中央关于此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听取中国代表的意见并向中央通报相关情况。

苏联代表团在中国期间，可以基本遵循中国方面提出的行程安排计划，同时也可视具体情况或在征得中央的同意之后对自己的行程做出必要的调整。

РГАНИ，ф.3，оп.18，д.282，л.88-89

№2080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针对中国国庆活动而采取的措施(1964年9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9月25日会议第160号记录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10月1日)庆典活动采取如下措施：

1.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中国国务院发送贺电，同时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向中国外交部发送贺电。

贺电的文本在1964年10月1日的中央报纸上发表，关于是否发表对贺电的回电要根据收到这些回电的情况而定。

2.委托苏共莫斯科市委、苏联对外文化联系和友好协会、苏中友好协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苏联文化部，于1964年9月30日，在联盟大楼十月大厅举办晚会，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

邀请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大使馆其他代表，以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参加这场晚会。

中央报纸要发表关于这场晚会的报道，其中要指出出席这次晚会的官方代表。

晚会开支从苏联部长会议储备金中支出。

3.委托《真理报》、《消息报》发表庆祝中国国庆15周年的文章。委托《苏联》和《苏联妇女》(中文版)杂志刊登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照片和报道。

4.庆祝中国建国15周年的文章，要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给予积极的评价，要反映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加强苏中友谊和全面合作的政策，要反映出苏共和中共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要强调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强调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而进行努力的斗争。

РГАНИ，ф.3，оп.18，д.282，л.22-24

№1385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处理中苏边界问题(1964年9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9月25日会议第16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米高扬、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格里申、叶夫列莫夫、波利亚科夫、波诺马廖夫、鲁达科夫、季托夫、马利诺夫斯基。

发自北京的密码电报。

赫鲁晓夫、波诺马廖夫、米高扬、波利扬斯基。

进行了归纳总结。自己承担很多。 [249]

指出：在结论中应该更加谨慎，不能起到刺激的作用。应该避免冲突。委托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再考虑考虑，但是，不能失去分寸。中国人不希望发生冲突，我是这样认为的。可能会发生边界冲突、交火。也可能，已经派出机动部队，严格核实这些情报，核实他们的来源。谁说的，同谁说的。密码电报已阅，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进行研究，并与安德罗波夫同志的部门机关共同研究。

关于罗马尼亚代表团(毛雷尔同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250]

应该弄清楚，陈毅关于罗马尼亚对我们有领土要求的声明，是否属实。 [251]

关于前往中国的代表团的名称。

米高扬同志说，怎样为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命名。

赫鲁晓夫同志说：也许，我们不应该派代表团前往？

苏斯洛夫同志说：如果将举办“音乐会”的话，那么，就应该前往。

波德戈尔内同志：也可能会做出卑鄙的事情。

波利扬斯基同志：没有写给所有的人，这不是最高级别的。可以称代表团为党和政府代表团。

关于给中国人的贺信。 [252]

批准。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45-47

№20805 葛罗米柯致陈毅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1964年9月30日)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外交部部长

陈毅同志：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际，请接收我们真诚的祝贺。

借此机会，请转达我们对中国人民最诚挚的愿望!祝愿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为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

让苏中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巩固!让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巩固!

苏联外交部部长

葛罗米柯

1964年9月30日

РГАНИ，ф.3，оп.18，д.282，л.104

№20770 赫鲁晓夫同日本议会代表团谈话记录：中国的核武器(1964年10月3日)

…… [253]

下田：现在在这里谈谈中国。美国国务卿指出，中国将在近期进行核试验。非常想了解您对此问题的看法。中国是否有实际力量搞这样的实验？

Н.С.赫鲁晓夫：核爆炸，我想，中国人是能够制造出来的。我们还认为，他们应该已经制造出来了。在关系密切的时候，兄弟关系的中国学者被允许进入我们很多秘密的工程，他们看到了我们是如何做的。制造核弹最主要的不是看到了如何制造，而是要有基础。我们给了他们生产核燃料的机械设备。

А.И.米高扬：我们给他们设计了工厂并提供其他帮助。

Н.С.赫鲁晓夫：这样，他们从我们这获得很多，也了解了如何去制造。我们当时希望他们应该这样去做，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但困难的是技术、工业和科学研究基础实在非常薄弱。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是用一些军事信息来交换的。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得到了美国的“空对空”导弹。那是1958年的事，当时他们相互开火射击，他们(中国人)用我们的导弹打落了飞机。得到之后，要仿制也要有基础才行，中国当时基础很薄弱，生产了600万桶 [254] 石油，能源基础弱。

А.И.米高扬：说是他们石油贫乏。

Н.С.赫鲁晓夫：这个可不好，如果只有600万，那是不足够的，这就说明了工业水平。我们有22.3亿还尚且不够。这不是说，中国人生活得比我们好，这只能说是非常低的水平。如果集中力量，正如陈毅所说的：我们可以没有裤子，但我们不能没有原子弹，那么就能拥有。如果你们想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另外，你们处于一个正确的位置，从科学、技术的观点来说，你们是能够制造出来的，日本有科学技术的基础。

…… [255]

谈话持续了2个半小时

翻译：Л.А.斯特里扎克

记录：Н.加夫里洛娃

1964年10月4日

第2号

РГАНИ，ф.52，оп.1，д.597，л.115-151

№25632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纪要：中国试图离间苏蒙关系 [256] (1964年10月7日)

绝密

与蒙古驻中国大使Д.策伯格米德的会议纪要

1963年10月7日

策伯格米德说，9月30日陈毅在接见代表团时，多次表示感谢蒙古政府和泽登巴尔同志本人能派代表团前来庆祝中国国庆15周年。策伯格米德叙述道，当蒙古代表团抵达北京时，陈毅与其他中国同志努力营造一种特别热情的氛围，拥抱、亲脸等。

……

策伯格米德对我解释道，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委托鲁布桑利用参加中国国庆节之际试探一下中国人与蒙古就一系列问题——有关中国人对领土的诉求、关于派遣中国工人去蒙古等问题方面的诚意……

而后，策伯格米德又通报了有关周恩来今年10月3日会见鲁布桑的情况(这次会见时除他们俩外，只有策伯格米德参加)。

策伯格米德说，周恩来一开始就说蒙古与中国之间的分歧，这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团结。周恩来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可能产生分歧，但这是次要问题，而在与帝国主义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团结一致，这才是主要的。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侵犯，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在这场斗争中团结起来。对此，策伯格米德说，鲁布桑回答说：蒙古以前是、目前也是支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一致。鲁布桑接着说，众所周知，蒙古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后我们也要友好相处。接下来在谈了关于中国人提供的帮助后，策伯格米德说，鲁布桑指出，从某个时候起中国政府开始对蒙古采取了些不友好的举措。他将召回中国工人作为例子。现在我们不得不从农村动员年轻人去建设工地，而在农村，那里也出现了自己的困难。鲁布桑当时就向中国政府转达了蒙古的请求，派1万多名畜牧人员去蒙古，为期3—5年。同时鲁布桑还强调，最好是派遣与蒙古接壤的边境地区的中国畜牧人员。

当来自中国各不同地区的工人被派来后，促进了许多问题的解决，而这些问题则一定会遇到的(出现了日常生活方面和语言上的困难，穿越整个中国的路费等)。策伯格米德解释说，提出派遣边境地区的畜牧人员问题，其实质意味着试探中国人对内蒙问题的立场，因为实际上讲的就是蒙古人——来自内蒙的牧民。

策伯格米德说，可以看出周恩来没有准备答复，因此他开始提出许多次要问题，同时考虑自己的答复。然后，周恩来说，他理解泽登巴尔同志的想法。他接着说道，新中国成立后与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前，在革命胜利之前，中国与蒙古之间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而现在来说，这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有了边界，交换了这方面的报告，就像主权国一样存在。周恩来接着又说，我们也有了双方应该共同遵守的友好条约。

至于经济援助，周恩来接着说道，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向蒙古提供援助。同时周恩来还提到泽登巴尔曾三次访问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是毛泽东接待的，当时毛泽东对泽登巴尔同志说：“应该向该国提供援助，直到它能在经济上独立为止。”周恩来接着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我们向蒙古提供了经济援助，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策伯格米德说，这时周恩来就开始细数中国对蒙古提供的种种援助)。

策伯格米德而后又说，周恩来特别注意到了有关中国工人的问题，同时强调指出，以前在实践上存在各种误解，可中国政府并没有关注这些误解，因为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周恩来接着说道，最近有关中国工人的问题在蒙古变得尖锐了，这是蒙古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造成的。周恩来说，我们努力不将党之间的分歧转移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去，但我们是以一种精神教育自己的人民，而你们在蒙古是以另一种精神进行教育。所以当中国工人碰到蒙古工人时，他们会发生意见分歧。这可能会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特别是现在，当意见分歧变得公开时，因此而加入到分歧中的人群范围在不断扩大。已经发生了不幸事件(周恩来指的是在蒙古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名中国工人被杀害的事件)。

周恩来继续说道，因此才产生了把中国工人召回国的想法。我们的出发点是召回中国工人就能消除产生误解的土壤。如果现在派遣一批新的中国工人，而他们是以我们的思想教育的，这就可能引起比以前曾有的更深更大的分歧，有可能会发生冲突，事情会导致更多的中国工人被杀害。

因为你们的报刊在批评中国，如果中国工人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他们该怎么办？更何况你们已经批评中国领导人了。如果派遣牧民，这意味着分歧会传播得更广，将转移到农村，所以最好是将派遣中国工人的问题暂时搁置。周恩来说，当然，这会给建设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损失，可与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不如延缓建设。周恩来强调说，我们想帮助你们，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困难。他突然说到，你们是苏联的邻国，该邻国向你们提供很多的援助。然后周恩来开始说，可是分歧将逐步解决，关系将得到改善，到那时中国就能向蒙古提供援助。要有耐心等待，不要对未来失去希望。我们将友好共存，而此刻，当分歧还未消除之时，我们应该努力使分歧不再深入，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策伯格米德说，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反复说蒙古人有权请求中国的帮助，中国一定会提供帮助，可现在不是时候，对此的条件也不合适，需要等待。周恩来说，我们尊重泽登巴尔同志有关派遣中国牧民的想法，可现在不是派遣的时候，中国政府将研究这个问题并通过蒙古驻中国大使转告这些答复。我们将不认为这是个简单次要的问题；周恩来强调说，我们不会将问题搁置一旁，请将这些转告泽登巴尔同志。

策伯格米德讲述道，周恩来在午宴代表团时说，尽管分歧将会持续很久，可必须友好相处，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要团结。他说，这一点我们要服从于解决中国与蒙古之间相互关系方面的所有问题。同时，周恩来几次说到，提出的具体问题(如工人的路费等)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这并不是主要的，是次要问题。策伯格米德注意到周恩来在暗示，主要的是蒙古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性质。

策伯格米德指出，周恩来对待蒙古代表团尤为礼貌客气，会谈时努力不引起任何细微的激化，并不止一次请求向泽登巴尔同志转达他的问候与祝愿。

策伯格米德说，作为主要的团结问题，毛泽东在会见代表团时也说过，他也请代表团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泽登巴尔同志转达问候。策伯格米德说，当代表团坐飞机启程回国时，中国领导已经在机场，并不止一次地表示，两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应该友好共处，相互尊重等。

策伯格米德在概括上述内容时说出了这样的观点，在与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国人好像是在谨慎地让代表团明白，如果蒙古能放弃在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功中那种强硬的原则立场，他们就准备向蒙古提供大量的援助。大使继续说道，很显然，蒙古严重妨碍了中国人在亚洲和非洲国家中实现自己的方针，因为，比如说，在许多方面蒙古的做法让中国人感到十分讨厌。策伯格米德表示，遗憾的是蒙古的力量太小了点，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发展经济，要真实、鲜明地在内蒙古的蒙古人和亚洲其他国家面前展示繁荣的典范，更有力地动摇在亚洲以及其他各洲的大汉沙文主义和冒进主义的各种计划。

策伯格米德同时还说，毛泽东在与日本社会党人谈话时的声明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和毛泽东本人的威信，甚至那些对蒙古领导层的内外政策并不完全赞成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蒙古领导层在对待中国领导人方面实施的方针表示怀疑，现在他们极其愤怒地谈论上述所说的毛泽东声明。

……

通报上述内容的同时，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如今中国在与蒙古关系方面的尝试，是中国领导精心策划的新一轮阴险的而且更为准确的战略步骤和行动的重要部分，旨在使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泥沼中”越陷越深，使兄弟国家脱离苏联(他们顽固地试图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的“真诚捍卫者”，并多次在所有级别的场合表示，他们说，“分歧，这不是主要的，通过争论谁也死不了的，主要的是团结”，等等。10月6日彭真与波兰活动家就这个方面进行了4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国人重新试图对德国人暗送秋波，他们对德国人说：“你们是西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而我们是东方的前哨，所以我们要团结。”对罗马尼亚活动家，中国更高一级的领导人也在全力进行工作，尽管正如当时的乔治大使说的那样，没进行任何相互的讨论)。

考虑到所有的这些，我们认为有必要专门地，也包括暗示性地提前几年研究蒙古的问题(还包括让其他人，除泽登巴尔外，特别是一些有威望的有影响力的蒙古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们向苏联共产党靠拢的问题，要让苏联和蒙古关系的牢固程度不仅仅依赖于现在当政在位的一两个人)，要进一步巩固它作为苏联忠诚盟友的立场，更为有效地和系统性地利用它去冲垮中国领导的各种计划，特别是他们玩弄的所谓亚非“团结”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把戏。

也许时机已成熟，可以考虑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出访蒙古的问题，把这一问题作为我们巩固和发展与蒙古的联盟而对蒙古采取的一项重大行动。同时，应当考虑必须减轻蒙古人因中国人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而产生的某种恐惧，这点是蒙古同志在与我们的谈话中微微透露出来的。

比方说，蒙古大使策伯格米德秘密地通报说，蒙古国内正进行局部的动员(尽管对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能说，借口动员参军而征集青壮年去建筑工地)，从蒙古方面建立了专门的岗哨用以监视中国人在边界的活动……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08，д.7，л.25-35

№25635 契尔沃年科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解决领土争端的方式 [257] (1964年10月7日)

绝密

……

契尔沃年科说，对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交有关缔结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国际协议一事，他想要弄清楚中国方面的看法。

王炳南：我们认为当前在解决边界和领土这样复杂的问题时，恐怕不能仅采用一种方式，因为这样会限制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方式。

……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7，л.18-24

№25636 契尔沃年科与克诺泰会谈纪要：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的立场 [258] (1964年10月8日)

1964年10月8日契尔沃年科会见了波兰驻中国大使克诺泰，后者向苏联大使通报了有关1964年10月6日波兰代表团与彭真的会谈内容。

彭真表示，在有关边界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支持波兰人，但没有转达官方声明。

雅罗辛斯基(代表团团长)强调说，波兰人在等的答复就是毛泽东是否对日本社会党人说过，苏联使波兰的一部分领土分裂了出去，而作为补偿将把东德的部分领土转交给波兰。

而后彭真解释了中国在与苏联边界谈判中的立场。

“同时他好像是在开玩笑似的表示，我们中国人是教条主义者，可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是修正主义，因为我们在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说我们不要求归还这些领土。”

彭真：“我们现在遭到原子武器的威胁，目前苏联、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拥有原子武器，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他们有脑袋、双手，用两条腿走路。他们造出了原子弹，那我们也会造出原子弹。我们应该有原子弹……因为如果我们造不出原子弹，他们就要消灭我们。”

关于起草委员会的问题：

彭真：“现在试着召集这个委员会，其实这是项非法的工作。如果苏联领导人还不停止，那他们就是在搞分裂。我们现在有争论，可没有分裂，这比要搞分裂的要好；如果可以保持统一，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为什么还要搞正式的分裂呢？”

……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7，л.36-44

№13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4年10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8日会议第16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Г.И.沃罗诺夫、А.Н.柯西金、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В.И.波利亚科夫、Б.Н.波诺马廖夫；会议由Н.В.波德戈尔内主持。

1.关于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措施。 [259]

苏斯洛夫、柯西金、波诺马廖夫、波德戈尔内。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基本的和主要的文件——名称有些狭隘(在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

柯西金同志说：都准备了什么文件，从来没有谈到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问题。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对文件进行编辑。

РГАНИ，ф.3，оп.16，д.948，л.48

№219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一些措施(1964年10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的举措》 [260]

(М.А.苏斯洛夫、А.Н.柯西金、Б.Н.波诺马廖夫和Н.В.波德戈尔内)

第162号记录第1项，1964年10月8日

绝密

1.批准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做的修改 [261] ，给澳大利亚、阿根廷、保加利亚、巴西、英国、匈牙利、民主德国、德国、印度、意大利、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叙利亚、美国、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的信件文本(参见附录1)。 [262]

2.批准给苏联驻意大利、英国、罗马尼亚、巴西和古巴等国大使的电报内容(参见附录2)。 [263]

3.批准给越南劳动党中央的信件内容(参见附录3)。 [264]

4.批准中央主席团会议 [265] 对与兄弟党代表会谈提纲所作的修改(附录4)。 [266]

5.责成苏共中央国际司、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和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司，在今年12月1日以前，向苏共中央提交为起草委员会制定的文件草案。 [267]

РГАНИ，ф.3，оп.18，д.284，л.1-2

№25637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匈牙利代表团访华情况 [268] (1964年10月9日)

……

哈拉斯在与我见面时主动谈到，在与匈牙利代表团进行的所有会见和会谈中，中国方面从毛泽东到代表团陪同人员的所有级别的人员都不止一次的重复这么几句话：“匈牙利和中国之间团结的必要性”，“中国和匈牙利是好朋友”等。

彭真在接见时表示：“匈牙利人和中国人本来就是好朋友，我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分歧。”

……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7，л.45-49

№10273 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赫鲁晓夫的错误(1964年10月14日以前)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报告(草稿)

不晚于1964年10月14日

同志们!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现在应当向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报告由于赫鲁晓夫同志不正确的行为而在中央主席团内部造成的局面，以便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使我们党的领导情况健康化与正常化。

大家知道，近些年来，我们党在经济与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然而，如果领导不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种种严重错误，我们的成就不知要大多少。问题的实质在于下述几个方面。近些年来，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过错，我们这里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赫鲁晓夫同志把无限的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却完全不善于而且也不愿意正确地运用这一权力。他粗暴地践踏领导党、领导国家的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实质上是完全放弃了这些原则和准则。列宁主义要求党的一个领导人必须服从领导集体的意志，要求领导人之间要有正确分工，要求他们自由地、切实地讨论内外政策上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被他忘诸脑后。

尤其在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赫鲁晓夫同志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公然无视党和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同志们的主张，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最近以来，甚至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也都由他一个人做决定，而任何一项合理倡议，只要不是出于他本人，则一概予以压制。他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对待同志高傲自大，粗暴无礼，缺乏容忍态度，已习以为常。党和人民的一切成就，列宁主义方针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胜利，他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最近以来，在他的一切行动中，摆在第一位的，不是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而是他本人的利益。我国任何一项多少有些重要的措施，都必须盖上“系赫鲁晓夫所为”的印记。

至于说工作方法和作风，在这个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的领导实践。现在，在主席团会议上，除了他，已经没有任何人发表意见。如果有谁想谈谈自己的意见，立刻就被打断。是啊，谈也没用，反正第一书记我行我素。

怒气冲冲的吼叫，强迫命令，粗暴淫秽的污辱，恶毒的谩骂，这样一些“方法”，已经成了他习以为常的行为准则。对于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他完全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狡猾手法：先打一个人，过一阵子则用甜言蜜语去拉他一把。然后，又如法炮制去对付另一个人。

他的这种做法，往往把同志们搞得意志消沉。

他使用的一种最可怕、最阴险的“方法”就是，不给主席团任何委员以工作，而对那些真想干些事情的人，则是给予打击。甚至连出差也禁止，在他看来，这是游手好闲和游山玩水。他想用这种方法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一切全靠他一个人，只有他在真正地工作，而所有其他人都是懒汉；第二，这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干部。

与此同时，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个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他公开提倡巴结献媚、阿谀奉承、放肆鼓吹、赞扬个人、美化甚至歪曲事实这样一些令人不能容许的风气，并助长此类现象。

对于不合他的心意或者敢于反对他的人，他越来越采取威胁的方法。而人们又不能不理睬这种威胁，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手中掌握着何等巨大的权力，他在性格上是何等放荡不羁和专横霸道。他甚至连最起码的礼貌和行为准则也不顾及，满嘴脏话，令人厌恶。正如俗话所说，他的话难听得都不堪入耳，就连铁石般的蠢货听了，也会脸红。什么“笨蛋、二流子、懒汉、臭气包、臭苍蝇、落汤鸡、臭狗屎、粪便”等，不一而足。这还仅仅是“报刊上公开发表的”他所用的那些侮辱人的话，而他经常“通用的”那些话，则是根本不能见诸报章，也是令人难以启齿的。他不分场合，甚至当着妇女的面也满口吐脏话。

在此没有必要去证明，只有那种完全丧失一个领导人的全部品质的人，才能下流到这种地步。仅需强调的一点是：一位领导人如果无视集体的意见，他就不可避免地会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情况就是如此。

自然，这种事并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发生的。他一天一天地脱离现实生活，不再听取现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知道群众在想些什么，在怎样地生活。有些同志可能会反问：怎么会这样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经常在国内走动嘛!是的，他的确常常下去。但他在下面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他想要看到的东西。他现在下去视察，已经不是去向人民学习，不是去听群众说了些什么。不是，他是没完没了地去教训大家，他自己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话。

正因为如此，由他主张推行的一些措施，都造成了严重挫折，致使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党政建设、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种种措施以及解决国内外政策中其他若干问题等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缺点。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由他倡议提出的某些措施，执行的结果不止一次地使我们党、苏共中央和我们全国陷入不利的境地，使我们党和祖国的威信受到明显的损害。

简而言之，赫鲁晓夫同志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把自己置于党、党的领导机关和全国之上。他个人专权表现得十分明显。现在已经很清楚，党现时与之打交道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实际上是提出对自己的个人迷信以取代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他这样做时像个恶意的煽动家，在口头上反对个人迷信，主张严格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和准则，然而在行动上却相反，采取个人迷信时期的做法。因为现在此种做法已暴露无遗，而且采用此种做法已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坚决反击再生的新的个人迷信崇尚者，也就是说，要按伟大列宁的遗嘱来做的时候了。

我们决定走这一步，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且心情也并不轻松。在走这一步之前，我们不得不一再反复地仔细思考和衡量。我们长时间地、耐心地寻求方法，讨论各种可能性，以便于纠正。何况赫鲁晓夫同志早在以前就有过不少不良品质、行动和行为，他的一些危险的毛病以前也不止一次地暴露出来。

我们曾经指望他能够纠正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过失和失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同志改掉他的行为失当，克服他的坏性格。

促使我们这样的还有另一个理由，这就是赫鲁晓夫也有他的功绩，这是任何人也不想否认的。共产党人和所有苏联人，都一致赞同和拥护我们党致力于消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以恢复党与国家生活中列宁主义准则的这一列宁的方针。而且，我们所有人都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贯彻这一方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性给予应有的评价。谁也不想否认他在其他工作领域，尤其是在担任领导初期所做的一切有益的和正确的事。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止一次地想使他改弦更张，表示我们不同意他的一些不正确建议和决定。我们曾经希望他能够悔悟，能够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领导人那样，从我们的意见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愿望并未实现。

总的来说，以上所述就是促使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将此问题提交党中央全会的几点缘由。现在，请允许我开始分析由于赫鲁晓夫的过错而在经济、国家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以及苏联对外政策执行方面所犯的各种具体错误和严重缺点。

关于在对内政策种种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

请允许我从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讲起。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党的新纲领已经3年了。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如果我们骄傲自满，夸大我们的成就与成绩，掩饰严重的缺点，那就不对了。

对于任何人都不是秘密：在我们这里制造出一个所谓我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十年”的神话，而且这个神话还在无限制地大肆吹嘘。试图证明，在赫鲁晓夫同志执政的10年中，我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奇迹。他本人在其无数次讲话和意见书中，无休止地硬说，我们的事情都搞得很好。报刊、广播和电视也跟着他这样说。听他们这样说，好像我们这里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而我国经济的整个发展道路简直就是一曲成功与胜利的凯歌。

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自然我们大家都高兴不已。但我们是共产党人，应该正视现实。而现实，同志们，竟然是：恰恰在这所谓“伟大十年”中，在我国最重要方面，各项指标急剧地恶化了。我用某些事实加以说明。

七年计划和苏共纲领的规定的各项任务都未完成。

最好是从苏共纲领中阐述的各种任务完成的情况谈起。只要很快浏览一下3年总结，就能确信纲领中规定的许多指标的完成期限是不实际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事先没有进行深入的经济论证和计算，便由一些只在理论上懂得经济而远远脱离生活的人们制定了。更有甚者，主席团委员中，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参与纲领的制定。他们拿到的是现成纲领。

苏共纲领规定的一切计算，都是以社会产品的增长速度为依据的。先在工业品总产量方面，然后在人均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其计算也是以社会产品的增长速度为依据的。那么，1959年2月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七年计划(1959—1965)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关于这一指标的任务究竟怎样完成的呢？

请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关这方面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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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统计表证明了什么呢？它证明，直到1956年底，社会产品增长速度一直是提高的，其后就开始下降了。1956—1963年时期，增长速度总共降低了6.1个百分点。这并非偶然。8年当中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多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不能不令人担心。因为社会产品的高增长速度是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最大优越性之一。如果说在“伟大十年”当中我们开始在增长速度方面交出了我们的阵地，那么很显然，其原因就在于经济领导上的失误和严重错误。

这也从工业工作质量指标，尤其是固定资产利用指标的急剧恶化得到了证明。在七年计划的4年中，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上述指标降低了9个百分点，而在农业当中甚至降低了21个百分点。

或者我们可以再举工业生产部类“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发展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来看一下。这些年来，这两个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了。

赫鲁晓夫同志这位工业管理改革思想的倡导人，当初曾经热情地说服我们，要求我们相信恰恰是改革才能在这方面迅速地带来有利的变化。 [269] 然而，事实说明，改革以后，比例失调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严重了。这种比例失调到1963年已经达到创记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10％)比“第二部类”的增长速度(5％)高出一倍。因此，1963年就整个工业生产水平而言，苏联是美国的65％(美国为100)，可是其中就第二部类的对比来讲，我们一方仅为45％。

可见，就“第二部类”来说，我们较美国落后一半，我们要想赶上他们，看来需要15年时间，也许更长些。

同控制数字相对照，七年计划关于轻工业与食品工业的任务，现在并未完成。大家看得出，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方面的提议也破产了，上述部门的发展速度根本没有接近。相反，工业管理的改革很遗憾却加深了比例失调，使局势更加恶化了。

劳动生产率速度不断下降这种危险的趋势，也令人严重担心。下面两个数字很说明问题：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达7％—8％，而在现行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上下降到了5.6％，而且还在继续下降。1962年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为5.5％，1963年则为5.2％，到1964年上半年只有4.2％。

然而，按照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即使在技术进步，即在生产中发展和采用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问题上，我们做得也远非如此，并非所有能做的我们都做了。不应闭眼不见，在某些生产部门中，我们的技术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而且，在个别情况下，这种落后不是在缩小，反而在扩大。

这方面的原因之一，就是赫鲁晓夫同志对于技术政策的领导不断干预，而且是外行的干预。数年以前，他曾疯狂地反对对于领导技术进步的机构实行集中和垂直组建。过去被他否定过的一切，他现在居然都加以维护，把它们视为某种新事物。他设立了大量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却没有权力，它们脱离生产，它们采用新技术的计划对于企业没有约束力。结果，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严重受阻，机构更加重叠，而统一技术政策的推行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这仅仅是工业发展领域中几个最重要的例子。

下面简单谈谈建筑业方面的情况。不可否认的确凿事实是：所谓“伟大十年”的一切改革，也使建筑业的状况恶化了。我们未完工的建筑项目年复一年地增加。它从1958年的175亿卢布逐年增加，到1963年已超过260亿卢布。建筑速度降低，建筑规模缩小，5年中的成本仅仅降低了0.5％，而计划规定应为4％。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指示，现在全国一切工程项目表(指列入基本建筑投资计划的在建与改建项目名录)，毫无例外都得报送莫斯科审批。但这里来不及审批，而没有方案就不能开工，结果项目施工计划就得拖延下去。

例如，他做出的建设4—5层住房的指示，其代价恐怕是难以计算的。他解散了苏联建筑科学院，只是因为该院不同意他的这样一个结论：4—5层住房造价最便宜、使用起来最方便，而且可使居民分散，在遭到原子弹攻击时能够保护居民，等等。

生活证明，科学院里的人员都是有真才实学的。现已查明，盖4—5层住房，每平方米的造价，如果加上市、区交通建设费，要比盖9—12层住房高得多。由于推行建“5层”的方针，城市中的建筑密度大大增加了，交通、供热、地下水以及其他管线都令人不能容忍地延长了，城市的外观恶化了，根本谈不上舒适，住房里连电梯都没有。

现在，这位新冒出来的总建筑师在打退堂鼓了，又号召盖高层建筑了。然而，第一，他这种荒唐指示造成的损失由谁来承担；第二，改行多层建筑并非易事，这种建筑需要重新为它建立工业基础。

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任性，更正确地说是随心所欲，在农业方面犯了更多的错误，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大家都知道，他到处宣扬，使人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懂得农业，是他把几乎落入深渊的集体农业和国营农场挽救出来了。大家也都知道，他不让任何人插手农业问题，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但是，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我国农村的状况，就在现在也是令人极不满意的。

去年，国内甚至连面包都发生了严重困难。为此，赫鲁晓夫同志甚至建议实行凭本供应制度。现在战后已经过去20年了。我们不得不被迫拨出860吨黄金，用于向资本家购买粮食。如果农业果真兴旺发达，那么在“伟大十年”过程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一次歉收就使得我们越出常规，想在全国实行可怜巴巴的口粮配给制，动用国家的国防储备粮，迫使向来卖粮的苏联用黄金去买粮。问题在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况与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已大不相同了。 [270]

真实的情况是：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总产量按产值计算低于1958年的指标。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

严重缺粮和缺饲料，迫使我们不得不大量屠宰牲畜。其结果是现在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从一切情况看，今年的牲畜与家禽的采购与去年相比，将大约减少190万吨。今年下半年肉的销售量将比去年下半年少35％。现在，肉类产品的销售各地几乎普遍长时间脱销，而某些工业中心城市今年几乎就没有肉类产品。

我们的农业严重地落后于国家向它提出的要求。我们还远没有满足人民对于粮食的需求，尤其是他们对于面包、肉类、牛奶、土豆和蔬菜这类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直到现在，我们尚未解决对农业工作人员实行物质利益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发表了多次演说，征求了不少意见，却毫无结果。

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工作日的劳动报酬所得，货币与实物产品合计为1卢布56戈比，而5年以后，到1963年，则为1卢布89戈比。你们看，5年当中，一共才“增加”33戈比，也就是说，一个工作日每年才增加7个戈比。

如果每个集体农民平均一年劳动230—250天，这就是说，他每月平均收入37—40个卢布。这要比其他劳动者每月平均少收入一多半。这还是仅就平均数讲的。而我们现在许多集体农庄，一个工作日仍然只发50—60个戈比的货币与实物产品。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从集体农庄外逃。

在此，有必要再指出一点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在引用集体农庄庄员收入增长的数字时，总是避开1953年前的指标，不愿意去回忆他们战前的收入是多少。然而，只有老老实实地去分析对比材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请看下面说明集体农庄发给庄员主要产品粮食的变化情况数字。

作为劳动报酬，平均发给每个集体农户的粮食如下：

1940年8.2公担

1953年7.2公担

1959年7.1公担

1961年5.8公担

1963年3.7公担

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发给实物的真实数字。它排除了随机应变、玩弄价格、任意确定收入多少的可能性。它彻底地批驳了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声称的战前和战后至1953年以前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没有得到报酬的说法。这个数字说明，情况恰恰相反。它证明近10年里集体农庄庄员从农庄作为劳动报酬领得的粮食在逐年减少。

正因为如此，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直到现在眼睛盯着的主要是自己那块宅旁园地，而不是集体农庄的公有生产。而我们这些人没有搞清农村中由于我们的过错而出现的种种情况，就开始指责集体农庄庄员迷恋自己那土宅旁园地。

赫鲁晓夫同志对于农业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其劳动成果这个问题的真正态度，可以用下述事实来说明：不久前，听说有些地方优秀牧羊人每月挣到180个卢布，他动怒了，大声喊叫说：“这简直是腐败，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他下令清除“腐败”。

再举一个例子：根据他的指示，取消了农业专家们的保证工资。其结果是最近5年里高等农业院校毕业的23万大学生中，只有4万人即占17％的人前往农村工作。

总的来说，我们是在按照赫鲁晓夫同志的意愿，在农业中由一方摆向另一方，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他到处(包括北方地区)强迫种玉米，而在种玉米烫了手，花费了大量资金与劳动力并无所获之后，就打退堂鼓。于是他又向各地普遍发布指示禁止种草。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打退堂鼓，说必须种草。他时而声称扩大向日葵的播种面积是不适当的，时而又下令扩大向日葵的播种面积；时而大声疾呼在畜牧业中要推广“Z型挤奶器”，时而又要推广“旋转型挤奶器”。这才真是转来转去呢!

这些年来，由于他的过错，真不知还干了多少其他蠢事，犯了多少其他错误!请大家回忆一下可耻的“梁赞州事件”。 [271] 他不能不知道，这是冒险行为，但他还同意了，结果许许多多老实人，虽然与此诡计无关，却大受其害。在他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竟把30来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农庄，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

在他的坚持主张下做出决定，要求限制私养牲畜头数，缩小宅旁园地的规模。 [272] 其结果是：牲畜遭屠宰，肉奶大量减少，而减下来的宅旁园地则长满了野草。那些先前通过集体农庄或者由本人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市场或商店去卖的人，现在则换了一个角色，自己变成了买主：这就使得城市劳动者所需食品的供应状况更加恶化了。

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声称：国营农场生产的农产品要比集体农庄生产的农产品几乎便宜一半。可是，当有人告诉他，对于国家来说，实际上集体农庄的产品要比国营农场的产品大约便宜45％时，他大发雷霆。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因为国家对于集体农庄产品的生产没有花费，这同国家对于国营农场的支出不同。看来，赫鲁晓夫同志连这样一个简单道理也不懂。同时，应该强调指出：国营农场的经营制度是最先进的，我们党今后仍将继续发展国营农场的生产。

在访问埃及 [273] 期间，他强迫纳赛尔接受水栽培法 [274] ，在我们国内他也宣传水栽培法。但在苏联水栽培法是很昂贵的，而且是没有前途的事情。而在埃及，每年两三熟，为什么要用水栽培法呢，谁需要它呢？

简单谈谈落后集体农庄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地宣传必须认真研究解决落后集体农庄的问题。然而，在10年中，他甚至连一点时间都未用来哪怕搞清一个落后农庄。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模范农庄，譬如卡里诺夫卡农庄(赫鲁晓夫生于库尔斯克州卡里诺夫卡村)。然而，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而已。要知道，这个村子是得到国家的巨大帮助才发展起来的。国家勾销了它的大笔欠款，在该村进行了所谓试点建设，给它提供的援助是任何农庄都没有得到过的。难道能够以卡里诺夫卡为例来得出有关我国农村情况的结论吗？很明显，是不能的。而赫鲁晓夫同志恰恰是以卡里诺夫卡为依据做出他的论断的。

简单谈几句他最后一次在国内的视察，这次视察很能说明问题。他在两周之内访问了足足几十个州、边疆区及共和国。 [275] 可效果怎样呢？没有任何效果。1963年，正当国内粮食情况极度危机时，他没有下去视察，因为这对他不利。今年收成情况不坏。于是机会立刻来了，也就有情绪去视察了。但他去哪里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他只去收成好的地方。

但是，同志们，你们大家都清楚，虽然今年收成总体来说好于去年，但是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理由像报刊、电台和电视上在他视察的日子里那样无节制地乐观和吹嘘，因为农业情况目前并不好。

赫鲁晓夫同志不善于也不懂得如何才能真正搞好农业，于是就一个接一个地发动改革。他在去斯堪的那维亚访问 [276] 的前一天，还火急地照例写给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一份意见书，提出改革农业的新建议。在我们看来，这个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完全取消各生产管理局 [277] 党委的作用，把这些党委变成经济机关的附庸。不然，怎样理解不久前他在中央主席团里说过的下述一段话呢。他说：“好就好在党委现在已经坐末把交椅了。在我视察中，到处都突出向我介绍生产管理局局长。这很好嘛。这就是说，人们已经从我的意见书中得出了结论。”

恰恰是在这次视察中，他甚至连一点时间都没有抽出来，哪怕是去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党组织的一位书记，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党委的一位书记谈谈话。同志们，这难道不是一位党的领导人已习惯于对党委坐末把交椅感到高兴吗？他在口头上甚至提议根本取消生产管理局党委而用设立政治部主任取而代之，其职位相当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不久前，他又说过，也许应当根本撤销生产管理局。这就是说，农村里党的机关也应撤销。你们看，他已经谈到什么地步了。

赫鲁晓夫同志在农业领域整个活动的特点，是极端主观主义，经常超前和过火，不愿意考虑现实情况与农业发展规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他多次声明中的一次，他说：7年中，整个农业重要产品按人均产量计算，要超过美国的现在水平。 [278] 实际上，我们与人家相比还差得很远很远。

要想证明农业情况不佳，证明他在领导上犯有种种粗暴错误，还可举出一系列其他事实。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能再继续容忍他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个人说了算、独断专行了，不能再让一个人在全苏范围内，而且是在如此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去搞那些考虑欠周的危险试验了。

国民收入逐年下降

请允许我下面谈谈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既定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方面的材料也是令人担心的。下面苏联科学院的统计数字，它表明了最近10年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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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直到今年年初，在8年中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2/3。你们看得出，是在逐年降低。显而易见，这并非局部，并非偶然，而是施加一定影响的结果，确切地说，是对经济的领导令人不满意的结果。

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居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赖以提高的主要来源。由于国民收入速度的下降，我们每年损失的净产值与1956年以前时期相比，高达80—100亿卢布。显然，这会大大减少国家的消费基金与生产基金。

苏共纲领规定的1961—1970年期间国民收入每年增长速度超过9％，使国民收入在10年当中增加一倍半。然而，实际上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在1963年仅为4％，即较党的二十二大的规定低一半以上。为了弥补下降部分，国民收入现在必须在1970年以前每年增长至少13％—14％，但这是一项非常困难，更正确地说，是不现实的任务。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七年计划和苏共纲领规定的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收入的增长任务完成得不好。按七年计划规定，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实际收入，必须增加大约40％。而实际上，5年中他们的实际收入平均只增加了20％。

应当指出，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提高，严重影响了职工实际工资额度。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在上述时期内提高了17％，而在消费合作社里，这类价格也高出1963年国家价格13％。于是，我们不得不延长执行下述各种措施的期限，如1962年调整工资，将最低工资提高50—60卢布，对工资收入低于70卢布的职工免于征税等项措施。 [279]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事实都引起了居民的不满，使他们不相信我们规定的措施有执行的可能，破坏了我们党及苏共中央的威信。对于实际涉及的问题，党中央和政府现已收到大量来信，我们不能对其置之不理。

上面所述就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些最重要的倾向与现象，而这些倾向和现象所涉及的，则是10年来我国经济带有根本性的、主要的方向。社会总产品、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等增长速度的降低，许多其他计划任务未能完成，以及各项社会性措施没有执行，都证明我们面临的危险是严重的，我们国家这些年来越来越落后，虽然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社会主义组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优越性，但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优越性的利用却越来越差。

同志们，我们提醒你们注意到这样一点，就是：所有这些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成就构成严重威胁的挫折，恰恰都是管理工作改革之后这些年中出现的，而且在继续起作用。在这些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实行改革和推行种种“新的”管理制度，工业、建筑业和农业明显地处于解体状态。而赫鲁晓夫同志竟然无视这一点，把国内情况吹得如何美好，简直把我们这里说成是人间天堂。这难道不是蛊惑人心吗？

关于大规模改组的性质和特点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1953年以后的10年，是在不断改革、各种改组、改造的标志下度过的。结果，整个经济管理结构以及党政机关结构，打个比喻来说，简直是从上到下，从广到深地被翻腾了一遍。而每一次这种改组都叫做革命性的、根本性的改组。这些改组都被赋予某种理论依据，都被称为真正列宁主义的改组，都被贴上取得某种神奇效果的标签。

是否真的如此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大量的改革实际上是些什么货色吧。谁都不会说不需要搞任何改革。生活在前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方面事务的领导和管理机构都不会是永远不变的。它们需要完善和改进。但必须严格遵循列宁的指示，就是说不能仓促从事，切忌鲁莽行为。而且，往往有许多同改革有关的问题，是需要拿到全党和党代表大会上去讨论的。

然而，列宁的这些指示却被忽视了。甚至就连成立工业州党委和农业州党委以及与其相应的苏维埃机关这样理应由党代表大会讨论的重大问题，却通过另外途径去解决了。 [280]

其结果又是怎样呢？在他看来，新的党政管理机构系，似乎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的状况。可是，分析表明，结果恰恰相反：由于欠考虑和不完善，新的管理体系未能如愿以偿。

管理改革之后，国民经济的状况，如前所述，是恶化了。这是对新管理体系的无情判决。它们产生的后果，是前所未有的领导机构重叠、一团糟、官僚主义，或者简直是杂乱无章。领导和管理机关的结构并未精简，反而复杂化了。整个国民经济，我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没有从这种种花样翻新的措施中得到任何好处。

总的来说，工业领导的改善事实上并未做到。国民经济委员会一般都管辖几个州，整个经济管理权集中在这些国民经济委员会手里。因此，工业州党委管辖地区如与国民经济委员会管辖区域不相符时，工业州党委实际上也成了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附属物。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委，也被剥夺了干预农业领导的权力，因此也变成了生产管理局的附属物。

这种情况在我国还从来没有过。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以及自下而上的所有机关和组织，从来都是由党来领导的，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我们摧毁了部一级主管部门，取而代之的是“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委员会一级的主管部门。然而，洋姜并不比萝卜甜，并没有达到精减机构的目的。如果说在撤销部委局之后的第一年，机构还有些减少的话，那么在实施改革之后部委局的数量则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国内管理机关的总人数仅在5年当中就增加了50多万人。而且，仅在最近一年半之内，机关的开支就几乎增加了8亿卢布。

已有的老缺点未能消除，却又增添了许多新的非常可怕的缺点。工业与农业各自为政，实质上是两者已经分离。而列宁则要求我们组织领导必须做到“大工业更快地同农业结合，以使产品正确交换”。此外，无论在工业或农业方面，科学也都脱离了生产。

尤其应该受到严厉批评的是按所谓生产原则对于州和边疆区的党政机关进行的改组。这项措施被说成是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政机关的组建原则，而实际上却是背离列宁的指示和苏共纲领关于这个问题的要求。

设立工业和农业的州党委与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其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党、政、经机关的职能、权利和义务令人难以置信地混同和彼此替代，造成了工作的重叠。总之，出现的混乱是我们苏维埃国家在其整个存在期间所不曾有过的。至于说问题的理论和政治方面，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说得不客气些，简直是绝对行不通的。

同志们，请你们自己想想：苏共纲领和章程中写道，我们党已经成了全民党，而领导作用仍然属于工人阶级。这就是说，党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党，否则还谈什么领导作用。改革的结果怎样呢？从工厂到州和边疆区，所有的工人都在同一些组织里，而农民和其他农村劳动者则完全在另一些组织里。这好像是一个党里有两支队伍：一支工人队伍和一支农民队伍。

我们必须结束这种不正常现象，因为这种改组：

第一，违背了列宁关于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必须统一，以及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的要求，削弱了工人阶级对于全体居民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第二，违背了列宁关于大力加强构成我们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的思想，导致工人阶级同农民相分离；

第三，将党一分为二，降低了党作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政治思想上的统一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改组是同苏共党纲中关于共产党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增长的规定背道而驰的，党纲规定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它对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发挥日益增长的影响。

在此，请大家搞清楚另一个问题，这就是：苏维埃怎么能够按生产原则组织呢？

苏维埃作为国家政权的形式，要是没有领土，就是不可思议的。国家的职能可以改变，但是，作为国家象征的领土则是不能改变和取消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

苏维埃是最具群众性的政权机关。它是全体人民的政权，而不是一部分属于工人、另一部分属于农民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不只管经济，也管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社会、文化、卫生、教育等一切方面。这就是说，苏维埃拥有全权。

有人企图使我们相信，改组是前进的革命步骤。但是，我们并未前进，而是大大倒退了，已经倒退到革命初期的情况，那时工人、农民(即贫雇农)、士兵和水兵都分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苏维埃。然而，恰恰是建立统一的苏维埃，才被列宁称为党的最伟大的成就。

列宁从来没有把地域原则同生产原则对立起来，而是认为它们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此应当指出，我们建立起生产性的州党委和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所建立的并非是生产性机关，而是地区性的部门机关。工业州党委——这怎么理解呢？工业是生产部门，而州则是个地域标志。这是无法回避的。

简而言之，改组——不论这次改组或其他种种改组，把我们的全部工作统统搞乱了，妨碍了我们的前进。在10年当中，进行了如此多的改组和改革，以致人们现在都不能正常工作了，可以说他们是在不断变换花样的改组之下战战兢兢地生活的。党、政、经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也一样，都是怨声载道。人们公开讲：“改组实在叫人讨厌极了，搞得人们没有时间工作。现在是既缺面包和蔬菜，也缺牛奶和肉类，可改组是绰绰有余。”他们说得对。现在是结束这种胡作非为的时候了。

在结束这一部分时，应当讲讲下述一点。赫鲁晓夫同志在他的讲话中常说：“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同志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列宁对所有这些改组会说些什么呢？

下面就是列宁的原话。他说：“我们许多人喜欢任意改造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难。” [281] 这句话真是切中要害!你们看到，列宁认为，大多数轻率的改革是灾难。列宁还指出：“关键不在于机构，不在于改组，不在于新的法令，而在于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 [282]

我们怎样才能从所有这些改组和改革中摆脱出来呢？这只能按照列宁的劝告去做。他讲了下面一段话：“应当及时醒悟过来……从我们已经搞起来的那些机构中挑出少数几个来……表明，我们在国家建设方面真学到了一些东西……” [283]

伟大列宁所指引的这条路当时是正确的。而今天，它仍然是唯一正确的。

关于对外活动方面的种种错误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扼要地谈谈党所制定的对外政策，首先是在解决最重大的问题方面，是怎么贯彻执行的。

我党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明确的路线，对所有对外政策问题都做出了相应的指示。它创造性地制定了为实现和平和防止核战争而实行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政策的途径和方法，以便解决我们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证在和平条件下建成苏联的共产主义社会和进一步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世界上任何一个党都没有我们这样一条富于经验而又可靠的对外政策路线。然而，有一条路线是一回事，而如何实现它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最可靠的路线，如果实行时采取的方法和行动不妥当，其结果也不会好，而会带来坏处。

凡是留心观察各种事件发展的人，都会很容易看出：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按照党的方针去做，而往往是提出了和实际上推行了另外一套方针。在对帝国主义阵营的涉外政策上，党要求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耐心和冷静，别上敌人可能把我国推向核战争边缘的种种挑衅的当，不要采取讹诈和威胁的政策，在捍卫与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攸关的根本利益上，要表现出坚定和果断。

可我们看到的事实又是怎样呢？我们国家曾经不止一次地被拖入忽而这种、忽而那种处于战争边缘的危险局面。

请你们回想一下苏伊士运河危机吧。 [284] 当时，我们距爆发一场大战只差一步呀!有何理由非要打仗呢？那时，我们同埃及之间甚至连互助条约都没有。对方也没有请我们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采取行动而投入战斗呢？

我们国家当时尚未从反希特勒的战争中真正恢复过来。人民不要战争，也不希望打仗。战争会像晴天霹雳一样。如果事件真的发展到这种结局，苏联人民是不会感谢我们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打仗。如果这样，那就不是政策，而是政治冒险和讹诈，是不负责任地玩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和我们伟大事业的命运了。所幸，一切都安然过去了。可赫鲁晓夫同志立即把这说成是他的天才所取得的结果。

还有一个臭名远扬的“柏林问题”。 [285] 赫鲁晓夫同志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会谈时 [286] ，由于柏林问题，事情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至肯尼迪声称：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欧洲的气候将变得令人厌恶。他在此是指爆发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发出了最后通牒：无论如何，在某个限期之前，柏林必须变为自由城市，就是说，即使发生战争，也不能阻挡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期望的是什么。要知道，我们这里并没有那种蠢人，认为应该为争得“自由市柏林”而打仗。自那时起，不止一个限期过去了，但柏林并未成为自由市。是的，建起了柏林墙 [287] ，但为此无须发出最后通牒嘛。现在，这一点也被说成是个伟大胜利。然而，不论你怎么变着法说，其结果都是对我们不利的。赫鲁晓夫同志本想吓唬一下美国人，但是他们并未被吓倒，反而是我们后退了，使得我们的国家、政策和武装部队的威望和声誉受到不小的打击。

下面谈谈加勒比海危机。 [288] 赫鲁晓夫同志洋洋得意地说，斯大林都没能进入拉丁美洲，而他做到了。但是，第一，“进入”的政策并不是我们的政策；第二，只有冒险主义者才能说，在当代条件下，我国是能够给予那个大陆的各国以实际军事援助的。因为它距离我们数千公里之遥，而且隔着大洋。怎样向那里运送军队，怎样向他们提供给养呢？在这种情况下，导弹是没有用的。它只会把应当帮助的那个国家毁掉。你们可以问问我们的任何一位元帅和将军，他们都会说，对拉丁美洲实行军事“进入”那是胡言乱语，是充满大战危险的。如果我们为了帮助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而对美国首先实行核打击，那么不仅我们自己会受到反击，而且所有人都会同我们断绝往来。

由此种种，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出，对于古巴的政策是冒险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声称，如果美国动一下古巴，我们就将对它予以打击。他坚持把我们的导弹运往古巴。这就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危机，把世界引向了核战争的边缘。这也吓坏了提出如此可怕主意的组织者本人。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得被迫接受美国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要求和条件，直至令人可耻地由美国人来检查我们的军舰。导弹以及大量部队也都按照美国的要求撤出了古巴。

这件事也损害了我们国家、党和军队的国际威望，同时却有助于提高美国的威信。苏古关系也严重恶化了。古巴人民和卡斯特罗都把撤除导弹看作是让古巴去听凭命运的摆布。在古巴人对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关系上，出现了重大裂痕，直到现在还时有表现。

然而，你们知道，就是在古巴危机中的失败，赫鲁晓夫同志也把它说成是胜利。而且，他还想继续走这条冒险的老路。就在不久前，他还向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声称：“应当同古巴签订互助条约，人们会叫，这是冒险。那就见鬼去吧，让他们去叫。”没有比这再露骨的了。

大家都看见，在最近7年当中，苏维埃国家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这也并非偶然，而是通过战争来威胁帝国主义的途径去推行对外政策的一种制度、一种特殊“方式”。当然，如果没有其他出路时，对帝国主义者是可以而且应该用武力给予威胁，以便使他们清醒，但却不能把这变成一种制度。

我们仍将一如既往，不放弃对于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正义战争的各国人民给予帮助。帮助是必要的，但要考虑到他们的要求和我们的利益，要考虑帮助的实际可能和干预的后果。应当永远牢记列宁的下述指示：我们必须表示出最坚定的和平意愿，因为帝国主义者会利用任何机会来恢复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宣称：“只要苏联和美国谈妥，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对此，我想讲几句。

这个口号是不对的。美国急着想称霸世界，企图强使所有人都接受似乎美国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和领导人。这个口号就意味着，我们把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看作只是俯首帖耳执行美国人意志的国家。然而，法国和联邦德国的例子说明，事情并非如此。这种口号会违反我们的意愿，也会使欧洲的一些小国臣服于美国。

而我们的任务在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阵营中的争吵与矛盾，来证明美国并不是这个阵营的盟主，它没有权力争做盟主。最后，如果这样来说明问题，那就会恶化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在此，请允许我就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讲几点意见。你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已经出现令人非常担心的局面。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跟着苏联走的国家；第二类是跟着中国走的国家；第三类是超脱于这两类之外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和近期加入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阵营已经面临着完全现实的分裂的威胁。

出现分裂危险的主要原因，是滑向大国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中国领导人进行的破坏活动。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在这些原因方面，赫鲁晓夫同志是有过错的。他在同兄弟国家领导人谈话时，表现粗暴，缺乏涵养，高傲自大，语出伤人。

他当众称毛泽东是“老套鞋”，后者知道了，当然大怒。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他同乔治乌德治谈话出言不逊，粗暴干涉罗马尼亚的内政，叫喊他们对农业一窍不通，尽管这并不符合事实。 [289] 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在同卡斯特罗的好友本·贝拉谈话中，他说卡斯特罗是一头见到任何一块红布都会猛扑过去的公牛。 [290] 类似这种令人不能容许的评语，他还不止一次地用在其他如乌布利希、哥穆尔卡等一些同志身上。而且，对于他们，他是今天骂，明天就把他们捧上了天。当着大庭广众和本人的面，他说的是一套，而在背后，他说的则是另一套。这种做法不会有助于团结。无怪乎列宁当年曾经告诫说，个人的品质是会造成分裂的。

促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同我们的关系上保持警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想法。例如，他策划出一些要保加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愿并入苏联的计划。

当向蒙古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根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在保加利亚，当人民获悉这个传闻时，当即爆发出颇使我们的朋友们感到意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一些民族主义分子打着“我们不想变成莫斯科的一个省”的旗号，把不少人联合了起来。

赫鲁晓夫同志另一个同样危险的主张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采取设立仲裁机构或进行民意测验的办法。这个主意是他不久前提出的。试问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国家能根据第三国的判决而把自己的领土交给另一国呢？或者说，某一领土的归属问题怎么能够不由该国全体人民、该国政府来解决，而只由住在该领土上的居民来解决呢？这是同载入我们纲领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切原则相违背的。

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中国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不合逻辑和自相矛盾的。他时而下令要给予坚决反击，时而又建议停止争论。这就在各国兄弟党的队伍中造成了惶惑不安和惊慌失措。一些党同中共进行论战，另一些党则沉默不语，总之是各自为政。可是，中共领导人却未浪费时间。它制定了计划，精心准备，对我们进行了有组织的进攻。

应当承认，在激化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问题上，我方在中印边境冲突 [291] 期间的行为，起了负面作用，并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感到迷惑不解。中国人发动战争，是做了蠢事。但不管怎样，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尽管百般标榜中立，它也是个资产阶级国家，我们本不应该向它供应武器来反对社会主义中国。

不能把事情看成是：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思想混乱和行动摇摆的局面中，我们就一点过错也没有。在同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斗争中，我们一方面不能放弃原则性立场，同时我们也应当理智地、更明确地、更细致地实行同所有共产党合作的列宁主义政策。应当永远放弃诸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并入”苏联，就各种领土争端实行仲裁与民意测验等的主张。这些主张决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因此，任务就在于纠正已经出现的局面，善于用列宁主义的政策来恢复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也必须搞清楚我们党和国家在对外政策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给其他国家首先是那些不久前才获得民族独立并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以经济和财政援助。

对于苏联在这方面所起的杰出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我们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今后仍将一如既往给上述国家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与其他援助，仍将宣传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外介绍我们已有的建设经验，帮助他们培养干部和发展文化。

然而现在，在这方面存在着任性，缺少深思熟虑的政治态度，往往考虑不周，而有的只是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主观愿望。他总是企图牺牲国家的利益来做好人，以此给自己争得威信。对于这种种慷慨的，然而对于我国人民却是沉重负担的赠予以及其他经济援助，他总是以还须帮助这些国家更迅速地发展其独立自主的经济为理由进行辩解。

然而，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来看待事物。事实是，数百年来，是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一直在统治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他们在那里建有经济和军事的堡垒，熟悉那里的情况、风俗习惯和那些国家人民的生活，在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干部。那些国家的人民也使用他们的语言。而我们则往往对那些国家毫无所知，却给他们以广泛的财政、经济技术、军事以及其他援助。

在许多情况下，结果是令人可悲的：其中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吃光了我们给予他们的东西，就转脸离开了我们。资本家们嘲笑我们，他们嘲笑得对。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往往不能做政治和阶级分析，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虽然分得清什么是卢布，什么是侮辱人——握住拳头，将大拇指从食指与中指中间伸出，但他们却不能区别共产党人与叛徒，而跟着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亦步亦趋，可就是对于这样一些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我们却给它们以援助和贷款。

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

在几内亚，由苏联帮助，建起了飞机场、罐头工厂、椐木厂、发电站、广播电台、冷库、容纳500个床位的医院、宾馆、综合技术学校和畜牧场，并正在进行地质勘探等。向那里供应了多少机器设备呀!所有这一切都白白丢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塞古·杜尔把我们从那里赶了出来，甚至连我们帮他们在克纳里科建的飞机场都不准我们飞往古巴的飞机使用。

在伊拉克，我们把宝押在了卡塞姆的身上，在那里大兴土木：建起542公里铁路(可1963年在苏联一共才建了673公里铁路)，截至1963年建设了200多个项目。这时，卡塞姆被推翻，公开敌视苏联的人掌了权，他们血腥地镇压了伊拉克共产党。叙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当权的也是些露骨的反动派和民族主义者。印度尼西亚在获得我们的大量援助之后，不想偿还我们的贷款了。

作为无偿援助，我们给了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将近2亿金卢布，还不算拨给他们武装部队的大量装备和武器。如果把我们的钱哪怕用于对这些国家人民最重要的事情上，那还说得过去。然而，用于诸如雅加达的容纳10万人的体育场、仰光的宾馆、加纳的设有同位素实验室的原子能研究中心、马里的体育场、几内亚的旅馆等，就未必可以称作最重大的事情了。这类例子也是很多的。

目前，苏联仅仅给予20个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就已达34亿新卢布。在苏联协助下，这些国家已建起数百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10年中，我们在各个国家一共建了6000多个企业。在阿富汗、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苏联给予的贷款分别占它们各国借款总额的12％—50％。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公然昧着良心，已经不是请求，而是要求：没二话，给钱!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理论”叫做：富国必须帮助穷国。

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已经帮助而且应当帮助各国兄弟人民，但给予援助要合情合理，要精打细算，要履行严格的政治路线。理所当然，我们在给予此种援助时，不能以牺牲苏联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需要为代价。

不能不提请你们也看看赫鲁晓夫同志主持对外政策时所采用的方法。在此，有必要谈谈他去外国的访问、接见活动、所谓的“亲属外交”，以及其他一些情况。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是竭力让我们的外交部、外交官靠边站，而力图由他本人去解决许多国际问题。他宣扬有效的外交手段是“最高级会谈”，而这一政策的实际体现就是他去国外的访问。

外国报刊对这些访问的反应很有意思。美联社记者夏皮罗这位聪明、刻薄而又不失幽默的记者，关于我国政府首脑赴斯堪的纳维亚的访问，做了如下评论：“这次访问基本上带有家庭野餐的性质。苏联最高统治者，又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访问20国的名单上增加了3个新的国家 [292] ……赫鲁晓夫喜欢携家眷到国外旅行……其他任何一位著名国务活动家都不能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放下自己国内的公务，到全世界去旅行。”

的确，任何其他著名活动家都不可能进行花费如此高昂且往往毫无结果的访问。无怪人们表示不理解。许多人说：“果真他在家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干吗？”这是值得考虑的。仅去年一年，赫鲁晓夫同志出国访问和在国内视察就用了170天，而现在，1964年还未结束，他已经又有150天不在家了。如果再加上1963年他举行的128次盛大招待会、午餐和早餐会，也就是每3天一次，那么还剩下多少时间工作呢？

他出访总是带着一大批随行人员，而且有些出访除了亲属外，还要带上许多其他人。例如，访问美国时同他一起去了150人。 [293] 他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莫洛托夫想偕夫人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想赠送德国人两辆大公共汽车。 [294] 他自己又做了些什么呢？去美国带上了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并带去了一大批礼物。他去巴黎，也带上夫人、女儿、女婿，并带去了礼物。 [295] 他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是由家属陪同。 [296] 他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带上夫人、三个女儿和两个女婿。

而且，他每次出访都带去许多贵重礼品，例如：飞机、汽车、皮货、特制枪支等，有时，他送礼不看对象。譬如，赠给塞古·杜尔一架伊尔18飞机。去埃及时，他带去两辆海鸥牌高级轿车，还送给纳赛尔的孩子们几辆莫斯科人牌小轿车，以及其他礼物。反过来，主人也向他和夫人、女儿、女婿回赠了汽车。

尽管他的多次出访对于我们的国家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每次都大肆宣扬一番。《真理报》和《消息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把这些访问吹得天花乱坠，把它们说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刊登和转发大量照片。1952年一年，《真理报》上刊登的斯大林照片只有6张，而仅1964年一年，该报发表的赫鲁晓夫照片就有147张。你们看，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真正战士的一例!

历次访问以及进行的喧嚷叫嚣和自我吹捧，其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国内外的人们，相信赫鲁晓夫同志似乎真正具有超人的品质和在群众中拥有无可争议的崇高威望。

举行招待会、早餐或午宴等，也都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每天都有大批可来可不来的外国活动家、实业家以及游山玩水的资本家等到我国访问。不管需不需要，他对这些人一律予以接见。

这一切使大家都感到厌烦。为了接待外国客人，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有数万人脱产。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对此也很厌烦。要知道，苏联人——无论负责工作的人员、部长或其他同志，要想出席赫鲁晓夫同志的招待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在自己的即兴讲话以及同外国人的谈话中，往往把属于国家的最高机密的信息泄露出去。有一次，他在一个不适当的场合炫耀起导弹的数量时，向一名外国记者讲出了有关宇宙摄影的秘密材料。在各种会议上，应该说在请了大量根本不该请的人出席的会上，他也讲了许多不该说的东西。而他在国外就更加放肆不羁了。他这样做了之后，却反过来指责克格勃，说它的工作人员不会保密。赫鲁晓夫同志践踏国际礼仪的最起码准则，也给我们的外交和国家的威望造成了巨大危害。在联合国会议上，他脱下皮鞋，用它敲桌子，以示抗议。 [297] 这一可耻行径，至今还被他说成是勇敢。另外，你们也会想起这样一件事：他作为一国总理，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听到一些什么人从大厅内喊了什么话时，他立即高声喊道：“掘地三尺，把他们埋掉。”在西方，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到惊讶。他们说：“身为苏联总理表现尚且如此，其他人又该怎样呢？”确实，他连最起码的自制力都没有。例如，他在出访斯堪的纳维亚之前，讲到他同联邦德国大使的谈话时说“我把他痛快地大骂了一顿，向他说——我们要把你们德国人都干掉，从地球上消灭光”等。同志们，你们大家想想，假如有人同我们的大使这样讲话，你们会怎样，你们会对此做出何种反应？

现在，说说赫鲁晓夫同志在同外国活动家谈判方面的创新。最重要的谈判，他不是委托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长和外交官们进行，而是越来越多地委托给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去谈。阿朱别伊同肯尼迪、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艾哈德总理等人进行了谈判。 [298] 可以说，政策成了家族的事。阿朱别伊现在是他最信得过的人。赫鲁晓夫同志每天，甚至往往每天几次地援引阿朱别伊的话：阿朱别伊说了什么什么，阿朱别伊劝他怎么怎么办。他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在干部的安排上，成了阿朱别伊许多主意的执行者。应当坦率地指出，阿朱别伊在这些方面是个完全不称职的人，甚至是个信口开河、有冒险习气的危险人物。

不久前，奉赫鲁晓夫的委派，阿朱别伊访问了联邦德国。 [299] 他同西方记者们的谈话很不负责任，他的声明给西方报刊以借口，把事情说成似乎为了改善同联邦德国的关系，苏联宁愿损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人民而向军国主义分子做出让步。这不能不引起德国和波兰同志们令人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满，他们坦率地声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正当复仇主义甚嚣尘上，而德国军国主义者又公然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苏联总理打算访问西德呢？

前俄国沙皇们或者肯尼迪、丘吉尔以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过去或现在采取此种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党内，这种广泛流行于王公与皇帝宫廷的家族朝廷外交，也复活了呢？难道我们这样做体面吗？这不是我们的路线，它是一条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必须予以严厉谴责的路线。

上述种种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过错，在我国对外政策活动中，与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的性质相左的轻率鲁莽、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则成了一条基本方针。很明显，这一切将会削弱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会使我们国家遭受一定孤立，会破坏我们党的威信。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再继续容忍这种情况，不能再加深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必须坚决地清除这一切，使这一领域也得到净化。

关于新的个人迷信的出现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谈谈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所采用的方法。

前面已经指出，他在工作中践踏集体领导原则，在决定对内对外政策最重大问题时实行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法。他采用的有害做法是，许多原则问题不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而是在吃午饭时，仅有部分领导成员参加的情况下决定的。难道在吃午饭时能够认真讨论问题吗？难道可以设想，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谈点什么吗？能够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吗？

请允许我用赫鲁晓夫同志的埃及之行为例，说明他为所欲为，不尊重领导集体的意见，在做出这些或那些决定时走得多么远。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不受监督的言行，把决议强加给中央主席团的惯用手法。

动身之前，他在主席团提出授予纳赛尔苏联英雄称号的问题。 [300] 大家都表示反对。这样，问题已经解决了。中途，他突然发来密码电报：“应该授予英雄称号，让格奥尔加泽带着奖章来开罗。”大家都很惊讶：纳赛尔有何功勋，为什么授予他如此崇高的称号？要知道，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摧残共产党人，把他们投入惨无人道的集中营。

有人说他释放了共产党人。但这是他传出来的信息。他消灭了许多共产党人，那里的共产党遭到破坏，被禁止活动，被宣布非法，而且纳赛尔并不打算废除这项法律。另一个理由，说纳赛尔似乎在建设社会主义。难道我们是第一次遇到民族主义者抓社会主义这面神圣的旗帜吗？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纳赛尔本人不止一次声称，这是“为了伟大的、慈悲的真主”的社会主义，它的基础似乎是《古兰经》。

有人还说，纳赛尔开始“左倾”，几乎是在实行集体化。请你们看看他的全部言行和他对苏联的态度。当苏伊士运河出现致命危险时，他是我们的朋友。当狂风暴雨似的危险过去后，他唱的是另一个调子。他说，“在真主的帮助下，我们粉碎了敌人”。他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阿斯旺水坝。 [301] 这确实是苏联人民赠给埃及的最伟大的礼物。开始纳赛尔先向美国请求援助，只是在遭到拒绝后才请我们援助。而且他当时处境十分困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分裂(叙利亚退出)，强劲的竞争对手出现(伊拉克的卡塞姆)，严重的国内局势，美国拒绝兴建水坝，等等。

有根据认为，他现在是个心怀鬼胎的人。在赫鲁晓夫同志访问埃及期间，阿列夫 [302] 紧跟其后也访问了埃及。他发表了一些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演说，而纳赛尔为了洗清自己，说“阿列夫是个民族主义者，目光短浅”。其实阿列夫讲的话，都是纳赛尔讲过的话。他们是连母亲都难以区分的两个孪生兄弟。有些纳赛尔不便讲的话，由阿列夫去讲。这就是谜底所在。

现在要授予埃及的这样一位活动家以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勋章!

对赫鲁晓夫的第一封电报还未来得及答复，接着又来了第二封电报：“在同纳赛尔谈论授勋时，他请求给他的副手阿梅尔元帅，也授予同样的称号。”请想一想中央主席团的处境：已向纳赛尔宣布，这个消息自然也已透露给报界。如果不授予阿梅尔这个称号，那将是件丢脸的事，使我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威望受到损害。不得已只好同意采取这个步骤。

再看看向埃及提供3亿金卢布新贷款这件事，赫鲁晓夫同志发来电报：“埃及请求提供5亿卢布贷款。我知道，很困难。请讨论，能提供多少。”他担心主席团会拒绝，立即又发来第二个电报：“我同纳赛尔已谈妥提供3亿卢布贷款。”随后，没有经过任何请示，他擅自宣布向埃及国营农场赠送价值300万卢布的设备。

还有一件事，他在埃及发表了反对民族主义的讲演。 [303] 这类讲演只有经过中央主席团同意后才能发表。因为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几乎能把阵脚搞乱，会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发生争吵，使我们的事业受到损害。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他用这个题目发表了一篇含糊不清的讲演，使许多年轻国家戒备起来。

同志们!请大家仔细想想，所有这一切他是用什么方法办到的呢？这一切以及所做出的决定，他都是背着主席团一个人出主意，然后制造出使主席团没有回旋余地的局面，再把一个又一个的个人决定强加给主席团，如不同意，我国的威望会受到严重损害。难道这是他大肆宣扬的列宁主义准则吗？完全不是。这是他对列宁制订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制度和准则的粗暴践踏。请你们来判断，他在破坏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方面走得多么远。

在他访问埃及期间，还有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在同纳赛尔谈判时涉及到对埃及共产党的血腥野蛮镇压。竟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者纳赛尔却说服了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使他相信，埃及共产党是一个“不正确”的党，它的工作“不对头”，没有考虑纳赛尔的进步作用，“方向不对”，“走的道路不对”，总而言之这个党简直是由清一色的以色列代理人组成的。没有会见过任何一个埃及共产党人的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逐字逐句重复纳赛尔对他讲过的话，并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替埃及共产党制订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

请你们想一想，纳赛尔成了共产党的审判官!带着这样的“指南针”我们将走向何方呢？如果这件事被传播出去，而他自己也会无意说出去，如果有人知道我们似乎企图从莫斯科把路线和策略强加给其他党，那么这就正中了中国分裂主义者的下怀，他们正在这方面指责我们。这样，怎么能保证埃及共产党，随后还有非洲和中东各国共产党不同中国分裂主义者组成一个阵营呢？非常明显，他的这些行动是不明智的、不正确的和危险的。

必须指出，近来米高扬同志也胆敢干赫鲁晓夫所干的那些事。例如，在访问印尼期间，他同苏加诺讨论了印尼共产党的内部情况。 [304] 难道这能允许吗？他儿子，谢尔盖，也参加了所有的秘密谈判。你们可以看到，恶劣的榜样是容易传染的：“家族外交”越来越蔓延。

下面谈谈赫鲁晓夫同志是如何履行他分内的职责的。直截了当地说，近来他实际上是放任不管。中央主席团的许多会议他没有亲自主持过，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一次也没有主持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也没有主持过，只有在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时每年到部长会议去一次。按照他本人的计划，他今年的工作不超过5个月。

这都是在一切领导大权集中于他一身，而他又闭目塞听的情况下发生的。赫鲁晓夫同志总喜欢说，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干部，但他自己却占据了所有重要职位：党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最高统帅部。他还主管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部和国防部。

这里还应当谈谈他的恶劣的干部政策。他对干部是很粗暴的。在此期间我们有多少干部被撤换，或者因为他不喜欢，或者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或者因为他刚愎自用。另一方面，他支持一些可疑的甚至危险的人物，支持一些骗子和滑头滑脑的人。举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席、贝利亚的亲密战友谢罗夫为例。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沾满了鲜血，他亲自主持过150次“三人小组” [305] 会议，杀害了几万名无辜的苏联人。有文件揭发他是迫害党的干部的“特别监狱”的组织者之一。 [306] 谢罗夫的罪行是数不胜数的，但他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 [307] 令人不解的是，中央第一书记却不断地提拔这个人。

赫鲁晓夫同志不做干部的工作，也不了解他们，他几乎不接见任何人，其中包括部长们。共青团中央和全苏工会中央的书记们到不了他那里，苏共中央各部部长们见不到他，甚至党中央的书记们，被他接见过的也实属罕见，正如常说的，只是“一小会儿”。甚至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各加盟共和国中央的书记们和各州州委书记们的情况也是如此。试问这样怎么能够领导全党全国呢？

在中央主席团内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主席团委员们的作用被降低了。主席团委员们对此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但所有这些批评意见，甚至最小的不同意见，都遭到粗暴的拒绝。中央书记处的处境就更糟了。如果它决定了某一重要问题，马上就会遭到训斥。看来，他担心中央书记处，想限制它的权力，近来已开始谈论要改组它。

请看看苏共中央全会的情况。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召开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全会，仅仅举行过有数千人参加的中央全会。 [308]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听到批评或不同意见，也不会有人提出大胆的建议。

在苏共中央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农业委员会、意识形态委员会、化学委员会、重工业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也是无权的，不能决定任何问题。这样的委员会是不需要的。未必需要建立现在这样的中亚中央局和外高加索中央局。 [309] 但这些问题需要单独研究。

我们苏维埃机关的作用降得太低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解决属于苏维埃机关职权范围的哪怕是最普通的问题时，都不通过这些机关。例如，授予基辅市、基洛夫州以及其他地区勋章的仪式至今尚未举行。 [310] 由最高苏维埃主席授勋，这是制度。但赫鲁晓夫说，他要亲自授勋。因此必须等待。

他对待加盟共和国及其领导人的态度是令人气愤的。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没有他的允许，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甚至不能就纯属它们职权范围内的问题通过决议。乌克兰人因为在基辅建设了一座体育馆被他臭骂一顿，格鲁吉亚人也因为同样的问题遭到他的严厉训斥。在几次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他嘲笑过白俄罗斯人。他对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了解甚少。他对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的态度是不正确的。

还必须请你们注意他对我国武装力量和国家安全机关的错误态度。实际上，他瞧不起军队，不尊重我们光荣的军事长官。他妄自尊大，自称为军事理论家，他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军人们并不支持。他毫无道理地让科涅夫和索科洛夫斯基退休了，其实，他也让莫斯卡连科、扎哈罗夫、崔可夫等人退休了。至于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近来对他也经常谩骂和凌辱，说国防部长似乎游手好闲，什么也不懂，对问题不深入研究，需要解除他的职务，等等。的确，这些话不是当面讲的，而是背后说的。为了保持“平衡”，当国防部长在场时，却常对他讲些恭维话。坦率地说，这难道不是政治娼妓的手法吗？

至于一般军官，赫鲁晓夫把他们称为不折不扣游手好闲的人，他提议撤销他们的各种优惠待遇。此外，在解决同国防有关的重大问题时，他忽视军人的意见。例如，在签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 [311] 之前，中央主席团没有讨论过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意见。结果，在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行动协调方面造成了严重失误。

总之，我们大家都应当以更谨慎和关怀的态度对待我们引为自豪和光荣的苏联军队。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对待他们，不能冒冒失失和主观主义地解决同建设和加强我国武装力量的防御能力有关的问题。因为在这方面容易出大问题，搞不好会弄得焦头烂额。

实际上，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已不再重视国家安全机关。他很少关心这个机关的工作，不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送给他的大量调研资料。

国民教育方面出现的问题，正是赫鲁晓夫同志一意孤行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突出的失败只是可悲的事例之一。1958年前，苏联的学校教育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世界上被理所当然地称为较好的学校。但我们的领导人认定，学校教育的状况不好，必须进行改革，尽管没有任何现实条件来保障改革的胜利。 [312] 请看5年的工作总结：普通教育水平降低了，学习兴趣下降了，高等学校招收不到质量较好的大学生。

为什么把学习年限由10年改为8年制，为什么重视夜校而轻视一般学校，在学校和教师没有准备和缺乏物质技术基础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劳动教育等问题，改革的创始人或其他什么人都不能回答。这种种改革是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践证明的。但那个既不懂学校又不懂教育学的人，硬要动手进行改革。在这个培养年轻一代人的如此重要的社会问题上，难道可以这样不负责任地进行试验吗？

苏联科学院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突出的。在最后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我们的改革家猛烈地抨击了苏联科学院，甚至扬言要解散它。 [313] 什么原因呢？原来在选举新院士时，那个投靠李森科的努日金，由于137人中114人投票反对而没有当选。仅仅因为这件事，就对享有世界声誉的、深受人民爱戴和尊敬的苏联科学院——科学的摇篮进行威胁!从罗蒙诺索夫创立科学院近250年来，它忘我地和忠实地为我国的利益服务。苏联科学大军的司令部和组织者为我们祖国建立的大小功勋不可胜数。有人竟然忘记了这一点，并想严厉制裁科学院。不用说，苏共中央不会姑息这种恣意妄为的人。我们有责任要求他遵守制度，要求他明白是在向谁动手。

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过去和今后都非常重视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视我们光荣的科学家，因为没有科学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请允许我向苏联科学院及其领导机关保证，苏共中央不会让科学院受委屈。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一个充满独裁野心的人可以发展到何种地步。产生这种独裁欲望的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同志深信，他比所有的人更高明、更聪明和更有远见。在任何地方他都想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重工业中他想当主要的冶金专家，在农业中他想当最高农艺师和畜牧专家，在建筑业中他想当总建筑师。他不明白，他仅仅是领导人之一，他的工作是党委派的，我们党不是他创建和为他而创建的，他仅仅是党的公仆。

请允许我谈谈同这个人对谦虚的认识有关的几个问题，顺便也谈谈他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创始人列宁的特点是非常谦虚和俭朴。大家都很了解这一点，因此我国人民已习惯用列宁这把尺子去衡量每一个领导人。很遗憾，赫鲁晓夫同志无论如何也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不知羞耻地说，他的名字是深受欢迎的，他的这种声望具有重大意义。报刊，首先，是《真理报》和《消息报》，成了他的家庭报刊，充满对他歌功颂德的东西。他说过的每一句话，甚至胡说八道的话，都在报刊上发表。究竟出版了多少册赫鲁晓夫的书和小册子，甚至无法统计!更准确些说，这些书和小册子不是他撰写的，而只是他署名的。他本人根本不会写作。

为了追逐名望，他不择手段。不久前报纸上发表消息说，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审议了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纲要，他似乎作了非常重要的批示。实际上，这一天没有举行主席团会议，而是开会讨论居民肉类供应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一篇空洞的讲话。后来报纸上把这次会议说成是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并公布了会议总结报告。 [314]

在不久前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如此杂乱无章的讲话，建议把五年远景计划扩展为七年或八年计划，甚至更长期的计划。 [315] 他提出这个建议是为了便于掩盖五年计划的失败。报纸上却把这个建议描绘成伟大人物的新发现。

总而言之，应该说，他总要经常显示自己，经常在报纸上看见自己和自己的名字的愿望，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嗜好。赫鲁晓夫同志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每天在报纸上发表关于他的消息。如果没有什么可供发表，那就发表他在某地旅行的消息。他在这方面总能找到出路，如发表他同某人谈话的速记记录。这些速记记录中阐述的思想，充满令人厌恶的东西，而报纸却几乎把它说成是名言警句。

对他的国内旅行和出国访问，报刊、电台、电视台都广泛宣传，大肆张扬。到处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手拿面包和盐欢迎他，而他认为这是应当的。各州和共和国领导人的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这样做，正如人们所说的，会给你点厉害看。

赫鲁晓夫经常断言，他是个列宁主义者，似乎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但实际上，他像个庸俗的市侩，竟然干出一个党员完全不应干的事，有时甚至干出连沙皇都不敢干的事。举个例子：根据他的指示：在克里米亚和皮聪达(高加索地区)他的别墅里，修建了耗资约500万卢布的游泳池。

请你们再看看，他家有多少辆轿车!儿子4辆，女婿2辆，妻子和女儿每人至少1辆。另外，专供他家使用的还有4辆。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共110人。瞧，这就是“列宁式的谦虚和俭朴”!

他在攫取奖章和礼品方面是何等卑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从所有的人(包括劳动者和资本家)那里索取这些东西。他搞到的奖章之多无处悬挂。当谈到他70寿辰的礼品 [316] 时，他甚至连虚假的谦虚都没有，声称要从各加盟共和国收取礼品，尽管那里没有任何人打算这样做。不久前他获得了舍甫琴柯奖金，不知道为什么奖励他，难道仅仅因为他引用过别人事先替他挑选的舍甫琴柯的作品。 [317]

他接受奖章时，也没忘记自己的亲属。他的儿子谢尔盖，一个无知的孩子，肩上还没有挑起过任何重担，竟然获得了列宁奖金和社会主义英雄称号 [318] ，还被授予技术科学博士学位。女儿拉达也获得了勋章，尽管她经常不去上班。女婿阿朱别伊获得两枚列宁勋章以及列宁奖金获得者的称号。 [319]

他的讲话通常持续几个小时，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两个报告长达13个小时。 [320] 他在这方面也是不谦虚的。不禁要问，在我们1000万党员的队伍中难道找不出第二个报告人吗？试问，为什么要发行那部大型纪录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321] 真是岂有此理!

最近赫鲁晓夫同志竟敢放肆地议论列宁，攻击列宁，这个事实说明他骄傲和妄自尊大到何种程度。在一次大型招待会上，有近2000人参加，其中还有许多外国人，他说，伟大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似乎不是工人阶级和武装士兵，而是些婆娘们进行的。这是什么话，难道不是企图贬低列宁的作用和抬高自己吗？怎么能这样出言不逊呢!

在这方面还应当批判性地评价赫鲁晓夫同志反对个人迷信的立场。难道能把斯大林仅仅描绘成精神病患者、狂热者、靠斧头和断头台进行统治的独裁者吗？这样，把容忍他当权这么多年的党和人民摆在什么地位上了呢？不错，斯大林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了重大的罪行，为此我们严厉地谴责他。但不能言过其实，不能歪曲事实真相。事实说明，斯大林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为巩固和增加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做了许多事情。所有这些是人所共知的。确认这些事实真相无论如何也不能看作是恢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企图。现在没有人这样做。但不能贬低斯大林的功勋，更不能一笔勾销这些功勋。

这里理所当然地产生一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这样做是否是为了抬高自己？很像是这样!顺便说一句，近来他经常把自己同斯大林相提并论。这引起人们的警觉：今天仅仅同他对比，明天则要求其他东西。这种羡慕之心是很危险的。

简单谈谈他周围的在政治上同他亲近的人物。他同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他们不信任和持怀疑态度，但他另外接近一帮人，同他们结成一个小圈子。这些人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内阁”，他们不尊重任何机关，甚至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机关。他们企图通过赫鲁晓夫同志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思想。他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施加独特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他们成了他的支柱，他们加工(也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使之具有政治和理论的外貌。简言之，他们制定和决定赫鲁晓夫同志实行的政策。

这些人巧妙地取得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任，并使他相信，没有他们将出现不幸。他们不断为我国的所谓第一号人物唱赞歌，使他相信，他似乎是一贯正确的，他似乎具有独特的实践甚至理论方面的天赋和其他的优秀品质。当然，他们这样做不是无私的，而是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而且他们都恬不知耻地获得了各种奖章、学位和荣誉职位，这都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报答他们的热心效劳而慷慨赏赐的。

现在，当大家都已知道赫鲁晓夫同志错误言行的许多事例后，会提出如何评价这种现象的问题。有人会问：这是什么，是否是对赫鲁晓夫的新的个人迷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更确切些说，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是重新复活的个人迷信。

在共产党员和人民中，早就对赫鲁晓夫同志的言行表示愤慨，并且公开说，他树立了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这个事实对所有的人都不是秘密。这是我们的党员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证明。当然，赫鲁晓夫同志不得不考虑当前的形势，因此不得不对自己的真正意图进行伪装和掩盖，施展各种招数，进行蛊惑宣传。他反复强调说，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存在的秩序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列宁的工作作风。然而，你们大家看到，现在伪装已经剥去，蛊惑宣传帮不了他的忙。

同志们，认识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尚未最后完全形成是重要的。在个人迷信形成过程中，在它开始复发的阶段，我们就着手消除它。如果从另一种立场去评价这一可悲的事实，那么你们可以确信，这将会给我们党的威信带来严重的损害，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似乎我们党及其中央在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没有能够阻止对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的树立，在个人迷信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恰恰是不对的。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请允许我谈谈这一消极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赫鲁晓夫错误行为的根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一个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领导人，为什么会背离这条路线呢？这首先是权力过分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你们记得，列宁早在他著名的《致代表大会的信》 [322] 中就指出了这种过分集中的严重危险。他看到的危险正是：斯大林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列宁对此表示怀疑。生活表明，列宁是何等正确。

党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 [323] 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

我们党遵循马列主义理论，过去和现在都反对个人迷信。与此同时，党主张需要有威望的领导人。我们一向明确区分这两个概念。我们需要有权威的、深受党和人民尊敬与爱戴的领导人，正像列宁说的，他们能够做出全体党员和劳动群众认为是正确的决议，并能够提出这种建议。

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及其主席团正是这样的有威望的领导人集体。如果列宁当年曾幻想拥有几十个天才的、经过职业训练和长期学校教育的、相互很好配合的、久经考验的领导人，那么今天我们党拥有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有威望的领导人。仅仅我们党中央就有近400人。况且在党中央周围正在成长着一批能够接替我们的、有能力的新的组织者。

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

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望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我们每个人都为这种事态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性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我们在关心提高这个人的威望时，显然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如何超过了应有的界线。

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 [324] 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了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

现在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无疑，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危险，还需要一个条件，即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列宁指出：“这些或那些领导人的个人素质，有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预防中央分裂的角度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325]

我们党和人民也曾赋予列宁真正无限的权力。但列宁具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称为列宁式的品质。所有深刻了解列宁的人都一致认为：同列宁一起工作，完成他的指示是何等幸福!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同志不具有这些品质，哪怕是与此相似的品质也没有。相反，他具有列宁曾经批评过斯大林的几乎所有的那些不良品质和素质，他甚至还发展了其中某些不良品质。

实际上，我们这位领导人的特点不仅是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而且他还热衷于发号施令，匆忙行事，判断问题时先入为主和偏颇不公，易于发怒，动辄侮辱性地指责他人，尤其是最近表现出来的过分自夸和自信。此外，他还具有列宁当年形象地称为真正粗暴的大俄罗斯警察的特点。

在初期，赫鲁晓夫同志虽不能控制自己，但总还能掩盖这些品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品质占了上风，成了他性格中主导的东西。在他思想上很快发展了这样的信念；现在中央内部似乎没有一个有才干的人，周围似乎都是些侏儒，只有他自己才是鹤立鸡群的大人物。 [326]

当然，我们都记得，赫鲁晓夫同志从前并不是这样。当年，在党和政府工作方面，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是一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的确，从前和现在一样，他不擅长理论，更确切些说，他在理论方面不甚了了。党内集体的工作弥补了他的这个弱点，而他也知道自己这个严重的缺陷，能够倾听同志们的意见。然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在谈论赫鲁晓夫同志的个人品质时，还不能忽略他的年龄。或许，他的许多不良品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已进入暮年，尽管他本人对此并不服气，还硬说他似乎刚过中年。自然规律在起作用，对此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句体贴人的话，我们理解那些不愿成为老人的人的心情。但事业应当高于一切。我们在评价问题和事件时，恰恰应当从事业的利益出发。

总之，我们现在面临着领导人的个人品质由小事已变成具有决定意义因素的局面。赫鲁晓夫同志把自己同党的整个领导对立起来，他的行为束缚着中央的工作，因而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实际结论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呢？我们认为，按照列宁的建议去办，是扭转形势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你们大家记得，列宁在谈及斯大林时写道：这个人“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完全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 [327]

你们看到，除撤职外，列宁没有找到其他办法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他认为所有其他措施都不能达到目的，因为领导人手中集中了无限的权力，他已拥有滥用权力的本领。我们现在也形成了类似的局面。

有人会问：这种措施是否太严厉了？我想，恰恰应当按照列宁的建议去办。为什么一定这样处理呢？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 [328] 没有采纳列宁的建议，代表们认为列宁的要求太过分。斯大林当时表示忏悔错误，并保证改正错误，因此代表大会保留了他的总书记职务。生活表明，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代表们，他们犯了错误，为此不得不付出极昂贵的代价。现在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形势。

我们在全面考虑问题的这个方面和权衡一切赞成意见与反对意见之后得出结论：这次必须无条件地和严格地执行列宁的指示，必须听列宁的话。

我们认为，最明智的处理办法是赫鲁晓夫本人提出解除他所担任的各项职务。在我们党内，在劳动人民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人们将能正确理解这个步骤。同时，这将有助于提高苏共的威望，并将表明，我们党不是把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声誉问题，而是把事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最后，这也符合赫鲁晓夫同志多次说过的话，即为了共同事业的利益，到老年他打算退休。

这样，现在把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提交大家审议，这些措施可归纳如下：

1.解除赫鲁晓夫同志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职务。 [329]

2.制订和通过有效的补充措施，来保障完全消除党和国家这个或那个领导人恢复个人迷信的可能性。

党纲中规定的措施不能保障完全消除这种危险。前面已经指出，列宁认为，一个人手中集中无限的权力是能够产生个人迷信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从这里开始，也就是说，应当限制个人的权力。出发点必须是，权力应当集中在党中央及其授权的中央主席团手中。

为达到此目的，必须：

第一，今后绝对禁止一人身兼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二职；设置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职务；坚决提高党的中央全会的作用，举行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全会，而在必要时举行全苏会议，但不能像现在这样，用它取代中央全会。

第二，实行每年在中央全会上讨论一次中央主席团的工作报告的制度；完全恢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严格划分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之间的职权，扩大他们的权利，提高每个人对具体委托给他们的工作的作用和责任心。与此同时，制止个别领导人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台吹捧自己的任何企图；保证在主席团内部对一切原则问题能够进行自由的、公开的与认真的讨论和集体审议。

第三，取消违背列宁主义原则和有损于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把党一分为二的做法。撤销两个州党委和两个边疆区党委，即农业党委和工业党委，恢复原来的领导机构，即在边疆区和州恢复统一的边疆区党委和州党委。苏维埃机关和其他机关也作相应的调整。

第四，大大提高农村党组织的作用，扩大其领导机关对农村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

在党及其领导机关的工作中，除这些措施外，还必须关心改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首先必须关心提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作用。

为此目的，必须扩大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和间接处理问题的范围；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定期听取部长会议主席团简要的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工作，使他们有机会向政府，向部长们系统地提出质询，等等。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以及地方苏维埃应建立同最高苏维埃类似的工作制度。

在最近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先应当听取中央主席团关于党和国家生活进一步民主化措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报告，然后听取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善苏联人民生活条件、提高其对劳动成果物质利益关心的措施的报告。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大家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去坚决和勇敢地扭转目前的局面，消除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党和国家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的义务是毫不拖延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和今后都坚定地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捍卫党的纲领、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决议。我们党是一个强大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我们的目标明确，我们知道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苏联人民沿着通向光辉未来的道路顺利走向共产主义胜利的可靠保障。

АПРФ，ф.2，оп.67，Пакет №223

№20286 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1964年10月14日以后 [330] )

莫洛托夫的报告草稿：《关于战争危险和为共产主义而斗争》(手稿)

卷宗名称，出处：《B. M.莫洛托夫的科学理论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摆脱了在国际环境中的孤立状况。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列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大小国家，人口超过人类的1/3。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进入了广泛展开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国人民带来了真正发挥人类创造力的、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社会主义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的内在力量是何等伟大，从资本主义奴役的桎梏下获得解放的人民力量的增长是何等的迅速。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捍卫自己已赢得的权利已经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并时刻准备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建设中去。任何干涉他国事务的企图都是人民所不能接受的，而应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后，人民取得的成就也在与日俱增，这使资本主义国家中压迫劳动人民的剥削者感到十分恐惧。他们不能不意识到，垄断帝国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统治和统治集团仍赖以维持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末日正在到来。

“美国垄断资本及其英、法同盟者公开帮助西德帝国主义，这个西德帝国主义恬不知耻地鼓吹复仇主义的侵略目的，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发动战争。在欧洲中心，威胁全人类和平和安全的危险的侵略温床正在死灰复燃。在远东，美国垄断资本正在扶植另一个战争温床——在一定程度上附属于它的日本军国主义，它正在威胁着亚洲各国，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不相容的。深刻的矛盾把帝国主义国家与赢得了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为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的国家区分开来。”(引自苏共纲领)

帝国主义国家一方，它们付出了不小的努力，不仅建立了军事集团，而且还组建了越来越多的新的政治和经济集团，这些集团的危险性与政治危害性曾经被错误地淡化。但是，这些集团并不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而改良主义者们，企图通过充当帝国主义者的仆从，帮助他们的事业，只起了有限的效果。改良主义者的这种做法常常引起劳动者们的积极反抗，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正在不断增长。

不管建立多少帝国主义集团，它们无法克服销蚀和削弱当代帝国主义体系的深刻矛盾。在这些集团内部，争取更有利的经济和政治阵地的斗争以及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争取统治地位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甚至在那些把矛头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军事和非军事集团内部，参加集团的国家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我们有时使用“帝国主义阵营”这个词，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从而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为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建立了一定的共同的政治利益基础。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事实上，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即分裂的、世界帝国主义矛盾系统的遗留物，从来也不能建立起像业已建立起来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那样的、建立在深刻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基础上的世界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牢不可破的基础不仅在于经济基础的一致性，而且还在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与目标的深刻的一致性。这些利益和目标，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为纽带，以兄弟友谊与社会主义合作为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是它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的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团结，兄弟国家的人民正在这种革命思想旗帜的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

现在西方国家实行的、前所未有的军备竞赛说明，帝国主义集团对自己地位的稳固性和稳定性缺乏信心。这种军备竞赛绝对不能巩固已经腐蚀的资本主义制度，绝不能保障帝国主义国家的未来。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其他诸多侵略措施也是没有前途的。以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就可以确信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些年，美国拒绝与苏联进行贸易，以此表明它不愿与苏维埃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企图给苏联制造严重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做有没有达到它力图削弱我们国家的目的呢？当然没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不走这条公开的侵略道路，相反，却日益发展与苏联的贸易联系。只有不愿正视事实的人才会否认，美国对苏联的侵略政策已遭受了彻底的失败。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圈内，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一种倾向是要加速发动世界大战，另一种倾向则要推迟世界大战。但是不能不承认，那一事实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即越来越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侵略集团对社会舆论进行的意识形态攻势，正在日益增加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现实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必须正视真相，看到这个现实的危险，不允许存在消极的自我安慰情绪，提高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阴谋的警惕。但同样，也不能让来自帝国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仆从们的恐吓得逞，任何软弱的表现以及警惕性的不足只会鼓励侵略者。在过去，和平和进步的力量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强大的物质技术手段和保卫和平与人民的发展的自由以及彻底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的其他巨大可能，世界上没有能够制止人类走向这条光辉道路的伟大运动的力量。

……最近几年，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疯狂展开的军备竞赛要求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保持经常的警惕，并不断采取自觉的、坚决的行动。如果不克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实现的。现在，各国人民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的斗争越来越紧密地与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军备竞赛引发新的战争的危险，把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置于国际生活中所有问题的中心。

这个问题的情况如何呢？

Н.С.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在当代防止战争可能性”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说：“全世界千百万的人在问：新的战争能否避免，难道人类除了两次流血的世界大战以外不得不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最近几个十年来的世界历史变化，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不能不承认，战争问题使千百万的人感到不安。也不能不承认，战后时期发生的世界历史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分析世界形势，说出自己的话。不妨提醒一下，工人阶级过去也只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听到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真理的。众所周知，修正主义者和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问题上也是不全部讲真话的。他们或者隐瞒这个真理，或者极力用战争来吓唬人，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们所扮演的都是帝国主义奴仆的肮脏角色。

在上面所引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中，战争问题是提得含糊和不明确的。要知道，阻挠和防止一场不大的、所谓局部战争的发生是一回事，这在过去就曾发生过，防止爆发世界大战的问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历史经验表明的，所有大国和许多小国都会卷入世界大战。把这些问题混淆起来，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在二十次党代会上的和后来的讲话的一个特点。

在上面所引的话之后，赫鲁晓夫同志说：“众所周知，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在转到问题的理论方面，然后再转到实践方面之前，必须排除这些话所造成的一个虚假的印象，似乎列宁的最重要的论断之一——帝国主义存在时期战争不能避免的主题，只适用于‘帝国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的时期，也就是说，只适用于十月革命前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情况不是这样的。不论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以后，列宁都坚持不懈地捍卫这一对战争的观点。但是上面所引的说法的主要缺点，在于歪曲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观点本身。在这一说法中，列宁的观点是被简单化地、片面地，因而也是不正确地加以阐述的。

只要熟悉一下列宁的话，就不难确信这一点。

列宁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没有不发生世界大战的保证，但他也指出了摆脱战争的道路。赫鲁晓夫同志引用了列宁说的帝国主义存在时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则论断，但是他不说列宁讲的摆脱战争的道路。

然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就是在过去也从不承认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而是号召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坚持不懈地培育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推翻产生现代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旗帜，不局限于发表一般的口号，而是号召进行积极的革命斗争。众所周知，只是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地主和资本家在俄国的统治，我们祖国才挣脱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战火，也向其他人民指出了摆脱战争和产生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可靠道路。难道这一光辉的事实，不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关于防止战争的道路的学说的明证。

列宁的学说，并不像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那样，归结为承认战争在帝国主义存在时的不可避免性。这个有关战争的学说的第二个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列宁关于这样的一个革命性的结论，即各国人民如何和通过何种途径不仅应该而且有可能终止战争，并且终止产生战争的原因本身。不讲这第二部分，不谈摆脱战争的道路问题，就不能正确地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战争的观点。尤其是因为列宁的学说，为如何真正防止战争的问题，提供了在科学上明确的和在实际上有根据的回答。

完全清楚，赫鲁晓夫同志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战争的观点时，走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粗暴地歪曲了列宁关于战争的学说，犯了严重的理论错误。

……但是，人们说，不能那样看列宁在战争问题上的观点，似乎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一个国家中，甚至在像上衣的纽扣那样小的国家中存在的时候，就不可能摆脱战争。赫鲁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1960年)就是这样俏皮地说的。可能，这句俏皮话在有的人看来是有趣的，但是试图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是不可能有任何好处的，且不去说，这也不能掩盖思想上的空虚。

犯近视症，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者的进程中发生的世界历史进展，和其后，对在欧洲和亚洲以及后来在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中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的前所未有的高涨估计不足，那是不能允许的。但是，忘记我们不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已存在于一个和几个已不能影响整个国际局势的小国中那样的时代，同样是错误的。

我们的最大胜利是苏联走出了战前的国际孤立状态，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正不断得到巩固。但是能否忽视那个事实，即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把这个体系与某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上衣的纽扣”相比是不合适的，即使是为了开玩笑!在继续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下，能否认为，战争危险的问题是一个“简单、明确和比较容易的问题”，列宁在他的关于战争问题的一次最后的讲话中，在1922年12月写的《关于我们代表团在海牙的任务的笔记》中，曾专门对这种不严肃的议论提出过警告。

必须明确地回答一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存在时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关于摆脱战争的道路的理论学说是否适用于现在的条件——这些原则性的论断，在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体系，而资本主义还作为世界体系继续存在的条件下，是否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同志在任何地方一次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可是，他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并且更公开地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发言中肯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存在时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的论断已经过时了，它在“现时代”已不适用了。

而且，赫鲁晓夫同志在谈到列宁对战争问题的观点时，重又认为列宁曾讲过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和使人民摆脱战争的问题，对此不能默而不谈。所引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言论不仅与事实，首先是与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的事实明显矛盾的，而且也是与对马克思主义者无可争辩的一个理论观点明显矛盾的。这个观点认为，列宁关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的论断，在国际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对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像现在这样只生活在两个世界体系之一的人民，都具有并非暂时的意义。

完全清楚，赫鲁晓夫同志的上述言论是一种要抛弃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性论断之一的号召。如果说这不是修正主义，那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的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是明显的。而且在他言论中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定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赫鲁晓夫同志通常避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作公开的攻击，多半是用赞扬列宁的词句来掩盖他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反对革命的倾向。他在关于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的近视和自信的声明，看来是他这类言论中最轻率，也是最使党和广大的社会人士迷失方向的言论。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662，л.6-20

№20006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1964年10月15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与兄弟党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的谈话记录

1964年10月15日

根据中央指示，我请求与中共中央一位领导人会面。我们得到通知，将与苏联大使会面的是伍修权，后者接见我的时间，安排在10月15—16日的午夜24时。

我向伍修权通报说，10月16日苏联报纸将公布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解除Н.С.赫鲁晓夫同志所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的决议。苏共中央会议一致强调，苏共将继续坚持以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等会议决议和苏共党纲为指导，以历次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为基础，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不懈奋斗。苏联政府将继续根据列宁主义诸原则为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而斗争。

在听取我的通报之后，伍修权说，这是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关于苏共将继续坚持以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等会议决议和苏共党纲为指导，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因为这是苏共的内政。关于苏共继续遵守历次莫斯科会议所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我们对此给予肯定，因为这些宣言和声明都是真正的历史性文件，理应成为所有共产党行动的指南。

随后伍修权又说：至于我们党(即中共)，她将坚定地遵循这些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如果苏共能够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坚持这些文件中所包含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原则，我们将给予相应的评价。

伍修权预先声明，此次苏方所通报的内容——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国际问题，只有中共中央才能对此给出正式答复，他能说的仅限于上述内容，因为此类问题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伍修权的各方面举动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似乎早在此次会谈之前中国人便已通过某种渠道了解了我们通报的实质性内容。

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苏联驻中国使馆一等秘书А.А.勃列日涅夫和三等秘书Ю.М.加列诺维奇等。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手写批注：

苏共中央联络部已了解了文件中的相关情况。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О.罗满宁

1964年12月24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716，л.360-361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7，л.56-57

№25399 苏联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通报赫鲁晓夫被解除职务(1964年10月16日)

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致以敬意，并且荣幸地通知：今年10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满足了赫鲁晓夫要求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请求，并且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大使馆利用这次机会，再次向中国外交部致以最高的敬意。

北京，1964年10月16日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

АВПРФ，ф.0100，оп.51，д.3，п.215，л.41

№25763 苏达利科夫的报告：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1964年10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1964年10月21日

第831/дв号

关于同远东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诸问题 [331]

一、关于中国

近来中国的宣传攻击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内外政策的声调压低了一些。看来中国正在研究局势，以便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局势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个时候要适时地采取一些措施，表示我们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意，支持建设性的观点，如果中方有这样的观点的话。当然，我们应当研究中国对我们举措的反应，考虑他们在消除现有苏中分歧时与我们配合的准备程度。

其中首先采取的措施可以提到以下几项：

1.逐步对一些牵涉到两国利益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例如向中方详细地通报即将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

2.在答复今年10月17日周恩来的信件时，根据我们在裁军和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可以原则上不反对召开禁止核武器大会的思想，同时指出这一思想苏联早已提出过。

3.暂且不急于继续进行边境谈判，要记得，中国在最近声明中提到过中国代表团要来莫斯科的时间是通过外交途径来协商的。

4.允许中方提出关于中国公民进入苏联某些岛屿从事生产活动(捕鱼、采集柴火等)的请求，这无疑会促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河(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地区的形势正常化。

5.不急于执行1964年7月17日“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科学、社会团体和旅途联系”的决议中还没有执行的条款。今后根据中国的态度对决议再作修改。

6.逐步恢复在我们中央报刊上登载中国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文章。考虑暂停对中国的广播节目的禁止。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取决于中国今后播出节目的性质。

7.研究关于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参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问题。

8.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1954年12月30日签订的航空协定的照会给予肯定的答复(关于允许中国人在苏联过境飞行)。

二、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适时地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通报苏联政府在第二十次联合国大会对主要问题的立场，并通报我们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2.在苏联报刊实际上已经停止刊登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时，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第二十次大会上讨论涉及面尽量更广一些。关于人民共和国生活的报道停止了刊登，也停止了刊登揭露美国在南朝鲜的政策的文章。建议刊登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3.研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加强他们的国防。

4.定居在苏联的朝鲜公民不愿返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会给苏朝关系造成隔阂，也许应该不让那些不愿返回自己国家的朝鲜公民定居在苏联。

……

三、关于蒙古

1.关于建立蒙古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

今年来我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发展很快，包括其国内生活和外交活动方面。特别是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援助的范围扩大了。今年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缓慢，特别在畜牧业方面，苏联援助的资源使用不当。

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一些组织，有时候是一些部门，主观地、不用科学态度对待与蒙古关系中一些原则问题，在采取措施的时候，不考虑这个国家根本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之蒙古在经济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在向我们请教时许多方面估计错误。

这些问题可以像苏联一样通过一个机构集中解决。较合适的是建立苏联式的蒙古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这样可以通过一个机构来集中解决蒙古的问题，这一机构可以考虑当今的问题，也可以确定国家发展的远景规划，彻底解决社会、经济中的问题。

2.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

泽登巴尔同志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多次邀请我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此邀请原则上同意，就是访问的时间尚未确定，一直拖延。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40多年与苏联并肩走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至今没有一位苏联元首和苏共第一书记去那里访问。当前正在进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团结和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摆脱苏联影响而进行的剧烈斗争，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具有重要意义。

3.关于两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确定苏蒙边境个别地段的问题。

苏蒙边境个别地段早已确定，但不符合苏联国家边境保卫的新情况(特别是沿河的边界地段)，现在必须弄清蒙方的意向，他们是否愿意在目前就确定苏蒙边境个别地段交换意见。

四、日本问题

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主要表现在贸易方面(今年与日本的贸易额为3亿美元，占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总额的第三位)。除此以外，我国与日本开展广泛的文化、科技交流，今年计划加快政治关系方面的步伐(国会代表团互访，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互访)。

为了进一步发展苏日关系和巩固我国在日本的影响，建议采取下列措施：

1.进一步开展正式的会晤、接触，为以后的政府代表团互访作准备。

根据今年9月18日双方发表的关于日本国会代表团访苏的精神，继续做好发展两国国会互相交流的工作。

2.苏联和日本之间的领事关系已恢复，1965年苏联代表团已与日本商谈互派领事事宜。出发点是：苏联与日本之间的领事关系根据1956年12月的共同宣言已经得到了恢复，同日本方面进行互换领事馆的谈判。

3.建议寻找苏日直接空航的途径。

4.与日方商讨捕鱼业科技合作的问题，签订相关的协议。

5.建议苏联对外贸易部和其他团体提出3—5年内与日本贸易的意向，必须特别考虑广泛吸收苏联东部地区广泛参加贸易的问题。

……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10，л.209-216

№25764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关于中国的反苏宣传 [332] (1964年10月27日)

机密

……

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典之前，大约从9月28日起，中国中央报纸上反苏的文章减少了一点。同时在北京(以及在其他城市)公共场所的书架上已经撤去了反苏的外文书籍。可是在庆祝15周年期间，无论中央出版部门，还是地方省的报刊上反苏的言论重新激烈起来了。

……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10，л.217

№20771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事宜(1964年10月28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1964年10月28日

10月28日早晨，苏共中央委员会通知大使馆说，周恩来想在15点30分会见苏联大使。然而，在大约15点钟的时候，大使馆又被打电话通知说，由于周恩来忙于一些事情，这次会见要推迟一段时间。在推迟了很长时间之后，大约在17点钟，苏联大使被要求赶快到周恩来的官邸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与兄弟党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同周恩来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谈。

互致问候以后进行了具有记录性质的短暂会谈。之后周恩来开始阐述实质性事务。他说，今天已经是10月28日了，在最近2周发生了许多变化。在10月15日夜晚苏联大使接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通报。中国发了贺电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当选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封电报也表达了中国的问候和期望。正如他，周恩来，在接到的通报中所反映的，苏联大使在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明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这一点。(确实，在缅甸大使举办的招待会上，徐明在同我的谈话中想知道，大使馆将会怎样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莫斯科将采取什么措施庆祝这个节日。对于这些问题我只是进行了笼统的答复。徐明几次提议为苏中人民的友谊干杯。他立刻就引用了中国领导人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当选的贺电中的内容。对于中国同志送来的贺电和问候我表示了感谢。并且说，苏联共产党历来而且现在仍然坚持我们党的团结和友谊以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中苏人民的团结。)

周恩来继续说：同时，我们还不太了解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和苏联政府发生的变化，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就党和国家的路线进行接触。对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两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我们可以向苏联派遣我国的党和政府代表团以便表达我们的问候，同时，我们也可以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

周恩来建议说，如果你们对这个建议的实施感觉有困难，那么中国方面可以提出第二个建议：我们欢迎苏联相关代表到中国来同最高领导人进行接触，这可以是公开的或秘密的途径，这都取决于苏联同志感觉哪种形式合适。

如果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感觉这两个建议都不合适，那么中共中央准备听取苏联方面的意见。

我对周恩来的接见以及他所提的建议表示感谢，我说，他所提出的问题对于改善两党和两国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强调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坚决遵循统一的立场，努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寻找改善我们两党关系的途径。

之后周恩来说，中方在贺电中也表达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愿望。然后周恩来谈到了调解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希望进行接触。事情应该一步一步来。”

我也说道，我想知道，关于中国方面打算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的级别事先有什么打算？当然，这或许是预先提出的问题。

周恩来回答说，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怎样，这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应当会具有一定的级别，因为中国方面的打算是同苏联领导人进行接触。他也说，他知道到十月革命纪念日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他建议苏联大使在这次会谈之后尽快把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报告给苏联领导人。看起来周恩来对这次会议好像很匆忙一样。

我答应周恩来立即把他的谈话内容报告给莫斯科。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建议，我们想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这一点必须通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即最高领导人对于他们原先所持的总的政治路线在原则上并未改变。我们得到了关于前不久召开的政治局和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彭真进行的发言的消息。当地的苏联公民以及同我们友好的一些国家的大使馆的代表向我们通报的信息也证明，中国领导人强调他们的政治路线没有改变，其中包括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问题上的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代表团积极开展了多方面工作，其目的是让他们对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各兄弟党代表会议产生怀疑和失去信心。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通报。现在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中国领导人，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新的形势下，打算在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各兄弟党代表会议问题上改变他们的态度。

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议开始，中国人停止了在官方报刊和无线电广播中的反苏言论，减少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同时，近来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商店、饭店、机场和车站重又出现了许多反苏的材料，其中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报》以及其他报刊出版的著名的9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期间产生的。

考虑到新的局势，最高领导人无疑在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立场，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他们产生了一些战略性设想并采取了一些步骤。最近有消息说，中国领导人打算主动改变同苏联的关系，首先是在国际政策方面。或许，这个消息是由中国人散播的。这个说法好像是彭真在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的。周恩来在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谈话以及其他的场所也表达了这种说法。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积极主动的依据是，也就是说，由于中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共处，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同苏联共处呢？为什么就不能改变同苏联的国家关系等。

这样，不排除中国领导人会按照这个计划采取措施。但是，他们的实际意图怎样还有待实践和事实来证明。

在我们看来，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新的局势主动采取措施，来表现我们想改善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当然，应当强调在这些关系的原则基础上。

我方采取的这些措施，包括其他的一些措施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在希望改善同苏联关系上的发言和意图的真诚性以及他们希望在什么条件下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研究周恩来提出的具体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方面提出的有关会谈的建议中，其中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我们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只能在如下情况下进行，也就是，如果我们邀请其他兄弟国家的代表团，这样中国代表团也不会突出起来。

自然，这个代表团到莫斯科的访问会削弱苏中关系的紧张程度，可以搞清楚我们党和国家相互关系中的一些政策问题，并且可以尝试搞清双方在新的局势下关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或许，也应该再次建议他们参加起草委员会和兄弟党会议的工作。这对于我们对其他兄弟党可以产生好的影响，特别是可以影响那些已经产生动摇的兄弟党，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良好意愿以及一贯为维护统一而斗争的行动。

然而，应当强调，我们认为仅仅邀请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可以被中国人利用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的访问就会有一些困难，也会对苏联采取不同的措施造成困难，其中包括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真实观点的情况下对会谈纪要的准备。

如果整个局势不允许在11月7日前邀请兄弟国家代表团，如果这一建议是不合适的，那么就建议中国方面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庆祝活动之后派遣代表团访问苏联。这个建议从我们的方面来说是完全合适的，特别是考虑到苏联现在正同兄弟党进行一系列的会谈和磋商。可以建议这个代表团在11月中旬访问，但是它不应该被拖延到预定的起草委员会工作开始的时候。

如果中国人拒绝按照我们指定的条件到苏联访问，那么作为一个预备方案我们可以考虑关于到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然而，关于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应当被看作是对中国方面关于进行双方会谈建议的回应，而且，这次访问应当在11月份以前进行。这个建议也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中国人的真实意图。

我们认为，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我们对北京进行秘密访问的建议(而且在其他任何地方的会谈，其中包括在莫斯科进行秘密会谈)，因为这样的访问会被兄弟党错误理解为我们在背着他们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如果决定让兄弟党知道这样的访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他们开展大量复杂的、推心置腹的解释工作。

这就是我们谈到的一些想法，当然，这只是以我们得到的信息和我们的观察为基础。我们也有可能没有考虑到最近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形成的所有状况，也可能没有考虑到苏联共产党同兄弟党在磋商过程中产生的因素。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РГАНИ，ф.5，оп.49，д.716，л.353-359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7，л.68-74

№25640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共希望在访苏期间与兄弟党联系 [333] (1964年10月29日)

1964年10月29日契尔沃年科再次应周恩来的请求与其会面。

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他作为代表团领导。

周恩来：“我们想……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建议，邀请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共同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并在这些国家的兄弟党之间建立联系。”

(没有提到南斯拉夫)

周恩来说，这天他已经与提及的上述国家的大使们交谈过了。

“他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转达，说万一要是苏联同志向他们发出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希望他们能接受邀请并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周恩来还表示，同时告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们，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主动提出派自己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的话，那就更好了。”

周恩来同时还对苏联大使说，他“恐怕不得不要暂时在节日期间留在北京了，现在不能离开北京，因为在北京的大会上要作发言的”。

周恩来最后的倡议(有关兄弟国家)，未经苏联共产党同意，“更令人深信，中国人做出的姿态是不真诚的，他们企图束缚苏联共产党，使它失去主动的精神，并使召集起草委员会的计划受挫”。

……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08，д.7，л.75-79

№207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对驻华使馆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1964年10月2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29日会议

第168号记录第1项

关于苏联驻中国大使1964年10月29日来电

第1170—1175号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委员会就苏联驻中国大使1964年10月29日来电提出的问题准备建议。

РГАНИ，ф.3，оп.18，д.292，л.1

№2000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通报中共中央的建议(1964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30日会议

第169号记录第11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向资本主义国家各共产党组织——起草委员会参加者通报有关中共中央的建议。

决议的起草和递交者：Л.И.勃列日涅夫、М.А.苏斯洛夫、Б.Н.波诺马廖夫、А.А.葛罗米柯。

1964年10月30日

绝密

兹决定将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而起草的下述文件内容向资本主义国家各共产党领导人——起草委员会的参加者作出通报。

不按顺序

苏联驻各国使节 [334]

迅速以口头方式向与我们友好的领导人转达苏共中央如下通报：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经可靠渠道向你们通报如下情况：

苏联驻中国大使10月28日应邀与周恩来会面。借中国领导人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同志当选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职务之机，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两党和两国人民紧密团结的方针路线。他声称，中共领导人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保持正常联系。

有鉴于此，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建议派遣党国家代表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如果落实此建议有困难，那么中方欢迎苏联派相应代表来中国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接触。

随后，他又说，如果中方关于派遣党国家代表前往莫斯科的建议被接受，那么，该代表团的领导人为周恩来。中方将以建议的方式邀请除南斯拉夫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代表来莫斯科参加庆典。中国领导层将把自己的这一倡议通报给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除南斯拉夫外)，并表明自己的诚挚愿望，以便这些政党在来莫斯科的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主动性。

苏共中央讨论了中国领导人的上述建议，并认为，苏联理应尽力利用这一建议来恢复双方的联系。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协商之后，我们将向这些国家(南斯拉夫除外)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发出邀请，以便其派遣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

在向你们党的领导人通报上述情况的同时，我们还想真诚地表明一点，即我们党永远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在马列主义、莫斯科历次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关于我们在这方面要采取的后续步骤，均会及时向你们作出通报。

苏共中央”

请报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8，д.293，л.5，62-63

№2000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1964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30日会议

第169号记录第12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邀请兄弟国家代表团来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的决议

决议的起草和提交者：Л.И.勃列日涅夫，М.А.苏斯洛夫，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

1964年10月30日

绝密

请各苏联使节确认给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内容(附录第一、二、三、四、五号) [335]

附录二

北京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请拜访周恩来同志，并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名义向其通报，莫斯科将乐意接受中国党和国家代表团来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请转告周，莫斯科认为，中国代表团的来访将有益于双方的接触和交流。我们同意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应当“循序渐进地改善苏中关系”。

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安排如下：

11月6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召开盛会，11月7日——阅兵式，劳动者红场游行，晚间——招待会。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们愿意，他们便有机会在11月6日召开盛会期间发表祝辞。

请向周恩来同志询问关于中国代表团来访的日期及其人员组成情况。我们建议对外公开报道中国代表团来参加11月4日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情况。

如果周恩来同志询问，是否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来莫斯科，请转告他，我们已邀请了如下国家的党和政府代表团来访：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越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的政府代表团以及通过苏联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渠道邀请的经阿尔巴尼亚来访的一些代表团。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8，д.293，л.5，65-66

№2000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驻华使馆举办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事宜(1964年10月3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0月31日会议

第169号记录第19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因中方询问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典期间的活动情况而给苏联驻中国使节的指示”的决议

决议的起草和提交者：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В.波德戈尔内，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

1964年10月3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请确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参见附录)

附录

机密

北京

苏联(驻中国)大使(收)

其一，中国代表将参加的所有与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有关的活动均应在友好和无拘无束的气氛下进行。会谈和招待会的组织工作都应给中国同志留下一个明确的印象，即我们已为与他们接触和讨论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做好了准备。

当然，如果毛泽东或刘少奇将参加招待会，那么，你们应对其和其他主要中国客人给予特别关照。如果中方在谈话中涉及苏中关系等重要问题，你们在答复时应当以自己已知的、我们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原则路线为指导，并强调，我们党，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政府现在和将来都准备为发展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我们期望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将给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带来积极成果。你们可以根据招待会的气氛，以祝酒的方式，向中方表明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一贯立场：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并祝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胜利。

我们同意你们附录中关于邀请参加招待会的人员组成名单。

其二，你们通报中说，将应邀在北京的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言。我们的答复是：你们应当表示同意，并做好发言的准备。发言内容应以Л.И.勃列日涅夫和А.Н.柯西金同志10月19日接见宇航员们时的谈话精神为指导。其中应指出，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成就；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友谊的坚定决心；强调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以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积极发展与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兄弟般友谊和全面合作的强烈意愿；表明我们党将为巩固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做出一切努力。

你们的发言应属于一般政治性的，不要涉及有争议的问题。

РГАНИ，ф.3，оп.18，д.293，л.7，74-75

№21171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1964年11月2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4年11月2日

第2584-c号

机密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安全委员会收到的关于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活动及其对今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反响的补充资料。

在全会资料公布之后，最初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只是对这些事件表露出喜悦之色并相互展开议论，而与苏联公民一起交谈时则往往对这方面话题避而不谈。

近期，中国学生开始就这一话题与苏联人积极交流，在个别情况下还会与其展开辩论并认为，(苏联国内)所发生的事件是中共领导人正确政策的胜利。

今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班便与苏联大学生之间出现了一场这样的辩论。

在辩论期间，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五年级的(中国)大学生唐宾明(Тан Бин-Мин)便声称，在中国发展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在苏联盛行的是修正主义和与帝国主义的妥协。赫鲁晓夫正是因为修正主义才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时间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

唐宾明还断言，苏联采取的揭露和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举措体现了赫鲁晓夫政策的盲动主义，而在具体行动上采用的是法西斯方式。他接着还说：“如今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一切都清楚了，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我们是对的。”

唐宾明和其他中国人在反对苏联大学生观点的过程中以粗暴的方式叫喊说，后者也都是修正主义者。

唐宾明的观点得到了莫斯科大学中国研究生韩金庆(Хань Цзинь-Чин)和齐忠涛(ЦиЧжун Тао)的积极响应。尤其是后者的举止极其放肆无礼，他与唐宾明一样，在歪曲事实的同时还对苏联实施了粗暴的攻击。其中，当涉及著名的纳乌什金事件时齐忠涛声称：“我们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安静地坐在车厢里，这时一群苏联士兵闯了进来，将他们(中国学生)带下火车并围了起来。这是军阀作风、法西斯主义，你们是真正的法西斯。”

上述中国人批评苏联的行为，并对我们的报刊进行污蔑性攻击。他们声称，似乎这些报刊中所写的一切都是歪曲的，《真理报》早已不再讲“真理”了，等等。

中国大学生在写给祖国的信件中都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Н.С.赫鲁晓夫被免职是中共领导人政策的胜利。

例如，一位在莫斯科一所大学中求学的姓张的(中国)大学生在一封给自己在中国的同志的信中便写道：“……许多人都向我们表示祝贺，都说中国胜利了，现在毛泽东成为了世界的领袖。

……在了解赫鲁晓夫的命运之后，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们的党和毛主席是多么的正确啊……”

还有一位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向国内发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件，其中写道：“……我立即便知道了两件令人高兴的新闻：中国爆破了原子弹和赫鲁晓夫在苏联被解职(这里使用了污辱性的表达方式)。这表明，西风最终还是落败，东风变得更加强劲。真正的马列主义终将战胜自己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阻碍……”

一位在列宁格勒上学的方姓中国人在今年10月18日写给祖国的一封信中写道：“……昨天和前天发生了两件震撼人心的事件。第一件是修正主义头子下台。这说明修正主义者们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自己国内都已是举步维艰，他们已不能团结一心了。当然，新的(苏联)领导人依然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所奉行的仍是修正主义路线。(当前苏联国内)所出现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我们国内的形势更好。我们的外国朋友变得越来越多。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队伍变得日益强大。真理在我们一边，胜利终将属于我们。而修正主义者终将彻底垮台……”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迹象表明，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正在加紧搜集关于苏联人对Н.С.赫鲁晓夫同志被免职事件的态度，以试图搞清楚这一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否跟自己所说的一样。

苏联科学院生物化学学院预科生(中国人)吴耀武(УЯо-У)，便曾多次向认识自己的苏联公民了解赫鲁晓夫被解职的真正原因。

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研究生沈友才(Шэн Юн-Цай)便就此问题向一位苏联大学生询问，在未得到满意答复之后，便声称：“目前，关于赫鲁晓夫被免职的真正原因只是在党组织内部向(苏共)党员们传达。”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谢米恰斯内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1卷，第34—36页

№10141 契尔沃年科致苏达利科夫电：越南代表团到达北京情况(1964年11月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Н.Г.苏达利科夫同志：

一、今年11月3日17时10分(北京时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代表团成员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中央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长雍文谦，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代表团成员中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阮文镜，代表团随行人员共14人。

在机场上欢迎代表团的有：邓小平、王震、陆定一、伍修权、罗贵波及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等。参加迎接的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中国少先队员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人员向代表团成员献了花。

该代表团飞往莫斯科的时间将另行通知。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说，代表团11月4日将不会出发飞往莫斯科。

二、与越南代表团一起到达北京的还有老挝联合政府部长冯维希，他打算11月5日与越南代表团一起飞往莫斯科。

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受范文同委托询问，在莫斯科机场上双方是否发表讲话，特别是范文同是否发表演讲，请向北京发来通知。

范文同同志还让转告，他预计在莫斯科逗留7天。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

送：葛罗米柯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苏共中央联络部(鲁萨科夫同志)、奇斯佳科夫同志、档案室

阿尔哈罗夫发

克拉耶夫斯卡娅收

1964年11月3日14时40分

АВПРФ，ф.79，оп.19，п.19，д.11，л.53

№25406 苏联驻华贸易代表的报告：苏中贸易发展状况(1964年11月3日)

苏联驻华贸易办事处

北京

1964年11月3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中贸易关系 [336]

……

以下是有关苏中易货贸易的数据：

(单位：百万卢布)

EPUB/Image00036.jpg

……

……1950—1955年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5亿卢布的贷款。根据1950年的协议，第一笔贷款为2.7亿，以设备和原料的形式支付。……中国在1956年开始以供货方式偿还贷款。

下一年的剩余债务是1.379亿卢布，到1965年，剩余债务将会是1690万卢布……

……

对华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

EPUB/Image00199.jpg

对华进口商品的结构变化……

EPUB/Image00064.jpg

续表

EPUB/Image00130.jpg

АВПРФ，ф.0100，оп.57，д.29，п.512，л.26-32

№09907 克里夫佐夫致苏达利科夫电：周恩来等访苏启程日期(1964年11月4日)

通过高频线路寄发的电报

发自北京

1964年11月4日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Н.苏达利科夫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刚刚通知我们，康生、伍修权等人乘坐的飞机于明天，即11月5日北京时间8时30分起飞。

周恩来乘坐的飞机将于北京时间9时由北京起飞。与周恩来乘坐同一飞机的还有以范文同为团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老挝情报部长冯维希。

苏联驻华使参赞

克里夫佐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278页

№25407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苏中贸易发展状况(1964年11月5日)

机密

文本第4份

1964年11月5日

第889/ДВ号

苏中贸易关系 [337]

(清单)

……1949年以来苏联与中国的贸易

……

……1959年后，中国的易货数额全面缩减……

……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12，д.29，л.38-41

№16677 范文同与哥穆尔卡会谈纪要：周恩来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1964年11月8日)

机密

越南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与波兰统一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会谈资料

1964年11月7日、8日，范文同 [338] 与哥穆尔卡主动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是与波兰同志讨论越南南方问题。

首先，范文同对波兰代表团在越南国际监督委员会中的积极活动向波兰方面表示感谢。他高度评价波兰人直接在越南国际监督委员会中为越南人民解放越南南方和全国统一而斗争事业中所做的贡献。范文同满意地指出，他与波兰代表团团长之间有着密切接触的事实。

接着，总理描述了越南南方的局势。按其发言来说，南方正越来越多地朝着爱国力量有利的方向发展。越南南方政权虽有武装力量，常规部队及其他部队编制(40—50万人)，但已不能采取多大的有效措施来反对爱国者的斗争。傀儡军队正在瓦解，士兵士气极端低落，大批开小差，阮庆部队的大量军事文职人员改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与此同时，范文同继续说，众所周知，美国人深陷越南南方，实际上已进入死胡同。甚至西方报刊，其中也包括美国报刊对此不得不承认。美国在越南南方的情况，由于其在该地区的侵略得不到它的许多盟国首先是法国的支持而深陷困境。

在此期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越来越巩固，阵线获得了越南南方居民最广泛阶层的支持。现在，它控制着越南南方三分之二的土地，居住该处的居民占南方一半左右。阵线的纲领满足了居民各个群体的利益。现阶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加强对南方的影响，同时，很重要的是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

在这种情况下，范文同说，我们指望合理地加强南方的斗争。我们相信这将促使越南南方取得政治上的调整。我们真诚地期望这种调整，不拒绝任何方面，哪怕是细小地推进越南南方问题的政治解决步伐。我们觉得，严格地履行1954年印度支那的日内瓦协议，是达到调整的最佳途径。必须回到这些协议上来。我们反对越南南方问题拿到联合国来讨论。

在进一步会谈过程中，范文同不止一次地回到越南南方问题政治解决的必要性。同时他强调，越南人真的关注这个问题。“要知道南方人民已经受20年的战争，承受着巨大的牺牲”。他以间接的方式赞同比较可能的是召开新的日内瓦越南会议。

总理还谈到印度支那及老挝日内瓦会议的协同主席问题。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对苏联撤掉越南和老挝的协同主席职位的意图持反对意见。

对此，哥穆尔卡指出，波兰人，他们知道苏联方面的这个意图，但不赞同它。根据他们的意见，保持协同主席席位似乎有利于利用它来谋求越南人民的斗争利益。

这个意见明显使范文同高兴。

结束越南问题时，总理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协调行动的必要性，首先是苏联、中国、波兰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使越南南方的政治调整成功。他希望，波兰人将能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询问哥穆尔卡对所谈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他有意见的话。

感谢对波兰代表团在越南国际监督委员会活动的高度评价，哥穆尔卡使范文同相信，波兰人今后将利用他们的一切力量帮助越南人民为解放越南南方和国家统一而斗争。但我们对此，哥穆尔卡说，除了继续我们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活动外没有其他手段。

您所述的越南南方政权武装力量人数(40万—50万)，他继续说，我看这个证实了这个政权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得到了部分越南南方居民的支持。军队似乎尚未瓦解，他们仍在反对爱国者，没有调转枪头反对越南制度。可见到的是，阮庆及其拥护者似乎在国内尚有基地。美国人，若在南方的兵力没有2万以上，不可能做到反对爱国者运动。

与此有关的，哥穆尔卡说，产生了一个问题：越南南方阵线合理存在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您似乎预料事件会发展成这样：在某一阶段将准备选举成立越南南方临时政府，然后，再组成永久的联合政府。阵线在选举中能指望获胜？

阵线的地位是强大的，范文同回答说，他们十分巩固。由于阵线得到了南方居民的广泛支持，可以有信心地说，他们进行选举的话，会在选举中获胜。阵线准备与任何阶层和集团的代表合作，只要他们有意爱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若成立联合政府，各种政要人物及各个社会集团都会加入。这个政府愈广泛愈好。阵线的这个政策我们支持它。当我们说越南南方应是中立时，我们是真诚的。如果美国人同意南方中立并撤离，我们准备做出任何保证尊重这个中立。这不是战术行动，要让越南南方保持10—20年的或更长时间中立，我们对此同意。至于说到国家恢复统一，这已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这将由越南人民来解决，什么时候进行？看来，要很长时间。

但是美国人，哥穆尔卡说，未必在越南南方会轻易让步。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来看。这里主要是，越南南方问题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义务互相紧密交错。假定，美国人离开南方的话，那时他在其他地区的盟国会说，美国不可信。美国人会这样处理？恐怕未必。

我们对此能够理解，范文同着重说。但是，我们好像觉得美国仍会被迫走上政治问题的调整。也许这将经过3—4年，或更长时间来发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意与美国人谈判，但条件是越南南方阵线作为主要的爱国者参与美国的谈判。

哥穆尔卡说了自己的想法，目前要特别关注阵线在阮庆部队内部旨在进一步瓦解所进行的工作。

根据范文同的说法，这个工作正在进行：越南南方政权的军队中有阵线的人员，这既是指一般人员，也指军官。甚至在指挥人员中也有阵线的拥护者。借此，大大地帮助了爱国者袭击边和机场的战斗行动。

哥穆尔卡感谢范文同告知此信息并重新指出，在国际监督委员会中波兰人今后将用自己的行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虽然波兰代表团留在委员会内也使波兰有所不便：开支大、与美国的外贸摩擦等。但尽管如此，他强调说，我们在越南朋友面前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有关越南南方问题的任何其他想法或具体建议，哥穆尔卡补充说，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建议，我们会乐意地提出。

迄今我们也没有，范文同回答说。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波兰同志通报有关越南南方的形势和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

之后，哥穆尔卡说，按他的意见，要顺利解决像越南这些具体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如果我们的阵营不团结，整个运动不一致，那么就难以用共同力量来解决许多具体问题。所以，要想一切办法保持和巩固团结。对此，最好的方法是召开兄弟党会议。谁都不准备“革除”任何党，将其驱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应该是加强团结。

我可以坚定地声明，他继续说，苏联共产党的领导真诚地追求团结。我们不止一次地与苏联共产党领导活动家们谈论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并相信其诚意。对此问题，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能说什么。我们的代表团来莫斯科是来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并怀着巨大希望尽可能巩固统一和团结。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已没有原先的乐观。在这里，苏联同志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我们的情绪变化是因中国领导的行动引起的。我们刚从北京获悉说，中国的报刊要刊登反苏内容的文章。说真的，我们可以事先抗议说，这些文章是针对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但是，第一，是谁给了中国人有权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解除赫鲁晓夫的职位，这是苏共的内部事务。如果任何一个党在自己的刊物上讨论那些不时发生在我们国家机构内所发生的变动，我们将给予十分坚决的回击。第二，这是很主要的，中国人是否在下阶段准备发表类似争论来引向反对苏联共产党？这将会导致什么？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乐观不起来。

从北京到莫斯科，范文同指出说，我与周恩来一起飞行，可以坚定声明，中国同志是真诚要巩固统一和团结。

我不相信，哥穆尔卡说，他们会与其他一些党一样地希望？我要再次重申，没有了整个团结，很难接近和达到具体问题的解决。

范文同提出异议。我认为通过具体问题取得一致可以逐步达到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统一和团结。

之后，看来总理希望终止这个问题的谈话，同时表示遗憾说：“会谈结束时，不得不谈到这个主题。”随后，他感谢哥穆尔卡、波兰同志给他这么多时间的关注。

参加会谈的，越南方面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大使阮文镜、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及代表团翻译柯耶 [339] ；波兰方面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克里施柯、波兰外交部长拉帕茨基和波兰驻苏大使普休尔科夫斯基。

根据范文同的建议，会谈由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二等秘书Р.哈米杜林翻译。

资料编制者哈米杜林(签名)

1964年12月8日

АВПРФ，ф.5，оп.30，п.107，д.451，л.154-159

№20773 勃列日涅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处理(1964年11月8日)

会谈开始之前，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中周恩来主动谈了一些问题。

周恩来同志：作为我们谈论的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勃列日涅夫同志谈谈决定怎样处理我们的贺电。您曾经对我说，要同你们的同志商量，请告诉我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将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由于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的同志也表达了向我们祝贺的愿望，我们的意见是：出版一本集子，包括所有的贺电。也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并答复你们。

同时，我想对你们发来的温暖的贺电表示感谢，这些贺电是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发送给我们的，这份贺电已经发表在我们的报纸上。

周恩来同志：很好。我想谈论的第二个问题很严肃。你们知道，我们党和政府派遣以我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友谊并参加隆重的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你们也认为，这次访问是友好的表现。

然而，昨天克里姆林宫举办了招待会，其中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方国家的记者，这次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公然向我提出了一些挑衅性的问题，这是对我的侮辱。首先他对我说，希望我们中国人不要搞政治游戏了。我明白马利诺夫斯基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决定转入另外一个话题。我对他说，这些游戏很简单，揭开幕后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然而马利诺夫斯基没有就此止住而是走得更远。他说，我们不应当让任何恶魔妨碍我们的关系。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他指的恶魔是谁，他就继续说，苏联和中国人民希望幸福，就不要再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妨碍我们了。

这个问题很清楚：这是挑衅和侮辱行为。我忍受了这一挑衅，走向了另一方向，我要离开，因为事实上美国的记者就站在我们旁边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这时，其他一些苏联元帅走了过来，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仍然在继续说。然而我们没有再听他的话，我的翻译也没有翻译这些话，但是另外一名翻译听到了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说的话。事实上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说：我们苏联人已经推翻了赫鲁晓夫，而现在你们就把毛泽东推翻。然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继续同贺龙会谈。他对贺龙同志说，他的元帅军装很漂亮。对此贺龙说，穿上弗伦奇式军上衣更好。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同意了这一点并补充说，穿上棉袄更好，然后又说：“这就是斯大林给我们的军装，而你们的军装是毛泽东给的。”

他还对贺龙同志说，以这种方式进行谈话是错误的。

周恩来继续说：“我已经对米高扬同志说过，我亲自听到的只是马利诺夫斯基说话的第一部分，他说不要再让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妨碍我们了。我本来可以做出另外一种反应：就是回答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并继续我们的谈话，这必然会在参加这次招待会的人们中引起震动，处在我的位置上的任何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当这样做。”周恩来强调说：“何况，马利诺夫斯基的话侮辱了我们代表团，侮辱了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也侮辱了我个人。”

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从我的方面来说，这是正常的、公平的也是必须的。当然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昨天在招待会上就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领导人提出强烈的抗议。但是在当时看起来就会产生争论，因为必须当场查清所有的细节问题。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是有权力这样做的。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上述事件是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招待会的祝酒词之后立刻就发生的。马利诺夫斯基在祝酒词中批评了美帝国主义。然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开始向所有的出席者祝词，而我也走向苏联的元帅们，以便向他们提议为我们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而干杯。这时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说了那些污辱性的挑衅的话。如果我们立刻就回敬他，这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来说，将是他们的一顿“大餐”。

我经常说，对于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我们要谨慎并认真思考。我指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之后，怎样理解他马上就对我们的污辱性言论呢？很显然，他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这些话使他的祝酒词丧失了意义。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我亲自看到，美国大使是怎样面带微笑地注视着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发言。然后，正如米高扬同志对我说的，你们就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祝酒词交换了意见并得出结论说，他的发言太强烈了。

米高扬同志：我对您说的是我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同志：这些发言只是证明了在敌人面前的软弱。赫鲁晓夫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美帝国主义者看透了他。我们作为你们的盟友，却在平息这件事情。我会想起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我被邀请到了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发言时而软弱，时而强硬。但是美帝国主义者看透了他。这只会有损于苏联的威信。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是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侮辱。

这就是我当场没有迅速回敬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言论的第一个原因。如果处在他位置上的是赫鲁晓夫，那么我就会立刻这样做。但他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我们对你们访问的目的是表达我们的祝贺和友好情感。如果这是我们内部的谈话或者出席这次招待会的只有兄弟党的代表，那么我就会立刻回敬他。然而出席这次招待会的是各界受邀的人，因此我决定今天说出这件事情并表示我们的不满。这不是小事。这是因为应当解决共产党员产生的这些问题。我为什么没有迅速回敬马利诺夫斯基言论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想搞清所有的细节问题，在招待会上我们问贺龙同志，他同马利诺夫斯基的谈话是怎么结束的，而只是后来才知道了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同志：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们原来也不知道细节。

周恩来同志：如果我要弄清楚招待会上发生的所有状况，那么这就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这个问题不是通过抗议就能够解决的。如果只是通过抗议可以来做出反应，这个问题的性质就会更加严重，这个问题的意义也将更大。从招待会回去之后我研究了整个细节并得出结论：这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这不是他一个人具有这种想法，我指的是你们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同志。因此我今天决定向苏联党和政府三位领导人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并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怎样理解这件事？难道你们同意我国代表团来访问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儿对我们进行公开的侮辱和挑衅吗？然后，难道就可以认为，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的，你们希望我们像你们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一样也这样对待毛泽东吗？关于这一点苏联另外一位元帅在昨天已经对我们说了：“任何蔬菜都有自己的时节。”

米高扬同志：是哪位元帅？

周恩来同志：我没有亲自听到这样的言论。

勃列日涅夫同志：或许这不是针对毛泽东的吧？

周恩来同志：这些话同时有两层意思，关于撤掉赫鲁晓夫并希望也撤掉毛泽东。这些言论可以被理解为教唆撤换毛泽东。但是我不相信这一点。

贺龙同志：我们背后不远就站着两个美国记者。

周恩来同志：如果有人制订了这样的计划，那么这是徒劳无益的企图和妄想。这丝毫也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的权威，但这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侮辱。难道这有助于改善我们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吗？这只能恶化我们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我们两党之间的争论和原则分歧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领导人之间个人的争论以及这两位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个人素质。帝国主义者这样确信。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话中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正因为这样，我应该在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我们还能继续会谈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同志：首先我想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遣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这个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我们非常满意。我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并且同意你们的建议。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直到今天我们才对你们代表团的访问问题有了正面看法。我们把这看作是我们改善党和国家关系而进行的接触迈出的重要一步。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没有参加研究这个问题的主席团会议，因为他既不是主席团成员，也不是主席团候补成员。

米高扬同志：在讨论的时候没有一个元帅参加。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遵循的原则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友谊，并打算今后继续遵循这个原则。我要再次强调，我们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的决定看作是克服现有分歧、促进局势正常化而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这就是我们对你们代表团来访的态度。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我才从米高扬同志那儿了解到了您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谈话的第一部分内容。

柯西金同志：我昨天晚上也了解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对此很愤怒。

勃列日涅夫同志：因为我们谈话的精神完全是开诚布公的，我可以说，我们对这件事很愤怒。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话不仅没有反映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而且事实上他甚至也没有权力在这种场合说出自己的意见。对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招待会上的言论，周恩来的表现很有分寸，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我们也感谢您开诚布公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今天我给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打了电话并在电话中询问了他同周恩来谈话的内容。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解释说，他除了对我们两国之间友谊的关心之外，没有想表达其他的意思。关于这一点他也说，领导人的更换有助于改善关系，他也同意，或许他没有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关于这一点他个人准备道歉。至于您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意见反映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这种看法，我们要对您说，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领导人的意见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把这看作是对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对你们代表团的侮辱。我再次重复说，完全不是这样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在不清醒的状态下，没有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们知道我们的元帅们和国防部领导人的情绪。他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都很好。比如，崔可夫、索科洛夫斯基和扎哈罗夫同志都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扎哈罗夫同志说了“任何蔬菜都有自己的时节”这句话，那么我可以很确信地说，这只是针对赫鲁晓夫同志所说的话。

周恩来：我不能确切地说，这是谁说过的话，但是我很了解扎哈罗夫同志，在北京我同他打了一年多的交道。 [340]

勃列日涅夫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同我的谈话中说，对他的理解不够准确，但他还是准备进行真实的道歉。我认为，他是会进行正式道歉的。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感到遗憾。我想，您应该相信我们这一点，并且这也不应该妨碍我们共同努力。

周恩来同志：这个问题具有特别严重的性质还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如此大范围的招待会上出现的，这次招待会是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在昨天举行的。此外，说这些话的不是别人，而是国防部长，并且是在他谴责美帝国主义者的祝酒词之后说的。这不能不引起我已经表述的想法。至于说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是喝醉了酒，他所说的话没有表达他的感情，那么这只会增加我的怀疑。

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都信仰辩证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如果他没有过这种想法，那么他是不会说出来的。我们有句格言：“酒后吐真言。”我有时候也喜欢喝酒。有一次赫鲁晓夫把我给灌醉了。关于这件事你们可以询问一下莫洛托夫。诚然，他现在已经不是外交部长了，或者询问陪同我的费德林同志。我当时是完全喝醉了，但没有说出一句不适当的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想法，他是不会说出来的。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昨天的话说得有逻辑、有条理。为什么我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费德林同志仍然健在，并且还在工作，可以通过葛罗米柯同志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米高扬同志：我和你们也喝了酒，但是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周恩来同志：作为一名国防部长，他是不能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的。我国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在对朝鲜同志关系方面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为此我们撤了他的职务。我们没有干涉你们的内部事务。至于彭德怀，他确实是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并企图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你们可以记起，关于这件事在1956年我们的同志和米高扬同志一起到朝鲜进行访问。

米高扬同志：彭德怀企图撤换金日成。

周恩来同志：我们也得出结论，应当免除彭德怀的职务，而赫鲁晓夫不同意我们的这个意见。

米高扬同志：不对，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是支持你们关于彭德怀的看法的。他支持的是彭德怀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周恩来同志：让我们不再谈论这个问题。调查的结果是，彭德怀想干涉朝鲜同志的内政，我们认为这是他反党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他还有其他重大错误。因此我们多次向朝鲜同志解释说，彭德怀犯了错误应当为这些错误负责。我举了我们党实践中的一个例子。至于兄弟党是怎样对待自己犯了错误的同志的，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

首先，勃列日涅夫同志刚才说，主席团成员们关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交换了意见，也就是说，这是在我说出所有这些细节之前。而你们却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存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表述的意思。

米高扬同志：在最近一次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也没有这个意思。

柯西金同志：通过人民的情绪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毕竟你们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周恩来同志：第二，勃列日涅夫同志说，按照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本人的说法，他没有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这两点中我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谈话。同时，我保留我们代表团在讨论这个问题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力。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们，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我们代表团将会讨论这些情况并告诉你们。

米高扬同志：当周恩来同志告诉我关于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谈话之后，因为我知道主席团的意见，马上就谴责了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

勃列日涅夫同志：把参加招待会的客人送走之后我才了解到了这次谈话。

米高扬同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意见，那么我就不会马上谴责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

柯西金同志：今天的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说，你们代表团在谴责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已经向你们正式声明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你们应该百分之百地完全相信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话，你们应该相信我们。当然，这个问题非常令人烦恼。我们完全不会维护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并对他感到愤怒。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没有维护马利诺夫斯基。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一起站在列宁墓的讲台上谈论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分歧，这也是我们担心的问题。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对我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来访以及努力消除分歧，他本人和苏联元帅们都非常高兴。我相信他完全同意我们党关于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意见。他对你说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意外的。或许你们发现，他说祝酒词时非常激动，并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周恩来同志：对于敌人是可以这样的。

柯西金同志：我告诉你们一些细节。我们自己也在考虑所有的情况并寻求解释。

周恩来同志：柯西金同志请我们注意苏共中央委员会对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言论的驳斥。但是我想坦率地说，我相信，如果我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进行了谈话，那么对我说得更多。

米高扬同志：他说得已经够多了。

周恩来同志：我们决定不关注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是这样评价的。

康生同志：我没有参加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谈话。在招待会结束之后，当周恩来同志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非常吃惊。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也感到非常吃惊。

康生同志：这使我想起5年前发生的一些事。当时是在庆祝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侮辱了毛泽东同志。当赫鲁晓夫侮辱我们的同志时我不感到惊奇，因为赫鲁晓夫胡说八道。但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当我们来庆祝你们节日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当然已经习惯了各个地方的人针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污辱性言论。这不会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带来任何损失。但我非常不安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直接同我们代表团领导人说了这些话。我们在不断追求克服分歧，团结对敌。难道在美国记者在场的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有益于我们的团结吗？我们来访问是打算改善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对我们领导人污辱性的言论对这一点没有好处。我相信，苏联人民对我们代表团的来访是热情的、赞成的，是不允许这样的污辱性言论的。如果我重复了在这里已经说过的话，这是因为我想起了昨天同基里连柯同志的谈话。当周恩来同志在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谈话的时候，我在同基里连柯同志谈话。基里连柯同志是这样评价我的，他说：“康生同志，您过去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而现在是个不好的朋友。”我当然不愿同基里连柯同志争论，就回答他说：“我以前是、现在是、今后还将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如果我们不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我们就不会到你们国家来。至于针对我的侮辱，每次到你们国家来，我都能从赫鲁晓夫那儿听到。每次我都会回击这种侮辱。但是昨天基里连柯同志说我已经不是苏联人民的好朋友的时候，我非常难过。我不愿引起争论。当安德罗波夫同志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就走开了。

周恩来同志：我们决定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志：当我们邀请你们代表团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整个领导集体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分歧。

对于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以及新产生的情况我们非常难过。关于康生同志同基里连柯同志的谈话我无话可说，因为关于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听说过。我们希望你们能够信任和尊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

我们邀请中国代表团的决定是坦诚的。在你们到莫斯科之前我们就把这件事通报给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这也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友好的。

周恩来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是，我知道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两点意见，知道了柯西金和米高扬同志的对这些意见的补充，也了解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刚才所说的话。我们应当认真对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意见，也应当认真对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并请求转告中共中央，在同你们的关系中我们希望真诚相待。无论是会带来多大痛苦的事实我们都要互相告知，我们要真诚和诚实。我希望以今天的谈话为我们做到这一点奠定基础。

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谈开始的时候，我表达了我们对于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的言论可能采取的另外一种措施，并谈了我的看法。现在我建议讨论我们会谈的日程问题。我建议再进行几次会谈，或许是2—3次。这一切都取决于你们是否有时间。

勃列日涅夫同志：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准备进行几次会谈。

周恩来同志：或许，一开始我们就达成了关于进行2—3次会谈的一致意见。如果需要的话这些谈话也许需要延长。举行会谈的时间取决于你们。

勃列日涅夫同志：问题是，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想同我们举行会谈讨论一些问题。我们尽量使这不妨碍我们的谈判。

周恩来同志：我们理解你们。或许，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饭了，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我们每天举行会谈。我们没有任何困难。

勃列日涅夫同志：明天我们要举行招待会欢迎那些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而访问我国的外国代表团。这不允许我们进行工作谈判。

康生同志：我们有一个痛苦的经验——我们同你们发生的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在午饭的时候开始发生。

柯西金同志：现在就让我们不再这样。

周恩来同志：我们请求你们在今天晚上通知我们关于明天会谈的时间。

会谈后进行了午餐，所有参加会谈的人员都出席了。

周恩来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尽力营造一种温和的气氛，他们提议为我们党的团结和友谊干杯，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干杯。

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说，中国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由中共中央在今年9月确定，中国政府将审议在今年12月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一次会议。其余的谈话都具有记录的性质。

参加会谈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乔冠华、潘自力同志和代表团顾问姚晨(ЯоЧжэнь)以及4名中国翻译，还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局领导人О.Б.罗满宁同志和翻译Р.Ш.库达舍夫、И.А.罗高寿。

这次谈话由库达舍夫和罗高寿同志记录。

РГАНИ，ф.3，оп.16，д.562，л.25-37

№2234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同中国代表团会谈的通报(1964年11月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1月9日会议

第171号记录第3项

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7周年庆祝活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主席团对这次会谈工作表示肯定。

РГАНИ，ф.3，оп.18，д.296，л.2

№2077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向中央全会通报中苏代表团会谈结果(1964年11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1月13日会议

第174号记录第9项

1.认为必须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同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中国代表团是为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47周年到苏联的。

委托勃列日涅夫同志通报这一情况。

2.审议Ф.Р.科兹洛夫同志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的意见。

РГАНИ，ф.3，оп.18，д.299，л.3

№20010(25734)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言：通报与中共代表团谈判情况 [341] (1964年11月14日)

摘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上的发言稿“关于与一些兄弟党的谈判和协商” [342]

1964年11月14日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通报关于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后进行的与许多党洽谈和咨询的问题。

10月中央全会上讨论的问题无疑是我党内部的事务。全会的决议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我们朋友和敌人广泛议论的话题。

反动的政治集团、资产阶级的报刊竭尽全力歪曲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意义，在群众中散布各种关于赫鲁晓夫同志被解职后苏共内外政策改变的推测。应该说，10月中央全会以后资产阶级的报刊在前一段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国家蒙骗了一些人，在那些日子里甚至在部分兄弟党领导人的声明中感到有些不信任，感到有些紧张。

几天内情况都明显地改变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解释，苏联报刊登载的关于苏联不变的列宁方针，关于我党忠于第二十次、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讲话以及苏共的纲领，都受到进步社会舆论，受到一切坚持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欢迎。

苏共中央发给兄弟党的有关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秘密通报帮助了他们正确地评价苏共中发生的事情。有些兄弟党要求我们给他们提供关于苏共10月中央全会结论的补充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莫斯科接见了澳大利亚、英国、匈牙利、丹麦、意大利、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我们主动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举行了欢迎会，在莫斯科与正在苏联的泽登巴尔举行了会谈。

苏共中央的立场是，类似这样的会谈也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举行。但是，这样做一开始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即关于10月中央全会的情况如何通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领导人，最近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好。

众所周知，近3年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现在已经转为公开。这样的争论对许多兄弟的活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产生了不良的后果。这样的争论也不能不影响我党和朝鲜、越南以及日本、印尼兄弟党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考虑与这些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共商我们的共同问题。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提出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这个建议。中国领导人希望苏共中央、苏联政府近期邀请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

苏共中央主席团当然清楚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这个要求有其自己的目的。但是我们有责任利用一切可能寻求中共和苏共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使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合作的局面健康化，因此苏共中央主席团预先与有关国家的兄弟党商量以后，决定邀请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法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党政代表团。而阿尔巴尼亚通过与外国友好协会的名义来邀请。你们都知道，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接受了邀请，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团。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进行会谈的时候，接触问题的范围更加广泛，但交谈和咨询的主要大致有3个问题：

——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

——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体系的统一；

——我党、我国与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我简单地谈一下上述每一个问题。

关于10月中央全会的问题。

会谈的结果说明，兄弟党代表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解除赫鲁晓夫同志职务的决定，完全支持我党的列宁主义方针，没有一个党怀疑我们的决定和动机。但是会谈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对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问题做出了另外的评价，这集中表现在意大利共产党方面。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赞同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定的同时，对这样突然的决定和通报方法感到不满。

英国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也有同样的看法。

在与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同志的会谈中我们尽量解释，他们的看法不符合苏联当前的实际条件，解除赫鲁晓夫职务恰好说明第二十次大会决议、党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是符合实际的。许多问题由于会谈的结果被澄清了，虽然在有些细节问题上还存在差异。可是，不管是苏共中央主席团还是兄弟党的同志们都充分肯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绝不会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兄弟党团结的阻力。

关于加强团结的问题。

中心问题是共产党的国际会议和编辑委员会，根据协商，编委会应于12月15日开始工作。中国、越南和朝鲜共产党对会议和编委会持反对立场。实际上，罗马尼亚同志也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声明，只有在全体与会者的同意下，编委会才能开始工作。英国、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认为，会议条件还不成熟，但他们并没有拒绝参加会议和编委会的工作，如果这方面的工作会开始的话。

你们就可以看到，情况很复杂，赞同召开会议的有61个党，而26个中的19个党愿意参加编委会工作。很明显，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参加，会议和编委会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考虑到这一点，并为了把中国代表重新审视自己立场的过程变得简单，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提出不一定要坚持编委会在12月份开始工作。

看来，此事不能忽视。最重要不是编委会的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始，而是编委会工作的目的是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能够得到改善，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够巩固，这样，给召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创造必要的条件。为了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决定，我们将与兄弟党进行协商。

关于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问题。

在会谈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有共同性，大家都提。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总的来说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虽然还有些问题需要补充、明确和改进。在与亚洲国家和古巴的关系上，问题复杂些。例如：古巴同志在会谈过程中提出要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他们要求我们在古巴驻扎军队。他们提出，苏联政府能否向公众发表正式的声明，声明侵犯古巴就是侵犯社会主义阵营，是否可以用社会主义阵营中拥有的设备，甚至火箭、核武器全力击退敌人的进攻。越南同志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美国在越南南部活动频繁。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国际主义责任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帝斗争进行全面的，包括军事方面的援助。我们进行过，现在还在进行这样的援助，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应该谨慎从事，防止事态发展到引发世界热核战争的地步，因此必须跟古巴同志进一步商洽。

关于苏中谈判。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特别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报告关于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情况。

中央委员们从11月初给他们的通报中已经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即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恢复苏中两党间联系的建议给予积极回应之后，还得出一个结论：中共领导人在上述建议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另一个目的——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方向。据我们所知，中共领导人将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看作是自己在(苏中之间)意识形态论战中的胜利，借此，进而可能将自己的政治路线强加给我们党(苏共)和其他兄弟党。

就是不久前举行的会议上，中共声称，“赫鲁晓夫的退休——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正确方针”与“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10月24日，艾地 [343] 同志说，在苏联和中国重新接近的道路上存在着“困难和障碍，原因在于：苏共仍将一如既往地坚守本党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既定路线”。他希望我们明白，我们党应当对这些大会的决议重新加以审视。

尽管苏中关系的改善面临重重障碍，苏共中央主席团仍认为，应利用一切可能来与中共进行接触，以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是否准备采取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实质性举措来促使苏中关系正常化。

我们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我们必须非常明确地向对方强调，我们党将坚定不移地遵照苏共近期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纲领和莫斯科会议诸文件所确定的方针行事，任何改变这一方针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其二，在苏中关系正常化和共产主义运动整体形势方面给中国领导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退让的同时，我们认为可以利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来提出如下建议：停止公开论战，终止针对兄弟国家的宣传，放弃对其他兄弟党内部事务的干涉。

与此同时，我们还打算建议中国领导人，希望双方在促进苏中两国间关系正常化方面联合采取一些步骤。

我们完全是怀着良好的愿望来进行这次谈判的，并极力希望从一开始便将谈判纳入建设性的轨道。我们想通过双方面对面的交流，将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以便发现双方分歧的关键症结。与此相关，我举一个虽不十分重要，却相当典型的细节：此次谈判期间并未出现以前那样的情形——双方只是朗读事先准备好的长篇大论，却不做正面的接触。

谈判是从11月8日开始的，随后在11月9、11、12日继续进行。由于全会与会者们都已从速记资料中了解了谈判的情况，我这里将不再详细地描述整个谈判的过程，只是简要地介绍一下其主要内容和最终结果。

从一开始，各种迹象便表明，我们的谈判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中国代表极力利用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施加压力。他们对(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持肯定态度，并强调，这些决议为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与此同时，中共代表还极力证明，我们党的总路线——已不是“赫鲁晓夫式的路线”，因此我们应当与后者决裂。他们甚至声称，不应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与苏共(以往)的“错误路线”相提并论。

我们代表团以平静而坚定的语气向中共代表解释道，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苏共纲领所反映的并非是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我们整个党的意愿，是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我们提请中国同志注意，此次谈判的重点并非是重新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路线问题，虽然中共的路线中有很多问题苏方并不同意。

我们声明，如果每个来苏联访问的代表团都要求重新讨论党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可能只有走入死胡同。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利益，我们认为我们都应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存在分歧的情形下使我们的关系开始步入正常化。至于那些仍存在争议的原则性问题，在我们看来，仍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和认真细致的研究。而现在，我们只能为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平心静气地讨论所发生的分歧创造条件。

随着会谈的进行，我们逐渐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

我们建议中国代表具体地讨论，苏共和中共如何通过联合行动来加强反帝国主义阵线。我们还提出如下建议：关于双方均停止公开的争论；关于中共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为召开兄弟党会议作准备。

应当说，中国同志，尤其在谈判初期，完全拒绝讨论我们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他们以苏共继续坚持原来的总路线为由，拒绝了苏方关于双方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甚至于，他们还说，如果苏共继续坚持二十大方针，保持自己的既定纲领，那么中方就不可能停止斗争。

在拒绝讨论关于巩固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具体措施的同时，中国代表与中共领导人以往的做法一样，明显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极力阻止苏联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这尤其在苏美关系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中国代表团成员康生同志便指责柯西金同志说，11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后者走近美国大使，并与之交谈。康生声称，“我亲眼看到，柯西金同志带着友好的表情走向美国大使。这表明，苏联政府在此类问题上持双重立场”。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向他做了充分的解释，此举不过是外交场合的惯例，任何一个政府的首脑都必须如此行事，其中包括中国的周恩来同志。谈判中出现的这个小插曲很直观地说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解决，以便能与中国同志达到相互理解。

关于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的问题，是此次谈判的重点。

中国同志坚定地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参加原定于12月15日召开的该委员会的工作。康生说，“如果你们希望讨论问题(关于召开协商会议)，但又将之与原定于12月15日召开的起草委员会硬扯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中国代表团的要求明显带有神经质的威胁和最后通牒的口吻，很显然：他们明白，如果拒绝参加兄弟党的集体会议，可能会使其陷入被动。因此，在坚持原则上必须召开协商会议的同时，我们代表团在这一问题表现了应有的灵活性。

我们向中方做了耐心的解释，即关于首先召集该委员会会议，然后再召开兄弟党协商会议的决定，这体现了61个党派的共同意愿。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代表团强调，我们并没有将召集委员会会议的日期非固定在12月15日不可，如果中国共产党原则上同意参加会议，以便通过兄弟党派的共同努力来克服(中苏间)分歧，那么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人员构成、名称和工作方式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加以解决，以便让包括中国同志在内的所有与会成员都感到满意。

我们认为，今后在解决有关起草委员会的问题上，应极力让尽可能多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兄弟党来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停止争论，关于参加协商会议，关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等都使中共领导人感到处境不利，但又不便于一概予以简单的回绝。于是，在会谈期间中国代表便借用各种理由，极力使谈判局面复杂化。例如，当周恩来同志断言“赫鲁晓夫的指令”似乎仍对苏共中央发挥作用时，米高扬同志答：在涉及与中共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方面，我们中央与赫鲁晓夫同志不存在分歧，或者可以说甚至是观点上的细微差异也不存在。

中国代表立即揪住这句话不放，并由此断定，既然这样，他们便不再期待能与苏共改善关系，因为双方继续谈判的基础已不存在。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真正成为了中国方面用来提出蛊惑性指责的口实。11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与周恩来同志的交谈中说了一些欠考虑的话。他说，赫鲁晓夫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应当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赫鲁晓夫都不可能妨碍我们”。中国代表对马利诺夫斯基的鲁莽举动反应异常强烈，认为此话是公开号召“推翻毛泽东”。他们极力渲染这些话，似乎他们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苏共中央的观点。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所说的欠思考的言语提出批评，并强调，马利诺夫斯基的个人言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代表中央的观点。中国代表已被告知，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将为自己错误的表述请求原谅。尽管这样，中国代表团仍不断重复提出这一问题，似乎认为，这样便可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

在谈判末期，中共代表的语气已变得非常平静了。这尤其表现在11月12日最后一次谈判之时。在得到了根据其请求我们所提供的苏共10月中央全会相关资料之后，中国代表声称中共将严格保守资料的机密性。与此相关，周恩来同志指出，保持(两国间)互信——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我们都需要的。他重复了当格里申同志率领的苏共代表团今年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话：“我们的争论——是暂时的现象，而团结应当是永远的。”

苏共代表团建议，在中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举行两党和两国代表的高级会晤，以便双方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并循序渐进地达到如下目标：恢复互信，加强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团结。如果举行此类会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无论是将会晤地点定在北京或莫斯科，是采取公开的方式还是秘密的，均可。

我们指出，在提出上述建议时，苏共中央遵循着一个指导原则，即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争取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的名义，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都团结起来。

周恩来答复道，他将把苏共中央的上述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还作了如下补充：(今后)我们双方都有必要在创造新环境、寻找新的交流渠道方面下工夫。“如果当你们认为，举行两国高层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你们便可就如何讨论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他在最后结论中说，好在我们两党之间协商的大门仍一直敞开着。

综上所述，可以说，尽管与中共初次谈判的成果有限，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它的积极作用。完全可能，中国领导人将这些接触只当作是“火力侦察”，借此以考察我们在捍卫苏共原则路线上的坚定性。虽然目前仍很难预料，在经过此番“侦察”之后他们将采取怎样的策略。但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放弃一些幻想之后，中共领导人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充分利用苏共10月中央全会所创造的客观前提，来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而这样的前提无疑是存在的。苏共全会的决议将使中共可以不失体面地与我们接近。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在与中共的争论中苏共的原则路线是正确的，但赫鲁晓夫同志的一些言论和举动对原本已相当复杂的两党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例如，关于他针对毛泽东同志所发出的污辱性言论，关于他匆忙将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尽管这里有必要指出，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不少挑拨离间的事)。随着赫鲁晓夫同志离开领导岗位，类似这些对苏中关系产生了相当危害的不良因素已不存在。

这不论是对我们，还是中国领导人都是件好事。显然，目前和今后我们都要实行灵活的政策，通过党和国家等渠道与中方保持联系。如果中方重新激化争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我们也将坚定地通过谈判，以平静而非谩骂的方式来解决分歧。

与此同时，我们今后将更加坚定地坚持我们党的原则立场，绝不允许放弃。在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仍会继续进行争论。我们不会去激化国际紧张局势，主动挑起军事冒险。

我们不会放弃在我们国家内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将继续大力提高劳动者的福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无论我们多么珍视与中共的友谊，但也绝不会以放弃上述理想为代价，因为党、人民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不会允许我们那样做。

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我们坚信，终有一天，中共会与其他兄弟党派一道前进。在指出这一前景的同时，对我们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共需要的已不再是争吵，而是成熟、谨慎行事和多用智慧。

同志们!

最近几周以来，主席团和书记处在与兄弟党代表会晤和谈判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今天看来，这项工作是必要的、有益的。与兄弟党的接触和会晤让我们再一次检验我们在社会主义合作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政策的基本方面。在会见过程中我们深信，我党在这方面的总方针也是正确的。

同时我们发现，对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实践任务。

关于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在尊重平等、独立和领土主权的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合作和互助。众所周知，过去就是这些原则经常被违反。

……

今后我们应该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所有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保卫这一伟大的学说不受来自左和右的攻击。

应该学会了解各国的具体条件和考虑兄弟党活动的具体环境。

马列主义政党希望独立，成为自己国家的主力。这些想法不应该妨碍，而应该帮助我们在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联合一切力量的总任务。

同志们!我党和我国人民完全赞同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这次决议得到我们外国朋友的理解。可是我们决不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存在的困难熟视无睹。

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身边有头脑敏捷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们千方百计利用我们的困难。他们能否成功，一切取决于我们在国内进行的事业。尽管对兄弟党和革命力量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援助是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是我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成就。无论从国家的观点还是从国际主义观点来看，最主要的是加强我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

过去我们看到了，现在更看清楚了，我们面临着国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只有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党的集体智慧和意志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最重要的是提高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包括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保证全党的统一和队伍的团结，加强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的组织性以及共产党员在为实现纲要规定总路线斗争中的坚定性。

РГАНИ，ф.2，оп.1，д.758，л.9-18

РГАНИ，ф.2，оп.1，д.6326，ед.хр.758，л.3-20

№25920 谢尔盖耶夫致安德罗波夫函：对苏中关系的意见和建议(1964年11月16日)

同苏共中央联络部顾问杰柳辛(Делюсин)通过高频电话进行的会谈：关于谢尔盖耶夫给安德罗波夫的信件

1964年11月底

他读了这封信，甚至读了几次。他对这封信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封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他的一些同志也阅读了该信件。信中的许多内容都同他的想法是一致的，正如你所看到的，他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了。他思考的一些问题与信件中提出的今后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这封信件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它发来的正是时候。

В.А.谢尔盖耶夫写给安德罗波夫的信(副本)

1964年11月16日

敬爱的尤里·弗拉基洛维奇：

我在外交部工作了14年多，从事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工作，特别是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外交工作者，我当然对当前的苏中关系的状况感到不安。在苏联外交部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能够非常近距离地对苏中关系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后来这种关系的复杂化和恶化的过程进行观察。由于我在工作中就我们处理中国问题的工作方式以及为反对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观点和行动而采取的措施提出的一些意见没有得到大使馆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认为应当向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阐述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我认为，现阶段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共运的团结和统一。在此方面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符合我国的利益，也是世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客观需求。我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美国明显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对外政策中的侵略性和冒险性)也要求我们坚定地在此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这就使我们必须使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进步力量加强联系，并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把一切可能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冒险家，防止世界大战。

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这一重要的目标首先会给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带来巨大的利益，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再次得到巨大的增长。

我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环节和关键问题在于实现苏中关系的正常化，恢复和加强苏中友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客观需要不仅是我们国家，而且是中国所需要的；这也是两国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需要。

调解苏中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正常化首先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这会使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体系的所有国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周围，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扩大同中国的贸易，这无疑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推向前进，在健康的合作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发展速度，加强我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统一，加强我们对中立国家的影响。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强大国家，拥有大量的国内资源，同我们存在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并且正在致力于制造原子武器。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东部边界出现这样一个敌视我们的国家，这一点无须证明。我们自然希望中国成为我们的友好邻国，而更好的情况是，使它成为我们反对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者的盟国，成为一个不是威胁到我们，而是我们在东部的屏障的国家，使其能够在我们的影响下向我们需要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影响只能在两国关系友好或者“平静的”的条件下进行。

毫无疑问，我国对中国的巨大市场感兴趣，以便用于我国的工业和作为我们所需的一些原料、矿藏和一些农产品的来源。现在，当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把他们的目标瞄向中国的时候，使中国滑向同工业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加强稳定的经贸关系的方向对我们是不利的，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积极地，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开展工作。

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实现这些目的无疑就不得不克服一些巨大的困难，当然，这需要同中国、中共领导人开展一些艰巨而紧张的工作。这些工作的范围和复杂程度可以由中国的一些复杂性反映出来，而且，由于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使这种复杂性得到了增强。我认为，在最近几年，我们在对中国的工作中经常所持的都是一种消极悲观的立场，而苏中关系的状况越来越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必须尽快再次对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审议，再次对所有的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研究的原因。

最近几年，我们中间非常盛行的一种看法是，同中国的破裂不可避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不可避免地同中共在组织上划清界限。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诚然，苏中关系的状况，同苏中关系相关的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状况，以及国际共运状况近来都变得非常复杂。公开的论战以及同这些论战相关的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这场斗争的逻辑驱使中国领导人更加敌视我们。

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行径众所周知，因此我将不予谈论。毫无疑问，苏共对中国领导人就一些意识形态问题、政治问题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行的主要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但所有复杂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和行动，关于我们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就尖锐地提了出来。我认为，需要好好地考虑考虑，为此我们以前对中国施加影响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是否妥当。

我认为，苏共中央在今年7月15日信件中所提出的如下内容是完全正确的。“在两党之间进行公开争论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诽谤性的、考虑不周的言论，这些言论妨碍了相互理解”。确实，在我们同中共和中国的相互关系中，双方都积累了非常多的诽谤性的、考虑不周的各种不健康的言辞，这些都会不可避免地促使同中国关系的破裂。

这种看法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呢？日积月累，这些看法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在此方面，来自我们驻北京大使馆的原始情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些情报则是非常不足的。而中央则在这些情报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所采取的立场的一些认识。我认为，近年来，大使馆的许多报告材料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抱有成见，有倾向性，过于单方面强调一些负面的东西，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政策相关的政策，特别是对其对外政策都一概予以谴责。

正如我们在最近的言论中所正确地强调的，把每个国家的利益同整个阵营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一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基础。我认为，在对中国的国内状况及其对外政策进行研究的时候，对这一原则考虑得不够。

诚然，正确地实现这一原则的必要的前提是应当对该国的国内局势和国际处境予以客观、科学的研究，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基础首先就要确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基本的和共同的东西；其次，要确定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国际处境，这种特点和处境在现阶段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和中国政府内外政策的一些有别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第三，要准确地确定中国领导人内外政策中的那些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危险倾向，这些倾向不仅会给中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损失，而且还会给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总路线造成损害。

如果我们在制定报告的时候都逐步遵循这种有区别的方法，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可以都接受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一些主要的、能够作为共同基础的东西，并把这种东西巩固下来；这就要求在我们的政策中必须考虑到中国国内发展的客观特点及其国际处境，并把由此产生的中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相协调，而不是把中国的特点同这些总路线对立起来。至于第三个因素——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领域的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冒险倾向，那么，在明确确定其形式和表现之后可以平静地同其进行坚决的斗争(或许，主要是秘密地进行斗争)，以便消除这种倾向，使他们“默不作声”，进行秘密讨论。同时，我认为，经验表明，现在我们有可能产生影响，使中国人在国内克服民族主义的唯意志论的错误，但只能间接地产生影响，因为这些问题都很微妙，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

我清楚地记得，当您，尤里·弗拉基洛维奇在从对河内进行访问回国的时候，在我们的大使馆内作了发言，并且特别说，把这些共同的东西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即我们同中共和中国是联合在一起的，随后会出现苏共同中共恢复友谊的共同的基础，以及苏联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近年来我们没有进行这种有区别的分析，当有人试图这样进行分析的时候，他们总会被看作是“客观主义者”，“对人们的情绪漠不关心”，甚至被看作是“维护中国的人”。

近年来，大使馆在制定报告的时候没有进行这种有区别的分析，而只是描述一些关于中国发展的不健康的现象和不健康的对外政策，事实上对中共的活动一概予以谴责，而不考虑到同中国的发展阶段相关的特性和状况；大使馆所描述的东西通常都只是一些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冒险倾向。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寻找和描述中国内外政策中表现出的冒险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不足、劣迹(众所周知，中国的这种错误表现是足够多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中国同我们在客观上联合起来的一般的事实经常被无视和忽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采取如下先入为主的论调：中国人生来就偏向于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且他们总是以朋友和共产主义者为伪装。从这一公式出发，他们所撰写的所有报告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揭露”、“展示他们奸诈的图谋”，他们的民族主义、冒险主义和沙文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难，但是，我认为，我们报告的任务应当更多一些，这些报告应当是全面的。

对中国的局势及其对外政策所进行的研究，采取的是片面的方法(在挑选材料时采取的相关方法——对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有倾向地进行加工，对一些东西进行拼凑，断章取义，利用一些个别的、有时候是偶然的事件，对一些材料和言论没有进行足够的核实，采用一些不可靠的消息来源)，比如，采用当地苏联籍移民的言论，以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材料进行推断，以及新华社半公开发行的材料——《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夸大当地外交使团的一些传闻等，以此作为其结论的主要论据。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信息通常会增加一些在逻辑上不合常规的结论，增加一些无谓的猜测，做出更加“尖锐”的评价，寻找更加强烈的表述。

中国方面的一些重要材料以及中国政府的一些官方声明事实上却被忽视了，被看作是“谎言”和“虚伪”，却没有关于中国国内状况及其对外政策的一些非官方的消息。在中国外交部之外，同中国代表进行的非正式的联系、会谈和接触事实上完全没有。事实上没有对中国代表开展工作，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客观上的困难。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不仅没有认识到这种必要性，而且甚至认为这样的会谈没有必要。同外交使团的联系基本上是同支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中立国家的外交使团建立的联系。

因此，在了解大使馆的报告材料的时候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一些轻率的、论据不充分的内容。通常反映的关于中国人的所有行动的都是一些阴暗的方面，而没有一些主要是健康的方面，反映的通常都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幻想。中共和中国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言论要么被看作是冒险主义(常常喊叫的反美主义)，要么被看作是企图突出表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便“为自己辩护”，“应对我们的批评”，“欺骗和误导其他党”……中国方面所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都必定被看作是沙文主义、冒险主义，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被看作是反苏分子。

中国一些正面的东西及其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仅被看作是“中共领导人为了巩固其在国内反对苏共和苏联的立场，为了推行其冒险主义路线”等，也就是被看作是不利于我们的事情。无论中国人做什么都是不好的。这样就使自己“不能自拔”。

如果根据我们的报告材料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同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了，已经不存在和中国进行团结和接近的任何的基础，甚至是联合起来共同发表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声明。从这种立场“自然会”得出关于苏联和中国的政策“根本对立”的结论，中国对我们采取的都是敌对的政策，任何使关系正常化的企图都是无望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当不存在共同基础的时候，当中国的社会制度遭受怀疑的时候，当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代表的声明完全都不相信的时候，而一切都被看作是虚伪的表现的时候，自然就谈不上关系正常化和加强团结了。

正是这样的结论以及根据这些结论提出的建议使两党关系向分裂的方向发展，大使馆的许多报告材料都多次坚定地强调了这一点。大使馆提出的建议主要都是建议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向中国人施加政治上的压力，来“劝服”他们，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手段，“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更大的打击”。在对外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孤立”他们，可以通过中国内外困难的加剧和深化来迫使中国领导人改变其政策。我们的工作人员遵循的正是这样的方针。事实上他们没有寻找现实的途径来使关系正常化。

无疑，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对中国采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产生了影响。我认为，在公开论战的过程中以及在公开论战开始之前，我们有时候表现得过于急躁，耐心不够，扩大了一些消极影响，在一些情况下把中共和中国的政策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人为地对立起来。而我们为对中国施加影响而采取的一些方法和手段未必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认为，从国家政策方面来说，我们对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是过于匆忙了，过于情绪化，比如，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这导致中国对我们工业设备的购买减少了，整个贸易也减少了，还引起了其他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没有履行已经签署的合同等。另外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公开批评中国在印中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这导致了在推行对中立国家已经协商一致的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困难，使情况更加复杂。这还被印度右翼大肆利用来挑拨苏中关系，使两国关系更加恶化。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就巩固亚非团结问题上对中国做出的一些言论也是不正确的。

近来，在公开论战的过程中我们的报刊总是充斥一些有失风度的、刺耳的论调，而“论战”本身有时候也变成了对骂。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同志侮辱中国人的一些言论，其中包括他多次重复说，在中国“几个人不得不只穿一条裤子”。这是在挖苦中国人的贫穷，在中国确实存在饥荒和重大困难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说这种话无疑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这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只会对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火上浇油。

我认为，在论战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应该(尽管遭受中国的攻击)论及一些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共的党内政策问题，特别是不应通过政府发表声明。

我产生的印象是，这种反对中国领导人错误想法和行为的斗争方法是无效的。这反而会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素材，使他们来开展反苏宣传。这种斗争方法在客观上只会激化情绪，使事态更为严重，削弱相互信任，使关系更为复杂；而不是克服分歧，最终导致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组织上双方都划清界限，有时候还会使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中立国家的关系复杂化。

在这场论战中中国人对我们以牙还牙，甚至做得更甚。随着情绪的激化他们从对我们的一些行为和发表的一些声明的批评转而对我们整个对外政策不加区别地一概予以否定和贬斥，后来开始对苏共的党内政策进行诽谤，开始从多方面在政治上对我国和我党展开斗争。尽管中国人也试图强调说，他们的斗争和批评是为了“反对赫鲁晓夫领导层的修正主义”。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却远远超出了批评赫鲁晓夫的范围，并且开始对整个苏共进行攻击。在中国掀起了反苏的热潮。这种状况被民族主义者所利用，他们利用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和民族自尊心，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敌视和仇恨被转到了我们整个党和苏联人民身上。毕竟，民族主义浪潮是自发的。遗憾的是，甚至许多以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受这一浪潮的影响也转到了我们的对立面。

由于事态的这样发展，在我国的东部边界上不再是对我们友好的盟国，而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凶狠而狡猾的对手。在我国的东方出现了以中国以及与其相邻的亚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越南)为代表的第二条战线，其危险程度不亚于西部战线。我们同中国关系的复杂化还加剧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的离心倾向和动摇情绪。随着苏中关系的恶化这种倾向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中国人那些令人憎恨的分裂主义行径加剧了这一进程，他们利用了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企图“打入楔子”。

中苏双方的这种互斗是徒劳而无益的，它只会使帝国主义者得利。这越来越多地分散了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和资源。

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内外政策中推行的一些民族主义行为和歪曲事实的行为是否存在问题？当然是存在问题的，并且应当被我们逐渐注意。但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过去采用的反对中国冒险主义的斗争方法和斗争形式是否正确？正如经验所表明的，“打击”和“孤立”未必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我认为，他们只是深深地受到了民族主义的伤害，就把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对我们进行反击，并且在实践中甚至鼓励民族主义者，使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影响。这种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反过来被用于反对我们自己，给我们带来了危害。采用这些斗争方法和方式的结果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只是遭受了损失。

看起来，应该对我们在反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中需要采取的新的斗争方式、方法和策略进行好好的考虑，它们应当有别于以前的斗争方式、方法和策略，但是应该更加有效。我认为，新的局势使得我们更加容易寻找这种斗争策略。

赫鲁晓夫被免除职务以及双方事实上公开停止论战，尽管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分歧仍然没有消除，但现在仍然是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转折时期。当然，同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存在重大分歧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应最大程度地巩固已经出现的“和解”趋势并尽力不再像以前那样转入公开论战、采取以前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后者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这会使我们今后同中国的关系更加复杂，或许还会加深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并随后削弱我国的国际地位。

看起来，较为有利和对我们较为有益的方法是采取一切手段来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发生根本的转变，来使我们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相接近，来巩固公开论战中的“休战”状态。我还认为，最好不要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等待“中国人反思自己”，而应相反，应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使中国“不能脱离”我们。

毫无疑问，苏中关系的巩固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而且还取决于中国方面。但是，根据中国人近来的一些行为(周恩来到莫斯科访问，中国报刊事实上停止了对苏联和苏共的攻击，发布了我们的一些主要的政治文件，不再散发那些我们众所周知的用外语出版的出版物等)来看，中国方面在同我们的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和主动。无论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图是什么，看起来，中国人立场中出现的这些新因素都反映了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转变，而对此我们是能够利用的。

我认为，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存在巨大的客观可能性。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国人对此都感兴趣。我们两国存在共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中国对外政策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针都为苏共同中共、苏联同中国之间恢复合作提供了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切实际的。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推动着中国与我们接近。

首先，对于中国和中国领导人来说，越来越突出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必须恢复同苏联的经济合作和联系。在“大跃进”期间，中国人做了许多蠢事，犯了许多唯意志论的错误，生活给了他们惨痛的教训。从各方面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从中吸取了教训，尽管他们没有公开谈论(中国想“保存脸面”)。现在他们在试图使国内的经济生活正常化，在逐步转而实行较为正确的社会主义经济方法。中国基本上正在从“大跃进”中得到回复。但是迄今为止，中国人未能使主要的工业领域得到恢复。中国急需现有企业中使用我们的设备的配件，急需一些设备来建设被搁置起来的企业，急需建设新的工厂的设备。每拖延一个月都会给中国的经济、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中国人试图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相关设备和得到相应的帮助，但目前他们还没有取得大的成效。

对工业设备和科技经验的需求推动中国恢复同我们的良好关系。这将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条件再次成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力量。我们不应放弃这种机会，应当在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前，重返中国市场。

我认为，推动中国人急于同我们恢复关系的第二个具体的因素是中国坚决加强国防能力的需求。军事技术老化和陈旧，现代航空工业极弱，原子弹的制造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些都使得中国面对美国对其东南沿海进行的侵略活动事实上无力防御，特别是在拥有现代化空军的美国面前。尽管中国人很勇敢，但他们明显感到自己在军事上的落后。他们所有的关于原子弹是“吹出来的”的口号以及进行350次“严重警告”都表现了中国国防力量的落后。

中国当然不能指望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相应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得到新的军事技术的唯一来源就是苏联。这又为我们使中国在军事上“依赖于”我们、加强我们对中国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总的来说，同苏联改善关系的趋势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领导人的客观意图、愿望或者是“真诚”，而且是由一些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行为的一些表现。因此，我认为，把近来中国领导人采取的一些措施看作是针对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虚假的意图”、“奸诈的图谋”，看作是被授意做出的“不真诚的意图”是不正确的。中国的民族利益驱使其领导人趋向我们，尽管他们都很自负。

我认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中国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的趋势必须得到支持并被我们所利用，因为这种趋势对我们有利，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利，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有利。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形成了新的局势，并出现了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新的趋势。这使我们处于主动的地位，还使中国方面不致丧失许多威信。尽管中国人把苏共领导层的变更看作是赫鲁晓夫政策的破产造成的后果，尽管他们看起来将会企图对我们施加政治上的压力，或许会在一些具体的舞台上提出各类“最后通牒”，但是，他们未必愿意主动采取措施使苏中关系更加恶化，因为他们明白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毫无前途的。

但是我认为，新的局势使得我们必须在对外政策中改变对中国的策略，其中包括转而采取一些不致使中国疏远我们的方法，使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依赖”我们。以前的策略、方法和方式未必能达到这一点。在此方面，为达到这一目的，希望能够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宣传上采取一些措施，以便逐步加强中国同我们的联系，不必匆忙，不必一蹴而就，要沉着冷静，考虑到各种“支持”和“反对”，要考虑到尊严，循序渐进，以便不引起我们朋友的不安，但同时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迅速采取行动，不把扩大这种关系的主动权转到中国人手中。看起来，在这一工作中，在开始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把在国家关系正常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同苏共和中共关系的发展方面采取的措施区分开来。因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

我完全赞成最近我们的所有发言以及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方面所做的工作，此外，我还想谈论一些关于我们可以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我认为，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在党的关系方面：

1.尽力使目前的状况稳定和巩固下来，也就是事实上双方都停止公开的论战，使两党关系转入秘密谈判阶段。在这一问题上，在此阶段希望我们的报刊不要发表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对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批评的材料，也不要发表关于兄弟党进行的这样的批评的材料，因为这会带来再次爆发公开论战，使局势的发展陷入以前的轨道的危险。

2.因为停止公开的论战本身并不能导致现有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最好应当做好今后进行谈判和同中国的错误作斗争的准备，应当对导致分歧的每一个问题的原因再次进行仔细研究，再次客观而毫无成见地对中共和中国根据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采取的内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和内容进行研究。在这一工作中应当着重指出中国发展中及其对外政策中反对帝国主义方向中的一些总的、积极的因素。这些总的和主要的方向应当被看作是苏共和中共团结的基础，在苏共和中共代表进行会见后制定的共同宣言和联合公报中可以以相应的条款记录下来。

同时，最好对中国对外政策中固有的民族主义的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些特点)，以便在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对外政策路线的时候正确地考虑到这些特点。还应当明确地确定中国领导人对外政策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并对其予以研究(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根本上同大多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是有分歧的)，并对其继续从原则上给予这种趋势和不良倾向进行严厉的批评，在有针对性地对其予以沉痛的打击的同时，在这些问题上未必要牵扯到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对内政策。

3.当然，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应当继续同那些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尖锐批评的兄弟党领导人一起开展工作，或许，在短短的时间内难以使他们像我们一样改变他们的策略和斗争形式。毫无疑问，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表现出最大的谨慎，采取一定的策略，以便不使我们的朋友们为难，不使他们脱离我们，但同时不使他们陷入关于同中国打交道的形式的这些问题中。

4.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像以前一样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提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建议，来解决争论以及一些成熟的国际问题，并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应当强调，现在各国共产党团结的基础应当是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这些都是集体制定和签署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只有通过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来增加或者修改。

5.同时，考虑到中国人在关于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的日期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立场呢？是否应该同其他的兄弟党进行磋商，把这次会议的召开推后一段时间呢？为了我们的利益，是否应当让关于起草委员会召开的时间这一问题产生阻碍作用呢？使我们失去恢复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机会，失去同世界上另一个最大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大联系的机会呢？或许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共产党追随他们，由于中国人的自负，或许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这些党的破裂。

6.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试图再次寻找一个共同的基础，在苏共和中共代表再次举行的双边会谈的过程中团结中国共产党呢？而随后在这些谈判没有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在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及追随中共的其他党的情况下来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和共产党国际会议呢？

我谈论的这些都只是为了提出问题，因为中央当然会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在国家关系方面：

非常可能的是，在新形势下中国方面可能愿意扩大苏中贸易、经济、文化和科技合作，在这些方面中国很感兴趣。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来促进这种合作，扩展在此方面与我们有利的联系。

1.在此方面现在应该就如下一些问题拟定一些建议：我们可以向中国供应什么样的工业设备和零件，还应当向中国方面征询他们的需求。

2.在科技合作领域中国方面以前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供应设备和物资的请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遭到了我们的搁置，或许应当满足其中的一些请求。

3.如果中国方面感兴趣的话，或许在适当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再次声明说，我们愿意向中国派遣技术专家。

4.我认为，今后应当希望再次审议关于向中国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共同建设从伊尔库茨克地区经由中国东北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输油管道(这也是使中国在经济上依赖我们的一种手段)。而这也可以保障我们在太平洋沿岸向日本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输出石油。通过中国领土建设这一输油管道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更不用说这还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理由，向中国派遣我们的专家。

5.由于我们希望中国“依赖”于我国强大的经济，希望加强我们对中国的影响，一旦苏中经济关系正常化，看起来，应当对关于接受中国加入经互会的问题进行研究，或者确切地说就是对关于大力扩大经互会的市场问题进行研究。大家都知道，在最近中国人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件中提出来关于扩大经互会的建议。这给了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理由，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动机。

6.我认为，由我们主动提出关于帮助中国加强其国防能力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的建议非常重要。当然，只有在中国人同意同我们解决边界问题的情况下才能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在此方面对中国提供帮助可以成为加强苏联同中国联盟关系的基础，还可以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工业技术上“依赖”我们。此外，我认为，应当认为中国未来必定会在所谓的“新技术”领域取得进步，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在对外政策领域：

毫无疑问，应当特别注意关于恢复关系的问题，如果不能恢复团结的话，至少苏联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这种协调行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我们的对外活动不仅会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力反对，而且中国也会发表一些言论和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一些措施加以反对，而或许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追随他们。

1.在这一问题上应当把苏联和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些共同的原则和目标区分出来，并在一次或几次政府的联合声明中巩固下来，这可以成为在国际舞台上采取共同行动的基础。比如，为和平和防止世界大战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特别是反对美国的侵略冒险政策，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完全禁止原子武器而斗争，以及在关于现代国际局势的一些问题上——德国问题、越南局势问题、老挝问题、刚果问题、古巴的安全保障问题、在马来亚问题上的立场等。

2.应当在我们的报刊上开始阐述(要考虑到相关性)中国政府的一些对外政策活动，这些活动应该对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总的对外政策路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还应全文或者以节录的形式发表中国政府的一些声明，或者中共领导人就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发表的声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一些主要文件中国方面都是全文发表的)。

3.在一定的阶段应当表现出我们的报刊对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提出的一些建议的支持，这些建议对于维护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应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应当基本符合我国的对外政策路线。比如，我认为，关于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完全禁止原子武器的提议可以一般地表示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强调，我们早就提出了这一建议，并且从来都没有收回这一建议。

由于中国爆炸原子弹已经完全是一个事实，我认为，为了我们的利益应当主动表现出愿意帮助中国进入所谓的“核大国”行列，尽管徒有其名。在就这一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些一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核大国”参加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共同的为实现完全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

4.可以再次尝试通过磋商，同中国协调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总路线。我认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比在其他问题上能够更加容易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同时，看起来在印度支那地区上美国最近更加可能进行挑衅，推动我们同中国在此共同行动(美国在老挝问题上积极采取的军事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

应当更加积极地支持在此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在我们的报刊上开展广泛的运动，制止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干涉。我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拒绝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斗争，不应该放弃担任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角色。放弃这一点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还会被美国用来破坏日内瓦协议，该协议总的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它束缚了帝国主义者。

5.或许应当审议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延期批准在最近召开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对联合国宪章进行变更的问题，利用这一问题通过亚非国家对美国及其追随者施加压力，以便尽快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可以宣布说，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为扩大他们在联合国这一组织的代表权而进行的正当的斗争，但是不能批准有违联合国宪章的修改，直到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权利。

6.最好我们还能够主动向中国人提出关于停止在各类国际会议的发言中相互进行批评的问题，以后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应当努力事先进行协调，确定共同的发言的方针。

有理由认为，所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都会导致中国以及倾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支持我们其他的对外政策措施，或者至少不会努力破坏这些对外政策措施。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偏离我们的总路线，可以逐步贯彻这一路线，同时能够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对外政策活动“纳入”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中，并以此加强斗争的主要方向。

无疑，今后的实践活动会提出许多新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手段，来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改善这种关系。毫无疑问，中央会更加清楚，在此方面应当在什么样的时间内、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循序渐进地采取这些措施。

当然，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和加强这种关系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需要付诸巨大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

看起来，这一过程最初会遭遇到中国旧的保守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抵制，他们最近鼓吹反苏宣传，设置一些障碍，而一旦同苏联改善了关系，他们将会被迫退后。同时，我们在苏中恢复关系方面采取主动还可以对中国的健康力量提供帮助，使他们压倒民族主义者。

一些同我们友好的国家和党试图继续积极地同中共展开公开论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阻碍因素，看起来必须对他们开展工作。使他们转而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方法，同中国的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作斗争或许需要一些时间。

同时，我认为，采取新的对华工作方法中的一个客观上的困难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部分从事中国问题的工作人员出于惯性对中国采取消极的态度，不信任中国，不能明了加强苏中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采取以前的方法对待这些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苏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将意味着他们以前的看法和结论得到了证明：我们同中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我认为，不相信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可能性会使一些同志出现一种趋势，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遵循以前的准则和判断，不由自主地寻找论据来证明这些判断，以中央提出的必须“警觉”，“提高警惕”为借口，以反对中国人的“虚伪和狡诈”为借口，夸大和鼓吹现有的一些消极因素和事实，而不顾其一般的联系，然后他们会以此不由自主地妨碍我们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苏中合作，阻碍利用一些新的机会。

遗憾的是，我认为，现在在我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身上就存在这类现象，他们受以前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影响太深了。受这种工作方法的影响，他们难以看到一些新的现象，难以看到苏中恢复合作的可能性和前景，难以随后促进这种合作的实现。

或许，我们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在这种工作方法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教育工作中，一旦明白并揭露了中共领导人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看起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就会不由自主地形成一种总的对中国人感到厌恶的情感，因此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一条足够明确的界限——中共领导人行动的界限在哪里？中国人民的界限在哪里？在这一问题上值得深思，为什么在我们的集体中会发生类似扎哈罗夫(贸易代表处的科员)同志的行为？他在今年10月25日在喝了一点酒之后，先是试图用手枪，后来用猎刀刺向了一名中国警卫。这是不是深深地表现了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呢？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应当好好地考虑一下，可以让一些同志暂时脱离涉及苏中关系方面的工作，而在随后，如果可以的话，当他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再返回这一工作领域。

我认为，这些同志，其中也包括契尔沃年科大使，在我们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情况下，他看起来也非常难以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我认为，即使在最近一段时间，即使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体会议之后，他仍然在极力强调和证明说，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没有任何新的变化，“一切仍然照旧”，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工作形式。这种想法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大使馆的工作产生影响。他对大使馆对外工作方面的态度也是这样。

同时，老实说，对于任命Ф.В.莫丘利斯基同志为大使馆的顾问令我感到吃惊，该同志从今年6月份到大使馆工作。

当然，在此谈论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中央是英明的，将会明白，这是否正确。

最后想就我们对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工作的形式和采取的策略谈论一些总的想法。

现在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并且这一体系正在不断发展，在这一体系中的各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利益，这些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这种民族利益和民族特点经常会赋予对外政策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使对外政策转化成一些不健康的甚至是有害的形式。

当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还不成熟的时候，它们自然被迫在政治和经济上会更多地依赖我们。但是，随着它们的发展和巩固，它们这些国家会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它们特殊的民族利益会对它们的对外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尽管这些都是一般自发的趋势，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在国际领域协调总路线变得更为困难，而这些总路线是完全能够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的。这首先会使我国的外交活动变得更为复杂，而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先锋作用是得到了承认的。大家都还承认，苏联的政策和行动同坚如磐石的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统一的有机体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事实上，为了使我们能够起到先锋作用，看起来就必须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集中并融合进我们的政策中，把它们汇聚为统一的总路线和统一的行动，尽管有时候这些政策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一任务使得我们这一先锋国家担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不干涉某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政策，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善于找到并强调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的共同的基本的东西，善于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国内特点及其对外政策，在现阶段消除这些情况是不现实的。无疑，在这一问题上需要考虑到，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对外政策的手段的能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们的对外政治联系的状况，比如在联合国的地位等)。

当然，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太强大，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也不大的时候，相对容易达成协议，而随后它们完全会失去先锋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但是当它们同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国际地位的特点及其对外政策就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以致它们经常会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不同于我们的政策，更何况这些特点被作为中国领导人民族主义和激进的观点和行动被予以强调和鼓吹。

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一国的大小及其对外政策的特点，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耐心地选择一条共同的、协调一致的立场，如果不能一下子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一具体的问题就应当暂时被搁置起来。

这意味着必须不断地加强协调，把每一个国家的政策纳入共同的总路线中，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状况和特点，通过定期地交换意见和进行协商，尽可能避免采取那些尽管总的来说是共同的和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不适合某一个或某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措施，这些措施随后仍然会是准备不充分的，从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角度来看还不是成熟的措施。

在这一问题上，看起来有必要成立一个合作组织，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组织各种“劳动分工”，该组织的任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对外政策上进行“乐队扮演和演出”，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对外政策的“工具”，并演奏它所拥有的乐器，由于它们被统一指挥，那么就会达到共同的、一致的目的。

在新的局势下，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工作形式相对简单，比如向一些共产党中央及其政府通报我们采取的一些行动的意图(也即是说，这只是我们行动的一个例子，需要注意的是，它会被其他所有的国家效仿)，在我看来，这些做得都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制定总的路线的立场的方法，其途径就是事先就我们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和措施进行协调，事先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交换意见，要强调它们的平等地位，以便随后在仔细地考虑到它们的意见和想法的基础上就实施该项行动或者发表的声明的方法、策略途径和方式问题通过最终的决议，以便不损害某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看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站在同一阵线并采取共同行动。在整个问题上，我认为与其做得慢一点，不如做得漂亮一些，以便我们采取的每一项对外政策措施都能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当然，这需要我们在外交上付出巨大的努力，需要我国驻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代表都更加积极地展开工作，或许，苏联外交部领导人需要更加经常地到相关国家进行访问，来协调出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唯一有效的途径，它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出现新的分歧，避免使事态复杂，它无疑首先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这不仅不会束缚我们在对外政策上的主动性，反而会保障整个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坚定地采取统一的行动。苏共和苏联的先锋作用决定提出对外政策的主动权将始终掌握在我们手中。

是否会出现如下问题：根据上述所述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总路线是否会过多地束缚我们自己的行动，丧失我们的先锋作用？不，这是不可能的。苏共和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在国际共运中的先锋作用是由一些不可遏制的客观因素决定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它已经积累了最为丰富的经验，现在正在指引其他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苏联是国土最大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我国的经济、技术和政治正在以高速度继续向前发展，在马列主义理论上也不断向前发展。苏联和苏共在所有这些领域都起着领导作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赶上。这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无论是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或是在国际安全方面，我国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威望。

所有这些客观因素都是苏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共在其他共产党中发挥先锋作用的客观基础。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在我们的正确政策下中国领导人会危及我们的先锋作用。尽管中国领导人在主观上有发挥先锋作用的意图，但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现在没有，或许将来也不会拥有客观的物质基础来发挥像我们国家所发挥的那种先锋作用，中国既没有发达的工业，也没有在整体上发达的经济，没有像苏联所拥有的那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反，中国过去犯了许多错误，得到了许多教训，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失败，这是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忘记的。

因此，苏共和苏联完全可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先锋作用。而且，我认为，在现在这一时刻我们必须全力充分利用各个机会，以便达到如下这一伟大的目标：恢复和加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党的团结和共同行动，这要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基础，而事实上，这当然是以我们的总路线为基础。

在该信件中我难以更加具体和详细地阐述我的一些想法。或许，并非所有的想法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认为其中的一些想法是值得关注的，并且需要澄清的话，我愿意另外进行解释，另外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谢尔盖耶夫

1955年入党，哲学副博士

1964年11月16日

ГАРФ，ф.10026，оп.4，д.2870，л.83-114

№20775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与兄弟党会谈的结果(1964年11月16日)

…… [344]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同志们，在现任中央委员会168名委员中共有146名出席了本次中央全会。其余未到会的委员都有正当的理由：出差、生病等。149位中央候补委员中到会的有137人，监察委员会委员到会的有54人。

那么，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宣布本次全会开幕。有人反对吗？

表决：没有。

……

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报告：对于同一些兄弟党谈判和磋商的总结。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全体会议决议的国际反响；兄弟党请求苏共中央对10月全体会议决议更加详细的解释，苏共中央满足了他们的请求，同兄弟党进行了谈判。讨论同兄弟党之间产生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挑起的中苏争论的消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建议派遣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支持中共中央的建议。勃列日涅夫认为他们有责任利用一切机会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常化。除阿尔巴尼亚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都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参加了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纪念活动。

关于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

……

波德戈尔内：同志们，下面进行下一个问题——关于11月在莫斯科(我们)与一些兄弟党派谈判和协商的结果。

发言的是勃列日涅夫同志。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苏共中央全会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通报关于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与一系列兄弟党派之间进行的谈判和协商情况。

在10月中央全会上我们讨论的当然都是我们党内的问题。不过，由于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具有的重大国际意义，因而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密切关注的焦点。

一些反动政治集团和资产阶级报刊也不遗余力地歪曲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含义，企图在群众中散布各种的谣言，即似乎苏共由于解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职务而随即也改变了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在全会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使一些外国人迷失了方向。在那一段日子里，从个别兄弟党领导人的言论中我们甚至已感了些许担心和不安。

针对这一情况，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以及苏联报刊均作了相应的解释，以表明苏共仍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列宁主义方针，忠诚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党的路线以及我们党的纲领。我们所作的这些解释性说明得到了所有进步人士和社会舆论的热烈欢迎。而所有坚持历次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立场的马列主义政党也对我们表示拥护。苏共中央通过秘密方式向各兄弟党通报了10月中央全会的相关决议，以帮助其正确地评价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一些兄弟党还要求我们提供关于全会结果的补充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请求，并在莫斯科接待了澳大利亚、英国、匈牙利、丹麦、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我们还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和泽登巴尔 [345] 同志举行了会谈。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我们应当与其他社会国家兄弟党举行会谈。我们还讨论了关于如何向中共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兄弟党领导人通报10月中央全会情况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几年间，中共领导人在共产党运动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近期，这场辩论已变得完全公开化了，并经常采取的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方式。该辩论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我们党与朝鲜、越南、日本、印尼等国兄弟党的关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思考了关于与这些党的领导人接触的可能性问题，以便相互讨论所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十月革命节前夕，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并建议派一个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庆典。

在向我国大使通报上述建议的同时，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想借此与苏共领导人建立联系。”我们接受了中方的这一建议。中方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即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此期间，除了南斯拉夫外应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都前往莫斯科。而针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除了南斯拉夫”，这是否是中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中国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说，这只应看作是中方给苏方的一个建议。

我们认为，利用一切可能来谋求中共与苏共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以及改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友好合作的环境，这是我们的责任。正是基于这一初衷，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事先与相关国家的兄弟党进行了协商之后，决定邀请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来莫斯科。我们给阿尔巴尼亚发出的邀请是通过对外友好协会的渠道进行的。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的，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并派来了自己的代表团。我们还考虑应当同时邀请阿尔及利亚党政代表团来访。

在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谈的过程中，我们涉及了广泛的问题。但双边协商和谈判的核心问题主要是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以及召集各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

下面我们简要地谈谈这些问题。

一系列会谈情况表明，各兄弟党代表完全支持苏共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称赞我们党的列宁主义路线。

许多外国共产党组织表示要坚定地、无条件地与这些决议保持一致。许多共产党在给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祝辞中均表示支持10月中央全会决议。

与此同时这些会谈也证明，个别共产党领导人依然对免除赫鲁晓夫同志职务的问题抱有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意大利共产党所坚持的立场。在称赞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同时，该党领导人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理由是意大利同志们对这些决议的性质及其通报的方式感到意外。

持上述类似观点的还有英国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

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在会谈期间极力向各兄弟党代表作了解释，即一些兄弟党的观点并不符合苏联国内现有的实际情况，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是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模式的真正体现。通过这些会谈我们解决了与兄弟党之间所存在的许多问题，虽然仍存在有一些众所周知的观点上的差异。但最终，苏共中央主席团和各兄弟党的同志们都极力强调，在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观点上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妨碍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友好团结关系。

总体而言，我们与来访的各代表团所举行的会面和会谈是非常有益的。通过这些会谈，使我们有机会向朋友们解释一系列与10月中央全会相关的问题，并与其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一些问题。

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和几个月以前已协商过的准备于12月15日开始工作的编辑委员会等问题，在我们与各兄弟党的谈判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越南和朝鲜等共产党对该国际会议和委员会持强烈反对的立场。跟从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尼亚同志仍与上述党派联合起来，并声称只有在全体与会者都同意的情况下编辑委员会才可以开始工作。英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代表认为，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他们并不拒绝在召集时参与会议和编辑委员会的工作。

正如大家都看到的，情况是相当复杂。已有61个党表示应召集此次国际会议，而在26个党中已有19个决定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至于一些代表团是否赞成将编辑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日期定于12月15日，这倒不是什么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主席团认为，这个问题仍需要与各兄弟党进行研究和商议，并最终确定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的期限。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关于我们与中共代表的谈判情况。

同志们，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收到了中共关于派遣代表团来莫斯科的建议之后，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中央主席团便立刻向中央委员们作了通报。从通报中大家都已知道，我们同意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在我们两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建议。当然，我们很清楚，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建议的背后可能隐藏着这样的打算，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继续制造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事件。

我们已了解到，中共领导人把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看作是自己在这场思想论战中所赢得的胜利，从而能够将自己的政治路线强加给我们党和其他兄弟党派。

就在不久前，中国召集了一系列会议，期间他们宣称，“赫鲁晓夫下台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胜利，是反对‘当代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中国报刊转载了艾地同志的发言内容，即在苏联和中国之间新的相互接近的道路上仍存在着“困难和阻碍，这都是因为苏共在自己的活动中依然继续坚持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艾地认为，对我们党的大会决议应当重新加以研究。

尽管存在着上述这些情况，苏共中央主席团仍认为有必要利用这次与中共接触的机会，来了解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是否已准备采取一些最起码的实际步骤，以促进苏中关系的正常化。

中央主席团认为，我们自己应当坚决强调，我们党将始终不渝地坚持苏共历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苏共党纲和莫斯科历次会议文件。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建议中国代表团采取一些旨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设性步骤，并就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问题交换意见。

我们认为，利用这次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机会将有益于我们向其提出如下建议：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停止反对兄弟党的宣传活动，放弃干涉其他兄弟党的内部事务。

另外，我们还打算建议中国领导人，以便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以促进苏中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

我们的确是带着良好的意愿来进行这些谈判的，并极力使谈判进程走上建设性的轨道。　

我们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于11月8日开始，并在11月9日、11日和12日继续进行。

其中一些会谈常常是连续进行7个小时以上，会谈的内容既复杂又沉重，根本无法用速记的方式来记录。

会议伊始，情况就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谈判将是复杂而沉重的。中国代表试图利用当前形势对我们施压。他们对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反应积极并强调，这些决议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但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又极力证明，目前还没有出现有利于改善苏中两国关系的新的条件，因为苏共依然维持自己的总路线不变。他们甚至宣称，不可能将中共的正确路线与苏共的错误路线相提并论。

会谈期间，我方代表团始终以平静而坚定的态度向中共代表解释，苏共行动纲领和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反映的并非是某个人的个人观点，而是代表了我们全党的意志。我们提请中国同志注意，我们代表团并没有在谈判期间向中方提出重新审视中共领导人路线的问题，虽然对其中有许多问题我们均持不同见解。

我们声明，如果每个代表团都要求其他党重新研究自己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必将走入死胡同，而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在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当总往后看，而应当着眼于未来。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在存在分歧的条件下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打下基础。至于那些涉及原则性的有争议问题，我们认为，双方都应当努力创造条件，留出足够的时间和创造更多的一起工作的机会，以便能够通过正常的、平心静气的方式来讨论这些已产生的分歧。

我们建议中共停止公开论战，并参加各兄弟党国际会议和编辑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我们还建议中国代表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如苏共和中共应采取哪些共同举措以巩固反帝阵线。

讨论这些问题占用了我们谈判的许多时间。我们代表团极力以各种方式建议停止论战和召集编辑委员会会议，并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正常化和改善与中共的关系。

应当说，中国同志，尤其是在谈判初期总是极力回避讨论我们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而当涉及苏共中央将坚持自己的总路线不变的问题时，他们表示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甚至还说，如果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方针和维持自己的党纲，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停止斗争。

应当说，同志们，我们并不害怕论战。我们的马列主义立场是强大的，而且得到了绝大多数兄弟党的拥护。我们认为，公开的论战，尤其是采取那些近一段时期所表现出的那样的论战方式，只能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的危害。也正是因此，苏共中央才建议停止公开论战。

在表示不愿意讨论加强反帝战线团结的具体措施的同时，中国代表身上还相当明确地反映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共领导人依然极力阻止我们执行和平共处政策，这在苏联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与我们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甚至说，中共和苏共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直接取决于苏联是否仍继续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关键要看，苏方提出这一问题的语气和性质如何。中国代表团成员康生同志甚至指责柯西金同志的如下行为，即在11月7日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后者竟然走近美国大使并与之交谈。康生宣称，“当柯西金同志以友好的姿态走近美国大使时，我都感到脸红。他(柯西金)对待帝国主义分子的态度表明，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具有两面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对康生同志作了通情达理的解释，即这不过只是约定俗成的外交礼仪罢了，任何一个政府首脑都会这样做的，其中包括周恩来同志本人在内。我这里提及这件事的目的在于，这个细小的插曲直观地说明了中国同志所坚持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性质。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苏联肩负着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责任。我们国家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而这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可是，当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建议中国代表讨论关于在反帝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时，他们却拒绝了我们的建议。

我有些跑题了，请不要把这些话记入速记记录……(勃列日涅夫同志脱离报告讲稿所说的那些话没有被记入速记记录。)

关于召集编辑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也在谈判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同志坚决地声明，中共将不参加已计划于12月15日召集的该委员会的工作。康生宣称，“如果你们想要讨论问题，而同时又想把12月15日举行的编辑委员会与前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中国代表团的这些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中明显透露出神经质。从谈判的过程中可看出，他们也清楚，拒绝与兄弟党采取共同行动可能会置自己于尴尬的境地。因此，在坚持必须召集会议的同时，我们代表团也作了耐心的解释工作。我们对他们说，关于召集这次委员会会议以及随后的各兄弟党国际会议等决定代表了61个党的意愿。我们强调，召集会议的日期并不是非要定在12月15日不可，如果中共原则上同意参加会议，并愿意与各兄弟党共同致力解决所存在的分歧，那么关于召集委员会会议的具体日期、人员构成、名称和工作方式等我们还可以再商量，以便使包括中国同志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我们打算，今后在解决编辑委员会的相关问题时我们应当尽一切可能，以便使包括中共在内的尽可能多的兄弟党都能够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参加会议和共同致力于反帝斗争的建议是不可以被简单地拒绝的，因为这将置中共领导人于极其不利的境地。因此在与我们会谈期间，中国代表极力使用各种借口以使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

我们代表团始终采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论据充分地提出其他建设性建议，应当说，最终，中国同志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对我们说出了实情，即他们无权进行谈判。他们宣称，“我们的使命在于，建立与苏共的关系和研究目前的形势”。这一正式声明是由周恩来同志做出的。

在谈判的最后，中共代表们也开始采用比较平静的语气了。这尤其表现在11月12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在接受了我们根据其要求所提供的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相关资料之后，中国代表承诺，中共将会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保密。对此，周恩来同志指出，相互信任——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我们必须做到的。

苏共代表团在最后一次会谈中提出了如下建议——只要中方做好了准备，就可以举行中苏两党和两国代表之间的高级会谈，以便双方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并一步步地使事情向好的方面推进，从而恢复我们之间的互信，加强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团结。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么此类会谈的地点既可以在莫斯科，也可以在北京，既可以采取采用公开的方式，也可以是秘密的方式。

我们还说，苏共中央提出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为了赢得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就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和反帝革命力量都团结起来。

周恩来同志答复道，他将会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一建议。他还补充说，“我们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营造新的环境和谋求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说，尽管我们与中共的首脑接触和讨论的情况复杂，但这些会谈毕竟是有好处的。通过这些接触之后，中国领导人完全可能进一步看清当前的形势。他们一直在试探我们是否仍会坚定地捍卫苏共的原则性路线。至于其今后将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们目前仍难以预测。但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中共领导人会放弃自己的一些幻想，并以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利用苏共10月中央全会所营造的客观前提条件来促进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在与中共争论中，苏共所坚持的原则性路线依然是正确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自己的一些尤其是涉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言论中，说了许多欠考虑的、即兴创作式的不成熟的话，而这些话均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同意。

(赫鲁晓夫同志的)此类声明以及针对一些国家领导人所发表的污辱性言论，违背了我们党的原则，给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造成了损害，从而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的担忧。我们认为，10月中央全会已结束了这种情况。

同志们!

看来，我们今后仍将继续执行灵活的政策，坚持走通过党和国家渠道与中国接触的路线。如果中方要重新激化论战——我们不能排除这一情况，那么我们将会以自信和平静对话的方式来应对，而不是谩骂。

与此同时，我们仍将坚决地捍卫我们党的原则性立场。

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我们将尽最大可能以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团结。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中共将会与其他兄弟党一道前进。在指出这一发展前景的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要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不要使这成为双方矛盾激化的理由。而做到这一点就会在任何情况下巩固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在最近几个星期，中央主席团和秘书处在与各兄弟党代表的会谈和谈判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今，我们已完全清楚地看到，这项工作既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党和人民完全赞成10月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而这些决议也得到了我们国外友人的理解。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所存在的那些困难视而不见。

我们不能忘记敌人们正在极力利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因此，我们今后仍将继续坚持斗争，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和所有革命力量的团结，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政治和国防力量。我们知道，此举不仅对我们国家，而且对整个世界均具有巨大的意义。

我们必须继续提高全体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以确保我们党坚不可摧的统一和队伍的团结，加强党和国家的纪律，在落实我们党纲所提出总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掌声)

波德戈尔内：同志们，我们是否需要对以上报告展开讨论？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不必了。

波德戈尔内：有人想发言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没有。

波德戈尔内：那么，同志们，如果大家允许的话，这里有这样一个提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听取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与一些兄弟党谈判和协商的结果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通过相应决议，以表示赞成苏共中央主席团在与各兄弟党代表团谈判期间所做的工作。

从会议厅传来许多声音：正确。(掌声)

波德戈尔内：大家接受上述提案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接受。

波德戈尔内：有必要表决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不必。

波德戈尔内：有需要补充和修改的地方吗？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没有。

波德戈尔内：那么，就让我们对这一决议正式表决吧。赞成我所读提案(决议草案)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有人弃权吗？一致通过。

勃列日涅夫：对此我还想说几句。我们在对外通报中央全会的情况时，将不提及关于勃列日涅夫曾作过报告。因为这没有必要。这是其一。我想，大家都会对此表示同意的。

从会议厅传来声音：是的。

勃列日涅夫：其二，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尤其是根据我们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我们再次提请大家，当然这里既包括你们，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而且今后针对所有问题都要最严格地遵守我们党的相关规定，因为这些都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们的财富。我们认为这是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即提请大家注意，并希望你们也相互提醒并引起注意。因为就曾发生这样的事，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因为遗憾的是，就曾发生过此类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实，我们还未来得及)讨论的一个不需要国内，尤其是外部(不相干的外人)知道的重要问题，却在次日由“路透社”公布了所发生的一切。要知道，这种情况有时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的(给我们造成不小的)困难和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并相信今后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员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保密制度(我相信，作为我们伟大的党的党员我们一定会严守党的秘密，尤其是当中央正在强调不要泄露某个问题的重要性的时候)。尤其是当中央刚刚强调了这方面问题之后，大家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不向任何人泄密。

表决：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想，我们这样做是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受了委屈的。

表决：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们提交给本次中央全会的问题到此结束。如果同志们对本次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没有意见，也没有其他特别声明，那么全会的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同志们!谁对苏共中央全会的议事日程有什么声明或特别声明吗？

表决：没有。

勃列日涅夫：那么请允许我宣布，全会工作到此结束。

РГАНИ，ф.2，оп.1，д.762，л.1-133

[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手抄件，有些内容难以辨认，以省略号表示。——编注

[2] 正如1963年3月12日《真理报》所报道的那样，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信中阐述了关于兄弟党必须共同努力，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的意见”。苏共中央还指出了，再一次强调Н.С.赫鲁晓夫在1963年1月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阐述的党的立场，即“共产党之间应该停止辩论，并提出了苏联共产党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和其他兄弟党代表进行双边会晤，以便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问题的建议”。由于这封信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于2月23日接见了苏联驻中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并与他进行了会谈。3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向苏联大使转交了中共中央对2月21日信函的答复函。正如3月12日《真理报》指出的那样，在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的信函中，都表示了赞成必须举行双边会晤，以讨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问题。这些信的全文发表在3月14日的《真理报》上。——原注

[3] 关于举行共产党协商会议的思想，是几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来的，当时并没有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因为他担心在苏中辩论非常激烈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会议，将不会达到制定共同纲领的目的，而只会加剧已经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局面。关于Н.С.赫鲁晓夫的立场，可参阅：1963年11月10日会议速记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立场也被改变了。——原注

[4] 在标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争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文中，继续活跃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辩论。文章还指出了，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里，“已经出现了正面的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接近的过程”。——原注

[5] 可能指的是Н.С.赫鲁晓夫在1962年12月12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做的题为《当代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报告(《真理报》，1962年12月13日)或者是他在1963年1月1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要是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讲话(《真理报》，1963年1月17日)。——原注

[6]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是在1958年春天通过的。这个纲领被苏联共产党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并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原注

[7] 自1964年起，南斯拉夫开始积极地与经互会组织进行合作。——原注

[8] 参阅：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1963年2月21日信(参见：1963年1月2日第76号会议记录)和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文章(《真理报》，1963年2月10日)。

[9] 在所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10] 毛泽东的这段回忆有误，斯大林阻止周恩来访问是在1949年12月16日的会谈中。——编注

[11] 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是对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于3月9日交给苏联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的信的答复函。苏共中央答复函所标明的日期是3月30日，于4月2日转交给中方，发表在4月3日的《真理报》上。参见：3月13日关于给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大使的电报的决议。——原注

[12] 在致苏共中央的3月信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Н.С.赫鲁晓夫顺道来北京，以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根据中方的情报，赫鲁晓夫计划访问柬埔寨。而计划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Л.И.勃列日涅夫对柬埔寨的访问，也没能成行。4月，柬埔寨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双方签署了关于经济和贸易合作的协定。——原注

[13] 1963年7月5—20日，以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并没有消除双方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原注

[14] 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1963年3月30日的信中谈到：从南斯拉夫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出发，可以把这个国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这个原因，苏联领导人努力争取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大家庭接近，这符合兄弟党团结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路线。考虑到近期在南斯拉夫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良好倾向，苏联共产党接着指出了，与此同时，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认为必须批判南斯拉夫人的那些被认为是不正确的观点(参阅《真理报》，1963年4月3日)。——原注

[15] 指的是М.图尔松扎德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委员会苏联代表Л.马克苏多夫的以下文章：《在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和平斗争中巩固团结!实现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真理报》，1963年3月23日)。——原注

[16] 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于1963年2月4—10日在坦噶尼喀举行的。以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委员会苏联主席М.图尔松扎德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积极地参加了会议的工作。Н.С.赫鲁晓夫向会议的参加者表示敬意(参阅《真理报》，1963年2月4日)。关于会议的总结情况，可参阅М.图尔松扎德向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真理报》，1963年2月20日)。——原注

[17] 本决议是1963年3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通过投票表决方式通过的。相关档案中没找到表决单。决议起草和提交人为Ю.В.安德罗波夫。决议摘要于1963年3月13日发送给Ф.Р.科兹洛夫、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以及给苏联驻中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的电报已由Ю.В.安德罗波夫加盖印鉴。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上留有用蓝墨水笔所作的签注：“已获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通过。1963年3月13日。印鉴，1963年3月13日，В.马林”(РГАНИ，ф.3，оп.16，д.241，л.146，147)。——原注

[18] 该档案译自以英文发表的摘录件。——编注

[19] 即朝鲜人民军代表张平山将军。——编注

[20] 在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的与不扩散核武器以及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有关的原则性分歧，出现在1963年，在两党之间进行公开的论战期间(可参阅《真理报》，1963年3月14日；4月3日；7月4日和14日；8月4日和21日；9月21—22日。还可参阅Засплоченнос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 годвижения，Документы иматериалы，2е，доп.изд.，М，1964)。中国方面尤其反对1963年8月5日签署的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并把这个条约视为是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背叛。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63年7月5—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晤，没有消除双方的分歧(公报可参阅：《真理报》，1963年7月22日)。——原注

[21]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22]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为“会议主席苏斯洛夫同志”。——编注

[23]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分段。——编注

[24]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分段。——编注

[25]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为“莫斯科宣言”。——编注

[26]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此处为“莫斯科声明”。——编注

[27]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第五条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的问题及其他问题”，而无第六条。——编注

[28]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为“我们希望”。——编注

[29]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该句为“各国党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取得一致通过的宣言”。——编注

[30]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此句。——编注

[31]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为“我们党始终坚决地批驳了并将继续批驳修改宣言和声明、怀疑和任意解释及改变会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最重要问题的原则性结论的任何企图”。——编注

[32] 在中方的会谈记录文本中，该段内容为“中共既在3月9日的信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宣言和声明制定的共同意见反映了共同斗争的政策，苏共中央便在3月30日的复信中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阐述了表明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总路线的原则问题”。——编注

[33] 在收集的俄国档案中，该份文件的以下内容缺失，为便于读者阅读，根据解密的中方会谈记录文本补出了缺失的内容。——编注

[34]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脚注。——编注

[35] 在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上述斜体字表示的内容。——编注

[36] 在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同时也回答”。——编注

[3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基本上也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编注

[3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没有这一段。——编注

[3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10月1日”。——编注

[4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后还有有如下一段内容：“实际上，对斯大林问题，对过渡形式问题，也就是和平过渡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多次向苏共领导同志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观点是很明确的。”——编注

[4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用的不是“至”而是“和”字。——编注

[4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地名写作“海参威”。——编注

[4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1960年”。——编注

[44]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1960年”。——编注

[4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此句。——编注

[4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以下会谈仍然是第二次会议的继续。——编注

[4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上述两句内容。——编注

[4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3月12日”。——编注

[4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此句。——编注

[5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波诺马廖夫的这句话为：“那么，格里申同志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该是多少公斤呢？布加勒斯特会议是由北京开始的。”——编注

[5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号。——编注

[5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5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是不是苏共同志感觉到”。——编注

[54]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这里没有分段，且本无此句。——编注

[5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内容。——编注

[5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们讲这些话，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同时说：无疑，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该坦率地讲出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应该隐蔽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总比放在心里好。波诺马廖夫：这种话讲了好几次了!伊利切夫：什么赞成不赞成，应该愤慨!邓小平：我们这样做，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不是加剧分歧，而是为了找出分歧的根源，找到彻底消除分歧的途径，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团结的目的。”——编注

[5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后还有如下三句：“安德罗波夫：这算什么发明？苏斯洛夫：这是个好的发明。邓小平：好，今天就这样吧。”——编注

[58]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59] 中方解密的文件为第四次会谈记录。——编注

[6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6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6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没有解密。——编注

[6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还有如下内容：“邓小平：讲完了。怎么样？下一次，明天怎么样？苏斯洛夫：你们有什么建议？我们建议明天下午两点会谈，像今天一样。邓小平：可以。”——编注

[64]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6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为第六次会谈。——编注

[6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上述三行内容。——编注

[6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无此句。——编注

[6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邓小平：现在休息，休息后接着讲，下午一点钟多一点可以讲完。”——编注

[6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对中国”。——编注

[7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分段。——编注

[7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你们不应该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编注

[7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是否星期三(17日)上午10时继续会谈？”——编注

[73] 在编辑的时候，该份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解密的会谈记录进行了对照，内容略有差异，详见以下注释。——编注

[74] 中方解密文件为第八次会谈记录。——编注

[7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无以上两句内容。——编注

[7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编注

[7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编注

[7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编注

[7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政府”。——编注

[8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用的是“组织中”一词。——编注

[8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事先不征求兄弟党的意见，事后又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编注

[8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马克思文选》2卷52页)”。——编注

[8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5卷400页)”。——编注

[84]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9卷382页)”。——编注

[8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1卷26页)”。——编注

[8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1卷154页)”。——编注

[8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9卷20—21页)”。——编注

[8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2卷258页)”。——编注

[8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32卷237页)”。——编注

[9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9卷383页)”。——编注

[91]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2卷317页)”。——编注

[92]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8卷55页)”。——编注

[93]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如下内容：“(《列宁全集》28卷228页)”。——编注

[94]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休息20分钟”的内容。——编注

[95]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没有“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表述。——编注

[96]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是不是可以由我再讲几句”。——编注

[97]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内容为：“苏斯洛夫：请允许我先讲几句。邓小平：好。然后是苏斯洛夫的发言。”——编注

[98]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还有如下一句：“现在我就我们会谈本身的问题讲几句话”。——编注

[99]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有无此句。——编注

[100] 在中方解密的会谈记录文本中，此处还有如下内容：“邓小平：好。苏斯洛夫：明天上午10时。邓小平：好。”——编注

[101]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批准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草案(参阅РГАНИ，ф.3，оп.18，д.177，л.1)。——原注

[102] 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是于1963年8月5日由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签署的。——原注

[103] 苏联关于缔结不进攻公约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7月3日发表声明说：苏联关于缔结两个集团互不进攻的公约的建议，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签署这个公约，就等于美国承认战后东德和整个东欧地区的苏维埃化。——原注

[104] 8月5日签署条约结果的公报，参阅《真理报》，1963年8月6日。——原注

[105] 1963年7月25日，华沙条约成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及政府首脑，在莫斯科举行了协商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禁止在空中、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原注

[106] 参阅《苏联政府的声明》，《真理报》，1963年8月4日和8月21日。——原注

[107] 问题的措辞借用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的内容(参阅РГАНИ，ф.3，оп.18，д.188，л.81)。——原注

[108]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批准了苏联外交部因中国公民于1963年9月7—8日在纳乌什金火车站的挑衅行动而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照会文本。——原注

[109] 参阅发表在9月21—22日《真理报》上的苏联政府的声明。无论是在以前的声明中(尤其是1963年8月4日和21日的声明)，还是在这份声明中，都阐述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整个范畴以及和平共处问题上的立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争论的内容。1963年10月25日和11月7日，Н.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演说中，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关于放弃公开论战的建议，这个演说稿已经在报刊上发表。11月29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再一次建议停止公开的论战，并提出能够使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措施的纲领。在苏联已经单方面地停止了反华宣传活动。希望中苏关系能够有所缓和的愿望没能实现，因为在中国的报刊上继续发表对苏联进行激烈攻击的文章。——原注

[110] 指的是署名为“电力厂”钳工队长В.穆拉维耶夫的标题为《谣言不可能战胜真理!》的文章(发表在1963年9月10日的《真理报》上)。在这篇从《列宁格勒真理报》上转载的文章里，谈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的攻讦。——原注

[111] 1958年，苏联从中国撤回了自己制造原子弹的专家，担心在台湾危机尖锐化的情况下，北京将会针对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使用原子弹。——原注

[112] 指的是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禁止在宇宙、空中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中国领导人尖锐地批判了这个条约，把它视为对帝国主义的让步，并拒绝签署这个条约。——原注

[113] 指的是新华社于1963年7月31日发表的声明，其中谈到了所签署的条约的妥协性和毫无根据性，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这个条约掩盖了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必要性。——原注

[114] 在中苏两国之间关系恶化之前签署的苏联与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许多协定，在1963年仍然被继续地执行。——原注

[115] 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都拒绝了在1963年的关于禁止在宇宙、空中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莫斯科条约上签字。法国这一立场的基础，是夏尔·戴高乐的安全学说，这个学说赋予法国拥有自己核能力以重要的意义。——原注

[116] 指的是苏联政府的声明，发表在1963年9月21—22日的《真理报》上。1963年10月6日，为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收获量，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致全体工人、职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化学工业企业、科学研究和设计院的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建筑组织、化学机械制造厂以及生产农业化工产品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各企业关于扩大化肥和保护作物生长的化工产品生产量的信(参阅《农业生活》，1963年10月6日)。稍晚些时候，还发表了一组学者致苏共中央的信，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就提高农业产量和化肥生产量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同时还阐述了关于通过对作物本身的改良和对其采取保护措施的途径来减少化肥用量的想法——《真理报》，1963年11月17日。——原注

[117] 指的是毫无成效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1963年7月5—20日期间的莫斯科会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邓小平为首。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有：М.А.苏斯洛夫(代表团团长)、В.В.格里申、Ю.В.安德罗波夫、Л.Ф.伊利切夫、Б.Н.波诺马廖夫、П.А.萨秋科夫、С.В.契尔沃年科。按照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建议，双方协议暂时停止代表团的工作，以便过一段时间继续举行会晤。自1963年9月6日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报刊《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尖锐批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文章。——原注

[118]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9]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20] 巴苏陀兰(Basutoland)，莱索托王国的旧称。——编注

[121] 贝专纳(Bechuanaland)，从1884年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后来成为殖民地(由南非管理)。1966年独立，改名为博茨瓦纳。——编注

[122] 档案复印件此处的日期字迹模糊。——编注

[123] 档案复印件此处的日期字迹模糊。——编注

[124] 马拉维的旧称。——编注

[125]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126]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27] 大约从1963年开始，古巴代表作为观察员，被邀请参加了几次经互会在布拉格召开的会议。——原注

[128]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129] 关于举行共产党协商会议的思想，是几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来的，最初并没有得到苏联领导人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在苏中辩论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将不会达到制定共同纲领的目的，而只会加剧已经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立场发生了变化。例如：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1964年3月7日的信中，包含了以下内容的建议：在1964年5月，举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会晤；在1964年6—7月期间，举行1960年莫斯科会议筹备起草委员会组成成员的共产党代表的会晤；1964年秋季，举行全体兄弟党的会议。——原注

[130] 弗拉霍维奇，1940年曾作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1963年时的身份不详。——编注

[131] Н.В.波德戈尔内，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编注

[132] 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的局面没有出现，其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苏中冲突中，与北京站在了一个立场上，并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公开的尖锐的批评。——原注

[133] 在1963年12月9—13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Б.Н.波诺马廖夫和Л.Ф.伊利切夫，就苏中关系问题进行了发言，阐述了双方分歧的实质。由于已经规定了单方面停止论战，没有在《真理报》上发表他们的演说稿。——原注

[134] 该文件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35]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36]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文中被划掉了。——译注

[137]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文中被划掉了。——译注

[138]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39] 原稿将“匈牙利”手写改为“某社会主义国家”。——译注

[140] 在原稿中将最后一个句号改为省略号，并手写加上“德国统一社会党及其委员会断然拒绝这些图谋”。——译注

[141] 此段在原稿被划掉，代之以手写文字，但字迹不清，无法翻译。——译注

[142] 括号中内容在原稿中被划掉，并加有手写旁注“为了兄弟党”。——译注

[143] 在原稿中用笔钩掉了这段话的引号。——译注

[144] 原文如此，未见题号“(二)”部分。——译注

[145] 此段在原稿中被全部划掉，并加有手写旁注“为了兄弟党放弃”。——译注

[146]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47]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稿中被划掉，并加有手写旁注“为了兄弟党”。——译注

[148] 此处原文还有被删去的一段话：“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了一个拥有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苏维埃国家，它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异己分子。资本主义一直试图把我们从地球上消灭掉，但没有成功。我们……于是，便开始了和平共处。二战以后，又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译注

[149] 这一段话是后加的，替代了原来的文字：“如果你们不想让他们到自己这里来，就得相应地采取自己的阶级政策。”——译注

[150] 此处原文复印件有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151] 此处原文复印件有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152] K.阿登纳，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编注

[153] 本段括号内的文字是手写体填加的。——译注

[154] 这句话是后加的，替代了原来的文字：“如果现在意大利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提出关于武装起义和内战的问题，那么第二天他们便会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译注

[155] 原文此处删去了一段话：“中国的形势极其严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极其贫困。而中国领导人却没有从本国人民的利益出发，集中力量去解决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译注

[156] 原文此处删去了一段话：“导致人民挨饿，如今事实证明‘大跃进’是一项冒险主义的政策。现在，他们不公布任何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统计数据。但他们这样做是徒劳的，而中国的经济状况也是极其严重的。”——译注

[157] 原文如此。——编注

[158] 有关苏联经济发展的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59]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0] 约瑟夫·黑根，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编注

[16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3]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译注

[164] 参见以上文件№16472、№16476。——编注

[16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69]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上所标注的日期，源自1964年6月1日Б.Н.波诺马廖夫和Ю.В.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随附报告的复印件上所注日期。该报告已散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各书记。——原注

[170] 参见以下文件№21931。——编注

[171] 附录二未公开。——原注

[172] 参见以下文件№21932。——编注

[173] 这个草稿在编辑时根据1964年6月15日的文本做过校订。——原注该信件的中文本，作为1964年6月15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表在1964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2版。这里的译文是按照信件草稿原文翻译的，苏共中央对草稿的修改，均有俄文编辑所加注释说明。读者可对照《人民日报》阅读。——编注

[174] 这里所标注日期是1964年6月1日Б.Н.波诺马廖夫和Ю.В.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报告的日期，而信件草稿是这个报告的附件(参见РГАНИ，ф.3，оп.16，д.476，л.19)。

[175]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这封信件”，而是“自己的信件”。——原注

[176]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自己的”一词。——原注

[177]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最先”一词。——原注

[178] 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中没有发现中共中央1963年3月9日和1963年6月14日致苏共中央的信。——原注

[179] 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中没有1964年2月29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原注

[180]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这句话。——原注

[181]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中共中央立场的极端矛盾和不合乎逻辑，是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的。不久前，你们还热烈主张召开会议，甚至以你们第一个支持了召开会议的建议而自豪，你们认为开会是有益处的。现在，中共领导人讲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了。原来，他们认为，会议是不适时的，甚至会使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各种各样的灾难。看来，这种摇摆只能用下述一点来解释：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你们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要召开会议，因为你们不能指望共产党人的国际集会会支持你们的政治思想纲领。理所当然地产生这样一种看法：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问题很少使中共中央感到不安，中共中央把会议问题变成了不体面的政治把戏的对象以便制造更多的困难。”——原注

[182]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最近”一词。——原注

[183]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例如”一词。——原注

[184]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只有自己决心把事情引向分裂的人才会这样提出问题，才会事先预言会议将导致分裂。的确，如果在会议上执行加深分歧的路线，如果认为会议的目的是对谁进行谴责，给他带上污辱性的帽子，进行不负责任的指责，那么，将会导致的不是加强团结，而是进一步分裂。但是，苏共以及那些在分歧的一切阶段上都始终主张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兄弟党，坚决拒绝这种路线，拒绝对待会议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来说，会议问题是同维护和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出发点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分歧面前，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找出那些使所有兄弟党联合起来的共同的东西，来寻找克服已经产生的困难的途径。各兄弟党没有比在国际集会上集体交换意见更好的办法来克服分歧和制定共同的立场，这种国际集会使每个党都能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的路线。共产主义运动中炽烈燃起的给它带来了不少损失的分歧和争论，毫无例外地涉及到所有党的利益，因此每个党都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对讨论和解决各项迫切问题，对加强团结的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正是会议将给每个党提供可能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坦率而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以便使自己的观点在以后制定共同路线和共同决议时能够得到考虑。”——原注

[185]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至于苏共，那么，它在提议召开会议时是想完全按照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确立的原则，在会议上执行团结的、使我们运动中的局势正常化和认真讨论争论问题的路线，这种讨论不会促使分歧加深，而会加强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我们深信，在这方面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客观障碍。需要的只是国际会谈的所有参加者都表现出哪怕是最起码的诚意，准备善意地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意见，寻找走向团结而不是走向分裂的途径。如果所有党的代表对于克服困难都表现出兴趣，如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像苏共和其他党认为必要的那样，带着同所有其他参加者一起寻求互相了解的愿望，带着建设性的纲领来参加会议，那么，会议就会成为走向加强团结的转折点。”——原注

[186]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苏共中央完全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是非常严重的，且已走得很远。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各党之间积累了不少淤积的、臆造出来的、妨碍互相了解的东西。在现时代的重大问题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并且达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因此，不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怎样力求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可能在会议过程中不会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但是，苏共中央相信，即使会议的结局如此，这也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所固执地预言的那种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认为在会议上有可能就下述问题达成协议：各国共产党承担义务考虑会议的所有参加者、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见，在发现立场和利益相同的那些领域里善意地进行合作，今后不采取任何会使困难加深和只会使阶级敌人高兴的行动。试问，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会议就必将导致分裂呢，抑或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局势恶化呢？”——原注

[187]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段落被如下一段文字所取代：“我们认为，我们建议的、完全符合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这个会议的工作程序，是完全现实的。问题仅仅在于要在实际上表现出对于团结的最起码的关怀，表现出耐心和善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有权期待于它的每支队伍的。如果所有兄弟党及其领导人都对我们运动的命运负有历史责任感，都了解局势的严重性和分裂的可能后果，那么，对于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原注

[188]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上述两段文字被如下段落所替代：“苏共中央坚持举行新的国际会谈的想法，其出发点是：举行这个会议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克服分歧(不管这一任务本身是多么重要)的利益所决定的。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争取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斗争中所肩负的责任。最后一次国际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将近4年了。在这些年里，世界上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需要加以研究、总结和做出结论。在过去这几年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它的经济实力增长了，它对世界发展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加强了。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结束自己的重要发展阶段，而在新社会的建设中接近新的里程碑。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任务，日益迫切地要求改进合作和互助的形式，交流经验，协调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在国际局势中更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针：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的并得到人类绝大多数支持的维护和平、和平共处的方针；另一种是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狂人’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执行的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加紧战争威胁的方针。过去的几年表明，共产党关于防止战争、孤立和粉碎反对和平的力量的可能性的结论是多么正确。最近时期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了，使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分崩离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增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直接的和最终的利益而斗争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正处在完成阶段。近年来，解放了的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不可遏止的向往以及他们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意图，是特别明显了。在革命运动面前，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面前，展现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可能性，使之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各国人民。我们深信，会议恰好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集体地分析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现象和过程，协调评价和立场，根据这些评价和立场丰富共同的政治路线并使之具体化。可以满意地指出，生活完全证明了1957年和1960年文件中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并给兄弟党带来了新的成就。同时，这种必要性已成熟了，即聚集在一起，对所走过的阶段做出总结，交换经验，把摆在世界共产主义面前的所有问题研究一遍，并根据国际局势已经发生的变动，补充和发展宣言和声明的思想，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新的问题。从所有这些任务的角度来看，中共中央把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推迟很长时间的建议，尤其是不能接受的。一切情况都说明，会议仍然是必要的，不能把会议的召开长期拖延下去。按照苏共中央的意见，最主要的是，不管新的国际会谈的具体日期如何，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今天就要对作为会议宗旨的事业——对巩固全世界共产党人队伍的团结，加强努力达到共同目标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重要的是，所有兄弟党都要更加积极地为这些目标而奋斗。每个兄弟党都面临着一些刻不容缓的任务：深刻地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的局势，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和寻求克服困难的途径，在自己的所有日常行动中都从巩固我们队伍的国际团结的利益出发。这就是证明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整个精神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同时这也是召开和顺利举行共产党的国际集会的最好途径。我们坚决反对把召开会议的时间问题变成新的争论的借口，变成解决摆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主要任务的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像中共中央所建议的那样，把会议推迟‘四五年，或者还要长一些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在最近几次交换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新的国际会议的目的和前景问题的立场。中共中央5月7日的信还涉及到一系列同举行国际会议有关系或者同它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例如，关于召集会议的程序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原注

[189]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此句表述为“中共中央断言”。——原注

[190] 这一委托是在会议上以特别决议的形式决定下来的，不应在公开的媒体上公布。——原注

[191] 在《人民日报》中，此处为“下午会议”。——编注。

[192]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争论”一词，而是“分歧”一词。——原注

[193]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首先”一词。——原注

[194] 指的是1957年11月14—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真理报》，1957年11月22日)和1960年11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声明(《真理报》，1960年12月6日)。——原注

[195]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是新的国际会谈”。——原注

[196]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反党派别小组”一词，而是“响亮地称之为‘党’的反党派别小组”。——原注

[197] 校订后的文本中，“扶植”一词前有“人为地”一词。——原注

[198]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在此后填加了如下一句话：“从而，中共首领们在为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助长声势，而这个集团，如所周知，正在热心帮助散发中国的宣传材料。”——原注

[199]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在“宣传”一词前还有“敌视共产主义运动的”的词句。——原注

[200]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之后还有一句“无论这类材料从谁那里来，它们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原注

[201]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这句话。——原注

[202] 在《人民日报》的文本中，“确认”一词前有“再一次”一词。——编注

[203]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该段最后还有如下一句话：“这一切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它连在梦中都在想怎样才能拆散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怎样在他们之间散布仇恨，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原注

[204]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本段和上一段之间没有分段。——原注

[205]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这里有“5月7日”一词。——原注

[206]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这里有“本身”一词。——原注

[207]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用的不是“达成协议”一词，而是“商定”一词。——原注

[208]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该句为“会议应该召开，不应该长期拖延，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日期以及会议的议程和成员，可在同兄弟党进一步协商的过程中谈定”。——原注

[209] 在米高扬的批注中，此处有“考虑到形成的局势”一句。——原注

[210]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不是如下内容：“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从一开始便出现分歧的问题，未必能够找到其他的途径，何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两党并不是全权代表，都无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做出决定。我们建议预备会议的召集时间为1964年底”，而“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议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原注

[211]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此处有“苏共和中共代表的”一词。——原注

[212]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没有这句。——原注

[213] 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此处用的是“共同解决”一词。——原注

[214] 该指示上标注的日期源自1964年6月1日Б.Н.波诺马廖夫Ю.В.安德罗波夫给苏共中央随附报告的复印件上所注日期。参见：РГАНИ，ф.3，оп.16，д.476，л.19。——原注

[215]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复函所标注的日期是1964年6月15日，并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1964年第10期)。苏联政府表示：准备在将达成协议的任何期限内，举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其目的是使两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苏联政府再一次强调了自己的建议(曾经在3月7日信中提出过)：在近期的未来召开构成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1960年大型会议编辑委员会的26个兄弟党代表的协商会议，以便讨论举行新的大型会议的前景问题。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磋商会晤是在Н.С.赫鲁晓夫退休之后，在1965年3月1—5日进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新的大型会议是在过了几年之后，在1969年6月5—17日进行的。——原注

[216] 在俄国发表的档案中，此两节内容空缺。——编注

[217] 在致苏共中央的1963年3月9日、6月14日及1964年2月29日的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赞成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而在5月7日的信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立场，建议推迟举行这种协商会议，最低限度推迟4—5年。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没有及时地召开这种会议，担心在苏中论战尖锐化的情况下，不能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而最终只能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分裂局面(Н.С.赫鲁晓夫的立场，参阅：1963年11月10日会议速记记录)。临近1964年春天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这种观点发生了变化，并体现在给中共中央3月7日的信函中。两党立场的前后不一致性，取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有利于其中的哪一方，并与担心在会议过程中将不能获得对苏联共产党有利(或者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原注

[218] 指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1960年会议的声明(参阅：《真理报》，1960年12月6日)。——原注

[219] 在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1964年6月15日的信中，谈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分裂局面，帝国主义分子将是多么的高兴，根据他们的意图显示，已经找到与那些能够实现这种分裂的人员接近的某种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否注意到了，正是在现在，当中国宣传机关积极地叫嚣‘关于革命’和‘关于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执政集团尤其表现出准备与北京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原注

[220] 威尔科克斯，时任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221] 雅克·格里巴，时任比利时共产党书记。——编注

[222]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页。——编注

[223] 赫鲁晓夫1964年6月15日至7月4日乘“巴什基尔”号船前往丹麦、瑞典和挪威访问，该文件为在此期间的口授记录。——原注

[224] 奈温，时任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政府主席。——编注

[225] 莫迪博·凯塔，时任马里共和国总统，苏丹联盟党总书记。——编注

[226] 克瓦米·恩克鲁玛，时任加纳共和国总统，人民大会党创始人。——编注

[227] 决议起草和提交人包括：Н.С.赫鲁晓夫、Л.И.勃列日涅夫、瓦罗诺夫Г.И.、Д.С.波利扬斯基、А.П.基里连科、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原注

[228] 1964年6月底，经过长期磋商，中苏边界工作小组双方达成了关于中苏东段边界绝大部分走向的协议草案。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时突然说到，苏联与中国也有领土问题，外蒙古比千岛群岛的面积大得多，还有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的领土，这笔账是算不清的。(见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1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X1/35/116，第37—46页)7月12日，参加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发表了毛泽东谈话的情况。次日，日本三个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了毛的这次谈话，并强调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还提到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编注

[229] 根据1920年的特里亚农和约，按照战胜国的意愿，把特兰西瓦尼亚(面积大约为10万平方公里)地区划归罗马尼亚国家所有，这个地区历史上属于正在衰落的奥匈帝国东部的一个州。同时，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在民族意识中极其痛苦地接受了当时丧失这个地区的事实：要知道，自中世纪以来，传统上属于匈牙利“神圣的伊斯特万”国王的领土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命运，始终与匈牙利本身的命运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这并不奇怪。霍尔蒂当局旨在修改匈牙利边界的对外政策(包括对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打算)，在匈牙利相当广泛的社会各阶层中获得了支持，因这它也在极其努力地改写着新的地缘政治局势。1940年，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当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无数的匈牙利人把这个事实视为恢复了历史的公正性。1947年签署的巴黎和约，确定了匈牙利国家战前的、“特里亚农”边界线，仅对其做了不大的修改(不是有利于匈牙利的)，这样一来，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仍然被留在了罗马尼亚人的手中。1948年1月24日与罗马尼亚条约的签署，对于匈牙利亚说，不仅是承认了在边界问题上的原状，而且还承认了那样一个事实，即几乎200万在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处于罗马尼亚政府的管辖之下。在莫斯科关于有利于“人民民主阵营”团结的压力下，自40年代末期开始，关于修改边界的要求，连同批判性地提出罗马尼亚民族政策问题的内容，在匈牙利的报刊上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时，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当局，完全继承了自己权威性的前任的传统，极其慎重和小心地对待不仅是在匈牙利社会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开的民族统一情绪，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对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民族文化过去与现在的共同性给予了关注。大马季亚尔人修正主义的主观幻想，致使布加勒斯特官方也出现的幻觉，经常给两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造成麻烦(参阅匈牙利党领导人拉科西的回忆录：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Ракош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8，№5-6)。正如从1956年秋天(还是在匈牙利发生起义之前)撰写的致苏联外交部的标题为《关于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罗匈关系》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1954—1956年期间，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曾经多次向苏联外交官抱怨，在他看来，匈牙利领导人，包括拉科西本人在内，所表达的两面派意见：仿佛他们有理由不承认战后的边界(АВПРФ，ф.077，оп.37，пап.191，д.38，л.56-6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出现打着复兴社会主义口号的社会意识的高涨，伴随着公开提出以前禁止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地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倡议者，自然不是共产党领袖，而是他们的论敌——共产党人革新派)。这引起了罗马尼亚领导人极其不良的反应。罗马尼亚领导人完全不倾向于在改革的道路上采取最畏缩的步骤，他担心复兴现有制度的思想，不仅会“传染”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而且会活跃匈牙利少数民族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追求使国家免受匈牙利变化之风的影响，乔治乌德治及其同僚，在自己的对内宣传活动中，越来越开始强调大马季亚尔人沙文主义的危险性。自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起义爆发之后，这个方针被特别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在匈牙利起义被镇压之后，罗马尼亚党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在其对内宣传活动中继续弹奏民族主义这根弦，同时，为了自己的利益，还利用了对于全体罗马尼亚人来说不管其政治观点如何都是共同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联合是公正的。——原注

[230] 指的是使保罗关系出现麻烦的冲突，这种冲突是自两国人民摆脱了土耳其枷锁之后，两国相互追求多布罗加地区引起的，在历史上它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和黑海沿岸之间的一个州。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年)，就曾经由于多布罗加地区发生过武装冲突，这些冲突长久地留在了人们对历史的回忆中，无论是对于罗马尼亚人，还是对于保加利亚人。现在，北多布罗加地区属于罗马尼亚的组成部分，而南多布罗加地区则属于保加利亚。——原注

[231] 以Н.С.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于1954年9月末和10月初期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并积极参加了其成立5周年的庆祝活动。——原注

[232] 《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会谈的内容。该报写道：中国首脑说，苏联打着保障蒙古独立的幌子，以《雅尔塔协定》为借口，实际上是把这个国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参阅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的会谈〔塔斯社〕，《真理报》，1964年9月2日)苏联方面坚决驳斥了这种说法。根据《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国领导人希望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Н.С.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同志于1954年秋季访问北京期间，曾经向他们提出了这个建议。作为对此的回答，苏联领导人声明说：“决定蒙古人民的命运，不是在北京或者在莫斯科，而是在乌兰巴托，关于蒙古的国家性问题，只能由蒙古劳动人民自己决定，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做出决定。”(参阅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在独立的蒙古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5年8月，至此仍不承认在现有界线范围内的蒙古主权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苏联，同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但条件是：通过全民公决的途径确定蒙古人民追求独立国家存在的意图。1945年10月20日进行的全民公决，是全体蒙古人民支持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的证据。同时，在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蒋介石手中不仅继承了对蒙古国家性的怀疑态度，而且还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谋求。但是，现存的一个没有档案材料证明的说法是：1954年秋天，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在以Н.С.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在讨论因个人崇拜引起的错误时，中方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只是在1962年12月，才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界条约。在中苏关系尖锐化的情况下，希望使乌兰巴托成为自己与莫斯科论战时的盟友，北京才同意签署这个条约的。然而，在1964年9月的论战中，蒙古方面坚决地、以非常强硬的方式，支持了苏联关于1954年事件的说法，并把中国的声明评定为对苏联的“无耻的中伤”，同时指出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觊觎蒙古主权的意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参阅蒙古电讯社的声明，《真理报》，1954年9月10日)——原注

[233] 参阅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中声明说，毛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至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中国关于在苏联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地带”的理论遭到了批判，这个理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而是争取霸权的斗争：“在毛主席的中间地带里，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被他纳入到了中间地带里，并获得了‘反帝战士’的证书……除了把克虏伯康采恩、蒂森先生、洛希尔财团，或许还有弗兰科将军本人迎进自己的队伍之外，没有给革命运动留下任何东西。”毛关于千岛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为了大国的目标而与阶级敌人结盟并发挥作用的意图引起的。谋求苏联领土(远东部分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地区)的理由是，这些领土曾经属于过中国，这些谋求已经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借助于类似的理由可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界线最初只是沿着距北京不到100公里的长城一线。要知道，中国的边界线的确曾经是在那里经过的，长城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在文章中还写到，从历史权利的角度来看，中国对苏联远东地区领土的谋求也是毫无根据的，要知道，兴安岭以北地区从来也没有进入过中国的版图中，居住在那里的居民都是满洲的逃难者和向他们纳贡者；实际边界线划分的过程，伴随着俄国占领了阿穆尔水域的北半部，而中国占据了它的南半部，这在19世纪中期被《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固定下来了。现有的边界线是“历史上就形成的，并被生活本身所固定下来，而关于边界的条约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基础”。按照《真理报》的看法，把领土谋求视为普遍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仅是触犯了苏联的利益，而且还破坏了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签署的国际条约的体系，导致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原注

[234] 《真理报》以如下方式转述了毛泽东在1964年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会谈时所说的话：“大约100年以前，贝加尔以东的地区是俄国的领土，而从那个时候起，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和其他地点，也变成了苏联的领土。我们还没有就这份清单算账呢。”(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的会谈〔塔斯社〕，《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在《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中，毛演说中的这条内容被加上了以下注解：“无可争辩：沙皇政府实现了那种侵略政策，准确地说，这也是中国帝王尽自己的一切能力所实现的政策。在不同的时代里，有时是这一方，有时是另外一方更强大一些，他们相互占据着上峰”，但是，仅仅根据“在古老的年代里，一个帝王曾经战胜了另一个，然后自己也遭到了失败”这个理由，怎么就能够怀疑工人和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呢？要知道，他们世代居住和劳动在这些土地上。“那些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苏联领土的属性提出质疑的人们，是否会想到：世代生活和劳动在这片土地上的苏联人民，是如何对待这种谋求的，要知道，他们把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祖先的土地。”(参阅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2日)——原注

[235] 根据稍晚些时候的资料显示，在中国居住着350万蒙古人，93万哈萨克人，11.5万吉尔吉斯人，1.3万乌兹别克人。(参阅С.И.Брук，Население мира，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2-е изд.，М，1986，с.373)——编注

[236] Н.С.赫鲁晓夫的资料不准确。根据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资料显示，在苏联有215万吉尔吉斯人，而在中国仅有10万多人。(参阅С.И.Брук，Население мира，Этно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2-е изд，М，1986，сс.143，373)——编注

[237] 指的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С.赫鲁晓夫致世界各国国家(政府)首脑的1963年12月31日信函。其中包含了关于签署国际协定(条约)以及关于在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时不使用武力的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北越领导人，对这封信函没有表示支持，他们竭力追求使自己的影响力传播到这些国家的整个领土上。——原注

[238] 1963年12月底的时候，在塞浦路斯岛上，在塞浦路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在美国的积极参加下，企图在该岛上部署联合国的军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64年3月4日做出决议，确定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性，根据该决议向该岛派出了联合国的军队。约翰逊政府促进了美国参加到越南的冲突中，其目的是阻止在南越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在西贡的军事顾问人数扩大了，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美国的干涉阻碍了南越游击运动占领西贡的意图，然而，北越当局越来越被卷入到冲突的游击队一方。1964年8月2日，美国军舰在东京湾遭到了北越军舰的攻击。过了几天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东京湾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美国总统被授权采取有海军参加的针对北越的公开军事行动。这是使越南战争升级的决定性步骤，它导致了美国与北越的直接军事冲突。临近1964年底的时候，在南越已经驻扎了2.3万名美国军人。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们的人数超过了50万人。——原注

[239] Н.С.赫鲁晓夫弄错了。匈牙利人(马季亚尔人)迁移到现在的匈牙利境内，是在9世纪与10世纪的交界上，当时乌克兰人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话题可能指的是，马季亚尔人排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斯拉夫部落。当时匈牙利部落的首领不叫阿尔巴特，而是叫阿尔帕德(死于1907年)。——原注

[240] 参见以下文件№20802。——编注

[241] 参见以下文件№21938。——编注

[242] 参见以下文件№21940。——编注

[243] 俄国发表该档案时没有刊登该附件。——编注

[244] 参见以下文件№21939。——编注

[245] 草案所标注日期源自1964年9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所召集会议的日期。——原注

[246] 参见以上文件№21938。——编注

[247] 该指示上所标注日期源自1964年9月23日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日期。——原注

[248] 在发送给А.И.米高扬的那份指示草案中留有一些修改印迹。在“运动”一词之后用蓝色铅笔写了如下文字：“以我们所需要的行动路线对之施加影响。”在该页的左侧空白处与上述蓝色铅笔文字相对留有“А.М.”等字样。在校订后的指示文本中，“运动”一词之后所加的文字已不存在。——原注

[249] 可能指的是苏联驻中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原注

[250] 1964年秋季，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庆祝活动。1964年8月，正值罗马尼亚摆脱法西斯分子20周年之际，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中国代表团可能谈到了关于罗马尼亚对苏联领土要求的问题。——原注

[251] 可能指的是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不包括第涅伯沿岸地区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敖德萨州的南部地区)和布科维纳北部地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切尔诺夫策州)的要求，在1940年以前这些地区属于罗马尼亚的组成部分。罗马尼亚方面没有正式提出关于重新审理与苏联的边界的问题。——原注

[252] 196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之际，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标注日期为9月30日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致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贺信。在贺信中指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上，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始终是，并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的、无私的和忠实的朋友。”同时表示坚信：“任何力量也无法破坏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原注

[253] 此前的谈话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254] 原文没有带任何单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石油累计生产的数量，因为1959年中国的原油年产量是373.3万吨。——译注

[255] 以下谈话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25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9] 指的是苏联共产党倡议召开构成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1960年大型会议编辑委员会的26个兄弟党代表的协商会议，以便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消除现存的分歧和制定统一的行动纲领。苏共中央的包含关于召开这种会议的建议的1964年7月30日信函，已经分别寄发给了80个共产党。其中45个共产党在临近10月初的时候，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共产党的提议，与此同时，有许多共产党表示犹豫，也有某些共产党的决定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反对举行这样的会议(朝鲜、阿尔巴尼亚和日本共产党也是如此)。苏共中央联络部预料，在编辑委员会组成中的26个共产党，将会有19个共产党参加这样的会议。在有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及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代表Б.Н.波诺马廖夫、Ю.В.安德罗波夫和И.И.乌达利佐夫签名的致苏共中央的1964年10月6日的报告中，包含了关于举行会议和编辑委员会工作程序的具体建议。在报告中还建议采取措施，弄清楚那些没有答复苏联共产党7月30日信函的共产党，对于参加编辑委员会工作问题的立场，并着手开始准备编辑委员会应该通过的那些文件的草案(《当代局势和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及战争的斗争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迫切任务》；致中国共产党的信函；致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呼吁书；致已经获得解放或者正在为争取摆脱殖民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呼吁书，阐明在现阶段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原则》的文件)。在Н.С.赫鲁晓夫退休之后，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层中，出现了希望中国共产党领袖改变自己以前立场的愿望(包括在召开会议这个问题上)。然而，这些愿望落空了。在1964年11月中旬，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此后，代表团声明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不参加编辑委员会的工作。11月底，苏联共产党建议推迟编辑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期限，把它从12月15日延迟到更晚些时候，以便有可能更好地准备这些会议，进行补充磋商。关于召开编辑委员会会议的思想，最终演变成了组织1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协商会晤，这次会晤是于1965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上就消除分歧和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忠诚于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还讨论了关于准备和进行共产党的新的大型国际会议的问题，并确认参加了1960年会议的共产党代表进行预先磋商会晤是必要的。在1965年3月集会的共产党，针对越南事件发表了声明，谴责了美国对这个国家事务进行的军事干涉。——原注

[260] 针对苏共中央决议的附带证明，在一张单独的纸上用蓝色墨水笔书写：“针对第162号记录。证明。针对记录第162号第1项的决议尚未出台。指示文本仍将继续进行加工整理。М.索科洛娃，1964年11月3日。”以上着重线由М.В.索科洛娃所加。——原注

[261]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批准”一词之后的上行用蓝色铅笔加注有如下文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在修订后的文本中在“批准”一词之后加上了这些文字。——原注

[262]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在“捷克斯洛伐克”一词之后的“附录一”被用普通铅笔勾掉。在修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263]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附录二”被用普通铅笔勾掉。但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264]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附录三”被用普通铅笔勾掉。但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265]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在“批准”一词之后的上行用普通铅笔加注了如下文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修改。”在校订后的文本中在“批准”一词之后加上了这些文字。——原注

[266] 在苏共中央决议草案中的“附录四”被用普通铅笔勾掉。但在校订后的文本中段落末尾文字仍维持未修改前状态。——原注

[267]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参见：РГАНИ，ф.3，оп.16，д.541，л.22)。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在一单独纸张上用蓝色墨水笔写有如下证明：“针对第162号记录第1项的决议未散发。电报内容仍将重新编定。1964年11月4日，М.索科洛娃。”——原注

[268]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69] 在1957年5月7—11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法令，并对苏联宪法中关于组织管理结构部分做了修改。——原注

[270] 因1962、1963连年歉收，国内粮食等农产品严重匮乏。烤制面包品种减少，规定出售杂粮，于是国内农产品消费受到限制。苏联向一些友好国家出口的粮食减少。因此，提出实行粮食凭卡配给问题，但未实施。1963年8月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主要从加拿大，部分从美国进口。——原注

[271] 根据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的倡议，梁赞州提出1959年度该州采购和向国家交售肉类计划超出计划两倍的过高保证。由于大力调动该州的一切资源，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两个计划。然而在报告中，他却采取谎报、从邻近各州购买牲畜和欺骗等手法，上报说已全面完了所承担的保证。1959年12月里奥诺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的欺骗行为被揭发后，于1960年9月自杀身亡。——原注

[272] 根据赫鲁晓夫倡议，1959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禁止居住在城市与工人村镇的公民私人饲养牲畜的命令”，并要求国营农场在两三年内将职工个人饲养的牲畜收购完毕。由于各地完成这个命令不力，赫鲁晓夫在1963年7月31日的意见书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1959年11月2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提议将国营农场的工人和专家以及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国营企业的职工所拥有的宅旁园地面积减至0.15公顷。1963年决定，将这一问题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去研究。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提议撤销关于禁止个人所有制成分饲养牲畜与减少宅旁园地问题的决议，认为该项决议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原注

[273] 赫鲁晓夫于1964年5月9—25日对埃及进行了正式访问。——原注

[274] 水栽培法是在人造培养基中对植物进行无土栽培。——原注

[275] 赫鲁晓夫1964年8月4—18日到萨拉托夫、伏尔加格勒和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北奥赛梯、鞑靼和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库斯塔奈伊和垦荒州，以及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等地视察。——原注

[276] 1964年6—7月间赫鲁晓夫访问斯堪的那维亚三国：丹麦、瑞典、挪威。——原注

[277] 为便于领导某些产品(谷物、甜菜、棉花等)的生产，1962年3月成立了地区性集体农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原注

[278] “在按人口平均的肉类、黄油和奶类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口号，最先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22日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属西北地地区各州和自治共和国农业工作者会议上提出来的。6月2日，赫鲁晓夫在1957年全苏农业和全苏工业展览会上，又第二次宣布了这个口号。——原注

[279] 根据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控制数字》的规定，计划提高和调整职工工资。第一阶段拟于1962年结束，但并未实现。——原注

[280] 关于改组党的领导机关，即按生产原则划分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的决定，是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1962年11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做出的。与此相适应，也改组了苏维埃机关。苏共中央1964年10月中央全会撤销了这些决议。——原注

[281] 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2卷第351页。——译注

[282] 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404页。——译注

[283] 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79、383页。——译注

[284] 指1956年英、法、以色列三国对埃及发动的侵略战争。它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是埃及政府对运河实行了国有化。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领土。10月31日英法联合海军从海上封锁埃及，空军则对城市进行密集轰炸。当天，苏联政府即就英、法、以色列武装侵略埃及发表声明。11月5日苏联政府致函英法以三国政府首脑，指出苏联准备采取武力保卫埃及(1956年11月6日《真理报》)。1956年11月7日，军事行动停止。——译注

[285] 指赫鲁晓夫对确定西柏林地位问题所持的立场。1958年11月27日，根据赫鲁晓夫的倡议，苏联政府就柏林问题向美、英、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照会。照会中声称：6个月后，将把苏联所有关于它同西柏林相互关系和关于驻德苏军在交通方面的一切权利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并要求给予西柏林以非军化自由城市的地位。柏林问题曾经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讨论，然而苏联政府的提议均未被采纳。1961年6月21日，赫鲁晓夫发表强烈声明，宣布：如果西方大国不同意苏联的提议，苏联将采取坚决的步骤。——原注

[286] 指赫鲁晓夫于1961年6月3—4日在维也纳同约翰·肯尼迪的会谈。——原注

[287] 将西柏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隔离开来的墙，建立于1961年8月13日。——原注

[288] 指1962年秋，因赫鲁晓夫倡议将苏联弹道导弹部署在古巴和美国随之封锁古巴而造成的国际局势急剧恶化。苏美两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对抗，有发展成核战争的危险，后经外交途径解决。——原注

[289] 指1963年6月24—25日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对罗马尼亚进行的访问。——原注

[290] 看来是指1964年4月25日至5月7日本·贝拉访苏期间赫鲁晓夫同他的一次谈话。——原注

[291] 指1962年10—11月间中印边境发生的冲突。——原注

[292] 1954—1964年期间，赫鲁晓夫访问了奥地利、阿尔巴尼亚、阿富汗、缅甸、保加利亚、英国、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丹麦、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挪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美国、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南斯拉夫等国。——原注

[293] 指1959年9月15—27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原注

[294] 指1955年7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上讨论“关于苏南谈判结果”问题时的发言。——原注

[295] 指1960年3月23日至4月3日赫鲁晓夫访问法国。——原注

[296] 指1960年2月11日至3月5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阿富汗。——原注

[297] 赫鲁晓夫曾经两次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讲过话：1959年9月18日在联大第十四次会议上讲话和1960年9月23日在联大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原注

[298] 指1961年11月阿朱别伊访美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谈话，以及他1963年2月访问意大利、1964年7月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62—1964年访问古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芬兰。——原注

[299] 应西德报社之邀，阿朱别伊于1964年7月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朱别伊时任《消息报》主编而主要是赫鲁晓夫的女婿的这次非正式访问，被利用来推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正常化。阿朱别伊拜会了联邦总理艾哈德。在谈话中，讨论了苏联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双方在两个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以及赫鲁晓夫正式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可能性。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领导人密切注意此次非正式接触，对于阿朱别伊的某些言论反映不好。——原注

[300] 1964年5月23日，纳赛尔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表彰他为巩固本国的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加强同苏联的友谊而进行的斗争。同一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副总统阿梅尔也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原注

[301] 指在尼罗河兴建的阿斯旺水坝笫一期工程完工(1960—1964)。——原注

[302] 1964年5月20日赫鲁晓夫在开罗接见了伊拉克共和国总统阿布德·萨拉姆·阿列夫元帅。——原注

[303] 指赫鲁晓夫1964年5月16日在阿斯旺市举行的向阿斯旺水坝建设者授勋大会上的讲话(载1964年5月18日《真理报》)。——原注

[304] 指以米高扬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于1964年6月22日至7月5日访问印度尼西亚。——原注

[305] 指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35年5月27日命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直属中央的共和国、州、边疆区内务部机关建立的“三人小组”。参加“三人小组”的有：内务部局长或副局长、民警局局长、同案件有关的处长。“三人小组”有权决定驱逐、流放或在集中营关押5年以内的处罚。由于1937年7月31日开始了大规模镇压，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也建立了自己的“三人小组”。参加“三人小组”的有内务人民委员、边疆区和州的内务局长和边疆区和州的党委第一书记、边疆区和州的检察长。“三人小组”有权决定包括枪决在内的任何惩罚。1938年11月“三人小组”被撤销。——原注

[306] 指1950年在列福尔托夫组建的特别监狱。该监狱属联共(布)监察委员会管辖。——原注

[307] 谢罗夫1945年5月29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63年3月，在国家情报局工作人员别尼科夫斯基案件被揭露后，谢罗夫被剥夺苏联英雄称号，其军衔由大将降为少将。——原注

[308] 指举行有为数众多的党、政和经济工作人员参加的扩大的苏共中央全会的做法。——原注

[309] 指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为了“协调和配合党组织的工作”而建立的苏共中央中亚局(1962年12月20日)和苏共中央外高加索局(1963年2月7日)。在赫鲁晓夫退休后，上述两局于1964年末撤销。——原注

[310]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授予基辅市列宁勋章的命令于1961年7月21日通过，关于授予基洛夫州列宁勋章的命令于1959年12月25日通过。——原注

[311] 指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原注

[312] 1958年6月2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一份意见书，建议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载1958年9月21日《真理报》)。根据这个意见书的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58年12月24日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取消了7年普遍义务教育制，代之以8年普遍教育制，8年毕业后实行义务生产劳动教育。——原注

[313] 指1964年7月11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按照全会日程只讨论一个问题，即解除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使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中央的工作上，并推荐米高扬担任这一职务。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谈到农业发展问题，他说，科学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脱离农业和工业迫切需要的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原注

[314] 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苏联部长会议于1964年7月24日讨论了关于保证完成采购肉类、牛奶和禽蛋的国家计划的措施问题。但在1964年7月25日《真理报》上却发表了这样的消息：“1964年7月24日，在赫鲁晓夫同志主持下，举行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研究了制订1966—197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基本方向问题。”——原注

[315]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从1963年5月起开始编制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远景五年计划和七年计划中1964—1965年的调整计划。1964年8月31日，苏联计划委员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送了五年计划草案。为了讨论发展国民经济远景计划的编制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于1964年9月26日举行联席会议。赫鲁晓夫没有同苏共中央主席团任何委员商量，就在开幕词中建议编制国民经济七年计划或八年计划取代五年计划。——原注

[316] 1964年4月17日，大规模地庆祝了赫鲁晓夫的70诞辰。为了表彰赫鲁晓夫的“杰出功勋”，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最高级奖章。——原注

[317] 1964年3月，赫鲁晓夫被授予1964年舍甫琴柯奖金，以表彰他在乌克兰进行的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原注

[318] 1963年4月，赫鲁晓夫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原注

[319] 1960年阿朱别伊被授予文学艺术列宁奖金，以表彰他的著作《面向美国：赫鲁晓夫访美记》。——原注

[320] 指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两个报告，即苏共中央总结报告(1961年10月17日)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1961年10月18日)。——原注

[321] 大型纪录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于赫鲁晓夫70诞辰时在苏联发行。——原注

[322] 指列宁于1922年12月口授的意见书。——原注(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37—343页。——译注)

[323] 在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1958年)上，赫鲁晓夫被推荐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原注

[324] 指1957年6月22—29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所谓反党集团的成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被从党中央机关清除出去。——原注

[325] 中译文参见中文《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40页。——译注

[326] 指英国作家斯维福特著作中的主人公，他在旅行时进入了小人国。——原注

[327] 中译文参见中文版《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3卷第340页。——译注

[328] 指1924年5月23—31日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原注

[329] 1956年2月27日，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必须建立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以便改进对俄罗斯联邦党的工作和经济的领导。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兼任俄罗斯联邦局主席。——原注

[330] 该文件未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应在1964年10月14日宣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编注

[33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4] 文件建议，根据所附目录向各地发送。得到相应通报的各国共产党有：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英国、德国、印度、叙利亚、美国、芬兰、法国。——原注

[335] 第一、三、四、五号附录未在这里公布。——原注

[33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38] 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因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于11月5—12日逗留莫斯科。——原注

[339] 上述越南同志只在11月8日参加了会谈。——原注

[340] 朝鲜战争期间，扎哈罗夫曾作为苏联军事顾问常驻北京。——编注

[341] 该档案部分来自俄国发表的内容(关于苏中谈判)，部分摘抄自俄国档案。省略号表示未抄写的内容。——编注

[342] 该发言稿曾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等阅读。在编辑过程中文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动：例如“缓和”一词的表述；还有一些段落被删节，如苏联国防部长Р.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声明中的一些片段等。这里所公布的经过编辑的文本是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1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上的发言稿(РГАНИ，ф.2，оп.1，д.762，л.114 131)。——原注

[343] Д.Н.艾地(1923—1965)，从1959年起担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从1961年起担任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思想立场的最坚定的追随者之一。1965年9月30日，因发动军事政变失败被打死。——原注

[344] 此处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345] 尤·泽登巴尔，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6678 库兹涅佐夫与帕夫洛夫斯基谈话记录：关于向中国提供武器(1964年12月12日)

摘自В.В.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64年12月12日

第03525/ГС号

绝密

文本第6份

与捷克斯洛伐克驻苏大使帕夫洛夫斯基同志的谈话记录

1964年12月12日

应О.帕夫洛夫斯基同志的请求接见了他。

大使说，大使馆受布拉格委托，通报关于在莫斯科咨询捷克斯洛伐克武器供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接着，大使告知如下：从1955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给中国军用物资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米格15战斗机、伊尔14运输机及其他武器，和供这些军事装备用的备件。从1961年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给中国军事装备，除了备件外，其他已中断。

目前，中国人除了关注苏联方面早先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供应他们的Т55型坦克外，已转向要求供应他们普通的射击武器(步枪、冲锋枪、机关枪等)。由于自1961年起，捷克斯洛伐克不再供应中国这类武器，所以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要向苏联政府咨询中国的这个建议。

在谈到解决这个问题时，大使要求考虑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出售射击武器给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奥地利、阿拉伯东方国家、非洲国家等。如果正面解决中国的要求，中国人准备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原料。

询问大使，从捷克斯洛伐克供应武器给中国有多大规模的问题。

大使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未知。

大使答应立即将这个问题报告政府。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二等秘书Я.Ф.波列佩契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АВПРФ，ф.5，оп.30，п.107，д.451，л.163

№20776-1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向毛泽东祝贺生日的方式(1964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关于向毛泽东贺寿的报告

1964年12月15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1964年12月26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71岁生日。

在毛泽东65岁和70岁生日之际，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给他发了问候。贺词刊登在苏联的报刊上。

1960年和1962年驻中国苏联大使，受苏共中央委员会委托，被容许拜访毛泽东并转达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对他的口头形式的祝贺。

在当前的情势下，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名义给毛泽东同志发去祝贺其生日的简短问候是适宜的。

这件事在报刊上是不可能报道的，特别是在中国没有纪念领导人生日纪念日的，并且在报刊上没有刊登过任何这方面的情况。

附送上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贺词和给苏联大使的指示。 [1]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В.安德罗波夫

РГАНИ，ф.3，оп.16，д.593，л.61

№207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祝贺毛泽东生日(1964年12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4年12月23日会议

第183号记录第61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向毛泽东祝贺其生日”的决议

1964年12月23日

绝密

(决议的准备和起草人是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

一、同意给毛泽东同志的贺词(见附件)。

二、同意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指示(见附件)。

附件一：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北京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

在您生日到来之际，苏共中央委员会谨向您致以热忱的祝贺，祝愿您健康长寿。我们真诚地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2]

我们希望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和中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及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之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致以党的崇高的问候!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Л.勃列日涅夫

附件二：

北京

苏联大使：

请在12月25日拜访毛泽东同志，并把生日贺电转交给他(或是他所指定的其他人)。

如果您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则在会谈时请说出消除分歧和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希望。请强调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近来的多次关于为了不让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分歧感到高兴而有团结的必要性和关于主要的是我们是团结一致的讲话，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此非常重视。请说出尽管形势复杂了，考虑到条件的变化，但还是可以一步一步地朝着改善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的道路迈进。

请呈报完成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8，д.309，л.67，11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