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61

№20813-8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总结(1961年1月18日)

№24165 德拉贡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张舵全在苏联擅自外出(1961年2月18日)

№25293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农业形势和粮食困难(1961年2月23日)

№1383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年2月24日)

№25300 库兹涅佐夫致刘晓函：苏联物价调整后的中苏货币汇率(1961年3月23日)

№25301 费留宾接见张德群谈话纪要：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纸币(1961年3月24日)

№25302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糖(1961年3月31日)

№218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61年4月6日)

№21896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函：外交部关于与周恩来会谈的指示电(1961年5月16日)

№218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年5月17日)

№219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回复问题(1961年5月17日)

№1383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中国的答复(1961年5月17日)

№0810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问题(1961年6月5日)

№1373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1961年6月25日)

№20280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错误(1961年8月17日)

№20281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根子在中国(1961年8月19日)

№1300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1961年9月15日)

№13008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问题(1961年9月22日)

№09881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苏阿关系问题(1961年9月30日)

№1383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年10月7日)

№11459 托夫马相的政治报告：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的动向(1961年10月17日)
№13009 华沙条约国致中、朝、越、蒙党中央呼吁书：协商国际问题的方式(1961年10月31日)
№11460 莫利亚科夫致托夫马相电：注意越南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反应(1961年11月17日)
№25314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要求苏联提供米格21飞机技术援助(1961年11月30日)
№10203 莫利亚科夫提供的资料分析：关于越南南方的局势(1961年12月22日)
№20789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谈判(1961年12月26日)
№20790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总体情况(1961年12月26日)
№2078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方谈判如何实现苏中协定问题(1961年12月28日)
№2190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苏共、中共和阿劳动党之间关系的文件(1961年12月28日)
№13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给中共和印尼共的文件(1961年12月28日)

№20813-8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总结(1961年1月18日)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总结

同志们，去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自从1957年莫斯科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这些文件确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当代最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以来，到现在已经3年了。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和国际影响急剧增长的3年，是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打击下解体的3年，是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发展的3年。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新变化。

有必要全面分析所有这些变化的实质，揭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点，制定出符合新条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基本战略策略路线。在这个代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的国际会议上，上述任务应当能够更顺利地得到解决。首先由此产生了于1960年召开会议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在1960年中期，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党之间在一系列原则问题的看法上公开出现了严重分歧。这就产生了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危险。资产阶级报刊千方百计地夸大这些分歧，而国际反动势力则开始制定阴险计划，利用这些分歧达到自己的目的，损害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有必要全面审查这些分歧的实质，克服这些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达到共产党和工人党观点和行动的统一。

可以十分满意地说，11月的会议顺利地解决了所有这些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新胜利。

会议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成熟性和所经受的锻炼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毫不动摇地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容忍任何偏离我们的伟大学说的倾向。我们党和绝大多数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对待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方面坚持的原则立场为克服现有分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全面地、创造性地讨论了会议所面临的问题，在关于国际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上，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观点的统一。会议通过的文件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它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纲，是这个运动进一步团结并取得新胜利的思想基础。

会议的全部工作是本着大胆的革命创造性和集体研究我们时代迫切问题的精神进行的。声明中阐述的新的理论原理和结论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会议文件对当代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做出了答复，人类的命运和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如何估价现时代和它开辟的前景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各国和平共处和裁军的可能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主要任务问题以及关于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问题。

同志们，会议文件你们都很了解。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向你们作了介绍。因此，我只是简要地谈谈声明的基本结论，而把报告的大部分集中在下述问题上：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会议是如何举行的，会议是如何达到一致而通过历史性文件的，会议在争取一致通过的道路上克服了哪些困难，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来说，应当从会议总结中得出什么结论。

(一)

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自己的声明中确认忠于1957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对社会发展的新进程和新现象做出了深刻的马列主义的估计，提出并详细制定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准则和政治准则，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续发展。摆在第一位的是科学确定我们时代的性质，其基础是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结论，这已经得到各马列主义政党的普遍承认。正确估计时代性质不仅仅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它还是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制定有科学根据的符合现实生活客观条件的战略和策略的依据。在我们时代，历史发展进程是极其复杂的，而进程的速度又急剧加快了，为了在革命斗争中正确把握方向，确定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前景是特别重要的。不仅要制定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的战略路线，而且要制定出每个党的符合各该国特点的正确战略和策略，这就与时代性质问题分不开了。列宁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49]

会议一致赞同对于现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其意义还在于这种解释结束了中国同志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造成的混乱。中国同志在自己关于时代的定义中忽略了近年来世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根本变化。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像中国同志所企图断言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是有了变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兄弟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帝国主义已经较少具有侵略性。问题的实质在于，首先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强盛，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出现了瓦解的积极过程，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

会议得出了唯一正确的结论：在我们的时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为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开辟了新的、比以往更加有利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机会。

我们期待着在实践上实现了列宁的伟大构想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民族力量转变为一种国际力量，对世界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声明对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成就做出了总结，对于这个制度发展的新阶段作了详细的解释，确定了共产党和工人党进一步巩固自己实力的任务。在会议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结论中，需要注意下述原理，即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方面复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结成统一的阵营，这个阵营的团结日益加强，它的实力不断发展，这就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范围内将获得完全的胜利。

1957年会议之后的三年内，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了新的成就，它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了。从1957年到1959年，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总量增加了37.1％，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总量只增加了7.4％。同时，苏联的工业生产增加了23％，而美国的工业生产只增加了4.6％。

会议责成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尽全力利用已经在每一个国家及整个体系中出现的巨大可能性，即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坚定地遵循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这一点之所以具有更突出的意义，是因为中国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关系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妨碍了最有效地利用这些可能性。

会议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承担着国际主义责任，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义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为其提供的可能性，以便在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实力方面，以及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历史任务(即在工农业的绝对产量方面超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后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超过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方面，不断扩大每一个国家的贡献。

声明的巨大政治意义在于，它把全世界共产党人、国际工人阶级、全体反对战争的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最使人民担心的问题上，集中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

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更高地举起了为和平而斗争反对战争危险的旗帜。

在我们的时代，新的战争是否仍然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预防的？

会议推翻了中国报刊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之前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会议再一次确认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性结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1957年宣言的原则。尽管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但是当前出现了能够粉碎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强大力量。可以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世界战争的企图，可以防止战争的时期已经到来。但是，为此必须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反战的一切国家和全体爱好和平人士的努力统统联合起来。

会议的这些结论拥有巨大的动员作用，它号召各族人民为反对战争准备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它使人民深信，这种斗争可以防止战争，保障持久和平。

会议的文件指出了防止战争的途径，为共产党、为各种组织和为一切憎恨战争的人们确定了为和平而斗争的行动纲领。

声明尽力强调，不能等到已经开始投掷原子弹和氢弹时再来开展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斗争，现在就需要开展这种斗争，一天一天地增加力量。这样提出问题更能够激发一切国家和平斗士的积极性，帮助把反对新战争的一切力量投入行动。

这个结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出的，即中国同志明显地低估了现代战争的空前破坏性。他们实际上的出发点是，即不必特别害怕世界大战，因为据说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会在战火中被消灭，而牺牲将得到补偿。因此，声明中包含的下述思想则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即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坚决要求用最少牺牲和破坏的代价来埋葬资本主义。

有鉴于此，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有必要着重指出，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尽管中国同志努力企图证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反对和平共处原则，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仍然重新确认，他们实质上把和平共处仅仅看作是暂时的喘息时机。在争论过程中，中国同志的论点完全被推翻，会议一致确认，现在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或者是破坏性战争，别无选择。

会议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它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阵地，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影响，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威望和影响。会议同时指出，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如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放弃阶级斗争，调和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斗争过程中，社会主义因其固有的优越性必然赢得胜利。

会议深入研究了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和前景的问题，在声明中公正地认为，这个运动的突出胜利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是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诞生的第二大事件。这是会议对世界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贡献。会议的结论为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指明了通向社会进步的道路。特别需要提到下述原理，在清除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土壤上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新型国家——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从前曾提出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原理，为摆脱了法西斯统治枷锁的欧亚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指出进一步斗争的道路。现在，共产党人提出了民族民主独立国家的原理，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在有利的条件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在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全体进步力量的战斗积极性之下，它可能是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渡形式。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问题在声明中占有很大地位。

会议向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指出了他们今后斗争的新前景。会议认为，历史将确定不移地向着消灭已经陷入总危机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推进。这个新阶段不是由于世界大战而出现的，它是在两种制度竞赛和斗争的环境下、在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更大变化和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急剧尖锐化的环境下发生的，是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以及在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的环境下发生的，这种状况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力量开辟了鼓舞人心的新前景。已经有了良好的条件来团结反对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反动和侵略的堡垒——的一切力量，来建立广泛的反垄断战线。在这个团结过程中，在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改革、争取满足群众经济政治要求、争取推翻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进程中，共产党人不断加强自己与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引导群众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不言而喻，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在声明中占有显著地位。中国同志在会议之前以及在会议期间都极力攻击苏共二十大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正是宣言有关部分的基础。他们实质上否定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没有看到由于国际舞台上出现新的力量对比而在当代产生的新的可能性，并且据我们所知，他们直接建议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尽快地投入武装斗争，而不管具体环境如何。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其中包括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些国家利用和平形式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来说是极其重要和尖锐的问题。因此不能不着重指出下述情况的全部重要性，即会议完全肯定了宣言基于苏共二十大的原理得出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

还必须指出声明中宣布的下述论点的巨大政治意义，共产党遵循马列主义学说，坚定地继续反对输出革命，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输出反革命，并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自己国内的一切力量，积极行动起来，以便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防止或者坚决反击帝国主义者对任何国家起来革命的人民的事业的干涉。宣布这样的结论能够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决心。

会议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事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会议承认，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像爱护眼珠一样保护党的统一，严格遵守党的民主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不倦地关心加强自己与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不容许发生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在自己的队伍中尽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认为共产党在思想战线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尽全力继续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反共主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而斗争。

会议着重指出马列主义政党在两条战线斗争的重要性，既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外表上是互相对立的。实质上，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互相补充的，同样的不仅能够对某个党，而且能够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匈牙利的朋友们在会议上回忆了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当时不论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拉科西等人)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伊姆雷·纳吉等人)，都助长了国内的反革命动乱。因此，两条战线斗争是生活本身的要求。共产党的正确的彻底革命的政策是在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制定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受到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一切阻挠，仍然胜利地向前发展，并且已经变成了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现在，共产党已经存在于87个国家中，在自己的队伍中联合了3600余万人。

世界上所有兄弟党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更经常性的、多方面的和富有成效的。现在没有像共产国际那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统一组织和领导机关。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条件下，特别需要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尽力联合起来。统一和团结可以使我们运动的力量增长10倍。因此，会议制定的马列主义政党之间相互关系原则，尤其是它们之间加强统一和团结的原则，具有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会议宣布，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一致遵守兄弟党在自己的会议上共同制定的涉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总任务的估价和结论。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不允许发生可能破坏这种统一的任何行动，这是为民族独立，为民主与和平，为顺利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任务而进行斗争获得胜利所必需的条件。破坏这些原则必将导致削弱共产主义力量。为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获得成功，所有马列主义的政党必须达到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这是每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会议通过的这些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突出的意义，它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同志们，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中最重要的新结论和新准则就是这些。这些结论和准则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是由会议一致通过的。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卓越的胜利之一。

但是还必须注意到，这个胜利不是立刻得到的，也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尖锐争论而得到的。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全会介绍争论是怎样展开的，以及在会议进程中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怎样达到了观点的统一。

(二)

同志们，关于以中国共产党为一方，以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为另一方所发生的分歧的性质，已经向苏共中央全会作了两次报告：1959年12月一次，1960年7月又一次。

众所周知，早在去年夏天之前，关于如何估计当代国际形势问题，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务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已经形成了某些错误观点。

把现时代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所作的不正确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是这种错误观念的理论基础。在这样解释时代的条件下，把帝国主义看成了我们时代实行独占性统治的力量，至少是看成了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力量。作为论据，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借口是，似乎现在地球上2/3的人口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和控制之下。例如，这样的理论工作者之一田天学在1960年7月1日的《贵州日报》上写道：“事实终究是事实，帝国主义几乎把地球上近2/3的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这种认识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恰恰与此相反。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35％(超过10亿人)，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解放或者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12亿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25％(约7.5亿人)。

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和过低地估计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中国理论工作者得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就不能防止这种战争的结论。从这里，中国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策略和战略，在“逻辑上”自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如果战争依旧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帝国主义仍然决定着世界事件的主要方向，那么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只是作为战争之间的短暂喘息时机，而各国的真正裁军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强调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提出普遍裁军的口号，意味着只是在劳动者之间制造幻想。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叫做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他声称，“谈论和平共处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助长帝国主义的气焰”。

中国同志不正确地看待重要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问题，因而在对待中立国家，包括对待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的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追求狭隘民族利益，在边界问题上同印度展开了有害的争论，并且企图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拖入这场争论中。众所周知，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没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事实完全证明了我党中央的政策的正确性。在11月会议上，许多发言人，首先是印度共产党的代表指出了这个政策的英明性，因为它使共产主义的敌人大失所望，使苏联的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印中冲突中的不正确立场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产生的。这种观点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立场相矛盾的，这种观点在中国报刊于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中得到阐述。

中国同志由于不正确地理解时代，由于不正确地理解在争取和平、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斗争中，以及在争取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出现的新的可能性，他们在对待国际民主组织(和平拥护者运动、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等)的任务方面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把关于武装斗争形式的冒险主义观点强加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要求他们把这种斗争形式作为达到自己基本目的的唯一斗争形式。

中国同志不限于在文章中阐述自己的观点。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会议时，他们转而公开攻击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立场，同时呼吁非党群众组织反对兄弟党的所谓错误观点。在世界工会联合会中，中国人遭到了共产党代表和非党代表的坚决反击。

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期间，5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积极反对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他们的分裂活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苏共中央向兄弟党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在1960年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内容没有超出中国同志自己在1960年4—6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向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参加者发表的言论中提出的问题的范围。通知书是完全有根有据的，是以平静的同志式的语气写成的。

兄弟党的代表了解了通知书之后，批评中国同志背离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在布加勒斯特还决定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成立了文件起草委员会，草拟能表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立场的文件草案。

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仅没有重新审查自己的错误观点，恰恰相反，他们变本加厉地坚持这些观点，更积极地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开展幕后分裂活动。他们越过兄弟党中央委员会散发自己的阐述错误观点的文件，力图借助大使馆和国际民主组织中自己的代表去影响兄弟党的干部。很明显，用这种办法来准备会议，不但不会消除分歧，而且会加剧分歧，只会给会议的准备和举行造成困难。

为了顺利召开会议，为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切任务，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克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间的分歧。为此目的，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决定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在会议之前举行我们两党代表双边谈判。同时，也是考虑了某些兄弟党领导人的愿望，他们向我们说，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预先举行会谈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准备和召开会议。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相应信件于1960年8月13日发往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但是过了1个月才把自己的代表团派往莫斯科。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我们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9月10日的来信，中国同志把这封信同时散发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自己驻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让其他兄弟党的领导干部了解这封信。他们把这封信(其实是长达109页的特别详细的著作)叫做对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的答复。而实际上不论就其实质或形式而言，这封信都不单单是对我们的通知书的答复。

需要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自己的信中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实际上是从以前的错误观点后退了，对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作了新的表述。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附带了许多互相矛盾的首尾不一的保留条件和遁词，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的迹象，顽强地企图证明这种立场正是他们以前所持有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9月10日的信(即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的答复)是以非同志式的、刺激性的、高傲的、对于我党往往是侮辱性的口气写成的。这封信证明，中国同志不是客观地有原则性地对待我们的通知书、对待兄弟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的发言，而是在克服分歧和使观点接近的道路上寻找和设置一个又一个新障碍。信中没有采纳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建议和希望的意向。不仅如此，信中公开地、高傲地声称，如果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与中国同志的观点不相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准备考虑这些意见。况且彭真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声明说，如果大多数共产党不同意中国同志的立场，他们将重新研究这种立场。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无视通知书中列举的事实和论据以及文件的引文，基本上继续坚持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这封信不限于我们的通知书所涉及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很早以前实际上已经解决，或者与成为争论对象的原则问题无任何关系。例如，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关于1956年的苏波关系问题，关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等等。

信中包含了诽谤性的指责，要求苏共中央对我党从未采取过的行动和从未提出过的论点负责。例如，该信的作者竟然做出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论断，似乎苏共中央“在一系列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越来越背离正确的道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这封信充满了对苏共中央以及对赫鲁晓夫同志个人的攻击。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代表之间的双边谈判于1960年9月17—22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中央委员杨尚昆同志、胡乔木同志、廖承志同志、伍修权同志和刘晓同志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派出下述同志组成代表团参加谈判：苏斯洛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库西宁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康斯坦丁诺夫同志、格里申同志和契尔沃年科同志。

我党代表团同中国人初次会见时，便对中共中央9月10日的来信给以坚决的批判。我们对他们说，他们的信没有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希望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消除已经发生的分歧。恰恰相反，这封信加剧了分歧，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不正确的新论点，不顾及我们两党的利益，不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党代表团断然拒绝并戳穿了针对我党及其中央提出的诽谤性指责，同时代表团声明，在托洛茨基分子之后，除了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公开敌人之外，无论任何反对派，无论任何时候都没有允许自己对我党说出这样的话。

我党代表团以最坚决的方式批驳了中方的企图，他们企图以卑鄙的手段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并企图挑拨苏联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我们坚定地明确地对中国同志说，赫鲁晓夫同志的立场反映了中央主席团、中央委员会乃至我们全党的意见和观点，赫鲁晓夫同志是我们公认的领导者。他表达了苏共中央的集体意志，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为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为捍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而斗争，因而在我们党内、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享有巨大而崇高的威望。

与此同时，我党代表团从最初起一贯坚持如下方针，使讨论即将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使首先研究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使分析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成为会谈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此相反，他们实质上力图回避研究原则性的重大问题，而纠缠于我们两国关系中的第二位的问题，以此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来信中确定的方针。其中，一部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部或者大使馆予以澄清，而另一部分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作为笑料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同志激烈地指责我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所谓的大国主义态度，他们硬说苏联的组织企图在旅顺口为沙皇将军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西耶夫建立纪念碑!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冗长发言一次又一次迫使我们解释早已经澄清的问题，而且在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之后，中国同志又提出新的问题。谈判具有尖锐的气氛。

两个代表团之间经过5天的争论，我们同中国同志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得到消除。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中国人不想消除分歧，他们只是把代表团的会谈看作是为了在起草委员会和正式会议上捍卫自己错误观点而斗争所需要的某种“火力侦察”。

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结束后再过几天，布加勒斯特会议为准备文件而确定的起草委员会就应当开始自己的工作，而11月会议应当通过这些文件。

每一个党都深刻意识到有责任使会议的准备工作获得成功，因而向起草委员会派出了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邓小平总书记为首的一大批同志。苏共中央为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派出了由苏斯洛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毛希丁诺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和伊利切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声明草案，并提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总共有26个兄弟党的67位代表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顺便说一下，这正是它区别于1957年会议的重要的突出特点。那一次文件草案也是由苏共中央准备的，经与中国同志协商后，以苏共和中共联名提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讨论。这一次不单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广泛参加了我党提出的声明草案的讨论。这种情况使兄弟党的同志们特别满意。

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从10月1日工作到10月22日。

在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查明，到达的任何一个代表团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声明草案。委员会成员了解了苏共中央准备的声明草案之后，一致同意把它作为基础。同时，几乎所有发言的同志都给予草案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当代的所有问题在草案中都从马列主义的立场做出了正确的阐述，与1957年的宣言完全相符。中共中央的代表看到与会者的情绪，虽然提出了以后对草案进行自己的修改和补充的保留意见，但也同意把苏共中央的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同时装模作样地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苏共中央声明草案中在某些问题上接近了中国人的立场。阿尔巴尼亚人(卡博)对草案放肆地进行批评。他声明说，草案中有许多不正确的表述和结论，对修正主义表现出调和主义，对帝国主义揭露得不够，对和平共处谈论得过多。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似乎不是以革命精神阐述的。

在委员会工作的前几天，关于声明草案中提出的一般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实事求是的争论。中共的代表发言后，争论的进程有了急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表示不同意草案中的一系列论点，说这些论点是“不完善的”，而且似乎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他的发言证实了中国同志确实存在着苏共中央通知书中以及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所批评的错误观点。

中共代表在委员会的两次发言中再三地说，必须考虑到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也同样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他反复地说，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他依旧把帝国主义叫做“纸老虎”。邓小平同志没有再直接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点，但是提出了新的论点——局部战争不可避免。

邓小平同志反对声明中提出的热核战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表述，他要求“不要宣传战争恐怖”，实质上是要求向人民隐瞒这种战争的真相，似乎这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精神状态。至于说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他仍然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结论，并声明说，只能从“策略观点出发”谈论和平过渡问题，他表示根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什么地方会有可能出现和平结局。

在谈到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中共的代表断然拒绝声明草案中包含的不允许有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的论点。关于这一点，关于声明草案中指出的必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以及草案中的其他某些论点，中国代表顽固地称之为“分裂的地雷”，同时向大家暗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会接受这些论点。与此同时，他高傲地表示相信，在中国共产党与所有其他兄弟党的争论中，“历史最终会作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利用起草委员会的讲坛直接攻击我们党，胡说什么把一个党的意见“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党”，在共产党之间培植“老子党和儿子党的不平等关系”等。投给我们党的所有这些荒唐的指控又伴随以虚伪的声明，说什么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苏联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而苏联共产党应当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邓小平同志的发言给所有的人造成令人苦恼的印象：看得很清楚，即使大多数共产党谴责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观点，即使大家一致阻止它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阻止它反对苏共的国际威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要利用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来捍卫自己的错误观点，为自己争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行动自由。

同志们，我引证中国代表团在起草委员会的这些发言，目的是想说明，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同他们论战，为什么在你们所熟悉的苏共中央1960年11月5日的信中以及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的发言中对这些问题给予这么多的注意。

在三个星期的过程中，在委员会内进行了不断争论，主要是围绕中国同志的论述进行的，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意他们的论述。关于我们的声明草案，每一个代表团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和补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最多，达40页。委员会成员共提出300条建议，文字174页。其中多数建议不具有原则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草案个别条文和词句的补充和修改。诚然，有不少建议会对草案起不好的作用，经过交换意见之后，建议人自己撤销了这些建议。

依照惯例，草案中每一条原理都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关于时代的定义有120人发言，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有66人发言，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有29人发言，如此等等。关于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问题整整讨论了两天。

我党代表团毫不妥协地捍卫声明草案中阐述的立场，并耐心地说明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样做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在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上，兄弟党的代表确信苏共的立场是正确的，中共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表明他们理解面临的任务，既要达到统一，同时又要坚持应有的原则性，在苏共中央草案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但是其中某些人也表现出动摇，特别是同中国同志的争论达到激烈程度的时候。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团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段新内容，即关于苏联共产党、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经验对于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国际意义的内容。中国同志立刻提出自己的说法，只讲“苏联共产党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删掉了下面这句话：苏联共产党的表率作用和兄弟般的团结是“在实践中运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则的表现”，同样地，凡是提到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地方一律删去。

关于这个问题燃起了最激烈的论战。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责备中国共产党对待苏联共产党的不诚实态度并果断地维护波兰同志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建议。印度尼西亚的阿吉特罗普同志企图找到出路，讲了下述精神，虽然他的党在自己的文件中原则上指出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但是在声明草案中最好不提这些代表大会，据说因为这会引起中国代表团的反对。在其他一些争论的问题上，越南代表、朝鲜代表和日本代表有时也持有这种论调。但是就实质而言，这并不表明这些代表团同中国同志的立场一致，而只是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希望求得妥协。需要指出，其中任何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也没有支持针对苏联共产党的诽谤性声明。就争论的原则问题的本质而言，只有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结一致，完全同意中共代表的观点。

委员会经过许多天的工作，终于敲定了声明草案的条文，并基本上达成一致。同时苏共中央草案中多少带有原则性的论点全部保留下来。但是声明中还剩下某些带原则性的重要论点没有达成协议，尽管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有些日子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但是委员会仍然不得不把它们提交正式会议讨论。

第一，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不允许搞派别活动和小集团活动的表述没有达到一致。

中共代表顽强地坚持主张，不允许派别活动的原则只能适用于各党自己内部，而不应当扩展到各党之间的关系上，各党之间的关系似乎应当完全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原则上。他们断言，不然的话就会出现“暂时处于多数地位的人把意见强加于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人”，然而暂时还不知道谁的观点是更正确的，因为只有“历史”才能做出最后裁决。我们和兄弟党的代表坚决反对这样歪曲列宁原则，并证明说，共产党人没有权力把理论和政策上的争论问题留给历史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不应当有两种政治立场和两条路线。委员会所有发言的同志都公正地认为，中共代表团对不允许派别活动这个论点的反对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严重威胁，表明他们不愿意听取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的意见。

在关于派别问题的顽强争论中，中国同志以非常激烈和激动的形式表示我党草案中最初的表述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古巴同志、巴西同志和波兰同志经过我们的帮助提出了某些修改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一致遵守兄弟党在自己的会议上集体做出的决定。破坏这些原则会导致削弱共产主义的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不允许会破坏这种统一的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是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斗争获得胜利和顺利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个公式一出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看来出路已经找到。但是，中共代表团断然拒绝这个公式，拒绝其他的谈论，不允许有破坏共产党队伍统一的行动的任何词句。委员会内的剧烈争论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因而这个重要问题也不得不留给正式会议解决。

第二，关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中国人坚决主张从声明草案中删掉关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提法。

第三，关于克服个人迷信有害后果问题没有达成意见一致。中共代表团建议删去关于个人迷信的表述。会上发言的同志以自己的党内生活为例有力地证明，由苏共中央首创开始的为恢复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为克服因破坏集体领导原则而导致有害后果的斗争多么富有成果。大家都很清楚，中国代表团所以反对这一点，是因为它旨在反对任何个人迷信，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的个人迷信。

在起草委员会多日工作过程中，兄弟党代表团日益紧密地团结在苏共中央拟定的声明草案的原则基础上。所有的代表团对于中国人在原则问题上的错误立场看得越来越清楚。然而，中共代表团继续表示毫不让步，看来他们指望在正式会议上再“挑起战斗”，并在那里寻找对自己观点的支持。

在10月22日起草委员会的最后会议上，声明草案得到赞同，但是对上述未达成协议的问题作了保留，会议委托苏共代表团就所进行的工作向大会作报告。

(三)

同志们，这样一来，正如你们所能料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准备工作经历了大战斗，是在尖锐论战的气氛中进行的。

苏共中央主席团对即将召开的会议派出了由下述人员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代表团团员有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

苏共中央力求为克服同中国同志的分歧扫清道路，排除妨碍会议正常工作的一切东西，于11月5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一封信，目的是对中共中央9月10日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做出答复。我们指望用这种方式为在会议上冷静地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则问题创造条件。

在庆祝十月革命43周年的日子里，苏共中央邀请的所有兄弟党代表团都聚集在莫斯科。中央主席团考虑到了会议工作的成功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苏中两党立场的协调程度。当时，尽管以刘少奇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已经数日，关于中国同志对会议工作有什么想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中国同志没有像以前通常所做的那样，愿意同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最好是由苏共代表团尽一切努力做到，使会议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讨论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任务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尽量做到不使次要问题成为争论的中心，不使会议偏离主要任务。当时，我们认为最好是两个代表团进行会谈，向中国同志公开陈述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会议工作方向的意见。曾委托科兹洛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和安德罗波夫同志会见中共代表团。

会谈于11月9日在刘少奇同志住处举行。我们向中国同志通报了苏共中央关于会议工作方向的意见。告诉他们，苏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将采取心平气和的、务实的和同志式的态度，具有实事求是的性质，不准备同他们辩论，发言只限于声明草案中提到的问题。我们曾声明，苏共中央同时从下述情况出发，即在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面前，共产党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统一，在会议进行中和会议以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消除分歧，使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

中国同志立刻提出我们11月5日那封信的问题，他们声明把这封信看作是苏共代表团在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不用说，这显然不是真话，况且，中国同志自己也承认，他们曾经等待我们对他们9月10日的信做出答复，并且确信会做出这种答复的。

我们说明，苏共中央11月5日的信只不过是对中共中央的信的答复，因为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比我们的通知书广泛得多的问题。中国同志继续把自己的信的内容介绍给外国同志，如果苏共中央不对这封信做出答复，这会使人相信我们同意这封信的内容。

到这时，许多外国同志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同他们座谈时，完全不真实地说明苏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出专家的问题，把事情说成这样，苏联政府强制采取的这个措施似乎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后果，破坏了所有的经济计划，等等。因为中共代表团同我们座谈时重新提出从中国撤出苏联专家的问题，我们向他们声明，如果他们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需要我们的专家，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相应的邀请，我们会做出肯定的答复，当然条件是，苏联人在中国应当保证有正常的工作环境，并且不能企图唆使他们反对苏共中央的路线。顺便说一说，从那以后，中国同志再没有提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专家问题。

我们不得不深感遗憾地说，中共代表团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倡议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以不友好的与不和解的态度同我们谈判，并且不想利用这个机会就会议的总路线达成协议。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到达莫斯科之后，表现得更加不友好，更加粗鲁。他们顽固地拒绝同苏共中央的代表会见。

这样一来，会议前夕，中央主席团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便面临如下问题：会议的工作如何开始以及沿着什么方向进行？是走上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所追求的道路，因而降低即将展开的论战的思想水平，并且冒进一步加剧分歧的风险，使会议偏离它面临的任务呢，还是坚持对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路线，以便对世界所有共产党人、整个进步人类感到焦虑的问题做出答复呢？

中央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同时，我们以列宁的指示为指针。列宁说：“报刊上展开的争论和交锋，有的可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弄懂政治问题，更深刻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意义，更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则变成对骂、造谣和无理取闹。先进工人知道自己对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作进程责无旁贷，因而应当特别当心，千万不应让那些不可避免的争论和不可避免的交锋变成对骂、造谣、无理取闹和诽谤中伤。” [50]

会议于11月10日在庄严的气氛中开幕，81个兄弟党的262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地球的各个角落。

苏共代表受起草委员会委托，作了关于起草委员会工作报告。

对声明草案的讨论在当天从尼·谢·赫鲁晓夫的发言开始。

苏共代表团团长的讲话提出了当代世界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问题，对声明草案作了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证。科学地确定现时代的本质；揭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的国际作用；确定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主要任务；确定解决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防止世界热核灾难问题的途径；阐明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和民族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全面地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思想工作任务，研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当前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密切关心的所有这些问题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中得到了深刻的全面的阐述。这是真正的纲领性的发言，它从革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阐明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活动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发言结束后，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中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刚一结束自己的发言，大厅中立刻响起欢呼声。兄弟党的代表团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以他为代表的我们伟大的列宁主义党。只有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带着紧张的表情不动地坐在那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还有处于慌乱状态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会议的参加者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对苏共代表团的示威，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代表的示威，看作是即将降临非同小可的斗争的征兆。

赫鲁晓夫同志反映我党中央的立场，在自己发言的末尾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苏联共产党声明，从我们方面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同所有共产党的紧密的兄弟关系，其中包括同那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某些问题与我们有不同认识的共产党的关系……现在我们的任务在于，使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巩固，使世界共产主义阵线更加巩固，使每一个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党代表团坚决贯彻的苏共中央的这条路线是保证会议获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并且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它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实质上为其他人的发言定了调子。几乎所有的同志都在自己的发言中声明，苏共代表团领导人发言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很高的原则性，深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会议富有成果的工作。乌布利希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共同声明作了卓越的理论论证。他的发言的特点是，他把各个党的注意力引向未来，并且表明，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克服已经存在的分歧需要采取什么方法和提出什么样的具体论据。”

乌拉圭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里斯门迪在发言中谈到赫鲁晓夫同志的讲演时，同样着重指出：“这个讲演特别深刻地分析问题，展示了前景，具有高度原则性，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捍卫列宁主义，善于考虑当前形势的一切细微差别，摆脱琐碎事务，既关心我们的运动的命运，也关心共产党员的团结。这个讲演对我们会议工作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会议的前四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这几天发言的有蒂姆·布克同志(加拿大共产党)、吉奥迪同志(阿根廷共产党)、日夫科夫同志(保加利亚共产党)、努里同志(伊拉克共产党)、卡达尔同志(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柯里杨尼斯同志(希腊共产党)及其他同志，他们全面地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新的可能性，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分析了维护和巩固和平的途径。所有的发言都着重指出声明草案的重要性和价值，并指出，会议通过这个文件将给工人阶级开辟鼓舞人心的为和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前景。

11月14日会议富有成果的工作被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所破坏，而在此之前宣布的是刘少奇同志报名发言。在邓小平之后发言的人都指出，这个发言是与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完全唱反调的。

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在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这是会上最长的讲话)中，只字不提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发言很大一部分是重复他在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这个发言是专门同苏共中央11月5日的信进行辩论的，对苏共进行了诽谤性的攻击。发言中再一次企图歪曲我党和我国政府奉行的列宁主义的爱好和平政策。中国代表继续混淆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本质和阶级倾向性问题，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以及关于解放战争和侵略战争问题，歪曲苏共二十大关于有可能以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错误立场，并且斥责塔斯社关于这个冲突的著名声明，指责苏联共产党似乎不平等地对待其他兄弟党，说它美化帝国主义，等等。

中国代表的发言得到了会议参加者十分消极的反应。人们完全以沉默来对待他的讲话。在他之后发言的外国同志表示坚决不同意这个讲话的内容和腔调。奥地利共产党代表科普列尼格同志说，这个讲话使奥地利代表因深感震惊。多列士同志断定，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违背了1957年宣言确定的总路线，而宣言是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接受的”。

诺沃提尼和哥穆尔卡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提出尖锐批评。哥穆尔卡声明，这个发言更加尖锐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他说，“中国同志不相信裁军，不相信有可能巩固和平，他们不赞成的正是构成和平共处政策的实际内容，并且给我们阵营带来了非常有益结果的苏联对外政策措施”。哥穆尔卡同志对中国代表团说，“你们究竟为什么如此顽固地采用不正当手段力图贬低这些措施的意义，而这些措施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威望，争得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争取到了和平事业和裁军的支持者，在资本堡垒中的普通劳动者中间扩大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朋友的队伍？”

11月6日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领导人霍查同志发表讲话以后，会议的形势更加尖锐化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令人愤怒的发言。霍查发言以后，伊巴露丽同志立刻要求发言。她说：“自从反对托洛茨基斗争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人使用这种语言。恩维尔·霍查的发言只能看作是挑拨性的和诽谤性的发言，而不能看作是别的，它不会给发言的人和怂恿他这样做的人带来任何好评。”

确实，霍查同志的发言不仅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而且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深深感到羞辱。会议正是这样评价的。这是满怀怨恨的人的发言，他企图诽谤苏联共产党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苏联人民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相互关系中一切好的和光明的东西。他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歪曲我党的政策，他怪罪苏联共产党，说苏共以大国主义态度对待阿尔巴尼亚，同这个国家实行不平等的政策。而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来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援助所不能比拟的!

赫鲁晓夫：我们给了他们粮食、衣服，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苏斯洛夫：众所周知，苏联以最优惠的条件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总数为12.43亿卢布的贷款，给予了11.21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在已经提供的贷款中归还的只有3.42亿卢布，而用这些贷款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企业则作为苏联人民的礼物赠送给了阿尔巴尼亚人民。1951—1960年，有3000多名苏联专家派往阿尔巴尼亚，给以技术援助。苏联实质上无偿地保证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的一切需要，包括最新技术装备。

中伤苏联政策的企图还突出地表现为阿尔巴尼亚代表歪曲我党于1954—1955年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55年5月赴贝尔格莱德前夕，苏共中央曾经同兄弟党协商过这个步骤，并得到了它们的完全赞同。而霍查在会议上虚伪地声明，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似乎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向会议参加者提供了我们当时收到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就此问题来信的副本。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经过某种犹豫之后那时也支持了苏共中央的倡议。当时他们把苏共中央的行动评价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性一步”，而把1955年签订的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协议评定为“对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特别是对我国具有莫大重要性的事件，是对巩固我国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所作的特别宝贵的贡献”。

当然，十分卑鄙地中伤我党的企图不能不受到与会者的愤怒谴责。哥穆尔卡同志激动地说，“我们在这里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嘴里听到的东西，只能简直叫做对苏联、对苏共和对赫鲁晓夫同志的不负责任的、肮脏的、流氓式的攻击。我们大家都感到羞愧，因为这种放肆的挑拨性的攻击竟然出现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任何一个郑重的人，更不要说是共产党员，都不会允许自己用这种腔调发言，进行如此的攻击。我深信，如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听到了这个发言，他们会和出席这次会议的我们一样，同样感到羞愧”。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同志说：“恩维尔·霍查的讲话极大地破坏了我们会议的工作进程。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口里吐出这么多不足信的诽谤言论和粗鲁话，这是耻辱。而且它是说谁的呢？是说社会主义的祖国，说兄长的党——领导者，说肩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责任的首领!”

演讲人的愤怒言论如此强烈地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发生作用，顺便说一下，凑巧代表团正坐在讲坛的旁边，以至于霍查和谢胡的神经明显地承受不了，他们有好几天没有出席会议。

同志们，必须指出，虽然在邓小平和霍查之后发言的兄弟党代表对他们的不正确论断给予了还击，但是这些发言的人还是在发言中把主要注意力用来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他们特别强调指出，运用我们列宁主义党的丰富经验，运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制定的新的理论政治原理，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同志们指出，苏联的国际主义政策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新型相互关系的基本支柱，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则的苏联的榜样对于我们的整个运动具有莫大的意义。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说，我党坚持捍卫的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方针对于他们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来说，是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积极支持。那些天，在会议上展开激烈辩论的情况下，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位同志一致赞同苏共中央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尽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国务活动家之间的接触而进行的积极活动，这个事实具有原则性意义。

美国共产党的杰克逊同志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代表性。他作为美国共产党员的代表，分析了尼·谢·赫鲁晓夫两次访问美国所进行的活动时说：“赫鲁晓夫同志在联合国讲坛上为和平而战斗，当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里。他还在纽约宽阔的人行道上，在流动的人群中，在富有敌意的和友好的纠察队的战斗队列中进行这种战斗。他在黑人加尔列姆大街上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手拉手为和平而战斗。他在千百万美国人家庭电视屏幕上为和平而战斗……赫鲁晓夫同志深入到我的同胞美国人中间，冲破了一切各种偏见的障碍。成百万人听到了他，他也给成百万人留下印象……我们说，谢谢赫鲁晓夫同志!谢谢您访问了美国!希望您再来!但愿身为共产党员的国务活动家向资产阶级的领地经常出击，使资产阶级旨在把共产党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分离开的努力无法实现。”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同志指出：“亚洲和非洲各族人民争得了政治独立并正在保卫和巩固这种独立，他们和正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永远把苏联看作是忠实的朋友和可靠的同盟者。”高士同志评价说，苏联在印中边界冲突中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他说，这种立场“有助于我们同我国反动派进行斗争，反动派想破坏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并把印度推入帝国主义者的怀抱”。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则与此相反，他们在这个冲突中“不是为巩固和平区域而行动。他们的立场助长了和平区域的削弱”。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通过自己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实例确凿地证明，苏联共产党，特别是在自己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的前景。这里仅举隆哥同志的讲话为例。他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最近几年促使每一个国家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和战斗精神无限增长，促使广大劳动群众的同情心增长，促使各阶层人民更加关心共产主义思想，关心共产党员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十分积极的因素，足以证明(特别是根据我们的亲身经验证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以及苏共领导人在这几年把决议贯彻到生活中去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11月23日，赫鲁晓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对会议的进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在这次发言中，针对邓小平同志讲话，特别是霍查同志放肆的发言中不正确的不符合我党政策的论断给予了还击，清除了诽谤和中伤我党的企图。但是如同第一次讲话一样，赫鲁晓夫同志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用在有决定性的问题上，摒弃了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想把会议引入恶劣狭路的企图，而这条路是通向泥塘的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指出，“……这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不是共产党达到统一的道路”。

赫鲁晓夫同志这一次发言也是努力引导与会者深入讨论如何更好地利用现在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来防止战争，推动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了的各族人民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发展，以及讨论使所有共产党员激动不安的其他问题。他的整个讲话贯穿着我党的如下愿望，即希望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此同时希望帮助中国同志放弃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产生有害后果的道路。

赫鲁晓夫同志心平气和的、论据充足的讲话给与会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代表们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目送赫鲁晓夫同志。只有中国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例外。

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发言同样表明中国同志不想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诚然，这个讲话主要的是防御性的。人们感觉到，大多数党在数十个发言中表现的强硬的原则立场，开始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起作用，这些发言热烈号召团结和统一，同时果敢地带有揭发性地批评了他们的立场。诚然，他们仍然企图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他们的代表不仅断言1960年4月发表的著名的三篇文章符合1957年宣言，甚至把事情说成是这样，即这些文章追求的目的是防止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对宣言的背离。和从前一样，他们断然拒绝大多数与会者提出的关于在声明中包括不允许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的要求。

大家发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新的讲话表明，中国代表完全不想寻找消除同与会者的分歧的途径，因此更加愤怒了。会场上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中国代表刚一结束自己的讲话，多列士、隆哥、哥穆尔卡、日夫科夫、巴拉克、伊巴露丽、泽登巴尔、艾斯卡兰特、巴格达什和杰克逊等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立刻要求第二次发言。

同志们的第二轮发言都很简短，但措词尖锐，要求严格。多列士同志声明：“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你们完全不考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党的意见，这是不对的。你们顽固坚持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如此有害的立场，这是有问题的。我们请你们向你们党的中共委员会转达我们向你们提出的这个强烈请求。”伊巴露丽同志说：“中国代表团还有时间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立场，倾听所有党的呼声，这些党号召它不要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应当在各国劳动者面前，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在历史面前，承担巨大责任。”

我还想引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路易斯·普列斯杰斯的发言。他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界限。我们认为，已经到了中国同志应当谦虚地问问自己的时候：他们所持的立场正确吗？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捍卫者吗？难道在这里出席会议的我们这些绝大多数共产党的代表都错了吗？难道苏共所持的立场错了吗？或者是中国同志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苏共的‘傀儡’。这不是他们的错误和对我们大家的诬蔑吗？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对苏共采取如此敌视的态度，这如何解释？难道这不正是他们错误的出发点吗？”

在邓小平同志发言之后，总共有24个兄弟党的代表发言。讲演人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代表团制造分裂危险的立场。

会上，许多发言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涉及了中国同志错误观点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

对待理论问题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态度，用死啃书本代替对活生生现实的创造性研究，理论脱离实际，是这些观点的思想根源。

实践向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对这些问题寻找现成的答案是徒劳的。共产党在深刻地严谨地分析客观形势的基础上，从精神实质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词句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同志打着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斗争的旗号，继续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不放，重复着在当时是正确的而现在已经过时因而不符合现代形势的原理和口号。与此同时，他们把基于对变化了的条件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所得出的新结论和新原理，看作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倒退。

会议的参加者指出，教条主义和死啃书本是中国同志宗派主义立场的基础，这种立场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代表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行动上。大家认为，如果中国同志的路线获得胜利，这无疑会导致急剧缩小民主组织的群众基础，把民主组织变成封闭的教派。

列宁当年曾经揭露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革命性的社会根源。这些根源就是：工人阶级个别队伍的阶级不成熟性和缺乏锻炼，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施加的压力。

特别是在农民人口占大多数并拥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国家里，这种思想的残余继续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施加压力。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困难时，这种压力变得特别强大，并且往往表现为小资产阶级无根基的极端革命性，企图跳越阶段并人为地加快发展速度。列宁写道，“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 [51]

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还同他们奢望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起特殊作用有直接关系。这种奢望特别表现为在中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公式。

邓小平同志力求证明，这个公式是以通俗的形式表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论点。然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另一种含意。例如，1960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写道：“毛泽东思想从世界观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发展与完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历史研究》杂志有一篇发表的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时代精神的汇合”，“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阶段”。中国共产党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同志的文章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它对东方革命和世界革命具有新的普遍意义”。中国报刊上有不少这种根本不正确的论断。

完全显而易见，中国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公式，不是指的把一切国家普遍适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而是指与毛泽东名字相联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特殊发展阶段。这个公式向后倒退了，倒退到了个人迷信时期，这时一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仅仅是“被挑选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所专有的事。中国报刊鼓吹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说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民日报》，1960年10月7日)，企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赋予毛泽东以特殊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未必毫无所知。最近一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行中无疑表现出，想在兄弟共产党中间谋求领袖地位，这就毫不奇怪了。

民族主义对共产党的影响是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偏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肥沃土壤。毫无疑问，这一点在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行为中得到反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因边界冲突而使中印关系尖锐化的错误政策，中国同志对待会议大多数参加者的经验和观点的高傲态度，这些不能不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许多党的代表在发言时指出，谁都没有否认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方面做出的贡献。但是不应当夸大民族特点的意义，并且不应当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把只适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作为共同的原则和规律，错误地强加于其他所有的党就更是不对了。

大多数的党都认为有必要在声明中强调，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不会自动消失，必须同这种恶习进行坚决的斗争。民族主义的残余仍然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团结的严重危险。

在会议长时间争论的过程中，对所有问题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但是中国代表团继续坚持要求对声明的某些重要论点采用自己的表述。这时决定由原来的起草委员会根据会上讨论的情况进行起草工作。

委员会逐页地重新审查了声明草案，吸收了各代表团的新建议，经过几天协商草拟好了几乎是声明的整个文本。但是这一次对下述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关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不允许有任何破坏统一和团结的活动问题；关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问题，关于个人迷信问题。

兄弟党的同志们告诉我们，中国代表团在与会者中间加紧进行幕后活动。他们说，中国同志以拒绝签署文件相威胁。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代表团仍坚定地坚持到最后，并始终如一地捍卫共同的路线。不言而喻，我党代表团也同兄弟党的同志们举行了许多次会谈，说明了苏共的立场，捍卫了声明草案，指出了中国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立场的不正确性及其危害性。

应当说，也发现有少数人动摇不定。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之外，通常还有缅甸和马来西亚的代表追随中国同志。原因很清楚，他们很早以前就在北京生活和工作。除了这些人之外，越南劳动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也表现动摇了。在地理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近的这些国家的党同中国共产党有着传统紧密的联系。这些党的代表们受到了特殊的压力。

越南、日本、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请求赫鲁晓夫同志邀请他们举行会谈。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必须同中国代表团就没有取得一致的表述达成协议。他们说，如果中国同志不签署声明，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他们的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同志表示苏共中央准备达成一致并准备接受协商后的表述，同时他坚决表明，如果声明中不包括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和关于不允许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会导致破坏这个运动统一的行动的内容，苏共代表团就不签署这个文件。

在这种条件下，起草委员会根据我们的建议做出决定，责成委员会全体成员向自己代表团的领导人汇报既成的事实，然后再重新聚会说出最后意见。在起草委员会工作暂停结束后，争论更加强烈地展开了。根据波兰同志、匈牙利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倡议，经苏共中央代表团同意，认为可以不坚持在声明中提出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大多数代表团坚持认为，关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的论点具有突出的原则意义。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申明，如果从文件草案中删去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就是从1957年宣言后退。

苏共代表团和绝大多数兄弟党代表表现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对下述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些从前在起草委员会中，而后在会议上表现出某种动摇并倾向于妥协方案的少数同志在争论的问题上重新开始站在更明确的路线上，并转到多数人的立场上来。例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鲁克曼同志对中共代表团说，希望它听取多数人的意见。越南劳动党的代表黎笋同志发言的精神也是如此。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建议通过不公开的不予公布的会议决议，其中规定不准派别活动的论点，同时确定所有兄弟党在彼此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准则。

所有这些对中国代表团发生了作用。看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已经得出结论，进一步继续争论下去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对领袖地位的奢望不仅破灭，而且中共代表团在会议上面临着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危险。这时，中共代表团请求宣布临时休会。

宣布休会以后，中共代表团立刻走向苏共代表团并请求会谈。会谈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主席团所在地举行。当两个代表团从格奥尔基大厅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指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塑像，半开玩笑地说：“向列宁，我们走向列宁吧!”

在这次会谈中，同以往的所有会谈相比，中国代表团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彭真同志对我们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如果苏共和中共之间达成协议，会议就会胜利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会通过协商好的声明。他向我们暗示，中共代表团准备停止争论，不再坚持自己的建议。看来中国代表团决定寻找某种妥协的协议。该代表团声明，它同意采纳以任何形式表述的关于苏共二十大意义的提法，如同苏联同志所表述的那样。为了避免苏联代表和中国代表今后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发生分歧，他们建议恢复从前的就共同立场预先进行协商的方法，他们许诺向自己的代表发出相应的指示。

但是，中共代表团继续顽强地反对即使是以不公开的决定的形式表示的关于不允许派别活动和小集团活动的提法。除此之外，中共代表团坚决建议增加如下一点，即只有所有的共产党，而不是多数共产党，都同意的情况下，共产党的会议才可以做出决定。我们声明，这种“一致同意的原则”将使每一个党享有否决权，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相容的。

交换意见的结果，就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并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坚决维护这种统一的途径问题通过了协商好的表述形式。众所周知，其中极明确地指出不允许有任何会破坏共产主义队伍统一的行动。这种表述完全反映了声明草案中包含的关于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一切基本论点。尽管中国同志反对这些论点，因为他们不无根据地看出，这些论点的矛头正是反对他们最近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紧进行的派别活动，但是，归根结底他们面临着如下抉择：要么接受所有共产党的集体意志，要么在世界工人运动面前扮演分裂者的角色。

至于个人迷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最终也达成了协议。

整个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彭真同志受中国代表团委托提出请求，希望刘少奇同志能在第二天与赫鲁晓夫同志会见，在会见之前，他们想解决好可能不利于会见的一切争论问题。

11月30日，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中央接见了刘少奇同志。赫鲁晓夫同志直截了当地说，在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中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感到很痛苦。现在，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重新取得一致。因此我们需要一起签署会议文件，不使敌人有可乘之机。

刘少奇同志说，中国同志同意下述意见，即在反帝斗争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上，在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事业上，在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他申明，中共代表团同意声明草案中包括关于苏共二十大作用的论点，他重新请求删除关于个人迷信的说法。同时刘少奇同志说，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是朝鲜同志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中国同志注意，在我们苏联，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必要重新确认二十大的决议，其中也包括关于个人迷信的决议，但是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坚决反对删掉这个说法，而他们的愿望不能不予以考虑。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说明，我党消除了个人迷信以后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二十大的决议对于发展我国经济文化，对于巩固我们党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表现为例说明，个人迷信如何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会带来多么悲惨的后果。经过这些说明之后，中国同志不再坚持要求从声明中删掉个人迷信说法的建议。

会谈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会议的工作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想立刻到苏联各地去访问。会谈中还商定了关于结束会议工作的程序问题。

同一天，即11月30日，举行了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所有的人立刻感觉到了出现的转折。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条文。彭真同志提议委托苏共代表代表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12月1日，会议参加者出席了闭幕会议。起草委员会报告了工作完成情况。然后，在特别激昂、特别庄严的气氛中对会议文件进行表决和签字。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同志向与会者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道，尽管会议的工作走过了“崎岖的道路”，然而由于所有的兄弟党都渴望团结，困难终于被克服，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在结尾说，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制造分裂的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同苏联共产党在一起，共同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友谊。

在会议的整个进行期间，中国代表的发言第一次赢得了掌声。赫鲁晓夫同志和我党整个代表团首先开始向刘少奇同志鼓掌。

赫鲁晓夫同志在会上致闭幕词。他概括地阐释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然后他说，会议参加者服从共产主义最高利益，尽了一切努力，以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解决争论的问题，使共产主义阵线达到更大的团结。赫鲁晓夫同志着重指出，现在决议已经做出并得到一致通过，剩下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集体制定的决议的旗帜下前进。他表示坚信，所有的党将始终不渝地一致遵守这些协议；执行共同制定的纲领，为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这个纲领而斗争。我党代表团团长以苏联共产党的名义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定不移地贯彻会议通过的决议，为了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的真正同志式的关系，就像以前长期所保持的那样，我们甘愿做一切必要的事情。

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与会者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大厅里用多种语言喊出“英特纳雄奈尔”。这激动人心的、令人难忘的场面显示了世界所有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显示了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事业引向彻底胜利的决心。

(四)

同志们，概述了会议的准备与进行中所发生的事件，不难看出，它最终取得的这个胜利是相当紧张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兄弟党代表团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同志高度原则性的发言以及苏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整个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会议在马列主义原则上的团结。赫鲁晓夫同志的几次发言，渗透着关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必胜的伟大信念，渗透着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深刻理解。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对保证共产党和工人党历史性会议获得胜利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的列宁主义的党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中，在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建立牢固思想基础的事业中，再一次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的党在会议上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苏共中央准备的声明草案是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的基础。我党提出的并构成了当代国际发展的一切重大问题的整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所有新思想和新原理，都写进了声明，并成了声明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发言批评我党的立场，他们未能够以任何有根据的建设性的路线同苏共的思想纲领相对抗，他们终于签署了声明，接受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立场。

由于苏共中央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兄弟党得以在声明草案的思想基础上达到团结。在起草委员会和正式会议工作期间，中央主席团很关心做其他党代表团的工作。有赫鲁晓夫同志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参加的同兄弟党代表团举行的多次会见和友好会谈起了重要作用。经过这些会见和会谈，从前站在正确立场的代表团坚定了自己的正确信念，从前动摇的代表团选择了正确的观点，所有这些总的来说促进了兄弟党的团结。

我们可以完全有根据地向中央全会报告，从会议的结果看，我党获得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胜利。

会议给予了我们共产党以很高的评价。会议通过的声明中说：“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声明：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锋队。”

会议的代表们怀着深深爱戴的心情谈论我们的党，着重指出了它的经验对于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具有的突出意义，指出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特殊意义。会议声明中强调，“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可见，会议再一次确认了我们伟大的列宁主义的党在各国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享有多么无可争议的威望。

由于兄弟代表团多次向苏联共产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说：“我党中央委员会向这个会议上发言对我党——伟大列宁的党表示信赖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谢意。我们对这种信赖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声明，我们将不辜负这种信赖和期望，苏联共产党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经验、革命热情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共同斗争的事业。”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在全世界、在所有居民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以非常兴奋的心情迎接会议的文件。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全世界的进步人士热烈欢迎会议的结果和它的文件。他们把共产党员看作是自己思想和希望的体现者，他们越来越确信，和平、社会进步和共产主义是不可分的。毋庸置疑，会议的历史性文件将把全世界亿万诚实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资产阶级集团及其报刊对莫斯科会议结果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会议的完全胜利使最反动的那部分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明显地惊惶失措并表示愤怒。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企图贬低它的作用，歪曲所通过的文件的真正意义。比较清醒地观察事物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则承认这些文件对保持和维护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国务活动家承认共产党人真心希望和平与和平共处，就像会议文件中所表达的那样。

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恢复密切接触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中友谊，这是莫斯科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与此相联系，需要提醒大家，仅在1960年苏共中央曾经两次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回避了这件事。只是在这次会议结束工作的前夕，当所有的争论问题都已经解决之后，中国党政代表团才主动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然后完成了对苏联各地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劳动群众集会上讲话，他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将孜孜不倦地巩固同苏联同苏联人民的友谊，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所有兄弟党的友谊。

同志们，从会议工作结束以来，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召开了中央全会。党组织内举行了积极分子会议和其他会议。会议文件在报刊上得到广泛的详细的阐述。兄弟党热烈欢迎会议的胜利，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声明及告世界人民书，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实际结论。这些党在自己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会议通过的声明在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中，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自然，我们很关心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会议结果的反应，关心他们对会议上给予他们的那些原则性批评的反应，关心他们在会议之后的实际行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暂时还没有讨论会议结果。驻华大使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会见他时说，会议进行得很好。我们还得到消息说，会议结束和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后，苏联工作人员接触到的大多数中国同志怀着真正满意的心情，有一些人甚至带着喜悦的泪花欢迎关于苏中关系开始了新的友好阶段的消息。

下述消息也是令人感兴趣的，最近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改组人民公社结构和在企业的劳动组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人民公社方面，特别规定要同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人民公社中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建议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允许公社社员拥有小块土地归个人使用；预定在3年期限内向公社成员归还从前公有化了的家畜家禽、小工具和其他财产的价值。

出席了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顾问之一所讲的消息同样令人感兴趣。他在北京叙述自己对莫斯科会议的感想时，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而且是相当不愉快的——他解释自己的看法——我们遭到了猛烈的行动一致的攻击，而且与其说是苏共代表团攻击我们，不如说是其他兄弟党的代表攻击我们。但是，与此同时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经历了这样一所大学校，甚至不是大学校，而是真正的研究院，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看来，不能不同意，这位同志真实地说出了对会议的感想。

在中国同志的言行中也有提高警惕性的地方，特别是中国报刊上宣传会议结果时，带有某种倾向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遮遮掩掩地流露出这样的思想，说会议决议中的所有论点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主张。例如，1960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强调说，毛泽东同志在许多年之前就说过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报纸甚至刊登了引文，但是却矢口不说，就是这份《人民日报》仅仅在几个月之前关于这个问题还刊载了完全相反的说法。可是现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和人民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不管你怎样巧妙地翻转毛皮大衣，每个人都能轻易地确定，哪是大衣的外面，哪是大衣的里面。同志们，当然我们也应当替中国人想想：他们比我们更难于向党员群众汇报会议的结果。

也许中国的同志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为此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而我们有义务表现出应有的耐心，最大限度地保持稳重，竭尽全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我们两党的团结。

简单说几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立场。不久以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了会议的问题，批准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的活动。看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没有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说出关于会议上自己的行为以及兄弟党对他们的批评的全部真相。

我党中央委员会对待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我们应当继续执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全力加强苏中友谊的方针。最好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最重大国际问题不断地进行协商，就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互通对外政策情报。必须做到，苏中两国代表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遵照会议决议精神协调行动。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一如既往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可能的物质技术援助。

在加强两党之间的联系方面，我们也应当表现出主动性，按照相互往来原则邀请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访苏，以便在党的建设以及思想工作、党的宣传工作等方面交流经验。我们的报刊必须比以前更广泛地介绍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成就，同介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成就持同一态度。还必须经常交换社会和文化组织的代表团，总而言之，要竭尽全力保护和巩固会议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加强苏中友谊。

至于谈到阿尔巴尼亚，在此种情况下，基本上一切取决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今后的表现，取决于他们是否真心希望加强苏阿友谊。

***

同志们，从会议总结可以得出什么基本结论？它向我们党提出了什么任务？

会议的主要结论是，会议制定并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胜利。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将具有历史意义。声明是所有马列主义党的可靠指南。兄弟党有了它，就能够在为自己的伟大理想而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苏联共产党过去严格遵守了今后将继续遵守集体制定的并得到会议通过的关于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估价和结论，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并且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

会议的另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会议更加明确地固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列宁的组织原则。共产党表明非常关心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确定了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准则。这些原则和准则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准则，这正是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国际主义交往中所一贯遵循的。我们党今后仍将尽力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81个党的会议承认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作用，这就大大地加重了我们大家的责任。

战后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诞生了约30个新的共产党。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同所有兄弟党的联系，特别是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联系，细心(认真)地对待兄弟党的一切需要，特别是在提高他们干部的理论水平方面给以帮助，同他们交流经验和信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他们磋商。

我们必须对于深入研究并用马列主义观点正确阐述国际生活中发生的所有过程，给予更多的注意。必须在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方面提高党的理论工作水平。

我们还应当从会议总结的角度审查苏联社会组织的国际性活动，更多地关心国际民主组织的工作。提高苏联代表在如下的国际社会组织中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这些组织是：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亚非国家人民团结委员会、大学生组织、科学家组织及其他组织等。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保卫和平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大学生委员会、团结委员会以及各种志愿团体的执委会都应当改进自己的对外活动。苏联各组织应当特别细心选拔派往国际组织长期工作的工作人员，细心选拔出席国际会谈和会议的代表团成员。

苏联共产党以声明精神为指针，今后将坚持不懈地奉行和平共处政策，力争实现苏联的裁军纲领，始终不渝地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路线。还应当继续全力加强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联系，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个人接触。为防止世界大战、为完全根除殖民主义、为巩固新国家的独立而斗争，动员世界一切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仍然是我党对外政治活动的头等任务。

同志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的牢固团结和统一，所有国家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社会主义国家各族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和友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团结，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可战胜的主要条件。我们党今后将不断巩固这种统一、这种团结和友谊。

国际解放运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展现出如此鼓舞人心的前景。不管我们的敌人多么憎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会议通过的历史性文件鼓舞苏联全体共产党员，鼓舞全体苏联人民为在我国——第一个为全人类的光明未来开辟道路的国家——建成共产主义而积极斗争，为进一步加强我们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而斗争，为世界和平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旗帜下，以此来迎接新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党的第二十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经久不息的鼓掌)

РГАНИ，ф.2，оп.1，д.535，л.132-143

№24165 德拉贡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张舵全在苏联擅自外出(1961年2月18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1年2月18日

第420号

绝密

苏共中央：

中国公民张舵全(Чан До-чуан)1956年自中国来到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学习。此人不久便停止正常上课，并违反外国公民在苏联境内居住的现有规定，开始在苏联国内到处乱跑，靠打零工糊口。

1960年11月，张舵全从基洛夫去过莫斯科，并两次在可疑情况下造访了英国使馆。此后，便返回了他的法定居住地哈里科夫。但今年1月，他又在未获护照登记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前往了卢甘斯克州的克拉斯诺顿。在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的情况下，张舵全才返回了哈里科夫。我们在警告其不得违反苏联给外国人所规定的制度的同时，也帮助其安置了工作。尽管这样，张舵全还是在不久又前往了克拉斯诺顿，并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让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建议。

在坚持让我们提供给他在卢甘斯克州的居住权的同时，张舵全在与哈里科夫和卢甘斯克执照登记部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还威胁说，自己可能返回中国，以便申诉关于自己似乎在苏联受到了恶劣的待遇。他还声称打算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国家安全委员会

德拉贡(签字)

1961年2月21日

手写批注：

需要归档。В.戈尔布诺夫。1961年2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369，л.55

№25293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农业形势和粮食困难(1961年2月23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3月13日

第176号

机密

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 [52]

1961年2月23日

……2月23日，我根据中央的指令拜访了刘少奇，并转交了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邀请中国同志赴苏休养的邀请函。

……

……我向他通报了1961年1月苏共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他特别有兴趣地想了解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农业问题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刘少奇对如下一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并想了解：苏共中央对党内出现的一些“无稽之谈”和“欺骗”的斗争，为农业生产克服自然和气候条件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如何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农业部门的重组等。

……

……刘少奇随后谈到了中国的农业形势。

他说，早些时候我们低估了农业的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两年，这个缺点暴露愈加明显。在我们看来，刘少奇说，农业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没有察觉国家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出现的基本食品(供应)短缺问题。然而在去年，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同时还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影响了整个国家，农产品供应短缺带来的问题开始出现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国的整个领导层、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刘少奇表示。以此出发，我们认真加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毛泽东、我、大多数中央党政机关和国家部门、一系列科研机构的专家，他继续说，都在忙着发展农业。刘少奇说，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处理农业的问题相关方法。我们聚精会神地考察苏联农业经济出现的问题以及苏共采取的应对措施，尤其是近年来苏共采取的措施，同时也研究美国、日本和其他一系列国家的农业政策，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国家生存的问题，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通过学习所有的材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农业中关于劳动技能的经验最值得关注。

刘少奇进一步讲到，在中国，过去两年由于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产量严重下降，深刻影响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此外，刘少奇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基本上，影响农业发展落后的原因有两个：(1)自然灾害；(2)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认为，他说，这两个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刘少奇没有继续分析缺点、错误和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只评论说“近两年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无疑被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加剧了”。

说了一会儿后，刘少奇提醒我，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两到三年自然灾害牢牢挟持着国家。作物歉收，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荒。今年，他说，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是曾经出现过的，当然，也可以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现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若不然死于饥荒的人数会不断上升，最后达到像过去一样可怕的数字。然而，刘少奇继续说，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正在经历或者即将经历饥荒，因为目前现存的粮食供应不足以养活所有人。

列举一些中国同志们采取的措施，刘少奇说，让1960年农产品正常收获的地区输送一大部分粮食给受灾区。同时，中国将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粮食。他继续说，数年来，中国第一次举全国之力进口粮食，而之前中国甚至是粮食出口国。粮食进口量非常大，现已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签订了约200万吨谷物(主要是小麦)的合约。现在，刘少奇继续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来研究进口粮食的可能性，因为200万吨的粮食对中国来说是微小的数量。此外，他说，我们不能确信帝国主义不会阻止我们，他们可能会购买粮食，然后禁止粮食出口到中国。就这样，他继续说，进口的粮食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后，我们就不能增加其他商品的进口量，由于中国的现汇很短缺。

他进一步讲，粮食的困难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可能也将会慢下来。“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避免人口的非自然死亡，一个人的胖瘦由摄取的营养决定”，他说，这还是可以挽救的局面。刘少奇继续说，中国同志保证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困难都是暂时的。6月份进口的粮食解了国内的燃眉之急。根据他的话，国内小麦在1961年应该会丰收，显然这还是未知数，所以不能排除今年下半年从国外进口粮食可能性。“我们认为”，他说，“1961年上半年的人口增长幅度会有所下降，毫无疑问，这与人的健康状况相关。因此，我们在下半年将采取措施增加每天的粮食供给量。”

……

他又进一步重复，中国关于食物原料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今年5—6月份之后情况会有所好转，基本上我们将度过困难时期。现在，据他所说，中国正在经历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

……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4，д.7，п.466，л.57-64

№1383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年2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2月24日会议第31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Н.Г.伊格纳托夫、Ф.Р.科兹洛夫、А.И.米高扬、Н.В.波德戈尔内、А.Н.柯西金、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Г.И.沃罗诺夫、В.В.格里申、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波斯佩洛夫同志关于苏联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通报。 [53]

(波斯佩洛夫、安德罗波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

关于无线电台的问题——拆卸，什么都不要送去。

记录在决议中。

赞成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活动。代表团的策略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与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问题上表达了原则性的立场。

与米高扬同志进行了辩论。

准备了信函，阐述的问题包括告知全体人员所发生的事件；阐述整个事件的情况。 [54]

向兄弟共产党寄发，或者，如果可能，通过电报。在信中说——(关于对贝利亚的揭露)。

目前，不签署贸易条约。

继续谈判，在莫斯科，在高级别上进行。

米高扬同志：我想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担心，中国人和其他人会说，我们这是在压迫弱小的国家(不能让我们的敌人感到轻松)。

关于贸易条约——不能中断贸易。 [55]

如果阿尔巴尼亚人不做出向好的方向改变的话，就不邀请他们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了。

委托科兹洛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米高扬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准备(？)信函；委托书记处准备。

3月25日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地点？ [56]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38-38об

№25300 库兹涅佐夫致刘晓函：苏联物价调整后的中苏货币汇率(1961年3月23日)

В.库兹涅佐夫给刘晓的信

莫斯科，1961年3月23日

亲爱的大使同志!

依照1961年1月1日向你方介绍的情况，苏联对价格做出了调整并提高了卢布的含金量，苏中双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1.自1961年1月1日起，卢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222.22元人民币兑换100卢布或45卢布兑换100元。

基于此，1953年9月22日制定的卢布对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汇率，以及1955年2月20日和1955年3月7日分别制定的人民币对卢布外汇汇率都将不再有效。

2.自1961年1月1日起，1957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的非贸易支付中提高人民币对卢布官方汇率的条款将会被继续执行。

(1)第一条列在下面：

“自1961年1月1日起，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非贸易支付中，人民币对卢布官方汇率涨幅33.3％。即60卢布兑换100元人民币或166.67元人民币兑换100卢布。”

(2)将“3.82％”改为“8.6％”。

(3)第四条协议不再有效，其后的条款会做出相应修改。

请大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В.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8，д.1，п.199，л.3-4

№25301 费留宾接见张德群谈话纪要：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纸币(1961年3月24日)

摘自Н.П.费留宾的工作日记

1961年4月3日

第01104/ГС号

绝密

文本第8份

副部长接见中国大使馆代办张德群。 [57]

1961年3月24日

我应张德群的请求于12点会见了他。

……

2.根据来自北京的电报指示，张德群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发出请求，恳请苏联政府向中国人民银行制钞活动提供帮助，共制钞30亿元，其中3亿为十元面额人民币纸币。张德群表示，希望能够在1961年底完成制钞任务。

他提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纸币先前是在苏联进行筹备工作的。苏方也保留了纸币的设计方案。当时苏联财政部负责处理这些问题，并与苏联外贸部的进出口部门进行了协调。

张德群强调，他的口头声明应当被视作中国政府官方的正式请求。

张德群表示，中国政府的此项请求将被递交苏联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信函已送到А.И.柯西金同志和В.Ф.加尔布佐夫同志处)。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留宾

АВПРФ，ф.0100，оп.54，д.4，п.466，л.21-23

№25302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糖(1961年3月31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4月28日

第33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纪要 [58]

1961年3月31日

今天下午15时30分，我应邀会见了周恩来。他谈到了以下问题。

一、老挝问题……

……

二、周恩来谈到苏联提出的援助100万吨粮食以及50万吨糖的建议。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第一，关于糖：周恩来希望派一个以叶季壮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具体问题展开商谈。叶廖明已经在北京通告叶季壮，苏方会在4个月内(8月前)交付糖。我们同意这项提议。费用由我们承担……

第二，周恩来说，刘少奇此前与契尔沃年科会谈时提到，中国对外贸易部建议我们向苏联交付从加拿大东部进口的谷物，苏联则在靠近中国的地区向我们交付谷物……

契尔沃年科说他记得这个提议。

周恩来说：关于这个提议，苏联同志已经同意从库存中拿出100万吨谷物和30万吨小麦提供交付，中方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这个建议。因此，我们注意到，苏联向中国交付30万吨小麦而中国向苏联交付30万吨从加拿大进口的谷物。此外，周恩来问道，苏联是否能在近期交付小麦，加拿大会在1961年7—8月间交付(这意味着会很晚)。所有运费将由中方支付。

周恩来还问，能否将30万吨谷物增到60万吨。

……

我表示会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些提议……

……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4，д.7，п.466，л.166-172

№218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61年4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

(Н.С.赫鲁晓夫、Н.М.什维尔尼克、Ф.Р.科兹洛夫)

第323号记录第6项

1961年4月6日

绝密

责成科兹洛夫和什维尔尼克等根据为交换意见而举行的会议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相关问题加以研究。

РГАНИ，ф.3，оп.14，д.466，л.8

№21896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函：外交部关于与周恩来会谈的指示电(1961年5月16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

根据委托，苏联外交部就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相关问题提交了给苏联驻北京使节的指示草案，以便其与周恩来或邓小平举行会谈(摘自北京来电：从今年5月11日第621—624号至5月13日第628—632号)。

决议草案见附录。

请审议。

В.库兹涅佐夫

1961年5月16日

手写批注：

Н.С.赫鲁晓夫同志就该问题所作批示已转交苏联外交部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

В.В.列别杰夫

1961年5月17日

附件：

草案

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关于就苏阿关系与周恩来或邓小平举行会谈给苏联驻北京使节的指示”

绝密

批准给苏联北京使节的指示草案。

就苏阿关系诸问题给苏联驻北京使节П.Ф.尤金发出的指示

1961年5月16日

绝密

请您以商谈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为由拜访周恩来或邓小平，并根据委托向后者通报如下内容：

“莫斯科认真研究了你们就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在关注你们所提出问题的重要性的同时，我受委托谈谈苏方对此的一些看法。我们显然已无必要重复你们已知的那些文件的内容——如今年4月26日А.Н.柯西金给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的信和苏联政府于今年5月8日给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备忘录等。在这些文件中关于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双边关系苏联政府已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过，这里我们仍希望再次强调，苏方对近期苏阿关系深感忧虑，并将付出更大努力以促其正常化。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即在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隔阂时理应表现出大的耐心，不应操之过急。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在面对此类存在争议的问题时应当采取同志式的协商和相互讨论的方式。这也正是苏联始终不渝坚守的路线，为了保持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友谊，苏方不惜竭尽全力。

正如你们所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公开对苏共和苏联持不友好立场。会议期间，以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为调解双方隔阂作出了许多努力。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当时根本听不进我们的同志式的意见，甚至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他们反而在我方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致使苏阿关系不断趋于恶化，并开始向外界公开自己与苏共路线、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结论的分歧。我们自然不能不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政策中出现的如此意外和急剧的转变感到担忧。我们现在搞不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对苏共和苏联采取了如此不友好的立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共中央曾立即建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我们两党代表之间的会晤，以及时化解苏共和阿共关系中已明显可见的隔阂的根源。可是，阿尔巴尼亚领导层却多次拒绝我们提出的举行会谈的建议。在1960年11月的莫斯科兄弟党会议期间，我们之间虽举行了此类会谈，但阿方领导人却中断了谈判，这表明他们是有意进一步恶化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晓，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团对苏共采取了不友好的立场。绝大多数兄弟党的代表们均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对苏共的恶意攻击表示了愤慨。与会者均诚恳地呼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做法，重新回到与苏共、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友好的道路上来。可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并没有从这种公正的、同志式的批评和与会者们的期望中得出任何有益的结论，而是继续走在破坏阿苏之间友好的歧途上。从莫斯科会议回国之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紧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攻击。虽然在口头上依然声称自己对苏共和苏联人民的友好感情，并号召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极力试图玷污我党活动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通过各种不友好的，甚至直接攻讦的方式，往苏联身上抹黑。如今，在阿尔巴尼亚国内形成了这样局面，所有那些赞成保持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人均会遭到排挤和镇压。

你们提到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之后举行的Н.С.赫鲁晓夫同志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其中谈到有必要改善苏阿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至今仍如Н.С.赫鲁晓夫同志当时所言。我们依然真诚地希望和尽可能地去改善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虽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采取了直接反对苏联的做法，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仍然从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和团结的大局出发，还在莫斯科会议之后，便多次建议阿方领导人举行双边高层会晤以讨论两国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

苏共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期间与阿共中央领导人的会谈中，仍坚持召集此类会谈以解决双方的隔阂。可是，即使这样，阿尔巴尼亚领导层仍固执地拒绝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会面。今年3月，华沙条约参加国在莫斯科举行了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期间各国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者均得到了邀请，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并不想利用这一机会来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目的。恩维尔·霍查和谢胡等同志拒绝出席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他们的这一做法不仅使与会各国代表感到理所当然的惊诧，而且为各种敌视我们的不公正新闻媒介提供了歪曲的口实。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耐心而顽强地通过各方面努力以改善阿苏关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能将目前的阿苏关系与1956年的苏波关系画等号。因为众所周知，在1956年，不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波兰领导人，都是从两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角度出发，都极力为解决苏波关系中所产生的问题而努力。这种共同努力最终便产生了相当积极的结果。即使今天，我们仍可以骄傲地说，当前的苏波关系是在兄弟式的、真诚的基础上结成的，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至于现在的苏阿关系，情况则完全不同。苏联真诚地努力协调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可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阿尔巴尼亚领导层方面的理解。但显而易见的是，在目前条件下只凭苏联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近期召集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当然不能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对苏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所采取的立场置若罔闻。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期间当谈及苏阿关系状况时，Н.С.赫鲁晓夫同志再次表达了准备改善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意愿。其他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也强调了这一点，并带着极大的忧虑激动地指出当前阿尔巴尼亚领导所执行路线的危险性。从极其友好的动机出发，政治协商委员会呼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最严肃的态度通过交换意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采取措施以履行自身作为华沙条约成员国所肩负的义务，完全遵守条约之相关规定，从而确保条约所有成员国的团结和加强其防御力量。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家的团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想促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如果有人把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们所提出的这些同志式的意见看作是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所施加的某种压制或压力，那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以极其遗憾的心情不得不指出，对于政治协商委员会全体成员为清除近期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的各种努力，阿尔巴尼亚政府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甚至，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继续坚持自己的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华沙条约国家的不友好路线。

你们的谈话很多都是关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海军基地的。因此，我们也就有必要更详细地讲讲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并不想从阿尔巴尼亚撤出自己的军舰和装备。而如果现在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那绝对不是出自我们的本意。我们把海军从发罗拉海峡撤出是被迫的，因为阿尔巴尼亚方面执行了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我们根本无法忍受基地内的环境。由于阿尔巴尼亚军事政权的直接挑衅性活动，发生了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导致该基地实际上已丧失了战斗力，苏联海员已无法在那里继续待下去。

关于阿尔巴尼亚政府针对苏联海军及其家属所实施的各种不友好举动，我们这里没必要详细列举。因为其中部分事件我们已在发给你们的文件中作了通报。虽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能通过个别的反面事件去加入判定，但不得不遗憾地说，目前苏阿关系中出现的这种不和谐绝不是个别事件，而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针对苏联工作人员而采取的、系统的、有预谋的不友好行动。这明显是破坏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友好基础，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方曾多次提请阿尔巴尼亚政府关注发罗拉基地内出现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可是，阿方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予以阻止。相反，针对我们的请求阿政府总是以不友好的举动来作为回应。随着阿军事政府的挑衅活动的升级，发罗拉基地的形势不断恶化。仅仅是由于苏联领导层政治上的成熟，苏联高、中级军官和水兵的刻意容忍，时至今日才避免了我水兵与阿方的直接冲突。苏联海军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确保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才到了阿尔巴尼亚，是为了改善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防御能力，但我国政府不可能允许自己的海军待在这种无法忍受的环境之下。

为了提高部署在发罗拉海峡的海军的战备能力，消除那里业已形成的不正常局面和避免苏阿水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在得到政治协商委员会同意的条件下苏联政府建议在阿苏友好关系恢复以前向停泊在该基地内的所有舰艇补充兵力，后者均为隶属于华沙条约国家联合武装力量统帅部的苏联水兵。可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并不认为上述建议是目前条件下唯一明智的举措，并有意识地采取了清除发罗拉海军基地的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在这种不友好的情况下，苏联海军继续留在阿尔巴尼亚只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РГАНИ，ф.3，оп.14，д.475，л.5-12

№218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年5月1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5月17日会议第328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诸问题”

(В.В.库兹涅佐夫，Н.С.赫鲁晓夫、А.И.米高扬、А.Н.柯西金、М.А.苏斯洛夫、Р.Я.马利诺夫斯基)

第328号记录第2项

1961年5月17日

绝密

责成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提意见就该问题制定相关提案。

РГАНИ，ф.3，оп.14，д.475，л.2

№219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回复问题(1961年5月1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答复”

(Н.С.赫鲁晓夫、А.Н.柯西金和А.И.米高扬)

第328号记录第3项

1961年5月17日

绝密

196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信函以及周恩来、邓小平与苏联驻中国大使的会谈均涉及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诸问题，兹责成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就上述问题起草给中国朋友的答复性信件。

РГАНИ，ф.3，оп.14，д.475，л.1

№1383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中国的答复(1961年5月1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5月17日会议第328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Г.伊格纳托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А.毛希丁诺夫、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库兹涅佐夫、赫鲁晓夫、米高扬、柯西金、苏斯洛夫、马利诺夫斯基)

允许进行不大的修改。

如果我们的建议将被采纳的话，可交付报刊，但在相反的情况下不允许。

不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 [59]

第3项　关于给中国人的答复。

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

进行不大的修改。

对所有3份文件做出答复：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会谈记录和中共中央的信。

删掉：主席可能会愿意留下一些资产。

第4项　关于与肯尼迪的会晤。 [60]

在欧洲——柏林。

关于裁军——让我们把自己的军队撤回到自己的国境内。

外交部提交的材料——官僚主义的文件

(第794号和第819号建议)

不审理，但是，可以编制报告。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42

№0810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问题(1961年6月5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6月24日

第421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61年6月5日

今天15时15分在会见前往日内瓦的老挝合法王国政府首脑梭发那·富马和党主席苏发努冯之前，在机场我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谈论了几句天气状况和今年中国的丰收景象，参与这次谈话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与给中央的新闻通报相比，中国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没通报任何新的东西。

接着我又执行了中央1961年6月3日关于给中国提供粮食的电报中的指示。

周恩来对苏联政府为中国提供粮食援助表示了感谢，并说，除了中国想用加拿大小麦等值偿还苏联所提供的粮食和面粉问题外，其他一些问题均已弄清。与上次会谈一样(见1961年5月29日的与周恩来会谈记录)，周恩来再次声明，中国同志想在结算时本着数量等值原则，即对苏联为中国提供的30万吨粮食和面粉，以30万吨加拿大小麦偿还苏联。在回答周恩来这个问题时，我指出，我们已把中国同志的这一愿望转告莫斯科，但显而易见，对这个问题无需回答，而应按照这种情况的惯例处理之。周恩来没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周恩来问，我们有没有关于日内瓦谈判和维也纳会晤的新消息。我们回答，除了他已经知道的官方消息，其他消息我也不掌握。

周恩来问我们有没有关于老挝形势和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之行的什么消息。我们作了否定的回答(我们得知富马和苏发努冯之行的消息确实来自这里的中国同志之口。亲王到北京是16时，而莫斯科关于他们之行的电报通知22时才到。苏联外交部谁也没用电话告诉我们这一消息)，并补充说，看来中国同志作为邻居掌握着这方面更多的消息。同时我们指出了在日内瓦会议上，苏联和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很好的配合。周恩来说，苏联、中国、波兰、越南、老挝王国政府和巴特寮确实进行了很好的配合。

周恩来通报说，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去日内瓦，他们将在那里进行会谈。他说，大概你们也知道，富马致信宾努亲王，建议在老挝组织三方代表会晤。富马开始时建议在金边或在日内瓦举行这一会晤。后来在河内讨论过这一问题，决定最好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说，两亲王应该尽快赶到日内瓦，现在宾努亲王在巴黎，而西哈努克在尼斯。

周恩来通报说，不久前西哈努克致电赫鲁晓夫同志和肯尼迪，但电报内容不太好，这说明这一中立国家在老挝问题上立场是摇摆的。

周恩来接着通报说，根据不久前收到的消息，西哈努克在越南同哈马尔舍尔德的代表会晤时讨论了扩大东南亚和平和中立区以及建立所谓的“第三力量区”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泰国、菲律宾和南越在形式上应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然后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亚、柬埔寨和老挝(共9国)共同组建“第三力量”。这些国家的政府按照上述计划应承担义务，不许第三国的军队进入本国领土，并对所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相互监督。

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建立所谓“第三力量”的计划，其目的是使参加国政府能够在形式上对中国和苏联坚持友好立场，而在本国国内则执行反共和镇压人民力量的政策。这一计划的追随者想在中国和苏联门前垒一道大墙阻挡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在本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亲西方政策。

周恩来接着说，中立国家甚至制定了建立所谓“中立部队”的详细计划，其编成包括缅甸、柬埔寨、印度或锡兰(周恩来说的正是锡兰)三国的军队。这些中立部队的任务是监督老挝的全部边界线，从而终止外国对老挝三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这一国家的力量分布进行监督，在国内实施民事监督和政治监督，而把老挝的武器交给“人民警察”。事实上，周恩来说，这一计划是借助中立国家的帮助在老挝实现美国设想的共同管辖。

周恩来说，中国同志已将这些计划情况告诉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但是，他指出，我们是以某些隐晦的方式转告他们的。我们告诉亲王，周恩来说，对待老挝的这些计划，联合国和某些东南亚国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请他们提高警惕。梭发那·富马回答说，他们高度评价对他们的关心，感谢提醒。他们明白，这是反对老挝的阴谋，如果在日内瓦谈判中遇到这些问题，则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

至于扩大国际监督和观察委员会在老挝的权力的要求，按照梭发那·富马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是在建立国中之国或是向中立国家提供在老挝的特权，所以梭发那·富马对这个问题看来将采取否定的立场。

周恩来指出，在老挝问题上，现在有3个基本问题：

一、保障在老挝建立联合政府——首先达成成立政府的协议，而后着手组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老挝联合代表团。

二、签订在老挝实现有效停火的协议——首先达成成立老挝三方委员会的协议，在此之后确定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周恩来强调指出，才能够保障在老挝实现真正停火。

三、下一步奉行这样的方针：日内瓦会议只有权解决老挝国际方面的问题，而其国内方面的问题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

关于这些，周恩来说，已写进赫鲁晓夫同志同肯尼迪会晤的公报中。所有这一切，周恩来总结说，我们今天想在同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会谈时进行讨论。

周恩来问，我们是否想会见两位亲王(看来，他指的是邀请亲王去苏联大使馆或我们去拜会他们)。我们回答，这要看两位亲王在北京逗留的时间(6月5日晚我拜会了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于他们下榻的国宾馆，即赫鲁晓夫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节日下榻的房间)。(会见情况已通过电话报告)

这时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的飞机抵达了，周恩来中断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副外长曾涌泉、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代司长于湛、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阎明复、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人员方祖安。苏联方面有：大使馆一等秘书Г.Х.格鲁舍茨基、三等秘书Б.А.索罗金。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532—3537页

№1373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1961年6月25日)

按照中央指示，我在今天晚上9点钟见到了周恩来。他说，毛泽东不能接见我了，因为一个月以来一直有咽喉炎。刘少奇被派以任务要准备庆祝中共成立40周年大会的报告。刘少奇现在放弃了所有其他工作，专门去写这个报告了，周恩来开玩笑地说，“他被判服苦役，是我们的奴隶了”。

我首先向周恩来祝贺中国共产党建立40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感谢我，并说他们已经决定不搞大规模庆祝，只开一个纪念会，发表一个报告。似乎是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他又补充说，国内情况比较严重，有一场旱灾，情况比去年更糟，遭旱灾的省份还在增加。夏收很快就要开始了，很显然，今年要比去年减产1000万吨，去年夏收是3000万吨，而今年将只是2000万吨多一点。

我问了一下粮食的计划。

周恩来说，只是就夏收而言，今年的计划是要达到去年的水平。夏收在全年粮食收成中占有很大份额——五分之一。去年收获1.6亿吨谷物，根据夏收的情况，估计今年很难达到去年的程度。

他继续说，一些农村地区春播都还没完成，特别是在中部省份，如安徽省的北部以及河南、江苏省，由于干旱，那里的水稻种植一直没完成。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那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但由于干旱没能开始播种。在那些可以依靠机器供水的地方情况要好一些，而在没有机器的地方要困难得多。况且，很多井里根本就没有水。

据气象局天气预报说，7—8月份北方将有大雨。而现在，长江以南地区却是雨量太多了。

我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周恩来告诉我，他们正在计划增加抗旱作物(如甘薯)的面积，也在采取其他措施。

他提到，一些兄弟国家在自然灾害方面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工作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同意了这一观点。

我进一步说，我受苏共中央委托，要向毛泽东递交一份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的速记记录。指出这些谈话的要点后，我把材料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表示感谢，并说，“西方对维也纳会谈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当然，对于所有这些消息我们不必认真对待。”周恩来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其他看法。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我对周恩来说，因为我7月初将回到莫斯科，他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我们可以谈一些问题。他同意了。

我说，我对各省和地方单位所做的落实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全会决议的大量工作有良好的印象，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告诉我一些最近会采取的重大措施，特别是有关明年国民经济方面以及对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全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的评估。我问，除了已经采取的步骤以外，中国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调整人民公社。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全会最近已经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很明显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中央委员和各省领导人参加)，讨论了国内问题。

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和两年自然灾害之后，我们正在制定一个整体的国民经济计划，分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四个阶段。现阶段的目的是“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一些比例失衡问题”，也就是重新调整农轻重的比例，调整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

周恩来说，有必要说明一下比例失衡的原因。在客观原因中必须指出自然灾害，由此导致了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的下降。这对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城市人口的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提到主观原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并以中国人民的实践为基础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既会有助于我们取得新的成就，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周恩来继续说，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工作中存在很多漏洞、缺陷和错误，并因此受到了惩罚。

周恩来又提到，这种情况(缺陷和错误等)不只发生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也同样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他进一步说，“在中国，我们借用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但我们还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因为任何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新事物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困难和失误。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调整的原因。我们所做的截然不同于剥削阶级，他们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我们则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我们，我们也能够很好地克服这些困难的原因”。

周恩来说，还必须指出，我们的干部过分满足于三年里的成就，因而造成了他们工作中的疏忽和不足。工作中的不足去年已经暴露并开始纠正，此后，干部们很快地了解了这些并去努力改正他们。因此，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方面，即使取得了胜利，如果不加注意，它就包含了错误和不足的萌芽。如果犯了错误，工作因此受损，那就应多加注意，消除这些不足。马克思和列宁都谈到过：“胜不骄，败不馁。”

周恩来说，要完全掌握这一原则是不可能的，理论总要由实践来检验，一个人应在实践中学习，积累知识。这个原则既适用于作为整体的阶级，也适用于单个的工人。他补充道，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关于中共成立40周年纪念的报告中予以体现……

他说，他想强调一点，他们正计划把对干部和党组织进行培训作为工作的重点。按中国俗语说，这个思想可以用“三字经”来表达，就是：“领导之，培养之，教育之。”

要达到任何政治目标都只有依靠各级干部，干部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目标，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地传达给人民群众。你们已经积累了44年的经验了，我们才刚刚12年。

我开玩笑说，加在一起已经56年了。

周恩来友好地回答说，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在重复苏联的道路，因此，仅仅用算术的方法相加是不行的。

周恩来继续按他的思路说，民主革命他们用了28年。在这期间，对干部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自从革命胜利至今仅有12年，因此在培训干部方面做得还不够。

一般地说，我们可以借鉴兄弟国家的经验，但必须要注意特殊性的问题，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学习。并且这种经验有两方面：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我们很有必要迅速地总结这些经验。

我说，作为领导干部没有这种能力是不合格的，我又说，仅仅有方针是不够的，有必要把它制度化。

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并继续按他的思路说，仅仅靠中共的领导干部和党校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干部深入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对干部的培训反馈到具体的实践中。他简短地结尾说，他们正在做先辈们从未做过的事业。

我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我说我想谈一点。在中国，我去了很多地方，有过很多的谈话，也有很多的观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地方干部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实际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基本上他们都对所负责的事情了解甚少。我也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或许可以算作是整个国家和这个党的建设性意见：为这样的干部开办一些专门的学校，让他们有机会接受专门的知识训练。我还介绍了一些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的经验。

周恩来说我说得很对。他还接着刚才的思路说，这12年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步进行，相互交织。因此在很多单位，同志们对学习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但也表明我们对他们教育得不够。在这一点上，周恩来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12年来，他一直是总理，但他所谈论的政治问题远多于实际问题。他说，他刚才说的是很诚恳的。

我说周恩来同志很谦虚。

他重复说，他一直都在诚恳地谈话。然后周恩来说，对他而言，经济建设的主要趋势和主要方面还不太清晰。要把握这些，理解这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继续说，他们往往不能事先预见，而是在工作过程中才会逐渐地了解总体趋势。他说，显然，中共不得不经历这样的过程。

会谈期间，我受苏共中央委托告诉他，我们将和朝鲜签约。周恩来说他们衷心地祝贺苏朝签约。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又就勃列日涅夫访华的具体日期征求了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个邀请是刘少奇在莫斯科提出的。我谨慎地利用了一个恰当的时刻(当话题转到有大量政府代表团互派和许多外国客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说，我很快就会接到通知的。

谈话期间，周恩来说，为了与中共中央的邀请相协调，有10位中国同志计划到苏联去度假。但他又说，中国主要领导人不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因为他们忙于国内事务，无法抽身。

比如，周恩来就他个人而言，在大跃进三年间从未有过度假，即使在1959年他生病之时。

谈到这里，他告诉我，上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决定就是，为健康考虑，让我每天只工作半天。但我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我说，他在有意违反这个决定，并且以后也不会遵守它。周恩来说，很不幸，这是事实。

这次谈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中共中央与兄弟党联络部第一局负责人叶护生，中共中央译员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大使馆顾问О.Б.罗满宁和Ф.В.莫丘利斯基列席了会谈。

АВПРФ，ф.0100，оп.54，п.466，д.8，л.119-133

№20280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错误(1961年8月17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同志的会谈记录

皮聪大

1961年8月17日

在互相问候之后，赫鲁晓夫同志向胡志明同志阐述了苏联工业和农业的情况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 [61] 的情况。

胡志明：西方会同意就德意志问题进行谈判吗？

赫鲁晓夫：西方大国还没有给出官方的答复，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将同意进行谈判。当然，这还只是预测。但谈判无疑会进行。我们为西方大国做了准备，为此准备了所有的手段——说理和大棒。

胡志明：为什么肯尼迪要为军需补充拨款？

赫鲁晓夫：帝国主义者同样试图利用大棒政策对付我们，他们想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在给加强军备竞赛的拨款中，他们赚了不少。

胡志明：用这样的办法他们会花很多钱。

赫鲁晓夫：只有美国会花钱。英国和法国不会在这件事上花钱的。

至于我们，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们任命了科涅夫同志为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队总指挥，我们关闭了西柏林边界，并开始控制边界。这些措施对西柏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统治集团神经过敏，吓坏了。同时他们威胁解除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协定。作为回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布，如果贸易条约被废除，那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采取对策。可以认为，西德不会解除贸易协定。可以告诉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如果西德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我们可以找到很合适的方式予以回应。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将封锁西柏林，什么都别想运进城市，什么也别想运出来。

胡志明：西方国家可能会利用空运。

赫鲁晓夫：从柏林向外空运成品和向柏林空运原料太昂贵了，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胡志明：如果完全封锁，西柏林的人民会遭受痛苦。

赫鲁晓夫：当然，西柏林的工厂要留下。切断贸易协定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同志没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时把自己的经济从西德的控制中拔出来。

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西德正在详细制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封锁的计划。但是我们不会遭受痛苦。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将带来相当的损失。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将做一切来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摆脱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依赖。我们建立了专业后备军，为援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拨了外汇。但是，有可能不封锁。假设西德宣布封锁，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未必会支持。生活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是真的。为了不执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旨意，西德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西德的工厂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可以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订货生产产品给我们正在贸易的国家。常言说，资本家为了赚钱，不惜一切。

胡志明：关于最基本的问题——战争与和平，情况怎样？

赫鲁晓夫：当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中国的同志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将来就会存在战争。确实，这最初并不是中国同志提出的，而是列宁提出的。我们赞同列宁和我们的中国朋友。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战争的必然性。当前，我们认为，爆发战争的现实危险大约是3％—5％。但战争可能突然爆发，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关于这点我在维也纳与肯尼迪谈过。今年7月27日，肯尼迪在电台和电视台作了演讲之后，我与约翰·麦克洛伊进行了交谈。 [62] 我对他说，实际上在这个演讲中，肯尼迪向我们下了最后通牒。他说，如果我们签署对德和平协议，那么就将爆发战争。我对麦克洛伊说，美国总统的这个挑战，我们接受。和平协议将会签署。但如果美国对我们发起战争，那么，肯尼迪恐怕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麦克洛伊意识到，肯尼迪谈的不仅是战争，还有谈判。

西方大国起初想要威胁我们，但认识到这样的策略不会给他们带来成功。我再次重申，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被百分之百排除。帝国主义者们可能把战争强加给我们。不久前，在和阿斯托明·范范尼的谈话中 [63] ，我对他说，苏联和美国领土上不接壤，因此美国可以利用洲际导弹和我们打仗。但是美国在这个领域比我们弱。他们应该在冒如此大的危险之前好好想想。在与我们的战争中，美国首先将利用自己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基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打击基地，那样，这些国家将什么都不剩。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土耳其的政府不想战争。不希望战争的还有阿登纳。关于战争他比所有人都叫得欢，但是自己却害怕战争。前不久，西德军事部长施特劳斯说，不会有战争，谈判即将开始。我们的反应引起了西方大国的恐惧，这就引起了他们要求加强军事的呼声。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胡志明同志，苏联最近决定恢复核武器试验。

胡志明：如果美国不进行试验，苏联会开始原子武器的试验吗？

赫鲁晓夫回答说，这样的试验苏联将在任何时候开展，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胡志明：关于日内瓦禁止原子弹试验的会议怎么办？

赫鲁晓夫：我们不得不恢复原子武器的试验，因为西方大国提出裁军问题的立场。我们建议他们和平，但他们用战争威胁我们。这个威胁并不只是与柏林有关。他们正在威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义务做出相应的结论，并提高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不组织由我们的科学家建议的新原子武器的试验，那么我们就会犯错。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签署裁军的协议，解决关于禁止原子弹试验的问题。很快将公开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在文件中我们将宣布，既然西方大国不想裁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积累新武器，苏联不得不恢复热核武器试验。我们试验原子弹，它们的能量相当于1000万、2000万、3000万、5000万吨和1亿吨炸药。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者的组织，看来都将反对。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人民应该给自己的政府压力，强迫其在裁军方面做出真正的行动。此外，我们指出，法国不考虑联合国的决议，继续试验原子武器。关于这个问题我昨天在基辅与考涅楚克 [64] 同志谈过。他来到莫斯科，与约翰·别尔纳 [65] 会见，并秘密告诉他，我们恢复了原子武器试验的计划。

此外，这几天我接见了南斯拉夫大使，也和他说了我们恢复原子能试验的计划。我请他秘密告知铁托。

胡志明：这样帝国主义者就都知道了。

赫鲁晓夫：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很快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中立国家大会。他们了解我们的立场和计划，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委托我们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把我们关于核武器试验的文件在其发表前1—2日内交给所有中立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可能会谴责我们。但是，最终他们应该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不能在和平主义者那里得出结论。为争取和平应该进行积极的斗争。问问为什么法国可以继续试验，而他不被谴责？

有可能我们会被指责说，我们让环境被放射性物质包围了。但是我们，俄罗斯人，有一句谚语：“割掉脑袋，就不会为头发哭泣。”帝国主义者已经准备好战争。我们应该采取足够的手段适当地回应他们。你们会看到，帝国主义远不是纸老虎，他还可能带来严重的伤害。但是社会主义现在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应该而且即将拥有可以给予侵略者反击的武器。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胡志明说，他完全支持这个立场。

赫鲁晓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意必须签署对德和平条约。只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回避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比谁喊的声音都大，反对帝国主义者，但事情真来了，就后退了。在华沙条约国的大会上，谢胡和霍查派来的人不能全权处理关于签署对德和平协议的问题。这不是要求的级别。自然，阿尔巴尼亚人被告知他们不能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对中国同志在会上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立场非常惊讶。他们坚持要我们承认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权力，或者至少让他们签署公报。在会议上，我询问了作为观察员的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同志：你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刘晓同志回答说，这问题是诬蔑。难道这是诬蔑吗？我向刘晓同志说明，如果他们按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请求的做，那么我们将采取相应措施。如果是自己的想法，阿尔巴尼亚不知道，那么这将带来很大的争执。假设我们在会议上通过，让阿尔巴尼亚签字，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可能会问，他们凭什么签字。

在休会期间，刘晓同志走到我面前，对他粗鲁的表达方式表示歉意。我说，那些粗鲁话是当众讲的，现在是单独道歉，这不行。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阿尔巴尼亚的立场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立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支持可能不会这样表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他们在保护中国——这很可笑。中国是大国，中国共产党是大党，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不需要阿尔巴尼亚的保护，对于他们也没有任何人会去进攻。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是很不聪明的无耻之徒。在自己的行动中，他们利用了直接的强盗方式。自己想想吧。他们实质上就是消灭了政治局所有老的成员，他们的能力没有引起怀疑。谢胡自夸说，他亲手枪毙了科奇·佐泽 [66] ，并将他的尸体埋葬，为的是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墓在什么地方。在不久前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上，谢胡说了大概下面的话：“谁批评我们的路线，我们就打他的嘴巴，如果需要，那么我们将让子弹穿过他的脑门。”这就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理解的为巩固自己党的统一而进行的斗争。

难道这与列宁为加强党的统一而进行的斗争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在最紧要的时期，我们的党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他们的行为就像叛徒，把起义的日期透露给了敌人。但是列宁没有枪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将他们开除出党。还有托洛茨基的历史。列宁掌握所有的理由和惩罚他们的可能性，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明白，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首先需要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则用恐怖的方法对待诚实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不允许用这种强盗方式为获取统一而进行斗争。

现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过高评价了斯大林。他们经常过分赞扬他的工作方法。斯大林唯一的错误，阿尔巴尼亚人认为是，他没有在肉体上消灭哥穆尔卡。不客气地说，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不想与他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发罗拉我们的基地扣留了4艘潜艇、军舰和其他军用器械。难道这样可以吗？谁需要这样的军事基地？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是针对谁的？是针对美国第六舰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瞧不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公共安全利益。他们失去了基地的活动能力。而且，他们幻想得到所有的12艘潜艇，但没有成功。他们到底为什么需要我们的潜艇？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要知道，如果这些潜艇在阿尔巴尼亚人的手中，那么将在第一场战斗中被美国人击沉。

我认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最近一段时间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从华沙条约中分离出去。实际上他们是效法铁托。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和法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需要从这些国家获得贷款。

有人问，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做了什么不好的，为什么它的领导人这样攻击我们？要知道我们为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友谊做了一切。当我们签署华沙条约时，我们这里有人，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反对阿尔巴尼亚的加入。他说明了理由，不应该在美国人想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时候为它战斗。我反对，并批评了莫洛托夫的这种立场。当时我说，应该声明，如果阿尔巴尼亚遭到侵犯，我们会保护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忘记了这些，对我们忘恩负义。

我们公布了党纲的草案。里面有我们的立场、行动纲领和所有重要的问题。不同意的人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在一个党内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更何况在不同的党派中有所议论。但在与资本主义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问题上，应该是坚如磐石的团结。这样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的基本原理上。

不久前，谢胡和霍查给我们寄来了令人憎恶的信件，我们准备好回复。我们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厚颜无耻极度惊讶。他们侮辱了我们，还说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当然，这样的方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政治强盗的手段。而强盗应该总是比被他抢劫的人实力更强，否则他们将一无所获。这种情况下，力量对比是这样的——小猫是吃不了老虎的。

鉴于目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将不援助阿尔巴尼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重新考虑与阿尔巴尼亚的贸易协议。与他们的贸易将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样的关系已经在我们和南斯拉夫之间建立。我们与南斯拉夫签署了贸易协议，根据这个进行贸易。我们卖给他们武器和其他商品，他们请求给予他们优惠，但我们拒绝了。我们告诉他们：不愿意，就别买。南斯拉夫支付给了我们很好的商品。这对我们很有利。

阿尔巴尼亚给资本主义国家好的商品，而给我们的则是在国际市场上没有需求的东西。我们给了他们贷款，之后又不得不将它们取消。我们表现得像个大哥，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表现却很卑鄙。如果他们认为与我们的友谊不重要，那么我们没他们也行。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残忍地镇压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贝利绍娃。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她给我们叙述了与刘少奇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谈话内容，这些谈话是在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官方访问时进行的。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本来面目，我们把贝利绍娃同志和我们说的内容告诉了他们。当时正在莫斯科的М.谢胡听到我们的通告之后立刻回到地拉那，镇压了贝利绍娃同志。这时我们才明白，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这就是我们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行为的评价。我们可能会与阿尔巴尼亚保持国家间的关系。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没有了。

下面的事实值得注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有关我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谈话内容。我们委托我们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通知Э.霍查。但是Э.霍查不想接见苏联的大使，而是委托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个部门的领导人来接见。而且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接触的想法。苏联政府指示地拉那的大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与阿尔巴尼亚的官员接触。

胡志明说，他很荣幸有机会见到赫鲁晓夫同志。他在苏联待了快一年。在这个阶段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苏联发射了载人宇宙飞船“东方1号”和“东方2号”。苏联共产党公布了计划方案。非常好的是今年苏联获得了大丰收。我们同样很高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所有委员都很健康。

主要是因为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让我不得不来到苏联，胡志明同志说。这次出行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并不想保护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完全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最近一段时间，阿尔巴尼亚还是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如果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这个团体，那么我们将被烙上污点。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是社会主义人民大家庭中最小的一个。苏联是社会主义家庭公认的首领。如果遵循家庭的感觉，那么大哥应该帮助小弟，保护他，原谅他的错误。如果阿尔巴尼亚从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中分离，那么他很容易被帝国主义者吃掉。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将遭到灾难。我们可以允许一部分人犯的错误而让整个民族来承担吗？

我们的国家越南和越南劳动党都很小。从地理状况的角度，我们与阿尔巴尼亚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我们身边也有敌人，想把我们吃掉。如果我们有一分钟对别人说，苏联不和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祖国将会发生什么呢。

无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犯了错误，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并没有错。您可以接受这样的意见，就是批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但同时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民。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状况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达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坚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空前的成功，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所有国家的成功，国际无产阶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上，唯一的污点就是阿尔巴尼亚问题。

我不想成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辩护人，但是我想站在这幅伟大的画卷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边。

大哥可以原谅小弟的愚蠢行为。我们知道这很难。在巨大的海洋里可能会有令人不愉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您，建议宽容。我只想一件事，就是让整个成功的画面上没有污点，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会因为糟糕的领导人而遭受灾难。也许，我成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的辩护人。但是我相信大哥的伟大。重要的是，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攻，用社会主义体系坚如磐石的团结给予抵抗。现在，当阿尔巴尼亚就像一只威胁到老虎的猫时，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老虎原谅了猫，它会因此获得更多的赞扬。正是这一点使我不远万里来到了这里。

赫鲁晓夫对胡志明同志在调节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以及对复杂形势的正确认识表示感谢。但赫鲁晓夫同志说，可以提出我向刘晓同志提出的问题：阿尔巴尼亚有请求您采取这样的措施吗？如果它没说，那要怎么办？假设我们改善了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关系，但是过后他们又说，不想与苏联友好。那时我们将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况？

您的立场与基督教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教义很相似，当有人打您的一边脸时，就给他另外一边。

我们已经显示了很大的耐心，并且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出反对我们的立场之后，仍然帮助了他们。但是他们鄙视与我们良好的关系，无耻地要求我们继续援助他们，不计较他们的蛮横无理。这简直不能接受，非常的不正派。要知道，就连普通人都会说，吃东西的地方不会脏。看来，阿尔巴尼亚现在的领导人不明白这个。如果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表示出应有的认识，把侵占的武器——潜艇还给我们，那么我们可以和他们关系正常化。事情最终不是这些武器和潜艇的价值问题。说到底这不是最主要的。我们很气愤他们的无礼行为。他们轻视了我们的友谊。他们的行为无异于海盗。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侵占了我们的财产而痛苦。在他们没有按照人类社会生活的最起码要求去做之前，我们是不会援助他们的。我们和阿尔巴尼亚说过，鉴于华沙条约的利益，需要保存发罗拉基地。这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很有用。但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惜一切去除掉基地。这是为什么？

以前我们在旅顺港有基地。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决定离开那里，尽管毛泽东同志说服过我们留下，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可以抵挡美国人。我们成功地让中国同志相信，在中国遭到侵犯的时候苏联总会援助，这个基地我们不需要。现在，众所周知，我们在旅顺港没有基地。

我们在芬兰也有过基地。与芬兰有关基地的问题没有争论。我们自己清除了波卡拉岛上的基地。

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要清除有利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和中国同志的行为非常相似。当时我们需要在中国建立无线电台，为了监视太平洋舰队的活动，尤其是潜艇舰队。毛泽东同志说，这不可以，因为这样的建设损害了他们国家的主权。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立场不是国际主义的。如果中国为了与帝国主义战斗需要在摩尔曼斯克或者苏联领土的其他什么地方建立某种军事设施，我们将毫不动摇地欢迎。

如果阿尔巴尼亚确实想与我们关系正常化，他们应该满足我们的条件，也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条件。他们要为发罗拉军事基地的活动创造正常的环境。我们可能再次把自己的潜艇舰队派过去。这将是巩固我们友谊的良好行动，基地将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服务。我们并不反对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请试试说服他们。但我想，他们不会同意。

您说，因为谢胡和霍查的错误，令阿尔巴尼亚人民遭受了痛苦。我们同意这点。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藐视与我们友好的政府首脑来援助人民，因为这可能会被我们的苏联人民误解。我们深切真诚地同情阿尔巴尼亚人民，但是我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了他们。不关心自己人民利益的政府不可能长久存在。

我们的国家在斯大林死后重新出现了列宁永垂不朽的名誉。在斯大林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两面。一方面，我们认可并尊重他，另一方面，我们谴责他。但是我们可以将谢胡与斯大林相比吗？这简直就是将矮子和巨人相比。

还需要补充说，如果中国同志想这样做，那么他们可以去影响阿尔巴尼亚。至于您的想法，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大概不会买账。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以前和现在都主张团结，不把个人怨恨放在首位。如果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真的想与我们改善关系，那么就自己来说。他们应该表明自己对改善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渴望。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无法接近。

改善关系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归还我们的财产和协调发罗拉基地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不回到基地。但是我们要求归还我们的财产。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鼓励海盗行为。

还要告诉您一个事实，清晰地反映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特点。在阿尔巴尼亚同意的前提下，为了带走苏联在发罗拉基地工作的人，我们的船进入了他们的水域。对面来了阿尔巴尼亚的军舰，让我们的船停下。为了威胁，阿尔巴尼亚人将大炮瞄准了我们的舰船。现在阿尔巴尼亚不承认这个事实了，但是我们已经将所有的东西都拍摄了下来。这就是小弟怎么对待大哥的。

胡志明：我还远不能信奉基督教的原则，“当有人打你的一侧脸，给他另一边”，但是在家庭中有最小的弟弟，有时不听话，就是因为他小。

赫鲁晓夫说，农民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这样教育儿子，当他还不明白自己行为的缺陷时把他“痛打”一顿。当然，这里是另外一码事。在国家间的关系中这是不可能的。对社会主义阵营事态负责的不仅是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小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试图破坏兄弟关系的基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原则，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胡志明：如果阿尔巴尼亚同志听我们的话，他们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想，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该做一个调和者。尽管我几乎确信，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会理解我。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意见。在莫斯科11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由我们发起组织了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会晤。但是他们不想听我们的，站起身来，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我当时很想追过去和他们说句矿工的骂人话，但是忍住了。大哥的地位要求这样做。

同样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热情地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提供了住宿，但是他们并不想接受我们的殷勤招待，事实上跑回了自己的使馆，为的是不在我们的房顶下居住，不吃我们的食物。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会下毒。他们这样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侮辱。在此之后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谢胡的身份遭到了质疑。他是艾哈迈德·索古 [67] 的军官。巴卢库在意大利侵占时同样是军官。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与共产党人的称号是相悖的。不排除，他们不是那些可以暴露自己的人。到他们那去，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会说出他们想要什么。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关于一些重要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被称为机会主义者，因为我们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物质利益。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方针在国内的执行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如果农民不关心自己的劳动，永远将是“旱和涝”。我们在1930年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原因在于斯大林没有正确地领导农业。结果是十分凄惨的。

中国领导人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在建设人民公社的问题上没有支持他们。看来，现在毛泽东同志自己也将认识到建设公社这一路线的错误。中国同志想要越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整个阶段，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因为这样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农民说，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是办不到的。我很愉快地阅读了我们驻朝鲜大使的电报，其中包括金日成同志去中国行程的信息。毛泽东同志在与金日成同志的谈话中说，你们朝鲜的情况很好，你们没犯错误，而我们犯了。

去年在我们的国家，在一些集体农庄里消除了物质奖励。我们得知这件事，干预了，改变了状况。我们要求集体农庄严格遵守物质利益的原则。

谈话就在这里中断了，因为多列士和让纳特·维美徐的到来。

中饭之后，赫鲁晓夫同志秘密地给胡志明、多列士和让纳特·维美徐看了苏联驻罗马大使的电报，其中他提到与范范尼的谈话。

关于范范尼出行莫斯科的要求，赫鲁晓夫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个非常大的意外。我们甚至没有想过邀请他。但是当我们知道，范范尼想在巴黎的西方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召开之前到达莫斯科时，我们认定，他不是出于自己意愿到来，而是作为西方大国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个人代表。这个事实范范尼自己在去莫斯科之前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演说中已经承认。

在莫斯科，我们和范范尼举行了非常公开和有意义的会晤。我们对他说，我们将签署德意志和平条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协调西柏林问题。西方大国因为柏林的事用武力威胁我们。但是战争首要的受害者就是西方大国本身。所以和平解决符合他们的利益。范范尼同意我们的意见。你们刚刚读过的电报证明了西方大国试图用和平途径调解德意志问题的意愿。

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已经威胁了3年，要签署德意志和平条约并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什么措施也没采取。这样的话可能是一点也不懂政治的人说出的。实际上阿尔巴尼亚的指责是具有挑拨性的。要知道，需要迫使西方大国同意研究德意志和平条约问题，要为它的签署准备必要的先决条件。这就占用了大约3年的时间。现在这样的条件都已具备，什么都不影响我们与德意志签署和平条约。

与德意志签署和平条约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应该说，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正如我们手上拿到的秘密文件所证明的那样，意识到了协调德意志问题的后果和影响。实际上，问题是要消灭在西欧由帝国主义者建立的整个侵略集团体系。首先要证明的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不需要的。

德意志问题的协调将在西欧建立一个全新的局面。历史有这样的例子。在战前，未必有人希望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希特勒德国之间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样的条约却签署了。这样的转变在未来还有可能出现。现在未必可以推测西德敢于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他没有这样做的力量。同时，他又足够强大为自己的西方邻居改善地位。现在欧洲主要的复仇主义者就是西德。在这方面值得西方大国思考。

从电报上还可以看出，我们对梵蒂冈的措施收到了正面的效果。我们需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利用各种力量，梵蒂冈也包括在内。

胡志明、М.多列士和让纳特·维美徐感谢赫鲁晓夫接受会晤。

胡志明请求赫鲁晓夫可以再次接见半个小时，用以结束一些问题的讨论。

赫鲁晓夫同意了他的请求。时间再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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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1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根子在中国(1961年8月19日)

皮聪大

1961年8月19日

胡志明向赫鲁晓夫接受1961年8月17日的会见表示诚挚的感谢。胡志明说，这次会晤使我明白了很多有关当前国际形势的问题。在河内我们有过这样的想法，战争存在的可能性现在大约是45％。但是您的关于战争可能性只存在3％—5％的声明，是非常令人安心的。

不久前，美国的副总统约翰逊到了南越。在他的访问之后，在北越的破坏活动加强了，经常被派到那边的是间谍和破坏者。不久前，我们迫降了一架在我们领土上美国制造的敌机，抓获了一些伞兵和间谍。

赫鲁晓夫：肯尼迪把派到社会主义阵营的间谍叫做“游击队员”。美国人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以前和现在，在南越、老挝和朝鲜正是采取着这样的方式。他们想用同样的办法，但是他们不知道，游击队员之所以可以生存和活动，是因为有了人民的全面支持。也许，被派来的间谍可以在这样的国家找到一点同情和支持，比如匈牙利、波兰、中国。但不包括我们的国家。

胡志明：现在在南越，农民的革命运动高涨。农民对我们的党有好感。还是在抗战时期，在这些地区我们党就给了农民土地。吴庭艳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从农民手中抢走了这些土地，引起了非常大的不满。在南越的一些省，吴庭艳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南越的形势与南朝鲜的形势在根本上有所不同。在南越，我们拥有强大的秘密的党组织，有农民的支持。今年初，南越建立了民族战线，对群众有很大影响。尽管南越的美国傀儡政权吴庭艳执行白色恐怖，革命运动还是日渐增长。实际上吴庭艳的追随者已经消灭了很多共产党人和有革命情绪的农民。吴庭艳执行的白色恐怖带有禽兽的形式，就像希特勒时代：吴庭艳的人砍人的脑袋，挖出眼睛，切开受害者的肚子。几乎每天吴庭艳政府都要向南越的省派遣讨伐队。所有这些更加激发了农民的革命运动。除了在1954年力量重新配置之后南越剩下来的共产党人，我们正在向南越派遣新的同志。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胡志明同志说。我是否可以在回到莫斯科后通过阿尔巴尼亚的临时代办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转达下面的话：

“今年8月17日，在秘密谈话中，赫鲁晓夫说，苏联提出以下三个条件缓解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苏联要求阿尔巴尼亚归还在海军基地非法占有的4艘潜艇。

二、苏联不想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海军基地，尽管这样的基地可能会促进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防能力的提高。

三、苏联已经准备好接见权威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协调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关系上的其他问题具有全权的代表团。”

赫鲁晓夫说，基本上同意这些条款。但是，他强调，如果阿尔巴尼亚派来三级的人物，那么不仅是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其他成员都不会和他们谈判。在与阿尔巴尼亚的临时代办谈话时可以说，会晤只可能以最高级别进行。

胡志明：需要要求代表团的首脑是谢胡和霍查吗？

赫鲁晓夫说：就是这样，或者是谢胡，或者是霍查，或者两人一起。没有谢胡和霍查根本什么都不能解决。如果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确实想改善和我们的关系，那么他们就应该派这样的人来。如果他们想玩两面派的把戏，那么我们不会和他们谈判。

在当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中，霍查是最聪明的，谢胡是个意志更坚定的人。如果谢胡不愿意，那么霍查就不会来苏联。阿尔巴尼亚现在正在执行谢胡的政策。如果您想更好地了解当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本来面目，那么请向安德洛波夫同志要一份现在住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信件。在这封信中他解释了逃离阿尔巴尼亚的原因。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毒死了他的哥哥；他得知在谢胡的领导下，在霍查的参与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不大的团体决定同时也将他毒死。因此，他跑到了南斯拉夫，并且现在请求到我们这来。看来，要答应他来苏联了。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苏联干涉了阿尔巴尼亚的内政。这方面可以引用我们的信函，里面我们叙述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处决原政治局委员——怀孕的妇女里拉·盖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个决定是残忍的。因为就算是在沙皇时代，国家也没有处决过怀孕的妇女。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收到我们的信函，并没有引起注意，并且枪毙了里拉·盖卡，只因为她不同意他们有关局势的看法。

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突然决定反对我们？想对您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中国得到允许的。近来中国领导人为贬低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没少做努力。他们开始在我们的政策中找毛病，开始给我们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他们把自己的打击投向南斯拉夫，但南斯拉夫问题是在影射苏联，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像个笨蛋，上了中国人立场的当。

我们对中国同志说，不需要在南斯拉夫身上耗费太大的精力。这对于它来说实在是太大的荣幸。苏联共产党批评南斯拉夫，但是适度，因为南斯拉夫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难道南斯拉夫会动摇我们的基础吗？当然不会。不应该抬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身价。我们批评南斯拉夫，有自己的途径。这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大怒。当我们减少对南斯拉夫的注意时，美国人开始减少对它的援助。

中国领导人现在是这样描述事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灾难和危险都来自南斯拉夫。这是不对的。由于中国同志的错误，共产主义运动也蒙受了不少损失。毛泽东同志的自大狂妄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消极作用，他认为，他在历史中的位置已经确定。但是当今，马克思、恩格斯都很难占据自己的位置，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广大群众的思想结晶。斯大林死后，一些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形势变差了。事实上，情况是有了好转。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里加入非常了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同志。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同志以及其他人，无疑比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加了解。当前，不管是毛泽东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是不容置疑的、完全的权威，都不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为兄弟党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为了完全独立的党。现在党内和党派之间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民主。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赞扬斯大林。但我可以以绝密的程序告诉你，正是斯大林当时建议铁托，让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共和国。关于这一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知道。现在阿尔巴尼亚人夸奖斯大林，但是如果我们公布了这个文件，他们会说什么呢？当然，我们不会公开这个文件，因为它见证了斯大林的错误。顺便说一句，同样，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也说了关于朝鲜的问题。现在有人想模仿斯大林。但现在已经是不同的时代。

我想，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您应该和毛泽东同志谈谈，因为，老实说，有关我们与阿尔巴尼亚的友谊问题将不会在地拉那解决，而是在北京。

胡志明：我在北京停留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或者刘少奇，我可以对他们说，赫鲁晓夫同志为了协调阿尔巴尼亚问题建议胡志明找中国同志谈谈吗？

赫鲁晓夫：当然，我同意，但我想提醒您，不需要向中国同志以信任的方式转述所有的，因为这不会促进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接近，而是会增加现有的分歧。而我们希望消除与中国领导人的分歧，希望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良好、坚固的友谊。我们应该看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共产主义力量的统一是主要的。

胡志明：完全同意这样的安排。

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几乎搞坏了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除了和他们最相信的中国。因此，中国同志的声音就成了决定性的。赫鲁晓夫同志接下来说，我想强调一下，我们不要胡志明同志在中国领导人面前采取任何步骤以影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们自己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胡志明说，希望通报一下老挝的情况。在老挝现在存在三个党派：梭发那·富马、布恩·乌姆和苏发努冯的追随者。梭发那·富马知道，没有巴特寮的力量，他是不可能得到政权的。但是他害怕巴特寮日趋增长的影响。苏联、中国和我们支持梭发那·富马和巴特寮。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帮助老挝。但是主要的援助来源于苏联和中国。现在梭发那·富马不满意，说大部分给老挝的援助都到了巴特寮那里。巴特寮的领导人也不满意，因为给老挝援助的一部分给了梭发那·富马。

我们想给巴特寮援助，并组建1万人的军队。但是巴特寮的领导人并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们想拥有一支2万人的军队。在我们看来，如果组建2万人的军队，老挝朋友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当我们和他们说这些的时候，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当回到自己的国家，则又是另外的一套做法。我们认为，老挝需要1万人的军队，建立坚固的反帝国主义力量统一战线并加强群众工作。带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希望全力强化苏发努冯的权威。苏发努冯是巴特寮力量的旗帜。他去了日内瓦，去了莫斯科和北京，赫鲁晓夫接见了他，苏发努冯是成熟的领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我们同样援助我们的老挝朋友。在我们看来，老挝朋友对极端虚弱的群众工作估计不足。巴特寮的领导人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建立武装力量上。

现在我们在老挝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梭发那·富马希望为自己保留在这个政府中主要的部的职位。另外，由于老挝朋友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干部，出现了很多问题。巴特寮的领导人认为，我们影响了他们与苏联和中国建立直接的关系。最后，胡志明请赫鲁晓夫就老挝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赫鲁晓夫：我并不完全了解老挝国内的局势。现在德意志的问题比老挝的问题更重要，占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些看法。

我们支持老挝的爱国力量，支援他们武器并给予其他援助。

有一个问题，把希望都建立在巴特寮身上的条件成熟吗？巴特寮可以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并完全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吗？我们认为，这样的条件还没有。当前在老挝，最主要的人物是梭发那·富马。很清晰，他比苏发努冯离我们更远。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但需要明白的是，帝国主义者把巴特寮的军队看作是共产党的力量。如果现在我们武装巴特寮，他的武装力量将比梭发那·富马的力量强，那么我们将要准备老挝的战争。世界上不会有一个人同意把巴特寮政府看作中立主义者。

在我们看来，老挝需要执行更灵活的政策，首先就是支援梭发那·富马。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英国政府，还有国王，都把他看作中立的角色。我们对梭发那·富马将执行中立的政策有信心吗？不，梭发那·富马——是个动摇的人。现在他已经比怕帝国主义者更害怕我们。尽管如此，暂时还是应该寄希望于梭发那·富马。他的政府应该是过渡的。这个政府里当然应该包括巴特寮的代表。同时，巴特寮也要加强群众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如果巴特寮比梭发那·富马得到的武器多，那么后者将离开我们，与布恩·乌姆联合对付巴特寮和我们。这样对我们不利。由于我们对梭发那·富马的援助，他巩固了自己在老挝的地位。现在是这样的局势，他们只相信我们一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完全不可救药。你们给巴特寮更多的武器，威胁到了柬埔寨。我们认为，巴特寮应该从梭发那·富马政府得到在整个国家的群众中合法工作的条件。应该让苏发努冯明白，他目前应该在自己兄弟的保护之下。

胡志明：迄今为止，苏发努冯对梭发那·富马有很大的影响。

赫鲁晓夫：不需要为梭发那·富马的不信任和离开我们找借口。这是没有远见的政策。如果我们给苏发努冯更多的武器，那么梭发那·富马就会向美国人要武器，而现在他向我们请求武器。我们帮助摩洛哥的国王。把我们和他们联系起来的是与殖民主义斗争的共同期望。我们同样支持纳赛尔。纳赛尔——共产主义的敌人，他把共产党人关押在监狱里，他把英国人从苏伊士驱逐出去。这很重要。如果我们停止援助他，那么它将落入美国人手里。

梭发那·富马应该被我们利用，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胜利。他的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我们不能让他转向美国一方。美国为了利益去调解梭发那·富马和布恩·乌姆，并利用苏发努冯，使梭发那·富马失去武器，你们就成了美国的帮手。必须改变当前的局面。我们为了老挝，给越南送去了武器，你们进行了分配，但是分配的不对。应该纠正。

胡志明：现在巴特寮比梭发那·富马掌握着更多的军队。他们之间的比例是5∶1。

赫鲁晓夫：这是数学的角度，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它完全是无用的。研究政治现象不能用数学的角度，而要从政治的角度。现在越南同志所做的，吓到了梭发那·富马。因为这样的政策，我们几乎失去了他。

胡志明：梭发那·富马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贡勒代表的是谁？是梭发那·富马的力量。但越南同志没有给贡勒武器。

胡志明：贡勒实在太年轻。是的，他认为梭发那·富马是动摇的。他向越南领导人请求，帮助他建立自己的政党。

赫鲁晓夫：贡勒给梭发那·富马的评价是正确的。他不是共产党人，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如果他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话，就应当支持他。卡斯特罗同样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将会成为共产党人。不过，这样的过程不需要加速。卡斯特罗表达了要来苏联的意愿。我们对他说，现在不需要这样做。就让他在国际社会的眼里继续不是共产党员一段时间。同样需要利用贡勒。在中国，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部工作。以后局面改变了，他们成了执政党。巴特寮也应该走这样的路。

胡志明：我们建议老挝朋友帮助贡勒，但是这样做要非常小心，以免吓到梭发那·富马。接着，胡志明问，贡勒想被邀请到莫斯科的事是否属实。

赫鲁晓夫回答，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而且这并不合适。不需要给贡勒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

胡志明同意这样的观点。胡志明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希望授予苏联宇航员Ю.А.加加林和Г.С.季托夫一级劳动勋章。他向赫鲁晓夫询问怎样更好地组织勋章的授予：是在莫斯科还是把他们请到越南去。

赫鲁晓夫感谢胡志明，并表明邀请加加林和季托夫去河内不合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出行将带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胡志明说，越南人民迫切期待着赫鲁晓夫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也许，这样的出行可以同时和对柬埔寨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一起进行？

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我去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忙于准备出访和解决德国问题。等我们把问题解决了，时间多一些，到时候我们将讨论去越南访问的问题。但这不会很快。今年我本应该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但没去成。再延迟这个访问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是，这个访问在未来进行。同时，顺便再去趟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当地看看需要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帮助他们发展了农业。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面包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向国外出售。

胡志明感谢赫鲁晓夫和苏联人民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特别是大米。去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稻米收成很差，因此在居民供给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今年稻米的第一次收成还不错。关于第二次的收成情况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有时在收获前十天还可能变糟糕。最后胡志明问赫鲁晓夫：还能给一些建议吗？

赫鲁晓夫回答，他不太了解越南。只想说：不要建立公社，在合作社建设中不要贪大求全。

胡志明说，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85％的农民家庭都参加了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平均有50—200个家庭。

胡志明再次对这次交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赫鲁晓夫同志身体健康。

谈话记录员М.波多利斯基、Ю.潘科夫。

АПРФ，ф.3，оп.64，д.560，л.140-165

№1300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1961年9月15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希望就以下这个问题与你们商量，在我们看来，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你们知道，在最近开幕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将根据上次会议的决定讨论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的问题。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向你们通报了关于苏美双方就这个问题谈判的进展情况以及苏联打算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采取的立场。在最近的谈判中没有出现任何特别重要的情况，尽管我们迫使美国人最终开始着手研究普遍和全面裁军的问题。这两天，麦克洛伊还向我们驻纽约的代表佐林同志转交了一份关于原则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立场做了让步，的确，是以最普通的方式，但仍然继续坚持确立对军备的监督。实际上他们目前新的立场，从达成普遍和全面裁军协议的角度来看，很少会有什么保证。但是，它还是提供了某种机会，以使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成为联合国大会关注的中心，因为，以前美国基本上是拒绝谈论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这个话题的，现在它被迫最起码是在口头上承认了这个原则。自然，我们会在联合国大会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情况，以利于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现把美国的文件——关于原则的声明转交给你们，便于你们了解情况。

但是，我们认为，当前政治斗争的重要问题，并不是涉及裁军的个别问题的某些进展情况，而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参加谈判和参加制定关于裁军的有关国际协定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它的提出完全是以前就裁军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进行斗争的结果。这个问题以其论据广泛和充分的形式提出，将意味着裁军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将把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在政治上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你们大概非常清楚，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报刊中，尤其是在中立国家广泛的政治阶层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那样的论点是绝对错误和荒谬的，根据这个论点，由于美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抵抗，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丧失了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在联合国中占有合法地位的可能性以及参加普遍和全面裁军谈判的可能性。目前，情况发展得更为有利，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资料来看，在美国执政当局里已经出现了一种担心，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他们将很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前的路线。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决和强硬地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平等参加裁军谈判和立即恢复其在联合国中合法权利的问题，美国人自然将会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那么，这将有助于加强中立国家和世界舆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将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同利益。

我们要求列入裁军委员会的6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6个加入了西方强国政治军事集团的国家，4个中立国家。

我们当然明白，美国及其盟友将会把我们的这个要求视为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会说苏联企图阻碍裁军谈判。也可能，我们的这个要求将会导致裁军委员会的成立被再次拖延，因而也就推迟了裁军谈判的进行。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提出裁军问题的政治结果，不仅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而且有利于争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地位和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分子的斗争。

每一位思维健康的人都会很容易明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可能进行关于裁军这种重要的谈判的。在西方，包括美国，越来越经常地出现那种清醒的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加裁军谈判，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为这个建议进行辩护，我们将指出：如果居民人数少于50万人的联合国成员国，能够参加对裁军问题的讨论，而居民人数有6.5亿的中国，却丧失了在联合国中占有合法地位以及参加普遍和全面裁军谈判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这种论点的荒谬性和不可容忍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种论点是不能容忍的。

在解决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时，应该从世界现有的实际力量出发。而这意味着，没有中国人民，就不可能解决这个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如果坚持把中国排斥在谈判大门之外，就像美国所做的那样，其理由就是，你们看，美国执政当局不喜欢中国政府，那么，根据这个理由，可能，美国人也打算把苏联排斥在裁军谈判的大门之外吧？这简直是荒唐。在没有中国和苏联参加裁军谈判的情况下，能够出现什么样的裁军协议呢？由此而言，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将不会达成任何裁军协议。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在联合国中拥有自己的合法席位，平等地参加讨论和解决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的问题。

我们坚信，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裁军谈判，同时伴随着要求立即恢复其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这将使全世界为之震动，并唤起全体人民更加积极地争取和平，争取裁军，争取和平解决早已成熟的国际问题。这将动摇帝国主义的阵地，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的地位。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我们打算将此问题作为重点向美国提出。

我们请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将自己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和设想通报我们。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1年9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74—976页

№13008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问题(1961年9月22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认真详细地研究了你们的9月15日来信。在目前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美国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情况，继续揭露和打击美国，在政治上把他们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这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你们信中阐述的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以及裁军问题上的斗争策略，我们希望表达自己的如下意见。

一、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合法权利的问题。

在11年期间，美国一直是采取拖延讨论的方法，阻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现在，甚至美国自己也承认，这种方法已经不能奏效了。有鉴于此，美国不得不在联合国大会本次会议上改变自己的战术，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企图提出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建议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同时坚持把这个问题同扩大安全委员会和社会经济委员会的成员问题联系在一起。采用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误导人们的方法，美国所追求的目的，是继续阻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和保留那里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以便为制造两个中国和继续占领台湾创造条件。

我们已经注意到，葛罗米柯同志已经代表苏联政府向目前的联合国大会会议提出建议，要求联大会议讨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以及从联合国的所有机构中驱逐非法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的问题。在此，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苏联一直坚定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保卫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关于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的问题。因此，必须把这个问题作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列入大会会议的日程中，正如苏联就此问题所建议的那样。新西兰笼统地提出所谓的中国问题，既没有谈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也没有提到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很明显，这完全是为上述已经指出的美国的阴谋服务的，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揭露。

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联合国章程第18章第2款中已经谈到。某个国家政权的更替应该由该国人民决定。联合国组织只能对此承认，而无权讨论，更没有权利去核准这个政权是否合法。在相反的情况下，这将是对该国内政的干涉。这是联合国章程所不允许的。因此，美国企图把中国代表权利的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不是程序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研究，这与联合国章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对此必须进行坚决反对。

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应该作为一个单独问题进行解决，而不应该把它与其他问题混为一谈。否则，就将无法明确在这个问题上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界线。企图把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与扩大安全委员会和社会经济委员会捆在一起，美国所追求的目的正是在关于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上混淆真理与谎言，欺骗舆论，拖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揭露美国的这个卑鄙手段，不给它以实现的机会。

我们推测，在目前联合国仍然处于美国控制的条件下，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讨论中国代表资格问题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作为一个程序问题可能会单独提出表决。在这种情况下，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国家，将会占少数票。在我们看来，这种结果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害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真理和谎言是完全清楚的，美国将是无法推卸责任的。还将会明确看出参加表决的人的立场，这将有助于我们区分敌友。第二，关于中国代表资格问题将与其他问题混合，并将其作为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提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研究，最后使其变成未解决的问题。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真理与谎言就被混淆了，在表决时某些国家可能受到欺骗。因此，参加表决的人所持的立场将不是完全明确的。自然，如果仅是全体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就会明确反对这种做法，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其外部，那么，受到欺骗的国家也会逐渐明白的。总之，我们认为，在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上，应该担心的不是暂时的少数票，而是这个问题的真理与谎言被混淆，这对今后的斗争非常不利。

二、关于裁军的问题。

在对于你们的关于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会议日程中的建议的解释函中，苏联政府指出，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严重地阻碍了在联合国讨论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如关于普遍和全面的裁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对于说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迫切性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之一。但是，我们认为，与中国参加裁军谈判问题一起来解决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问题，正如你们在信中建议的那样，这是极其不合时宜的。根据上述提到的美国的战术，他们完全有可能建议，把这两个问题一起提交给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从而达到拖延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样一来，中国的合法权利将不会被恢复，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们仍然会留在联合国里，而我们则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如果我们反对美国的建议的话，那么，后者就会利用这一点指责我们，说中国不愿意参加裁军问题的谈判。很显然，这种情况将对我们不利。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匆忙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成员参加由联合国领导的裁军委员会，而同时联合国还没有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话，那么，将是更大的失策。在你们的信中还指出，美国仍然保持着以前的立场，从达成普遍和全面裁军协议的角度来看，很少会有什么保证。我们认为，在这些情形下，给美国施加压力的最佳方法，是让美国无法明确地知道，中国是否参加裁军问题的谈判，这将有助于我们在裁军问题上的斗争。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1年9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77—981页

№09881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苏阿关系问题(1961年9月30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10月12日

第725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1年9月30日

受中央委托，9月27日我要求会见毛泽东。9月3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通知，毛泽东委托邓小平接见苏联大使。当天，我同邓小平举行了会见。

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对毛泽东未接见我们作了解释，说“中央其他同志都很忙，正在接见国王”(这时在北京的有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比利时女王)。

我口头通报了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情况(据我们观察，他们已掌握情况)。听完我的通报，邓小平说：“坏消息。你们两国两党的关系达到顶点了吗？”

我回答邓小平说，从以前转交的信中他可得知，苏联政府已多次努力使苏阿关系正常化，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采取了相反的步骤。他们最近的步骤给华约成员国的安全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带来了损害。

邓小平说：大家都不应该把事情做绝，应该为调解留下某种余地。

我再次强调，在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方面已多次采取步骤消除苏阿关系中的误解。例如，曾表示，赫鲁晓夫准备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但他们，正如中国同志们所知道的，坚决拒绝这一会见。我补充说，我们不理解阿尔巴尼亚这种立场。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看了这一时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所有互相通信。中共和苏共之间也有大量争论。好在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没把事情做绝。我们一直主张这样。以前和现在我们都对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讲，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改善，不要恶化。

然后邓小平对我们通报表示了感谢，表示希望这个坏的消息将成为顶点，之后苏阿关系将逐步改善。

我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他们一样持这种看法，但问题不在苏联一方。至于阿尔巴尼亚的最近步骤，它涉及所有华约成员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所以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都应该致力于团结。

邓小平回答说，他没兴趣深入了解苏阿分歧的实质。邓小平强调，我们唯一的愿望是你们两国关系改善。

我回答说，除了改善苏阿之间的关系，苏共没有其他愿望。这时邓小平又重新回到苏中关系的话题上来。在提到中共和苏共，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时，邓小平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在莫斯科会议之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些关系发展得不错。邓小平说，在朝鲜，科兹洛夫请他吃饭，而他也请科兹洛夫吃了饭。接下来邓小平又说：“我们谈了团结的重要性。我对科兹洛夫讲，当然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但总的来说，在莫斯科会议之后，我们的关系发展得不错。科兹洛夫同意这一点。”邓小平继续说，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支持你们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苏中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例如，在日内瓦会议在老挝的问题上。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是完全一致的。的确，在朝鲜时我同科兹洛夫没有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他补充说。

然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阵营有12个国家，但最突出的是苏阿关系问题。难道就不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某种途径吗？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一直希望找到这一途径。邓小平回忆到，周恩来和他(邓小平)以前都发表过对阿尔巴尼亚事情的意见。的确，他指出，你们对我们不满意，尤其是对我(邓小平)的发言。

会谈中，阿尔巴尼亚问题就谈到这里。

利用同邓小平会谈的机会，我向他转达了中央关于赫鲁晓夫同尼赫鲁、斯巴克 [68] 和雷诺 [69] 会谈的消息。对此邓小平表示了感谢，并说，这些消息将转告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但他没表示任何个人意见。

我向邓小平递交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关于裁军问题的信的原件。同时指出，《消息报》(9月27日)和《真理报》(9月26日)都载文支持所谓的“蒙哥马利三项原则”。邓小平对此回答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表示希望苏联支持他的“三项原则”。 [70]

在会谈结束时，我问，是否收到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祝贺中国国庆节的贺电。在得到否定回答后，我给邓小平通报了这个问题的情况。邓小平感谢苏共中央的祝贺。然后他指出，莫斯科已举行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2周年，他请我转达对苏共中央关心中国人民节日的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翻译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使馆参赞Ф.В.莫丘利斯基。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454，д.8，л.175-178

№1383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1961年10月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0月7日会议第34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柯西金、库西宁、毛希丁诺夫、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沃罗诺夫、格里申。

不做记录的内容：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在报告中说得灵活一些——缓和，表现出希望，希望改善关系。 [71]

不做记录的内容：

关于В.М.莫洛托夫的报告。

没有援引报告内容，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它。

或者，把他从维也纳召回，如果他顽固的话，

或者，把他开除出党(不需要决定)。 [72]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48

№11459 托夫马相的政治报告：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的动向(1961年10月17日)

苏联驻越南大使馆

1961年10月17日

第0393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中央活动的一些问题

(政治信函)

大使馆此政治信函的宗旨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和观察，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自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活动的某些方面加以说明，尤其是这封政治信函分析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的决议的态度，越南劳动党对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准备苏共二十二大的宣传和评价，越南劳动党中央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经验的态度，越南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等。

这封信特别指出，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越南劳动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遗憾的是由于大使馆尚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越南劳动党的活动进行比较详细和全面的分析。这封政治信函只依据大使馆最近几个月所积累的一些材料、观察和印象草拟。今后我们将对使馆这方面的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

越南劳动党在越南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越南国内的其他政党—越南社会党和越南民主党也承认越南劳动党的威望和领导。

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改造，发展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实现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60年9月)的决议，越南人民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在建立和继续发展工业，社会组织和发展农业，发展文化和巩固越南北方的人民民主制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尽管还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特别是经济困难，越南民主共和国各阶层的广大居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为克服国内经济和文化落后而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们深信在今后几年，人民的生活条件将会改善。绝大多数越南人民积极拥护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越南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稳定，其国家和社会制度呈现继续稳定和巩固趋势。

越南朋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大劳动群众，拥护和支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旨在巩固和平和各民族安全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苏联关于全面彻底裁军，消灭可耻的殖民制度，和平解决德国问题，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苏联政府关于在和平的基础上统一越南的立场，苏联巩固国防的果断措施和其他活动，在越南社会各界、各阶层都得到完全的理解和热烈的积极反应。

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苏联共产党的纲领草案鼓舞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党员和全体劳动者完成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和统一自己祖国的任务。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协作，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发展原则基础上的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越南劳动党与苏联共产党、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观点一致。

越南劳动党中央及其领导干部，高度评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兄弟般援助。多年以来，越南劳动党在用热爱和忠于苏联的精神教育越南民主共和国劳动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越南人民对苏联人民怀有真诚的热爱和尊敬的感情。

自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和其他渠道的往来继续扩大。越南的报刊和电台对苏联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报道不断加强。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在讲话和谈话中比从前更加强调苏共的活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榜样对越南人民胜利实现自己面前的任务有一定的意义。胡志明同志1961年2月在越南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为第三次青年劳动者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许多外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也在场)举行的招待会上强调，必须学习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克服困难的经验。他对中国代表团说，中国青年应当向苏联青年学习。他在9月初结束的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代表参加的国际大学生研讨班的讲话中也包含同样的内容。

最近以来，朋友们主动提出就各种问题向苏联派遣的代表团、专家、青年、国家机关工人员、军人小组较前相比呈增长趋势。据大使馆所知，大多数越南朋友从苏联回国之后在传播苏联经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对今后继续巩固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影响意义重大。以阮维桢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代表团从苏联回国以后，越南朋友决定向苏联派遣一个领导干部小组，研究计划和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问题。

前不久，胡志明同志在谈话中，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同意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训练以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为首的越南军官表示热烈的感谢，并再次请求苏共中央同意再派遣一个军人小组赴苏联留学。

以范文同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961年夏季的苏联之行意义重大。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一事，由越南报刊和电台做了广泛的报道，在人民中间得到积极反应。赫鲁晓夫同志关于统一越南问题的讲话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各界的好评。声明中所指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前哨阵地，对东南亚国家和前不久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所有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产生了特殊影响。

苏联共产党，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巩固苏联威望，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始终不渝的原则性路线，过去和现在都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总结，越南劳动党中央在1961年1月举行了中央全会。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黎笋同志的报告以及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根据黎笋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都阐明了莫斯科会议声明所列举的主要理论原理和结论。黎笋同志的报告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同意苏联共产党对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和国际形势评价的观点。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拥护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并要求越南劳动党各级组织学习。

越南劳动党党的报刊发表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一系列文章，解释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要点。1961年1月1日《人民报》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的开端》的社论，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为了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它已经成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两个宣言是全人类为持久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旗帜。”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同志在回答莫斯科电台记者问题时说，去年在越南最重要的事件是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上是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越南朋友在文章和谈话中，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材料与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5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联系在一起。同时，还发现越南朋友有意强调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符合莫斯科会议的理论原则和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1月中央全会之后，国内大部分企业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会议，让劳动者了解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1961年3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在全国开展春季政治运动，所有干部和党员、军人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越南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莫斯科会议的文件。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的决议中指出，开展政治运动必须与实现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实际活动相结合。还提出了培养劳动者国家主人翁感情、集体主义精神，为生产服务，勤劳节约品德，加快越南民主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前进。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在春季政治运动期间，特别注意与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挥霍社会主义财产和保守主义作斗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建议学习胡志明同志的讲话，党中央关于在越南北方建设社会主义一些具体问题的决议，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党的报刊系统报道了政治运动的过程。政治局委员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就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在企业、机关、农业合作社作报告。报刊和领导干部的讲话，系统地强调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苏联在现代国际条件下的作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意义。公开发表的纪念列宁诞辰91周年材料断言，越南人民正在沿着列宁指示的苏联的道路前进。

在了解越南劳动党中央就莫斯科会议的文件进行解释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候，不能不指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同意苏联共产党路线、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同时，顽固地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意义表示沉默。还在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苏共党的代表团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进行了座谈。代表团团长、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毛希丁诺夫同志在谈话中坦率地告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不理解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歧已经公开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竟只字未提。胡志明同志不等毛希丁诺夫把话讲完就回答说，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并将纠正这个错误。在场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从未反驳胡志明同志，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61年1月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讨论了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这就是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改正其错误的好机会，但在这次他们也没有这样做。在黎笋同志的报告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似乎是故意删去了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作用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的开端这样的内容。众所周知，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对自己不同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理论结论也只字未提。我们认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如此举动是不真诚的表现。我们有这样的看法，也许在向苏联派遣政府代表团之前，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决定稍许修正自己对莫斯科会议声明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先锋作用的提法。1961年6月9日，在苏联大使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大使馆以及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而举行的招待会上，范文同同志首次称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他在越南政府代表团到过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次讲话都重复了这一提法。他之所以用了这一提法，大概是不想说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作用。

据我们所知，在企业、机关和军队党组织的党课上，在谈到莫斯科会议的总结时，也只是笼统地提一下，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任务的章节上，对其他理论问题一般很少涉及。例如，正像河内市委书记阮林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该市的党组织会议上，党员只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1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精神，向党员介绍了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一般内容。其他领导干部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许多非常重要原则问题上的如此表现，显示出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处理它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关系上所持的不一致的立场。

中共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活动过去与现在都给予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越南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他们与其他兄弟党的关系，而且总的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每当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前往莫斯科会晤苏共中央领导人或者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事先都要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同他们磋商。我们的某些观察还表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经常专程前往中国，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这些会见从不公布。

我们认为，中国和越南朋友有些夸大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缘关系及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联系的意义，夸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的意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对越南人民抗击战争的命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似乎使越南朋友感到欠了中国共产党的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强调自己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打得火热。中国同志在声明中强调，中国和越南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血缘相近，无节制地吹嘘越南劳动党领导人等。但我们认为，主要在于越南劳动党部分党员与中国同志在当代和对待苏共二十大决议等一些极其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一致。

所有这一切，使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贯彻其路线上产生一定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思想工作和越南劳动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立场施加了明显的影响。

我们的观察表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层的许多同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倾向于中国的经验。他们认为，由于苏联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前进的步伐很快，对越南这样的一个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国家发展的历史环境多少与越南近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比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更合适。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越南劳动党的领导层事实上倾向于吸取中国的经验，在越南许多问题上照搬照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活动的许多方面，实际上采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只是根据当地的环境，在形式上做了某些改变。特别是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朋友们的这种立场导致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犯了重大错误。在农民经济的合作化上也犯了重大错误。由于追求数量(“大跃进”)，忽视在增加农业产品的生产中对社员物质刺激原则的重要性，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供给方面都遇到严重困难。

越南劳动党中央借用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对党和国家建设的组织形式不做大的改变。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党和国家机关职能不分。许多地方的党委书记同时又是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再具体地说也是厂长。除了县委和省委之外，所有较大的党委都直属于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基层组织事实上孤立于地方党的组织，不受河内市委和区委的领导，这就为国家和经济机关及其党的基层组织脱离党员和劳动群众创造了客观条件。自然也使他们脱离了下级的监督，同时剥夺了这些机关向群众学习，用群众的经验补充自己经验的机会。

除了具体措施以外，朋友们还模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诸如开展“自我批评运动”，各种会议，研讨会、全会、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等。因此，连续几星期将广大群众的注意力局限在会议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ТоХыу)同志指出，越南人有两个敌人，美帝国主义和会议。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事实上同意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待个人迷信问题的观点。他们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决议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却对此保持沉默。

越南朋友对苏联电影《晴朗的天空》的反应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经过长期争论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组织专门审查之后，承认它不适合越南观众，不能租片。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说，这部影片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分渲染，可能在越南劳动者中间对当时的苏联产生错误的感觉，对共同事业造成损害。他说，我们担心，这部电影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可能引起社会舆论对越南劳动党在土地改革时期所犯错误的争论。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他说，看过此片的许多同志也都有同感。

已经很清楚，越南劳动党中央不同意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对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路线。胡志明同志说：“今后不能再这么干”，“应该做点什么”。尽管他在过去扮演了不成功的“调停者”的角色，但仍然决定出面干预。越南朋友不大愿意向我们谈他们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关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回答说，他们应当再次研究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文件。胡志明同志只说，恩维尔·霍查“表现软弱，这种软弱从1959年以来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并不明确表明自己的想法，只让人觉得他们“可怜”阿尔巴尼亚人。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仿效中国共产党的榜样，夸大一些笼统的口号的意义，对于采取实践措施来发展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工作，他们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这也是他们在领导国家国民经济中所犯的大错误之一。但生活迫使朋友们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某些立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遇到严重困难，特别是农村工作之后，开始看到由于不正确的口号(大跃进)和工作方法(行政命令)所出现的后果，今后4月底到5月初举行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四次中央全会，关于会议的情况我们尚无所知，全会的决议尚未发表，报刊和领导人的讲话也从未提起。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进(Туен)同志与我们谈话时说，第四次中央全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谈到对农业的不正确指挥，表现在对农民赤裸裸地行政命令和无视物质刺激的原则，他认为，结果导致农业社社员对增加农产品生产失去兴趣。我们还了解到，全会广泛批评了片面追求农民经济合作化的百分比。据进同志介绍，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是越南朋友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他还说，第四次中央全会之后，这些中国方法支持者中的高级领导干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工作放任自流。他强调指出，目前这些同志尚不构成多数。在中层机关，只有为数不多的干部坚持这些方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书记黎德寿同志(1961年7月25日谈话记录)也有这种看法，他未提越南劳动党第四次中央全会，但表示不同意某些同志的观点，即认为越南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采用像苏联这样先进的国家的经验为时尚早，应该建议吸收中等发展国家的经验(可以理解为这里指的是中国)。朋友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缺点。他们稍许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调整农业社的领导，培训农业干部，采取某些措施提高农业社社员的福利。拟召开越南劳动党改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业工作的中央全会。

1961年7月底，越南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中央全会，讨论五年计划(1961—1965年)提高越南民主共和国农业的任务。中央全会确定了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农业的前景、任务和方向。全会特别注意巩固农业合作社，提高所有作物，特别是经济作物的产量，增加牲畜和禽类存栏数，开垦55万公顷荒地(先前的五年计划规定20万公顷)，兴修水利，改进对农业的领导等。

遗憾的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对如此重要问题的决议，竟然没有对领导农业的重大缺点和错误进行足够的揭露，采取的措施尚不具体。其中有许多一般性的提法，别说农民，甚至党员也不明白。全会决议在谈到领导农业严重缺点的原因时称：“我们了解与农业有关的问题太简单，因此经常表现出主观主义。由于没有充分发现我们的能力，时而出于对我们国家现实形势不完全清楚而犯保守主义，时而又犯教条主义。”

越南民主共和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可以大量出口某些品种的农产品。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农业落后的原因是价格政策不正确。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些同志到底是谁，也许其中还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不排除“悲观主义分子”中间还有领导干部。他们认为，越南劳动党目前第一位的工作是解放越南南方，同时将南方视为整个越南的粮仓。有些越南领导干部在与我们谈话时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就是指越南南方的财富，这绝非偶然。

从黎笋同志的答复可以看出，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认为现阶段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仅仅满足国内的需要。他写道：“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北方的农业可以向居民提供足够的食品，甚至更多一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旨在保障热带和亚热带作物(茶叶、咖啡、可可、香蕉、菠萝、胡椒、柑橘等)的继续发展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意义保持沉默。

谈到价格政策时黎笋同志认为，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冒进只是对“某些方面”有影响。全部问题在于“应当改变省、县级的领导”。看来朋友们打算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在搞的那样，打算大量调动地方领导干部。

应当指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国际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某些内政问题上，特别是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点相同。某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企图依照中国的模式在越南成立公社但没有得到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支持。最近以来，越南朋友对“大跃进”的口号也非常动摇。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最终结论为时尚早。

一般而言，朋友们不大愿意向我们通报他们对越南南方采取的步骤。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有一次在同我们谈话时答应每月系统地向大使馆报一次南越的形势和他们采取的措施。但他们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看来朋友们认为，他们如果坦率地阐述解决南越问题的观点，将得不到苏联方面应有的支持。10月1日，在黎笋、范文同同志在场的与我们的谈话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范雄说，摆在他们面前最主要和最中心的问题是南越问题，包括老挝问题在内所有主要问题都得围着它转。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支持苏共和苏联政府政策，在解决老挝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观点一致的同时，在这一问题的某些观点事实上还有所不同，达到目的方法也不同。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概念：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解决老挝问题上首先是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南越的利益出发。看来，这才是朋友们所犯错误和苏共中央多次指出的错误的根源。

与此同时还应该指出一个事实，在组织力量平息老挝的叛乱中，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起到了决定作用，促进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在整个战斗期间，由贡勒领导的老挝政府军一共只有20人被打死，约80人受伤。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却伤亡800人，其中300人被打死，500人负伤，尽管国家面临许多困难，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是向老挝送去了大量给养，武器、车辆和其他物资，承担了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老挝物资大部分运输任务，而且是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

同时，朋友们无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协议，开始通过自己的代表，超越自己在老挝的权限。当军事行动尚在进行时，老挝人似乎“没有发现”这一不正常的形势，但在停火之后梭发那·富马、贡勒及其支持者开始对越南军事当局在老挝表示不满。

甚至在苏共中央8月31日信件和我们多次会见越南领导人，强烈要求消灭转交苏联援助老挝物资中存在的突出的缺点，改善越南人对待梭发那·富马政府的态度之后，越南朋友仍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克服自己的缺点。只是在9月25日与我们谈话之后胡志明同志才说，他们明白了自己所犯错误和缺点的危害，并会将此坦率地告诉梭发那·富马，决心扭转形势。当天在午宴上范文同同志说，在老挝工作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人员犯了严重错误。看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最后才认识错误的。他还说在老挝问题上，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是正确的。朋友们撤换了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在老挝犯了严重错误。所有这一切有理由认为，朋友们对老挝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苏联共产党党纲草案的发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劳动者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党的刊物上刊登了党纲摘要和解释党纲某些章节的一系列文章。8月1日的《人民报》发表了题为《苏联共产党党纲草案为苏联开辟了共产主义社会光辉未来》的社论，其中说，越南人民和工人阶级企盼苏共第二十二大和了解党纲草案。胡志明同志还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的天堂》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苏联20年来经济实力的增长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同志还就这个问题在电台发表了一篇不长的讲话。

越南劳动党的鼓动员在许多企业和机关就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在工人和职员中做了讲解工作，党员、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完全拥护苏共党纲草案。他们特别满意地讨论了经济建设计划和“当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这一部分。同时许多人强调，苏联的经济成就将为向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创造更多的条件，加速他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

还在8月，某些企业的工人，特别是苏联援建的企业，如磷酸盐厂、河内制药厂等，学习了党纲草案后为迎接苏共二十二大而承担了社会主义义务。今年9月14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做出决议，为迎接苏共第二十二大而开展竞赛，以新的劳动成绩迎接它。决议说，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都是一个政治上相当重要的事件。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建议所有党组织开始宣传苏共二十二大，向领导干部和各阶层居民讲解代表大会的巨大意义。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介绍，9月初政治局决定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运动结束之后，所有党员将开始学习苏共纲领草案，然后再学习党代会的其他文件。高级领导干部将根据特别计划学习苏共二十二大材料。

使馆方面，我们已将就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党纲和党章草案等问题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许多委员(胡志明、黎笋、黎德寿、阮志清、范雄、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等同志)以及工会联合会、青年劳动者联盟，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及其一些区委、越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谈了话。根据与朋友们达成的协议，使馆工作人员和许多苏联专家关于苏共新党纲作了报告。有的会议有上千人出席。会议之后一致通过决议：全部参加竞赛，以新的劳动成就迎接苏共二十二大。今年9月27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召开所有党中央机关领导人员大会，有1000多人出席。我们就苏共纲领作了报告之后，与会者要求回答许多理论问题：苏联前十年和后十年工业与农业发展的速度；怎样克服越南农业的落后状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和公民的觉悟水平都很低，在越南北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哪怕是“或多或少同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奔向共产主义；关于集体农庄的合作社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道路以及关于国家的消亡等。10月9日，朋友们告诉我们说，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新的决议，建议党的所有组织继续宣传苏共二十二大的材料，大会期间将全体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大会上。

与此同时，我们还想指出在宣传苏共二十二大问题上的某些缺点。苏共中央1月中央全会关于召开苏共二十二大和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之后，几乎所有兄弟党都刊登了这一决议的全文，同时强调了即将在全会上审议苏共纲领的历史意义。越南朋友们8天之后才刊登了召开会议的消息，同时对会议的日程只字未提。只是我们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同志谈话之后，1月24日的《人民报》才发表了Н.С.赫鲁晓夫讲话摘录，其中谈到苏共二十二大将审议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迄今为止，朋友们并没有像其他兄弟党那样，由越南劳动党中央出面，对已经公开发表的苏共领导表明原则性的立场。可以认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中央有不同的意见。今年9月1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发表声明，评价苏共纲领草案并表明自己对待这个文件的态度，但这样的声明将在代表大会之前发表。这次谈话过了一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同志在谈话中说，越南劳动党中央将不就这个问题发表正式声明，认为今年8月1日《人民报》的社论和胡志明同志的文章《共产主义的天堂》就够了。通过对这两篇文章和朋友们发表的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其他材料的了解，表明他们只刊登了苏共纲领草案和《真理报》发表的材料，声明欢迎党的代表大会等，但越南劳动党对纲领草案，特别是对新的理论原理的评价就没有了。8月上旬，《人民报》发表了苏共纲领草案摘录。胡志明同志当时就告诉我们，全文将于最近几天刊登。但是，仅仅在过了两个月之后才做到这一点，而且发表在理论杂志《学习》上。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时至今日，没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在大会上就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新党纲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作过报告。

从越南同志就苏共党纲草案向我们的报告人所提出的问题和与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出，许多越南同志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能否克服自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的落后状态，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何时达到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目前他们尚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当然，越南朋友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人民一样，为苏共纲领草案所欢欣鼓舞，感到激动。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正在进入共产主义之际，他们也想知道自己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位置。

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更加巩固了朋友们情绪的转变。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苏联之行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苏联国家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今年夏季在莫斯科和乌兹别克斯坦休假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了解了当地党的工作经验之后更加巩固了朋友们这个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书记阮林认为，此行的主要收获是了解了苏联的国家和经济建设的经验。许多朋友也表示，要按照苏联的榜样改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作。与中央代表团今年夏秋在苏联一起休假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黎德寿同志坦率地表示，苏共的经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头等意义，应当以苏共为榜样，在许多方面进行改变、改革和工作。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的其他同志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特别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关齐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此次苏联之行的主要结论是借鉴苏共经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Н.С.赫鲁晓夫同志体现了新的工作作风，我们必须学习。越南工会联合会总书记遵(Туен)同志在与我们谈话时发表的见解更值得注意。他说，越南工会在其活动中将遵循苏联工会的丰富经验。可以认为，部分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对机械地运用中国经验而带来的挫折感到失望。中国同志在越南内政问题上所施加的影响和大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多越南劳动党党员的情绪，从而导致了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和困难。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系统地完成根据相互协议的经济义务，这就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可能对部分同志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大使馆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之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其活动中旨在更加紧密地加强我们两党、两国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兄弟党合作的路线已经明显加强并得到巩固。越南朋友开始更加注重宣传苏联的成就和研究苏联的经验，以便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他们正在逐步克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的缺点。

2.现在在许多党员，其中也包括越南劳动党的领导干部中，开始意识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工作、国家和经济管理、工农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工作，必须更广泛地采用苏共和苏联的经验。考虑到当前面临的扩大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巩固两国人民友谊和扩大苏共和越南劳动党联系的大好形势，大使馆认为必须支持朋友们更加广泛地研究和采用苏共和苏联经验的愿望，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党、政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团的交流。由于越方在资金方面存在严重困难，因此朋友们也经常难以向苏联派遣各种代表团，我们认为对越南人前往苏联必须寻求提供优惠的可能。

3.不能过高地估计以上所说的部分越南同志情绪变化的意义，因为中国朋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影响仍然很大。同时千万不能将我们影响的加强和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对立起来。

4.应当注意，尽管胡志明同志在一些极其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减弱，但他仍然是苏共和苏联一位伟大的朋友，为了继续巩固我们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正在做大量工作。他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对团结国内的各种力量能施加有效的影响。今后，我们更应当巩固我们与胡志明同志的私人联系。

5.正如今年的实践所示，越南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赴苏治病与休假意义重大。我们认为，事先考虑明年夏季邀请50名越南同志赴苏休假是适宜的。这些邀请最好是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苏共青团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其他一些部和单位(中央消费合作社、创作联盟、科学院等)发出。还应当尽快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党的代表团，就地了解党组织的活动和交流经验。

6.我们认为必须邀请越南劳动党理论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座谈以及就苏共二十二大材料，苏联共产党新党纲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联合出版刊物等交换意见。

7.正如所见，由越南朋友出版苏共二十二大的主要文件将会大大推迟。大使馆认为必须解决在苏联用越南文出版苏共纲领，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一些报告、苏共章程和Ф.Р.科兹洛夫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等问题。

8.由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及时履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条约中承担的义务(专家、设备和资料不能及时到达)，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两国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大使馆认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对有关机构的监督。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务必采取应有措施，及时而高质量地结束由我们援助越南的企业、电站和国营农庄的建设工作，同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

9.大使馆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今后继续扩大与越南领导人的个人联系，特别是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联系，深入研究越南劳动党及其领导人的活动，以便我们能够经常、全面地掌握越南劳动党及其中央和政治局活动的信息。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С.托夫马相(签名)

АВПРФ，ф.079，оп.16，п.31，д.3，л.35-57

№13009 华沙条约国致中、朝、越、蒙党中央呼吁书：协商国际问题的方式(1961年10月31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越南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鉴于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成熟的国际问题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加团结以及全体兄弟党应对在国际舞台上的策略和实际措施协商一致，我们希望就华沙条约组织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合作事宜与你们进行商量。

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华沙条约组织允许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步骤，以保卫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阵营及其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集团的阴谋。大家都非常清楚，例如，华沙条约参加国政府于1961年8月13日发表的关于整顿西柏林边境地区秩序的声明，起到了怎样巨大的作用。这一集体行动促进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采取措施，有力地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免遭来自西柏林的颠覆活动。

华沙条约成员国应该讨论和商议和平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国，而且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其实，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经常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出现在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上。与此同时，华沙条约成员国方面参加讨论问题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而没有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席的则是另一个级别的工作人员。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不能确定地说，所有的观察员总是能全面地、准确无误地把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问题的实质，通报给本党的中央委员会。

当然，如果在政治协商委员会讨论重要的国际问题时，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以同等级别出席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很难在所有场合下做到这一点，也未必总是需要这样。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当你们党和政府没有以最高级别参加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时，那么，最好是，我们直接向贵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通报所讨论的全部问题。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1年10月3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82—984页

№11460 莫利亚科夫致托夫马相电：注意越南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反应(1961年11月17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С.А.托夫马相同志：

复您1961年10月18日第292号电。

大使馆准备的反映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门政治信函无疑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值得给予良好评价。

大使馆在分析越南劳动党的活动及其与兄弟党的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希望能在今后继续下去。在这方面，大使馆应当特别注意以下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怎样对待苏共二十二大的工作和决议；越南社会各界对这些决议反应如何。还应注意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朋友在传播和宣传大会材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兹通知，政治信函中第2、5、6、7点所列举的建议，现正在考虑之中。

至于建议中所提的以国家渠道交换的代表团，那么最好是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提出1962年交换代表团的计划。

关于在1962年，由全苏总工会、中央消费合作社、国家计委、苏联科学院及其他团体(第22页第五点)系统出面邀请越南同志代表团夏季赴苏休假的建议，已经送到有关单位考虑。

东南亚司代理司长

Н.莫利亚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79，оп.16，п.31，д.3，л.58

№25314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要求苏联提供米格21飞机技术援助(1961年11月30日)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73]

……

遵照中苏双方政府在1961年3月30日达成的协议，苏联政府转让给中国政府米格21战斗机和K 13导弹的生产许可与技术文件，苏联政府在1961年交付中国一部分米格21战斗机用以做地面准备工作。为了掌握这种型号飞机的使用技术和维修技术，我国国防部准备在武装部队中开展训练。考虑到这一点，我国政府决定请求苏方派给我们7名飞机技术专家(具体需要的专家类型和来华工作期详见附录)，同时，还请在相关课程中给予此类型飞机飞行技术的指导、讲授相关方法的教科书，以及飞机维修和测试的技术文件。外交部将此文件提交给苏联政府，望苏方给予肯定答复。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1961年11月30日

附件：

清单

1.飞行教官1人，4个月

2.空气动力学指导1人，4个月

3.飞机和发动机指导1人，4个月

4.特殊设备指导1人，4个月

5.无线电和雷达指导1人，4个月

6.无线电技术指导1人，4个月

7.军事装备指导(K 13导弹)1人，4个月

АВПРФ，ф.0100，оп.54，д.2，п.466，л.10-12

№10203 莫利亚科夫提供的资料分析：关于越南南方的局势(1961年12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越南南方的局势

(资料)

1961年，越南南方国内政治局势明显尖锐化了，形成了对吴庭艳政权的直接威胁。美国政府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认为越南南方之所以形成当前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增长的支持下，游击运动增强以及吴庭艳政府在人民中没有强大基础因而地位不稳的缘故。

确实，1961年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得到明显加强，在许多地区都爆发了爱国力量与吴庭艳正规军之间的武装斗争。据现有资料，仅1961年10月间，爱国力量就进行了近500次战役，使敌人损失了2000多人，消灭了地方军和正规军的143个哨位。根据越南朋友提供的资料，在越南最南部地区的368个村社中有360个没有吴庭艳的行政机关，在所有南方地区的1290个村社中有920个没有吴庭艳的行政机关。

南越居民中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越南朋友多年开展的巨大而全面工作的结果。

在缔结日内瓦协议和各方力量重新部署后，越南朋友采取措施保留了越南劳动党在国家南部的基地，并向这些基地下达了继续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任务。据朋友们说，越南劳动党1954—1958年在南方的路线是开展破坏现有制度的政治斗争，广泛利用合法的、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斗争方式扩大城市与乡村的革命运动的同时，为保存南方地方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的战斗力，他们被允许在必要情况下采用武装斗争作为自卫手段。

众所周知，关于越南的日内瓦协议在执行中遇到了南越政权的坚决反抗，他们在美国支持下采取了断然否定的立场，全面回避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所有建议，不论是关于就组织全越南普选以统一国家进行协商的建议，还是关于实现两个地区间经济、文化及其他联系正常化的建议。

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了越南劳动党十五中全会(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全会讨论了当前局势并通过决议，决议指示越南南方地下组织采取任何形式加强革命斗争。武装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形式之一，只要相应的条件具备就能够并且应当采用。越南朋友之所以这么做，其出发点是因为到1959年开始，在越南南方实际已形成了两大有组织的势力——一是吴庭艳的军事警察机构，一是越南劳动党在南越的地下组织，它已拥有3万名积极分子和15万同情者。

根据这种情况，在越南南方领土上开始建立起游击队，它们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开展与政府军的武装斗争。越南劳动党干部领导的爱国力量开展了“肃清”偏远省份的工作，他们消灭忠于吴庭艳政府的反动分子，并用自己的干部代替他们。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军事行动的规模；1960年1月，在太宁(Тай-нинь)地区(南越中部)的南越军队一个团被游击队解除了武装。

受所取得的成就鼓舞，越南朋友开始表现出发展武装斗争的趋势——这部分表现在对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上。1960年5月，越南朋友就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提纲，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咨询。在为统一越南而斗争一章中，提纲实质上是直接指示在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推翻吴庭艳制度的，指示要求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建立解放区并在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这一斗争被宣布为抗法战争(1946—1954年)的继续，而建立解放区则被宣布为“逐步实现祖国统一的形式”。

在莫斯科，越南同志被提醒说，在现有条件下抛弃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和平统一越南的口号未必是适宜的。越南朋友对此表示同意，所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阐述的立场仍然规定和平统一国家。

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计划中，越南同志进行了在1960年12月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以团结所有反对吴庭艳政权的爱国力量的工作。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对在南越各阶层民众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阵线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吴庭艳政权，建立一个以联合民族民主政府为首的独立、和平和中立的南越国家。

爱国力量的行动对吴庭艳构成了直接威胁，引起了企图保留南越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桥头堡的美国的极度不安。

根据美国的倡议，东南亚国家联盟3月份的曼谷例会上讨论了南越的严重局势。根据掌握的情报，在这次会议上研究了在“北越武装力量进攻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国家(指老挝和南越，它们不是该联盟的成员，但它们的领土包括在联盟的‘防御区’内)”的情况下，作为“回应措施”的“6/61计划”。

为了实地查清南越局势，最近有许多美国军事和国务活动家访问了越南南方；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将军、中央情报局专家伦茨代尔准将、美国副总统约翰逊、第13空军集团军司令穆尔曼少将等。

约翰逊在访问南越期间，与吴庭艳政权就加强与爱国运动斗争的实际措施举行了会谈。在他访问(1961年5月11—13日)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吴庭艳提供了总数为4100万美元的补充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声称打算使本财政年度的援助数额达4亿美元(1960年美国援助南越为1.5亿美元)。

美国人为南越政权制订了一整套一般的和特殊的建议，其中包括“斯坦利计划”，该计划打算在18个月内使南越“安定下来”。1961年6月美国承担了南越警察(达5万人)和民兵部队(达6万人)的供应和训练，并担当了与国内游击运动作斗争的领导任务。

到目前为止，美国改组、重新武装并实际上建立了南越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南越的正规军有17万人，武装有150辆坦克、170辆装甲汽车和装甲运兵车、1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近150架飞机和近300艘作战舰艇。

为了制订出关于在南越采取的措施的总的建议并将其呈交美国总统批准，1961年10月往越南南方派了一个以泰勒将军为首的小组。泰勒小组在自己给总统的报告中形容吴庭艳政权的态势从军事观点看是“令人绝望的”。小组建议以下措施：把南越正规军扩充到20万人；向南越提供可观的军事援助，首先是加快提供飞机和大炮；往该国派遣大批各种专家以及工程兵部队的分队，并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再派遣1万人的正规军部队；为巩固吴庭艳政府的地位在南越实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等等。

但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范围内协商期间，英国和法国代表坚决反对往南越派遣美军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个步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演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导致冲突扩大到柬埔寨，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对应行动并最终破坏吴庭艳政权的立场。考虑到这一点，肯尼迪政府暂时还仅限于增加军事供应，往南越派遣大批军事专家并开展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宣传。

当前，在越南南方有近2000名美国军事顾问和专家，美国的军事顾问在南越军队的各级司令部都有，在部队和直到营、连的分队也有。

美国第13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小组从菲律宾调到了土伦市 [74] 。在1961年10—11月期间，共有8架B-26飞机、2个中队的直升机和400多人的美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调来，以南越为固定基地。

1961年11月，在波来古地区(越南中部)开始组建新的步兵师，这个师是专门训练在山地森林地形条件下对爱国力量作战用的。在1962年初计划还要组建两个同样的步兵师。为组建新部队和兵团，在1961年10—12月期间共征召了2万多人，主要是青年和大学生。还进行了保证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的边界得到可靠守卫的大量工作。

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在菲律宾群岛地区保持着经常战备状态的有一艘主力航空母舰(载有39架携带核武器的强击机、28架歼击机、3架侦察机和6架远距离预警雷达飞机)、一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1艘装备有防空导弹的护卫舰、一艘直升机母舰和第7舰队的几艘运输登陆舰，这些舰只上载有一个人数达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营和20架直升机。

在这种条件下，越南朋友的某些行动也引人注目，这些行动与他们早先确定的在越南南方的路线是背道而驰的。这表现在他们不到南越居民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以便为反对吴庭艳政权的群众运动准备条件，这些越南同志，看来也不无受中国同志的影响，却在1961年采取了使武装斗争活跃起来的方针。这也是形成的有利条件促成的结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成就以及从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老挝南部巴特察控制的省份通往越南南方的通行无阻道路的建立。越南同志通过老挝领土(车邦阿速坡地区)组织部队、武器、弹药、装备和粮食的调运。为此目的广泛使用了本是为老挝提供援助的苏联伊尔14飞机以及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伊尔2飞机，开展了巩固南方现有游击基地和建立直至营和团的军事分队的工作。在1961年的夏季月份，朋友们往南方调去了3个完全满员的步兵营和大批军官，他们可以配备计划在越南南方用本地力量组建的20个营。

越南朋友采取的广泛支援越南南方游击运动的措施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产生了影响。根据某些资料可以推测，越南同志想让老挝当前这种不确定状态保持更长时间，因为他们害怕经这个国家向越南南方供应的道路会被切断。

从上述情况出发可以做出结论，在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吴庭艳的军事援助的情况下，如果越南朋友不对群众进行相应的政治训练而只是继续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就可能不仅在国内方面，而且在国际方面产生消极后果。目前，反对吴庭艳的武装暴动在得不到居民的广泛支持情况下，只会把越南南方革命力量置于被打击的地位。另一方面，它使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大大复杂化，并把南越变成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尖锐焦点。

(本参考资料依据苏联外交部、苏军总司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材料编写)

东南亚司代理司长

Н.莫利亚科夫(签名)

第2767/ЮВА号

1961年12月22日

АВПРФ，ф.079，оп.16，п.32，д.20，л.102-108

№20789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谈判(1961年12月26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大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在电报中阐述了中国方面于1961年12月3日的说明，这份声明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帮助的一些企业的设备的供应暂缓两年，苏联和中国代表团必须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关于这一问题现报告如下。

今年2—3月份在北京，然后5—6月份在莫斯科举行了谈判。在谈判中苏中双方审查了以前双方签署的关于苏联给予建设和扩建的中国工业企业及其他项目提供技术援助的所有协议。

经过谈判，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在1961年6月19日签署了关于苏联给中国建设和扩建的66个工业项目与其他项目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和中国方面的愿望，1961年苏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总额确定为7700万卢布。截至1961年9月1日，已经提供了5150万卢布的设备。

今年8月15日，周恩来在同库梅金进行谈话时做出了声明。此后，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都做出了声明，其中包括波兰 [75] 驻莫斯科大使馆贸易参赞谭伟同志在8月28日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进行谈话时做出的声明，这些声明援引中国政府的决定，正式声明说，中国方面：

1962—1963年不打算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

请求今后停止向中国供应合同中规定的在1961—1962年应该向中国供应的设备以及往年没有抵达的设备；

对于1961年已经商定要供应的，但还没有就其签署合同的设备，请求不要供应；

对于合同中规定的要在1961年供应的设备，如果在1962年1月1日之前运抵中国，中国将会接收。对于那些还没有签订合同的半成品设备，中国方面请求提交一份关于这些设备的清单，并注明其完整的程度。在研究这份清单之后，中国方面将会通报，将会接收其中的哪些设备；

请求尽可能地减少1961年设备的供应，中国方面提醒说，将不会再签署1961年供应设备的合同。

由于这些说明，9月1日之后向中国供应的设备减少了，预计1961年的供应总量大约为6500万卢布，而根据以前的协议应该供应的总量是7700万卢布。

无论是周恩来的声明，还是中国方面其他代表的声明，在解释减少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的原因时都说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困难，其中包括中国近年来遭受的自然灾害。

现在从契尔沃年科和雷索夫12月3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声明中，中国方面企图人为地制造一种印象：由于苏联方面的过错，停止了向中国已经开工的项目提供成套设备。李强同志在声明中举出的事例，大部分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中国方面采取这一立场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最近两年来中国方面总是突然改变自己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的计划，这样就使事情复杂了，使苏联方面不能按照计划履行协议，并给苏联方面造成了损失。

根据上述情况，认为应该：

向中国方面重申，我们同意在北京进行谈判，来审议关于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今后的落实问题；

委托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同志向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声明，对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声明给予答复。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 [76]

请审议。

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

斯卡奇科夫

1961年12月26日

РГАНИ，ф.3，оп.18，д.24，л.102-104

№20790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总体情况(1961年12月26日)

机密

关于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落实问题及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66个工业企业与其他项目的报告

1961年12月26日

1961年6月19日，经过先是在北京，然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一系列谈判，最终签署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66个工业企业与其他项目的苏中协议以及关于调整先前双方所签协议的议项书。

根据这次所签协议和议项书，苏方将分期、以不同规模向中方提供相关设备，而1961年苏方供应中方的设备总量价值约为7700万新卢布。为向工业部门订购上述数量的设备，以全苏联合企业作为担保。

根据苏联使节的通报(特字第920—924号)，今年8月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与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库梅金同志会谈期间，以国内经济困难为借口声称：

“(向苏联)支付13500—16000万卢布的贷款(用新卢布)，为目前运转的工业企业设施购买最低限度的、必需数量的设备、特殊物资和配件以及军事技术等开支，已几乎花光了中国通过出口资源所换得的全部外汇，他们(指中国)已很难再向苏联购买其他商品了。”

周恩来同志要求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转达他的请求，即(苏方)暂不要根据双方已签署协议安排新的成套设备订购任务，并将已安排订购任务的相关信息向中方通报，以便后者能够决定这些设备中哪些应当向中国供应。

今年8月18日，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经理高京山(Гао Цзинь-шэнь)同志在北京与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同志举行了会谈，期间前者作了如下声明：

“……中国打算暂停许多企业的建设，其中包括根据1961年6月19日协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企业在内。

有鉴于此，中方计划在1962—1963年间不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并延期两年履行1961年6月19日协议中所规定的相关义务，这就是说，根据1961年6月19日协议苏联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设计工作和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活动将顺延，并从1964年开始正常进行，只是年份有所不同…… [77] 。中方对苏方提出如下请求：

1.不要预定那些以前没来得及供应且如今尚未投入生产的设备，并将其供应期限推移至以后几年。如果该设备已处于半成品状态并将于1961年供应，中方将予以接收。

2.不要安排预定那些在1961年已经双方协议供应的但尚未签署合同的设备生产。如果该设备已经预定并正在生产，请尽快向中方通报此类设备的清单及其已完成的百分比指数。在经过研究后，再通知苏方哪些是中方可以接收的。

3.那些根据已签署合同计划于1961年分期供应的设备，如果对此类设备的生产尚未安排预定，那就不要再安排了。如果该设备已经预定且处于半成品状态，并将于1961年供应，中方将予以接收。

4.不要安排根据1962年已签署合同计划生产的那些设备，因为关于此需要双方重新审议。如果上述设备已安排了预定且正在生产，中方请求苏方转交此类设备的清单及其已完成的百分比指数。”

在上述会谈过程中，高同志多次请求向苏联相关机构转达中方的愿望，即希望苏方最大限度地减少1961—1962年间对中国的设备供应。

今年8月28日，中国驻苏联使馆贸易参赞谭伟同志拜访了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并在与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委员彼得鲁舍夫同志会谈期间援引中国政府的决定，就今后设备供应问题作了声明并在其中警告说，中方将不再就1961年的设备供应签署(任何)合同。

至于以后年间的设备供应，谭伟同志说，关于这个问题应依据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和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库梅金同志在北京逗留期间所发表的讲话为准，即中国将推迟进口苏联成套设备并在1962—1963年间不再安排此类设备的生产。

在会谈期间，谭伟同志表示，相信苏方能够正确理解中国在经济方面所出现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与中方一道研究由于中国政府做出关于暂停苏联援建企业而引发的所有具体问题。

今年9月18日，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委员彼得鲁舍夫同志在会谈期间向中国贸易参赞谭伟同志作了如下通报，根据中方的声明苏方已向苏联相关机构发出了相应的指示。前者还向后者转交了部分已处于半成品状态且无法在苏联国内使用的设备清单(其余部分的设备清单是在今年9月23日的会谈期间转交的)。

谭伟同志对上述通报和所转交的材料表示感谢，并再次请求苏方考虑中方的意愿，即希望苏方能够最大限度地在本国内部利用那些为中国订购的设备，其中包括那些(中国经苏联)向第三国订购的设备在内。

据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雷索夫同志的报告(其于今年8月18日和9月1日在北京与高同志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中方打算在10月中旬就今后落实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以及如何利用(苏方)为中国订购的尚处于半成品状态的设备等相关问题与苏方举行谈判。

1961年9月18日，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就落实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期间所出现的复杂情况向苏共中央作了报告。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委托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与中方进行上述谈判。今年10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雷索夫同志与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会谈，期间后者口头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在北京于10月末至11月初举行中苏双方谈判的建议。李强同志许诺在10—12天之后(再向雷索夫同志)转达中方关于此次谈判的具体建议。可是，后者至今一直未得到这些具体建议。

1961年12月2日，正如契尔沃年科和雷索夫在1961年12月3日所发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在会谈中向雷索夫同志陈述了中国政府的决定，即在1962—1963年间中国将不再进口苏联成套设备，其中包括现处于半成品状态的设备在内。至于恢复1961年6月19日协议所规定的向中国88家企业供应设备的问题讨论时间被推移至1964年进行。

在会谈期间，李强同志对苏联相关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指责，理由是后者取消了应向中国提供的、一些项目急需的个别种类配套设备。

正如我们检查后所显示的那样，李强同志的上述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关于如何对李强同志所列事例进行解释，请参见附件。 [78]

РГАНИ，ф.3，оп.16，д.24，л.105-108

№2078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方谈判如何实现苏中协定问题(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2月28日会议第9号记录

第22项　关于与中方就今后落实苏中协定进行谈判的问题的决议。

(А.И.米高扬、Н.С.赫鲁晓夫、М.А.苏斯洛夫、М.А.列谢奇科、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

第9号记录第22项

1961年12月28日

绝密

1.根据1961年9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方将就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定的今后落实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我们认为，在谈判举行之前，应让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同志拜访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并对后者今年12月2日发出的声明做出答复。

批准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口头声明的文本，该文本已经中央主席团会议修改(见附录)。

2.同意苏联驻中国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同志的建议，即与中方举行上述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将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С.А.斯卡奇科夫同志率领。

3.我们认为，应当根据谈判结果对外界发布苏中联合公报，并在其中指明，此次谈判是在中方的倡议下举行的。

如果中方不同意公布上述联合公报，那么关于此次谈判的情况将在苏联报刊上单方面公布。

4.批准附录的苏联部长会议指令草案。

附件一：

第9号记录第22项的附录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П.Н.雷索夫提交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口头声明的文本

绝密

今年12月2日与李强举行会谈的内容已上报莫斯科。根据委托，我向中方通报：苏方准备在中方适当的时间向中国派遣代表团，以便就1961年6月19日协定今后的落实问题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我还根据委托就李强同志在这次会谈中所提意见做出解释。李强的意见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全苏联合企业似乎在近期开始撤销向一些即将完成的建设项目提供配套的必要关键设备，理由似乎是中方已不需要供应这些设备了。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961年6月19日协定签署之后，根据与中国外贸组织所达成的约定，1961年苏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和物资总量约为7700万卢布。

苏联相关机构采取了必要措施以充分满足中方各方面的需要，如成套设备和物资供应，由苏联技术协助而在中国建设的企业文件的设计制作以及在苏联工业部门安排相应的订购业务等。通过采取相应举措，截至1961年9月1日苏联已向中国提供了价值5150万卢布的设备和物资。

而今年8月15日，周恩来在与苏联外贸部副部长П.Н.库梅金同志的会谈中以中国经济困难为由请后者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转达如下内容，即关于暂停根据上述协定计划安排的成套设备的新订货，并请苏方向中方通报业已安排的订购设备内容，以便中方能够决定这些设备中哪些是中国目前最急需和需要苏方供应的。

关于中方的上述愿望，中国外贸组织在北京和莫斯科的代表们曾作了具体的表述。例如(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经理高京山同志于今年8月18日在与我的会谈中，便援引中国政府的决定请求(苏方)在1961—1962年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中国的设备供应，其中包括不再安排在1961年业已经过双方协议但还没有形成合同文件的设备订购。

中国驻莫斯科使馆贸易参赞谭伟同志也于今年8月28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成员彼得鲁舍夫同志的谈话中重复了这一请求。另外，他还声称，1961年中方将不再(与苏方)签订设备供应合同。

根据中方的请求，苏联相关机构便暂停了为中国生产的设备的订购计划，并于1961年9月18—23日间向中方转交了根据已有协议和所签署合同处于分阶段生产状态的设备清单。今年9月18日，谭伟同志在从苏方手中得到上述清单时提出了如下请求，即最大限度地在苏联国内使用为中国订购的设备，其中包括那些从第三国订购的设备在内。

全苏联合企业对中国出现的暂时性经济困难以及中方提出的推迟两年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和物资的意愿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鉴于中国外贸机构代表的上述请求，全苏联合企业采取了措施以将原先为中国订购的部分设备在苏联国内使用，其中包括一些尚未转交中方的半成品清单上所列的设备。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转为苏联国内使用的设备主要涉及的只是那些中国外贸组织拒绝签署转交合同的部分，而不涉及极其重要的用于黑色和有色金属制造的轧制设备以及能源设备。

当然，上述被迫采取的这些措施绝不表明，苏联相关组织拒绝向中国提供这些设备。一旦中国认为自己有必要获得某种设备并签署了订购该设备的相关合同，那么苏方就会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期限内保证向中方供应这些机器。

这里，我们还应当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近一段时期中国组织经常会改变双方已商定好的、为由苏联技术援建的企业提供的成套设备的供应数量和期限，因此便打乱了为中国订购而负责生产的苏联企业的工作计划并给后者造成了相当大的物质损失。

在今年12月2日的声明中李强同志列举了几个事例，由此中方认定，全苏联合企业取消了向中国供应关键设备的计划。经过我方调查之后，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关于向(中方)化工项目供应设备的问题：

所有这些设备(的相关文件)，除了其中两项(合成胺蒸馏塔填料和T 25/340泵)外，均已于今年7月12日和17日转交中国组织以签署相应的供货合同。可是截止今年8月28日以前相关记录显示这些设备的供应合同仍未签署。鉴于今年8月28日谭伟同志发出的关于中方将不再签署(从苏联进口设备)合同的声明，苏联组织便暂停了针对国内企业的订货，以等待中方签署新的供应合同。

至于第438号项目，由于苏联国内已停止了型号5324铣床的生产，苏方便建议供应中方优化改进型的5E32铣床，可是至今中方也没有对苏方的上述建议做出答复。

在关于第856号项目的噪音测量设备以及第451项目中用于检验金属使用寿命的设备的供应问题上，也未必能说是苏方单方面取消供货，因为已于今年7月17日和21日转交中方的合同一直都没有签署，因而导致苏方暂停了提前向企业发出订货单。

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还包括：为第451号和第8231号项目供应的齿轮磨床、横移—镗床和液压机，为位于宝鸡的电影胶片厂生产的铸模机、八级蒸馏混合器、8立方米的搅拌器和16分段加热器，等等。其中，苏联“技术工业出口”联合体取消为宝鸡电影胶片厂生产的设备订购，只是在中方订货代表徐晓(Сюй Сяо)同志于1961年9月9日发出了如下声明之后才做出的，后者在声明中指出：有必要停止向该厂发送设备并撤销已订货。

中方于今年11月又提出关于在1961年重新恢复上述订货的要求，这是我们无法满足的，因为生产计划是事先已经确定好的，要在短期内改变是不可能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1959—1961年间我们已向中国的这座工厂供应了如下设备：8台铸模机、10台混合器和8台16分段加热器。

苏联完全可以按照中方的意愿为中国如期生产和供应上述所需数量的设备，只是必须依照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来办。

关于向(中国)鞍山金属联合企业供应轧辊的问题。众所周知，1960年9—10月份苏方共向中国发运了41套轧辊，其中中方仅接收了18套，而其余货物中方均拒绝接收，从而导致其中16套设备被运回边境，其余7套被途中召回。于是，苏联“重工业出口”联合体被迫指示工厂在与中方订货者解决存在的问题之前暂停发货。而只是在首批轧辊发运的7个月之后，即今年6月6日中方才在后续谈判中签署了供应117套轧辊的合同，因而导致在1961年内完成这一订购已无可能。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中方仍需要这批轧辊的话，苏方只能在1962年上半年提供。

至于在会谈中提到的其他个别种类货物的供应(如为第857号项目提供的测量装置、为第451号项目提供的金属实验仪器等)，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方知道，苏联工业尚不具备此类设备的生产能力，随着苏联对此类设备生产技术的掌握，苏方才能够按照双方的事先约定如期向中方供应此类货物。

这里，我们还应当对(中方)声明中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个别解释，即似乎是苏联“重工业出口”联合体终止了(中方)冶金项目的图纸设计工作。我们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关于(苏联相关部门为)位于包头的特殊五金厂、轮箍—轮轧厂和冶金联合体，鞍山冶金联合体，太原冶金联合体(冷轧钢板车间)和密封式钢缆厂等设计施工图的问题。还在1960年，我们便将完成上述项目(密封式钢缆厂和特殊五金厂除外)工作图纸的合同交给了中方订购者，而密封式钢缆厂和特殊五金厂——在1961年7月。

只是到了今年9月18日，中方才通知苏方表示同意签署这些合同，也就是说，只是在这之后中方才正式向苏方表明了关于自己想把设备供应期推移至1963年以后。

合同签署时间的延迟和设备供应期的推移，自然就要求双方协商新的工作图设计期限。事实上，苏联“重工业出口”联合体并没有停止上述项目工作图的设计工作和拒绝完成这些工作，而其撤销合同也只是想重新签署新的合同文本。

苏联相关机构将依照中方的意愿，采取措施以便基本如期完成在双方1961年6月19日协议中所包括的多数上述项目的工程设计工作，只是其中一些项目，如特殊五金厂和密封式钢缆厂等施工图纸的设计工作的完成可能会推迟，因为这部分设计工作与所生产设备的实际技术规格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其设计期限与所需设备的供货期紧密相关。

苏联和中国相关机构可以就上述冶金工程项目的设计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协商，以寻求双方都能够满意的解决办法。

李强同志在声明中还要求，苏方向中方提供尚处于半成品状态的设备清单，以便中方根据需要决定这些设备的利用方式，但现在看来这一做法实际上已没有实际意义。这里我们需要作如下强调：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苏方根据周恩来同志于今年9月18日和23日所表达的意愿，已向中方转交了尚处于半成品状态的所有设备清单。虽然中方表示将很快向苏方通报关于自己如何利用这些半成品设备(其中可能包括中方所谓的急需关键设备)的意见，可关于该问题苏方至今也没有从中方得到任何信息，因而苏方也无从了解中方将以何种方式来利用这些半成品设备。

在最后结束时，我衷心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双方能够以友好和互谅的精神讨论与成功解决与今后如何落实1961年6月19日协议相关的所有问题。

附件二：

第9号记录第22项的附录苏联部长会议指令：关于同中国就经济关系问题举行谈判

草案

绝密

1.就今后如何落实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问题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在中方感觉合适的时间在北京举行谈判。

2.批准与中方在北京举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

С.А.斯卡奇科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代表团团长)

Я.В.尤申同志——苏联国家计委委员

М.М.古谢夫同志——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司长

П.И.雷索夫同志——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

Д.И.巴格洛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高级专家

В.Ф.捷普利亚科夫同志——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合同法司司长

责成斯卡奇科夫同志确定随代表团前往中国的专家名单。

3.苏联代表团在谈判期间：

可以同意中方依照1961年6月19日协议把为相关企业供应的设备和其他技术援助的期限推移至稍后时期；

鉴于中国的经济困难，可以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在1962—1963年间停止从苏联向中国供应成套设备的建议，同时明确在1964年根据上述协议双方应履行义务的新期限；

讨论苏方理应在1961—1963年间向中方供应的设备半成品和成品的使用问题，这里应指出，所有苏方为中国订购的、苏联国内又无法使用的设备，中方理应承担苏方可能出现的损失；

应提请中方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近年来中方经常出人意料地提出关于重新审议早先已协商好的成套设备的供应数量和期限以及已经苏中协议确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从而导致苏方很难有计划地履行既定协议内容。

4.在中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与中方共同签署双方所达成的相关协议或议项，委托代表团团长斯卡奇科夫С.А.同志代表苏联政府在上述文件上签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Н.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3，оп.18，д.14，л.1-2、48-53、54-55

№2190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苏共、中共和阿劳动党之间关系的文件(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2月28日会议第9号记录

第38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准备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文件的起草工作”。

(Н.С.赫鲁晓夫、А.И.米高扬、Ф.Р.科兹洛夫、М.А.苏斯洛夫、А.А.葛罗米柯、А.Н.柯西金)

1961年12月28日

绝密

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波诺马廖夫同志)，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部(伊利切夫同志)和苏共中央联络部(安德罗波夫同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给那些设有中国代表机构的国家的苏联使节的指令草案，并准备如下文件草案：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苏共中央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信(艾地同志收)和苏共中央给苏共党组织的信。

РГАНИ，ф.3，оп.18，д.14，л.17

№13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给中共和印尼共的文件(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2月28日会议第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Г.И.沃罗诺夫、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А.И.米高扬、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Л.Ф.伊利切夫、Б.Н.波诺马廖夫、А.Н.谢列平；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会议。 [79]

在总结中没有指明，在会议上没有公布波诺马廖夫同志的报告。

第28项　关于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准备文件的问题。

(赫鲁晓夫、米高扬、科兹洛夫、波诺马廖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柯西金)

1.第2192号文件过于简单，给艾地的答复也很简单。我们在什么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重复我们的立场，揭发性的方式。应该论证：为什么召回大使。

2.表现出积极的立场。是不是值得由于与阿尔巴尼亚人形成的关系而准备给中共中央的文件。“公布文件并声明说，这是为了团结统一。为什么我们要用分歧来让敌人高兴呢？难道不能找到力量来战胜这些小问题和遵循共同的利益？我们准备会晤。中国人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你们的支持只会使他们情绪加剧。”

包含有分歧内容的公开信(对内的)，也要阐述一下。3个部：国际部、宣传部和联络部——准备文件。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