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60

№20725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裁军和农业发展情况(1960年1月15日)

№24959 全苏天然气研究所专家组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1960年2月2日)

№20726-1 金昌凤在建军节的报告：没有提及苏联经验和中国的帮助(1960年2月7日)

№20726-2 普扎诺夫与金一谈话纪要：关于签订苏朝同盟条约问题(1960年2月10日)

№13401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1960年2月14日)

№16670 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与刘长胜会谈纪要：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1960年2月24日)

№24931-1 奥斯特洛乌莫夫访华报告：中国的法学研究(节选)(1960年3月)

№03967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1960年5月17日)

№13402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1960年5月28日)

№13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2日)

№2188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给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信(1960年6月2日)

№20734-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金日成访苏(1960年6月5日)

№20734-2 普扎诺夫与金昌满会谈纪要：金日成访苏及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7日)

№23038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递交中国政府支持苏联裁军提案的声明(1960年6月13日)

№16671 葛罗米柯致赫鲁晓夫函：呈送苏联参赞与蒙古外长谈话纪要(1960年6月13日)

№20735-1 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通报世界工联会议情况(1960年6月15日)

№20735-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宣读毛泽东与尤金的会谈记录(1960年6月16日)

№20735-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朝鲜(1960年6月17日)

№20735-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对中国批评苏联表示愤怒(1960年6月18日)

№20735-5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谈话纪要：金日成通报莫斯科之行(1960年6月25日)

№03968 苏达利科夫与巴什基洛会谈纪要：中共代表团在罗马尼亚的表现(1960年7月1日)

№08104 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1960年7月13日)

№230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1960年7月15日)

№23008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赫鲁晓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发言(1960年7月16日)

№23009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通过科兹洛夫的报告(1960年7月16日)

№09979 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960年7月18日)

№03969 伊利切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停止出版《苏中友谊》和《友好报》(1960年7月21日)

№2073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赫鲁晓夫访朝及苏联撤退在华专家(1960年7月24—26日)

№20736-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评价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960年7月30日)

№20736-3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内的亲华派和亲苏派(1960年7月31日)

№13732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苏联撤退专家对中国的影响(1960年8月4日)

№20737-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赫鲁晓夫推迟访朝(1960年8月11日)

№20737-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中国的立场(1960年8月13日)

№03978 苏达利科夫与罗贵波会谈纪要：关于中苏边境纠纷(1960年8月17日)

№0397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近来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1960年8月17日)

№20737-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支持苏共的立场(1960年8月18日)

№03972 契尔沃年科与朱德和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的成就和中国的困难(1960年8月23日)

№20738 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1960年8月25日)

№16674 巴托夫与罗瑞卿会谈纪要：对中国军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1960年8月25日)

№25606 契尔沃年科与沙拉夫会谈纪要：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生活状况(1960年8月26日)

№16673 巴托夫致马利诺夫斯基等报告：关于在华苏联军事专家的撤离(1960年8月28日)

№0397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中共同意派代表团赴莫斯科(1960年9月3日)

№03971 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1960年9月10日)

№03973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中苏两党将在莫斯科的会谈(1960年9月12日)

№03975 图加里诺夫的报告：中苏关系影响到对待大使的态度(1960年9月14日)

№10279 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摘录)(1960年9月17—20日)

№00597 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1960年9月22日)

№24149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贺信(1960年9月23日以前)

№2303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1960年9月28日)

№20739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中国的经济困难(1960年9月29日)

№03976 雷巴尔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学员在课堂上挑起辩论(1960年9月30日)

№20740-1 普扎诺夫与巴格达诺夫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1960年10月7日)

№20740-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朝鲜期待赫鲁晓夫来访(1960年10月8日)

№1038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错误对待《苏中友谊》杂志中国专家的问题(1960年10月18日)
№09880 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等会谈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争论(1960年11月26日)
№03977 苏联驻华使馆的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1960年11月29日)
№03979 苏达利科夫致安德罗波夫报告：苏联驻华使馆技术工人李山东被解职(1960年11月30日)
№03460 罗高寿与李山东谈话纪要：中国人员在苏联使馆的工作情况(1960年11月30日)
№25284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中国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重大问题的表述(1960年12月9日)
№13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莫斯科会议情况总结(1960年12月13日)
№25285 勃列日涅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讨论(1960年12月14日)
№099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评论(1960年12月26日)
№25288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拟讨论苏联物价调整后的汇率问题(1960年12月27日)
№1383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1960年12月30日)

№20725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裁军和农业发展情况(1960年1月15日)

1960年2月2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1月8—29日

第12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1月15日

设午宴招待了中国大使乔晓光。

会谈时通报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详细讲述了赫鲁晓夫同志有关苏联单方面裁军120万人问题的建议。强调苏联军事力量在实现裁军后还剩下242.3万人，这将比美国、英国和法国在1956年讨论裁军问题时规定的程度还要低。还说，因为苏联武装力量大量配备核导弹武器，所以苏联的战斗力并没有因裁军而减弱。

讲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1959年)12月全体会议研究“有关进一步发展农业”问题的工作。

列举了一些数据，表明农业及其某些部门在七年计划中第一年里的顺利发展。

乔晓光对所说的信息表示深深的感谢，并说在七年计划第一年里苏联人民在工业和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有了信心，并鼓舞他们为巩固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政治强盛而更加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将苏联在七年计划第一年里取得的成就评价为最出色的成功。乔晓光说，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乔晓光接着说道，对进一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建立和平和巩固各人民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来说，赫鲁晓夫同志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新的裁军建议是出色的贡献。这些建议在全世界善良人们面前鲜明地展示了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并给予人们为和平和裁军而斗争的力量和信心。

中国人民高度评价这些建议，并认为是和平建议。苏联政府的这些建议明显证明了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盛。这是赫鲁晓夫同志的伟大功勋。苏联内外政策的成就使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固和不可战胜充满信心。

乔晓光从自己的方面讲述了1959年中国人民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都超额完成1959年的计划。去年中国的炼钢工人生产了1300多万吨钢，而不是计划的1200万吨钢。尽管过去的一年中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的粮食和技术作物依然获得很好的收成。与1958年相比，去年农产品生产增加了16％。

回答了乔晓光想知道的有关莫斯科市建设的问题后，讲述了自己去北京的印象。

与大使约定届时在我们大使馆向大使们通报苏共中央委员会12月的全体会议工作情况和今年1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的决议。

午宴的气氛温馨而友好。

参加的有：中国方面是大使和翻译楚家杰(ЧуЦзя-те)，苏联方面是参赞Н.Е.托尔宾科夫和二等秘书В.М.巴库林。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25-26

№24959 全苏天然气研究所专家组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1960年2月2日)

在川南地区对天然气的产地进行研究的工作正在根据中国石油工业科学院制订的计划进行，或许，这些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工作从1959年1月29日至2月15日，А.Л.科兹洛夫和Е.М.明斯基同志参与了这些工作，该阶段的工作是为了熟悉四川南部天然气产地的地质结构和开发条件。

在这一阶段期间，苏联的专家队伍对大部分的天然气产地进行了考察，而中国同志也向我们介绍了这些地区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工作的状况。

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果以及关于在川南天然气的勘探、研究和开采问题上提出的建议，А.Л.科兹洛夫和Е.М.明斯基在1959年2月14日在重庆召开的天然气工业和石油工业科学院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报告，并且，这些内容也包含在А.Л.科兹洛夫和Е.М.明斯基于1959年2月19日向中国石油工业科学院转交的“川南地区天然气产地的勘探和开发的基本状况”工作报告中。1959年2月18—19日，А.Л.科兹洛夫和Е.М.明斯基把这一报告的主要结论报告给了中国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科学院。

工作的第二阶段从1959年2月16日至4月5日，制订了对川南地区石油沟(Шиюгоу)、东兴(Дунсы)、羊羔溪(Ян-Гао-си)和纳溪(Наси)天然气产地进行实验性开发的方案。

因为提供的主管开裂，在生产层位不能进行实验性的开采，由于复杂的地质结构，在天然气的储备、气层和钻孔的参数方面，还没有关于这些天然气产地的确切的资料，据此制订出最终的开采方案。因此还制订了实验性的开采方案，在保留预先提出一些内容的同时，提出了关于进行观察和研究的类似的方案，这是对这些天然气产地的天然气进行开发所必需的。这样就可以确定天然气的储存、工作量和许可的最低的流量、钻孔的低压区、疏松度、穿透性等其他的参数，这些都是制订最终的开采计划和对这些天然气产地进行正确的开采所必需的。

在对制订的开发方案进行试验的过程中，对现有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这些天然气产地地质构造的材料，关于开发结果的材料和天然气钻孔的材料。为了把石油沟、东兴天然气产地开采层的地质构造搞得更加清楚，А.Л.科兹洛夫、Е.М.明斯基、Ю.П.克罗塔耶夫和П.П.伊万丘克同志同中国的同志们沿着通往重庆市附近的南北温泉地区的这类岩层的表面走了好多趟。

事实上，天然气产地石油沟、东兴的实验性开采方案中包含了通常的开采方案中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

为了使中国同志们能够根据储藏的天然气的大致数据，熟悉制订研究方案的方法，建成了一整套进行气体动力计算的设备。

此外，在天然气产地羊羔溪也设计了从下面的二叠层到上层的三叠层特别的天然气方案，以便通过在两个层面同时降低压力并防止天然气从7号钻孔迸出的方法确定天然气的储量。

为了制订石油沟、东兴和纳溪天然气产地的天然气实验性开采方案，200多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同苏联专家一起参加了工作，他们都进行忘我的工作。经过这一紧张的工作，实验性开采方案在一个半月就制订了出来，而通常完成这样的工作则需要6个多月的时间。

制订的实验性开采方案在1959年4月6日在南充市召开的全国石油工业地质勘探工作会议上得到了通过。

在对羊羔溪天然气产地制订实验性开采方案的过程中，Ю.П.克罗塔耶夫对第一和第三号钻孔进行了展示性的研究，以便中国同志在固定渗透和不固定渗透的情况下了解苏联所采用的关于天然气钻孔的研究方法。对第7号钻孔的研究是按照新的方法进行的，没有测量压力数据，因为由于出口设备的质量不好不能确定这一数据。

中国的同志们熟悉了在对天然气产地制订研究方案的时候，对钻孔的研究结果进行处理的方法和气体动力的计算方法。Ю.П.克罗塔耶夫在隆昌(Лунчан)、重庆、泸州和南充市就下列问题作了报告：“在固定和不固定渗透的情况下确定天然气钻孔研究结果地层参数的方法”、“对勘探的天然气钻孔进行研究的特点”、“天然气钻孔操作方法的确定和计算”、“在自发的条件下以及在特别组织的天然气方案的条件下天然气储量和钻孔操作方法的计算”。

前三份报告被翻译成了汉语，并出版了120份以供在天然气的工作实践中使用。第四份报告被纳入羊羔溪产地天然气实验性开发方案的个别章节中。

伊万丘克在泸州、成都、重庆和南充市就天然气集流器的类型作了报告，并在北京石油大学作了报告。

为了制订实验性开发方案，挑选了大量的关于地质工业的资料，储备和剖面的确定以及其他的建设使得可以确定石油沟、东兴、羊羔溪和纳溪天然气产地的地层，这为今后开采方案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的工作从4月9—11日，了解了湖北省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工作以及汉口小型天然气钻孔的运行情况。在对相关材料和钻孔工作进行了解的基础上就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以及湖北省小型天然气钻孔的运行提出了建议。

在中国出差期间，我们提出如下几点：

1.中国科研所的同志们在铺设通往汉口管道的工作中用天然气代替乙炔来切割金属，看起来，这种方法可以在苏联使用。

2.在四川省，为了增加烟黑的排放使用了萘，看起来，在苏联也可以考虑使用这种方法。

3.为了在В-2-300发动机上得到电能，广泛使用天然气取代液态燃料。

4.由于了解了重庆市橡胶—竹管道生产厂的工作，可以确定，橡胶—竹管道要比钢管便宜得多，且可以承受高达15帕斯卡的压力。看起来，目前在苏联开展的、用非金属管道代替金属管道的研究工作，应该熟悉中国现有的在生产非金属管道方面的经验。

全苏天然气研究所小组长

地质矿物学副教授А.科兹洛夫

1960年2月2日

РГАЭ，ф.9493，оп.1，д.1064，л.28-33

№20726-1 金昌凤在建军节的报告：没有提及苏联经验和中国的帮助(1960年2月7日)

1960年2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2月1—15日

第20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2月7日

与所有大使们一起参加了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12周年的隆重大会。总参谋部参谋长金昌凤作了报告。在自己的发言中他表示，苏联政府关于完全彻底的裁军建议和赫鲁晓夫的访问美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金昌凤说朝鲜人民与全世界所有正直的人们热烈支持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宣言，他表示他们完全拥护它，并坚决要求西方列强依照苏联积极有效的榜样去做。

按我的看法，报告中过多地讲述了朝鲜人民军是在“反抗日本人的武装斗争中积累的如何建立武装力量和高度的革命传统经验基础上”建立的。同时报告中没有提及朝鲜人民军研究和借用苏联军队的经验。报告人说在残酷的斗争中朝鲜人民军保持了荣誉，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之流的战争中捍卫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完全没有提到与朝鲜军队和人民肩并肩地战斗并流过自己鲜血的几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觉得没有根据的是金昌凤报告中以下的声明：“如果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像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样撤出南朝鲜并停止侵占南朝鲜，我们祖国就已经通过和平方式统一了，南朝鲜人民与北方共和国人民就能一起过上幸福和充满希望的日子(下画线是我加的)。”

……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40-41

№20726-2 普扎诺夫与金一谈话纪要：关于签订苏朝同盟条约问题(1960年2月10日)

1960年2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2月1—15日

第20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2月10日

因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朝鲜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代表团的领导金一邀请我参加晚宴，同时还有大使馆的参赞В.И.佩利申科、Н.Е.托尔宾科夫和В.А.扎尔科夫。

会谈中金一详细地讲述了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印象。金一说，首先是代表团与赫鲁晓夫同志会面给他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特别好而且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赫鲁晓夫繁忙于国家和国际上重要的事务，可他还是抽出时间详细地以兄弟般的方式与他们代表团商谈，听取并支持他们的一系列问题，从他的方面是给朝鲜的党和人民巨大的帮助和关心。他们为此再次感谢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以个人名义感谢赫鲁晓夫同志。

金一接着通报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在与赫鲁晓夫同志会谈时提出的问题。

金一说，他们向赫鲁晓夫同志讲述了有关今年保障他们国家居民的粮食情况变得十分紧张的问题，并请求根据贸易协定的9万吨粮食打算再让苏联增补供应给朝鲜5万吨粮食。赫鲁晓夫同志问他们，在什么期限内该提供上述数量的粮食。他们回答，对他们来说迫切需要能不迟于5月提供粮食。赫鲁晓夫同志答应仔细研究他们的请求。

代表团问赫鲁晓夫同志能不能考虑苏联向朝鲜供应能完全满足朝鲜国民经济需要数量的石油。赫鲁晓夫同志作了肯定的答复。金一表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放弃重建阿吾地工厂的可能，该厂在日本人时期从事从煤提取汽油的生产。这个工厂将被利用于其他方面。

由于美国人将原子武器运入了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照民主德国那样发表一个声明是合适的。代表团问了赫鲁晓夫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后者原则上表示赞同他们的建议。金一说最近将就这个问题准备一份适当的朝鲜政府声明。

为此问金一，是否打算在刊登上述朝鲜政府声明前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声明的内容进行商榷？

金一答道，尽管原则上这件事得到赫鲁晓夫同志的赞同，但既然问题好像不仅涉及朝鲜，而且也与苏联有关，就是个很重大的国际问题，他认为，声明的内容将必须适当地预先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商量。

金一同时还说，代表团问赫鲁晓夫同志，能不能回到关于签订苏联与朝鲜之间联盟友好互助的协议问题上去，这里要注意的是不久前日本与美国签订的新军事条约。赫鲁晓夫同志同样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态度。

金一说，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委托邀请赫鲁晓夫同志今年务必率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出访时间最好是在8月朝鲜解放15周年庆祝日之后。赫鲁晓夫同志感谢邀请，并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考虑研究出访时间，并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金一也详细谈到了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党和工人党代表就交换发展农业方面经验会议的意义，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议。金一强调，在上述会议上所说的就是苏联在提高农业方面特别丰富的经验，这是他们的榜样，如何能够具体地做到坚决地提高农业产品的生产。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同时还有社会主义经营体系的优越性，它能够增加生产粮食作物和用于青贮饲料的玉米，在现有条件下为充分保障国家的粮食展开了现实的前景。

谈到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金一说：会议显示了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一致和不可战胜。会议工作的总结，就像会议上通过的宣言那样，对于巩固全世界的和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建立了更坚定的信心。

金一说，朝鲜代表和所有其他国家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与会者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深受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这些成就是全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54-57

№13401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1960年2月14日)

亲爱的谢甫生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今天，我们作为统一友好大家庭的成员，聚集在这里，共同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苏中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签署10周年。

在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请允许我代表苏联大使馆和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的中国朋友和全体在场的同志，表示祝贺。

还请允许我，亲爱的大使同志，对您向苏联表达的真挚话语，表示感谢。

条约更加巩固了苏、中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联盟，这成为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之一。过去从未有过一个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盟，像苏、中人民之间的联盟那样，对于两国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历史产生如此决定意义的影响。

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努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积极支持，最终结束了朝鲜和越南战争，为这些国家的民族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立场，首先是苏联和中国的团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阻碍了帝国主义分子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犯罪的侵略行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果断，使匈牙利的反革命暴动能够快速得到消灭。

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强大联盟，已经成为东方各国人民开展反殖民主义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坚不可摧的支柱。

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在近年来其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国家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开始着手实现由第二十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制订的七年宏伟计划。苏联的工业、集体农庄的农业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正在顺利地向前发展着，其速度远远超过了七年计划所拟定的速度。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在国民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倡议，每天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成果。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月球探测器和宇宙飞船，使我们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我们的人民已经进入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为了和平和进步的事业，为最终获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

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铺设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这些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所未闻的速度进行着。封建制度和奴役人民群众的制度，数世纪以来一直阻碍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英雄的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而现在它的可观成果已经令全世界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台湾统一问题，不久就会得到解决，而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将会遭到新的可耻的失败。

我们已经尝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带来的喜悦。在兄弟的蒙古劳动人民面前，已经展开了繁荣和富强的美丽前景。

在最近这些年里，社会主义在以下这些国家尤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非常了解自己的通向幸福生活的最可靠的道路的时刻，争取和平和争取巩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Н.С.赫鲁晓夫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以及苏联政府关于裁军的建议。赫鲁晓夫此次的印度尼西亚之行，对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访问以及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会晤，应该更加促进了我们国家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继续接近。

苏、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牢固原则之上的。谈到这种友谊的伟大意义时，我们倍受鼓舞的是：这种友谊是为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团结服务的，它开辟了通向人类幸福生活、共产主义最终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道路。

最后请允许我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统一和团结，干杯!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所有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干杯!

为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共产主义建设的成果，干杯!

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各国共产党的继续发展和巩固，为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干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254—257页

№16670 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与刘长胜会谈纪要：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1960年2月24日)

М.А.苏斯洛夫和Ф.Р.科兹洛夫同志同中苏友协代表团会谈纪要

1960年2月24日，于克里姆林宫

互相致意后，科兹洛夫请代表团成员谈访苏印象。

刘长胜同志(团长)代表代表团非常感谢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同志对代表团的关心，并接见代表团。然后，他请转达对苏共中央及苏联政府在代表团访苏整个期间对代表团的关照表示感谢。

刘长胜继续说，由于苏联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的帮助，代表团作为他们的客人，中国同志到过莫斯科和阿塞拜疆许多地方，会见了苏联各界许多人士。刘长胜说，我们将满载访苏的美好印象回到祖国。

刘长胜说，在苏联逗留的日子是代表团的盛大节日，因为代表团参加了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0周年的庆典。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代表团所感受到的爱和关怀。所有这一切，证明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的巨大意义。我们相信，今后我们两国的友谊将更快地增长。

刘长胜说，我们参观了一系列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代表团在所见一切的基础上表示深信，苏联七年计划将提前，大概5—6年，某些部门能更快地完成。

科兹洛夫同志说，七年计划的第一年已顺利地完成，大大地超过计划指标。七年计划的第二年，苏联人民的开局也很好。

刘长胜同志：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在那里能看到生产自动化的一切重大意义。我们听说，自动化计划完成后，工厂将每2.5分钟生产出1辆成品汽车，而现在要4分钟。这家工厂对我们中国人特别珍贵，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它的儿子——长春汽车厂。

苏斯洛夫同志：(开玩笑)儿子大概已经超过父亲了。

科兹洛夫同志：工厂为了改建和自动化投入了很多资金(700万卢布)。

苏斯洛夫同志：苏联给中国提供了更好的设备，而现在利哈乔夫工厂还有老的设备。

刘长胜同志：我们会见了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因亲眼见到而确信，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我们在阿塞拜疆看到了特别惊人的变化。在苏姆盖特的合成橡胶厂看到了16个不同民族的工人们如何友好地劳动。这些只能在苏联看得到。这些人们毫无疑问地能完成和超额完成七年计划。

刘长胜说，代表团对这样的事实特别感动，在参观莫斯科和阿塞拜疆的企业时看到，这些企业无论如何都与中国有联系。有的向中国提供自己的产品，有的接受中国专家实习，有的则派遣自己的专家到中国。现在在许多的苏联企业可以遇见曾在中国当过专家的人们。这一切明显地看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帮助。

科兹洛夫同志指出，在苏联大概没有一个大企业不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产品。

刘长胜同志再次重复说，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自己访苏深感满意，回国后将尽力把自己的印象比较全面地告诉中国人民。他说，关于苏联人民的成就，关于苏中友谊可以讲一百遍、一千遍，但永远也讲不完。

苏斯洛夫同志问：代表团的其他同志是否也要讲一讲自己的感想？

众声：团长都已说了。

刘晓大使说，代表团中有一位科学家裴丽生同志，现在在苏联率领另一个代表团——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成了同苏联科学院关于1960年科学合作计划的谈判。这一计划非常好，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在这计划中也表达了苏联对中国的友谊，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

Н.Β.波波娃同志说，代表团成员李烛尘在苏联期间写了一首关于苏中友谊的千字诗，2月23日在友谊宫的晚会上他朗诵了这首诗的片段。

苏斯洛夫同志热情地感谢刘长胜和刘晓同志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达的亲切讲话。他指出，在这里关于苏中友谊所说的一切，反映了事物的实际情况。在我们两国都广泛地庆祝苏中友好同盟条约10周年纪念日。这再次显示我们两国人民、政府以及两党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巩固和牢不可破。这也表达我们两国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继续加强我们的友谊的愿望。苏联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兄弟友谊是和平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

苏斯洛夫继续说，苏联人民永远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他请转达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共中央及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表示衷心的问候并祝愿取得进一步成就。祝代表团成员一路顺风。

刘长胜同志对座谈和热情的祝愿表示感谢。他请代向赫鲁晓夫同志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出访亚洲国家对巩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友谊具有重大的意义。

会谈记录：И.谢尔巴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5，оп.30，п.80，д.332，л.18-21

№24931-1 奥斯特洛乌莫夫访华报告：中国的法学研究(节选)(1960年3月 [15] )

最近几年(1958—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的发展研究

1960年3月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初级研究员

Г.С.奥斯特洛乌莫夫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法律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在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内开展的。该所成立于1958年10月，现在已经有大约30名科学工作者。其中较为著名的和比较有经验的是张友渔(研究所所长)和周新民(Чжоу Синьминь，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各部门的主任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地下革命斗争的经历，比如，王明同志。研究所主要是青年人，其中几乎一半都毕业于法律系，或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读过研究生。

研究所有4个部门。第一个部门的任务是研究总的理论、中国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第二个部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民事法、土地法和家庭法进行研究。第三个部门的任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政策和刑法、刑事诉讼和司法建设进行研究。第四个部门的任务是研究国际法。研究所在最近几年的主要目的是对当代中国国家法律建设丰富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概括以及在中国史和法律史方面进行研究。

在相应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对于提出的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是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及实地搜集一些具体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定期对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国家机构以及本国的一些农村进行访问。并且，科学工作者还经常到这些单位开展短期的实践工作。但是，用研究所所长的话来说，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收集到的材料还是不够的。研究所成立的时间很短，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太少。

由于一系列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类会议)，在1959年的年度计划规定的三项任务中，研究所一项也没有完成。为集体撰写的专著《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制度》一书撰写的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制度”甚至也没有按时写完。今年研究所打算完成如下书目的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础知识》、《法学基础》、《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法律领域取得的成就》。……

研究所的图书馆共计有4万册图书。其中将近一半以上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的书籍。1949年以后出版的绝大部分书籍都是翻译的苏联法律工作者的著作。

在科研工作中，对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建设问题和中国史、中国法制史进行关注的有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湖北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此外，还有法学研究所，今年这些单位的首要任务是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国家和法律问题的著作。

在高校中没有稳定而统一的有关法律课程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稳定而统一的教材和参考书。比如，在人民大学法律系，1959年在国家和法律理论方面教学的基础是逐段逐段地研究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著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等等。湖北大学法律系1959年的教学大纲是在法律系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教师、大学生和国家机关法律工作者提出的意见的基础是制定的。大学生每年要有3个月的时间在工厂、农村和基层国家机关工作……

Архив РАН，ф.457，оп.3，д.1，л.143-150

№03967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1960年5月17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日

第28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5月17日邓小平接见了我。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王稼祥。

我简要地通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

邓小平说，会议所审议的几个问题和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中国报刊对会议情况作了广泛的报道。他指出，苏联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一些重要的新措施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苏联的力量和苏联的大好形势。

根据中央的委托，我把苏共中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信件转交邓小平。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一定去苏联访问，中共中央毫无疑问会严肃对待苏联同志对这次访问所表示的意愿。

接着我根据中央的委托向中国同志通报了苏联对召开首脑会议的立场。邓小平说，Н.С.赫鲁晓夫同志5月16日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他指出，5月18日中国报刊将全文发表。邓小平说，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他说，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邓小平又一次强调说，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演说，他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

谈到美国的侵略行动，邓小平说：“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的侵略行动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这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美国统治集团千方百计企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但事实本身不言而喻。全世界人民可以把美国和苏联的行动进行对比。邓小平强调说，赫鲁晓夫同志的巴黎演说和艾森豪威尔的声明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这是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同志完全揭露了艾森豪威尔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

在继续的会谈中邓小平说，苏联政府关于召开首脑会议的倡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他强调说，“这也是我们的观点”。如果在爱好和平力量的压力之下取得无论或大或小的成绩，这当然很好。虽然现在首脑会议还不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帝国主义自我暴露这个事实就是个不错的结果。接着邓小平说，美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不管艾森豪威尔怎样洗刷自己，也无济于事，实际他在帮助我们。甚至巴黎会晤这个结果也说明，胜利在我们一边。邓小平强调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去了巴黎，他应当去”。

在会谈过程中我指出，某些外交家——一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驻北京的代表，特别是英国人和荷兰人，试图替美国辩护，一直强调说，美国飞机侵犯苏联领空没有多大意义，据说这是个普遍现象，所有国家都这样做，但美国这次碰上了。邓小平说，尼赫鲁、吴努，几乎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活动家都这样说。邓小平详细谈了周恩来不久前结束的亚洲几国之行的某些观感。周恩来今天已回到北京，谈了他同尼赫鲁的谈判，周恩来对此人形成一定的看法。邓小平说，周恩来的印度之行在一定意义上起着赫鲁晓夫去巴黎参加首脑会议同样的作用。赫鲁晓夫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同志访问印度也使尼赫鲁暴露出他的真面目。邓小平说：“两人的出行都是必要的、正确的，也都取得了成果。”

邓小平强调说，周恩来的印度之行充分证明“我们以前对尼赫鲁的看法和立场是正确的”。第一，尼赫鲁是印度反华运动的中心人物。尼赫鲁决不是处于右翼或其他反动派的压力之下，他本人千方百计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来就没有过尼赫鲁对国内失控，大权旁落的情况。尼赫鲁善于把国家紧紧掌握在他的手中。第二，访问证明尼赫鲁从来就不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哪怕是在某个约定时期。他是从自己国内外利益出发的。尼赫鲁反对印度共产党。因此解决同中国的边境问题对他不利。邓小平说，假若尼赫鲁解除了与中国的冲突，他就得不到为数12亿美元的美援。

邓小平指出，中国报刊现在开始发表揭露尼赫鲁真面目的文章。他接着说，持尼赫鲁这种立场的还有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如纳赛尔、卡赛姆、苏加诺、吴努。尼赫鲁与他们不同，他最狡猾。他在英国没有白学，印度称他为半个英国人，而英国人在玩政治游戏方面比美国人有经验。

邓小平强调说，同这类资产阶级活动家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问题。像纳赛尔、卡赛姆这样的活动家正在自我暴露，在印度这项工作要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印度某些共产党员甚至吹捧尼赫鲁。邓小平说，但是尼赫鲁的行为最终也教育了这些共产党员。他接着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内问题的重要决议，即不同国大党和国大党的政府作斗争，就无法同反动派作斗争(关于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的资料5月17日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印度共产党机关报开始刊登公开反对尼赫鲁的言论。

话题又回到巴黎会晤，邓小平说，中共中央审议了在国内开展支持Н.С.赫鲁晓夫声明的运动。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过了两三天，当形势明朗化的时候，要在这一方面进一步采取步骤。他说，我们共同的立场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阐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确的立场。

邓小平请我转达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和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对Н.С.赫鲁晓夫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热情问候。美国人联合它的队伍以反对我们，他说，但他们的联合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个团结是建立在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的。

说到这里我又强调了继续发展和巩固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友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及中国党政代表团即将访苏的重大意义。

最后，邓小平同志说，我所通报的一切，他一定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

会谈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И.И.萨夫罗诺夫和一等秘书Б.В.卡普拉洛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327，л.129-133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8，д.454，л.165-169

№13402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1960年5月28日)

亲爱的泽登巴尔同志!

亲爱的周恩来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请允许我代表外交使团，热烈欢迎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深受尊敬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以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亲爱的客人们。

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国朋友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无疑将是对继续巩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以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贡献。我们赞同泽登巴尔和周恩来同志今天在此所表达的那些思想和感情。我们坚信：所有这些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伟大的中国人民真正无愧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事业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这些重大的成绩。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对于巩固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地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不久前，整个世界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卑鄙挑唆行动的见证人，即美帝国主义分子为达到侵略的目的，派间谍飞机深入到苏联的内地。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声明，即空中的间谍行动是其官方的政策，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谴责。目前已经清楚，这种挑唆行动的目的在于中断高级会议。在巴黎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在其声明中完全揭露了这种伎俩，任何借口都无助于美帝国主义分子摆脱中断四国首脑高级会晤的责任。尽管在某些场合下，帝国主义分子在口头上支持各国人民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追求，而实际上，帝国主义分子根本不掩饰自己的人面兽心，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动。

所有这些新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顽固性达到了何种程度。帝国主义在古巴的政策的垮台以及在南朝鲜和土耳其的政策，都很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非洲各国人民之中，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加强。

所有这一切，要求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全体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坚定地、更加积极地实现他们自己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统一和团结的成就，是和平事业、民主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基础。

请允许我举杯，为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牢固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干杯!

为兄弟的蒙古人民继续取得伟大的成绩，干杯!

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继续取得伟大的成绩，干杯!

为全世界和平事业的永久性胜利，干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258—261页

№13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0年6月2日会议第28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库西宁、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柯西金、毛希丁诺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罗特钦科、基里连科、马祖罗夫。

在会议记录之外：关于兄弟共产党领导人协商的问题。

关于组织纪律问题。 [16]

赫鲁晓夫、波利扬斯基：已经做了警告，对所有人的纪律只有一条(中国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请求，或者，前往，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阻止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把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会谈记录转交给他，让他读一读。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23

№2188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给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信(1960年6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关于苏共中央给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7]

第284/35号记录

1960年6月2日

绝密

1.批准苏共中央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所发信件内容，即关于召集兄弟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参与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见附件一)。

2.批准分发给苏联驻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诸使节的指示草案(见附件二)。

3.在各兄弟党同意苏共中央上述建议的情况下于今年6月10日在新闻媒介上公布关于即将召开华沙条约参加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通知(相关文本参见附件三 [18] )。责成苏联外交部与华沙条约参加国的朋友们商议该通知的具体内容。

附件一：

苏共中央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60年6月2日)

第284/35号记录

1960年6月2日

绝密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向各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发出此信的目的在于，协商于近期召集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就美国人破坏了高级会谈之后国际形势中所出现的诸问题交换意见。另外，苏共中央之所以发出上述倡议还由于，近期一些兄弟党也提出了关于举办这次会议的意愿。

在1957年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通过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声明对时局的分析，以及我们所制定的旨在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在这些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各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国际威望不断提高。

近年来，社会主义阵营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而作的斗争已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改善了各拥有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业已成熟的各种国际问题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强国通过“冷战”和军备竞赛手段使世界面临可怕的前景，试图破坏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激化国家之间关系，加剧军事威胁，与此同时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近一时期，为达到上述目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不惜使用直接干涉，直至美国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卑劣做法，从而导致原准备讨论最重大国际问题的高级会谈归于流产的结局。

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力量转入进攻的企图已经失败。他们的挑畔活动遭到了致命的反击，美国侵略者们和美国政府的背信弃义，他们所推行的威胁世界和平事业的政治方针已完全地暴露在了全世界人民面前。

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和团结，而帝国主义势力则陷入困境之中，而且在西方强国中已出现了矛盾和分歧明显加剧的情势。

总之，苏共中央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为我们采取新的联合行动——更深入地突入侵略集团阵地，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在维护持久和平斗争中加强自身的影响力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理应在近期召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以就当前国际形势和确立我们今后的总路线等问题交换意见。

会议可以于今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罗马尼亚同志已表示对此无异议，如果举行此次会议的建议能得到普遍支持的话。这里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即届时在布加勒斯特将召开罗马尼亚工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各兄弟党都会派代表团参加。

我们认为，届时还有必要在布加勒斯特召集华沙条约诸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以讨论如下问题：为加强各国防御能力所通过决议的完成情况；提高用于组成联合武装力量的军队的战备能力；该军队的装备和军事技术保障等。为了吸引世界舆论的关注，我们认为最好能提前(约6月8—10日)在新闻媒介上公开这次会议召开的信息。

我们认为，出席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理应是华沙条约诸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并希望中国、朝鲜和蒙古等国的代表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此次会议的工作。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可以通过相应的宣言或声明，在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则为简洁的联合公报，并随后将这些文件在媒体上公布。

苏共中央请求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就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Н.赫鲁晓夫

附件二：

给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大使的指示

(1960年6月2日)

第284/35号记录

1960年6月2日

绝密

苏联驻地拉那、索菲亚、布达佩斯、柏林、华沙、布加勒斯特、布拉格、河内、北京和乌兰巴托等城市的使节：

请拜访恩维尔·霍查(与此相应的还有：日夫科夫，卡达尔，乌布利希，哥穆尔卡，乔治乌德治，诺沃提尼，胡志明，毛泽东或刘少奇，金日成，泽登巴尔)，并向其转达苏共中央信函(见附录)文本。

请告知对方，类似信函已分发至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

会谈期间请向对方通报：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将是Н.С.赫鲁晓夫同志。

请电告上述指示的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4，д.393，л.52

РГАНИ，ф.3，оп.14，д.394，л.61-65

№20734-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金日成访苏(1960年6月5日)

1960年6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11日

第103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5日

晚上9点20分在金日成府邸与他见面。

援引今年5月2日与他的会谈，转告说莫斯科将很高兴在今年6月上旬接待他的非官方访问并按照他的愿望与他就朝鲜朋友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还说，如果他觉得合适的话，去莫斯科的行程最好大体上可以确定在6月8日或这个日子的前后几天内。同时告知，他可以与赫鲁晓夫同志在黑海沿岸进行会面，这个时间他正在那里。

金日成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个通报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去莫斯科的日期，金日成说了以下内容：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打算今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他在6月8日去莫斯科将会十分困难，但尽量在6月15日前去。明天6月6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将研究苏共中央委员会6月2日关于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的信件和确定代表团的组成。同时金日成表示，现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部分成员都在地方，可明天他们应该回来并参加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金日成说，开始，在收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信件之前，他们打算任命金昌满同志为代表团领导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届会议。现在，显然，不得不由他率领代表团参加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明天，主席团会议上他们将决定此事，同时确定对他们合适的去莫斯科的日期。关于此他们将在6月6日晚或7日早通知我。

金日成接着说，他希望自己去莫斯科的日期在6月8日稍后的几天，也是因为在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面后，自己能不回平壤直接去布加勒斯特。

会谈中金日成说，前几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6月15日之前结束朝鲜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制订工作，并在6月18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加以讨论。在这以后到6月25日期间他们打算去莫斯科。现在鉴于打算召开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自然，所有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对金日成说，自己受委托要亲自让他了解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国的侦查机构反对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所采取的手段的通报，并补充道，显然，这事最好是在今年6月7日或8日见面时再谈。

金日成同意上述的建议。

会见时在场的还有外务相朴成哲和国际局局长朴容国。

会谈翻译由苏联驻朝鲜大使馆译员Д.А.普利耶姆斯基和外务相的翻译李思赫(Ли Сы Хэк)担任。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195-196

№20734-2 普扎诺夫与金昌满会谈纪要：金日成访苏及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7日)

1960年6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11日

第103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7日

应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昌满的邀请拜见了他。

金昌满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托请求转达下列内容：

1.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年6月2日的信件，并同意有关今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将由金日成同志率领，代表团的成员都已批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昌满，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局局长朴容国和另一名代表团成员将稍后再确定(他们想任命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副首相李周渊，但他现在生病了)。

2.金日成同志去莫斯科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面和谈判的日期，我们希望是今年6月13日。随同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见的将有：金昌满、朴容国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林启喆。金昌满希望金日成和随行人员从平壤飞莫斯科，可能的情况下坐“伊尔18”飞机。他同时还说大体上与代表团一起总共18人。人员组成将稍后确定并将名单转交大使馆。

告诉金昌满，他的通报和所说的愿望将转告莫斯科。

金昌满同时还说，批准金日成为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届会议的劳动党代表团领导。代表团打算在今年6月18日从莫斯科去布加勒斯特。

参加会见的有朴容国。会谈由Д.А.普利耶姆斯基担任翻译。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197

№23038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递交中国政府支持苏联裁军提案的声明(1960年6月13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向苏共中央发送安全委员会从中国驻苏联使馆收到的“中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关于裁军新提案的声明”。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А.谢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关于裁军的新提案的声明

1960年6月2日，苏联政府就全面和彻底的裁军问题提出了一个新提案。这项提案是1959年9月18日苏联政府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提案的发展，其中考虑到了西方强国在裁军谈判期间所提出的一些意见。该提案是苏联政府在落实裁军问题上提出的一项新的有力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的这一提案。

历史表明，帝国主义不愿意裁军，尤其是绝对不愿意全面和彻底的裁军。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政府便提出过大量关于裁军的提案，但所有这些均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又多次提出裁军提案，并为了在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多次在自己的提案中考虑各西方列强的裁军意见。可是，每当苏联政府接受了西方列强的一些建议之时，后者总是仍然拒绝放弃自己原来的立场，并为裁军谈判制造新的阻碍。由于西方列强采取如此立场，裁军问题的讨论已持续了10多年之久，时至今日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们虽然在口头上高喊裁军，但实际上依然加紧军备竞赛，并在别国境内扩展军事基地。

他们如此做法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威胁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想压制亚非拉，甚至欧洲各民族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民族运动，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当前在中断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之后，美国政府更加紧利用自己所制造的紧张局势，为准备战争而大搞军备竞赛，在西德和日本加速复苏军国主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给所有国家政府首脑的信中强调，苏联政府对西方列强的裁军意愿持严重怀疑态度。他的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裁军的新提案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考验，而拒绝这一提案必然更加明显地暴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关于自己爱好和平的谎言。苏联政府的裁军新提案势必成为一个号召——促使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族奋起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进行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准备，反对西德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世界各国人民只有通过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方式，最大限度地孤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坐到严肃谈判裁军问题的桌子面前，才可能延迟，甚至防止帝国主义实施自己的新的世界大战计划，才可能确保整个世界的和平。

РГАНИ，ф.5，оп.30，д.332，л.83-86

№16671 葛罗米柯致赫鲁晓夫函：呈送苏联参赞与蒙古外长谈话纪要(1960年6月13日)

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В.И.列夫金同志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谈话记录一份。

А.葛罗米柯(签名)

1960年6月13日

摘自列夫金的工作日记

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同志的谈话记录

今年2月的下半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同志在莫斯科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代表团会议回国后，同我谈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自己的印象。在谈及其他问题同时，他告知，苏联大使莫洛托夫因工作调动而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召回的问题已预先谈好。

今年4月底，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同志在一次招待会上告诉我，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将于5月来访。然后，他问我：“我是否可以知道关于推迟审核莫洛托夫从蒙古召回的问题原因？”我回答沙格达尔苏伦同志：“关于这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

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列夫金(签名)

АВПРФ，ф.5，оп.30，п.80，д.332，л.87-88

№20735-1 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通报世界工联会议情况(1960年6月15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15日

举行了与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见。

А.Н.柯西金同志向金日成及其随行人员通报了有关苏联国民经济七年计划完成的进展情况。

Ф.Р.科兹洛夫同志通报了有关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他们曾试图利用今年5月的世界工联大会就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陈述自己的观点并强加自己的决定，这些观点和决定与苏共中央的观点不同，与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叙述的情况也不同。

鉴于中国领导人千方百计地努力使金日成相信，不是他们，而是苏共主动就劳动党党内问题在1956年派中共和苏共代表去平壤，А.Н.米高扬同志向金日成介绍了当时А.Н.米高扬和彭德怀从平壤回到北京后在北京进行会谈的内容。

Ф.Р.科兹洛夫同志通报后，金日成并没有表示明确的立场，而只是大致表示这样的意思，即中共和苏共代表有必要聚集在一起把有争议的问题弄清楚。

午餐后，在去游览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之前，金日成与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И.图加里诺夫就朝鲜对联合国大会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每年都会有的所谓朝鲜问题的立场举行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金日成说，他们的立场依然不变。他们反对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但要是讨论的话，他们要求朝鲜代表同时也参加，如果不允许朝鲜代表参加，那么大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将不是朝鲜所必须遵守的。

金日成说，他们主张并要求美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出。在此以后他们同意举行朝鲜南、北方全面大选。朝鲜问题应该由朝鲜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干涉。同时金日成指出，如果哪个国家提出建议在中立国家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全面大选，朝鲜将不反对这样的建议。关于接纳朝鲜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问题，金日成讲述了如下内容：他们不反对接纳南朝鲜进入联合国。他们将不提问题，也不认为朝鲜有必要在现在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但在西方强国提出有关接纳南朝鲜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建议情况下，只有当提出建议同时接纳南朝鲜和朝鲜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之时，他们才不会反对西方强国的建议。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Ф.Р.科兹洛夫同志邀请我去他那儿，并说，Н.С.赫鲁晓夫同志指示要让金日成知道毛泽东是怎么说他(金日成)的。Ф.Р.科兹洛夫同志问我是否记得在哪些文件中有这样的叙述？

我说，前驻北京大使П.Ф.尤金同志大约是1956年年底有关与毛泽东会谈的通报中有这样的叙述。

Ф.Р.科兹洛夫同志委托外交部长А.А.葛罗米柯同志将那次会谈的材料给我，并让金日成了解。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5 6

№20735-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宣读毛泽东与尤金的会谈记录(1960年6月16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16日

了解了П.Ф.尤金同志有关与毛泽东会谈的通报后(会谈是在1956年11月30日进行的)，Ф.Р.科兹洛夫同志把它交给了我，并嘱咐要亲自交给金日成，而且只让他一个人知道。

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拜见了金日成并说受委托让他了解一份文件，并补充道，这也可以放在金日成打算去参观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展览后，金日成表示希望马上就让他了解所说的文件内容。

我向金日成读了П.Ф.尤金同志有关与毛泽东会谈通报中涉及金日成问题的内容(会谈在1956年11月30日进行)。

金日成对毛泽东的话极其愤怒。在读通报的过程中，他几次都在说：“这是谎话。没有这个。毛泽东不仅这样谈论我，还这样看待我，他怎能这样呢？”等等。金日成非常难过，起初甚至有些惊慌失措，有时候坐着默不出声，不同寻常地抽了很多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金日成的这个样子。通常他很难失去内心的平衡。他外表上总是很平静。然后金日成详细地向我重复地讲1956年夏季劳动党内形成崔昌益和其他反党宗派集团的往事，有关1956年6月代表团在莫斯科时所得到的同志般的建议，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反党集团的电报(金日成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份电报是支持他的)，有关1956年9月彭德怀和А.И.米高扬在平壤，有关毛泽东1957年秋季在莫斯科的道歉和多次声明，有关彭德怀在那时拜见他等等类似的事情。金日成声称，他永远并将坚决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金日成指出，匈牙利事件的时候，劳动党号召全体朝鲜人民支持苏联的措施，并宣称劳动党现在支持并将永远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切措施。金日成大声说道，毛泽东不仅说，而且还认为他可能是叛徒，怎能这样呢？他怎么能与李承晚串通？这简直是谎言和诬蔑!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是口是心非：当面说一套，背后另搞一套。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完全是另外的做法。Н.С.赫鲁晓夫同志富有党性地同志般地当面指出他们的不足和错误。他坚决和始终不渝地支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正确路线。

接着金日成问，昨天Ф.Р.科兹洛夫同志有关中国领导人错误的行为和宗派活动的通报后，他表述的立场是不是足够清楚明确。

对金日成说，因为我在与他的会谈中一直是按党性的直接和当面说，我说，昨天在与Ф.Р.科兹洛夫同志、А.Н.柯西金同志和А.И.米高扬同志的会谈时，他在就上述问题的表述自己的立场不够明确清楚，只是说了中共和苏共的代表应该会面和将有争议的问题弄清楚。

金日成大声说道，但是要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过去一直支持、现在也支持苏共中央在重大问题上的方针。他们过去这样做，现在也这样做，将来还将这样做!

我对金日成说，我们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永远支持苏共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但既然现在这个时刻说的是中国领导人错误的宗派行为和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显然，应适当地明确说出就这些问题自己的和劳动党的立场。

金日成说，明天在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面时他将当面和坚决地声明这一点。

晚上告诉金日成，Н.С.赫鲁晓夫同志明天中午11点接见他。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7-8

№20735-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朝鲜(1960年6月17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17日

早上对金日成说，他自己应决定朝鲜方面谁将出席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接见和会谈。　

金日成说，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面，除了他参加会面的还有：金昌满、朴容国和翻译崔元植。

然后金日成说，他考虑今天再次邀请Н.С.赫鲁晓夫同志能找到机会在今年访问朝鲜。　

问金日成，他认为什么时间访问最为适当：是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还是其他时间？　

金日成说，8月中旬的天气很热，未必适合出访，就像他记得的那样，在庆祝10周年时代表团的领导阿里斯托夫同志感到自己不舒服。除此以外，他们不打算在庆祝15周年之际邀请政府代表团，而且如果邀请了苏联政府代表团的话，那大概就该同时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金日成指出，他们无法应付同时为两个代表团服务，轿车的数量不够。然后想了一会儿，金日成说，可以邀请一个以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庆典。

我对金日成仅说了一点：您就说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出访时间。

白天举行了会见，与Н.С.赫鲁晓夫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会谈(5个半小时)。我方出席会谈的有：我，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Б.К.皮缅诺夫和译员Д.А.普利耶姆斯基，为赫鲁晓夫翻译他是完全胜任的。

晚上吃晚饭时，金日成说对会见非常满意，特别是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9-10

№20735-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对中国批评苏联表示愤怒(1960年6月18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18日

去机场之前与И.И.波兹尼亚克同志一起去金日成单独居住的楼房晚餐。金日成的情绪非常好，好几次对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谈和见面表示满意。晚餐时Ф.Р.科兹洛夫同志也来了，并说Н.С.赫鲁晓夫同志很满意与金日成的会谈。

从莫斯科回到平壤的一路上，金日成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十分满意，并感谢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特别是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

金日成非常愤怒地说到中国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他的非党性的和不真诚的态度，他们搞了一些反对他的幕后活动，还说“他们怎么能甚至想我会走上伊姆雷·纳吉的道路”。金日成为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中央委员会不正确的立场和抨击感到愤怒。

休假回来的大使馆参赞В.И.佩利申科也乘坐了这架飞机。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0

№20735-5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谈话纪要：金日成通报莫斯科之行(1960年6月25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25日

内务相方学世在和我谈话中(通过高频电话)讲述了金日成回到平壤后召集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局长们，部分相和道党委员会的主席，向他们通报了自己莫斯科之行的总结。在这次会议上金日成向出席者讲述了有关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Ф.Р.科兹洛夫同志、А.Н.柯西金同志和А.И.米高扬同志的见面和会谈，特别是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见和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金日成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采取宗派主义方式，在原则性的思想问题上公开进行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他同时还讲述了在莫斯科通过文件了解了毛泽东对他金日成本人的一些令人愤怒和诬蔑的言论和评价。

根据方学世所说，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说，毛泽东是完全错误的，对苏共站在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就国家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他没有任何理由起来反对苏共，毛泽东的言论和所有行为只能说明一点：“毛想成为世界上的第五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谈及中国人对朝鲜方面的政策，金日成宣称，他们想把朝鲜变为中国的殖民地。金日成号召与会者提高警惕，因为中国方面可能会进行新的挑拨离间。

方学世说，金日成这次的莫斯科之行，特别是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太及时了。今年5月中旬，金日成、金昌满和其他人在北京并与毛泽东会见时，中国人努力使他们对自己产生好感，劝他们转向中国人需要的方面。从北京回来后，金日成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说，中国领导人对待他们很好，很真诚。在莫斯科从文件中和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中，金日成知道了并确信，毛泽东对他金日成本人的欺骗和阴险的行为以及有关对待苏共的错误行为。

方学世接着说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可能也将进行斗争。因为主席团某些成员，特别是林海(外贸相)、金昌满(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是亲中国的。同时还有某些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相也是亲中国的。

方学世同时还说，当他随金日成坐火车去金日成的休假地(昌城郡，离水丰电站不远)时，金日成非常愤怒地说了有关中国人在对待朝鲜人方面而现在又对待苏共方面的阴谋和卑鄙勾当，并几次提醒方学世要提高警惕。

方学世指出，各方面看来金日成的心情是真诚的，他现在不再相信中国人了，还说，他不会再到他们那儿去了。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2-14

№03968 苏达利科夫与巴什基洛会谈纪要：中共代表团在罗马尼亚的表现(1960年7月1日)

摘自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7月9日

第371号

与罗马尼亚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什基洛的会谈记录

1960年7月1日

在民主德国大使馆举办的电影招待会上，根据巴什基洛的提议，我同他进行了会谈。

巴什基洛问我了解不了解中国报刊对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报道。

我回答说，我读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一切报道。我认为报道得太简短，也不完全。

巴什基洛说，问题不仅仅是简短，而是从Н.С.赫鲁晓夫同志、乔治乌德治同志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的讲话中略去了涉及苏联对外政策和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地方。这在我们这里造成了误解。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彭真的讲话，而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在中国报刊上只作了简要报道。

接着巴什基洛谈起了在机场迎接从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回国的以彭真为首的中国党的代表团时，中国领导同志(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表现冷淡，完全是例行公事，这一点也使人感到有些吃惊。我对巴什基洛说，我在飞机抵达前半小时就来了。上述中国领导同志都在机场的政府官员候机室，但没有一个人同我谈话。而当彭真、康生和伍修权来了以后，他们甚至没有对他们在罗马尼亚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

巴什基洛问我是否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彭真似乎没有出席。他强调说，他本人并不知道此事，但资产阶级的电台已经广播了。

我回答巴什基洛说，我不掌握这个情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329，л.125-126

№08104 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1960年7月13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及候补委员：

兹寄上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的草稿，其题目是：《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

如果有意见，请告知。

Ф.科兹洛夫

1960年7月13日

草稿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

同志们!

1960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次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这在6月28日报刊公布的公报中已经报道过了。另一次会议由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51个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在这些会议上，就当代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共运的一些结论交换了意见。

会议参加者认为，世界发展的整个过程，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绩，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事业斗争的开展，帝国主义和侵略势力的进一步削弱完全证明了苏共第二十和二十一大的决议，兄弟党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是正确的。

在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宪章和它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战斗纲领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布加勒斯特会议参加者一致宣布，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关于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人民对战争危险必须保持警惕性(因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仍有侵略战争的土壤)，关于不同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结论完全适合于当代的情况。

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国同志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问题的错误观点。

事情在于，近来中国的同志们背离了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许多原则，公开反对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从而在这些问题上把自己置于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位置上。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与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兄弟党的所有代表完全一致，对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他们不正确的行动方针进行了批评。

各兄弟党的代表一致支持苏共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路线，指出了我党和苏联政府近年来的活动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巨大意义。

一、关于中共中央领导缺乏党性的活动手段

同志们!

去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

中央主席团向全会通报了中共领导近来滋生并日趋严重的骄傲自大的缺点和过高估计自己成绩的危险倾向。

当时使我们吃惊的是，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黩武主义和宗派主义，明显地不再考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利益，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国际舞台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中央主席团认为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协商是不正常的。所以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利用去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

从与中国同志们的会谈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表面上他们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崇高目标，苏共中央为在不牺牲我们的原则的前提下克服中共和苏共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对待中共领导人我们遵守同志分寸，不公开批评他们，不在两党之外暴露我们的分歧，希望中国同志不再继续采取违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利益的步骤。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大体从1958年开始，一步一步地加深这种分歧，越来越多地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系中不能允许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手段。

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他们在国际共运中搞宗派活动，努力宣扬自己同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相违背的特殊观点。

很清楚，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断加大分歧。

中国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策略立场进行攻击。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和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沿着伟大的列宁指导的道路前进》的长篇文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同志在北京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极左的漂亮词句和单方面解释列宁主义原则被当作正统地捍卫列宁主义。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文章的作者教条主义地抓住列宁的一些词句，不加分析地大量引证列宁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

近来苏共中央掌握了大量证明中共领导人非同志式行为的事实。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帕斯托里诺同志和巴拿马人民党书记迪克逊同志通报说，中共领导人试图积极地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施加影响。在他们到北京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们证明，必须重新看待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评价。

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都维亚同志说，在北京召开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中国领导同志企图兜售他们的“左”倾方针，在当代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战略和战术问题上错误地指导拉美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顺便说一下，现在彻底弄清楚了，近年来在北京一直在为外国共产党员办学习班，他们大部分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来的。

中国的同志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座谈中反对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重要原则。他们在同不久前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座谈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观点。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Л.贝利绍娃告诉我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同代表团会谈近6个小时。中国的领导同志们向阿尔巴尼亚人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当代形势评价和共产党的任务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存有根本不同的观点。

这样，中国同志开始拉其他兄弟党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

此外，他们还企图利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今年6月初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在总理事会开会前，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在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会谈时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上存在原则的分歧。

正如后来查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还同其他许多工会领导人进行了类似的谈话，企图让他们支持中国的观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6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委员(共产党员)会议。在会上刘宁一同志再次论证中国的立场，要求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文件中反映中国人的观点。所有发言的工会领导人都一致地坚决地驳斥中国同志的企图，抗议他们非法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施加压力，宣布他们的路线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路线相违背。在激烈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刘宁一同志宣布，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

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1960年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邀请近40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吃晚饭，饭后举行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同志认为应该公开地谈谈这些分歧。

然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讲话，在他的发言中有许多完全错误的论断，而且公开歪曲苏共的路线。邓小平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现在已抛弃了宣言的基本原则”。同时，邓小平同志表面反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实质是在批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本原则。

在6月5日的会议上，中国同志还打算就其他一系列问题作类似的报告。但是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出席会议的工会活动家(共产党员)们一致宣布不仅不同意中国人的批评实质，而且也不同意他们的批评方法——背着各兄弟党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

料到自己的观点不会受到支持，中国同志重新宣布，在总理事会上他们不进行批评。但他们忘了自己所说的话，而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上对苏联和兄弟党的路线展开了攻击。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和平的错误观点表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的长篇讲话里。

在总理事会各委员会里，中国工会的代表们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下干涉这一国际组织的工作。他们采取措施，试图把中共中央对国际问题的提法写进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文件。正如外国工会活动家指出的，中国同志有点儿挑衅性，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称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走卒和奸细。

各个委员会出现了不能容忍的情况，委员会主席(洛姆巴尔多·托列达诺[墨西哥]和塞浦路斯工会代表)向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报告了不能制定一致的符合报告精神的文件。多亏了不屈服于压力的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强硬立场，迫使中国代表在统一的文件上签字。

许多国家工会中央领导人在离京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进行会谈。这些会谈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同志的行动。法共中央政治局成员Б.弗拉尚说，中国人轻浮地不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建议采取立即推翻资本主义，毫不迟缓地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方针。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诺韦拉同志，保加利亚工会领导人普拉霍夫和阿列克西耶夫，捷克斯洛伐克工会领导人祖普卡同志，波兰工会领导人洛加萨文斯基同志以及其他工会运动活动家们说，他们认为中国同志们的行为是分裂活动，中国人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中国同志们所走的道路使中国领导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

当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应他们的请求，苏共中央接见了他们。我方出席会谈的有科兹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伊利切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中方有彭真、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同志。会谈从早上3点持续到晚上11点。在会谈中讨论了同中共领导人所有的基本分歧。

我们对中国同志说，我们认为：第一，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不正确的；第二，我们认为他们的措施是极端危险的，是违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我们直接对彭真和其他人讲：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在讲述了我党对中国人观点的实质的批评意见之后，我们对他们说，他们背离了列宁主义，不理解列宁学说的精神，不认为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创造性地运用永垂不朽的列宁的指示。

在这次会谈中，我们还分析了中国领导内部政治的某些阴暗方面，表示相信必须对我们存有分歧的所有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必须消除这些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当代的原则问题建立统一的观点。我们表示，希望中国的同志们冷静地掂量自己行动的后果，应该懂得他们对最重要的国际发展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可能给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带来重大损失。

几天之后，在布加勒斯特，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接见了中国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把中国同志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看作是派别活动。他强调指出，我们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中国共产党。但我们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党，我们等待的是尊重的态度。

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中国同志不作正面回答，进行回避，但同时又怀疑我党的原则立场的正确性。赫鲁晓夫同志根据明显的事实所作的解释使他们处于困难境地，指出了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政策的矛盾性。

在同赫鲁晓夫同志会谈中，完全证实了中国的领导同志们不仅与苏共，而且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一系列当代国际形势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他们认识不到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中所发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的意义，实际上否认在当代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不正确地理解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前全面彻底裁军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中共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会议宣言，否认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存在两条道路的可能性，错误地以宗派主义对待中立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破坏一系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改造过程中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中国人的这种立场证明他们走上了修正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根本原则的道路。

还彻底弄清了，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批评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立场的措施和形式是不对的，在兄弟党的关系中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相违背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座谈中不仅驳斥了中共领导的反列宁观点，还详尽地阐述了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

二、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

同志们!

你们看到了苏共中央今年6月21日关于中共领导行动和立场的新闻简报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材料。看到苏共中央简报的还有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兄弟党的代表。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不正确的措施和行动，看出在兄弟党关系上他们背离所确定的规章和原则，看出在当代世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同志观点的错误性。

众所周知，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会议宣言看成是自己的共同纲领，认为它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的问题。但中共领导人近来断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似乎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借口弄清这些问题，中国同志们的确试图推翻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最重要的原则，以自己特殊的教条主义的立场与之相对抗。

请允许我阐述一下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和他们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实质。

首先谈当今时代的特点。

苏共二十大指出，“社会主义超出一国的界限及其成为世界体系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这样，我党二十大在总结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国际舞台上力量分野的根本变化。

按照这一结论，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在宣言中宣布：“以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开端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我们时代的基本内容……在当今时代，世界的发展是由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决定的……”

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帝国主义的瓦解过程；二、这一革命进程已发展到这种程度，所出现的社会主义体系正给予世界发展进程以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的同志们在自己的理论发言中努力回避该宣言对我们时代的评述。他们认为，似乎苏共背离了列宁关于当今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认为列宁几十年前所做出的这一论断应保持不变。

然而只有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才可以这样讲话。从列宁对他生前时代提出自己的论断时起已过去许多年，发生了诸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等这样一些世界性的历史事件。须知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不止一次讲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要求考虑客观条件和它的变化”，真正的群众政治领导，应该善于抓住需要改变政治口号和策略的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

看来，中国人不懂或装作不懂列宁的这些指示。他们低估我们时代主要特点——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体系发展的意义，贬低社会主义对整个世界发展进程影响的力量，即实际忽视当今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和，看不到世界舞台力量对比中所出现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他们教条主义地理解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提出的许多原则。

我们的时代不像1917年所论述的那样，仅仅是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这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和巩固的时代。

列宁说过，1917年之后，如果不把苏维埃俄国放在首位，那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现在这意味着，如果不把已变成当代强大因素、对世界政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放在首位，那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伟大列宁的预见实现了：在我们今天，实际上正在解决“变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存在于一个国家而不能决定世界政治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对整个世界政治有决定性影响)的任务”。

现在不是帝国主义势力，而是社会主义体系是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进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庸国家人民的民主解放运动的强大洪流震撼着帝国主义的基础。所有这一切使帝国主义丧失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独裁，剥夺了它肆意妄为的可能。难道在帝国主义绝对统治的时代殖民体系的崩溃是可思议的吗？不，当然不可能。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和加强的条件下，人民斗争浪潮的不断增长才导致殖民主义的垮台。

中国同志毫无根据地断言，似乎我们在评价帝国主义的本质方面背离了列宁主义。但这是对我们党的诬蔑，是有意歪曲我们的政策。我们时时处处都在讲，帝国主义的阶级本性没有变，它的侵略本性我们谁也没有否定。

在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文件中，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在赫鲁晓夫的发言中，都在努力强调，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改变它的侵略本性，而在我们时代它反而变得更加凶恶，因为它看到，历史的发展将无挽回地导致它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中共领导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是由于他们低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力量，没看到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大削弱。

况且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该忽视帝国主义正经受它的崩溃和瓦解时期，它的力量远不是50年前甚至5—10年前的时候了。现在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势力。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考虑到世界形势的这些巨大变化，从中为自己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战略战术找出了必要的结论。这完全来自列宁的著名指示：“……最高的和唯一正确的学说标准……”应该是“使其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过程”。

现在我们转入我们同中国人分歧的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问题。

政治上稍微有一点儿知识的人都知道，今天在世界上并列即同时存在着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依某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而是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过程的结果。世界上并列存在两个敌对的体系，这一事实似乎造成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否同时存在？问题在于，这一同时存在将采取什么形式——和平的还是战争的。在现今条件下，唯一理智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共产党人——是有现实思维的人。他们考虑到，热核战争会给人类带来多么可怕的结果。须知氢爆炸的火焰可以吞噬亿万人的生命，而某些国家和民族可能整个从地球上消失掉。共产党正为建立一种能够避免新的世界战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奋斗。和平共处原则——这不是暂时的策略口号，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中国同志以前奉行的也是这一立场。但近来他们实质上开始背离在其制定中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潘查希拉” [19] 原则。和平共处逐渐被他们解释成“两次战争中的间歇时间”。下述事实说明了他们对待和平共处思想的态度：在签署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蒙古公报时，周恩来同志把蒙古同志们写进草案里的和平共处一词删掉了。

中共中央代表在北京同工会活动家们会谈中公开谴责和平共处原则。如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把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称作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还讲，“谈论和平共处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而帮帝国主义的忙”。

然而，放弃和平共处原则则意味着世界战争方针。

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在国际关系中只有两条路可走的原则：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毁灭性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中国领导人近来强调，似乎他们不大理解这一原则。“和平共处，否则就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不太理解。”——彭真同志今年6月17日在同苏共中央会谈时这样说。

中国同志看到了什么出路？他们讲，似乎有第三条路——“局部战争”和没有世界战争的“冷战”。刘宁一和其他中国同志在北京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会议上也公开这样讲过。刘少奇同志在同匈牙利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会谈中也表露过这种思想。

但是，每一位有健康思维的共产党员都十分清楚，这所谓的“第三条路”通向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局部战争”不会保持多久，它很容易变成世界战争。沿着局部战争之路往下走，这意味着滑到深渊的边缘。所谓的“第三条路”意味着继续人民厌恶的军备竞赛。试图实现这条道路将给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提供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描绘成“局部战争”、“冷战”和军备竞赛的追随者。我们党认为这“第三条路”是冒险之路。

彻底实现和平共处政策将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得到巩固，保障它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中赢得时间，给予加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可能。另一方面，和平共处可促使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内部离心力的增长，加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削弱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阵地。

中共领导人试图强调，似乎苏共实施和平共处原则的方针意味着放弃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阶级斗争，放弃支持民族解放斗争。但他们明显地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同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弄混淆了。只有不懂列宁主义实质的人才看不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不是别的，正是世界范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正是从中赢得胜利的。

争取和平共处、反对以帝国主义者为其载体的战争的斗争正在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从而促进人民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辩证主义者，谁就不能对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作创造性的分析。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倡过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坚定地说，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相反，开始越来越尖锐。事情的确是这样。和平共处的形势减轻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劳动者社会解放的斗争，为加强他们和群众的联系创造了广泛的可能。

同志们，这是事实，在国际气氛缓和的条件下，许多国家的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碉堡发起了猛攻。大家仍记忆犹新的是，朝鲜人民起来反对李承晚专制制度，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规模空前，土耳其推翻了曼德列斯的恐怖制度，此外，近来还有许多重要事件。

由于彻底贯彻和平共处路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人民中博得了巨大威信。苏联的国际威望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世界人民越来越坚信苏联是和平政策、和平共处政策的旗手。

正是由于苏共和苏联政府爱好和平的政策，人民现在才把共产主义同和平政策等同起来，把帝国主义同战争和侵略政策等同起来。同志们，这是我们党的伟大成果!

列宁遗言嘱咐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要贯彻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坚决地毫不动摇地遵循列宁这一英明的遗训。

中国同志还反对我党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决议中以及莫斯科宣言中所提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原则。我们的分歧在什么地方，中国人到底坚持什么主张呢？

考虑到国际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情况，我党二十大做出了在当今时代可以防止战争的重要的理论和政治结论。这一命题获得了所有兄弟党的全力支持。莫斯科宣言写道：“在当代和平的力量获得了如此的增长，以致防止战争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共领导现在似乎背离了这一立场，尽管它也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比如，在《红旗》杂志上写道：“……只要在存在帝国主义制度，世界上就绝对不会结束最尖锐的暴力形式——战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同志6月17日在同苏共中央会谈时也问道：“怎么能说在人类生活中有排除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当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我认为这一主张是不正确的。”

同志们，这里的事情不在于中国领导人设想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是可能的，有谁没看到这种可能性呢？我们也认为，帝国主义会试图发动战争。因为它是帝国主义。苏共二十一大决议中说：“在当代，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依然存在，决不能对战争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和加强保卫和平的斗争。”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同中国人的分歧不在这里。

事情在于，中共领导认为世界战争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布尔加勒斯特同彭真会谈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他说：“我们认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你们断言——如果我们理解中国方面是没有错误的话——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按照你们的意见，应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策略——让人们做战争不可避免的准备？”对此彭真回答说：“是的，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中国同志对待战争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们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给人民灌输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坚持战争方针。按照他们的意见，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宣传战争不可避免，而不是动员人民为防止战争而斗争。所以在中国流行“全民皆兵”的口号不是偶然的。

中国领导人为什么有这种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观点？问题依然在于他们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估计不足和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依然有能力任意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否以战争代替和平问题，是否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还是放弃侵略行动，是进行局部战争还是总体战争，等等。

《红旗》杂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最终是由帝国主义总司令部决定的。“当然，帝国主义者最终是否发动战争，”该杂志里写道，“这不取决于我们，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这一声明不是偶尔的词句，它反映的是中共领导的观点。彭真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说：“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的参谋长。”他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能替他们决定他们的事情。”这样，按照中国“理论家”们的意见，我们只好向帝国主义军队的将军们投降。但这不是别的，正是对国际舞台上现实力量对比的蔑视。

苏共二十大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做出在我们当代可以防止战争的结论，所依据的主要是以下决定性因素：苏联实力的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增长和巩固；国际工人阶级组织性和觉悟的增长；诸如广泛的和平拥护者运动这种因素的增大；拥护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数目的增长；帝国主义现在没有当年殖民主义体系时那样可靠的后备力量了。

当共产党人说现在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说存在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和平。他们的出发点是，和平只能靠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积极而坚决的行动来捍卫。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作为最热忱的不疲倦的和平斗士，把这一斗争看成是自己的首要任务。

关于在我们时代可以防止战争的结论不是简单的论断，不是抽象的智慧，而是动员巨大力量的战斗口号。它在人民面前展现了争取和平斗争胜利的前景，帮助人们克服内心悲观情绪、信心不足和宿命论，坚定人民可以捍卫和平的信心。相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命题可以瓦解人民积极的斗志，使人民在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中放下武器。

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政治活动家，如艾森豪威尔现在都被迫承认，帝国主义已无能力打赢新的世界战争，战胜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他们的悲鸣!难道在类似的帝国主义头子的声明中我们就看不到他们对我们力量的估价，对我们政策对人民群众的巨大吸引力的承认吗？

在当代，社会主义已发展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它能够把侵略者和军事冒险扼杀于萌芽之中，在争取自由和保卫自由免遭帝国主义武装侵犯的斗争中给人民以最有力的援助。正是由于苏联的坚决行动才打破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武装干涉，防止了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好了的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进攻。否则，帝国主义分子的这些冒险行动有可能发展成为危险的世界冲突。

苏联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的成就，它们在世界经济领先中的成果使社会主义正在变化成这样一种力量：即使最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开始觉得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毫无希望。这样，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之前，在世界的一部分还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将成为现实。人民一定能够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不久之前，中国同志们表示同意这种观点。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讲：“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争取15年的和平，那时我们在世界上将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也不敢发动反对我们的战争，全世界巩固的和平将有保障。”现在中国的同志们背离了这一正确的观点。

同志们，总而言之应该说，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混乱和不彻底的。一方面，他们宣布，帝国主义衰落了，变成了“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帝国主义非常强大，没有制止它的力量。

这种不彻底性的基础，看来是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对现代战争没有正确的观念。毛泽东同志1958年在同赫鲁晓夫同志会谈时计算各国居民的数量、军队的实力，并以此确定各方面的力量。但是这种对待战争的态度至少是19世纪甚至是18世纪的立场，那时必须要求以刺刀消灭敌人。现在战争的命运操纵在装备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军队手中。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无论给人民造成多大牺牲，这一牺牲都是值得的。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在涉及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后果时，毛泽东同志说：可能全世界27亿人口死掉一半，或者更多，达到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被从地球上消灭掉，通过热核灾难达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经过废墟到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同志们想引导人民所走道路的实质。

不难看出，中国同志们的类似立场对于人类孕育着最可怕的后果，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革命理论不需要导弹和氢弹为它开辟道路。赫鲁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正确地称需要通过原子弹氢弹战争走向共产主义的主张为疯人呓语。绝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同战争联系在一起。世界战争永远孕育着革命，但革命不一定必须同战争联系在一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革命的基础，而某一国家革命形势的出现不一定要有军事形势。

所以，关于战争可以防止的原则，绝不是像中国同志们企图断言的那样，要使被压迫的人民永遭被奴役的命运。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革命解放战争的热烈拥护者。他们把反对腐朽的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保卫民族独立的战争看成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永远支持这种战争，而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支持，其中包括通过向人民提供武器的方式。说苏联的政策似乎在制约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这是昧着良心诬蔑苏联的政策和实践。

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现实地看待当代形势。我们清楚地知道，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分子在垂死挣扎时可能铤而走险，发动战争。所以苏联政府努力制止这种冒险，如果帝国主义分子胆敢挑起战争，那就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

苏联的军事实力为世界所知。为了制止所有的侵略，我们拥有足够数量的各种型号的导弹武器。最近几天我国发射的弹道导弹在13000公里的距离上精确地命中太平洋预定目标就证明了这一点。

5月1日和7月1日消灭美国侦察机；声明我们将对美国人及其盟友企图用来对我国领空派遣飞机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我们坚决声明，如果五角大楼的侵略势力胆敢开始武装干涉古巴，我们将全力支持古巴人民——这不是在“劝说”帝国主义分子，不是在“乞求和平”，同志们，这是我们的行动，是争取和平，反对军事危险，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和发动战争的积极斗争。

苏联的武装力量捍卫着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使之不可侵犯。关于这一点哥穆尔卡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讲得很清楚：“倘若不是苏联在发展防御武器首先是导弹武器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世界，倘若苏联没有这种实力，那么帝国主义分子拥有这种武器就可能同我们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了……他们之所以不敢进攻，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进攻，他们的司令部没有拟定出进攻期限，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共产主义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是促使战争的发生，而是结束所有的战争。共产党人相信，资本主义肯定要灭亡，这是历史注定了的。但我们希望资本主义在灭亡过程中尽量给人类少带一些痛苦，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地球上不留下废墟和灰烬，人民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完好地保存下来为人民自己服务。

为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里的胜利，不需要发动热核战争。我们共产党人遵循最人道的思想，不能允许帝国主义分子消灭亿万人的生命，毁坏当代生产中心和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类的生命和繁荣高于一切。

同志们!

在我们时代，裁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很遗憾，不得不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同志们的观点同其他兄弟党的共同立场是相矛盾的。

我们党认为全面彻底裁军是防止毁灭性原子战争的基本途径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但中国同志把这种支持连同我们的裁军建议都看成是外交手腕。既然存在帝国主义，如列宁所说，全面裁军——这只不过是幻想。所以，谈论裁军的可能性，意味着散布幻想，扼杀阶级斗争。

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对待裁军问题的态度。众所周知，裁军问题是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提出来的，正是遵照他的训令，我国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提出了裁军建议。

通过把裁军问题提到国际生活日程上来，能使苏联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加强和平共处事业。为了保障和平，不能只口头上承认和平，必须迈出实际的步骤。通过向人民群众宣布全面裁军的思想，这就为争取和平指明了具体的目标。这一口号揭露帝国主义，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地反对它。裁军政策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分子——战争的代表者。

第二，党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现在也可做到某种程度的裁减军备和武装力量，限制核武器试验和禁止使用它。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民的巨大胜利了，它大大有利于在世界上建立安宁的环境。同时，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方面也可赢得巨大的胜利，因为这样在全世界面前他们成了拯救人民免遭核战争灾难威胁的救星。难道能像中国同志那样，把这看成是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吗？

第三，提出裁军口号，今天就限制着军国主义集团扩大军备竞赛、增加军事税收的可能性。

第四，通过提出裁军问题，我党帮助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消灭美国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我们消灭这种军事基地的要求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是一致的，日本事件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最后，提出裁军问题，使苏联共产党给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以打击，促使拒绝参加军事条约的国家的数目增多，使由于奉行不明智政策被吸引参加这些集团的国家容易脱离他们。

由此看来，裁军斗争不只是外交手段。它是严肃的政治行动，它是以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的冷静分析为依据的。苏联共产党认为，存在实现裁军措施的可能性，必须充分利用之。

当然，我们对在近期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不抱任何幻想。但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它的提出是及时的，应该为它的实现进行不懈的奋斗。放弃裁军斗争或放弃停止军备竞赛的斗争，中共领导的立场实际上就是要导致这样的结果——这将给整个和平事业带来损失，给和平事业的敌人以帮助。

也不能同意中国同志们这样的论点，认为裁军口号将使未独立的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反对中国这一命题最积极的正是未独立的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员。“对于我们未独立国家的共产党员来说，”如乌拉圭共产党代表达格利奥同志声明所说，“十分清楚，和平和裁军对于发展民族解放运动是最重要的援助。”

真奇怪，怎么能够这样看待问题，把全面裁军看成是涉及受殖民者压迫的没有武装的人民的事？在苏联的建议里，首先讲的是拥有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大国的裁减军备。

中国同志怎么也不能理解，如果宣布裁军是不能实现的理想，是幻想，那就不能动员群众起来为裁军即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当直接对群众说这是没有希望的不能实现的事的时候，群众能站起来为裁军而斗争吗？

中共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和和平共处问题的不正确的观点，不是毫无关系的理论练习。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同志的实践活动，导致完全消极的后果。近来中国在各种国际民主组织(和平运动，国际工会、妇女、青年运动，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等等)中的代表的行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努力阻止这些组织的活动。

中共领导人试图怀疑我党和我国政府对外政策措施的正确性。

正如出席北京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回来的许多外国朋友们告诉我们的，中国人劝他们“和平之路没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资本家乞求和平”。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建议他们“同帝国主义分子坐在一个桌子旁边仅仅是为了揭露他们”，而同他们谈论和平，这意味着“美化他们，把他们打扮成和平使者”。

苏共中央认为类似的立场是宗派主义。列宁教导共产党人要有灵活的策略，善于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遵循列宁的指示，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对外政策，利用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矛盾，同资本主义政府进行谈判。同志们，请想象一下，假如苏联坚持这种“不同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的政策，世界将发生什么。正因为苏联遵循了列宁的指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成立了反希特勒联盟。

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积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矛盾，孤立侵略的帝国主义集团。为了达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苏联政府在不作原则让步的情况下，在需要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策略，达成协议和做出理智的妥协。

我们的同志，尤其是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出访资本主义国家，为广大群众了解苏联政策的真相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提供了良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访问对社会舆论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大大巩固了共产党、和平和进步拥护者的阵地。例如，美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Е.弗林同志讲：“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对我国人民的情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激起了他们对苏联的友好感情和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极大兴趣。”

苏联政府首脑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法国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取得这些访问的成绩是不易的，因为帝国主义反苏势力拼命破坏访问，制造困难，不让赫鲁晓夫同志宣传苏联爱好和平政策的真相，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最近几天，赫鲁晓夫同志对中立的奥地利的访问取得了很大成功。同志们，奥地利人民给予赫鲁晓夫同志的热情接待和艾森豪威尔不久前远东之行的可耻失败(日本人民不允许他进入日本)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这是人民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有力证明，是苏联国际威望和它不懈地争取和平的斗争深入人心的有力证明。

赫鲁晓夫同志的资本主义国家之行和他在最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面前的演说——这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积极的活动形式。这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直接在资本主义巢穴里同帝国主义进行的具体的实际斗争。

在原则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对帝国主义分子让过步。回忆下面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在美国人以侦察机挑衅飞行破坏高级会议时，赫鲁晓夫同志在巴黎是以何等的尊严和对我们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捍卫了我们的立场。

同志们!下面我想分析一下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中共和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暴露出来的分歧。

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宣布，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苏共的分歧已有4年多了，即从我党二十大开始。

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结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名论述为其依据的。

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坚决反对所谓“强行推动”世界革命的“理论”。他说：“这类‘理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的发展全要看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如何。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

在二十大决议中阐述的通过不同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则，不仅总结了我党的经验，而且总结了许多兄弟党的经验，他们已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除了非和平道路外，可以利用和平道路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关于取得革命胜利存在两种可能的道路——非和平的(即使用武装斗争)和和平的(即通过各种形式的、积极的群众运动，其中包括利用议会)——的结论获得了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支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可以通过两种道路的命题写进了兄弟党的纲领文件和会议宣言中。

现在中国同志宣布他们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上述结论。至于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假装不理解，说：“让苏联同志们告诉我们吧，哪些国家存在这种可能性，哪儿有先例？”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多么奇怪的问题提法!假如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对待革命理论和实践，那世界工人运动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难道马克思在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难道列宁在创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理论的时候已有了成功的先例？当然，当时教条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不少，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掉了，跟随列宁前进，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

尽管中国同志强调，他们赞成莫斯科宣言的观点，而实际上他们了解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坚持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不分具体情况如何，都应坚持一条道路——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共领导人甚至没有停止指责苏联共产党，似乎苏共只主张和平道路，只引导兄弟党走这条道路。

只要重温一下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文件材料，苏共代表团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报告，苏共代表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足以相信类似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了。

同志们，你们知道，许多兄弟党请求苏共给予建议和提出咨询意见。在所有这样的会谈中，苏共中央都提醒外国同志们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强调必须全面考虑利用阶级斗争的所有形式。

中国同志以宗派主义、书呆子习气对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正如列宁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他们的立场表面上显得“惊人的革命”。实际上他们的号召——不分每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具体的民族条件，都把重心放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训练上，只准备一种斗争形式——武装起义，这种号召是纯粹的宗派主义。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积极争取实现广泛的民主要求——土地改革，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限制垄断资本的肆意妄为，等等。中国人称这些为机会主义。实际上这是争取群众、争取盟友和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去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十七国共产党会议呼吁书，便是这种争取群众斗争的范例。中国同志们傲慢地宣布这个呼吁书是机会主义的，称这些资深的有丰富的领导工人运动经验的共产党领导人陷入了机会主义泥潭。只有那些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经验的人和在工人运动中没有社会民主传统的人才能这么说。这些人企图教训拥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和成长起来的经受过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中共领导人肆意把多列士、陶里亚蒂、雷曼、伊巴露丽、科普列尼格等这样一些久经考验的、在地下和法西斯监狱中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进行过多年艰苦卓绝斗争的、我们运动中的老战士诬蔑为机会主义，这引起众人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马克思也说过在个别国家里工人阶级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他曾预见在工人阶级有能力赎买资本家的银行的时候出现这种形势。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代条件下，当有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当社会主义远不是理想而成为真正的现实的时候，当社会主义思想已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时候，为什么这种道路不可能呢？在我们今天，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看到苏联正在顺利地为保障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奋斗的时候，为什么需要抛弃和平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呢？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给予榜样的力量，我们的经济发展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一时刻已经到来。社会主义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它的榜样力量将动员资本主义国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改变本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己应做好准备，同时教育工人阶级利用各种斗争形式推翻资本家政权。

同志们，现在请让我分析一下印中冲突和对中立国家的态度。从12月中央全会的材料中你们可以知道苏联政府对中印边界冲突所采取的立场。苏共中央阻止了中国领导想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拉入他们挑起的同印度的民族冲突之中去的企图。我们不能支持中国领导的这一立场，因为这一立场是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普遍和平的利益的。

如果中国真的面临受进攻的现实威胁，那苏联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保卫它了。比如在台湾危机中中国受到威胁时就是这样。苏联立即直接支持中国。中印冲突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公开对中国同志讲，他们选择的用军事力量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不是好办法。我们对他们说，他们出于狭隘的民族利益想挑起争端，这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各兄弟党的利益尤其是印度共产党的利益的莫大打击。

印共领导不止一次请求中国同志采取以他们为转移的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同志当时既没听印共的话，也没听苏共的话。毫无疑问，这给印度共产党带来了损失，尤其是影响到了喀拉拉邦的形势，大家知道，该邦共产党人执政达28个月之久。冲突对尼赫鲁有利，这给了他败坏共产党人名誉的借口，把自己打扮成印度人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保护者。

中国领导对苏联的立场表示了不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支持他们，也不应该支持他们，这是因为他们采取的立场给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可能，说我们这些国家背离了和平共处原则。中国同志的行动更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印度，众所周知，没有加入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奉行的是中立立场，在许多重大对外政策问题上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的同志至今也不明白，他们的行动帮了那些企图把印度和尼赫鲁政府从现今对外政策立场推向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一方。

至于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苏联站在中国一边干预冲突，那就会给美国找到借口站在印度一边干预冲突。另外我们还得知，艾森豪威尔曾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问他需要多大援助。苏联有远见的立场使美国挑衅者失去了破坏这一地区和平的借口。

生活完全证明，苏联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印共中央主席古普塔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满有根据地宣布：“在这一冲突中苏联明智的立场揭露了共产主义的敌人，提高了苏联和赫鲁晓夫同志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中国同志对印度尼西亚表现出了民族主义态度。由于印度尼西亚对生活在那里的华侨商人采取了限制政策，中国同志企图与印度尼西亚争吵。这只能损害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和全亚洲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中国同志这些理论和实践错误的实质在于，他们低估了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断言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完成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建议对其采取敌视的立场。中国政府同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达成协议和建立友好关系，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现在他们突然转变了方向，称苏加诺为“血腥刽子手”，称尼赫鲁是“半个帝国主义分子、半个鬼和半个流氓”。现在北京称这些活动家的立场是帝国主义立场，称他们这些人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领导建议共产党人改变对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立场，认为这些资产阶级不会再反对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政策中已失去反帝的方向。

他们把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清一色的。实际上东方国家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些国家，如印度、印度尼亚西、缅甸等奉行中立立场。而另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或伊拉克，加入了帝国主义集团。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这些国家的态度不应该是一样的。不能把尼赫鲁的政策和伊朗沙赫或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的政策混为一谈。

我党的立场是，在东方推行有远见的政策，扩大同中立国家的联系。我们应该加强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以破坏帝国主义的阵地，激励民族解放运动，利用一切力量和可能为那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成熟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

这样，同志们，从引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在具体的世界发展问题上，中共领导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现在完全清楚了，早在1957年签署宣言时，他们就不同意其中的许多原则。现在中国同志们越来越倾向于背离这一世界共运的总纲领。表面上他们还重复宣言的原则，提起和平共处和可以防止战争，等等。但他们的主要精力现在是努力证明和平共处政策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幻想，承认社会主义和平道路是机会主义，等等。

按其实质，中共领导是在号召各共产党放弃宣言中所确定的总路线。为了把它危险的路线强加于我们的运动，中国领导人仍继续以不能允许的方法歪曲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搞秘密的宗派活动以反对神圣地捍卫列宁伟大旗帜纯洁性的苏联共产党。

我们列宁的党不能同中共领导的这种方针妥协。苏共中央认为深刻批判中国同志们的错误路线是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因为他们的路线对社会主义阵营，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和共产主义前景孕育着危险的后果。

同志们!

在1959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中央主席团报告了中国在国内政策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当时指出了中国领导人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犯的错误。他们反映在：建立人民公社和实行不符合生产水平的分配原则，组织劳动采用军事化的方法，取消地方人民政权机关，把它的职能转交人民公社。在全会上还指出，中国同志背离了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他们甚至试图把这一经过考验的社会主义原则称作是“资产阶级残余”。同时还指出了中国同志们“大炼钢铁”的错误。

当时苏共中央告诉中国同志们，我们严重怀疑他们某些政策的正确性，同时强调指出，这是他们的内政，要他们自己解决。

中共领导没有考虑兄弟党的意见而是继续执行自己的方针。而且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把自己的措施冒充为“共产主义样板”。中共中央宣布，建立人民公社“是旨在领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基本方针”。中国的公社被说成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而且中国的生活事实越来越雄辩地证明，中共中央的许多国内措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中国，实际上修改了其国际意义已为1957年宣言所肯定的列宁某些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列宁教导，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应该起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中国同志违反这一规律提出了“大跃进”的政策。他们违反生产不断高速提高的经济规律，提出“高潮和低潮”规律。

这正是造成国内经济不断出现狂热状况的理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必然伴随生产起落，从而降低速度，减少工资，出现比例失调和其他消极现象。

违反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中国的实践再次证明，按人口分配原则导致吃光储备，使生产发展失去动力。这正是迫使中国同志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物质利益原则的原因。

同志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分内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

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

但是，当事情涉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三、布加勒斯特各兄弟党会议总结

同志们，6月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举行会议，交换对当代国际共运现时问题的看法。

除中共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都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建议晚些时候开会，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只商量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商量新的宣言或新的文件的准备问题。

苏共中央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愿望，又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了这件事，表示了在布加勒斯特预先会晤时，除不对问题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对这一意见所有党都表示了同意。

按照达成的协议，在布加勒斯特于6月24—26日举行了两次会晤，这在报告开始时我已谈过了。尽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但两次会晤对国际共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更明确地揭露了中国同志们的错误立场；第二，各兄弟党表现出一致意见。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批评中国同志们的错误观点和行动的时候各兄弟党表现出意见一致，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已是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坚定地捍卫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各兄弟党的代表以大量事实材料证明，中国同志背离了宣言原则，教条主义地以列宁的原则掩饰自己，试图把自己的“左”倾立场说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彭真同志在会上强调说，分歧确实存在，而且分歧，用他的话说，是实质性的。但他试图反击并把产生分歧的罪过推到苏共身上，指责苏共背离宣言，破坏列宁的原则。而且彭真再次说我们的分歧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并劝人们相信，中共领导似乎将一如既往站在宣言的立场上。

参加会议的同志不禁问他：假如中国同志们站在宣言原则立场上，那为什么他们又大加批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的观点呢？彭真同志回避正面回答，没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

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党的代表逐条逐句地批驳了中国代表的立场，批驳了他们没有根据的和不怀好意的、对苏共的责难，揭露了中国同志们所持立场的真正用心，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立场将导致什么结果。诺沃提尼、乌布利希、哥穆尔卡、乔治乌德治、卡达尔、日夫科夫和其他同志愤怒地给中共代表指出，他们的观点只能被看作是明显地背离了宣言，他们的行动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间的相互关系的普遍准则格格不入的，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矛盾的。

卡达尔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中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他公正地指出，中国同志的发言是与各兄弟党的方针相对抗的，“给我们的队伍带来了混乱”。卡达尔同志说，根据中国同志们的概念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仅应该盼望战争，而且应该宣传战争，甚至应该亲自挑起战争，以便尽快让帝国主义完蛋。”

乌布利希同志指责中国同志，说他们反对和平共处和裁军的发言不能动员群众为和平斗争，宣告失败论，“只能帮助敌人的忙”。中国同志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声明，乌布利希同志说，与西德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发言相吻合，所以说中国同志已“堕落成阿登纳的好邻居”。

诺沃提尼同志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名义完全赞成我情况通报中阐述的苏共中央的结论。他说：“我们完全同意情况通报的内容，中国同志可以认为，它准确地反映了我党的观点。”中国同志不想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诺沃提尼同志说，但十分清楚，这里涉及的“正是根本的和原则的问题，涉及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当今时代和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前景的观点”。

乔治乌德治同志在发言中宣布，“中国同志们不正确的立场帮了帝国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宣传的忙，使他们较为容易地把社会舆论引入迷途”。“我们不同意在中国流行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战争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唯一的途径”——乔治乌德治说。

应该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修斯尼·卡博同志的特殊立场。他宣称布加勒斯特会议似乎超前，苏共和中共的分歧是这两个党的事，应该由他们解决。苏联代表团对卡博同志不理解问题的实质表示遗憾，并对他作了解释：中共领导不仅是同苏共一个党有分歧，而是同所有坚持宣言纲领的党有分歧。所有其他代表团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通过解释，卡博同志谴责了中国同志的非党行动。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席会议上，各兄弟党仍然是意见统一，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所有发言的人都一致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正确的政策给困难斗争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莫大的援助。同时，他们指出，中国同志的立场和行动给各共产党争取群众带来了损失。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们以该党活动的事实令人信服地批驳了中国同志没有根据的如下主张：争取和平共处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夺取政权的斗争似乎是扼杀阶级斗争，削弱工人阶级在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途中的立场。

在批驳中共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错误观点时，意共领导成员科隆比同志说：“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思想基础上的政策……将使我们变得孤立。它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失去力量。”这种政策，用科隆比的话讲，将使拥护和平的运动失去目标，使其必遭失败的下场。

美国共产党代表伊丽莎白·弗林同志坚决捍卫和平共处政策，反对中国同志们的观点。她说：“在我们国家，我们不能从宗派立场出发开展和平运动。我们有一些派别小组，他们是极端‘左’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制造混乱，反对和平共处。”弗林同志对中国同志们说，他们的错误行为正在帮敌人的忙。

各共产党的代表们正确地向中国同志们指出，在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大还是小，取决于他们是和平的捍卫者还是战争的宣传者。

应该谈谈正在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的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的发言。这些同志们也指出了中国人的下述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似乎和平共处政策会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损害，使之迷失方向和削弱它的力量。“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强调说，“不仅不妨碍，相反帮助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会议的参加者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代表不正派的派别做法。乔治乌德治、乌布利希、卡达尔、日夫科夫同志，法国、美国、摩洛哥、以色列共产党的代表，其他许多共产党的代表，通报了中国人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6月会议期间采取非常方法的新例证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散布他们的印刷材料和相应地收买各兄弟党干部的活动。而且这些同志们还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国人的目的是破坏苏共的威信，使各兄弟党脱离苏共。

在指出中共领导的非同志式行动和虚心假意时，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同志说：“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们所采取的措施，让人怀疑他们涉及苏共和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作用的漂亮声明是不真诚的。”

中共代表在会议上的表现如何呢？

在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会议刚一开始，彭真立即把自己摆在了会议参加者的对立面。他问：“你们要干什么，是谴责我们的党还是交换意见？这次会议是审判我们的法庭？”

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党的同志们坚决批驳这种说法，对中国代表们解释说，对现实的国际问题预先交换意见，不能对中共领导对这些问题的特别态度避而不谈，是中国同志自己错了，是他们首先开始公开辩论的。当中国同志看到他们不能逃脱批评时，就试图装出受委屈的样子，宣布会议进行得不民主，其指责矛头主要对准苏共代表团。但这遭到了各兄弟党的一致反对。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完全有机会在会上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彭真同志，尽管他比其他代表好一些，发了三次言，但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而是歪曲事实，多次重复，按他的话说，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代的那些话。

对兄弟党代表对中国人的批评，彭真同志报之以粗野和轻蔑的态度。“听了这些批评，”他说，“我产生了这样的认识，认为你们对我们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谰言和诬蔑。”彭真的另一种意见更具代表性：“苏共中央信函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但他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信函。

苏联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亲自对中共代表们给予了应有的反攻。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露了中国人想把各兄弟党引入迷途的企图，指出了中共领导在最重要的当代问题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立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危险的。

赫鲁晓夫同志列举许多事例说明，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不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企图贯彻自己的特别政策，把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置于国际主义利益之上，想让所有兄弟党都听命于北京的意志。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代表多次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和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令所有与会者瞩目的是，这一团结被中国人解释成了完全另一种团结。实际上他们不想让兄弟党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而是团结在中国党定的条件之内，想让兄弟党支持他们的观点和立场。

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反对中国人的这种企图，指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统一只能以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以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为基础。

中国同志不相信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和统一(这代表了他们在会议上的全部立场)。在会议结束阶段，当提出通过公报问题时，这再次表露出来。彭真同志推说事先没有达成发表什么文件的协议，推说他没被授权，等等。

发表公报的建议是一些兄弟党提出来的而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后也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它作了附加说明，说它签署公报只是“为了保持一致”，其实所有人都清楚，它是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它就会自我暴露，说明他们是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各兄弟党表现出了统一的意志，他们宣布，中共领导人应该考虑对他们的批评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以便保证在根本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上保持一致，使其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总结布加勒斯特会议时，满意地指出，在会议期间表现出了意见一致和团结精神，各兄弟党高度评价苏联共产党的作用，并一致支持和赞许它为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所进行的活动。

苏共中央主席团赞许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为坚决捍卫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和坚决反击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观点和行动所进行的活动。

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

同志们!苏联共产党在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所有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一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彻底实行之。我们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在共同的伟大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最亲密、友好和兄弟般的相互关系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们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把这一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全面援助看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按其规律和内容，我们这一兄弟般的援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苏联为中国291个工业企业、49个独立的车间和其他项目和装置提供了最新的技术、最完备的设备。到1957年期间，苏联给中国的供货总额，包括设计和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在内，共有147亿卢布，至1960年1月1日供货已完成60亿卢布。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最重要的企业，这些企业成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起了崭新的工业部门——航空、拖拉机、汽车、铝工业等部门。

在建立各种现代国防工业部门方面，苏联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苏联援助下，中国建设了95座军工厂，其中24座已经投产。

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从1948年至1960年1月1日，苏联给中国提供了1万套设计技术文件和样品，价值近50亿—55亿卢布。

在发展科学技术、培养科学技术干部方面，我国也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

为了清楚起见，同志们，还应该说，为补偿我们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苏联提供了货物和原料，其中包括有色金属。

苏联给中国的全面援助——这是实际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

但是不能说苏共的这一真正的列宁路线得到了中国领导的应有理解，而是适得其反，我们给的援助越多，中国同志胃口越大。令人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领导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尽量多的东西。而且中共领导有时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企图得到苏联军事科学技术最新的和秘密的成果。

我们想说，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伤及苏联人尊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之后，整个中国开始拼命吹牛，公开号召不要“盲目崇拜外国人”。在口头宣传中和在报刊上，越来越少地提到苏联国家、党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完全不提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考虑到上述事实，苏共中央被迫采取了某些措施，表明我们不能同中共领导人的不正确行动妥协。

我们不再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中国同志们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所发表的文章。苏共中央嘱咐相应的苏联机关停止购买中国阐述中共领导立场的书籍和宣传材料。

我们建议中国同志不再出版杂志《友好报》和《中苏友好报》——这两份杂志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出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近8期中国《友好报》杂志上开始刊登中国中央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宣传他们不正确的观点。

现在在中国有1200多名苏联技术专家，他们给了中国巨大的帮助。关于这一点中国同志也经常提起。

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在那里遭受批评，似乎他们的观点保守，他们的许多建议被束之高阁。此外，我们对这样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国人开始用他们错误的立场、精神影响苏联专家，这自然引起了我们专家的愤怒，他们已向莫斯科通报了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所以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发去了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照会。

正如你们看到的，同志们，中共领导人明显地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把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结合起来。

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行为，他们错误的宗派主义的观点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找：中共著名的领导人缺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民族局限性，浮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对共产主义粗浅的简单化的理解，不善于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左”倾幼稚病。他们不善于正确地确定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的战术和战略任务。

造成这些谬误的重要原因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尤其是近来这种个人崇拜采用了丑陋的危险的形式。这种崇拜在国内首先被用来让劳动群众盲目相信国家领导一贯正确，使领导逃脱批评，转移群众对由于内外政策上的愚蠢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和麻烦的注意力。

我们不是刚刚认识毛泽东，同他共事也不是一次了。我们深知他的弱点，他很傲慢，虚荣心很强，喜欢别人巴结和奉承，不善于接受好的建议，不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行动。

显而易见，毛泽东同志对于他的每一句话，现在在中国都成了绝对正确的和绝对的真理这种状况，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的每一句话都被赋予法律的力量。在那里，现在不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被说成是“伟大的”和“战无不胜的”。在不久前召开的各省党代会的报告里已包含有这样的原则，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勇敢地按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道路，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方法前进”；或“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思想——这是每一位共产党员最重要的责任”，等等。

难道像中共这样一个大党，至今尚未考虑必须把马克思全集译成汉语，到1959年只出版了列宁选集这一事实还不说明问题吗？而就在这一时间，所有新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材料和书籍以及赞美他的生活和活动的无数小册子都在不断出版。在国内，从行政中心到偏远的农村，到处都竖立着“毛主席万岁!”、“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万岁!”这样的标语。这些口号以斗大的汉字刷写在田头、屋顶、路旁山冈、河边和稻田之野。印刷了无数的标语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当然，只把中国这些实际现象看作是对党的主席的阿谀奉承和逢迎是不正确的。这里有更多的内涵。中国同志吹捧毛泽东同志和他在当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功勋”，其用心是以他们对基本的国际发展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任务的错误解释，对抗我党和我党中央以及其他共产党对这些问题和任务所做出的解释。

绝不能认为，同志们，近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起劲地过分颂扬斯大林是偶然的。

你们很清楚，苏共二十大坚决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共中央所采取的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受到了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热烈赞扬。唯独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特别立场。

在苏共二十大上，中共代表团把斯大林捧上了天，之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声称，在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上，有一半是他们不能同意的。现在，当中国领导和我们党加深了分歧的时候，他们这样描述这一“思想”：共产党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磨快斯大林这把刀子并用它武装起来”。这样做并非无目的，一是为了证明吹捧和神化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正确并进一步加强这一方针，二是为了用斯大林的政策和方法同苏共中央的列宁主义的政策和方法相对抗。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宣布，中国领导现在反对的实际上不仅是我党的列宁主义路线，而且还有所有兄弟党的政策，他们把自己摆在了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为敌的位置上。

必须报告中央全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一致认为今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适宜的。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党的代表组成委员会起草会议决议草案。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召开会议。

同志们!在布加勒斯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我们党的名义对中共代表宣布，为巩固我们的关系和协调一致立场，在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把我们争取工人阶级事业、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斗争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将付出我们的一切努力。

中国同志是否准备从批评中吸取教训和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呢？很遗憾，我们还没有根据这样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各兄弟党代表同中国同志的会谈和会见表明，他们关于团结的声明看来是为了伪装，掩人耳目。

在这种掩护下，中国同志根据整个情况，打算对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做详细“准备”，准备在会上发言宣传自己的观点。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尤其是我们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7月3日在北京在同匈牙利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会谈时，刘少奇同志曾对匈牙利同志宣布，尽管他们，中国人，“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布加勒斯特公报上签了字，但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还准备阐述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个事实。我已经说过了，中国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通过自己的驻外机构在许多国家散发材料，首先是他们发表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在布加勒斯特，许多党的代表提请中国同志们注意类似行动是不能允许的。

但是中国人在布加勒斯特会晤之后仍继续寄发材料。我们得到了通报，其中包括各加盟共和国的。说中国大使馆散发了1960年6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其中重新坚持在布加勒斯特遭到各兄弟党一致谴责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对来北京的兄弟党代表团加紧做工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东方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很明显，他们企图争取支持者。不能排除，他们可能把一些国家未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锻炼的干部搞糊涂，加强“左”倾宗派集团的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提高警惕，积极地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和兄弟党会议做准备。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不想破坏同中国同志的友谊。但是，就像朋友之间一样，我们要对中共领导当面讲真话，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因为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发展，保卫和平事业才能发展。

我们被同一种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不希望为了形式而统一。我们希望的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之上和正确的列宁路线基础之上的符合所有人民利益的统一。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彻底而不知疲倦地贯彻、实施自己的进一步巩固统一和团结，建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党协调行动的列宁主义方针。

同志们!

近年来世界事件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已成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战斗指南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英明和生命力。布加勒斯特会议证实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忠实于这些纲领性文件的。

某些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了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该党代表团的报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国会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会、波兰统一工人党某些省委员会的全会上，都细心阐述了会议工作结果。布加勒斯特会议工作总结到处都得到了一致的支持。

1960年7月1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全会通过详细决议，表示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在当代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谴责中共领导人的观点。法共中央在决议中说：“中央委员会赞成苏联共产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完全符合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所载原则，符合不久前布加勒斯特宣言中所肯定的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所忠于的原则。”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努力向全国劳动群众解释苏联共产党旨在保障人民和平和安全地建设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指明我党的政策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国际阵地的巩固，保障揭露战争贩子的侵略阴谋，鼓舞人民积极为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反对当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坚决的斗争。正如莫斯科宣言指出的：“当代修正主义企图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宣布它‘过时了’，对社会发展似乎已失去意义。修正主义者企图毒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动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宣言指出，修正主义，或曰右倾机会主义是当代条件下主要的危险。

但宣言同时指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一些党一定发展阶段的主要危险”。现在中国同志的“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和他们不正确的非共产主义的行动措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应该指出，我在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同志的行动，如果不给予及时反击，就会给社会主义阵营和平外交政策的实现，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困难。

所以，为顺利地完成摆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任务，要求进一步开展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因为它们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质相违背的，妨碍动员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整个革命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力量去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忠于列宁遗训的苏联共产党将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统一!

我党将一如既往带领苏联人民沿着经过考验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奔向共产主义的胜利!

РГАНИ，ф.2，оп.1，д.458，л.2-74

№230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1960年7月15日)

第п1692号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960年7月15日

——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果的决议(中央全会通过)

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果的决议

(1960年7月中央全会通过)

(一)

在听取和讨论了Ф.Р.科兹洛夫同志所作的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果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彻底地拥护以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活动以及会议所通过的联合公报。

这次会议使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机会就当代国际形势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以及这一形势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任务等交换意见。会议再次有力地证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会议结论及其在和平和社会主义利益方面对国际形势所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及在1957年秋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所通过的和平宣言和声明诸原则。

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当代形势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所持的一致性立场再次证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列主义的忠诚，所有兄弟党已为今后继续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作好了准备——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均坚定地表示将回击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具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左派人士，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并学会在实践中运用它。

苏共中央坚定表示，自己将忠诚于和平声明和宣言，因为后者已成为当代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宪章，及其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纲领。

和平声明和宣言的所有结论已被国际事件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发展的进程所证明，至今仍完全没有过时。该宣言的内容涉及：我们时代的性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各国家必须保持对军事危险的警惕性，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为侵略战争准备了条件；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方式等。宣言所包含的马列主义诸原理对各民族在当代条件下顺利从事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由于苏联在步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强大增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和平、各民族友谊，反对侵略和帝国主义势力，赢得工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地位已变得更加稳固，帝国主义的地位变得愈加衰弱，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普遍呈现出发展壮大之势。

苏共中央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集团，尤其是美国不顾及各民族意愿，极力制造国际紧张和强化自己针对和平事业的破坏活动，美帝国主义分子破坏高层会议之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理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和侵略企图，提高各民族的警惕性，巩固和完善我们国家的实力和国防，始终不渝地贯彻列宁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苏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参加布加勒斯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发表的宣言，即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而和平宣言中提出的关于“当前可以防止战争，可以维护和平”的条款依然没有过时。

避免人类遭受战争毁灭的主要条件是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动员所有国家为争取和平而斗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不断增长和巩固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并成为各民族和平、进步和自由的坚不可摧的支柱。

苏联共产党认为，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基础上为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而不懈斗争是自己的责任。

各共产主义党派为了纯洁马列主义学说，为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为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巩固其队伍和清除其机会主义分子。要顺利解决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面临的任务，就需要继续从事反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因为后者与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相矛盾，妨碍动员社会主义阵营、革命工人和解放运动的全部力量去争取和平、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苏联共产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带领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坚持不懈地为争取共产主义和和平在全世界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兄弟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为马列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二) [20]

苏共中央全会指出：

1.近期，中共领导人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就在当代国际条件下社会发展、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中国同志在许多重要方面均偏离了和平宣言和声明中所包含的马列主义原则。中共领导人对当前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在力量对比方面的巨大变化估计不足；对当前时代作出了错误的、教条主义的评价，从而与所有其他共产党所作出的评价发生了分歧；错误地理解列宁提出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否定了在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之前全面、彻底的裁军思想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关于有可能利用两条基本道路以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上与宣言发生了背离。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观点表明，他们已偏离了和平宣言和声明所提出的诸原则。

2.中共和各兄弟党之间除了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之外，还出现了如下问题：中共领导人对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持不真诚的、非同志式的态度，中国同志违背了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规范和原则。

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中共领导人在未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派事先交换意见，甚至不作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便在许多国家中散布自己的特殊观点和立场——这里指中共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在活动家讲话和报刊中所发表的言论。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北京例会工作期间，中共领导人组织了与各外国工会活动家的集体和个别会谈，并对苏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公开的指责和攻击。中共领导人试图利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以便以世界工联的名义使自己与其他兄弟党的马列主义观点和立场存有分歧的观点和立场，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由于各兄弟党和中国同志之间所存在的这些分歧在世界性报刊上刊登，被人利用，从而给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带来了损失。

近期，中国同志在北京又对来访的外国共产党、各共产党和民主组织代表团开展了专门的工作，其目的就是想传播自己的观点，及其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批评。

当国际工联总理事会例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共领导人的行动，尤其是中共代表团在与苏共中央会谈期间的言论，及其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发言，均充分显示了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及其极力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

3.在国际发展问题上中共领导人的教条主义观点也在国际民主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联、亚非国家团结理事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中国代表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近一时期，中国同志开始在这些组织中公开自己特殊的，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统一立场相对立的观点，以试图在群众性民主运动和组织的活动问题上把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付诸实践…… [21]

中国同志的立场对国际民主机构的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破坏了各共产党组织在行动上的一致性。

苏共中央认为，中国同志的这一立场和实际活动会限制共产党在抱有民主和爱好和平情绪的群众中开展工作，以及动员和团结群众从事反对战争危险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可能导致宗派主义以及共产党脱离工人和其他在工会等群众组织中的劳动者。

4.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面，尤其在解决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问题严重恶化了中国与这些中立国家的关系，削弱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威望。在这场冲突中，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对亚洲和平事业的巩固，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均造成了损失。

在中印冲突问题上，苏联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立场在阻碍帝国主义者把这次边境冲突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而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破坏这一地区和平的借口。

5.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非共产主义行动方式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对苏共和中共以及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严重威胁。苏、中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党派——苏共和中共，通过协调立场在对外政策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形成观点的统一，对确保和平的稳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地位和赢得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中共领导人背离和平共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为巩固和平而斗争的唯一正确方针的做法将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某些错误步骤可能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并对社会主义国家落实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造成严重的困难。

中国同志关于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赢得胜利之前不可能确保和平和避免战争的错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助长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集团的气焰，导致这些国家更加坚定地认为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才是战争威胁的源头，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各国传播共产主义。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为了巩固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是本党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所有国家劳动者面前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

因此，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如下：

(1)全会完全拥护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所采取的路线，及其所做的全部工作。苏共代表团始终不渝地、坚定地执行了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为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而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大量工作。在坚定捍卫和平宣言和声明的同时，苏共代表团对中共代表的错误观点给予了坚决的回击。Н.С.赫鲁晓夫同志所持立场及其在会议上的发言，在加强各兄弟党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共中央全会满意地指出，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来自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5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均与苏共代表团保持了完全的一致，共同批评了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及其不正确的行动方式，一致拥护苏共提出的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路线，从而展示了苏共和苏联政府近年来为国际工人、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做工作的巨大意义。

(2)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

就本次中央决议问题在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开展必要的解释工作；采取必要措施以筹备1960年11月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

苏共中央全会表示，希望中共领导人能考虑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式批评意见，并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以便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使自己的言行适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国家利益的需要，适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统一利益的需要，适合全世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利益的需要。

至于苏共方面，将会从共产主义的最高利益出发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毫不动摇的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竭尽全力消除与中国同志所发生的分歧，继续加强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以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兄弟情谊。

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960年7月15日

РГАНИ，ф.2，оп.1，д.458，л.75-85

№23008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赫鲁晓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发言(1960年7月16日)

第п2228号

1960年9月2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1960年7月16日中央全会上就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问题所作的发言(速记报告内容)。

共发送40份。

绝密

Н.С.赫鲁晓夫的发言在1960年7月16日中央全会上就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问题所作(速记报告内容经Н.С.赫鲁晓夫校订 [22] )

同志们!我们听取了科兹洛夫同志所作的报告。该报告包含了大量关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与中共领导人之间所存在的分歧的资料和结论。虽然，我这里也可以重复一下科兹洛夫同志报告中业已说过的那些内容，但最好还是补充一些新的、原来根本没有的东西。

首先，应当略微讲一下关于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会议上通过联合公报时的情况。中国人当时很不希望此次兄弟党会议通过任何决议。原因何在呢？因为这样的文件将会束缚他们的手脚，妨碍他们从事宗派活动。但我们认为，通过这一文件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这样的话，各兄弟党就能够在文件中表达自己的一致意愿并向全世界展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的统一。

在坚决反对关于发表联合公报的提案的同时，中国同志还援引在会前事先就召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书信交流期间，苏共中央已同意〔在此次会议上〕各兄弟党将不通过任何类似新宣言的文件。我们对中国同志们说：是的，即使现在我们仍赞成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通过任何新的宣言，但与此同时，与其他党的代表们一样，我们坚持一点，即我们的会议要通过一个联合公报，并在其中注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牢固地坚持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立场。我们只希望做到这一点，其他再没有什么。我们说，如果中国同志们正如自己曾多次声明的那样——真正拥护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立场，那么签署这样一份联合公报对于他们也就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联合公报里所写的内容正是他们想要的。

这种情况使中国代表团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愿意会议通过任何联合公报，因为这样会束缚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从事宗派主义活动的手脚；但另一方面，在出席会议的各兄弟党全体代表面前中国同志又不能拒绝签署联合公报，因为如果中国代表团不签字，就表明中共领导人将不与所有兄弟党保持步调一致，因为其不愿意签署证明自己忠实于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文件。总之一句话，最终中国代表团在所有兄弟党团结一致的情况下被迫签署了联合公报。

中国同志当然不喜欢宣言中的一些最重要条款。这从一些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报刊的言论中便可明显看出。但由于担心损害自己的声望，他们又不能公开在会议上向各兄弟党代表明说这一点。因此对于中国代表而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签署联合公报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

我并不太相信，中国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真正理解了那些针对自己所提出的批评意见。遗憾的是，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并不能作为其所得出的一系列乐观结论的依据。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同志的发言很单调，老是重复同样的内容。他歪曲事实，并多次重复——据他说——毛泽东在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前夕对他所说过的那些话。

在会议临近结束之时，一些同志，如哥穆尔卡同志，甚至已经开始对这一情况流露出讥讽的态度，并能提前预言彭真同志将在发言中说什么话。从当时的情况可看出，中国代表团团长拒绝回应会议上针对本党所提出的那些批评意见，而只是简单地重复在北京时〔毛泽东〕对他所说过的话。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我们都非常明显地感到中共一部分著名领导人缺乏真正的马列主义锻炼，只了解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些肤浅知识和对共产主义的粗浅而简单化的理解。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同志的能力还不足以正确地定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斗争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任务。

中国目前正在盛行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敢说，已达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而这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同志们的迷茫。中国国内当前的情况是，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每一个指示都表现得跟法律一个样。前不久，卡达尔同志曾对我讲了关于匈牙利代表团与一些中国集体农庄农民所进行的一次谈话的情况。虽然我心里并不情愿把匈牙利同志告诉卡达尔同志的这样一件事，跟笑话一样在我们国内流传开来，但它的确能够非常直观地反映当前中国的情况。这里说的是，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在一次与中国农民的谈话中问他们：你们如今生活得怎么样？农民们答：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与任何一位中国皇帝相比，在毛泽东皇帝的治理下，我们还从来没有生活得这样好过(会议厅气氛活跃起来)。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人民政权，这就是大家都看到的一个正在执政的〔所谓〕马列主义政党!他们如此宣扬对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如此规模地组织对这位领导人的顶礼膜拜。农民们的政治水平当然不会太高，因而他们也看不出该共产党的主席与当年的中国皇帝之间究竟有何区别(会议厅里一片笑声)。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大家也都看到，中国同志们说，他们只是在重复毛泽东同志事前对中国代表团所说过的话，毛泽东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笑声，会议厅气氛活跃)。但在我们看来，中国目前的这种情况几乎与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出现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

过去每当我们与毛泽东同志谈话和听取他的不容反驳的言论之时，我的眼前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斯大林的身影。我看到毛泽东，就跟看到斯大林的一个精确复制品一样。当然，只是斯大林〔在各方面都要比毛泽东同志的水平高一些〕。

两年前，毛泽东同志宣称，他将退出中国领导人的岗位，以便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理论研究方面。这里，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毫不客气地让大家明白，自己打算专门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对此，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我总感觉有点怪，一个人怎么能自己宣布自己为世界的理论家，而甚至都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能被那些他想以自己的理论创新而“谋取福利”的人们所接受。据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曾有过预言家”，而现在大家都看到，毛泽东同志竟宣布自己不仅是本国的预言家，而且还是整个世界的预言家。与此同时，他正在从事圣书的编制工作，而似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只有据此才能够继续发展。可实际上，同志们，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毛泽东同志脱离实际，不愿意考虑其他人的经验，喜欢虚荣和自我吹嘘，他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将可能给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危险的后果。

让我们以当年毛泽东所宣布的，而如今又被中国同志广泛宣传的一个口号为例，即“东风压倒西风”。苏联报刊曾提到过这一口号，因此我们国家的公众对此也并不陌生。

乍一看起来，所谓“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的提出，似乎是觊觎对马列主义理论做出新的阐释。但如果细想一下这句话的本质并经过透彻分析，我们便可明显看出，它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就其实质而言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一下中国同志提出的这一原理。如果用简洁的、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说，那么其意思明显应当是这样的：世界上东风的力量将压倒西风的力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源自对当代马列主义的科学分析，并反映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问题在于，中国同志提出的这一公式完全歪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均存在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分析世界上的阶级力量分布，我们看到，这一公式实际上采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泛亚细亚主义的地理原则——东方反对西方。

另外，在分析当代形势以及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之时，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均存在有一些带有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社会，就自身的阶级构成而言在类型上都不尽相同并分裂为一些彼此相互对抗的阶级。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组织下从事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还存在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制定的策略，各共产党正极力将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不过，在这些国家中也有残酷地剥削着劳动人民的大工业、土地和金融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其统治，共产党人正在发动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奋起斗争。

如果再看一看东方那些如今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中社会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一部分与西方垄断集团有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在执行着反动的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针对这些人，马列主义政党采取了尖锐的否定立场，并极力在政治上孤立他们。在这些国家中还存在有另一部分极力挣脱对帝国主义强国的依附的民族资产阶级。针对这些人马列主义政党采取了灵活的政策——极力使其脱离反动阵营并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的盟友，即使是暂时的、并不牢固的盟友。关键在于，在这些国家中存在有广泛的劳动群众阶层，而他们无疑对我们抱有好感。

中国同志提出并宣传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从本质上歪曲了所有上述的一切。他们把所有东方人民与所有西方民众对立起来。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究其实，这不是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思想。当年，日本军阀也曾持有过类似的“思想”，他们高喊自己的国家——太阳升起的国度并借此认为自己理应在亚洲世界获得特殊的地位。

如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同意了中国同志的这一口号，并开始以之武装自己并大力宣传，那么这将使我们的共同敌人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得到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援引中国的公式，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就有机会狡猾地欺骗普通群众——把事情说成似乎是共产党人正号召东方人民征服西方，从而鼓动人们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绝不会放过这一机会，一定会动员西方国家的民众去反对所谓的东方的共产党人。

正如你们大家所看到，中国提出的这一口号无助于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团结，而是相反，只会促使他们的分裂，只会挑起东、西方人民之间的争端，并让帝国主义者们感到高兴。

更不用说，“东风压倒西风”的公式还会把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等一样也位于欧洲西部的国家的人民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究竟会如何来理解中国的这一口号呢？

不，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口号。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依靠各大陆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而是取决于广大劳动阶级战胜剥削阶级，取决于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人并不是根据地理原则来团结群众，而是依据共同的阶级利益，依据在争取新的社会制度的胜利的阶级斗争中所拥有的共同的政治目标。

我们捍卫的是跟民族性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我们的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阶级的口号。这才是呼吁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战胜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口号。它对世界各大陆和地区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一视同仁，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并为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而奋斗。因为无论哪里的无产阶级——无论是居住在西方还是东方——构成了一支统一的军队，都是站在同一旗帜下为反对自己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而斗争。

而当我们——共产党人断言，社会主义必然在全球获胜时，我们所指的胜利当然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对剥削阶级的胜利。这才是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学说的阶级本质。

而中国沙文主义的口号——“东风压倒西风”只会搞乱许多优秀的、诚实的人们的头脑，误导其脱离国际主义立场而陷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淖。这一论题客观上是为我们的敌人提供了反对我们自己的武器。这就是为何我们不支持、也不能支持它，并相反要揭露其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原因。

那么，关于战争和和平问题毛泽东又是如何论断的呢？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持观点也在客观上帮了帝国主义集团的忙。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及其宣传机器极力试图证明一点，即似乎共产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据他们说，共产党人需要通过战争来赢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当然是一些具有挑拨性的论断，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需要用它们来恐吓普通百姓远离共产主义。帝国主义首脑们非常清楚，和平是当代世界最迫切的要求，是最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因此，他们当然希望把保卫和平的旗帜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同志的希望的那样去做，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以武力相威胁，那就正中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下怀〔帮了他们的大忙〕，并导致自己孤立于广大劳动群众。那时，帝国主义宣传机器便会向全世界高喊，我们——共产党不相信马列主义思想能在不通过战争手段的情况下获胜，因而想把武力强加给广大民众。而反之，中国同志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所持立场更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展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动。

在动员人民从事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同时，共产党人还要团结他们，以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党人作为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热烈捍卫者，理应保护和避免人类受到毁灭性战争的威胁。我们所肩负的这一崇高使命是业已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而如今中国同志却建议我们放弃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把为捍卫和平而斗争的旗帜拱手交给帝国主义者。难道我们能这样做吗？

我们与中国同志的分歧涉及到一些非常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试图形象地说明我们分歧的关系。他们说什么，他们与其他兄弟党之间所存在的争论性问题是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可不这么看。哥穆尔卡同志公正地对中国同志说，如果从中国同志与其他兄弟党所存在争议问题的本质上去深入思考，那么这些分歧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可能是整个手掌的问题。

中国同志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便随时可能发生。这当然没错。但可能性是一回事，现实性又是另一回事。例如，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资本主义只在一个或几个小国家——如洪都拉斯——内存在，而整个世界其他地方都已是社会主义了，难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将反复说战争不可避免吗？

当然，在说当代可能避免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并非完全认为，我们当前正在面对的帝国主义的性质会向好的方面转变。他们实际上依然跟自己最初产生的时候一样——具有掠夺性、强暴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一个，甚至最小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能发动战争，因为不论国家大小，资本主义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巨大的帝国主义强盗有能力吞并大的猎物，而小的——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时至今日，帝国主义的本性跟从前一样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如今，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却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生存空间已在不断地缩小。如今，帝国主义的力量也不比从前了。随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帝国主义者们的活动已不可能跟半个世纪以前一样——那样地肆无忌惮了。帝国主义者们所面临的那些历史条件无疑已从根本上变得对社会主义力量有利起来。不仅我们，即使帝国主义首脑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阵营正在逐年变得越来越强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如果帝国主义分子们能够的话，他们即使现在就会发动战争。可是，他们目前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明白，发动攻击是可以的，但此后却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前不久，苏联政府发出了一个著名的声明，我们的导弹在必要时可以支援古巴人民—革命力量。我们的导弹射程可以直接打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总司令部。所有美国的盟友都极力劝说美国统治集团，以便保持谨慎，不要发动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因为这样做可能招致苏联随后而来的打击。

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所有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事实并善于依据它们做出正确的基于原则的理论和实践性的结论。

中国领导人认为，无论帝国主义者们发动的战争给各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牺牲，这些牺牲都会得到补偿的。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便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可能，他说，由于未来的世界战争人类的人口将会损失一半，但帝国主义将因此而从地球上消失。

在与各兄弟党的会谈期间，中国同志也表达过这一思想，例如在与捷克党和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过程中。对此，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说，如果爆发核战争，许多小民族就可能彻底被消灭。而毛泽东同志答，小民族必须敢于为了大民族而牺牲自己。从这一对话中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完全合理地得出如下结论，即中国的6亿人口在未来的战争中即使存在重大牺牲，也还剩有2—3亿，但无论是捷克人还是斯洛伐克人以及其他小民族，在经过未来的世界大战后都将完全不复存在。尤其让捷克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弱小的捷克民族就一定要为了巨大的中华民族而牺牲自己。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可能只有通过核战争的灾难，经过战争的废墟才会实现——这一思想本身，无疑是荒诞而野蛮的。历次世界战争总是与革命相联系，但革命并不一定非与战争相关。而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也并非一定要通过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方式。

而中国同志动辄便以战争相威胁。他们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号召人民不要害怕原子弹和氢弹。可是，如果我们实际地想象一下未来的战争及其全部可怕的后果，只有疯子才不会害怕。

这里，我想起了如下一个例子。麦克米伦在自己的一次发言中曾声称，苏联将不会首先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动进攻，因为赫鲁晓夫害怕战争。当我到美国的时候在与艾森豪威尔会谈期间，我便向他提起了麦克米伦的发言并询问，总统先生对战争持何看法？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是一位标准的军人，他对我说：“赫鲁晓夫先生，我对您坦白地说，我非常害怕战争。是的，是的，我真的怕，尤其是核战争。因此，让我们与你们一起竭尽全力来防止战争吧。”遗憾的是，即使艾森豪威尔——这样一位现任的总统，正如人们所言，也无法控制住国家。五角大楼的政治家们并不总是与他商量〔所有问题〕。但这当然是美国人的内部事务了。

当我们谈及关于预防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并不仅仅指望美国人的明智或心软，而是依靠自己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武装力量。我们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军事训练，当然，并不是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都到现场看过。可能再过几天，我们将去看一看这些导弹的训练过程以及其他一些最新型的技术装备。正如你们大家所看到的，我们是拥护裁军的。

当苏联政府决定裁减武装力量的时候，就是想直接告诉全世界，我们现在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们已拥有了通过加强武器威力的方式缩减军队人数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今年〕5月1日我们的军队击落了1架美国的“U 2”侦察机。美国的情报机关是如此的愚蠢和缺乏远见，前不久竟主动向我们提供了击落其另一架飞机的机会。我们这一下可把英国人给窘住了。麦克米伦可能真的会恳求艾森豪威尔发出如下声明，即美国和英国将进一步磋商关于部署在英国的军事基地以及从这些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等问题。白宫发言人赫盖尔奇前不久已作过这样的声明。同志们，这是我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持续不断的掌声)。

我们必须果断、坚决和深思熟虑地落实自己的对外政策，而不是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另外，我还可以对大家说的是，中国同志的好战声明只带有展示的意味和不认真的性质。事实证明，每到关键时刻他们便掉链子。我这里可以向同志们列举如下一个事实，而对此，可能А.И.米高扬和К.Е.伏罗希洛夫等同志都还记得。

我指的是在我们赴日内瓦之前所举行的解决越南问题的谈判。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葛罗米柯和库兹涅佐夫等同志都应当了解。当时，越南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但在战争期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越南同志英勇地与殖民者殊死搏斗，但就在日内瓦会议前夕胡志明同志通报我们说，越南人民军的力量业已穷尽，无法继续战斗。

А.И.米高扬：当时正处于越南停战谈判的前夕，奠边府战斗进行期间。

Н.С.赫鲁晓夫：是的，当时正是奠边府战斗进行的关键时刻。而越南人民军已是精疲力竭。于是，胡志明同志便向中国领导人求助。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人民军的军队将退往中国边境，而你们来支援我们。胡志明同志的这一请求可把中国同志吓坏了。周恩来同志在与我进行的单独会谈中声明：“赫鲁晓夫同志，我以我们党的名义对您声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也不会参加战斗。如果胡志明同志退往中国边境，我们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不会为越南人战斗，因为我们的力量在朝鲜损失太大。”我们看到，事情正朝着不利于越南人的方向转变，于是便对中国同志说：在我们看来，援助越南的问题属于你们的分内之事，但关于我们的立场你们暂且什么也不要对胡志明同志说，最好让他们暂时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认为，当时这样做是正确的。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首诗，名叫《白裙子》。其中讲述一位母亲如何欺骗了自己被判处死刑的儿子。她穿上了一条白色的裙子。这位母亲之所以穿这件白色的衣服，是因为她与儿子事先有一个约定，即一旦她穿上这条裙子，就表明儿子将被〔皇帝〕赦免。当看到母亲穿上了白裙子，儿子便认为他将被赦免一死，于是便精神抖擞地走上了断头台，并在没有精神崩溃的状态下被绞死。这位母亲欺骗了自己的儿子，目的就是希望他不要在被处死前害怕。这当然是一个高尚〔神圣〕的谎言。我已记不得这首诗的作家是谁。这里坐着西蒙诺夫同志，可能他知道？

К.西蒙诺夫：有这首诗，名叫《神圣的母亲》。

Н.С.赫鲁晓夫：不，它的名字叫《神圣的谎言》或《白裙子》，只是这首诗的作者我记不清了。不过，既然连西蒙诺夫也记不清作者，那么我就更有理由记不住了(会议厅所有在座的人都活跃起来)。

那时，当越南同志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之际，我们却不能帮助他们。我们当时认为不应告诉其关于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而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更恰似这个神圣的谎言。因为如果我们告诉了他们实情，就可能影响他们的战斗精神。随后的情况是这样，越南人民军不久便占领了奠边府——这个殖民者的最重要据点。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虽然胡志明的军队已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但敌人的状况更糟糕。军人们都了解这种情况，这也是战争中常有的事。

我们派往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根据事先的指示坚决捍卫越南同志的利益。当时胡志明同志也化名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并绘制了预定南、北越南之间边境线的地图。我们代表团必须把这份地图提交给法国人。但当越南人攻占了法国的奠边府据点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向我方代表团发出了急电，以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露自己所携带的那份地图。我们期待着在这种新形势下法国人能够向越南同志做出更大的让步——给北越更多的领域。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心绪不安的，只希望法国人不要拒绝签署停战协定。因为越南同志当时已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了。

最终，法国人签署了协定，并向越南同志让出了比他们最初所要求的更多的领土。这就是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正如大家所看到，当时中国同志的立场并不是跟现在战争已结束时一样——如此的好战。上述并不是这方面唯一的例子。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关于各个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的论断。其中指出，除了采用非和平的、暴力方式之外，无产阶级还有可能通过和平夺权的途径——通过各种方法积极发展群众运动，通过利用议会斗争方式等。我们强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所采用的各种方式中有一个必需的、决定性条件，那就是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的领导下必须掌握政治领导权。

中国同志对苏共二十大关于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论断持怀疑态度。他们将关于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包括利用议会斗争方式在内——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论断称作机会主义。

我们如何评价中国人所坚持的这一立场呢？他们认为斯大林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可能不知道，正是斯大林本人将关于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容写入了英国共产党的党纲的。

А.И.米高扬：当时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由斯大林写的。

Н.С.赫鲁晓夫：是的，这的确是当时由斯大林写的。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当时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现实生活也再次证明了我们党的二十大和莫斯科宣言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接下来不久，资本主义国家的17个共产党举行了罗马会议。我们的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论断正好适用于这些国家并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们完全拥护这一论断，会议决议的内容与苏共二十大决议以及1957年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中关于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中国同志对上述17个共产党所通过的罗马会议决议提出指责，而我们认为这些决议都是正确的。不久前，我与陶里亚蒂同志会谈。我们都再次坚定地认为，不应对兄弟党的罗马会议决议的正确性持任何怀疑态度。

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听取那些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的共产党员们的呼声呢？要知道，不论是非和平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他们的目标都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中国同志却不愿意考虑这些。

显然，中国同志是把阶级斗争问题与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解放等问题相互混淆起来了。这里，我们可以拿他们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和捍卫和平民族委员会中对各共产党工作问题所持立场为例。中国同志不愿意考虑如下情况，即捍卫和平运动的参加者包括有工人、农民、资本家、不同国家解放解放运动活动家、宗教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代表等各种成分。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与共产党人一起开会的也有资本家；在这里，虽然人们的政治观点各有不同，而且从属于不同的阶级集团，但他们相互合作，正是为了和平而斗争的共同目标把他们团结了起来。

我再重复一下，中国同志不愿意考虑这一切。他们要求参与和平理事会活动的共产党员们通过包含有谴责资本主义内容的决议。

例如，中国同志建议通过关于剥夺资本家生产资料的决议。但是，同志们，在和平理事会上我们不能这样干，这纯粹是共产党的要求。而在这里开会的还包括有像赛鲁斯·伊通一样的人们，这里的氛围明显不适合通过这样的决议。但中国人却想让参与和平理事会活动的资本家们对这一决议投赞成票。

如果我们在维护和平运动组织中只建议和执行自己——共产党人能够接受的决议，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属于其他政治派别的人们会停止参加这一运动。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局限了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基础，自己削弱了自己的阵地，并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们。这应当看作是中国同志以漂亮的革命辞藻对我们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的典型事例。

中国领导人还多次表现了自己的宗派主义观点。当我们于1958年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曾对我们说：你们如何看待联合国呢？如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从那里离开并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联合国，会怎么样呢？让在纽约开会的只有资本家们，而我们将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联合国。我当时便对毛泽东说，我不能理解这样提出问题，不明白社会主义国家都离开联合国，从而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能够毫无阻碍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此举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何好处。仅仅因为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在联合国中占多数吗？要知道，当年在沙皇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也不占多数!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有必要待在那里，以便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以便在反动的沙皇杜马中时而高声响起工人阶级代表们的声音，以便利用沙皇杜马的讲坛宣传工人阶级思想。这就是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布尔什维尔的观点。

我们共产党人目前在联合国中所肩负的职能与当年布尔什维克派别在沙皇国家杜马中所履行的职能是极其类似的。的确，我们暂时在联合国仍处于少数地位，但我们因此却有机会在世界公众面前揭露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政策。

甚至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都成功地把多数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而孤立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们。例如，当年，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关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的问题和其他一些情形下，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在联合国占多数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即使有些国家不拥护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至少会拥护那些坚持和平和和平共处政策的国家的。

如果我们如毛泽东同志所建议的那样——现在就离开联合国，那只会使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并让美国人感到满意。

要知道，他们已不止一次试图提出关于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驱逐出联合国的问题。而如果共产党人自己竟忽然做出这样的决定，自己主动离开联合国，那不正是给美国人的一份大礼吗？而这无疑将是我们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事例。当年，为了展示我们的否定态度…… [23] 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人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操纵联合国会议，通过了关于派遣联合国军进驻朝鲜的决议。而最终，我们又被迫重返安理会，吸取教训，重新占据了自己在联合国的位置。回想我们当时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安理会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曾多次感到遗憾——自己为什么会采取了如此草率的举措。那么，如今我们又为什么要重复类似的愚蠢做法呢？

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正确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已有力地展示了这一点。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甚至都没有预料到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会表现得如此团结一致。我们早就知道，中国人为了对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代表施加影响而花费了不少工夫，他们与后者开了3个月的讲习班。我也曾想过，因此他们可能会成功地糊弄一些人。可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表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其中包括亚非拉各国在内，均一致反对中国的立场，而拥护苏共的路线。这对我们今后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不给中国同志继续从事分裂各兄弟党的活动以可乘之机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苏共，则必须在各级党组织中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以便在会议上向共产党员们解释我们的立场和中国同志错误的实质。不过，我们的讨论应当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进行，即不要发展成某种形式的反中国的游行示威。因为这样做会危害我们的共同事业。应当使我们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可能，以便消除我们与中国同志之间的现有分歧，而不是激化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应当成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总路线。

手写批注：

归档。

В.切尔努哈

1960年12月2日

РГАНИ，ф.2，оп.1，д.476，л.193-235

№23009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通过科兹洛夫的报告(1960年7月16日)

同志们，有一个提案，也许不必进行讨论？

众人道：正确。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甚至我们(关于此)连登记都没有做(笑声)。

那么，我们就说好了，不对这一提案举行辩论。

决议已分发给大家了，你们都读了吗？

众人道：都读了。

众人道：可以。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还有其他决议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全会与会同志们还有其他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可能有人不同意科兹洛夫同志在主席团所表述的立场？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没有？所有人都同意吗？(热烈而持续不断的掌声)

关于决议还有什么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那么，我们将就对该问题进行全体表决吗？

众人道：全体。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那么，我提议对该决议进行表决。赞成上述决议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有人弃权吗？决议一致获得通过。

我想请求全会成员们考虑一个问题，即是否需要对该决议再编辑加工一下，是否还需要主席团对所有问题再思考得周全一些。

众人道：正确。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算解决了。

还有一些情况需要向中央委员们做出通报：在上次中央全会上我们根据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个人请求通过了关于解除其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的决议，以及解除勃列日涅夫志所担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决议——理由是其被选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上述通报内容当时并没有见报，目的就是担心你们会为此而感到难为情。如今，我们将以本次全会决议的名义宣布此事，——我们也不说，上述决议是在那次全会上做出的，而只是公布这一情况。

请允许宣布全会工作到此结束，会议闭幕。

РГАНИ，ф.2，оп.1，д.476，л.236-238

№09979 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960年7月18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奉命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下：

依照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专家到中国工作。为了这一目的，苏联政府选派了最好的和最有经验的专家，而这常常给苏联国内的经济带来影响。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向友好的中国人民履行兄弟般的国际主义义务。苏联人在华期间，他们真正遵守了指示，避免了任何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

在1958年8月初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方面表示了他们对某些苏联专家和顾问的不满。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苏联的直接指责。然而众所周知，苏联从来没有强迫过他们接受专家和顾问中的任何一个人。早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就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召回苏联专家的建议，这是考虑到这些国家正在培养自己的干部，并且按照苏联政府的判断，这些国家有能力经过努力解决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当时同意了苏联政府的提议，苏联专家从这些国家被召回国。在1958年中国领导人表示了他们对苏联专家的批评意见之后，苏联政府再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召回苏联专家。然而，如同在1957年一样，这次中国方面仍然表示苏联专家最好能够延长在华期限，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他们。

最近，中国方面在处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上开始推行一条显然针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与条约的规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间通常的关系准则是相抵触的。按照当局的指示，中国官员在苏联人中分发用俄语特别编辑的旨在宣传直接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立场的材料。他们竭力引导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去讨论那些苏联共产党与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某些不同意见的问题；他们竭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们，并试图引导专家们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在那些有苏联专家工作的中国机构和企业中，领导干部们固执地试图让他们加入上述问题的讨论。例如在5月19日，在广州的中国电子工业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向在研究所工作的苏联专家提议，讨论用俄语特别出版的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选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让他们表达对文选中选编的文章的看法。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的一些苏联专家组，中国官员还强迫每个苏联专家接受这一文选，众所周知，其中包含着苏联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反列宁主义观点。在一次有苏联军事专家出席的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宣传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而那是不正确的、有缺陷的和与1957年11月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的基本论点相矛盾的。在中国的机构和企业中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事例，那里的领导干部竭力引导苏联专家参加讨论，向他们施加压力，影响他们，促使他们持有与苏联共产党的决定完全不同的观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些行动是不尊重他们本人及其工作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所不能容忍的，实际上是公开煽动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考虑到这一系列事实，苏联专家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再受到中国方面的信任，而这是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所必需的，更别提他们为中国人民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军事建设所提供援助而应受到的尊重了。还存在一些苏联专家的意见被忽略，或者对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不予考虑的情况，尽管事实上这些意见是基于专家们基础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而提出的。甚至苏联专家们准备的文件，包括个人意见和技术规范，也要经过激烈的讨论。

这一情况导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们没有机会履行他们职责，也不能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全部贡献出来。他们实际上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无私的工作不被赏识，他们从中国方面得到的只是忘恩负义。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相信，正如我们的一些专家指出的，他们正在受到监视。这表明，这些怀着深切的感情，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人，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理解。

的确，所有这些都伤害了苏联专家们的感情，中国方面对他们的不信任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使得他们被迫向苏联政府提出回国。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指出，中国方面上述的举动对苏联是极不友好的。这些举动违背了中苏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些协议中，中苏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友好合作，完善和巩固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就中方的这些举动而言，让苏联专家们继续留在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大使馆受命通知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他们的祖国。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苏联方面也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本身以前也曾提出过命令一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回国的问题。

苏联政府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确理解苏联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418—3421页

№03969 伊利切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停止出版《苏中友谊》和《友好报》(1960年7月21日)

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今年6月29日的决议，指示苏联驻中国大使通报中国同志，我们认为停止在中国出版苏联杂志《苏中友谊》和停止在苏联出版中国杂志《友好报》是适当的。

中国同志至今对这个交涉没有做出答复，虽然参赞苏达利科夫同志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子意会晤已过去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杂志《友好报》仍按期送交《真理报》出版社付印，现在印刷厂里已有6期——第26、27、28、29、30和31期。

印刷我们《苏中友谊》杂志的北京印刷厂积压着我们杂志的第26、27、28、29期。所有这4期都已出版，而且《人民日报》对此都作过报道，其中有这样的话：“订阅《苏中友谊》请到各地邮局。”从30期开始，我们杂志的材料再没有送去付印，所以杂志事实上已经停止出版。

中国同志继续在毫无限制地推销用中文出版的《苏联》画报(第7期和第8期每期订数达62000份)和《苏联妇女》(第7期和第8期中国朋友各预订了51000份)，这个事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外，中国还在毫无限制地销售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出版的刊有地方报刊文章的新闻周报，印数为1000份。

对中方寄来的《友好报》杂志第27、28、29、30和31期上文章的分析表明，他们仍然和第26期的精神毫无二致，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交涉。至于说到为了在苏联销售而用俄语出版的《中国》画报，它的第10、11和12期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人民公社，关于“大跃进”，关于“小高炉”等方面的文章和插图。同时杂志上还刊登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资料和反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论战文章。虽然“苏联报刊发行总局”对寄来的第10、11和12期《中国》画报(每期为90000份)没有发行，中国同志也没提出任何批评。

7月12日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张映吾拜访了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索要“在苏联发行的那些用俄语出版的外国杂志”的资料，特别重视用俄语出版的《美国》杂志。这件事也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必须：

一、委托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请中共中央对苏达利科夫同志的通报尽快做出答复。通报说：“莫斯科认为停止继续在中国出版苏联杂志《苏中友谊》是适当的，并请中方停止在苏联出版《友好报》杂志。”

二、至于说《中国》画报，我们认为允许苏联报刊发行总局把该杂志的第10、11和12期分发给订户，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塔什干每期销售2万到2.5万份。

三、关于两国大使馆出版的新闻简报，我们认为当前互相不宜主动提出取消这种出版物。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新闻简报用打印的方式每周出版，每份2—3印张，印数约1000份。它分送各地方报纸和相当一部分积极分子。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出版的新闻简报不定期出版，由于用油印机印刷，份数不多。总共只出了39期。大使馆出版新闻简报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公认的活动。

请批复。

Л.伊利切夫(签名)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Г.茹科夫(签名)

1960年7月21日

ЦХСД，ф.5，оп.49，д.329，л.166-167

№2073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赫鲁晓夫访朝及苏联撤退在华专家(1960年7月24—26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

第135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7月24—26日

我受托去长松与金日成见面。

我同外务相朴成哲离开平壤去长松，一同前去的有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和大使馆翻译Б.М.莫罗佐夫。

7月24日我们刚到，金日成就请我吃午饭，饭后我们在他别墅里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崔庸健(在休养)、外务相朴成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翻译崔元植和大使馆翻译Б.М.莫罗佐夫。会见时我对金日成说Н.С.赫鲁晓夫有信给他，并亲手把信交给了他。会谈时也涉及了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我把Н.С.赫鲁晓夫1960年7月19日的信交给了金日成，信中通报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问题请求的决定。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使金日成和崔庸健感到非常高兴。金日成在读信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说：“好”，“很好”，“苏共中央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

…… [24]

接着，金日成感谢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正确无误地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国内的实际情况。

我也感谢了金日成，我说，我作为大使，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限的工作。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以及Н.С.赫鲁晓夫亲自要我以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身份进一步加强苏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友谊。

金日成和崔庸健很满意，很高兴地收到了Н.С.赫鲁晓夫的来信。后来，吃晚饭的时候，金日成告诉朴正爱(她刚从农业合作社回来)说：“经济问题解决得很好。”外务相朴成哲在座谈会上和在以后会见中，对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第二，金日成问，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9月几日抵达平壤。

我回答金日成，来平壤之前Н.С.赫鲁晓夫同志接见了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委托我向您转达，他可能于今年9月中旬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具体日期要在得知以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访苏的日期定下来以后，才能通知你们。

金日成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他说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以极大的热情和喜悦的心情等待为世界和平做不懈斗争的战士、卓越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到来。我们想让Н.С.赫鲁晓夫同志看看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Н.С.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期间，金日成说，我们准备召开最高人民会议，会上将讨论、通过给南朝鲜的和平统一国家呼吁信。信中的内容基本上是我们文件中多次提出的建议。其中一条新的建议是建立联邦。信中的基本原则我将在朝鲜解放15周年的报告中详细阐述。报告中会提到，如果两朝鲜政府不准备或担心参加南北朝鲜普选(美军撤离以后)，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议成立联邦。我们不坚持废除南朝鲜的资本主义制度，朝鲜的共同问题可以通过联邦来解决。联邦的成立将促进南北朝鲜的接触，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为和平统一国家打下基础。我们将请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我们想，金日成接着说，最近期间，8月15日前后，发布以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60年9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消息。具体日期何时合适由苏共中央决定。

金日成还说，因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今年9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60年8月15日解放15周年的庆祝活动我们就不邀请其他政府代表团了。

我问金日成，能否事先告诉我，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期间他们准备邀请哪些企业、城市和团体。

金日成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于8月初，他休假回来以后就开始研究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的日程。建议参观访问平壤纺织厂、兴南无机肥料厂及其他邻近的企业、冶金厂，可能还有黄海道某个集体农庄、安州水力灌溉系统、平壤大学等。考虑在平壤举行一次群众大会和游行。

第三，据金日成通报，今年8月10日到9月20日全国举办朝苏友好月，期间朝鲜人民能够广泛了解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了解苏联政府的对外和平政策、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了解苏联关于普遍全面裁军的建议。

第四，金日成饶有兴趣地问，谁来主持平壤的苏联展览会开幕式。

我回答说，大使馆还不得而知：可能莫斯科有人过来，也许会委托大使。

金日成希望展览会开幕式安排在8月13日或8月14日，他说开幕式上金一同志或崔庸健将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辞。

我对金日成说，展览会建设已经结束，至今还要做一些清洁工作和修补工作。展品已全部运到，80％已经到达平壤。展品很有价值，而且很多，不知能否全部在展览会展出。现在苏联专家和朝鲜同志一起正忙于安置展品。估计一切工作最晚不会超过8月10—13日结束。他们希望展览会的开幕式安排在8月13日或14日，关于这一点将会报告给莫斯科。

第五，我将苏共中央于今年7月18日的信交给金日成，信中附有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召回苏联专家和参赞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复本。

金日成和崔庸健在读信时表示惊奇。听到在中国的许多苏联专家受到中国人不恰当待遇表示愤怒，多次重复“阴谋”这个词。金日成也指出，“中国领导人看来想把苏联专家变为中国自己的专家”。总的来说，对这封信的反应还是相当平静的。

金日成请我代为感谢苏共中央提供了信息。

第六，金日成通报信息，今年8月8日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例会，会上将研究下列问题：

1.关于农业、地方工业、建设、捕鱼业的机械化，工业的技术改革。报告人金一。

2.培养技术专家。报告人金昌满。

3.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总结。传达人：代表团团长金昌满。

金日成说，他也将就这个问题发言。

第七，金日成同时通报说，按朝鲜职业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大概在8月18日举行全国“千里马”队队长会议，将有五六百人参加。职业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李孝淳将作报告。会议参加者将被邀参加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的群众大会和游行。

第八，今年8—9月间，金日成说，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我们准备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这个代表团也将去中国。中国领导人邀请代表团8月份去北京。可是，我们想代表团最好先到苏联，这样合适些。

7月25日一整天(从6点到20点)和7月26日上午(从6点到12点)应金日成邀请，我和他一起在水丰水电站旁边的水库钓鱼。整个这段时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在轻松、同志式的、相互信任的气氛中我们谈了许多问题。

金日成跟我交换对有些问题的信息，谈了自己的观点。

…… [25]

金日成多次亲切地回忆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见的情景，后者跟朝鲜领导人谈得很深入，涉及的内容很广。金日成好几次提到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一贯坚持不懈地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他关心赫鲁晓夫同志的健康情况，对他的工作能力、勤奋精神以及国内外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演说的鲜明性表示由衷的钦佩。“为什么要战争？”他问了好几次，“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懂得这一点？”他强调指出，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同志执行的列宁主义政策。因此谁反对苏共中央，金日成说，谁就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

会谈期间金日成多次提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Ф.Р.科兹洛夫同志，对他评价很好，金日成说，他本人在今年6月13—18日访问苏联期间第一次跟他直接接触，这位同志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精通国内外大事的领袖人物，是一位心平气和的、细心认真的交谈者。

我向金日成通报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工作和决议。

我对金日成内容丰富的会谈和通报的讯息表示感谢。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23-29

№20736-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评价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960年7月30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

第135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7月30日

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我见到了朴金喆(事先已经约定，见7月22日的会谈纪要)，并与他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

会谈开始时，朴金喆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全体成员得知Н.С.赫鲁晓夫同志亲笔给金日成同志来信的内容之后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从这里，朴金喆说，我们就看出Н.С.赫鲁晓夫同志个人的巨大作用。

苏联最近的援助有助于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七年计划中提出的问题，首先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不能说在利用苏联援助过程中没有缺点，而总的来说，利用得当。我们争取更有效地利用这次给我们的援助。

朴金喆代表党中央领导感谢大使在这方面起的作用。

我说，我们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始终全面深刻地研究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请求和愿望。这一次我们的领导人认真地研究了金日成在去莫斯科时提出的请求。苏联人民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希望新的七年计划顺利完成。至于对大使的感谢，我应该感谢您的关照，应该说我在这方面的作用微不足道，我只是做党和政府交给我进一步巩固苏朝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事情。

是的，朴金喆说，正确理解我们党，对巩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具有重大的意义。

接着，朴金喆强调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个人在执行和平共处、巩固世界和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政策方面的重大作用。

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一切活动，朴金喆说，旨在不间断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例如，现今的南朝鲜还处于美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下，可是，目前的国际局势使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条件执行和平共处的政策。朝鲜劳动党为和平统一国家的斗争，是苏联政府和Н.С.赫鲁晓夫同志一贯坚持的世界和平共处政策的一部分。

应朴金喆的请求，我向他通报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工作和决议，朴对此感到很大兴趣，也很关心。

朴金喆称我们的炼钢法很奇妙，把科兹洛夫工程师的轧钢机发明称作建设中的革命。这一切我们都感兴趣。接着他说，他们现在正在筹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会上将讨论工业技术改革，苏共中央的决议一定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以后我向朴金喆通报了Ф.Р.科兹洛夫关于总结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我详细地叙述了中国领导人反对共同宣言和和平宣言基本原则以及开始反对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错误立场。通报以后我告诉他们，苏联的刊物上将登载大量关于和平共处、争取和平、战争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各种形式的文章。

朴金喆说，他得到了非常重要、有用的信息。当然，在与金日成同志会见时，他说，您(即大使)给他讲了一些比他以前从金昌满那里了解到的更新的消息。

朴金喆说，苏共中央，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立场，久经锻炼，经验丰富。我们不赞同反对苏联，反对苏共中央的人。众所周知，我们领导干部所做的工作都是根据朝鲜劳动党的路线，听从金日成同志的指示。现在整个朝鲜劳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周围，朝鲜劳动党跟社会主义国家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党政领导以及金日成同志本人多次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金日成同志始终指示我们，正是由于苏联力量的强大，科学的发达，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得以很快地发展经济。帝国主义者害怕苏联的强大，他们不敢发动战争，因为害怕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我们像支持和平共处的斗争一样永远支持Н.С.赫鲁晓夫的积极活动，朴金喆继续说及和平宣言和共同宣言。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积极活动为和平共处进行的不倦斗争对保卫和平，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能说的就是，我们两党的关系将一如既往地得到更加巩固。中国同志们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同意。

朴金喆同时也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捍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我党始终正确制定路线、方法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在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中，在提高自己威信和增强自己力量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总结是正确的，他们一致赞同共同宣言与和平宣言。中国领导人对当前时代的性质给予不正确的评估。但是，应该知道，错误地估价形势会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会给帝国主义者制造进一步军事竞赛的机会。

我们面临着一项严峻的思想工作。我们现在不能后退，将来也决不能后退，因为我们深信，苏联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虽然中国人胡说我们反对列宁，他们拥护列宁。

接着，我举了一个中国实行人民公社的例子，说明中国领导人内外政策的错误。我详细地指出中国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是极其错误的，为时过早。

朴金喆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中国人内部的事。而我们，他说，我们将沿着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道路前进。

接着我讲了中国人在国内政策的错误，如忽视甚至反对物质利益的原则、发展“小”冶金业、跃进式的发展国民经济等。我特别强调，中国人尽管在内外政策方面犯了错误，但还是奢望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朴金喆说，朝鲜劳动党坚定贯彻物质利益的原则，及时纠正不可避免即将发生的某些问题。

当然，朴金喆说，我党现在走的正是苏联共产党走的路，虽然我们的速度并不太快。我们的建设速度，他说，也很快，因此有时也会出现工作质量方面的缺点。

朴金喆说，我们永远不会犯中国人所犯的错误，如果发生困难，我们会征求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意见，请求他们的帮助。

此后朴金喆提醒大家，8月份将举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会上将讨论工业技术改革问题和其他问题。我们会考虑，朴金喆说，苏共中央的决议，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建设中。

我们双方对各自提供的有益信息和意见表示了谢意。

会谈的翻译工作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部副部长金永南和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翻译Б.М.莫罗佐夫担任。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31-35

№20736-3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内的亲华派和亲苏派(1960年7月31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

第135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7月31日

根据事先的约定，我与内务相方学世在青山(Чинсан)水库见了面。

我告诉方学世，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金日成于今年6月13—18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提出的请求做出了肯定的决定。

方学世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并说，苏联政府这项新的巨大援助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朝鲜人民必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项援助。

方学世告诉我说，国内局势正常，没有出现过严重事件。不久前分界线附近的海上发生了一次南朝鲜护卫舰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巡逻船之间的冲突。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船沉了，有些人牺牲了。渔民安全逃离，没有伤亡。

不久前因受台风的影响，约有十名渔民遭难。

后来方学世再一次讲起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他跟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会晤和会谈对正确认清形势是非常及时的，非常必要的。金日成于今年5月访问中国，多次会见了毛泽东。回来以后他感受中国领导人对他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很真诚，很关心。他后来在牡丹峰自己的别墅里为中国大使和参赞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招待会。金日成在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以及跟领导干部会谈中多次讲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关心我们，愿意在多个方面帮助我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目前没有任何不能协商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然而在莫斯科，金日成听说毛泽东在对待他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不真诚、虚情假义。当金日成在莫斯科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他立刻改变了对中国人态度。回国以后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声明，必须警惕中国人的各种挑衅。

会谈中涉及常务委员会亲中国立场的人。方学世说，最亲近中国的是常务委员会成员、外贸部部长林海，常务委员会成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副主席金昌满也亲中国，但是此人，方学世说，是个非常聪明、狡猾的人，他不会当面反对金日成的立场。而亲苏联的是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朴金喆、金一和李孝淳，后者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朴金喆。至于韩安天、郑一龙和李钟玉，方学世回答说，韩安天不亲中国，郑一龙和李钟玉他们是善于经营的人。讲到金日成对南日的态度问题时，方学世说，金日成仍旧尊重南日，对他很好，但是好像觉得在对待南日的问题上有些压力，都在说希望金日成改变对他的态度。后来到底怎样，现在很难说。

我对方学世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36-37

№13732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苏联撤退专家对中国的影响(1960年8月4日)

根据我的请求，我在中国外交部拜访了陈毅，并作了如下口头声明：

“我们得知，凡有苏联专家的单位都在和他们进行谈话。在这些谈话中向他们宣读了苏联政府曾与中国政府秘密交换的关于召回苏联驻华专家的照会，但是专家们事先都不知道被召集谈话的目的。中国方面的负责官员(直到副部级)告诉一些专家说，是中国政府下令向苏联专家宣读这个照会的。

大使馆认为，中国方面的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其目的在于毫无道理地替代苏联机构管理其在国外工作的专家。另外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所有在华苏联专家都已经被苏联政府告知了撤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

大使馆不得不指出，中国有关单位在苏联专家问题上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不寻常的、蓄意的行为，也不得不认为，他们进行上述谈话的目的是在召回专家问题上散布怀疑情绪，并借此在苏联在华工作人员和苏联政府之间制造矛盾。

考虑到这种针对苏联政府及在华苏联工作人员的不明智、明显不友好的行为，大使馆认为，有义务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这种行为在两国关系中是不能允许的，并希望下令中国有关单位停止这种做法，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听完上述声明后，陈毅说他愿意对此给予答复。他说，召回苏联专家这一非常事件是苏联方面制造的，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召回为数大约1400—1500名专家的决定，是苏联政府没有与中国政府商量而单方面做出的。中国方面是在7月16日被告知此事，而且没有等我们(中国人)做出反应，苏联专家就开始回国了。现在有大量的苏联专家已经回国了。苏联专家分布在16个城市，500—600个单位。他们不管“那里机器正在运转”，就全部被召回国了。陈毅说，苏联已经不再把中国当作兄弟国家了，根本无视中苏条约和协定的义务。召回苏联专家“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会影响到整个中国”。

他进一步说，关于苏联专家离开中国之事，他们过去从未，现在也不准备责备大使馆，也不想指责这次召回专家的工作，因为大使馆有义务执行政府的命令。我们(中国人)不想猜测大使馆向专家们做过什么工作，你们在这里有你们的权利，我们不会要求你们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个问题至少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苏联政府单方面的行为。

陈毅说，召回苏联专家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到9月1日所有专家都会离开中国。全世界都将知道这件事，这也会是“一件大事，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我们两国都是大国，过去一直互相合作。他强调，他所要说的不代表中国外交部，也不代表中国共产党。“我是一个小人物，不想评价苏联政府的行为。我只是希望你正确地理解我们。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突然的、决定性的步骤，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友谊的破裂——这是严重的问题。”陈毅再次强调，所说的都是他的个人意见，并声称中国方面的官方立场很快就会宣布。

陈毅说，我们两国竟然成为不友好的国家，失去友谊后我们还如何生存，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当然，由于专家被召回，我们(中国人)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我们会努力重建我们的友谊，“兄弟终究是兄弟”。你们早就消灭了资产阶级、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 [26]

陈毅笑着说：“你看，你想见陈毅，而他已经接见了你，尽管他知道肯定要谈专家问题，你也会向他提出抗议，但他还是来见你了。”在强调这都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而只是一次朋友之间的交流之后，他说，如果苏共和中共还讨论这种小事的话，那么讨论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必须把这些小事放在一边，而着重谈那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你和我都解决不了，因此我只是表达我个人的意见。苏联大使以前是尤金，现在是契尔沃年科。所有这些同志，中国的副部长、部长、副总理、总理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同志都接待并和他们谈过。但是中国驻苏联的大使，甚至连苏联的外交部副部长都见不到。陈毅又进一步说，“就连一个副职都见不到，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关系坏成什么样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两党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但是，彭真与科兹洛夫在莫斯科的会谈以及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都没有达成一致，布加勒斯特的兄弟党大会也是这样。“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我希望，我们党也希望，所有这些争论在下次会议中能够解决。”

为了不给敌对势力拿专家离开作恶意宣传的机会，双方同意应着重强调苏联专家对中国国力增长的促进作用。之后，陈毅声明，去年中共和苏共之间一些局部的和细小的分歧“已经让外人知道了，但这不是中国的过错”。无论如何，用他的话说，直到1958年都没有发生现在这种情况，但从1959年初摩擦就越来越多了。他强调指出，他们向苏联专家宣读这两个照会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

回到向专家宣读照会的问题上，陈毅重复道：“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突然行动，这个单方面的、非法的、违反双方条约和协定的行为，破坏了我们的友好关系。”单纯指责中国，这是不公平的。双方理论上的分歧可以通过充分讨论来解决，为了我们同志式的友谊，这种事是应该避免的。如果你们承认你们的行为是单方面的、非法的、突然的，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你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非法的和不友好的指责。

陈毅说，他不想说更多了，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兄弟党会议上提出来的，但有必要指出，1948年苏联曾对南斯拉夫采取这样的行为(撤出专家)……

陈毅继续说，我正在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你们已经采取了两次行动：停办杂志和召回专家。我不知道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但我们仍然是兄弟，我们早在列宁时期就建立起友谊了。中国方面不会采取任何针对你们的行动。我们只想对此作一个合理的解释。陈毅再次表示惊讶：苏联方面在对中国采取大规模政治行动的时候，一方面漠视中国人，一方面又指责他们。他说：“我们不是南斯拉夫，如果你们要把我们当作南斯拉夫对待，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之后，陈毅又开始谈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这种仇恨“在未来二三十年都不会消失”。我们说，苏联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并不亚于中国人民。陈毅对此没有反应，又宣称：“我们将继续与美帝战斗，即使你们对我们采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或其他不友好的行动。”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比当年打游击的时候好多了。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对伟大列宁所创立并留下来的苏联和苏共失去信心。

陈毅再次提到“第三次行动”，并说，作为外交部长，他一直有心理准备。但同时他也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如果这些事件能够成为转折点，使双方关系不致进一步恶化，这可能会成为一件好事。在双方关系中，你们(苏联)处于优势，你们(苏联)比我们更强大，困难也比我们少，你们有权决定帮助还是不帮助我们，召回还是不召回专家。而我们(中国人)则无发言权。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口多一点，因此，召回专家对你们损失不大，而对我们则会造成巨大损失。

此后，陈毅又回到了宣读照会的话题，试图把整个问题归结为通过宣读照会这种特殊方式来表示对苏联方面的不满。我说，这个问题不应人为地使之复杂化，并强调，处理问题的惯例是不需要讨论的。

陈毅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但又立即指出，我们的处理方式也不是“很好的”，并且是“由你们开始的”，其理由是苏联报纸在中印边界冲突发生时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实质性的批评了。最后，陈毅对我们之间的坦率交流表示满意。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454，д.8，л.204-218

№20737-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赫鲁晓夫推迟访朝(1960年8月11日)

1960年8月2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10—23日

第13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11日

受中央的委托，我拜见了金日成，并通知他，因为Н.С.赫鲁晓夫同志有重要事情，很遗憾，不能于9月中旬在商定的时间进行访问。Н.С.赫鲁晓夫同志只能在10月初前来访问，如果朝鲜朋友接受的话。

听了通知以后，金日成说了下面一些话：“很好，Н.С.赫鲁晓夫同志无论什么时候来我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我们都随时准备接待他。我们同意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1960年10月初确定的时间前来访问。”

我对金日成说，莫斯科同意Н.С.赫鲁晓夫同志即将访朝的消息可在朝鲜解放15周年前发布，是否可在明天，8月12日在报刊上简短地介绍一下来访的情况。

金日成说，我们同意在今年8月12日发布Н.С.赫鲁晓夫即将访朝的消息。对提出的建议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我通知金日成，苏联政府同意您提出的关于今年8月14日在平壤提前举行苏联展览会开幕的建议，并把此事委托给我。我问金日成，展览会开幕的时间何时合适，跟谁协商开幕式的程序。

金日成回答说，他的意见是11点钟比较合适。有关开幕式程序与郑一龙见面后商定。

金日成告诉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苏共中央在指定的时间内开始委员会为即将于今年9月29—30日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做编制文件的工作。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员即将确定。

我感谢金日成通知我这些情况。

参加会见的有外务相朴成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翻译崔元植、大使馆三等秘书Д.А.普利耶姆斯基。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43-46

№20737-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中国的立场(1960年8月13日)

1960年8月2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10—23日

第13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13日

我受托拜见金日成或其代表，并以口头形式通报关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消息。因金日成忙于朝鲜解放日的筹备工作，应他的要求，我拜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外务相朴成哲出席了通报会(第一个问题)。

朴金喆感谢苏共中央的通报，并说：“这些我都理解。这些材料很重要，很重要，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很有帮助。”

朴成哲后来离开了，他说要接见即将离任回国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我对朴金喆说，今年7月24日我与金日成会见时，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苏联政府同意，在今年8、9月份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去苏联签订长期贸易协议。莫斯科研究了他提出的意愿，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签订1961—1965年苏朝两国互换货物协议的建议，并准备于1960年9月下半个月接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来进行谈判并签订这项协议。

朴金喆对此表示感谢，并说，他立即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报告。

朴金喆主动向我通报了关于今年8月11日闭幕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决议。有关这个问题他谈了下面一些话：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了三个问题：关于技术进步，关于培养技术专家，关于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上的总结。有关第一、第二个问题的材料已在报刊上发表，您已知道。我现在向您通报的是全会议程中的第三点。”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表团团长金昌满作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报告的草案经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之后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宣读。全会的参加者一致同意报告。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材料，苏共中央情况通报中的一些资料以及中国同志的观点。报告中指出，参加布加列斯特会议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在情况通报中阐述的观点。

我简单扼要地谈一下我们报告中所涉及的一些国际问题。首先，我们报告中谈到了对我们时代的评价问题，谈到共同宣言和和平宣言的问题，也谈到了苏共中央情况通报中的问题。众所周知，当前的时代特点是帝国主义灭亡，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评价，一致支持。我们的同志一致反对中国同志对当前时代性质，如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与革命方面的评价。我们完全同意苏联同志的评价。

报告中讲到，苏共中央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观点已阐述得非常清楚，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制止战争的力量。而中国同志关于苏共中央认为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我党支持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形成的和平共处的政策。过去和现在我们都支持它，因为我们认识到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当代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制订和平共处和保卫和平的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路线。我们在报告中就是这么说的。

报告中我们反对中国同志说苏联不支持、不帮助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古巴、埃及、阿尔及利亚、刚果等国家人民的观点。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在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为自身的独立斗争中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由于苏联的干涉曾经多次成功地制止了战争。我们知道，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为自身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我们完全支持苏联的政策。

我们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保卫和平，裁军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也全力支持苏联。

报告中也指出，金日成同志在访问莫斯科时的会谈，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见以及他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我们都是完全赞同的，也是全面支持的。我们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中国同志使印度的边境冲突尖锐化，使尼赫鲁成为英雄，使印度共产党陷于困境。苏联同志说得对，过去甚至国王也不会为边境问题动武，而现在中国同志却为了边境问题打起仗来。在这方面我们同意苏联同志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重要国际问题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与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存在着分歧。

同时我们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同志把Н.С.赫鲁晓夫与苏联共产党分隔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绝不会得逞。

报告中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为了使无党派同志——工会干部接受他们对许多国际问题的观点所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我们在报告中指出，这是阴谋。

报告的结束部分我们强调，以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一贯忠于共同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这两个文件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宪章。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结论，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当前必须更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

在通报全会决议第三个问题时，朴金喆说，他只是大体地介绍了报告的精神，报告内容还要详细，并附以实例。

朴金喆最后说，全会一致通过了对这问题的相关决议。

我对朴金喆的通报表示感谢。

大使馆三等秘书Д.А.普利耶姆斯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担任翻译工作。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51-55

№03978 苏达利科夫与罗贵波会谈纪要：关于中苏边境纠纷(1960年8月17日)

摘自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9月7日

根据中央指示，我拜访了中国外交部并向罗贵波面交了关于中国公民在布兹爱吉尔山口地区擅闯苏联国境的照会。

罗贵波以气愤的口吻声明说，关于中国公民是否越过苏联国境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据中国当地政府报告，上述照会中提到的中国公民并没有越境，因此中方不能接受照会中提出的要求。此外，有关国界的问题不属于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而应由双方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苏联政府和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事先没有进行适当的协商，突然向中国政府递交照会，罗贵波对此感到吃惊。

罗贵波接着说，据他们的情报，中国边防当局还在一个月之前就接到苏联边防军的通知，说应当举行会晤以解决边境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授权边防当局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便不能同苏联边防军会晤。据罗贵波说，中国外交部不久前已批准中国边防军与苏联边防军会晤，但如果这次会晤时提出国界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将不参加讨论。

罗贵波接着说，他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提请苏方注意，苏联边防军在这一地区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中国公民不友好的态度。罗贵波强调说，在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因此我们只希望对中国公民要友好相待，希望类似事件不要重演。至于说苏联的照会，那要进行研究，再给予答复。

我同意罗贵波的意见，我们之间产生的一切问题，包括这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我指出，根据大使馆的情报，苏联边防当局拟同中国代表会晤仅仅是为了清除可能成为错误或者偶然性结果的误会，并说明情况。关于国界的谈判他们不应当进行，因为他们手里无疑没有可以明确确定苏联国界的文件。我国边防军提出要审查的不是国界问题，而是发生的事件本身。很遗憾，中国地方当局不愿意同他们会晤。

我说，如果中国外交部有苏联边防军不正当行为的具体事实，就请告诉我们，以便采取措施对他们进行审查。

罗贵波说：“你们认为中国公民和牲畜所在的领土是苏联的领土，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最好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协商来解决。”他表示希望苏方不要坚持让双方边防当局的代表进行会晤来解决国界问题。

接着罗贵波列举了一些据他说是苏联边防军对中国公民不友好态度的事实。7月1日苏联边防军对空鸣枪吓唬中国公民。就在当天他们又绑架了人民公社一位副社长，直到7月7日才将其释放。苏联边防军威胁中国公民说，如果他们不离开这块领土，他们就要被绑架，牲畜要被强行扣留。苏方派了一个班的武装边防军来监视中国人。

罗贵波声明说，他所指出的苏联边防军人的行为是不正当的这一事实，将会得到核实。至于今后对出现的整个问题进行审核的程序，大使馆最好请求中国方面对苏联的照会做出正式的答复。

我表示相信，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将本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所特有的友好精神去解决。我说，苏方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因为事件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但问题拖了很长时间，它应当得到解决。

罗贵波说：“苏方把问题提出来了，这很好，我们也同意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双方政府的友好协商。”他对一些友好的言词表示感谢，并且声明说他相信“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该司工作人员李广儒(Ли Гуань-жу)和史俊弟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三等秘书В.拉扎列夫。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苏达利科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332，л.216-218

№0397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近来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1960年8月17日)

兹呈上今年8月中国报刊上关于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言论。不同于不久以前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怀疑和回避，中国报刊现在特别强调说，中国过去和现在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这一点很引人注意。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60年8月17日

第15-д-1011号

1960年8月中国报刊关于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的言论

大家知道，8月1日周恩来同志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就和平共处问题发表了声明。周恩来是在瑞士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这个声明的。他来得很晚，当时主要客人，包括陈毅，已经离去，招待会快要结束了。

据新华社报道，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简述如下：

“可以说，中国和瑞士的关系是不同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一个例子。现在有些西方舆论集团挑拨说，中国放弃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这是诬蔑。中国和缅甸、尼泊尔分别签订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和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同很多亚洲国家，例如阿富汗、锡兰、柬埔寨也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同其他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力求和平共处。我们不仅愿意同亚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共处，而且也愿意同欧洲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实现和平共处……我们主张亚洲国家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条约，把这整个地区建成为无核地区。”

在以后的几天里，中国领导人也重复了周恩来的声明。中国报刊开始发表重申“五项原则”的文章，竭力证明中国过去和现在一直积极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亚洲和平共处的范例》的社论。文章描述了中缅边境争端的历史，强调中缅之间的友好关系表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良好榜样。

中国报刊不断刊登经过精选的国外对周恩来声明的积极反应。例如，刊登了越南、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一些报纸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反应。详细地评述了不久前在日本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决议，决议对周恩来的声明表示赞赏。广泛发表了支持周恩来建议的参加这次大会的亚非国家小组的声明。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东京举行的上述会议上讲话说：“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早在1954年，中国政府就同印度政府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同许多亚洲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和平共处的关系。不久以前我国政府还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缅甸联盟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尼泊尔王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根据同样的原则，同它实行和平共处。”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还是这个刘宁一，两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同格里申同志会谈时说的话却完全相反，即“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这种两面手法成了现在许多中国同志对外政策问题的讲话所特有的。

周恩来8月1日声明之后，中国中央一级的报刊目前还没有发表在理论观点上对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进行探讨的专文，大概让地方报去分担这个角色，让他们继续照旧发表一些带有错误观点的文章。而中央一级报刊的基本注意力都转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具体政策，竭力用一些实例证明中国一贯支持和平共处。

中国报刊更加广泛宣传号召“建立各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首先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大使馆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同志在讲话时引用毛泽东同志那句说明这个战线任务的话：一定会以更大的力量掀起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风暴。周恩来说，我们确信，毛泽东这一预言“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无疑也适用于全世界”。就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同志再次重申，中国政府以“不倦的努力来缓和国际形势，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

中国最近发表的关于和平共处的文章的真正意图从8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答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这篇文章驳斥了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极端好战”的声明，揭露了美国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文章的末尾并不是指向美国帝国主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至于说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现在竟然也拾起美帝国主义的牙慧，大肆诬蔑中国‘好战’、‘要战争’、‘不要和平’、‘不要和平共处’，捏造中国‘要用战争’来‘推进世界革命’等，那只不过把他们自己抛到帝国主义辩护士的地位。这对中国毫发无损，而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十分不妙的。”

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周恩来8月1日的讲话以及随后就和平共处问题开展的宣传运动是中国同志对兄弟党在布加勒斯特批评的回答。显然，中国同志不仅想“驳斥”批评，而且还想说服兄弟党中某些人，似乎对他们的批评是不公正的。

ЦХСД，ф.5，оп.49，д.328，л.77-80

№20737-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支持苏共的立场(1960年8月18日)

1960年8月2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10—23日

第13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18日

我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拜见了金日成。

受中央委托我向金日成介绍并转交了苏共中央1960年8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金日成认真听取了这封信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他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在信中的观点。

然后金日成问，中国同志有否做过什么工作，是否将其他兄弟党的代表拉到自己一边。

我回答金日成，据他所知，中国领导人意欲影响苏联专家，企图煽动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的那则通讯中讲到中国同志准备1960年秋季的莫斯科筹备会议的消息。

我们无法想象，金日成说，中国同志准备怎样反驳苏共中央在情况通报中提出的原则。那里一切都讲得清楚明白。这份通报我读过两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在讨论金昌满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的报告时不曾有过什么问题。全体一致支持苏共中央的立场，参加全会的还有县党委会的委员长和党的其他干部。全会之前，金昌满的报告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讨论过，没有任何问题和其他观点。

为了恢复和巩固统一，金日成接着说，中国同志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有中国领导人尊重兄弟党，才能达到统一。统一不只是嘴上讲讲“以苏联为首”，而是要实际行动。

这封信，金日成同志指着转交给他的那封苏共中央的信说，也许会帮助他们弄清事实的本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信。

金日成指出，目前尚不知中国同志是否发表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支持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公报的通讯报道。

外交部部长朴成哲也参加了会见。

会谈由大使馆三等秘书大使馆三等秘书Д.А.普利耶姆斯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翻译。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68-69

№03972 契尔沃年科与朱德和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的成就和中国的困难(1960年8月23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年11月7日

第41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记录

1960年8月23日

8月23日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我认为，中国许多领导人和各社会团体代表出席招待会，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同志对罗马尼亚国庆节的关注。除周恩来和朱德外，出席招待会的有副总理李先念和习仲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章汉夫、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还有一些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招待会期间我被邀为主席团成员，根据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提议，我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鉴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宇宙飞船，他们通过我向苏联表示祝贺。周恩来当即为苏联人民、苏联科学家、苏联共产党而举杯。此后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招待会上，他积极地同我保持接触并进行了会谈。招待会上没有轮流讲话，但根据一切判断，周恩来以防万一作了讲话的准备，他问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巴什基洛：“为什么今天不祝酒呀？”然后，他似乎又回到起初关于宇宙飞船的话题，指出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凭记忆就能说出很多的数字，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成绩(主要引用罗马尼亚成绩的数字)同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进行比较，每次都强调说中国仍然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列举了罗马尼亚、苏联、中国各种产品的人均指数，例如钢、石油、粮食等。在对这些数字进行比较以后，周恩来立即做出结论，要让中国在产品的人均指标方面能达到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水平，分别需要10年、15年、25年或更多。朱德也参与了谈话，他说，某些品种的产品中国一般说来也许永远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国家人均水平。接着周恩来特别突出了一个思想，就是中国同志当然为兄弟国家取得的这些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条件下，这些成绩最终反映在每个国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相帮助和关心的基础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成绩上，在这方面苏联的帮助最多。

他强调指出，现在苏联已经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它给自己提出的目标不久以前可能还被许多人看成幻想——人均产品不仅要赶上，而且要超过美国。周恩来说，我们也给自己提出赶上英国的任务，但我认为，从世界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个任务并不重，而且赶上英国仅仅是指产品的数量，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国内鼓足干劲。我说，人均产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指标，然而这仍有很大的相对性，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条件下可以比较合理地发展经济的某些方面，人均生产水平并不总是确定人民福利状况和繁荣程度的衡量标准。这时我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不能以汽车的人均产量确定人民的生活水平。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会谈在继续进行，周恩来说，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比较容易；比方说，如果与苏联初期发展作一相对比较，那中国就发展速度而言，比苏联当时要快，这是由存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兄弟国家之间紧密联系这个新的条件已经产生效果来保证的。周恩来回答说，这绝对正确，也就是最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人，还要更容易一些。

会谈又回到中国国内的发展问题后，周恩来说，今年国内除旱灾和水灾(有的省6—8个月没有下雨，而其他地区又下了暴雨)外，还遭了大灾，许多地区刮了台风，毁坏了土壤的表层和地里的庄稼，拔起电线杆，毁坏了铁路等，今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比去年大得多。这一切给我们完成今年的任务造成很大的困难，周恩来说，尽管如此，但我们一定会摆脱目前的困境，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一个地区的损失可以用另一些地区的丰收来补偿。

又回到上面谈到的各兄弟国家发展的成就时，周恩来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加显示出为了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而分配劳动和更加有效地配置生产力的过程。他说，但有一些产品，如粮食，每个国家都应当对自己有充分的储备。周恩来详细谈了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粮食生产，准备在农业方面做些什么工作。这时他重复了那个著名的提纲，即坚决贯彻工农业并举，以粮为纲，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而农业发展中首先要促进粮食的增产。

周恩来强调说，目前我们中国没有解决好城镇居民的粮食问题和畜牧业问题。我说，当然这是常规，我也谈了苏联的情况，说尽管苏联在农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粮食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但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都很重视进一步大大提高粮食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说，大家知道，在解决粮食问题中采取了对我国命运的确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步骤，即开垦荒地，尽管存在不利的自然条件(周恩来提到了那几年的情况)，这仍然可以保证居民的粮食供应和建立必要的储备。周恩来对我们所开荒地的数量颇感兴趣，然后他算了它与苏联耕地的百分比，说这是件好事，中国同志也初步打算开垦自己的荒地，但由于缺乏机器，目前开展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困难。当然，凭手工劳动也可以开垦荒地，但效率不高。周恩来说，对我们来说，目前除了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和技术开垦荒地外，重要的是发展水利，没有水利，开荒也不会取得必要的效果。谈到荒地，我说陈毅从阿富汗回国的路上，如果他有兴趣，有时间，可以访问一下哈萨克斯坦的某个国营农场。周恩来回答说，他们想借会谈之机，对苏联政府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对陈毅和整个代表团的关心表示感谢，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负责官员会见了他们。他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邀请陈毅在回国途中访问这两个共和国。周恩来说，陈毅很可能会这样做的。后来周恩来回忆他20年前到过的地方，但如他说，在过去这段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20年前的往事就不值一提了。

他说他多次去苏联，但只到过莫斯科。他对我说，甚至乌克兰也没有去。朱德说他去过乌克兰，并在苏联游历了两个星期，在这一方面他比周恩来好。我告诉周恩来，如果您能抽时间不仅到莫斯科，而且仔细看看我们国家，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一定非常高兴地欢迎您。我对朱德说，朱德同志，您自己也说，苏联是个很大的国家，两个星期的时间对了解它是不够的。朱德同意这一点，而周恩来回答说，他们不会放过仔细了解苏联的机会。

接着在会谈中我注意到周恩来只到过莫斯科，近几年也没有到我国游历过，我说，他不应当“脱离地球”。周恩来对此报之一笑，说这是对的，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同志谈到古希腊英雄安泰时形象地说：“谁脱离大地，谁就失去土壤和支撑点，这个人的价值就等于零。”我把谈话转向活跃的话题，说同地球母亲的联系，正如中国同志简明的说法，是一种“群众路线”——多研究生活，常到各地去走走，多到别国去看看等。周恩来对此完全同意。

谈到中国情况，周恩来说，中国还有许多缺点，并用事实加以说明，他开始发挥他的思想，无论工业还是农业中，都有“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大概到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只是这三类人的基础将有所不同。朱德也参与我们的谈话，对这些话题“高谈阔论”，说，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创造出新的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落后的东西”似乎还要牢固地存在许多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一些先进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富强和繁荣而不惜牺牲落后国家和民族，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作用的是另一个规律——这就是让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赶上来。此后朱德又用几段著名的毛泽东语录详细叙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在会谈中也涉及批评在解决矛盾中的作用，此时朱德指出，即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也要通过斗争克服一切生产领域里的矛盾，而周恩来插话说，只要存在发展，存在生活本身，这个过程将一直保留“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东西”。

为了尽量使谈话转向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我向周恩来和朱德详细谈了苏共中央为使落后的集体农庄达到先进水平所采取的措施，特别在1953年以后，指示要(从区、州和中央)派干部加强集体农庄的领导等，特别强调当前在不同的条件下，有组织地巩固集体农庄仍然是加强农业生产所有部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周恩来很关心苏联集体农庄的数量以及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专业技术干部的供应比率。我对他详细谈了现有干部的供应水平，党和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同时指出还有一些落后的农庄，地方党组织工作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消除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方面的一切缺点。周恩来说，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干部问题非常尖锐，他又说了中共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他说，他们不得不把基本注意力放在派干部到基层去，因此开了许多会，并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实际解决用干部加强农业生产基层小分队的任务。

在招待会快结束时周恩来的话题又回到苏联科学的成就，他说，不应不再次举杯为苏联科学家新的功勋干杯，他指出，虽然中国同志对苏联在这一方面不可动摇的优先地位深信不疑，但是对他们来说，用活的生物进行实验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他再次向苏联科学家表示祝贺，并为他们的健康而干杯。

把许多事实加以对比，我形成这样一个印象，中国领导人在有其他国家代表参加的人数众多的招待会上，就像在这种情况下，以表面上同我们交往做出引人注意的样子，尽量在外交使团和舆论界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在一些秘密会晤中的表现却完全不同——态度孤僻和公事公办。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327，л.205-212

№20738 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1960年8月25日)

1960年9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24日至9月10日

第153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25日

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库尔特·施奈德温特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大使向我通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中央全会工作情况。同时他也讲到了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积极活动的情况。特别是驻莱比锡领事馆参赞在谈到人民公社的时候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将开始成立人民公社。为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报刊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回击了中国领事馆参赞不恰当的干预。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曾邀请州党委领导去领事馆，与他们进行了有关组织人民公社的座谈，也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分歧的一些国际问题。

接着大使告诉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做出下列一些指示：在与中国大使馆接触中，如遇争论性问题，必须先与苏联大使商量后行事。

我们决定，我们大使不应跟中国大使进行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有争议问题的专题辩论。可是，如果中国大使在外交使团工作人员中对当代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散布反列宁主义错误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予以回击。如果中国大使馆散发摘自中国报刊的反列宁主义新闻简报，我们应该把这些新闻简报退回中国大使馆。

库尔特·施奈德温特介绍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委员会大会的情况。同时他也说到，金日成在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统一国家的纲领，这在以前没有见到过。由此看来，大使指出，金日成的发言考虑到了苏联的意见。大使批评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考虑南朝鲜民主党选举前的纲领，对民主党内新派(Синхва)和旧派(Кумхва)之间的分歧没有进行分析。

我不同意德国大使的看法，我说，金日成最近在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没有提出过明确的统一纲领。我详细介绍了朝鲜朋友在民主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国家一贯采取的措施。我说，建立南北朝鲜联盟的问题实际是Н.С.赫鲁晓夫于今年7月在莫斯科会见金日成时讨论的议题。

德国大使感谢对他作了解释。他现在更清楚地了解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为和平统一国家采用的步骤。

库尔特·施奈德温特谈了自己的看法，觉得朝鲜朋友在许多问题上仿效中国同志的经验。特别是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方面，例如：大跃进发展的理论，按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联合乡镇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形式。

我同意德国大使的说法，去年朝鲜朋友曾仿效过中国同志，试用了大跃进的方法来发展国民经济，结果他们相信，忽视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法则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带来多大的危害。至于农业，德国大使说，依我看，中国的经验不是表现在几个类似人民公社的国营农场，而是过分，不切实际地叫嚷什么粮食亩产要达到10000—15000千斤，玉米亩产达4000—5000斤，要比1958年收成高2—4倍。他们不考虑播种的面积。结果，去年的总产量，特别是粮食和玉米，大大减少。期望夺取高产的任务没有完成。粮食总产量的计划大打折扣，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还要低。在人民公社方面，从它在中国成立开始到现在，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条件下是不适合的，结合朝鲜国情的苏联劳动组合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大家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农业发展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朝鲜领导人通过去年的实践深信，不能违背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法则，因而中央委员会全会采取了措施以纠正错误。

德国大使感谢我对此作的一番解释，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79-82

№16674 巴托夫与罗瑞卿会谈纪要：对中国军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1960年8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3份

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兹向您呈上我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同志于1960年8月25日进行最后的一次会谈记录。

大将巴托夫 [27]

1960年8月30日

巴托夫大将同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同志会谈记录

1960年8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3份

会谈翻译：大校С.П.安德烈耶夫、大校张伯恒。

相互致意后，巴托夫同志说，由于自己最近要回国，他想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业、战斗、政治及技术准备以及军官干部问题谈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罗瑞卿同志说，他非常高兴同巴托夫同志谈这些问题。

巴托夫同志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业准备开始谈起，他说，最近4—5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海军、空军和防空部队的人员组成和技术基础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化。

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现在能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近海交通线，打退敌人，比如，在渤海湾等地。

一些潜水艇能独自在远海交通线进行战斗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了部队战斗准备和参谋部准备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使战区在战略和战役各方面做好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上述变化，对海南岛、广州军区、汕头、厦门、舟山群岛，对北京、沈阳、济南和南京等军区的现行计划有必要作更明确的说明。

根据上述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应按每一次战役来确定兵力的组成和装备的配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决定(在每一个作战方面)来确定哪一方面是重要的，来确定应怎样建设军队。

所有这些更明确的说明，对各军区司令部能更正确地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决定的基本意图具有重大的意义。

还应为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司令部确定在每一战线共同作战的任务，并提出这一任务，为军区、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参谋部确定任务，对作战保障问题和空军、海军及防空军区每一战线的协同作战问题进行研究。

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工程部队首长、铁道部队司令员另行确定战区今后准备工作的任务(道路、桥梁、仓库、防御工事、指挥所及通信线路等)，确定工作的规模、时间和次序。

要就作战伪装、电子对抗以及所制定的作战计划的保密工作对军区、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下达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无须把总的指示都全部下达给他们，而只要把其中与每一方有关的内容下达给他们即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的参谋部以及各军区的参谋部的作战指挥部门要制定在危险时期从可能遭敌人核导弹的打击中(陆军集中和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分散的地区)撤出部队和兵力的计划。

在实施作战准备时，最高参谋部应关注下列问题的训练：

——指挥部队；

——协同作战；

——把后备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纵深撤至进行反击的战线；

——作战的机动保障和进行打击的保障(空军、防空部队、防原子武器部队、防化学部队、反坦克部队)；

——第一、第二梯队以及后备队的物质和技术保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要对陆军、海军、空军、防空部队、工程及化学部队、汽车部队以及后勤机关的战斗准备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根据经验，哪怕对一个民兵干部师和一些陆军、海军的特种部队的战时编制进行扩充，对他们的战斗准备情况进行监督，这些都是有益的。在这一问题上还可以对那些干部得到扩编的师和部队的保障问题进行检查，保障他们得到汽车、武器、检修工具、通信工具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必须为国防工业进行订货，在这一问题上不能使航空兵、炮兵、坦克兵和海军的技术装备无形老化。例如，米格15和米格17飞机已过时了，而米格19飞机的生产被推迟了两年半。T 34坦克过时了，而T 54坦克的生产也在推迟。

总参应对海军、空军及坦克部队发动机的寿命消耗情况进行监督，不容许以武器保管不好和发动机寿命有限为由而降低部队的备战水平。因此，对军事技术装备要建立严格的定期检修、日常维修、中修及大修制度。

总参应加速解决关于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的燃料由中国的化学工业来供应的问题。

总参要确定一些设施，而保卫这些设施将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箭部队。为此，要加速在这些设施所在区域对这些火箭部队的作战阵地进行的现场勘查工作，并在人民解放军总参的组织措施计划中需要考虑到建立必要数量的新的火箭部队。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已大大地成长，他们的任务更复杂了。很明显，空军已很难胜任对防空部队的领导。因此，应对如下问题予以研究：是否是时候把防空部队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分离出来，使他们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独立军种。

现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炮兵部队和通讯部队中都有雷达装备，这些装备的使用不集中，而且不经济。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应当授权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司令部和作战部把空军、海军及陆军的雷达技术部门工作总的领导权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巴托夫同志指出，他在一些军区访问的某些海岸防御炮兵连没有步兵的掩护，他们在敌方部队袭击的情况下易受损伤。海岸防御炮兵连要有步兵的掩护，为此，可以把他们部署到海岸防御旅(师)的连或营的阵地中。

巴托夫同志说，军区参谋部工作的积极性和灵活性还存在不足，并需要提高。

关于干部问题(巴托夫同志请罗瑞卿同志不要记录关于干部和党的政治工作的谈话部分，因为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他想把这些意见只告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罗瑞卿同志)，巴托夫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在自己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方面符合要求。他们全都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很长的军龄。

全军的军官干部，从团长及其以下的干部以及海军、空军、防空部队、坦克和炮兵部队的军官干部在政治上是成熟的，但是，在业务素质方面尚未完全符合必须的要求。

例如，不久前测验过25位潜艇指挥员和政委的潜艇航海法，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取得即使是合格的评分。

在任命一些军官干部担任总政干部局职务的时候，常常不考虑他们的业务素质。

巴托夫同志提出建议：在对军官干部进行任命时要更广泛地听取连队指挥员及各部门领导的意见。总的应考虑，是否是时候把领导权转交给党委和各军兵种指挥部，让他们分配自己的干部。

接着巴托夫同志说，总政、党委、部队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在部队的政治培训、对他们的政治道德教育及团结全军队伍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下达的任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似应把党的政治工作与战备计划的执行问题结合起来，与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备问题结合起来，使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形成热爱技术的风气，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传统对部队进行教育，提高指挥员的威信和参谋部的作用。各级党委在关于这些问题的工作中应提高自己的效能。

在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准备时，巴托夫同志说，根据他访问军区后想到的意见，也根据各军兵种专家组长的意见，军事科学院和军校的训练基地通常都还不错，但部队的训练基地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在部队的修理工厂和工场，以及在国防工业企业利用一些副产品，以经济核算为基础安排好军用直观教具的生产。

每一个师应建立一个示范性的训练场，并在其中构筑一个连的阵地。我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的4本图集中有建设教练场的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较多地采用集中的方法进行战斗训练，在2—3个月的时间内仅仅进行队列训练，然后在接下来的2—3个月内进行射击训练，等等。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战斗训练，部队的常备战斗准备状态可能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巴托夫同志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更多地采用综合战斗训练的方法，例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同时有计划地进行队列、政治、射击、战术及技术训练。

然后，巴托夫同志说(巴托夫同志请罗瑞卿同志不要记录他谈话的这一部分，因为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他想把这些意见只告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罗瑞卿同志)，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界定为一个战斗的队伍，赋予他们可靠地保障中国人民的英勇劳动、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不受侵犯的使命，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这种界定也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队伍。

巴托夫同志注意到，在上述表达方式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的队伍这一点被摆放在首要的地位。既然这样，就应当把全部力量用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用于维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常备状态。

但是，巴托夫同志说，有些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伍这一界定的基本精神。

例如，相当多的军官干部长期脱离自己的部队和连队去参与各种集训和其他的生产工作，这对他们的战斗准备状态和战斗训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各种集训应在部队驻地、在岛屿和前线的战斗地段进行。

军官干部长期脱离自己的部队会导致下列缺点：

——使部队和连队没有专人领导；

——军官无法掌握部队的活动以及部队生活和训练；

——军官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工作中形式主义，想把一切推到党委；

——不作为和不使用自己权力；愿望达不到时弄虚作假；

——工作中要求不高和不受监督；

——破坏和不执行战斗训练计划；

——指挥员不愿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军官以士兵的身份到自己所属军种的连队工作只会得到单方面的好处，这只是在于，他在那里会得到政治和劳动锻炼，但他自己的业务素质将会落后，将会失去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考虑到这种状况，巴托夫同志说，应让全军的军官到技术部队的连队去工作，他们可以在那里研究坦克、大炮、通信及工程业务，这样做可能是更适当的。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干部，尤其是在空军和海军的工程干部的技术培训方面，巴托夫同志指出，在1960年上半年，空军和海军发生了许多事件、事故和灾难，并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些事件和灾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工程技术干部不懂技术和不正确地使用技术。

例如，空军第三和第十八歼击航空兵师，这两个师都发生过事故和灾难。加油车使用了10年没有维修，导致金属屑从加油车的油罐进入飞机的燃料箱，堵塞了加油系统，因而发生了灾难。打开燃烧室时不用钥匙而用锤子，结果异物落入燃烧管，因而发生事故。

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两座口径122毫米的榴弹炮爆裂的原因是，炮弹的引信是用手工的方法在军工厂制作的。

巴托夫同志说，空军和海军部队缺少技术训练班，这也无法促进技术干部提高水平。

巴托夫同志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坦克和通信部队要完全从事战斗训练，而不要被用于从事劳动。这些部队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时间，离岗参与其他工作，他们会丧失自己的战斗素质。

巴托夫同志最后说：人们可能这样想，他仿佛在自己就要离开时才如此直率和尖锐地提出上述问题。其中许多问题他同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中将、杨成武中将、总政主任谭政上将 [28] 会谈时都讲过，在访问各军区时同会晤过的许多将领和军官也都讲过。

部队工作中许多缺点已经被克服或正在被克服。

巴托夫同志说，他是一名军人，具有军人的性格，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他认为有义务在离开前应坦诚和直率地向罗瑞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汇报上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罗瑞卿同志对巴托夫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他表现出来的坦诚、尖锐和直率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认为巴托夫同志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是正确的。

罗瑞卿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自己也发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的变化，必须确定作战的方针和计划等，关于这些问题巴托夫同志今天已经谈论了。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了。

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国防部根据巴托夫同志1960年3月25日的建议，高度关注中国的国防工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装备。将采取措施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质量。

罗瑞卿同志承认，在组织生产米格19歼击机的过程中他们犯了错误，走错了路。

苏联政府和苏联专家在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方面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援助。苏联在两年半以前把生产米格19飞机所需的一切技术资料已交给了中国。彭德怀和黄克诚应当对两年来没有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负责。机械制造工业部对拖延解决这一问题也有过错。

1960年上半年以来，罗瑞卿同志说，他本人、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在研究这一问题，由于采取了措施，已经克服了存在的缺点，将很快在中国安排生产米格19飞机。

这时，罗瑞卿同志补充说，为完全在中国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他们尚未从苏联收到关于生产飞机上两个雷达间的塑料垫圈以及生产在高速情况下用于飞机头部的隔热材料等技术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在努力自己生产上述缺少的材料。

罗瑞卿同志说，1960年春天，林彪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关注海军、空军及炮兵所发生的事故和灾难，关注巴托夫同志提出的关于消除这些事故和灾难的建议。罗瑞卿同志同意巴托夫同志的意见，这些事故和灾难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技术干部的科技水平低，说明违背了使用装备的工作细则和规定。

所有这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都是教训，现在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消除这些缺点。

罗瑞卿同志继续说，他们也觉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团长及团长以下级别的指挥官经常长期脱离自己的部队和连队，这对部队的战斗训练产生了消极影响。最近总参谋部将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并将采取措施消除这一缺点。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问题，以及巴托夫同志关于部队，尤其是特种部队要更多地从事战斗训练，尽可能少地离岗参与副业工作、到农村和工厂劳动的建议，罗瑞卿同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完全从事战斗训练。罗瑞卿同志同意这一点，既然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是战斗的队伍，所以战斗训练对解放军来说是首要的。但是，他认为，部队在进行战斗训练的同时，也应支援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从事副业生产。在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例如，辽宁省发生了洪水，部队就完全停止战斗训练，并把工作转移到救助灾民方面。特种部队虽然较少参加劳动，但暂时还不可能完全让他们不参加劳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意让部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副业工作。还要经过一定时间，将可能免去军队的这一义务。这时，罗瑞卿同志引用中国元帅陈毅同志的话说，虽然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比苏联轻松些，因为那时苏联是孤单的，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速度，需要节约开支，因此，有必要让部队参加劳动。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这些措施被证明是正确的。

罗瑞卿同志接着说，他同意巴托夫同志的意见，军队党的政治工作应当以提高战斗训练素质和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为主。但关于这方面他表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政治工作已有这样明确的方针。如有偏离这一方针的倾向，这也不具普遍性，会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

这时罗瑞卿同志补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的政治性质是一样的。两军都是在自己的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这是主要的。他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的特性是无关紧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原则，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责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个人负责的制度。

罗瑞卿同志再次对巴托夫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他尖锐而直率地提出的问题表示感谢。他说，他将把巴托夫同志谈话的全部内容向林彪以及中国所有其他的元帅汇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将非常认真地学习巴托夫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贯彻执行。罗瑞卿同志请巴托夫同志不要把他们所作的解释看作是不愿接受他提出的某些建议。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工作中有缺点，他不会把它缩小，也不会掩盖，现在和将来都要尽力克服这些缺点。

罗瑞卿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仍落后于苏联军队，尤其在自己的技术装备方面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装备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确信，经过一些时间，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使比不上苏联军队，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将大大缩小，这个差距将是不大的。

罗瑞卿同志最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向苏联军队学习，将来也继续向苏联军队学习。

会谈结束时，双方互祝身体健康，今后在工作中取得成就。

会谈记录：上校安德烈耶夫

РГАНИ，ф.5，оп.30，п.81，д.335，л.118 131

№25606 契尔沃年科与沙拉夫会谈纪要：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生活状况(1960年8月26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蒙古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沙拉夫的谈话记录

1960年8月26日

今天应沙拉夫的请求，我接见了他。沙拉夫访问了内蒙古，之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他同时也是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他与我交换了访问的印象。

他在内蒙古逗留了十多天，访问了内地的许多地区，并与自治区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说，中国人说这里约有500万蒙古族人，但他觉得只有100多万人。(注：据正式资料报道，1959年内蒙古的人口已经达到970万人，其中蒙古人有113万人，汉人有840万人，除此以外，还有回族人7.39万人，满族人2.54万人，朝鲜族人1.4万人，达斡尔族人2.69万人，索伦族人0.68万人，鄂伦春人0.1万人。)据沙拉夫观察，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在民族工作方面非常认真而灵活。沙拉夫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重视蒙古人民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民族特点和传统还不够。现今，蒙古族人都参加了公社。谈到内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时，他说，他们无法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相比。在自治区，汉人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主要集中在靠近中国内省的地区以及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附近的地区，而从首都到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区的中国居民还很少。现在迁移到那些地区的人数开始增多，有些地区大概已经有1万人。最早，他们迁移过去时不带家属，而现在一家老少都迁移去那里的家庭逐步增多。看起来，中国人正在实施同化政策。按当地蒙古族居民的看法，可以从下面事例说明这个问题：蒙古姑娘通常以各种借口迁移到大多数汉族居住的地区。控制教育。沙拉夫认为，在中国全国进行同一个水平的教育将促进更快地提高蒙古族居民的文化水平，因为蒙文的字母仅32个，而汉语要复杂得多，这与汉字的体系有关。但是沙拉夫说，自治区没有提出全面扫盲的任务，很多蒙古族小孩都不上学，甚至大部分青年还没有达到初等教育程度。教育工作很薄弱，上学的条件很艰苦。学校只在夏季开办，学校连课桌都没有，没有应有的教学设施。孩子们坐在破旧教室的地上听课，在自己的膝盖上写字。冬季不上课，因为室内很冷。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由教师自己制订，教学由教师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

看来，由于中国的物质情况很差，蒙古族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受到了限制。目前一个家庭平均拥有的牛不到两头，羊不到10头，马不到两匹，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家庭有100—150头牲畜。沙拉夫听农民说，他们在公社里的公共食堂吃饭，那里没有考虑到蒙古族居民过去形成的习俗和传统。他们很少有肉吃，肉类用蔬菜——卷心菜、土豆，少量的谷物——主要是米和馒头来代替，而蒙古族居民不太习惯吃这些食品，尽管年轻人已经逐步习惯了。因此，这种食物大部分会剩下，而锅中的小块的肉都会被抢吃个光。在内蒙古，蒙古族人肉吃得特别少，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每年一个家庭可以宰24头牲畜，主要是羊，但也会包括两头牛。

蒙古族人一般在冬季吃很多肉，夏季吃很多奶制品。自治区发放的是奶粉，而他们习惯喝新鲜奶，奶粉从来不当食品吃。

沙拉夫来到一个蒙古包，农民按蒙古人的习俗传统宰了一头羊欢迎他的到来，沙拉夫问一个女农民，平时你们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吗？女农民摇头说，只是欢迎贵客才这样做的，她说，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拿到糖和茶叶了，供应的茶叶是劣等的，不是那种蒙古人习惯喝的茶叶，按照布票供应的棉布也很少根据生活条件分发。蒙古人冬天和秋天必须穿暖和的衣服，而夏天则需要穿其他的衣服。因此，一年供应5—8米的棉布是不够的。在谈话中沙拉夫说，在同当局进行的谈话中他提出了如下一种想法：希望能够根据确定的标准定期向蒙古人提供哪怕是像棉布、糖、茶叶这样的货物。对此中国当局解释说，供应的间断是因为交通运输困难，没有公路，桥梁遭到了破坏。

自治区的领导体系主要是这样构成的：在盟和公社必须是这样：第一把手是汉族人，第二位就是蒙古人，或者反过来，但是在大部分地区第一把手是汉族人。当地干部愈来愈轻视蒙文，引起蒙古族居民的埋怨。他们通常都说汉语，当沙拉夫用蒙文与当地农民交谈时，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把他认作为当地干部，不知道他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使。

沙拉夫认为…… [29] ，看起来像是在执行一种政策，因为，在一些地方，初级教育是用蒙古语进行的，但是在中学的高年级则是用汉语进行教学。接着沙拉夫说，现在自治区许多蒙古族人要求迁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收到过很多这方面的信件，现今这类信件基本没有了。看来，中国人在信件分类时就把它们扣下而不寄出去。他们渴望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受那些已经迁移过去的蒙古人的来信以及他们回来作客时讲述的情况的影响。有些蒙古族人愿意把牲畜和财产留下，只要迁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就行。沙拉夫认为，现在中国当局正在采取一系列改善条件的措施，同时特别加快了汉人往蒙古族居民较多地区迁移的速度。有些地方正在开垦荒地，但机器不够，劳动力缺乏。

沙拉夫通报说，有两次越境的现象，并赶着牲畜深入了30公里。当蒙古人提出了特别的抗议照会，并向中国人展示了表明边界的地图时，他们说：你的这张地图是从哪里弄来的，毕竟你们是没有自己的地图的，或许，这些地图是苏联给的？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454，д.9，л.10-15

№16673 巴托夫致马利诺夫斯基等报告：关于在华苏联军事专家的撤离(1960年8月28日)

绝密

呈赫鲁晓夫同志阅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马利诺夫斯基(签名)

1960年9月15日

致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陆海军政治总局、大将Ф.И.戈利科夫同志总参谋部第十管理局局长、大将安东诺夫同志：

苏联政府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民事及军事专家回国的决定受到苏联军事专家组全体成员的拥护，认为这是我方坚决和必要的行动。

接到你们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退人员及技术的指示后，苏联军事专家工作组领导成员和党委立刻阐明苏联政府上述决定的政治意义并采取实际措施做准备工作，遣返我们的人员回国。

7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军事专家各组组长及党组织书记会议，阐明苏联政府决定召回专家的政治意义，并按苏联外交部1960年7月26日关于这问题的指示精神，布置了遣返全体人员工作的具体任务。

7月27—31日，在秦皇岛北戴河疗养院召开了专家及其家属大会，这时大多数专家及其家属都在这里。0029部队、哈尔滨以及其他单位的专家组也举行了会议。苏联专家组全体领导成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对苏联政府决议的解释工作。广泛地同专家及其家属进行集体座谈或个别谈话。

8月7日，根据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在苏联大使馆召开了在北京所有党组织的党员大会，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作了报告。

党员大会非常关注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问题，批评中国同志关于评价当代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立场。在党员大会上宣读了致苏共中央的信。

客观的事实和我们个人的观察让我们做出结论：中国同志非常不正常地接受苏联政府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专家的决定。他们大大地延迟答复我国政府1960年7月16日照会的事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0年7月31日回复照会的内容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事例：当中国领导人伪善地讨好我们的人员时，他们尽量赞扬专家帮助中国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建设和完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业中立下的个人功勋。这时，他们有意地避而不谈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设现代工业、在发展科技最重要的领域中给予的巨大和无私的援助。同时，他们企图破坏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政治路线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们的人员，甚至使苏联专家对抗苏联政府。

1960年8月4日9时30分，军事专家组长巴托夫大将应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委代理书记Ο.С.帕拉尼契夫上校应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过同这两个机关的领导同志谈话后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打算把苏联和中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提出来让军事专家讨论，质疑苏联政府决定的正确性，并越过政府领导诉诸专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以最坚决的形式声明：这样的步骤是不容许的，我们坚决要求中国同志不要采取有损我们友谊的行动。

与此同时，即8月4日那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的指示，北京市及其他省市的中国领导人，同时向全体专家介绍苏联政府的照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这一问题的回复照会。当时企图引导专家们讨论上述文件。

非常明显，他们故意用这样不友好的行动让我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不同观点走向对立，力图让苏方人员怀疑苏联政府决定的正确性，寻求苏联专家对这一问题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很高兴地向你们报告，苏联专家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成熟，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忠诚，在捍卫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历史性决议不受攻击的聪明才智。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员一致谴责中国同志的不正确行为，并表达自己热烈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召回专家的决定以及苏共关于评价当代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政治路线。

在古博列夫、奇尔科夫、涅韦多姆斯基等同志以及其他的一些小组，中国同志企图宣读上述文件并要进行讨论，立即遭到我方人员拒绝。他们发表坚决支持苏联政府这一决定的声明后，拒绝听文件和讨论这些问题。

正如你们所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对中方拟在全体苏联专家中讨论和争辩苏中两国照会的企图，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然而，这以后不友好的行动仍时有发生。

例如，今年8月7日，0029部队司令部宴请苏联军事专家，欢送他们即将回国。这时0029部队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和基地政委栗在山少将力图利用宴会来达到反对苏联政府决定和苏共中央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总路线的宣传目的。

栗在山少将在自己的讲话中表扬了我们专家的工作，同时抨击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召回专家的决定，称这一决定同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是有矛盾的，在国家相互关系中是单方面的、史无前例的，不仅中国人民，而且苏联人民都不明白，为什么苏联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的专家对栗在山少将的反苏攻击感到愤怒，并给他应得的驳斥。

0029设施专家组的一位组长科瓦廖夫中校工程师先对宴请表示感谢，同时声明，政委的讲话对苏联专家来说，是不适当的、不知分寸的，而且是侮辱性的。专家组的党员致函军事专家组长和党委，要求提前撤离0029部队，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继续留下来是极不受欢迎的。结果他们比规定的期限提前撤回了祖国。

栗在山少将过去曾在苏联专家中散发反对列宁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当时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作了报告，以便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

后来，中国领导人确信，苏联专家一致支持自己的政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没有得到苏方人员的支持，而是引起了他们对中共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于是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意图在于缓和局面。此后，中国同志对我方人员的态度普遍开始好转。

在欢送专家回国的各种晚会上，在同中国主管部门和机关领导人的正式和私人谈话中，已没有讨论苏联政府上述决定和苏共政治路线的企图，而是更多地强调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国际主义友谊，说苏联专家撤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破坏这一传统友谊。

今年8月25日，巴托夫大将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4个小时会谈(内容将向你们报送)。

人山人海的中国同志在火车站非常热烈地欢送苏联专家。

也应指出，在中国的报刊上不再发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文章，稍微更多地强调两种体系和平共处的思想以及全面彻底裁军的必要性。但是，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给予的无私和巨大的援助仍显得微不足道。

据我们所知，在口头宣传方面仍像过去一样，散布同各兄弟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决议相对立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观点。

在同苏联专家多次的正式会晤和私人谈论中，中国同志过去表示过，现在仍表示非常忧虑和担心，因为他们失去了所需要的高科技援助。许多人公开说，没有苏联的援助是不行的。这时他们充满信心地希望，苏联军事专家能很快回到中国工作。因此，已经建立的安置专家的基地不仅没有撤销，反而在继续改善：在西直门饭店和苏联军事专家招待所，正在修建餐厅，修缮住房，保留国防部、各军兵种、中央主管局和机关的服务人员及译员，图书馆增添苏联的专业和政治类图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军事专家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全体人员及其家属，其中包括管理部门和党委，共计520人遣返回国。根据你们的指示，将有实际价值的书籍和秘密文件送到苏联国防部，其余书籍和文件按规定程序就地销毁。党委及所有党组织的财产送到苏联国防部档案总馆；电影放映设备、无线电中心站、政治和文艺图书及唱片等政治教育资产转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拉特(PAT)无线电台、吉姆牌汽车、乐器、无线电收音机及其他一些财产运往远东军区。

人员及物资的撤离是有组织地进行的，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并且得到了中国同志的积极帮助。

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苏联军事专家组长、大将

巴托夫(盖章)

党委书记、上校

休特金

1960年8月28日

第410号

АВПРФ，ф.5，оп.30，п.81，д.335，л.109-117

№0397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中共同意派代表团赴莫斯科(1960年9月3日)

摘自С.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年9月9日

第436号

绝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的谈话记录

1960年9月3日

今天11点30分我应邀去中共中央，彭真向我递交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两封信，注明日期为9月2日。信中中共中央同意，为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起草文件的委员会于9月29日至30日在莫斯科集中，也同意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会前在莫斯科事先会见，并告知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彭真等10人组成，将于9月15—17日抵达莫斯科(信的内容已于9月3日电告莫斯科，原件已随大使馆9月　日的第　号信件发出了)。听完信的译文后，我向他表示感谢，并说我将立即把此事报告苏共中央。我还指出(指的是第二封信——关于苏共和中共代表团的会见)，我个人同意我们两党之间团结一致和解决现存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看法。

彭真说对信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补充了，他强调指出，我们两党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我们相互关系中存在的争议虽然只是局部的，形象地说，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这些问题都带有原则性，涉及的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次要的，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不论中共还是苏共，都应当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待并解决分歧。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相信，分歧能够得到解决。牢固的友谊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不是同某个资产阶级国家暂时的友谊或者临时的联盟。这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两个伟大的党、工人运动的两个先锋队之间的友谊。彭真最后说，因此我们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解决，中共中央的信函本身就说明这一点。

彭真说，与此同时，我们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全部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我们希望，为了我们两党的统一和团结，为了我们两党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斗争，两党代表团的会见是富有成果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彭真指出，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接着，我同意说我们的友谊不是出于某种战术的考虑，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正如中共中央信中所正确指出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这是克服有争议问题的决定性的条件。

彭真对此表示同意。

在会谈结束时，我代表Н.А.毛希丁诺夫 [30] 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对中共中央和彭真同志在代表团赴越途中中国给予的关注表示感谢。

彭真说，在代表逗留的城市——北京、武汉、广州，中国同志都非常高兴地会见了他们，他请求转告以毛希丁诺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欢迎他们从越南回国途中再到中国一些城市进行访问。

会谈是在心平气和的良好气氛中进行的。参加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以及大使馆参赞И.И.萨福隆诺夫。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327，л.215-217

№03971 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1960年9月10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0年9月10日

第446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兄弟党的联系(1958—1960年)

(情报资料)

从中共领导人的国内政策和对当代国际形势一系列问题的特殊观点的角度来看，中共与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对中共领导及其代表人物所从事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从1958年末起，中共急剧地加强了自己同兄弟党的联系。这种加强活动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中国人民目前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对中共来说，了解兄弟党对它采取的措施的态度和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扩大国际联系用于推广自己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相矛盾的特殊观点，以很不正当的方式把一部分兄弟党吸引到自己一边，以便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

本情报资料主要关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此外，这里没有涉及中共与苏共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在大使馆的其他文件中已有所述。本资料的叙述从1958年开始，因为正是这时中共中央开始加强宣传自己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强加给其他兄弟党。

1958年以前中共与各兄弟党的关系基本上没有一贯性，仅限于或者派中共代表团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或者给这些代表大会拍发贺电。据已公布的资料，1958年只邀请了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维美徐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1958年2月)，受到刘少奇的接见。1958年中共派了以董必武为首的党的代表团，在5—6月参加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给澳大利亚、日本、乌拉圭、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拍了贺电。董必武的讲话和这一时期的贺电没有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对内对外政策原则背道而驰的论点。

中共与各兄弟党关系人所共知的转折是在1958年年底。苏共对人民公社、对放弃物质利益原则的理论“根据”等保持沉默的态度，此时这个问题逐渐明朗了。这一事实可能提醒了中国，他们的一切有关追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新举措得不到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他们密切注视着苏共的观点，因为苏共有多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保证这一建设国际政治条件的丰富经验。

因此，1958年以来中国同志首先关注的是做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工作。这一时期邀请访华的是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团，而且代表团的性质也是各式各样的。中共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向他们介绍人民公社，小高炉炼钢等。

到了1959年，党的代表团的数量急剧增加。这时在中共对兄弟党的工作中，如专门邀请兄弟党代表团来华访问，两党就这些问题或那些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种形式，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第一批这样的代表团有越南劳动党、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和12个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团，他们是参加了苏共二十一大后应中共之邀从莫斯科来到中国的。此外，1959年上半年中国还邀请了日本(2—3月)、意大利(4月)、匈牙利(4月底至5月)、阿尔巴尼亚(4—5月)、波兰(4月底至5月)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同日本和意大利代表团分别于3月6日和4月19日签署了联合声明。这些代表团都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接见。为他们组织了长时间的经过精心安排的国内旅游。中国同志为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典的兄弟党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节后这些代表团(大家知道，苏共代表团除外)访问了中国各地，参观期间首先向他们介绍了人民公社的情况。

根据兄弟党一些代表人物回国后发表的谈话以及中共与意共1959年4月19日的联合声明和中共与日共1959年10月20日签署的第二次联合声明判断，在同这些代表团会谈期间，照例讨论了中国对内政策的原则，而且主要关注的是人民公社。这里应当指出，在共同声明中竭力把两党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意见确定下来，中国同志追求的目标是把某些党支持他们在建立人民公社方面采取的措施的文件证明拿到手。在上述中共与意共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代表团指出，“中国的人民公社是把农业、工业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实现政社合一，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这也是提供了一个中国人民公社的定义。

应当指出，中国同志对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和兄弟党代表团在介绍人民公社各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表现在某些党的代表人物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赞许的言论。比如，伊斯特万·道比(匈牙利)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庄严的大会上强调说：“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显示了出色的成就，群众对人民公社深信不疑。它一定会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向前进。”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印尼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把公社叫做共产主义的萌芽。(195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法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罗歇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在巴黎发表演说时，特别指出中国实行大跃进后的巨大成就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层单位的人民公社的巨大成就(引自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胡志明、金日成、萨瓦茨基(波兰)、冈萨雷斯(智利)、马里内略(古巴)、萨特(厄瓜多尔)诸同志也程度不等地对人民公社作了肯定。

与此同时，对许多兄弟党的代表人物关于人民公社的言论加以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同志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成功地使兄弟党的代表人物相信他们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原则是正确的，他们说人民公社是社会最基层的基础，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最好的、几乎是万能的组织形式等。比如，诺沃提尼同志(捷克斯洛伐克)、马杰尔同志(民主德国)在北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大会上的演说中，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代表团长贾尔卡赛汗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公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转入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道路问题的一种形式。

中共代表团与兄弟党代表团会见时也涉及当前国际形势问题，同时在1959年初中国同志就试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文件中把自己关于国际政治方面某些问题的观点确定下来。中共和日共签发的上述两个共同声明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宫本显治于1959年3月，也就是苏共二十一大之后不久签署和专门论述当前国际形势的声明中，只顺便提到Н.С.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建立远东和太平洋无核区的建议，对于代表大会重要的理论结论，关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只字未提。在第二个声明，即10月声明中承认“社会主义阵营是任何帝国主义联合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强大的和平堡垒”。声明支持苏联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冷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建议以及它提出的全面裁军的建议。

两个公报发表的时间相隔8个月，在其中一些问题的提法上的三种区别可以说明，在第一种情况下，正如我们认为的，中共领导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说服日本同志站到自己一边。这个结论可以从一个月以后，即1959年4月，中共和意共联合声明中确定了与苏共二十一大结论一致的原则得到证实。

1959年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二十一大(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3月)、英国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3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2月)派了代表团。向墨西哥、玻利维亚、瑞士、法国、印尼、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发了贺电。　

1960年过去的几个月的特点是，中共继续加强与兄弟党的联系，即邀请兄弟党的代表团。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在这段时间到中国来访的有古巴共产党代表团(4—5月)和匈牙利工人党代表团(7月)。5月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偕夫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讨论了两党之间的一些问题(6月)。根据大使馆现有资料，除这些代表团外，还有22个秘密访华后途经苏联回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其中有13个拉丁美洲国家，比利时、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瑞典、法国、伊朗、英国、澳大利亚诸国的代表团。)

来华各国共产党代表，是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来的，有议会代表团、文化代表团、工会代表团、青年代表团等。

中共代表团出席了意大利共产党(2月)、新西兰和芬兰共产党(4月)、古巴人民社会党(8月)、越南劳动党(9月)的代表大会。以薄一波为团长的代表团去了波兰。

今年各党的关系中还有许多新的特殊因素。在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赋予国际政治问题和宣传这方面的特殊观点已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如果1960年5月以前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对这些观点还没有概括的说法，中共领导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的态度，更多地表现为对这些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避而不谈，那么在列宁诞辰90周年前夕，发表了那些人所共知的材料之后，特别是巴黎会议失败之后，这些观点不仅在秘密会谈中(例如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而且在中国同志的公开讲话中(如彭真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刘长胜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的讲话)都得到鲜明的表现。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同志遭到失败。他们的特殊观点没有得到所有与会的兄弟党代表团的支持，但在会议以后他们仍然继续宣传自己的观点。如在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伍修权不容争辩的讲话提纲认为“帝国主义本性丝毫没有改变”，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和备战，因此全世界人民仍然处于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的严重威胁之下。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在给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从中共领导的宣传提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寿命已屈指可数”出发，号召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作为粉碎战争和侵略政策及保卫世界和平的主要条件。但是这两个讲话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已经做出并在莫斯科宣言中得到确定的结论——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当代消灭战争的可能性等——避而不谈。李富春的讲话引用了列宁的话：“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0页。)这一点很引人注目，他采取中共领导惯用的影射手法。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同志的观点实质上没有改变，而回避同兄弟党有分歧的某些问题，证明他们不愿意在今年11月份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

中共领导极力要求兄弟党承认他们对国际形势发展的观点，还表现在他们试图在同别的国家正式缔结的文件中反映自己的观点。例如，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今年5月访问蒙古期间坚持说服蒙古同志在共同声明的内容中写上中共关于国际政治的方针。这一点遭到了蒙古同志的坚决拒绝(见А.М.马卢欣与托伊夫1960年8月16日的会谈记录，第404号)。

为了让众多兄弟党站到自己一边，中共不惜采用欺骗手段，歪曲这样或那样一些原理，玩弄两面手法，公开说一套，暗地里做的又是一套。可以举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1960年6月访华期间发生的事件作为例证。刘少奇在招待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会上的讲话稿事先并未让代表团看过(只是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贝利绍娃一再坚持下才把讲话稿交给她看)。这个讲话稿中有这样的话，“在北京同阿尔巴尼亚代表的会谈中，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完全一致”，虽然中国同志在招待会前，在同阿尔巴尼亚同志激烈的会谈中知道，并不存在这种一致(苏达利科夫与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贝利绍娃1960年6月6日的会谈记录，第381号)。在贝利绍娃的要求下，才把刘少奇讲话稿中的这句话删去，但当时他们的明显用意是想在报刊上发表这句话，使其成为阿尔巴尼亚同志与中共领导观点“一致”的一种官方证明。7月2日，也就是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的观点遭到一致批判，而苏共和其他党再次就当前局势的某些原则问题清楚而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之后，在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中，刘少奇公然歪曲苏共的观点。他曾向匈牙利代表团声明，苏共持反对一切战争，包括正义战争的观点，苏共只承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等(1960年7月4—5日马卢欣与匈牙利临时代办西格蒂的会谈记录，第337号)。这一点不能不引起匈牙利同志的义愤。

为了求得别人承认自己的观点，中共领导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方式，企图把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对立起来，背着苏共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中共要把这些问题提到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例会上去讨论的企图以及中共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

有鉴于此，在分析中共与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时，我们认为中共领导必然要选择出几个党来做他们的工作，以引起大家对中共的注意。列举中共代表团的访问和邀请兄弟党代表团访华表明，最近两年来中共领导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波兰的党。这些党的代表团应邀访华比其他党的代表团要频繁得多。毛泽东、刘少奇照例要接见他们。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志在为自己物色同盟者，希望这些党因为某些原因比其他党更快地站到自己一边。例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书记贝利绍娃于今年6月作为阿议会代表团成员访问过中国。她说：“我认为，中国人可能寄希望于我们没有经验，想利用阿劳动党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斗争中坚定的立场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达利科夫与贝利绍娃1960年6月6日的会谈记录)

中共领导人显然企图让阿尔巴尼亚同志站到自己一边，在同他们会谈时直截了当地说，苏共在对待南斯拉夫人方面前后的表现不一致。可以认为，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和夫人被邀于今年5—6月对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受到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极其热情的接待不是偶然的。显然，中共领导注意到丹麦共产党在匈牙利事件前后观点不一致。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中共领导特别重视加强同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联系。仅在1959年，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就两度访华(如上所述，邀请了参加苏共二十一大的12个国家的代表团，10月又邀请了14个共产党的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庆祝活动，也就是说，几乎邀请了拉丁美洲所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团)。对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代表特别关注。除党的代表团于3月和10月两度访华外，党的主席马里内略(1959年5—6月)，总书记布兰斯·罗加(1960年4—5月)也访问了中国。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同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进行了会见和会谈。1960年秘密访华的前述22个共产党的代表团中，有12个代表团是拉丁美洲的。

中共加强同兄弟党的联系是在扩大同这一地区各国联系这个总背景下进行的，被邀请访华的有议会代表团、工会代表团、文化代表团、青年代表团等。毫无疑问，中国同志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不久前才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一定能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舆论界找到对自己观点的理解和对自己对内对外政策措施的支持，因为这些国家至今还处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即11月在莫斯科即将举行的会议上，中共领导将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人物那里寻求对自己观点的支持。

在同拉丁美洲国家各种代表团，包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以及中共代表在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出一个思想，即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中国准备支援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例如伍修权在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中新巩固起来的两国人民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1960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一些画家经常描绘毛泽东在亚非拉人民的代表之中(《中国建设》英文版1960年第8期)。用11种外文出版的《中国》画报1960年第11期上在“团结，斗争，战胜帝国主义”的标题下，发表了毛泽东会见亚非拉代表团时的讲话，刊登了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在一起的照片。中国同志用这些办法试图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即中国非常关心这些国家，把毛泽东说成各国人民，首先是亚非拉人民的领袖。

可能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共产党代表人物的工作，在北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党校，供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学习(见И.И.萨福隆诺夫1960年8月31日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吉布桑的会谈纪要以及孔德拉季耶夫1960年7月18日同中国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龚丹的会谈记录，第537号)，基本上是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共产党员。这个学校的学习都用学员的母语进行，正如吉布桑所指出的，学习是根据中共与这些国家共产党所定的协议实施的。很难说，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共产党员怎样对待这里的教学工作和所学的课目，因为同大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他们都回避说明这些问题。但是可以推测，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定会有不少问题，特别是关于苏联和苏共的观点。在学习6—9个月以后，许多代表来找我们，请求让他们在苏联待一两个星期，这不是偶然的。最近一个时期向我们提出此种要求的有巴西、玻利维亚、巴拿马、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除了要熟悉苏联情况外，代表团还对弄清苏联对当代一些问题的观点很感兴趣。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有趣的是关于这所学校的消息充斥资产阶级报刊的版面，他们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各种臆测。例如，在今年7月17日的香港《南华早报》写道，日本共产党部分机关中大约有300名领导干部在北京这所专门学校受过培训。这里用不同于俄罗斯的精神对他们进行教育，也就是“在适当时机进行挑拨和制造混乱”。用这个报纸的话说：“在俄罗斯和中国学习过的日共领导人的行为方式的区别，就像俄罗斯和中国的行为方式的区别。”

其次，1960年中共与兄弟党的相互关系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中共领导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向出发，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企图在由于首脑会议中断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尖锐化时刻，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所有兄弟党比任何时候都应当团结一致的时刻，离间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只有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观点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今年6月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九次例会上，中国代表顽固地拒绝在决议中写上例会赞赏总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方不同意报告的论点)，虽然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声明，如果决议中没有这样的话，会有损于这些国家共产党加强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团结工作。

如果1959年同兄弟党代表会见时指出苏联的成就，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七年计划对于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获胜的意义，苏联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援助，那么在最近提到苏联和它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首脑的作用纯粹是形式主义，有时根本不提这些问题。相反，中国同志在各种讲话中却过分地颂扬自己的成绩。

最近一个时期中共发出的贺电和祝词中，中国领导人提出一个思想，即这个或那个民族取得的成就是由于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用沉默来应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的意义。例如，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冗长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越南劳动党一切胜利的取得都是靠越南人民自己的努力。他说：“越南在抗战中的胜利表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一个已经觉醒和团结起来的被压迫民族是完全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和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的。”(1960年9月7日《人民日报》)但他只字未提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对越南人民的独立事业的作用，苏联在越南停战中的作用，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援助。

在中共领导人促使其他党的领导人站到自己一边采取的手段中，可以提到的还有尽量对某些访华的党的领导人表示无微不至的关怀。例如，中国同志邀请澳大利亚、美国、丹麦、以色列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到中国疗养。他们也想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但后者识破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婉言谢绝了(见马卢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托伊夫1960年8月20日的会谈记录，第405号)。

据今年访问过我大使馆的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叙述，在长期疗养期间，对他们做细致的工作，介绍国内情况，也不排除让他们了解中共领导在当代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在谈到他们特别关心某些党的代表团时，应当指出，假若某一代表团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中国人的意见，那对他们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例如中共领导送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时态度冷淡就十分明显，其规格之低，同会见时的规格很不相符，据匈牙利同志说，这是由于他们不同意中国人的意见(见1960年7月4日和5日马卢欣同西盖蒂的会谈记录，第381号)。

说到中国同兄弟党的关系，还应当着重叙述下面这样的事情。中共领导在兄弟党内散布自己的观点，并用各种手段把这些观点传达到各兄弟党，诸如会谈，在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大量散发《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在国外发行的中国杂志上发表论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同时又对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隐瞒苏联和其他兄弟党关于当代一些问题的观点。

大使馆已经报告了中国报刊上关于Н.С.赫鲁晓夫对美国、亚洲一些国家、法国和澳大利亚进行访问，关于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的观点狭隘而又片面的说明。其次，对乔治乌德治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了简短而又歪曲的报道，对Н.С.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也很简略。不仅在公开报刊上，而且在供高级干部阅读的新华社《参考消息》上对各兄弟党专门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问题的中央全会，未作任何报道。

可以说，这种立场是故意向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隐瞒兄弟党的观点。如果1956年的中国报刊，包括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版面，借口人民群众自己能够认清真理在谁一边，用来发表右派分子言论，如果在苏联专家回国前夕以同样的借口向他们宣读苏联和中国政府的秘密照会，那么现在完全隐瞒和片面歪曲兄弟党的观点，说明中共领导害怕向全党说出自己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兄弟党关于当代一些问题的原则立场相矛盾的观点。

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扩大与兄弟党的联系，被中共领导人用来向兄弟党推广和宣传自己的对内政策和在当前国际形势问题上的特殊观点。中国同志这时并没有停留在使用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格格不入的方法上。中国领导人自称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李富春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9月7日《人民日报》)，说自己始终一贯“遵守莫斯科宣言”(196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而在解决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中则坚持宗派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

中共领导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行为，对这些党不公正的批评，诬蔑苏共和其他党为机会主义(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第九次例会上，不同意许多欧洲国家罗马会议的决议，说它是个机会主义性质的决议)，无助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从而是对莫斯科宣言的破坏，宣言中写道：“在目前情况下，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和兄弟合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间以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是为生活所考验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各国间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完全可以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加以解决。”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领导人的做法和立场的一致批评表明，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方法没有得到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支持，包括中共领导试图施加一定影响的党的支持。但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继续那种方法(7月2日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在古巴人民社会党和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说明，中共领导并没有吸取必要的教训和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继续在同兄弟党的相互关系中推行狭隘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三等秘书

吉列耶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327，л.218-233

№03973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中苏两党将在莫斯科的会谈(1960年9月12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960年10月18日

第503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0年9月12日

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提议，今天10点30分我会见了他。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在互致问候和短时间的一般性谈话之后，邓小平宣布说，他请我来，是要面交中共中央对今年6月21日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苏共中央转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的情况通报的回信。这时邓小平通过翻译宣读了注明日期为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的送件函。然后他把回信的中文原件和这个文件的俄文译稿(共143页)交给我，并强调说，他们认为中文文本是正式的，因为俄文译稿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他说他转交的这份文件也是对苏共中央今年8月13日信函的答复，因而中共中央将不再单独寄信答复苏共中央上述信件。邓小平接着说，这个文件的中文复印件和俄文译件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在莫斯科转交苏共中央。

我问，可否认为文件今天在莫斯科已经递交或将要递交，对于我的这个问题中国同志未作准确的答复，只是说已经做好了递交文件的准备，其余的一切就取决于一些技术原因(飞机起飞的时间等)。

我说，我立即把送达的文件转交苏共中央。

在这次简短的会谈中，邓小平说，这将是他第四次访问莫斯科。他第一次去莫斯科是作为中共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成员，接着去莫斯科是由于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还参与了兄弟党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工作。

我指出在后两种情况下，他参与讨论的是兄弟党生活中发生的尖锐而严重的事件。邓小平说，问题显然是在尖锐化后才提出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怕辩论，否则应当把它“扔进垃圾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战斗中和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得到巩固的。邓小平这番话指的是在目前条件下达到我们两党之间相互理解，特别是为了苏共和中共代表团9月间将要举行的会晤期间取得良好的结果，不应当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1957年起草莫斯科宣言过程中，在编委会里М.А.苏斯洛夫领导的苏联小组的同志和他(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同志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完全开诚布公、密切合作的。但现在我们两党之间产生了分歧。为了消除分歧，应当明确而清楚地把所有问题都摆出来。我们两党的行为最终要由三个主裁判来评判——一个是群众，另一个是共产党，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会弄清事情真相。第三个是时间，历史将会做出最后结论。他接着说，历史事件的发展既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某些集团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某些党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当然会对任何观点做出结论——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因此我们两党应在十分坦率的情况下交换意见。他最后说，我不可能介绍我们复信的内容，因为它比要答复的苏共中央文件长得多，他强调说，但我们已努力尽可能详细而清楚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我说，文件的篇幅长短不能成为我们坦率讨论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较大的努力。希望两党即使通过争论和辩论能够达到相互谅解。接着就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问题交换了一些实际的意见。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И.И.萨福隆诺夫和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赵仲元。

注：收到的文件已于今年9月13日以外交邮件由图104飞机送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手写批注：

该资料大使馆已通过电报方式发送过。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60年11月29日

ЦХСД，ф.5，оп.49，д.327，л.255-257

№03975 图加里诺夫的报告：中苏关系影响到对待大使的态度(1960年9月14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1960年9月15日

第0722/ДВ号

关于对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态度问题

1960年8月5日外交部长陈毅在同契尔沃年科大使的会谈中宣称，中共和苏共之间最近一个时期形成的不很正常的关系，影响到莫斯科对中国大使馆的态度。陈毅在说明情况时指出，苏联驻中国大使有机会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几个副总理和部长会晤，而中国驻苏联大使却没有这种机会。他最多只能受到外交部副部长的接见，而通常接见的只是外交部的司长或副司长。

陈毅的上述声明不符合实际。苏联外交部不知道1959年到1960年期间有这样的事：刘晓大使没有受到他要求会见的人的会见。接见刘晓的总是外交部部长或副部长(如果他要求这样做的话)。1960年1月1日刘晓在同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会谈中确认，大使馆提出的问题都能很快得到答复。刘晓大使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没有主动提出要求同苏联国家领导人会见。

1959年11月5日递交了国书的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过了4个月，即1960年3月7日，毛泽东才接见他，虽然这位大使抵达北京后立即通报了他想拜访的中国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应当指出，毛泽东在接见契尔沃年科同志时对他说，他一知道苏联大使请求会见这事以后，就立即同意与他会见。

此后苏联大使不止一次地请求会见毛泽东，以便完成中央的委托，但中国同志通常总是回答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或者有病。

1960年1月10日苏联大使要求会见毛泽东，向他转交苏共中央关于裁军的信。苏联大使被告知，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开会，接见他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1960年1月24日苏联大使受中央委托要向毛泽东转交苏共中央拟召开华沙条约国会议的一封信，也没有得到同毛泽东会见的机会。苏联大使被告知，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国内视察，由伍修权接见他。

1960年5月16日苏联大使找中共中央要求弄清会见毛泽东的可能性，并向他转交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一封信。中国同志回答说，毛泽东和刘少奇不在北京，毛泽东请他把这封信交给中共总书记、政治局委员邓小平。

1960年7月2日契尔沃年科同志找中共中央要求会见陆定一。7月5日答复大使说陆定一不在北京，并委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子意接见他(张子意同大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举行了会谈)。

1960年8月8日苏联大使找中共中央要求会见毛泽东，以便递交苏共中央关于成立文件起草委员会的信的文本，这个文件的草稿拟在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国同志两天没有答复。8月10日契尔沃年科又向中共中央提醒这一要求。8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毛泽东委托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大使。

1960年9月5日苏联大使请周恩来或他的副手参加招待会，以便转交苏共中央关于协调社会主义国家不在西柏林散布与联邦德国的经贸协定的影响方面保持一致的一封信。苏联大使得到的答复说，周恩来正忙于其他事，大使将受到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的接见。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图加里诺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

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的要求下，外交部根据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做出了情况说明。除了情况说明提到的事情，苏共中央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的请求，在1960年接见过他几次。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 [31]

ЦХСД，ф.5，оп.49，д.332，л.247-249

№10279 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摘录 [32] )(1960年9月17—20日)

苏共代表团：苏斯洛夫(团长)、科兹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康斯坦丁诺夫、格里申、契尔沃年科

中共代表团：邓小平(团长)、彭真、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伍修权、刘晓

第一次会谈

(1960年9月17日13—15时)

会谈结束时，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打算如何对待苏中友好？……只有等这一关键问题包含的各种事实得以澄清之后，才能弄清楚如何来消弭我们之间的分歧……

第二次会谈

(1960年9月19日)

科兹洛夫同志首先解释说，我们一向认为，在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应当发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适应的真正的友好关系……

接下来，科兹洛夫同志谈到，至于两党之间已经长期存在的一些严重分歧，中国同志的信中把其原因归结为苏联与波兰的关系以及1956年秋季的匈牙利事件。其实，这些问题早就在苏共中央同波兰党中央以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获得了解决。对于1956年秋季的一系列事件，我们之间早已达成一致的评价。

我们不否认中国同志在那个时候的确给过我们一些建议，但是那些建议跟现今中国同志来信中所提到的内容全然不同。科兹洛夫同志反驳了中国同志的说法，随即问道：你们为何想要重新提起1956年的波匈事件？我们以为，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就如何评价这些事件释疑解惑。然而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这种质疑只会煽动波、匈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损害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同波兰、匈牙利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密切关系。

第三次会谈

(1960年9月20日)

邓小平接着指出：我们对如下事实深感不解：在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其他几位领导人会谈之后，胡志明同志于回国途中曾在北京短暂停留，他提到如下消息：赫鲁晓夫在同他及其他越南同志谈话时声称，中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整修成吉思汗的陵墓，这使人嗅到“黄祸”的味道。成吉思汗缔造他的大帝国时曾波及三个国家：蒙古、我们的自治领土和(现在的)布里亚特苏维埃。但是你们那里却通常以为，在成吉思汗的征服中首当其冲受到伤害是欧洲人民，其实中国人民才是受害最深的。

波诺马廖夫：应当做的是拆毁其墓地，而不是去颂扬他。

波斯佩洛夫：许多民族都曾因成吉思汗的征服而受过伤害，中国为什么还要把他作为正面人物加以颂扬？

彭真：是蒙古人想要恢复他们祖先的墓地，我们怎么能够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就比如说你们吧，你们也崇拜彼得大帝。你们也曾打算在旅顺港为三位俄国将领——库罗帕特金、阿列克谢耶夫和马卡罗夫——修建一个纪念碑，他们也都曾侵略过中国。

波斯佩洛夫：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的纪念碑绝不可能修建，只会修建马卡罗夫的纪念碑。因为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都曾背叛过俄国的事业。

彭真：现在我们来谈谈朝鲜战争的问题。

接下来的谈话反复提及6月22日同赫鲁晓夫的会谈，意图在于否认毛泽东有过任何过错。据说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一开始就曾声明：“由于苏联不适于派出军队保护北朝鲜，一旦敌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将准备派遣中国志愿军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战。”

在进一步讨论过这个问题后，邓小平宣称：尽管我们并不怀疑你们总的来说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的，但是在解释过所有这些事实之后，我们想要苏联同志反思的是，他们在对待敌人和对待盟友时所有这些做过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妥当。

波诺马廖夫：可是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好像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

邓小平：那为什么赫鲁晓夫同志讲话时那么尊崇艾森豪威尔？

苏斯洛夫：不能将涉及原则的问题同斗争的手段混为一谈。

邓小平：苏斯洛夫同志，不要轻率地下这种结论。你没有听过(赫鲁晓夫)其他的谈话。这里缺乏相互尊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会谈很难再进行下去。不过，我们想问问你，假如遇到困难时，你究竟指望谁的帮助，是艾森豪威尔呢，抑或是尼赫鲁这类人，还是指望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兄弟？

科兹洛夫：对我们而言，这类问题并不存在。

邓小平：我倒是希望真的不存在这类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令人关注。

科兹洛夫：那是你们自己想要削弱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你们自己硬要往这个问题上拉。我们一再声明这类问题不存在，可是你们却坚持说存在这类问题。我们以我国和我国人民的名义宣布说，一旦你们遭受侵略，我们将会动用(我们所具备的)一切力量保卫你们，可是你们却总是怀疑这些话。

邓小平：我要求你把你们的行动同你们最近的言论一致起来。

苏斯洛夫：这种说法是对我们的攻击。

邓小平：我以我们党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并凭着充分的责任感宣布：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无论中国人民遭受怎样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党在任何艰难条件下，都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

苏斯洛夫：当1955年民主德国遭遇困难形势时，我们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33] 当我们对匈牙利的反革命活动给以打击的时候，我们不就承担起了全部的责任吗？

邓小平：但是在中印边界冲突过程中，你们却没有那么做。

苏斯洛夫：然而那时你们并未受到过侵略者的威胁。

邓小平：你们单方面从中国撤回了你们的专家，你们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延伸到国与国的关系中，而且我也不同意你所谓的印度对中国不构成威胁的话。你们曾宣称说，你们会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印度发生冲突时，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居然能够维持一种中立的立场，这在我们看来倒是很新鲜。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中苏两国之间存在过的那些分歧，其中包括1955年2月4日远东军区就共同防空最高指挥权的谈判以及1955年9月27日中苏两国军区就防空问题的谈判。彭真再一次详尽地解释了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邓小平总结说：众所周知那是一项特别不公平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中国竟然无权准许第三国代表进入它所管辖下的两个省，而这两个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是否允许来自第三国的人员(进入自己的领土)关你们什么事？米高扬同志访华时，我们曾同他讨论过并解决了这些问题。你们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予以积极评价。

苏斯洛夫：那为什么现在你们又一次把这些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提出来？你们的意图是什么？

邓小平：遗憾的是，无论是关于建设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还是要在平等基础上协商此事这种种建议，都是出自赫鲁晓夫同志。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曾经反问过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提出这些问题，让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根据你们的提议来做呢，还是根据我们共同的想法来做？假如我们按你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就得把我们全部的沿海地区，都像对旅顺口和大连那样拱手相让。赫鲁晓夫同志回答道：你们不能那么做，不然你们又该怎么办？毛泽东同志接着说：那我们就上山打游击。

苏斯洛夫：我想那只是句玩笑话。

邓小平：这不是玩笑，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谈。必须指出的是，在那次会谈之后，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通报说，苏联将会终止(向中方)移交为原子弹生产所需的技术资料和必要材料，随后你们就停止向我们移交为建设核潜艇所需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关于中苏两国边界事件，邓小平声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反应，因而我不会就此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邓小平：……借此机会，我请你们转达我们对你们的党以及赫鲁晓夫同志的问候。同时也请转达我们的以下愿望：自去年9月以来，赫鲁晓夫个人三番五次地攻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作为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世界事务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因而，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你们(向赫鲁晓夫)转达这一口信，希望他能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满意地看到，双方都认为此次会谈是有益的，都认为这有助于逐步地克服我们之间的分歧。

SAPMO，JIV 2/202 280，Bd.3

№00597 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1960年9月22日)

绝密

苏共中央：

鉴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分歧业已明朗，且目前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致信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我1949年1—2月访华期间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和在此期间中央给我的指示作一介绍。

这些报告都是在西柏坡时通过密码电报传送的。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驻在那里。电文没经任何改动或补充，是原复制件。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两名苏联军医：捷列宾(后在苏联乘飞机时遇难)和梅利尼科夫，他二人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家属看病。他们有无线电台，负责通讯任务。

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的这次中国之行和谈判进程中的一些情况。

1947—1948年，我中央和毛泽东就他来莫斯科一事交换过意见。他没来过莫斯科。我方的邀请1947年6月就转交给他了，表示愿意接待他，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军事胜利后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苏中关系问题。

然而，由于毛泽东所处地方遥远，交通不便，他身体有病，军务缠身和其他原因，启程日期一拖再拖。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发展迅猛，胜利在望。在华北进行了决战，得到70万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的中国革命军队(这些武器装备是我们一手交给中国的)开始向中国中心北京 [34] 方向进军。

1949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答复毛泽东来访一事时，斯大林说了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当时来未必合适。他当时是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尽管计划让他秘密访问，但做到保密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很可能泄露出去。他的来访，毫无疑问会被西方说成是谒见莫斯科，并从苏共那里讨取指令，而他本人将被讥为莫斯科的走狗。这将会损害中共的名誉。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对此又会聒噪一阵，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

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政府可能很快就要建立了。那时他就不必秘密访问，而是正式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来邻国谈判。这反而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从而具有更大的国际意义。

尽管毛泽东延期来苏推迟了对已臻成熟问题的讨论，但这一消极方面可通过派我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去中国来消除。

那时，接待毛泽东来访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后赞同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当即口授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其中谈到：“我们大家都主张您暂时推迟访苏日期。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非常必要。如果您愿意，我们可立即为您派去一名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以商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毛泽东通知说，他决定把赴莫斯科的启程日期暂往后推，他们欢迎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时表示希望该同志在1月底或2月初抵达他们的驻地而不是哈尔滨。

斯大林提议我去中国。

为了避免在中国谈判时出现困难和做好充分准备，以免过多地向莫斯科请示，我把中国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成提纲并考虑了各种回答方案，然后同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了讨论。

这时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

一、我党中央不同意中共的下述观点：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中共外，所有党派都应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时期，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所有政治党派，除中共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对此，我党中央在回电(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中写道：“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

显然，由于这一建议，中共改变了自己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二、关于对待国民党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的问题。

1949年1月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的照会。南京政府建议苏联政府(还有法、英、美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

我党中央用电报通知毛泽东说：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赞成停战并在中国建立和平，但在它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我们考虑这样回答并请电告您是否同意。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应作如此回答：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

对于1月10日的这封电报，斯大林在1949年1月11日又作了补充解释：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不能指责它欲将内战继续下去。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早复为盼。”

1月12日毛泽东回电，其中谈到苏联政府最好这样答复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失望……

“现在我们倾向于用全部事实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

“似乎我们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对此，斯大林于1月14日又复电毛泽东，其中特别指出：“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直截了当地拒绝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以此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意味着，您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您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让他们赞扬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您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共产党不会有和平，因为它不想和平，说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往下又谈到第二种灵活的答复方案，其精神是第一次电文中阐述的苏联建议。当天，1月14日，毛泽东说收到了上面谈到的1月11日的补充电文，他在电报中宣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通知说，当天他们公布了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于是，再次通知毛泽东，说从他最后一次电报中，“清楚地看出，在对待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问题上，我们之间已达成一致看法，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和平’运动。这表明，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

我去中国用的是安德烈耶夫这个化名，签署发给菲利波夫(化名)的电报也用的是这个姓。这是按斯大林的意见办的，以防万一在中国泄露出我在那里的消息。

我1月26日飞往中国，1月30日抵达那里，一直停留到1949年2月8日。同我一起前往中国的有原交通部长科瓦廖夫(当时是我党驻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翻译，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他也姓科瓦廖夫。

凌晨，我们从旅顺起飞，拂晓飞抵石家庄附近的原日本军用机场。到场迎接的是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从这里乘缴获的汽车行驶160—170公里来到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位于山沟里的西柏坡。

头两天毛泽东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派别斗争。在后几天会晤中，他也常常提起中共党史上的这些问题，讲了许多他怎样艰苦地同“左”右倾作斗争，因为王明的行为，党和军队怎样受挫(王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来又怎样纠正了错误，宗派分子怎样杀害中共党员干部，而他本人如何幸免于难。他曾被开除出党，曾有人想杀掉他等。但从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以后，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讲)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得很好，终止了杀害党的干部。他一直赞成在党内要讲宽宏大量，认为不应该因意见分歧而被赶出中央，不应该进行迫害。

毛泽东讲，就是这个王明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我们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仍住在中央驻地，尽管实际上没有任何工作。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王明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想试探一下我们怎样对待王明，我们有没有意图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清楚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分歧，所以就没有过多谈论他。还在莫斯科就已商量好，我不同王明见面。在同毛泽东谈话时，他一次也没参加，也不想和我见面。

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委员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当我问毛泽东他想什么时候夺取中国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时，他回答说不着急。他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暗示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同时，他表示了这样的想法，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他说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中共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上海的党组织很弱。最后，上海生活依靠运进原料和燃料。如果他们夺取上海，燃料却无法运进来，工业停顿，失业增加，这将使居民生活变得很糟。中共必须培养干部，而且已着手做了。等干部准备好了，他们即将夺取上海和南京。

根据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我中央确定的立场，我反驳了这一点。我指出，他们夺取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至于上海的粮食和原料问题，迟早会提出来。况且，夺取上海会严重削弱蒋介石而为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二、毛泽东对共产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共对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关注不如对农民重视。这种立场同以前共产党和军队在山区活动远离工人阶级中心有关。时代变了，而对工人的态度依旧。

这一点，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来，比如，毛泽东曾满意地指出，“共产党在农村有极大的影响，在那里没竞争对手。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待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的学生中间，共产党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大于共产党。比如上海有50万工人，在打败日本之后，共产党活动已经合法，可它只在20万工人中有影响，其余都站在国民党一边”。

毛泽东以下的谈话也值得注意：“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

三、遵照中央指示，我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比如，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利。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甚至说，没有政府他们更便于活动。说什么如果有政府则是联合政府，这意味着要在其他党派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使事情变得复杂。现在他们行动就像一个革命委员会，不依赖于其他党，尽管同其他党派保持着联系。毛泽东强调，这将有助于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固执，并证明说，不能在夺取南京后(预计在4月)立即成立政府，而应在6月或7月。我则坚持说，过分拖延成立政府会削弱革命力量。

众所周知，政府于9月30日成立。

四、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说，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说，他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这位妇女不懂政治。中国有共产党，苏联也有，但这并不排除而是完全可以让苏联的基地继续在旅顺存在。因此，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待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苏联就无须保留旅顺基地了。

我中央和斯大林对此有另外的立场。如果中国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则苏联在那里不需要有基地。我向中国同志陈述了这一立场。斯大林收到我关于中方对这一问题立场的汇报后，于1949年2月5日致电毛泽东：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形势会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军从日本撤走，即取消这一不平等条约。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军立即从旅顺地区撤走为宜，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这一愿望。”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看得出，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明说。

五、关于新疆。这一问题也同样引人注意。毛泽东怀疑我们在新疆的意图。他说，在新疆伊犁地区有独立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支配，那里存在着共产党。他说，1945年在重庆会见白崇禧 [35] 时，白告诉他，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向他明确地宣布，我们不赞成新疆地区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提出了中苏之间修建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议。作为一种方案，任弼时提出中苏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后来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希望这条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因为这样走路线短，省钱，把经过新疆的路线作为下一批工程。

六、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古和内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古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才100万人。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古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古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古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自己。”

看了这一电报后，毛泽东说，他注意到了电报的内容，并说“他们当然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

七、关于其他国家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希望外国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另一个方案(毛泽东显然更欣赏这一方案)是不希望新政府立即被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它，那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这种政策要实行一年。中国人指出第二种方案好，因为这样可使新政府放开手脚，便于对在华外国人施加压力，而不必理睬外国政府的抗议。

毛泽东总是说，他们中共中央等待着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我回答说，我中央不可能干涉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给予任何指示，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当请教我们时，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给予指示。

毛泽东坚持说，他等待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因为他们缺乏经验。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说他只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方式，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的认识。

为了证实上述说法，我摘录一些当时同毛泽东的重要谈话记录。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

“请注意，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许多错误。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做。”

我回答说：“这些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很难让人同意。若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领导中国内战达20年之久，并取得如此的胜利。至于错误，所有进行积极活动的党都有。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决坚持无情揭露错误的原则，以免重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好心犯错误，并诚心诚意地纠正错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错误，后来在分析这一错误时发现，早在1933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就写得非常正确，而到1946年却忘了。倘若1946年重温一下，那就不会犯错误了。于是，1946年他们重新印发了1933年的土改决议，向农民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错误的责任承担下来。因为领导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领导人本身犯的。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下述意见：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那么它什么也没做。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使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是不正确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说，中共1936年 [36] 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的做法，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失败。

后来毛泽东说：中共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文献。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一边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他们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但没有提到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当时问毛泽东，在教育干部的12本著作中没有一本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这是否合适？

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同马、恩、列、斯相提并论。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时，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用之于实际，一点儿也没有丰富它。

而且，他亲自给地方发了电报，严格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恩、列、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表明毛泽东谦虚，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不应机械地运用到中国，而应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具体的条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路，它使革命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因此，阐述中共的经验必然具有理论价值，必然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难道可以否认总结中国经验对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理论意义吗？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说，王明及其追随者为反对党的路线就非常强调中国的特点。对此，我回答说，民族主义分子通常利用本国具体的历史特点，企图把党引上资产阶级化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这些特点则是为了按马列主义领导革命。对此，毛泽东再没有争论。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电报中通知说，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根据的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说的意见和他后来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指示以及他对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

“毛泽东几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

在2月7日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对最重要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表示满意，并热情地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怀。

当我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 [37] 受斯大林委托来电话说，对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政治局表示满意。政治局每天都阅读和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作详细汇报。

回到莫斯科，我确实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都感到满意，并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附上我从西柏坡所发电报和我在那里所收到的莫斯科复电的文稿。 [38]

А.米高扬

阅后退回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局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и.п.2375

АПРФ，ф.3，оп. 65，д.606，л.1-17

№24149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贺信(1960年9月23日以前)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0年9月…… [39]

第2513号

致苏共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将至，我认为理应按照往年的惯例向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情报机构)领导人和中国公安部部长发送贺电。

请求批准。

贺电内容请参见附录。 [40]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А.谢列平(签名)

手写批注：

应批准。

…… [41]

1960年9月24日

归档。

已完成，见背面。

М.索科洛娃

1960年9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335，л.132

№2303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1960年9月28日)

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您的要求，现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情况汇报”提交给您。

В.库兹涅佐夫

1960年9月28日

绝密

第0750/ДВ号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情况汇报

1960年6月的最后几天，一伙中国籍牧民，人数近百人，赶着一群约15000头绵羊，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过苏联国界，并深入距国界3—4公里的地方，在苏联领土上定居下来。中国牧民拒不服从苏联边防军人令其离开我国边境的要求。他们声称，他们是按自己的人民公社主任的指示来到这一地区，未经他的许可不能离开。

中国边防当局断言，牧民占据的地区似乎是中国的领土。在7月期间内，他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的指示，规避同我边防军会谈，讨论我们提议关于中方破坏苏联国界的问题。

中国公民破坏苏联国界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的一段边界是根据俄中在19世纪的一系列协议划定的，即1860年11月2日的北京续增条约、1864年9月25日的塔城议定书、1881年2月12日的圣彼得堡条约及1884年5月22日的诺沃马尔格兰议定书等。

在1951年出版的某些中国地图上，一系列地段的边界线(尤其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不正确，极大地偏离条约签订的国界线而有利于中国，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的位置标在中国领土上。在1954、1957年和1959年出版的中国地图上，这一地区的边界线进一步以与上述条约文件不存在分歧的划定边界图例来标示。

在苏联政权所有年代，我们的边防军一直保卫这一地段。近年来，在中国牧民让牲畜越过边境的各种情况下，苏联边防军在第一时间发出指示后，这些牧民立即毫不争辩地离开苏联领土，并返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

今年8月17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递交照会，指出中国牧民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事实，并要求国界破坏分子离开苏联领土。

中国外交部在今年8月22日的答复中声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的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因为所指的地区好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中国牧民自古以来就在这地区放牧。中国外交部怀疑苏联边防机关提出的1945年出版的该地区地图，说这不是条约的地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外交部的答复中企图扩大争论的题目，并公然全盘提升苏中边界问题。在答复中尤其指出：“苏中边界在某些地段尚未划定，而已划定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方亦未经勘察。”因此，中国外交部继续指出，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地图上某些地段的国界标识存在分歧。至于中国牧民占据的地段，中方声明，请苏联边防军撤出“争议地区”，关于它的归属，建议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协商。

上述的中方行动，正如中国外交部对今年8月17日大使馆照会的答复，证明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具有蓄意的性质。

下列事件更有力地证实这一结论。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中国牧民采取新的企图，不仅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而且在别尔特、乔科来(Чокоай)、乌谢列克(Уселек)等山口地区，把自己的牲畜赶到苏联的领土上。自9月1—6日期间，我们的边防军及时防止了这样的企图20起。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动具有挑衅性质。一些孩子带着几群牲畜，当我边防军出现并令其离开苏联领土时，他们便开始呼叫和哭泣，向后奔跑，虽然边防军根本没有恫吓他们。

由于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从9月1日起下雪，中国牧民9月2—4日开始在苏联领土上用草土块为牲畜搭建圈栏，并很快就造好在冬天条件下生活的土屋。

今年9月6日，中国牧民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和特普施(Тепши)地区4次企图赶牲畜深入肯科(Кенкоо)河流域的苏联领土，但是这些企图都被苏联边防勤务班及时制止了。这时他们声称，在整个冬季期间，他们将停留在这地区，并按公社领导的命令，打算逐步深入到离边境线20千米的卡拉乌尔秋别(Караул-Тюбе)哨所的苏联领土。

今年9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口头声明，要求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中国公民立即离开苏联领土。

9月21日，中国外交部向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递交回复照会，该文已呈送苏共中央。

据最近材料，中国牧民已离开博孜艾格尔山口以北地区的苏联领土。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图加里诺夫

РГАНИ，ф.5，оп.30，п.80，д.332，л.130-132

№20739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中国的经济困难(1960年9月29日)

1960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9月12—30日

第162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9月29日

我和夫人应中国大使乔晓光邀请参加了晚宴。座谈中我谈到了苏联农作物取得了好收成，谈到了收获中的一些情况，想向大使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的收获情况。

乔晓光说，今年农业生产发生了一些困难，一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今年农田受到水灾、旱灾和虫害。自然灾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初步统计，因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农作物比预期的总产量要减少25％。

接着大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情况良好。乔晓光说，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的总产量已经完成了年计划的60％，过去同期只完成40％左右。

我向乔晓光简要地谈了最近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工作的情况，介绍了卡斯特罗的尖锐而有趣的发言以及纳赛尔的引人注意的发言。

乔晓光接着说，他读到过有关Н.С.赫鲁晓夫同志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晤的报道。

很明显，乔晓光回避联合国第十五次会议的工作问题。

大使馆二等秘书В.М.巴库林参加了会谈。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25

№03976 雷巴尔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学员在课堂上挑起辩论(1960年9月30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

兹呈上荣获列宁勋章的基辅红旗基洛夫高等炮兵工程学校政治部主任、上校雷巴尔金同志的报告副本。

我提交的这份报告只是提供信息。

附上述报告共3页。第мб5881号。给收件人

高利柯夫(签名)

1960年10月13日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关于加强对苏联留学的外国学生的教育工作，参见1960年10月29日苏共中央的决议。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60年11月30日

荣获列宁勋章的基辅红旗基洛夫高等炮兵工程学校

1960年9月30日

第01358号

基辅市

致军事委员、基辅军区政治部主任、上校Н.М.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兹报告，在我校学习的人民民主国家学员中，休假回国返校以后，就苏共和中共领导之间的分歧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同他们谈话以后才弄清，这方面的情报他们是在家乡度假期间得到的。

今年7月中国班班长上尉李乃宾(Ли Най-Бин)被召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此后学员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就更大。李乃宾从莫斯科回来后说，大使馆向他们通报了同苏共分歧的实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就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基本原则立场。同时好像对他有指示，让他们在各地不要就这些问题挑起争论，采取巩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方针。

根据特设系各班党支部书记的要求，9月27日对外国学员讲过一次课，题目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历史意义”。讲课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主任、历史科学副博士、上校В.Н.罗巴京。讲课的思想水平很高，首先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课时对莫斯科会议宣言的基本原则，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证，批判了这些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没有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名。

但是一些中国军官，其中包括李乃宾、张如申(Чжан Жу-шень)和黄新民(Хуан Синмин)，借口提问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同意讲课人某些完全正确的观点，如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等。

他们挑起辩论的企图得到了及时制止。下课以后中国军官(7人)未经系领导批准召开了自己党的会议，会上他们一致表示不同意讲课内容，第二天他们将此事报告了系里分管政治工作的副主任。

中国班长李乃宾因此而受到相应的训斥，批评他本人和其他中国军官在课堂上的错误表现和不经过系领导批准就争论的问题召开党的会议。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代表所有中国学员请求原谅他们的急躁，保证今后不就这些问题挑起任何争论，虽然，如他所言，他们在提到的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其他国家班上的军官对讲课都很满意，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讨论的一些问题都能正确理解，并一致拥护会议的公报。

学校领导和政治部，特设系的干部继续奉行巩固与人民民主国家，包括与中国同志的兄弟般友谊的方针。10月1日将召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会议。

关于中国军官的表现，我们还要给总参谋部第十管理处写信。

政治部主任、上校

雷巴尔金

ЦХСД，ф.5，оп.49，д.328，л.160-163

№20740-1 普扎诺夫与巴格达诺夫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1960年10月7日)

1960年10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10月1—14日

第16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10月7日

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卡斯托·巴格达诺夫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大使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今年8月建议朝鲜朋友进行谈判，并缔结长期贸易协议。朝鲜政府一直到9日底才做出答复。回答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准备签订这样的协议。

大使感到惊奇，朝鲜朋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告诉拒绝的原因，他认为，原因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与中国人进行谈判，这可以从李周渊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一事看出。大使以疑问的口气指出，朝鲜领导是否想利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发生的一些分歧，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我告诉大家，据我们所知，朝鲜领导人在今年5月初向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提供经济援助。金日成亲自就这些问题于5月去过北京，于6月中旬去莫斯科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

我向大使通报了苏联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哪些经济援助，通报了金日成在与Н.С.赫鲁晓夫会谈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错误观点的反映。

大使感谢我给他的通报。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40-141

№20740-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朝鲜期待赫鲁晓夫来访(1960年10月8日)

1960年10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10月1—14日

第169号

绝密

平壤市

1960年10月8日

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库尔特·施奈德温特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大使通报了阿尔巴尼亚大使彼得·盖杰什于今年10月7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就苏联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的错误言论(在大使们通报之前)。阿尔巴尼亚大使说，不久前驻北京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他那里，说到苏联政府从中国召回本国所有专家的事。库尔特·施奈德温特记得，阿尔巴尼亚大使讲过这些话：苏联政府做得不对，一方面向印度、印度尼西亚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召回苏联专家。库尔特·施奈德温特说，召回苏联专家看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同志做得不对，而盖杰什回答说，这方面有错的是苏联领导人。

对阿尔巴尼亚大使的错误说法极为不满。

我感谢库尔特·施奈德温特的通报。

我拜见了金日成，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Н.С.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信件交给了他。

我读了信件的原文，以自己的名义对他们说：Н.С.赫鲁晓夫同志很想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在接见我的时候一直这么说。这一点Н.С.赫鲁晓夫在今年6月17日会见您的时候也对您说过。苏共中央主席团也知道，朝鲜劳动党领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到来。大使馆收到的给Н.С.赫鲁晓夫的信件、电报超过3.7万封，信中充满对苏联人民诚挚友好之情。可是目前的情况迫使我们必须与您商量推迟Н.С.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时间。

金日成非常仔细听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来信。可以看出，来信中表示的热情、真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金日成了解来信内容后有点激动地说道：

“我们很了解，Н.С.赫鲁晓夫同志目前在纽约正进行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不能打扰他。回国以后Н.С.赫鲁晓夫同志还要忙于准备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工作。这些情况使得他不得不推迟出访时间，我们完全理解。

我们期待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到来，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这不会是徒劳的。这是必须的工作。它有益于巩固与苏联的友好和团结。

有关推迟访问最好在报纸上同时发布一个消息。

事情已经这样了，大家不要认为不方便，把访问时间推迟。我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努力。这项工作比访问朝鲜更重要。

以后Н.С.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时间可以在今年11月会见时与他本人协商。”

接着金日成用疑问的口吻补充说：

访问未必会在今年举行吧？我们这里冬天很冷。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朝鲜以后还想去萨哈林，那里大家都知道，冬天雪很大。因此，是否把访问日期定在明年春天？

至于发表此消息的时间，金日成赞成定于10月12日。考虑到10月10日将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建党15周年庆祝大会，10月11日将刊登大会的报告。

关于发布消息原稿的问题，金日成说，稿件译成朝鲜语后我们审阅一下，然后把意见通知大使馆(对稿件内容未作改动。只对标题提了些建议。消息发布时间是1960年10月12日)。

我感谢金日成对我们的正确理解，完全同意苏共中央主席团信中提出的看法。

外务相朴成哲参加了会见。

翻译由大使馆Д.А.普利耶姆斯基和朝鲜劳动党国际部工作人员崔元植担任。

Д.А.普利耶姆斯基担任记录。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41-144

№1038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错误对待《苏中友谊》杂志中国专家的问题(1960年10月1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0年10月18日会议第165/5号记录

第5项　关于对待在《苏中友谊》杂志工作的中国专家的不正确行为。

(罗曼诺夫斯基同志、罗戈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毛希丁诺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

鉴于已停止出版《苏中友谊》杂志，苏共中央在今年9月7日的决议中，建议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表扬中国专家的良好工作，以编辑部的名义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赠送不太贵重的纪念品。

但是，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苏中友谊》杂志编辑部的领导，只是形式主义地对待苏共中央的这个命令，对动身回国的中国专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志式的关心。杂志的原主编В.Н.罗戈夫同志不接受中国专家的邀请，参加由中国新闻记者专门为杂志的苏方领导同志举行的告别宴会。中国专家对这种举动非常生气，并认为是不友好的行为，中国专家在火车站送别的时候特别流露出这一点，没有走出车厢与前来送行的杂志的苏方领导人告别。

这样一来，《苏中友谊》杂志原领导人此种考虑不周的行为，给杂志的中苏双方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来了过多的猜疑，造成了不必要的神经过敏。

苏共中央决定：

一、由于对期满回国的杂志中方工作人员的不正确行为，给予《苏中友谊》杂志原主编В.Н.罗戈夫同志警告。

二、请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茹科夫同志)过问，在取消《苏中友谊》杂志问题上，形式主义地对待执行苏共中央命令的问题。

ЦХСД，ф.4，оп.15，д.690，л.8-9

№09880 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等会谈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争论(1960年11月26日)

机密

А.И.米高扬和Ф.Р.科兹洛夫同志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的会谈记录

会谈于1960年11月26日举行

米高扬：今年3月，我们曾邀请你们派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联进行正式访问。你们当时原则上同意了，但没确定派代表团的时间，也没确定代表团名单。然后，在现在代表团前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和莫斯科会议之际，你们通知，这一代表团作为党政代表团前往。我们理解，这正是我们邀请中所说的那个代表团。正因如此，在到达的第一天我们便接见了你们的代表团。

然后你们作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的活动。会议很快要结束，我们认为，你们的下一步逗留应重新提到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计划。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你们代表团在会议结束之后到我国各地走走，参观一些工业企业，了解一下农业，到科研所、高校和中小学看看，同广大居民阶层——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科学艺术代表、大中学生见见面，在劳动群众集会上讲讲话。这一旅行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科兹洛夫：我完全同意米高扬同志的话。你们到苏联各地走走，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以了解我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巨大建设。而主要的，你们可以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怀有什么样的兄弟般情意。到我国各地旅行时，你们可以亲临列宁格勒，那里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是列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彭真同志到过列宁格勒，而你们，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还没到过。列宁格勒完全医治好了战争创伤，正在快速地进行建设。

刘少奇：我们理解你们的邀请，这对我们并不突然。但现在正在进行兄弟党会议，会议气氛使我们很伤心。我们现在不能回答你们的邀请。待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在会议之后再回答你们。

米高扬：不管我们有什么分歧，不管会议结果如何，中国还是中国，而苏联还是苏联。我们是社会主义邻邦。你们代表团到我国各地走走，有助于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和增长。

刘少奇：我想谈谈我对会议的认识。我认真观察了会议的进程，我应坦白地说，我对会议的实际工作不满意，所以我的心情不好。

列宁当年讲过，看一个党和一个政治家怎样，不是凭其言论，而是观其行动。我想把列宁这些话同我们会议的工作联系起来。会议是由赫鲁晓夫同志宣布开幕的，他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在会议开始前，苏联的同志们同我们谈过苏共在会议上的立场。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而仅是它的形式方面。问题的实质表现在苏共中央今年11月5日的信中。在会议召开前和会议过程中，苏联方面在各兄弟党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促使他们谴责中共的立场。谴责我们，似乎我们奉行特别的路线，似乎我们赞成“民族共产主义”和支持宗派活动。所以这次会议实际上变成了谴责中共的会议。

从兄弟党代表的发言看，这次对中共的谴责是苏共中央组织的，而且直到目前仍在继续。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赫鲁晓夫同志的两次发言都是本着这种精神组织的。

在邓小平同志的发言中，我们删除了有激烈言辞的一段。而且我加了一句，其中讲，苏共路线尽管有某些错误，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是国际主义的。然而我们对苏共的这一积极评价未得到苏联同志的应有反应。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责我们，说我们执行错误的路线，不是国际主义者，是民族共产主义者，等等。现在我的同志对我讲，说我建议从邓小平发言中删去一些尖锐的词句可能是犯了错误。

当我们来到莫斯科时，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加强我们的团结，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准备的发言。但是在苏共中央11月5日的信以后，我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你们对中共采取了新的攻势。因此，留给我的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权利越来越少了。况且我们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结局是什么。

由于你们，米高扬和科兹洛夫同志前来拜会我们，那就允许我衷心地、坦率地同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米高扬：请吧，我们很高兴听您讲。

刘少奇：首先我想告诉你们，我非常激动。1921年，当时列宁还在世，你们国家正经受严重困难的时候，我在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有40年党龄了。现在已数不清，为保卫苏联和支持苏联我做了多少工作。1956年，尽管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有某些争论，但我们合作得不坏。所以我以同志的名义，衷心地请求苏联同志不要把事做绝。

纵观会议进程，我难说它会以什么告终。如果在讨论的文件里包含有谴责中共的内容或通过谴责中共的秘密决议，那么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将是错误的，将受到历史的谴责。我衷心地建议苏共中央不要犯这种错误。

请回想一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当时我们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我当时曾说，如果你们不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而撤走军队，那你们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我现在还想重复那些话：不要贯彻错误的路线，否则要犯历史的错误。我具体的建议可归结为以下四点。我请你们从声明草案里删除以下几点：

关于宗派活动；

关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义；

关于民族共产主义。

在从文件中删掉这些问题之后，不通过谴责中共似乎搞宗派活动的秘密决议。那时我们将签署这一文件。在正确地解决了这些争论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邀请，到苏联各地走走。表面上看，这4个问题很简单。但它们反映着这次会议的实质。接受它们与否，意味着还进行不进行反中共的活动。

我想向你们提起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当时他正同孟什维克争论什么人可以成为党员。孟什维克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党员，只要他交纳党费。列宁补充说——交纳党费并在其中一个组织里工作的人。补充了半句话，但它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关于这些建议也可以说这样的话，他们改变了我们会议的实质。

我认为，这次会议的工作气氛不正常。我参加过共产国际、世界工联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我有体会，应如何进行类似国际会议的工作。我重复一遍，这次会议的气氛不正常。在会上，不是力求弄清真理，而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少数施加压力。在会上，没有一个发言能驳倒我们立场的正确性。发言者执意重复和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比如，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人大讲和平共处政策，赋予这一定义以有限的概念。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他们的相互援助以及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这才是和平共处政策的全部内容。作为总路线，你们和平共处的定义把社会主义国家摆在了和平共处的范围之外。谁的原理正确，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在会议上我们的哪一个原则实际上也没有被驳倒。我们公开声明，现在我们仍坚持我们的观点。

我们非常想同你们合作。无论会议有什么结果，我们仍将同你们友好，互相帮助。我们恳切请求从声明草案中删去上述3个问题，不通过关于宗派活动的秘密决议。这次会议是在苏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如果接受我们的建议，它不应受到全面的谴责。如果你们固执己见，那么根据我个人的意见，这次会议自始至终都应受到谴责。我公开这样讲。我入党已40年，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感情。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米高扬：我们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您本人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对苏共的感情。至于您所说的意见，我们首先认为刘少奇同志的以下意见是不正确的：认为会议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目的是谴责中共。我们认为苏共中央似乎在各共产党之间做工作，组织攻击中共，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我十分坦诚地宣布，苏共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攻击中共的意图。

您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了这三点。我想让您相信我们立场的正确，以便您清醒地认识它。无论我能否说服您，刘少奇同志，但我应该坦诚地说，我们党任何时候也没想过要攻击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同意您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年轻党的代表，也有老的经受过斗争考验的兄弟党的代表。

辩论是在极高的理论水平上进行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有这么多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政治素养是如此之高，已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当然，你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绝大部分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都反驳你们的原则，反对你们而捍卫我们党赞成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次会议是在很高的党的水平上进行的。难道在这些发言中没有一点儿对你们有益的、值得听取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大学校。它的目的不是谴责中共，而是找到争论问题的正确观点。

比如，宗派活动问题。列宁说过，不仅在党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应该同宗派活动作斗争。在声明草案中，从列宁的原则出发，说要禁止宗派斗争。这里说的是总的原则，而非某一个党。宗派活动是与统一相矛盾的。谁赞成统一，谁就不能允许宗派活动。在声明草案里写上禁止集团、宗派活动的原则，是对所有党而言的，其中也包括苏共。如果你们相信，似乎我们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反对中共的斗争(我们认为，你们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而你们正是这样想)，那你们应该同意同宗派活动作斗争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所有党的，如果他们搞宗派斗争。它不是针对中共的，它对所有党都有约束力。

这里只能有一点，或者统一，或者搞宗派活动。这一原则不能理解为辩证的对立统一模式。

中国同志们特别强调准备彻底捍卫列宁主义。从这一观点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反对列宁在宗派问题上的观点，为什么不想在声明中反映列宁的这一观点？

你们不想把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写进声明草案里。对此我们的敌人会怎么想呢？他们会说，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而声明中对此只字未提。这意味着，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错误的，意味着1960年莫斯科声明谴责苏共二十大？况且所有共产党，其中包括中共，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和专门会议上，都强调过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都对此表示过同意。您，刘少奇同志，在我们参加的中共八大会议上也是这样做的。

您多次没有根据地声明，说苏联同志们偏离了1957年宣言的许多原则。现在您在二十大意义问题上，您的立场公然偏离了1957年宣言。

您认为我们和平共处总路线的定义不正确。我们不能明白您的意思。因为正如您所说，不能有三条总路线：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和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只有一条，根据这条总路线才有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其他一切措施。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是另一个题目。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没有争论的。这里说的是互相合作的、对其余世界有统一路线、统一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所以，就其实质看，在您提出的问题上，我们很难找到分歧。因为我们把和平共处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合作和相互援助为出发点的，不仅仅是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天天在支持这种斗争。分歧在什么地方？

和平共处是以社会主义利用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斗争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为其前提的。您对和平共处定义的补充是多余的，因为这一定义已涵盖了您的补充。

您要求从声明中删除民族共产主义的条款，不然就不在声明中签字。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对此这样热心，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指责民族共产主义是直接针对南斯拉夫的。这里没说中国。

不过，如果您在这一点上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我们认为，这一点不是我们之间争论的目标)，那我们向我党中央报告，我们认为可以达成协议。

科兹洛夫：邓小平同志!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说会议工作气氛不正常。我们不能同意您对会议工作的评价，因为在会议上，围绕当代最重要的问题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道路问题与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着广泛的自由的辩论。您肯定说，我们在兄弟党之间做工作，让他们谴责中共的立场。这不符合实际。在会议上，绝大多数兄弟党的代表不同意你们的立场，对你们的立场进行了批评。在会上发言的，除年轻的共产党的活动家外，还有在同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如多列士、伊巴露丽 [42] 、隆哥 [43] 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难道你们认为，所有这些同志没有自己的观点，是随指挥棒行动？我们认为，会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会上通过的文件将进一步使我们团结起来，鼓舞我们同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刘少奇同志，您刚才讲，我们应该在我们一切活动中遵循列宁的永垂不朽的指示。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清楚的。我们的党是列宁缔造和哺育的，它神圣地遵循自己伟大领袖的遗训。但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都应该是彻底的。您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禁止宗派活动的原则写进会议声明草案中去。而列宁曾多次讲，必须在国际范围里同我们队伍中的宗派活动作斗争，加强共产党的团结。请回想一下列宁著名的接受共产国际成员的条件，其中关于禁止共产党内宗派活动的思想，关于共产党队伍团结的思想阐述得是非常清楚的。

我还认为，如果我们把已写进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的关于苏共二十大历史意义的评述从声明中删除，各兄弟党就会对我们的行为不理解。而敌人，正如米高扬同志所正确指出的，就会利用这一点去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

我们不能同意您对会议的评价，说会议气氛不正常，就从起草委员会所做的大量的有益工作来看，也不能同意。我和您，邓小平同志，共同起草会议声明草案已达三个多星期。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我们开始已达成共识，正如您讲的，已有90％，后来是95％已达成一致意见。其余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即使按照您的计算，在文本中也只有5％。这表明，已做大量工作，否定这一点是不行的，是不正确的。

我们完全否定对苏共的指责，似乎它在会议上组织对中共的攻击。赫鲁晓夫同志的两次发言带有建设性的性质。其中没有直接批评中共的地方，尽管对它的个别错误观点进行了解释。为了不使会议工作形势紧张，苏共中央决定以书面形式答复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我们应该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我们应该看到苏中友谊的前景，应千方百计加强它。而你们怎么做的呢？我举一个例子。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共同建设海军舰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赫鲁晓夫同志访问北京期间，就这个问题他专门同毛泽东同志谈过。会谈过后，毛泽东同志讲，乌云消散了。赫鲁晓夫同志回答说，乌云本来就没有。您，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在发言中提出这个问题？这把我们往后拉。

邓小平：我们认为这次会议非常有益。我们两党应该经常交换意见。我们还理解，我们两党的肩上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同意刘少奇同志所讲过的话。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两党之间不能像现在这样交换意见。

正如你们看到的，代表我们代表团在会上发言的，是我。而我根本没有准备发言，准备发言的是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我们党。我对你们说实话，在11月5日之前，我们打算让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稿是我们党中央批准的。但在今年11月5日你们的来信之后，刘少奇同志发言已不合适。我们代表团讨论过：刘少奇同志还要不要发言？由于我们有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经验，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等待着对我们党的进攻，但不是这样的进攻。所以我们决定，最好刘少奇同志不发言，由我发言。我们不想把事做绝。

我的发言主要涉及11月5日苏共中央的信，因为这封信是会议工作的纲领，就像当年苏共中央情况通报是布加勒斯特会议工作的纲领一样。说实话，这次会议，按其特点讲，同布加勒斯特会议几乎是一样的，尽管有一些区别，尽管苏共中央在11月5日发出了信，赫鲁晓夫在这次发言中还没像布加勒斯特那次。我们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但他这次发言的形式比布加勒斯特那次好。为什么我们把主要领导人推向前沿？为什么赫鲁晓夫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中国？尽管在发言中没有直接讲，但大家都清楚，他谴责的是中国共产党。

科兹洛夫：您说这次会议同布加勒斯特会议一样，苏共中央组织它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共进行进攻。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说法。两次会议的目的是消除你们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分歧，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参加布加勒斯特和本次会议的是各兄弟党的领导人。所以绝不能认为苏共中央在背后组织对中共的进攻。在世界工联大会期间北京出了什么事？你们背着各共产党领导人，把你们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拿到工会领导人会议上讨论。你们公开攻击苏共的立场。关于这一点，不仅是我们，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也说过。难道你们认为，所有他们都不对？

邓小平：中共是坚强的党。如果其他党遭到这样攻击，未必能顶得住。中国有句谚语，叫做虱子多了不痒。我们党就像是这样。

米高扬：怎么说好呢。1919年我被投入监狱，我生了虱子，但我不能习惯虱子咬，总觉身上痒痒。

邓小平：如果让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方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合法化，那我们还怎么能达到团结？我想讲一讲我们的四点建议。这不是我们的最后通牒。我们说的是实情。我们把心里想的说出来比较好。在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民族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是中国人。而且开始时，在讲南斯拉夫时才用“民族共产主义”一词，后来在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也用这个词。只是在经过辩论之后，才决定在谈南斯拉夫时用这个词。

彭真：赫鲁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同我谈电台一事时，称我们是民族主义者，在这之后我们会同意这一建议吗？一般来讲，“民族共产主义”这个词本身提法就不正确。

难道还不清楚吗，谈论集团和宗派活动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某些会议参加者就直接讲过。怎么能够通过谴责中共的文件？

邓小平：我想讲讲1957年莫斯科宣言是如何写上苏共二十大的意义的。我参加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起草工作，苏斯洛夫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们代表团认为关于苏共二十大意义的提法不妥。我们把此事告诉了苏斯洛夫同志，但他处于困难的境地。我们还建议他删去“中共”一词。我记不清了，那里是怎么写的，但大体是：苏共二十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接下来是：中共、法国和意大利及其他共产党也表明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意味着，其他党没有条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苏斯洛夫同志当时处于困难境地。当时苏共中央刚刚完成反对党内反党集团的斗争。我们客观地权衡了这一切，决定迎合你们。我们当时确实反对这一点，但考虑到这是需要造成的。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是毛泽东同志做出的。你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兄弟党会议上，支持苏共反对反党集团。

米高扬：我同毛泽东同志在杭州见过面，我们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声明支持苏共中央。

邓小平：我出席了这次会谈。我们认为，关于苏共二十大已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提过了，就没有必要在其他文件中再提了。最主要三点在于，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不能以某一党的决议为基础。况且，关于苏共的领导作用，在声明草案里已具体讲过了。如果我们把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二十三大、二十四大等历次大会的决议都写入国际文件，那会有什么结果？这只能证明，我们存在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平等。

科兹洛夫：但是所有兄弟党都承认苏共二十大决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您的结论，邓小平同志，认为评价我党二十大的意义似乎就是强调各党之间的不平等。

邓小平：至于个人迷信，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完全支持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但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观点。

尽管我们对声明草案有一些修改，其中95％我们还是同意的。我们的修改不多。没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这些问题是实质性的。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文件有重要意义。它对争取和平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也有重大意义，其中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他们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所没有提出来的。这个文件是有力的文件。请想一想，如从中删除这三个问题，难道这能给谁带来什么损害？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产生巨大的意见分歧，我们公开讲这些，这对谁有好处？

彭真：许多代表的发言不是在加强合作，而是在反对中共。我们认为在文件中没必要提宗派活动。

米高扬：这个问题是现实的。

邓小平：今天我们公开地向你们讲了我们的立场。既然这些建议同谴责中共联系在一起，那我们怎么能接受他们？我请你们相信，如果在文件中留下这些地方，那么在会议之后将出现广泛反对中共的运动。

米高扬：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的特别观点。你们不该这样做。这些问题应在各党中央级的水平上讨论。

刘少奇：我直接告诉您，在工联会议期间，我党任何宗派活动也没搞。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出席。我们不在北京。当我回到北京时，通知我，会议代表之间正就许多重要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请我参加这一工作。开始我建议让工会代表们自己去争论，我们不参加，后来我才同意并作为主席发了言。我们想就5个问题交换意见，但只在一个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不能认为这是宗派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同我们意见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反对派中间怎么进行宗派活动呢？我们请求把我们的意见转告各党。

彭真：为了交换意见，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这次会议参加者的名单。

米高扬：你们邀请他们出席招待会而不是会议。请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我们向前看，不往后看。

刘少奇：关于到苏联国内旅行的问题我们要考虑。我们认为，应在友好的气氛下完成旅行。

邓小平：即使我们达不成一致意见，我们也将友好。

科兹洛夫：我们也赞成同中共友好，同中国人民友好。但你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同你们努力保持友好团结的意见相背离的。我们多次向你们讲过赫鲁晓夫同志是公认的苏共和苏联人民的领导人，他的讲话、发言反映的是我党及其领导人的集体意见。我们呼吁你们放弃类似的行动。

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关系，加强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这一团结是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取得进一步成就，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取得进一步成就的最重要的条件。

邓小平：在我们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我在机场发表讲话时讲过中苏友谊的重要性。

米高扬：我们看重您的这一讲话。让我们不要再回到老问题上来，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可能被帝国主义分子用来反对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我们团结，我们就可顺利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同我们寻找帝国主义分子的弱点一样，他们也在寻找社会主义阵营的裂缝。如果他们能找到这一裂缝，他们将非常高兴。

你们攻击赫鲁晓夫同志，这使我们，苏共中央委员们感到很屈辱。有这样一种印象，你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对立起来，给我党制造分裂。这使我们痛心。须知，在我们的队伍中，观点完全是一致的。我们要求你们停止这样做。

例如，我们在发言和文件中，没对毛泽东同志和您——刘少奇同志作任何攻击。

邓小平：我们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是因为他在发言中攻击我们。

邓小平：我们感谢你们举行这次会晤。关于你们邀请到全国各地旅行的问题，我们研究之后再告诉你们。

会谈记录：В.西季赫梅诺夫(苏共中央工作人员)

АПРФ，ф.3，оп.65，д.610，л.100-120

№03977 苏联驻华使馆的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1960年11月29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60年11月29日

第58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

(情况通报)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前夕，北京开始上演大型艺术片《永恒的友谊》(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从11月5日到22日，北京几个电影院每天演2—3场。影片根据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中国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苏联专家的忘我行为。影片描述说，苏联女专家梅什柯娃来到地质队，在(新疆)阿尔泰山中进行勘探。在梅什柯娃的帮助下，中国地质工作者发现了一处矿藏。在考察过程中梅什柯娃胃痛开始剧烈发作，需要急救。她被送往乌鲁木齐，但中途突然受阻：在额尔齐斯河上没有渡口，而船工又住在对岸。年轻的地质队员李青冒死渡过去，而梅什柯娃的生命则处在垂危之中。影片最后才告诉观众，1945年梅什柯娃救过李青的命，当时她作为护士与苏军一起参加了解放中国东北的战斗。

影片中有许多反映苏联专家和中国地质队员之间极其友好关系的情节——同志关系、互相救助、忠于共同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一个主要的思想——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思想。因此，不管影片艺术上的优点如何，它的内容无可指责(虽然有时使人感到过分强调中国干部对苏联专家的关心)。

选择放映这部有关苏联专家影片的时机引人注意。虽然影片是1959年出品的，但首次放映却始于今年11月5日，并一直延续到11月23日。围绕影片进行了相应的广告式宣传。《人民日报》在“新片”栏里不止一次地刊登影片《永恒的友谊》的简介，强调说影片“热情地讴歌了中苏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大众电影》杂志在《永恒的友谊》上演之前就登出了这部影片的剧照。该杂志最近一期(11月份)的封底是影片主人公的照片，同时发表了一篇影评，通篇充满了热情的赞誉。文章保证性地表示，“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将为捍卫伟大的中苏友谊而献出全部力量，因为党和毛主席培养下的人民……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文章作者把中苏友谊还叫做“保卫世界和平和战胜一切战争挑衅者事业的伟大力量”。

当苏方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不得不把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而且他们已经回国时，中国同志广泛放映关于苏联专家的影片(与北京同时，在郑州、西宁、南京等城市的电影院也放映影片《永恒的友谊》)是想说明，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处于正常的条件下，受到中国领导的支持和互相理解等(影片描述的一切正是这样)。另一方面，摄制这部影片以后，中国同志得到了一张王牌，用以形象地说明在评价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宣传苏联援助中自己的“客观性”。 [44]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随员

罗高寿(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列入情报资料。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60年12月23日

ЦХСД，ф.5，оп.49，д.329，л.234-236

№03979 苏达利科夫致安德罗波夫报告：苏联驻华使馆技术工人李山东被解职(1960年11月30日)

致苏共中央联络部Ю.В.安德罗波夫：

兹汇报下列事实作为情报：

今年1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外宾服务局通知说，在我大使馆任技术工人小组组长的李山东(ЛиШэн-дун)因其在馆外的行为不轨而被解职。就在当天李山东来到大使馆，同随员罗高寿和总务主任斯维里德琴柯谈话时说，他被解职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对待自己在大使馆的职责太认真和对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态度太好。在外宾服务局的会上对他做了这样的鉴定，说他已不是中国人，而是俄罗斯人，因而他不能留在苏联大使馆工作。李山东还说，在我国大使馆服务的中国工人对每个苏联工作人员进行严密的监视。中国工人必须对所有到大使馆来的人，谁经常到谁那里作客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干些什么进行汇报。所有这些情报都应当交给大使馆的4个技术工人(中国公民)李德才(Ли Дэ-цай)、郭、丁和邵，他们再把这些情报转给相关的组织。

我们当然会批判地对待李山东所谈的情况，但某些客观事实证明他说的是正确的。

李山东在大使馆工作了8年，是有13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在大使馆工作中表现很好。这一点早就引起其他中国工人对他不友好的态度。第二天当李山东到大使馆来结账时，不许他踏上我们使馆的用地，有两个中国同志一直在监视他。李山东被告知，如果他把解雇他的原因告诉大使馆，对他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临时代办

苏达利科夫(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332，л.303-305

№03460 罗高寿与李山东谈话纪要：中国人员在苏联使馆的工作情况(1960年11月30日)

摘自И.А.罗高寿的工作日记

1960年12月6日

第596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员组长李山东谈话纪要

1960年11月30日

11月29日外宾服务局有人给大使馆打电话说，从今天起大使馆的中国工人李山东不再来大使馆上班，也不允许他到大使馆去，“因为他有不轨行为”。同时又强调说，李山东的过失与他在大使馆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就在同一天，李山东本人给大使馆打过几次电话，恳求大使馆任何一个苏联同事跟他见见面。他暗示说他被解雇是因为他跟苏联同志关系好，并想告诉我们，“大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中有坏人”。

趁李山东还未交清他在大使馆工作手续的机会，我今天跟他进行了会晤。李山东情绪沮丧，不时地哭泣。他谈了如下一席话：

他在外面没有任何“不轨行为”。11月28日外宾服务局召集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开会，通过解除李山东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决议。会上详细分析研究了李山东的表现。其借口是大使馆一位苏联同事的妻子在离北京回国时把一双鞋和牛肉罐头送给李山东的孩子(李山东有5个孩子，其中最小的还在吃奶的年龄。妻子现在怀孕，很久以前患过肺结核)。在离开大使馆时，李山东的这些东西被没收，而根本不理睬他的抗议。因这事还开过会，会上指责李山东“拍外国人的马屁”(李山东强调说，现在开始把苏联同志叫“外国人”)，“学会俄语是为了向外国人谈论中国人”，“不信任中国”，最后，“他完全丢了中国人的脸，他的所作所为像个俄罗斯人”。

在苏联大使所住的独院当清洁工的李德才对李山东很不满，说他“已有一两年没有向他做过任何汇报”。我问是哪一类汇报，李山东举了一个例子，去年11月8日，在大使馆的招待会后，李德才把他叫出来，问他邀请的客人中有没有南斯拉夫人。“李德才监视所有到大使馆来的人”，他补充说。

李山东非常激动地说，他曾试图在会上提出异议：“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对苏联同志这样不好，难道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难道这是英国的大使馆？要知道苏联是个兄弟国家!但根本不让我发言。”李山东说，有几个人(其中有姓孙的司机)会前会后都对他说，他们很同情他，但他不敢冒险支持他。孙曾建议他求助于临时代办或者大使。

李山东列举大使馆许多中国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事实。特别是他不止一次看到李德才偷盗食品，他在李德才的房间发现有大使所住独院中的餐具。另一个叫邵福全(Шао Фу-цюань)的工人也偷东西(李山东列举了具体事例)。关于这一点，用李山东的话说，他不止一次向大使馆汽车房司机丁凯文(Дин Кай-вэнь)作过汇报，他是他们的工会主席，但一切到此为止，因为丁凯文本人不止一次地教唆李山东从大使馆的仓库里给他拿肥皂(中国目前最稀缺的商品之一)，或者把仓库的钥匙交给他。他还利用邵干活之便，让后者偷偷把招待会后剩下的食品、啤酒等送给他。

谈到丁凯文在大使馆工作的中国人中间的作风，李山东说，两个月以前，在大使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在大使馆食堂的地下室里开过一次会，丁凯文在会上对他们说，他们大概听说中共和苏共之间现在有了分歧。因此中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丁凯文说，苏联的做法是“大国主义”，“所有兄弟党都支持中共的立场”。

根据李山东的说法判断，在大使馆工作的中国人中，李德才是个重要人物。他安排搜集情报和进行监视，包括对中国工作人员的监视。他最亲密的助手是郭泽章(ГоЦзэ-чжан，女)和丁凯文。邵福全是个较次要的人物，但也干一些很不体面的事情。这些结论跟苏联同志的观察和大使馆掌握的事实相符。

李山东还说，不久前他的一位好友——张科长(在外宾服务局工作)对他说，外宾服务局和苏联大使馆之间的关系有点恶化，大使馆甚至没有邀请外宾服务局局长郭洁参加今年11月7日的招待会。

李山东完全绝望了，他反复说，外宾服务局的干部对他的攻击和迫害使他如今“除了上吊，别无出路”。他说，他的一些朋友建议他找苏联大使馆批准他去苏联。他感慨地说：“我不是罪犯，不是小偷，我勤勤恳恳在你们大使馆工作了8年，在苏联同志面前我问心无愧。入党13年了，在前线受过伤，他们为什么这样迫害我？”

最后，李山东恳求对他说的这些话保密，因为严禁他到大使馆跟苏联同志会面。郭泽章在会上发言时直接威胁他说，如果苏联大使馆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公安部门就要“关照”李山东，把他送去劳教。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随员

罗高寿(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332，л.305-308

№25284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中国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重大问题的表述(1960年12月9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1960年12月9日

第921/ДВ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外交政策重大问题的声明 [45]

……毛泽东同尤金于2月28日进行的谈话。

……毛泽东同尤金于2月28日就核战争进行的谈话。

在1958年6月5日苏联专家招待会上的讲话中，陈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一以贯之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美国人不愿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做出让步，我们对他们的回应不会发生变化。从表面上看，中苏双方在对待美国这个问题上似乎存在分歧，但实际上，当然不存在这种分歧。我们完全理解苏联针对美国的政治路线。美苏之间维持着外交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存在这种顾虑——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我们对于尽快建立这种关系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历史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三年来美国人同蒋介石一起发动的针对我们的战争，此后又在朝鲜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两年多的战争，并且最后还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岛。总有一天，我们‘要和美帝国主义算清以前所有的旧账’。我们一点也不担心美国拒绝承认人民中国及其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对此的回应，我们可以宣称‘我们自己拒绝承认美国及联合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忽略它们的存在并建好自己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对美关系时的坚定方向将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并将有利于我们对美国民众及广大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人民施加影响。’”

1958年7月12日，陈毅在同使馆人员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如果裁军谈判中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那么最终采取的决议将不适用于中国。而这同样也适用于核武器的供应和储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声明中也存在这种倾向，即认为一旦东西方达成关于核武器的一个协议，苏联可以将这些武器转至中国等地进行实验和记录。毫无疑问，这种局面是不利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的。”

在1958年9月5日同使馆人员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表示：“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我们想在这一地区(台湾)给美国人及蒋介石制造一个紧张的局势。就像在中近东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我们想迫使美国人同这一远离美国本土的地区‘捆绑起来’。在遭到我们的打击之后，美国人总有一天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其侵略者及凶恶敌人的面目。”“我们还要向美国人展示，人民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并不惧怕美国，相反，当美国人意识到(中国)牢不可撼的地位时，他们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我们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行动将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使得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激发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无耻侵略政策的仇恨和无畏战争的精神。”

“美国惧怕中国。中国不想发动战争，现在同美国开战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但如果美国人进攻我们，我们当然不会害怕。”

在1958年9月6日同葛罗米柯进行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考虑到中美在这一地区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沿海岛屿进行打击的同时，目前已做好准备承受原子弹对其本土的所有严重打击和对城市的破坏”。而在此之后，一旦美国意图扩大这场局部战争，苏联应当能够出手相助，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将在国际关系中蒙受耻辱。

在1958年9月30日同使馆人员进行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在同葛罗米柯同志进行会谈的时候，我们已做好准备承受第一轮打击，接着我们会密切关注形势，美国人何时会使用战术核武器，何时会爆发局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看来，苏联应当保留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以给予帝国主义最后一击。我们将尽可能地承受第一轮打击。这对于国际共运的事业以及共产主义战胜帝国主义的最终胜利来说是重要的。”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2日就和平与战争问题进行的谈话。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2日就中苏力量进行的谈话。

在1958年10月14日同使馆人员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说：“出现的问题是，在目前的形势下，是否有必要坐等美方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我们这么说，是因为这种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我们的目标是不给美国人挣脱绞索的可能。目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威慑美国人以及加强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教育。就让该地区继续保持紧张状态吧，我们不能让主动权从自己手中溜走。我们将……继续制造麻烦，并适时改变策略。我们会适时调控该地区的紧张状态。”

“因为目前美国人已经被套上了绞索，那么收放的权力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将绞索收得太紧，那么就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如果太松，那么美国人就会放松下来。这两种情况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最好保持现状。”

在1958年11月8日苏联大使馆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招待会上的讲话中，陈毅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同时也是从我们自身角度考虑，认为冒险主义是要不得的，并且以全力应对此事会给帝国主义提供甚至是发动一场所谓局部战争的借口。”

……毛泽东在1959年10月14日的谈话。

АВПРФ，ф.0100，оп.53，д.24，п.457，л.235-242

№13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莫斯科会议情况总结(1960年12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0年12月13日会议第31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Н.Г.伊格纳托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А.毛希丁诺夫、Д.С.波利扬斯基、П.Н.波斯佩洛夫、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会议由Ф.Р.科兹洛夫主持。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的总结。 [46]

米高扬、毛希丁诺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福尔采娃、波利扬斯基、伊格纳托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波斯佩洛夫、科兹洛夫。

米高扬同志：建议不对声明(意义)做出评价。

毛希丁诺夫同志：建议接受草案(不对新闻界公开——是不是不应该说得更尖锐？)谈赫鲁晓夫同志演说的意义，谈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意义。谈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同志：不应该扩大文件内容，但是，也不能够缩减它。

柯西金同志：可以分送文件，但是，不能公布。

福尔采娃同志：我们可以采纳草案

(部分不是为发表——或者，扩大)。

波利扬斯基同志：或者，可以说说关于阿尔巴尼亚人。

伊格纳托夫同志：文件很好，可以采纳它。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崇拜问题不应该提及，关于苏联方面的内容也不应该再强调了，否则，就将摆脱不掉了。

对于第三条补充意见——可以采纳。

波斯佩洛夫同志——不应该缩减草案。

科兹洛夫同志——草案编制得很好。

关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应该谈及。

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分发最终的编辑文本。

将不会产生意见，认为可以接受。

批准包括报告内容的演说稿。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29-29об

№25285 勃列日涅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讨论(1960年12月14日)

机密

第944/ДВ号

勃列日涅夫同志接见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话记录 [47]

1960年12月14日

……1960年12月4日，在从列宁格勒出发去明斯克的路上，勃列日涅夫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吃饭。在两个小时的晚餐过程中，双方进行了一次友好、自由的交流。

……

勃列日涅夫同志问中国同志们有关中国国内畜牧业的发展状况。他说，他了解到中国报刊上称，南方灌溉种植水稻地区的家禽养殖、渔业生产发展都取得了成功。刘少奇回避这个问题并继续谈论公社。他几次都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何时开展人民公社建设工作的问题上，还以个人身份提过好几次，尽管这些在苏联已经刊登过了。此外，刘少奇说，1920年代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也组织了公社。他说，当然，我们考虑吸取这些经验，但不想重复那时你们犯过的错误。此后，刘少奇转移话题，开始讨论研究马列政党不仅要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时也要认真分析自己的错误，以免重蹈覆辙。他再次谈到了从实践和生活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现实，然后得出正确结论，这样的实践过程具备重要意义。

回到人民公社这个话题，刘少奇说，正如所记得的，应该避免苏联在建立公社时犯的两个严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第二个是收回公社成员的自留地(在谈话过程中，刘少奇认为他理解自留条件下农民的私有基础)。中国方面清楚苏联方面曾经犯的错误，并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会尽量避免。

……

勃列日涅夫同志多次把关注点转回到刘少奇强调的部分：在人民公社的生产和生活中，分配制度已经形成，到底是按劳取酬还是各取所需。勃列日涅夫同志请刘少奇给出一个更加明确的界定，公社现在的状况到底是处于一种原始的起始阶段还是就是这样发展到了最后一步。

刘少奇没有直接回应，仿佛默认一开始就存在按劳分配原则，他再次强调他们如何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及现在他们现在是如何做的。大同小异，他说，公社对于中国而言是新事物，并非一开始就很顺利。他强调，建立公社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公社在中国以如此快的速度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建立并运行，中共中央无法随时保持密切的关注，从头到尾地时刻掌握他们的具体发展方向。于是，运动有可能会偏离正确的方向。195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特别全体会议，出台了一些决定。中央提醒广大干部要提防犯错误，通告全党人民公社应如何正确建立。

……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实际上在1920年代苏联就开始成立公社。很快就表明，他们无法站住脚，首先就是因为平均分配。这导致工作纪律松散，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公社解体，制度瓦解。随后的列宁时期，我们党放弃了公社，寻找一个更正确的适应社会发展情况的农村生产生活制度。

勃列日涅夫同志继续讲，随后我们建立了集体农庄。它的建立除了党做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马列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认识观的重大转变。多亏了这一切，党可能将农业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很好地为人民提供产品，为工业提供原料。

……

后来，顺着这个方向，刘少奇进行了讨论。坦白地说，他讲，苏联同志对中国人民公社的看法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安。显然，苏联同志们也许不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不管怎样，大家对我们的人民公社保持警惕让我们很困扰。有时，在我们看来，“人民公社”这个称呼甚至会让苏联的同志们感到惊恐，例如，如果我们不是叫“人民公社”而是“联合公社”的话，那么苏联同志可能就会有新的认识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中国同志错误地理解了苏联同志对人民公社的态度。

这些问题，当然与名称无关。苏联同志了解成立公社的最初几个步骤，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和拖拉机公社的原则，并且中国报刊也进行了广泛宣传。我们不能认同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尤其不能接受它背离了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这无法解释我们的集体农庄。当然，你现在告诉我的，(如果)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事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以坦白地说，从你们所讲的故事能得出一个结论：现在谈论已经不是关于你们一手建立的人民公社本身的问题了。

刘少奇没有继续明确以下问题：目前存在公社将要面临更多的变动，他们要被迫引入苏联集体农庄所证明的一些经验，但勃列日涅夫同志没有当场提出任何反对和质疑的意见。

在这里，苏联报纸说明介绍人民公社时候还存在一些问题，托尔库诺夫同志(苏共中央副部长)说，应认识到以下情况：

首先，苏联报刊不能全面地了解人民公社，因为在关于建设人民公社一系列的主要问题上，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没能达成共识，包括中国同志如何处理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的问题。出版的同时就会引发争论。这对我党是不利的，而不是你们自己认为的那样，人民公社都只是一个临时的实验。第二，如果苏联报刊广泛支持人民公社的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同志对自身缺点的判断，这一点，正如你们所说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托尔库诺夫同志说，人民公社运动展开期间他在《真理报》工作，他很清楚在苏联报纸上解释中国正在进行的人民公社运动会带来那些问题。他进一步说，不是不能发表关于人民公社的出版物，但正如前面提及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没有被展开讨论。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当然，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转型的实践是否适用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每一个模式都带有自己党和国家的特殊性。对我们来说，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曾谈到他和毛泽东同志就人民公社展开的会谈。然后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联没有重建人民公社，你自己设计的就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不会反对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事物……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453，д.6，л.41-53

№099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评论(1960年12月26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1月6日

第9号

绝密

文本第3份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记录

1960年12月26日

根据中央指示，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

我向毛泽东转达了苏共中央和Н.С.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祝他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

苏共中央和Н.С.赫鲁晓夫的这一衷心关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十分热情地感谢友好的祝贺和祝愿。毛泽东说，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他请求向Н.С.赫鲁晓夫同志转达最热情的感谢，并祝他本人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身体健康，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好成绩。

接着应毛泽东提议进行了谈话。他讲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工作很多。他说，“至于我本人，工作比以往少多了。尽管我每天8小时工作(有时多一些)，但是工作效率却是今非昔比了。读过的东西记不太住，必须看大号字的文件。”谈到这里，他说：“从工作效率看，老一代人不如青年一代人，看来这是普遍规律。”

接着毛泽东强调指出，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为减少他的国务活动负担创造了条件。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时他提出这个建议时，只有政治局委员支持他，许多中央委员反对。“普通党员中不同意的人更多”。他说，现在大家已经都支持这一决定了。

毛泽东继续讲他的工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他说，好多年以来，实际上从1953年、1954年起，他已经不主持政治局会议了。他说，从1956年起，政治局的全部日常工作由刘少奇领导，他只是偶尔出席个别会议。毛泽东说，他平时自己工作，基本上只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开会。有时候特邀人员也参加常委会议。

毛泽东接着讲道，个别情况下他也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邀请地方上党的负责人参加，例如各中央局的书记和副书记、各省委书记。毛泽东说，最近，他几乎不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甚至不在中共代表大会上讲话，仅限于致简短的开幕词。他接着说，从共和国主席职位上退下来后，他可以不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工作。他还说：不错，我还经常看党和国家系统最重要的一些会议的文件和材料(在通过这些文件和材料之前)。

我说，尽管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职责作了某些调整，但是领导党和国家的重担仍然由他(毛泽东)挑，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常常要连夜工作。“主要的负担是要阅读大量的文件和材料。”他说，比如“我每天不得不两次阅读给我送的两厚本关于国际问题的资料，当然，为了不落后，不脱离生活，必须得看”。

在谈话过程中我说，国际形势发展很快，必须认真关心，及时分析。我还强调了莫斯科会议的重大意义，莫斯科会议对最近的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

毛泽东同意我的这番话，对这一话题作了积极的反应，他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做了认真准备，由26个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工作得很有成效。”他接着说，有些外国代表不理解，问为什么会议开这么长。毛泽东说，看来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81个党的代表每人仅发言一次就要10多天。然后还有第二次发言，就不说研究文件的工作了。他指出：“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很好。这是件好事。”

接着，毛泽东同意我关于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论点有深度的看法，他还说，文件在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中，在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引起了一片恐慌。

在谈话中我简要地讲述了苏联开展的宣传莫斯科会议成果的工作，讲述了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会议文件的情况。

毛泽东讲，中国共产党内也组织了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研究。至于说到总结会议的成果，中共中央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下达具体的指示。

然后他说，1961年1月将要举行中共中央全会(上一次全会是在1960年4月召开的)，这次全会将听取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预计全会要就这个问题作一个简短的决议，对莫斯科会议的决定表示支持。除总结莫斯科会议的成果外，中共中央1月中央全会还要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接着，毛泽东说道，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又说，开始，中共中央有人建议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剩下3年的计划。但是1960年已经过去了。因此，决定制订五年计划剩下两年的各年单独的计划。他说，国家已经有了1961年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际上已经在执行。

我向他简要地讲述了苏联取得的搞规划的有利条件，讲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批准了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毛泽东以批评的口气讲了中国在及时批准经济计划方面落后，他说，例如1960年的计划，1960年4月才通过，还有过在6—7月份才在人大会议上批准计划的情况。他解释说这是中国缺乏应有的经验。

我向毛泽东讲了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讲了苏联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农业问题，其中还谈到即将召开的全会的几个特点，讲到在这次全会上将审议和解决十分重要的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问题。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现在也在“专门抓”农业。他还说，正在加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甚至考虑把工业战线缩小一些”。他在解释这一想法时说，这是指在某种程度上缩小对工业生产投资的规模，其中包括对某些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还要压缩对楼堂馆所的投资。

在谈话中他简要地谈了中国工业的瓶颈之处，尤其是采矿业、煤炭业以及运输业，讲了这些部门的相互关系，讲了他们对发展其他部门(钢铁生产等)的影响。

在回到农业问题时他强调指出，对中国这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部门以及轻工业的发展不给予应有的重视，就不能满足人民吃饭、穿衣以及日用品的需求。毛泽东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深信，与生产死的产品如金属、矿石和煤炭等相比，组织生产活的植物和牲畜是件难得多的事。”他开玩笑说：“死的从我们这儿跑不了，我们可以缓一缓。”

在谈话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的物质需要不断提高。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解决出现的困难。当然，问题不仅在于困难。就是在有成绩的地方，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任务。讲到这里他指出，再过三四百年，也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不这样就不会有发展。”

我向毛泽东讲述了我陪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的一些感想，强调了这次访问对巩固苏中友谊和团结的意义。

毛泽东对谈这一话题很积极。他说，中国对这次访问非常高兴，“出访了，这很好”，他强调说，我们两国人民要求采取这一措施。“我们两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出这一决定，满足了两国人民的要求。”

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真的，苏联的许多共和国，例如乌克兰，对中国代表团没到他们那里去还“耿耿于怀”。他笑着说，这个抗议应当向代表团成员提，譬如向这次谈话在场的杨尚昆提，因为政治局没有反对继续访问。我也用同样的口吻说，中国朋友说这又不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这才使“耿耿于怀”的苏联同志消了气。毛泽东说：那就可以说定，他们欠你们一笔债。

当他稍微展开话题讲这种会晤和访问有益时，我对他说，中国代表团访问时，苏联人不止一次地请求向他(毛泽东)转达最美好的祝愿，希望他在自己合适的时候访问苏联，到各个城市，到工厂，到集体农庄走一走，因为上一次访问苏联时，他没能比较广泛地接触苏联。他对此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

接着，毛泽东讲道，在中国，外地的工作人员对他有怨言，对他没能到一些城市和地区，如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太原、包头、西安、兰州等地去有意见。他说，这些工作人员以前说我是“半个共和国的主席”，当我把主席职位让给刘少奇后，他们又称我是“半个国家的党主席”。

在谈话的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他好像不再积极从事党和国家工作的想法，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就等着转为一般的政治局委员”。他还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党内还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他又指着杨尚昆说：“甚至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我是和您第一个谈自己的‘阴谋’。”

我肯定地说，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会接受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他开玩笑说：“那样的话，只好等大家都认识到这事的必要性。再过几年，他们自己就会可怜我的。”

谈话在非常真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出门一直把我们送到汽车旁。他热情地和我们道别，再次请我们向Н.С.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转达热情的问候，对他们的祝贺和祝愿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苏达利科夫和使馆参赞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5，п.454，д.9，л.98-105

№25288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拟讨论苏联物价调整后的汇率问题(1960年12月27日)

副本

回复第133s-dv号文

北京，1960年12月27日

敬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很高兴收到您11月10日的来信。从您的信中，我们得知了苏联政府对物价的调整，卢布的含金量也将调整为0.987412克，同时，卢布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也进行了重新确定。

中国政府委派中国驻苏联大使——特命全权大使刘晓同志，授权他代表中方与苏联方面交换关于人民币与卢布之间的官方汇率的意见，以及商讨关于增加非贸易支付额度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责成相关部门与苏方相关部门共同采取行动，根据苏联对物价体系和卢布含金量调整的情况，开展关于中苏双方的对外贸易价格、税率和互惠活动的详细谈判。

部长会议主席同志，请接受我最为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3，д.4，п.453，л.162

№1383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1960年12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0年12月30日会议第31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库西宁、柯西金、米高扬、毛希丁诺夫、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

第12项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48] 。

赫鲁晓夫、米高扬、马利诺夫斯基、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

不进行鼓励，不无偿给予。

复函(通过外交部)发出。

在高级别(对此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上提出——只有在最高的党务和国务级别上。

基地——只有我们占据着，12艘舰艇都是我们的——在关系正常化之前，或者我们带着12艘潜水艇离开。

米高扬同志：我也同意——不鼓励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对于某些步骤可以加紧实施。

2艘潜艇可以完全转交给他们，2艘可以联营——归我们指挥(华沙条约指挥部)。

扩大基地的工作今后不再进行。

停止无线电站的工作。

抗议报告已经撰写好：为什么我们的军舰还要滞留在那里？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