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7

№10181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拟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1957年1月4日)

№16683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为周恩来访苏准备的情况报告(1957年1月5日)

№21485 驻华使馆的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1957年1月5日)

№25205 费德林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中共将与铁托商谈召开兄弟党会议(1957年1月19日)

№138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晤(1957年2月2日)

№207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就共产党会议起草致中共中央信(1957年2月2日)

№21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1957年2月6日)

№21481 波兹杰耶夫致波诺马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工作报告(1957年2月14日)

№24932 拉奇科夫的报告：中国铁道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7年2月22日)

№16686 米哈伊洛夫致苏斯洛夫报告：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情况(1957年3月8日)

№20593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逃亡中国干部的情况(1957年3月9日)

№1049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备忘录：苏联对中国经济评估的错误(1957年3月13日)

№25208 费德林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将生产新型喷气式飞机(1957年3月14日)

№16686-2 列加索夫的情况通报：关于米哈伊洛夫报告的处理结果(1957年3月14日)

№24024 阿布拉希莫夫致谢皮洛夫报告：中国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的报道(1957年3月20日)

№24023 米哈伊洛夫与钱俊瑞会谈纪要：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社代表会议(1957年3月22日)

№138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是否给台湾代表入苏签证(1957年4月4日)

№25209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希望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1957年4月8日)

№2059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的经济和政治状况(1957年4月9日)

№20596-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4月10日)

№24933 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1957年贸易协定(1957年4月11日)

№20597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1957年4月13日)

№16682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

№23032 尼基京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技术专家(1957年4月23日)

№1038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遣返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1957年4月24日)

№24934 莫斯科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座谈会记录(1957年4月29日)

№25210 葛罗米柯接见陈楚谈话纪要：递交中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57年5月17日)

№20599-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0日)

№20599-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2日)

№25211 尤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1957年5月22日)

№20599-3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3日)

№20599-4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5月26日)

№20599-5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5月29日)

№20764 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备忘录：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1957年5月31日)

№16686-1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改进苏中文化科学联系工作(1957年6月1日)

№20600-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问题(1957年6月4日)

№24936 奥比奇金关于访问中国的工作报告(1957年6月5日)

№1180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派出党务代表团(1957年6月7日)

№20600-2 南日接见中、苏等国大使谈话：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6月11日)

№25212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整风运动与中苏关系(1957年6月11日)

№09981 阿布拉希莫夫与邓小平会谈纪要：中国的反右斗争(1957年7月3日)

№20601-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彭德怀、米高扬访朝的看法(1957年7月5日)

№1381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米高扬的中国之行(1957年7月8日)

№218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1957年7月8日)

№20602-1 普扎诺夫与朴义琓谈话纪要：对中朝关系的看法(1957年7月12日)

№20602-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苏共反党集团事件(1957年7月16日)

№20602-4 普扎诺夫与朴正爱谈话纪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评价(1957年7月29日)

№08851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邀请中国消防代表团访苏(1957年7月31日)

№0885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邀请中国参加苏联本土防空演习(1957年8月7日)

№25213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请求加大所援建回旋加速器的能量(1957年8月8日)

№24937 《真理报》读者来信汇编：苏联民众对中国整风运动的反应(1957年8月9日)

№20603-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中国驻朝大使的看法(1957年8月9日)

№20604-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乔晓光的谈话：关于朝鲜的五年计划(1957年8月16日)

№20604-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苏联对朝鲜五年计划的意见(1957年8月20日)

№20604-3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两国联系(1957年8月23日)

№08877 佩列韦尔特金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苏联测绘代表团访华(1957年8月27日)

№20604-4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7年8月28—30日)

№11455 齐米亚宁与李志敏的谈话纪要：越南的政策与中越关系(1957年9月18日)

№20608-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关系(1957年10月7日)

№2521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11日)

№20608-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1957年10月16日)

№24939 《苏中友谊》杂志样刊读者的意见汇编(1957年10月18日)

№20607 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1957年10月19日)

№20608-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及中国的援助(1957年10月23日)

№0888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改任巴拉诺夫为测绘代表团团长(1957年10月28日)

№03372 尤金致赫鲁晓夫电：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1957年10月30日)

№1382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文件(1957年11月2日)

№2076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莫斯科会议文件(1957年11月2日)

№200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会议安排的意见(1957年11月9日)

№1382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声明草案(1957年11月10日)

№2076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莫斯科宣言草案(1957年11月10日)

№1382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莫斯科宣言草案的修改(1957年11月12日)

№2076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宣言草案(1957年11月12日)

№20606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毛泽东谈朝鲜问题(1957年11月12日)

№08881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彭德怀乘车发生交通事故(1957年11月19日)

№26346 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关系等问题(1957年11月19日)

№24940 苏中代表团会谈记录：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合作计划草案(1957年11月23日)

№20609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1957年11月26日)

№20422 苏达利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高教部的反右斗争和新任务(1957年11月29日)

№08873 葛罗米柯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请求中国向苏联移交沙俄档案(1957年12月8日)

№10497 中国使馆致苏联备忘录：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合委员会(1957年12月14日)

№08876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有关早期中共活动的文件资料(1957年12月16日)
№20611-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1957年12月17日)
№2061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1957年12月20日)
№23033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与钱俊瑞、阳翰笙等谈话纪要(1957年12月27日)
№23034 杰缅季耶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在中国生产的安-2飞机(1957年12月29日以后)

№10181谢皮洛夫呈苏共中央请示：拟与周恩来谈判的内容(1957年1月4日)

苏共中央：

鉴于1月7日周恩来行将访问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建议将与中国朋友讨论涉及苏中关系、国际局势以及朝鲜局势等一系列问题。

一、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门工作着2739名苏联非军人专家，其中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和专家403名，经济领域的顾问123名，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2213名。除此之外，在中国工作的还有374名军事顾问和专家。

考虑到1956年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中和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中阐述的关于此问题的我方立场，可以讨论苏联顾问和专家继续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适宜或者大幅度减少他们的数量的问题。

二、最近，不论从我们方面还是从中国朋友方面，都没提出任何重大的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可能中国朋友会在会谈过程中提出某些经济方面的问题。在此种情况下，可以补充研究此类问题。

三、毛泽东在与尤金大使谈话时，对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本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意见并表示了不安。因此，希望就涉及朝鲜局势的问题与周恩来进行讨论。

在此种情况下强调“苏联政府认为，在朝鲜目前局势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驻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观点看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这种强调应是适宜的。

四、由于英法武装干涉埃及、匈牙利事件以及美国近东和中东政策危险地活跃起来，造成近来国际局势中发生了许多变化，考虑到这种变化的重要意义，可以就国际局势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外交部认为，在会谈结束时签署一个联合声明是适宜的，在联合声明中要强调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牢不可破和双方在评价当前国际局势时意见一致。

决议草案附后。

请予审议。

谢皮洛夫

1957年1月4日

附件：

我们认为以下做法是适宜的：

一、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介绍波诺马连科同志今年12月7日、11日和12日关于波兰局势的密电内容，但12月12日密电中涉及在波兰军队的建设中采用中国军队经验的地方(第15页第3段)除外。

二、委托苏联外交部(谢皮洛夫同志)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科瓦利同志)、苏联国防部(朱可夫同志)准备并向苏共中央提交有关波苏关系和波兰局势的材料，以便在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期间将这些材料转交给他，材料中应列举具体事实说明苏联军队从希特勒占领军铁蹄下解放波兰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人民的贫困处境和波兰经济的崩溃；说明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波苏关系的特点和1944—1956年期间苏联对波兰经济援助的特点；在国际舞台上苏联为捍卫波兰利益提供的支持(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问题等)；对近期波兰报刊和电台的观点进行综合：对今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波苏会谈进行的总结等。

三、委托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准备一份转交给周恩来同志的材料，其内容是关于波兰报刊是如何不正确地报道中国共产党关于波兰，特别是匈牙利局势问题的立场的。

四、委托苏联外交部系统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通报关于波兰的局势。

五、委托苏联驻波兰大使波诺马连科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大使保持紧密联系，并直接地以及通过我们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人士中的真诚朋友帮助中国大使获得有关波兰局势的客观的、正确的情报。

六、建议罗科索夫斯基同志在方便的场合(比如，在某一次招待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会晤，向他阐述自己关于波兰近期事件的观点，并在周恩来同志抵达莫斯科后，就上述问题向他通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1卷，第2810—2813页

№16683 葛罗米柯致苏斯洛夫函：外交部为周恩来访苏准备的情况报告(1957年1月5日)

绝密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呈上由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准备的情况报告《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政局尖锐化的情况》。

此调研报告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即将来莫斯科而准备的。

附件共15页。

А.葛罗米柯

1957年1月5日

第12/2号

文件送：Н.А.布尔加宁同志、К.Е.伏罗希洛夫同志、Л.М.卡冈诺维奇同志、А.И.基里琴科同志、Г.М.马林科夫同志、А.И.米高扬同志、В.М.莫洛托夫同志、М.Г.别尔乌辛同志、М.З.萨布罗夫同志、М.А.苏斯洛夫同志、Н.С.赫鲁晓夫同志、Г.К.朱可夫同志、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Д.Т.谢皮洛夫同志、Н.А.毛希丁诺夫同志、Е.А.福尔采娃同志、Н.М.什维尔尼克同志、А.Б.阿里斯托夫同志、Н.И.别利亚耶夫同志、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手写批注：

存档。该情报已用于关于越南的情况说明。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2月15日

附件：

绝密

文本第10份

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政局尖锐化的情况

(情况报告)

1956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政局明显尖锐化了。在客观存在巨大困难的同时，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局势恶化的重要因素，是越南劳动党在领导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犯的重大错误。

在1956年夏季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以及随后的中央委员会第十次扩大全会上，揭露和讨论了党在进行农业改革和整顿农村党组织时犯下的严重错误。

全会通过了关于纠正错误、发展民主、巩固民主法制和改善职工生活条件的决定。不过，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在地方上会犯新的错误。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局势，至今仍是紧张和不安的。

(一)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越南农村的局势，那里生活着约占共和国90％的居民。

还在解放战争进程(1946—1954年)中，越南同志就实现了一系列农业改造——开始是减租和减息，而从1953年12月起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党的路线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与富农达成协议，消灭封建剥削阶级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到1956年前夕，已在拥有417万农村居民的土地上进行了农业改革，而从1956年1—8月，在约有600万居民的地区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农业改革。总共剥夺了地主69.8万公顷耕地，其中1956年剥夺了37.68万公顷。 [54]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被摧毁掉，而他们的土地分配给了贫雇农，部分分配给了占农民中绝大多数的中下农。

不过在进行改革时，主要是在1956年，犯下了严重错误和过火的做法。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领导人，事实上放弃了对农业改革的领导，把它交给中央委员会所属组织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虽然这一小组形式上是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范文同总理和总书记长征领导的，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小组的工作，而过分信任中央委员胡维泰(ХоВьетТан，农业部副部长)和黎万龙(ЛеВанЛонг，内务部副部长)来领导这一小组。

从城市向农村派了超过3万人的干部工作队和工作组，他们被授予广泛的权力。工作队和工作组很少考虑当地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意见，主要用行政方法来行事，没有依靠贫下中农。

其结果是，越南劳动党的农业改革路线在许多地方被歪曲了。往往没有考虑到中农的经济利益。存在剥夺中农土地而给他们分坏地的事实。部分中农被不正确地划为富农。中农的政治权利受到了限制。

在执行党在农业改革期间与富农达成和解的方针时，遭到了特别大的歪曲。把许多富农看作地主，没收他们的土地，禁止雇佣雇工，剥夺富农的政治权利。把农户划入地主行列，应在农民代表会议上进行，随后由省级行政委员会批准。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此程序被破坏了。在地主中间，并没有划出解放战争的参加者，他们的财产不应该被没收，而应被赎买。

党对保护教堂、寺庙和其他宗教机构的方针遭到破坏，征收了他们的所有土地，没有留下法律规定用于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夺走了宗教人士的土地。

进行农业改革的工作队和工作组，还被赋予摧毁反革命组织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在解决这个任务方面，取得了某些结果。不过，工作队和工作组的脱离群众，轻视当地党组织的意见，导致许多正直忠诚的人们受到镇压。存在迫害贫农和中农的大量事实，原因是他们和地主、富农有“联系”以及在外国占领期间参加傀儡组织或在傀儡军中服务。

往往根据挑拨性的言论或者事先准备好的名单进行逮捕。同时，有部分敌对分子仍然未被揭露。

在农业改革进程中，工作队和工作组同时进行确定农民土地面积的工作。通常是份地的数量被提高了，从而造成农户交纳农业税的增加。

由于农业改革中所犯的错误，相当部分劳动农民降低了劳动积极性，恶化了政治情绪。这种情绪又使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出现政治道德状态的恶化。

为了纠正农村中出现的状况，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议，消除确定阶级归属时所犯的违法行为，为所有不正确判罪的农民恢复名誉权利，弥补给他们带来的物质损失，纠正虚增的土地面积和税收。

全会的这些决议，农民表示满意，有助于改善农村的局势。1956年稻米获得好收成，也对农民情绪产生正面影响。

不过，在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议的纠错工作中，现在已发现有严重的不足。在一系列地方，干部考虑欠周密并表现出急躁情绪。在释放因错判而坐牢农民的同时，往往也释放了被正确判罪的人，其中也包括参与破坏活动的地主。坐牢释放的人返回农村，也同时产生了复杂情势，在一系列情况下还出现了严重的混乱。1956年底，许多农村发生了坐牢释放者和干部间的斗殴。在一系列地方，参与这种冲突的有几百人，有被杀害的也有受伤的。还有这样的事情，当地国家机关和党组织不情愿纠正所犯错误，竭力将其掩盖起来。

(二)

在工业和财政部门，存在严重困难。在解放战争进程中以及法国人撤出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期间，所有重要工业企业都遭到破坏或拆除。超过8.5万人失去了工作。所有铁路、公路和主要通信线路都报废或拆除了。八大水利设施的破坏以及大部分耕地的毁坏，给农业带来重大损失。国家国民经济的出口部门陷于衰弱。

在这种条件下，越南同志没有根据地给自己提出了短期内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重工业的任务。对于一个没有多少发达工业、训练有素干部和本身积累的国家说来，即便在外力大量援助的情况下，这也是无法做到的。在安排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没有考虑到国内的现实情况，忽略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轻工业和手工业的问题，没有对生产出口产品的经济部门以应有的注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层，存在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主要依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无偿援助来发展经济的意图。

由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友好建议，越南同志于1956年开始采取某些措施重新考虑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决定修改1957—1959年三年计划的草案，准备缩减计划建设的重工业企业数量，代之以建设11家生产生活消费品的工厂。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近年来恢复了一系列重工业，并建成了一系列新企业。不过，工业总产值还远远没有达到战前水平，1955年等于战前水平的18％，而且1956年准备达到40％。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业建设计划完成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首先是由于专业建筑工人不够，建筑材料不足，设备供应期限违约以及一系列组织缺陷，经常改变基本建设计划。所有这一切导致新工业建设和投产的拖延。例如1956年上半年，在兄弟国家帮助下规定开始建设36个项目，投产7个项目，而实际上开始建设的只有16个项目，投产2个项目。

现有的国家工业企业，胜任不了计划任务。其中许多企业的机床和设备的利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机器的故障和损坏不少。一系列加工企业的原料(棉花、甜菜、烟叶等)得不到保证。由于1956年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大幅度没有完成，原料困难也将延续到1957年。

职工的劳动纪律水平低下。缺工、迟到、借口疲劳而擅自离岗的问题大量存在。例如1956年夏季，鸿基(Хонгай)煤矿开采地有几天约有半数工人不去上班。不过，不管是上班的还是旷工的，工资都一样支付。所有这一切会对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不良影响。

工人阶级和大多数职员的生活水平极低。工人的月工资波动于3万越盾(1卢布约等于1000越盾)范围内。这种工资水平远远不够养家糊口。例如在荣市的磷肥厂，工人本人每个月仅仅在工厂食堂就餐花费大约1.8万越盾。第十次全会后，员工的工资和军人的固定津贴作了某些提高(增加5％—15％)。国内仍有部分失业。至1956年7月，失业人数计3.06万，其中河内和海防有1.86万。

私营经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商业中起到相当大作用。1955年的这种比重，在工业中占85.8％，在零售商业中占66％。这种占优势的是手工业和小型工商企业，其就业人口超过200万。

直至最近，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发展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业以及私营商业的领导仍是薄弱的。对这些经济部门就业人员的政治和教育工作估计不足。对手工业主和私营业主的原料、设备供应以及国家贷款组织得不好。因而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企业开工不足，而其中有许多被迫停业。这一方面造成了城市失业者的增加，而另一方面是对日用消费品(纺织品、建筑材料、陶器、鞋子、食品、金属制品、木材、甘蔗、皮革、毛料)的生产和内贸的组织产生不良影响。

手工业的私营工商业经历的困难，造成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情绪大大变坏。

最重要出口商品(煤、水泥、木材、花生、酱油等)的生产，仍然是少量的。1956年同10个国家和个别公司装订了总额2.521亿卢布的相互供货合同(出口1.269亿卢布，进口1.252亿卢布)。但是，由于国内出口商品的不足，1956年上半年签订的供货合同总额只有9330万卢布，同期运出的商品实际上只有2370万卢布，为年度计划的18.8％。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外贸平衡形成了很大的缺口。

恢复和发展消费品生产工业的速度缓慢以及现有商品储存量的枯竭，导致越南民主共和国在1956年下半年出现商品短缺局面。棉布、服装、过冬棉衣和毛衣、糖、药品、纸张、自行车等的供应严重不足。1956年工业新产品价格连续上涨。仅仅从1956年12月20日起，一系列商品(雪茄烟、夹心糖果、大麦米、丝绸、毛料等)的国家定价就提高了30％—100％。与此同时，稻米价格由于大丰收而下跌，从而造成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

提高工人和公务员的工资以及给受到不正确镇压的人发放补偿，要求补充发行纸币。仅仅是在最近2—3月间，印发了总额超过200亿越盾的货币，此举导致越盾的进一步贬值。越南同志认为，1956年越盾的贬值不少于15％。

业已形成的商品短缺和通货膨胀，更加强化城乡居民的不满。

(三)

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国家机关和团结所有人民进步力量的祖国阵线的作用遭到贬低，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内政局造成负面影响。战时证明是正确的限制的民主，在目前条件下成了提高劳动人民政治积极性和创造主动性的阻力。

如公民选出的人民议会这样的人民代表机构，作用大为降低。农村、城市和省的人民会议不经常进行选举。全国会议在十多年间没有进行过选举。宪法遭到破坏，执行委员会绝大多数不是由人民议会建立的，而是由上面决定的。执行委员会不向人民议会和选民作报告。官僚主义、行政化、忽视居民的需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中极为普遍的最大缺陷。

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选举审判机关，还没有研究立法。这在一系列情况下会侵犯公民权利和滥用权力。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强调重视巩固民主权力机关和强化国内法制的问题，特别是通过了下列决定：1957年选举农村、城市和省的人民议会以及选举这些机关的执行委员会；所有各级执行委员会务必定期向人民议会作汇报；研究修改宪法(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现行宪法是1946年通过的)和人民议会进行补充选举以接替已离开代表的问题；准备补充现有法律，特别是保证人民民主权利问题法律的建议。

越南劳动党对领导所有主要社会组织和政党参与其中的祖国阵线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一系列地区，迄今为止没有建立祖国阵线组织。在建立这种组织的地区，它的工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越南青年联合会、越南妇女联合会以及农民联合会组织中，政治教育工作也做得薄弱。吸引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民主建设不够。越南劳动党忽视同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参加祖国阵线的政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合作。

参加政府和政府机构的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党派和组织的代表。但是，他们参与这些机构的工作，带有纯形式性质。越南劳动党成员，不考虑非共产党员的意见和批评性言论，没有努力发挥他们的工作首创精神，这就加剧了存在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的不满情绪。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进对祖国阵线以及参与其中的政治组织工作的领导，没有好好利用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积累的丰富经验。

(四)

越南劳动党长期以来成功领导了越南人民的武装斗争。不过在战后时期，它没有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队伍，拖延了和平时期条件下对党工作的改造。

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机构，对思想和理论工作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这就导致了越南劳动党的部分干部和许多普通成员没有好好弄懂党的政策的实质，所以也不能在生活中积极地、创造性地加以贯彻。

民主集中制和党与人民群众牢不可破联系的列宁主义原则，没有成为党的生活的法则。像战时一样，现在的县、省和地区党委也不是选举的，而是任命的。从1951年起没有召开过党代会。越南劳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特别是在地方党组织和党务机关的工作中，通常没有得到遵守。许多事实说明，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所有活动中的薄弱性。迄今为止，党内缺乏关于党组织工作基本问题，特别是干部选拔和任职检查问题的明确方针。

工业中心的解放，为更广泛地在居民的无产阶级部分中开展工作以及接纳工人入党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这种机会利用得极其不够。到1956年1月1日，工业职工中共有共产党员2700名，即不到党员总数的1％(到1956年，越南劳动党的党员为33.2万名——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但是，1956年几乎没有接纳工人入党。越南劳动党的干部依靠工人不够，不好好在工人中间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在与农业改革同时进行的农村党组织整顿中，对农民党员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到1956年1月1日，农村有党员18.76万名)。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委托给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委员会，而实际进行此项工作的是当地进行农业改革的工作队和工作组。许多党员被没有根据地指责为参与反革命活动。镇压也包括体罚，带有大规模性质。在日本占领越南时期和解放战争进程中就得到锻炼的许多好党员被判了罪。党组织松散，毫无秩序。县党委和省党委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受到怀疑。结果到1956年8月，经审查的15万名党员中，有8.4万名受到了处罚(开除党籍、逮捕等)。

整顿党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导致这次最重要的运动没有达到目的，给党带来损失，被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评价为沉重的失败。在越南劳动党内造成了一种紧张的、不安的局面。老党员数量的减少，对党员队伍的团结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在一系列情况下，造成党战斗传统的丧失。在党员中，也包括在干部中，出现了不满情绪，对所执行政策的正确性产生疑问或缺乏信心。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1956年11月底向苏联驻中国大使表述的中国朋友的意见，越南劳动党某些领导人，特别是总理范文同，怀疑迄今为止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展方针的正确性。这些领导人把农业改革看作是错误的措施。

由于所有这些错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组织的权威被贬低了。这从负面影响了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以及党和群众的联系。正如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阮维桢1956年11月告知苏联大使的那样，“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还没有占据以前的领导位置。团结遭到削弱，对党的信心不足，是现今局势的严重现象”。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坚决揭露了党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并且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纠正错误上。全会委托政治局拟订关于巩固党首先是中央委员会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以及扩大同群众联系的具体措施和计划。全会还责成政治局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建设的原则，并准备召开第三次党代会的计划。

不过，不论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中，还是在随后的措施中，仍然不够重视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居民中开展工作的问题。在思想理论工作和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全党方面，继续存在重大不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在部分越南党员，其中包括领导人中间，普遍存在着对中国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尤其是表现在，不友好地对待中国顾问以及很少宣传越中友谊。

全会决议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党员和劳动人民的正确对待。在党组织会议上，党员们赞成全会拟订的纠错措施。不过，执行全会决议暂时是缓慢的。在一系列地方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即恢复了所有被开除者的党籍，虽然其中有部分人被开除是正确的。

(五)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外的敌对分子，试图利用已形成的局势来强化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破坏工作。他们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后，积极鼓动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居民提供“真正广泛的”民主权利以及“严惩”犯错误者，力图以此消灭或者败坏越南劳动党内，最训练有素、最忠实的干部的名声。在右派分子的感化下，社会党和民主党越来越摆脱越南劳动党的影响。在这些党派周围，开始聚集一些人，其目的在于限制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按资产阶级路线发展国家。

出现了坚持反动方向的报刊。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派别，开始出版报纸《人文》(根据1956年12月18日河内行政委员会的决议，报纸《人文》被封闭，并禁止发行)和《光华日报》，并在其上发表攻击越南劳动党和政府政策的文章。私人出版的某些报纸，如《新时代报》以前对人民政府取奉公守法的立场，现在开始攻击人民民主制度。

敌人最注意天主教徒居住的地区。他们在一系列地区组织了天主教徒的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判刑的天主教神甫。破坏分子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准备11月在义安省(НгеАн)发动农民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只是在军队帮助下才得以恢复秩序。

在敌视性鼓动的影响下，要求允许自愿者进入南越的突发事件越来越频繁。提供类似要求的大量信件，寄至国际越南委员会。

吴庭艳政府和美国间谍旨在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活动明显活跃了。推动此情况的是南方当局。尽管人民不满现行制度，但南方当局采取了一些措施。在美国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下，南越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吴庭艳的制度(美国每年向南越政府提供大约3亿美元)。1956年初，完成了对国家机器的“净化和巩固”，从中清除了民主主义分子。1956年4月，基本上粉碎了反吴庭艳的教派武装力量。3月，举行了立法会议选举，立法会议通过了具有煽动性的越南共和国宪法。

从南方广泛派遣有经验的破坏者和间谍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同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困难，是由于下列状况，即民主共和国的安全机构还很薄弱，混杂有形形色色的人和异己分子。具有代表性的是，战争结束后，在加强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破坏活动条件下，安全机构没有破获过一起大大小小的重要反革命组织。

南越政府竭力利用北方的尖锐化局势，来夸大越南民主共和国似乎存在大规模花岗岩的问题。11月29日，吴庭艳政府在第十一届联大全体会议上通过菲律宾代表团致信联合国，要求进行干涉，以保证在北越的民主权利。根据比诺不久前在法国国民会议的讲演来判断，法国、美国和英国都企图支持菲律宾代表团向联合国提出的吴庭艳挑拨是非的诉状，以强化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污蔑运动。12月4日，南越的立法会议通过了“指责”越南民主共和国“罪行”的决议，并且号召“自由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吴庭艳政府打算提出开放北纬17°边界的问题，这样就有可能毫无障碍地从南方派遣间谍，并且组织部分越南民主共和国居民转移至南越。

南越政权加强了军事准备，特别是北纬17°地区投放了4个师。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标定线和水域事件的次数更加频繁了。

越南出现了这样的局势：应该考虑到有可能出现不满分子和敌对分子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举动以及美国和南越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挑衅。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И.图加里诺夫

1957年1月5日

АВПРФ，ф.5，оп.28，п.122，д.485，л.1-16

№21485 驻华使馆的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1957年1月5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7年1月5日

第10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

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

情报委员会：

现将情报资料“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及八大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基本措施”呈送给你们。

附件共30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К.克鲁季科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2月15日

附件：

第10号文件

1957年1月5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中国社会舆论对中共八大的反应及八大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基本措施

(情报资料)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吸引了中国社会广泛阶层的集中注意力。党员、工人、国家干部、中国知识分子和工商界，都在座谈会上、政治教育班课堂上和讨论会上积极讨论代表大会的材料。代表大会结束后，其材料就成为党组织政治学习网的学习科目。中国的报刊广泛宣传代表大会的决议，解释和阐明代表大会提出的新问题。

共产党员、广大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和中国知识分子热烈拥护，并且力求将其实施，广泛反映于会议和集会上的发言中，反映于中国报刊上，反映于工人农民申请入党的人数增加上。

说明不同阶层人民对中共八大深切注意和具有兴趣的事实是：代表大会期间，中国主要城市的中央报纸杂志销量明显增加。例如在北京，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报纸的零售量翻了一番；在太原市报纸销量从2.9万份增至5万份；其他城市的报纸销量也增加1—2倍。《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大量来信。

我们不详细描述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反应和资料，而只是努力说明某些不是从公开报刊上获得的反映，并就中国社会舆论最感兴趣的中共八大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根据普通党员、中下层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民主党派和团体的言论以及中共八大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主要措施作出回答。

据一系列城市的消息，中共八大在务实的气氛中进行，没有喧哗，没有在企业开展庆祝代表大会的竞赛，这种情况给许多党员、干部和工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指出，中共八大的报告是简洁的、务实的和谦虚的，没有自吹自擂，没有预先过高评估代表大会的意义。

与此同时，国家机关的普通党员和干部，对代表大会工作的组织往往提出相同的批评意见。例如，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这里和其他地方引用的新华社记者的资料都属于刊登在该通讯社秘密简报上的专门情报，这些简报仅供领导干部阅读)，武汉市和湖北省的某些干部表示，中共八大对党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问题注意不够。他们认为，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共的成就说了很多，但关于缺点和错误说得很少，说得不具体。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够。在中共北京市委，有些工作人员将中共八大和苏共二十大相比，很多地方是在总结经验，但不像苏共二十大上那样，谈及工作中的缺点很少、很表面。根据重庆市某些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意见，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主要注意到目前的内政问题，阐述理论问题的地方不够，而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和殖民地反帝运动的一整套理论问题，并且包含了一系列重要政治结论。

不过，部分党员和干部发表了相反意见。例如，根据今年9月19日来自重庆市的消息，许多党员和干部认为，中共八大最强的方面之一是正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这是中共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成熟的证明。有鉴于此，有些人宣称：“以前一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那么我们就研究苏联的理论，虽然我们有了某种比它更好的东西。”

共产党员十分注意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理论新问题。在有些党组织，党员们阅读刘少奇的报告后，就一系列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争论，特别是下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吗？为什么只有到1956年中共中央才宣布，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开始就已确立？现在如何对待现有的学习资料，其大部分是专门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的？多党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矛盾吗？如此等等。在北京的科学界，在高校社会科学教师中间，至今在讨论过渡时期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问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性质，社会主义条件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矛盾的性质，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共存和合作的基础，等等。

考虑到部分党员和知识分子对中共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某些理论新问题不够熟悉，中国的报纸杂志系统发表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和资料。例如，理论杂志《学习》和《新建设》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阶级性质，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特点，关于允许自由宣传唯心主义的原因，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等的内容丰富的大块文章。

必须指出，在这些文章中，从新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问题。例如在龙浦(Лун Пу)发表于1956年11期《学习》杂志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存在》)中，作者发展了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到的原理，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将会保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从新的角度提出关于唯心主义社会根源和问题。作者批评了以前中国(以及还有苏联)哲学文献中盛行的概念，即把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归纳于阶级矛盾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作者把这个观点叫做庸俗唯物主义偏见。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积极和消极的矛盾，一般说来不仅是唯心主义错误的社会根源，而且是唯心主义的社会根源。他说，此外，旧思想的残余还将很长时间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这一整套复杂状况，创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唯心主义的存在基础和存在形式。自然，这种唯心主义将存在于同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这种矛盾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思想生活矛盾的反映与集中表现。此一矛盾的不断产生和不断解决，将是社会思想发展的真正动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类似新提法同时，根据我们的意见，个别文章中对列宁主义理论的某些原则问题有着不完全正确的或至少有争论的阐述。例如在高放的文章(《关于建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新建设》1956年12期)中提出下列原理作为发展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第一步，即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作者为证明这一原理力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结果，这正是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同时，他忽略研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种转变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就开始，并且已在自己内容的社会主义口号下进行。

为了保证党的干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得到较高水平培训，目前在研究关于一系列政治学校和党校举办专门学习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学习班的问题。

对中共新党章和党加强国家机关与群众联系的组织措施的反响

邓小平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在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肯定的反响。

大多数中共党员表示同意代表大会关于提高党员和预备党员要求的决议。不过，关于确定统一预备期为一年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希望入党的有些工人和国家机关干部认为，为他们规定的预备期和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一个样，不完全正确，并表示新规定有利于出身不好的人。有些党员甚至说出了这样的担忧，即中共新党章对入党者规定，一年统一的预备期来替代以前根据入党者的不同阶级属性而规定不同的预备期，会恶化党员的质量构成。

根据某些城市的消息，大部分民主人士、无党派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认为，对入党规定统一的预备期，符合国内新的形势，是个完全正确的措施，是消灭宗派分子道路上的新步伐。不过与此同时，由于提高了对党员和入党者的要求，某些知识分子代表会说，党对知识分子关上了大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天津南开大学俄语系教师卢绍英(ЛуШао-ин)的声明。他说：“我感到，开始有利于知识分子的风，近来改变了方向。接纳知识分子入党的浪潮过去了。邓小平的报告说到提高对入党者的要求，由此可见，对我们说来，入党的大门牢牢关上了。希望等待到再次刮起一股有利的风，到那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一系列城市的消息，下列情况引起党员大为惊奇：以前是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和张闻天，只是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一事实引起了对这些党务活动家未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原因的不同猜测。同时，许多党员注意到，李立三和陈绍禹重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党员将此看作党宽大对待犯了错误但有所悔过的同志的证明。不过，有些党员因此而表现出不满，说道：“陈绍禹犯的错误，性质是很严重的，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公开检讨。为什么他重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许多党员认为，李立三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十分深刻和有力。

在讨论代表大会材料的过程中，有些党员表示奇怪，为什么中共八大的召开要比党章规定的晚那么久。他们说：“如果这种情况将来再次发生，那么中共九大召开时，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个别党员和干部问道：“为什么中共八大上没有批判个人迷信，难道‘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是个人迷信的表现吗？”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某些城市的消息可见，党员、干部和工人都热烈赞同发展党内民主、巩固党和群众联系、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的措施。中共八大提出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党组织的热烈争论。大部分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认为，着重注意这些问题是件正确和及时的事情。正如北京新华社记者报道的，许多党员和干部认为，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严重缺点、思想领域存在主观主义、实际活动中存在官僚主义和组织方面存在宗派主义的指示，完全符合国家的现状。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的有些工作人员说，在一系列机关，官僚主义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他们表示，必须组织一次新的运动来纠正工作作风，组织反对官僚主义的广泛斗争，其时应特别注意反对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根据其他省市的消息，许多干部也发表意见认为，中共八大后必须进行清党和新“三反”运动(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因为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工作作风的斗争，以前基本上是在中低级别党务机关中进行的，不大触及中央机关。

现在，党组织在逐渐开展改进国家机关工作的运动。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在中国的中央级和省级报纸上，在机关等的会议上进行系统讨论。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措施，在于最大限度地缩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编制，精简管理机关，使管理机关接近群众，减少不同层级数，动员全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同因循守旧、没有效能和无节制、漠视劳动人民事件斗争。

11月16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禁止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增加机关数目、扩大编制。组建新机关和极端情况下扩大编制，只有根据专门决议才允许。中下级国家机关和党务机关的注意中心，是反对粗暴行政方法，反对压制群众批评的任务，其目的是使干部更深入地研究现场的状况，考虑和反映群众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12月份赴全国不同地区视察赋予很大意义，其目的是调查各地的状况和不同阶层居民的情绪，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为了发展创造主动性和积极性，党组织采取措施改善企业管理及其民主化，摸索职工参与管理的最合理最有效形式。在国营和合营企业，召开职工代表会议，讨论企业管理的工作和组织。此外，在公私合营企业，建立了所谓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固定机构。选入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有职工代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以及资方代表。民主管理委员会定期讨论涉及生产组织和经济管理的问题，反映员工的意见，反对行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虽然这种委员会主要是咨询性组织，不过有权广泛监督企业和行政管理的活动。现在，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许多合营企业中建立起来。

《人民日报》社在10—12月间总结党组织讨论代表大会决议的材料时，在自己的报纸上系列刊登了关于扩大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党和政府机关个别领导工作人员骄傲自大以及脱离群众的必要性的文章。10月8日《人民日报》 [55] 在题为《不要害怕反对意见》的社论中说：“有些领导工作人员所以不重视反对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他们还认为这样做会有很多害处。他们忘记了，没有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就不可能有什么集体领导。有些同志害怕争论会引起党内思想的不一致。这种顾虑其实是不必要的。……领导者在政治上愈是成熟，就应该愈懂得集思广益的必要，就应该愈懂得保持谦虚谨慎态度的利益和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危害。”

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十分满意地接受了董必武、罗瑞卿同志在中共八大上关于巩固革命法制必要性的发言。同时，许多民主人士注意到罗瑞卿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过程中有错捕错判以及不正确使用称呼和破坏法制原则的情况的发言。经常说到这样的意见：目前极为敏锐地感觉到最快地制订和编纂中国新法律的需求。例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士为此表示：“这是个最迫切的问题。当建立组建律师联合会的筹备委员会时，就看到希望获得宪法的公民在排队。人们想知道政府的法律，特别是民法和刑法。现在，国家机关应该注意这些问题……我希望，在消灭资产阶级法律后要尽可能地制订社会主义法律。”

根据中共八大的决议，考虑到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关于必须加快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和刑法空白的言论，司法机关制订了某些新的法律法令。例如，11月准备和分发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11月6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了关于宽大处理不进行敌对活动的有罪的甚至犯有严重罪行的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决定中也拟议了对因反革命活动判刑期满的人给予劳动安排的措施。在全国人大这次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限制获释反革命分子权利和对其监督只有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才可实施的决定。

12月18日，在同出席第二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工商业者代表团代表座谈时，毛泽东同志说，有些资本家害怕镇反运动，但是这种害怕是没有根据的。毛泽东同志说，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已过去，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毛泽东同志说，匈牙利事件证明，匈牙利国内有许多反革命分子。中国不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工商业者中间有个别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的数量不多。毛泽东同志说，原先和国民党有联系，但没有严重犯罪的人，不应该算作反革命分子。在反对胡风和揭露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过程中，审查了400多万人，其中属反革命的约占1％(3.3万人)，而不是以前设想的5％。被揭露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有10％被捕送入劳动集中营。毛泽东同志说，对其他人，仍留在工作岗位上，不再采取惩罚措施。任务是对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改造。(注：毛泽东同志的话，根据苏联专家Е.М.谢苗诺夫同志所作的座谈记录叙述。)

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中共邀请民主党派和团体的代表出席八大以及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的方针，引起了许多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特别注意与兴趣。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北京的消息，对许多共产党员说来，民主人士出席中共八大是出乎意料的。有些共产党员表示，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与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他们问，当民主党派成为劳动者的政党时，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区别在何处呢？在某些其他城市，共产党员也有相似的反映。例如根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上海市和济南市的部分共产党员不能理解刘少奇的下列表示：“民主党派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以前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党。”因此，个别共产党员不清楚将来这些政党的性质问题。有些干部发表意见认为，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中共党代会，与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相矛盾；对于他们的出席，党代会的代表可能不会提出激烈的批评意见，因为害怕泄露党的机密。

在资产阶级代表和大多数民主人士中间，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中共八大引起了最欢欣鼓舞的反响。例如海南省的民主人士，称中共中央的这一步骤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新闻”。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许多代表感到欣喜的是，关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合作的原则写入了共产党的章程。根据民主建国会重庆市组织领导人林广恒(Линь Гуан-хэ)和其他会员的意见，民主党派代表出席中共八大，并且给他们以热烈接待，证明真正解决了长期共存、相互监督和相互批评的问题。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民主人士甚至开始热烈争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各个民主党派是否与中国共产党一样，也是执政党？民主党派和团体的许多成员表示，希望中共八大以后允许在社会生活中实行更广泛的民主，而民主党派和团体将享有更高的威信和更大的独立性。

有鉴于此，有些民主党派成员说，虽然中共关于对待民主党派问题的总政策不会引起怀疑，但是在地方上，这个政策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施。例如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常委闻柏山(Вэнь Бо-шань)表示，中共广东省开平县委统战部以前有时候不和他商量，甚至对民主人士关于认购公债的意见也不感兴趣。闻柏山说：“关于真正的共同讨论也没有什么好谈的，甚至连形式上的讨论也没有。这里能说到什么相互监督吗？”广东省有部分民主党派和团体的成员，也表示怀疑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和合作的方针。他们说：“这些党派和团体的基层组织，几乎没有得到发展。而经过几年，这些党派的大多数老成员将去世。那时，中共将和谁合作呢？”在青岛，有些民主人士甚至表示，八大提出中共与其他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只是为了叫民主党派更积极地工作”。

考虑到在部分民主党派和团体成员中间存在类似的情绪以及实现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和相互监督方针的组织问题跟不上，近来中国报刊尤其是《光明日报》发表了不同民主人士关于其对这个新方针理解、关于民主党派和团体新任务的许多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批评了部分民主党派和团体成员的政治积极性不高，以及担心和怀疑。

不过整体说来，中共八大之后，各个民主党派和团体的活动，特别是他们基层组织的活动明显活跃了。根据来自中国不同城市的一系列消息可以看出，中共的地方组织也开始更加注意统一战线组织的工作了，比较经常地同民主人士商量，更为积极地吸收他们参与工作。据某些事实判断，党组织在努力提高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积极性，其方法是给他们提供更大的组织独立性。例如从天津的民主建国会组织中，召回了参与其中的共产党员。

1956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民主建国会(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团体)中央二次全体会议。全会讨论了民主建国会的任务和下一步工作方针，并通过决议强调，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发挥工商业者在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性以及提高其自觉性，促进资本家的改造，将其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劳动者，巩固原资本家与工人的合作，吸收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生产竞赛，用热爱劳动、无私的精神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把自己的经营经验和技术知识教给工人。

全会通过了“关于目前最重要的若干原则问题”的决定，其中斥责了民主建国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章乃器(决定中未提他的名字)对现阶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质以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关系问题的错误观点。章乃器的观点归结为：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其他劳动者已经几乎没有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相似了。章乃器据此表示，私营企业变为合营企业后，已经不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了。章乃器的观点表现了部分会员和民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的情绪与观点，导致高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低估了对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工作和改造的必要性。

自然，研究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那些代表会材料，吸引了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特别注意力。必须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中共八大材料的反响是极为矛盾的，反映了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对社会主义改造和中共政策的不同态度。

相当部分资产阶级，饶有兴趣地、表面上极为肯定地对待代表大会的决议。代表大会之后，资本家发表关于想放弃转入公私合营企业的股金利息所得的声明数量明显增多了，他们声明想完全结束剥削，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劳动者。根据一系列城市的报道，其企业已变为合营的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道：“什么时候最终把我们从‘资本家’这个称呼中解放出来？”

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高兴地接受了下列原则：今后对资本家做工作的基本方法将是说服教育。例如，管理天津大型纱厂“恒源”的王秋民(Ван Чжоу-мин)表示：“从形势判断，可以希望将来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要好很多。”

正如新华社记者1956年9月29日发自重庆市的报道，根据重庆市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八大总结的经验，特别是执行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派政策方面的经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有些资本家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仅对中国资产阶级执行了好政策，而且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指明了前途，这将有助于削弱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反抗。”

不过，部分资产阶级对代表大会持极为谨慎、疑虑或敌对的态度，等待人民民主国家出台新的限制，担心迅速取消转入合营企业的股金的定息。例如，天津市“乾忠善”银行的经营者张钟伟(Чжан Чжун-вэй)在表达原资本家一族意见的同时表示：“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易变的：今年对你宽宏大量，明年就再次开展什么‘五反’运动。”有些反动资本家竭力以最曲解的形式来想象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国家机关目前进行巩固合营企业、原资本家的劳动安排、使他们接近员工并吸收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作。1956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完成私营企业全行行业改造为合营企业后工商业者的活动问题，资本家改造、他们与工会的关系、巩固他们与员工团结的问题等。

考虑到一定部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怀疑自己被安排的位置以及担心所投入资本的定息将被很快取消，便采取措施，以便让这部分资产阶级安下心来，并且指出，资本家不用担心自己的未来。12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同各省市工商业者(第二次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参加者)代表团负责人座谈中表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原资本家因将企业交给国家而得定息的期限可定为7年，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而必要时，如果资本家还将感到有困难，这个期限可能被延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转入合营企业的资本总额为17亿元，而7年来将以定息付给资本家的达8亿元。同时，毛泽东同志强调，国家不是没收而是收购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资本家可以安心劳动，因为将来不会有工商业改造的新高潮，一切将逐步适应起来。毛泽东同志也指出，目前，80％原资本家按阶级属性来说可不划入中产阶级，而是划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因为他们的资本很小，他们自己参加劳动。

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陈云和薄一波同志也发表了这样的言论。陈云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欢迎有些小资本家放弃定息，但近期不准备在资本家中间组织某个放弃规定利息的运动，认为把这种期限持续至原私营企业主最终获得劳动安排是合适的。薄一波同志在发言中特别指出：“过早取消支付给资本家的一定定息，会给部分资产阶级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条件暂时没有成熟，定息将继续支付。”

由于许多小资本家在企业改造后感到有巨大的物质困难，国家机关给了他们某些补助。如果这些人获得股息——不足2000元，那么他们就不是工会会员，但有自己的新工作岗位，生病时可得到相应的休假以及医疗补贴，与其他员工一样。代表大会也强调，当资本家不领取定息，如果工人们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他就可以参加工会。

根据新华社记者发自一系列城市的报道，中共八大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教师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天津市南开大学的教授和教师，十分注意谈及科学、教育和文化领域任务的代表大会材料。许多教师开始制订自己个人的科研工作计划。与此同时，有些教师说出了对所提出的中国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现实性的意见。例如，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邢索(Син Со)表示：“我认为，刘少奇报告中提及的高校大学生数量增加速度太快了。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高校大学生数量应该比目前翻番……不过，骨干教师的问题仍未获解决。”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反响及最近中共在经济部门的措施

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间，对代表大会提出的中国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的建议引起了积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材料，在党的教育系统和报刊等进行了广泛宣传。大多数共产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赞成下一步发展国家经济的新方针。

不过，在座谈和学习代表大会材料过程中，个别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非党工人对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如果总结部分共产党员、工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某些说法，那么可以得出结论，他们的意见基本上归纳为，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物质供应和工人、职员、农民的生活提高不够快以及轻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例如，许多城市里的相当数量干部和工人说出了下列意见：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相比，中共代表大会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规定投入工业建设的基本投资太多，而工资增长速度较慢。许多工人认为这种速度太慢，因为他们生活的改善似乎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例如，武汉市的部分工人很不满，今年工资改革后物价上涨了，副食品供应不适应需求，而有些商品仅仅上了黑市。上海市的工人中间，也极为广泛地流行类似的情绪。

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使农民的收入增加25％—30％，那么参加合作社后收入很低的，或者生活深受自然灾害痛苦的地区的那部分农民，多少会持谨慎接受的态度。部分农民不满于投入农业的基本投资和投入工业的比起来规模小，收入的提高速度慢。在某些共产党和干部的发言中，也表现出这种情绪。例如，据新华社记者发自天津市的报道，在中共县委区委的党务工作者学习的党训班上，许多发言者表示不满，因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中规定用于发展农业的基本投资只占用于发展经济的总投资的10％。他们表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务必增加对农业的基本投资，为农业提供更多的农机、拖拉机等以及更好地向农民供应日常消费品。

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特别是高校教师，对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完成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认为任务提得太高。上海和天津市的有些教授也有这样的说法。有些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代表发表意见认为，快速发展重工业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以及国家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这一观点的拥护者表示，目前务必主要注意提高人民物质供应水平的任务，而后全力发展重工业。

必须指出，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推动了类似情绪的流行和强化，特别是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

正如看到的，这种情绪在工人和部分干部中间十分流行，因为这年11月《人民日报》就此问题发表一系列专门文章，解释了在员工物质供应方面碰到临时困难的原因。在《人民日报》11月27日社论《人民生活只能逐渐改善》中说到，党和人民国家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现象和不注意人民日常生活需求的现象，不过，中国经济总体落后性，不可能迅速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日报》社论强调，改善人民生活，只有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关系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使这两个方面适当地结合，这不仅是党和政府应当注意的重大政策问题，也是每个工人、职员和一切劳动人民都应当明了的问题。”

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修改了1957年度某些预算指标和生产计划，是共产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新措施之一。中央全会指出，1956年的经济工作有很大的缺点和困难。造成这些缺点和困难的原因是：个别计划项目的指标过高，特别是用于大企业建设的基本投资过大，雇佣劳动力过多等。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必须重新修改1957年度计划和预算的决定。根据这项决定，195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要放慢一些，而某些部门的增长指标有所降低。工农业的比例、轻重工业的比例也将有所改变，更多地注意住宅建设。

由于某些商品的短缺，为了改善城市居民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以及为了保证农产品的销路，近来在城市建立了自由市场，来自邻近地区的农民、手工业和手艺人可在那里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由于这些市场，城市居民的供应有了改善。进入市场的这类商品，有许多在国营商店里是没有的。不过同时，这些市场的存在，也导致小型私人商业和小型私人企业的很大活跃。在有的城市(例如上海)，产生了许多在自由市场上销售自己产品的地下小企业。自由市场的价格根据供需情况来确定，不是由国家直接调节的。这在有些地区导致一系列短缺商品的价格大幅度提高。市场上甚至开始出现按规定应该只能集中分配的那些产品。

为了改善城市的供应情况，国家机关采用了这种活跃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方法，虽然这样做将给发展手工业合作化带来某种损害，强化了手工业经济的资本主义趋向。由于手工业合作社工作组织方面的缺点以及部分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的收入降低，有些手工业人力图退出合作社，在自由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目前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没有加速手工业的进一步合作化，而是在做从组织上巩固已建合作社划小的工作，不阻碍手工艺人退出合作社。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改善城市商业管理体制的工作。不久前撤销了采购部，它的机构并入城市供应部，目前从事城市粮食供应问题。该机构的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由于改进城市供应问题还十分尖锐，1957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在农业领域的基本工作方向是，巩固不久前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将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打算到1956—1957年冬，将完成由占80％农户参加的社会主义合作社转变为高级合作社。

由于某些地区的自然灾害，合作社经营组织中的缺点以及副业的冻结，所以部分农民的收入有所减少，有部分农民竭力想退出合作社，党和国家机关花大力气注意从组织上巩固新合作社，改善他们的经营活动。11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分配的若干具体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指出，必须总结合作社活动的经验，研究所犯的错误，作出必需的结论。指示强调，冬季必须特别注意发展副业，为的是用由此得到的收入弥补主业生产减少的收入。

由于某些合作社中成员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代表，其中汉族的收入有所增加，而其他少数民族农民的收入有所减少，从而引起汉族和少数民族代表的摩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介绍了调整这些问题的一系列途径。

指示强调，合作社领导必须严格遵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性章程，坚决改正对某些农具、森林、果园等作价和入股时犯的错误。为了巩固每个合作社中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必须精确确定低交费额，把超过这个股份的入社资金退还农民。如果不够，就要求补交费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所有干部在办理合作社事务中一贯遵守民主，定期召开合作社社员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示强调，农村的干部应该全力巩固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和团结，勇敢地揭露合作社活动中的错误和缺点，批评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表现。指示说，必须在今冬明春打好基础，以便在来年使90％甚至更多社员增加收入。

关于中共八大国际意义的意见

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在讨论中共八大材料时经常就代表大会国际意义问题进行争论。

根据9月28日新华社记者发自重庆的报道，中共重庆市委负责人表示，代表大会在发展国际革命运动、帮助其他国家的兄弟共产党方面具有巨大作用。他们认为，中共不但在解决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政策这些问题方面的经验，而且镇压反革命、解决犯错误同志等问题方面的经验，都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具有很大意义。

不过，个别人其中也包括党员，高度评价八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将八大与苏共二十大相比，竭力提高该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有个别人表示，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强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应该首先向中共学习。同时，从有些中共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对共产党八大的反应中，有时透露出一股公开自大和民族主义潮流。例如，据10月11日新华社记者发自武汉的报道，有些共产党员认为，八大是在有利的环境中结束的，然而苏共二十大是在“乱七八糟和神经质”条件下结束的。他们表示：“苏联批判个人迷信，引起一系列兄弟共产党的思想分歧。相反，中共八大正面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而此举将有助于消除分歧，提高兄弟共产党的思想水平。”有些人说：“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相比，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更有才智更为正确……”“从现在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转移到中国共产党手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

据发自地方的报道可以看出，某些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热衷于这个方面。例如民主建国会福建省委员会委员、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州市副市长严书夏表示：“中共八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比苏共二十大的意义更大。”农工民主党福建省组织主席、省政协副主席李述中说：“中共许多新的工作方法例如组织多党专政，务必让其他国家知道和理解。现在已经可以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听命于中国共产党。所以，和苏共二十大相比，派往中共八大的代表团要庞大很多。”

很难说，类似的观点流行到什么程度，但中共八大之后，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之后，类似的说法看来不是个别的，这就是党的内部报刊关注这一点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全国社会舆论热烈欢迎苏共代表团出席中共八大。不过个别普通中共党员对代表团的组成产生了疑问，因为他们认为来参加中共代表大会的一定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志。所以，据新华社记者发自一系列城市和刊登在内部简报上的报道，有些党员和干部对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中央代表团组成表示极大惊奇，并且说出了一切可能的猜测，为什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没有来。有些党员问道：“1954年赫鲁晓夫和其他人都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典礼。难道这次代表大会不重要吗？或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某些分歧吗？”

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注意中共八大上米高扬同志的讲话，将他的发言看作是苏共对中共工作的评价。绝大多数人对米高扬同志讲话中如此高度评价中共活动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除此之外，有些党员和干部认为，虽然米高扬同志讲话中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绩，但是讲话中同时坚决强调，列宁已经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所以得出结论，似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任何新东西。据新华社记者发自南昌的报道，江西省有些中层干部认为，米高扬在中共八大的发言不够谦虚，充满了引文和外来的教条主义。有些党员表示：“米高扬的引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考茨基的著作，不过没有一段引文来自斯大林的著作。难道斯大林就没有一条正确的原理了吗？考茨基成了叛徒，难道斯大林甚至比考茨基还坏吗？”

米高扬同志在中共代表大会结束前离开中国这件事，许多人表示不理解，引起了多种多样的推测，并猜想他过早离开的原因。在华东地区，代表会后广为流行关于中共和苏共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以及中共和苏共关系即将破裂的谣传。

由于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以及看来考虑到有些基层组织的党员和干部对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政策存在混乱的不健康的看法，是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专门决定，组织在中国广泛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9周年，并且因此而举行庆祝大会、群众集会、苏联电影联欢节、同苏联专家会见。中国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时，在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和会议上的报告中，坚决强调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作用，全力巩固苏中友谊、把所有社会主义力量团结在苏联周围，并在苏联的领导下。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也写了这些文字。

不过必须指出，近来，中国同志开始比较批判地对待苏联的经验和苏联学者的理论。在党的内部报刊上，特别是在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中间十分广泛分发的信息简报上，开始经常出现反映苏联党务和国家机关工作缺点的资料、工资制度的负面现象等以及西方报刊关于苏联状况的报道。

若干结论和建议

从普通党员、国家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反响中可见，党员群众、广大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中共八大的工作总结是满意的，并拥护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共八大有助于这些阶层政治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中共在整个中国人民中的威信，提高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国家政策正确性的信心。

代表大会提出某些新问题和新政策，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合作和相互监督方针，科学和艺术中开展自由争论方针等的具体实现途径，对中国社会舆论来说还不大清楚。现在解释这些问题和宣传代表大会提出的原理，在中国报刊上占到很大篇幅。

正如从部分中共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反响中明显看出的，某些阶层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对实际工资提高缓慢，一系列商品短缺以及城市住房面积不足表示不满。鉴于此，中共旨在更快发展轻工业、提高员工工资、组织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等的措施，是极为及时和必要的。

目前，中共和中国政府在政策中一贯执行中共八大的决议，特别注意全力巩固党和国家与群众的联系、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巩固法制、反对国家机关不同环节上的官僚主义、努力团结各阶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节约资金、发展生产特别是轻工业、改善居民供应。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措施来巩固工业、商业、农业、手工业部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的成就，安排好合营企业的工作，从组织上巩固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安排好资产阶级分子的劳动岗位，暂时不加快公私合营企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社会主义改造。

考虑到中共八大的意义以及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某些新的理论问题(关于不仅在过渡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与不同党派共存和相互监督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关于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矛盾的问题，关于反对科学艺术中唯心主义思想的方法和形式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等)，组织下列活动是合适的：

(1)在苏联社会政治和哲学杂志上发表苏联作者——这些问题的研究专家的文章以及中国作者的理论问题文章的译文。

(2)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国立莫斯科大学举办这些问题的理论学术会议，尽可能有中国同志参加。

近几年来，中国党和国家与文化建设的实践，出现了许多新的、有趣的组织形式。当然，这种形式的大多数，是由中国环境、中国阶级关系以及中国所经历阶段的特点决定的。不过，根据我们的意见，这些组织形式中有些值得相关的苏联组织在可能用于苏联方面比较深入地加以研究(例如党务工作的某些组织形式，组织定期召集中央政权机构的代表到自己的选区熟悉当地情况和会见选民，组织分析劳动人民写给上级机关的信件和申请等)。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利用苏联各种代表团的访华(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他们基本上都带有礼仪性)，对每个代表团提出相关的具体任务是合适的。特别是希望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访华，不能仅仅是回访或礼仪性的，而是希望代表团成员在中国逗留时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特别注意中国国家机关工作经验的积极方面和适合以某种形式用于苏联的工作方法。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А.谢尔吉耶夫(签名)

1957年1月5日

АВПРФ，ф.5，оп.28，п.122，д.485，л.19-49

№25205 费德林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中共将与铁托商谈召开兄弟党会议(1957年1月19日)

摘自Н.Т.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7年1月21日

第4/nf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

1957年1月19日

在一次从莫斯科飞往塔什干的航班上，周恩来在与我交谈时要求告知Н.С.赫鲁晓夫以下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将继续与布罗兹·铁托就今年2月底可能召开的会议进行会谈，参加会议的有各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党的代表，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

对于这个问题，与彭真的协商可能会有两种结果。第一，铁托可能会同意参加这个会议。那样的话，周恩来在结束对东部国家(阿富汗、尼泊尔及其他)的访问后，准备在今年2月初对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其他国家，也包括南斯拉夫，进行访问。与铁托的初步会谈中，准备讨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一些感兴趣的问题。

第二，铁托可能会以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等理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这样的话，关于该会议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彭真与铁托协商的结果，周恩来将会告知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3，п.423，л.4

№138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晤(1957年2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2月2日会议第7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晤。 [56]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在向铁托通报时，不要表现出强行会晤的意思。 [57]

最理想的是：在最初进行一对一的会晤(双方之间的)。

不能表现出特别关心的样子。

对中国人说——我们赞成应该找个时间会晤，可以在3月或4月初进行这样的会晤。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谢皮洛夫同志准备信函草案。 [58]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1-8

№207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就共产党会议起草致中共中央信(1957年2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2月2日会议第71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谈 [59] 。

第71号记录第2项，1957年2月2日。

委托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同志就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谈问题起草一份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件草稿。 [60]

РГАНИ，ф.3，оп.14，д.95，л.2

№2185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1957年2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2月6日会议第73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Η.Α.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Н.А.毛希丁诺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1项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草案 [61] 。

莫洛托夫同志：报告草案被分发了——毫无目的。

关于互不侵犯公约的建议——是不适宜的。

关于“取缔任何一个集团”——不应该这样说。 [62]

1.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

马林科夫同志：局势对缓和紧张状态非常有利。

在第38页——“建议没有根据”——显得很天真。

2.关于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

米高扬同志：关于对芬兰方面在表达方式上应该更柔和、更灵活些，在外交部的口头表述中——要更委婉些。

伏罗希洛夫同志：有些无的放矢，在形式上有鼓动作用，但有些粗鲁，令人生气。

卡冈诺维奇同志：报告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最近一年里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出现了尖锐化的局面，对反动力量应该进行打击。

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

布尔加宁同志：我们已经向谢皮洛夫同志转达了具体的意见。

理论上的证据很多。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宣言不妥当。

福尔采娃同志：关于成绩已经谈过，“微笑政策”不成功。 [63]

赫鲁晓夫同志：不应该削弱报告内容。目标——给予打击，达到缓和。援引的内容不合适。

词藻华丽：“占优势”；关于人民民主国家——范围应该更广一些。报告很好。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9-9об

№21481 波兹杰耶夫致波诺马廖夫函：苏联新闻局驻华代表处工作报告(1957年2月14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发给您关于1956年苏联新闻局代表处在中国工作的情况报告。

具体参见附件，共计16页。

苏联新闻局负责人

П.波兹杰耶夫

1957年2月14日

第32号

附件：

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1956年工作报告

(一)

在报告所指期限内，我代表处的工作都是在苏中友谊不断巩固的氛围中进行的。在过去的一年间，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这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随着对工业、农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已成了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模式。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为用4年时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了前提条件。八大通过了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后者成为了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纲领。

中共八大会议所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必须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会议也强调，必须积极发展轻工业，以便在最短时间内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合作社。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进行从低级合作社向完全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高级社的转变。中国北方和中部省份的多数农户已加入高级合作社，人数已占其农户总量的近96％；而在南方和西南诸省——比重为60％，也有一些地方——40％，甚至更低下。在内蒙古畜牧区也开始组建高级合作社。去年，虽然国家许多地区规章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作物总产量仍略高于1955年(增产1000万吨)。牲畜数量的增长情况比较差。虽然牲畜数量(其中包括力畜在内)有所减少，但80％以上加入了合作社的农民的收入仍有所增加。

合作社经济在组织方面存在着许多困难，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和训练有素的干部，尤其是会计人员。许多问题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如劳动组织、核算，大队和小队的规模，劳动收入的分配，劳动日的评估，向计件劳动的转换，等等。目前合作社的状况是，60％—70％的收入按劳动日分配。粮食按维持生活的定额发放。如果劳动日超过了这一发放定额，那么超出部分用现金支付；如果工资不足以赎买粮食(原因是只有一个劳动力，赡养者众多)，那么劳动组合成员就必须在冬季找一些附加工作，以便合作社社员能够增加劳动日数量和补偿那些多发放的粮食定额。赎买粮食的部分费用由互助委员会负担。

去年，各阶层居民都增加了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需求，尤其是对党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了党内监督。各级党的监督委员会的作用也在提高。在这方面，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居于重要地位，尤其重视培养党员和非党员的纪律性、高度觉悟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各级党组织和党委在企业和机关领导中发挥着极其巨大的作用。党委对企业的领导和人们的教育工作承担着全部责任。重视加强党组织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各级党委的工作计划中便包括指导和定期检查工会的工作情况，帮助工会完善民主制度，更广泛地吸引工人和职员群众参与生产管理。

强化党委领导企业和工会组织的责任感，使北京市的一些企业有可能转而采取另一种更广泛地吸引工人和职员参加工厂(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厂在内)管理的模式。例如，在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和第二棉纺厂，企业经理不再实行任命制，而由职工代表选举产生。企业管理委员会也经选举产生，该委员会是这些企业的最高领导机关，拥有对经理的监督权，在必要时可以提出改选经理的提案。很难说，这些管理模式是否会得到广泛的普及，目前看来，它们只具有试验性质。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口号下各地正在开展为扩大劳动者的民主权力和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的运动。

当陆定一同志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之后，各地目前正在广泛开展关于哲学科学、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等问题的辩论。其中，近期争论的问题便包括：“关于(中国)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是否可以将资本家的非劳动收入纳入剩余价值的范畴”，“在中国当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矛盾的性质”，“关于精减管理机构”，“与教学计划相关的八个问题的讨论”，等等。

这场正在开展的辩论是在马列主义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参考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科学成就以及中国自身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这些辩论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作用，有助于人们找到更好地解决当前一系列实际问题的办法，而这些问题均对国家的科学和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人们坚定地维护马列主义的自然和社会发展观。另外，此类辩论还在以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辩论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交流意见，从而更自觉和积极地投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就正如中国同志们常说的：“这场辩论是在朋友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我们与我们的敌人之间的争论。”

在报告所指期限内，在中国国内大量开展了如下工作：进一步加强苏中友谊，更深入地学习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从最广泛的层面上了解俄国人民以及苏联所有其他民族的日常生活情况。上述工作开展的方式包括：将大量艺术、科学、科普、科技等俄文书籍译成中文，出版中国作家完全或部分为苏联而写的著作，组织宏大的苏联电影展，等等。

为加强苏中友谊，苏联新闻局向中国发送自己的宣传资料，从而为中国的期刊出版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资料全面地介绍了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深受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满足了中国读者的迫切需求——向最先进、最进步的俄国人学习。

(二)

在报告所指期限内，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处与中国绝大多数中央和地方、省市以及许多杂志编辑部保持着联系。这一期间，中国国内共有71家报纸(其中13家为中央报纸)和23份杂志均定期刊登我们提供的资料。与1955年相比，报纸增加了8家，杂志增加了7份。1956年请求我们发送资料的中央报纸还有：《教师报》、《人民汉语报》和《体育报》等；杂志——《农村青年》、《科学新闻》、《冶金报》、《食品工业》、《人民音乐》、《物理通报》、《今日扬州》，以及地方报刊——《广州日报》、《南京日报》、《语言报》、《闽西工人报》和《新疆日报》。

1956年，代表处共从苏联新闻局收到原创文章1478篇(比1955年少了2篇)，其中通过邮递的793篇(1955年902篇)，通过电传的685篇(1955年578篇)。这些文章多数都是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直接把原稿交给中国编辑部的，少部分(30.7％)由代表处工作人员译成汉语后(再转交中国编辑部)。

所有转交中国报纸和杂志发表的714篇文章中的48.3％，均来自苏联新闻局。

1956年，根据中国各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书面和口头要求，为中国定期刊物而从苏联新闻局索取的资料，不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题目的多样性上均超过了1955年。我们向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提供的资料获得了好评。该报的社会主义国家部负责人陈秋安(ЧэнЦзю-ань)代表编辑部对我们所提供的高质量资料表示满意。他还指出，苏联新闻局所提供的文章对《人民日报》进一步深入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人民、苏联的经验和成就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请我们转达报纸编辑部对苏联新闻局的请求，即今年不但不能减少，而是要更增加向该编辑部提供相关资料。

苏联新闻局向中国定期刊物提供自己的资料——这一帮助得到了所有中国编辑部的高度评价。绝大多数省级报纸编辑均在来信中写道，苏联新闻局出版司是他们唯一的获取苏联文章的主要来源。他们还说，各中国编辑部没有力量撰写整体评价苏联的文章，也没有翻译能够始终关注苏联报刊所刊载的内容并将所需资料译成中文。所有中国报刊均指出，我们根据各报刊的要求发送相关资料，并对满足各报刊的要求抱以极其负责的态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所发送的多数文章都是根据各中国报刊的相应要求而撰写的，并兼顾了其所要求的文章篇幅，而且这些资料的模式和文章的语言也是浅显易懂，因此那些由于内容枯燥、空洞而被编辑部退稿的文章数量减少了。

不过，虽然我们所发送的资料受到了各编辑部的高度评价，但1956年我们资料的刊载率仍比1955年低了18％——减少了161篇文章。这两年间各月份之间上述比例关系，可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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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率的下降不仅只涉及来自苏联新闻局的资料，还有各中国报刊通过中国作家和苏联作家所组织的关于苏联的所有其他资料。

下面，我将就三种主要的中央报纸列举一些数据：

1.《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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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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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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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份报纸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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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所列数据可看出，关于苏联资料刊载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减少了来自苏联新闻局的资料，而增加了各编辑部吸收到本单位并独立工作的中国和苏联作家所撰写的文章。

从上表数据还可看出，《人民日报》所刊载的关于苏联的资料均多于另两份报纸。原因在于，该报规模比较大，其在莫斯科拥有三个自己的记者站，相对其他报纸该报与我们中央出版机构的联系更加密切并经常相互交流资料，且拥有自己的俄文翻译。

刊载率的减少始于1956年2月末，并在6月、9月和10月达到最低点。随后，其虽重新有所增加，但数量并不大。不过，据各编辑部工作人员所言，几乎所有中央报刊均打算在1957年增加刊登有关苏联的资料。

前不久，在与我的一次会谈中《人民日报》社会主义国家部负责人陈秋安说，今年编辑部计划刊登比1956年更多的关于苏联的资料。与此同时，关于去年此类资料刊载率的下降，他解释道，编辑部提高了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要求，在文章的筛选方面实行了更为严格的标准。一系列报刊中此类资料刊载率的下降受到了中央宣传部的批评。而关于这方面情况，陈秋安和《中苏友好报》报副总编辑苏艳辉(СуЯн-хуй)均向我作了通报。

关于刊载率的下降，陈秋安还指出了其他一些原因，其中主要包括：筹备党的八大，匈牙利事件，(英、法)入侵埃及(他这里所指出的后两个原因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论是在英、法侵略埃及期间，还是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报刊登载我们资料的比率均是反而有所提高的)。至于其他一些报刊刊载率的下降主要与报刊规模的缩小有关，如纸张不足，报纸采用更大的字体和新版样(横行印刷)，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听到的是中央和省级报刊工作人员自我批评式的言论。这些同志把我们所提供资料刊载率的下降主要归咎于自身原因，即没有对我们所提供的文章给予应有的重视。例如，《长江日报》报编辑便发现了7篇我们以前向他们提供的具有一定价值而未刊载的文章，只是由于一位编辑的疏忽大意，才导致这些文章没有被刊载。几乎所有我去过的编辑部均能找到一些此类文章。这种情况即使在中央报刊也经常出现。例如，有一篇关于与柯西金同志会谈的文章《人民日常工业品的发展》。《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不刊载这篇文章的原因被解释为“没有任何新意”。而稍后我才得知，该文章的编审不是这些报刊的主要负责人。最后，当该文章转到《大公报》那里并了解了文章的内容之后，该报决定发表，但文章却意外地不见了。过了两天才搞清楚，原来是文章被一位领导锁在了自己的抽屉里，而他本人出差去了。关于与涅斯梅亚诺夫同志的会谈资料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文章被送到了《人民日报》，那里的人在审阅了稿件之后便不由分说地退了回来。直到几天前才搞清楚，该报从自己的莫斯科记者那里也得到了一份同样内容的资料，因而发生了我们的资料被退稿的事。如今，该文章已在《大公报》编辑部，近两天就将发表。

所有编辑部均承认，他们很少会拒绝发表关于苏联的文章，因为报刊在这方面总是不能充分满足读者的需求。《大众日报》的编辑给我看了一些调查表，这些都是该编辑部于去年8月份向自己的读者们发出的。表中有一个问题，即读者们对本报所刊登的苏联人民生活情况的相关资料是否满意。所有填表的人均作了否定的回答。读者们的答复充分说明，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关于苏联的情况，而报纸在这方面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不久前来北京的《青岛日报》编辑顾寅(ГуИн)也对我说，读者们在来信中激烈地批评了该报，原因是报纸没有很好地介绍苏联人民的相关情况。

顾寅说：“我们没有人能写关于苏联的文章。另外，你们的材料和通报只给‘新华’，我们没有东西在报纸上发啊。”该编辑请求我们今年多给他的报纸发送一些资料。

通过向中国发送资料的方式，苏联新闻局向中国定期出版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使其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向自己的读者介绍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苏联新闻局通过自己的大量工作满足了中国读者的各方面需求，因而发挥了重大的教育意义。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发送的资料给予高度的评价。当然，代表处也收到了不少针对个别文章和个别宣传问题的批评意见，而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在工作中需要注意的。这些批评意见涉及的内容如下：

1.几乎在每封来信和每次面谈时，人们都会请求我们写一些简洁的、短的文章，多给一些具体的实例资料，而提出类似请求和愿望的并非只是个别人。所有中国报刊都希望刊登一些短小的、以有趣的事实为根据编写的内容生动的小故事。而这些篇幅简洁而内容生动的文章也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和向其他人转述。因为在中国仍有许多人是文盲或文化水平低，只有这样的文章才会发挥实际的重要意义。

我们是否会考虑这样的请求呢？我们当然会考虑，但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是在自己的所有文章中都能充分考虑到。例如，前不久中国《农村青年》杂志向莫斯科发了一份预约函，其中请求我们为其写一篇能够让那些文化水平低的人不费力气便能读和理解的小文章。我们向该杂志发出了В.库兹缅科所写的《成长》一文。该文章由三部分组成，共12页。但当我们把文章发到该杂志编辑部时，仅文章的篇幅便让他们犯了难。于是，在给我们的电话中他们说道，他们并没有要如此大篇幅的文章。说实话，我们的这篇文章只有报纸可能会采纳，而针对杂志预约的一些文章，我们只能表面性以完成任务为标准。

有时，我们也会收到编辑部的退稿，原因主要在于文章的质量比较低。一般而言，我们会注意文章的语言是否浅显易懂，是否缺乏新意，对各种技术过程是否描写得引人入胜等。《湖北日报》的编辑云宇(ЮнЮй)关于此对我们说道：“我们从你们那里收到的文章，关于生产情况的描写方面都很不错，但关键是读者并不能从文章中充分了解生产的具体过程。关于苏联的情况，我们从文学书籍和电影里已了解了不少，因此我们现在已不满足那种肤浅的描写。我们从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好文章，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帮助，但请求你们转达我们对作家的如下愿望——希望他们更好地考虑到我们的特殊情况，以更简洁和引人入胜的方式告诉我们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上述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所写的一些文章为何被退稿的原因。

我们受到批评还由于，我们并非总能完成约稿。例如，我们为《北京日报》写了7篇文章，但其约稿原本有14篇。因而该报编辑部对此很不满意。对我们更不满的是《工人日报》，因为我们欠了他们9份约稿。鉴此，该报副总编辑向我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的约稿你们不做，却把我们不需要的稿件发来不少，这如何解释呢？”他告诉我，今年该编辑部已与苏联《劳动》报建立了联系，以便双方相互交流信息。虽然他们仍会通过我们组织相关资料，但在约稿的数量上将会少于去年(另外，该报纸刊登我们资料的版面也会比去年少一些)。

几乎所有向我们约稿的报刊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我们没有按要求完成他们所约定的稿件。《长江日报》编辑就此问题对我道，今年他仍会向我们重复去年的约稿，因为那些稿件至今仍未完成。《大公报》的工作人员也请求我们向作者转达如下信息，即今年他们将放弃去年向我们约定而至今仍未收到的5篇文章的约稿。

严格地履行中国报刊的约稿并不会与我们希望宣传的那些问题发生冲突，从而限制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范围。其中原因有二：首先，中国报社的约稿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所涉及的问题也是不尽相同的。其次，认真地完成中国报刊的约稿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限制，也与我们主动发送一些不属于约稿范围的资料无关。那些不属于约稿范围的资料，我们仍可以跟以前一样发送，虽然这些资料的刊载率当然会低于那些事先约定的稿件。

完成中国报刊的约稿会直接对苏联资料在中国报刊的刊载率产生影响。严格履行约稿可从根本上改变苏联资料的刊载率。而每份中国报纸和杂志也一定会保证尽快地百分之百地发表自己所约定的稿件。

我之所以关注这一情况，是因为今年我们收到了比以前更多的约稿。仅在第一季度我们已收到了363份约稿，估计全年我们将收到1000份以上的约稿。而按期完成这些约稿，不仅会提高我们资料的刊载率，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和进一步增加向我们约稿的数量。如今，一些中国编辑部仍对我们怀有不信任感：或担心我们会延误约稿的期限，或怀疑我们会发去他们未约定的资料。去年，为了消除他们的这种疑虑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今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仍需要加大力度。

中国报刊对那些他们未约稿但与现实问题联系紧密的、有意义的文章也是需要的。当然，临时刊登这些资料会对编辑部的工作造成一定困难，因为这些文章并没有被列入刊登计划，从而会打乱其工作节奏。为了临时安排刊登这样的文章，他们有时就需要把一些已准备刊载的文章拿掉。对于我们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我们所提供资料的质量。

综上所述，我写了关于中国同志如何评价我们所提供的资料。从附录的意见和愿望中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对我们资料所作的高度评价。下面，我想列举其他一类评价，即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我们所提供资料的看法。这些同志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对我们资料的评价很低。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使馆工作人员中都没有人看我们所提供的资料。至于中国同志，至少我从他们那里并没有听到对我们资料不好的评价。他们对我们所提供文章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不好的文章他们便会说不好，而好的——就会说好，而不会说别的。向我们提供文章的有我们的作家、诗人、学者、工程师、闻名全国的当之无愧的生产能手和记者。他们不可能只为报刊写好的文章，而只给苏联新闻局写不好的文章。我们也不能作出如下错误的结论，即苏联新闻局所提供资料的需求已不大，因为中国同志自己现在也开始写关于苏联生活方面的文章，等等。我这里保存了来自中国中央和省的报纸以及杂志社的数百封信件。其中内容使我们确信，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中国的报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给我们发出的数百封均要求加强对报刊的援助力度。当然，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批评性意见，但如果从其中拿出任何一项意见，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所有这些意见都在表达一个迫切的愿望——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的宣传工作。

在(苏联驻中国)使馆中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不宜在中国保留苏联新闻局的两位工作人员，因为中国在苏联并没有设置同样规模的机构。不过，中国同志自己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相反，他们让我们确信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落后以后才刚刚起步，在一些地区只是在近期才取消了奴隶制，在这种条件下来自苏联新闻局的帮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中国同志本身毫不怀疑这种帮助的必要性。那么，既然需要这样的帮助，那就得有人来组织。我们使馆的人之所以那样说，理由是：如果苏联可以在中国保留这些人，那么也应当让中国在苏联也保留相应的人数，否则就是“不平等”。如果说到“不平等”的问题，那么撤消我们的代表处正好强化了我们与中国在宣传意义的不平等现状。我虽然并没有对这方面问题作过专门的研究，以确定中国在我们报刊上的宣传和苏联在中国报刊上的宣传之间的对比关系。倒是前不久有人将我们的《共青团真理报》与中国的《中国青年报》作了比较，结果表明：如果说1956年《中国青年报》刊载了38篇关于苏联的文章的话，那么，《共青团真理报》便在同期刊登了200篇大篇幅的与中国有关的文章(该信息来自《共青团真理报》记者В.卡西斯)。可能，其他许多报纸和杂志也存在着上述不利于中国报刊的比例差异。

我也没有对《人民日报》和《真理报》作过类似的比较。但需要顺便指出的是，我们甚至无法按照它们两者的规模来作类比(须知，《人民日报》的规模是《真理报》的两倍)。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人民日报》在莫斯科拥有自己的三位记者，与《真理报》、苏联驻中国的专家和许多苏联作家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广泛利用着苏联新闻局的资料。据该报工作人员说，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记者组织搞到像通过苏联新闻局这样如此广泛的资料。该报今年打算向我们约定的稿件不少于50篇。

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即拒绝中国数百家报纸和杂志提出的关于帮助宣传资料的坚决要求，原因仅仅在于中国没有同样在苏联派驻两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

至于苏联新闻局所提供资料的刊载率的下降，我认为主要与代表处的工作性质密切相关。我们的代表处要把所得到的所有俄语文章的30％—40％译成中文，需要对这些文章进行编辑和校对，并对所有索取我们未翻译资料的报刊提供咨询服务。如果这方面工作被取消，那么中国几乎所有省级报刊都将放弃刊载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能够完成此类翻译工作的翻译人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翻译人员。至于其他报刊，如果没有我们提供咨询，也会减少对我们文章的需求。另外，我们代表处还与各报纸和杂志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从事组织、翻译和编辑中方的约稿，关注约稿的完成情况，并与莫斯科总部机关的同志相互交流意见。在莫斯科负责资料组织工作的同志如果不参考代表处同志的意见，工作就处于盲目状态，只有从代表处的同志那里他们才能够获得确切的信息，以便为明确的读者和确定的报刊组织材料。也只有通过这样的组织工作，才有可能根据中方的所有要求和愿望完成各报刊的约稿，在作家和报刊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而确保我们宣传工作的巨大力量和说服力。如果我们不愿意削弱自身在中国的宣传工作，那就总得有人来做所有这一切。否则，我们就无法保证完成中国报刊的约稿，而不履行约稿——这将对我们的长远工作造成损害。

据说，在中国设有许多我们的办事处，我们只是其中之一。有人甚至把我们与“经贸公司”代表处相提并论，这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不对的。我们在中国的正确注册并非代表处，而是使馆出版部。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不应将我们简化为代表处，即使对中国同志而言，也并不存在这样的机构。如果所有中国报刊都知道，我们不存在了，那么他们就将断定，苏联使馆出版部被精简了。这样的话，他们以后也就不会把自己的信件投到该部门。到那时，就仍需向中国报刊的同志解释，使馆出版部在缩减的同时依然存在，因为当苏联新闻局的资料到中国后，它们的收取和发送仍是由该出版部负责的。总之，从官方层面上，我们这样做只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因为事情的性质本身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经使馆工作人员之手，仍会有一些其他资料发送到中国来，而这些资料依然是由苏联新闻局提供的。只是如今是一位不隶属于苏联新闻局的人来负责这些资料的传播工作，而且并承担咨询方面的责任。这只是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而就其实质而言，我们并不是办事处，这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存在并不多余，而是中国新闻媒介与苏联新闻局联系的极其必要的环节。正是通过这一环节，我们不断积累和总结宣传工作的经验。

如果我们不在中国派驻自己的工作人员，是否仍能像现在一样给予中国报刊如此规模的帮助呢？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项工作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必须由固定的、专职人员来做，而不能委托使馆的某位工作人员来兼职。如果不这样，就必然导致以形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苏联新闻局的文章，导致我们的宣传资料失去自己的威信(例如，在领事馆我们所摄制的照片资料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另外，我们所培养的翻译骨干也会因此而流失，中国的省级报刊也不会再使用我们的文章。例如，当以中文发行的《苏中友好报》停止出版之时，关于苏联情况的资料出版工作便发生了急剧的缩减。中国(报刊)在干部方面正面临一系列困难，而我们并不存在这方面问题。我们清楚，中国新闻媒介很需要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强加于人，甚至也不是建议，而只是在完成中国报纸和杂志所提出的大量要求。

下面说几句关于相片的事。在本报告所指的时间内，我们从莫斯科收到了近1800张相片。其中，我们为定期举办的中苏友好协会展览提供了1292张照片，其余均发往各报纸和杂志社并多数均得以发表。我们从国内收到的相片是很多的，但中国方面对它们的需求也很大而且在不断增长，尤其是用于文章插图的照片。中国报刊要求尽可能地为每篇发表的文章都配一张照片。

苏联新闻局驻中国代表

П.扎哈罗夫

1957年2月14日

属实：苏联新闻局办公厅主任В.杜比宁(签名)

手写批注：

请注意保密并加以保管，这份资料已在有关中国的工作中使用。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3月29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59-275

№24932 拉奇科夫的报告：中国铁道部代表团访苏情况(1957年2月22日)

兹报告如下：使中国代表团成员焦继辉(Цзоу Цзихуань)同志和邢国文(Сень Говень)同志实地了解苏联铁路机务工作的组织的这项工作是严格按照机务管理总局制定的，并得到交通部批准的计划严格进行的。

计划中指出了如下机务段：内燃机务段——彼得帕夫洛夫斯克机务段、勒季谢沃Ⅱ机务段、В巴斯昆恰克和古杰尔梅斯机务段；电气机务段——焦马机务段、巴拉宾斯克机务段和莫斯科夫卡机务段；蒸汽机务段——红利曼机务段、基辅旅客机车和阿斯特拉罕内燃机车修理厂，对这些地方和场所进行实地参观。

为了更加详细地介绍新型火车头的开发以及机务段工作的组织，根据交通部机务局的指示，计划中规定的各铁路火车头勤务站要安排一些勤务站的负责代表陪同代表团成员，并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

奥姆斯科铁路。在巴拉宾斯克和莫斯科夫卡电气机务段由火车头勤务站总工程师库兹涅佐夫同志陪同代表团成员，而在彼得帕夫洛夫斯克内燃机务段由勤务站副站长沙布朗斯基同志陪同代表团。

乌法铁路。在焦马电气机务段安排勤务站副站长戈卢比亚特尼科夫同志陪同代表团。由总工程师伊万诺夫同志介绍机务段必要的改造工作。

东南铁路。在勒季谢沃Ⅱ内燃机务段，由机务段段长和铁路分局长以及当时在勒季谢沃Ⅱ内燃机务段出差的内燃机车管理局局长雷列耶夫介绍机务段工作的组织以及内燃机标准替换件(ТЭЗ)的开发。由铁路段副段长拜科夫同志介绍路段内的工作，其中包括运行规模扩大的保障、内燃机工作的技术指数及其效能。

伏尔加河沿岸铁路。在巴斯昆恰克机务段由勤务站的内燃机车局局长罗日涅夫同志陪同代表团成员，由铁路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把同志们送往火车。

奥尔忠尼启则铁路。在古杰尔梅斯内燃机务段没有勤务站。机务段有工作十多年的内燃机车。由机务段高水平的领导人相互协调，向同志们介绍机务段工作的组织和内燃机的工作。

阿斯特拉罕内燃机车修理厂。工厂厂长费奥多罗夫同志、生产部门的总工程师和主任介绍工厂的工作以及工厂的各个车间。生产部门的总工程师和主任向代表团成员赠送试验架上的照片。

顿涅茨铁路。在红利曼蒸汽机务段的勤务站中安排勤务站总工程师柳博夫同志介绍工作情况。勤务站站长多隆丘克同志也参与代表团的接待工作。

在前往基辅市的时候，根据勤务站站长的提议，使中国同志了解亚西诺瓦塔亚机务段的工作。

西南铁路。基辅蒸汽机机务段由火车头后勤站总工程师季亚科诺夫同志陪同。勤务站站长克雷洛夫同志参加接待工作。

在上述列举出的每一个机务段都要详细地参观机车库的车间、设备、试验架以及生产和修理电气机车、内燃机车和蒸汽机车所必要的附属设备和装备。

正在改造成电气机车或者内燃机车的蒸汽机车要单独进行考虑，确定生产工作的性质和工作量以及利用现有的蒸汽机车设施生产出新型牵引机车的可能性。也要考虑对蒸汽机车改造成电气机车或者内燃机车的程序。

第一：必要的最少的车间和装备设备，利用这些车间和设备才有可能使新型的电气牵引机车和内燃蒸汽机车投入生产；第二：对机车库和准备设备作进一步的改造，保障能够修理各类必需的机车以及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

在参观改造成新型的牵引机车的机车库的时候，基本包含了现有的各种类型的机车库，即：扇形机车库、梯形机车库以及直角道岔区机车库。

引起极大注意的是对古杰尔梅斯扇形机车库的改造，引入内燃机车。在此需要对起重运输设备的类型给予特别详细的检查：降落槽、千斤顶、梁式起重机、天车、高架单轨铁路等修理内燃机车必要的设备和装备。

在对现有的内燃机车业务设备进行改造时，在对工作的性质和工作量进行确定的同时，还要详细地了解生产的原则以及对内燃机车和电气机车定期进行维修的技术原则。

许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用于组织火车头队、维修队和机车库指挥干部的培训工作上。除了对学习的组织进行解释之外，同志们实际上了解了奥姆斯科市机车司机学校的工作以及在机车库技术室学习的组织。在转换成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的每一个机车库都要对电气机车和内燃机车的工作指数进行研究。

必须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奥姆斯科铁路段的戈利科夫同志同中国的同志们进行的会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除了上述指出的机车库之外，中国的同志们从1957年2月15日到2月19日在莫斯科枢纽站了解了霍夫里诺十月铁路机务段、莫斯科库尔茨克顿巴茨铁路莫斯科Ⅰ机务段、雅罗斯拉夫铁路莫斯科Ⅲ摩托车厢机务段先进的工作方法和先进的技术。

略谈一下中国同志同各地机务段同志进行的会谈。

火车一到达车站，中国同志们就受到机务段领导、个别铁路段的领导、党委书记、枢纽站和机车库领导以及地方机务段委员会主席的热烈欢迎(在基辅机务段个别铁路段没有一位领导)。

在介绍机车库工作和车间工作的时候，机车库的调度员、机车司机和钳工都非常热心地接见了中国的机务人员。机车库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自己的工作地段上向中国同志详细介绍了车间的工艺、使用的辅助工具和试验架、在生产中使用的工人们的发明和提出的合理化的建议。讲述了维修的火车头的质量、枢纽和零件的相互替代性、在维修时减少火车的停工时间、劳动生产率，以及所承担的今后完善生产的任务。

必须指出，在中国同志们所到达的每一个机务段，机务段的全体人员都给予他们很多的关照，热心地向他们传达工作经验。比如，在巴拉宾斯克机务段，机务段先进的机车司机讲述了自己平均每昼夜驾驶电气机车行使883公里的工作经验。最优秀的机车司机戈连科夫带领同志们参观了他自己驾驶的电气机车，并且说，他现在同助手一起，每昼夜可以运输每公里总重200万吨的货物。为了表示对中国机务人员的友谊，机务段集体向每位中国同志赠送了一把钳工用的锤子，机务段段长亲自赠送了关于巴拉宾斯克机务段工作经验的书籍。

在彼得帕夫洛夫斯克机务段，机务段领导人同中国的同志们互换了地址，并且承诺在内燃机车的开发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为了表示苏中两国铁路工人之间的友谊，该机务段集体向中国的每位同志赠送了一盒制图仪器以及一套工具(扳手、截铁器等)。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同志在彼得帕夫洛夫斯克机务段期间，有一天州委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波利亚科夫同志、市委书记、市苏维埃主席、市委交通局副局长接见了他们，并一起到俱乐部观看了电影。到俱乐部看电影的机务段机车司机、钳工及其家人对中国的机务人员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把其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表示了苏中两国人们伟大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焦马机务段期间，苏共乌法市委书记带领中国同志参观了该市以及新乌法石油加工厂。

在中国同志到过的其他的机务段中，必须指出的是莫斯科夫卡和红利曼机务段。在莫斯科夫卡机务段，机务段的党组书记向中国的同志们赠送了邀请函，使其作为尊贵的客人出席区选民代表大会。红利曼机务段根据该段最优秀的机车司机舒米洛夫的建议，集体向中国的同志们赠送了气动液压蒸汽机车推动机，并且机务段集体在一天晚上独自为中国同志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在红利曼机务段，应该段最优秀的一位机车司机别列维什克同志(舒米洛夫同志生病了)的邀请，中国的机务人员到了别列维什克同志的家里做客。市委书记、机务段领导以及先进工作者参加了这次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第一副部长余光生同志的愿望，在莫斯科库尔茨克顿巴茨铁路莫斯科Ⅰ机务段展示了工作以及气动液压蒸汽机车推动机。为了对推动机进行试验，使用了总重230吨的ИС系列蒸汽机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第一副部长余光生同志承认，气动液压蒸汽机车推动机工作性能非常好，承认其结果独特，并对红利曼机务段集体以及所有的苏联铁路工作者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余光生同志说：“我们认为这一推动机是机务段最好的推动机，并将把这一点通告给红利曼机务段集体。”

邹继辉和邢国文同志在他们的发言中对机务段集体的悉心关照表示了感谢，感谢党和政府以及全体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

他们说，你们对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回国后，我们将把这一点告诉我们所有的铁路工作者，并把你们的地址告诉给我们的机务段，以便能够更加深入地交换工作经验。

苏联交通部机务总局副局长

拉奇科夫

РГАЭ，ф.1884，оп.60，д.1769，л.30-34

№16686 米哈伊洛夫致苏斯洛夫报告：苏联文化代表团访华情况(1957年3月8日)

机密

М.А.苏斯洛夫同志：

给您送去关于今年苏联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副本。

Н.米哈伊洛夫(签名)

1957年3月8日

(一)

我报告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研究和签订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结果。

苏联代表团于今年1月12日动身去北京，成员有：苏联文化部部长Н.А.米哈伊洛夫(代表团领导人)，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Б.С.格拉先科，苏联文化部副部长Г.А.奥尔维德，苏联卫生部对外司司长Н.И.马特维耶夫，影片生产总管理局副局长А.Ф.卡拉什尼科夫，出版社总管理局副局长А.П.雷宾，苏联文化部对外司司长В.А.博尼。

中国方面代表团成员有：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中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文化部部长助理王阑西和黄洛峰，艺术管理局副局长周巍峙。中国方面参加工作的还有：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参赞张映吾同志，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阳翰笙同志，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同志。

研究1957年度苏中文化合作计划的委员会，在今年1月12日至18日于极其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工作。

特别应该强调，中国同志对待所有的这项工作极为仔细，组织得很好，很深入、很具体。

在第一次联合会议上，钱俊瑞同志发表讲话，简短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文化交流情况，并且指出，苏中之间的合作在所有文化领域都获得了富有成果的发展，中国高度评价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文化活动家应该更深入地研究苏联的先进经验。钱俊瑞同志表示相信，我们在文化合作事业方面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苏联方面致了答词。

在委员会工作过程中，通过了苏联方面的建议——除了研究1957年度的具体措施计划外，还就更长期的远景规划交换了意见。

今年1月18日，在中国文化部签订了双方研究制订的1957年度计划。

根据双方对联合委员会工作总结的协商结果，发表了由中国同志编写的公报(见附录)。

计划签订后，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同志当时刚从缅甸回到北京，直接致信苏联代表团。信中说，向苏联博物馆转赠送550件艺术瓷器、玉石、搪瓷、漆器和清朝时代(17—19世纪)刺绣。

1月18日，苏联代表团组织了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中国和外国记者。

在记者招待会上，苏联代表团发表了关于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及其对巩固我们人民之间友好事业的意义的声明(声明全文见附录 [64] )。

需要报告苏共中央的是：中国同志关于善于把所进行的工作赋予巨大的政治意义。例如刘少奇同志同代表团座谈了两个半小时。我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座谈了四个小时。我在上海同市委领导人谈了很长时间。在文化部，就思想工作和文化合作的具体问题，总共座谈了10个小时以上。

代表团抵达前夕，报刊和无线电出现了关于苏中文化合作的大量报道。《人民日报》，而紧接其后是《友好报》，发表了《真理报》的文章和其他资料，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同志的大块文章。

全部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可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提纲中看出。他在中共中央同代表团座谈时提出：苏联为全人类指明了道路。苏联人民的经验和文化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应该更努力地研究你们的经验。你们给了我们巨大的无私援助。1957年苏中文化合作计划，规定进一步扩大两国的文化交流。

计划规定交换大量艺术团体。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的芭蕾舞团和哈萨克斯坦国家人民乐队将访问中国。

在苏联，其中包括远东，将组织中国歌舞团和杂技团巡回演出。他们将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

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相互组织艺术展览。

在电影业方面，计划规定联合拍摄献给苏中电视创作友谊的艺术影片，宽银幕彩色电影，关于阿拉木图—兰州铁路干线的科普电影。扩大电影院领域技术经验的交流。将建立电影记者站，在北京建立苏联电影记者站，在莫斯科建立中国电影记者站。

在出版活动方面，计划规定经常交换出版社计划、推荐出版的书目，建立苏联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出版社的联系。

同1956年相比，计划在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和卫生领域采取更为广泛的措施。除了互换大学生、研究生和互邀教师外，规定建立苏中学校、医疗机构间的经常联系，科学著作、科学规划、定期资料、教学资料、设计文件、科研工作计划等的定期交换。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事业，以蓬勃的速度在发展。

报纸的年印数，从1950年的7.98亿份增至1956年的24.01亿份。图书和小册子的年印数，从1950年的5.95亿印张增至1956年的43亿印张。

影剧院数量，从1950年的641家增至1956年的955家。

1949—1950学年，中国有2577.6万人在学习。1956年，学生数量增至6627.5万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2年发展规划，规定拍摄电影从1955年的112部增至1967年的367部(其中艺术片136部)在8个城市建立电影制片，电影放映机从1955年的5876台至1967年达到7.6万台，艺术团体数量从1955年的2414家至1967年达到2811家，报纸从1955年的289种至1967年达到4500种，在北京建设15家印刷厂。

在苏中文化交流不断增加的条件下，由于到处表现出对苏维埃国家的巨大兴趣和衷心的尊重，我们在文化交流领域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缺点，甚而有时是错误，就显得特别不能容忍。

苏联的中国学者断言，新的苏联中国学干部的培养工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有段时间存在一种意见，即我们这里懂中文以及某种程度上了解中国文化的人过剩了。这种意见是不是对的。如果有这样的事实，即懂中文的某些工作人员没有在专业方面被使用，那么发生此事不是因为我们过量培养了这种干部，而是因为某位工作人员只是形式上了解中国，而实质上受到的训练很差，不能作为中国学者来使用。

根据语文学博士奥沙宁同志的看法，错误的是苏联高校都按一个模式培养中国的学科带头专家。根据奥沙宁同志的意见，培养各种未来中国专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和文学家，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在培养内容和质量间差不多没有区别。

根据奥沙宁同志以及谢尔秋琴科教授的意见，对按中国学问题培养的所有专家而言，极具代表性的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经济了解很差。

按奥沙宁、谢尔秋琴科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看法，另一个不小的缺点是，苏联的中国学专家仅仅在苏联的高校中培养。顺便说一句，实践告诉我们，当青年专家在苏联高校毕业后有机会在中国大学学习2—3年时，我们就获得了成功。在某些个别情况下，即苏联青年在中国读完高校课程时，也会达到正面的结果。将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培养干部，显然可以得出良好结果。

十分明显，为了培养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必须利用这样一些极为丰富的机会，例如在中国高校，训练苏联大学生和研究生，在中国组织对苏联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实习。顺便说一句，目前在中国的只有一名苏联研究生——戈尔冈涅夫同志。中国同志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戈尔冈涅夫同志无暇学习，因为他的时间还不够用于完成苏联大学生代表的职责。

他们说：“要知道，他一个人要面向全中国。”

中国同志在培养干部和中国青年研究俄语方面，大规模地依靠苏联的帮助。

在同我们的会谈中发现，中国同志明年至少派700名研究生到苏联高校学习。仅仅在1956—1957学年，开始在苏联高校学习的中国大学生有1349名，研究生520名。目前，约有300名教师在进修。

我们许多机构，首先是科学院及其研究所，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存在重大不足。

不久前建立了中国学研究所。但遗憾的是，该项研究所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工作。迄今为止，研究所没有办公场所，只有三间房子。研究所的人员没有配齐。自然，中国学研究所本质上应该是研究中国问题最主要的科学机构，而目前这样的条件下未必能在中国学者中间获得足够的威望。

根据大量事实可以判断，我国许多学术机构的中国问题研究，有时候差到何等程度。

我们出版的某些学术著作，在深度和准确度方面不大出色。

中文教授援引了这样的事实，即苏联翻译了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参与翻译工作的是我国优秀语言学家，不过，在语法课本中有许多粗心的错误。

根据苏联学者的判断，契科巴娃的著作《语言学引论》，在中国引起极大不满。中国急不可待地盼望看这本教科书，但它辜负了人们的期望。我们的同志确信，教科书中表述不好的不仅仅是有关中国语言学的问题，而且还有印度语言学问题。对契科巴娃所著教科书《语言学引论》的意见，已经编写好，且已寄往莫斯科。不过教科书出版第二版时未作任何校正，引起中国学者的惊讶。

中国是物质文明史、人类社会史的极为丰富的宝库。顺便说一句，苏联学者在该领域的工作是极为薄弱的。我们不能列出近几年中出版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多多少少重要的著作。我们的学者在该领域同中国学者合作得极差。

苏联学者的某些著作出版得太迟。例如《中国语言学文集》排印已将近5年了。谢尔秋琴科同志的书稿《论民族文字的创立》从1952年至今没有出版。顺便说一句，中国同期已出版了两版。

谢尔秋琴科同志作为科学院研究人员，从1950年起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总共只能发表一篇。

我在中国碰到了苏联科学院的一组科研人员，其中有科研人员松赞娃同志。她还在1953年，就和佳普金娜同志一起完成了有关中文语法问题的著作。科研人员为该著作发表毫无结果地等了好多月。他们没有得到结果，便将手稿缩写后，送交学术委员会以求认可，经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办理手续寄至中国。在来到北京后，松赞娃看到自己的手稿用中文出版后在中国书店出售。

显然苏联科学院对中国的许多实际问题采取形式主义的和不认真的态度。如果考虑到工作中与苏联机构有联系的中国相关科学机构和研究所都是由最著名的中国学者和专家来领导这一点，这样尤为不正确。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确认，他们有许多问题既没有得到外交部也没有得到科学研究所的回答。科学院两年中仅仅发来一封信，也没有涉及工作的任何实质指示。

应该指出，根据苏联文化部的方针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也没有从我们这里获得足够的帮助，没有同他们保持固定的联系。

苏联的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献方面还严重滞后。虽然1957年我们打算出版中国作者的图书达100部，大大多于我们以前出版的，但这个数字还是太小(1956年中国出版苏联书籍6210种)。苏联出版者还很不了解中国文献。文化部派遣出版总局副局长雷平同志到中国去，其目的是和中国同志一起研究进一步增加中国文献在苏联出版的问题。

近期来，中国积极发展音乐活动，有两所音乐学院在工作，交响乐队经常举办演奏会，合唱艺术在发展，中国独唱演员在增加，音乐创作在开展。

作曲家马思聪、李焕之、贺绿汀等，近年来已创作了值得注意的作品。不过，中国作品在苏联的演奏带有偶然的性质。中国的戏剧艺术，在苏联剧院的剧目中暂时也还没有占有应有的位置。苏联文化部在采取措施消除这些缺点。

应该说，苏联的报纸杂志还很少发表关于中国人民生活和文化的资料。

(三)

我认为也有必要报告涉及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国工作的若干问题。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在很多方面是按标准进行的，但在今天条件下，极其落后于新的要求和需求。文化领域的交流获得了新的发展，这方面产生了新的大问题，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以往的水平上。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活动中，最关注的是代表团出访。但中国同志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现在让两国知识分子代表参加集会、高喊众所周知的口号等，显然没有多大的需要。现在应该使工作具有更深入的、更有目的的性质。

同时应考虑到，有时候，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的出访准备得很差很仓促，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不久前，卡伊洛夫同志率领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出访了中国。其成员是苏联知识分子的著名代表：文学家卡塔耶夫同志、坚德里亚科夫同志和艾德林同志，艺术家韦列伊斯基，作家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妻子Р.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作为代表团负责人的卡伊洛夫同志，最后一天才真正被批准为代表团领导。对出访中国他没能做多少严肃的准备，代表团其他成员对出访也准备不足。

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中国的若干个城市，每个城市停留2—3天。大部分时间用于参观各种项目，出席隆重的宴会和招待会等。代表团成员实际上几乎没有开展任何业务工作。

这样的代表团返回苏联后，通常马上被解散，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根据我们的意见，根本改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工作的必要性问题早就成熟了。在目前形成的情势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失去了自己的权威，变成一个纯礼节性的体面组织，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阶层没有深入的交流。

也要注意自身这样的事实：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代表，首先是文学家、新闻工作者、艺术家，访问中国后不总是在报刊上发表随笔和故事，特别是研究文章。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要我们注意下列情况：

苏联新闻工作者访美后，不仅发表有独立的相关随笔，而且有大部分的相关书籍。例如，波列伏依同志写了一本几乎500页的书。像茹科夫、克拉米诺夫、伊扎科夫同志这样的新闻工作者，都讲述了有关美国的许多东西。

至于对中国，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著作是比较稀少的。

(四)

在中国逗留期间，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根据中国同志的倡议与其座谈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

首先，中国同志认为有必要讲一下，他们在怎样的客观形势下，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在怎样的政治总背景下，必须提出上述口号。他们认为，在当今条件下，即中国的人民政权已获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有了很大程度提高，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大部分知识分子站在了忠诚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就出现了提出这个新口号的可能性。之所以需要这个口号，是因为还要更加团结知识分子，为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开辟新的广泛可能性。主要条件之一，也在于这个口号，从策略上帮助中国共产党保证进一步团结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阶层。

陆定一同志在座谈会中也特别强调了这样的原则。

他说：“我们需要，正如中国俗话说的，引蛇出洞。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中间谁传染上了唯心主义观点、不正确的观念，谁就会耐心地做这些人的工作，进行思想工作。”

陆定一继续说：“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植物放在温室条件下成长。我们想使植物获得锻炼，变得强壮。植物可在斗争中获得这种锻炼。”

“我们不想同假想的敌人战斗，我们应该同现实的敌人战斗。”

“我们应该向青年展示唯心主义观点，例如哲学中唯心主义观点的内容。青年应该自觉地掌握，为什么唯心主义哲学应该在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前败退。”

同刘少奇同志一样，陆定一同志也强调，中国知识分子非常赞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因此，陆定一同志列举了这样的事实。他恰巧同梅兰芳座谈过。梅兰芳说，在“艺术推陈出新”的旗帜下，似乎是同封建主义斗，没有让他(梅兰芳)表演，虽然众所周知，他是最年长的，是中国民族戏剧的最杰出活动家之一。现在出现了新的口号，与梅兰芳表演艺术的关系也有了变化。

中国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钱俊瑞同志说，《人民日报》不时地刊登文章，证明有必要了解唯心主义哲学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流派，其目的是以此来显示这些理论的错误性，证明马列主义科学的先进。

尤其是在张岱年的讨论文章中，报纸写道：“在新中国新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为什么当时提供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哲学的发展是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唯心主义不仅有阶级的根源，而且有认识论的根源。唯心主义甚至在消灭阶级之后仍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哲学领域像以前一样将继续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公开暴露唯心主义，其目的是促进展开哲学的思想斗争，活跃哲学思想，提高理论水平。提供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不仅不会给唯物主义带来损失，而且相反，会促进唯物主义思想的繁荣。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以及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后，哲学领域学者的争鸣，将不仅表现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于同一个唯物主义阵营中不同学派的争鸣。近几年中，广泛发展的趋势，表现于要求所有的思想主张都要符合某些准则，对一个问题只允许有一个可能答案，对一种理论只允许有一种可能的解释。真理只有一个，但达到这个真理的过程往往是曲折和复杂的。所以，出现因不同方法和不同观点而固有的不同学派，是种合乎规律性的现象。形成不同学派，是繁荣科研工作和提高理论水平的强有力保证。

在中共中央的座谈中，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只有在符合该口号性质的具体条件下才能提出来。

刘少奇同志说：“我们知道，越南想要提出这个口号。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越南同志，提这样的口号，他们还没有必要的环境。在越南条件下提这种口号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刘少奇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的口号，当时在匈牙利、在裴多菲俱乐部也进行过座谈。但是我们认为，在匈牙利的条件下，也不能提这个口号。事件表明，匈牙利实质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刘少奇同志总结了这个思想：“我们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只是因为必要的环境成熟了。”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同志在所有座谈中，都认为有必要说一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务必要求有党的日常领导。

陆定一说：“在这个口号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作用有所增强，对党组织而言工作复杂化了。”

根据同中国同志的座谈，同创作界知识分子代表的会见以及中国报刊的言论来判断，中国认为有必要细化和发展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提出的某些原则，特别是涉及下列问题：

1.关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

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求，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外，艺术中也可采用其他文艺创作方法。

目前，中国报刊上强调的思想是：在其他创作方法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最革命的、最完善的。所以，尽管可以采用各种艺术创作方法，但对共产党员作家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应该是决定性的和唯一的。共产党员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应该从这种方法出发。

2.关于文学艺术中反对公式化的斗争

文学和艺术应该涉及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方面。旨在揭示政治上重要的，对人民迫切的这些方面的某些作品，有时候受公式化困扰，艺术性不够。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条件下，出现了许多反对类似作品的尖锐批评言论。在中国报刊上，明显因此而发表了许多资料，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不可以借口反对公式化的斗争，毁灭性地批评涉及当今生活重要问题，但写作时有时候带某种公式化成分的作品。这些言论说，应该把公式化作为缺点来批评，但同时不该抹掉许多作品的政治意义。

3.关于对古典遗产的态度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旧时古典遗产的态度。如果说的是，中国文化拥有还经许多年也不会失去自己价值的宝库，这就更为正确了。同时，有时候试图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掩盖下，不加批判地从旧遗产取出并非最优秀的，或者不加批判地改编旧文学旧文化的某些样本，粗鲁地破坏艺术原则，有时候仅仅是为了永久保存自己作为作者的名字。中国同志认为，这种缺点也应该加以纠正。

在同中国同志的座谈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并不总是明白，为什么苏联没有文章和其他资料来阐述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问题。所以有可能，中国同志也力图讲述为什么在中国条件下有必要提出这个口号。

陆定一同志在有次座谈中说：“我们不怕这个口号，我们认为对它不该害怕，因为它只会有助于我们，促进工作。”

(五)

苏联文化部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继续发展同中国的文化合作。

在出版业方面，文化部打算出版一系列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经济方面的著作，增加出版中国作者的艺术作品。计划出版中国诗选，建立“新中国”丛书，收入一系列有关中国地理、经济、文化的驰名出版物。今年音乐出版社将出版中国作曲家的作品集，而国家造型艺术出版社将出版“中国民间艺术”画册。

在电影业方面，文化部打算大大巩固苏中电影活动家的创作合作。除了联合拍摄艺术片、纪实片、风光片外，苏联电影制片厂、导演和电影剧本作者同中国的电影制片厂、电影工作者建立固定联系。将出版献给中苏友谊的电影杂志月刊。

计划为苏联学生创作科学认识中国的电影。

文化部采取措施在苏联剧院演出中国戏剧家的剧本。今年，音乐团体的独唱者将把中国作者的作品列入自己的音乐会节目。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转赠给苏联博物馆两千多件中国艺术作品。目前，中国同志又给我们的博物馆转交了550种展品。文化部准备建议将苏联博物馆藏品中的某些作品转交给中国。

关于扩大苏中之间文化合作措施以及执行1957年度合作计划的问题，将在文化部部务委员会讨论。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下列建议(见附件 [65] )。

苏联文化部部长

Н.米哈伊洛夫

附件：

苏联科学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建立了广泛联系。

几乎所有全苏代表大会和苏联科学院召开的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的会议，都邀请中国学者来参加。1956年进行了三次联合综合考察，而1957年将进行5次这样的考察。1956年，由18人组成的科学院著名学者小组出访中国，以帮助中国学者编制中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

1957年，苏联科学院接受38名中国学者来熟悉科技领域的研究组织和研究方法。从1956年秋季开始，科学院进行培养128名中国研究生和培训10名中国科学工作者。

近几年来，苏中科学院间建立了系统的图书交换。

为了加强和扩大学术交流，1956年11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根据苏共中央的决定，邀请由10名科学家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来讨论和签订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间科学合作的协议。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准备了考虑到中国科学院所有原则的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协议草案。中国学者告知，他们准备1957年秋末签订协议。

АВПРФ，ф.5，оп.28，п.126，д.506，л.67-85

№20593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逃亡中国干部的情况(1957年3月9日)

机密

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向您呈送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В.佩利申科与朝鲜外务相南日于今年3月9日的会谈纪要。

附件2页。

И.库尔久科夫

1957年3月25日

第292/ДВ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请将该文件在本处登记并保存。信息资料，已用于对朝鲜的工作。

И.谢尔巴科夫

附件：

机密

摘自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В.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7年3月14日

与朝鲜外务相南日的会谈纪要

(1957年3月9日)

今年3月9日应邀拜访了南日，并与他进行了会谈。

1.南日请我转告苏联政府要求苏联于1957年向朝鲜提供3万吨炼钢用焦炭。

关于这方面南日告知：朝鲜唯一一座运转的高炉用本国焦炭只能保证60％的生产能力。一年的缺口是13万吨焦炭。

为补足缺口，1957年中国将提供10万吨，原先拟提供13万吨。所缺的3万吨焦炭，朋友们希望从苏联获得。

朝鲜劳动党中不久前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委托南日向我们提出了上述请求。

我答复南日：上述请求将转告莫斯科。

2.接着南日说，他们已经知道关于李相朝进入莫斯科高级党校学习一事。关于这件事，南日说，平壤一些单位包括朝鲜外务省的不少朝鲜劳动党党员表示不理解和不满，为什么被朝鲜领导撤消大使职务的李相朝会被高级党校录取。有些党员提出问题：如何理解该事实；这是否间接证明朝鲜领导的路线不正确和对李相朝的支持。

南日强调指出，“我们在解释上述问题时有些尴尬”。

我问了南日，这是指哪些党员，是否包括领导干部，对李相朝提出疑问的人得到了怎样的答复和解释。

南日回答说，朝鲜领导层对李相朝的有关情况是清楚的。在回答有关李相朝的问题时是这样解释的：到高级党校学习有助于他改正错误。

我对南日说，这样的解释，依我看，是站得住脚的，也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然后，南日还谈到，一些投奔到中国的朝鲜工作人员也在党校学习，但是这些人现在都不与待在中国或短期前往中国的朝鲜工作人员交往，过去也是如此。总的来说，这些人明显减少了。

至于两个曾是朝鲜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离开莫斯科后留在了中国的问题，南日强调指出，中国同志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两个人行动有所限制，要他们保证不从事任何涉及朝鲜的活动。

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

В.佩利申科

ЦХСД，ф.5，оп.28，д.486，л.71-73

№1049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备忘录：苏联对中国经济评估的错误(1957年3月13日)

中国政府声明，虽然整体上可以接受由苏联远东经济委员会编写的远东经济发展评估草案，但此草案在涉及中国经济发展上有几处错误：

一、以“加速迈向社会主义”为题的一节(第1页)中提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反对”。这句话与事实不符。我们国家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刘少奇在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充分阐述，完全驳斥了这样的论断。在谈论中国的物价问题时，草案故意歪曲或抹去了李先念给人大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主要成就，而夸大了我们个别的缺点与错误。因此，鉴于这一事实，草案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第20页)

二、由于只是对我们用于不同目的而公布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草案还有如下错误，主要表现为：

1.“加速迈向社会主义”一节提到：“中国计划在1956年把手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到15.3％，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本只计划在1957年达到9.4％。”(第4页)事实上，前一个数字指的是手工工厂和个体手工业共同的产量，而后一个数字只反映了个体手工业产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2.“国民收入和资本积累”一节称：“中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夸大了其人均收入增长，假定中国关于国民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字从1953到1956年有所增长，那就是1953年人均127元，1954年137元，1955年141元，1956年154元。根据刘少奇的报告，这是因为1953到1956年间工业生产有一个不高于90.3％的增长，而上面所列数字似乎表明增长应该是104％。”(第5页)刘少奇的报告中提到的90.3％的增长包括了重工业、制造业和个体生产在内的所有工业生产，而薄一波报告中的104％的增长仅指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生产增长。

3.“国民收入和资本积累”一节也指出：“中国1953到1956年间基本建设总额超过了五年计划预算427.4亿元的1％，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致人大的报告中只说中国到1956年将完成计划基本建设的87.6％。”(第7页)事实上，五年计划所设计的基本建设总额只包括经济和文化(文艺和教育)建设的主要部分，而1953到1956年间的基本建设总额包括更广的范围。

4.“发展计划”一节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原本以98.3％作为整体增长目标，但周恩来总理在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中将目标降至90.3％。”(第23页)事实上，原定增长目标并没有降低。因为前一个数字不包括个体生产总量，而后一个数字包括了个体生产总量，这样就变成了90.3％。既然在公布这些报告时，对上面提及的数字所包含的内容都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毫无理由的。除了上面所列举的错误外，草案还有一些与我们关系不太大的小错误。

АВПРФ，ф.100(1957)，оп.50，п.423，д.4

№25208 费德林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将生产新型喷气式飞机(1957年3月14日)

摘自Н.Т.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7年3月15日

第43/ГС号

机密

文本第31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

1957年3月14日

奉周恩来之命，刘晓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如下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想从1958年开始，增加米格17F战斗机和VK 1F喷气式发动机的生产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研究了在1959年开始生产一种新型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认为其符合当前的需要，中国的现有条件也能支持。

关于这一问题的陈述，中国政府提议派遣一组中国技术专家到苏联，并讨论了以下问题：

对于在中国生产一种新型喷气式飞机的可能性，苏方需阐明其观点。

如果苏方对在中国生产喷气式飞机持肯定的态度，那么可以从中国当前的需求和所具备的基本条件的角度对新机型交换意见。

对基本原料的运输以及派遣苏联专家等问题进行咨询。

刘晓要求苏方确认什么时候能够接待这个中国专家组，以及届时应该与哪些部门进行协商对接。

我回复刘晓，中国政府的请求将会报告给苏联政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3，п.423，л.5

№16686-2 列加索夫的情况通报：关于米哈伊洛夫报告的处理结果(1957年3月14日)

情况通报

对Н.А.米哈伊洛夫关于苏联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的简要报告，苏共中央已经审核。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议，苏共中央通过了决议(苏共中央1957年2月14日通过的决议，第Ст32/222号)。批准了1957年度苏中文化合作议定书和计划，责成苏联有关组织和部保证实施预先制订的措施，批准苏联文化部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活动家代表团1957年访苏。

简要报告中包含的关于调整苏中科学交流的建议，将在苏联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间，科学交流协议时加以考虑。为了签订这项协议，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应在今年3月访苏，但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代表团访问延至较晚时间。

米哈伊洛夫同志关于有必要改革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工作的建议，反映在苏共中央1957年3月4日的决定(第180/15号)“关于完善苏联对外宣传的措施”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向苏共中央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А.列加索夫(签名)

1957年3月14日

АВПРФ，ф.5，оп.28，п.126，д.506，л.86

№24024 阿布拉希莫夫致谢皮洛夫报告：中国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的报道(1957年3月20日)

关于中国报刊对苏联艺术家会议工作报道情况的报告

致Д.Т.谢皮洛夫同志：

195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对此次大会作了第一次报道。该报道很短——只有570个字，报道了会议的开幕，认为大会对苏联艺术家40年来的工作作了总结；通报了艺术家大会的筹备工作以及会议的主要任务。在3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简要描述了约甘松同志的报告内容(共计730个字符)。

3月4日的《人民日报》简要介绍了您在艺术家大会上的报告内容(共计1500个字符，共用了3个半机器打印版面)，其中特别关注的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艺术家们对苏联新人形象的创作态度等问题。

另外，还介绍了中国艺术家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情况。

中国其他报刊均未对会议情况进行报道。而中国3月份出版的杂志，目前我们尚未收到。

П.阿布拉希莫夫

1957年3月20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48

№24023 米哈伊洛夫与钱俊瑞会谈纪要：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社代表会议(1957年3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机密

昨天，即1957年3月22日，我与出版和印刷事业部副部长А.М.马扎洛夫、出版总局副局长А.М.谢尔巴科夫等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与后者一起在场的还有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黄洛峰和中国使馆参赞张映吾。

中国同志与我们商议了关于即将在莱比锡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版会议的问题。会谈涉及的问题具体有如下一些：

根据筹备委员会的决议，中国代表团应当在莱比锡作一个题目为《国家领导书籍出版事业和组织编辑工作的经验》的报告。

中国同志建议该报告的名称为《编辑工作的组织》。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原因在于这样的名称不会引起各方的争议并成为发生争议的借口。比如，南斯拉夫代表便提出了关于国家领导书籍出版事业的问题。

中国同志还建议由苏联代表团首先在会议上作报告。

关于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议，德国同志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他们主张开办一个国际性的关于出版事业的杂志；继续保留此次会议的主席团，以作为一个现成的机构——检查会议建议的具体落实情况。

中国同志询问，我们对上述建议持何看法。

…… [66]

我们还建议，本次会议决议只具有强烈建议性质。必须使这次会议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进行。会议上通过的任何决议均不具有强加于人的性质。会议只负责编制适用于全体与会者的决议。

会议上的所有工作均须依据如下方式进行：必须考虑各个国家的特点；重视出版活动的经验交流。

中国同志说，他们完全同意上述这些建议，并认为这些建议可以作为会议进程应遵循的原则。

苏联文化部与苏联代表团一起正在进行必要的会议准备工作。

近日，苏联代表——谢尔巴科夫同志将赴柏林参与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其职责便是落实我们与中国同志所商定的那些原则。

苏联文化部长

Н.米哈伊洛夫

1957年3月23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46-47

№138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是否给台湾代表入苏签证(1957年4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4月4日会议第8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Г.К.朱可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А.布尔加宁主持。

第43项　关于不可能给台湾、南朝鲜和南越代表签发进入苏联参加亚洲国家第四届国际兽疫学代表大会签证事宜给国际兽疫委员会的通报。 [67]

米高扬、莫洛托夫、葛罗米柯、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

米高扬同志：建议不拒绝给南朝鲜人和南越人发放签证。

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台湾人——可以说：我们不可能给他们发放签证。

关于台湾人——应该询问中国人的意见。

南朝鲜人、南越人——可以发放签证。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36-39

№25209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希望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1957年4月8日)

摘自Н.Т.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12日

第309/nf号

机密

文本第3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的会谈记录 [68]

1957年4月8日

在会谈期间，刘晓谈到一个非官方的建议，认为可以考虑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就像在莫斯科发行的英语和法语的报纸那样，也类似于在中国境内用俄语发行的报纸《友好》。

刘晓有理有据地强调说，在苏联发行一份中文报纸有着很多必要的因素。首先，在苏联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需要这样一份报纸，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没达到能够熟练阅读俄文的程度。经常阅读苏联的中文报纸能够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中国也有大量的读者需要阅读一份用汉语发行的苏联报纸，因为这样一份报纸在其版面上能够比中国报纸更加全面而广泛地让人了解到苏联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

送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候补主席团成员以及苏共中央书记处。

А.葛罗米柯

1957年4月1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3，п.423，л.26-27

№2059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的经济和政治状况(1957年4月9日)

1957年4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5—12日

第8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4月9日

与金日成举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他论述了国内经济状况的若干问题、新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以及朝鲜劳动党的党内情况。

关于五年计划。朝鲜1954—1956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的经验，我们决定制订朝鲜1957—1961年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基本控制数字已审定，并提交给各部和地方。五年计划制订工作预计将于5—6月完成，随后计划草案将交给中国朋友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协调相互间的责任。然后，国家计委委员长非正式程序出访莫斯科就计划进行咨询和听取建议并解决重要问题。

朝鲜劳动党中央认为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满足朝鲜人民在吃、住、穿方面的需求。

在解决粮食问题方面主要关注农业的发展和提高。去年我们获得了朝鲜(包括战前时期)历史上创纪录的粮食收成，总产量超过280万吨。

对此金日成说，过去，朝鲜一百万农户中，36％农户缺粮5—6个月；30％农户没有余粮，只能自给自足；只有剩下的34％农户提供商品粮。现在，只有10％农户缺粮2—3个月。其余农户粮食完全自给自足并提供商品粮。去年，参加农业合作社的每个农户平均获得1.6吨粮食和9600朝元。

在最终统计1956年粮食总产量之前，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批准的计划规定1957年粮食产量为280万吨。最终统计公布之后又提出5万吨补充任务。各地合作社、郡和道里讨论了计划任务。合作社社员承担了额外的义务并决心把粮食总产量提高到340万吨。

金日成表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有信心今年能获得粮食总产量300万吨以上。他说，支持这一信心的理由如下：

目前，农业合作社团结着81％以上的农户。由于有了合作社，我们更容易在农业中应用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在此，金日成谈了自己视察咸镜南道时看到，有些合作社善于运用科学手段，借助插播的方法取得了丰收。他列举数据：1町步插播土地上收获玉米60公担、大豆15公担、土豆150公担以及朝鲜白菜200公担。现在根据劳动党中央的指示在报刊上广泛宣传和推广这一经验。

今年大量开展用冷方法栽稻秧的工作。1948年开始进行的试验表明，用这种方法栽秧可以提前20—30天收稻米，即不迟于6月1—10日结束收割，而且每町步收到的稻米增加10—20公担。规定用这种方法栽秧的面积不少于稻米耕地的10％。

今年农业合作社有自己选留的种子；牵引设备条件较好；农用化肥供应达到25万吨，去年是18万吨。

为了获得稻米的稳定收成，十分关心灌溉系统建设。目前，朝鲜农业拥有的灌溉系统可以在40万—42万町步耕地上不论天然降雨与否保证收成，而很大程度上依赖降雨的水浇地面积为6万—8万町步。近几年将在这些耕地上改建灌溉系统，还将建设新的灌溉系统。提出的任务是，在灌溉的耕地上要收到40公担稻米。这样，一年我们将从水浇地上收到200万—250万吨稻米。

大量开展了种植玉米的工作。去年玉米耕地面积为60万町步。这大大有助于去年获得粮食高产。1957年规定玉米种植面积为70万町步。预计每町步获得20公担玉米。去年农业合作社成功采用青贮(饲料)法，一共青贮了180万吨。肉类生产量很小，只能首先保证军队和很小一部分城市居民的需要。增加肉类生产的任务将晚一步解决，到粮食足以满足人均10公斤肉的需求。目前很大程度上以鱼代肉。今年计划捕鱼量为380万公担，如果包括响应的承诺是400万公担，这样，平均每个居民近40公斤。1956年捕鱼量为382万公担……

在保障居民穿衣方面我们将扩大棉花播种面积和发展人造纤维生产。今年规定棉花播种面积达到2万町步，到五年计划末提高到5万町步，以便可能收获原棉2万吨(棉花在旱地上种植)。

在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和增加由苏联援建的联合工厂生产的棉布产量的同时，在人造纤维生产方面采取措施，为此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于1958年上半年提供必要设备的协定。

预计到五年计划末将生产各种布匹达到2亿米，人均达到20米，而1956年人均只有8.4米。

在工业方面主要关注迅速恢复和建设兴南化肥联合工厂。提出的任务是，今年完成恢复年生产能力折算成硫酸铵为40万吨的氮肥生产的各项工程。

我告知金日成：苏联部长会议已通过关于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兴南化工联合工厂扩大氮肥生产的决议。

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的关心并补充说，他们迫切期待这一决定。金日成日前视察了这家联合工厂。厂领导向他请求增派参加建设的劳动力1000人并采取措施加快从苏联引进设备。

拟安排生产磷肥14万—16万吨以及为酸性土壤施用的石灰，1959年共计生产矿物肥料50万吨。

金日成说，解决居民住房保障的任务是困难和长期的任务。朝鲜拥有的建筑材料数量很少。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使苏联援建的年产40万吨的马顿水泥厂尽快投产，并把全国水泥年生产量提高到250万吨。这样才可能安排必要数量的水泥投入企业、住宅和水泥路的建设中。此外，将可能出口水泥到苏联和其他有关国家。

金日成告知，只是今年工业部门首次超额完成第一季度计划，工人们为超额完成计划在挖掘内部潜力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他列举了以下事实：

在讨论1957年计划时，冶金工业省建议制订炼铁计划为19万吨。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建议增加到23万吨。然而，冶金省不同意，认为这一计划过高了。这样，我们决定听取工人们的意见。工人们认为，可以把炼铁计划提高到25万吨，而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工人们保证再增加2万吨，合计27万吨。

鉴于要完成上述炼铁任务，朝鲜政府曾向苏联求援，额外安排3万吨焦炭。金日成说，朝鲜政府对苏联政府满足这一请求表示衷心感谢。

朝鲜劳动党党内状况

金日成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掌握充分材料证明：以崔昌益为首的领导干部和中央委员中的一批人去年准备改变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领导，而自己成为党和政府的领导。当我们从访问人民民主国家归来时，发现了这一反党分裂集团的活动，我们马上着手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耐心听取所有的意见并以适当方式搞搞清楚。然而，尽管我们把这一切安排妥帖，但效果并不理想。当一个分裂分子在全会上发言时(看来，金日成是指尹公钦的发言)，他恶毒攻击领导，其口气犹如李承晚在文章中写的。出席全会的人员对这一发言十分愤慨。我们常务委员会成员也受到了影响，放弃了原来要耐心听取意见的想法，做出了把分裂分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的决定。当然，我们表现得过于草率。因此，受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委托米高扬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前来帮助我们改正。在9月中央全会上修正了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一些同志恢复了党籍，一些同志恢复中央委员职务，但撤消了领导职务。我们在基层党组织向全体党员广泛解释了8月中央全会和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全体党员拥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金日成说，朝鲜劳动党中央收到许多党员来信要求把这一反党集团的全体成员开除出党。我们同反党集团展开了斗争，但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我们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反党集团的某个成员与祖国的敌人有联系。

我们现在坚持认为，在波匈事件之前及时揭露这一反党集团的行动是正确的。金日成继续说，必须指出，在匈牙利事件之前我们国内出现了相当困难和独特的状况：

朝鲜南方的李承晚集团分子加紧派遣特务和间谍并散发传单；

国内的前地主和富农蠢蠢欲动，在此金日成告知，朝鲜对4万地主没收了土地；

党内存在反党集团。

金日成得出结论，如果匈牙利事件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不揭露这一反党集团，那么，我们会遇到更复杂的情况。

我们许多同志都读到了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的铁托在普拉的讲话并发表了看法，说实话，按铁托建议行动的人不多。中央常务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有这些事件和国内形势，并认为有必要向全体党员发公开信。在信中党中央号召全党团结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周围，团结在苏联周围并支持苏联政府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这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党员积极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一切措施。

金日成说，我们人民中没有反苏情绪，除非某些个别人，他们不仅反苏，而且也反对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人民十分尊敬苏联并对苏联所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感激。

匈牙利事件时期我们成功应对并避免出现某些复杂情况的标志是，去年12月顺利进行了地方人民政权机关的选举。

谈到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情况时，金日成说，常务委员会成员金斗奉(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会委员长)在8月事件时动摇了，在一系列问题上支持反党集团。我们耐心向他指出这一立场的错误。现在他明白过来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分裂分子反党的错误行为。现在我们常务委员会会内工作协调。金日成说，我在思考如何提高常务委员会成员的威信并得出结论：常务委员会成员必须经常下到基层，给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事与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这样做了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党是团结的，党员拥护中央委员会。

我们还采取措施加强思想战线的工作，首先是在知识分子、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中。我们巩固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党和青友党的工作。金日成指出，民主党原来有几十万党员，现在只剩下几万党员，而青友党只有几百党员。

今年秋收前的8月份，我们决定进行最高人民会议选举。

关于个人崇拜。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同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的决定我们已向全党通报。但我们没有向全体朝鲜人民通报。我们没这样做是因为在我国人民心中斯大林的名字是与热爱苏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谈到朝鲜劳动党开展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问题，金日成说：我们是年轻领导人，经验不足。我们曾努力而且继续努力向苏共学习，吸取苏共的经验。在崇拜方面——报刊和文学作品中常有赞美和颂扬，常常高呼“乌拉”(金日成没有明确指赞美谁，但我清楚他是在讲自己)。我们决心这一切要改正，过去做了，还要继续做。但我们进行这项工作要考虑国情，不过分宣扬，不急于求成。现在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已结束。

金日成还告知，他最近一次到地方视察时揭露了法院、司法和检察机关的错误行为。金日成说，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我们也决定加强法制，对一些错判或因一些小事而定罪的人，弄清情况后予以释放。然而，最高法院、司法和检察机关在进行这项工作时犯了严重错误：把顽固敌人、暴动头目等都释放了。当然，这种人不多，而且其中一些人又重新被关了起来。在检查中发现，在最高法院领导岗位上混进了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曾在日本警察机关服务过，而在自己履历上隐瞒了这些。是他们提出了释放上述人员的建议。高等法院中来自工人的成员提出反对，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纠正了这一错误，将于近期在会上讨论该问题并作出相应决议。

会谈结束时我转告金日成，苏共中央邀请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于1957年赴苏联休养。

金日成对这一邀请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将提交赴苏休养人员名单。

南日会见时在座。

苏联驻朝鲜大使

А.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3-11

№20596-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4月10日)

1957年4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5—12日

第8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4月10日

在拜访乔晓光时我向他通报金日成同志的告知，他们将于5—6月完成朝鲜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7—1961年)的制订，并将把计划草案交给中国朋友，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

对这一告知乔晓光提出以下意见：

考虑到众所周知的困难，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

我解释说，金日成同志在告知中没有提出追加援助的具体问题，而只是说，他们考虑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中应该给谁送去朝鲜五年计划草案以听取意见和协调行动。

苏联驻朝鲜大使

А.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12-13

№24933 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1957年贸易协定(1957年4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了如下协议：

第一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50年4月19日签署的协议的有效期到1957年12月31日。

第二条　1957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货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将按照上述协议，根据该纪要附件的第一份和第二份清单进行。

在第二份清单中还包括应当在1957年向苏联提供的一些货物，这些货物的总额应当补偿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和利息，同时还应当提供一些商品，用来支付苏联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协议把其参与的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份额。

第三条　为了支付根据该备忘录提供的商品，同时为了支付同商品流通相关的开支，苏联国家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根据1950年4月19日签署的上述贸易协议的第5条款相互开办特别的以卢布支付的无息账户。

第四条　如果1955年12月27日和1956年7月25日苏中会谈纪要中规定的一些商品要在1957年1月1日之后进行供应，那么这些商品应该根据该备忘录的第三条进行计算。

第五条　关于如下列举的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的支付以及根据上述提到的1954年10月12日协议苏联向中国转交的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苏联的份额的价值，将在1957年支付，支付的途径是通过苏联国家银行根据该备忘录的第三条款列出的款项，它们是：

1.1957年每月偿还根据1950年2月签署的协议提供的12329.6万卢布的贷款总数的十二分之一；

2.1957年1—6月每月偿还根据1952年9月15日签署的协议提供的613.9万卢布的贷款总数的六分之一；

3.1957年每月偿还根据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协议苏联向中国转交的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苏联的份额——5567.4万卢布总数的十二分之一；

第1项和第2项条款中提出的利息的支付以及1954年1月28日提供的贷款利息的支付，根据该项条款规定的关于这些贷款的条件支付，以便在1957年偿还上述贷款。

上述提到的需要偿还的贷款的总数可以由苏联国家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的检查和计算的结果来确认。

第六条　苏联国家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在1957年5月份前按照1957年4月份的情况对1955年12月27日的备忘录中提出给予的贷款的数目进行核算。

核算结果后的余额被划归根据本备忘录第三条需要支付的款项，在此之后，用于支付根据1955年12月27日的备忘录需要支付的款项。

该备忘录于1957年4月11日拟定，一式两份，分别为俄语文本和中文文本，每份文本的法律效力相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授权代表

И.卡巴诺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代表

李哲人

РГАЭ，ф.413，оп.37，д.156，л.2-3

№20597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关于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1957年4月13日)

1957年4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4月13—27日

第10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4月13日

……

接待了前来进行礼节性回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乔晓光。

在会谈中大使说，在伏罗希洛夫同志访华期间中国人民非常热烈地欢迎了他。

这种热烈欢迎反映了中国人民真诚感谢伟大的苏联人民给予中国政治上的支持以及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无私援助。大使还说，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我们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取得成功的可靠保证。

作为回应我与乔晓光同志谈到了苏联人民对兄弟中国人民满怀兄弟情谊。我说，伏罗希洛夫同志对中国的访问是上述感情的反映，并将促进我们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更加巩固。我强调了我们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谊对加强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为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重要性。

乔晓光指出，他认为今天的会见不仅是礼节性的，而且是两个曾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的见面。他表示希望今后能经常见面。他希望互相交换双方感兴趣的情报。我说，我也有同样的愿望且自己也为此努力。

大使馆武官库尔巴茨基和译员王宝琴会见时在座并翻译。

苏联驻朝鲜大使

А.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6-18

№16682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7年4月22日

第146号

机密

文本第4份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一、国民经济

1.工业和基本建设

2.私有工业、贸易和手工业改造

3.农业

二、国家建设问题

三、中共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措施

四、民族建设问题

五、与国内反革命活动作斗争

六、中共党内和意识形态工作

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一、苏中关系

二、中国与亚洲、东欧和南斯拉夫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

四、中国与近中东各国

五、中日关系

六、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七、中英关系，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互相关系

第三部分　使馆内部工作及对在华苏联机构的领导

第四部分　结论

第五部分　建议

附件

1.表格一，1页

2.表格二，2页

3.表格三，1页

4.中国经济简要概述，88页

前言

在过去的1956年中，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遵循苏共二十大决议，从事本馆活动，致力于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苏中关系。

二十大决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各项活动打上了重要的烙印，各项基本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成。在二十大决议影响下，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所采取措施的结果，中国国内政治生活显得活跃起来，寻找到了进一步扩大国内民主制的途径，对以前所通过的有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的部分决议进行了重新审理和明确解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得到了更广泛的开展，为巩固中国人民的统一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坚定地支持苏联政府的各项外交基本行动，以实际行动始终不渝地重申中苏友谊和合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整个阵营力量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6年，由于国际形势出现部分的复杂变化，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展示中苏之间友谊的牢不可破，从而打消了我们敌人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可能出现某种分歧而抱的希望。

1956年，国际上充满了各种重大事件，它是对苏中之间所形成的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正确性和生命力进行考验的一年。我们的友好相互关系完全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中苏友谊的意义得到更大提升。中国朋友对国际社会中各种现象的认识是正确的，以批评的态度对自己的成绩和困难作出评价，并且及时采取了有助于降低国际紧张局势和进一步推动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各项措施。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坚定地同党内和政府机构中骄傲自满和故步自封分子作斗争，密切观察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如何解决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从不忽视向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其他国家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

中国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最为突出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是在争取党内进一步统一、巩固党与群众联系、忠实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标志下进行的。大会决议对人民民主制度、对党和国家建设实践的认识上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从而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

八大的召开首次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当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中国主要执政党执掌政权后，党应该运用自己的才能不仅要领导群众反对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外国统治，而且要经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过程。大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同样能够顺利解决比打碎旧社会关系的革命任务更加复杂的开创性的建设任务。

在认为党的八大具有特殊意义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和普通党员总是强调，大会的成功离不开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历史决议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

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不仅对工人阶级、农民，而且对知识分子，甚至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出席大会并发言的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代表，无论在其公开声明中，还是私下评论中，他们都公认大会具有杰出的意义，承认会上通过各项决议是正确的，有助于中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并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许多代表通过大会工作以及对中国各区的个人了解后坚信，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批思想久经考验、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实际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人。

中国党的领导机关在大会的组织和进行、广大党员对会议决议的学习和宣传，以及贯彻落实这些决议方面，都有许多独特而新颖的做法。所有这些都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在适当情况下供兄弟共产党所利用。

中共八大工作结束刚不久，便发生了许多令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事件：匈牙利反革命政变，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公开侵略，在其他国家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帝国主义暗中偷袭。这些事件极大地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不仅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都提出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在这一尖锐时期，由于一些身上披着拥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崇高称号外衣的头脑不清者就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发表了一些修正主义言论，使得局势愈发严重。在这些头脑不清者人中，首先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其自认为有资格担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共产主义运动战略和策略拥有新的发言权。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复杂的形势下表现出了忍耐和镇静，重申了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坚定立场。

可以坚定地说，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内对苏联与中国就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统一行动不存在丝毫犹豫动摇。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我国坚持的党和国家路线的立场表示了理解，坚决地支持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和积极行动，尤其是在发生匈牙利和埃及事件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的经济、内政、外交状况的特点如下：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内政状况

…… [69]

第二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一、苏中关系

在本报告年度，苏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友好合作得到了继续发展。苏共二十大对扩大苏中关系、巩固苏中友谊具有巨大影响，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进行了十分仔细的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影响。苏共二十大之后，在外交领域，苏中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各国家一起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同心协力，为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建立国家间信任、联合和平和民主力量而奋斗。

苏共二十大及其之后的中央决议对中国诸如中共八大、政协第三次会议和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产生了影响。

1956年，中共与苏共中央以及中国与苏联政府继续支持和发展密切联系，在实施各自内政外交措施上彼此给予各方面支持。作为苏联与中国共同协调行动的一个鲜明例子便是对肃清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所采取的措施。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苏联政府所制定的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和支持工农革命政府的相关措施。毛泽东在1956年11月4日的谈话中，就苏军在匈牙利的行动予以声明：“我们完全支持和赞同这些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没能实施的话，而我们(中共中央)又对此不予支持的话，那么我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和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他向苏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进程的详细通报和在匈牙利问题上协调行动转达了热忱的感谢。同时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还就波兰事件问题表示了保持友好接触和经常的互相磋商。在发生对埃及的侵略期间，苏联与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应的战术措施上，表现出了紧密的互相协作。

苏联1956年所实施的外交基本措施在中国得到了很高评价，比如：苏南会谈、苏英会谈、苏法会谈、苏日关系正常化、苏联争取裁军的努力等等。苏联对支持中国在其国际事务中，尤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所采取的外交步骤博得了中国朋友的巨大满意和感激。(参见大使馆有关中国对苏联重大外交步骤反应的现时通报。)

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对苏联政府为改善工业、农业，为提高苏联居民生活水平和完善党和国家机构工作所采取的内政基本措施给予了积极评价。中国新闻报刊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所从事的活动予以了相当广泛的阐述。

1956年，苏联与中国领导机构就各自国内状况以及与其他各国和兄弟党之间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情报交流。苏共中央在一年内向中共中央转交了一系列不公开的材料(有关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有关苏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结果和执行情况所作出的决议、有关南斯拉夫问题的情报、有关与朝鲜劳动党会谈情况)，这一切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欢迎。同时中国的党和国家机构也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通报了自己的措施，并向大使馆提供了相关情报。

在本报告年度，中国与苏联对发展中苏合作、巩固苏中人民友谊分别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措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政治作用的是苏联各种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尤其是А.И.米高扬同志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代表团会谈的结果是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协议。1956年苏中之间共签署了旨在进一步巩固苏中友谊的11项重要协议。

苏共代表团出席中共八大使得中共与苏共代表能够就两党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意见交换，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交往。

1956年12月，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巩固和扩大苏中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民众阶层。苏联舰队对上海的访问，大批的社会、科学、文化及其他代表团之间的互访，同样也促进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扩大。1956年，去苏联访问的中国代表团一共95个，代表团人数总计1242人。到中国访问的苏联代表团一共77个，人数总计762人。

1956年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中国与苏联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对苏中友谊具有特别意义。在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情况下，中共和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以巨大力量展示了自己对十月革命事业和苏中友谊的国际主义的忠诚以及与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正式声明中和新闻报刊上，用比以往更加大的力度宣传苏中目标统一的思想、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紧密合作。这尤其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时候。中共中央就大规模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举行隆重庆祝大会、党内大会等下达了专门指示。按照中央指示，在各个大会上发言的分别是各党委第一书记或者各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声明说，虽然1956年不是十月革命的整数周年，但是“如今必须强调指出，中国与苏联一如既往地彼此统一，任何东西哪怕在最小程度上都不会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一丝一毫的紧张。对我们忠于苏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提出任何质疑。”《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特别强调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意义。文中尤其说到，十月革命的道路“不仅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必须所走的共同大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统一问题予以了认真关注，对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种政治问题表示了极大关切。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积极和直接地参与了对这些事件相关问题的讨论。

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还与兄弟国家代表们一起认真开展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接见社会主义各国驻京大使和访华的各国代表团成员时分别强调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统一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代表开展了积极的工作。在周恩来出访亚洲国家的部分讲话中，在中国报刊大量的社论、编辑部文章和其他材料中，都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问题。

在本报告年度，对华关系上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对一切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换，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互相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中共中央领导和党的干部开始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说得更直率了，直截了当地向我们提出了部分批评意见，而在过去这些是难得一见，并且始终是十分含蓄的。如今，中国领导人对我们相互关系历史上和苏联对个别问题政策上的一些地方给予了批评性的评价。比如，在1956年3月31日至5月2日与大使们的会谈中，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中民族解放运动的错误看法给予了严肃批评。对此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中国朋友对个人崇拜问题的立场。中国领导人和广大党员基本上赞同苏共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后果而所作的斗争。同时，中共中央在评价斯大林作用问题上，起先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中共的专门看法在《人民日报》4月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首次得到了反映。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通过的。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领导人对此问题的言论开始更加明确了。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与大使的一次会谈中说，列宁和斯大林是共产主义运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两把刀子，其中之一，他指出，我们给了帝国主义分子，使他们拿来进攻我们自己。在《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中共就斯大林评价问题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并声明说：“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根据党内消息来源，中国一小部分共产党员和干部持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过分地监管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对他们的关系中犯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有关中国朋友中所存在类似的看法，在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中都提到了。在中国政府就苏联1956年10月30日宣言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统一及其奋斗的共同目标，一些工作者常常容易忽视国家在其互相关系中的平等原则。这种错误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尤其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事业和团结造成严重的损害”。《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提到的大国沙文主义是直接指向苏联的。其中说道：“……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斯大林)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

应该注意到，个别苏联公民在中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同志们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一部分苏联人染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些苏联机关工作人员、苏联代表团成员在与中国团体组织和个别人士交往中，没有表现出必要的谦虚，过于强调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而对我们的不足却完全避而不提。他们通常把自己当成教训他人的人。

中国朋友以各种方式对苏方在重要政治问题表态时并非始终与他们商量表示了不满。根据以上所示，中国领导人认为，比如，我们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事先与各兄弟党以内部方式仔细地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波兰事件，中共领导人在10月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对没能向他们充分通报波兰事件起始阶段的发展情况表示了部分不满。(参见1956年10月21日大使与刘少奇的会谈。)

同时还引起中国批评意见的情况是，苏联新闻报刊就兄弟党互相关系原则问题所发表的部分言论，没有事先与其他兄弟党磋商。为此提到《真理报》记者撰写的《论波兰反社会主义言论》一文，对铁托在普拉讲话的评论等。

在中国引起负面反应的还有，在许多场合，苏方往往事后才与中国领导人商量各种外交问题，事后去征求对苏联所采取步骤的看法。曾有这种情况，一些苏联文件(有关裁军、埃及问题等)只剩最后1—2天时才转交中国朋友，有时离文件发表只剩几个小时。引起朋友意见的还有迟发对中国代表团的邀请信，如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柏林经互会会议、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出席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军庆祝节(参加经互会会议的邀请信在开幕前夕才通知，中方已来不及向柏林派遣自己的代表团)。

在中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的另外一个事实是，苏中之间有关经济和其他问题的谈判常常由于苏方的缘故而被拖得时间很长。可列举的有，由于苏联组织方面对进行经济问题谈判准备不足，使得由中国副总理李富春带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滞留了好几个月。

鉴于中国反对在运用苏联经验时采用教条主义以及在科学与艺术发展中推行新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新闻报刊开始愈加经常地对苏联作者的个别论点提出批判，对苏联艺术作品提出批评。比如，《光明日报》1月1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里面对日丹诺夫同志在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年来，中国新闻报刊第一次对举办的苏联电影节上放映的苏联影片予以了批评分析，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了我们影片中的消极面。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苏联举办中国电影节时，苏联新闻报刊同样对中国影片给予了批评的评价。

在中国分发给党员负责干部的内部材料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刊登在苏中国记者和留学生撰写的报道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渠道的有关苏联现实中的阴暗面。尤其最近刊登比较多的有关苏联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对各种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辩论，有关我们在工资问题上存在的不足，有关苏联个别地区出现的骚乱，有关个别苏联人在境外的不雅行为等。中国朋友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一些苏联公民在华的错误行为以及苏联有关组织领导人在财产上犯的个别过错沉默不语了。

必须指出的是，就各种问题对我们提出批评时，中国朋友的做法是讲究策略的和同志式的，毫无疑问，这是出于对消除有碍我们之间友谊的个别不正常现象的良好提醒。周恩来12月19日在仰光就苏中关系问题发言时声明道：“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就像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样，原则上允许相互善意的批评。这种批评只会促进我们的共同进步。”

鉴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大使馆发专电向中央通报了中国朋友对苏联的主要意见，并加入了改正缺点和进一步改善苏中关系的相应建议。

至于说到这种情况，即最近中国开始对积极发展中的苏中友好关系中所出现的许多现象和事实进行更为仔细而深入研究和分析，更为经常地对个别苏联代表团和个人提出批评意见，那么在我们看来，其中的原因在于：首先，如以上所述，这是由于历史性的苏共二十大以及苏联政府为执行会议决议而随后所采取的内政措施。这些措施，尤其是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有利于在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包括与中国之间，营造一种更加频繁而开诚布公交流意见的友好氛围。

与此同时，决定的因素显然是由于中国政府工作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解放后国家所取得的巨大经验。近七年半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党和国家机构，他们在领导国民经济中取得巨大经验，目前已有能力熟练而独立地去解决管理一个经济复杂的大国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这些都离不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轻而强大的国家机构中，成长起一批干事认真的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国家干部，他们在与苏联各种组织、部门、专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广泛和密切交往过程中，取得了在解决个别问题以及领导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方面的实际知识和经验。考虑到苏联的经验，如今中国建立了必要的各种国家机关、设计和科研机构，能够独立解决和批评对待整个国家在企业设计、建设和经营中，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划中的复杂问题。近年来，中国干部所取得的经验逐渐丰富了与人民民主各国的专家与国家机关之间，首先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合作。所有这些合起来为中方去研究苏中合作中个别实际问题创造了新的局面，对此苏联相关组织和机构应该给予充分考虑。

应该指出，在中国现实中也存在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互相关系造成一定损害的个别不健康的现象。为此必须指出的是，基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及其国际威望的提高，在中国一部分群众中，其中包括党员干部，出现了骄傲自满情绪，无论是对待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对其他国家的人民(朝鲜、越南、蒙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有关类似情绪在中共内部资料和中国西文新闻报刊上都提到过。

在苏中经济合作领域，过去的1956年中的特点如下：

苏中贸易。1956年是苏中贸易进一步发展的一年。据资料初步统计，1956年苏联与中国的外贸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24.3％，为59.97亿卢布(包括通过对外经济总局渠道的供货)，1956年苏联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为51.5％，1955年为52％。根据1955年12月27日签订的商品流通备忘录及补充协议，1956年商品流通总额苏中互相承担的义务为62.216亿卢布(不包括根据双方互相协商过账1957年的供货量)，1955年为49.158亿卢布，其中苏联向中国的供货数量预计为27.472亿卢布，中国向苏联的供货数量为34.744亿卢布。苏联完成了1956年合同额中对华所承担义务的供货数量的97.2％(26.706亿卢布)，而中国则完成了95.8％(33.264亿卢布)。苏联完成的出口计划达到了将近98.9％，中国为99.6％。与过去几年不同，1956年中，由于苏联供货进展比较顺利，极大地缩小了苏联与中国之间供货数量上的差距。截至本报告年底，双方供货和结算收支平衡中，苏方顺差为27.86亿卢布。

本报告年度，苏联继续成为中国商品的主要购买方：在中国出口总额中苏联进口比重占61.7％。中国向苏联供应的农业产品总额为17.873亿卢布，占中国商品总额的51.7％。中国向苏联供应的商品种类超过233种。这些商品诸如乙醇、干果、葡萄糖、蔬菜和蔬菜罐头、甘油、琼脂、101产品、镉等，中国还是第一次提供。苏联1956年在中国采购的商品价格基本维持前几年价格的水平，除了1956年在中国第一次采购的那些商品。这些商品的价格是由我们各家联合企业和中国各家公司根据国际平均价格水平而确立的。

1956年，保证中国商品资源出口出现了紧张局面。与过去几年情况不同，中国向苏联供货进行得十分困难，对此，中方的解释如下：1956年下半年，在中国一系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因劳动人民购买力提高以及工人与职员工资的增加，国内对商品的需求上升；国内对工业产品需求的上升，尤其是中国农业合作化和投资生产步伐加快对生铁、黑色金属轧材、铝、水泥、烧碱、钙碱等的需求；1956年中国出口规模比1955年(22％)有了很大增长，尤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

鉴于目前形成的局面，贸易办事处无法保证合同中所规定的这些商品的供货数量，如猪肉、大米、生铁、钢材等。为此必须指出的是，中方到1956年11月底还声称，向苏联供货的义务将会完全履行，直到12月3日，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哲人才正式提出请求把1956年的供货数量5139.9万卢布过账到1957年，其中包括生铁、水泥、生丝、橡胶、轧钢、猪皮等商品。此外，中方请求用其他商品取代数额约3863.7万卢布的部分商品以及取消1956年中国对苏联供货数量计约3933.5万卢布的供货合同。苏方考虑到中国朋友的请求，对用其他商品取代部分商品表示了同意，并同意将1956年供货数量5139.9卢布过账到1957年。中方有关取消1956年供货数量计4318.5卢布的供货合同的请求则被列入了备案。

1956年中方按季度出货进行得并不平衡，其原因解释为，1956年第一、二季度季节性农业产品出货大幅增加。中国供应的商品质量基本上符合合同的技术要求。全苏联合企业提出的个别补偿要求主要涉及商品短缺、尤其是日常用品(包袋、鞋子、针织品、手工艺品)以及商品运输途中的破损。补偿要求通常都及时得到了中国公司的满足。

由于外贸工作开展条件发生变化(很大一部分外贸业务集中在公司、部委的中央机构中，拥有一批更有经验和专业的外贸干部等)以及出于减少在华苏联专家人数的必要，对贸易办事处机构进行了一些改革，减少了全苏联合企业在华雇员人数。关闭了设在沈阳、天津、哈尔滨和广东的贸易办事处的分部，并将雇员人数从85名减少到42名(截至1957年1月1日)。

1956年苏联供货数量比1955年增长了12.1％。这一增幅是在大宗商品供应量的增长下降到10.5％的同时，靠总体供货增加而取得的。据资料初步统计，1956年苏联大宗商品供应计划只完成94.8％，数额达到10.638亿卢布。未完成设备交货的全苏联合企业，主要有机械出口公司(18.4％)、机床进口公司(13.8％)、船舶进口公司(6.1％)、汽车出口公司(3.6％)以及全苏联合企业工业原料进口公司(金属轧材)等。换言之，除了全苏联合企业机械进口公司和全苏联合企业木材出口公司之外，其他的所有联合企业都未完成1956年的各自义务。

尽管苏联出口中国的货物供应商对供货文件的手续作了一些改进，但发货仍然出现违反规定程序的情况。违反供货文件程序大部分是因发货厂家的过错造成的。一部分供货文件甚至在铁路运输中遗失了。自开通经蒙古的铁路直达列车后发现，出口商品供应商并不是都能正确标明货物应该经过的边境车站的名称。因此，中国收货人常常为货物在中国境内多余运输而承担额外的铁路运输费用。此外，根据中国主管领导人的声明，这种局面导致收货人无法及时收到货物，从而又影响了生产计划。还出现了这种情况，发给苏联境内收货人的货物却发到了中国的集宁车站。全苏联合企业和发货厂家应该认真注意以上所说的情况，并采取措施，杜绝类似情况在以后重复发生。

1956年，贸易办事处基本上圆满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但是，在贸易办事处工作中依然存在严重不足。贸易办事处未能达到合同所规定的供货数量，也未能保证发往苏联的同等数量的中国商品，这类商品是：生铁、水泥、黑色金属轧材、猪肉、淀粉、大米、猪皮、生丝、花生，从而影响了一系列苏联企业的工作。未能保证1956年修理中的“食品工业”船和“二号冷冻船”完工下水。同时贸易办事处也未能完成对合同规定的苏联商品交货数量和期限所承担的义务。

对华技术援助。1956年苏中经济合作明显扩大，尤其是苏联对华技术援助的规模扩大了。中国同志对1956年4月签订的苏中协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根据该协议，苏联必须对中国55个工业企业建设提供额外援助。苏中经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就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就第二个五年计划对华技术援助问题所举行的谈判。众所周知，中国同志起先对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成套企业提出了过高的请求，苏联对此并未给予完全满足。拟定对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109个新建企业建设的技术援助(中方请求的是200个项目以上)至1960—1961年方可开始提供设备。对中国同志的解释是，无法做到更早开始提供设备，因为在我们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按签订的协议对向中国提供大量设备已定了下来。在对完成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有关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指示不构成严重损害的前提下，增加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设备供应同样也是不可能的。至于1957—1958年对中国提供设备问题，由于苏联实行工业技术改造任务以及这些年内对中国供应设备的大量增加，有必要把1957和1958年的部分设备交货期推后至1959和1960年，因为所制定的这些年内供应大批设备数量是不现实的。尤其是过高提出了向中国提供结构复杂、独特的专业设备的请求(锻造和冲压设备、金属切割机床等)。

中国朋友正确理解了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没有表示任何的不满。况且中共八大期间，在与А.И.米高扬同志和苏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会谈中，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承认，中国对苏联援助建设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量新建工业项目的要求是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现实的，中方本身对其也是无法实施的。这一情况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随后所采取的措施中，尤其是中共八大对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建议中得到了反映。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上，中国同志采取了放慢1957年基础建设步伐的方针。同时，这一路线实施也是针对苏联援助建设的成套企业。众所周知，1957年“156”项目中一系列企业的基本建设资金被取消了。为此，中国同志打算减少1957年向苏联采购的设备数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于该年1月17日与经济合作顾问的一次会谈中提出，1957年中国出口的能力无法保证支付从苏联进口的供货和计划所规定的其他货款，缺口将近3亿卢布。为此，中方确定1957年苏联总体供货和技术援助的规模为9.8亿—9.9亿卢布，以取代之前商定的12亿卢布，其中设备项目为6.623亿卢布，取代苏联所提出的10亿卢布。缩减供货主要涉及机械制造厂家、国防工业企业、部分冶金工业项目。从苏联提议供应设备的117家企业中，中方完全接受的为其中66家企业的供货，部分接受的为其中33个项目，拒绝接受的为其中18个项目。这一问题现正处在苏中双方协商阶段。

缩减苏联对华供货是在1957年设备供应计划已经被通过、对联盟各部总供应商已下达了订单——供货通知单，并且设备已经开始装运的条件下发生的，这将对我们工业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对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将造成无效的浪费和亏损。同时，这种情况还会影响到中国设备供货订单项目的完成。在北京的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和苏联部门专家组领导必须仔细研究中方的建议，提醒中国朋友采取顾全中苏双方利益的更为合理的决定。

在过去的一年中，苏联对华技术援助所做的主要方面有，完成项目，提供设备以及向由苏联援建成套设备的企业派遣专家。1956年苏联对“211”项目中各企业提供了各种技术援助，除了1956年1月1日之间已经投入运行的项目之外，14家企业和2个单独车间完全投入了使用(长春汽车制造厂、沈阳电缆制造厂、北京无线电子管厂等)，22家企业中单独车间和项目开工。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苏联在研究核物理和民用核能方面所给予的援助。1956年提供的技术援助规模比1955年大大提高了。共向99家企业提供了数额8.396亿卢布的设备(完成计划101％)，即比1955年增加了1.5倍。然而，按供货计划单却并未完成任务。对项目、派遣苏联专家、接受中国专家赴苏联生产实践以及其他技术援助的支出达1.927亿卢布，或占计划的约96％。计划未完成，是由于未能履行提供足够的设计资料。苏联援助建设的中国企业大多数得到了其所提供的项目文件和必要设备。设备质量和项目技术文件总体上都很不错，并且满足了中方的要求。截至1957年1月1日，在华工作的苏联技术专家共有1904名，其中822名是成套企业方面的。向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们总体上都能胜任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因而促进了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巩固。

但是，在对华技术援助的巨大而重要的工作中，至今仍存在着直接影响中苏关系的严重不足。尽管经济合作顾问机构为保证苏方实质性履行义务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许多联盟部委开展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依然还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大使馆曾多次向中央反映了该工作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但是1956年苏方履行对华技术援助义务的情况依然还是紧张。至今对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所有各家企业在设备交货期、项目技术文件转交和派遣专家上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违约。对中国履行各自义务无法完全令人满意的部委有：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苏联化学工业部及一系列其他部门。一年内，化学工业部违反项目技术文件转交所涉及的企业有：吉林炭化氰生产厂(炭化物分类和包装车间、压缩车间、毒气吸收装备车间)、太原化工厂(供水和下水表面布局工作图纸、工厂总图纸等)、兰州化工厂。该部对一些工厂没有很好地供应设备。对吉林氮矿肥生产厂的个别设备交货拖期达到2年以上，对吉林氨基染料生产厂的设备拖延交货达到半年以上。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曾多次提请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注意苏联对该厂、太原工厂和其他设施的设备交货中不满意的情况。中国同志向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就其违反各项目的项目文件转交期提出了许多意见。该部拖延转交245工厂工作图纸，结果造成将近4000名建筑工人严重停工。由于未及时转交804工厂工作图纸，使得该厂建设全年计划搁浅。在该总供应商和其他部分供应商工作中还出现了对建筑文件转交的不道德做法，具体是：地下排灌图纸(供水和下水等)在大楼工作图纸之后才转交。这种技术文件提供程序严重地违反了建筑技术并因此导致了无效浪费。

作为六大项目的总供应商，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在履行其对中方义务上态度极其玩忽职守。在对待所有这些企业上，该部系统地违反了项目文件转交期。尤其是严重耽误了工厂内地面上的排灌和道路的技术文件，没有这些就无法开始生产大楼的建设。违反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期的还有一系列其他联盟各部(苏联电站部、苏联黑色金属部、苏联国防工业部等)。

各部总供应商尚未达到高质量地完成对华项目工作。苏联项目组织对适合中国地方条件的项目结合上注意不够，通常所设计的构造和设备都是过时的种类。例如，苏联电子技术工业部完成的工作图纸常常质量不行，其中存在许多错误，设计方法陈旧，在推荐使用金属构架的那些地方，中国设计者早已使用上了混凝土。

各总供应商并非总是保证其所供应的设备令人满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我们工业在中国工作人员心中的威信。质量低下的设备分别供给了长春汽车制造厂(锻造冲床)、吉林的氮化氰生产厂(冷却桶)和氮矿肥生产厂(空气分离机组)、哈尔滨锅炉厂(弯曲设备)及其他设施。有些情况，由于包装不好，设备在途中损坏了。

在向中国派遣专家方面，联盟各部依然违反自己的义务(苏联化学工业部、苏联石油工业部、苏联药品工业部等)。来自中央和地方的中国同志对违反向中国派遣专家期限的苏联各部曾多次提出了意见。

过去一年的苏联技术援助专家的工作实践再次表明，在派遣专家去中国工作上，务必要仔细注意人员的业务和道德素质。鉴于中国国家干部人数的极大增加以及所取得的一定工作经验，要求联盟各部派遣去华专家务必具备广泛的专业知识面、充分的工作经验和技术教育专业知识，能够向中国工程技术工作者提供专业技术帮助。然而，至今苏联各部显然没有认真注意这一问题。苏联技术援助专家的专业水平还有待做得更好。中国同志愈加频繁地对苏联专家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的做法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比如，通过内部文件上发表的批评资料)。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六局副局长史可壮(ШиКэчжуан)在出访苏联前夕与苏联专家Я.И.帕胡奇的一次会谈中，请求其向苏联交通机械制造部领导转达说，该部近期来的技术援助专家的技术专业比1—2年前来的专家水平要低许多。并非所有的专家对其承担的事业都充满义务和责任感，他们中一些人并非竭力让自己“辛勤承担”与中国干部一起频繁而辛劳的工作。武汉在建冶金联合企业厂长直接向经济合作顾问机构中的一位工作人员声称，苏联专家组组长萨维茨基对中国建筑联合企业工作人员援助不够。在使馆人员到中国一些城市出差时，中国地方负责人员也向他们提到了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不足。

使馆认为有必要指出，苏联各部来华解决技术援助问题的一些专家和负责同志实际上根本就无所事事。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外事处主任А.Е.霍赫洛夫同志领导的该部工作组对中方采取了显然错误的立场。他们对西安市和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向其所提出的问题不予任何答复，借口说，他们不想去“检查”苏联部长会议有关向中方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期限的决议。换言之，А.Е.霍赫洛夫同志不敢向中国同志通报，苏联通用机械制造部无法保证按协议规定的期限如期完成一系列设备交货和技术文件转交。在霍赫洛夫同志向北京大使馆和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作了解释后，情况才得到了扭转。

我们苏联各部和机关显然没有完全考虑到无可争议的这一事实，即中国已经培养起一批自己的专业工程技术干部，他们在苏联企业经过了认真学习，从参加建设中国企业的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此外，不能不注意到，现在中国工作的有一大批来自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都有中国专家在学习和工作。这一切致使具有很多知识的中国专家可用更加批评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专家的工作，去评估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设备，去评价技术文件以及与技术援助相关的其他问题。

鉴于所有这些，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中央和地方机构的同志对待苏方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中不足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开始更加直率地指出这些不足，随即向联盟各部、外经总局和在京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提出意见，尤其是在苏联使馆人员出差去中国一系列城市的时候(西安、太原、哈尔滨、汉口等)。中国同志对设备供应工作，对提供给中国设施的设计，对苏联专家在华项目组织和企业工作中所出现的不足，都给予了直接的指摘。毫无疑问，这一切应该成为一种信号，即坚决消除所有不正常的现象，其中包括那些在联盟各部、对外经济联系总局以及与中国有关各部、各机关的专家和个别企业领导人看来，似乎是无关紧要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刚刚在完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为巩固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关系采取了最新措施。

说到中方与苏联共同对“211”项企业中的一系列设施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应该指出，中国同志在选择建筑场地、准备原始数据和设计任务、进行勘测工作中犯了严重差错。比如，中方至今迟迟未能按“55”项企业协议提供发电站设计的原始数据(延迟了近半年)。中国有时拖延提供苏方设计所必需的补充原始数据，从而造成苏联设计机构设计工作完成期爽约。在一系列情况下，出现拖延提供苏中项目部分互相结合所需要的数据。在设计过程中，中方有时改变工厂规划，从而对设计结果(化工厂、国防设施等)也就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同志并非总是及时为本厂在建企业订购设备，这有时导致企业投产期限无法履约，因为临时去订购很难得到满足(如平安煤矿5号矿区、新丘煤矿)。

在京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呼吁保证履行苏方对中国技术援助的义务。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进行了一定工作，在很多情况下，对违反设备供应协议和合同、提供设计技术书、派遣专家等的联盟总部供应商、个别部委和机构及时地发出了信息。但是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未能达到及时而优质履行苏方对华技术援助的所有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为本机构在工作上所出现的不足。机构中对苏联设备交货以及对技术援助设施的项目书从不进行系统登记。机构工作人员所了解的有关履行设备供应义务的情况，并非来自外经总局和苏联外贸机构，而是来自苏联设备专家组领导人从中国朋友和中国机械进口总公司工作人员那里得到反馈，也就是来自中方的两条渠道，而这些情况未必都是准确的。

机构转交苏方技术书情报的程序十分复杂而紊乱，其结果是实际上无法建立起及时对履行这部分义务的有效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常常对使馆消除技术援助工作中的缺点所具有的作用和影响评价不够。尽管实践已经证明，使馆的干预有助于解决涉及对华技术援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京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显然对1956年8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对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系事务总局办事处”决议的实际意义评价不够。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工作中所存在的严重不足还有技术专家与苏联顾问组之间缺少密切联系，从而阻碍消除中国同志在苏联技术援助企业建设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企业建设规划问题、投入使用期、原材料供应等)。

科学技术合作。过去的一年中，苏中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得到了极大发展。1956年6月和12月在北京与莫斯科分别举行的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四和第五次会议对此予以了极大的促进。使馆在上半年工作报告中对第四次会议的工作结果进行了通报。

第五次会议上倾听了有关委员会前几次会议决议完成过程的通报，审议了在工业和农业领域开展先进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交流的迫切问题。会议工作中的积极方面是，不仅中方，而且委员会中的苏方代表对如何使用所取得的经验都分别进行了介绍，从而纠正了过去只有中方介绍如何使用所掌握科技资料的那种显然不正常的情况。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方所提出的有关获得苏联各种科学文件和派遣专家的近500项申请以及苏方所提出的近100项申请。应该指出的是，从整体上说，外经总局科技合作管理处和苏方对第五次会议的筹备比以前的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要成功得多。就筹备中方提交会议审理的申请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半年之内准备了1000多个项目)。苏联有关部委对中方的申请开展了比较有组织的工作。向第五次会议提交了2000多个项目的中国同志当然期望其一大部分申请能得到苏方的满足。但审议通过的只有近500个项目，并且其中一半还是在会议间隙协商通过的。由于一些不明原因，将近900个已经准备好的中方申请在会上以其“未准备好”为由而没有进行审议。这样一来，科技合作处和委员会苏联方面领导人使自己处在了明显被动的地步，因为中国同志通过联盟各部早就得到确定，事实上是对上述项目，各部早就准备好了，并且还在科技合作管理处放置了3个月之久。使馆认为，必须对这种不正常情况予以重视，并建议科技合作管理处领导采取措施，在科技合作委员会下次会议召开之前将这些项目转交给中方。会上就委员会前几次会议决议完成情况进行了审理。尽管对科技合作管理处和联盟各部履行苏方对华科技合作义务的监督予以了改善，但占已协商通过的所有中方申请数量10％的一系列项目却未能如期提交，并转放到1957年。中方基本上是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去年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工作中的积极方面是，巩固了委员会苏中双方之间的交往。双方关系开始具有更加开诚布公的特征。中国同志积极地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转用于国民经济中，就可能会引起苏联兴趣的那些科技资料提出了自己的推荐意见。他们创造一切机会，以便使在华苏联专家能够了解中国在国民经济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中国朋友开始对委员会中的苏方工作表现出十分严格的要求和批评态度，经常对苏方因未能完成某种义务而提出公正的意见(苏联专家来华拖期、团队零散、延误文件转交等诸如此类)。他们对进一步扩大中苏科技关系表现得比苏方更为积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他们对建立苏中相关部委之间直接联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几乎一年时间内，中国同志已经努力设法取得苏方同意给予各部在交换各种科技资料上的自主权利。中国政府自己已经通过了相关决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有关扩大苏中相关各部和部门直接交往的决议未能完全满足中方在该领域的期望。

1956年，中苏之间的科技合作采取了一些新的工作方式。其标志在于这一年开展了一系列苏中联合科学考察(有关掌握黑龙江河的能源资源、勘查中国地下矿产的一系列地质考察、防止中国土壤侵蚀的研究等)。联合研究给苏中科学家带来了很大益处，巩固了双方之间的工作友好联系。但在很多情况下，个别苏联中央机构组织对筹备和进行苏中联合科学考察所抱的形式主义态度使苏联威信以及加强苏中友谊造成了一定损失。苏方在筹备黑龙江野外工作综合考察中暴露的不足说明了这一点。赤塔州、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的州、边疆区和地区组织都未事先得到中央有关今年中国大批科学家、专家和年轻学者将抵达边境地区开展联合工作的预告。结果是，中方境内地方当局预先做好了接受考察团的准备，而我方的地方当局则在交通运输安排、解决与中国朋友抵达后相关的琐碎日常问题上进行得十分吃力。考察团中的苏方在设备、水上交通运输和食品供应上比中方要差许多。设法克服苏中联合科学考察组织中的其他不足，尤其是苏联科学院与外经总局科技合作管理处活动中的闭关自守，毫无疑问，这势必能使开展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同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开展中苏科技合作方面专家和学者之间的联合工作同样是十分适宜的。首先，这符合互助原则，其次，能给苏联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益处。1956年，中苏之间以及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了多边科技关系(举行学术会、工作会议、联合研究个别科学问题等)。1956年11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船舶制造会议上，苏联、中国、波兰、东德都出席参加。中国学者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国同志十分乐意接受邀请参加各种国际科技合作会议，派遣专业、权威代表团参加。去年的另一特点是，苏中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科学研究所、项目研究所、实验室等)，尽管这一合作形式尚未得到广泛发展。互相邀请专家了解科研成果和交换工业和农业各领域中的经验是过去一年中科研合作的重要形式。通过科技合作路线，苏联有100多名专家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代表团成员)，也就是说，比1995年多出了将近一倍；中国有200多名专家莅临苏联。中国同志十分乐意邀请苏联在各科技领域的著名专家来华，帮助解决中国的个别科学问题。

文化合作。1956年7月5日苏中文化合作协议的签订促进了过去一年里苏中文化联系一定程度的扩大和巩固。根据协议制定的1956年文化合作计划要求开展文化、艺术、科学、教育、新闻和体育代表团互相交流以及出版物、电影影片等的交换。

根据1956年文化合作计划，中国向苏联派遣了3家艺术团体和11个各类代表团以及1343名本科留学生、520名留学研究生以及97名进修生。苏联向中国派遣了2家艺术团体和9个代表团。

文化合作计划是主要的，但并非是发展两国文化联系的唯一渠道。科学与文化领域的合作也得到了发展，这些都是直接通过苏联与中国科学院之间、全苏对外文协和中苏友协之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中国总工会之间以及通过国际旅行社、国际图书协会、影片出口公司等途径实现的。

1956年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中，中共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特别称赞了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活动。毛泽东在与大使的交谈中对伟大的苏联科学专家组的工作表示了满意，并对他们在制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前景规划中所给予的帮助表示了感谢。

苏联在原子能运用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苏联生产先进工作者代表团的活动也得到了中国高度评价。

本报告年度，总共有26个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其中成员人数达到254名。回国后，代表团成员为巩固苏中友谊以及广泛宣传他们在苏联所取得的经验和知识开展了卓越的工作。比如，中苏友协代表团成员回国后两个月内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先后作了200多场介绍有关苏联情况的报告和演讲，出席人次达到约30万人。

1956年苏方在实施文化合作计划时出现了一系列不足：苏联代表团经常晚到或者分成好几批往返中国；苏联文化部在向中方通报有关苏联代表团的出发日期上做得很差。未能及时通报代表团和艺术团体成员的基本资料。

苏中文化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互派艺术团体。

苏联艺术团体在中国的演出取得很大成功。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国家舞蹈团在中国表演很成功，演出观看人次达到22.5万人。具有积极意义的是，与前几年赴中国的其他苏联艺术团体不同，乌克兰艺术团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巨大中心城市表演，而且还到无锡、郑州、西安、杭州等地。苏联马戏团长时间的巡回演出同样也很成功，并引起了中国民众极大的兴趣。基辅歌剧与芭蕾舞团女独唱演员Г.奥列依尼琴科在中国做了很好的自我展示。遗憾的是，苏联人民演员Б.戈梅拉的表现却无法让人恭维。戈梅拉所表现出的有些高傲的举止以及对巡回演出提出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要求，给中国朋友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以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对中国人民了解苏联在文化、科学和技术以及对华转授苏联技术经验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1956年5月5日至8月5日在杭州举办了展览。共有34.66万人次观看了展览会。两个月内共有20.2万人次参观了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根据中方的愿望，在北京举行的展览会上，安排9000名中国专家对展览会资料进行了深度介绍。

过去一年中，苏联影片在中国放映得到了扩大。1956年在中国银幕上共上映了103部长片，其中45部苏联片、37部中国片、21部其他国家产影片。此外，还上映了约100部苏联纪录和科普短片。反映苏共二十大工作的新闻影片特刊发行量十分巨大。1956年观看苏联影片的中国观众总人数达到3.5亿人，1955年为3.35亿人。

11月7—13日，为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在中国20个最大城市举办了苏联电影节。列入电影节片单的有影片《母亲》、《未结束的故事》、《士兵伊万·勃罗夫金》、《外来亲家》。电影节期间，共有427.5万人观看了苏联影片。苏联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在中国举办的苏联电影节。应该指出，中国举办的苏联电影节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但对苏联所举办的中国电影节则无法恭维(中国内部新闻报刊上刊登了中国作者撰写的资料，证实莫斯科举办的电影节组织工作很糟糕)。

1956年，与往年一样，苏联书籍依然是中国人民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科技先进成果的重要来源。

与1955年相比，1956年中国出版的苏联图书从5184种增加到6210种，增长了19.7％，而发行数量则从4500万册增加到6400万册，增长了42.7％。几乎中国出版的每三本图书中就有一本苏联图书。几乎中国出版的高中等技术院校的所有教科书都是翻译苏联作者的书籍。

中国同志对中国出版列宁和斯大林著作赋予了重大的意义。根据中国出版总局资料显示，从1956年1月至10月，中国出版了列宁著作28种，发行量为72.25万册，斯大林著作19种，发行量为132.8万册。1956年对华几乎没有供应任何中文版的苏联图书，因为中国组织方安排在中国翻译出版苏联书籍。

1956年苏联出口到中国的俄文及其他文种图书(没有维吾尔语)共计327.2165万册，1955年为321.0257万册。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图书在中国传播和出版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虽然1956年出版的苏联中文图书的总发行量以及科技和政治类书籍的发行量增加了，但由于中国作者的政治类书籍出版大大增加，苏联政治类书籍的数量则因此减少了17％。在中国出版的苏联书籍数量增长绝对可观的情况下，1956年，按种类数量，其在外文书籍再版中的比重从94％下降到89.3％，按发行数量，从92％下降到88.9％。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书籍出版的增幅(主要是科技类书籍)比苏联书籍出版增幅要高许多。比如，按发行数量，苏联书籍出版增幅为42.7％，人民民主国家的书籍出版则增长了一倍，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出版几乎也达到一倍。按书籍种类，增幅数字则更有特点：苏联方面为19.8％，人民民主国家方面为60.8％，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则接近了1.5倍。1957年中国在订购苏联文艺和社会政治杂志上(《苏联》、《苏联妇女》)预计要减少苏联这类书籍的进口。其原因是，中国企业和机构减少了对不具备学术性质的外文出版物的订购经费。同时1957年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物的进口(主要是科技书籍)则比1956年增长了85％，而按整套数量计算则增长3倍。从人民民主国家进口的书籍预计也增加了。但是从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外文书籍的比重不大，苏联书籍依然在这方面占据主要位置。

使馆注意到苏联进口的中国出版的俄文和中文书籍及期刊出现明显增长(达到1倍多)。中国朋友十分满意地接受了有关从1957年1月1日起在莫斯科开版印刷《友好报》6.1万份的决议。同时必须注意到，根据订户数量，《友好报》的发行量明显很少(为总印数的20％)。

总体上应该承认，1956年苏中图书交换扩大并非是由于国际图书公司工作成功的原因，而是由于中国出版社的高度积极性和中国国际书店公司的良好工作。在国际图书公司和图书贸易总局积极活动下，按满足中方订购的情况看，1956年苏联图书在中国所占比重还可高出许多。使馆认为情况尤其不正常的是，由于国际图书公司未能完成国际书店的订购，特别是科技书籍，1956年，不算完全拒绝发货的话，共有43.9万册苏联图书未能完成发货。

使馆注意到在苏联出版的俄文中国图书发行量相当少。甚至中共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中共八大文件资料》汇编，苏联只出版发行了7.5万册，无论怎样都不能满足苏联读者对其的实际需求。中国则大量出版了苏共二十大文件资料。这些文件，如《苏共中央二十大总结报告》和《苏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决议》，其单行本发行量达到318万册；《苏共二十大对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决议报告》和《苏共二十大对苏联1956—1960年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决议》发行总量为80万册。

使馆注意到苏联文化部和出版总局对苏联出版社出版中国书籍和中国出版社出版苏联书籍工作的合作和协商显得十分薄弱。这种协商差的原因之一是，在使馆看来，在京国际图书公司分部只从事机械的图书邮寄和统计，没有起到它所应该起到的作为苏中出版社和图书贸易组织联系环节的那种作用。

1956年1月17日，苏中国际旅行社之间签订了游客互换协定，根据该协定，从5月18日至12月31日，在苏中关系历史上，苏联有44个旅游团，共计1344人第一次访问了中国。

使馆认为不妥的是，1956年去中国的所有旅游团都没有进行身体检查。其结果是，团组中出现了病人，造成团组行动不便，并且给中国国际旅行社带来许多麻烦。严重不足的还有，旅游团组中没有自始至终的陪同人员。

1956年12月31日，第一个，也是1956年唯一的一个中国旅游团，一行23人到达了莫斯科。苏中旅游人数出现的这种比例，在使馆看来，其原因是，去苏联的旅游按其成本，中国职工还负担不起。在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0—70元的情况下，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期一个月旅游的二等火车票价格为1000元，飞机票价格为1500元。造成中国游客去苏联旅游更多实质性障碍的还有中国缺少休假制度。因此，1956年唯一的中国旅游团的旅游还是工会支付的或者是分配给大资产阶级中的代表。

由于旅游的昂贵成本以及中国朋友去莫斯科的愿望，中国国际旅行社只能设法给那些过境莫斯科的中国公民发放旅游通行证。因而，使馆认为不妥的做法是，尽管中国国际旅行社再三请求，苏联国际旅行社理事会7月份仍然拒绝向中国演出团一行78人发放旅游通行证，8月份则拒绝接受过境莫斯科赴人民民主国家留学的300名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旅游申请。

从1956年12月14日至1957年1月24日，莫斯科举行了苏中国际旅行社代表会谈，结果签订了1957年游客互换议定书及为过境旅客提供互相服务的议定书。1957年游客互换议定书中规定，1957年苏联将派遣1000名游客，赴苏联的中国游客人数将晚些时候确定。鉴于中国国际旅行社宾馆总量有限以及中国国际旅行社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签订游客交换协定的愿望，根据中方请求，将苏联赴中国游客人数缩减到了1000名。

在对1956年苏中文化合作进行总结时，应该指出，7月5日协定为扩大和加深两国人民文化合作开辟了新的机遇。1956年文化合作方面特点在于，由影片、文学作品的一般交换开始过渡到科技领域，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与中国各区之间、苏中边境地区、大城市、院校和企业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工作联系；开始过渡到联合创造影片、学术和文学作品等。

苏联文化部与中国文化部代表团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对进一步发展苏中文化联系具有重要意义，谈判中对1956年的文化合作实施进行了总结，制定和签署了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预先讨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关于有必要增补为期3—5年文化合作前景全年计划的问题。

二、中国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956年，与过去好多年来一样，朝鲜问题在中朝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鉴于1956年美国和李承晚集团企图加紧取消中立国委员会和朝鲜停战协议，对中朝政府而言，特别是该年上半年保持朝鲜停战和维持和平具有绝对的重要意义。

考虑到美国与李承晚集团之间频繁破坏停战协议而造成的朝鲜实际局势以及对方企图直接摆脱中立国委员会监督，中国政府奋勇承担起制定一系列整套措施的倡议，在中国同志看来，这些措施的实施便能粉碎美国的阴谋。在1955年12月28日的备忘录中，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说明，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在精简中立国委员会机构和人数问题上作一些不重要的让步，但决不允许完全推翻该机构的活动，以保持委员会继续执行对双方履行停战协议监督的权利。

1956年中国政府继续探索调解朝鲜问题的途径，1956年4月对美国、英国以及与联合国军队具有关系的其他国家政府发出了正式呼吁，建议召开相关国家会议，讨论朝鲜和平统一、从朝鲜撤出各外国军队及其他问题。但是，考虑到目前朝鲜和平统一尚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而过去多次提出召开这种会议的建议必然会遭到美国强烈的否定，所以中国朋友认为这一建议缺乏真正的实际意义。这一建议的目的，正如先前所考虑的，主要是为了能够减轻来自坚决要求精简会员机构的瑞典和瑞士方面的压力以及在世界舆论面前揭露在调解朝鲜问题上的真正反对者。

中朝之间经过磋商之后，中国朋友同意了这种意见，鉴于召开朝鲜问题会议缺乏良好的局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其与南朝鲜建立联系和逐渐接近开展了积极的活动。

在中国朋友看来，中朝政府之间在一系列外交关系问题以及对朝鲜国内状况的评价上缺乏完全足够一致的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6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备忘录，文中以征求意见的方式提出研究有关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的适宜性。因为朝鲜政府这一建议完全背离了以往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朝鲜问题应该取得公正解决。还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苏联、中国和朝鲜就已共同表示要坚持这些原则，中国政府在其回电中对这一步骤的正确和现有条件下是否妥当提出了质疑。

在之后对该问题予以解释时，朝鲜同志声明道，显而易见，朝鲜与中国政府在对联合国本身概念的解释上存在分歧；在他们看来，不能把作为朝鲜战争中的作战方的“联合国军”与整个联合国对等起来，除了朝鲜战争参与国之外，许多反对联合国军事干预朝鲜冲突的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因此，朝鲜认为，把整个联合国看成为参战方是不利于共同利益的。

在仔细研究了朝鲜政府的建议和论据以及就这一问题征求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之后，1956年12月8日，中国政府向朝鲜政府发出了第二份备忘录，文中指出：

1.美国经常利用联合国来干涉朝鲜事务。朝鲜、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决地反对联合国干涉。

2.联合国无论在事实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朝鲜战争的作战方。

3.直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奉行其几次通过的有关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联合国始终只承认南朝鲜并允许其代表参加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的各种会议。

4.目前，对全体朝鲜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利益而言，解决整个朝鲜统一问题条件尚不成熟。为了取得朝鲜统一目的，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政府未接受朝鲜政府提出的有关联合国参与朝鲜问题调解的建议，接受该建议，正如中国同志所正确指出的那样，等于承认联合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是正确的。

据今年中国对使馆内部通报，得知在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存在行为不端，个别中国军人，主要是指挥部成员出现严重违反朝鲜现有法律和风俗的情况，出现干涉朝鲜当局内政的个别事实，傲慢地对待朝鲜老百姓。从新华社内部简讯某期刊登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个别中国军人的这种行为引起了朝鲜老百姓极端的不满。刊登在这份简讯上的一些朝鲜公民的言论证明，目前朝鲜中许多人把一部分中国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其在朝鲜进一步存在是不受欢迎的，侵犯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从中国朋友的通报中可以得知，这类看法是朝鲜的一些领导干部提出的。

1956年中朝贸易关系是建立在按全年贸易协议互相供货以及1953年11月23日有关向朝鲜提供无偿援助协议基础上的，而且与过去几年一样，中国供货数量按价值要超出朝鲜供货数量的几乎11倍。

根据9个月的中朝贸易的资料初步显示，证明中方对1956年贸易议定书中规定的义务履行情况是满意的。9个月来中国向朝鲜提供了价值人民币2.197亿元的商品，完成全年计划的90％以上。同时，朝方在同期内却只完成了全年供货计划的58.4％。

1957年1月，中朝之间签订了1957年商品贸易额议定书和根据1953年11月23日协议对朝援助议定书，该协议有效期到1957年。从1958年起，两国贸易关系将建立在普通商品交换基础上。

在进行有关1957年中朝之间商品交换问题的会谈进程中，中方无法完全满足朝方所提出的提供某些粮食品种的申请要求。比如，朝鲜人坚持要中国1957年向朝鲜提供20万吨粮食；而中国人则推诿本国物质供应困难，只同意提供9万吨，并且经过长期谈判后才同意提供15万吨粮食。

1956年中朝之间代表团进行了大量交流，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相互间国民经济不同领域中各自所取得的经验。比如，朝鲜教育工作代表团10—11月期间到中国访问，熟悉考察了中国初高级教学安排情况。差不多同时期，另一朝鲜代表团对中国金融和贸易进行了访问考察。为了熟悉考察非灌溉水稻培植和朝鲜“人参”种植经验，中国农业代表团6—7月期间去了朝鲜。1956年9月，中国林业部代表团访问朝鲜，熟悉考察朝鲜植树经验。

根据1956年中朝文化合作计划，双方进行了广泛的文化和体育代表团交流，举办展览会、电影节，并举行了印刷出版物的交换。1956年2月，中国人民代表团一行125人访问了朝鲜。随同代表团出访的有13个演出团组，成员总数达到755人。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1956年中国在发展和巩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方面取得了进一步成就。

1956年中蒙政府在两国关系和国际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上一直保持着经常和密切的工作联系。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代表团三次访问了蒙古，其中3月份，中国出访代表团是由朱德同志率领的；7月份，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35周年，中国出访代表团则是由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本年初，中国代表团出访是由中国铁道部长滕代远率领的。

1956年，蒙古方面，以达姆巴同志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党中央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并出席了中共八大。

1956年8月，中蒙之间签订了中国向蒙古提供总值1.6亿卢布无偿援助协议。这项协议签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声称的，只是“偿清了陈年老账”(延安时期，为援助解放区)，对发展蒙古经济以及巩固两国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将在4年期间援助蒙古建设一系列大型企业(如精纺毛厂、玻璃器皿生产厂、造纸厂、标准房工厂和其他部分厂)以及援助对蒙古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产业的组织和配备(蔬菜种植产业、伐木业、渔业等)。

协议中规定，这些企业的建设和设计将根据蒙古工人和技术专家力量条件予以实施。但是为建设这些企业，除了按照1955年4月所签协议规定目前已在蒙古的1.2万人之外，中国同志拟定另外再派遣1.5万—2万工人和技术人员。

过去的一年中，无论是中国政府一方，还是蒙古政府一方，对派往蒙古的中国劳动力予以了很大关注。1956年中国向蒙古继续派遣了1955年未能成行的中国工人和专家队，计1.2万人，同时还有他们的家属。由于蒙古当局对前来的中国工人的物质供应以及日常设施问题安排解决不够及时，使得中国工人中间出现了不满，甚至与蒙古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此外，还引起中国同志许多意见的是，常常出现蒙古当局不加区别随意使用中国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的情况，并且在非工作时间内让他们去挖井和植树。

使馆了解到，中国同志具有向蒙古迁移很大一批中国公民的计划，但由于蒙古人采取的含糊立场，他们原则上不反对，但又不准备与中国同志就该问题讨论具体建议，因此这一问题至今依然悬而未决。

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中与中国贸易额取得很大增长的唯一国家。1956年2月7日在乌兰巴托签署的中蒙1956年双方货物供应议定书中规定，今年商品贸易总额将比1955年增长1倍、比1951年增长8倍。根据议定书要求，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米、生丝、烟草、干果以及其他商品。蒙古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依然还是蒙古马、毛皮和其他一部分畜产品。

1956年蒙古向中国出口了总值约1400万卢布的4万匹马。

1956年对中蒙贸易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是，按照两国贸易组织之间达成的相互协议，取消了过去所存在的价格不正常情况，比如，蒙古在苏联和中国采购的一系列同名商品存在着不同价格。根据该协议，1956年所有相互供应的货物及其结算均按照中国和蒙古与苏联之间贸易结算时现有的等价价格。

1956年中蒙贸易的增长还促使开通了集宁至二连浩特的铁路运输直达列车。

1956年12月22日，中蒙之间签订了1957年双方商品供应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蒙古1957年将向中国另外再供应4万匹马、22.7万张皮革以及毛皮、马鬃、鹿茸及其他商品。中国将向蒙古供应：机器、工具、建筑材料、丝绸、布匹及各种日常用品。

两国在文化领域合作发展顺利。该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是，过去一年里，中国同志对发展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直接文化联系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比如，1956年访问蒙古的大多数中国文化代表团均来自内蒙古。在赴中国的部分蒙古文化代表团同样也只限于参观内蒙古自治区。1956年5月，内蒙古作家和演员代表团访问了蒙古，6月，内蒙古文化活动家代表团和民族剧团则对蒙古进行了访问。鉴于庆祝蒙古人民革命35周年，旅顺和大连港演出团赴蒙古举行了音乐会。蒙古方面，1956年蒙古文化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该团将近一个月对内蒙古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了考察。10月，访问内蒙古的还有蒙古铁路工作者青年代表团。

目前中蒙相关机构之间正在解决在呼和浩特——内蒙古行政中心开设蒙古总领事馆问题。蒙古同志认为开设该领事馆对关注中蒙有关相互提供牧场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在该地区存在相当数量的蒙古公民情况是必要的。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对越南的政策在于，努力巩固作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越南的地位，况且它在中国南部边界占据着重要战略地位。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日内瓦协议来加强保障越南和平发展。依靠我方在越南问题上所拥有的那些优势，中国同志在正式声明和宣传中揭露美国和吴庭艳集团旨在撕毁日内瓦协定和加剧越南分裂的政策。然而，在他们看来，越南同志不该非常热衷宣传越南统一，从而避免越南民主共和国民众产生多余的幻想。为此，中国同志考虑到以共同选举方式实现其余所有分裂国家(越南、朝鲜、德国)统一问题的复杂性。在河内与越南活动家领导人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指出有必要对人民进行解释工作，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北方的人民民主主义制度，意思是说，越南统一是未来的事情。

中国朋友对越南就改善其与老挝关系及改变对老挝立场发表了看法。他们指出，为了促进老挝的和平调解，从丰沙里和桑怒省撤走少量越南人是适合的。

中国同志不止一次并且尤其在年底对越南处理个别内政问题表示了担忧。周恩来在抵达河内期间对越南同志发表了不同看法，认为近年内他们所采取的部分措施带有一些极“左”性质。

说到越南国内状况，中国同志在承认有必要克服大量缺点和错误的同时，认为越南改变对一部分问题，尤其是农业改革方针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中国同志认为，对富农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让步使得这些分子甚至对人民民主主义制度采取了攻击，毫无疑问，这一点马上被吴庭艳所利用了。1956年底，当帝国主义者加紧反苏和反共宣传后，吴庭艳还十分积极地开展了颠覆活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进攻。据中国同志提供的资料，吴庭艳集团对挑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十分关注。

有关周恩来与越南同志的会谈情况中国同志向使馆只是概括地进行了通报。但是，使馆不清楚，河内方面究竟是怎样接受中国同志的批评以及其结果又是怎样的。

1956年中国继续给予越南经济援助。虽然其规模比1955年要缩小了一些，但对加强越南经济依然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1955年7月7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报，双方1956年7月26日签订了两项议定书，对援助的具体性质做出了详细说明。其中一项规定中国向越南提供对其国民经济发展所必要的成套设备、轧件、机床、汽车、列车厢、船舶及其他商品。第二份议定书规定中国向越南派遣工业、农业和林业、水利和交通领域的专家。此外还规定向中国有关企业派遣越南实习生。与此同时，中越还签订了1956年双方供货和结算协议。1956年4月开通了越中空中航线，12月则签订了海运协议。

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发表后，中国政府特别重视消除与越南关系中的各种不正常情况。对此中国同志，按他们的话说，对中越互相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周恩来在与越南的讲话中指出，在越南的中国专家必须谦虚谨慎，向越南人民学习并对其予以忘我的帮助。在1956年11月22日签订的中越联合公报中强调指出，两国政府在各自相互关系中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将坚决克服沙文主义性质的错误。在对上述公报进行评论时，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写道：“由于中国是世界大国之一，我国人民就更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

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政策在于围绕苏联巩固社会主义各国的统一与团结，保障其相互安全，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独立和互相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加强经济、科技和文化合作。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各项措施正是基于这些任务出发的。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得到了继续巩固。1956年1—2月，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访问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中国代表团支持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有关建立这些国家武装力量联合司令部的措施，并于1956年1月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出席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

1956年9月，鉴于中共八大举行，欧洲人民民主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其政党领导活动家的带领下全都访问了中国。邀请这些政党领导人赴中国出席中共八大，极大地促进扩大了中共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党之间的交往。中国朋友组织安排这些国家代表团成员在华行程，让他们一一了解中国国内状况、个别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1956年12月，彭真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并于次年1月访问了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旨在消除相互关系中个别误会的措施表示了欢迎。鉴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宣言的发表，1956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政府声明中强调指出，这一宣言对纠正社会主义国家互相关系中的错误、巩固其之间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朋友在公开讲话中总体上强调指出有必要彻底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始终一贯遵守完全平等、尊重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密切关注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内的局势，并对这些国家中及其与苏联和彼此之间的互相关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作出相应的反应。中国朋友认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应该成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有益教训，必须深入研究这些事件并从中作出正确结论。在11月1日的声明中，中国政府指出，不久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整个事件过程对加强民主、独立、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提出了要求，并强调，这些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在第一份声明中还未强调匈牙利事件反革命性质的话，那么在第二份声明中，尤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匈牙利事件所作出的这种评价则是十分明确的。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政府对匈牙利工农政府镇压法西斯分子嚣张气势所给予援助的行动，支持Я.卡达尔政府，谴责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干涉匈牙利内政。1956年11月5日的电报中，中国政府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力量战胜法西斯分子表示了欢迎。鉴于匈牙利出现的经济困难，中国政府决定无偿转给匈牙利工农政府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质和资金供其支配，以作为对匈牙利人民的友好援助和支持。11月，中国政府向匈牙利发送了1.2万吨大豆和花生，年底又发送了4.4万吨各种食品。

匈牙利法西斯叛乱期间，由于在匈牙利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匈牙利专家和在中国的匈牙利人民军队演出团成员中弥漫着不健康的反苏情绪，中国同志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阐明匈牙利事件的真实含义。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注波兰局势的发展。中国同志一开始就强调匈牙利与波兰事件之间的原则区别，指出，匈牙利И.纳吉政府实质上是向反动势力投降，其结果造成反革命分子在10月底和11月初期取得了力量上的优势，而波兰政府和劳动人民则是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拒绝华沙条约组织。在中国期刊上没有刊登有关波兰局势或者针对波兰政府的任何批评文章。《人民日报》将1957年1月苏波谈判及其成果评价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确关系的活生生的例子”。波兰领导人更换之后不久，1956年10月，毛泽东同志接见了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并要求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转达了一系列友好建议。毛泽东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必须特别重视巩固波苏友谊，目前不提苏军从波兰撤离的问题，巩固党的统一，宽大对待犯了错误的党的老干部，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鉴于波兰事件和苏波谈判，中国朋友仔细检查了中国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否有违反平等原则的地方，特别重视与波兰贸易的条件和中波轮船公司的工作。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社会各界激起了针对这些国家产生骚乱的原因、苏匈和苏波关系中的问题、匈牙利过去领导人所犯错误的广泛热烈讨论。

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文章和文献上刊登对这些事件的观点之前，党员、干部、大学生、知识分子等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性质发表了各式各样以及时而混乱不清的观点。个别知识分子代表和民主主义活动家提出的看法是，匈牙利出现骚乱责任在苏联、苏军帮助镇压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是毫无依据的，是干涉匈牙利内政。在中国政府就这些事件所阐述的立场的文献上发表之后，其立场马上得到了工人和职员阶层、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活动家的支持。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匈牙利和波兰事件成为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部分人之间对工资增长水平缓慢、粮食商品供应和居住面积保障不足情况的不满情绪的逐渐而公开的流露。

1956年，中国和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继续保持积极的贸易交往。年初，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贸易代表团交流。1956年1月，中国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签订了1956年商品贸易及支付协议和议定书，1956年3月则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协议。6月，在波兹南举行的国际交易会期间，中国与波兰组织之间签订了总价4100万卢布的商品交换协议。此外，1956年7月4日，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了1958年至1962年间长期贸易协定。与此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1956年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出现了部分缓慢增长，甚至有部分缩小的明显趋势。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对扩大与中国贸易很有兴趣。但1956年期间，由于中国出现经济困难，中国经济机构不愿去满足扩大商品贸易规模的建议。比如，1956年初，拉科西亲自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建议将中国和匈牙利之间的1956年商品贸易总额提高到3000万卢布，未来再提高到2亿卢布。中国政府回复道，鉴于国内经济困难，中国无法同意扩大这种贸易。由于这一原因，中方取消了与匈牙利签订长期贸易协议的决议。

1956年上半年，鉴于国内困难局势，阿尔巴尼亚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向阿尔巴尼亚出售20000吨小麦和玉米的请求，其中6000吨，阿尔巴尼亚请求于1956年9月发货。中国对外经济组织拒绝了阿尔巴尼亚这一请求，声明道，中国无法出售所请求的粮食数量，因为中国1956年同样遭遇了粮食供应困难。

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11月16日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大使会谈中对中方组织的这些行动予以了解释与说明。周恩来说，中国现在出现了经济困难，将影响到与兄弟国家经济合作的长期计划的制定。在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经济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强调说，举行的将只是初步的谈判、协商和交换意见。同时周恩来指出，处于经济严重状况的个别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将通过特别方式予以研究，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对外贸易关系的领域。

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年初，中国政府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对建设45个大型企业给予援助的请求。其初步要求是，捷克斯洛伐克在华将建造一系列热力和水力发电站、合成汽油厂、化工厂、冶金厂、食糖厂等，并对这些企业提供成套设备。然而后来，这些企业则被缩减到14家。相关的总协议没有签订，只是对个别企业签订了合同。1957年上半年，将期待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赴中国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谈判。

在中国与民主德国贸易关系中也同样出现了这种趋势。1956年中方组织通知东德方面，他们提出要向东德订购价值几百亿卢布的设备。其初步要求是，这些供货将包括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成套设备。但是在以后谈判过程中，中方并未确认自己之前的订购要求，只确定1957年东德对华提供价值1亿卢布的供货量。在此期间，根据之前所签订的贸易协议，反而去重新审议削减供货数量。

与此同时，中方明显减少了对民主德国所供应的一系列粮食商品，尤其是肉类、脂肪、含油作物。中方组织拒绝起先所订购的工业设备以及力求减少向民主德国出售粮食的做法引起了东德方面的不安。根据1957年1月访问中国的民主德国贸易代表团负责人科贝尔的话说，这可能会导致民主德国生产能力供应不足并对给国内取消粮食供应卡带来困难。为此，目前东德对外贸易组织正在设法了解有无可能向中国采购哪怕有时对东德并不需要的新商品品种，只是为了避免减少东德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规模。

科贝尔同时还因中国与民主德国商品贸易规模继续缩小对中国与民主德国的贸易发展表示出担心。

中国与1956年底来华的波兰贸易代表团之间举行的谈判未能扩大双方贸易供货。1957年中国与波兰的商品贸易规模增幅极其有限。

中国朋友总体上对1956年经互会会议的结果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该措施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发展新阶段的开始，为其经济新的广泛而有力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府向经互会会议派遣了自己的观察员。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科技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扩大。一年内先后举行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科技合作委员会联合会议，并签订了相关议定书和协议。同时还签订了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合作协议。在11月16日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大使就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所举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强调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技术合作协议将得到执行。但指出在早先科技合作工作中存在一系列不足。比如，中方有时提出十分大量的订购申请，使得兄弟国家难以履行承诺。周恩来说，必须给科技合作奠定更现实的基础，明确确定中国的需求和能力。

与1955年相比，1956年在华工作的来自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专家人数有了很大增长，并且保持了继续增长。这从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管理局所提供的下列数据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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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其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专家人数增加使苏联专家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尤其是产生了与其建立至今尚未有任何联系的必要性。我国的专家直到目前依然还是单独工作和生活，与其他国家专家不相往来。

1956年1月，匈牙利政府像苏联一样向中国赠送了一套长途电信设备，并为组建该站工作派遣了自己的专家。建于山东省的新长途电信站被授予了“中匈友谊长途电信”称号。1956年6月，中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一整套机器和设备基础上建立了“中捷友谊国家农场”，还有中阿友谊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交往得到了进一步扩大。1956年1—2月期间，中方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分别签订了1956—1957年文化合作协议执行计划。

一年内，中国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分别开展了社会、专业科学、文化和体育代表团以及艺术团体的广泛交流。中国向这些国家派遣的代表团有：赴民主德国的中国律师代表团、赴罗马尼亚的卫生工作者代表团(3月份)、赴波兰的煤炭专家代表团(3月份)、赴波兰和民主德国的新闻记者代表团(3月份)、赴罗马尼亚的工会代表团(11月份)、赴民主德国(3月份)和阿尔巴尼亚(11月份)的青年代表团、赴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生代表团(8月份)和妇女代表团(3月份)等。此外，中国演员团组、文艺演出团和杂技团先后出访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

1956年，访问中国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农业工作者代表团(6月份)、德国研究农业和饲养家畜问题科学家代表团，他们分别访问了华北和华东(5月份)，以及民主德国培植野生植物代表团、罗马尼亚科学家代表团(11月份)、民主德国教育和记者工作者代表团(12月份)、工会、青年代表团、文艺演出团等。1956年，在中国先后举办了几个电影节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有：捷克斯洛伐克电影节(5月份)、保加利亚电影节(9月份)。一年中，中方组织与欧洲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相互系统地举办了展览会。

1957年，为了节省经费，中方组织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与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之间文化合作方面所需资金和活动次数。

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1956年，中国政府继续奉行其过去所制定的与南斯拉夫保持建立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领域更加密切关系的方针。

中国对南斯拉夫的立场是以争取进一步接近南斯拉夫、吸引其靠近社会主义阵营的需要为基础的。

直到1956年底，中国同志对南斯拉夫人，甚至在那些与南斯拉夫之间存有严重分歧的问题上都未公开提出过任何批评意见。通常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同志只是采取限制阐述对各种问题的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不发表与其不相符的自己的言论以及不去过于突出这些分歧。

中国同志的这种克制被南斯拉夫人错误地解释和理解为，如果不是间接支持的话，那么就是对南斯拉夫“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共产主义”思想的默认。可见，由于这个原因，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自己的官方发言中始终赞扬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中国“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尤其强调中国与南斯拉夫在建设社会主义方式和途径上的“共性”。在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是南共联盟代表团团长И.维塞林诺夫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如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无数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维塞林诺夫把自己讲话中的相当部分用来赞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原则”、“通过工人苏维埃取得社会自治”和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可见，是为了设法向中共证明“南斯拉夫道路”的优越性。

但是，自中国新闻报刊上刊登了兄弟党对1956年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讲话的反应之后，南斯拉夫人开始彻底明白了，中国同志对南共联盟领导人近几次讲话所持的立场对他们来说是远非有利的。因此，南斯拉夫驻华外交官采取一系列步骤，打算对中国同志施加明显压力，促使中国人至少对南斯拉夫人自己提出辩论的问题不公开发表看法(参见大使与王稼祥就其1956年12月11日与波波维奇 [70] 之间谈话的记录)。在有些情况下，南斯拉夫试图甚至采取类似威胁的手段，声明指出，如果中国同志对南共联盟持批评立场的话，那么这将是“退回到1948年了”，如果这种情况还继续发生的话，那么“南斯拉夫人将会坚持到底”。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本质上是对南共联盟领导试图修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十月革命意义以及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经验等一系列基本原理给予了回击，如果不是下结论的话，那么事实上也就是说，南斯拉夫人设法从中国朋友那里寻找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支持的企图是徒劳的。

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发展朝着好转的方向向前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南斯拉夫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行使主权问题、在涉及巩固和平与缓解国际紧张局势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上，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中国与南斯拉夫同志在处理解决这些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时存有一些分歧，但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南斯拉夫新闻报刊一年内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正义要求。

在过去的一年中，南斯拉夫人曾提出要求举行中美更高级别谈判，从本质上说也是支持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立场。

由于1956年2月中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贸易协议得到了完成，中国与南斯拉夫贸易规模与过去一系列年相比有了很大扩展。

1956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中国与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谈判，其结果是，双方签署了关于延长1956年2月17日中南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贸易协定有效期的公报。协议规定，协议双方在进出口中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并在1957年间，双方向各自对方提供价值700万英镑的商品，这几乎是超出了1956年水平的3倍。

在谈判期间，南斯拉夫人坚持要进一步地扩大中南贸易，并设法取得中国同意向南斯拉夫提供贷款。但由于中国出口商品不够以及必须对其更为迫切需要的领域提供帮助，中方没有接受这些提议。

南斯拉夫人同时还提议建立类似中波公司那样的中南轮船合资公司。但南斯拉夫人的该项建议也未被接受，因而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南斯拉夫人试图把中方拒绝这些建议与铁托近期的讲话联系起来。在扩大与南斯拉夫贸易关系上，中国表现出部分矜持态度，其中另一原因在于，1956年2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贸易谈判时，南斯拉夫人拒绝了向中国提供一系列战略性质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是南斯拉夫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贸易谈判的同时，还举行了中南科技合作委员会会议，结果是签署了该委员会章程。

在过去一年内，中国与南斯拉夫之间互相交流的代表团有：青年代表团、妇女代表团、军事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此外，1956年去中国的代表团有：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南共中央委员维塞林诺夫(他还率领南共联盟代表团出席过中共中央八大)率领的南斯拉夫农业代表团、南斯拉夫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和艺术活动家代表团。中方访问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有：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国杂技演员代表团及其他一些代表团。

1956年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中国工艺品展览会取得了很大成功，继在贝尔格莱德展览后，在南斯拉夫其他城市又先后进行了展览，就像中国人民赠送礼物展览一样。

此外，1956年4月，在萨格勒布举行了中国集邮展览，而在贝尔格莱德则举行了中国古代书画和版画展览。

1957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南斯拉夫图片和艺术展览会开幕了。

为庆祝南斯拉夫国庆节——共和国日，在中国20个城市先后举办了南斯拉夫电影周。

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两项协议：2月份签的邮政通讯协议和4月份签的关于影片租赁和纪录片相互交换的协议。

1957年1月，彭真同志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

在对待苏共与南共联盟之间所发生的涉及南斯拉夫的所有问题上，中共中央全都赞同苏共的路线，这一切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同志与大使多次会谈以及一系列官方声明中都有所反映，证实了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赞同苏共中央的立场。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上，中国依然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国家解放进程给予积极支持，降低这些国家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力争消灭侵略集团和扩大整个亚洲“和平区”。如同以往那样，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力求最大地利用亚洲国家与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

在对东南亚国家的政策上，中国始终一贯地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其视作为这些国家接近中国共同接受的基础，视作为争取巩固其独立的战斗武器。作为一个从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亚洲国家，中国坚定地提出团结亚洲各国的口号，号召他们用和平手段解决其所存在的争议问题，旨在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利用这些矛盾的机会。

在对待侵略集团成员国(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以及站在中立立场上的其他亚洲国家问题上，中国朋友自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策略手段。根据目前亚洲的具体情况，中立是亚洲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民族解放意志的表现形式，是其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斗争方式，是反抗美国和其他殖民主义列强的方式，中国朋友针对各国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目的是从自己一方来促进巩固和发展亚洲国家这种中立地位。

对那些参加美国所建立的军事集团的国家，中国朋友并不公开向他们施加压力，相反，对这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因对帝国主义的依赖而遭受的困难还尽量表示了理解，并明确表明支持他们的愿望。中国以此极力鼓励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倾向，并不断强调他们参与这些集团是不得人心的。中国朋友的出发点是，对瓦解集团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因此，作为眼前任务，应该设法哪怕甚至去降低亚洲国家在侵略集团中的作用和积极性。

1956年，中国政府极其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政府领导人、著名国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个人交往。在这些会面时，尤其是周恩来出访亚洲8国时，中国同志灵活而多方面地为执行上述任务而努力。周恩来的出访毫无疑问是中国近期最大的外交活动。这次出访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得到了进一步接近，促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仅在中国代表团所到达的国家，而且在邻近国家，赢得了广泛的拥护。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向亚洲国家领导人阐述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许多内政外交问题，竭力强调指出，亚洲国家和我们阵营应该共同对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冒险和颠覆活动。由于周恩来对亚洲国家的出访，大大抵消了因匈牙利事件而掀起的反苏和反共宣传的效果。

中国同志对周恩来出访亚洲国家所取得的政治成果表示了满意。他们指出，各国政府分别为周恩来举行了十分友好的招待会，尤其是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几乎都受到了社会各界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出访期间，亚洲国家人民群众对中国明确地表现了巨大同情，视其为坚决地摆脱帝国主义桎梏和封建主义压迫并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亚洲强国。按照陪同周恩来出访同志的话说，与中国代表团的会晤常常超出了本地当局所拟订举行的框架。

1956年中国政府为巩固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作出了许多努力。中国政府鼓励进行各种代表团之间的交流。积极采取措施以打破对中国贸易禁运和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1956年11月，在广州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共展出了1300多种商品。邀请了亚洲和非洲贸易界3000多名代表参加。1956年中国与亚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39.4％，或增加了7.356亿卢布。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贸易规模中亚洲和非洲国家所占比重达到64％。中国与亚洲国家进行贸易是为了赢得政治成果，在经济问题上经常予以让步。(详情参见使馆1956年上半年工作报告。)甚至现在，在中国被迫稍微缩小自己对外贸易总量的情况下，依然规定要扩大与亚洲许多国家的商品贸易规模。

印度。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继续巩固与印度的友好关系，支持其奉行的对外中立政策。

中国同志认真关切的是，印度人对中国外交和内政能形成更加正确的理解。中国政府多次秘密地向印度通报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立场。周恩来在新德里访问期间，与尼赫鲁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充满信任的意见交换，尤其是他对尼赫鲁阐明了匈牙利事件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印度驻华使馆十分愿意促进对中国社会改造和中国人民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研究。1956年，印度政府向中国派遣了为期不等的4个阵容十分庞大的代表团，他们专门对这些问题从事研究，如农业合作化与规划、铁路交通工作、中国的五年计划及规划机构。在对印度表示真诚愿望的同时，中国同志向印度人讲述了其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一些不足，这无疑使印度人对中国产生了好感。

1956年，中印之间各种官方、社会、体育、文化和宗教代表团交流开展得十分活跃。印度议会和军事代表团对华进行了访问。

为了巩固与印度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解决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问题。美国人试图利用这一活动，通过其在印度的代理人在印度境内掀起宣告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不回西藏的运动。一些印度反动组织和亲美的社会各界在纵容印度政府时参加了这一挑衅运动。周恩来在新德里时提请尼赫鲁关注这些事实，并坚定地指出，如果达赖喇嘛滞留不归的话，一切责任将由印度政府承担。为此，尼赫鲁再次让周恩来确信，印度始终一贯地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印度当局不允许在自己境内进行敌视中国的活动。中国朋友考虑到，印度国内存在一定数量的政治势力，他们采取公然敌视中国，图谋公开对抗中国的西藏政策并一直在从事有关西藏应该成为独立国家的宣传。

中国竭力扩大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联系。1956年中印贸易规模比1955年增长了35.6％，并且增长部分靠的是中方的出口。中国从印度的进口规模缩减了33％。在中国从印度进口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生棉、黄麻和烟叶(按对印度烟草采购量比较，中国与印度烟草主要进口方——英国相差无几)。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商品为丝绸、纸张、化学品以及大米和工业产品。

中印之间所形成的友好关系巩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减轻了其许多外交任务的压力。印度政府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给予中国积极的支持。有关在第11届联大会议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就是由印度提出的，从而给美国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

印度继续努力扮演中国与美国关系中的中间人角色。印度政府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和美国大使尽快在日内瓦举行的谈判中达成协定。为此，印度谴责了“不承认中国”的政策。在访问美国期间，尼赫鲁在艾森豪威尔面前提出了改善美中关系问题。而在自己的讲话中则表示反对“两个中国”原则并强调指出，没有中国的参与，无法解决亚洲的国际问题。

中国朋友欢迎和鼓励印度政府所做的类似行动，同时，在严肃的原则问题(比如匈牙利事件)上或者涉及事关其自身特殊利益的问题上的分歧则持足够的坚定立场，比如，他们不赞同印度提出的有关释放在华服刑的美国间谍的建议。

中国政府竭力设法利用印度的中立政策和国际威望，以扩大“和平区”。在一系列情况下，中国政府在与柬埔寨、老挝和日本这些亚洲国家关系上采取让印度做中间人。这不仅有助于中国解决各种外交任务，而且有利于建立与印度更密切的关系。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始终十分关注与印度的互相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印度在中国政策中比其他亚洲国家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中国完全考虑到印度不仅在亚洲，而且在西方所能起到的作用。所以中国政府竭力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去巩固其与印度的关系，只要存在可能的话，在国际事务中去联合印度一起或者得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支持。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政府通常总能够与印度政府就中国感兴趣的问题达成协定和协议。

鉴于中国与尼泊尔关系的发展，中印关系具有某些特殊性。1956年9月20日签订了“关于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尼泊尔王国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通商和交通的协议”。这一协议声明，中国与尼泊尔“将拥护和平和友谊”。协议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为出发点。9—10月，尼泊尔首相阿恰里亚访问了中国。访问期间，根据尼泊尔人的请求，签订了有关中国向尼泊尔提供价值6000万卢比无偿经济援助的协议。

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把尼泊尔视为几乎是印度一部分的印度政界的担心。所以，为缓解印度人这一不可避免的反应，中方采取了各种措施。比如，中国取消了尼泊尔起先提出与其签订条约的建议，拒绝了向尼泊尔派遣自己的专家以及在加德满都和北京互设中国和尼泊尔永久大使馆的建议。在中国朋友看来，他们最终使得尼赫鲁能比较平静地去看待中国与尼泊尔之间所建立的关系。

缅甸。考虑到缅甸复杂的内政局势和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其的压力，中国政府1956年十分关注支持和加强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中国朋友积极利用各种机会，以支持缅甸统治阶层中以拥护缅甸自主独立和外交中立的部分人。为此，中方耐心地处理研究中国与缅甸之间所积累的一系列无法调解的问题(中缅边境、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在缅甸的华侨等，这些问题被反对中缅接近的敌人广泛利用，以便在两国关系中煽起纠纷和散播猜疑)。

1956年中国政府对中缅边境问题表示出不少善意并作出了妥协的准备。(详情参见“关于中缅边境问题谈判”说明资料，发文号934，1956年12月4日。)应该指出，在对边境问题的长期谈判中，吴巴瑞政府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中国施压。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加剧与缅甸关系的紧张，毫无疑问，这样做只有对那些反对缅甸中立、独立政策以及缅中友谊的敌人是不利的。中国政府甚至在边境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让步。根据1956年11月初周恩来与吴努之间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双方至年底从互相有争议的领土撤走了军队，并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旨在向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解释边境协议的重要性。然而，边境问题的调解尚未结束。

吴努率领的缅甸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1956年10—11月)以及周恩来出访缅甸(1956年12月)被中国政府又一次抓住利用，为了打消缅甸统治阶层对中国好像准备在某种程度上实施对缅甸内政干涉问题所存在的担心，两国政府领导人之间讨论了缅甸国内战争问题。众所周知，反动分子竭力设法阻挠中国和缅甸之间逐年不断发展的合作，广泛利用反缅共宣传来攻击中国政府。如同去年一样，在与吴努和缅甸其他活动家以友好委员会形式举行的会晤中，中国领导人对扩大缅甸民主主义战线和以政治方式解决内部分歧的益处发表了意见。这样看来，中国朋友再一次清楚地让人明白，他们并非是在如何极力利用内部纠纷，相反，而是欢迎缅甸国内局势能保持稳定。

在会谈中，中国同志坚决打消掉了缅甸人的疑心，怀疑中国政府似乎在引导在缅华侨从事反政府活动。在仰光华侨集会上，周恩来彻底打消了这种怀疑，中国政府与华侨反缅活动毫无关系，相反，周恩来呼吁中国公民尽量遵守缅甸的风俗和法律，支持缅甸政府的措施，为避免误会，他拒绝参加缅甸政党和组织的活动。周恩来这一讲话不仅在缅甸，而且在亚洲拥有几百万华侨的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都得到了极为良好的反响。

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缅甸境内存在着约3000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缅甸政府声明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粉碎国民党分子，事实上是想逃避责任。同时，根据可靠消息来源，缅甸当局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国民党并与这些国民党分子保持联系。缅甸人倾向于利用自己境内存在的这些国民党部队来对中国实施一定的压力。中方认为，最好暂时不要去提出这一尖锐问题，不要去揭露缅甸政府的不友好立场。近一年中，两国积极开展各种代表团交往。中国朋友对自己在这方面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不久前叶剑英元帅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缅甸的回访。

1956年，双方(首先是中国朋友)为发展中缅经济关系采取了十分积极的努力。1956年中国采购的缅甸商品比1955年多了一倍，实际上是对缅甸的积极援助。1956年夏天，签订了有关中国向位于塔曼卡由中国专家援助在建的纺织厂提供设备和原料的合同。12月31日，在仰光还签订了有关扩大中国援助该厂的两个合同。按照这些合同，中国将向缅甸提供相应的设计资料并另外向缅甸派遣技术专家。

柬埔寨和老挝。去年中国为接近柬埔寨和老挝采取了积极步骤。1956年2月，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中国。访问结果是，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联系并达成了发展中柬经济和文化关系协定。西哈努克在中国期间以及周恩来回访柬埔寨的时候，中国朋友对柬埔寨政府所声明的奉行中立政策的意向表示了理解和赞成。中国强调了在众所周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柬埔寨建立关系的愿望。正如中国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柬埔寨当局为周恩来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招待会。

为了更大程度上接近柬埔寨，促进削弱其对美国的依赖并鼓励其政策中的中立倾向，中国政府决定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1956年6月，双方签订了协议，根据该协议，中国无偿提供柬埔寨的援助规模为800万英镑。中国在柬埔寨将建立几个不大的工业企业、医院和水利灌溉设施，还向柬埔寨派遣了中国专家组。

中国政府对在京柬埔寨经济使团给予了事实上的外交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柬埔寨也派遣了经济使团。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领事馆在柬埔寨依然还在工作。虽然柬埔寨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声明说，他们不承认该领事馆，但同时他们又不赶走国民党代表并允许他们进行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努力根据日内瓦协定条例促进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中国朋友认为，看不到巴特寮具备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任何前景，王国政府与巴特寮势力之间斗争加剧只会导致美国的干涉。在他们看来，在苏发努冯亲王和梭发那·富马亲王取得协议之后，老挝的进步力量应该自主、积极地争取国家民主。至于我国对老挝问题的立场，他们应该设法让王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协议，而不是竭力通过各种限制和消灭巴特寮势力方式来寻找巩固自己的阵地。

中国为富马亲王首相率领的老挝代表团来访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招待会。鉴于老挝政府正遭受着内外困难，如同与柬埔寨代表团的谈判一样，在与老挝代表团的谈判中未提出有关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方表示准备给予老挝经济援助，并且向老挝人表明，向他们提供援助如同对柬埔寨提供援助一样，将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再者，由于富马担心中老关系与解决老挝统一问题之间有某种联系，所以中国政府建议老挝自己来决定何地、何时和何种代表团进行有关对柬埔寨 [71] 提供经济援助的谈判。富马对中国给予经济援助的建议当众表示了感谢。

谈判中，老挝人提出希望周恩来对老挝的访问安排在较晚时间。中国朋友认为，在调解老挝内政之前，老挝政府不想接待中国代表团。于是初步商定，今后两国政府将通过印度保持联系。

老挝代表团对中国的来访有助于老挝政府加深对中国立场正确的理解，也为进一步发展中老关系创造了前提。两国之间所取得的某种接近给那些内外势力制造了障碍。他们试图把王国政府推向拒绝履行富马与苏发努冯之间协议的道路上。

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选举以及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取代哈拉哈普内阁之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重新又顺利发展起来。各种代表团的交流以及建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著名国务活动家之间的个人交往呈现出一片活跃景象。中国十分重视议会代表团以及一系列其他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来访。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苏加诺总统对中国的来访。中国政府为其举行了十分隆重而热情洋溢的招待会。苏加诺对其中国之行感到十分满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规模、中国人民的政治统一和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内的民主党派合作。

中国同志极为关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他们将印度尼西亚政治制度不稳定的原因解释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利用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软弱以分裂其队伍，动摇政府稳定，破坏国家经济独立，阻挠中立和独立外交政策的推行。中国朋友认为，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有必要支持由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人领导的为维护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力量。中国朋友正是遵循这点，以往在一系列问题上予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各种建议。

与1955年相比，中印贸易规模有了极大增长。1956年11月，在北京签署了中印贸易协议并将1954年支付协议期间延长了一年。根据贸易协定，每方的供货量应该是1200万英镑，超出了1953年第一份贸易议定书所确定的贸易总额的4倍。双方谈判中还讨论了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这些问题讨论最终达成了协议，中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印度尼西亚提供部分种类的轻工设备，向印度尼西亚派遣自己的专家以及接受印度尼西亚实习生，以提高他们的技术专长。

从政治设想出发，中国向印度尼西亚出售了那些甚至连其本身都十分需要的商品(钢铁制品、棉纱线、铁矿石等)，而向印度尼西亚所采购的商品则多半是印尼感到销售困难的商品(砂糖、可可油、椰子干籽、调味作料等)。其结果是，1956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增长了3倍多，而从印度尼西亚的进口数量则几乎增长了一倍。中国政府在结算问题上也迎合了印度尼西亚。比如，如果说1965年之前根据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议，印度尼西亚在一旦出现商品贸易债务情况下必须用外汇来进行支付的话，那么根据1956年的贸易协议，这一债务则可以用货物来予以偿还。1956年，遵照自己国家利益，印度尼西亚政府声明道，印尼对橡胶贸易限制将不予遵守。这对于对华禁运政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中国政府始终极为担心200万印尼华侨对印尼国内事务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在新闻报刊和中国国务活动家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强调说，中国政府呼吁华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众所周知，1955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有关双重国籍的条约”。但反动党派(马姆米等人)因试图利用华侨问题达到国内政治目的并破坏中国与印尼的关系而坚持反对这样做，因此，印度尼西亚议会至今未能批准这一条约。

锡兰。自从亲帝国主义的科特拉瓦拉政府选举失败以及班达拉奈克执掌政权后不久，锡兰政府就采取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步骤，向中国派遣了以锡兰驻英国最高特使克利斯为首的锡兰代表团。1956年9月14日，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立外交关系和扩大贸易及文化联系的中锡联合公报。至周恩来访问锡兰之后，双方已达成了互派大使的协定。

周恩来在锡兰访问期间，中国同志坚信，锡兰政府和社会各界是希望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锡兰民众，包括农村，处处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周恩来及其陪同人员的到访。

1956年与锡兰的贸易得到了继续顺利发展。1956年两国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1955年水平的236.7％。1956年12月29日，在科隆坡达成了有关延长中锡贸易协定至1957年底的协议，并且签订了中国向锡兰提供27万吨大米以及锡兰向中国提供5万吨橡胶的合同。中国政府对发展与锡兰的贸易赋予了重要意义。按照政治考虑，中国朋友作出了一定的牺牲。比如，从1952年起，中国按照比新加坡橡胶价格高出许多的固定价格支付锡兰所供橡胶。这使得锡兰获得了2亿锡兰卢比的利润。如今按对华进出口业务规模，锡兰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中国在锡兰对外贸易中同样也占据了首要地位。

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关系，在过去一年中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同志为扩大文化，尤其是与这一地区的贸易联系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方面各种华侨组织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使得英国，尤其在相当大程度上引起了主要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当地反动活动家的担心。按照他们的指令，有步骤地展开了反华运动，煽动华侨与马来西亚人进行冲突，追踪和逮捕进步活动家。年底，香港骚乱之后，反动势力发动了特别强大的反华运动。英国人及其代理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中国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民众中间上升的威信，使他们无法与中国接近。

中国同志积极利用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出现的经济困难。美国和英国减少了对自然橡胶的采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提出购买其橡胶的建议。并声明说，今后还将采购橡胶。这一提议显然对在该地区工商界留下良好印象是有利的。在他们的压力下，1956年6月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声明说，他们对橡胶贸易禁运的限制将不予遵守，并将鼓励旨在扩大“法律框架内”的对华贸易的各种努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工商界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作为该代表团顾问，前新加坡首席部长Д.马歇尔随团抵达。该代表团82名成员中有些是著名的商业界代表。在抵达中国之前，马歇尔在东京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道，敌视中国的政策不会带来任何益处。相反，“孤立”中国对新加坡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将产生负面影响。中国朋友极为重视马歇尔和全体代表团。与代表团的谈判是以签订一大笔交易而顺利告终，可更重要的是，此举是理顺中国与该地区的商业直接联系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谈判中也显露出许多阻碍与该地区商业往来的困难。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华贸易所制定的限制以及英国人的反对所造成的。

中国同志极其重视与巴基斯坦进一步发展关系。正如以上所述，中国对巴基斯坦(以及泰国和菲律宾)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争取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和脱离侵略集团。

去年，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来华访问，而周恩来又访问了巴基斯坦。众所周知，为苏拉瓦底的来访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期间双方仔细研究了中巴关系各个方面。鉴于巴基斯坦内政外交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国内对巴基斯坦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存在着不满，巴基斯坦统治阶层对改善与中国关系抱着一定的期望。

两国总理的互访以及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其他合作形式对巴基斯坦领导人来说十分有必要，这样能展示巴基斯坦外交联系的广泛，证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不是只限于参加集团和完全服从美国统治。并且，正如朋友们所指出的那样，苏拉瓦底想亲自去中国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和巩固自身在国内的地位。

中国同志对苏拉瓦底予以了某种礼仪接待，也就是说，表示了自己愿千方百计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在与苏拉瓦底会谈时，中国领导人竭力阐明，面向美国将导致巴基斯坦孤立，并且将使其与亚洲其他国家所隔绝，如遵循这一方针的话，巴基斯坦将无法解决自己的内外政治问题，无法克服其目前所面临的困难；这些困难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并由此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中国领导人还强调指出，巴基斯坦奉行的中立政策更为完全符合巴基斯坦人民的利益。中国朋友认为，苏拉瓦底来华访问和周恩来对巴基斯坦的回访毫无疑问对巴基斯坦统治阶层和民众产生了有益影响。

巴基斯坦政府总是嫉妒地注视着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巴基斯坦领导人始终特别密切关注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虽然中国同志认为，最好的方案是保留克什米尔的地位，但认为还是最好不公开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巴基斯坦出访期间，周恩来多次重申，中国人民相信，巴基斯坦和印度兄弟民族能够通过有利于双方利益的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这一立场总体上无论对巴基斯坦人，还是印度人都能愉快地接受。由于知道中国与印度关系十分友好，巴基斯坦人对中国在他们之间有争议问题上不偏袒其中任何一方的做法十分赞赏。

由于中国的努力，1956年与巴基斯坦的文化联系得到了顺利发展。建立了中巴友好协会。加强了各类代表团、展览会等的交流。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关系得到了一些发展，但必须指出的是，从巴基斯坦的进口却大大减少了。中国外贸组织1956年与巴基斯坦政府签订了购买棉花和黄麻的几个合同。众所周知，棉花和黄麻约占巴基斯坦整个出口的80％。中国同志考虑到，由于美国人对其出口实行反倾销，巴基斯坦棉花和黄麻销量减少对这个国家经济产生了痛苦的影响。中国外贸组织与巴基斯坦还签订了提供42.5万吨煤炭、出售6万吨大米、赠送4000吨大米的合同。大米和煤炭在中国对巴基斯坦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为93.2％。众所周知，中国并不拥有多余的大米和煤炭。显然，中国同志借这些协议所特别追求的是政治目的。应该指出，为了不想引起印度和缅甸的不满，中国拒绝低于国际价格向巴基斯坦销售大米，并建议赠送一定数量的大米，以避免其价格下降到巴基斯坦所期望的水平。

总体上说，在积极评价过去一年里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发展时，中国同志认为，巴基斯坦还将长期追随侵略集团，但是他们打算今后耐心地向巴基斯坦就其在国际事务中适宜奉行中立政策进行解释工作。

在泰国，1956年与中国接近的社会情绪在不断上升。它与泰国国内经济困难状况以及民间对亲美外交愈加不满有着关联。正如中国朋友所指出的，近几个月，泰国报刊上，在发表对中国攻击言论的同时，开始第一次出现了赞同的言论。

中国同志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泰国人对中国的担心，并促使泰国统治阶层寻求与中国建立联系。1956年泰国代表团对中国的一次秘密访问和一系列公开访问，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代表团的成员请求中国购买泰国多余的大米和橡胶。中国同志不仅同意购买泰国人的大米和橡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贷款。泰国与中国不断接近的倾向使美国人感到担心。他们对泰国政府实施了强大压力，一时影响了中国与泰国联系的发展。

不断加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反而迫使泰国人继续努力与中国建立联系。无论是銮披汶总理，还是泰国许多著名活动家，数次发表公开讲话都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与中国朋友建立联系的只是那些指望在对华贸易中发财的个别集团的代表。中方设法让泰国政府本身参与贸易关系的建立，以便能使中泰贸易公开进行。

早在1956年6月底，泰国政府就予以声明，取消有关禁止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战略意义商品的贸易，并且泰国政府将支持扩大“在遵守法律框架内”与这些国家开展贸易的努力。泰国新闻报刊对此表示疑惑不解，为什么泰国要反对对华通商，而一系列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却全都在对华进行贸易，并且作为中国与泰国之间的中间人身份大发横财。鉴于1957年2月的选举，对华通商问题在各党派宣传竞选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切迫使泰国政府为了建立对华直接贸易关系而采取新的步骤。1957年初，在泰国政府亲允下，泰国贸易代表团抵达了中国，与中国外贸机构进行了扩大两国贸易的谈判。

中国同志对菲律宾国内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多次指出，去年菲律宾反美情绪有了一定增强，尤其是针对美国基地的无数次集会具有重大意义。

菲律宾国内听到要求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呼声愈加频繁了。菲律宾商会董事会成员曼多查于1956年7月声明道，菲律宾商会正在研究发展对华贸易问题。他还声称说，菲律宾议会一系列议员和工商界赞成对华发展贸易，在这方面“菲律宾拥有极其重要的利益”。但菲律宾政府却依旧反对与中国建立联系。所以，目前中国与菲律宾的联系尚不很多。更何况，中国同志把建立对华联系的集会认定是一种积极的征兆，是菲律宾改变其对华立场可能性的一种迹象。

四、中国与近中东国家

去年，中国在对近中东国家关系上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这种突破的出现首先是由于这一地区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中国政府主动而十分灵活地利用所开创的条件与阿拉伯国家接近，促进加强各民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的团结，建立广泛的反殖民主义战线。

中国领导机构始终明白这一地区的特点。考虑到这一地区一系列国家对西方列强的依赖还十分强烈，他们竭力设法与这些国家建立作为建立外交关系基础的广泛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以此来削弱这种依赖。

1956年埃及、叙利亚和也门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一系列非洲国家中也都出现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能够建立对华贸易关系的倾向。

尤其在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以及对埃及侵略战争期间，中国在这一地区国家中的威望得到了上升。中国发表的有关坚决要求停止侵略以及准备向埃及派遣志愿者的讲话对阿拉伯国家社会舆论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

一年中，中国同志积极地从事发展与埃及的全面关系。各种代表团交流活跃，建立了中埃友好协会，签订了中埃文化合作协定以及支付协定和中埃贸易协议次年供货执行议定书。为了加强与埃及的关系，使其进一步脱离西方列强，中国人竭力为解决埃及经济困难给予了有力帮助。中国向埃及提供了价值2000万瑞士法郎的贷款。中国外贸机构与埃及300多家公司和企业建立了贸易联系。1956年中国继续向埃及大量购买棉花。从埃及的进口数量总体上保持了1955年的大致水平。中国对埃及的出口增长了好几倍。中国向埃及提供了钢铁轧材、织布机和精纺机等。

中国竭力利用自己与埃及不断增强的关系来建立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许多前往埃及的中国代表团也都到过其邻近国家。中国政府为加深和扩大中国与近中东其他国家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同样也取得了很大成功：与叙利亚签订了文化合作协议，与黎巴嫩签订了贸易协议(为此黎巴嫩专门成立了中国贸易办事处)，与苏丹达成了互换贸易代表的协定。中国还致力于与其他非洲国家——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国建立联系，尽管这些国家对中国表示了很大兴趣，但由于其与美国的从属关系，他们迟迟不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与阿富汗关系发展良好。对两国合作关系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活动是，为纪念阿富汗独立日，中国出席了工业展览会，双方艺术家代表团进行了交流，以及喀布尔市长访华。1956年底至1957年初，阿富汗代表团抵达北京，考察两国贸易发展条件以及准备政府间贸易和支付协议。但是，为促进两国经济联系发展必须进一步谈判。1957年1月周恩来对阿富汗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阿富汗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

五、中日关系

1956年中国政府对开展对日关系一直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竭力促使其脱离美国并增强其中立国倾向。这一政策既符合维护远东和平，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又符合国际社会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利益，因为对蒋介石而言与日本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朋友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努力最终会取得一定的显著结果。

中国政府所奉行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针在日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其原因在于，首先，日本对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兴趣上升首先与战后日本工业经济高速增长相关。与过去年代情况不同，那时几乎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代表主张扩大与中国经济联系，如今对日中贸易开始产生部分兴趣的则是大财团。其次，缺少对像中国那样亚洲大国的正常关系，对活跃日本亚洲外交来说是某种障碍。其三，日本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日中关系能够大大加强其为减少对美国的依附所开展的斗争。

在中国同志看来，恢复苏日关系以及随后日本加入联合国，将是日本向推行更加自主外交道路过渡的重要阶段，并且将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况且，根据中国人掌握的情报，日本统治阶层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既然日本如今是联合国成员了，就没有必要去认真在意蒋介石集团了。

在实施对日外交任务中，中国政府一如既往以这种方式去构筑自己的战术，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美矛盾和该国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如同以往年代中那样，中国政府竭力设法吸引日本社会各阶层投向自己，并通过他们对日本政府予以施压。两国社会政治、工会、体育和其他组织和活动家之间联系依然得到了各种发展。按1956年去中国的代表团数量看，日本依然占据着首位。据报刊报道，1956年期间，访问中国的日本各种团组有60个。整个一年来，有2000多日本人到过中国。其中不乏大量的日本大财团代表以及有时是极其反动的右翼集团活动家。

利用日本人对发展与中国经济联系的兴趣，中国朋友十分巧妙地促进了日本资产阶级各阶层代表拥护改善对华关系，反对美国对日中贸易的限制政策。

1956年两国贸易规模增长了52.5％，达到5.08亿卢布。美国实行的对华贸易禁运促使中国朋友为更加扩大与日本的贸易联系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而没有考虑中国实际的进出口能力。

1956年5月，正如使馆上半年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与日本相关组织延长了1955年“第三次”中日协定和捕鱼问题协议。1956年底，在中国第一次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展览会上中国设法使一系列对中国禁止出口的商品得以展出。中国同志尽量设法在展览会准备期间与日本尽可能多地讨论这个问题。展览会使更多的日本资本家认识到发展日中贸易是适宜的，并使他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到中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机构对日本进行了系统性的宣传。在新闻报刊、广播中，如同在中国领导活动家声明中的那样，坚定地贯彻有必要改善中日关系的思想，并以各种方式指出，日本对美国的依附是中日实行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在强调两国之间已经确立实际关系的意义以及对日本政府所遭受的困难表示理解的同时，中国人说，为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本阶段双方，正如周恩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所声明的那样，“应该采取过渡性质的措施”。

1956年对在华日本战俘问题进行了审理。1062人中只有45人被送交了法庭。他们中没有一人被判处最高惩罚。其余1017名罪犯全都被释放并遣返回日本。这一措施在日本引起了对中国良好的反响，打破了不久前日本所发表的一个主要提纲中的敌视宣传。由于对日本人进行了教育工作，使得他们从中国返回日本后就再也没有从事任何反华运动。况且，中国朋友还寄希望于其中一部分人在日本会从事有利于中国的活动。

所有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各界代表更加坚定地拥护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1956年春，周恩来通过印度政府向当时的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事隔不久，中国同志又再次表达了类似姿态。中国同志十分清楚，日本政府尚未准备好与中国开始直接谈判，因而经常设法利用这种手段向日本统治阶层施压。

中国朋友总体上对自民党领导的更替评价良好。从这些变化来看，他们在期待日本人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及首先发展两国经济关系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比如，我们的朋友认为，1957年日本政府可能会同意“民间的”(非政府的)贸易办事处进行互换交流，并且签订中国与日本银行间的结算协定。

六、中美关系，台湾问题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依然是公开敌视的。美国一如既往千方百计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权利，继续对台湾实施自己一整套侵略活动，对赞成缓解对华通商禁运政策的国家予以强大施压。这种政策迫使美国统治阶层竭力对华继续实施“强权立场”政策，希冀阻挠中国国际威信的提高及其对亚洲国家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竞选运动前以及1956年期间因匈牙利事件而大肆喧嚣时，美国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反共宣传，但在美国反对不承认和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绪逐渐也有了增强。这首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信提高，中国多方面的努力以及经济地位的加强是密切相关的。从另一方面看，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系在美国工商界引起了一定担心，为了不放弃有可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利用中国市场的机会，他们开始考虑与中国建立商业联系的问题。由于来自日本、英国、西德和其他国家对缓解对华贸易限制的要求不断增强，这种倾向开始变得愈加明显了。在美国开始更加频繁地发出“承认”中国的阵阵声音，批评美国对华非现实主义政策，虽然这种批评声还是很克制的。

1956年底，美国一部分新闻报刊对中国的言论调子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对中国敌视的强烈言论开始少了。美国政治与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兴趣开始上升。然而，中国同志并不期待近2—3年内美国对华政策会有实质性改变。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中国同志看来，只有台湾问题得到解决才有可能。

中国政府与以往一样对美国“不承认”政策不抱任何担心。他们经常说，可以等待10年。他们认为，甚至可从美国这一政策中为自己获取一定利益。美国人目前的立场使得中国能更自由、更广泛地揭露美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本质，更积极地主张团结这些国家民族去争取其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在中国同志看来，目前在中国没有美国代表(许多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没有派代表)，将使中国有可能比较安静地去处理自己的问题，而美国一旦承认中国，其余国家的代表就会接踵而至。

为了对美国施压，中国政府继续有系统地、主动地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提出倡议，以此揭露美国统治阶层不想接受中国建议的愿望。在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声明中以及中美大使在日内瓦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不止一次地提议举行双方外长会议，希望能促进解决所存在的争议问题，其中包括缓解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取消禁运等问题。中国政府允许大批美国记者代表团进入中国。美国国会禁止美国记者以及美国文化活动家(“艾弗里曼歌剧”演出团等)受邀访华的做法甚至遭到了美国反动报界很大一部分人的谴责。中国同志的这些成功手段给美国会造成了不小麻烦，使得其在对华问题上的政策愈加被动而不受欢迎。

根据战术设想，1956年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要求，认为在目前问题暂时还不能得到良好解决的情况下，这些行动甚至可能会给作为大国的中国威信带来损害。中国朋友更倾向让其他国家出来支持尽快准许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对印度所提出的有关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处问题列入联大第十一次会议日程议案进行讨论，并在联大全会对该议案予以表决，这一切证明，1956年大多数国家是公开表示反对美国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无论美国如何粗暴施压，有24个代表团对美国取消印度提议在联大第十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问题的决议投了反对票。

无论美国怎样不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恢复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合法权利，1956年中国的对外联系得到了继续发展。中国代表参与了50多个有关社会和科学问题的各种非政府国际大会、研讨会、会议的工作。中国坚定地反对美国建立“两个中国”的企图，拒绝参加有邀请蒋介石代表出席的各种组织和研讨会(哪怕就是把他们称为台湾岛地方代表的情况下)。

1956年期间，中美在日内瓦的谈判进程表明，美国在设法拖延谈判，竭力设法利用其达到把台湾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保留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的目的，从而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其合法占领台湾事实并以此继续加剧在亚洲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为了这些目的，美国继续坚持首先解决“集体或者独立自卫权法”和在台湾地区“拒绝使用武力”的问题。但是，在几乎10个月(从1955年9月至1956年7月)期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为了在谈判过程中尽量掌握主动和取得突破，在1956年下半年中方提议讨论取消禁运和发展中美人民交往和文化交流问题。应该指出的是，当提出在谈判中讨论禁运问题时，中国竭力设法利用美国毫不妥协的立场，旨在进一步揭露美国对华政策，即美国不愿接受中国建议的做法以及四面八方发出的对华通商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同志明白，如果取消禁运问题得到积极解决的话，中国将会处于困境，因为中国不具备进行广泛贸易所需的足够外汇储备，缺乏出口能力。

1956年期间，中国外交部多次发表有关开展谈判的声明，从中揭露了美国企图无期限地拖延谈判、继续保持台湾地区和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在有系统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时，中方多次警告美国，造成目前谈判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继续持鲜明的敌视态度，甚至整个地把美国作为侵略国家。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并未取消以往所奉行的反美方针。

使馆认为，中共和中国政府让中国人民始终保持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政治动员状态中，为此不仅利用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敌视行动，而且利用了凡是表现美国人奉行侵略政策的所有最重大的国际事件。

如同往年那样，台湾问题依然是中美关系中主要而关键的问题。在继续实际占领台湾时，美国向蒋介石集团提供了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1956年，美国向台湾提供了价值3370万美元的工业设备。为军事工业和军队装备提供了价值6000万—7000万美元的设备。除了这些所谓的“经济援助”之外，美国每年还向蒋介石分子提供总额约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956年期间，在美国军事顾问领导和监督下，继续进行以喷气式飞机更新老式飞机，加强防空导弹体系，增加海军数量。1956年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台湾完成了各种军事设施的装备，其中包括在台湾、金门和马祖岛上的沿岸工事和“防御”设施建设。1957年初，美国宣布在台湾建设新的“超现代”机场，其建设成本估计在2500万美元，并且还向蒋介石分子转让了遥控炸弹发射装置。驻岛美国军事顾问团从1955年的约1700名增加到1965年底的2600—2800名。他们的活动分散到了包括营连级单位。1956年期间，来台湾访问的大量美国高级军事和文职官员几乎接连不断，其中包括尼克松、杜勒斯、雷德福、饶伯森等。

尽管有源源不断的美国援助以及在美国人压力下国民党分子所进行的大量“改革”，岛上的经济状况依然十分严重。“中央政府”80％以上的预算经费花费在供养53万军队和准备“反攻大陆”上面。台北报纸《征信新闻》1956年10月31日谈到台湾经济，尤其是财政所面临的困难时，这样写道：在长达7年期间，无法做到平衡预算，每年约有8000万美元的对外贸易赤字。台湾商品昂贵的成本使其难以进入国际市场。无论蒋介石分子如何努力防止通货膨胀，截至1956年底，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比1949年还是增加了58倍。通货膨胀的威胁引起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其他复杂情况。

众所周知，中国宣布在台湾问题上奉行和平解放方针。很显然，从一方面来看，这一方针有利于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更长的和平喘息机会，从而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期间，国家能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强大的工业经济，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可使中国朋友拥有广泛的政治手腕以及影响国民党分子、台湾所有民众和世界社会舆论的良好机会。

1956年中国政府不止一次向国民党分子发出赞同台湾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呼吁。在中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讲话中，周恩来正式表明了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讨论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的愿望，并表示期望，“只要台湾当局一旦寻找到对自己合适和方便的时候，可派自己的代表前往北京或者其他合适地点”，以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行谈判。中国政府向台湾的国民党活动家发出呼吁，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加深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分裂，激励为和平解放台湾事业的爱国力量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引起国民党和美国人之间的猜疑和摩擦。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还考虑到，美国人竭力想摆脱一部分有损于自己利益并令其不快的国民党活动家以及国民党集团不同派系之间在台湾无休无止的纷争。

这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周恩来1957年底至1957年初出访亚洲国家的时候。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周恩来特别指出，北京考虑到蒋介石返回大陆以及向他提供在中国政府中显赫地位的机会。中国同志当然明白，和平解放台湾的条件至今尚未成熟，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无论是对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的情绪，还是对美国，都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为了对国民党分子各阶层施加影响，中国同志在对台宣传广播中利用前国民党活动家(张治中、翁文灏等)发出和平统一呼吁。尤其在庆祝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这项工作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比如，被邀请到大陆参加庆祝活动的邵力子就发表了广播讲话。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中国报刊界往年经常刊登激烈反对蒋介石的文章和漫画，那么1956年期间，这种文章和言论就已经相当少了。宣传中主要关注美国人在台湾作威作福(其中包括其试图清除令美国不快的人)、经济困难和台湾民众沉重的生活条件。在向国民党分子和台湾民众发表讲话时，中国朋友很少把台湾与全国人民分割开来，而更多的是强调所有华人都是爱国者的必要性。中国同志指出，他们对台湾人士的宽容政策开始收到了良好效果，他们已经拥有了与这些人建立联系的某些经验。

在奉行和平解放台湾基本方针的同时，中国政府依然十分重视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卫。尤其在1956年2月，完成了连接厦门与浙江、江苏的战略铁路建设，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沿海战线与内地的联系。

七、中国与英国关系，中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互相关系

本报告年度，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发展，主要是在贸易和文化联系方面。但是西欧和美洲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在1956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在寻求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上态度并未表现得十分坚决。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出这种意思，中国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无论哪个国家歧视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多半只会给这些国家本身造成损失。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政府并非坚持等待和消极的立场。中国意识到，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无力违背美国统治阶层的意志，立刻改变对中国的外交方针，所以中国政府摆出不少条件，旨在利用英国、法国、西德和西方其他国家工商界对华通商的利益关系来影响这些国家政府去重新审视贸易限制政策和扩大对华经济与文化联系。

1956年5月，根据东南亚各国总理倡议所举行的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提出了有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取消对华贸易限制等问题。在反映英国工商界因对华通商限制使其遭受巨大损失的情绪以及对如日本和西德其他竞争者在中国市场的突出表现的担忧时，英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了重新审视被禁止对华贸易的商品名单以及更大限度地利用对华通商中的“例外程序”问题。在英国和英联邦个别国家提出之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局部改变了其对“禁运政策”的处理态度。

西德工商界对发展对华经济联系表现出很大兴趣，并向中国派遣了不少本国代表，比如，国会议员施万(与克虏伯有联系)前来中国与中国外贸组织进行关于对华提供巨大数量设备的谈判。可以期待，随着1957年西德代表团的到来，这些谈判将会继续下去。至今与西德之间开展贸易还是通过非政府渠道进行的。1957年2月26日，在西德外交部长冯·勃伦塔诺的声明中提到，西德不打算与中国签订政治或者贸易协议，或者与其进行谈判，直到“中国共产党不再固守不符合国际准则的行动”为止。对此有充分理由可以初步认定，近期西德政府不可能去迎合西德商业界和政治活动家不断提出的有关与中国建立永久外交和贸易关系的要求。

法国商业界也出现了对华通商兴趣的增长。尤其证明其事实的有，1956年初，由罗塞罗议员率领的法国贸易代表团一行28人抵达中国。中国参加了1956年巴黎博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展馆的参观人数超过了80万人。中国对外贸易部代表在博览会期间签订了300万英镑的合同。总体上，中法贸易规模与1955年相比有了很大增长。在双方贸易合作顺利发展以及法国社会各界要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形势下，法国政府领导人，其中包括比诺，应该会发表与中国建立永久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声明，并向北京派遣代表团，举行有关贸易和进一步改善中法关系的谈判。

1956年期间，访问中国的工商界代表团分别有来自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澳大利亚等，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组织代表对荷兰、丹麦、芬兰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出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分别签订了互惠合同。与1955年相比，1956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贸总额增长了29％。对法贸易额取得了很大增长，达到56.7％，对西德贸易达到49.5％，对意大利贸易达到93.9％，对比利时贸易达到70.9％，对瑞士贸易达到44.1％。与英国的贸易额只增长了6％。在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占据首位的依然还是香港(与澳门相加为7.7亿卢布，其中6.73亿卢布基本上是中国商品出口)，1956年位居第二的是日本达到5.08亿卢布，英国退居至第三，为4.436亿卢布。

然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同志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并非一直局限于商品贸易额指标上。比方说，中国政府善于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极其广泛的商业界感到对华通商前景的兴趣。这一点并非不重要，他们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政治胜利。至于有关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前景，中国现在拥有的进出口条件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今后将不得不稍微减少，或者无论如何暂时不会扩大与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欧之间的贸易规模。

1956年期间，中国组织对发展中国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贸易关系的条件进行十分仔细的研究。但是目前中国同志却说，近期内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前景不会很大，因为他们向中国提出的主要都是农产品，向中国所能购买的东西也不多。并且从大洋彼岸运输商品的附加开支将导致其成本巨大地上涨。事实上，1956年期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没有取得多大的突破。唯一能指出的是，与1955年相比，中国与阿根廷和巴西的贸易规模却是缩小了。

在建立和扩大文化和科技合作联系上以及与西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非政府和社会代表团之间的交流上，中国取得了很大成绩。1956年，访问中国的分别有：巴西、比利时和英国议会团，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活动家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同样也长时间地去了西欧、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智利、乌拉圭、巴西和阿根廷受到了这些国家的热情接待。但是，中国同志却没能让这个代表团实现访问墨西哥、加拿大和其他一些美洲国家的计划。中国代表团领导人、中国对外文化协会主席楚图南在与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说，对中国代表团予以善意接待的不仅有上述南美洲四国民众，而且有其官方组织，但后者则常常避免出现官方仪式，担心由此引起美国人的不满。中国代表团在南美国家成功地建立起许多有益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报界广泛报道了代表团的出访及其成员对这些国家的印象。

有关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组织发展联系的报道，有以下方面：一年来，来自43个国家的590名工会代表团成员分别到过中国。过去的一年中，中国76名学者分别出席了在13个国家，其中包括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法国等国所举办的15个国际会议。同时来自19个国家(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约200名学者分别访问了中国，其中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许多资产阶级活动家回国之后都表示支持与中国接近。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澳大利亚宗教代表团领导人莫埃尔在悉尼教堂讲台上的讲话，他对中国人民六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激动人心的评价，并揭露了有关中国迫害基督教徒的谎言；巴西议员维拉斯科发表的声明把议员代表团中国之行评价成中国与巴西之间“为实现关系所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却还是唯命是从地跟随美国，继续无视强烈改变对华关系的要求。以休斯曼率领的比利时议会代表团成员对中国同志说，比利时过于依赖美国，所以很难估计什么时候比利时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说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前景时，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在与我们的会谈中指出，近期很难期待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希腊和奥地利方面来说，中国朋友认为，情况会有一些例外。希腊和英国之间矛盾因塞浦路斯问题而变得尖锐起来，中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会促进中国与希腊建立关系。奥地利所持的中立立场也为奥地利在相对不远的将来寄希望承认中国提供了依据。所以，中国朋友十分细心地对待与希腊和奥地利建立联系的机会。

中国继续与西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和文化联系。在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上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6—7月份，以芬兰议会主席苏克舍拉宁率领的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当时在中国报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赞成芬兰所奉行的和平与中立政策，逐年不断牢固的中芬友好关系可以成为中国与各种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合作的典范。

1956年，中国与英国和荷兰的关系依旧还是具有“半外交”关系的性质。造成与这些国家关系实现完全正常化的主要路障依然是英国和荷兰政府不愿放弃支持美国在制造“两个中国”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所奉行的政策。

英国与中国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中国朋友经常大量关注的是，如何利用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首先与英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争取这些国家脱离美国。对此，毛泽东在与大使会谈中曾多次讲到。如往年那样，在对英关系上，中国政府力求取得能够接近和关系逐渐正常化，但基于一定的条件，那就是英国需重新审视自己对上述根本问题的观点，拒绝对华歧视和通商禁运的政策。

1956年上半年，英国政府主动提议采取了如以上所述的一部分步骤，旨在缓解对华通商禁运，扩大对华销售商品名单以及还采取了一些为改善中英关系的其他措施。有关开通广州与九龙之间直达铁路的谈判已开始启动。双方同时还就设立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使办公室问题进行了谈判。但是对这些实际问题的谈判暂时尚未取得任何结果，总体上说，在中英互相关系的基本问题上英国并未表现出改变自己本质上反华立场的愿望。

从埃及政府宣布苏伊斯运河国有化，而中国坚决地表示支持埃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之后，中国与英国的关系明显地恶化了。英国重新压缩了向中国出口商品名单。促使关系恶化的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所挑唆的1956年10月在香港发生的寻衅闹事。香港事件开始时，周恩来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在与英国临时代办会谈中向英国当局断然提出了警告，要求英国当局对拖延制止闹事和惩罚肇事者采取一切所需要的措施。在中国的压力下，香港当局不得不逮捕几百个10月在香港闹事的参与者，同时还声明准备审理闹事期间受害者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1957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了由香港英国当局当年1月1日所公布的有关香港闹事报告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中国再次谴责了英国政府纵容国民党特务机构以及英国当局试图逃避对出现闹事所应承担的责任。声明中还要求保障在港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朋友认为，中英目前无法调解的关系将维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显然，英国在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以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权利问题上依旧继续支持美国，竭力在某些对其重要的问题上从美国那里得到所给予的经济援助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样也不接受与英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因为目前的正式关系形式在政治关系上赋予其一定优势，为对英国人施压、揭露英国政府政策提供了更多机会。

第三部分　使馆内务及对在华苏联机构的领导

1956年期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对各类在华苏联机构以及全体出差来华的工作人员经常提出任务，要求尽力扩大和加强苏中多方面合作友好关系。特别在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宣言发表之后，使馆多次研究了苏方对苏中协议及合同的义务履行情况，并就所规定的义务履行以及个别协议修改意见向中央提交了设想和建议。

同往年一样，使馆关注苏联各部门和机构对协议和合同义务的执行情况，并采取措施以消除这方面存在的不足。特别是，使馆始终关注苏联专家的活动，注意提高其工作质量，削减那些今后不再需要来华的专家人数。为消除各种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中友好事业不利的障碍，使馆十分关注研究中国各界对苏态度，并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措施建议。1956年，领导和监督在华苏联机构工作的问题占据了使馆工作很大位置。在华苏联机构包括外经总局办事处及其各分部、贸易办事处及其各分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专家组、各领事馆、学校等，总共有88家。这一数字本身就已经让使馆警觉地感到，有必要对这些机构今后保存下去是否合适的问题进行仔细研究。自苏联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发表之后，这一问题便显得更加尖锐了，根据宣言要求，使馆与党委一起对每个机构的工作进行了评析。

针对在华苏联机构数量过多以及人员编制太大的情况，使馆认为这既不符合政治观点，也没有实际必要。使馆对缩减在华苏联机构数量提出了建议。目前一部分领事馆已经关闭，取消了驻天津和广州的贸易办事处分部，精简了苏联新闻局分部、亚洲各国工会局办事处，将苏联红十字医院转给中国政府管理。从1957年7月1日起，将精简电影出口公司分部。有关取消驻大连海事处问题将稍晚些时候予以解决。

1956年全年，在华工作的有2300—2400名苏联专家，他们分别合并成由外经总局办事处领导的团体和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直接领导的科学文化团体。使馆对这个与成千上万中国人有着直接联系的庞大的苏联人团体的工作情况予以了时时关注。

与往年那样，苏联专家对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继续提供了重要的各方面援助，他们的工作始终得到了中国党政领导机构和普通员工的高度评价。但是最近中国朋友在对待苏联专家的工作态度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他们对个别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水平开始提出批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抱怨专家表现不够积极，并对建议或讲座的质量提出意见。公道地讲，中国朋友的不满在于，来华的专家常常是那些他们不需要的职业和专业。有关这方面的具体事实情况，使馆与外经总局办事处曾不止一次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过去的一年里，使馆对经济小组专家工作做得更多一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56年8月3日通过的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决议明确了使馆与外经总局办事处之间相互关系的程序。

1956年，经济部门顾问的工作是在与中国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的条件下展开的。正如以上所述，积极援助建设的项目数量从145个增加到了211个，配套供货规模与去年相比几乎增长了1.5倍，部分申请及合同的技术援助规模也得到了显著扩大。一年来，在华苏联专家的人员结构因顾问人数急剧裁减而发生了变化，以下数据对此予以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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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周的部门小组领导会议上以及针对各类问题举行的专门会议上，经常对专家活动和技术援助实施进程问题予以讨论，这类会议既由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召集，也由专家小组本身内部举行。1956年组建的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及其部门下属的技术委员会成为了对专家活动进行领导的新的方式。顾问机构在基本任务上为专家组指明了必须为之努力完成的正确方向。但是机构工作人员尚未十分深入地投身于许多专家组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在边区工作上，对其活动监管薄弱，在研究、总结和推广苏联专家对中国干部技术援助工作经验上做得不够。

去年，在研究各种跨部门问题上，经济合作顾问机构改善了对协调个别部门专家活动的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转交中国上级领导的极其重要的经济提议方案。然而，仍然还存在着一些情况，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对中国具体情况研究依然不够，或者说与其他领域专家之间缺少应有的合作。另外出现了一种情况，在专家建议及其言论中，对朋友不该用不妥当的批评口气。顾问机构向外经总局和部门系统地汇报了已被查明的有关设备制造质量不好的事实，包括设计文件中存在缺陷以及货物包装和运输中的缺点问题。多次向中央汇报了有关苏方对华技术援助义务履行的情况，并对消除被查明缺点提出了建议。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合作顾问机构的人员对苏联组织履行合同和其他义务中的不足并未及时作出反应，缺乏应有的果断和敏锐。在向中央提出这些问题时，未能表现出应有的主动性，甚至也不向使馆领导通报这些情况。经济合作顾问机构的人员对部分专家处理问题中的狭隘集体立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它与各部对华技术援助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有着密切联系。

在使馆讨论顾问专家报告以及与经济合作顾问机构和个别部门专家之间日常联系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到，必须建立我国专家与其工作所在的中国相关机构人员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在执行所提出的建议方案时，决不允许干涉中国机构内政以及对中国工作人员施加压力。自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发表后，使馆与党委对此作了大量解释工作。在使馆业务会议上和各专家组的党员大会上，对宣言中所提出的任务进行了讨论。

使馆由一名参赞、三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二等秘书负责中国科学、文化和卫生专家组的工作。截至1957年1月1日，这个专家组的成员人数总共是414名，他们分别在中国19个城市的100多家教学机关和组织中工作。

科学和文化组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日常组织工作，维持与中国相关组织的联系，看望苏联专家所工作的教学机关单位，外出走访几个集中了我国更多教师人员的城市(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武汉、西安、南京等)。

专家组每月举行两次高级顾问专家会议，会上主要讨论各个顾问组的活动情况以及专家们制定的最为重要的建议方案。

在了解掌握专家组工作的基本情况时，使馆领导人注意到，在高级顾问会议上，过分关注了来自中国科学、文化和学术机构的批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讨论苏联专家本身在工作中出现的缺点及其工作的实际成果上。在负责科学和文化组的外交人员身上，也曾有类似不正常的情况，如今这一缺点正在改正。在高级顾问的工作会议中，使馆同样指出了经济合作顾问身上所存在的类似错误。

近2—3年内，科学和文化组专家及苏联教师在工作中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高等与中等学校的组织问题，中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改革，新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制定等。在中国朋友对这些问题坚持不懈的关注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教学系统如今基本上已形成，高校内部组织工作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为此，目前，我们让全体苏联教师组主要去关注对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开展高校科研工作，加强对高级顾问专家讲座质量的监督。

根据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使馆在其提出的建议中指出，有必要大大削减苏联专家人数，尤其是在中国中央机构的顾问人数。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支持，并提交给中国领导组织研究。据使馆所知，中国朋友原则上同意削减在各部的苏联顾问人数，但不希望因此而搞成一种运动，近期内，将逐渐把顾问人数降到最低限度。有关削减从事技术援助的专家人数问题，中国朋友认为，近期内，大量削减这部分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还十分需要我们的专家。同样技术学科的教师人数也不会大量削减。至于社会经济学科、其他人文学科的教师和俄语教师，中国朋友则同意我们的立场。在1957年度的申请计划中，几乎不再对这些领域的专家和教师提出任何需求了。

考虑到1957年度科学与文化组成员中技术学科教师的比例将占多数，使馆建议将科学与文化组与经济领域工作的专家组合并起来。1957年3月报送中央的这些建议正在研究之中。

有关科学与文化组专家工作情况将在单独呈报中央的报告中予以更详细的阐述。

1956年，在北京的苏联红十字医院进行了大量工作。医院实际上就是一家主要的医疗机构，除了治疗工作之外，还安排来自国内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的专业进修。在医院工作的苏联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每年平均达到45—50名。我国医生在中国医生专业进修班上主要进行教学工作。1956年医院门诊部共接待了约12万病人就医，在住院部进行治疗的共有2880名病人。在我国专家的指导下，我国医生，还有中国医生，一共进行了4596例手术，大多数情况下手术做得是成功的。医院还开展了大量的科研工作。组织了两次学术会议，举办了约90场报告会。两次会议的报告全都印刷出版了，并被列为中国和我国医生的教学资料。

由于医院在北京已经开业约5年时间，其今后的存在似乎已经不再必要，于是使馆便提议将其转交中国组织进行管理。2月12日举行了隆重的医院转交仪式。出席仪式的周恩来和彭真对五年来医院的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联大使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对赴华出差苏联人员进行了大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956年底，使馆党组织合并了35个基层党组织，其中党员人数共计2206名(包括57名预备党员)。在各基层党组织中，共有42个车间党组织和100个党小组。

在过去的一年中，作为统一党组织的党委会和基层各党总支，其各自活动主要是执行苏共二十大和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1955年)的决议，年底时，则关注实现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中的要求。

为了改善在华苏联机构的工作，使馆和领事馆基层党组织、贸易办事处及其分部、外经总局办事处以及在华各地生产部门的苏联专家组，其他苏联团体(科学与文化工作组、医院、学校等)展开了各自的活动，力求增强每个党员和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对所肩负事业和巩固苏中友谊及合作的责任心。

加强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对苏联团体和部分专家组生产和工作活动的重视，有助于督促苏联团体遵守劳动纪律和国家法律，改善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所在国的行为举止。

在过去的一年中，基层党组织在各自会议上讨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苏共中央“关于学年总结报告及新学期开展党员教育的任务”、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所提出的党组织的任务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改善和活跃党的工作，加强党对生产和政治各领域的群众工作的影响。在党的组织中，开始更加认真地遵守党组织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党员们开始更加勇于揭露苏联机构、党的机构及其领导人工作中的不足，提高了党员的原则性。

可以列举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党总支对其领事克留奇科夫同志不良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作为例子，该同志滥用职位，违反境外行为准则，粗暴对待领事馆工作人员和其他苏联出差公民。根据普通党员们提出的建议，所有这些事实在大会上给予了揭露，党员大会还作出了将克留奇科夫同志开除出党总支委员会的决定。

在过去的一年中，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基层党组织(党总支书记М.П.瓦西连科同志)在加强党组织以及解决苏联团体和苏联专家组日常活动出现的问题方面，开展了认真工作。党总支在其会议上系统地讨论了党员在企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组织了对苏联团体的先进经验和中国的先进经验的研究活动，在加强动员苏联团体帮助中国朋友培养自己国家干部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党委听取了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党总支有关党组织情况的工作报告，力求运用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党组织的经验来改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

党委会听取党总支工作的汇报，有助于发现和改进一些缺点，总结成功的经验。比如，在党委会讨论长沙和武汉苏联专家组基层党总支工作报告时指出，武汉苏联团体基层党总支人事工作做得不够，很少讨论该团体工作和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对车间党支部工作领导不力。同时还指出，长沙苏联专家组基层党总支尚未形成集体领导机构，忽视党员工作中的实质性缺点，对党员自我政治教育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

党委通过的关于这些党组织汇报的决议，帮助了党总支改进了工作，目前这些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改正。

自1956年10月30日发表苏联政府宣言之后，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组织和政治活动，旨在贯彻宣言所提出的要求。1956年11月中旬，党委举行了苏联机构及团体领导人和在京的基层党组织书记会议，会上讨论了宣言中所提出的党组织任务。之后，党委成员和党委机关工作者分头奔赴一些有苏联出差人员的中国城市，就地帮助安排实施宣言所要求的工作(召开党员大会，做解释工作等)。在党组织和党委活动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对在华出差的苏联所有公民及其家庭成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在各苏联团体中，有系统地举办各类政治报告会、讲座、座谈会。在北京，由党委领导的编外宣讲团与基层党组织一起来实施这项工作，宣讲团中拥有50多名演讲人员。

去年，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演讲团成员共举办了约250场讲座，共有2万多苏联听众出席了讲座。

今年，所有党员和无党派专家及其家属成员深入学习了苏共二十大决议和中共八大会议资料，从而对提高在华出差苏联工作人员生产和政治积极性，对他们更充分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国际主义义务产生了积极影响。

目前，在统一党委党员教育系统中学习的人数共有3634名，其中党员1689名，共青团员341名，无党派人员1604名。这些数据中不包括乌鲁木齐和喀什两地的数据，因尚未得到那边所提供的必要数据。

党组织通过党员教育系统开设了23个苏共党史学习小组和讲习班，人员总数245名；政治经济学讲习班74个，人员总数733名；中国历史和经济讲习班26个，人员总数424名；苏联工农业具体经济讲习班12个，人员总数164名。除了参加讲习班的学习，大部分党员和无党派人员都单独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793人)。

党组织举行的理论研讨会和座谈会成为党员积极进行政治学习、巩固和宣传学习资料的名副其实的形式之一。比如，去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纪念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50周年理论研讨会。党员对去年在大连、乌鲁木齐等城市所举办的理论研讨会给予了良好评价。

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工作中也确实存在着不足：在一些情况下，对党员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关心不够，车间党支部书记和党小组组长的工作存在缺陷，对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性缺乏监督，在一些团体中，对部分专家及其家属成员履行国家义务和工作职责方面要求不严等。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党委正在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问题和进一步改进各级党的工作。

在苏联团体中有系统地开展党的组织、政治和教育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和无党派专家对所肩负职责的责任心，加强了劳动和国家纪律，对在华出差的所有苏联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成员遵循境外行为准则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此，应该指出的是，在华的大多数苏联人员的行为是端正的，是着力于尽力巩固苏中之间友谊的。

但是，去年，在中国一些地区的苏联团体中分别出现了部分苏联人员违反行为准则的事情，现对他们已进行了适当的教育。比如，在大连有几个苏联海员(帕夫洛夫、伊万尼、维列缅耶夫、克拉夫佐夫)，上岸后喝醉了酒，在中国酒吧表现得有失行为准则，而水手帕夫洛夫和维列缅耶夫则在不省人事状态下被送到船上，其中一人还丢失了自己的证件。在乌鲁木齐，苏联国家空军的空中摄影考察组专家索科洛夫喝得酩酊大醉，在宾馆里大闹，殴打自己的同事。

在哈尔滨，苏联专家扎伊采夫道德生活腐化，与当地一名苏联女公民同居，经常与其约会和吃喝，向其赠送相片，其中包括苏联专家集体合影照。在上海，苏联专家罗斯拉维兹(上海俄语专科学校教师)非法从学院领导那里获取莫斯科至上海的旅费2093元，欺骗苏联同事，并对他们声称说，他与中方完全结清账了，这一骗局直到几个月之后才被揭穿。因这一严重违背行为准则的事情，罗斯拉维兹被责令提前回国。他所欠的全部金额被如数没收并归还给了中国朋友。

在出现所有类似情况下，使馆、党委、领事馆和基层党组织都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当从吉林方面得知，苏联专家波波夫、沙马耶夫、科尼亚泽夫及其他一些人违反医院内部秩序准则，滥用公车，并对中国朋友说话语气不恭，党员大会立即对以上党员行为中的错误分别予以了谴责，并给予他们党内处分。

在武汉，在钢铁联合企业建设场地工作的苏联专家马多尔斯基将自己与整个苏联专家组对立起来，在中国朋友面前歧视他们，试图对中国同志提出违背之前集体所作出的建议方案。为此，他还放肆地声称道，这样做是符合“百花齐放”方针的，中国朋友自己会分辨他们更喜欢哪一种建议。同样还是这位专家违反了劳动纪律(擅自行程1000多公里去北京，由中方提供费用)。在审理这一问题时，党组织对马多尔斯基给予了警告。

使馆、党委、领事馆和基层党组织努力利用上述情况提高党员对不能容忍各种违反行为准则这一问题的认识，提高每个专家及其家属成员对无条件履行自己工作和社会职责的责任心，使每个在华苏联人都成为守纪律、勤劳、谦虚以及具有崇高道德素质的楷模。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减薪原因，1956年底和1957年初，我们工作人员(大多数情况下是专家)中出现了个别不良情绪和言论。专家指出，两个月之内薪水减少一半导致的结果是，许多专家在苏联(以前工资的60％)和中国所得到的工资总额还是比其去苏联出差之前所得到的要少。其他人，这里指的是家庭成员较多者(4—5人)，则抱怨物质困难。使馆机关和党组织针对这些事实做了相应的解释工作。

使馆内部本身与党组织经常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和提高业务专业工作。从使馆外交成员党组上所讨论的最有意义的问题当中，可以指出这样一些，如“关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宣言的党员任务”，“关于改进中国外交关系研究的措施”，“关于使馆全体人员思想工作的现状”及其他等。在这些会议上，党员表现出了必要的政治上的成熟，对使馆领导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发表了许多涉及改善全体人员工作的宝贵建议。

去年，外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很多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这主要表现在，文件准备更加深思熟虑，对当代国际局势复杂问题的判断更加慎重，对改善中苏关系提出了更有价值的新建议等。属于该队列的工作人员是，切卡诺夫、罗满宁、扎尔科夫、莫丘尔斯基、杜布罗夫斯基、什利亚普尼科夫、诺维科夫、勃列日涅夫、拉扎列夫、库达舍夫等。

集体团队中政治道德状况基本上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过去一年以来，对党方面没有出现任何经不起考验的言论，这可足以证明对党和政府决议与措施的理解上都是正确的。在进行外交礼仪活动时，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自我表现得很有自尊，表现出克制，善于使会谈进行得饶有兴趣、内容丰富。

使馆信息工作。有必要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采取批评的态度，还应该指出的是，1956年使馆信息工作与之前相比有了一些改进。

使馆尽可能广泛利用中央有关中国内政现状、中国政府外交措施、发展苏中关系的所有各类信息，其中包括有关更为重要和迫切问题的详细电文、情报简讯、概述、对重大问题的客观资料。使馆人员与中国不同机构的工作人员、外交使团成员的许多会谈记录等，同样对中央信息来说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年来，使馆向中央发送了几百封电文，500多份会谈记录，30份资料及其他情报，其中基本反映了中国的生活方面。在使馆情报资料内容本身上得到了一些改进，中央对收到的资料所给予的评语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逐渐克服了以往情报资料中所存在的缺点，其中纯描述方面、个别事实和数字占据大量篇幅，对之评价则往往出自中国资料。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看待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现象批评不够尖锐，只是在文献中消极地转述中国党与国家机构发表的官方论断和概括结论。在使馆1956年所准备的情报材料中，我们力求更多地展现独立性以及对中国内政外交生活的批评看法。当然，这不意味着，在自己的结论和总结中，我们没有去考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决议。

除了与中国同志和外国人会谈之外，其他的重要信息来源于中国各部门提供给苏联专家的各种材料。其中有些带有公务性质，有些则有时带有机密性质。中国相关组织向我们顾问团提供了国民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汇总统计资料、党的内部文献以及报刊上未公开发表的法规。专家们有机会阅读到党的内部杂志《组织工作》、《监督与检查》、《统一战线》等。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材料内容十分精彩，在给中央写各种文件时，使馆通过专家途径采用了这些资料。

与以往相比，使馆如今对准备发送中央的资料和情报经常进行集体讨论，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工作人员的视野，促进了其业务专业的提高，改进了情报材料本身的质量。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使馆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1956年中所提供的一些情报资料质量并非都很高，其原因还在于，使馆外交人员很少到现场，深入中国内地，因此，对各阶层民众生活了解还甚少，对中共和中国政府政策实际贯彻情况，对中国普通民众对苏联、对各种国际事件的态度缺乏足够的了解。使馆情报资料缺少鲜明的生活事例，基本上都是充塞了统计数据或者是选自中国内部及公开报刊上所报道的事例和事实。

使馆情报工作中尚未克服的缺点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现象给予评价时，往往只是单方面的，对事实缺少足够分析和批评态度。作为案例，可以举以下例子。在我们的情报资料中，根据中国官方资料来源，我们对中国近几年基本建设所取得的高速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由于受宣传文章基调的影响，我们只看到这一大问题的表面，而事实上情况则并非如此，取得的这种速度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在一系列情况下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失误和失衡。我们认为，与苏联和中国报刊上刊登的情报资料不同，使馆在自己的文件中应该更仔细地去分析困难、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中国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各领域所取得的那些无可争议的成就的反面。同时，我们还认为，在使馆情报工作中，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中，在1957年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中国经验好的方面，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建设特色。

本报告年度，使馆举办了20多次外交和办事人员以及苏联专家组和苏联机关领导会议。在生产会议上，使馆总结了所做的工作，研究了下季度的工作计划，倾听了大使所作的各种传达，包括有关苏联外交部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对本部和境外外交代表处任务讨论的情况，有关中共八大决议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关中共在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政策，有关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宣言中所提出的措施。通常经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使馆制定出相应的建议。在工作会议上，则主要是听取使馆部门的汇报(领事处、礼宾处、科学文化处)，讨论使馆工作人员编制的一些资料。在大使召开的会议上，听取苏联专家通报有关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12年规划，国民经济规划问题，中国农业现状，工资改革和城乡之间商品贸易流通现状。很多苏联代表团的领导人和成员先后在使馆作了报告或进行了座谈。

使馆部分人员还倾听了中国领导人员和苏联专家对中国部分政治与经济问题所作的报告。

为了提高业务专业水平，使馆全体办事人员有系统地进行外语学习。目前，学习中文的有27人，其中包括进修中文知识的有24人。学习英文的有20人。为帮助人员学习外语，使馆经常放映中文和英文电影。许多同志经常去中国剧场、影院、展览会。学习外语人员开始更多地重视提高口语水平。同时，使馆部分工作人员对所在国情况研究尚且不够，特别是其文化和日常生活情况，对中国文学作品了解甚少，不听公开讲座等。使馆正在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不足。

使馆经常举行各级招待会、电影观摩会、联合郊游、国际俱乐部见面会、友谊体育比赛和其他礼仪活动，所有这些为使馆工作人员提供了更加扩大与中国朋友和外交使团人员交际面的机会。我们外交人员与中国外交部、文化部和高等教育部、中苏对外友协、《人民日报》社、各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高校校长、部分学者、文学和电影活动家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关系。

使馆一年当中举办了4次大型招待会，26场电影观摩会，11次大使午餐会，28次参赞和使馆其他人员小型招待会，26次与中国同志和外宾之间体育比赛、郊游活动及其他类似见面会。鉴于使馆人员无法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使馆专门开设了一间用来举行小范围招待会的办事处住房，尤其是为中国外交部、中苏友协、宣传机构、各类北京组织等少量中国相关人员所举行的招待会。

1956年下半年，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的联系极为活跃。基本上根据这些国家使馆的主动提议，我们积极为其国内所举行的苏联友好周和友好年举行了庆祝活动。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举行了体育比赛、休闲晚会、电影观摩会。类似友好见面会一般都是与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和波兰使馆工作人员一起举行。6月份曾为南斯拉夫使馆人员举办了招待会。匈牙利十月事件之后，使馆组织了与在京匈牙利人友好见面会。据匈牙利同志说，这次招待会对曾经历了严重动摇的许多匈牙利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使馆同时还对资本主义国家使馆外交官的工作予以了认真关注。大使和外交工作人员与埃及、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使馆的工作人员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

在使馆一次生产会议和党组织会议上，对办事处活动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从而促进提高了外交人员在招待会上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加有效地去利用招待会收集情报，开展有关苏联外交政策、我国所取得的成就等方面的交谈。

领事问题。截至1956年1月1日，在中国共设立了9家苏联领事馆。本年内关闭了满洲里领事馆和喀什市总领事馆。目前在中国只有5家苏联总领事馆(分别位于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和乌鲁木齐)和2家领事馆(位于广州和伊宁)。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决定是根据使馆的建议作出的。因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可派1—2个工作人员常驻伊宁办理当地苏联公民证件，使馆认为有必要研究关闭伊宁领事馆的问题。使馆还认为可以精简领事馆人员编制，特别是广州和大连的领事馆。

使馆人员，包括使馆下属党委工作人员，一年内平均要到苏联驻华东地区的领事馆4—5次，党委工作人员去了新疆两次。使馆参赞对哈尔滨、沈阳、大连、上海和广州各领事馆的情况也作了调查。进行一系列寻访的原因是由于个别领事馆工作中出现了问题。1956年使馆听取了上海和哈尔滨两地总领事和广州领事的汇报，并且还举行了苏联驻中国领事机构领导人的会议。

在本报告年度，使馆向各领事馆下达了关于在情报领域和其他问题方面改善对苏联专家、当地苏联公民的领导工作指示。使馆多次提请领事馆重视对苏联专家培养中国国家干部经验进行总结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中国先进经验的必要性。年底，领事馆对苏联专家的领导工作有了一些起色。沈阳和大连总领事馆概括了苏联专家提出的运用中国先进经验的建议。沈阳总领事馆同时还取得了对苏联专家培养中国国家干部工作的显著改善。根据哈尔滨、乌鲁木齐、沈阳、大连和上海各总领事馆的建议，有系统地从中国调回了一些专家，因为他们继续留在中国已没有更多必要。

去年领事馆在向苏联外交部和使馆通报有关各领事管辖区政治和经济状况上做了相当大的工作。使馆明确要求各领事馆进行研究，在其领事管辖区的具体条件下是如何实施中共和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的重要措施的，并且现场研究有关苏中关系的所有问题。使馆经常提请各领事馆工作人员重视扩大其与党政和社会组织，与文化和民主党派活动家联系的必要性。使馆建议各领事馆对及时提供最紧迫问题的简要情报予以更多重视。实践证明，这种情报往往比大篇资料更有用，而为了编写大篇资料，各领事馆则常常耗费许多精力和时间，给其他工作造成损失。在本报告年度，最感兴趣的情报资料来自上海和沈阳总领事馆。在编写情报、资料、管辖区出访报告上，哈尔滨、大连和乌鲁木齐各总领事馆工作做得还不够。

应该指出的是，使馆对组织和调整各领事馆情报工作做得还不理想。由于与使馆工作计划协调不够，领事馆提供的一些情报资料送交使馆的时间太晚，往往在使馆已经结束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准备向中央送交相关文件之后。对存在的这些不足在1957年3月份北京的领事会议上进行了详细讨论。

1956年，使馆对减少常住中国的苏联公民人数问题继续予以了很大关注。为此，使馆考虑到了中国朋友对清理在华整个当地苏联侨民区——首先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关心。

正如1956年的工作经验所证明，对大量减少长期居住中国东部地区苏联公民人数问题不能只通过组织这些公民回国的个人方式来予以解决。根据资料初步显示，1956年从这些地区返回苏联的人数达到2200人，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约900人。在这些地区所剩下的1.32万人同胞中，根据现有资料初步显示，看来，将近有三分之一人表示愿去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其中许多人在那里都有亲戚。

为了减少长期在华居住的苏联公民人数，1956年使馆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关于当地苏联同胞出国前往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简化苏联公民出国手续；关于运送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迈苏联同胞回国进养老院。这些建议基本上都被采纳了，并且部分已被贯彻执行。使馆和领事馆获准在1956—1957年向苏联残疾人疗养院运送500名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迈同胞。简化了以往返回中国拥有苏联国籍的前政治移民出境手续。各领事被授权可以核销当地同胞，只要他们一旦提出要求离开中国，包括前往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朋友十分赞同取消对当地苏联同胞离开中国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

考虑到当地苏联同胞突然大量出境前往资本主义国家会急剧加重当地侨民区中的不良情绪，给中国朋友造成困难和引起外国新闻舆论，使馆提请领事馆注意有必要改进在苏联同胞中的教育工作，同时还提醒领事馆核销出境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公民，防止他们转变成为一种运动。吩咐各领事馆，应该与本地当局紧密联系推行这项工作。可以期待的是，随着继续组织当地苏联同胞以个人方式回国，上述措施的实施将使居住于中国东部地区苏联公民人数在近期内有实质性的减少。

解决新疆苏联侨民区减少问题遇到了极大困难。根据截至1956年1月1日情况统计，长期居住新疆的苏联同胞有4.34万人。此外，根据中国外交部通报，新疆拥有从俄国和苏联出来的无国籍人士20万—30万人。

1956年期间，从新疆返回苏联的当地苏联同胞人数为8000多人，无国籍人士7000人(苏联同胞家属成员)。根据伊宁领事馆估计，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拥有近6000家苏联侨民家庭和大量的无国籍人士，他们同样也想返回苏联。

根据与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会谈以及我们新疆领事馆的通报，可以作出以下结论，中国当局对从事农业的当地苏联侨民大批离开新疆回苏联持否定态度，因为其很大一部分人已加入了合作社，这些公民的大批出走将对其所居住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及对生产合作社的巩固造成损害。中国当局原则上不反对苏联同胞要求离开新疆返回苏联，但希望他们的离开不要像往年那样形成一种广泛运动，从而对当地整个苏联侨民区以及从我国出来的更多数量的各种无国籍人士的情绪造成较大影响。

所以，我们新疆领事馆应该在1957年更加谨慎地处理苏联同胞以个人方式回国问题，对中国当局有关公民任何群体离开新疆的观点予以考虑。领事馆不应该进行间接的或者通过当地苏联同胞动员大量公民回苏联。为此，还需考虑到新疆社会主义改造正在顺利进行，首先是大部分苏联同胞加入了合作社，应该改变在当地侨民区中的政治群众工作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取消苏联侨民协会分部，并将文化教育机构转交合作社与当局管理，以便为整个当地居民，包括苏联同胞服务。在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伊宁苏联领事馆便可关闭了。

中国当地侨民区大量减少使得1956年先后关闭了喀什、乌鲁木齐、满洲里、大连、沈阳和北京的苏联侨民协会。至于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的苏联侨民协会，则根据中国同志的愿望，根据保留对以上地点大量当地侨民区的当前教育工作形式情况出发，使馆认为有必要暂时保留这些协会。对取消上海和天津苏联同胞协会问题待1957年底再处理，等这些城市的当地侨民区减少之后。

1956年使馆和领事馆就吸引当地苏联同胞积极参加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工作。长期居住在新疆的大部分苏联同胞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还包括了居住在中国东部地区的数量不多的苏联同胞。

使馆和领事馆对中国当局代表所表示的意思是，如果作为工业和商业企业拥有者的当地苏联同胞，随同中国公民一道，在与中国公民相同的基础上投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话，苏方不会反对。但是1956年期间，中国当局没有对当地苏联同胞的工业和商业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像对其他外国公民那样。根据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秦立真的通报，1957年初，中国国务院规定，在中国拥有商业和工业企业的外国人可以继续在国家监督下从事自己的活动，对他们将基本上使用社会主义改造低级形式(由国家提供加工原料任务和按照当局所定价格的订单，向国家销售成品等)。一旦苏联同胞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企业改造成混合制，那么其要求可以予以满足。作为手工业、畜牧业和农业所有人的苏联同胞则根据其本人愿望，在严格遵守自愿原则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加入合作社。对房屋所有者目前将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有关领事处工作的报告将单独呈上。

第四部分　结论

在过去的1956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特点是，进一步巩固了国内经济；完成工业化、农业、工业和商业领域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得到了顺利进行；加强了围绕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各阶层民众的团结，巩固了人民民主国家；扩大了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同时还巩固了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联系。

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劳动人民的高度生产积极性，1956年中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顺利发展。

中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完成了生产总值计划107％，基本建设计划完成99％。工业和基本建设呈现发展速度十分高的特点：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提高了27.7％(1955年比1954年提高了7％)，而基本建设则提高了约60％(1955年比1954年提高了约10％)。1956年工业产品增幅几乎等于1950年全年工业产值的规模。1956年基本建设完成工作量几乎等于1953年和1954年基本建设规模两者相加的总和。五年规划所制定的工业生产总值、大多数产品种类、工人和职员工作水平的指标都提前一年完成，而基本建设则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一切为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完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证明，1956年计划定得非常之高并且平衡不够，尤其对基本建设，无论在物质方面，还是在财政方面。在完成1956年计划过程中，查明了三大基本矛盾：资本投入需要与资本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生产增长速度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最后则是进口增长与出口能力之间的矛盾。

由于整个计划中出现过错和失误，尤其是在制定物质和财政平衡上，由于基本建设资金大量分散，工人和职员人数超计划增长，在国内经济中造成了严重紧张。这促使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重新审视过去所制定的1957年规划和第二个五年规划草案，以消除已形成的比例失衡。

二、1956年顺利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改造工作。改造规模和步伐极大地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规划所制定的指标。工业生产中私有部分比重从1955年的16.2％减少到1956年的0.0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在国内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956年整个工业总产值约1/3是由合营企业所生产的。

由于中国经济中上述改造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进一步增长和合营企业逐渐转变为全社会性质企业。在合营企业中，工人和职员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掀起了竞赛活动，从而保证完成了1956年生产计划和提高了商品贸易额。在社会主义竞赛影响下，工人阶级和民族资本家的合作得到了改善。在把私有工业和商业企业改造为合营制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对合并小企业主、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许多情况考虑不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日常用品生产的下降和居民商品供应情况不良。

尽管中国领导机构对新成立的合营企业经营重组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对企业进行管理、组织经营活动以及对资本家不断进行教育，依然是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主要问题。

三、在农业方面，中共和中国政府为提高农业生产采取了巨大努力。其结果是，无论遭遇自然灾害的损失有多么严重，1956年还是取得了农业产量进一步增长。粮食总收成达到1.846亿吨，比丰收的1955年多收940万吨(5.7％)。棉花总收成比1955年增长2.1％，为155万吨。虽然国内农业产量得到了提高，但大多数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没有完成。

由于削弱了中央对采购谷物和居民粮食供应的领导，造成该工作中出现了很大错误。中国粮食收支平衡依然还是紧张。截至1956年，国家仓库粮食储备为3520万吨，比1955年底减少了10％。棉花采购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这一原料的需求。

畜牧业，尤其是耕牛和养猪业情况依然严峻。产生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合作化进程中出现了错误，1954—1955年饲料基地被减少，收购价格太低，合作社缺少饲养和使用牲口的经验等。政府和中共中央为改正上述缺点作出了一系列决议，尤其注意提高农民和合作社社员对畜牧业的兴趣。这样做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但尚未取得重要进展，无论是牲畜总量还是各种主要牲畜量的增长计划均未完成。

1956年是中国农村完成基本合作化的一年。随着进一步吸引个体农户加入合作社，半社会主义的低级社向社会主义的高级社过渡，同时巩固大多数合作社的进程开始了。截至1957年1月1日，全国农业合作社总数由于合并而减少到75.8万家。其中合并了1.174亿农户，或全国农民的96.6％。1.066亿农户，或全体农民的87.7％，合并为56万家高级合作社。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全年对巩固合作社生产活动组织和安排问题予以了很大关注，以取得在合作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生产高潮，增加合作社的收入，提高合作社90％合作社成员的收入，从而显著展现合作社经营的优越性。中国党和政府在合作化和合作社组织经营活动进程中查清和改正了大量缺点、错误。比如，他们让合作社对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副业的估计不足予以关注。为同破坏合作社的民主领导、浪费和其他错误现象作斗争采取了有效措施。所有这些取得的结果是，大多数合作社基本上于1956年顺利建成了，尽管发生了自然灾害，80％的合作社农民与去年相比还是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帮助弱小合作社和进一步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依然是中央和地方党及农业机构关注的中心。

四、城市和农村生产关系性质的深刻变化影响到中国的国内政策，其特点是，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逐渐消除了民族资本家阶级，全面加强了中国人民的统一和团结，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一切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进程中。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理论，探索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正确而灵活的形式，以保证完成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

过去一年，共产党队伍得到了很大成长和壮大，实施了旨在扩大党内民主，改进党政工作的措施。

中共中央极大地关注加强党内以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会、国内其他阶层民众的教育工作。这一工作的基础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和政府决议，为此，特别强调在人民中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因取得巨大成就而骄傲自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养成工作和生活中谦虚朴素作风。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提高中国知识分子科学与文化创作的热情和积极性有一定意义，这关系到把中国科学与文化提高到世界最新水平的总任务。

五、根据团结中国人民所有力量的必要性，1956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奉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人民民主战线的路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提出并实际上贯彻了共产党与中国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长期共存和相互监督的方针。作为中共统一战线领域新的政策方针，它极大地提高了民主党派对中共的信任，加强了其对中国政府在国内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外交措施的支持。过去的一年中，统一战线组织改造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显得十分活跃，民主党派成员的队伍得到了扩大，召开了各党派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会，其基层机构组织得到了加强。

六、1956年举行了一系列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活动。在选民十分积极地参与下，进行了国家政权基层机构——乡镇、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与前几次选举相比，参与投票选举的选民百分比有了极大上升；比往年更广泛地实行了无记名投票；会上发言的代表及其提出的有关改进权力机构活动的建议数量都有所增加。对于基层工作人员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指示方面，选民和代表更加直率而大胆地对错误和不正常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为了使国内行政区域划分接近经济和文化建设任务，开展了乡镇合并，县和省部分重组。许多上级组织的工作人员下放到基层工作。鉴于国家管理存在过于集中，在国家和党的机构实际工作中存在大量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反法制的现象，采取措施以克服这些缺点，并开展与这些机构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作斗争。

七、与前几年相比，1956年更多地去关注民族建设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大量大汉族沙文主义、限制中国落后少数民族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原因。在个别居住有少数民族的地区出现了由民族主义和敌对分子组织的骚乱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更加灵活、谨慎和正确的措施，在民族地区开展民主主义改造和合作化，增加对这些地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拨款，继续从少数民族中培养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反对大汉族沙文主义现象。

八、在中国人民内部逐渐统一和国家内政情况稳定情况下，反人民的敌对分子没有停止自己的破坏敌对活动。在下半年，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后，农民中出现了个别骚乱，工人中出现了个别罢工，青年学生中出现了恶意攻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认定这些动乱具有严重意义时，认为没有必要广泛地采取镇压措施，而是着重全力开展了说服工作，克服错误和不正常的现象，并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都是群众中不良情绪和举动的原因。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活动家最近发表的原则性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在先进和落后部分之间有必要利用民主方式去克服这些矛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正如中国领导人所声明的，对敌对分子不应该采取镇压方式。

1956年，作为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形式之一是，在这些分子中开展“自我揭发，自我坦白的运动”。对自愿坦白者，其人数超过了10万之多，则采取了“宽大政策”。

九、1956年中国外交状况的主要特点是：

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在政治、经济领域以及科学和文化问题上的紧密合作关系得到了继续发展。

苏共二十大是极大推动这些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大会决议对中国政府外交和内政措施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影响。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彼此工作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中苏政府之间、中共和苏共之间建立了更加信任的关系。中国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整个一年中一如既往互相通报各自国家内部情况，并且在外交政策领域互相协商和密切合作。在匈牙利事件和对埃及侵略时期的复杂形势下，这点表现得尤其鲜明。这一时期在敌人攻击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以巨大力量展示了自己对十月革命事业和苏中友谊的国际主义忠诚。中国朋友对苏联政府向匈牙利镇压反革命提供援助的行动，对旨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互相理解和友谊所采取的其他措施给予了坚决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活动，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整个阵营的统一和团结。在这方面具有特别意义的是，1957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苏中谈判，双方最终签署了具有国际意义的苏中联合声明。

近一年来，对苏联、苏联组织和在华专家工作提出更加公开批评意见成为了苏中关系中的某一特点。为此，应该考虑到，通常对我们的类似批评是出自友好的立场，并且反映了中国同志为争取更加多的互相理解和巩固苏中人民友谊的渴望。

1956年标志着苏中贸易和经济合作得到了相当扩大。苏中之间对外贸易总额比1955年增长了24.3％，达到59.97亿卢布。但是1956年中国在履行义务向苏联提供部分商品时出现了严重困难，从而导致了年底中国商品供货部分减少，中方未能完全履约的部分达4.2％。根据1956年合同，苏联履约供货97.2％，而外贸部供货仅履约94.8％。对我们企业和设计机构来说，通过技术援助对华提供设备和完成设计工作进行得十分紧张。虽然对华提供配套设备计划超额完成了，但并未按要货清单履约完成。一年中，许多部级总供应商严重违反了设备交货、设计技术文件转让和专家派遣所规定的期限。

到年底，中国降低基本建设速度和减少1957年向苏联采购设备和设计资料的趋势更加明确了，从而有可能对已经开始着手完成中国定单的我国工业企业产生消极影响。

1956年苏中科技合作极其活跃，它表现为在双方科研机构、科学院、设计院等机构之间采取了直接联系的新的各种形式。组织苏中联合科学考察队共同研究个别问题是有益的。中方依然要比苏方更加积极地主张进一步扩大苏中科技关系。苏方对中国成功经验的研究和利用还是不够。

1956年与去年相比，双方在文化合作领域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这得益于1956年中期苏中双方签署了文化合作协议。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文化关系得到了一定扩大，但依旧落后于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水平。今后文化合作的工作应该建立在稳固的科学基础上，朝着更加深入、更加专业的互相研究两国文化和科学的方向发展。1957年即将制定的3—5年文化合作远景规划将对这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

十、过去一年中，中国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中国与苏联一起坚决贯彻平等、互助和友好合作原则。

1956年，中国与亚洲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及其他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正常。中国向朝鲜和越南继续提供极大的经济援助，同时还与蒙古签署了提供无偿经济援助协议。然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1956年中国和朝鲜政府在朝鲜内政状况问题上暴露出严重分歧，其结果导致1956年中朝关系有些恶化。

1956年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国家和政党接触扩大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苏联对匈牙利革命工农政府镇压匈牙利法西斯暴乱所提供的援助，并且表示对卡达尔政府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朋友十分谨慎而审视地去评价波兰事件，多次反复研究自己对波兰事件始初阶段的立场。

随着中国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关系的巩固，1956年双方贸易和经济关系出现了缓慢增长，甚至在贸易额上有些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和财政方面遭遇了困难。

中国与南斯拉夫关系得到了一些扩大，对此可证明的是，1956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开展了各种代表团的大量交换。由于1956年南斯拉夫人掀起的宣传“民族共产主义”以及对苏共的攻击运动，中国朋友坚决地站在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以此支持他们反对修正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的斗争。

十一、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坚持奉行与亚洲和非洲国家发展各方面关系，支持这些国家反殖民化斗争和中立化，促进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反抗帝国主义者将其结成该地区自己侵略集团的方针。与往年那样，中国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利用亚非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基础上，1956年，在解决上述任务上取得了极大成就。

中国成功取得了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这些主要反映在与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与这些国家，尤其是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国家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扩大了与亚非国家的国家和社会活动家之间个人的交往。中国对一系列国家(缅甸、柬埔寨等)给予了经济援助。

中国政府赢得了亚洲国家对自己政策的巨大理解，积极促进了他们对苏联政策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情况更正确的理解。在这方面，周恩来对亚洲八国的出访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这次出访时间正好在1956年底，因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者掀起了反苏联和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这次出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际威信的进一步提高，巩固了其在亚洲的地位，改善了中国与部分国家的互相关系。

中国政府对印度继续予以特别多的关注，1956年与印度友好关系取得了发展与巩固，在国际问题上，中印进一步互相理解和合作。

十二、中国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日本工业生产增长及其对外贸易发展困难、日美矛盾上升、苏日外交关系恢复以及日本随后加入联合国——所有这一切为促进改善中日关系建立了更加良好的氛围。中国政府利用这种局势，继续积极地推行中日关系正常化方针。中国同志对日本所做的工作使得与日本的联系得到了极大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社会民意产生了影响。但是，考虑到日本与美国之间更大的依赖关系以及日本统治阶层反动亲美分子十分强大的立场，可以预见的是，近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只可能在经济方面有所进展，虽然中国毫无疑问会设法利用这种进展来争取更大的政治效果。

十三、美国对中国依旧奉行自己公开的敌视政策，继续事实上占领台湾，阻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和中国参与其他国际组织，对那些反对对华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施加压力。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旨在揭露美国统治阶层的政策。比如，在日内瓦大使谈判过程中，中方不止一次提议召开外长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取消禁运和发展两国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之后，中国又表现出主动姿态，邀请美国文化人士和记者访问中国。美国政府禁止这些出访甚至引起了美国部分反动报界的不满，对中国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中美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依然还是美国对台湾问题和中国进入联合国所采取的毫不妥协的立场。中国同志对拖延解决这些问题持平静态度，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奉行和平解放台湾，利用各种途径对国民党人和台湾居民施加影响，促进台湾岛上爱国主义力量的活动，加重国民党人之间的分化以及美国与蒋介石分子之间的尖锐矛盾。

1956年中英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下半年双方关系出现了某种恶化趋势，尤其在英国策动对埃及侵略，并在香港和九龙进行反华挑衅之后。

十四、1956年，对中国国内生活及巩固其国际地位产生巨大影响的显著事件是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展示了党的统一，与群众广泛而牢固的联系，中国主要阶层民众对共产党及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支持。大会有力地证明了，中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运用于本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在总结了七大之后所走过的道路，分析了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拟定了实施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规划途径和方法。

第五部分　建议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的宪法中，在附加在这些国家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条约序言中，强调指出，巩固与苏联的友谊是这些国家外交政策不变的原则。为此，可以指出的是，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至今只在苏联政府声明和宣言中予以了阐述。但是这些原则尚未在我国的基本法——宪法中得到反映。

考虑到苏联外交的列宁主义原则(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平等和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争取保障全世界和平等)不仅是苏联政府实际活动中的外交政策，而且是苏联国家整个长期政策中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提交下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把这些原则写入苏联宪法序言中是适宜的，特别要突出和强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永久而牢不可破的友谊原则。这一举动所要强调的是，苏联政府在以前宣言和声明中所阐述的外交基本原则不仅是苏联政府当前的外交原则，而且是苏联国家外交政策始终不变的原则。

提请对苏联宪法加上序言，强调苏联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坚不可摧而永久的友谊、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这无疑将在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引起良好反响。

二、1956年苏联比往年更加重视普及了解中国人民各方面的生活。但是在使馆看来，在这方面做得还很少。访问苏联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和实习生认为，苏联公民对中国人民生活，对中国在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了解不多。在苏联学校里对中国现实生活、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介绍不够。

为了在苏联推广对中国知识的了解，我们认为，必须开始苏中友协的工作。两年前在莫斯科就已宣布建立这个协会，在中国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三、目前，在苏联的中文定期出版物上，对苏联成就的宣传以及在中国民众中对苏联人民生活的介绍还做得明显不够。1956年中国出版的苏联中文期刊只有两本——《苏联》和《苏联妇女》，年发行量为240万册。这些杂志上所刊登的材料无法满足中国同志对苏联的兴趣。

为了加强我国在中国的宣传，使馆认为在莫斯科组织出版中文大众版报纸是适宜的。报纸可以中苏友协名义出版(因为苏联目前尚未成立苏中友好协会)。报纸的主要任务在于，依据具体材料，以普及形式宣传苏联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苏联在民主发展方面的成绩。向读者介绍苏联人的生活和日常习俗等。考虑到中国大多数居民是文盲和半文盲，最好在报纸上广泛使用照片、图片和其他插图。

有关技术方面，则可以利用中方《友好报》的出版经验，即在莫斯科进行报纸排版，将版子发往北京并在中国印刷发行。对报纸出版社工作而言，应该邀请几个中国专家担任顾问。

目前中方在苏联发行的俄文定期出版物有三种——《友好报》、《人民中国》和《中国》期刊，年总发行量为2100万册。据使馆掌握的情况，中方对我们出版介绍苏联的中文报纸持积极态度。因为这符合中国朋友在中国更广泛地介绍苏联生活的愿望，并且这是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

四、1957年中国报刊出版社发来了大量征订有关介绍苏联文章的申请。但是接到这些申请的苏联新闻局只能满足中国出版社30％—40％的需求。目前中共中央作出了有关出版供中国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阅读的《苏中友谊》月刊的决定，上面将完全刊登有关苏联的资料，并且中国朋友计划出版物大半部分保证登载向苏联作者约稿的文章。

鉴于以上所述，使馆请求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就及时而完全满足中国申请的重要性予以重视。

五、使馆认为必须做到的是，苏联新闻报刊不要只限于登载按照通讯社有关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材料，还应根据中国外交和内政的措施刊登社论、编辑部和评论员文章。这不仅符合双方的相互关系，而且意味着对中国政府措施的一定支持。

六、使馆从与中国主管人员会谈中得知，中国广播听众对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对华广播质量反映不好，认为苏联广播的许多材料中文翻译很差，枯燥单调。为此，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广播委员会重视从根本上改进苏联对华广播质量的重要性。

七、鉴于最近美国加强在东南亚、近中东国家的宣传，有必要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宣传与反宣传，使馆认为合理的是：

1.委托苏联驻东南亚、近中东国家各使馆研究所在国苏联宣传的效果问题，并向中央提出相应的建议；

2.召开苏联和中国宣传工作人员有关交流经验和改进亚洲国家宣传组织会议。在该会议上可以协商我国与中国对亚洲国家宣传的协调问题。

八、近来，美国对亚洲国家广播的电台数量出现了增加，并且其活动显得很活跃。美国的广播电台分布在直接靠近东南亚和远东国家(日本、菲律宾等)，并且与苏联广播截然相反，他们的广播听得很清晰。为此，使馆认为有必要加大我国对亚洲国家广播的电台功率，同时还要与中国政府商定有关安排从中国南方地区转播苏联对东南亚的广播。

九、正如本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国家和党的建设与群众组织工作领域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根据本国情况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做法。对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地方党和国家机构实际活动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值得进行仔细研究。使馆认为，可从苏共中央各部和各地方党的机构(州委)向中国派遣工作组，以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构的工作情况。

十、个别苏联部门在向中国派遣各自代表团时没有要求其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没有对代表团提出具体的任务，没有提请他们注意有必要去研究中国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好的做法。通常去中国的苏联代表团对中国国内形势了解很差，并且对代表团感兴趣的领域的情况也很少介绍。

与此同时，访问中国的苏联代表团回国后通常不总结出访期间所收集的材料，在部委会议上很少听取他们的汇报，代表团成员对报界和社会各界发表出访成果总结表现得不够积极。

使馆认为，有必要最好提请我们各部门注意仔细做好代表团赴中国访问的准备工作，有必要建立对所做工作的汇报程序，包括在同事会上听取代表团汇报。

十一、中国朋友曾不止一次地向苏联征求过并且一直征求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许多严重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与苏联经济建设协调规划的建议。考虑到中国没有加入经互会，目前缺少一个建立在对等基础上讨论中苏经济的某种机构，最好是对合理建立常设苏中联合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建议予以研究。该委员会将被赋予规划和协调苏联与中国国民经济部分部门发展的功能，研究中苏部分毗邻地区经济发展和合作问题，协调对资本主义市场和亚洲与非洲的外贸政策，交换经济信息等，其中包括外贸业务信息。

十二、使馆支持在华苏联贸易办事处提出的有关中苏贸易关系领域的建议：

1.为了更加合理地解决中苏双方之间往来货物的价格问题，应参照相应商品的世界价格行情，研究相互供应商品价格转为每年制定的问题。一旦世界市场部分商品因特殊情况出现价格上涨的话，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则由双方进行特殊协商。

同时，有必要研究有关取消对苏联商品发往新疆至边境公路的苏联境内段或者水陆运输的额外补贴问题，因为中国机构在向苏联发运其商品至边境的该地区段是通过其境内公路和水陆运输的。

2.有必要与中方讨论有关签署增加向苏联提供钨精矿石和锡矿石数量的补充协议问题，如同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有关向苏联提供有色金属议定书所规定的条件那样，因为考虑到上述金属的实际供应已大大超出了该议定书中所规定的数量。

3.为了提高双方对如期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供货义务的责任，应该提出，如果双方有任何一方违反交货期，实行制裁是适宜的，正如供货总条件中对此所规定的那样。

4.到目前为止，苏中贸易问题谈判通常都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为了尊重相互关系，这些谈判在莫斯科和北京轮流举行比较合理。

十三、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中央考虑研究在北京建立常设苏联展览厅的问题，以展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在该展览厅可以用实物或者图片展示苏联的新技术产品、苏联出口品种，并组织有关经济与国家建设、外贸、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等各种问题的图片展览会。

十四、使馆未收到我国驻中国邻国各大使馆(蒙古、朝鲜、越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等)有关介绍各所在国情况及其与中国关系问题的材料，使馆极其需要这些材料以便经常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请安排向使馆定期寄送上述材料(汇报章节、个别材料、情报)，同时，请允许使馆外交人员出访中国的邻国和地区(越南、朝鲜、蒙古、缅甸、香港)。

十五、1957年8月1日，中国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应该在苏联报界广泛介绍这一纪念日，并从巩固中苏军队关系出发，委托苏联国防部按其组织系统制定活动计划。

十六、鉴于1959年中国即将成立10周年，有必要提请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和相关的出版社着手准备有关中国内政、外交、经济和文化问题的专著和论文集，可以在纪念庆祝日时出版。有必要将上述问题的专题文献集列入出版社计划，同时还应该责成外国文献出版社在1959年扩大中国文学翻译出版。

附件92页为机密，47页为非机密。 [72]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1957年4月18日于北京

文件送：А.А.葛罗米柯、И.Ф.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苏共中央联络部、档案室

1957年4月15日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用于对中国的工作，报告简介和说明已通报苏共中央委员会。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9月17日

АВПРФ，ф.5，оп.28，п.103，д.409，л.1-252

№23032 尼基京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向中国派遣苏联技术专家(1957年4月23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中国驻苏联使馆贸易参赞遵照本国政府的委托致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请求苏联政府，根据1950年苏中协议条件向中国补充派遣96名苏联专家，为期6个月至2年。

中国政府请求苏方给予技术援助，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具体解决如下问题：新建马丁(炼钢)炉的运行，冶金设备的设计，硅化砖的研究，水泥厂和电缆通讯的设计，有色和稀少金属的地质勘探，机器制造厂和轻工业企业的工艺流程的改进以及大地测量和地形测量工作方面的问题，等等。

中方还打算让上述专家来从事培训和提高本国干部技能方面的工作。

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事先与中国有关方面作了协商，明确了中方工作中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和专业。最终，中方决定将自己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减少45人，即其请求派51名苏联专家赴中国。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认为理应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并于1957年第二季度派遣45名苏联专家，而其余6名专家则从先前已承担了这方面义务的专家人选中派出。

在签署合同时，这些专家每个人在中国逗留的期限均按中方要求的上述最低期限确定。

这些苏联专家均将按照技术援助条件派往中国，与其出差相关的一切费用支付均按照现行苏中贸易协议相关规定执行。

与苏联相关部委和部门协商后所颁布的指令性草案，具体参见附录。

П.尼基京

附件：

机密

草案

苏共中央决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给予其技术援助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就该问题所发指令的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指令

1957年4月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鉴于中国政府提出请求：

1.兹责成苏联相关部委和部门于1957年第二季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苏联专家以给予中国国民经济各领域技术援助，期限为6个月至2年，专家人数参见附录。

所派专家的专业及其在中国逗留的具体期限请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协商。

2.责成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依据本指令就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事宜与中方达成约定。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期限将由中国和苏联相关部门之间视具体情况所签署的协议而定。派遣苏联专家赴中国事宜将根据1950年10月25日苏中协议条件进行，其差旅费用的支付则遵照苏中贸易协议办理。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附录：

1957年第二季度派遣专家赴中国实施技术援助的苏联部委和部门的名单

苏联援建企业事务管理局局长

Н.科雷巴洛夫(签名)

1957年4月23日

关于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讨论的情况说明

EPUB/Image00201.jpg

续表

EPUB/Image00117.jpg

苏联援建企业事务总局局长

Н.科雷巴洛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78-84

№1038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遣返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1957年4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4月24日会议第90号记录

第35项　关于遣返从中国到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的问题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草案。

(库尔久科夫同志、奥尔洛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认为目前不宜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发此电报。 [73]

中央委员会书记

М.苏斯洛夫

ЦХСД，ф.4，оп.15，д.549，л.16

№24934 莫斯科艺术家与中国艺术家座谈会记录(1957年4月29日)

会议主席：博戈罗茨基同志。

与会者以掌声迎接走入大厅的焦朝河(Цзяо Чжаохэ)和王满寿(Ван Маньшоу)。

主席：同志们!在苏联国内欢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北京中央艺术学院的王满寿教授和焦朝河教授，莫斯科的艺术家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国画艺术学校在莫斯科举办的艺术展引起了苏联观众和苏联艺术家的巨大兴趣。中国保留下来的传统的民族艺术非常美妙，国画艺术鲜明而生动地反映了当代自由的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些事件。这些作品的创新性很强，这样的创新性我们只有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中才能看到。

有幸的是，今天我们可以自由地同志般地交换意见，谈论关于中国和苏联艺术的发展道路和取得更大成就的问题，可以听取中国同志对我们苏联艺术家提出的意见。我们希望，今天你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是怎样理解社会现实主义的主要轮廓的，中国怎样实现中共八大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现代中国的艺术领域主要的艺术方向，关于中国艺术家工作的组织问题。

我认为，今天我们应该指出苏中艺术家之间今后友好关系发展的道路。…… [74]

焦朝河同志：我想谈的是，国画艺术学校是怎样进行教学的，艺术家从事创作的工作过程。

首先，我应该说，在技术方面，中国的艺术家把大自然看作是自己的导师。对于艺术家能够接触到的他希望塑造的世界上的客体和现象，他首先应该很好地予以了解，应该深入其实质，而在此之后，当世界上的这些客体和现象——无论对艺术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艺术家都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和作品中把这种印象塑造出来。他应该对这些客体进行仔细的研究，深入其主要的实质，无论艺术家塑造什么，是否有花、鸟、人、美景，他都应该仔细地对其进行分析，然后进行塑造。

问题在于，在此还需要谈论一下表达的方法和手段。中国的国画主要是线条画。勾画的线条应当具有概括性，言简意赅地勾画出世界上的客体。当然，实物画是基础，但它完全不需要使艺术家深入其中。有时候艺术家要对这些实物进行观察，然后把其转化为自己的意识，并在画布上简洁概括地勾画出这一实物的形象。艺术家不应该完全依赖客体的明暗面和亮度。主要是需要勾画出这一客体的内涵，而这种内涵是可以通过线条来表现的。而艺术家本人应当尽力抓住某一形象确定的特点，而这些单独的明显的特点有时候在艺术家的意识里被夸大了，而有时候被艺术家故意强调。

在这一展览会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作品就是这样的例子，艺术家用线条展示了形象的结构。或者你们已经看到了，在许多的中国作品中都缺乏背景，缺乏环境。中国绘画的特点就是这样。这一点——关于特点就简单地谈一下。

至于教学的方法，也就是怎样对青年艺术家进行教育，那么这种教育方法完全来自形式，从中国的国画绘画中就能看到例子。首先，青年艺术家应当仔细而深入地对某一形象和物质世界的客体进行分析。在青年艺术家深入某一客体的内涵，搞清了形象，之后就可以教他来利用什么方法，什么色彩，怎样构建作品。

主席：这就是说，他要从绘制实物画开始吗？

焦朝河同志：你们是否看到是怎么一回事。这种实物画与西方的实物画不同，当面对某一实物的时候，就尽力把其所有的细节都表现出来。艺术家首先应该进行想象，该形象的内涵是什么，内部结构是什么，而后，当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意识中的时候，在他对这些进行消化之后，他就能塑造这些。(掌声)

但问题是，为了塑造当今复杂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了塑造所有复杂的内涵，塑造人们的心理活动，为此我们就必须学习和接受西方、苏联和其他国家绘画中一切好的方面。因此，一方面，我们的青年艺术家、我们的大学生在学习我们的民族遗产和民族传统，另一方面，在学习西方造型艺术展中一切好的东西，以便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但在此方面主要的是：我们的民族艺术是基础，而我们从西方学到的一切，都应当有助于我们丰富我们最主要的东西，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

(有人说：对)

至于我，我在尽力对我们的民族遗产进行研究，研究欧洲和苏联一些好的东西，而在我对这些东西进行消化之后，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现在许多国画艺术家，他们几乎不能不对欧洲的艺术进行研究，因为欧洲的艺术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揭示今天人们生活的精神内涵。

在我从事中国画的整个生涯中，毫无疑问，我们在努力接受其他国家的绘画中和造型艺术中一切好的东西，而今天，这个问题获得了新的意义。

事情在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样领会西方这些所有好的东西。对于那些参观了我们的展览的同志，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谈谈自己对欧洲流派中的这些问题的意见。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工作中有许多的错误和不足，毫无疑问，我们的作品还不能完全反映当代的生活。因此我真心地请求你们直率地把这些错误和不足告诉我们。

克贝尔同志：我大约在中国待了七个月，因此我想在此就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一些答复。因为我看到过。

1955年，我参观了第一次在苏联展厅展出的中国展。在那里我首次了解了焦朝河的作品。那里展出的作品是《小男孩和鸽子》。当时我就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而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大作是在我国的展览会上。我看到的这部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贝尔·维基就雕塑艺术提出的问题，我想谈论一下自己的印象。

中国人能够在很小的东西上塑造出极大的、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油画，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我曾到过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其中包括齐白石的工作室，我得以看到他本人是怎样绘画的。我在杭州、北京、广东，特别是在软玉庙看到过许多画作。软玉庙的长老在上海收藏了许多画作。那里有一件特别的作品使我感到非常吃惊。事实是，在这些奇妙的狭小的画布上通常画的或者是小虾，或者是小鸟，或者是小鸡，从这些小小的绘画世界中艺术家们能够看到许多东西，并且对画作进行这样的结构组合(我对画作产生的最多的联想就是这些)，精美的、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油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齐白石那里有许多以小虾、小鸟、鱼、小鸡为题材的画作。为了证明我们的客人所谈论的关于他们是怎样领悟自然的话，我想谈一谈自己的一些印象。我曾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艺术问题的大型讨论会。他们确实会观察实物，并带上画板进行绘画，但当他们在进行绘画的时候，他们眼前没有任何实物，整个绘画过程都是凭印象进行的，但绘得是如此的形象，没有任何多余的细节，不存在任何自然主义。这就是中国画——广义上的中国画，不仅仅在绘画方面和雕塑方面，而且还在戏剧方面，它的准确性和形象性使我非常吃惊。这些同活生生的实物没有区别。

如果你们发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缺乏背景的话，那么在中国的戏剧中也是一样——没有布景，纯粹是演员在进行表演。例如开门或者关门，只做一个小小的姿势。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画都是千篇一律，与实物的相似度很小。但是，当我看到了中国的大自然之后，我开始明白，中国画是非常接近自然的，同时不是对实物的描绘。中国画是经过艺术家用心加工的。在中国，我经常同中国艺术家们进行会谈，我听他们谈论说，“我们非常热爱大自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观察，但是当绘画的时候，就可以不看实物”。

一名艺术家，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说得非常好，“我工作了很长时间，对一幅画画了2—3年”。我问他：“你是怎么了？要用2—3年，是在写作吗？”这位艺术家回答说：“不，我要思考，研究材料，而作画用了2—3个月。”他把绘画看作是一整套的工作流程。这种方法非常聪明。

我想，本次展览会上的这些作品给我们留下的美妙的印象都会证明我的看法。

我到过杭州，看到过中国应用画家的精美作品。这里的作品是同样的风格。他们这些应用派画家一代一代地把现实主义方法传承下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约定俗成。

我想谈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1954年在中国提出来的，在两个地方——在杭州的华东科学院，在上海与程教授——谈到，中国的艺术家应当怎样向苏联的艺术家学习，他们应当怎样地领会我们的艺术。最初我以如下问题对他们的这个问题进行答复：我们应当怎样向你们学习？因为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艺术，喜欢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但是他说，我们这里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艺术，而你们的是全欧洲的艺术。这使我感到吃惊，我们也有民族艺术。

我的印象是，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主义的，如果中国同志们把这种最伟大的传统艺术混为某种偶然的、过去的、没有支撑的艺术，那我觉得就犯了大错。因此，对于我们的客人今天作的发言我很喜欢，他们回答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吸取的只是能够发展他们的民族艺术所需要的合理的东西。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如下看法是所有在座各位的共识：中苏人民、中国艺术家和苏联艺术家之间的联系是兄弟般的深深的联系，它首先在于我们应当对艺术进行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对中国的民族艺术进行更多而深入的了解，而他们对苏联的民族艺术进行更多的深入的了解。我还认为，我们相互研究得越深入，我们就会更加喜欢对方，并从对方吸取好的、合理的东西。

最后我想说：苏中友好!(掌声)

焦朝河说：“苏中友好!”作为回应。(掌声)

……

РГАЛИ，ф.2890，оп.1，д.396，л.3-4，21-29

№25210 葛罗米柯接见陈楚谈话纪要：递交中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57年5月17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20日

第714/ГС号

机密

文本第29份

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陈楚 [75]

1957年5月17日

根据陈楚提出的要求接见了他。

根据政府交给他的任务，陈楚转交了周恩来给Н.А.布尔加宁同志的信，这封信要求商谈有关中国十二年科学和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本建议，这份规划已经由特别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出来了。同时，陈楚转交了有关该计划草案的说明，并补充说余下的有关该计划的建议将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为转达。他还表示在苏联专家对计划进行研究后，中国政府希望在合适的时间向苏联派驻一个代表团，就以上问题与苏联方面进行磋商或让苏方派遣专家到中国。

我回复说会尽快转达信件和所附文件，同时也向他保证苏方会认真研究。

……

送：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候补主席团成员、苏共中央秘书处

А.葛罗米柯

1957年5月2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3，п.423，л.28-30

№20599-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0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0日

……

南日说，他刚刚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各分组审议朝鲜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工作进展情况。决定各分组工作5月21日结束，5月2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将听取各分组负责人关于所做工作的汇报。看来，这一天五年计划草案的审议将结束。常务委员会将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指示应如何修改完善五年计划，然后为了对一系列问题的协调，在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朝鲜将派代表到中国去。南日指出，不知为什么很长时间没得到中国政府的回音，尽管金日成在出访咸镜北道之前就接见了中国大使并请他转告中国政府希望接受他们的代表带着五年计划草案前往。接着，南日告知，打算在与中国政府协商一些必要的问题之后，派一组负责干部到苏联就五年计划进行咨询和协商。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46-47

№20599-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2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2日

我径自拜访了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

我向他叙述了自己与金日成同志一起完成咸镜北道和咸镜南道之行的印象。我谈到了三年来在这两个道工业企业恢复中取得的成就，谈到了工人们由朝鲜劳动党12月中央全会和4月中央全会决议激发起的劳动热情。我提到朝鲜领导同志强调指出，恢复工业生产中成就的取得多亏了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兄弟般的援助。我特别谈到了朝鲜领导人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的援助所说的感谢的话。

乔大使指出，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朝鲜人民的英勇劳动。工业生产的恢复主要靠苏联的援助。中国的援助主要是提供原料、某些设备、粮食、日用消费品。

我对大使关于朝鲜人民作为的话表示同意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现金援助不比苏联初期提供的援助少多少。

我继续谈了工业生产安排方面的某些缺点，特别是生产场地和工业设备没有充分利用，经济核算执行得很差。我还举了一些实例。

大使指出，我所说的意见与不久前到过朝鲜工厂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意见几乎完全一致。乔大使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150人。团长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同志。代表团于今年5月1日至20日在朝鲜各地访问。

谈话涉及朝鲜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我对大使谈了这一问题讨论是如何组织的。乔大使问我，是否清楚投资于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规模，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我回答说，目前具体数字还不清楚，希望在我们两家使馆获得这方面材料之后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

大使对我的建议表示同意后说，1957年5月6日金日成在与他谈话时请求中国政府于今年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所有这些我已转达，但回复尚未收到。

我还表示希望与大使见面并就朝鲜劳动党党内情况交换意见，我还非常希望听大使谈谈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这一重大举措的实际情况。

乔同志很爽快地同意对我谈谈整风运动的有关情况，但他实际上回避了回答我关于就朝鲜劳动党党内情况交换意见的问题，他借口自己了解情况不多，他基本上只掌握报刊上公布的材料，他很少与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见面，即使见，也只是与金昌满见面。

我邀请乔大使星期天去钓鱼。他表示感谢并同意。

乔大使邀请我一起前往开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表示感谢。去的时间以后另行商定。

会谈时武官М.П.库尔巴茨基和王宝民在座并翻译。

会谈持续了两小时。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48-51

№25211 尤金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问题(1957年5月2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14日

第225号

机密

文本第7份

与周恩来同志的会谈纪要 [76]

1957年5月22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通报了中国政府对大使馆提出的一些对外政策问题的答复(已电告中央)。

接着周恩来说，他受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向我通报一些与整风运动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关的中国国内政治问题。

最初，周恩来说，鉴于在一些兄弟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报纸上出现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的报道，他要澄清一些事实。他说，在某些报纸上甚至出现了“毛泽东报告实录”的报道。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泽东在1957年2月28日 [77] 中国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作的报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表过，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书面文件。然而，为了就所提及的问题开展相应的工作，这一报告的内容在党员和无党派群众中广泛作了口头的传达。在对这一报告进行描述的时候，出现过对其描述不准确和不正确的地方。周恩来说，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国外的报纸对毛泽东报告的报道不准确、不正确。此外，资产阶级的报纸对“毛泽东报告”有明显的歪曲。

周恩来向我通报说，现在毛泽东正在对他那次报告的记录进行修改，对报告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中共中央打算在其完成之后正式予以发表。周恩来表示，在报告发表前，其文本会及时传送给苏联大使馆。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现在在国内开展的关于民主党和无党派代表对共产党和政府机构的批评这一问题。他说，在这些言论中有许多是有益的和正确的，但也有不少反动的反党言论。他说，其中个别言论还是对苏联的攻击。周恩来对我说，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不会限制和禁止这些言论，相反，还要在报纸和广播中进行完整的报道。周恩来说，在这一问题上，党所追求的目的是：对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进行考验。

之后，周恩来用毛泽东的话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了简短的评价。他说，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他们分为三类。超过100万的知识分子属于左翼，信仰马列主义并支持它。这一群体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派，或者说“右翼”有几十万人，他们站在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些人在开展对社会主义进行歪曲的反动宣传。最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超过300万人)处于中间立场，也就是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他们热爱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赞同社会主义，但是对马列主义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比如说，他们认识不到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区别。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类知识分子是不牢靠的。

周恩来说，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分析和分类是基于知识分子各群体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立场。他说，在以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划分的依据是他们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态度。

然后周恩来谈到了关于解放后、在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知识分子看法的发展问题。他说，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五大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越、“三反”和“五反”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运动)。在这些具有尖锐的阶级性的运动中，他们都没有冒险地提出自己的特别的立场、进行批评和表达不满。而是相反。比如，在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涨的时候，“他们同所有人一样，到街上敲锣打鼓，欢迎改造”，尽管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右派。

现在，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宣布，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随着在实践上采取措施解决内部矛盾，这些人“有了彻底表明自己看法的机会”。

接下来周恩来阐述了党在现在开展的这场意识形态运动中的策略计划。他说，可以预料，右派分子会在初期表现出最大的积极性，对共产党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尖锐的批评。周恩来说，在此之后，预计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和左派会广泛地发出自己的言论，他们除了对党和政府机构进行强烈批评以外，也会遭到“右派”的批评。

在最后阶段，共产党代表会大规模地发表看法。周恩来表示，到这个时候，将会发表中共领导干部对以往的争论进行总结、对批评意见进行全面分析的文章和发言。此外，他还说，所有正确和有益的言论都将会被接受，不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和意见将会受到批评，并被作出相应的解释，而对那些敌对和反动的言论会被揭露出来。

对于这场运动的结果，周恩来说，我们将会成功地向广大人民群众揭示朋友和敌人的真正面目，表明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他说，另一方面，我们期待知识分子继续分化，继续孤立较右的、较有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继续说，在这一运动中，持中间立场的广大知识分子将会受到极大的锻炼，会在思想斗争方面得到经验，他们会与左翼知识分子代表进行更加紧密的团结。同时，右翼知识分子在被左翼和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孤立之后，也会逐渐得到改造。

周恩来指出，当然，对知识分子的各类群体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会用很多时间。“不能指望所有的知识分子在一两次运动后都完全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周恩来接着说，但是，不仅仅要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中共开展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使广大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国家机关的职员和学生等在思想上得到锻炼，教育他们。

周恩来接着说，解放后，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数量得到了大量的增长。比如，从1949年到现在，中共党员的数量增加了将近8倍，从150万人增加到了1200万人。在这一时期，共青团员的数量从19万人增加到了2200万人。周恩来指出，工人、国家机关职员、商业机关职员、大学生、教师和军人数量的增长大致也是这样。在1949年之前，这类人有1200万，而现在则有2600万，其中1600万人是青年。所有这些在人数上的重大变化都对相关组织的人员质量产生了影响，因为在人民政权成立之后的许多年，党、共青团和国家机关的人员补充主要依靠的是没有经历过革命锻炼、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生活经验不足的青年。因此，党的整风运动和在思想上采取的其他措施就像一所好学校。

接着周恩来说，在开展这样一个对党和政府的缺点进行批评的广泛运动的时候，中共中央自然会对所有导致采取这一措施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进行仔细的分析。在这一问题上也会考虑到匈牙利的经验。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认为，匈牙利事件绝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党和政府紧紧地控制并掌握着国家的形势。

周恩来接着说，同时，我们不能保证，在个别工厂、合作社、学校会发生个别的某种规模的骚乱，或者敌对的游行。一种情况是，对这些单位的领导人官僚主义行径进行的歪曲宣传会引发这样的骚乱和游行。周恩来说，到时候我们“同群众一致，撤换官僚主义领导人并处理好事态，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游行只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另一种情况是，骚乱被反革命分子组织和挑拨起来。周恩来说，中国不会出现反革命分子发动起大量人民群众的情况。因此，这类骚乱只会具有局部的性质，只会有为数不多的人参与其中。通常可以利用分化骚乱参与者、孤立反革命分子的方法来消除这些骚乱。

周恩来说，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反响。较为反动的一些报纸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危机”的叫嚣，声称“中共不能处理好国内局势”。周恩来说，一些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代表则从这些措施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看到了它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会谈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的理论方面，谈到了关于把中国经验运用到兄弟国家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马克思主义中不是一个新问题。众所周知，这些矛盾总是存在和发展的。这两种矛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其中的一种矛盾会转化为另一种矛盾。周恩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像斯大林晚年那样，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要善于及时发现对抗性矛盾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毛泽东正确地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他提出了如下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从团结的立场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思想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周恩来指出，我们觉得，“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具有普遍真理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周恩来指出，《联共(布)史简明教程》中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一些表述。

至于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周恩来说，这取决于每个国家具体的情况。他说：“无论如何，方法都是不能照搬的。比如，我们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方针、借助其他的群众思想运动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方针的。”

周恩来说，在同兄弟党代表举行的会谈中，中共中央告诫了他们关于机械照搬中国经验的危险，告诫他们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来研究这一经验。比如，就没有建议越南同志开展“百花齐放”运动。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匈牙利驻华大使谈论过，他说，匈牙利对反革命不断进行镇压的运动开展得还不够，没有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方面开展工作。在希罗基总理到华访问期间，他被告知，捷克斯洛伐克应当以自己的、有别于中国的方式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谈到了К.Е.伏罗希洛夫对印度尼西亚进行的访问。他说，这一访问对加强苏联和印尼的友谊、对亚洲的和平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他说，苏加诺利用К.Е.伏罗希洛夫对印尼的访问，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内局势，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在就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简短地交换意见的时候，周恩来指出，作为对日本社会党人关于签署“四国条约”的答复，他赞同签署有印度、印尼和其他国家参加的多边集体安全条约。

在会谈中，我也向周恩来讲述了关于就改革工业管理和在苏联进行建设而采取的一些措施，讲述了关于我最近同一些大使进行的会谈。

在告别的时候，我对周恩来提供的有趣而详尽的信息表示了感谢。

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东司的刘清宇，周恩来的助手马列，以及二等秘书О.В.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0，п.423，д.5，л.27-33

№20599-3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中国援助朝鲜问题(1957年5月23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3日

……

南日告知，常务委员会审议五年计划草案的工作已结束。建议国家计委在5月底前进行必要修改并交给各省，以便他们能根据企业和工程项目情况做好修正。6月份党中央和政府的一批领导干部深入到企业与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讨论五年计划草案。打算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讨论计划草案。到底将在哪里讨论计划草案，尚未最后决定。

南日又一次提到至今没有收到中国政府同意接待前往讨论五年计划草案的朝鲜代表的回复。此时他说，他与中国大使乔晓光之间目前还没形成亲密的同志式关系。我与他很少见面。这是什么原因，甚至很难说。不好的方面，当然，是我不懂中文，因此直接交换意见有困难。然而，我的副手朴成哲懂中文。我已建议他常常邀请中国大使交谈，并与大使一起上我这儿。

我指出，我曾几次与中国大使见面，他给我留下了好印象。诚然，他不懂俄文，我不懂中文，我们交谈借助翻译，但我并没有得出他为人虚伪和封闭的印象。据我知道，乔晓光过去是党务工作者。

南日说，他与中国前大使关系很好，他与在停战谈判时经常见到的其他中国工作人员的关系也很好。他希望与乔晓光也会有好的关系。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52-55

№20599-4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5月26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6日

根据原先的约定我与中国大使乔晓光同志一起去钓鱼。

在交谈中乔告诉我，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关于建议朝鲜政府针对美国违反停战协定并准备把新式武器包括热核武器运到南朝鲜一事提出抗议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政府授权他与南日会见并转交这些建议。乔补充说，现在重要的是，哪些内容纳入这份抗议以及公布的时间。他说，定于明天他与南日会见。

我对大使的告知表示感谢，并对公布抗议的重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同意大使关于朝鲜外务省声明内容方面必须谨慎对待的意见。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55-56

№20599-5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美国违反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5月29日)

1957年5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5月6—29日

第13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5月29日

应约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乔晓光同志。

会谈一开始乔大使告知，他在拜访南日时向他转交中国政府关于针对美国官方人士有关新武器运进南朝鲜的讲话及朝鲜外务省在报刊上发表声明的建议。乔援引南日的话说，声明将于今年5月30日发表。

我说，受苏联政府的委托我于5月28日向南日转交了类似建议。昨天与我谈话时南日告知，声明将过2—3天发表，因此，他们未必能在5月30日做成这件事。

谈起今年5月22日我们的会谈，乔说，他收到了中国政府关于朝鲜政府就五年计划进行咨询的请求发来的答复。答复的主要内容是：政府准备接待朝鲜政府代表团。但由于今年6月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团最好在今年7月来访，而不是请求中所说的6月初。

我告诉乔大使，在昨天与南日的谈话中他对我说，朝鲜政府决定于7月中旬派非正式代表团到苏联咨询五年计划编制工作。我提到，看来，鉴于朝鲜政府的上述答复南日说，先派代表团去苏联，然后派去中国。针对乔关于代表团的组成以及计划在苏联待多久的问题我回答说：据我们所知，率领代表团的将是金一和国家计委委员长李钟玉。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国家计委和其他部门的8人。代表团在苏联待多久没有谈起。

然后，乔根据我先前提出过的要求谈了目前在中国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

我对乔内容充实和有意思的通报表示感谢。

谈到昨天我与波兰大使谢特列茨基的谈话我说，波兰大使告知，美国企图6月1日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重新审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的问题。我问乔大使这方面知道些什么。

乔回答说，以前就知道美国企图重新审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以便新式武器运入南朝鲜合法化，重新审议这一问题的数量方面。过去不知道美国要提出这一问题。

乔还谈到了南日在与他谈话中讲了对待这一问题有不同意见(大使转述的南日所讲内容与南日亲自对我讲的内容完全一致。参见5月28日谈话记录)。

我讲了自己对该问题的想法，正如我对南日所讲的。

乔完全同意拒绝讨论重新审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问题的意见。

会谈持续了2小时30分。会谈时М.П.库尔巴茨基、王宝民在座并翻译。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62-69

№20764 苏共中央致南共中央备忘录：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1957年5月31日)

关于组织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备忘录

1957年5月31日

今年1月份，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向我们通报说，为了就各党都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需要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的会谈。关于这一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对此你们持积极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的条件是，会谈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应当随后再谈。 [78]

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苏共中央同意兄弟党关于举行会谈的建议，并且希望了解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意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是否认为，举行这样会谈的必要条件现在已经成熟。 [79]

苏共中央认为，如果与会兄弟党代表都同意的话，可以在黑海沿岸地区——苏联、保加利亚或者罗马尼亚举行这样的会谈。

如果愿意在苏联举行这样的会谈，那么可以把会谈的地点选择在克里米亚。会谈应该秘密地进行。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在原则上同意参加这一会谈，那么，很想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在关于会谈时间问题上的意见。

至于会议的日程问题，我们认为，就会谈时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事先确定一个范围，以便与会代表就地解决交换意见的性质、内容和方式问题。

РГАНИ，ф.3，оп.14，д.126，л.27

№16686-1 维诺格拉多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改进苏中文化科学联系工作(1957年6月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作家Б.波列伏依1956年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致信苏共中央。信中对在苏中文化、科学以及苏中其他联系的实践中所存在的缺点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并据此提出了某些建议。1957年初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部长米哈伊洛夫同志，也向苏共中央寄送了类似信件。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苏共中央的科学部、学校部、文化部、行政机关部都研究了波列伏依和米哈伊洛夫同志的信件，并根据信中提出的批评和建议采取了措施。波列伏依和米哈伊洛夫同志的批评和建议，大部分是正确的。

为了改进苏中文化联系，1957年初在北京签订了包括广泛领域问题的协议，规定继续巩固同中国的文化和科学合作。比如苏联文化部准备实施一系列措施，扩大中国科学、艺术和其他文献的出版。准备出版通俗文库“新中国”、中国诗选、画册《中国民间艺术》等。今年将出版中国作曲家作品集，并把中国音乐和歌曲列入音乐会节目。在电影艺术领域，除了业已建立的苏中电影活动家创作合作外，将出版献给苏中友谊的电影杂志月刊，计划创作关于中国的科学认识电影，采取措施改进在苏联中国电影联欢节的组织。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赠给苏联博物馆2500多种艺术制品和其他艺术作品的回报，文化部准备建议将苏联博物馆藏品中有些艺术作品转交给中国。

波列伏依同志建议在莫斯科和北京协调出版苏联和中国所出版文献的图书目录手册，这些文献可相互被推荐来翻译出版。这种类型的手册，在苏联由科学院基础图书馆、苏联作家联合会外国部、外国文学出版社等出版。

关于互换艺术文献图书目录手册，委托苏联联合会同中国作家协会谈判，并实施该建议。

波列伏依同志指出了在接待和照应访苏中国代表团方面的一系列缺点。特别是，这涉及代表团和苏联领导人的会见。

目前，这种缺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按部、主管部门以及社会组织渠道来访的代表团，通常可以同机关和组织的领导人会见。

波列伏依同志的见闻录指出，当中国早已存在中苏友好协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时，苏联并没有类似的同中国的友好协会，这不符合苏中之间确立的兄弟关系，引起中国朋友的不满。波列伏依同志建议在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关于在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类似建议，交给了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

苏共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于今年3月4日通过决议，责成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研究和向中央提出关于在苏联建立同一系列外国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友好协会或部门的建议。目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已准备了自己的建议。

波列伏依同志在见闻录中提出了在苏联出版中文报纸是否合适的问题，它类似于在北京由中苏友好协会做的那样。

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苏共中央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宣传鼓动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和外国文化交流委员会准备了这个问题，并于最近向苏共中央提交关于在苏联出版中文报纸的建议。

波列伏依同志提出关于改善在华苏联专家教育工作的问题，提到苏联专家享有太多的特权，而其中有的滥用中国的好客。在中国实行勤俭节约的条件下，在华苏联专家的生活，甚至和中国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相比具有太大的反差。

波列伏依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考虑到了苏联大使馆关于在华苏联专家的建议。1957年1月11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华苏联专家报酬的决议。关于改善在国外苏联专家及其家庭成员的教育工作，苏共中央外交和外贸机构干部于今年4月召开了国外苏共党组织、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克服该项工作中缺点的问题。

波列伏依同志注意到了莫斯科北京航线上旅客服务方面的缺点以及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和其他城市里飞机场很差的文化装饰。

因此，民航管理总局副局长热伏龙科夫同志亲自来到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航线检查和克服缺点。根据今年2月6日管理总局的命令，准备就改善苏联国际航线工作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此外，同苏共州委书记商谈消除波列伏依同志信件中指出的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航线存在缺点的必要性的问题。

波列伏依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苏共友谊，应在苏联以某种形式普及在华首批苏联顾问的名字，如马林、越飞、鲍罗廷、布柳赫尔以及20年代同孙中山合作的其他人。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特别措施。在个别情况下，我们已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1956年，苏联报刊首次刊登了孙中山和越飞的通信。在中国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日子里，苏联和中国报刊都发表了孙中山政府及原军事顾问的回忆录，其中有一位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去了中国。这样的实践，今后也可能被认为是合适的。

关于根据波列伏依和米哈伊洛夫同志致苏共中央的信件所采取的措施，已告知他们本人。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В.基里林(签名)

Б.留里科夫(签名)

В.佐洛图欣(签名)

1957年6月1日

第15Д144号

АВПРФ，ф.5，оп.28，п.126，д.506，л.101-104

№20600-1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问题(1957年6月4日)

1957年6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3—18日

第144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6月4日

我应邀拜访了南日。

南日告知，朝鲜政府同意关于今年12月召开人民民主国家对外联络部长会议的建议。

南日接着说，今天中国大使乔晓光来访并转告说，周恩来同意南日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中立国委员会提出修改协定第十三条，即南朝鲜运进新武器问题，应当坚决反对修改。金日成也是持有这一意见。他接着说，有一项建议：今年6月下半月在朝鲜外务省召开有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委员会的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朝鲜的代表以及中国、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参加的非正式会议。在该会议上将通报朝鲜政府对上述问题的观点。会议目的——达到协调一致的观点。

我问南日，对即将召开的第12届联合国大会外务省是否已有拟定好的建议。

南日回答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难道只能，他带有很大保留地说，提出单方面撤军问题(我的理解是，他指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

我谈了以下意见：这样的建议，依我看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现在南朝鲜和北朝鲜的军队人数几乎一样。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出将使局势朝着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利的方向发展。为了不发生这种情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得不补充征召人员入伍并增加军费开支。然而，朝鲜的经济状况，我认为不允许这样做。

南日对我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并补充说，谈到撤军他指的是，撤出的部分军队将部署在中朝边境，一旦有情况能迅速出手援助。他继续补充说，他提出这一问题不敢说一定有把握，这一问题没有在任何场合讨论过。

通过交谈我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推测)：

朝鲜朋友希望的是，部分中国军队撤出并部署在中国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地区。

谈到最高人民会议选举的准备工作时，触及到内阁首相的人选问题。

南日说，金日成希望自己仍保留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职务，目前令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不安的是首相问题，尽管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这一问题尚未讨论过。问题是很复杂、很困难的。

为什么？

曾打算让崔庸健担任这一职务。为了这一目的把他实际安排为第一副首相和朝鲜劳动党第一副主席。为了这一目的金日成放弃了内阁的职务。然而，实际情况表明，崔庸健担任首相职务不合适：工作较差，没有干劲，对国家的国民经济情况了解得很少，而且不努力争取更好地了解。虽然担任民族保卫相的职务，但军事工作也没有好好搞，全部工作由总参谋长金光侠(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担任。首相人选可以提出其他更合适的人。但问题在于崔庸健已知道准备给他什么职务。他是一个贪权和爱记仇的人。他会用庸俗的、蛊惑性的手段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一方。因此担心，南日继续说，任命其他人为首相会引起崔庸健的激烈反对并可能造成党内非常复杂的局面。

谈到首相的可能人选，南日提到了金一。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16-117

№24936 奥比奇金关于访问中国的工作报告(1957年6月5日)

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我被派往中国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以便了解中国的生活，为作讲座和报告做准备。

由于我受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局邀请，因此我成了该局的客人。马列主义研究所同该编译局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研究所曾向其提供了自己的出版物、参考文献，并同他们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翻译成中文的问题进行过磋商。1955年，编译局副局长曾到马列主义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以便熟悉组织工作。最近两年有三名研究院的专家到编译局工作，现在编译局仍有一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且我们现在收到了再派遣两名工作人员的请求，要求一名在编译局工作两年，另一名工作一年。研究所工作人员给予编译局的工作人员巨大的帮助。

附属于中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其中有300多名工作人员。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现在已经出版的有：3卷《列宁选集》(第四版)，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11卷《斯大林选集》。编译局还把马列主义研究所出版的其他一些文献著作翻译成了中文：列宁的《论重工业发展和国家电气化》、《论苏联国家机关工作》、《回忆列宁》、《苏联共产党决议》(第三卷)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译局计划改组为研究院，其任务类似于附属于苏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

我曾向编译局的工作人员作了两场报告：关于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列宁全集的报告，也向北京高级党校的教师们就苏共党史问题作过报告，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苏联专家会议上作过报告，为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作过报告。

在中国期间，除了到过北京，我到过的城市还有：广东、武汉、上海和杭州。众所周知，广东和上海曾是中国革命的重大发源地。我们访问了广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曾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现在该校成了博物馆)，在上海，我们参观了曾为中共一大会址的一个纪念馆以及其他的历史名胜。

在北京，我了解了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党史文献的出版工作。在出版社，排字的困难令我们吃惊，排字工人不得不处理大量的文字符号，并且需要非常了解它们的位置，以便迅速找到需要的字符。尽管如此复杂，排字工人排字的速度很快，而且也很准确。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一个生产电子仪器的国家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工厂。该厂以前的主人现在是该厂的工程师。在同他和现在的共产党员厂长进行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该厂前主人现在工作得很好，忠实于人民政权，在工作中同共产党人友好相处，参加了对资本家进行改造的学校的学习。他每个月的工资是500块钱，是共产党员厂长工资的两倍多。此外，他还可以从自己被估算的数百万元的资本投资中每年获取5％的红利。上海的这个电子仪表厂看起来是其他工厂及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典型。

在中国访问期间，我同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教授进行了会谈(1949年他到过研究院)，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进行了会谈。会谈中谈到了关于党的教育的组织问题，关于学院的培养问题，关于编译局的工作，关于文字的改革，关于党的工作作风的整顿，等等。

会谈中谈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方针的实施并没有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唯心主义的信奉者在高校中讲授唯心主义哲学，结果是，没有发现唯心主义的信奉者、没有发现希望上唯心主义课程的人。北京大学讲授了关于凯恩斯经济观点的课程，但是上课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唯心主义者。因此，宣布这一方针不会导致高校中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的“毒花”的增长。中国同志说，北京大学将会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但上这些课的将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这里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因为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他们说，希望要求英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勃兰特·罗素来授课，但能否邀请到，现在或许还很难说。

用中国同志的话来说，这一方针将导致文艺、戏剧和出版领域的极大活跃。

关于党内生活，苏联现在已经是非常了解了，中国正在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大规模工作，并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各级党组织都在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

在短暂的在中国访问期间，通过同中国同志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同志进行的谈话得到的印象以及一些观察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正在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活，这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根据报纸公布的材料，最近4年，在商品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增长了33.5％。从1950年到1956年，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了157％，诸如棉布、胶鞋、盐这样的农用商品的销售增加了2—3倍甚至更多倍，而煤油的销售增加了12倍。

无论到了哪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热爱劳动的人民，他们是纯朴的、诚实的。无论到哪个地方，苏联人都会受到特别热情的接待和尊重。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

Г.奥比奇金

1957年6月5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95-98

№1180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派出党务代表团(1957年6月7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在1956年的年度报告中，建议派出由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工作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前往中国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和党务机关的工作情况。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年代里，在党和国家建设领域以及组织开展群众性政治工作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国共产党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提出了许多有特色和独到的见解。中国共产党党务机关工作中一系列好的方面，尤其是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务建设工作方面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向苏联派出自己的党务代表团，学习苏联共产党党组织的工作经验，而苏共党的代表团前往中国绝大多数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等等。在我们看来，苏共代表团前往中国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经验，肯定会受到中国朋友的热烈欢迎。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可以支持苏联大使馆的建议，在今年派出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由中央机关主要工作人员和地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组成的党务代表团前往中国。按照互相轮流的方式，可以邀请中国共产党党务代表团前来苏联。

我们认为，苏共中央就此问题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适宜的。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7年6月7日

第15-д-207号

附件：

苏共中央关于致中共中央函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刘少奇同志或邓小平同志，并递交以下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领导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对贵党建设实践和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认为，到现场了解贵党在这方面的措施和实践对我们的干部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我们打算今年互相交换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的机关负责人员代表团，以便相互了解对方党的工作的经验。

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那我们可在你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去苏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编制15—20人，同时接待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来苏联了解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的工作实践。

致兄弟般的敬礼。

苏共中央”

ЦХСД，ф.5，оп.49，д.41，р.8862，л.16-17

№20600-2 南日接见中、苏等国大使谈话：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问题(1957年6月11日)

1957年6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3—18日

第144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6月11日

南日邀请我以及中国、捷克和波兰大使到外务省，并说了以下内容：

众所周知，去年美国人单方面中断中立国停战委员会的工作，把该委员会的代表撵出南朝鲜。目前，美国人在散布北朝鲜破坏停战协定的挑拨性谣言的掩护下把武器运进南朝鲜。

有种推测，美国人7月1日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或中立国委员会里提出修改停战协定第十三条的问题，目的是把新武器运进南朝鲜“合法化”，而且可能单方面宣布这件事。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对中立国委员会的瑞典和瑞士代表施加压力。

鉴于此，建议于6月17日在朝鲜外务省非正式召开中立国停战委员会的波兰和捷克代表与军事停战委员会的中国和朝鲜代表以及中国、苏联、波兰和捷克大使的会议。

会议宗旨：达到协调一致的观点。

中国大使乔晓光、捷克大使苏利纳·米库拉什和波兰大使谢特列茨基完全支持南日关于召开上述会议的建议。

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美国人煽动的挑衅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要千方百计把非法运新武器进入南朝鲜伪装起来，不是保持持久和平，而是破坏朝鲜停战，这一切是为了使美国人继续实际占领南朝鲜。必须大力揭露美方宣传的这类阴谋，揭露美国人的真实目的和实际行动，不允许修改协定第十三条。我认为6月17日在外务省召开会议是适宜的。至于苏联大使参加会议问题，我另行告知。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24-125

№25212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整风运动与中苏关系(1957年6月1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7年6月11日

第645/дв号

苏中关系 [80]

……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国之间建立在交换意见基础上的信任和相互理解仍然得到了极大加强。中共中央和党内领导干部谈及苏联、苏联机构以及苏联驻华专家时，能坦率地提出对他们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在早些时候是很少或者通过很隐晦的方式提出的。

此外，中方就(赫鲁晓夫)评估斯大林角色的演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中国朋友的批评指出，在一些关键的政治问题、国际问题以及双边的党际关系等问题上，苏联方面往往没有与中国进行事先协商。

苏联和中国之间就经济或其他问题展开的磋商，常常因苏方的失误而延期。这一事实在中国并非没有被注意到。李富春副总理就因苏方负责经济谈判工作的部门在准备工作方面做得很糟糕而在莫斯科滞留了几个月。

在反对在中国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在科学和艺术发展新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施过程中，中国报纸越来越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苏联作家的个人立场，批评苏联艺术家的作品。举例来说，1957年1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直接批评了日丹诺夫同志有关哲学史的言论。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年，中国报纸对苏联电影展开了批判性分析，这在当时的苏联电影节已经可以看出来，这些中国文章中指出了苏联电影的消极面。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国举办电影节的时候，苏联报纸也批判性地评价了中国的电影。

在那些只在党的领导干部中传阅的内部资料中，越来越多地刊登了生活在苏联的中国记者和学生提供的消息，以及来自资产阶级报刊的关于苏联国内某些负面情况的报道。尤其是，最近有关苏联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就不同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关于劳动收入问题的争论，关于苏联不同地区广泛存在的混乱的思想情绪以及一些在海外的苏联公民的不当行为等方面的材料非常多，而在过去中国朋友并不关注一些在华苏联公民的错误行为，以及相关苏联机构领导人所犯的个人错误。

正如他们向大使反映的那样，中国朋友毫无疑问是从良好的动机出发，以同志的身份去批评我们的各种问题，除了个别非正常的会干扰巩固我们之间友谊的因素。

……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

远东司三等秘书

Ф.莫丘利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29，п.426，л.40-52

№09981 阿布拉希莫夫与邓小平会谈纪要：中国的反右斗争(1957年7月3日)

摘自阿布拉希莫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9日

机密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会谈纪要

1957年7月3日

1957年7月3日，我拜访了邓小平。按照苏共中央的指示，向他递交了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有关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问题的决议以及苏共中央致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的信的全文。

在随后的交谈中，邓小平谈到了中国国内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据估计，这场斗争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有力量在两三天内就把右派分子压垮，但是没有必要那么做。将给右派分子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说完想要说的话，因为这样能给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上一堂很好的课。

通过暴露真面目，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教育广大群众和中间分子。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鼓励，他们是不敢开火和这么大规模地干的。邓小平特别指出，右派分子像一条从地里钻出来的蛇，察觉到危险以后想钻回去，但是已经被牢牢地抓住了尾巴。

反右斗争已经展开。这场斗争积极的一面是使干部们有机会积累经验，得到锻炼。有些党员干部不敢让右派分子有充分自由来陈述他们的观点。可是经验表明，哪里的右派分子有充分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哪里的反右派斗争就进行得比较成功。在那些地方，斗争的对象暴露了，反击的目标显露出来了。在那些地方，群众看清楚了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露骨敌视，在开展斗争的时候就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在有些单位和组织，右派分子没有机会讲话，他们的真面目也就没有得到暴露。有些地方甚至邀请别的地方的“右派分子”来讲话。在这样的单位，斗争成了无的放矢，达不到目的。

这场运动的缺点是，不是所有的党组织都能在必要时充分地讲清楚中共中央为这场斗争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中央避免管得很细或详细地阐述这些问题，而是想让党组织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自己来体会中央的策略，深入地理解执行这一方针的必要性和好处。

邓小平还说，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冷静来忍受右派分子在口头上和通过报刊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一连串攻击。

另外，邓小平说，这场运动开展得不平衡。有些地方反击得太早，敌人隐蔽起来了。但是迟迟不动是不能原谅的。必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前给予打击。当然，让右派分子再多讲十天也是可以的，但是总的来说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已经暴露自己，群众对他们的观点已经了解。邓小平说：“大鱼已经在网里了。”

我说，周恩来同志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不仅仅是一个政府工作报告，而且也是党给予右派分子第一次有力的打击。邓小平表示同意。他补充说，人民群众正是这么理解周的报告的。右派分子也清楚地看到了国务院总理的报告的这一内容。

我问，右派分子在全部进攻都崩溃以后，现在表现如何。

邓小平回答说，他们现在想隐蔽起来，但是他们办不到。右派分子之间已经开始争吵和分裂。在上海，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谴责右派头目，说他们反动透顶。有些右派分子已经投降，其余的人还在继续顽抗。

中国共产党不但不镇压这种顽抗，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支持它。右派分子正在彻底地撕掉自己脸上的假面具，在此基础上将能够给群众上一堂很好的课。章乃器等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在继续顽抗。中国共产党认为，即使他们负隅顽抗一年，党也要在整个一年中向他们做艰苦的解释工作。

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也将执行同样的政策。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将留在高校内，其中的有些人在毕业后还可以留在各自的高校内当教员。例如，甚至给他们机会每3个月讲一次他们的观点。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学生中间通过直观教学来开展教育工作。对高等院校的教师也照此办理。

我问右派分子大约在大学生中占多大百分比，邓小平回答说，右派分子在大学生中平均只占1％，还有更多的摇摆不定的人，他们受了蛊惑人心的右派分子的欺骗，但是目前他们正再次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某些高等院校，右派分子的百分比要高些。例如，北京大学是3％，有些高校则高达10％。

在谈话结束时，邓小平提到，今年的农业收成前景良好，但是7月底和8月初常发生水灾。

在中国，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遭受自然灾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生了三次严重水灾，每次大约有4000万人受灾，去年有7000万人遭受自然灾害。

在对邓小平的谈话表示感谢之后，我向他谈了将在苏联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的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

谈话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

阿布拉希莫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0，п.424，д.8

№20601-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彭德怀、米高扬访朝的看法(1957年7月5日)

1957年7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6月19日至7月8日

第157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5日

我应邀拜访了南日。

……

在交谈中南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反党小集团在8月(1956年)中央全会被揭露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党内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但南日没有举出他们搞派别活动的具体事实(我从内务省的苏联顾问专家处得知，对集团头目进行了侦察跟踪，但没有查到他们搞派别活动的具体事实)。

在8月中央全会上，南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对反党集团的行为很愤怒，并一致谴责他们反对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的活动。我们在А.И.米高扬同志(代表苏共)和彭德怀同志(代表中共)的参与下又举行了9月中央全会。

谈到这里我对南日说：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反党集团参与者及其追随者发了好几次言，给了他们知无不言的机会。苏共中央全会参加者在全面和深入地分析和讨论之后，一致谴责集团的反党活动。(60人发了言，其他人递交了书面声明。)决定一致通过，只有一票弃权(莫洛托夫)。在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没有南日所说的集团中的任何人发言，开除几个人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前也没有听取他们中任何人的意见。因此，米高扬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就来了。众所周知，他们并没有判定一些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想提的建议是否正确，而是着重指出代表们粗暴地违反了党内生活准则。

南日表示同意，但他力图辩解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参加者被尹公钦在全会上发言一开始就进行的诽谤性攻击所激怒(发言半途被中止)。

我不同意这种解释并提醒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当米高扬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在场时)以及金日成与我于今年4月9日谈话时都承认他们做得不对，违反了党内生活的列宁准则。

南日问我是否已把朝鲜内阁首相人选问题的现状向苏共中央领导通报。

我回答说，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做，因为全会之后我马上回到这儿，为的是尽快把全会决定向金日成同志通报。南日再一次重复说，如果任命崔庸健为首相是很危险的，他会在朝鲜的内外政策上犯许多错误。

我问南日，金日成是什么意见。

南日回答如下：

在最近一次谈话中金日成说，他将找崔庸健谈一谈，让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担任党的工作。然而，他(南日)持反对意见并提出了另一个建议：

金日成仍担任首相，同时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以便主持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而为了领导全部工作设立朝鲜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金一为第一书记，2—3年以后选金一为首相。根据南日的话金日成说，他将考虑这一建议。

南日说，大量军事干部积极支持崔庸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战争期间反对采用苏联军事战术，他(南日)当时担任总参谋长曾经与这些人展开斗争。他特别提到原朝鲜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代表朴一禹。谈到此我问，朴一禹目前处境如何。

南日回答说，朴一禹释放以后现住在家里。(的确如此，朴一禹与家里人一起住在郊外，受到保护。对他的审讯已停止。)放他到中国的问题已解决。领导层委托金一在他带着五年计划草案前往中国时，试探一下中国朋友现在如何看待朴一禹前往中国一事。如果意见没有变化，那就允许朴一禹前往中国。

苏联驻朝鲜大使

А.普扎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38-141

№1381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米高扬的中国之行(1957年7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7月8日会议第10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勃列日涅夫、库西宁、米高扬、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阿里斯托夫、柯西金、波斯佩洛夫。

1.米高扬同志中国之行的情况通报。 [81]

中国朋友对中央全体会议决议感到满意。认为做得非常好。最初他们说：开除出中央是徒劳的(反对采取尖锐的措施)。

赞成米高扬同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认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提交了情况报告——中国还欠我们多少债，都由什么构成的，我们收到了什么。 [82]

(委托柯西金同志和米高扬同志研究这个问题。)

2.关于国防委员会的组成问题。 [83]

(赫鲁晓夫同志)：不应该把别尔乌辛同志列入到苏联国防委员会的组成中。 [84]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没有这个必要。)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7，л.59-59об

№2186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米高扬关于中国之行的报告(1957年7月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7月8日会议第100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米高扬同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通报”的决议 [85]

第100/I号(1957年7月8日)

绝密

1.我们认为，米高扬同志访问中国并向中国朋友通报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相关决议是有益而必要的。

同意米高扬同志在访问期间所做的工作。

2.责成米高扬和柯西金等同志研究中国对苏联所欠债务问题，并就该问题向苏共中央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

РГАНИ，ф.3，оп.14，д.134，л.1

№20602-1 普扎诺夫与朴义琓谈话纪要：对中朝关系的看法(1957年7月12日)

1957年8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11—31日

第17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12日

我与朴义琓同志一起视察了位于索普河(Сопхо)的苏联大使馆官邸地块(为了进行水上勘查设计工作)之后，在我的官邸午餐时与他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朴义琓讲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近期工作情况，并涉及一些其他问题。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之后，朴义琓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更多遵循集体原则。定期召开会议，更积极地开展问题讨论和交换意见。在会议过程中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观点的，除了金日成，还有总参谋长金光侠、他(朴义琓)以及其他人。但是常务委员会许多成员(朴金喆、金昌满、朴正爱、郑一龙)按惯例，没有充分讨论，各方面都支持金日成的建议。而金枓奉和崔庸健多数情况下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保持沉默。

然而，不久前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研究犯有巨额盗用公款的朝鲜文化省事态问题时，崔庸健发言激烈，提出逮捕文化相的建议。常务委员会没有同意这么极端的建议。

几天前常务委员会在谈论朴一禹问题时崔庸健也发了言。他继续坚持不放朴一禹到中国，而这一点先前已作出决定，因为按他的意见，这样会壮大跑到那儿去的朝鲜干部的反党集团。金日成对改变先前已作出的决定表示反对。他说，关于朴一禹问题的决定不能再拖延了。必须或者给他在朝鲜安排适当的工作，或者同意他到中国去。金日成强调指出，中国同志将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而不是个别不满的人士，因此，不用担心朴一禹到中国去。已经委托3位常务委员会委员再与朴一禹谈话，弄清他的最终愿望并据此决定问题的处理办法。

朴义琓接着又告诉我，1个半月至2个月之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研究了将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长韩相斗任命为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取代逃往中国的徐辉)。同时，讨论了中央组织部起草的文件，文件中对徐辉的反党活动给予了评价并特别提到他对苏联籍朝鲜人的挑拨离间活动。

就此问题(朴义琓)发了言，在肯定对徐辉活动评价正确性之后指出，徐辉反对苏联籍朝鲜人运动中的助手是韩相斗，正是他在那个时期提出了全部苏联籍朝鲜人的“黑”名单。因此他(朴义琓)建议把韩相斗的这一错误立场写入上述文件。常务委员会否定了这一建议，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接受的。

我问，我认为金日成目前对苏联和苏联大使馆的态度是真诚和友好的看法是否正确？朴义琓作了如下回答：

金日成真诚和深信不疑地支持苏共中央的政策和苏联政府采取的措施。他现在给予苏联大使馆很好的评价。至于反对苏联籍朝鲜人的运动(1955—1956年)，依我看，朴义琓说，金日成完全清楚中央在那个时期所犯的错误，但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点，也不认为可能通过为我们恢复名誉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朴义琓强调说。

在交谈过程中我问朴义琓，在他看来，朝中关系将如何发展。

朴义琓回答说，朝中关系的许多困难与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的错误行为有关。他不与朝鲜干部进行任何交谈和联系。甚至精通中文的金昌满，朴义琓补充说，要与乔晓光搞好关系的努力毫无效果，并认为他在调整好朝中关系方面是不称职的大使。

我对朴义琓说，对乔晓光下这样的结论是不能同意的。我们对他形成了良好的印象。可能他在建立和发展关系方面还缺乏经验，但这件事需要双方坚持不懈和友好的工作。

朴义琓对朝鲜内阁首相人选这一目前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对候选人崔庸健的评价是负面的，认为他能力差，不懂得也不想学习经济和国内生活的其他方面，在大多数领导干部中没有威信。朴义琓补充说，崔庸健过去曾带头反对苏联籍朝鲜人。

随后，朴义琓谈到了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李钟玉对待经济问题顾问马卡罗夫同志的要求的错误态度。李钟玉拒绝给马卡罗夫同志提供关于基本建设物资平衡和分单位制成的总预算表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根据朝鲜朋友的要求，给他们在朝鲜五年计划草案方面提供咨询所必需的。在朴义琓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向金日成作了汇报，金日成吩咐立即提供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所需要的五年计划草案方面的资料。同时，金日成对李钟玉指出其错误行为，并说任何必要的材料都应当提供给苏联。

接着，朴义琓讲了他两个月前主动找朝鲜劳动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金昌满谈话的情况。朴义琓问，为什么金昌满和其他常务委员会委员对他(朴义琓)不怀好意，甚至敌对。金昌满回答说，他和其他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朴义琓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来朝鲜期间的表现不满，当时朴义琓对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但是现在金昌满认为他与朴义琓的关系是正常的。

我问朴义琓，他如何评价相互关系，他回答说，确实他与常务委员会委员之间的关系已有改善。近几个月金日成多次找他谈话，给他讲一些问题，对朴义琓有关的工作指出建议。

随后，谈到朴正爱，朴义琓指出，她在中央和常务委员会的地位和威信近来也都有提高。

朴义琓最后讲了他与南日的谈话，谈话是关于金承化(原建设相，目前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学习)。朴义琓建议南日把金承化从莫斯科召回，并当面弄清对他的指责。南日不同意。朴义琓说，对他有点新意的是南日认为金承化不愿意回到朝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会产生他过去与苏联大使馆不正常关系的问题，而这是不允许的。至于什么关系，朴义琓不能说。

大使馆参赞佩里申科谈话时在座。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47-151

№20602-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苏共反党集团事件(1957年7月16日)

1957年8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11—31日

第17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16日

根据原先的商定我接待了中国大使乔晓光并与他进行了交谈。

应大使的要求我对他谈了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定。

大使对我的通报表示衷心感谢和个人赞同全会决定，还讲了我们已知的中共中央的态度以及《人民日报》已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大使同意我所说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历史形成的苏联与中国、苏共与中共的友谊与团结的重要性。

随后，乔问起金一率领的朝鲜代表团何时从莫斯科回来。大使补充说，代表团回来后将前往中国，他将陪同前往。

我回答说，计划今年7月20日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咨询工作。我估计代表团可能将于本月底回来。

谈话时担任翻译的是大使馆随员М.П.库尔巴茨基。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51-152

№20602-4 普扎诺夫与朴正爱谈话纪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评价(1957年7月29日)

1957年8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7月11—31日

第17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7月29日

我和朴正爱一起回到了平壤。在交谈中她谈到了以下一些问题：

关于内阁领导。让崔庸健担任内阁首相，这是1956年金日成曾经提出的，已完全不可能。据她说，金日成自己也深信这一点。待在别墅期间金日成曾与朴正爱商量，是否从本地朝鲜人干部中推荐首相人选，当时提到了财政相李周渊。

朴正爱说，我当时就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并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一段时间内金日成继续兼任内阁首相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

第二，崔庸健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金一担任内阁首相，而金日成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央主席，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

据她说，金日成表示要好好考虑这一建议。

朴正爱说，崔庸健对这一职务会满意的，对于他将不担任首相，也不会引起什么麻烦。至于金一，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修养和做事认真的干部，长期和金日成一起工作，金日成很了解他。金一在工作中与各阶层干部和劳动群众保持广泛联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人商量，能认真听取意见并执行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指示。因此，金一是首相最合适、最好的人选。朴正爱指出，同意这个建议的有金昌满、南日、金光侠，她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其他委员也会同意的。

至于金枓奉，朴正爱说，不要再让他担任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了：他工作没有任何积极性，年龄也大了(68岁)，做出了违反党性的事，具体如下：

战争期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他提出尖锐批评(鉴于丢失苏联制造的勋章以及常委会工作的缺点)之后，他在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会议上当着党外人士的面宣称，政治委员会不把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放在眼里，不让它有独立性，他还说，如果不是战争时期，他会辞去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职务；

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之后，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本应讨论撤消一些反党集团成员担任的领导干部职务问题，金枓奉借口已订好火车票要去休假，就在常委会开会时离开了。其实他早有预谋，并根本不想讨论解除这些反党集团成员所担任的职务，因为他同情他们并支持他们。

随后，朴正爱说，金光侠(总参谋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民族保卫相，南日担任副首相和外务相是相宜的。

她对内务相方学世工作的评价很高并提出，下次党代表大会上应当把他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

关于一些省(部)的合并。朴正爱告知，已通过决定要合并文化和教育省(部)，建材省与建设省，储备省与公用事业省，最后一个省的名称尚未确定。

我指出，合并文化与教育省、建材省与建设省显然是合理的，至于把储备省与公用事业省合并为一个省，我不完全理解，怎么可以把很少有共性的两个省合并在一起。

朴正爱也没有讲出什么想法和根据。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朝鲜军民的态度。我问朴正爱，应如何评价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否有什么误会或相互有自以为是的行为。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待朝鲜居民的态度，朴正爱对此的反应良好。诚然，初期有过傲慢的情况：“我们来自大国，你们是小国，因此，我们可以做我们认为必要的事”，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些坚决被制止。有几个人由于错误对待朝鲜居民甚至被枪决，尽管我们请求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现在一切正常，个别小事忽略不计，这类事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朝鲜人民军战士也犯。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59-162

№08851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邀请中国消防代表团访苏(1957年7月31日)

1954年苏联内务部消防队工作人员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朋友们现在表示，愿访问苏联以便学习我国的消防经验。

苏联内务部请求允许邀请中国消防队工作人员代表团来苏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1957年9—10月期间)，这是考虑到中国代表团出席华沙国际消防委员会代表大会后，将于今年9月20日返回。

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的费用可由苏联内务部预算报销。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ф.9401，оп.2，д.491，л.380

№0885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邀请中国参加苏联本土防空演习(1957年8月7日)

作为1956年访苏代表团的成员，中国公安部人民防空领导人曾请求如有可能邀请他们来苏联参加一次本土防空演习。

由于1957年8月下半月将同苏联国防部一起举行苏联本土防空演习，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允许6—8名中国同志参加这次演习，在演习过程中给他们介绍参加演习的各加盟共和国、州和区指挥所的战斗编组工作。

请求苏共中央对上述内容作出决定。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ф.9401，оп.2，д.491，л.349

№25213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请求加大所援建回旋加速器的能量(1957年8月8日)

摘自В.В.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0日

第1596/ГС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会谈记录 [86]

1957年8月8日

我在刘晓的要求下会见了他。

……

2.刘晓奉其政府之命，询问苏方是否有可能向中国提供援助，使得两个即将建造的回旋加速器的其中之一具有2500万伏特的能量，苏方是否可能提供所有必要的技术文件，并在1958年上半年接待一个由5—6人组成的小组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刘晓强调该请求是非正式的，还要取决于苏方的具体情况，并在双方协调沟通的基础上予以确定。

我回答说我会将他的请求转达给相关部门。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3，п.423，л.37-38

№24937 《真理报》读者来信汇编：苏联民众对中国整风运动的反应(1957年8月9日)

《真理报》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来自中国材料的内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的指示——引起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反响。就其性质来说，这些信件可以被分为如下三类：来信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表示欢迎，并认为这些指示在我国也可以实行；来信者建议我国报纸对中国开展的这些活动进行更多的解释和评论；来信者在信中反映了中国开展的这一运动的一些问题。

按这些类型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汇编。

Е.И.热尔瓦科夫(莫斯科州昆采沃区、马兹罗沃村、什科内利街、12号，信件编号116758)，写信者是第п/я222号工厂的一名铣工，他请求把他的信转交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我在《真理报》上看到了您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我以前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工作作风的指示以及《人民日报》上的一篇关于无产阶级历史经验的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对任何一个问题都作了明确的答复，实在是太好了。显然，我们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应该尽快贯彻一切宝贵的、有益的东西，同时尽快消除我们阵营中的各种错误。毛泽东同志，请允许我真诚地祝愿您——我们的朋友，中国人民的领袖健康长寿，为亿万中国人民谋福利，并且保持世界和平!再次请求您向中国人民转达我亲切的问候，祝愿他们万事顺利。”

Н.И.莫金，苏共党员(阿尔汉格尔斯科市，卡尔·马克思大街28栋6号，信件编号100557/2)，他在信中写道：“《真理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运动的指示。这一指示令人非常激动。这一指示非常英明，又很实在。读起来令人兴奋，这一指示非常有力，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人民的智慧。把所有这些指示都贯彻实施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我们的个别领导干部脱离了人民。十月革命之后，我没有看到苏共州执行委员会、州委、市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同自己的同事们一起就城市的公共事业工作过。阿尔汉格尔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Н.А.拉奇科夫同志、州执委会副主席Н.П.叶多文同志、И.П.阿拉贝谢夫同志、Н.Н.谢德利切夫同志一刻也没有就城市的公共事业工作过。这些人认为，同自己的同事一起工作是可耻的。好似那样做会损害他们的尊严。”

И.库季诺夫是一名苏共党员(塔什干州，俄罗斯奇尼阿兹村，信件编号97921/101)，他在信中写道：“当在《真理报》上读到关于中国开展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的时候，非常高兴。中国同志们开始在思想上完善自己的领导干部。中共中央下达该指示的重要性是显然的。这一指示将使党和人民群众相接近，这将使共产党更有力量、能力和威信。体力劳动将使人们更加健康和理智，并能消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类似的消极现象。列宁尽管非常繁忙，尚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他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中国的同志们走的是列宁的道路。我们中间就有个别同志整天躲在办公室中，埋头于大量的文件材料，而不了解集体劳动的重要性，害怕走入集体，害怕抽出时间参加劳动。所产生的问题达到的程度是，生活在距企业100—200米的厂长，还乘坐汽车上班。到田野的生产队的时候，这样的领导人不能走向田野的深处，以便检查土壤的质量。只是向远处张望一下就走开了。这些同志没有感觉到，工人们和农民们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并且认为这样很正常。更糟的情况是，有一些同志非常狂妄，认为自己比自己所有的下属都高一头。”

А.И.柯林(古比雪夫市，信件编号99825/51)在信中写道：“应该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产生的最初年代，列宁就采取过这样的措施，从中不难发现现在中国推行的整顿领导作风的活动的相似性。列宁在其最后的信件中指出，必须显著提高苏共中央委员的素质，依靠的方法是使那些值得信任、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基层工人干部进入中央。由于一些原因，首先是由于个人崇拜阻碍了列宁指示的实行和进一步推广。从苏共中央相关的决议中的共同的看法来说，这些原因及其后果没有被好好地反思。在这些原因中比较明确的有两点：第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精神状况恶化了；第二，人为地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和农民分割开来。事实上，在苏联政权存在的40多年内，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挑选出来各种各样的人，尽管他们较有才华、能力，有一些特别的和独特的能力等。数百万或多或少对非工人的专业领域和非农民的领域的工作表现出能力的工人和农民被发掘了出来，他们在经过训练后被派往了国家机关、党的机构、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军队、文化组织、创作机构以及其他的许多组织，这样，他们就不再是工人和农民了。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同自己最优秀的代表失去了日常上密切的联系，这首先阻碍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精神和文化发展。

那些曾是工人和农民而现在成为苏联知识分子的数百万领导干部的工作也不会更加顺利。脱离了工人阶级和农民，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忘记了体力劳动，这不仅对知识分子的外部面貌，而且对他们的内部面貌都产生了极大的危害。结果，知识分子的一些消极的社会陋习就不断蔓延，比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自高自大的老爷派头、功利主义、受贿、教条主义、无原则性、政治消极、创作无力以及其他一些微小但具有社会危害的缺点。正如所看到的，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动者相脱离对一些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脱离在工作的时候有特别明显的表现。我们几乎已经习以为常的是：即使是在工作最为忙碌的时候，领导同志把双手插在口袋中，下达所谓的领导的指示，并且认为同普通的同志一起工作一会，哪怕是工作2个小时也是很可耻的。这种对体力劳动的忽视将会导致个人的身体素质和道德的改变。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数百万优秀儿女们应该改变他们所犯的、对他们的阶级产生危害的错误，也就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工人和农民的队伍中。关于这种回归的方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来了，这就是：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

德列穆奇，苏共党员(莫斯科，斯塔罗皮缅诺夫斯基街区13栋21号，信件编号103248/0)，他在信中写道：“当你看到描述列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图画的时候，普通人的心情都会特别高兴，正是这些普通人改造着整个世界。我国的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将会教育新的一代，消除老爷习气、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件编号第106367/87号，(斯塔夫罗波尔区)，该信的作者写道：“《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共中央开展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指示。这是一份非常好的文件。如果检验一下我们对区级和州级干部工作的态度，那么就会经常发现，其中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了人民，事实上对人民的生活了解得很差。其中的许多干部曾是党内优秀的同志，但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是早就不工作了，而是处处由专家为他们提供帮助，为他们准备报告。比如，如果到斯塔夫罗波尔区执委会副主席洛尼斯同志那里检查收割庄稼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一定会随身带上一名农业专家和工程师。是时候把那些长期以来占据要职但什么也不做，并丧失了列宁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从他们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并使他们同普通人和工人接近。”

А.戈林(斯捷尔利塔马克市，共青团街98栋，信件编号102077/7)在信中写道：“《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指示’。该文引起了人们非常大的兴趣。该文谈论了关于怎样深入而理智地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把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活动是非常有益的，甚至是必需的。在我国开展这一运动也非常有益。”

П.П.加夫留克(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信件编号195867/10)在信件中写道：“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首倡是明智的、富有成效的，苏联人民应该学习和贯彻。尽管我国的国家管理机构经常缩减，但现在仍然非常庞大，它脱离了许多人物质财富的生产。巴拉诺维切斯基区的集体农庄以及苏联其他许多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急需工人，特别是在农忙季节(播种、栽种蔬菜、施有机化肥、除草、购买种子、收割等等)。特别是在城市周围的那些农庄，由于许多村民都到了城里从事生产工作。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区委和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州机构和加盟共和国机构的工作，那么就会得出结论，机关干部可以利用部分时间从事农业、建筑业和工业企业的工作。”

Р.达夫利亚托夫(塔什干州，上沃棱区，区执行委员会，信件编号107794/101)在信件中写道：“《真理报》上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我认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应该通过这样的决议，因为党的机构和苏维埃机构的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一些‘脏工作’、对体力劳动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老爷式的。此外，他们自己不工作，而且漫不经心地对待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会对我们共同的事业产生非常大的危害，这可以举出许多例子。

在乌兹别克斯坦，最为费力的工作就是采摘棉花。不仅工人和职员，而且中学生和大学生也帮助采摘这‘白色的金子’，在采摘棉花这一重要的工作中，领导干部的直接参与起着重大的作用。此外，这将会额外收获数十和上百吨的棉花，领导干部本人参加体力劳动有助于动员劳动者采摘棉花，提高集体农庄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但是，情况经常不是这样。

去年秋天的一个休息日，上沃棱区委和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了红色十月集体农庄的第14大队采摘棉花。这一天是区委组织部主任А.Н.沙赫马托夫和区调查员А.尤努索夫第一次、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出来工作，他们每人采摘了1.5公斤棉花，然后在中午12点离开了田野。在看到这些共产党员对体力劳动的这种态度之后，其余的工作人员在午餐后也回家去了。他们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拍那些不会采摘棉花、不会弯腰的人的马屁。共产党员阿布巴基罗夫·阿布扎尔、巴甫别科夫·扎基良、贾纳别科夫·拜穆尔扎以及其他人对体力劳动都持这种态度。除了谩骂其余的人，他们什么也不做。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加体力劳动也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除了组织上的作用外，这还有巨大的教育意义：领导干部亲自参与劳动的那些工作队的劳动生产率是其余工作队的1.2—1.5倍，比起领导不愿干活的工作队，有领导参加的工作队的学生也更加愿意在下课后参加普通的工作。

如果直接和工人和农民在一起，就会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建议。这将非常有助于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有助于同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和其他的缺陷作斗争。”

Ю.Н.萨尔诺(哈尔科夫市，比罗比詹大街4栋13号，信件编号107312)在信件中写道：“中国就逐步吸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采取了初步的措施。这些措施是有力的、重要的。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在我看来，设计师、工艺师以及其他的在工厂技术部门工作的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他们在工作日的最后几天的工作成效是非常少的。此外，技术部并不总是能得到完全充分的利用，经常有许多空闲时间。我觉得，一些部门的技术工作者以及工厂从事脑力劳动的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在自己工作日的最后一段时间应该在车间、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基连加乌捷(列宁格勒州，别索契内，列宁格勒大街第81栋，信件编号107166/55)，在信件中写道：“我认为，中共中央的指示不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而且对我国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吸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将会对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的领导更加正确和具体。实践证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劳动者需要的漠不关心的表现主要在于，机关和组织的领导干部对生产需求和劳动者的需求的了解不够。

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还会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便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业务领导更加正确和具体。领导干部参与体力劳动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苏维埃机构和党的机构的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能够从事体力劳动，每年都应该在一定的时期从事…… [87] ”

斯佩西夫采夫(格罗兹尼市，克拉斯内弗伦托维科夫大街15栋，信件编号10122/23)，苏共党员。他在信件中写道：“如果说在劳动人民夺取政权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中国同志采取了一些坚定而完全现实的措施，警告国内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行为，那么，我们也应该采取其中的一些措施。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自然能顺利地摆脱如下不良状况：尽管国内的总政策是正确的，领导干部和群众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紧密的日常联系，那么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因此，我认为，《真理报》必须就如下问题交换意见：关于中国同志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应该接受其中的哪些建议。正如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所提出的，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对中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一措施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

И.М.库祖博夫(沃罗涅日州，里斯基市，信件编号82306/19)，他在信中写道：“《人民日报》针对官僚主义提出了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把官僚主义从我们的社会清除出去，苏联人民将会得到许多好处。因此，我们也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生产中最为经常发生的冲突正是由于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引起的，但是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没有真正同官僚主义开展斗争。”

Е.И.戈洛温(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信件编号84162/81)在信件中写道：“让我们看看中国吧，它成立才只有7年，就勇敢地提出了关于矛盾的问题。为什么成立了40年的苏联不像中国那样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在伏尔加顿斯克市的一个人造脂肪合成联合加工厂的建筑工地工作，该厂的名称为尼日涅敦盖斯特罗伊。我们的每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得到劳动者的尊重，毕竟领导干部有国家授予的权力，他还是党员。在我们的建筑工地上领导是不受尊重的，他们搞了建设，然后又把它摧毁了。比如，水泥地板在刚入冬的时候就有水珠渗出，今天由于废旧金属的打击倒塌了。其损失是数十万元人民的资产。但是有关部门还因这一耻辱的行为得到了奖励，而工地主任——酒鬼库克索夫还被授予了红旗称号。对此您会怎么想呢？这是矛盾还是比这更糟的什么东西？毕竟我们有工会、党组织。他们应当对领导干部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者不愿接受建议，不愿听取工人的意见，他也不把建设的任务和前景向工人们讲解。而工人们也不会尊重这样的领导人。”

Н.Д.德罗诺夫、А.谢苗诺夫都是苏共党员(巴库市，卡冈诺维奇大街22栋65号，信件编号106040/4)，他们在信件中写道：“我们认为，中国同志的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非对抗性矛盾、克服官僚主义、不仅加强国家对广大劳动群众的控制，而且加强对党的机构的控制，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把广大群众吸引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两份文件中的内容没有争议和需要驳斥的内容。我们认为，中国同志谈论的许多问题都符合我们的实际。遗憾的是，在苏联政权建立40周年的时候，我国事实上仍然存在官僚主义，大量的官僚主义经常藏在社会主义的队伍中，经常阻碍着广大群众的创造性或者犯下罪恶。

关于把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这些建议也适合我国，采用它们对我们将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项党的或苏维埃机构的工作，许多同志都坚决拒绝从事生产工作，从事群众工作，毕竟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旧中国对体力劳动的轻视还没有被摆脱掉。当我们的领导干部留起长长的手指甲，把手指保养得光光亮亮的时候，还不能说明这一点吗？遗憾的是，在许多大学毕业或中等学校毕业的相当多的青年中也可以发现对体力劳动的忽视。那些被父母娇惯的年轻人的道德败坏被许多的事实所证明，这该怎么办呢？对此不能熟视无睹。

或许，我们写的信件不很重要，但是我们写信的时候是真诚的，是凭党员良心写的。《真理报》没有对发表的中国同志的文章作任何评论。因此，这些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内容是公正的和应该被关注的。既然这样，就希望通过《真理报》或者其他的报纸了解一下，中国同志的文章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国的现实。”

维里加耶夫、罗曼诺夫(克拉斯诺雅尔萨市，建筑中等技术学校夜校，信件编号104275/49)：“我们是克拉斯诺雅尔萨市建筑技术中等学校夜校的领导干部，读了中国同志关于开展整顿工作作风的文章，我们希望了解我们的党和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是否有必要利用这一经验？”

Б.И.雷瓦(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大街38栋1号，信件编号10082/0)在信件中写道：“我要表达许多读者的愿望。我详细读了《真理报》上的文章以及对毛泽东报告主要内容的解释，我认为，这些内容和解释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和实践意义。我给《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写了信件，但遗憾的是，在这些报纸和杂志上还没有发现有一篇是关于毛泽东同志上述报告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对我们是非常需要的和重要的。”

Б.М.维连斯基，苏共党员(博布鲁伊斯克市，昌噶尔大街46栋85号，信件编号102749/60)，他在信中写道：“前不久我们的报纸上刊登了《人民日报》关于改变领导作风以及吸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文章。在共产党人中开始讨论这些文章。一些共产党员认为，这些内容应该在我国立即实施，而另一些人，比如我们的宣传员佩夫涅夫则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工作已经做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定只是关于中国人的。我想了解《真理报》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Е.Е.温尼茨基，В.西拉耶夫(伊万诺沃市，信件编号92929/32)在信件中写道：“在读完《真理报》上刊登的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之后，我们产生了一些问题，我们请求对这些问题进行答复。1.苏联的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之间是否存在矛盾？2.我国的报纸是否会提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这个问题是否有马克思主义的评判标准？3.针对我们的情况，苏共党员应该怎样向广大群众解释这些文章？

我们觉得，必须在我国的报纸上在更广的范围内阐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请共产党员对这一问题予以正确的理解。”

М.К.阿拉克洛夫(第比利斯，格里鲍耶多夫大街19栋，信件编号101594/25)在信件中写道：“我不能想象，怎样能够具体地把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条件，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共同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看起来，中国同志提出的符合我们实际情况的一些建议将会以其他的方式得到采用。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说，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搞清楚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在现在，在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进行改革的时刻。因此，我请求在《真理报》上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酌量解释中国同志提出的一些意见。”

А.马库什金(莫斯科，别斯查第3大街5栋1号大楼32号住宅，信件编号97945/0)，在信件中写道：“我不完全明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报纸上没有对这些材料进行评论。非常希望《真理报》解释一下，这一新方针是什么？它在多大程度上对我国具有现实意义？”

П.З.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彻尔卡斯卡伊州，齐继林区，梅德韦多夫卡，信件编号99123/118)，在信件中写道：“我对《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非常感兴趣。我发现，其他许多同志也对这些文章感兴趣。我个人认为，中国同志在其中阐述的一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社会中的问题，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报刊对中共的决议阐释得不够。”

Г.П.博鲁阿尔什诺夫(莫斯科州，莫斯科河区，48栋37号，信件编号103467/65)在信件中写道：“最近，《真理报》转载了《人民日报》上的一些文章。中国同志的这些文章写得非常简单明了，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另外一种阐释，这种阐释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接受的。我指的是，其中包括，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关于把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等等，关于改变工作作风的文章也引起了我们的巨大兴趣和热烈讨论，我们在我们的集体中也对其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其中的许多指示对我们的党是有益的，其中包括，诸如怎样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的指示，怎样把领导干部的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等等。

我是一名新的苏共党员(1956年入党)，或许，在许多方面都会犯错误。我们的宣传员不能对相关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无论是《真理报》还是其他的报纸都没有刊登关于上述文章的评论文章。希望《真理报》能够发表我国著名的理论家对这些问题的评论。这将是有益的。”

Г.А.东琴科(克拉斯诺达尔市，绍缅大街50栋5号，信件编号102243)在信件中写道：“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将使得许多由于官僚主义引起的错误很容易得到避免和克服，使得人们改变对体力劳动的态度。我想知道，中共中央在实践中将怎样贯彻这些指示？在我们许多机构的工作中都存在官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报纸和杂志每天都在谈论。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借鉴中国同志采取的方法，采取措施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拉霍夫，苏共党员(斯摩棱斯克市，国际大街5栋23号，信件编号101684/86)，他在信件中写道：“我请求回答如下问题。能否认为，《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只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的结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领导人之间，其中包括我国的人民和领导人之间，是否存在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国揭露的关于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在我国存在的这一现象，是否有共同的原因？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我国能否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同群众之间的联系的方法？能否认为，苏共中央2月全体会议以及赫鲁晓夫同志在第七次会议的报告中揭露的工业领导中的所有不足都只是由于以前的管理形式引起的？

如果说，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以前的管理形式，而且是由于以前的管理方法和管理风格，由于总局、各部、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引起的，是不是更为正确一些呢？”

别里科夫(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列宁大街50栋，信件编号97249/78)在信件中写道：“在同周恩来会谈期间，我国大使尤金说，在我国也存在矛盾。请对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一分析。”

С.Н.巴尔卡尔(列宁格勒，莫霍沃伊32栋36号，信件编号92767/55)在信件中写道：“我经常读《友好报》，在4月27日的一期上我读了周恩来同志同苏联客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谈话。我国的大使尤金同志指出，我国也存在类似的矛盾。你们能否回答一下，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哪里？以及消除这些矛盾的途径。”

С.А.罗曼诺夫(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扎姆布里州，楚站，莫勇古姆集体农庄，信件编号96942/36)，在信件中写道：“尤金同志在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的谈话中说：‘我国也存在类似的矛盾’(见《友好报》)，应该怎样同这些矛盾作斗争？除了进行批评外。”

В.Б.格林丘科夫(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苏呼米市，少先队大街1栋，信件编号89257/25)在信件中写道：“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对于《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你们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国是否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矛盾？”

П.利特维年科(库尔斯克市，集体农庄大街，3栋，信件编号98827/53)在信件中指出：“《真理报》上刊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请解释一下，苏联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怎样开展斗争，消除这一矛盾。”

Х.Г.海尔利耶夫，苏共党员(古里耶夫州，杰恩吉斯区，扎姆布尔集体农庄，信件编号90421/36)，信件中写道：“在我们苏联是否存在矛盾？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应该怎样克服这些矛盾？”

Г.И.库尼斯，苏共党员(基辅市，列宁大街9栋3号，信件编号6978/42)写道：“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是否都完全符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些信件由《真理报》读者来信部文学编辑С.尼古拉耶夫编订。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155-167

№20603-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对中国驻朝大使的看法(1957年8月9日)

1957年8月16/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15日

第18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9日

应邀拜访了南日。

南日谈了他与选民见面的印象：见面和座谈在热烈、亲切气氛中进行；选民们大量谈了在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不少宝贵建议；从与其丈夫在战争中牺牲的妇女谈话中很高兴地听到了，道领导非常关心烈士家属的生活保障：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工作有保障，给这些家庭发放配给粮食。全道农作物长势良好。农民们告知，他们今年交公粮任务全部完成并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口粮，而近三年该道的收成低，大量农民交不出公粮，他们甚至要靠政府救助。

在交谈中涉及崔昌益、朴昌玉等反党集团案件最新的审讯材料(这些材料我从其他渠道充分了解)。我很谨慎地对南日谈了最好和有必要向中国大使乔晓光通报金日成在今年8月1日与我交谈时讲的那些问题。南日说，看来，要委托近期即将前往中国咨询五年计划草案的金一去做这件事。

我提醒说，延迟这类通报是不合适的，这件事应尽快通报大使。但南日回应我的提醒说，中国大使乔晓光很少与朝鲜领导人见面，给人的印象是，他常回避这类会见，他很少与别人交流，我们这方面的努力至今没有明显效果。

我指出，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大使的经验不足和他的谦虚。然而，保持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特别是朝鲜与中国、朝鲜与苏联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是最重要的，这不取决于某个工作人员或大使。

南日对这点意见表示同意后说，金日成大概今日也会向中国大使介绍预审材料。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65、180-182

№20604-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乔晓光的谈话：关于朝鲜的五年计划(1957年8月16日)

1957年8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6—30日

第19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16日

参观体育场。庆祝解放一周年时举办了各种体育活动。领导人坐在包厢里，其中有金日成、崔庸健、金一、郑一龙等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金日成说，庆祝活动的第一天，即8月15日，很顺利，国内和边境上都未发生任何事件。朴正爱、李钟玉今天外出与选民见面，金一和郑一龙于8月17—18日离开。

金日成在和同志们谈论发展体育运动时，他说，要从苏联聘请必要数量的教练来帮助运动员，并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教练交流经验。

金日成还说，今年10月将有明斯克的斯巴达克足球队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谊赛。

金日成说，金一在莫斯科商讨五年计划的草案时，到处都感到苏联人民和领导人全面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真诚愿望。商讨工作非常顺利，讨论也很热烈。金日成接着说，根据苏联朋友的建议，拟对计划草案进行必要的修改，在此期间金一同选民见面，几天后，金一将带着经过修改的计划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这是用提问的方式发表的意见，所以我说，金日成讲得对，在前往中国之前，要把计划加以修改。

……

我们了解到中国大使乔晓光对莫斯科方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反映很感兴趣，便邀请乔晓光8月20日(星期二)来使馆共进午餐。就餐时马卡罗夫参赞向(中国)大使通报了计划草案的商讨结果。

乔晓光表示非常希望了解苏联同志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建议的实质，并对安排这次会见表示感谢。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193-195

№20604-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苏联对朝鲜五年计划的意见(1957年8月20日)

1957年8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6—30日

第19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20日

在别墅为中国大使乔晓光举行午餐会。同大使一起出席的有一等秘书程文津和随员王保民(翻译)，我方出席的有参赞В.И.佩利申科，В.И.马卡罗夫，稍后商务代表И.А.格拉德科夫也出席了。

应中国朋友的要求，马卡罗夫详细通报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乔晓光对通报表示感谢，他说，朝鲜同志告诉他，现在他们正根据苏联的建议对草案进行修改，他们将于8月底前往中国。

乔晓光接着通报了朝鲜朋友要求中国提供粮食、煤炭、硫黄、棉花等商品的数量，已获同意。

经外交部授权，我向大使通报了我所知道的有关崔昌益、朴昌玉反党集团的情况(这时只有大使和他的翻译在场)。我没有表示个人的评论和意见。

乔晓光十分留意地听取了我的通报，并深表感谢。他说，有关这一问题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朝鲜同志不向他通报，他是无法了解的。他还补充说，如果他了解到新的情况，他将立即向我通报。

乔晓光邀请我和使馆人员及家属近期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接受了邀请。参观日期到8月23日最后确定。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03-207

№20604-3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两国联系(1957年8月23日)

1957年8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6—30日

第19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23日

……

南日告知：金日成赞成就双重国籍和双边民事、刑事的法律援助、领事公约等进行谈判。

南日请求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意愿转告苏联外交部，南日同时表示，谈判可在平壤进行，换文可去莫斯科。

南日接着说，中央领导现忙于处理崔昌益、朴昌玉反党集团活动的事。但他没有通报新的事实。

我问南日，就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已向中国大使乔晓光通报过？

南日回答说，暂时还没有，但准备通报。

我谨慎地表示，我认为，应尽快通报，可取得中共中央更好的理解，我补充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对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好保密的，我认为，你们在努力同中共中央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建立良好的友谊。

南日完全同意我所表示的意见，他说，我最近全面考虑了我们之间就这一问题的谈话，近期我将亲自采取一系列措施，同中国大使乔晓光建立亲密的、坦诚的、同志式的关系。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15-222

№08877 佩列韦尔特金呈苏共中央请示：中国请求苏联测绘代表团访华(1957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使馆递交了照会，请求苏联政府派苏联大地测量专家代表团参加1957年11月2日至12月2日将在北京召开的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科学技术会议。届时出席会议的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测绘工作代表团。

这次会议是根据1956年布拉格测绘工作会议的决议召开的，该决议曾得到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4月10日决议(第411—204с号)的同意。

测绘科学技术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探索技术可能性，以便尽快实施绘制详细地图的工作，在没有或没有完备的大地测量网的地区建立测绘网。实现上述措施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意义。

中国政府已责成中国测绘总局筹办这次会议。

苏联代表团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是必要的，因为在解决会议所提出的任务当中苏联比其他会议参加国都有经验。

所以，苏联内务部请求批准派代表团参加北京测绘科学技术会议，为期一个月，代表团成员有：С.Г.苏达科夫(团长)，А.С.尼古拉耶夫、Г.В.罗曼诺夫斯基，П.С.扎卡托夫，Б.А.拉林，А.Д.科洛米耶茨，А.И.库列绍夫，А.И.布拉诺夫，А.И.索洛维约夫，Б.В.特罗伊茨基。

关于苏联大地测量局参加召开的会议和苏联军事测绘局在代表团的成员问题将同总参谋部(А.И.安东诺夫同志)协商。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和中国外交部今年6月24日的照会副本附后。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佩列韦尔特金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机密

一、接受苏联内务部关于派苏联测绘代表团参加195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科学技术会议，为期1个月，代表团由以下人员组成：С.А.苏达科夫(团长)、А.С.尼古拉耶夫、Г.В.罗曼诺夫斯基、П.С.扎卡托夫、Б.А.拉林、А.Д.科洛米耶茨、А.И.库列绍夫、А.И.布拉诺夫、А.И.索洛维约夫、Б.В.特罗伊茨基。

二、委托苏联财政部与苏联内务部一起研究上述代表团参加测绘科学技术会议出差费用预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照会

(1957年6月24日)

尊敬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兹谨通知贵馆以下事宜：

中国测绘总局根据布拉格国际测绘会议决议，建议今年11月2日至12月2日在中国北京召开亚洲五国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科学技术会议。

届时参加会议的将有以下五国的代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布拉格会议决议，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考虑亚洲人民民主国家自然地理条件和其他特点，通报并讨论每一个国家的测量网的位置，比例为1∶100000地图和各种比例的地形图的测绘方法和技术以及其他问题。

中国政府特邀苏联政府派团(10—15人)参加这次会议。

此外，中国测绘总局还提请会议参加国和代表团成员注意以下会议内容。

一、天文测地网的分布和共同测绘问题。

二、亚洲人烟稀少的山区和高山地区的测绘方法和技术问题。

三、基本重力点的确定和普遍重力测量的方法和技术问题。

四、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的科学技术报告。

我们请苏联政府在尽短期限里通知我们你们对会议期限和内容以及各代表团将所作报告题目的意见。

为顺利进行会议准备工作，我们请求尽量在1957年8月底之前把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人数通知中国测绘机关，提交贵国代表团在会上将要作的报告材料。

代表团到达中国后的花费和返回祖国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请将以上内容转达给苏联政府。

ГАРФ，ф.9401，оп.2，д.492，л.40-44

№20604-4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7年8月28—30日)

1957年8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8月16—30日

第19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8月28—30日

应中国大使乔晓光和司令员杨勇的邀请，我们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我方出席的有：经济参赞马卡罗夫、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武官助理斯捷潘诺夫、大使馆随员奥格涅夫。中国使馆方面出席的有：大使、一等秘书程文津、三等秘书张瑞杰和中国使馆女译员王宝琴。

会见是在十分热烈和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全程陪同我们的有司令员杨勇、政委李志民(第一天陪同，后来病了)，还有几位副参谋长。到达后我们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向毛泽东儿子的墓献了花束。晚上在俱乐部里欣赏了很有意义的音乐会，由人民志愿军歌舞团演出。音乐会开始前，副参谋长肖应棠致欢迎词，我致答词。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33-236

№11455 齐米亚宁与李志敏的谈话纪要：越南的政策与中越关系(1957年9月18日)

今天我拜会了李志敏。

我简单向他通报了胡志明同志的苏联之行。

李志敏问：苏共中央代表与越南同志在统一越南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

我回答说，我没有看到分歧。越南同志建立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为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政治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当然，未来这一斗争的策略应当仔细考虑，在每一个具体阶段必要时可以改变形式，例如，目前不能不考虑到两个越南国家的存在，越南分裂成两部分将会保持一段时间。有些越南同志有时疏忽了这一现实。例如，有些在南越工作的越南同志表现出简单的、非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和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认为有必要组织某些反对吴庭艳集团的武装起义，以此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

有些越南同志尚未注意到政治斗争的主要火力应当对准美国。他们在大骂吴庭艳的同时，却没有考虑北方和南方建立实际联络的方法。

李志敏还对苏共中央与越南同志在接纳北、南越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意见是否一致感兴趣，我告诉他，在这一问题上观点一致。

李志敏同志说自己这样提出问题是有根据的。部分越南同志过去不同意苏联的立场，主张接受两个越南国家参加联合国。总之他认为，越南同志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采取的任何步骤，可能间接承认南越的做法非常敏感。特别是他们未必能正确理解苏联政府的决定，向南越出席国际气象组织地区会议的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

我对李志敏回答说，越南同志应当正确理解已经作出的决定，向南越代表发给进入苏联的护照。

我认为，必须承认越南存在两个国家的事实，采取必要措施，不让南越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

李志敏说，他同意我的意见，并指示必须提高越南同志反对吴庭艳政权的宣传水平。

武元甲在答新华社记者就吴庭艳7月公报的提问时，仍然是充满了谩骂之词，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因此中国同志迄今拒绝发表答记者问。

后来谈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和政府在胡志明不在国内期内的活动时李志敏说，越南同志在国内的政治和生活中没有采取任何重大举措。他认为，越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推迟了，也没有对纠正土地改革所犯错误的工作总结，部分原因也可能是越南同志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水灾作斗争上。他认为，越南劳动党最近搞的最重大活动之一，是在军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以巩固军队人员必须进行长期的统一祖国斗争的意识，提高最后胜利的信念。

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党的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就地了解纠错情况。纠错推迟了，看来某些地区将拖到明年第一季度才能结束。最大的困难是退还被恢复名誉的农民的财产。此外李志敏指出，在越南劳动党领导干部中，迄今对纠错活动是否正确仍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谈及胡志明同志访华，李志敏说他尚不了解胡志明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谈话的全部内容，只向他通报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实际活动有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还向他通报了关于解决老挝问题进程的谈话内容，他已经就此事通报了苏联大使馆。李志敏认为，胡志明同志对中共中央关于老挝问题的反应非常积极。回到河内的第二天他就会见了苏发努冯，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最近几天与李志敏谈过话的清顺认为，由老挝同志准备的关于老挝形势报告草稿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有了很好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明白了作为保持亚洲和平共同问题的一部分，老挝问题应当解决。

胡志明同志在北京讨论的问题之一，系非越南族系，特别是居住在越南的华侨的国籍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的政策是要求居住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华侨，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为了研究对侨民工作的经验，越南同志打算向中国的东北地区和新疆派遣代表团，当地生活着大量的侨民。

李志敏同志在谈话结束时说，根据最近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谈判精神，在越南进行技术援助的中国人员，今后的工资将不以越南盾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发放，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放，这里包括住房和伙食。这一措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提出的。中国政府认为，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的中国专家，其生活水平不应当高于越南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周恩来同志1956年秋季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谈过这个问题。

АВПРФ，ф.079，оп.12，п.17，д.6，л.69-72

№20608-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加强中朝关系(1957年10月7日)

1957年10月26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1—25日

第26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0月7日

应南日邀请拜会了他。南日告诉我，金日成今天同他通了电话，建议加快因朝鲜公民被美军杀害而致信联合国的事。

南日要求我同苏联外交部联系，质询目前这样的信件是否适宜。

我回答南日说，10月2日的谈话后，我已转达。

南日表示感谢。接着他通报说，根据政府的指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内外商业相陈班秀致信南朝鲜贸易部长，建议为开展贸易而相互开放城市，为南朝鲜人开放开城市，为北朝鲜开放南朝鲜的一个边境城市。

这封信件将于明天，即10月8日见报。我授命将这一信件的复印件提交给你们大使馆。

对南日通报这件事，我表示感谢。

南日还说，他同邮电相详细研究了同莫斯科建立高频通信的事。邮电相说，现在正在架设平壤伏罗希洛夫的线路(恢复原有的高频通讯)。全部工程于今年完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征询苏联政府关于是否能从1958年初起架设高频通讯线路的意见。

我答应把这一请求向苏联政府转达。

谈到去莫斯科的事，南日告诉我，金日成代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于1958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这时，我用委婉的方式提请南日注意，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人很少去兄弟的邻国——伟大的中国访问。据我所知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邀请中国党政界的朋友和其他中国代表团。而邻国之间领导人的相互接触，更不要说是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接触，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十分必要的，可带来很大的益处，而且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带来很大的益处。

南日完全同意这个意见。他说，的确如此，金日成每年去苏联，而自1954年以来，他没有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和情况来解释这一点。我们的确应经常去中国朋友那儿，同他们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见面。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应经常接触。在这方面我们应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

我补充说，除了领导人之间的正式会见外，还可以有非正式的见面。例如，您知道，苏共中央每年都邀请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去苏联休息和疗养。今年也曾邀请过。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去苏联的并不多：只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主席、副首相郑一龙和财政相李周渊几人。但即便是他们，也没有同我们的领导人会见。为什么不更多地利用这类邀请呢？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可以在休息和疗养之余，了解苏联人民的生活，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

为什么不能组织这样的活动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南日同意说，这是建立个人接触的重要形式，他们今后要考虑的。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63-265

№2521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11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1日

第382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88]

1957年10月11日

今天毛泽东邀请我一起去参观在北京举行的印度展览，刘少奇也与毛泽东一起参观。印度大使陪同中国领导人参观了展览。

毛泽东和我在展览期间的交谈，主要涉及的是苏联的弹道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毛泽东对于卫星的发射过程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还热情地谈论了该事件具有的重大意义。他说，“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生了极大的倾斜，”毛泽东说，很明显，帝国主义现在不会冒险发动一场针对我们的战争了，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这个卫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还对苏联科学家在未来能够成功发送更大更完美的人造卫星表示了信心。

在谈话期间毛泽东问我，赫鲁晓夫和莱斯顿的会谈记录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听到我的回答后，毛泽东说，现在他们要将这些材料翻译成中文。我向毛泽东说明了他们谈话的基本概要。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后对赫鲁晓夫的发言作了赞许的回应。对于他们的谈话，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表示：“这些事务在我们这里，以及在苏联都进展得很好。”“火箭、人造卫星和相关的胜利对美国人而言是个打击，这不仅让你们，也让我们感到轻松和高兴。”

……

会谈由大使馆一等秘书罗满宁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0，д.5，п.423，л.44-45

№20608-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中国对朝鲜的援助(1957年10月16日)

1957年10月26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1—25日

第26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0月16日

拜会金日成，向他转交了苏联国家计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控制数字的书面意见。

金日成对转交的苏联国家计委的意见表示感谢，他还对苏联政府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缔结1958—1961年向苏联提供既定数量的浓缩单核细胞和锌精矿的建议表示感谢。

我向金日成通报说，由民航总局委派的图104机长贝科夫已于日前来到平壤，他来考察顺安(Супунск)机场是否能起降图104飞机。贝科夫对我说，机场可以起降这种型号的飞机。他将向民航总局的领导报告。因此，可能在10月20—25日就可作出决定，派什么飞机来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

金日成为此表示感谢，并对苏联同志的关心表示谢意。他说，如果乘图104飞机去莫斯科当然很好，但如果有什么原因不能派图104飞机，那么像去年那样，乘伊尔14飞机也不错。

我告诉金日成，已收到增加2—3名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积极参加者加入劳动人民联合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邀请。

金日成对这一邀请表示感谢。

我对金日成说，在十月革命40周年时，我们想邀请所有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以及由苏联援建的企业的领导人(15人左右)到苏联大使馆来参加招待会。

金日成对这一动议表示赞成，并说，这样做很好。如果大使馆认为可以，也可邀请一些其他党派的道委员会的领导人来参加。

我对金日成说，我们会考虑这一建议的。

在这次会见时，金日成还通报了金一和李钟玉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一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

金日成说，我们把苏联国家计委的意见向中国朋友作了详细的通报。他们也很支持这些意见，他们特别建议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苏联同志也曾有些建议，我们准备这么做。中国朋友对我们用自力更生的办法来完成五年计划这点评价很高。我们曾要求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每年供应12000吨棉花，中国同志无法满足，他们将供应8000吨。因此，我们作出专门的决议，扩大国内的棉花生产，采取具体措施以建设牢固的产棉基地。打算在1958年种植棉花6万公顷(1956年种了25000公顷)，全部棉苗在培养器皿中进行培植。这样的种植方法今年获得了良好的收成。有一个合作社，有些棉田的产量每公顷达到23公担，平均每公顷可收获12—17公担的籽棉。

我们计划在1958年平均每公顷收获8公担，力争收获1吨。

…… [89]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60-264

№24939 《苏中友谊》杂志样刊读者的意见汇编(1957年10月18日)

在《苏中友谊》样刊出版之后，编辑部收到了读者发来的400多封提出意见的信件。党委、友好组织的工作人员、工人、教师、各机关和学校的工作人员等都谈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都对该杂志的出版表示欢迎。(没有一封提出反对意见的信件。)

为了使这本杂志能够办得更好，读者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要求。读者的意见可以简述如下：

1.样刊的优点。

《苏中友谊》杂志要好于以前出版的《苏中友谊》报纸。该杂志内容简洁、范围很广，对问题的阐述很详细。对材料有很好的说明。杂志基本上克服了报纸上出现的缺点。

2.读者非常喜欢伏罗希洛夫的文章《同列宁的第一次会见》。读者写信说，伏罗希洛夫撰写的这篇关于列宁的文章，对当时现实事件的描写通俗易懂，内容简洁而令人激动。他们希望再刊登这样的文章。

读者主要回应的是关于列宁奖金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反响较好。读者认为，授予列宁奖金是一件大事，它对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列宁奖金的获得者及其作品是非常有益的。

一些读者认为，发表苏联作家的回忆《伏罗希洛夫在中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该文不同于中国报纸上发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信息，同时它还反映了苏联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这是令读者非常高兴的，对他们来说也是珍贵的。

读者对《在平凡岗位上的苏联青年》这篇文章的反响很好。读者都写信说，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该文以具体的实例简要阐述了苏联青年是怎样以自己平凡的劳动来建设共产主义的。这篇文章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使每一位读者更加尊重劳动。

读者们对杂志中《关于苏联》的文章表示了巨大的兴趣，因为该文简要而及时地阐述了苏联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

读者非常喜欢《读者来信答复》这篇文章，因为诸如关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问题，在哪些方面苏联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哪些方面还没有超过，苏联打算以什么方法在多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等问题使所有人都感兴趣。

读者希望，今后每一期都刊登一些文章，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作出答复。

读者非常喜欢杂志的封面以及乌兰诺娃的彩色照片。

读者还指出了杂志的一些不足之处。

1.杂志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还不是很全面。在样刊中关于文学和艺术的材料太多了，而关于工业和农业问题的材料不够。杂志的内容还不够丰富。

2.文章太长了(在三篇文章中每篇都超过15000字)。

3.文章的语言还不够通俗(一些中学生在来信中写道，许多内容还看不明白，特别是涅斯梅亚诺夫的文章)。

4.反映苏中友谊的文章太少。比如，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苏联工人对新中国建设的帮助，或者，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摄影师拍摄的毛泽东和八路军领导人的照片。

我们的读者非常喜欢对历史进行回忆的材料，关于我们友谊的材料。第一期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文章。

5.关于苏联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样刊向读者介绍得不够。比如，读者非常想知道飞往月球的问题等。

6.读者非常喜欢《谁是第一个到北京的俄国人》这篇文章。他们表示，希望今后每一期都刊登这样的文章，但是我们希望，要使这些文章更加生动、更加富有感情。在样刊中，这篇文章包含了过多的历史材料，因而有点干巴巴的。

读者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意见。

1.如果杂志不是月刊，而是更加经常地出版，并且杂志的容量也改变一下(大家都建议使杂志的容量为30页)就更好了。

杂志的价格太高了。(邮局认为，最好的是，每份杂志的价格不超过2角。)

2.一些读者建议，每期都刊登一篇小说。(短篇小说，不超过1万字。)

3.中国读者非常想了解苏联各地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风情。比如，婚礼，为新生儿选择名字的风俗，各节日的风俗等。

4.在杂志的封底不一定都只刊登照片。如果每一期都刊登一些著名歌曲的歌词、乐谱，或者图画，那么将会使杂志的内容更加丰富。

5.希望杂志的插图更加丰富。

ГАРФ，ф.Р9324，оп.1，д.2，л.8-12

№20607 尤金与李永镐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1957年10月1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1日

第378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李永镐的谈话纪要

1957年10月19日

接待了前来礼节性拜访的李永镐。

相互致意后，李永镐说，他担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一职时间不长，还缺乏经验。他希望在工作中得到苏联大使馆的帮助。我表示任何时候都可提供这种帮助。我建议他同中国同志建立最紧密的相互信任关系，李永镐称，他同不少中国机构的领导人有不错的交往，今后他还将扩大这种交往。他向中国朋友通报朝鲜内部生活的各种问题，也从他们那儿了解到重要信息。李永镐简要地介绍说，不久前为了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和贸易问题，一个专门的朝鲜代表团非正式地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交换意见十分有益，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全部主要问题。

谈到同其他国家驻北京的大使的相互关系时，李永镐指出，他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的关系特别密切。李永镐解释说，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目前的情况同朝鲜有许多相似之处。李永镐说，我曾同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有过严肃的争论，因为他有意歪曲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1956年)的内容，并对匈牙利和波兰发表了错误的评论。他说，在匈牙利发生的不是反革命叛乱，而是群众反对党和政府的错误政策。听到反驳后，基里洛克说，他(李永镐)是斯大林分子，什么都不懂。李永镐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指出，他使用“斯大林分子”一词不恰当。从此以后，李永镐与基里洛克再没有就这个话题交谈过。

李永镐说，南斯拉夫方面目前对朝鲜大使馆的人员没有什么不好的举动。

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使团中，印度人、缅甸人、印度尼西亚人对朝鲜人的态度不错。李永镐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在同这些国家都有贸易关系。

最后，李永镐表示希望能组织一次苏联大使馆和朝鲜大使馆人员的联欢晚会。

大使馆随员А.А.勃列日涅夫参加了谈话。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送：Н.Т.费德林同志、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1957年10月23日

第704号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55-256

№20608-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及中国的援助(1957年10月23日)

1957年10月26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1—25日

第26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0月23日

根据预先的约定，拜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乔晓光并作了交谈。

谈话时中国大使馆一方有参赞曹克强、商务参赞薛春圃和随员王保民，我方有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参赞佩利申科和三等秘书Ю.И.奥格涅夫。

乔大使称，准备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主席金一为首的朝鲜代表团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问题而对中国进行的非正式访问结果向我们通报。接着由商务参赞薛春圃发言，他陪同朝鲜代表团一起去中国，并直接参加了这些谈判。

薛春圃说，以金一为首的朝鲜代表团于9月12日抵达北京，9月13日至10月6日进行会谈，讨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和两国的外贸问题。

中方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率领参加会谈。中方代表团的成员有：国家计委的专家、财政部、外贸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

两个代表团一开始就分成两组。第一组研究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问题；第二组讨论贸易问题。

中方代表团首先表示赞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的总方针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控制数字；同时还向朝鲜同志详细介绍了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

中方代表团对计划草案总体上表示满意。计划草案规定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中方向朝鲜同志就以下三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情况：

1.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表明，农业发展的快慢对工业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中国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确定了农业发展的新指标，但要考虑到不利气候的年份对农业歉收的可能性。工业发展的计划指标是在考虑农业发展指标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在执行计划期间，1955年是高产年，1957年的产量也不错，1953年的收成是中等，而1954年和1956年由于气候不佳收成不好。1954年和1956年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原料和财政收入明显下降，这使完成计划遭到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对工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平均增长率达到17.3％，农业生产达到4.5％。但这个增长是不平衡的，碰到了巨大的困难。

考虑到农业基础对发展工业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十分重视那些能促进农业发展的工业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对农业的投资是5.7％，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提高到8％。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对发展农业的投资预计增加到1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五年计划中，将考虑大力进行水利建设，提高山区的农业生产，增加产量。

中方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中方认为，对农业的投资最好还要增加，可以考虑降低某些重工业企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那些朝鲜本身缺乏原料的企业和产品销售有困难的企业。这样，可腾出一些资金来投向农业。

中方认为，计划应该有可靠的基础，要全面考虑，因为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很多不可预见的困难，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这些困难必须加以克服。

2.中国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存在不少实质性的缺点。

第一，没有考虑到歉收的年份以及它对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影响。

第二，没有考虑到国民经济领域的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之间的本质差别，其结果是大部分资金投向了国民经济的非生产领域。

第三，为了发展文化和教育，计划大量建造学校和培训干部，但没有考虑到必须首先发展国民经济，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文化和教育水平。

第四，提出了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任务，但没有考虑到首先必须保证提高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水平。提出了在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但广大劳动群众对这个口号理解不一致，各个企业有不同的解释。某些企业的工人提出要求说，他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水平提高了，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却依旧。现在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和任务：在工农业总水平增长的基础上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方认为，朝鲜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工业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要研究工业发展、原料供应基础和销售是否协调。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但必须考虑到歉收的年份以及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可能性等，要使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有可靠的保证，因为顺利地完成计划会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可以对劳动群众起到鼓舞作用。

3.必须逐步提高生活水平，因为这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但提出提高生活水平任务的同时，必须考虑发展商品供应的基础；在提高工资时，必须考虑农民的购买能力，用商品来保证工资的提高。

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方总的意见就是这些。按照薛春圃的说法，中方无法提出具体意见，因为，如要提出具体意见，就必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进行更加详尽地了解。

第二组的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商品交换。朝鲜同志提出了一张拟于1958年进口商品的清单。这张单子中的许多商品中国是短缺的，其中有些商品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

会上决定，1958年互供商品的具体问题，提交双方的商务代表团去讨论，这次只是决定一些主要的商品。

朝方要求中国在1958年提供70万吨炼焦煤，17万吨动力煤和3万吨焦炭。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也缺煤。中国在1958年缺煤达600万吨以上。但是如果中方不向朝鲜提供煤，朝鲜经济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所以中方决定满足朝方的要求，保留上述数字。

还决定满足朝鲜同志的如下要求：提供3万吨大豆和5500吨硫黄，尽管中国自己也缺硫黄。

朝鲜同志1958年的清单中还有橡胶，中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橡胶的。中方同意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3100吨橡胶(朝方原要求提供3300吨)。

解决棉花、棉纱和棉布问题最为困难。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棉花生产没有完成任务。1956年的棉花播种计划有500万亩(1亩=0.067公顷)没有完成，今年有700万亩没有完成。居民的棉布供应逐年减少。1951年的棉布生产量人均为7.3米，到1957年则为6米，1958年减至5.3米。棉布人均数量的降低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棉田播种面积的减少以及由于缺乏原料，不少纺织厂停工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算进口几万吨棉花。

考虑到这些情况，中方同意向朝鲜提供8000吨棉花，而不是朝鲜同志要求的12000吨；提供500吨棉纱(朝方要求1500吨)和500万米棉布(朝方要求1000万米)。

1958年的贸易就讨论这些。中朝之间商品交换的其他问题由两国的商务代表团去解决。

此外，朝鲜同志提议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贸易协定。但由于中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尚未制订，所以缔结上述协定的事被推迟了。但中方向朝鲜同志表明了进一步提供煤炭、硫黄、棉花和橡胶的可能性。

朝鲜同志希望，1959年还能获得像1958年这个数量的煤炭，到1960年和1961年能每年进口100万吨。中国同志说，他们认为1959年有可能提供1958年的数量，而1960—1961年的供煤量只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之后才能决定。

至于硫黄，中国同志同意在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保持原来的供货数量，尽管朝鲜同志的要求要多得多。

薛春圃说，朝鲜的硫铁矿蕴藏量同中国一样多，所以他们向朝鲜同志建议搞好自己的硫酸生产。

中方向朝鲜同志预告，棉布和棉纱的供货量今后将减少；到1960年，中国将完全无法提供棉花。橡胶的供货，中方将努力使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维持在现有水平，而到1961年有可能向朝鲜提供人造橡胶。

从明年起，中朝的贸易交换将按世界市场的价格，用卢布结算，对此，双方已达成协议。向世界市场价格过渡的具体问题将提交双方的贸易代表团去解决。

朝鲜同志还提议缔结科技合作协定。中方表示同意，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专门机构去审议。

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对今年的换货情况感兴趣。

薛春圃回答说，总的来说换货正常，中方在这方面未提任何要求。今年中国向朝鲜提供310万吨小米和5万吨大豆。

他说，明年看来朝鲜靠本国的收成就够了，因为只计划进口3万吨大豆。

薛春圃表示同意。他说，根据1958年度的初步货单，朝鲜同志计划进口5万吨小米，但后来不要了，大概认为收获会很好。今年中国向朝鲜供应11000吨棉花、100万吨煤，其中包括50万吨以上的焦煤。

1957年中国向朝鲜的供货总量为7500万元，援助为5000万元，今年的全部援助就这些。

1958年向朝鲜的供货量将近1亿元。

参加会见的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问薛春圃，朝鲜代表团在中国期间是否讨论过朝鲜的货单？

薛春圃回答说，没有讨论。但他发觉，某些商品，例如水泥、电解铅、硝酸铵、石墨、玉米淀粉，中方很难接受，因为这些商品中国自己也有多余。

朝鲜同志建议向中国提供3万吨碳化钙(中国自己拥有量很大)，中方同志接受8000吨。因为中国以前接受过碳化钙，1958年如不接受会对朝鲜工业带来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接受朝鲜同志提供的30万吨铁矿石。

我对乔大使和薛春圃商务参赞的通报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们说，苏联也接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许多自己绰绰有余的商品，例如，苏联向朝鲜购买了单核细胞，而且其价格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一倍。

接着，我向乔大使讲述了不久前同金日成谈话的情况。我说，金日成高度评价中国同志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他说，他们在最终审定这个计划时加以考虑。金日成说，朝鲜同志理解中国同志在棉花供货上的困难，因此他们打算在明年扩大朝鲜的棉花播种面积，从25000町步增至60000町步(1町步=0.9公顷)。

向乔大使简要通报了朝鲜劳动党10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情况。

乔大使对通报情况表示感谢，他也讲述了同朝鲜国家计委主席李钟玉的谈话情况。

李钟玉在谈话中对中国同志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意见以及对朝鲜代表团在中国的热忱接待表示感谢。李钟玉说，朝鲜政府拟用扩大棉花的播种面积生产人造纤维和与埃及签订贸易协定的办法来解决棉花问题。

谈话后乔大使招待便餐，参加晚餐的除了以上同志外，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委旷伏兆中将，他来平壤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参战七周年的活动。

利用这个机会，我邀请旷伏兆参加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招待会。

会见和晚餐都是在友好的、兄弟党的气氛中进行的。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74-280

№08880 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改任巴拉诺夫为测绘代表团团长(1957年10月28日)

苏联内务部请求任命苏联内务部测绘总局局长亚历山大·尼基里弗里维奇·巴拉诺夫同志为苏联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北京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的科学技术会议的工作，以取代患重病的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第50/161гс号)今年9月21日被任命为该团团长的С.Г.苏达科夫同志。

苏联代表团将于今年10月30日赴北京。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ф.9401，оп.2，д.492，л.204

№03372 尤金致赫鲁晓夫电：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修改意见(1957年10月30日)

绝密

副本，第1份

致赫鲁晓夫同志：

今天(10月29日)晚上，毛泽东邀请我与他同行。在去克里姆林宫 [90] 的途中，他开始谈起刘晓关于米高扬向他通报的有关苏共中央决定撤消朱可夫苏联国防部长职务的报告。

到达克里姆林宫后，毛泽东说，他十分满意地接受了苏共中央关于撤换朱可夫的决定。他声称，应当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从而防止了一场军队不服从苏共中央的巨大危险，一场可能引发重大麻烦的危险。接着毛泽东说，他认为，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关于加强军队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关于军队彻底而无条件地服从党、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

我简要地向毛泽东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军队党组织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情况。对此他指出，近来我们(中国人)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有所削弱，军队党组织同地方党的机关的联系也削弱了。

谈到撤换朱可夫时，毛泽东说，这次手术会比撤换莫洛托夫更少痛苦。莫洛托夫几十年来已经作为党的领袖之一深入群众的头脑，而朱可夫则和马林科夫一样，还没有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在群众的头脑中扎根，尽管这是不同的两个人。

这时，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到来。毛泽东简要地向来到的同志们叙述了我们谈话的内容。然后，他开始谈到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并说，他再一次重复通过周恩来转达过的请求，无论在伊尔库茨克还是在鄂木斯克都不要举行欢迎仪式，而他为了避免感冒也不准备走出飞机，而在莫斯科，除了在机场发表谈话外，从机场出发沿途也恳切请求不要组织欢迎仪式，因为他也好，宋庆龄也好以及许多其他同志也好，都不能乘坐敞篷汽车。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从苏共中央收到的关于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文件。

首先，毛泽东说，我先说我们对于声明草案的一些意见。草案要大大删减。这事不难。只保留未来声明的主要的、原则性的内容。声明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个别有一些意见，准备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们谈。

第一，关于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如果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来判断，那么我们对这种解释有某些不同意之处。

不能仅仅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和平过渡，而且应当看到另一种可能性，这是因为，有些国家或者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或者正处在由和平转变被武装斗争所取代的阶段。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不仅取决于无产阶级，而且取决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可能会迫使工人阶级进行武装斗争，把它强加给工人阶级。因此，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要考虑到这第二种可能性。

宣言在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时，应当既写上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同时又指出，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可能随时将武装斗争强加过来，对此无产阶级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如何表达这个思想，是个文字问题，但这个思想一定要在声明草案中明确地表达出来。

第二，毛泽东说，在草案中说到，近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一系列政治问题上日益接近。他说，应当为争取与社会党人共同行动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特别是应当把社会党的普通群众争取到共产党人一边来。对此，我们并不表示怀疑。毛泽东接着说，但是，在声明中最好采用一种对这个问题的更加一般性的提法，说明共产党人不仅同社会党人，而且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政党、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为和平、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种流派等等日益接近。他说，不应当仅仅突出提到同右翼社会党人团结的问题，而是要找这样一种提法，以便能把社会党人、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都包括进去。

第三，是关于提到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那一节的问题。在谈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对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关系作了长时间的回顾。毛泽东说，莫洛托夫的路线就是斯大林的路线。他在各个方面对待我们都不比斯大林好些。毛泽东回忆起1949—1950年在莫斯科关于条约、关于势力范围、关于股份公司的谈判，并且说，实际上更多是同莫洛托夫谈，而他的表现常常像一个商人，也就是说他在同我们讨价还价。

毛泽东说，他在莫斯科时，曾经与苏联商定，在人民民主国家将不搞间谍活动，当然也包括中国，但是实际上是搞了间谍活动。罗申大使就招募了一名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要他提供情报，且不要告诉周恩来。但是，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会不经莫洛托夫认可。还有别的问题让我们对莫洛托夫不满(这时毛泽东指出，他们对上述罗申的事件并不重视，并请求不要告知苏共中央)。因此，毛泽东说，希望苏共中央能正确理解我们，我们(中国人)对莫洛托夫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好感。不过我们认为，在声明中以不提到莫洛托夫为好。因为，在我们中国某些地区，莫洛托夫的威望并不比斯大林的威望低。这样的人不仅在中国有，关于苏共中央谴责反党集团的决议应当提到，但是不要指名道姓(这时他指出，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作为个人则不值得注意)。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6月中央全会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时，他说，我(毛泽东)不在北京，但就在他们(他指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得到通报的第二天就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开会，详细地说明并维护了你们中央全会的决议。毛泽东说，我们提出这项建议并不是因为怜悯莫洛托夫，人们反正以后会忘掉他的，而是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的利益。

此时，毛泽东谈到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知道在你们中央委员会内部曾存在过分歧。曾经有过两派。我们曾几次讨论过你们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局势，结果认真负责地一致同意支持中央主席团中和赫鲁晓夫同志站在一起的那部分人。他接着说，我们(中国人)这里也有过对个别问题的不一致和分歧，但是时间越长，这些不一致和分歧就越小。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毛泽东说，应当承认，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大大地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好比是为我们党揭去了一个经常压抑我们和妨碍我们正确理解许多问题的盖子。是谁为我们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地理解个人崇拜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

在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时，毛泽东说，就是这样，我们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是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他接着说，我们从来不允许从我们方面站出来反对苏共，即使我们不同意某些做法。他还举出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为例，说他们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同苏共不一致，他们甚至在私下谈话中也不曾提起这个问题。

谈话进行到此，我作了以下的说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以及在苏共中央以后言论中，丝毫也没有讲到要无产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武装斗争。二十大决议只是说，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对于若干国家，工人阶级用和平方法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比以前更大，也就是说，在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当前形势下，可能为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创造有利的条件，足以迫使资产阶级后退，并从而避免武装斗争。接着我指出，当您(毛泽东)在莫斯科亲自交谈时，您毫无疑问会轻易地取得一致意见。我想，你们(中国人)在这里对苏共论述个别国家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的评价，显然是一种误会。毛泽东对我的这一看法极表赞许。

接着，毛泽东转而谈到在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是否有必要通过宣言。他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党都同意发表宣言。但是，如果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反对通过宣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给共产主义的敌人提供口实，让他们说我们的阵营发生了分裂，出现了矛盾，莫斯科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的党，而其他党不同意，等等。但是，如果预先通过决定说，即使有一两个代表团反对通过宣言，宣言也要通过，那也可以这样做。毛泽东形象地表达说：“天下不会大乱”，但这一切都要预先讨论好。

第二个方案可以是这样的，毛泽东继续说，通过一个简短的宣言式公报，其中表述一些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问题：

一、关于共产党的统一和团结，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

二、关于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斗争等。

三、关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关于争取历史进步而斗争，等等。

四、关于开辟了党的社会主义基本道路的十月革命，关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的民族条件和民族特点。

宣言式公报这种方案也要事先讨论。

最后，是第三个方案：由中共和苏共两党发表宣言。毛泽东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说，为什么只有两个党发表宣言，那就说明其他党不同意。对此可以回答说，这两个党是最大的党。此外，大多数别的党已经通过了联合宣言，而我们两个党没有参加。这是方案之一，但这个方案也要事先讨论。

毛泽东转向我说，请您尽快将此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以便苏共中央主席团知道我们带着什么问题去莫斯科。

此后，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他同斯彼哈尔斯基 [91] 的谈话。毛说，我努力向斯彼哈尔斯基证明，对他们(波兰人)来说，目前最主要的是巩固同苏联的友谊，消除波兰的反苏情绪，并始终强调说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作用。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问我，我是否和他一起去莫斯科。我回答说，还没有得到苏共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说，他乐意和我一起去莫斯科。

谈话持续了约4小时。

П.尤金

1957年10月30日

АПРФ，ф.3，оп.65，д.589，л.173-179

№1382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文件(1957年11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2日会议第12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Н.Г.伊格纳托夫、О.В.库西宁、А.И.米高扬、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А.Н.柯西金、М.Г.别尔乌辛；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1.对尤金同志发自北京的1957年10月30日电报，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对于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会议的问题、声明草案的问题，以及对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国、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意大利就此问题发来的电报的答复。

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库西宁、波诺马廖夫、帕托利切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福尔采娃。

简短的公报(这一方案)不要接受。

应该倾向于签署宣言，即使南斯拉夫人不同意的话。

如果将通过共同宣言的话，那么，也可以同意搞一个(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双边宣言。

完成草案。 [92]

同志们应该在今年11月3日之前提交新的宣言草案，在今年11月　日 [93] 之前提交声明的草案。

2.葛罗米柯同志就裁军问题发自纽约的1957年10月28日电报。 [94]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佐林、布尔加宁、帕托利切夫、米高扬、福尔采娃、库西宁。

我们应该声明：不再参加分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说完了一切，阐述了所有内容。准备返回，如果将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建议的话，或者应该扩大委员会。

佐林同志：现在采取这样的步骤为时尚早。

帕托利切夫同志：发表强硬的声明。

米高扬同志：发表强硬的声明，使他们无法指责我们。

委托外交部，根据交换意见的精神，准备给葛罗米柯同志的指令性指示。

批准葛罗米柯同志返回莫斯科。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6-27

№2076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莫斯科会议文件(1957年11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2日会议第122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兄弟党会议的问题。

第122号记录第1项

1957年11月2日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以及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意见，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会议宣言草案及告世界人民的宣言草案。 [95]

上述文件在今年11月4日之前提交。

РГАНИ，ф.3，оп.14，д.161，л.1

№200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会议安排的意见(1957年11月9日)

今天晚间毛泽东邀我去会谈。

他请我向Н.С.赫鲁晓夫转达自己与会议筹备有关的几点愿望。

一、他认为，应当在11月10日前彻底结束中苏两国代表间关于会议声明草案问题的协商，并在这一天将协商过的草案散发给所有兄弟党代表团，包括那些未参加此次会议的兄弟党在内。

二、毛认为，声明草案最好以苏共和中共——两党的名义发出，因为“苏共明显不便于仅以自己的名义涉及以下两个原则性问题，即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和关于倡议召集以后的兄弟党会议”。

三、(毛)希望会议能于11月13日开幕。因为11月10日所有兄弟党代表团便可收到会议声明草案，并在11月11日前将自己的意见通报给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和Ю.В.安德罗波夫等同志)。而在11月12日，即会议开幕前一天，(我们)还可以参考他们所提的意见和建议对声明草案再作修改。毛泽东希望，开会时间应不少于两天，如果需要，也可用三天，即11月13—15日。

四、毛泽东表示同意Н.С.赫鲁晓夫向他通报的关于波兰人所提的建议，即通过第二个“包含有向世界和平大会呼吁精神”的集体文件。 [96] 毛认为，这份文件应草拟得简洁些。文件的签署既可以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党代表，也可只包括目前在莫斯科的所有兄弟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毛指出，最好能让更多的党派代表签署该文件。毛泽东请求苏共中央亲自负责该简明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在11月10日让所有党派代表了解其内容。

随后，毛泽东说，他对苏、中两党能在宣言所涉及的问题上迅速取得相近的观点表示满意。他指出，苏、中两党代表在对草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分歧，只是对个别措辞作了精确和完善，对个别观点作了强调，等等。另外，只是就一个问题作了几处改动，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过渡方式。毛泽东认为，宣言的特点和积极意义在于，其内容只涉及一些带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并未谈各个国家(如苏联、中国、波兰等)复杂的内部问题。

毛指出，有必要保留宣言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要补充文字(该补充性文字是毛亲自写的)。对此，毛强调，斯大林在世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形而上学泛滥成灾，辩证法立场被严重削弱。在人们评价和分析各种现象的过程中，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居统治地位。这是产生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错误的根源。哲学本身有时也会有局限，从而不能完全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同志很少讲到和使用辩证法。我建议，我们应经常地大规模宣传辩证法。毛说，他很高兴地看到，Н.С.赫鲁晓夫报告中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回到声明草案的话题，毛希望苏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能再次读读它。毛声称，他自己也将再次阅读该草案。在此期间，可能就会有一些没能在宣言中反映出来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例如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在宣言中补充关于农民地位的内容，等等。

之后，毛泽东又谈到关于让所有兄弟党代表事先了解草案内容的必要性的问题。他说，这一方面是坚持民主，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有意思的思想。只是务必让各代表团最晚于11月11日夜前把自己的意见和愿望报上来。确实，我们给他们研讨草案的时间并不多，但“应当考虑到，会议要持续2—3天，其间每个代表团仍可以提出自己的补充意见”。

关于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以下几个方案：1.只有中共中央党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不包括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财政部长李先念)；2.代表团所有成员——共产党员(11人)都参加会议；3.包括非党人士(作为特邀代表)在内的来莫斯科的中国代表所有成员都参加。毛指出，应当考虑到，我们代表团中的非党人士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形，便可以邀请其他国家(如波兰等)代表团中的非党人士也参加会议。关于这一问题，毛说，可以再商议。

接下来的会谈中，毛泽东简要地谈了关于自己在莫斯科与一些兄弟党代表会面的情况。

毛说，他与哥穆尔卡会谈的时间最长。关于对这次会谈的评价，毛指出，宣言中有两点让波兰人有些为难：1.抨击美帝国主义；2.指出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哥穆尔卡“在与我交谈期间以波兰人民的名义强调，并非他个人，而是波兰人民不能接受(宣言中)这些条款”。毛说，我建议其对民众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哥穆尔卡答：“在这方面工作我们做不了。”他在与毛的会谈中强调，波兰不会接受宣言中有关激烈指责美国的表述。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些内容在苏联和中国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他预测，会议宣言“将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毛解释道，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而共产主义运动不过是被迫反戈一击，“遏制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哥穆尔卡表示，在这一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毛与哥穆尔卡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关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问题上。其间，毛强调，“每个班都要有自己的班长，每个排也得有排长。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团队里也理应有自己的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力量”。毛继续对哥穆尔卡说，“这个领导的角色并不好当，很麻烦哩”。

毛泽东指出，毫无疑问，仅仅通过一次会谈是很难取得什么根本性的成效的，但我还是极力证明哥穆尔卡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能够如愿，让波兰人在宣言上签字，那是再好不过了。可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毛声明，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我们仍要通过宣言。“(我们)不希望他们说，自己是被迫在宣言上签字的”。他们拒绝签字，我们可以等，过上3年左右，他们反正还是要签的。与毛会谈期间，哥穆尔卡并未否定宣言本身，但提了许多附带条件。毛泽东说，在将声明草案分发给波兰人之后，他打算到哥穆尔卡那里，与他再好好谈谈。

关于与南斯拉夫人的会谈，毛指出，情况比波兰更复杂些，因为“他们不是脚踩一只船，而是两只船”。

毛说，在与多列士、陶里亚蒂和波立特 [97] 会谈期间，自己对这些国家的形势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欧洲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毛与这些国家的代表还就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在这方面，英国共产党还郑重通过了一个决议。去年，在访问中国期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仍坚持“不开一枪”的立场，可“现在如果敌人开火的话，那么，他们也打算还击了”。毛说，会谈期间，我建议英国同志要多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注意到，波立特对签署宣言表现得相当积极。很明显，英国人是想借此来达到“提高英国共产党声望”的目的。毛说，“我对英国同志的这些想法表示反对”。

毛继续说，在与法国同志会谈期间，他们对意大利共产党表示了不满。“不过，现在我们感到法共和意共与英共的立场已相当接近了”。

毛泽东还讲了关于自己与金日成的会面情况。毛说，会谈涉及了两个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撤出朝鲜和在中国的朝鲜政治侨民的情况。 [98] 毛让金日成相信，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是非常必要的举措，并建议撤军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平均为2个军。在谈了这样做的理由的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保障这些军队在朝鲜的后勤供给，国家预算负担很重。他还强调，中国军队撤出朝鲜有可能促使美国人的两个师也撤离朝鲜，并有助于李承晚军队数量的削减。毛泽东认为，中国志愿军撤离朝鲜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拥有了相当稳固的边境和30万军队”。如果美国和李承晚方面胆敢挑衅，“志愿军还是志愿军，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援助朝鲜人民的”。毛说，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对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在这次会面期间他答应将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中国境内的朝鲜政治侨民问题，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在途经中国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时，将他们都集中到北京，并“宣布予以大赦”。毛泽东向金日成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朝鲜人去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金日成答，“朝鲜也不需要这些人”。

接下来，毛泽东又与金日成谈了关于周恩来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问题。对此，毛说，我对金日成讲，“看来，要是我(毛泽东)去朝鲜，你们是不会欢迎的，因为我带去的都是些坏消息”。金日成不同意这一观点，并表示，如果毛泽东来朝鲜，他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

П.尤金

АРАН，ф.1636，оп.1，д.199，л.1-6

№1382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声明草案(1957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0日会议第12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别利亚耶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柯西金，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1.关于在兄弟党代表团会议上的报告

(赫鲁晓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库西宁同志、苏斯洛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应该把由苏斯洛夫同志准备的报告，作为经过中央赞成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分发给兄弟共产党代表团。分发报告的日期——1957年11月11日。

2.关于兄弟党代表团会议的声明草案 [99]

(波诺马廖夫、尤金、赫鲁晓夫、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布尔加宁、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柯西金。)

声明草案是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议的。

关于协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100]

坚持自己的立场。

进行会晤——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尤金。

关于致拉科西同志的贺词。 [101]

(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8-28об

№2076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莫斯科宣言草案(1957年1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0日会议第124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

第122号记录第2项

1957年11月10日

绝密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尤金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继续开展工作，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即将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会议的声明草案进行协商。

РГАНИ，ф.3，оп.14，д.163，л.1-2

№1382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莫斯科宣言草案的修改(1957年11月1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2日会议第125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О.В.库西宁、А.И.米高扬、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А.Н.柯西金、М.Г.别尔乌辛、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1.关于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和会议的组织问题。

安德罗波夫、赫鲁晓夫、米高扬、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伏罗希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

安德罗波夫同志：报告关于对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

波诺马廖夫同志：报告修改意见。

委托同一委员会形成可以接受的修改意见。

与中国人进行商议。

会议定于1957年11月14日上午11时开幕。

委托就会议开幕事宜征求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

明确会议的工作程序。

代表苏联共产党的是——中央主席团委员。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29

№2076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共代表团协商宣言草案(1957年11月1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7年11月12日会议第125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苏共代表以及会议的组织问题。

第125号第1项

1957年11月12日

1.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和候补成员代表苏联共产党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和各国共产党会议。

2.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尤金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按照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提出的并可能会被接受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制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的文本，并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文本的内容进行协调，以便形成决议草案。

3.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议于今年11月14日上午11点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举行。

4.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于今年11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乔治大厅举行。

5.通过波兰统一工人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制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并把其分发给各国共产党代表。

РГАНИ，ф.3，оп.14，д.164，л.1-2

№20606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毛泽东谈朝鲜问题(1957年11月12日)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13日

第122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同金日成同志谈话纪要

1957年9月 [102] 12日，同金日成同志会面。他讲述了会见毛泽东同志的情况；并通报了代表团在即将会见赫鲁晓夫时准备提出的问题。

金日成同志说，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非常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

毛泽东同志说，战后金日成同志已两次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我们暂时还没有去过你们那儿。我们决定在近期向你们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然后，我打算亲自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怎么样？你们接待吗？邀请吗？”

金日成同志回答说，他们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同他们的意愿完全一致，他们自己也打算在1958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日成同志在同我会见时还说，他们感谢中国朋友决定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和人民将会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友善的态度，真诚地接待中国朋友，接待中国的党政领导人。

金日成向毛泽东同志通报了朝鲜劳动党的情况和有关1956年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以前反党集团活动的一些事实。

毛泽东同志说，他们进一步研究了有关小集团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是，去年这个小集团的一些朝鲜人来到中国，给中共中央写信，片面地反映朝鲜劳动党党内的情况，只讲朝鲜领导人的缺点和错误。去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事，可以说是对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干涉。所以我们决定不再做这样的事。每一个党在工作中都会有错误和缺点，应该由他们自行改正。你们曾经犯过命令主义的错误，你们自己克服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错误，我们做了自我批评，也请别人批评我们，我们也克服了缺点。最主要的是，我们党之间要建立良好的友谊关系，要完全相互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金日成同志说，我们有些同志的确认为“来朝”一事是干涉内部事务，但我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友好研讨，保持我们兄弟共产党之间的正常的良好关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完全支持中共和苏共的政策。例如，匈牙利事件时，我们立即坚定地支持苏联的政策。我们全党和全体人民在这件事上也支持我们。

接着，毛泽东同志建议，让8月中央全会后逃来中国的那些朝鲜人回去。金日成同志回答说：“我们不强迫他们。”

毛泽东同志向朝鲜朋友建议，考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论据是，这样的措施在政治上是适宜的，世界舆论容易理解，还可以促使美国人把两个师从南朝鲜撤走。

金日成同志回答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将认真研究这一建议。

在谈及即将同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见时，金日成同志说，他们会向苏共领导通报有关朝鲜劳动党内部的问题，并交换意见。至于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问题，他们对朝鲜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提出的建议和提供的援助表示完全满意。所以有关经济问题仅提出两点：

第一，我们要求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每年向我们供应5000—6000吨棉花，而1958年的计划只供应2000吨。这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我们本来想向中国朋友要求提供12000吨，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提供这个数量，现在他们只能提供8000吨。如果没有这样的援助，我们就无法完全满足平壤纺织联合企业的要求，如果棉花供应保证的话，这个企业每年能生产1亿米的棉布。我们现在正研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建立我们自己的产棉基地以及增加人造纤维的产量。但暂时还未能成为现实，我们还需要苏联的援助。

第二，关于建立军队的后备资源，以防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入侵。根据国家的经济条件，我们很难再建立军用后备资源。所以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请求，希望在苏联的国防计划中考虑建立后备资源：燃料、汽车、武器装备、弹药等，以防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遭到军事入侵时能向朝鲜人民军提供这些物资。

金日成同志还告诉我说，他同法共代表团的领导谈过，他们预定于1958年派出法国共产党访朝代表团。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还同罗马尼亚代表团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同意斯托伊科·基弗同志1958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接着金日成同志特别强调向赫鲁晓夫同志致敬和衷心地感谢，感谢他同意并愿意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向苏联党政代表团展示，朝鲜人民在发展自己的经济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他们如何使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般的援助，我们还将认真地听取赫鲁晓夫同志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的各种意见和意愿。

会见结束时，金日成同志通报说，在各种会议和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话后，他们想马上回到朝鲜去，以便尽快地召开有广大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在全会上，金日成同志将作报告，介绍党政代表团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情况，传达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以及这些会议所通过的文件。他们认为这非常重要，可以动员党和人民去胜利完成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各项任务。

苏联驻朝鲜大使

А.普扎诺夫(签名)

文件6份，送：葛罗米柯同志、巴托利舍夫同志、扎哈罗夫同志、费德林同志、书记处、档案室

第2172-дв号

1957年11月13日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251-254

№08881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彭德怀乘车发生交通事故(1957年11月19日)

机密

副本，文本第3份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

1957年11月19日0时15分，苏共中央办公厅汽车队的司机В.М.伊柳欣，驾驶着一辆吉斯110型汽车，车内坐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彭德怀元帅和其他人，沿着伏龙芝大街向克里姆林宫的博罗维茨基大门方向行驶，行至十字路口时遇黄色交通信号灯，它没有让行正在通过十字路口的由司机П.И.塔塔拉什维利驾驶的“胜利”牌汽车。

两辆汽车相撞，结果是造成了汽车的某些技术故障。

事故发生时车内人员没有受伤。

事故正在调查中。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ф.9401，оп.2，д.492，л.256

№26346 葛罗米柯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关系等问题(1957年11月19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7年11月20日

第02429/ГС号

绝密

文本第36份

毛泽东与А.А.葛罗米柯的谈话记录

1957年11月19日

今天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毛泽东同葛罗米柯的会谈。

毛泽东对葛罗米柯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首先回顾了1949—1950年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的几次会谈。

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苏联外交部的工作很感兴趣，他指出，中国一直在密切注视着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他说，苏联的外交官“不仅为自己战斗，有时还不得不为我们大家而战斗”。毛泽东指出：至于我本人，我一向支持你们，不错，“是在你们背后”。

葛罗米柯说，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切事务中，苏联代表都感受到人民中国的支持。在一切国际会议上，人民中国总是无形地和我们坐在一起。

接着，毛泽东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问题。他说，中国一向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措施。在同美国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中国力图“离美国更远些”。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以下基本方针：在今后10—15年内中国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个方针对中国有利。“台湾问题的存在”有助于实现这个方针。他指出，美国想把台湾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也对我们有利。他开玩笑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杜勒斯成了兄弟。他接着说，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即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或在国内势力的影响下，美国将抛弃台湾的蒋介石，“并试图渗透到我们大陆来”。在这种情况下，将出现一定的困难。

毛泽东继续发挥自己的想法，他强调说，虽然我们公开声明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并不完全甘心情愿，因为在个别情况下，对我们来说，这样做甚至弊大于利。中国在政治和人口方面是个大国，但在经济方面是个弱国。我们最担心的是美国同我们建立官方关系并渗透到中国大陆来。中国有500万知识分子和70万资本家及其家属。在这些人中，大部分赞成社会主义。但其中一部分是右派分子，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理人。

中国在经济方面还不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因为中国没有必需数量的商品进行对外贸易，缺少外汇。根据这些原因，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对中国有利。杜勒斯的对华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效劳。他不想承认我们，这使我们很高兴。如果这样长期拖下去，比如说，拖半个世纪不承认，到那时就有可能赶上美国。在经济方面达到这个目标，看来需要十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同时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钢的年产量为520万吨；美国为1亿吨；英国为2000万吨；德国为2000万吨；法国1600万吨；日本1000万吨。意大利的钢产量大体上和中国目前的水平差不多。因此，意大利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毛泽东强调说，从上述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对待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坚定地奉行既定的对外方针政策。

他问葛罗米柯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葛罗米柯答：中共的这个方针是明智的和正确的。他补充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个方针同苏联以及中国其他朋友所采取的立场是不矛盾的。他们经常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关于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和从而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中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也强调这一点，并批评那些不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国家的顽固立场。

然后葛罗米柯同毛泽东就美国对中国最近的对外政策有何反应问题交换了看法。葛罗米柯强调指出了这一情况，即中国在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的坚定的原则立场，迫使他们像尊重实力和毅力一样尊重人民中国，尽管他们非常敌视人民中国。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他再次指出，中国丝毫不急于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在日内瓦的大使级谈判可以进行20年。我们完全可以等待。他接着说，大家知道，在朝鲜同美国人也谈了两年，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直到朝鲜和中国军队在前线打了胜仗，美国人才不得不同我们达成协议。

葛罗米柯接着指出，根据他在美国期间形成的印象，美国统治集团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现在未必会采取实际步骤，因为他们害怕，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都会被看作是美国软弱的表现，从而对美国的整个政策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葛罗米柯说，由于苏联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的最新成就，这种心态就更加突出了。在裁军谈判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美国在整个对外政策方针有可能破产的威胁下，害怕作任何让步，认为这种让步会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会使许多国家离开他们，从而动摇他们操纵的军事集团。

毛泽东指出，这样认识和评价美国人的情绪是正确的。他接着谈及中国对英国的政策，他指出，中国反对英国奉行的对外政策措施，避免同英国接近。英国对中国大体上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毛泽东在回顾中英建交的历史时指出，在初期，英国极力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关于建立半正式外交关系，互派代办级代表的协议。英国人对此也很满意，他们立即往北京派来了代表。毛泽东接着说，中国长期没有派代表去伦敦。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艾登专门找周恩来商谈这个问题。因为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了比美国进步的立场(他们甚至同意在越南停火)，中国才决定派代表去伦敦，为的是进一步扩大美国同英国之间的矛盾。

然后毛泽东指出了英国对中国的前后矛盾的立场：英国一方面主张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的确，他们在表决时有时弃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他们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因为他们不赞成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毛泽东说，我们一贯坚持，在中国问题上，英国在联合国应像苏联和印度那样去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才同意同英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毛泽东说，至于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等国家，我们不主动提出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同他们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时都提出一个主要条件：要求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由此可见，中国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她承认问题上追求两个目的：使这些国家摆脱美国并断绝同“台湾政府”的联系。

葛罗米柯请求澄清一个问题，即在举行关于建立外交关系谈判时，是否提出必须承认准许中国进入联合国这个条件。

毛泽东答，主要的条件是断绝同蒋介石政府的联系和把它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他说，英国同意第一条，但不赞成第二条。因此，中国同英国只建立了半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一切国际会议上，中国都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原则立场。他同时举出最近在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中国代表坚决声明，在蒋介石集团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将不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说，苏联在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所奉行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苏联代表为维护中国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表示感谢。与此同时，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可以再等15年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到那时中国钢年产量将达到4000万吨。据波立特同志讲，再过15年英国的钢年产量只能达到3000万吨。由此可见，再过15年中国将超过英国，苏联将超过美国。他对葛罗米柯同志说，站在我们共同的这样的“钢的讲台”上，你的工作将会轻松些。这里还必须加上中苏两国众多的人口。

毛泽东通报了中国钢产量增长的极高速度，来证明中国达到钢产量的上述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他说，在过去，中国于1943年达到的最高钢产量是90万吨，其中大约80多万吨是在日本企业家手里，大约4万—5万吨是蒋介石那里生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同1943年的“最高年产量”相比，钢产量大大减少了。目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年产量将达到520万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2000万—2200万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3000万—3500万吨，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4000万—4500万吨。毛泽东在强调了中国的钢产量增长的良好前景后指出，苏联的钢产量是高速增长的，特别在最近几年更是如此。他说，在这样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苏联在最近的将来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

毛泽东在谈论中苏两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时指出，我们两国的市场的容量是无限的，不需要寻求外部销售市场。

葛罗米柯在谈话过程中谈到了裁军问题。他强调说，在裁军问题上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美国的处境是复杂的和微妙的。葛罗米柯说，一方面美国拒绝同中国直接进行谈判，不同意让中国参加谈判；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回避涉及中国的裁军问题。因此，在谈判中讨论裁减大国武装力量时，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应当讨论四大国裁军问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另一个问题，没有中国的代表参加，不能解决涉及中国的任何问题。我们认为，这种立场在今后也是可以采取的。葛罗米柯想知道中国朋友对苏联的这种立场有何看法。

毛泽东指出，苏联拒绝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是讲原则的。他接着说，中国没有参加裁军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国放开手脚实行自己的对外政策。“中国感到比较自由，不受任何条约和协定的约束。现在，如果邀请我们参加某个国际会议或某个国际机构的工作，我们还要等一等，等他们邀请三四次之后，我们再考虑是否值得参加。”不错，我们的这种立场很像“贫穷人的立场”，我们虽然穷，但我们有志气，有原则。

毛泽东接着说，在同任何国家的关系中，我们一贯遵守完全对等的原则。在这里，他提起邀请美国记者访问中国那件事。毛泽东说，去年曾允许一批进步的美国记者访问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中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搞臭坚决反对访问的杜勒斯的政策。后来，美国国务院禁止这批记者访问中国。今年杜勒斯试图组织另一批美国记者访问中国。毛泽东说，我们坚决要求遵守对等原则，随后在日内瓦大使级谈判时提出讨论这些问题。美国拒绝这样做，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防守的被动地位。

然后毛泽东谈及在中国关押的美国人问题。他说，这些人中有些已经刑满释放。某些友好国家的代表曾建议我们释放所有这些美国人。其中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是莫洛托夫。毛泽东说，莫洛托夫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很满意，因此他劝我们释放在中国关押的所有美国人。我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刑满以后再释放这些人。毛泽东说，很遗憾，这种人在中国已经很少了(大约只有10个人)。如果有400—500人就好了。

葛罗米柯说，中国朋友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的原则立场日益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代表人物对中国的尊敬。

毛泽东问葛罗米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的印象如何，在他们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人物接触时是充满信心呢，还是没有信心。

葛罗米柯答，他认为，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在最近时期不如以前有信心。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国家实力的增长。由于苏联最近在科学技术领域获得了巨大成就，他们的这种心态表现得特别明显。但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在表面上还很自信，装腔作势，神气十足。

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于12月前来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毛泽东对这些现象表示满意，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毛泽东接着简要地表述了他最近在兄弟党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对国际问题的某些想法。他强调说，从1946年起他对这些问题考虑得很多。毛泽东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指出，当时中国革命还未取得胜利，希特勒灭亡了，欧洲建立了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他说：我当时充满信心，认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比西方强大。希特勒被打垮后，美国人来了。从表面上看，他们比苏联强大，特别是他们投过原子弹。当时我写了篇文章，强调说，如果美国进攻苏联，他们不会赢得任何胜利，只会付出巨大牺牲。

毛泽东说，必须强调指出，美国最怕死人。如果打死几百人，对他们来说就非常严重了。如果他们伤亡200万—300万人，那就等于美国的灭亡。因此，他们不敢进攻我们。对他们来说，最好是他们能够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不付出任何牺牲和代价。毛泽东说，他认为，美国力图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依附于他们，占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地带的领土。他们想不通过战争去奴役这些国家，在那里建立基地，同这些国家签订政治、经济和军事条约。他们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反苏反共的旗号下进行的。美国的这种政策产生了两种矛盾：

1.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恢复了英国和法国的国力，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现在他们说，美国的所作所为不是反对苏联，而是反对他们。毛泽东说，这些国家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他们同美国的矛盾对我们有利。据此，在兄弟党会议宣言中，有意识地没有把美国同英国、法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某些兄弟党的代表，如波兰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同苏联同志协商后得出一致的结论：我们的打击目标应集中在美国身上，从而促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加深。

2.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同前殖民国家和美国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有13亿，其中7亿人生活在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如印度等)。

毛泽东还指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还没有取得独立。前殖民国家在那里还保留了自己的利益。

毛泽东举埃及为例。他称赞了纳赛尔把西方国家在苏伊士运河的银行资本实行国有化的勇敢行为，他同时强调说，英国和法国在埃及铁路和其他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实行国有化。仍然保留了英国和法国垄断资本在苏伊士运河的某些利益。毛泽东接着谈到埃及的财政困难，他说，纳赛尔本来指望，用经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完全弥补经营和完善运河的开支，并提供建设阿斯旺水坝的投资。但现在可以看出，用经营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不能达到上述目的的。毛泽东随后指出了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说，纳赛尔在对所有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方面还不够彻底和坚决。他预料，美国会利用埃及的经济困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葛罗米柯通报说，埃及人现在还向苏联请求提供贷款。

毛泽东指出，“请你们提供贷款，这是另一回事”。他接着说，很难指望，埃及在经济方面会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尼赫鲁对外国在印度的资本实行国有化方面同样也不彻底。虽然他已大张旗鼓开始干起来，但后劲不足。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印度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比其他中立国家强大。他在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说，印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钢产量只增长30万吨，而中国增长了330万吨。

葛罗米柯同意毛泽东的说法，即印度在经济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靠美国和英国资本，有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在继续发挥他的想法，他说，中国与印度不同，中国主要靠自力更生。不错，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2亿卢布贷款。毛泽东指出，这批贷款一部分已经偿还，大部分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偿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还清苏联的债务。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三分之一用于经济建设，购买各种设备；三分之二用于朝鲜战争，购买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中国将用自己的国内积累逐步偿还债务。今后我们打算“避免从苏联取得贷款，因为除我们以外有许多国家向苏联请求援助”。他说，中国不会向资本主义国家借一分钱。

毛泽东接着再次叙述了他在同赫鲁晓夫会谈时已经谈过的关于如何满足中国政府的各种请求问题。他说，这里可能有两种态度：

1.满足中国方面的一切要求。他说，苏联同志的想法是这样做可以不得罪中国人，不会搞坏同他们的关系。毛泽东说，他认为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恶化同苏联的关系”。还应当考虑到，中国的经济部门领导人并不经常了解本国的全部情况，总想依赖别人过日子。需要教育他们，使他们一方面依靠苏联，但同时又不力图依赖苏联。这里他又指出，不仅我(毛泽东)依靠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同志，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我。“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同共同的敌人作斗争”。

2.对我们的请求持较严格的态度。“对我们的请求也许只需要满足一小半，或者至少需要减掉30％”。应当做到，使中国有关部门“不因吃得过饱而感到腻烦”。对中国方面的请求持这样严格的态度，可以迫使中国经济部门领导人更认真地考虑如何解决内部困难。这里我们不应忘记苏联人民当年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大家都知道，“只有在困难中才能锻炼人”。

毛泽东在此讲述了中国经济部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项建议。他说，前年中国的棉花大丰收，使得去年的棉布产量大大增加，因而提高了居民的棉布供应量。每人棉布供应量定为12米。他强调说，对于中国人，这样高的定量是空前的。但在确定这个定量时，没有考虑到以后棉花歉收时如何办。到1956年，棉花收成不好，我们的经济部门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弥补棉布的缺额。因此，中国经济部门领导人提出了今后5年平均每年从苏联购买5万吨棉花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北京讨论过，当时我在杭州休假。我们的同志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但还没有向苏联政府提出，因为那时你们正开展反对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斗争。

在回到北京后，我反对我们经济部门领导人的这个建议，向他们指出：“不应再麻烦苏联同志，因为苏联不仅要满足国内的棉花需求，而且还要满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棉花需求，此外还要到国际市场上换取必要的外汇。”最后我们决定不向苏联政府提出这个请求，为了解决困难，把每人的棉布供应量由12米减到9米。的确，这个决定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毛泽东在谈及棉花困难时还说，去年播种面积减少了20万公顷。他指出，这项临时措施是因粮食作物面积太少而采取的。从明年开始，中国打算重新恢复原来的棉花播种面积，并采取措施提高每亩棉花的单产，并增加合成纤维的产量。

在会谈中毛泽东广泛地谈论了苏联对中国援助的意义。他说，应当合理地利用这种大规模的慷慨援助，把它用在主要的工业项目上。他强调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向中国提供过这么大的援助。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德国、捷克、波兰)也向中国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远不能同苏联的援助相比。苏联同志公正地指出，在中苏两国经济关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像当前这样大的贸易规模。

然后，毛泽东在谈及中苏两国外交部的工作时强调了这样一个特点，即中苏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主要是通过两党中央解决的。苏联外交官的主要精力看来需要集中放在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他接着说，我们给我国外交部提出的任务是扩大同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系。对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目前尚未认真对待，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

葛罗米柯指出，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联系确实具有党的性质，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领导下，苏联外交部的主要任务是加强苏中关系，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同时通过某些对外政策措施动摇帝国主义阵营。

毛泽东强调说，这些任务同中国外交部的任务是吻合的。

葛罗米柯赞扬了中国朋友对印度、印尼等国进行的大量的有益工作。苏联代表在国外的活动中经常体会到这些工作的效果。

毛泽东再次强调说，兄弟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原则上不同于兄弟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前一种关系主要是在党与党之间发展的。兄弟国家的外交部在发展和巩固这些关系方面也发挥而且应当发挥一定的作用。毛泽东预祝苏联外交部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他说，很明显，“没有莫洛托夫你们的日子也过得去”。

葛罗米柯说，没有莫洛托夫事情进展得更好些，因为他妨碍了苏联外交部及其在国外机构的工作。他是党肩膀上的沉重包袱。尽管他本人认为，没有他天会塌下来，会落在地上。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毛泽东赞扬了上述说法。他说，如果莫洛托夫的路线在苏共中央取得胜利，那么“这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很危险的。大家都会因此而遭殃”。

葛罗米柯列举了一些事实，如：莫洛托夫实际上曾打算把阿尔巴尼亚和东德让给帝国主义，他曾建议把这两个国家排除在华沙条约之外。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莫洛托夫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接着，毛泽东回忆他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情况，那时他在苏联停留了两个半月。他说，在此期间，“我同斯大林吵过几次”。斯大林憎恨我。在一次会见中，他(斯大林)组织了对我的“攻击”。第一个开炮的是莫洛托夫，第二个是贝利亚，斯大林最后作总结。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大体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毛泽东虽然是共产党人，但充满民族主义情绪。”毛泽东说，他们还表示担心，在中国会出现“自己的铁托”。毛泽东指出，当时担任翻译的费德林是这次谈话的见证人。参加这次会见的只有两个中国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周恩来极力使斯大林等人相信，在中国没有“民族共产主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亲美的。毛泽东说，在这次谈话中，我基本上保持沉默，只是“内心里讥笑他们”。我不想反驳他们的说法，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符合事实。”毛泽东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还不敢扣押我，最后为了挽回局面，才签订了1950年2月14日的条约和其他协定，把中长铁路还给了我们。

毛泽东强调说，对于争论的问题，斯大林不愿倾听我的意见。有一次他甚至扔掉了电话筒，中断了同我的谈话。另一次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已委托米高扬同我谈话。毛泽东说，当时曾想“让我们吞下两个我们不愿意吃的苦果”。第一个是所谓合营股份公司问题；第二个是最难忍受的问题，即在东北和新疆的“势力范围”问题。

毛泽东在谈话中叙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谈判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他说，当时蒋介石组织了对上海的疯狂轰炸，企图摧毁那里的工业企业。我们请求斯大林派一两个空军师去保卫上海，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空军。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莫洛托夫问：“我们能否把新疆和满洲看作是苏联的两个势力范围？”原来是这样，只有在我们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苏联才会派两个空军师去上海。

关于这两个“势力范围”问题，是指在上述地区只能允许中国和苏联公民居住，禁止第三国公民在那里居住。毛泽东接着说，在谈判时我问莫洛托夫：对在东北居住的朝鲜人如何处理呢？在东北有150万朝鲜人，而且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莫洛托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此外，在哈尔滨还有相当多的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在新疆南部有巴基斯坦人(大概200—300人)，他们在那里经商。我们根据同斯大林达成的这个协议，不得不把巴基斯坦人赶出新疆。

从前只有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过这种做法。我认为，斯大林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东北和新疆问题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事件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是斯大林搞坏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骂铁托是法西斯分子，是刽子手。

从全局来看，我们认为，斯大林的功劳占70％，错误占30％。或许，历史学家对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将作出另一种评价。也许认为他的错误占10％，但即使在这10％的错误中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苏共中央现在正在纠正这些错误，这是非常正确的。“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的做法好像揭开了我们身上的盖子，消除了宗教式的迷信”。毛泽东说，在个人迷信问题上，我们不完全同意你们，主要是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初期，没有适当地确定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的范围。不错，在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上，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明确些。“由于这个补充，我们双方的观点接近了”。

葛罗米柯问毛泽东：是“接近”，还是“一致”？

毛泽东答：是“一致”。然后他说，他认为，“斯大林的功劳比较大，还是错误比较大，讲得不够明确”。这个问题不仅同斯大林本人有关，而且同苏共全党、同2亿苏联人民有关，因为在斯大林生前的30年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些功劳是同苏联人民、苏共、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相联的。这种联系正确地反映在6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会议上也公正地谈到这个问题。

葛罗米柯在此强调说，苏共中央、苏联领导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都不止一次地谈到斯大林的活动，实际上既谈到他的功劳，也谈到他的错误。他说，他本人认为，确定斯大林的功劳和错误的准确比例和用比例来表述是困难的。采用这种方法有陷入机械主义的危险。既肯定他生活和工作中的正确方面，也认清他的错误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同意这种说法，即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因为确实“不能用斤两来衡量功劳和错误”。他表示相信，历史学家解决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的。但他接着又说，在中国认为斯大林的功过是三七开。或许历史学家将来纠正我们。总的来看，在评价斯大林方面，我们同苏共的看法是一致的。

毛泽东接着说，苏共和中共在匈牙利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同时他强调说，这个问题是在同中共中央密切协商中解决的。他援引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来莫斯科商谈的经过。

毛泽东说，中国代表随时准备前来莫斯科，以便商谈需要讨论的问题。他说，如这一次，当需要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时召开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立即来到莫斯科。

毛泽东强调说，今后在国际舞台上可能出现许多问题，我们的同志，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陈云，任何时候都可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志。毛泽东在这里对陈云的评价很高，说陈云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是杰出的“经济管理领导人”。

在谈话中，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的工作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强调说，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很好的措施。例如，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清除一切不愉快事件和积垢的功劳属于赫鲁晓夫。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我们吐出了当年强迫我们吞下的那些苦果”。他接着说，中国赞赏苏联同志的工作作风有很大改善。这种改善也深刻地影响到其他国家。

毛泽东说，我们两党中央之间以及其他各兄弟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值得称赞的。这明显地表现在兄弟党会议上。开会时考虑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尽量团结一切力量。毛泽东问：难道斯大林在世时能做到这一点吗？他说，当时“兄弟党”仅仅是一句好听的空话。实际上斯大林是父亲，我们都是儿子。

中国对苏联国内的变化也很高兴，从前，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敢对他提出一句批评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同志，特别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同志都向我讲过。

毛泽东满意地谈到他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苏联时所受待遇的重大差别。他说，这次我于11月2日来到莫斯科，11月3日就同苏联领导同志举行会谈和共进午餐。在那次会谈中特别提到，斯大林同兄弟党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比作“父子关系，或猫鼠关系”。“你们苏联同志正确地指出，更像猫鼠关系，如果说像父子关系，那么就不是欧洲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而是封建专制和父权至上的亚洲家庭中的父子关系”。

毛泽东在回到斯大林评价问题时说，斯大林也有个优点，就是不固执己见。过一两个星期后他可以同意他曾经反对过的东西。例如，当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他终于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亲美的，中国革命不是民族共产主义的革命。朝鲜战争开始后，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关于援助中国建设156个企业的协定等。对此，中国人民感谢斯大林，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

葛罗米柯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这些友好行动符合苏联人民热爱和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

毛泽东答，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是相互热爱和尊重的。“我们和你们是全天候朋友，即使当年你们扣押了我，刘少奇仍然会是你们忠实的朋友。”

毛泽东接着说，我应当向斯大林在天之灵表示歉意，尽管在他生前我们俩吵过架。当然我们没有采取南斯拉夫人的做法。南斯拉夫人在回敬斯大林的谩骂时，指责苏联是“红色帝国主义”。无疑，应当承认，当时犯的错误是局部性质，从全局来看，苏共和苏联还是正确的。在评价一个党的全部活动时，应当对这些活动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

毛泽东说，对中共的活动也需要进行分析。总的来看，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在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他在这里列举了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和高岗的反党活动。他强调说，“在苏联有个莫洛托夫，在中国有个高岗，高岗是个可怕的人物”。他指出，高岗在自己周围联合了100多个领导干部，特别是在东北。在中国6个大行政区中，在4个大行政区都有他的代表人物。高岗的这些追随者后来承认，他们曾试图把陆军、空军、海军的领导干部拉到自己方面来。毛泽东说，高岗分子提出的口号是：“拥护毛泽东，反对宗派主义分子刘少奇和周恩来。”如果高岗分子清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该“打倒我了”。值得注意的是，高岗在最后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我的健康状况。“有一天，当他得知我的身体不好时，他立即从南方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说，高岗受到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看来还有马林科夫的信任。高岗曾背着中共中央向贝利亚集团提供秘密情报。毛泽东还说，贝利亚的代表戈格里泽 [103] 为此目的曾秘密到东北同高岗会见。

毛泽东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早在1949年，刘少奇同斯大林在莫斯科曾经商谈：在兄弟国家不搞情报活动。斯大林同意这个建议，并于1951—1952年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发了文件，说在兄弟国家不再搞情报工作。毛泽东说，但这是一句空话。“其实，在贝利亚被枪毙以前，这种活动一直在进行”。

毛泽东说，我在这里所谈的一切都属于斯大林那30％的错误。中国有一切理由对斯大林不满。我们的不满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中国革命在1930年代遭受到巨大损失，丧失了90％的革命力量。在那些年代，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伤亡惨重的长征。毛泽东说，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在苏联治病的王明本人会讲得更清楚。不过，他本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2.在1945年，“不允许我们革命”。当时斯大林以苏共中央的名义给我们一个指示：不要开始打内战。原来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进行过分工。罗斯福负责劝说蒋介石，斯大林负责劝说共产党。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在指示中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开始打内战，“他将袖手旁观，其后果不堪设想”。还推测说，“整个中华民族将要灭亡”。毛泽东指出，我们“没有执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是蒋介石分子首先向我们发动了进攻”。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妨碍了中共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开始夺取政权。

3.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本身受到怀疑。猜测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铁托分子，是亲美分子”。毛泽东说，对我们的这种怀疑直到朝鲜战争后才得以消除。

毛泽东说，确实，关于对斯大林的不满，我们从来没有公开过，为的是不给我们的敌人以口实，使他们用来在中苏间制造分裂。在刚刚结束的兄弟党会议上，我们也不能讲许多。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很多。帝国主义可能从这里了解到许多情况，并用来损害我们的事业。因此，在会议上我们只讲对斯大林的不满，但不讲为什么不满的细节。

葛罗米柯同意毛泽东的上述说法，即他回忆的这些具体细节如果公开讲出去，是会被帝国主义利用的。

毛泽东接着强调说，关于中共中央的这种不满，中国老百姓是不知道的，除中共中央委员外，中共一般党员也不知道。毛泽东指出，不错，由于国外发表了雅尔塔会议的文件，中国有人知道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也有人从杰吉耶尔写的铁托传略中看到这个协定。在这个传略中还有关于雅尔塔会议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材料。

葛罗米柯就此问题对毛泽东说，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引证的那个文件，说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似乎达成了协议。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经过查证，这个文件没有发给苏联，当然苏联也没有答复。葛罗米柯指出，在不久前出版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通信集中专门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而且英国人对此解释也没有提出异议。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南斯拉夫同志应该注意到这个情况。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祝贺苏联外交部在加强苏中友谊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再次强调说，中国和苏联是“由永恒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表示希望葛罗米柯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会谈进行了3个小时。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О.Б.罗满宁

发给下列同志：阿里斯托夫、别里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科罗特琴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毛希丁诺夫、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马林、葛罗米柯、帕托利切夫、扎哈罗夫、佐林、谢苗诺夫、费留宾、费德林、波采罗布、察拉普金。

文件3份，送：情报委员会、远东司、档案室

共印39份，1957年11月20日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葛罗米柯

1957年11月2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0а，п.1，д.423，л.1-22

№24940 苏中代表团会谈记录：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合作计划草案(1957年11月23日)

会议主席：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В.А.热利科夫斯基。

杨显东(Ян Сяньдун)同志：我想谈一些总的看法。昨天我们对文本进行了研究。我们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一些人认为，中国的机械化应该迅速发展，另一些人不认同这一点。中国农业机械研究所在8月份刚刚成立。该所的干部还很少，只有30名前不久才毕业的科研工作者，其中3人从事农业的电气化研究。由于中国缺乏干部，苏联专家很难开展工作。我们的农业工作者认为可以扩大合作计划，但是这一计划应该被逐步实现。另有如下5个农业方面的问题在被列入合作计划中：1.化肥问题；2.土壤改良问题；3.棉花栽培问题；4.养羊业问题；5.家畜疾病防治问题。

如果4个课题被纳入农业合作的总计划中，那么机械化问题就占了很大的比重。

现在两国之间和两国的科学院之间已经有了合作计划。两国合作计划中列出的是首要的问题，而两国科学院合作计划中列出的是次要的问题。

汪道涵同志：机械制造研究所在3年前成立，干部的培养还不够。我了解了苏联专家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全面的。机械制造部要在农业发展计划的基础上制定计划，因此，必须考虑到农业部的要求。

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需要，还要考虑能力。我认为，为制造和研究一些新的机器并建立农业机械体系的类型问题值得研究。这是一项研究工作。很明显，主要的是前两个题目。在此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提出农业电气化的问题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考虑到对中国的电力资源进行研究，需要考虑到对农业中电力的应用开展科研工作。

现在面临如下两个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把国家计划和研究所和科学院的计划相分离。现在必须对中国完成工作计划(首先是1958年的任务)的可能性进行思考，不能把国家的计划同研究所的科研计划混合在一起；也不能把五年计划同1958年的计划混在一起。

能否把4个问题合并为一个总的题目？在总的题目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合作形式。在此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可以完成这些计划。因此，需要把提出的要求和完成计划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讨论问题。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我们明白如下看法：机械制造部比农业部有更多的机会。从形式上来制定计划非常复杂。这份文件在保留其内容的同时，需要被制定得更加简单。我建议大家对其进行审议，并再次对其进行总的评价。

洛佐夫斯基同志：我们制定12年计划的原则的出发点是，要使科学能够解决的不是生产在今天提出的问题，而是其在明天和长远的将来提出的问题。

两国之间的合作计划可以像汪道涵和杨显东同志所认为的那样制定，也就是说，部分题目应被纳入同列宁科学院签署的协议的草案中，而第二部分的题目应当被保留在国家的计划中。在讨论的时候可以最终决定，哪些题目应被保留在国家的计划中，而哪些题目应当被列入科学院的计划中。

考夫曼同志：我觉得，把五年计划同科技合作计划割裂开是不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科研计划要服从于一些主要的生产任务的解决。看起来，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非常迫切的问题是在农业生产的各领域大规模地推广机械化，其中包括推广最简单的机械。或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最初阶段将会依靠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得到的技术。我认为，机械制造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中推广技术以及对今后机械化发展的机器的类型作出正确的选择是重要的。在此方面苏联可以给予各方面的帮助，提供所拥有的各种资源：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作出指示，专家参与新机器的试验，中国专家参加苏联机器试验站的工作等等。

杨显东同志：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克拉斯尼琴科同志：中国的同志们同意，中国今后应当建立起对机械的系统使用。如果不能安排好机器的试验，如果不在中国的农田里对国外的农业技术进行研究，那么就无法实现机械化。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农业机械领域工作的专家的数量需要扩大。

布兹科同志：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农业发展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从1956年开始，机械制造部门、农业部门应当在开展广泛的试验和研究工作之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定出农业机械化方案。并随着国内工业的发展，逐步而坚决地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界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培养科技干部和试验干部，迅速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我们认为，举出的合作题目应当会促进所提出的任务的实现。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在苏联，新的机器的研制都以一些专门的学科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希望中国能够向我们一样发展那些基础学科。苏联关于机械化问题研究的所有资料都可以转交给你们。

洛佐夫斯基同志：或许，三个问题都可以合并为一个题目，名称为《新型拖拉机、农业发动机、农业机器和工具，其中包括适应中国各地区需要的供牲畜耕地使用的工具的试验、研究和设计》。第二条可以分为三节：1.新机器的试验；2.耕作机械的研究、设计以及理论问题的研究；3.为机械体系的制定挑选材料。或许，要一一列举，需要就哪些机器开展工作。

杨显东同志：我们同意。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根据布兹科同志的提议，我们增加了关于农业电气化的条款。

国家拖拉机和农机维护工艺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谢利瓦诺夫同志提议把对机器的磨损和修理问题的研究列入合作计划。

汪道涵同志：机器的修理问题非常复杂，不应列入该问题。

热利科夫斯基同志：我们委托洛佐夫斯基同志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制定新的文本，我们在制定完之后将在今年11月25日交给中方代表团。

杨显东同志：而对于专家的人数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要在协议中指出？

洛佐夫斯基同志：我认为，关于专家的水平和数量这些问题需要另外解决，需要弄清需要什么样的专家，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来解决问题，这样将更妥当一些。

汪道涵同志：我们认为，第一批高水平的苏联专家应当在1958年第二到第三季度派到我们这里。

洛佐夫斯基同志：这一点可以写下来。

决定：

1.承认应当把最初的三个题目以及机器的磨损、修理和开工问题合并为一个问题。

2.电气化问题应当同动力工程问题合并为一个问题。

3.根据本次会议第一项和第二项决议，制定新的合作计划的草案的文本。

РГАЭ，ф.9480，оп.3，д.1707，л.33-37

№20609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1957年11月26日)

1957年11月28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0月26日至11月26日

第28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1月26日

应邀拜会了南日。南日通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听取了金日成关于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之行的报告。常务委员会同意代表团所做的工作。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对代表团领导的各种会见结果，特别是会见了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同志表示十分满意。常务委员会决定在今年12月5日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听取金日成关于莫斯科之行，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结果和会议通过的公报和和平宣言等情况的报告。全会将邀请各相等中央机关的领导，各道的主席、各郡党委的主席和各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出席，还邀请驻外大使参加。全会以后将召开祖国战线扩大会议和最高人民会议。

初步研究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的时间问题。常务委员会研究的结果认为，来访最合适的时间为4—5月间。

党代会看来将在明年2月份召开。

我问，金日成拟什么时候访问中国和越南北方？南日说，看来要到1958年10—11月间。

南日代表金日成邀请我，参赞克留科夫和舍斯捷里科夫、武官季亚科诺夫以及外交部工作人员托尔宾科夫出席于今年11月29日为党政代表团从莫斯科归来而举行的午宴。他还问，还应该邀请谁？

我建议邀请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博钦，南日表示同意。

在同我的谈话时，南日严肃而又表示信任地对我说，在莫斯科，金日成同毛泽东两次谈话时(有金昌满和他(南日)在座)，对去年9月彭德怀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十分注意(见1957年11月27日我的第655号电报)。

在同毛泽东的第二次谈话时，金日成说，彭德怀到别墅去找他，同他谈了很长时间。毛泽东说：彭德怀去您那儿了，很好，他还没有来得及向我汇报同您谈话的事，但我要告诉您，彭德怀讲的不都是事实，所以彭德怀讲的不一定都是中央的意见。只有我(毛泽东)讲的才是中共中央的意见。

南日还说，目前外务省正在草拟邀请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58年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的信件，还在草拟为建立高频通信一事给苏联部长会议的信件。至于苏联每年向我们提供500吨棉花的事，已授权目前在莫斯科的我们的代表团在缔结贸易协定的谈判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至于赫鲁晓夫在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我请南日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也起草一封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式信件。

南日表示同意。

АВПРФ，ф.0102，оп.13，д.5，л.322-324

№20422 苏达利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高教部的反右斗争和新任务(1957年11月29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月20日

第34/гк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会谈记录

1957年11月29日

应杨秀峰之邀，我们在中国高教部举行了会谈。会谈期间，杨秀峰部长谈了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关于中国高教部所面临的一些新任务的问题的决议。

会谈伊始，杨秀峰便谈了关于与中国高校里的右派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他说，目前中国共有230所高校，其中包括教育部和其他部门的高校在内。高教部目前掌握了112所拥有27万大学生的大型高校右派分子的基本资料。在这些高校中右派分子近9400人，约占学生和教师总数量的3.5％。在北京的81所高校中右派分子比重为4％，即略高于上述全国高校中右派分子的总体比重。在全国所有大学教师中右派分子比重为6％，在教授和副教授中——10％—15％。在全国所有高校中共有教授和副教授8000人，其中右派分子约1000人。

与右派分子斗争的情况证明，近2—3年来我们在中国高校中针对大学教师和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薄弱了。

关于在大学生中右派分子的社会出身情况，杨秀峰同志列举了70所高校的相关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显示，在这些右派分子大学生中37.5％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此类右派分子许多都是被镇压者和反革命的亲属。与右派分子的斗争表明，在国内高校中我们在坚定贯彻阶级路线方面存在着不足，从而使右派分子的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青年中个人主义和虚荣心不断蔓延。青年人不懂得如何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问题，从而导致纪律松懈现象大量出现。部分青年公开对从事社会工作和学习中共政策的意义估计不足，认为做这些事会影响自己的学习。

以前我们在高校的教学和培育工作中只注重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必要性，而没有为这一思考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右派分子反对马列主义，并使大学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首先应当是一名专家，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与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到，针对青年政治教育工作的不足会导致其立场上的不坚定，从而使一些地方的右派分子能够乘机对部分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思想施加影响，并将其拉到自己一边。

直到最近以来，高教部的领导干部们依然对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持续性问题没有充分的意识，虽然早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已强调过在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右派分子的问题。尽管上级已发出了上述指示，但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仍只是从业务(能力)方面来对知识分子进行评价，而对其政治观点关注不足。如果说在解放初的几年间许多大学教师们仍坚持政治学习、参加报告会和从事夜大学习等活动，那么在随后时期他们便开始逐渐放松了这方面的学习活动——对政治学习态度不端正，把政治学习放到次要位置等，这在那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各地从事社会科学教学的大学教师们并非都能站在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们缺乏战斗的主动进攻精神。他们的理论素养不错，但缺乏实际工作的锻炼和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因而无法很好地完成高校政治教育的任务。社会科学教研室往往是独立于党委、自行其是，党委对其领导薄弱。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并不能只归罪于始终勤奋、诚实工作的高校教师和领导，也跟我们没有为其工作指明必要的发展方向有关。

大学教师们在课堂上只管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而根本不谈其建设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险阻。

一些从苏联回来的中国大学教师只说中国也应当建设像莫斯科大学那样的高校，但与此同时却根本不考虑中国的实际。苏联专家向我们指出了节俭的必要性，例如在实验室的装备方面，他们便建议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生产一些实验所需要的物品，但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建议走捷径——从外国购买所需设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想走捷径，但最终结果却是花了许多冤枉钱，买了许多没用的东西。因此，我们当前的任务在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良好普通教育素养和强健体质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应当是新型的、具有全面素养——尤其是政治素养的劳动者。

我们的政治学习应当与实际相结合，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学习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不能以牺牲政治学习为代价而只专注于普通教育课目。

应当培养我们的大学生热爱马列主义。如今，中共中央给我们提出的总任务——我们的学校应当成为培养红色专家的无产阶级高等学府。鉴此，我们党正打算采取一系列举措以加强针对高校的政治领导工作，其中包括：计划从党和国家机关中抽调2000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到各高校、科研和文化教育机构担任领导职务；决定由一些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党委书记亲自承担一门社会经济学课程。他们还要平均每月1—2次到普通高校发表演讲和在以系为单位的大学生会议上作报告。

我们打算，在本学年原来4门独立的社会学课程——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史将由一门新课程来替代——“社会主义教育”。该课程学习将以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著作为基础。

我们将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重新对所有社会学课程教科书进行审查。为了培养各方面人才，我们将在高校设立拥有不同期限的教学模式。

1955年，我们撤消了工农速成中学，但现在又产生了重新恢复这种教育模式的必要。从前，这些中学的教学目的——只为培养和帮助工农青年考入高校，而如今我们打算部分青年结束了在这些中学的学习之后便可进入技术学校继续深造。从前，这些中学的学生在3年期限内必须学完6年的课程，但实践证明这一期限对于多数学生是不够的。如今，我们打算将此类中学的学习期限设定为4—5年。这些中学的教学模式将跟独立的高校一样，称作工农中学，类似于苏联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

与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知识分子的任务相联系，我们将对专业性的中等学校的工作进行重大的调整。进入这些中等学校学习的主要是企业中的优秀工人和来自农村的农民。如今，我们的高校和技术学校在接收新生时更注重学生的政治素质和社会出身，并将与右派分子作斗争和工龄作为接收新生的参考。劳动阶级青年可以免试进入高校和技校。至于大学生的物质保障方面，我们打算给干部发放的助学金为原工资数量的100％，其他类型来自工业和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原工资的70％。

中央全会已确定了大力加强大学生劳动技能培养以及将许多教授和大学教师发往农村接受劳动锻炼的方针。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将到各企业和集体农庄参加为期1年的见习劳动。

与国家的财政经济总任务密切相关，各高校将压缩管理机构并对干部进行合理的调整配置。各级党委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鉴于中央全会所作出的相关决议，我们确定了扩大基层机关权限的方针，这尤其体现在财政、干部和一些教学组织领域。

例如，中央所确定的教学计划只是为专业人才的培养给出一个基本的指导方向，至于细节问题则由各地方自行决定，不必与高教部协商。中央所制定的教学大纲也只是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各地方可以随机应变，只是必须遵照大纲中所规定的基本要求。

在会谈最后杨秀峰同志通报道，国务院已决定增加科学工作者的食用油供应定额标准。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一等秘书Н.П.萨拉博金同志，中国高教部顾问А.Я.希涅茨基，以中国高教部翻译周同志。

杨秀峰同志允许(我)把会谈内容告诉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大学教师们。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4份，分送：费德林、库尔久科夫、安德罗波夫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Н.Г.苏达利科夫

1958年1月18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1-16

№08873 葛罗米柯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请求中国向苏联移交沙俄档案(1957年12月8日)

机密

文本第13份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联外交部现有材料获悉，在中国大连、哈尔滨、沈阳、齐齐哈尔和其他城市保存有沙皇俄国各种机关的档案材料。例如，在大连市保存有阿穆尔沿岸军区和伊尔库茨克军区的秘密材料和文件；在沈阳辽宁图书馆里保存有大量的俄国文件材料(近14000份)。

上述文件反映着俄国同中国、日本和蒙古的关系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中东铁路的历史、在华俄侨的生活、白卫军将军首领的活动等)。

所以，比较稳妥的做法是，通过苏联驻华使馆从中国朋友那里弄清这些俄国档案材料和文件转交苏联的可能性。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指望中国朋友们会很好地对待这一请求，因为不久前苏联把满洲档案和涉及中国的共产国际档案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决议草案附后。

请审阅。

А.葛罗米柯

Н.杜多罗夫

1957年12月8日

第2597/ГС号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3份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批准给苏联驻华使馆的电报草案(附后)。

(草案)附件：

苏共中央关于归还俄国档案事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的电报

正如你们所知，在大连、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其他一些中国城市保存有俄国的文献材料和苏联机构可能对其有一定兴趣的出版物。

请从中国朋友们那里摸清将这些材料和出版物归还苏联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科学机关的愿望，我们准备为他们留下所归还文件的感光复制品。

如果中国同志对这一请求抱积极态度，请与他们商量我们派2—3名苏联专家去事先了解所说材料。

请禀告事情结果。

ГАРФ，ф.9401，оп.2，д.493，л.29-31

№10497 中国使馆致苏联备忘录：建立中苏国防工业联合委员会(1957年12月14日)

为了加强中苏间在国防工业方面的合作和紧密联系，中国政府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的中苏委员会来管理国防工业，委员会由双方的几位代表组成，每年会面一到两次。

联合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交换出版的和未出版的书籍、杂志、手册、电话号码簿、技术标准以及其他双方认为合适的资料；

二、讨论诸如务求标准化、技术条件、规格、国家标准及双方可以接受的不同的武器生产方式之类的问题；

三、讨论技术规格标准化问题，并向双方提供标准的产品及测量器具；

四、讨论邀请和接触事宜，包括技术专家和援助的步骤、期限及数量；

五、在互惠的基础上邀请和派遣专家和代表团以达到现场审查、参与会谈、报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实习的目的；

六、在双方国防工业的科研和生产条件方面建立经常性的联系；

七、讨论交流和提供教学指南、教科书或其他有关国防工业培训的资料，或与加强国防工业人员技术、技能所必需的资料；

八、交流采用新机器、新设备、新技术以及将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九、研究一方向另一方的生产提供的技术资料的担保问题；

十、讨论其他双方认为必要的有关国防工业的问题。

在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中国政府将授权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驻莫斯科商务处负责日常事务及国防工业的交流和联系。在此期间，苏方由何机构负责此项事务将由苏联政府决定。

联合委员会在召开每一次会议前，每一方应向对方提供包括议程、事件表及补充材料在内的备忘录。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所有备忘录和记录都应分别用中文和俄文准备，并经双方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共同签字。

联合委员会讨论的所有结果供双方政府参考，若认为必要，政府将授权特定机构实施。

组织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所有费用均由会议的承办国负担，但是会议期间各个代表团的费用将由各自政府负担。

请考虑上述提议。中国方面希望了解苏联政府的反应。

АВПРФ，ф.100，оп.50，п.423，д.3

№08876 佩列韦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有关早期中共活动的文件资料(1957年12月16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已经查明，苏联中央国家特别档案馆里保存的那些被缴获来的德国保安总局和德国秘密警察局(盖世太保)的全宗文件资料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8—1942年期间活动情况的文件。

这些文件包含的内容有：关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关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关于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以及他们如何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等等文件资料。还有一些从德国杂志上剪裁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章，以及从一些反共产主义宣传手册和杂志上剪裁下来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苏联内务部认为，把附后的清单中所列出的文件移交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是适宜的。

附文件清单共4页。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佩列韦尔特金

1957年12月16日

附件：

机密

保存在苏联中央国家特别档案馆里的关于中国共产党1928—1942年期间活动情况的文件资料清单

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其内容是：关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关于加强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分子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恐怖政策的斗争；关于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及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关于建立中国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组织，以便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关于向人民揭露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真实面目等。该文件是由中文译成德文的，由盖世太保机关翻译的。

年代：1931年12月2日，文件馆藏：ф.501，оп.3，д.232，л.16-19。

2.美国共产党下属的中国新闻局机关报——《群星报》(中文版)。

年代：1935年8月1日，文件馆藏：ф.501，оп.3，д.232，л.212。

3.1930年在纽约开办的《中国先锋队》周报(中文版)。

年代：1936年10月31日，文件馆藏：ф.501，оп.3，д.232，л.242。

4.中国出版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册，被反对共产主义的组织“反共产国际”运到盖世太保(中文版)。

年代：1937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236-312。

5.关于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内容的《中国新闻》传单(在巴黎用中文出版的)。

年代：1939年1月10日，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120。

6.由德国国家安全总局编制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名单。

年代：1939年1月，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48-74。

7.德国国家安全总局、盖世太保和汉堡不来梅经济情报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报告。

年代：1937年至1940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129-134；д.135，л.7682；д.445，л.102-127；ф.501，оп.3，д.227，л.124 136；д.393，л.104-106，110-133；ф.1257，оп.1，д.5-6。

8.驻中国的德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件，其内容是：关于1938年9—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关于在中国散发号召参加革命斗争的传单；关于中国妇女参加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关于加强中国的罢工运动；关于大规模逮捕和枪杀中国共产党党员，等等。

年代：1936年至1938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200，201；д.135，л.13-52；д.444，л.75-77；д.445，л.70-81，88-90，133-135，143-150，157-160；ф.501，оп.3，д.232，л.232-234，259，260，263-267。

9.从德国的一些杂志和报纸剪裁下来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文章，例如，《世界报》、《共产国际》、《评论》、《红旗报》、《世界晚报》，其内容为：关于在中国建立全国人民抗日统一阵线，组建中国的志愿部队，开展释放政治犯的运动，关于中国人民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团结；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8年10—11月期间召开的扩大会议的决议，集结力量准备总的反攻行动，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在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斗争；关于中国大学生参加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关于加强中国红军队伍的力量，加强国际无产阶级与中国劳动人民的国际大团结，声援中国人民为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斗争；关于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建立“中国友人”联合会以及在中国建立“苏联朋友协会”，等等。

年代：1928年至1942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3，4，6，9，118，135，137，211-220；д.135，л.9，10，56，57，117，122；д.136，л.10，11；д.444，л.46，208，209；д.445，л.8-10；ф.501，оп.3，д.227，л.28，42-54；д.394，л.49；д.232，393。

10.国民党支部在德国出版的简报：《新中国》和宣传册：《共产主义在中国》、《关于远东战争新闻之声》、《中日冲突》，等等。

年代：1937年至1939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444，л.21-45；ф.501，оп.3，д.227，л.210-221，277-280；д.395，л.3597。

11.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手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由“反第三国际联盟常设局”出版)、《共产国际在满洲国的阴谋》(由“反共产国际”组织出版)和从反共产主义杂志《大陆共产国际》上剪裁下来的关于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容的文章。

年代：1932年，1937年，1939年，文件馆藏：ф.500，оп.3，д.134，л.100-115；д.444，л.2-14；ф.501，оп.3，д.394，л.54，55，59，71。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局长

Г.别洛夫

1957年12月10日

ГАРФ，ф.9401，оп.2，д.493，л.43-47

№20611-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1957年12月17日)

1957年12月2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2月14—20日

第308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2月17日

应邀拜会金日成。在谈话时，金日成向我通报了以下问题：

第一，今天我们通过中国大使向毛泽东同志转交了一封信。信中说，鉴于中国朋友提议将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提出讨论和决定这个问题的程序。主要是：1958年1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要求于1958年内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致函联合国，要求美军从南朝鲜撤离。在1948年就是这么办的，当时我们致函苏联政府要求撤出苏军，同时致函美国政府撤出美军。苏联政府立即同意，并于1948年将军队撤离南朝鲜，美国的撤军拖延到1949年中期。朝鲜和世界舆论在苏联一边。我们认为现在也是这样，中国朋友接受我们的建议后，南朝鲜人民和全世界舆论都将给美国人以强大的压力，坚决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

第二，我们向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请他在1958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时间是5月份。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4-19

№2061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1957年12月20日)

1957年12月2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7年12月14—20日

第308号

绝密

平壤市

1957年12月20日

在我们使馆举办的苏中友好晚会上，我同中国大使乔晓光谈了话，是乔大使主动找我谈的。

乔大使说，在莫斯科期间，金日成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于1958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回到平壤后，发出了正式邀请。现在收到了中国政府正式允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回音。代表团将于明年5月来到朝鲜，到达的确切日期以后再进行协调。周恩来将参加这个代表团。

鉴于中国党政代表团这次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性，我也向大使通报了金日成邀请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赫鲁晓夫在同金日成交谈时已表示同意派遣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随后，乔大使涉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大使说，金日成把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同意毛泽东关于在1958年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撤出的建议的决定通知了他。撤出志愿军的工作将于年底完成。乔大使继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离，从军事角度说，有可能很快地在南朝鲜和美国的侵略行为上得到反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无妨，因为军队只撤离到鸭绿江的对岸。这时大使又说，对朝鲜同志来说，在国防方面的确有些问题，因为东部的分界线从开城到黄海，西部从开城起，还有沿海地区，现在都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守卫。

大使认为，志愿军撤出朝鲜在政治方面也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可以使朝鲜居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之间产生的不正常情况得以结束，这是由于后者违反了军纪引起的；同时还可以让世界舆论更坚决地要求美军撤出南朝鲜。

对大使所说的这一举措的重要性我表示同意，并说，金日成回到平壤后曾说过，打算在1958年1月同防务相一起亲自去停战地区了解军队部署情况。我顺便问乔大使中国志愿军在朝的大致人数。

乔大使说，志愿军大概有30万人。

乔大使最后说，金日成和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谈话时，毛泽东曾建议，要朝方派人到中国去，说服去年逃往中国的朝鲜人回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需要这些人。大使补充说，从某些朝鲜领导人处得悉，这些人已被开除出朝鲜劳动党，并已吊销了国籍。

谈话由大使馆随员М.库尔巴茨基翻译。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0-22

№23033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与钱俊瑞、阳翰笙等谈话纪要(1957年12月27日)

机密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兹向您呈送与中国文化和宣传方面一些领导干部——沈雁冰、钱俊瑞和阳翰笙等同志的会谈纪要。这些会谈都是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会谈的内容是关于改善我们对中国的宣传工作，协调苏中两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活动。委员会考虑了中国朋友所提出的意见和愿望，并在无线电广播管理总局、苏联新闻局和《苏中友谊》杂志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等方面也应当考虑(中国)朋友们所提出的意见和愿望。

Г.茹科夫(签名)

1957年12月24日

第899号

附件：

与中国文化和宣传领导干部钱俊瑞同志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会谈

1957年11月25日

Г.С.茹科夫同志与钱俊瑞举行了会谈。根据事先约定，他向钱俊瑞提出了关于中国反右斗争的结果的问题。

钱俊瑞同志的通报如下：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是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活动日益活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右派分子的积极活动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不满。钱俊瑞说，这只是内部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这还与国际形势有关。

由于苏共二十大开始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活动，国际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资产阶级发动了反对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批评”的恶浪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也卷了进来。众所周知，在1956年底匈牙利事件期间，中国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认为社会主义还不够稳固，因而可以在中国与之开始斗争。以上所述便是中国右派分子活动猖獗起来的国内外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国内的形势，就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所有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问题，反对中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利用这一口号，他们攻击中共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在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的同时，右派分子提出了自己的口号：“让所有花开放，让所有学派都争鸣”…… [104]

众所周知，今年4月末，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口号。右派分子谴责了这一口号，并发起了针对共产党的诬蔑性运动。

中国右派分子包括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部分代表。在中国，老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估计有500万。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拥护与中共的合作，我们称这一部分人为知识分子的左翼；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我们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间派；第三部分知识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并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部分人数较少，并被称作中国知识分子的右翼。在中国，右派知识分子的拥护者约占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人数的5％。

也正是这5％的知识分子右派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发动最猛烈的进攻。原因在于，由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右派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经济基础。虽然少部分资本家也怀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情绪，但他们没有胆量加入到这一斗争之中。

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意识到，自己暂时具备了精神方面……政治资本，因而便采取了反动的立场。他们认为，党在科学、教育、艺术、技术……等方面的领导作用是薄弱的。因而，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右派分子们对党的领导地位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

右派分子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罗隆基、章乃器，右派分子指责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情况甚至连国民党时期都不如。

右派分子组成了联盟。民主同盟、工农民主党、“九三学社”、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党派的许多活动家均加入了该联盟。他们还与共产党内部的反党分子相勾结。

这导致右派分子在国家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异常活跃起来。反党分子丁玲等人与右派分子一起，在文学战线上组织了对党的攻击。右派和反党分子还在文学和中国作协领导部门发表反党言论。他们断言，文学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公然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艺术应当为人民(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他们认为，文学艺术不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关心的事，文学艺术活动是他们自己的事，而不应当为中共的政策服务。他们广泛地在中国青年作家中散布这一“理论”。

右派分子的思想在造型艺术(绘画、雕刻和木刻等)中也有所反映。这些思想的追随者们包括中国中央艺术学院院长、中共党员江丰。在与右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之后，江在该学院开展了反党活动。右派们极力败坏党在造型艺术中的威望，……并以此企图危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

……他们声称，党的领导方针似乎对中国的传统戏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右派分子还在……领域开展了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清华大学著名中国物理学家钱伟长反对党对科学的领导。……学院院长费孝通编写了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并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反对中共的10年经济发展计划。

……及其来自高级中学的拥护者们——多数都是以前曾在美国和英国留学者，试图排除党的领导并在该校中占据党的地位。

学者常振海(Чань Чжэн-хай)、梅海忠(Мэй Хай-чжун)和陈达(Чэнь Да)等人在社会学领域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性。

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和集团也积极拉中国青年们——尤其是那些对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者——加入自己的队伍。民主联盟和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罗隆基和章伯钧等，虽然自称关心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他们实际上却是在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作对。从去年下半年起，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之后，这些活动家均加紧了自己的右派活动。

在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开始后，右派分子的活动也高涨起来。起初，他们极力……到科学、文化和教育领域，以各种手段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威望。他们认为……他们极力渗透到……领域，以便危害人民解放军。

……右派分子希望中国与美国亲近，并极力破坏中苏友好。

……中共在广大劳动者层面揭露右派和反党分子们的思想本质，并允许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拥护者们在报刊上发表反对右派立场的言论。

结果显示，90％的发言者拥护中共，反对者只有10％。钱俊瑞说，我们决定支持大多数群众。6月8日，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全面反对右派立场的进攻。这场斗争在全国人代会上也有所反映。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辩论。钱俊瑞说，我们在进行这场斗争的过程中主要是以事实为依据。该斗争的规模巨大，其间人们不仅可以进行口头辩论，而且还可采用任一形式的书面辩论。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是“大字报”，即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在一张纸上，或机关的墙报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所反映的观点具体包括：

1.中国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2.由谁来领导比较好，是中共还是国民党？3.国家是否需要无产阶级专政？4.国家是需要民主集中制还是无政府主义？5.国家将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保持生产和民族经济的无政府状态？6.中国应当成为苏联的盟友，还是苏联的敌人和美国的朋友？

我们在会议和报刊上列举了大量具体的事例以表明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批判了右派分子的复辟思想，并罗列了中国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典型案例。

……

……右派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复辟思想受到了批判。

……右派分子在中央所承担的职务被撤消。与此同时，在……会议上一系列右派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活动受到了批判。而以后，他们的命运如何将取决于自己的行动。钱俊瑞说，不过，我们在决定右派命运的问题上将采取宽大政策。我们公开宣称，右派与人民群众之间已出现了一条鲜明的界线。如果右派分子不再从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活动，那么他们将不会受到追究并保留其公民权，仍可以继续保留中共党员身份，调到其他工作岗位继续工作。钱俊瑞说，这样做将有利于分化中国的右派力量，但如果他们重新开始斗争，那么我们也会更激烈地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我们有两类教师：第一类教我们懂得马列主义原理；第二类——以自己的言论反对我们的右派，从而可以向我们展示其反动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因为右派们的批评可以使我们的思想深入地渗透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现在众所周知的是，我们批判右派错误的活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目前，我们所开展的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已进入了第三阶段。

……8年来，中国广泛地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钱俊瑞指出，中国在宣传苏联成就的问题上仍做得不够，例如苏共是如何领导苏联人民取得这些成就的？这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似乎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些中国青年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成就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因此，钱俊瑞说，我们希望在报道苏联成就的过程中，也要强调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也正是借此苏联人民才拥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例如，苏联成功发射两颗人造卫星，这让全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同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我们必须说明苏联学者和全体人民在发展科技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困难。

钱俊瑞说，在访问苏联期间中国同志看到了苏联工厂和企业正在使用的那些老设备，看到了苏联人民朴素的工作条件。而我们，钱俊瑞指出，却存在这样的议论：什么时候能建起这样一个新企业或设施，并在其中安装上全新的设备，从而有一个富丽的工作条件。钱俊瑞说，我们必须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这将有助于我们中国的新生活建设；必须让我们的人民明白，苏联人民在过去的40年间都是过着朴素的生活的。在上述这些事例中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展示苏联人民艰苦奋斗的斗争历程……另外，钱俊瑞说，我自己也亲眼看到苏联工人在为中国生产设备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些事实都必须用到针对中国作家的宣传方面。

在苏联24所高校中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共计6000人。苏联大学生像兄弟一样帮助中国朋友掌握知识和克服学习上所遇到的困难。在苏联各工厂，目前有中国实习生7000人。关于这些内容都应当更多地在中国报纸上刊登出来。

苏联目前拥有一所中国学院，但关于这所学校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必须让中国读者了解这所学院的教学目标、任务及其活动情况。我们也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在中国不能有一所研究苏联及其文化的学院呢？在我们国内的报刊上报道这些和其他一些问题，将有助于巩固我们两国间的友谊和加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参加此次会谈的有35人。

会议记录者Д.卡杜莫夫。

与阳翰笙和高……等同志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会议纪要1957年12月1日

机密

(我们)在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接待了阳翰笙和高……等同志。后者即将从莫斯科返回北京，因而前来辞行。

阳翰笙同志说，自己逗留苏联的40天期间，在为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而举办的联欢节上他详细地了解了苏联戏剧团体所作的各种表演。这些演出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这些将作为他为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活动而在戏剧艺术方面所采取措施的基础。

据阳翰笙同志说，1958年中国同志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苏联戏剧和导演大师们的经验，打算向苏联派遣8—10名中国戏剧和电影导演，让其在1—2个月的时间内每天都观看目前苏联舞台上所上演的戏剧，从而随后对所观看的戏剧及其作者、编剧和导演进行详细的筛选。

与此同时，中国同志也正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能邀请苏联一流的导演们——奥赫洛普科夫、扎瓦茨基和普鲁切克等人在夏季时去中国度假，以便了解中国戏剧家和话剧家们——其中包括梅兰芳——的戏剧和表演艺术。

阳翰笙对自己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典之际，作为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成员在访问苏联期间所看到的一切表示衷心的赞叹。他还对苏联朋友们——其中包括苏联文化部的工作人员在内——为中国同志所提供的帮助表示真诚的谢意。

关于自己造访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主要目的，阳翰笙说，除了在中国人民文化协会的工作……

……

……据阳翰笙说，中共中央目前正在研究关于把国内类似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对外文化关系的组织联合起来的问题。

根据阳翰笙同志的请求，我们向其介绍了我们设立这个国家委员会的目的及其结构，并提醒说，我们所通报的情况都是需要严格保密的，不应当泄露到中共中央机关以外。我指出，我们的这一委员会的任务之一便是协调我们的对外政治宣传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对外政治宣传活动。鉴于阳翰笙同志感兴趣，我们现在可以向中国朋友介绍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方面的活动情况。

在认真听取了我的解释并对所作通报表示感谢之后，阳翰笙也谈了如下一些情况：即至今中国没有建立任何统一的对外政治宣传机关，这方面工作由几个机构和组织同时负责，由于工作中经常出现失误，因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本人经常会对其发出指令。1956—1957年间，应中国各社会和贸易组织的邀请，日本各阶层代表……大量来中国访问。总体而言，这些日本人到中国来是有好处的。他们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好感的不断增加，有利于揭露美国和蒋介石在日本所进行的反对中国的诬蔑性宣传。尽管这样，中国负责对日工作的组织……例如，一个由前日本战犯——由以前曾积极参与了反对中国的战争的日本前军官……组成的代表团来访问中国。

中共中央对该代表团成员表现得极其关心，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都接见了他们。因此当这些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反革命集团的代表们回到日本后，便开始积极要求日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揭露美国在宣传中所作出的判断，即中国似乎正准备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中共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揭露以日本各种事务性和文化界代表团成员身份被派往中国的许多日本和美国间谍。

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急于问鼎政权的心理来从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工作和扩展与日本的文化关系。前不久访问中国的日本社会党领导人风见章便与中国同志达成了如下协议，即在1958年，社会党各分部将派遣由日本各府县代表组成的30个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日本社会党提出的自己的主要竞选口号之一便是——要求恢复日本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而这一口号将有助于破坏美国在日本的整个政策。中国同志方面也对日本社会党组织此类访问中国的代表团的活动给予了必要的帮助。

在答复关于苏中两国间在对外宣传政策方面的重要工作的具体建议的问题时，阳翰笙同志指出……将有助于确立两国在针对日本和东南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密切合作关系。

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

С.齐赫文斯基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197-211

№23034 杰缅季耶夫致赫鲁晓夫函：关于在中国生产的安-2飞机(1957年12月29日以后)

致苏共中央Н.С.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真理报》于1957年12月29日公布的在中国生产第一架安-2飞机的问题，兹报告如下：

安-2飞机的设计者为安东诺夫同志，所安装的发动机型号为安62ИР(我们的里2飞机安装的也是此类发动机)。该架在中国生产的飞机的许可证是由苏联航空工业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6年6月29日第907—493号决议(向中方)颁发的。

此类飞机是在位于基辅市的第473号航空制造厂批量生产的。

1957年，在第473航空制造厂共生产安-2飞机360架，而1958年此类飞机的生产计划为400架。

安-2飞机的战术技术参数：

起飞重量——5吨

营运负荷——1—1.2吨

巡航速度——200公里/小时

最大速度——259公里/小时

安-2飞机的生产计划在中国南昌市的一座工厂里进行。

报纸上公布的飞机是安-2飞机的第一架样机，其零部件由中国生产，而飞机上所安装的发动机是苏联生产的成品。

П.杰缅季耶夫(签名)
手写批注：
赫鲁晓夫同志已经了解了，归档。
…… [105]
РГАНИ，ф.5，оп.30，д.228，л.213